中国历史上那些事儿（套装共18册）
Author: 曹胜高；袁村平；干春松；王斌明；宋卫云；黄小楼；杨婷婷；高王凌；刘大胜；吕思勉；奕伶；老蔡的菜园子；何善蒙；陈健；章祺；秦姜；查尔斯
Date: 2016-06-30T16:00:00+00:00

总目录

中国的修养
觉醒的国殇：甲午战争120年祭
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
中国艺术史
传承的力量：民俗常识1000例
一口气读完宦官那些事
一口气读懂康熙、雍正、乾隆
乾隆十三年
重读摄政王载沣
中国通史
一口气读懂明末四大名妓
野史更疯狂：另类的唐宋历史风情
荒野寒山
一口气读懂历史上那些皇后
中国上下五千年
随便问吧：关于中国文化的108个趣味问题
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的日常生活
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的修养

书号：978-7-5141-2538-2

作者：曹胜高 著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简体中文电子版

目录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引言

第一章　励志
第一节　自立

第二节　自勉
第三节　自新
第四节　自信

第二章　正心
第一节　明心

第二节　全性
第三节　慎欲
第四节　养气

第三章　修身
第一节　养生

第二节　谨慎
第三节　省思
第四节　浑厚

第四章　怀德
第一节　大度

第二节　隐忍
第三节　善友
第四节　格局

第五章　读书
第一节　为何阅读

第二节　如何阅读
第三节　读书原则
第四节　如何思考

第六章　治学
第一节　持恒

第二节　养学
第三节　深思
第四节　明理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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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楼宇烈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的选择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

一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近代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得到了自主，80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和父母是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他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他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他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他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他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他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考虑体制、机制的问题，考虑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冲击多少。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根本不认同。

二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还“直在其中”？这不符合法律。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合情合理合法，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合理合法可以接受，但合情不能接受，认为法律是没有情的。法是不是就不容情呢？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韩国，想了解一下儒家文化在当下韩国社会中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对包庇罪怎么处理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隐匿者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根据他的罪状，要判10年；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和他有血缘的直系亲属之间就可以减刑。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儿荒唐。但我仔细看他们伤害罪里还有一条，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亲族的血缘关系的，根据他伤害的轻重判5年；但如果是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得判10年。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法律的意图：重视亲情。我们都知道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我看到这两条后马上就想到孔子这句话。

我们人间之情大致归纳起来也就是三类：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三类“情”中最不稳固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应该是永恒的，爱情却是变化的。两个人有爱情，到一定程度后结合了，这个爱情已经转变成亲情了，亲情就不能像爱情那么随便了：我们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他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责任，这就是亲情的要求，就不能够还停留在爱情上了。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礼是婚礼。礼，始于冠、本于婚，但现在的婚礼可以说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顺便恶搞一下就完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一下婚礼，要让两个人通过婚礼受到一种教育，认识到责任发生变化了，双方都要为对方负责；婚前如果讲孝道的话，他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了，结婚以后还要为对方的父母尽孝道。如果有了子女，以后他还要对子女负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婚礼上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呢？就是要感恩，让他有这种感恩的心。

我们现在的人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存、我的成长、我的成就是离不开他人的。没有天地我们能活得了吗？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荀子讲礼有三本，第一就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地。荀子讲“先祖者，类之本也”，中国人的生命观念是族类观念，生命是由父母、祖父母给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天地、拜父母？报恩，勿忘本也。人最基本的品质里面就应该有报恩的思想。荀子还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过去的君也指圣人，意即圣人和老师是他懂得做人道理的根本。“治”的意思是治人治己，治人必先治己，正人必先正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不忘本。

年轻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我价值，但怎么实现呢？被别人认同才有价值，要取得别人的认同，他必须对别人作出贡献。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儒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秘诀，可是我们却说是否定自我价值的罪魁祸首。因为儒家告诉我们要投入到群体中去，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群体去做，这不是最好的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途径和秘诀吗？可是有人讲中国人一点儿自我都没有，怎么没有自我呢？前半生为父母服务，后半生为子女服务，就是没有为自己。我们说现在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为子女、为父母服务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他现在对父母的尊重、尊敬实际上就是为了将来他的子女对他尊重和尊敬。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报应也是这样一代一代去延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讲孝，好像给父母吃饱穿暖就是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礼记》里面讲孝有三本，“大孝尊亲”，就是使他的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是“勿辱”，不要让他父母受到社会的侮辱；最后是“其下能养”，能养成了其下。

有人问：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么中国文化里面糟粕多不多？当然有。比如中国文化里面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愚忠愚孝。其实儒家也不提倡这个。《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人问孟子，成汤杀了夏桀，武王杀了纣王是不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谁都讨厌他，谁都抛弃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这怎么能说是以下犯上呢？所以《周易》里面才有一句话叫“汤武革命，革故鼎新”。《荀子》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就是回到家里能孝，出到外面能尊重长辈，这只是“小行”。那么什么是人之“大行”呢？“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也就是孝和忠都是有原则的，不是提倡愚忠愚孝，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荀子·子道》。

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选择的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人就说是我们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是推卸责任。今天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担当起来，对传统文化运用得好坏也是我们今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

三

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按照《礼记》里面的讲法，中国古代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入小学后学习的第一个内容是洒扫应对，即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第二个内容是进退有节，怎么进、怎么退，都是仪式上的东西。有一句话叫“徐行后长”，是说当有长辈与他同行的时候，一定要让长辈走在前面，而他要慢慢地跟在后面。第三个内容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主要是仪轨的东西。除礼乐外，射、御就是射箭、驾车，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书法；数就是指的术数，就是天文、地理之类的东西。从六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可以说是礼乐的表演，这些东西都是修身养性的。在北京奥运会上，韩国在射箭比赛方面失利了，没有得到冠军，他们很懊恼，认为应该得到。因为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射箭。为什么射箭受到那样的重视呢？

按照《礼记》来讲，射也是非常重要的礼仪，有乡射礼。乡礼就是社区活动的礼，其体现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90岁的老人，那么80岁的老人要等90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坐。射礼里面体现什么精神呢？必须身正，要身正必须先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他没有射中不能埋怨，说这个靶设得不对，这个时候他必须反省我心正了没有、身正了没有。射礼是让我们通过射培养自己心正、身正，反省自己的品德。这些礼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通过这些礼培养自己的行为。

15岁进大学后要学什么？要学穷理、正心、修身，学这些做人的大道理。所以就整个中国传统教育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也就是为人之道。我们讲教育乃立国、强国之本，何者又为教育之本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我们现在的教育停留在知识的传授、技能的传授，这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或者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讲为学之方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给他怎么样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比他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现在学科分得很细，以至于各科之间完全是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就中国传统来讲，如果教了他这个只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那我就再也不教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必须有强烈的追求知识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这种要求我不会去启发他；如果他有了这个要求，我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教育不是我灌给他，而是他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接着下边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不能反三，他的知识就是一个死的知识。举一能反三才是活知识，才能够融会贯通，能够由此及彼。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话：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良相就是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所以中国人比喻宰相是大厨师，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味道的东西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的汤来，这就是和。宰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高级厨师。而良医也是调和他的脾胃，调和他的五脏六腑以达到平衡，通痹解塞，道理是一样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君子治治不治乱。”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建立好礼仪秩序。所以不是就乱治乱，治乱只是治标，必须要抓本，就是把社会的礼仪制度建设好。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如果举一不能反三的话就是孺子不可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出大师呢？因为我们都不能举一反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融会贯通。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因为天地之道就是简易，我们从《易经》就可以读到这个道理。《易经》的“易”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不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简易。不易是个基础，所谓不易就是要定位，天地定位，刚柔定位，也就是有相对的东西。有了相对的东西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到自己穷尽的地方，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它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可以调整、变通，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才有《周易》里面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可以说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变就要死亡了。变了以后就可以通，找到新的道路了，通了就可以久。而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是最简易的。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也就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不要被它的复杂、博大精深“吓唬”住了。他深入进去就不复杂了，他要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就可以左右逢源了。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在传承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方面积极地努力。

引言

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总结。

作为思想体系，国学承载于诸多典籍之中，如《周易》、《老子》、《论语》、《黄帝内经》、《坛经》等，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典籍，耳濡目染，渐入佳境，进而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

作为学术方法，国学是研究文献典籍、理解思想体系、修习文化教养的基本手段，作为一般的读者，稍有了解即可。

作为文化观念，国学是贯穿在文献典籍之中的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审美情趣。相对于思想体系和学术方法，它更多留存在民间，作为文化传统绵延不绝，有的甚至深入到我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中。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承认不承认，我们自幼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活在深厚而广博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文化的基因已经浸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使得我们无法割裂来自文化母体上的观念、教养、认知，即便我们在生活上、科技上可以西化，但我们还常常感受到不自觉中有一种传统的、习惯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

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原因。

文化的独特性，是划分民族或族群重要的依据之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我们有着黑头发、黄皮肤，而是基于我们有着5000年的文明血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有着绵延不绝的文化积累。

我们被称为龙的传人，我们的居所被称为华夏神州，我们的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野蛮还是文明？物质还是精神？科技还是人文？历史还是未来？

中国人内敛而平和，我们选择了文明而不是扩张；中国人文质彬彬，我们敬重“富而好礼”，也推崇安贫乐道；中国人渴望日新月异，更强调进步要以人为本；中国人尊重传统，更在意革故鼎新。

我们了解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钻故纸堆，而是为了寻找到滋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养分，总结出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些思想和观念。大而言之，让中国在科技进步中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以致无所适从；中而言之，让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不要失去价值认同，以致一盘散沙；小而言之，让我们不会因为现代文明而失去文化基因，以致自我迷茫。

那就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国人，除了科学素养和技术能力之外，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的培养和塑造为核心内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都把人如何发展、如何完善、如何提高以及如何超越作为立意，意在培养可以担当家国责任的君子，通过修养自己、完善自己、锤炼自己，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通过培养良好的德行，不断提高个人的修养和能力，最后使全社会的人，都能达到一种完善至美的境地。这是儒学的旨趣，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旨归。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诸子学说的不同在于对世界看法不同，因而培养的方法也不一样。“立身行己”是讲“知行合一”，即要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提高自己的修养。在学校读书阶段，我们常常过分地强调知识的获得，而忽略了行为的修养。有的人从大学本科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知识在不断增加，但人文修养却极为欠缺，导致参加工作以后变得有知识而无文化、有思想却无修养。精英缺失修养，社会便会整体迷茫；官员不讲人文，政府就缺乏温情。

不仅是学生，现在很多官员平时做事好像专业知识充足，修养却非常低，常常因为修养不够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很多腐败现象就是由于人的修为不高而导致的。我们讲国学，最重要的即是人的修养问题。

《大学》里讲了一个人该如何修养：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国”在当时是指诸侯国，大者数千里，小者数十里。儒家认为，要想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需要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想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必须先管好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一个人不能给老婆孩子以及家人做榜样，又怎么能够去做更大的事业呢？而要管好家人，首要把自己的修养做好。

如何修身呢？要先“正心”，即端正自己的内心，心正则身正，心邪则行秽。而正心必须先“诚意”，“诚”就是真诚，既对别人真诚，也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就是不撒谎不吹牛；对自己真诚，就是不自欺欺人，不好高骛远。我们很多人到诚意这一环节就开始出问题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性的美丑由此分判。能认识到诚意对于心性的重要，一在于有学识，二在于有见识，这就是致知。致知的基础是人情洞明、物理通达，即“格物”。

这八个条目，是儒家学说中培养人的基本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循序渐进，由小及大，由近及远，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睿智干练的社会精英，在知识技能的锤炼之外，心性的修养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这就是国学培养人的模式，既熏陶了一个人的心性，也成就了一个人的一生；培育了一个人梦想，就启动了一个人的发展；锤炼了一个人的习惯，便塑造了一个人的未来。

这本书，正是按照古代对士大夫的培养，来审视古代中国精英的培养之路，一方面，我们是在学国学，用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去滋养自己；另一方面，对照古代名人贤士的心得来反思，思考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养成君子之风，修养成一位卓尔不群、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第一章　励志

很多人从小就被父母、亲戚或朋友问到过“你的理想是什么”、“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回想一下自己的回答，现在是否还坚持着当时的理想？如果现在再问他有什么志向，他能说出来吗？说出来的志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能不能真正地实现这个志向呢？

一个人要想做事业、要想有发展，首先就要励志。孔子曾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孔子像

军队可以没有统帅，但一个普通人却不能没有志向。如果没有志向，心志就不能坚定起来；没有志向，就没有目标、没有追求、没有想法，就无法明确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墨子也说过：“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志向，即使有智慧，也不能充分地挖掘出来；如果不能完全遵守自己的诺言，做事情也不可能达到所求的结果。

孔子授业图，明人画

自古成大事者，从小就有不平之志。《庄子·逍遥游》里讲过一个故事：小麻雀的理想就是先饱食，然后在草丛间、树梢上飞翔，而大鹏则要向上高飞几万里。因此，小麻雀如何能知道鸿鹄的志趣呢？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起初只是一个佣耕的农民，耕作间息时他说“苟富贵，无相忘”，别的人就说：你不过是个农夫，哪来的富贵！陈胜长叹一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当时，还有跟陈胜一样胸怀大志的人，如刘邦、项羽。秦始皇南巡时，刘邦看到巡幸的仪仗，便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项羽看了以后也说了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这两个人性格不同，话语也不同，但无论是志向还是野心，至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梦想，这梦想便是努力工作的动力。

“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北宋·苏轼《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断来章批答》）一个人的志向如果不轻易改变，他就能成就大的功业，其关键不在于幸运或聪明，而在于他能否坚持志向。“不移之志”，第一个含义是要坚持梦想。也许梦想非常遥远，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能够实现。我们常说，过程把握住了，结果自然就有。第二个含义是不要轻易地改变，常立志不如立长志，现实生活里我们可能都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能持之以恒的却是极少数。我们不缺少有梦想的人，但为何成功者少之又少？就在于不能坚持，不能持久。没有行动的梦想，只能是空想；没有坚持的梦想，只能是幻想。

陈继儒《小窗幽记》中也说：

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

人穷困不值得羞耻，可耻的是穷困还没有志向；贫贱不值得他人厌恶，可厌恶的是出身贫贱、还不习一技之长而变得无能。我们习惯说“人穷志短”，那是在阶级社会和门阀社会，穷人机会少。现在应该是“志短人穷”，只要有志向，总会找到合适的机会，走出困境，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么，如何立志呢？

第一节　自立

自立，就是不能有寄托或依附于他人的想法，要完全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事，立足点要放在自己身心的提高上。现在的社会也许需要依靠综合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来把事情做好，但民间有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真正做大事业还是要靠自己。韩非子也说：“恃人不如自恃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

苏轼曾经评议晁错：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

说的是自古能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全在于有超群的才干，更在于志向的不可改易。只有坚信理想是能实现的，坚信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我们才能在整个社会、工作、学习中站在主流位置上。唐代的王勃是个少年才子，很小的时候就说：“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观内怀仙》）他认为自己的本领一定能靠自己学好，不需要仰仗别人。所以，立志首先就是要立足于自我，立足于自我的发展和完善。

这里讲的“志”就是做大事，让自己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同步，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融合起来，事业成功可以带来安逸生活，但做事业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个人享乐。那样很难取得成功，即便侥幸成功，也不能持久。陆九渊教育他的弟子说，“志小不可以语大事”，就是说人做事若一己之私太重，不能与之语大事，更不能与之共谋事。自古豪杰之所以卓异于他人，就在于他们有远大而坚定的志向。万般皆苦，尤其是想成就些事业，总会有困苦、有艰难、有衰败、有磨难相随，大多数人逢此际遇，常常放弃了最初的志向，退回到出发点，而在走投无路时坚持下来，志不衰，气不衰，越挫越奋勉，才能走出困顿而成就功业。这就是苏轼所谓的“坚忍不拔之志”。

立志是不是简单设立一个规划呢？人的自立究竟该立什么呢？

一、立身要正

自立先立身，要想实现梦想，首先要使自己的行为端正。

范开在评价辛弃疾词作的时候，不仅称赞他的词写得非常好，而且还称道其人“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稼轩词序》）。说他的词气势宏大，主要是为人的格局高大，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作词如此，真正做学问也应该如此。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做学问就更要立志做天下的学问。能立此志，就要把该读之书读完，该了解之事都了解，不忘关心现实社会。不能立此志，书便可读可不读，时事便可关心可不关心。整天只为小福小利去做学问，把读书、做学问都当成一个职业，即使劳累也不会有成就。

立身要正，就是“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明·李贽《焚书·续焚书》）。“骨”是什么？骨气。一个人要想能自立，成为豪杰、英雄之类的成功人士，首先要有一种独立的风骨，不去依附别人，有饱满、充实的内心，有坚强的性格。明白外在的帮衬只是条件，内在的气质才是一切的依据，世上没有救世主，万事只能靠自己。建安七子中的徐幹说：“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中论》）有远大抱负的君子，不担心自己慢慢衰老，最担心志向逐渐衰落。由此，我们就明白了曹操《龟虽寿》里所言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绝非一时的感慨，而是一个坚持梦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豪杰，他所保持的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可贵操守和独立人格。

曹操像

古人常有“望镜自惭”的习惯。这个镜子，就是审视自我的凭据，是第三只观察自己的眼睛。只有立身持正的君子，其志向才能保证能安他、利他、乐他，于己于人皆有益。若有立身不正的想法，失去了德操的约束，只能算是野心，不仅不值得鼓励，而且还应该及早打消这个念头。

曾国藩曾讲：“做人之道，以刚介为自立之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曾文正公学案·修养》）作为立身的德操，“刚”即刚强、刚健，能刚强就能不改初衷，能刚健就能坚持操守。“介”即耿直，立身正，进道勇。“刚介”为自立根本，想自立就要刚强、果敢。曾国藩所说的“养心”：一要“敬”，对长辈，对德行好的人，对良师益友，要怀着虔敬的心与之交往共事；二要“恕”，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不如自己的人或卑琐的人都要宽恕，心胸要非常开阔。

那么，如何立身呢？这就需要：

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格言联璧·持躬》）

立身，从内心来讲，要心性开朗，充满阳光，而且非常地诚实、正直；容貌上，要堂堂正正，沉着稳重；言语上，要能简明扼要，语重心长，对人不闪烁其词，做到真诚肯切。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如下几点审视自己：

一是心术要正。要让自己的内心非常乐观、非常光明，不要有阴暗心理，不要去探听他人的私事。心术正，当有人讲他人坏话的时候，要么不听，要么不信。我们要知道，来说是非者，必定是非人。从品行上讲，闲言碎语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一个人对你讲别人的坏话，他就有可能跟别人讲你的坏话，此种人不可多交，更不可深交。从心态上讲，总听这些闲言碎语，人的心理就会越来越阴暗，心胸会越来越狭窄。假如一个人听到别人的缺点、坏处就高兴，这并非他多么高明，仅仅是心境杂芜而已。

二是容貌庄重。俗话说“相由心生”，当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时，他的容颜就会满含笑意。同样，内心充满惆怅，脸上便有遮不住的忧郁。君子内省不疚，自然心胸坦荡，容貌便显出光明正大之气。曾国藩所讲的“正大”，即行为要正，格局要大，有堂堂正正的廊庑之气。“老成”指做事沉稳，既能负重，也能负责，还能负担，处事不惊，行己有方。苏轼用“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留侯论》）来形容老成之态。即一件事情很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候，不会很震惊；有人误解他、歪曲他了，也不至于恼怒万方，如屈原般悲悲戚戚。正大老成既是对人心性的概括，也是对人处事方式的描述。对年轻人而言，不仅需要勉励学习，更需要磨炼锻造方能达成。

三是言语简重真切。“简”就是简明扼要，“重”就是语重心长。简单明了的语言，必待纯静如水、温润如玉的内心。心有杂念，则闪烁其词；心有邪念，则半吞半吐。与其修饰语言，不如洗净心肠，心口合一，言为心声，自然简而不晦，重而有情。言语要真切，也需心性笃实。即便有时真心话不太好听，别人也能理解；如果不是真心话，即使说得再动听，最终也感动不了别人。传统文化中很反对巧言令色的人，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意思就是说，若一个人面容表情丰富，言辞圆滑世故，只能欺骗陌生人，却不能打动熟悉者。久而久之，这类人不仅没有了朋友，而且连与亲戚家人的关系都维持不了。因为从心性修养来看，这类人生存靠的是技巧、而不是德行，不是光明笃实的君子，自然没有同道知己，其心性不定，立身不正，何以立德？

心术光明笃实，容貌正大老成，言语简重真切，是从自己行为、容颜上讲如何立身。从修养上来讲，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应该如何立身呢？要做到：

气象高旷，心思缜密，趣味冲淡，操守严明。（《格言联璧·持躬》）

气象高旷，是人要不断修养自我，日新月异地进步，最终做到胸次高迈，视野旷远。气象是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全部精神状态的外化。林庚先生曾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抬起头，能时刻抬起头的人，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表面上听，说的是走路的姿势，实际上说的恰是人的精神气质。韦应物《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道》说：“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高旷是一个人不要被尘俗的东西蒙蔽了眼睛，也不要被眼前的得失扰乱了胸怀，而是要意识到自己潇洒出尘的梦想，是需要有不同流俗、不甘平庸的志向推动方才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庚[1]先生的话，一是说人要举止端正，心正则体端，端体则正心，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谈举止，从容得体。二是要有高拔的情志，不要被尘俗中的油滑、流风遮蔽了高尚的追求，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周围的俗人和俗事同化。

林庚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心思缜密，要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不断洞悉人情物理，从无解处求解，从入手处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将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缜密”一品，以“语不欲犯，思不欲痴”为特征，即言辞细密、思虑详切。这说的是文学，从个人修为来讲，需要能够用心。一生用心，可以成功；一时、一地用心，可以成就；甚至对一个人用心，也会赢得信任。很多人粗枝大叶，不是因为智力不够，而是因为不挂在心上，不太当回事。要想取得成功，简单的应付显然不行，凡事都要用心操持、精心设计。有时遇到一事无成的人时，若要问他：到目前为止，他认真、用心做过什么事？很可能一无是处。而那些做出一些成就的人，哪怕仅仅是考上名牌大学的人，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有的，那就是一定用心思学习过，而且也把书本当回事，把老师的告诫当回事。从这个角度讲，很多成功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是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就是有近乎苛刻的标准，有反复思虑、不断修正的过程。

趣味冲淡，是要人能够淡定下来。一是在生活上，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住处不必高楼大厦，但要明窗净几。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杭州市在西湖边给他一块地，他拿了2000万元建了一套别墅，但只住了一个晚上，就捐给杭州市了。他说自己一个平头老百姓，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合适。这既是睿智，也是冲淡。由此比较那些炫富、耀富的暴发户，他们披金戴银，奢侈挥霍，真是不知道“三世而斩”的古训。

二是在心性上，浓艳之处要能淡得下。缺乏自我修养的人，往往需要外在的包装才能自立；缺少自知自明的人，常常需要前呼后拥才有自信。因而常看到权力起贪欲，一旦饱暖思淫欲，没有冲淡的趣味，富了衰得更快，贵了毁得更早。趣味冲淡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有市侩气、庸俗气、无聊气。花红柳绿能淡定，酒色财气不为所动。

操守严明，是要想成大事业、走向成功必须要有的原则底线。有些官员越做越差，有些商人越做越衰，不是机遇问题，也不是能力问题，是因为没有了自己的底线。制度从来是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透明，一个人时刻在被大家检验着。欧阳修[2]《朋党论》中说：

欧阳修书法作品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德不孤，必有邻，志同道合者做事，虽艰辛而越走越光明。沆瀣一气者做事，看似捷径，实则久临深渊，一时侥幸，随时灾祸。一旦没有底线，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他再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更何况，以利相交者，必以利相疏。与其留祸患于将来，何不亡羊补牢？多交益友，以道义相砥砺。

做事要想成功，则要看得破得失，能撇得开闲杂之事。要想做成事业，每年都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目标，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到有舍有得，不要在意一时的得失。大学生读书也是如此，学生在校期间没有计划，修读课程是为修学分，修学分是为了毕业；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从来不想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读书为了什么？在读书时期，最要的是心无旁骛，把闲杂事情放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何有的人很难实现，固然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从主观上来讲，很多人是自己放弃了目标。既然不知不觉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梦想便只能成为梦，无从坚持便无从实现。

所以，我们先试着让自己的志向和自己的兴趣合而为一，因为做感兴趣的事情容易坚持，那就通过读感兴趣的书、做感兴趣的事来培养自己的兴趣，不感兴趣的则可以应付，感兴趣的就一定要坚持，要是连兴趣都坚持不了，那就不要抱怨自己总是落魄失意。

二、立德要高

《左传·襄公十四年》里讲：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在中国古代，“德行”被看得非常之高，因而在人的理想中，立志不仅仅是要立身，更要从德行上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韩非子说：“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子·喻老》）立志太难，因为立志的目的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超越自己。而超越自己，一是在知识能力上超越，二是在心智、修为上超越。

儒家也讲慎独、讲自省，《中庸》说：

四书书影：《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慎独就是能够在独处时，反省、约束自己。一个人的境界究竟如何，不是取决于在人前的高谈阔论、文质彬彬，而是取决于在隐私的场合、在独处时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在儒家看来，要立德，首先要省思；而省思，首先要真诚。

什么是真诚？首先是不欺骗自己。

现实生活里，我们常常是自我宽慰，自己找出理由来欺骗自己。看见今天下雨了，有的就找到了不去上课、不去工作的借口，看似获得了别人的谅解或者理解，实际是在欺骗自己，为懒惰、怯懦找到了借口。做学问写文章，几个注释不想核对，页码不想查，就编造一个来应付，看似欺骗编辑，实际也是欺骗自己，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应付了事、敷衍塞责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轻易放弃、不加注意，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不知道人生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而这些细节恰恰决定未来的成败。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想立身，还要懂得放弃自我、尊重自我。放弃自我与尊重自我矛盾吗？其实不矛盾的。放弃是把原先的小我、旧我放弃掉，每一天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要跟昨天的自己告别，这正是对自己的尊重。做了错事，要告诉自己“没事的，这是过去的我，从明天起，我就是个全新的自己”。做了对事，也要告诉自己“别在意，那是昨天的成就，明天我又要面临坎坷”。古希腊有一个传说，国王让臣下送他一句话，然后刻在戒指上每天警策自己。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记住，这一切都已过去。”成功的时候，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要从头开始；失败的时候，这一切也都过去了，还可以重新再来。

立德，就是要认真地善待自己，把“道德”作为立身的根本，作为立志的基础，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志向，不要轻易被外在的诱惑扰乱心志。王阳明曾说：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与黄诚甫》）

功名和富贵都不应该时时放在心上，何况其他？

面对不义之财，要想一想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面对不义之事，也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能成就大事业的人，都贵在坚持。工作的坚持容易，德行的坚持则是动心忍性的考验，需要付出时间、努力和艰辛，甚至有时会付出生命。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之所以成为天下敬仰的道德典范，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操守，既不对殷朝愚忠，也不投奔侍奉周武王，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正是靠心中永恒的坚持。

唯有立德，方能担负责任。而能担负起家国责任的，则是大德。德行为仁，责任为义。只有心存大爱，才能大义凛然，才能勇于负责。真正的豪杰、志士和能成大事业的人，都是责任担得起、恩怨放得下、成败想得到、事业做得成、得失看得破、闲杂撇得开的人。该做之事一定做好，做错了就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人能够成为领导、领袖，动荡的时候能一呼百应，在于他有责任意识，敢于负责，做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多数人碌碌无为，就是因为他们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遑论能对历史负责了。

一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要有责任感。不管是家国的责任，还是自己的责任，都要担得起。一个人最强的优点是要放得下，懂得放下恩怨，对别人有恩要忘掉，别人对自己有怨也要忘掉，内心不要计较这些事情。如果他帮助别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报恩，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不是在想着帮他，更不是在想着为他。这样，心里放不下恩怨，就很容易产生不平衡，生出怨恨。平时的言语中，因为有人说话让你难堪，他便对其不理不睬，千方百计找机会报复。这样的行事，会让人的格局越来越小，做人越来越小器，最后朋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想要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敢于承担责任，懂得放下恩怨。

敢于负责，勇于自省，坦诚不足，改过自新，是立德的主要途径。凡是总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常常推诿的人，多是缺乏责任感，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担义务，跟人谈起来好像是完美无缺，实际一生不知道自己毁在什么地方，耽误在什么地方，倒霉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只要作人，就会有对错；只要做事，就会有成败。因而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仔细考虑，但又不能贪求所有。现在的人欲望太多，什么是欲望？需要的少，想要的多。结果是追求越多，失望就越多，越追求反而越痛苦，什么都想得到，最后很多东西都得不到。人生一世，哪能事事只得不舍呢？立志时，要把成败想清楚，做事才能有舍有得，生活才能有轻有重。

比如说，在大学读书时，要明白是先把脑袋满起来，还是先把口袋满起来？

现在很多新闻宣传某某人大二、大一就挣了多少钱，可不可以？可以，新闻就是为了求新。但若仔细想想：大学生都去打工争钱，而做了老板后却要回来参加天价的学习班，重新回炉。与其这样颠倒，莫不如在大学时先把脑袋满起来，全力学习，保持简单的生活，先把自己的知识、修养提高；参加工作后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我曾经见过有的大学生在校期间，不停地在外面打工，整天做小买卖或做家教。出于勤工俭学，这固然可以理解，但若以此为乐事，就有些过分了。读书时，一定要把学习放到第一位，只有先把脑袋装满，将来才可能把口袋满起来。如果毕业的时候没有一技之长，不能独当一面，他这个大学时光就浪费掉了，也是对自己青春的亵渎。

读书为了什么？从简单的生活逻辑来说，就是为了改变现有的环境，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无论是先天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掌握知识、培育德行来提高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有的人觉得读书没有意思，甚至说自己读完本科、读完研究生以后，跟以前没有明显变化，找的工作甚至不如以前。为什么会如此？只能说明他在学校时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修养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个子长了、年龄大了、文凭高了、德行修为一点都没有进步，跟老师、同学没有学到任何优点，反倒故步自封，江河日下。

三、立言要慎

对于大学生、研究生，尤其是要做学问的人来讲，立言一定要谨慎。《周易·系辞上》说：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

君子自己不出所居，但他的美言高论能被很多人传颂，千里之外的人都响应他，在于言皆由衷、言之成理。我们知道现今的文章传播范围很广，博客、微博、网页甚至期刊，随时都在更新，这就要我们发言一定要很谨慎。

尤其是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人，一定要先给自己定一个原则，即不能抄袭。别人说过的话就不能去抄，引用就要加上注解来说明是别人说的，养成学术规范。韩非子曾经说过：山上的野兔到处跑，因为它没有主人，大家都去追，这样是可以的。对于知识、观念、言论来说，就像奔跑的野兔，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但不能把别人表达的拿过来说成是自己的，否则这和窃取也就没有区别了。

现在环境变了，写文章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听导师讲，老一代学者一般不让学生轻易地写文章、发表文章，因为火候不到，写出来的东西缺少深思熟虑，轻易发表，发现立论不实会后悔的。我有时看10年前的作品和论文，就觉得有些汗颜。但现在的体制不同了，鸡还没养成就要求下蛋，甚至不惜杀鸡取卵，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入校，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发文章，急功近利，仿佛学问是可以逼出来的，创新是可以设计出来的，成果是可以考核出来的。流风如此，我们更要谨慎说话，既不能免于流俗，但心里要有一个尺度，不要被某些浮躁、虚空的学风扰乱了心志，坏了做学问的规矩。

立言有两种，一是知识之言，即道问学。刘勰《文心雕龙·章句》里说：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是把自己的思想、理解的道理表达出来，成为专业化的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或者阐释文本。

而另一种则是立德之言，即尊德性。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丁鸿说：

《二十四史》书影

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

高明的人写文章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不是为了表达自以为是的道理，而是为了教育、启发天下的人。因此我们要意识到：写文章是在和天下人对话，这些话是会在天下传播的。那就要想想有没有真知灼见，有没有值得去听的对象，无病呻吟的东西就不要说，没有格局的牢骚不要发，既然去写、去说，就要竭尽全力去做好。

立言不是娱乐，不是随便写写心里话，写什么都无伤大雅、无关紧要。从古至今，中国人把写文章看得很重要，称之为“道德文章”：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前一个“言”说的是有德之人，受人尊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者，不一定德行优良。我们先讲立德，再说立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以德为水，以言为舟，德行高则言自善，道义明而文章著。

真正的立言，取决于人的自立。陆九渊教育他的学生说：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为什么不能学人言语？按照韩愈的说法，是“一犬吠日，百犬吠声”，一只狗看见日食开始狂吠，一群狗就会跟着它叫，但它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对写文章也是如此，不明白的事一定要自己思考，不要老是跟在别人后面，那样永远打不出自己的天地。齐白石也说学画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我的还可以，但只追求完全形似于我的人，那是走到死路上了。这就是说立言要有原创性、要有创新性，一味模仿别人，最终会毁了自己。

《围炉夜话》中说：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真正坦坦荡荡的大丈夫，要能坚持操守，只论事情本身的大是大非，即使遭点灾祸也毫无怨言；真正立身正直的士君子，写文章就要写公允平实之言，立言精确详备，使人信服，而不能哗众取宠。做学问、写文章要守正出新，最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看似令人耳目一新，实则经不起推敲。今天说《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明天又考证出来李清照是一个爱赌、嗜酒、好色的女人，后天又出现一个博人眼球的观点：李白原来是个混混。好像这样研究，一下子就出名了。但矫枉不可过正，做文章要凭证据，不要老去揭秘、去窥探别人的隐私，而是要中正平和，有堂堂之阵、赳赳之气。

四、立功要远

立功就是建功立业，这一点现在好像看起来很遥远，但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抱负。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要成功。

我曾问过研究生：什么是成功？大家异口同声说：有钱。

这是俗人眼中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一个官员的成功是当地政通人和，一个学者的成功是著书立说，一个科学家的成功是发现真理，一个商人的成功则是富甲天下。如果都把收入的多少视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那这个社会就会拜金主义横行，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导向需要调整了。看看宋代张载怎么说立功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就是志向和责任感。宋朝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宋儒人格”，就因为他们有这样独到的见识，有深沉的家国责任感。年轻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但到一定年龄阶段，就必须具备这样的见识，理解这样的人格。要知道：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地区，总有心怀天下、心忧天下的人，他们不仅忧，而且还前赴后继，为了这个世界更好而默默奉献。如果没有遇到，是我们的不幸，说明接触的人还不是足够优秀。如果遇到了，而我们如果做不到，那就要尊敬他们，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能够为了别人利益而付出的人。

中国人自幼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从小就知道胸怀天下的道理。班超有投笔从戎之豪迈，杨炯也写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的豪言壮语，都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一个人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天下人的敬仰，只有做出了卓越贡献，自吹自擂没有用处，关起门来封王封侯，更是贻笑大方。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3]就这样总结说：“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一个人生于世上，碌碌百年，若对天下人没有一点益处，去世以后又得不到后人的纪念怀想，这是一种“自弃”的表现。道理很明白，志向也都有，关键是我们常常被外在的诱惑迷了心窍，误导了方向，最终说得天花乱坠，做起事来一塌糊涂。

立功要立什么样的功？就是有益于家国，有益于时代，有益于百姓。程颐在《二程遗书》里说：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宋两浙刻本

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虑，不遑其身。

君子所担心的、所忧虑的，不是自己一身一时之事，而是考虑天下人、千万世之事。小人思考什么呢？“一朝之虑”而已。小人只是由着性子来决定事情的做与不做，今天高兴了就对人承诺许愿，明天不高兴了便破口大骂。我们这里讲的“小人”，不是作道德上的划分，而说的是格局小的人。格局大的人具有家国关怀，有朋友、众人信赖，以大局为重。格局小的人就恰恰相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

能立功者，必然要包容；立大功者，就要能包容天下。朱熹说：“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朱子语类》）随着事业的成长，随着个人的发展，要学会包容他人，引导他人，原谅他人；为人所容就只是跟着别人做，被他人引导，总被他人原谅。

要立功，做事的时候就要眼光远大，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即使很多企业家，像香港的李嘉诚、台湾的王永庆，在做生意之初也不是把钱看做第一位的。王永庆最开始只是一家小米店的学徒，后来借钱开了一家自己的小米店。天下开米店的人很多，为什么他能成功？因为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从不把事情当成挣钱的终点，而是当成发展的起点，越做道路就会越宽阔，独木桥便可以走成通天大道。别人在米中羼杂加糠，王永庆从来不做，碾出来是最精致的米，而且送米随叫随到，一斤米也好，两斤米也好，再小的生意他都要送去。这样很快就树立起来了信誉和品牌，有了信誉就有了客户，有了品牌就有了口碑，事业由此起步，很容易良性循环。

因此，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来树立，要让接触过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认可他这个品牌，都信任他的言行。久而久之，就自然超出常人一大截，做事要往远处看，往大处看，才能立功，这就是立功要远的意思。

前一段时间看电视台的节目，有一个嘉宾发言，说现在就业困难，好多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大家应该去自己创业。这是一厢情愿，为什么呢？一个人不能说服自己跟着别人干，怎么能说服别人跟着自己干呢？他去一家公司或者企业应聘，都不能成功说服单位接受自己，而要让他自己去做公司或者企业，能说服别人给他投资？说服别人跟他一起工作？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是因为他们在毕业时，才知道自己离社会有多远。希望有心做些事业的同学，千万不要等毕业时才发现，自己不仅对社会无知，而且根本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无论是知识、还是能力、还是修养，都差了一大截。很多同学初高中一直在父母呵护中，大学也在象牙塔中，对社会的理解完全来自于电视剧、来自自己的假想，那毕业之后必然会到处碰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在读书期间，不仅要读书本、学知识，更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和朋友、老师打交道，学会处理各种矛盾，隐忍周围人事中的某些不愉快。要知道“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所有的书都是服务于现实的，古人写书不是为了让后人死记硬背书中的文字，而是要活用其理。孔子的弟子要知道后人会闭门读一辈子的《论语》，却不去修身，恐怕也就不会编写这本书了。从这个角度讲学生阶段要多去参加社会活动，参加集体活动，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与事打交道，学会与不同性情的人协作共事。

有时看到学生兼职做家教，很辛苦，也很同情。为什么大一、大二、大三一直做，没有进步呢？一是，可能只算着每天每小时的报酬，可能忘记了总结发展。大一时一次带一个学生，大二时可以一次带三个学生，大三时一次就可以带十几个，毕业应该就可以办学校了，这才是进步。二是，可能做事功利性太强，做家教就是为了挣报酬，而没有把家教的孩子当成亲人去用心地教，效果自然不明显，孩子和家长也难以尊敬他，家教就很可能做不长久。假如把学生当作自己亲人的、朋友的孩子去用心教，他肯定能做个好老师。从这个事情上看，人生的起步其实很容易，就是把细节做好，尽心尽力，自然就能够长久，能够发展。

[1]林庚（1910—2006），字静希。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由诗人而学者，其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独树一帜，其中楚辞和唐诗研究是为“双璧”。尤其是对唐诗作出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经典概括，被学界广为接受。

[2]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因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其一为文学家，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其二为史学家，修有《新唐书》、《新五代史》。

[3]《资治通鉴》：294卷，是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的编年体史书，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第二节　自勉

常立志不如立长志，志向再高拔，不付诸行动，永远只能是空想。北宋的林逋说：“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省心录》）要想做出一些成就，不在于有多聪明，也不在于有多勤奋，而在于能够坚持，即便步履艰辛，也能点点滴滴、坎坎坷坷，锲而不舍，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自勉。

相信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写过日记，但是坚持下来的人有几个？我当年和很多同学也立志要早上坚持锻炼，刚开始还能做到，慢慢的也就放弃了。这就是志向能立，但不能自勉。所以朱熹说：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清同治刻本

只患立志不坚，只恁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朱子语类》）[1]

不停地立志向，但不能够坚持下来，就等于没有立志向。《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事业就是要不停地向前走，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这不是盲目尊大，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选择了的适合自己的路。

每一步都兢兢业业，不怕缓慢，步履稳重往前走，就能成就大事业。中国历史上但凡能成大事业的人，很少有纨绔子弟出身的，大部分都是穷困潦倒的人。孔子、孟子、韩愈、范仲淹、岳飞都是从小丧父，为什么最后他们却能成就大功业呢？因为自勉，他们没有依靠，完全得靠自己努力。有句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羡慕旁人在社会上、或是工作中有父母、亲戚的安排和帮助，更不能埋怨父母、抱怨自己的出身。相反，我们最应该感激的就是父母。想一想从母亲怀胎，养育成长，一直到培养教育到参加工作，要用多少年的时间？父母能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足够了，其他的只能靠自己去努力。

人要不停地向前走，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2]中就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首先要有志向，“尚”就是拿志向不断地鼓舞自己，面对困难毫不气馁。这个志向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信仰：“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滕王阁序》）越是困顿的时候就越要坚强，越要磊落，心灵足够坚强、足够博大就不可战胜，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对大学生来讲，“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看到老师或朋友很有学问，只是羡慕不行，而要奋起直追，不断地学习、不倦地学习，使自己的学问越来越广博。而不倦的动力，也是在于自己能坚持、固守内心的志向。这也是讲的立志要坚定、要砥砺的道理。

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清同治刻本

就大学生而言，要想把书读好，第一，要有志，确立一个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志，把书当成自己发展的一个源泉或动力。第二，要有识，即有见识。有的人也许读书很多，但是有时候却让人觉得可怜、可叹，他通常习惯讲费尔巴哈怎么说、马克斯·韦伯怎么说、海德格尔怎么说，如果本科生这么说尚可理解，到了研究生，还总是如此说，就要反思了：自己该怎么说呢？读书人最怕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识。我们读书后，是要把书变成自己知识的一部分，而不要把自己变成书本的一部分，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论语·述而》中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首先要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做的，要有比照，有自己的见解。所以，读书的目的就是要长见识、学方法。一个人只读书不思考，就是无见识的书虫了。第三，要有恒，就是持之以恒。既然立志走读书、做学问的路，就不能把它当成职业来做，而是要把它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来做。当成职业来做，做事就是尽头；当成事业来做，做事总是起点。所以，有志于学绝不会甘居下游，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看见别人做得好，就要想办法跟他学习，一定要达到更高的境界。

孔子杏坛讲学图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见识越广，才越会发现世界上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了，尚没有完成的事太多了。图书馆的藏书如此之多，也绝没有一个人能在看完所有书之后，就能把世界的一切道理都穷尽。学理工的，总有新的课题要研究；做材料的，总有新的东西要合成；研究历史的，总有未解之谜等待发掘；从事文学的，总有表达不尽的意思需要去表述。随时要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没有止境，任何事情都没有边沿。

我们要有大见识，要有做研究的雄心。不要自我陶醉，也不要不自信。不能像河伯，看到大海的时候，就徒自感叹；更不要像井底之蛙，守着水洼泥巴，就自认为很幸福。只要他有远大志向，有非凡见识，有持久恒心，就没有完不成的事。这三点对读书人和做事业的人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

一、勉志

“勉”就是要坚持。所谓的“勉志”，还有坚守的意思。一个人定了志向，往往会因为外面的环境，或主观的原因而有所懈怠。当外界再有一些引诱的时候，就很容易放弃了自己的志向。所以，立志向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能坚持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三国名将陆逊的一句话，说：“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非怀细以害大”（《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立了很远大的志向，却“中道辍足”，半途而废，不能坚持，等于没有立志向；真正立下“图四海”的志向，就不要再斤斤计较一些局部的事情，更不要因为一些末梢枝节的事情，而损害了大志的实现。人在生活中、抑或是发展的过程中，大致分两种类型：

一类人的目标非常强，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这样的人只盯着前面看，有时候反而会失去生活的情趣，会减少对身边事物的关注。另一类人常常会关注到身边的事情，做小事做得非常好，但却没有大的志向，没有明确的目标，这就难以成就什么大事业。我们要想真正把自己的志向发展出来，实现理想，一是要坚持往前走，沿着自己的方向往前头走；二是要志存高远，不被环境或者身边琐事干扰。

坚持，就要“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汉·桓宽《盐铁论·地广》）。“穷”，包含一点贫穷之意，但主要是讲一个人成长或发展的不顺利。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不顺利，而改变志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不要因为自己的贫困而改变理想。“贱”，是被别人看不起或不被别人尊重，在被歧视时，有人往往就想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满足，比如要挣更多的钱，要做更大的官，从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志向。很多人在小时候立了志向，但长大以后就改变了，原因有的是被生活所迫，有的是被物质所诱。有的人在读书期间想穿一些好的服饰，或想得到一些奢侈品，但是自己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忘了自己入学的志向，忘了应该要治学、做研究、提高发展自己。现实中，很多人就是津津乐道于物质上的东西，然后被物质所利诱，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本可以做得更好，结果一事无成，碌碌无为。

徐幹在《中论》里，专门讨论过治学与勉志的问题，他说：

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

一个人有才华很容易，但是一个人要真正有志向，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才华是学问的徒弟，志向则是学问的导师。用现在的话来讲，什么是导师？导师是指引方向、引向正路的人。导师会给他指出一条学术研究的方向，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引导他、影响他。为学者不担心没有才华，而最担心的是没有志向的引导。治学尚且如此，做人更是如此。徐幹说，天下做学问的人有上亿人，当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现在是事实了。这以亿计算的人，能够做成大学问的、能够做出事业的，却寥寥无几。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只是凭依自己的聪明，却没有坚定自己的志向，这就难以成功。要想做事业，就必须时时刻刻坚守自己的志向。从这个角度讲，“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南宋·张孝祥《论治体札子甲申二月九日》）。立志一定要坚定，一生可以只有一个志向，但不要轻易去改变；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不在于今日做明日就速成，成功是持之以恒、质量非常高、而且能最终实现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在困难的时候放弃理想，而困难的时候却往往是自己长进的关键时期。曾国藩在家书中总结自己的生涯，说：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苶然自馁也。

受挫折时，恰恰应该是人沉浸下来去思考、总结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刻，这是最冷静的时候，也是最冷清的时候。一个人只有耐得住这种受挫的痛苦和磨难，才能够把自己的志向真正地磨砺出来，尤其是受侮辱的时候，更能磨砺志向。

想想中国历史上，但凡做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受辱的经历。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屈于恶少年的胯下、刘邦在鸿门宴上也不曾逞匹夫之勇……曾国藩说在这个时候“务须咬牙励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艰难困苦，没有人一生会一帆风顺。我们看电视剧、人物传记也好，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也好，那些成功的人都是有一个咬牙坚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能让人坚强起来。每一次受辱的时候恰恰是人长进的时候，可以让人长智慧、长耐心、长见识、长胸怀、长气度，然后人才能够坚强起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轻易地放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志向，直到成就自己的事业。

二、勉时

立志而不能坚持，有时是受环境、琐事缠绕，有时则单纯是在时间上难以持久。比如说读书，用心去品读，读完以后能够把书上的内容说清楚，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这样一年读一本书，并不困难。那么问问自己，二十几年，是不是深入地读了十本、二十本的书呢？有的人读了很多，但又记住了多少？

做这样容易的事情尚且如此，更何况别的呢？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不能坚持，总是把时间给浪费掉了。有时候计划一本书在一星期内看完、每天看多少章，但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完，没有把时间利用上。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时光稍瞬即逝，青春也不能持久，人的一生最多能有三万多天，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很重要，也都在很快地流逝。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想做成一点事业，不枉一生，不枉时代，实际上就是靠时间堆出来的。我们常说，世上的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没有忙死的，只有懒死的，越懒越闲越无聊，我们一定要把时间掌握住。

魏晋时期有一个大学者叫王肃，学问非常好，几乎可以和之前东汉的大学问家郑玄[3]相媲美。由于他和郑玄处处作对，郑玄解经的时候用古文经，他就用今文经，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自己。传说他伪造了不少书，后人就觉得他人品不好，把他的学问成就也放得比较低。但是从现在角度来看，除了不遵守学术规范，他能造出这么多的假书，也是了不得的学问家，至少读了很多书。他是怎么读书呢？他说：

东汉·郑玄三礼注：《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休假回家就懒散，东北这边的人叫“猫冬”，闲而无事嗑瓜子、侃大山。古代的人冬天也只能像东北人一样“猫冬”，因为漫长的冬天没有农事了，天气寒冷也不方便出去，却恰恰适宜于读书。春天容易伤春，夏天容易困倦，秋天容易悲秋，只有冬天是读书的好时候，把冬天利用起来，就能读很多书，所以说“冬者岁之余”。晚上的时间，从7点以后到入睡，这段时间正是我们闲着无事的时候，也正好可以读书。而且读书宜静，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利于读书，所以说“夜者日之余”。每天晚上都读读书，是一个好习惯。一般人都觉得，阴雨天就是睡觉天，因为阴雨天基本上气压低，睡着很舒服。古代阴雨天的情况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古代一到阴雨天，道路就很泥泞，人也稀少，出行不便，只好待在家中，而且阴雨天连去官府告状的人都没有，这种时间正好可以读书。我们读很多的唐诗宋词，基本上都是说下雨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待着，可见文人墨客们在阴雨天，通常都会待在家里读书。

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

我们说能够做成点儿事的，都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精力。而一个真正能成就大业的人，则是一个必须要和时间赛跑的人。事业都是靠时间积蓄出来的，世界上没有绝顶聪明的人，只有勤奋坚持的人。人没有生而知之的，有的人学问好，不是聪明，是他用了更多的心思工夫、花了更多的时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告诫读书的孩子们说：

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

要想成就事业，就要知道光阴可贵，懂得掌握时间，当然还要“博览机要”，才能成为功业的保证。博览，就是不停地去读书，有用的书读得越多越好。我们学英语都知道，英语虽有精读和泛读之分，但都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学好。如果一个学生对自己的专业真能像学英语那么认真，在同学中间绝对是卓然自立的。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却把时间花在英语上，对专业课采取能应付就应付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另外一种倾向也要注意，有的同学非专业的书不看，只读本学科之内的书，只做本学科之内的事情。我们读书的目的、做学问的目的，是要服务于现实，服务于生活，服务于自己的修养，因此一定要广泛地阅读。在泛读中找出一些合乎自己兴趣的书来读。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的人擅长理性思维，有的人擅长感性思维，而兴趣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读书时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擅长干什么，知道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很快地成长。当两者不能兼备的时候，就要找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来做，而不是找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来做。如果只想做感兴趣的事，那是“浪漫主义”，20岁以前可以，20岁以后就一定要变成“现实主义”，要变为成熟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

古代人写诗、读书，都在说一定要珍惜时间。“莫倚儿童轻岁月，丈人曾共尔同年”（唐·窦巩《赠王氏小儿》）。不要因为自己年幼就无所忧虑、无所顾忌地轻抛岁月，白发苍苍的老丈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去的。魏源是清朝的大学者，他总结为学之道时说：“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有志向的人是一年一年地计算自己的事业；贤明的人是一日一日地计算自己的事业；而圣人惜时，则是在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计算自己的事业。我们反思自己是志士？是贤人？还是圣人？齐白石老人晚年绘画技法突飞猛进，在于他“不教一日闲过”，不轻易地放掉任何一天的时间，日积月累，就会越走越远，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人生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宽阔。

三、勉行

立志，不仅要抓紧时间，而且还应告诫自己要坚持理想，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有的同学喜欢躺在床上谈志向；工作以后，也有几次路过学校的静湖，听到有的男生就在女生的面前慷慨陈词：“我当年也是有理想、有志向的人……”

我们不能把志向作为谈资，也不能只是回想年轻时候如何，而是要能够到老的时候，去感激自己年轻时立下志向，因为当年的决心坚持了一生的习惯、志向、操守、兴趣而让自己受益，才使得一生没有悔恨。

勉行，一是要鼓励自己立了志，就要认真去做；二是要勉励自己，行动一定要符合自己的志向。我们前面讲的“立志”，不光是要立志向，同时也要立身。刘备曾告诫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这其实就是儒家讲的“慎独”，人在做事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打小算盘。有时想小学时写作文《一件小事》，很多同学写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还是不交给警察叔叔呢？交就是小善，不交就是小恶。在这一刻心理斗争之时，人其实已经开始了行为的修炼，是自我往何方走、如何走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考验。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求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

上面说到“慎独”，这是儒家用来形容一个人在独处安静的时候，应如何直面自我、如何处理内心冲突的词。《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孔子的话：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对自己要多加反省，要严格；而为人则要厚道，对别人做错的事情要宽容，少责人之失而多赞赏人的优点。善于反省而又宽以待人，这样就能“远怨”，别人对他的不满、抱怨就会越来越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日常生活中遇到行事上、德行上比自己好的人，就要向他学习；而看到行事上、德行上有瑕疵缺陷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相同的毛病。

勉行，要学会反思、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不是说的三个人中总有人的知识比他多，除了知识之外，还包括修身与德行。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传道”讲的是知识，也包含道德；“授业”是教给他安身立命的本领，主要是能力；“解惑”则是要解决他生活中的疑惑和知识上的疑惑。向老师学习，既要学专业知识、学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习老师的品德和修行。人应该学会在身边人中发现德行上的榜样，而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学业不好，就放弃了对德行的追求，况且周围每一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优点。

韩文公祠堂（韩愈祠堂）

比如，听报告或听别人的讲课，不能总是充满批判精神，看人只看缺点，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高明。报告人或授课老师有时候讲错了一句话，自己马上就在下面窃窃私语，甚至下课以后开始大肆宣扬，自以为高明。听同一层次的人作报告，更不愿意去，就是去听了也总觉得那个人不如自己。实际上，我们听别人报告、讲课也好，读别人的书也好，即使他讲了20句空话，只要有一句话有用，就应该记下来。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接收的有用东西才会越来越多，知识才会越来越丰富。总是发现别人的短处，总是觉得人不如己，这样的话，做人难免骄纵，做学问就会自我感觉学问很多、很大，目空一切，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内涵。

见贤思齐，思齐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德行。我们如果能够把周围人的优点全部吸收了，那前途就未可限量，做事也会极其干练，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见不贤则要反省自身，怎么反省呢？那就要想想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如此，自己有没有这个人或这一类人的轻薄之处。每次自省以后就能提高一点。读书，实际上是在修身；做事，实际上是在做人。

荀子[4]在《劝学》里告诫天下的读书人，说：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荀子像

“冥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厚宽广。说人若没有这种很深厚的志向，就很难一下子洞悉很多东西，无论是书本，还是现实，那就需要自己能够修己树立原则，能够睿智看懂时世。我在读博士时，田余庆先生曾问什么是大学？胡适曾引宋人的话来比喻，说大学是“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头陀”是古代的和尚，“带发头陀寺”说的是大学就像寺庙一样，做学生是要修行的。“无官御史台”，是讲在大学里读书，要有关注现实、关注古往今来成败得失的意识。身体在学校，眼睛却要望向整个社会，关注整个社会。这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也是一种自主的人格。御史在中国古代是管弹劾官员的，他不是官员，但是他要做“御史台”，要有批评精神。他要想批评别人，或者批评那些丑恶、丑陋的现象，就需要对古往今来的很多东西都了解，而且还要树立正直的人格。

惛惛，是说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经历一番头昏脑胀的时候，比如写文章，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这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时；读书，读着读着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告诫自己，坚持一下就会过去了，要“衣带渐宽终不悔”。儒家讲人的修养，一个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一个是修养自己的德行。这个“德行”是可以从外在来约束的。武侠小说里有很多高手，他们起初都是被人欺辱，生活得却很有骨气，突然有一次被打到悬崖底下了，于是苦练，最后成就了绝世神功。我们读书做事亦是如此，一定要经过“面壁”，要“面壁十年图破壁”。一个人在读书期间，若能坚持一年、坚持两年认真读书的话，就会超过其他人很远。努力了，成功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原先读的书、写的文章、说的话、做的事，会真正觉得自己有了进步。“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说的正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诸葛亮曾很郑重地给他外甥写了一封信，告诫他怎么勉行：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不免于下流矣。（《诫外甥书》）

志存高远，就是为人做事立意要高。写文章的立意要高，做人的立意也要高，应该让众人对他有不凡的评价，认为其做事做人与众不同，或者是不同流俗。而要志存高远，诸葛亮强调了几个方面：

第一，“慕先贤”，要向贤人学习。中国古代的皇宫里面挂着很多前代的高人、圣王、贤臣画像，就是要树立向圣贤学习之意。

第二，“绝情欲”，这一点青年人要特别注意。有的人在中学就开始谈恋爱，年轻人的骨骼都没长成，自己都管不了自己，约束不了自己，还能对另一个人负责吗？年轻人不要轻易地找个男女朋友，而把父母、学习、事业、天下都忘记，读书期间一事无成，把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轻忽了。还有的年轻人没事就在网上下载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这些都非常影响自己的学业，也影响自己的身体。所以，“绝情欲”就是不要整天想这些事情，孔子讲年轻的时候要“戒之在色”，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第三，“弃凝滞”，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人做事不要黏黏糊糊的，要干练利索。我们知道写诗歌、写文章就最怕凝滞，如果诗歌、文章写得黏糊的话，读起来很不流畅，也没什么意思。做事也是如此，不能黏黏糊糊的，一个事情今天完不成，明天也不行，后天还不行，没有一个痛快话。做人“凝滞”，即是没有原则，所有人都觉得他不错，是老好人。孔子就说这种人不好，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坏才可以。能成功、成事业的人夸奖他，说明他具有成功的素质；不能成功、无所事事的人整天夸奖他，又说明了什么呢？做人做事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想法，利利索索。

第四，“忍屈伸”，大丈夫能屈能伸，人该刚的时候要刚，该柔的时候要柔。但是年轻人在发展的时候，不要过分地想到委曲，不要去计较私利，不能整日里算计着一件事做或是不做能有什么好处。有时和他人之间有了意见冲突，也不要放在心上化不开，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一个人不可能让天下人都说自己好，也不能强迫自己去讨好天下人或和天下人都处好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一类人能够相处好，这是能力；但志趣不同，还是远离一些更好。如果一个人有远大目标的话，身边的很多人是朋友，是帮手，而不是过客。

第五，“去细碎”，对琐事上的问题上糊涂一些，不要斤斤计较。

第六，“广咨问”，有问题时，一是要向众人咨询，二是自己也要多思考、多疑问，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从读书的角度来看，往往就是最留心的人，方能迅速提高学问。有个同学跟我说：他请老师开个计划阅读的书目，但老师没有开。实际上，跟随一个老师读书，不需要开什么书目，而是要在应留心处学到真本领。比如，老师的文章要拿来看，从而了解老师做学问的路数；其次，老师著作中经常引用的文献资料，也要拿来看一看，最常引用的要统计一下。把自己导师的文章、演讲，把自己认可或者推崇的学者，常引用的文献资料，都找出来看，半年以后学术的路数就清楚了，很容易走上正道，把真正的学问学到家。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知识就在身边，不是说只有读书才能学到知识。人与人之间辩论，对方的任何意见，都要听一听，听听在那些话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知道的新东西。和人谈论，不能总是抱有逆反心理，不听对方意见，偏要争论；也不能总是唯唯诺诺，认为对方说的总有道理，一定要自己想想。读书最忌讳偏听偏信的态度。对错是非，一定要有分辨、思考的能力。借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剜坏苹果，坏的地方就剜掉，好的地方保留。待人也应如此。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人，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评价要客观。批评或者夸赞一个人的时候，要考虑到优缺两个方面，同时还要作为自己的鉴照。

第七，“除嫌吝”，“吝”是吝啬，“嫌”是夸耀。现在讲消费拉动供给、拉动内需，大家一听就明白。实际上做人也是如此，不要吝啬感情，对别人多关爱一些，多夸奖一句，是一种德行。佛教讲这是一种施舍，最终是会有果报的。“嫌”还指做人做事一定要有避嫌的心理。不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去做；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一定要去做。俗语说“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避嫌疑就是立身要内敛，尽量不在河边走。人言可畏，“人心险如山川”，（《庄子·列御寇》）我们相信人心都是好的，但瓜田李下的误解与流言难免会有，因此“除嫌吝”这方面要极注意。

以上各点若都能做到，即使仍有不足，也不会损伤人的美德，也不会影响高尚的趣味。这样的人，不会有走投无路的忧患。“不济”就是渡河而迷津无舟，陷于绝地。但如果一个人若志向不能坚强，缺乏慷慨的志趣，整天忙于尘俗之事，纠缠于一己之狭隘私情，总免不了沦入平庸和次等的层面。日常生活里，人都难免交际应酬，但是不能日日沉迷沉醉，互相聊些不入流的闲言碎语，光阴虚掷，碌碌无为。只是把时间用到这些交际应酬的琐事上，不去想事业的问题，就是“滞于俗”。“束于情”则是束缚于一己私爱，同样没有益处。

真正的豪杰志士，感情是开朗的，心中充满大爱，对周围的人、对天下都充满关爱之心。做大事的人，最不能因一己之情而忘记整个天下，不然就很容易归于平庸。所以，要想让自己志向真的实现，就要明确自己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目标是什么，还要时刻告诫自己、警醒自己，要踏踏实实，珍惜时间地去实践。

[1]《朱子语类》是由南宋黎靖德以类编排的，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共140卷。

[2]《颜氏家训》，作者北朝北齐颜之推。这是颜之推结合了自己的立身治家、生活阅历、人生思考等，为子孙们创作的家训之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体系的、完整的家训著作。

[3]郑玄（127—200），字康成，高密人。他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尤以“三礼”为精要。

[4]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倡“性恶”论、“礼法”说，韩非子、李斯都是他的弟子。

第三节　自新

自新，就是每日都使自己更进步。《大学》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能把每日都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每日都更新自己，一日一日终能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日进步一点点，日新月异，最后拥有无量的前程。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每次进步，周围的朋友都会发生改换，做的事业也会更有发展。

社会是金字塔形的结构，最成功的人是在塔尖，每个人都是从底层起步，越是向上走、向高处走，随着自己的进步，所接触的人的素养、他们做事的境界就会越高。儒家学说就要求每个人不断修养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以求最后达到一个止于至善的境地。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如果不断修养自己的德行，成圣成贤是可以企及的。佛教也讲“佛乃众生，众生乃佛”，在众生之中，人的德行、修养、心性达到了一定境界，就可以成佛。圣贤和佛都不是高高耸立的雕像，而全在人自身的心性修为。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世上没有轻而易举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唾手可得的功名，更没有不期而至的幸福。事业、功名、幸福的取得，都要用自新来约束自己，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实现。

虞舜孝行感天图

一、新身

新身，是自新的起点，意义在于告别旧我，努力改过。什么是“过”？《论语·卫灵公》中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过失不是“过”，有过失不努力改正才是“过”。孩童学习走路，总是不断地摔倒，再不断地起来，最后才能健步如飞。

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犯错误，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更多是平庸的人。但人要勇于发现和改掉自己的错误。一个人不能没有任何缺点，也不能没有任何优点，世上没有绝对平庸的人，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我们要清楚自身的优缺之处：是拖拉还是干练？是糊涂还是聪明？是浮躁还是沉稳？是懒散还是勤奋？想明白了，然后根据自己的特点，明确自己的事业，确定一生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不断地反思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喜欢做什么？要把阻碍自己发展的行为、品德、习惯、传统都改掉，保留那些好的方面。人不能成为完人，但要知道扬长避短，不能像《论语·子张》里讲的“小人之过也必文”，去掩饰自己的过失和短处。喜欢文过饰非，蒙蔽观察自己短处的双眼，其实这是格局非常小的人。相反地，正确对待过失，则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和小人，一个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成就大事业、大功业的人；一个是斤斤计较，执迷于尘俗的人。中国文化中对待过失的态度向来明白，“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新身就是要告诫自己，犯了过失没有关系，只要改正了，人生就是新的一页，我们每天都在超越过去，每天都在迎来一个崭新的自己。

儒家如此讲，佛教也如此讲。《坛经》中说：“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改正过失，在佛家看来能生“智慧”。这个“智”和“慧”是佛教言语，所谓的“智”，就是在尘俗之中能应对自如；所谓的“慧”，就是在心灵中能洞悉宇宙。在改正过失中，一方面，增长己“智”，使自己做事更加的聪明、干练；另一方面，也要增长己“慧”，使自己的内心更加纯净，更加的安详平和。

现实中，有时我们会多“智”少“慧”，聪明有余，待人接物上的聪明伶俐，堪比王熙凤，却少见他的“慧识”。王熙凤就是有“智”无“慧”，不懂《周易·丰卦》“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把聪明用到了极致，最后“哭向金陵事更哀”，没落凄惨地收场。所以说，“慧”不可少，在小事上好像很不聪明、不干练，内心里面却非常纯净、开朗。人犯过失之后心里容易忐忑不安，而改正之后就坦荡起来、开朗起来，这就是“智慧”生出了。

“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前蜀·贯休《续姚梁公座右铭·并序》）。为人最怕就是文过饰非。殷纣王力大无比，聪明无比，最后为什么亡国？一是过于自信，觉得大家都不如他聪明；二是“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韩非子·难言》）。把提意见的人一个个说得无话可说，把自己的过错阐释得完美无缺。不懂得反思，不懂得修正行为，再伟大的人也会毁于一旦。

①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诺距罗）

②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迦诺迦）

③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阿氏多）

儒家经常讲“勇”，很多时候不是指与人斗狠，不是指战阵的冲杀。更多的是勇敢面对自我，敢于面对自身错误、不足，而勇于去剖析、解决，然后坚守于道。用这种“勇”的精神来直面自己，这是我们讲的新身。

《格言联璧·存养》里有一番话，可以见出自新的艰难：

轻当矫之以重，浮当矫之以实。褊当矫之以宽，执当矫之以圆。傲当矫之以谦，肆当矫之以谨。奢当矫之以俭，忍当矫之以慈。贪当矫之以廉，私当矫之以公。放言当矫之以缄默，好动当矫之以镇静。粗率当矫之以细密，躁急当矫之以和缓。怠惰矫之以精勤，刚暴当矫之以温柔。浅露当矫之以沉潜，尖刻当矫之以浑厚。

有的人轻浮、轻率，做事不能深入沉潜下去，易浅尝辄止，就要学得稳重些、踏实些。我们看楚汉争霸的刘邦、项羽两人。项羽学写字、学击剑，都是心浮气躁、半途而废，虽然他很有勇力，是英雄豪杰，但终不能成大事。刘邦则既不会打仗，也不能言语滔滔，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却总能够改正自己，听取他人的意见，最后终成大业。所以说，人的轻浮、轻薄，一定要用稳重、踏实来矫正。

“褊”、“执”就是固执、偏执，这样的心性要用宽和、圆通来矫正。人往往是蔽于私情私念，比如喜欢一个人，就喜欢得不得了；恨一个人，却又恨不得立刻把他毁掉。这样的心性会产生很多问题。人要宽和、圆通起来。“圆通”也可以称做圆融，就是人要对天地万物、人生、朋友都有包涵的心胸。

“傲”即高傲、简慢；“肆”就是纵己纵私，没有收敛。人不要太高傲放纵，要谦和、谦虚。拿做学问为例子，“谦虚”是要时时刻刻知道自己见识太浅，不要易于知足，不能认为他人皆不行，天下无大家，轻易的就相互“商榷”、怒骂起来。谦虚谨慎而不自傲放纵，才是真君子，才能做出真学问。以“缄默沉静”来代替放言无忌，来矫正躁动难安。人要有沉静的美德，沉静中才能明心性、长德行，就是求其次，也要能动能静，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这些方面不能一一道来，说得都是易犯的毛病，需要分别对症下药，改过自新，而最后归于浑厚，“新身”即是要做浑厚之人。

二、新识

新识，就是要树立、增长自己的见识。这个“识”不单纯是知识，因为天地间知识无穷尽，一生也难以学完，而是见识。见识和知识的差别就是，见识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己的看法、思路、视野等，这在成年之前就能树立起来。人每天都在接受繁多的信息，而能否接受这些信息，一定要有自主的判断，必须增长自己的见识。

要增长见识，做事做人必须要不停地学习，“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这是吴兢《贞观政要·尊敬师傅》[1]里面唐太宗说过的一句话。即每天都要很努力，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闻”和“见”。与人接触交往，总要从对方那里学到以前没有见过、听过的新东西，总要思考到以前没有达到过的境界。留心处才能积累真知识，得到真见识。“日异其能，岁增其智”（唐·柳宗元《祭吕敬叔文》）。假如自己的知识每天都能扩充，智慧都能增益，发展进步就会很快，就能不断成长。

唐·吴兢《贞观政要》书影

见识的树立与增长，靠的是读书。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很多典籍，都经过了历史的选择，是千锤百炼的精华。比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几千年来中国人都读它，绝不是靠某个帝王的一道命令，而是这些书确实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顺应了中国人的人生期待。要增长见识，就要多读这些经典著作，正所谓：

读经传则根柢厚，看史鉴则事理通。观云天则眼界宽，去嗜欲则胸怀净。（《格言联璧·学问》）

读经传可以厚根基，《论语》、《孟子》这些书，读过之后方知是真学问，给自己的人生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读一些史书，就可以更洞晓人事、明晰道理。

举个例子，唐朝的时候，宫中要裁宦官，有人就进谏说，宦官不能轻易裁减，否则易出问题。怎么办呢？罚。宦官做了错事就处罚，赶出去，同时宫内不再新增宦官，如此一来，三五年之后至少裁减掉1/3的宦官，也避免了因一次裁减可能出现的作乱问题。这就是历史裁撤的经验。在处理大众闹事的事情上，现在叫群体性事件，古代一个常用的做法就是先罢免直管官员。因为群体性事件，老百姓矛头对的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做出和缓的姿态来。还有民族、宗族问题，古代怎么处理呢？不要去过多考虑哪个民族、什么宗教，只要考虑法律的问题即可，犯法就依法治理，法律是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这些都是历史上很好的治国经验。

为人处世也好，济国安邦也好，都应该好好读一些经传，读一些史鉴，做小事、做大事都能有用。

要在读书之外，增加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多走一走，观赏高山、沧海、浮云、流水，眼界拓宽，就不再局于一己的私情私利。去嗜欲，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因为要毁掉一个人，嗜欲处是突破口，历史上因嗜欲而败身的教训很多。

传说清朝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是一个君子，不贪财不好色，做户部主事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想找他办事很难，因为没有行贿的借口。但这个人最后还是找到了翁同龢[2]的弱点，就是“好名”。读书人都好名。翁同龢喜欢到处题字，这个人就把他的这些题字都收集起来，编成《翁同龢墨宝》，算是翁的书法集子，然后进呈上去，便得到了翁同龢的欢心，事情就办成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把大清建设海军的钱，批出去修建颐和园，因为翁同龢是户部主事，掌握这个权力。后果我们都知道，颐和园的石舫永远不能开动，而大清的北洋水师则永沉大海之中。所以一个人的嗜欲能被别人引诱，就是他的欲望太多了。现在有的官员腐败，绝大多数都是毁在嗜欲贪妄上。

1 2翁同龢书法，朴拙敛约，奇崛自然。

3 4翁同龢手迹

“经一番挫折，长一番见识；容一番横逆，增一番器度”（《格言联璧·持躬》）。见识的树立与增长，器度的培养与开阔，都是在挫折、横逆之后、在人的不懈努力之后形成的。能坚持，多读书，广游历而拓宽眼界，去嗜欲而纯净胸怀，不断增加阅历与见识。

三、新德

这里所说的“德”，不仅是品德，还包括道德，意义非常深广。“品德”是儒家所说的人品和行为，“道德”则是道家的“道”和“德”，它们的境界不太一样。这里讲的“新德”，即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德行；二是要不断增加自己观察、认识世界的能力，沟通、改造世界的能力。

德教一直都被强调。“世家出于德教，人品成于读书”（《格言联璧·学问》）。不管是个人的品行成长，还是世家大族的稳固，都源于诗书教化，源于道德修养。

古人一直相信，靠德教而能出世家，“世家”就是延续几代、十几代而不衰败的大家族。而现在流传的是“富不过三代”，富裕三代以后就完了，原因是什么呢？在于教育子孙后代的时候，忽视了道德修养的培育。不少家长只教孩子知识，教孩子如何出人头地，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时候就放纵孩子、娇惯孩子。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里所有的资源都给他一个人用，因此他不会设身处地去关心别人，不会谦让，长大了也就会缺乏德行修养。古人有一句常语，叫“棍棒底下出孝子”，教育孩子不能太放纵娇惯，否则孩子只会想办法跟别人争斗，想办法和别人算计。

所以古人讲，要想让孩子真正成长起来，就要教会他谦让、退却、妥协。一个人若是从小就学习如何与外界的人争斗，反过来他就会用在自己的家族里头，会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跟老师、跟朋友去争、去斗，这样的家族自然是成不了世家的。

这个道理用在国家上也如此。秦国为什么“忽而兴焉”，又“忽而灭焉”呢？就在于秦政用“因性”驾驭臣民。因性是利用人的自私本性，用人之为人，不用人之为我。在秦国做官也罢，立功业也罢，都是为了自己，秦国与他只是利益的关系。试想，当臣民与国家仅仅是利益关系的时候，国家危难，谁来承担国家的道义呢？正是因利益驱使，秦国兴盛得快，败落得更快。而宋朝恰好与其相反，北宋用人的善良本性，金、辽、西夏、元不停地挑起战争，它苟延残喘，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灭国以后还有那么多的遗民。所以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家族，包括每一个单位培养人，或是自我的修身，都要先讲“德”。

人的品行修养，还是来自读书。读书的目的是在修身，不是读死书学知识，而是要把书中的话，话中的理用到自己的修养身心上。读书不思考、不揣摩，只是背书、抄书，没有任何的用处，读书一定要用来观察自己，用至理来照耀自己。

对于“新德”来说，最重要是“为善”，颜延之在《颜氏家训·省事》就讲：“为善则预，为恶则去。”善良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苏轼也说：“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北宋·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善事不求人知，但求心安，善在于持久累积，才为大家知道，而恶在于一事便可出名。

用唐太宗教育孩子的话来说：

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贞观政要》）

读书读到这些话，就要好好地揣摩，好好地思索，用这些道理来培养自己向善为善的德行。

首先心里面总是要存善念，总要想着与人为善，帮助别人，而对于行恶则要时时戒之。善事常为，但不要自我夸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众人自然交口称赞；恶事不可为，行恶难以掩饰，他人看的都很清楚，是自己把自己毁掉了。

做事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不要总心存侥幸，自作聪明。“无不知，无不改，以几于无可改，非圣而何？”（清·陈确《陈确集·瞽言》）想要培养自己的德行，就要读书明理，识过改过，时时进步，不断攀登道德的高地。

[1]《贞观政要》以记言为主，基本上记载了在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臣下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政论。

[2]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咸丰年间进士，光绪年间官至户部尚书。戊戌政变后罢官归里，卒后追谥文恭。

第四节　自信

要坚持志向，就要有强烈的自信；要成就事业，自信更是基础。“自信”这个词看起来简单，但它却包含了自爱、自信、自律等诸多含义。

一、自爱

“自爱”是和“自尊”联系在一块的：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这句话出于《孟子·离娄上》。“自侮”就是不自尊，会有什么后果呢？不自尊者，就动摇了立身的根本，招致他人的侮辱；家庭、家族不自尊者，就破坏内部的和谐，或是被自己亲手毁掉，或是被他人离散；国家不自尊者，就毁坏立国的根基，招致别国的攻伐。商汤要伐夏桀，伊尹对商王说：先攻打试一试，看看诸侯的反应。结果商进攻的时候，夏桀就命令九夷等各个部落来共同抵御。商汤只好暂时认错，还像以前那样给夏进献贡物，继续臣服于夏。但是到后来，夏桀暴虐，诸侯叛离的时候，商汤就再次举兵，终于把夏桀灭了。一个国家不自尊自重，不珍惜自己的时候，他国就很容易地攻伐他。人要自爱，就一定要做到自尊自重，不要自取其辱。

自爱，主要表现在对理想和道义的坚持，古代又常常把它和人的淡定、从容联系起来。孔子讲：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一个人的志向在“道”，在正义、正直的事业上，称得上是“士”。坚持理想道义，却以穿破衣烂衫、食粗茶淡饭为耻，这个人对志向的坚持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当他不能欣赏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的出身、所处的境地充满了厌恶的时候，已经是不自爱了。那么，他对于此时所坚持的理想与道义，也就容易生出怀疑之情，生出厌弃之心。

孟子还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程颐也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秋日偶成》）人不能被荣华富贵所诱惑，不能被贫穷困苦所改变，也不能被豪强权势所屈服。有的人立志做学问，确立了对理想道义的追求，但往往耐不住贫贱困苦的生活，而改变了最初的志向。因为他们不能满足于清苦的学术研究。像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博士很少，有些人却不做学问，跑去经商、去做官，追求富贵功名，是因为穷怕了，被人欺负怕了，喜欢前呼后拥的感觉。现在看来，不论是经商，还是做官，财富也好，升迁也好，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需要因缘机遇。但做学问，做研究，进步是可以自主的，它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天分和辛苦。

元·赵孟頫《行草陶渊明五言诗页》

能坚持操守，能不慕富贵，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寻找心性中的淡定从容的一面。陶渊明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都不要改变自己快乐的心境，不要改变自己人生的志向，这才是能自爱的人。《老子》讲：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点出了自爱既包括自尊自重，也包括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自爱的人首先是能知己，就是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思，然后扬长避短。其次就是有知己，只有自尊自重的人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找到真正的朋友。

自爱，不仅包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也包括要爱惜自己的名声和德行。人生在世，是靠好德行来维持的。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随着年龄的增加，好朋友是越来越少。孩童时朋友很多，因为儿童都是一样的纯真；成年时朋友越来越少，是因为成年人的内心隐藏得非常深，不再天真纯净，需要别人去了解自己。只有自尊自重，爱护自己，别人才能敬重，才有知己。人生在世，能有真正“知我者”确实不易，而若能有恳切真诚的“责我者”，则更为珍贵了。现在的社会中，找表扬容易，听批评太难。人都不再真诚地去批评劝说别人，批评别人要冒很大风险，倒不如虚幻缥缈地表扬几句，一团和气。我不知己，人亦不知我，不责我，人就难看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对自己发展是很不利的。

自爱，就是要把自己培养出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中说：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自爱不是对自己刻意的珍惜，到了自负、自恋的地步。自负是自信过度，自恋是自爱过度，清高自赏，目下无人。孟子讲“自爱”，应该做到让志向归自己导引，体内充盈浩然正气，堂堂正正。这个气不是外在的，而是在内心里真诚地存在。

如何自爱呢？传统文化里，往往是从“存诚、慎独、治家、立业”几个层面来给出途径。正所谓：

身不妄动，口不妄言，君子所以存诚。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不愧父母，不愧兄弟，不愧妻子，君子所以宜家。不负国家，不负人民，不负所学，君子所以用世。（《格言联璧·持躬》）

存诚，是自爱的第一个层面。心里面没有非分之想，没有贪婪之念；做事合于规矩法度、合于道德修养；言语上尽量缄默，不妄言是非。做事要合理，即遇事不宜反应过度，要正常地做出反应，但也不能丝毫没有反应。有人向他言其喜事，他就要与之同喜；而别人有伤感之事，他也要能与之同悲。身不妄动要“合理”，就是在合于规矩法度之外，还要合乎人情世故。这是自爱的第一个层面。

慎独，是自爱的第二个层面。前面说过，“慎独”是儒家用来形容一个人在独处安静的时候，直面自我而应如何处理内心冲突的词。内不欺己，是不要自欺，修身的过程中最怕自欺。佛教讲，人要活在当下。一是不要陶醉在过去，像阿Q一样，只要努力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二是不要活在未来，虚幻缥缈的幻象，最是能消磨人的意志。外不欺人，是不要轻易地说谎话、找借口，生活中可以有善意的谎言，但还是越少越好。人如果总用谎言，用借口去文饰的话，心志就难以坚强。人生于世，需要做一些坦诚的事情，才是自尊自重，才是真正的自爱。

宜家，是自爱的第三个层面。要想把家治理得和睦、兴盛，首先就要自身端正，做到“三不愧”：不愧父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父母的培养中长大的，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志向，还有父母的期望、家庭或是家族的期待，这些都不能辜负。不愧兄弟，从现在来讲，是不愧于自己的兄弟姐妹，还可以泛指像兄弟姐妹一样帮助他的人，就是不要辜负所有关心自己的人。不愧妻子，是指自己的小家庭，当然也不能有丝毫的负疚。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只有在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子面前都不愧疚，才能讲“宜家”。中国讲“齐家”，最高典范就是“三不愧”。没有可惭愧的事情，没有可后悔的事情。

立业，是自爱的最后一个层面。宜家和立业，实际上都是讲到了自爱的目的。这才是修养自身，自尊自爱的最终着落。如何才能不负所学，使自身的修养最终有大用？这就要把自我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和生民大众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只有得到国家、民众的承认，才有可能拥有财富，拥有名望；做事情和国家、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的话，最终会被淘汰，才学也好，辛劳也罢，都是枉然。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潮流，潮流中有着主流，是发展的主要方向，不管是做事业，还是读书，一定要跟上社会的主流，立志做社会的骨干。不负国家，不负人民，才是真正的不负所学，不负一身的修养功夫，这才是自爱最终的大用处。

二、自信

人一定要有意气，要有青年人般的蓬勃朝气，朝气使然是因为自信。有的人年龄很成熟，却没有成熟所该具备的气质，言语闪烁其词，举止也不沉稳镇定，年岁渐增，气质却不能有所改进。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社会中要独当一面，要成为社会中的骨干、精英，必须修养自己，改换气质，自信则是最基础的品质。

做事不自信者，一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有的人和领导、老师聊天，容易紧张，为什么呢？心虚，原因在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多人做事应付，本来经验不足，做事之前还不能细细思索，不去预想可能出现的情况，久而久之，就再也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就只能始终居于人后。二是为常常感情用事，没有理性精神，行事凭一时冲动，实际上还是不能自知、自明，不是真正的相信自我。

自信是一种意气，也就是“精气神”，是人立于天地间的根本。马援是东汉名将，曾发豪言：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列传》）

“马革裹尸”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丈夫要做大事，就要有这样的铮铮傲骨，有这样奋发的意气。王维有诗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至交一见面，把骏马拴在垂柳上，上酒楼尽欢畅饮，这是年轻人的豪爽。李白醉酒的感慨是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行路难》）不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对未来充满期待，有大材必将大用的信心。文学史上有大量的怀才不遇之作，实际说来，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多少政治才华，像李白，诗写得很好，但政治上的能力却不突出。安史之乱，李白投奔了永王李璘，李璘哪里是唐肃宗李亨的对手，自然被打败，李白自己也被流放，所以说李白的政治才华实在不行。但是李白豪情放逸，敢于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敢于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永王东巡歌》）。这就是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而高适、杜牧、还有后来的辛弃疾，则更是意气挥洒，气度逼人了。

年轻人一定要自明、自知、自信，不要轻易感慨怀才不遇，要能辛劳勤奋，培养浩荡正气，做事的时候意气慷慨、天马行空，就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绊倒他了。

自信不是自吹自擂。为人为学，都要做到：

唐·王维《雪溪图》，无款，有宋徽宗赵佶题签“王维雪溪图”。

唐·王维《辋川图》，但此卷为唐人摹本

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这是顾炎武《日知录》里的话。仔细揣摩，顾炎武说的是两个极端。“自小”，就是自轻自贱、妄自菲薄，实际上是为人的格局太小。以为学来讲，做研究要从一个小的地方起步，学问如山的话，一定要先找到一个小入口，入了领域之后，再往深处做，往大处做。现在的人做学问，一篇小文章起笔就是“中国文化如何”、“论中国如何”，如果没有积累，直接思考这类题目，这就是大而无当。我们一定要把“小”与“大”结合起来，从小处入手，谨小慎微的从一个概念、一个定义、一个原理，甚至从一个字、一个词入手去细细揣摩，以小见大方是真精神。这是顾炎武对学问的探讨，同时也是对为人的启示，也是培养自信的道理。

如何培养自信？有几个办法：

第一，要有预备的精神。打个比方，为什么有的人上课的时候喜欢坐在后面，坐在角落里，而有的人却每次都坐在前面，坐在靠近老师的位置？前一种人一般都不自信，就因为他事先是没有做准备的，害怕被老师提问，害怕和老师探讨，这就是胆怯。在知识上有储备，心里就有底，面对老师的时候才能应对自如，这就是有预备的精神。有预备之外，还要敢于当众发言，在众说纷纭时，他能够站出来把众人的观点汇总，提出最为明白独到的见解。这是一种对自信心的训练，不仅是读书上课，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敢于往前走，自信心才能迅速地培养起来。

第二，要敢于坦诚己见。人有的时候不自信，是因为不敢讲真话。有的人从小受父母的影响，父母特别严厉，孩子就善于撒谎，来避免一些惩罚。但是成年之后，为人、做事就不能太怯懦，要敢讲真话，讲实在话。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害怕犯错误。说话要多讲真话，再就是多用肯定的语气，要斩钉截铁，正如我们前面讲的，在言语上要“弃疑滞”。为人说话要敢于坦诚己见，敢于提出见解；做事情要敢于当机立断，敢于承担责任。这样就能逐渐把心胸打开，慢慢地树立起自信来。

第三，要注意扬长避短。人的短处、缺点是改不完的，每一个长处的反面就是短处，比如聪明的人思虑过重，谨慎的人则优柔寡断。扬长避短，就是把长处尽量的发扬，不计较短处和缺点，自信心正是建立在长处的发扬上。一个人容貌丑陋，就不要去做那些外表美丽的人的陪衬，而要找到自己另外的长处。他可以做到学富五车，写珠玑文章，天下人都不见他，但天下人都在读他。比如说，韩非子口吃、扬雄口吃、司马相如也是不善言谈，温庭筠和贺铸貌丑，他们的文章流传千古，天下人只见其文，不见其口吃貌丑矣。以思想、见解去对比华而不实，这就是扬长避短。

第四，要经常开怀大笑，也可以说是要敢怒敢喜。小孩子非常天真，伤心时号啕大哭，高兴时喜形于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笑越来越不由衷，难得开怀大笑，更多的是出于礼貌的笑，而悲伤也不再愿意让人看到，只能一个人静悄悄地伤感。笑能打开自己的胸怀，也能感染周围的朋友、同事，该笑的时候一定要开怀大笑。这样也能慢慢地培养起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能敢于负责，善于负责。

三、自律

要实现志向，除了自勉、自爱之外，更重要的是自律。一是因为不能律己者，必律于人，二是只有律己，才能律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自律在激励自己、砥砺志向、成就事业、树立权威等方面都很重要。

要自律，最关键的是要明晰自己的瑕疵与不足。

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曾文正公学案·正心》）

这个“病”不是器官、生理方面的病，而是人的修身之病，是人的不足之处。有的人过于刚强，则失之于粗鲁；有的人过于柔弱，则失之于寡断。这些毛病沉溺过深，成为切身之病，就会在所做的每件事情上、所说的每句话中表现出来，一行动就会发现它已经是自己的累赘。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体察自己的所溺之病，明晰了这一点，用终身之力也要将其克忍住、治理住。

孔子说得很清楚，人都有普遍的毛病，即“色、斗、得”：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好色是人的本性，“食色，性也”。有这个问题，就要尽量让心情宁静下来。就像孟子讲的，食色，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能有所溺，一定要做到有约束。斗狠，也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缺点，血气方刚的壮年人，容易冲动、发脾气，最终常常因为不能忍坏了大事。贪婪，更是人的阴暗心理，就是孟子讲的“寡人好货”，“货”是财货，人都是从开始一点一点地去贪，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毁掉自己。人要自律，就首先要在内心里对自己有所了解，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

《礼记·表记》阐述了人的缺点，告诫我们该怎么自律：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

这里指出了人的一些普遍的毛病，也让我们知道：自律，是从小事一点一滴做起的。

不失足于人，做人一定要有道义在，做事一定要很完满。“失足”，就是被人抓住把柄。古代为官者，最害怕的一个东西，就是“百官行述”。“百官行述”是专门记录官员隐私的。为官为人，一旦被别人掌握把柄，就会很容易丢掉自己的浩然正气。人要自律，一定要时时刻刻警惕，不做那些不合道义的事情。年轻时不谨慎，没想到自己前途无量，有时说话做事不注意、交友不慎，会为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尤其是因小失大，做下一些“失足”之事，十年、二十年以后追悔莫及，所以，要从小处谨慎、从小时谨慎。

不失色于人，色，指的是容色，是和人交往时要做到彬彬有礼、谦恭卑和，要在对人的态度上自律，不能随意施之粗暴。真正的君子，对生民怀有仁爱之心，对天下万物抱有谦卑之念，总是在一举手一投足之处，显露出自己的修养和敬意。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常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周易·谦卦》），君子温润如玉，就在这个“谦”字上，“自牧”即自律。

不失口于人，说话不夸饰，不欺骗，不轻易许诺，言语要平实，要有缄默沉静的功夫。也即是前面讲过的“口不妄言”。年轻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往往容易口不择言，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很不恰当的话，不仅容易伤人，而且也容易伤己。

君子若能在这三方面都严格自律，就能做到貌足畏、色足惮、言足信。立身堂堂正正，坦荡之余又怀有谦恭之貌，言语平实不欺，就能使人敬畏而不能辱，威信树立而不能欺，自然身正而令于人。

自律，是人心性深处的修养，这就需要：

世俗烦恼处，要耐得下。世事纷扰处，要闲得下。胸怀牵缠处，要割得下。境地浓艳处，要淡得下。意气忿怒处，要降得下。（《格言联璧·存养》）

世俗的烦恼，指的是无休无止的人事纷扰、人情烦扰，一定要耐得住、放得下，随时随地保持坦荡、淡定的心境，把心中的一切牵隔、缠绕都割却。人生世间，难免有琐事缠身，有流言烦恼，这时候就要看人的修养，究竟是能看破，还是因之乱了心神。

静心工作、读书的时候，有人来给你讲他的痛苦遭遇，听一听、安慰一下即可，不能听了以后浮想联翩，比他本人还要心肠纠结。人都喜欢闲谈、聊天，但实际只有无用的闲聊越来越少，才是人的成熟的表现。比如读书期间，有的同学们喜欢在宿舍里义愤填膺地议论家事、国事、天下事，甚至晚上秉烛夜谈，多听多想。研究生阶段就不再空议论了，开始议论专业的事；而到博士，一个宿舍两个人基本就不闲谈了，有事说事，无事就各自忙碌。成熟，就是废话越来越少，事情越做越多，事业越做越大。

在烦恼时、在纷乱时、在闲散时，都要能静下心来，忧郁伤感可以，少刻放松也可以，但都不要过分分散自己的精力，要有自我约束的精神。无论是烦恼纷扰处，还是热闹繁盛处，都要有这份自律的功夫。

少年时，尤其要淡得下境地浓艳，浓艳就是在风花雪月之所、姹紫嫣红之处，面对五光十色的诱惑，一定要淡定下来，不要轻易地被引诱。有的英雄在浓艳处丧志亡身，就是不能过这一关。佛家讲难能取得真经、转成正果，正是需要不断经历浓艳繁华的考验。

降得下意气忿怒，也是需要我们警醒的。不要轻易地去忿怒，要约束自己，理性地解决问题，绝不能像《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李逵似的，有难平之气就拿起大板斧一路杀将过去。而要用聪明才智，用智慧和理性解决问题。在意气愤怒上，在斗狠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再有就是，降得下忿怒有利于健康。中医上讲，凡是大病多源于气血不通，起于气淤、血滞。人如果经常收不住性子，或是忿怒，或是憋闷，久而久之，气血淤滞，淤滞则不通，不通则阻塞，最终酿成大病。从利于身心的角度上讲，一定要有自我约束的能力，时时自律。

第二章　正心

儒家学说讲“三纲八目”，八条目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在的修为；修身，则正是内外双修的关节点。勉志，更多的是面向外求，而能不能实现志向，还需要内求，即正心、诚意、修身。

“志向”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想法，中间层面是目标，最高层面是理想。立志外求的是目标、是理想，所有的目标理想终究是内求来生发，良田生嘉禾，朴石出美玉。“正心”正是要通过修养心性，来让自己博大起来、宽容起来、高旷起来，为自己的事业做好基础性的准备。欧阳修说：

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辨左氏》）

把正心作为修身的基础，作为内求的关键。曾国藩也说：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家书·家教》）

都把“正心”作为修身立志的首要之务。欧阳修认为，要成就谦谦君子，靠的是内外双修的努力。曾国藩则更强调了“正心”是自修，是慎独，是让自己的心灵无论在繁华处、还是在孤寂处都能够守正如一。

人的一切行事都是由心来决定的，要想自强自立，要想为人行事中于规矩、合乎道理，就要从“端正己心”做起，正所谓“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唐·王勃《上刘右相书》）。“正心”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正如唐太宗所言：“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贞观政要·政体》）人最难克服的困难在于自己的内心，“正心”就是一个琢磨砥砺的长期过程。如果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内心，发蒙内心的善良与纯真，心灵很快就会荒芜起来。

第一节　明心

“心”，在中国典籍里经常被提到，儒释道三家的经典里都有，其思想渊源，或者说中国文化的本真，都在强调“心”。儒家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人全部行为的根源。

一、善良

《孟子·公孙丑上》讲：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认为人的全部道德都来源于“心”，这个“心”实际是人性善的本原。中国文化中讲的“脑”、“心”，不是从器官上讲，是从其功能上来讲。具体来说，中医讲的“心”相当于西医讲的以心脏为中心的循环系统，中医讲的“肺”相当于西医讲的以肺为特征的呼吸系统，只有讲功能，中医才能产生“脉络”这样的医学理念。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在讲人的善念、精神、教养、智力等道德功能的根源。“端”即是根本、是开始、是本源。

孟子画像

《孟子》书影，清刻本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孔子看来，人所有的情感和品德都是从“仁”生出来的，人有“仁心”，“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感情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观点，将其总结为“性善”。人因都具有恻隐之心而性本善，什么叫恻隐之心？孟子举例子说，看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小孩在井边玩耍，所有人心中都会“怵惕之”，这一点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人本性中的善念。还举例说，梁惠王要拿一头牛来祭祀，看到牛在发抖就把牛放掉了，这也是恻隐之心，也是善念的发挥。所以说，心怀恻隐就是保有仁慈之想、为善之念，“仁者爱人”即是这个道理。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有时候会羞耻、憎恶于自己。羞耻，是因为觉察到自己行事不合乎规范；憎恶，是因为更感觉到这个事情不合乎人类的感情，可能是作奸犯科的事情。“羞恶”实际就是因为自己明白了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产生，而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情感判断，这是“义”的发端。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孔融三岁让梨，是一种辞让，作为成年人遇事更应该懂得礼让三先，这是基本的礼仪，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素养。凡事都要抢夺，即便有了法制约束，最终也会变成明偷暗抢。而人人具有辞让之心，才会使得这个社会本分、安分。行事要明礼仪，特别是在利益面前更要有辞让的精神，彼此相安，才能彼此无事。羡慕嫉妒恨，不仅伤了自己的心性，也会成为社会秩序紊乱的动因。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判断。人能够对每件事都有基本的判断，这就是智慧的开启。儒家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都是来自人的内心。这个观点被后人继承并多有发挥。如韩婴是秦汉时的儒学家，他也说：

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则独居而乐，德充而形。（《韩诗外传》）

“中心”是古人的说法，其实是心中。他认为人心惟善，并要“日新之”，心中既有善念，就要每天发展、提升自己的善念；若能如此，即使他一个人独处，也能够心怀喜乐，道德充盈广大，而不在于对外物的依附。所以说人要想自立、成德行、成事业，或是求自心的完满充实，都要首先“正心”。

事实上，关于人的发展，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观点是来自孟子，即每个人心中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保有善念。把内心的善念发扬光大，使之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人就能成为坦坦荡荡的君子。这就是思孟学派讲的“求放心”，是从内到外的改化。后来到宋明时期，就形成了心学一派，以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为代表。另一个观点则是认为人生下来就受后天的污染，必须用教育、礼乐加以约束、规范，人才能有所发展，即认为人性是恶的。荀子就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人一出生便有“食色”的本性，就会生发贪婪的劣根性，这个劣根性不会自行消失，必须用外在的礼仪制度来规范、约束。这一派在宋代形成了程朱理学，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把人的欲望抛弃掉，让人完全按照上天的规矩做人做事。理学认为人要成长、完善，必须自外而内的矫正。不过，我们这里讲的“明心”，是继承着思孟学派的观点，遵循自内而外的途径。

二、光明

人要把内心的善性、德行发挥出来，即是“明心”。程颐[1]讲：

《荀子》书影，清刻本

《二程全集》书影，清刻本

人心贵乎光明洁净。（《薛文清公读书录》）

“明心”之“明”，是要做到内心深处的光明洁净。“光明”即是心里很清明、开朗；“洁净”就是无有秽浊、邪僻。我们有时说一个人内心阴暗或心胸狭窄，实际是在说其不能够“明心”。有的人朋友非常多，也正因为他内心光明、纯净，具有人最好的本质。

现在社会中也许充满了欺诈，用雨果的话讲，这个世界就是傻子和骗子的集合，但是只有每个人内心真诚，社会才能慢慢的变好起来。儒家就是在强调人光明的一面。朱熹说：

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答何叔京书》）

他把“明心”当成是人良心的发现。“不昧”即是“明”，是说最初的时候一定要下决心，要“猛省提撕”。“猛省提撕”是宋朝的土语，是说要与原先的旧我脱离，才能使心不昧。“明心”是一项要下工夫的本领，只有立起这项本领，才能“下学而上达”，学到的内在修养才能全都用于外在事功上。若没有这种“明心”，立不了这项本领，终究会作人浑浑噩噩、做事迷迷糊糊，人生若长处在浑噩糊涂中，便没有提高的余地，便没有发展的空间。

明心的重要，在于这是良心的发现，是善心善性的发挥，是做人的根本。胡达源在《茅蓬语录》中说：

心术不正，其为材也必劣；学问不深，其为器也必浅。

没有良心善念，再有才华和学问也只是歪才、怪才和劣才。一个正直诚实、坦坦荡荡的普通人，即使知识欠缺、学问不深，也远比一个行为龌龊、心理阴暗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要大。我们讲“勉志”、讲“正心”，还要讲“修身”、“养德”，讲“为学”，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坦坦荡荡、心怀善念的人。

关于“明心”的论述，我最欣赏的一句是：

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

“修德”即为正心，“清心”即为宁心，两者仍然在讲“明心”的道理；“立本”“应务”之说，也是从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两个层面上着眼。道家也很强调“明心”，《列子·汤问》里面说：

明心为情主，形实无知耳。所以道者贵乎养神也。

之所以要“明心”，是因为“明心”是万物之主、万情之主，这是修身养性的根本。心窍被蒙蔽，任何的外部规定只能成为约束，不能成为动力。没有内在动力去修养，即使表现出来的得体举止，也只是伪装、是演戏。朱熹也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意思是若内心能够清明纯净，不生妄思妄念，人就不会做出贪鄙污浊的事情。

而要“明心”，正是要避免不良心性的生成，至少要抑制其不能坐大。《关尹子·三极》中讲：

利害心愈明，则亲属不睦；贤愚心愈明，则交友不长；是非心愈明，则修道不成；好恶心愈明，则事理不契。

此处的“明”，应理解为“过度”的意思，不是“明心见性”之“明”。

利害心，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有“智”无“慧”，像王熙凤一样，机关算尽，最后反算进了自己的“卿卿性命”。一个人为人太过精明、太重利益而不重情义，就连本该亲近他的亲戚都会躲着他，必然以孤家寡人收场。

贤愚心，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能真诚相待、一视同仁，而总是在比较，总以一些外在的、物质的因素来衡量他人，把每个人都放在利益关系中去衡量，或者放在自己的价值尺度中去判断，从而决定是否与之交往。如果总是根据利益关系判断人际关系，不仅自己累，与之交往的人也会不胜其烦，这样很少交到真朋友，即使有了，也很难长久。

是非心，是总盯着是对是错、是好人是坏人的判断。为人处事始终在是非判断上下工夫，不论事情的大小与性质。这样的人过多纠缠于小事、细节，便不能通于大道、达于至理。因为“道”浑然一体，天下万物万事总在其中，是处即是非处，非处亦是是处。现实生活中看待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的角度不同，判断也就不同，永远没有最全面和最高明的审视。如果非对即错，非此即彼，凡事都要论个理，那在日常生活中，烦恼之事会接踵而来。有时我们看到很多人之所以烦恼，不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而是看到一则报道，听到了一则传闻，就忍不住骂，骂同事、骂领导、骂时代、骂世界。这不是真正的是非分明，而是自找是非。

好恶心，是人的私情私爱在作祟，是设定一个小圈圈，爱之就鸡犬升天，恨之就株连九族。人的内心不能公正、平和地看待周围的人事，总是用情绪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是非对错取决于喜怒哀乐，就会遮蔽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偏离了正确、恰当的轨道，做事也就难免“与理不契”。

总之，我们所说的“正心”，就是要把“心”放在一个非常中和的位置，“利害心”、“贤愚心”、“是非心”、“好恶心”，都是人心的一种过度偏斜，皆可称之为“分别心”。

人心太聪明、太玲珑的时候，对外在人事做种种利害、贤愚、是非、好恶上的分别，内心就不再浑然、不再开阔、不再坚挺，而陷入了破碎、狭隘、脆弱的境地，这样的内心很容易受到损害。虽然我们讲人要聪明、要内心洁净，但一定不要过度，“明心”不是让人斤斤计较、存有过于细密的分别。

没有分别心，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要。有新闻说现在的“闪婚族”，结婚快，离婚也快，感情婚姻不能维持长久。除了所说的年轻人的好冲动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我觉得“分别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只懂得接受，很少懂得给予。每到节日，通常都是父母在给子女打电话，而主动给父母打电话的很少，有时候甚至对父母的电话还感到厌烦。这样的习惯，一旦恋爱或结婚，不自觉的会以自我为中心，对双方的财产、亲戚、老人的界限都分得很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常因分别心而产生矛盾。实际上，两个人要组成家庭，在感情上、在法律上，权利和义务都是同等的，双方都要想到那是共同的老人、共同的财产、共同的事业，不要有分别心。

从这个角度讲，“明心”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分别心，一个部门不要只考虑一个部门的利益，一个地区不要只考虑一个地区的利益，一个人也不要总考虑自己的利益，能够从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安康、周围人的幸福角度想想该何去何从，稍微理解一下他人，关注一下他人，方便一下他人，帮助一下他人，这个社会就会和谐、安定得多。

三、端正

我们讲“明心”，不能只空谈心性，要了解“明心”的大用，在于辅助事功的追求，方为不负修养、不负所学。魏晋玄学的优点在于思辨，缺点就在于不去做。到了宋明理学才强调知行合一。《格言联璧·学问》里有句这样的话：

经济出自学问，经济方有本源；心性见之事功，心性方为圆满。

前半句是讲经济和学问两者不可分。我们不希望人读书越读越穷困，也不希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现在有人抱怨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后工作的待遇还是很差，不要总是想自己没有什么？抱怨自己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合适的机会。而是要想想自己有什么？是否有学识、是否有能力、是否有修养？

如果有了这些东西而没有那些东西，那不是你错了，是这个世界错了，是这个时代错了。如果没有，那答案就是：抱怨错了。

没有必要抱怨教育制度，再差的学校也有好学生；不能抱怨国家，正是有了问题才需要我们去解决，才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能做的，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即使从本科到博士，也至少要读八九年的书，大多数学生应该是十年，最后到毕业了却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障，这最大的过错在谁？

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书是让人去学会如何贫穷，学了知识而不能有所用，就不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天天读《论语》、读《资治通鉴》，结果却弄得自己衣衫褴褛，莫不如不读。因为他学到的是字句，而不是其中的理。

当然，读书必须有经济作保障，比如理工科做研究而没有经费，就做不了实验，也出不了成果。做任何事情，尤其做艺术、做文学这些事情，首先要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否则没办法做学问。但是，我们要明白“经济出自学问”，读书一定是要跟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即使一时困顿艰难，也要好好培养对天下事情、对社会形势的观察，到一定时候就会找到做事业的切入点，把学问和经济都很好的发展起来。

光讲经济而没有学问，是暴发户，现在都被大家看不起；但是光有学问而无经济的人则是穷书生，是酸秀才，也得不到尊重。现在很多企业家去进行再培训、再教育，在于他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了解到没有学问，经济则难以有更大的发展，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意识到要更加丰富自己的学识。对年轻人来讲，虽然一时经济不足，但要在学问上努力，不能操之过急，要对学问有信心，要明白经济和学问是不可分割，该读书时读书，该挣钱时挣钱，二者相互支撑，方才能够发展。

“心性见之事功，方为圆满”，空谈心性没有意义。“正心”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外在事功的成就，这才称得上是人生圆满。就学问而言，为学不能只会讲一些行业术语，有的人常常是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讲到了马克斯·韦伯、汤因比，从亚里士多德讲到了康德、费尔巴哈、弗洛伊德。我们学理论、懂理论，但不能空谈理论，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把这些理论内化到心灵深处，增加自己看待世界的睿智，让心性与外在世界结合起来，要用这个“正心”做事业才行。所以说，读书时要能做到：

何思何虑，居心当如止水；勿取勿忘，为学当如流水。（《格言联璧·学问》）

以宁静致远为座右铭。心一定要静，如静水一样波澜不惊，但又非一潭死水，在斗室中、在书桌前关注社会、关注天下。但要让学问像流水一样，鲜活的，汹涌澎拜的，气势充足的，能够把天下、生民和社会都囊括其中。我们常用活水来比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杨慎《升庵诗话》）。这不仅可以形容他们的散文风格，更可以形容他们把学问与对天下的深切关怀融合在了一起。如此用修心和读书熏习日久，学问与事功自然而然就能结合起来。

上面讲到了何为“心”及“心”之种种，讲到了何为“明心”以及“明心”之大用，不妨概括一下如何养心，那就是要能够：

北宋·苏轼《治平帖》

北宋·欧阳修《灼艾帖》

宽心以容物，虚心以受善，平心以论事，潜心以观理，定心以应变。

要让自己的心胸宽广起来，容天下可容、难容之物；让自己的心灵虚静起来，生发善念、接受善念；让自己的心态平实起来，论事气度冲和、不躁进；让自己的心性沉潜下来，明察人事道理，行事中于规矩；让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遇事不慌乱，对变局能够坦然应对。这话很妙，且应细细涵咏。

《格言联璧·摄生》里也讲：

多静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养心，诵古训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心。

是说平时如何注意修心。每天或者一段时期，都要给自己安排一些安安静静、无须做事的时间，用来静心静坐、养气收心。这些时间不必太长，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神在忙碌中能够静养一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要能动，也要能静。酒色财气最能迷惑心志、使人糊涂，要少近嗜欲，尤其不能玩物丧志。有些古训不要认为是老生常谈，这些恰恰是贤者智者的经验总结，流传千年，自有睿智存在，有空读读《论语》、《道德经》、《心经》这类经典，包括翻翻《菜根谭》、《格言联璧》、《围炉夜话》、《呻吟语》这类格言集，也能给我们不少人生的启迪。读这些书，就是要多了解其中深刻的道理，来警醒自己、明了人生世间的意义所在。

做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在热闹中炼心，时时修炼自己，在内心沉静下来后扩展心胸；在行事时验心，看看做事是不是符合正心的标准，时刻省思，时刻成长。

[1]程颢（1032—1085）与程颐（1033—1107）并称二程。两人为嫡亲兄弟，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两人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对朱熹的影响颇大。

第二节　全性

讲全性，就要理解中国文化里“性”的意义。“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类于动物的角度来讲，“性”即人的本性，近于我们现在讲的自然属性。二是从区别于动物的角度、从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来讲，“性”即是人性，是区别于其他动物肉体之欲的伦理、价值、道德，近于我们现在讲的社会属性。中国学者从先秦时期就开始思考人“性”的问题：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什么？人生活于社会中，其存在的特征是什么？人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

一、辨性

对于“性”，先秦诸子和后代学者曾认真进行的讨论，形成了几种基本的观点：

一是生性。代表人物是告子。告子其人其书均不详，学说全赖《孟子》得以保存下来。据《孟子·告子上》记载，告子与孟子辩论何谓人的本性的问题。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通俗地说，他认为“性”就是人的肉体。用现在的概念来讲，“肉体”即为自然属性、是人性中最初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属性中最原始的部分。既然“生之谓性”，“性”由人的肉体而生，所以它是无善、无恶的；而且“性”如水一般，水放到高处的时候会向东、西、南、北流，人“性”的生发也是如此的自然而然。所以告子论“性”，是把“性”当作人自然而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特质。

明·仇英《南华秋水图》[1]

二是天性，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否认了告子的“性是肉体”的说法。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人也不例外。“道”有天道、地道、人道，人就是从“人道”中派生的，人“性”也是生于“道”中，一定要道法自然，要合乎自然的规律。实际上，庄子是把老子“道”的学说发展到了人的身上，老子重于讲天道而轻于讲人道，在于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道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人道总是残缺的。可以说，老子讲的是宇宙间大道理，是客观存在上至大的层面。而庄子认为这样何其累也，他转向讲人道。

庄子认为人变坏，全因在社会中受到了扭曲：人刚出生时是非常天真、非常善良的，但成长时却总被要求按照礼乐教化行事，被许多的规范规矩所束缚着，这是违背人道的。所以觉得人要想活得潇洒，就应该不受后天的约束，不按照后天的规范做事，不能扭曲自己，也不要被异化、奴化。什么是奴化呢？人生在天地间，都是天地的派生物，不管是高贵还是贫贱，是富足还是贫穷，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所以人都是应该平等的，每一个人从人格上来说是独立的、自尊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总会有一些不同的体系让有的人地位高起来、有的人地位低下去，这样人就会被奴役，过着委屈的、被侮辱的生活，这就是奴化。被奴化的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是只能做该做的事，这是人性被异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庄子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残败，应该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精神的自由、天性的自由。我们常说小孩子天性活泼，就是因为小孩子不受或者很少受后天约束，保持了由自然而来的那份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天性。庄子讨论人性时讲要恢复天性，这是比告子高明的地方。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超越，这与告子认为的客观肉体正好相反相成：告子注重人性何以存在，庄子注重人性如何完善。

三是性恶论，代表人物是荀子。我们习惯说荀子讲“性恶”，孟子讲“性善”，实际上，荀子理论吸取了告子的一些观点，他没有讲人最根本的“性”是恶的，并非如孟子所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人心是有善的一面的，但自从人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人性善的一面就开始受到后天的污染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出生，人的自然属性因为是自然的东西，无所谓善恶，但每一个人都禀赋自然属性而来，在社会中这些自然属性会被引诱、污染，会变得无限扩大、没有约束，从而人性开始贪婪、自私、好利、不循礼法，这就是“性恶”。荀子讲要想改变人的“恶”性、要“化性起伪”，就得依靠后天的教育。《荀子》开篇即是《劝学》，就是要告诉大家去学习，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后天的教育，才能把人内心中已经生出的最阴暗、最贪婪的东西压制下去。

四是性善论，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认为人“性”有一种先验的善性，是随人的天命而来的道德体验。孟子的学说是承继孔子而来的，但是孔子直接谈论“性”的话很少，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主要谈论“仁”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族群、区别于禽兽动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这个广泛的社会性被他概括为“仁”。“仁”是全部道德的根源。然而，孔子对何为“仁”并没有做具体地表述，只对弟子解释了哪些行为是仁，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更多的是一种行“仁”之方。“仁”在孔子那里是一个终极的概念，就像老子的“道”一样，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范围。

在孔子之后，有两个人具体地发展了“仁”：一个是墨子，一个是孟子。墨子最初是学儒学的，后来觉得儒家学说有些缺陷，于是自己创立了一个学派叫墨学。墨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兼爱”，这便是一个具体的理解。“兼爱”是什么呢？就是对所有人都要爱，类似于现在西方说的博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要相亲相爱，这是把孔子的“仁”无限扩大化了。

清·康涛《孟母断机教子图》

而孟子则在孔子的行仁之方以外，开始思考何者为仁？思考“仁”的根源问题。孟子发现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点善念，他把这个善念叫“恻隐之心”。所以，孟子讨论何为“仁”、“仁”从何而来的问题，就归结到每个人的善性，即人的“恻隐之心”上来了。每个人都有一点原初的善念，如果能把这一点善念扩展开来，先是对自己的家人，再是对周围的朋友，进而是对天下人的关怀和关心，而这种关怀和关心就叫“仁”。孟子还讲每个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又分别是儒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的起端，广义上的“仁”所包含的这四个规范，都是从人心中生发出来的。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实际上是把儒家的道德规范扩大化了，认为这正是人得以为人，人得以成群的基础。在孟子看来，每个人都有先验的、固有的善念，把这个善念表达出来就是“仁”，即我们所讲的人“性”。后世《三字经》里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来自孟子的理论。

墨子讲学图

荀子和孟子的分歧，成为后世谈论“全性”问题的两个方向。到宋明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更为深入，形成了理学与心学的分别。宋明理学在探讨“性”的时候，多继承了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人“性”在后天总容易被某些利益关系、厉害关系所污染，所以必须要用外在的礼仪和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让人回到合乎社会规范的道路上去。朱熹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要用天理来约束人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即是荀子讲的“恶”性。只有把这种“恶”压制下去，人才能合于社会规范，才能成就事业。

孟子讲“性善”，就是要用自己的内心关照万物，把内心的一点善念培植壮大，再全部发挥出来。陆九渊、王阳明等人讲的心学，要求人“求放心”，要人把内心打开，让内心的善性融入到天地万物之中，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激励人做善事。这里也把“心性”的问题与天的问题结合起来，就像孟子讲的：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心正了，善性自然就能发挥出来；善性能发挥出来，人的生性就走向善良，就能通于神明、通向高明。正心也好，修养心性也好，最终都是为了“事天”，即是要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理解人生。

二、见性

除儒家之外，道家、佛家也都讲到了人“性”的问题。《淮南子》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可以将其理解为道家。《淮南子·览冥训》中说：

明·丁云鹏《三教图》[2]

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于天。

“性”即本性，“身”即我们前面讲的肉体，“保真”是道家的术语，即是真身不坏。这里包含有两重重要的意义：一是“全性保真，不亏其身”，体现出对“性”与“身”的兼顾，注重讲肉体和精神的合一；二是像儒家一样，把“性”“身”的思考，上接到了通于“天”的更高层面。

“性”与“身”的并重、兼顾，在道教产生之后，形成了“性命双修”的观点。所谓的“性”就是道德修养，“命”就是“身”，是人的肉体。张伯端《悟真篇》中讲：“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认为道家理论存在不足，明确地提出了“性命双修”的口号，他认为人既要断绝各种各样的欲念，同时又要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性命双修”，就是要让肉体和精神都能够自由，都能够保全、保真，这是道教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的道教有神仙思想，相信人能够长生不老，而要长生不老，即是要保证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永恒。到唐朝，人的认识得以发展，不再讲神仙学说，因为神仙可期不可学。但是神仙学说关于追求肉体和精神永恒的观念被保留了下来，经过调整，形成了“性命双修”的观点，强调生性、天性要合而为一。

佛家也讲明心见性。佛教有三本入门的读物《心经》、《金刚经》、《坛经》。《心经》主要告诉我们要能体会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谛，知道世上万事既是缘，也是幻。《金刚经》提醒我们要用智慧去斩断一切烦恼，破除一切妄念、不识，防意如防城，保持内心如金刚一样不坏。《坛经》讲顿悟之法，讲一个人从修炼到顿悟、到开悟，靠的是心灵的明澈，超凡脱俗。

可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史都在思考并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天人问题，一个是心性问题。从心性的角度切入以达到“明心见性”，最后归于更高的层面，在天人问题上做到天人合一。在讲心性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是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关照万物，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清明、善性得以扩大、恶念受到压制，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史、佛教史、道教史最终的答案。

所以我们讲“正心”，就要提到“性”，只有这样才能讨论清楚“心性”，进而去理解更大层面的天人问题，去解决更为完整的人生的修养与事功的问题。

唐·欧阳询《心经》

清·成亲王《心经》

把“心性”的讨论上升到哲学认识的层面，与外在事功相结合，古人用力很勤。沈近思在《读＜恽毓鼎澄斋日记＞》中讲：

养得性情和平，方可做事。看来古今莫大事业，皆从性情上做来。故圣贤之学只是理会性情。

人有七情六欲、自然有痛苦烦恼，但要摆脱痛苦烦恼，真正的至上境界应该是心情平静、性情平和的。人只有在平和时才能做事，才能沉着应对各种变局。中国有句俗话叫“无事生非”，很多人就是在闲散时生出无端的烦恼，做出不合乎规矩的事情。我们说人要有沉静的功夫，但一定不能有懒散的懈怠，所以人要把自己的性情修养用到那些正常的、健康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中。什么样的人境界比较好呢？那就是：

无事应有事，以有事应无事。

以无事应有事，即在面对非常烦琐的情况时，众人都找不到出路，只有他能够找到出路；众人都惊慌失措，只有他还能举重若轻，这样久而久之就能卓然自立。这种举重若轻既是一种中流砥柱般的大将风度，也是能洞达事物根本的一种能力。以有事应无事，即在做事情前，能做到未雨绸缪的思考一些问题；在无事闲散的时候，能心静下来先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理顺，尔后指导接下来的行动。

自古以来，能做多大事，能成多少事，固然取决于能力，但根本取决于性情。中国古代的很多学堂、学校里制定一些规则，也是按照这样的观念来对读书人做出要求的。如《程董学则》就说：“修业有余功，游艺以适性。”修习学业一定要全力学习，要做到见功绩；学必有所游，要习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事，把自己的性情用在正道上。只有这样努力奋进，熟习六艺，才能把自己培养成有为的君子。

白鹿洞书院明论堂[3]

如何修养自己的性情？《礼记·乐记》讲：

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匿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正义。

“聪”是耳朵好，“明”是眼睛亮，“聪明”即是耳聪目明。君子耳目之内，不要有“奸声乱色”，不要有惑乱心志的声色犬马之事。为什么说是“内”呢？因为古人认为，这类声色玩乐之事不是绝对不可以有，即使有也不能入于本心，不能乱己之心。“淫乐”就是过度放纵享乐，“匿礼”就逾矩之礼，对于这些想都不要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更不要说让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接于心术”了。修心，不要去触及懒惰、怠慢、奸邪、隐僻之类的事情，要维持心性修养的清澈。耳目鼻口心这些感知，要能感知于天地万物，要能完全顺应正气。总之，是要保持内心不受后天的污染，不受各种各样邪僻事物的侵袭。

清代刘源渌在《读书日记》总结存心善性时说：

须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

一要“耐烦”。“耐烦”即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要“耐得下世俗烦恼，放得下世事纷扰”。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把心性修养与事业结合起来，就要耐得住烦恼。烦恼一般有二：一个是无事生烦恼，在闲散懈怠、无事可做的时候易生烦恼；另一个是太忙生烦恼，事情千头万绪、理不顺、做不完的时候就生烦恼。所以太忙碌、太空闲对人都没有好处，太闲时内心易空虚，太忙时内心则易疲倦。要处理好闲和忙的关系，就要用“弹钢琴”的方法，做到忙与闲的转化自然，就像弹钢琴一样，一个键按下去，另一个键就抬起来。事情虽千头万绪，但做事总也不乱，总是张弛有度、条理分明。

二要“耐苦”。人来到这个世间，要想成就事业，苦难在所难免。只要有追求就有痛苦，求上进的念头本身就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痛苦，人一定要耐得住、还要享受这种痛苦。

三要“耐惊”。“惊”即是惊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唐·杜甫《春望》），含有一种因世情而起感伤、遗憾的意思在里面，心总被惊起，则意不能安，不能安就不能定心做事。

四要“耐怕”。即是不畏恐惧，人要立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人做事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要有精气神，要有胆略。

三、内圣

内圣外王是中国人讲究的修养目的，内圣出于修养之高，外王本是修养之用。要想成大事，就先要让自己高大起来。这就需要不断熏染耳目，不断长进。

曾国藩注重内圣修养工夫，他曾说：

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曾国藩日记》）

在心情烦闷、毫无生机的时候，要找一些简单而又能愉悦身心的事情做，比如安安静静地休憩一下、平心静气地淡定下来读读书。很多人出现问题，就是在独处时、私处时出了问题。我们前面也讲，人最可贵的品质在于能沉静下来。看一个人境界的高低，全在看他独处的时候做什么事情，而众人都忙忙碌碌时就看不出来高下。勤劳而后憩息，在努力奋进的间隙，稍稍慢一下、停一下，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下，这是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勤劳之后的休憩，是一种认识自己价值之后的休憩，是对自己的奖赏，真能愉悦到心灵深处。尤其是在繁华浓艳处，在急雷迅风时，能够保持淡定，不去生妄念、生忮心，不产生过度的波动，始终保持喜乐的平常心。

曾国藩觉得在勤劳之余、至淡心境之中读读书，也是为乐之方。古代人比喻一部书写得好，说这本书扔到地上就会发出金石声响，读书也是要读出金石之声，才是真正的读透、读懂了书中的道理。就四大名著来说，其中蕴涵着深沉的人生智慧，尤其是蕴藏其间的悲剧意识，最令人掩卷叹息。《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的悲剧，《红楼梦》写的是文化的悲剧，《西游记》写的是性格的悲剧，《水浒传》写的是英雄的悲剧。读通了书中人物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失败，便可把经验、教训都在做人处事中加以借鉴。读书不一定只读中国的书，还可以读西方的文学、历史。比如内心静不下来，读一读《瓦尔登湖》，就能知道心该如何去纯净。读一读泰戈尔的《飞鸟集》、《游思集》、《新月集》，就知道如何保持灵性与平和。

若有兴趣，可以读读梁启超的家书，很多是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信的开头通常是“孩子们”，显得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很平等。他的孩子们多有成就，与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梁启超[4]是怎么修养性情的呢？他说：

梁启超像

每日静坐一二小时，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气智如神，梦剧不乱，宠辱不惊。他日一切成就，皆基于此。（《饮冰室合集》）“求放心”，是要把内心的善意全部展示出来，这只有在静坐时才能细细体会。要求放心，首先要达到“清明在躬”的境地。“躬”即是自身，自己的身心能感觉到清新爽朗，这不能外求，只能内化。如果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一想，看看春花，赏赏秋月，自然就会神清目明。“气志如神”是另一重境界。在身心清明之际，把自己的心中的善念慢慢发展起来，人有善念，自然开阔浩大。平日里大家都营营扰扰，心神很难体会到这一层次，但是我们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在晚上朦胧入睡的时候，反而觉得感官、意识都非常清楚，夜间听雨入耳更清晰、思考问题也容易入神。原因就在于，这时候心神脱离了繁杂事情的牵缠，进入了静的阶段，即是“放心”的阶段。我们有时候做事做不好，就是心里紧张、不放松。这就要试着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达到这种“放心”的境地，做事就很顺利，如有神助。人若做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就能够树立起心性，能够成就大事功，以致“梦剧不乱，荣辱不惊”，内在修养也就慢慢到家了。

梁启超一生不能算长寿，但他搞维新、闹革命、中年流亡，写了1000多万字的文章，还养了一大群出色的孩子，一在于勤奋，二在于心境。我们常听很多人说：最近太忙了，我要是闲了，将如何如何做一个宏伟的计划。这是推脱之词，关键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心境。梁启超在家书里经常写自己下午闲散了，读了什么诗，读了多少卷。有时候说自己昨日喝酒醉了，就跟孩子们说不要学这样子。他都是在很平常的话语、很平常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修养和见识。梁启超说自己的一切成就“皆基于此”，心性修养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不能不使我们好好反省我们何以无成。

梁启超手札

[1]用拟人手法，将凝望流水的男子和侍立的女子比拟为“南华”和“秋水”，隐喻“秋水时至”，深得《庄子·秋水篇》之哲理。

[2]孔子、老子、红衣罗汉坐于树下共同探究玄理的情景

[3]位于江西九江市庐山，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朱熹曾在此亲自讲学。

[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第三节　慎欲

正心，是对无底欲望、不良情绪的纠偏。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都起自“食”、“色”。“食”对小孩子来讲是吃饭，对成年人来讲就是要吃得好一些，这只是一个表面，实际上“食”是对满足口腹之欲的要求，是贪欲的起点。很多人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很清苦，但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以后，就开始奢侈，一顿饭消费成千上万元，这正是人对自己欲望的无限扩大。尤其在中国，吃的文化很发达，纯粹的对“食”的需求之外的意义很丰富。很多时候人追求吃，不是出于营养，而是出于身份。人生一世，追求吃得好、穿得好，是人自身的一个本性，但是没有限制、没有约束，就会很容易走上贪欲的道路。

“色”就更好理解了。恋爱、婚姻对一个人来说是正常的需要，但很多时候“色”往往发展成占有，成为人的无尽之“恶”的欲望。现在很多官员为官腐败、走到身败名裂的境地，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点：一是贪财，这是从“食”上来的贪欲使然；一是好色，贪官一般都会有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是在“色”字上的作恶。

“食色，性也”，人的欲望既然是从这些很平常的地方生出的，那么人就一定要对自己的欲望警惕起来。欲望起自平常，起自细微，是从小事小处慢慢地变大、最终导致亡身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一点认识记载得很清楚，《礼记·学记》中说：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人怀有食、色欲望，一旦处于面对死亡、陷于贫苦的境地里，就会成为人之大恶，百身莫赎。《老子》很早之前也告诫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唐·吴道子《老子碑像》

世人总是欲望过盛，整日里想着篡权夺位，想着贪污腐化，往往从小处不检点开始，既得陇而复望蜀，欲望无限的膨胀，最终导致了遗恨终生的大罪、大祸、大咎的，正是从“不知足、欲得利”的心理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要想让自己的心性发展，就要“寡欲”。如果欲望不能压下去，小可以亡身，大可以亡国，如《吕氏春秋·为欲》所言：

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

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都是好色的，夏桀、殷纣、周幽王，最后都以亡国亡身为结局。所以，一个人要成长、要做事业，就一定要清楚自己内心最根本的欲望是什么，即一定要知道自己人性的缺点。有人好名、有人好利、有人好财、有人好官，人都有自己最根本的欲求，成也在此，败也在此。有正当的欲望，可以为之求索、为之奋斗，成在此；有过度的嗜欲，则贪妄、逾矩，失足于人，败也在此。我们对待欲望要慎之又慎，并将其压制下去，这样才能正心。

一、制欲

制欲，就是让欲望有所控制，这是慎欲的首要。程颐曾教导学生说：“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酿成滔天大祸，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是靠直觉，而是靠理性来判断是非对错，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私欲。《景行录·省心杂言》里有几句讲如何制欲：

外事无大小，中欲无浅深。有断则生，无断则死。大丈夫以断为主。

做事不分小大，都应该诚以处之；遏制欲望也不应论深浅，都要及时为之。做人做事，都要把欲望尽量压制下去，不能使小的欲望变大，直至欲壑难平，欲望太深则境地太险。为大丈夫者，即要成事业的人，都要有这种痛下决断的功夫。断绝欲望则成就事业，不能断绝私欲则不能成就事业。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一个人如果完全按照欲望来发展，他是没有回头路的。为官放纵欲念，就是贪婪腐败；做学问放纵欲念，就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最后学问做得急功近利，难有大成。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明·王阳明《与杨仕德薛尚谦》）每个人心中都有无限的欲望，都有对锦衣玉食的追求，对功名利禄的向往，甚至有时候整日陶醉在自己设置的幻境之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免却有梦想，但利人利己的梦想是理想，损人利己的梦想就是欲望，损人而不利己的梦想是邪念。

要摆脱来自名利的虚荣已经很难，更何况那些私欲。李白才华横溢，洒脱旷达，目无下尘，连他都免却不了虚荣心。李白的妻子不懂作诗，他就自己先写了一首诗作“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然后寄给妻子，再让妻子寄还自己，李白拿来品读，想想自己被妻子苦苦相思，便有莫大的心理安慰。对于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不是理想支持我们的行动，而是欲念支配我们的行为。反省一下自己做事的动力，就知道我们心性修养的功夫。

我们现在教育孩子，提倡赏识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赏识教育的要点在于，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要时刻鼓励孩子去做这样人，并且相信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时日长久，便能在孩子的心中确立起这样的信念，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指引他，使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同样，在交友、恋爱、婚姻以及管理中，要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向善一面，也有向恶一面，要懂得运用赏识、鼓励来帮助他们把心中之“善”发挥出来，鼓励身边的人上进、向善，一起修养，一起成长，这也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理。

清·曾国藩书“止于至善”

断欲念、去欲念说得有点儿学理化，用俗话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制欲，就是不要使性子。尤其现在大都是独生子女出身，从小在家里就被宠爱着、娇惯着，在很多事情上，都习惯了只接受、不给予。如此一来，心性就会很放纵，没有为他人着想的习惯。读书的时候，很多人便把这种对待生活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带到了学校，有的人就处理不好同学关系、朋友关系。而这一点对于婚姻的影响也在逐步凸显，有调查显示，中国现今的离婚率很高，而离婚的主力军却是“80后”的独生子女。为什么？

他们双方都习惯了让他人去为自己考虑。也许两人在结婚前的感情很好，但结婚以后却发现生活琐事太多，需要拿出很大的责任心来对待，琐事最易见心性，双方的缺点都开始暴露出来。若此时两人都不懂得给予和宽容，便容易导致反目成仇。网上有卖一种特制的骰子，上面写上做饭、洗衣、拖地板、看电视、看报纸等，卖给年轻的夫妻们去掷，这是一种游戏，玩玩可以，过日子既不能凭运气，也不能靠掷骰子。

生活不是一场游戏，一定要认真对待。做人做事包括成家立业的时候，都要对对方多体谅、多谅解，不能一切事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好恶来规定。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绝对的主导谁。在家庭中、在单位里，我们都要收住自己的心性，克制自己的欲求，要学会相互的妥协。

那么，如何“制欲”呢？

第一，能耐烦。前面说到“存心善性，须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耐烦”是一项重要的功夫，也是一项当务之急。吕近溪《养正遗规》中讲：

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燥心粗，一生不济。

正心的时候要耐烦，遇事要能心平气和，不因纷扰而生气使性；性情暴躁、内心粗糙的人，一生做不了大事情。因为真正能成事业的人，都是有心之人，“处处留心皆学问”，做人也是如此，处处留心皆成就。人要能在纷冗的事务中，常使此心澄空，久而久之，就能耐烦起来。“澄”就是宁静，“空”就是空明。心能沉静下来、安宁下来，就少了许多贪妄的欲念，减了许多狭隘的想法，时间一长，人心就能纯熟起来。所谓“纯熟”，是对天地万物都能想明白，对社会人事都能应对自如，这是近于往古圣贤的境地了。

要“耐烦”，就是内心要平和，保持中正，心思不要来回的游移。不能“耐烦”者，心思不能沉静、游移多变，常常会导致各种问题。“心一模糊，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执著，万事不得自然”（《格言联璧·存养》）。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坑蒙拐骗，卖假货骗钱财、说谎话骗信任，这都是在找人心思迷糊的缺点。人的心一模糊，就看不清真假、辨不明是非，做任何事情都会落得不可收拾的下场。

第二，不疏忽。心思疏忽会导致许多事情不受重视。有时候是待人接物上的疏忽，别人很用心地与他交谈，而他却心不在焉，人际关系由此开始破裂；有时候是事业上的疏忽，一个细节不曾注意，一个关键没有把握，都可能导致整个局面的失败。

第三，不过执。过执，是过于固执地想得的或者想抛弃，即佛教里所谓的“痴”。心中太想得到，欲求太强，人就不能安然处事。不管是升学，还是职场应聘，很多人在参加面试的时候都非常紧张，这就是因为对结果太执著。心一执迷，就总会觉得自己准备不够充分，由此生出不自信，生出不自然。如果我们能认清并正视自己欲望的话，就能保持心境的平和，对事对物都能够持一种中正之心，免除那些模糊、疏忽、执著的妄心，在事业上也就无往不利了。

前人的观点中，对于如何“制欲”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我们可以效仿。《小窗幽记·存养》中说：

以理听言，则中有主；以道窒欲，则心自清。

以理听言，即是说听别人的言语，听别人对自己的劝解、告诫，甚至阅读别人写在书中的言辞，都一定要揣摩其中的道理，揣摩其内在的逻辑、思想、见解，而不能停留在言辞表面。这样的话，他心中就会形成自己的主见和思考。

以道窒欲，即能按照道义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心就自然变得清静。何为道义呢？就是对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事情应该如何做，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理性的想法。实际上，人常常不能够按照道义、依照内心理性的想法去做事，而完全照着自己的欲望去行动。这可能是诱于利，也可能是诱于名，如此一来，人心就难以安宁、难以端正。李鸿章对于“制欲静心”，也开出过药方：

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

一说“古人书”，很多人就认为它是很破旧的东西。很简单地想一想，现实生活中有哪一句话可以被我们记上一年、十年的？而古人载在书中的言语，从古至今，两三千年有之，四五百年有之，是代代口耳相传的大道理。一个人孕育于父母，发蒙于父母，但是读书之后，就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成长，不能只是停留于家庭里的基本教养，在中国积淀的传统文化中，自然还有安身立命的大信条。

人要成长，一是从读书中汲取养分，不能遇事只是想到父母的那些基本教导；二是要向老师、朋友多学长处，遇事能借鉴他人的经验，能遵从高人的指点。中国兵书上有一句话叫“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清·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一隅”即是小事，说不能思考大局的人，对于细节小事也很难谋划妥当。人要常思考天下之事、思考全局之事。做学问、写文章都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打个比方，做经济学的人要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问题，就得想到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形势；研究历史的人，在写一个历史小事件的时候，就应该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探问这个事件有没有普遍性。所以说，“静思天下事”不只是要志在治国安邦，而且还是在教导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注意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人如能做到此两点，就“可以敛浮气而增定力”。

人在年轻的时候，轻浮躁进之气相对较多，为人做事没有定力。有时自认为什么都懂，什么话都敢说，可以被称之为“百度”、“谷歌”了，但是时间一长，很可能就会说错话，为人言语不能收束，口无遮拦，是很影响自己做事的。

有时做事情躁进，没有定力，就很容易半途而废，常常是起初的时候非常努力，到后来就懈怠、停止了下来。平常做事如此，做学问、做管理也如此，总是在努力的过程中，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所做的事业没有什么用处，而对其失去了信心。实际上，研究者、管理者自己没有思考清楚，就轻易地把自己四年、五年的努力全部否定了。

有时太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有时候又是过于功利性地考虑研究的价值。任何一个研究、任何一个岗位不能先以有用无用来考虑，有的东西看似无用，恰恰有大用之处。看其无用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了它的局部。做学问就是要让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增加一定的高度，这就是做研究的贡献。

现在的全员管理，核心理念就是“让世界因我而精彩”，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一定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为人类发展增加一分力量。一个园丁把草坪修剪整齐、干净了，使他人感到赏心悦目、特别舒畅，这就是园丁的价值；一个平民能让周围的朋友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快乐，使他们的修养得以提高、他们的见识得以增长，这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作用。每一个人都不要妄自菲薄，要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要认识到自己对所从事的事业的贡献，心平气和地、定力十足地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

高濂讲“制欲”要“忍”。他列出规则：

君子立心，未有不成于容忍，而败于不容忍也。容则能恕人，忍则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是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当容人，不可为人容；当制欲，不可为欲制。（《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

儒家讲学问，不是只讲知识，更是在讲修身。高濂所讲的“君子立心”，在说修养心性是成君子的要务，自然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君子就是拥有大格局之人，要想立起君子之心，做事的时候就要有容忍的气度，容忍则成功，不能容忍就会失败。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冲动是魔鬼”，不能压制自己的冲动，则会败坏“立心”“制欲”的所有努力。

“容”则能对人涵容宽恕，“忍”则能忍耐各种繁杂、各种变化，要有屡败屡战的坚韧。不能容忍，则是他人对意见稍微地拂却，他就勃然大怒；对他做事稍微地批评，他就愤然发作，这都是缺乏浑厚、坚毅的表现，人的福分也是非常浅薄的。所以说，为大丈夫者、要成就事业者，一定要能够容人、能够制欲。宽容别人，而不能总是要别人来宽容自己的过失；控制欲望，而不是被自己的欲望支配而毫无自主的能力。不能容忍就不能培养起开阔的心胸，就不能住控制自己的欲望，在对人、处事上，都难有发展、有进步。

二、慎独

儒家认为，人的欲望常常不是在人前显示的，而是在独处的时候显现出来的、日积月累的。“独处”即是一个人无事闲散、非常孤寂的时候。人在独处的时候不能做到诚以对己，欲望就会形成，人往往就心生不善的念头、行不善之事，故而《大学》里面讲：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

人在独处的时候易于自欺，这就需要慎独以诚意了。“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诚意，就是一个人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想法，真诚地来面对自己的意念，不自己欺骗自己，不陶醉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能够做到这样，即是勇敢地面对自我，儒家则认为这是最大的勇敢。慎独，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是一个人全部修养的衡量标尺。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如果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意念，能把这种内心的真诚表达出来，即是“诚于中，形于外”，既有内在的诚实，又有外在的修养，即是文质彬彬的君子。

要做到慎独，依靠的是什么？《中庸》里面讲：

四书书影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就是依靠“道”，即人的道义。人的道义之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放弃，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也好，在独处的时候也好，都要做到不偏离正道，不踏上邪僻之路。

我们可以把作为人的“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

“本我”是最可怕的层面，是人的欲望无节制的阶段。如我们讲独处，当下班回家以后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开始算计这一天得到了什么好处、明天又该怎样做。这就是在隐秘的场合，“本我”最容易暴露；在最隐秘的时候，“本我”最容易主导。所以我们要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都不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是很难的，故而君子一定要慎之又慎。

“自我”是再上一层，是半理性半感性，要靠理智与理性来约束、指导“本我”，使自己做到正常的状态。

“超我”是最高的层面，遵循的是至善的原则，它才是一个人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讲的“慎独”，就是讲人在“超我”层面上的反省、修养，让自己能够放弃本我，保持自我，达到超我，依从至善的原则，依从于“道”，做到纤尘不染，纯洁明净。

我们讲君子能慎独，最后能够成就事业，就因为要把这种“慎戒隐微”的精神用在做事上。很多时候，细节决定成败，过程决定结果，大事业就是从小事做起的。有的人讲在工作中领导不给机会，就是在他无意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之上把自己的信誉丧失掉了。工作上交待给他的事情如果草率应付，一次可以，第二次就不行了，到第三次机会自然就不会再有。我们做事要注意细节，不要把别人的叮嘱、托付轻易地忘掉，不要把向人许下的诺言轻易地忘掉，这就是“慎戒隐微”。

古人将“慎独”作为修身立志、教育子孙的铭言。杨继盛在《杨氏家训》告诫子孙：

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

在独处时、在深夜中，一个人完全地面对自己，心中念头纷繁，一个念头出现，就要马上自问“这是好念还是恶念？”若是好念，就要想办法把它扩充起来，然后执行它；是恶念，就再不能继续思考它，一定要遏制住。在行一事之前，也要做这样的思量，要看行事是不是合乎天理，这是从慎独时对善念、恶念的分判中来的。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有两个，一是法家看结果，儒家看动机，法家认为为恶的念头可以有，做梦娶谁都是合理的，只要不做出来；儒家则认为不仅不能做，连想都不能想，因为有恶念时，就已经在作恶了。二是法家讲因性，法家用人循名责实，利用别人好色、好货、好名的心理，驾驭别人，不去改变别人，只想如何利用别人。儒家总想讲教化，想把天下一个个坏人都纠正过来。这个“慎独”，就是自己先纠正自己，是省思：

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时时检点，到得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处，才是学问的真消息。（明·洪应明《菜根谭·修省》）

人在无事的时候，便要想自己是否有闲杂之念。闲念就是无事生非之念，杂念就是不该想之念，投机取巧、自作聪明、诓哄欺瞒、敷衍应付等都是闲杂之念。人在有事的时候，就要想自己是不是粗浅浮躁、没有耐烦？是不是有压制不住的意气？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学问、写文章有这种粗浮意气，就不愿意去查资料，不愿意去翻检原文，做的学问就是应付之学。人生在世，不认真不行，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持应付的态度，这就要抛却闲杂念，抛却粗浮的意气。人在得意、成功之时，一定要反思自己有没有骄矜之色，要警醒自己不能骄傲，不能一时得意就开始放纵。失意的时候做事不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失望气馁，有没有在人前表露怨望之色。事情成功了，他可以高兴，但是不要得意忘形；事情一时失败了，摇头叹气可以，但是不能沉沦崩溃。

人要时时检点自己，反省自己，要把闲杂之念、粗浮意气、得意时的骄矜、失意时的怨望，都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地逐渐消除掉。把这些从心中消除了，他就能看清自己，行事也就能达到很高的层次。比如做学问，他就能在学问中找到自己真正的旨趣，进而把握到学问的主旨；我们学习文学、历史、美术等文化知识，不仅仅是用以带来财富，而是为了生存得更好、更有情趣、更有风度。如此，人生才能变得更优雅。很多人读书只讲知识，不讲做人，最后变得有知识而没有文化、有知识而没有修养，这都不能算是学问的“真消息”。

王阳明是大儒，不仅学问好，而且活得洒脱，还能够建功立业。他讲的“慎独”从各个层面上对“心”做出了要求。《悟真录》中说：

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

心端，即是内心要端正，不要有邪念，促使行为也端正。心敬，是讲内心要有恭敬之念，外在的容貌也就会显得严肃庄重。心平，是说一个人的心胸很舒展，那么他的言行也就非常舒展，开合自如。心专，内心专一的人看任何事物都能非常的深入，能体察入微。心通，内心通达，做事自然就显得非常有条理。心纯，内心纯净，人就会非常的谦卑、简让，不会与人多做计较，而且还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得让而却。心宏，就是内心非常宏大、开朗，成功时不会张扬，失意时也不会松懈。能够达到心端、心敬、心平、心专、心通、心纯、心宏这七种修养心性之道，也就达到了“心学”的要求。

清朝名臣张英也从“心”的角度来谈“慎独”的修养，他说：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见之难而晦之易也。（《聪训斋语》）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是儒家学说常用的词，是所谓的“十六字心传”的一部分，“十六字心传”即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讲的是人心都是很危险的，正如《庄子·列御寇》所言的“人心险于山川”，要警惕之；但是道心却非常精到，非常美妙，需要时时开发之。之所以说人心危险，就在于每个人都有私念、欲望，这个欲望要加以控制，防意如防城，不能等到其崩溃而不可收拾。道心所以微，就在于其是义理之心，就像一盏灯，是黑暗的欲望世界里的一点光明，这就需要时时拨亮，使它烛照心性。

曾国藩在总结人如何慎独的时候，说：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文正公学案·正心》）

君子要想做一番事业，绝对不能去妄求别人，首先应该是要求自己，是要自己树立起志向。每一次祸患磨难，每一次忧虑惊虞，都是自己品行、德行得以长进的时机。如果身心能够坦荡，能够经得起磨砺，不但事业得以发展，而且身体也会因之康健。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都是周游列国而不遇，一生困苦；佛家的真佛大德，也是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劫争，心灵往往备受折磨。但是圣贤之为圣贤，佛祖之为佛祖，正是在于经历了这些大难磨折而没有被挫败。心中踏实不虚漂，就会满是鲜灵之气、养出活泼泼的胸襟、见得到坦荡荡的景致。如此一来，虽然己身会有外物的侵袭，或者外物的引诱，但是内心会保持坚强，不再受到伤害了。

曾国藩本人，就受到了很大的磨难，但最后能成为清朝的中兴名臣，就在于他即使屡次失败、磨难都不伤自己的内心，不伤自己的意念和理想。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只是会做得意事而不会做失意事，稍有一点失误、一点挫折，内心就再也没有了坚强之念，一下子被打倒。要刚毅，才能顶得住压力；要坚持，才能经得起磨难。

三、淡定

制欲、慎独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淡定。淡定，是人的内心平和，不去多思、多想、多虑而达到的一个境界。有个广告词叫“简约而不简单”，说人的穿着一定要简约，不要奇装异服、过于花哨，但是为人则不能简单，而要追求不凡，这是很有道理的。

简约，用在修身修心上就是从容而淡定。从容，是任何事情都不会使他慌乱，不会扰乱他的方寸；淡定，就是内心平淡，对许多事情都了然于心、了然于胸，外界的事物不会损伤到他的处事方式、为人原则和做事要求。

我们讲“正心”时，“淡定”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境界。我们一般很难做到淡定，就因为对外物引诱的抵抗力不足，不能做到放弃。有的学生在校期间总是在关注学校安排交换留学生、选拔参加学术会议等相关事情，总是注意着外在事态，不能安心读书，更没有淡定的心境来好好做学问，将来是很难成大事的。学业上如此，工作上也是如此。参加工作之后，会有更多的事情在烦扰他，更多的利益在诱惑他，这时候，只有能够淡定下来的人才是能做成事业的人。

什么叫成熟？一是废话越来越少，年少时可以和朋友议论天下大事，但成年以后就要多关注手中要做的事情，而减少不必要的闲聊；二是意识到了可走的路越来越少。年轻的时候，人选择的可能性很多；但成年之后，人生选择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一定要把握住现在可以走的路，把握住有把握的路。因此，人能够淡定就意味着成熟，就不再有那么多的不平之气，不再去慷慨激昂地讲那么多的闲言碎语；淡定了，人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选择，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努力，不会荒废了人生中难得的机会。

古人说得好：

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人之心境，多欲则忙，寡欲则闲。人之心术，多欲则险，寡欲则平。人之心事，多欲则忧，寡欲则乐。人之心气，多欲则馁，寡欲则刚。（《格言联璧·存养》）

欲望越多，人的心胸就会越狭窄，心境会越忙乱，心术会越险恶，心事会想得越多，心气也会下降而更容易放弃；欲望越少，心胸则会更开阔，心境更清闲，心术更平和，心事更少，心气也会更高。要能常消欲望，保持淡定的心境，要做到宽、闲、平、乐、刚，这才是我们修养心性所要求的目的。

有时，我们喜欢给自己订一大堆计划，一般来讲，这都是欲望的驱使。我在十年前读本科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计划一年做所谓的十件大事，如过英语六级、计算机等级、找到女友、拿到优秀奖学金等，最后却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一年要做完这十件事，常人本就很难办到，而他的欲望又太强、太急、太高，就更难做到。人要在淡定之下想问题、定目标，比如计划半年做成一件事就足够了，日积月累，成绩慢慢地会体现出来。不能什么都想抓，结果什么都抓不到。

如何来做到淡定？除了上面讲的欲望要少、心思要淡定之外，还要学会情绪的淡定。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心境永在自然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学者动静殊操、喧寂异趣，还是锻炼未熟，心神混淆故耳”（《菜根谭·修省》）。不能因事务顺利或者艰辛而改了节操；不能因境遇的繁华或冷清而变了趣味。人不能在变局中保持节操、坚持志趣，还是由于锻炼不足、心神不能纯静的缘故。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经过千锤百炼，没有经历过世事，在现实生活中，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学生，还透着什么都不洞彻、缺少干练睿智的青涩气。中国有一句话叫“老其才，励其志”，才华要磨炼到纯熟，志向要磨砺到纯一，也是讲的这个道理。要让自己的心淡定下来，人就要有涵养：

须是操存涵养，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的景象；风狂雨骤处，有波恬浪静的风光，才见处一化齐之妙。（《菜根谭·修省》）

如果心境能涵养到如同定云止水，何其的从容舒卷，同时内心又有着鸢飞鱼跃的活泼景象，秀外慧中，表里澄澈。有了这样的心性涵养，外界即使是狂风骤雨，人心之内里也还是波恬浪静、微澜不生的。所以说淡定，实在是有处一化齐之妙，是人心达于至道的最高明境地。

要做到淡定，还要在日常行事上勤于修养。古人很推崇这一境界：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格言联璧·存养》）

独处的时候能超然世外，和朋友相处的时候能和蔼可亲；无事闲散的时候，内心就保持澄明安静，有事忙碌的时候，就应该果断刚强；得意处一笑了之，失意时泰然自若。这些话都是教人在每时每处都有对淡定之心的追求。

古人把这种追求引到了具体生活之内，把粗浮和沉静、烦躁和淡定进行了对比：

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守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后知平日之心忙。闭户，然后知平日之交滥。寡欲，然后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格言联璧·持躬》）

静坐，即要能坐得住，要多想想自己平日的轻浮之气以警戒自己。守默，要少说话，多想想平日里的浮躁之言，对于其错误要怵然猛醒。省事，即是反省，要清楚自己平日里内心的芜杂。闭户，就是讲要减少不必要的交际，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知己。寡欲，只有清心寡欲的时候，才能知道自己平时的缺点很多。近情，就是懂得人情世故，这时他才能体会到，平日里自己的意念、想法是不是过于尖刻。

制欲、慎独的目的是要淡定，淡定的人是什么气象呢？古人概括说：

度量如海涵春育，应接如流水行云，操存如青天白日，威仪如丹凤祥麟，言论如敲金戛石，持身如玉洁冰清，襟抱如光风霁月，气概如乔岳泰山。（《格言联璧·持躬》）

这种修持功夫，是人人向往的理想人格，尽管穷一生修为，不一定能达到，但一定要心向往之，只有如此涵养，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进入日渐明朗的至上境界。

第四节　养气

明心、全性、慎欲，到了一定境地时，便要养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尽心下》）他本人就心存浩然正气。这是因为，孟子心在天下生民，思考的是天地间的大事，他在游说列国的时候，与君王见面总是应对自如，见到君王不对就敢于批评，常常是把这些君王辩论得无话可说，顾左右而言他。当时，诸国都不能用孟子，在于孟子秉持浩然之气，那些心胸狭隘的君王容不下他。

与孟子比较相反的是韩非[1]。当年秦王嬴政读完《韩非子》部分篇章时，非常惊讶，一定要得到这个人，和他好好谈一谈。就派兵攻打韩国，逼迫韩国把韩非派做使者出使到了秦国。但是秦王和韩非交谈过后，发现只能用其书而不能用其人，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韩非口吃，不善辩论言谈，不能打动秦王。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韩非一直想着保全韩国，他的气度太小，秦王嬴政是有“混一宇内”的大志向的，固然不能欣赏韩非。

一个人如果没有浩然之气，器量就会太小，难以赢得别人的尊重。浩然之气不是表面对自己的装束，而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坦荡之气、正义之气，一个人心胸中充盈了坦荡之气、正义之气的时候，他才能表现出一种格局，一种气度。吕坤总结说：

士君子要养心气，心气一衰，天下万事分毫做不得。（《呻吟语》）

《韩非子》书影

打败匹夫，可从肉体上折磨、征服、消灭，而对待英雄，只能征服其内心。中国古代军人在投降的时候都要举行仪式，要让败国之君把自己的衣服去掉，光着脊背，扛着国旗，还要跪着膝行，到别国大将的跟前把自己的贡物献上，这就是要让降兵从心里面彻底地放弃抵抗，让这个国家的心气完全丧失。一国没有浩然之气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人了。所以说，一个人心气一衰，天下万事就分毫也做不得了。

浩然之气就是正气，也是正气在自己心中的充盈。我们如何来养浩然之气呢？

一、畅达

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喜欢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敢正常地与人交往，让人以为他总是在伪装、做作，很难与其沟通，这就是不能畅达。畅达，是要处理外在纷争而不扭曲，面对内心不足而不纠结。

在传统文化中，对“畅达”讲的也很多。例如，中医的理论对郁结作出了解释，内心郁结就是不能做到畅达。中医学说认为：

忧愁则气结；忿怒则气逆；恐惧则气陷；拘迫则气郁；急遽则气耗。（《格言联璧·摄生（附）》）

“忧愁则气结”，表现在有的人总爱叹气，人忧愁则气不顺，气不顺就是气结，他就只能靠叹气来解决了。“忿怒则气逆”，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生气的时候容易犯高血压，生气发怒就会头晕目眩，这就是气逆。人身内里的气，本来都是顺着经络走，在生气发怒的时候气的流转就反过来了，这即是气逆。我们都有实际的经验，人一生气，就不容易感到饥饿，这就在于气逆时人体的功能器官随之产生问题，对饥饿的感知也就变得不明显。

“恐惧则气陷”，平时我们一说自己恐惧的感觉，就比喻说“觉得天塌了”，这就是内心里没有了气的支撑，失去了主心之气。

“拘迫则气郁”，“拘迫”就是我们所说的拘禁、压抑的感觉，内心长时期的处于压抑之下，就会使气郁积。“急遽则气耗”，特别着急慌乱的时候就耗气，有时候人着急快跑，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这就是耗费了太多的气。“气”在中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语，用中医的一些观点，就是为了说明人有时候不能做到畅达，是因为心气之上产生了问题。要培养浩然之气，首先就是要让心气做到畅达。

培养畅达之气，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养神。现实生活中，常听人讲某人“真有精神”，有精神是说这个人神明很足。中医上也讲“神明”，神明即是一个人生命的主宰。小孩子的眼睛特别明亮，神明十足，这个神明是从精神里透出来的。到老的时候，人就变得老眼昏花、耳不聪、目不明，这是因为神明已经衰退了。现实生活中，人也常常伤在自己的神明，神明一伤，人的心神就再不能畅达，就不能主宰自己了。古人概括有伤神明的行为，几乎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细节：

嗜饮伤神，贪色灭神，厚味昏神，饱食闷神，妄动乱神，多言伤神，多忧郁神，多思劳神，久睡倦神，久读枯神。（《格言联璧·学问》）

“嗜饮伤神”，总是喝酒贪醉就容易六神无主、醉而欲眠，即使次日醒来，神情还是昏昏沉沉、靡顿不振。“贪色灭神”，中国古代帝王的平均寿命是35岁，其中被篡夺谋杀的暂且不论，多数的帝王还是因为后妃太多，沉迷于色欲，早早地耗尽了肾阳，毁灭了神明。“厚味昏神”，“厚味”意即过于正常五味的那些腥燥之物，有的人在大吃大喝，尤其是吃特别腥的鱼肉之后，要么是咳嗽，要么是多痰，要么就是瞌睡昏沉，总是感觉不舒服。嗜于厚味的，神明就难免昏昏沉沉，不能简淡下来，《左传·庄公十年》中记载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医学依据的。

“饱食闷神”，与“厚味昏神”有相同的道理，人常在吃饭以后，要休息一会儿，就是因为饭后消化耗费大量的气血，思考、辨析的能力退弱了。如果整天酒肉穿肠过，看似潇洒，实则容易昏庸困乏，缺少冥思，不能决断。

“妄动乱神”，“妄动”就是即使在没事的时候也静不下来。古代看相的书上说，凡是坐下来后双腿爱不停抖动的人，做事就会缺少恒心、缺乏定力，急躁无聊，一事无成。以前家教有传统的父母，讲究一些的家庭，发现孩子抖腿、仰脸、低头就要训斥，这不只是一个习俗的问题，还含有传统文化的理解。男子走路的时候不应该低头弯腰，女子走路的时候不应该仰面向天，这表面上是说的是走路的规矩，实际上也是在讲人的气质、品行。明清小说里面描写妓女有一个通用的姿态，即是仰脸、倚门、巧笑，这不只是形象的问题，而是心性。不要妄动、要有规矩，就是为了避免“乱”，因为妄动者小则乱神，大则乱家乱国。

“多言伤神”、“多忧郁神”，话多有失，忧多有郁，总是忧虑别人在算计他，总是抱有提防之心，活得就难以洒脱，杞人忧天是此典型。“多思劳神”，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不是不要人去想，而是不要胡思乱想。越是空想，就越是糊涂，一场辛劳全是白费。

“久睡倦神”，即是越睡越不足，越睡越困倦，这是个浅显的道理。“久读枯神”，这一点对于做学问很重要。读书不能一次读得太多，时间一久就会读不进去，这时候就应该静心恢复，避免久耗，防止心神的枯竭。有同学给我发邮件，说自己订计划每天要读书八小时，这样读书就没有什么效果，人哪能够每天连着读书八小时？读书是要认认真真地读到一定程度，累了就该放下来娱乐一下，要不然读书就读得太累。有的人读书，看似时间很长，但是不能算做真正的读书，因为他不够专心，一边喝水，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这样读书看着时间很长，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要读，就要认真读，专心读，保持活泼的心境来读。

畅达是要能想得开、放得下、看得破，这就需要智慧，也需要心志，古人的格言总结得很精辟：

清明以养神，湛一以养虑，沈警以养识，高远以养志，果断以养才，凝重以养气，宽容以养量，刚正以养操，涵育以养深，浑厚以养天。（《格言联璧·存养》）

人要用清静、明晓来养自己的神，用纯粹、专一养自己的思虑，用沉着、精辟养自己的见识，用高远、宽广养自己的志向，用果敢、决断养自己的才能，用凝神、稳重养自己的气度，用宽和、容物养自己的肚量，用刚强、正直养自己的节操，用涵育、宽广养自己的深度，用浑朴、厚重养自己的天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畅达。

二、乐天

讲正心，是要求人向好处看、向高尚之处走，而在其中，内心的快乐也是很重要的。人一定要做乐天派，做到乐观自信，要相信世界上任何问题都能解决，相信我们的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绝对不是麻痹自己，而是要激励自己为社会贡献力量，在做事的时候为自己增加一份信念。

孔子非常赞美颜回，认为在所有弟子中，颜回的德行是最好的，他说：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颜回都能乐观自信。在只有一碗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街巷里勉强能生活下去的情况下，别人都忧愁纠结，而颜回却很快乐。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才是有德行的人，才是真君子。颜回即便自己穷困潦倒，依然能够不改其乐。快乐来自于对道的坚持，是对责任、品格、修养的坚持。

乐天，就是即便在困顿时，也要像颜回一样活着，能够在困穷的境地里坚持操守。这话看似轻巧，实则有很深的道德寄托。“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格言联璧·持躬》）奢侈的人无论有多少财富都不够挥霍，而简朴的人即使贫困也常感到有余而知足，原因在于欲望的多寡、道德的高下。欲望过盛而奢侈的人，心灵反而是贫瘠的；道德高尚却穷苦的人，心灵却是富足完满的。有时候我们羡慕他人的富足，就心生向往；有时候见到他人的成功，就心生嫉妒。这便是处于心神混沌时，不能把很多事情想明白，不能看清好多人事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老子》曾说：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郭店楚简《老子》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说的是世事变化无常，世间哪有什么长保的事物，不如看透而暂且休止吧。人生苦短，即使金玉满堂，也总有消亡的那一天；更有的人富贵了就生骄慢之气，不待自然休亡，就已经招来祸咎，自取身灭。人一定要做到功遂身退，快意而能思持而盈之的自然之道，才能远避祸患。“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唐·李白《江上吟》），当年楚王的台榭在哪里呢？残垣亦不可见，而只有屈原的辞赋流传后世，如同日月光辉，垂丽万古。人生在世，从来没有长久的富贵，也没有长久的功名，羡慕富贵功名不如珍惜眼前的幸福。佛家讲“活在当下”，即是讲既不要沉迷于过往，也不要陶醉于未来的虚幻，要懂得眼前的快活最为珍贵。

杜甫像

能够懂得老子讲的消息盈虚的“天之道”，能够体会到孔子所称赞颜回的“堪以忧”，我们就能做到“乐天”。

杜甫《写怀二首》中说：

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不能显贵的时候，穷贱也不能让自己悲伤戚戚；不能富足的时候，即使贫苦，自己也知足心安。这是一种高尚平和的心境。

中国历代诗人之中，最艰难困苦的莫过于杜甫。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逃难的路上甚至落到行乞的地步，建一个容身的草堂都要靠他人的帮助，年老之时想回老家却饥寒交迫，到岳麓的时候在一条船上冻饿而逝。但是，杜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一生即使如此，也能坦然处之，有一种大度。草房被风吹破的时候，他还能够由一身之寒冷，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能够如此博大，在于他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有“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春日江村》）的认真努力，二者合在一起，使得他不以自己的辛苦为叹息，而以百姓的安危为喜忧。

我们都吟诵过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只有心胸开阔了，一己之忧乐系于天下，人才不会被打倒，才能有真正快乐起来的心性。从这个角度说，何谓大丈夫？

丈夫之高华，只在于道德气节。鄙夫之炫耀，但求诸服饰起居。（《格言联璧·敦品》）

杜甫草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

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君子，其高贵不在于有多少财富、有什么功名，而在于拥有多高的道德和气节。历史上的许由、伯夷、叔齐都是很高洁的人，田横、荆轲也是很有气节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而“鄙夫之炫耀”之“鄙”，即是浅薄，浅薄的人可以炫耀的只是服饰起居，是谈不上什么道德气节的。

元·赵孟頫《杜甫秋兴八首》

中国人认为，人应该追求道德气节，不能像现在很多人那样整天去讨论吃穿、讨论房子。有的朋友会说，这是现实所趋，我们很无辜、很无奈、很受伤，但重要的是不能把这些当做人生全部的追求。人生的目的，应该在于去明白天地万物的大道理，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培养出至高的道德。这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息的精神力量，应当成为我们的理想，我们追求、向往的境界，即使达不到如此，但还是应该不停地为之努力，心向往之。

有时我们不如意，会骂这个社会乌七八糟、人心不古，但如果每个人都能用这些精神财富来修养自己、改变自己，待人接物之时慢慢地把自己的格局养成，即便做不成天下的事业，也可以尽一份力、尽一份责做成局部的事业，乃至去影响周围的人，社会就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

三、知足

中国文化常讲知足常乐，尤其是主张清净无为的道家，认为知足是关系到一个人安身立命、荣辱安危的大问题。《老子》言：

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

人要是能知足，能够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受到他人的欺侮，不会留下终身的耻辱。

人要知足，第一是要明白做事总有尽头，总有界限。老子讲的“知止常止”，就是此意。《大学》讲的“知止而后能定”，也是在说一个人要定下志向，要有目标，志向、目标即是自己为人行事的界限，是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的起点，立意不同，指向也有差异。人做事没有界限，就很容易自取其辱。比如说中国官员的待遇很好，但总有人不满足，最后把自己弄得锒铛入狱。最近网上有新闻，一个官员言行不谨，却又很高调，使人们很是反感，结果就有人在网上开始调查，发现他抽高档烟、戴名牌表，这样的奢侈不是一个普通的局长可以负担的。由于舆论的压力，引起了政府的调查，最后查出他确实有很严重的经济问题。人不知足，不知道界限，自然不可避免做出狂妄的事情，自取其辱，甚而身败名裂。

第二是要知道欲望的边界。《老子》就一直在讲这个道理：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若不懂得知足，欲望过盛，难免会招来祸患。一个人对一种东西特别地喜爱，特别地想占有，他就会费心、费神、费力、费财地去追求。而等到得到的时候，便再也舍不得放弃，一定要深藏起来，惜之爱之。庄子认为越是这样，失去的就会越多。把东西藏在柜子里，最后可能连柜子都被拿去了。古代帝王对待其下贪赃的大臣就是如此，自己手下有贪官了，就先养着不惩戒也不杀，等到太子即位再来处置，一是可以把大量的钱财收来充实新君的国库，二是借以树立新君的威严。乾隆不杀和珅而让嘉庆杀之，就是这个道理。

人要知道欲望的底线，做到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就不会轻易受到侮辱，也不会轻易招致败亡。“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三国·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也是这样的道理。

“乐天”是一种心境，“知足”则是一种气度。对于要培养人的知足之气度，古人常有教训：“不可吃尽，不可穿尽，不可说尽；又要洞得，又要做得，又要耐得。”（《格言联璧·持躬》）生活上不可吃尽、不可穿尽、不可说尽，意即做事都要留余地；但是做人则是要洞得、做得、耐得。洞得，就是要洞晓世事、洞悉人性。做管理，做服务，交朋友，甚至恋爱、教育孩子既需要明白晓畅，又要能留有余地。做得，就是在明白通晓之后，一定诚心实意地去做，还要能做、会做。耐得，就是做事的坚持，读书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做服务就要能耐得住繁杂琐碎，这是成事的最后一关。

知足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智慧，还有要意识到：

难消之味休食；难得之物休蓄；难酬之恩休受；难久之友休交；难再之时休失；难守之财休积；难雪之谤休辩；难释之忿休较。（《格言联璧·持躬》）

不好消化的东西不要吃，不好保存的东西不要储存，这是在讲有的事情一定不能去做。有人给他终身都难以酬答的恩情，自己就一定不要接受，否则很难做到用一生去还，就容易将其辜负。人不能滥交朋友，一定要寻求那些真正志同道合的、能够长相切磋、相互扶助的人做知己、做朋友。一日难再晨，一生难再少，珍惜光阴的道理我们都懂，那就要立刻去行动。很多不义之财就是难守之财，积攒这样的财富，早晚会有祸咎。另外，自己不能驾驭的财富也是一种难守之财。比如现在炒股票的人把几十万元、上百万元投到股票市场里，就像把一片树叶扔到汪洋大海里面一样，自己根本就不能驾驭。我们不能把梦想寄托在这样的财富上面。同样，面对毁谤、误解而自己又解释不清的时候，就不要再去辩白，由此而起的无名愤怒和恼火，也要让它化解，一定不要太在意、太计较这些。

既然讲知足是一种气度，一种博大的胸襟，那就要把自己的修养与对天下生民的关怀联系起来，只要想想那些其他人的艰辛、无助、无奈，就知道自己的幸福所在：

家坐无聊，当思食力担夫。红尘赤日，官阶不达，须念高才秀士，白首青衿。将啼饥者比，则得饱自乐。将号寒者比，则得暖自乐。将劳役者比，则优闲自乐。将疾病者比，则康健自乐。将祸患者比，则平安自乐。将死亡者比，则生存自乐。（《格言联璧·持躬》）

平时在家无聊闲坐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生活不幸福的时候，他就要去想想街上飘荡的人、做力工的人，相比之下，他便不会觉得自己不幸福了。如果自己是一个职位较低的官员，经常红尘赤日、到处奔波，感觉自己的职务做得还不够高，就要想想那些怀才不遇的秀士们，至今还白首青衿，没有功名。所以说，多想想那些饥寒交迫的人，自己淡饭简蔬能得饱足，布衣粗帛能得温暖，就要感念知足。看到别人的辛苦劳役，自己就会珍惜眼前的快乐；看到别人病体奄奄，自己就会爱护难得的康健。与别人不停地遭受祸患相比，他会觉得平安才是自己的福分；与那些早夭的、短寿的人相比，好好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能常常这样想，自然消除了几分郁闷，获得了一丝安慰，能想到天下生民的痛苦，再想想自己的安定现状，他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一个人若能知足，无所欲求或是欲求很少，他就能忍辱、能随遇而安、能够看透生死，不会有贫贱穷困之感，不会有病痛祸患之叹，不会觉得不会孤单，也不会觉得陷入绝境，这只有懂得知足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如果“人人知足，则天下有余”（《呻吟语》），这样的社会便会少了争斗、阴谋、算计和杀掠。

四、简约

讲简约，“简”就是简朴、简单，“约”就是少而精。我们看小孩穿衣服，越鲜艳越好，年轻的时候也是红男绿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就越来越抛弃大红大绿、姹紫嫣红的装束，心态上也不像早年那样充满一种姹紫嫣红的梦想，这就是简约起来了。

前面已讲，人的成熟有一个标志，就是闲言碎语的废话越来越少。清代赵翼评价陆游诗时说他：

南宋·陆游《剑南诗稿》[2]

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瓯北诗话·陆放翁诗》）

这是陆游的诗风，也是通常一个人的人生三变：少年时，追求的是藻饰繁华，哪里热闹往哪里去。中年时境界一下子开阔了，开始追求一种壮阔之美，哪里博大往哪里去。晚年时的心态平和了，追求恬淡，哪里安逸就往哪里去。“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总是在变化，慢慢地从藻绘到宏肆，再到简约平淡。

那么，什么是简约？简约是少了很多装饰，洗尽铅华，变得纯粹而朴素，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宁静、平和之美。我们这里讲的，并不是指外表的装饰花哨抑或朴素，而是在讲人内心的简约。

为什么正心要追求简约呢？因为有时候人面对的选择太多，导致其内心无法端正、常常痛苦、做事迷茫。欲望太盛，想得到所有的东西却又无法得到，内心就会痛苦。人要简约，就是要让自己心里面能够做到“放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发现自己可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而自己需要放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人就应该成熟起来，要能够明白什么是可以追求的，什么是必须要放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对社会、国家、家庭应当担负起的责任就会越来越多，一定要放下许多的欲望，真正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文化善于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见出真正的道理。讲简约，首先便是要落在安于俭朴宁静的生活层面上来。只活了33岁，却对唐代学术很有影响的王通，在《文中子·关朗》中讲：“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是说如果他不能勤劳，不能俭朴，他就成不了人上人，这说得很直接，把俭朴作为励志的动机，把辛勤作为成事的手段。

南宋·陆游自书诗稿《原上一缕》[3]

看一个人的德行如何，不是在灯红酒绿之间，而是要在其走投无路的时候、人生处于迷茫的时候，看他选择什么、追求什么。儒家讲“君子固穷”，这才足以见其德行。前面我们讲，孔子称赞颜回安贫乐道，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是合乎道义而得到的富贵，就像过眼浮云一样。这就是儒家称道的“君子固穷”，君子能够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坚持自己的道义，坚持自己的理想。君子固穷，坚守的正是一种简约的生活。在简约的生活中，能够透露出一种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修为。

诸葛亮《戒子书》也说：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他把俭朴视为养德的方式。真正想要提高自己的修为，就要宁静下来，这个“宁静”不是单指身体安静下来，而更是指人的心中要宁静。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在做事业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什么是自己必须放下的，这就叫“静以修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的欲望很容易放纵，放纵了就难以约束，要能够固守心性，这就是“俭以养德”。

从明朝开始，知识分子对富足、富贵的向往与追求开始变得强烈起来。“三言”“二拍”里经常写到知识分子或是与仙女喜遇、或是出海巧遇、或是前世积下阴德，然后荣华富贵起来。这说明中国人开始敢于把对金钱富贵的追求讲出来了，不再隐藏，走到了很实际的层面。但这种追求不能太强，更不能成为内心中的一种欲望。在现实中，许多人已经变得无所事事、不思努力。社会即使向功利化、商业化的方向发展，还是要让自己的内心简淡下来，让“简约”成为自己的信念，放下很多名誉、欲望的东西，回到平淡、宁静的心境里，即便不为别人，也是为了自己。

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简约，是为了修养德行，它关系到现实的层面，即小到个人的成败，大到国家的兴衰。韩非子也讲：

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显学》）

说贫和富完全是靠他自己的作为，懒惰而又奢侈的人就会贫穷，勤劳而又俭朴的人就会富足。这个观点也是和韩非子的治国思想相联系的。韩非治国的思路和儒家的治国思路不同，儒家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追求贫富的差距不能太大，做到公平就可以了。但是韩非认为如果国家的制度制定好了，一个人能合于规矩地致富，那是能力的体现，如果还有贫穷的人的话，就说明这些人非常懒惰。

韩非认为贫穷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个人，贫穷的人都是咎由自取。他强调了人的努力，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孔丛子也认为“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孔丛子》）。何为富贵？富，是不取于人，只要他做的任何事情、得到的任何利益，都是堂堂正正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不是从他人处乞求而得，这就是富足。贵，即是不被别人侮辱，很多时候人是自取其辱，自己先丧失了尊严，然后别人才能来侮辱他。什么样的人最好管理？鲁迅曾说，那些想得到而还没有得到的人是最好管理的。人有想得到的，就是有欲望，只要有欲望就会被利用，想得到的就成为其受到牵引、受制于别人的把柄。

简约，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至关重要的。李商隐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他在迟暮的晚唐间阅尽王朝兴衰，《咏史》诗中感慨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观察中国各代的历史，兴衰成败，兴盛常常是来自勤俭，败亡常常是来自奢侈。

周朝时期，周文王就是能够与民同乐，最初只有几十亩的地，后来也得了天下。汉高祖刘邦最初攻下秦都咸阳，便与民约法三章，范增评价他是“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在成功之后也很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了勤俭。到东汉的时候，光武帝刘秀坐天下，宫里后妃们穿的衣服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而刘秀自己穿衣也是最俭朴的。在唐朝初期亦如此，唐太宗很勤政，长孙皇后的衣饰和丫鬟的衣饰也很简单，魏征还曾因此谏言。

一个国家要稳固、要兴盛，都要讲勤、俭两字，这在每一个朝代之初都很明显。而当国家到中叶之后，就不能再保持这种勤俭了，反而开始修建宫阁楼台、对外穷兵黩武，国力很快衰弱下去，即使变法图强，也很难再将那些臃肿的机构、杂多的人员裁撤掉，很难把那些繁文缛节、苛捐杂税削减掉，积重难返，最后就是亡国的结局。欧阳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每一件溺爱的东西，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失，每一次生发的哪怕再微小的放纵的欲望，都是对自己心性的束缚，都是祸患的积累，能不谨慎吗？

中国人在制定家训的时候，常出现一句话，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便是告诫子孙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培养这样一种警惕心，希望他们能够过着简约的生活。只有简约才能立身，才能兴家，才能保国。

现在与古代不同，要求也会有所区别，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心中不要有那么多的物欲，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做到简约，不要那么复杂地生活，少些装饰，少些做作，少些算计，让内心安静下来，静静地体验自然的优美，体味家庭的幸福，体味独处的乐趣，看似并没有灯红酒绿式的辉煌，但这其中的安逸祥和，却是权位、名利和财富换不来的。

[1]韩非（约前281—前233），为战国时期韩国公子，诸子中法家的代表人物。

[2]为陆游的诗词集，共八十五卷，收录诗词9344首。

[3]全稿共诗八首，均刊入《剑南诗稿》第五十五卷。

第三章　修身

《大学》里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柳宗元也给朋友说人生在世，“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寄许京兆孟容书》），即做人的根本是修身。

修身，是一个人由内圣走向外王的关节点。内圣，就是在人的内心中培养浩然正气，使内心宁静下来，有了自己对道德、真理的认知；而这些认知，内化到人的身心里面，使人的言谈举止能有一种淡定畅达的气象，因此我们说，修身就是把诚意、正心完全融化于内在的过程。外王，是人若能达到内圣的境界，就要再把志向、修养以及内心的淡定、畅达通过自己的行为表达出来，去影响自己做事、影响周围的朋友、影响自己的家人，乃至能够把内在的浩然正气与外在的事功结合起来，成就人生的大功业。

我们读书的目的之一是学知识，目的之二是要学修身。修身，不仅要能够学会为人处世，能够洞晓万物的道理，能够知道什么应该去坚持、去追求，什么应该舍弃、放手。

内外兼修的修身，是成君子者必备的修养。欧阳修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辨左氏》）于内里端正心性，于外在端正容止，待人待物周到。心正，身也正。欧阳修又说：“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答李翊第二书》）一个人要是不讲修身，不讲待人接物之道，即使名为君子，实际上其行为仍是小人。

我们前面讲到过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君子、小人不仅指其道德的高尚或低下、地位的高贵或卑微，更在于指格局的大小。君子是格局大，能做大事业的人；小人是格局小，只汲汲于自己利益的人。不能修身，志向再大，最后也只能碌碌无为，做些无聊之事。一个人即便起初的格局非常小，但通过修身涵养，修养、修为有所长进，慢慢就能成为君子，进而去影响别人。

我们讲的修身之要是：

行己恭；责躬厚；接众和；立心正；进道勇。（《格言联璧·持躬》）

“行己恭”，人生世上一定要有恭敬、敬畏之心。孔子讲“畏天命”，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敬畏，什么都不能约束他，其做人做事就没有了底线，更谈不到修身了。“责躬厚”，即是对自己要反思，每天、每件事都要深深反省。

北宋·欧阳修书法

“接众和”，“和”就是和气，与朋友交往时要和气、和蔼，追求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立心正”，端正内心。“进道勇”，要学习，要追求，不但需要努力，还需要拿出勇气，非常勇敢地坚持自己的志向。

以此来看，修身确实是内外兼修的问题，是内圣外王的结合，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事情，也是做事业的起点，有了这些修为，何不能成功？

第一节　养生

要修身，首先要养生。养生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如此才能让自己承担起立下的志向，担负起自己所要追求的发展的责任。《尚书·洪范》里讲人有五福：

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中医五行图

这是中国人所理解的身体康健和终天命的道理，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五福临门”的最初版本。汉代人桓谭在《新论·辨惑》中把五福改为：“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

五福是中国人美好的期待，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生命质量的重视。

一是寿，生命长久，能尽天年。《黄帝内经》[1]中有一篇《天年》，讲的就是人如何长其寿，在中医看来，人理想的寿命应该是120岁。

二是富，富并不一定是家财万贯，而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在社会立足、保证生活质量。

《黄帝内经》书影，宋刻本

三是康宁，即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心情怡然自得，没有郁闷。

四是攸好德，“好德”即是高尚的德行，要不断培养自己德行，让自己更完善，具备了这种德行即为“福”。

五是考终命，主要指一生无恙，临终心里没有挂碍，安详自在终其一生。如果说“寿”相对于早夭而讲，考终命主要是说人终其一生，能够完成安身立命的事业，盖棺论定之时能得到高度评价，不枉这一生。

古人讲的五福，并不只是荣华富贵、身体康健就行了，最重要的是要终天命，通过养身、修身来完成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而不是养得白白胖胖却一事无成。

自古以来，中国人极为重视养生。但现在，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毫不惜力、拼命去赚钱、无止境地加班加点，攒出一大堆疾病；到中老年时，就开始拿积蓄的钱来买滋补品、养身体，活得又累又不健康。

传统讲养生，有两种养法：一是心养，二是身养。心养，就是心态要好，平和安宁。只有身心和谐的人才会乐观、自信，才能去宽容，拿得起，放得下。心中了无芜杂，就很容易体会到从容自在，便少了很多疾病。气不顺则滞，血不顺则淤，心不顺则凝，喜、怒、忧、思、悲、恐过度，便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养生首先要养心，西方有句谚语：一个小丑进城等于十个医生。就是说心的快乐、祥和、安宁、自在，无忧无惧，不悲不喜，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前提。

养身，是指身体的锻炼。不要一提到体育锻炼，就是跑步、打球之类的运动，而是要意识到锻炼的目的，是让身体更柔韧。这就需要注意锻炼的方法。每天清晨，在公园里都能看到很多老年人在锻炼，但是有的老年人用手把自己吊在树上，有的用脚踹树，有的用脊背靠树，这都不是正常的养身之法。因为年龄大的人骨骼是非常脆弱的，踹树、靠树等行为对身体的影响并不好。要知道，老年人锻炼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剧烈，因而经过几十年的损耗，体内的元气、身体的机理都和年轻时不再相同，不能再拿年轻时的经验来运动。

五禽戏[2]

养身要和养心结合起来，如果锻炼时，心里面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左顾右盼，这样的锻炼效果会很差。如果心定气闲，慢慢走路、安静散步，甚至行动坐卧，都可以养身。中国的太极拳、形意拳、高僧们的禅坐、道士们的打坐，都不是靠剧烈运动来锻炼的，而是讲究身心合一的修炼。

嵇康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多，他认为养生最重心养，要能够做到：

旷然无忧，寂然无虑；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养生论》）

元·赵孟頫书嵇康《养生论》

心要有旷达、开阔的气象，什么芜杂都没有，就会无忧无虑。“一”是什么？即是自然，能顺其自然，看花开花落、世事变迁都不能动心，不要经常焦虑、浮躁，要能静下来用心清气和养身。

张载给武侯祠题字，借诸葛亮的人生经历，提出了自己对于养身的看法，他说：

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正蒙·中正》）

“言有教”，就是和人交往的时候，言语上要有教养，要能让人去倾听、去深思。我们读书也好，与朋友交往也好，要学会总结书中经典的句子，总结那些饱含经验的言语。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鲜活的话，比如冯小刚每年的电影中都会有一两句话，让大家记的很牢，“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话就很有道理，也很鲜活。赵本山的小品也总有一两句话很突出，能把整个节目支撑起来。我们写文章、做事，都要做到“言有教”，效果才能更好。

“动有法”，就是言谈举止要合乎规矩、有法度、不妄为。“昼有为，宵有得”，即是白天做事要努力以见其功，晚上反思白日的行为也要查漏补缺、有所心得。“息有养，瞬有存”，是能静下来、能守得住心神，在每一个瞬间，都要注意养气，默存心神而不放逸。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道，在于八个字：

惩忿，窒欲，少食，多动。

一是惩忿，就是在内心自怨自艾的时候、非常愤懑的时候，要善于消解，把事情想通就可以了，世上之事，哪有那么完美；人生在世，何必斤斤计较。二是窒欲，欲望太多不利于养生，要慎欲，要控制欲望。三讲少食多动，要多运动，不要暴饮暴食。

具体而言，该怎么做呢？

一、饮食有节

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人讲得很多。《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就讲：

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

正常的饮食无非是满足身体的需要，无论是长身体的青少年，还是养身体的中老年，饮食一定要适量，做到不过饥，不过饱，这才是保养脏腑之道。

东晋葛洪[3]的《抱朴子》[4]，内篇探索养生之道，说得更具体：

东晋·葛洪《抱朴子》书影

善养生者，食不过饱，饮不过多，冬不极温，夏不极凉。

如何养生？“食不过饱”，即进食不要过多，不能太饱胀了。“饮不过多”，是讲的少喝酒，酒精对人的伤害很大。“冬不极温，夏不极凉”，冬天寒冷，要注意保暖，但是不能去追求过于温暖；夏天的时候炎热，要注意防暑避热，也不能追求过于凉爽。这四个原则，看似简单，却讲明了养生的真谛，即五脏中和，不要过分。

道家认为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是自然之道，人的生活要合于自然，如果追求悖于自然的温度，对身体反而是一种伤害。冬天靠暖气，夏天用空调，可以调节生活环境，但如果暖气过热，空调过冷，室内外温差太大就会导致过寒过热，反倒破坏了人自身的调节能力和抵御能力。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图》

在中医学说史中，《黄帝内经》是讲阴阳之道和人体内气血的运行；《伤寒论》讲外感所导致的疾病如何治理。《神农本草经》将药分三品，总结药性药理；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讲汤药方剂的使用。葛洪的《抱朴子》讲的是养生之法。养生是中国特色的预防医学，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治未病，就是预防疾病发生。

什么叫未病？从医学检查的角度来看，身体好好的。但自己就是感觉不舒服，诸如气郁、气滞、气不通、神情恍惚、失眠等，西医称其为“亚健康”，中医认为这是症状都是疾病的先兆，必须医治。

养生，正是从防病、治未病的视角来看待身体。在中医看来，疾病有两种，一是外感，二是内伤。外感就是环境变化，风寒暑湿燥热侵袭肌体，由外入内，造成身体不适。怎么做呢？提高抵抗力，为什么这种环境下，别人不得病，那就是身体基础比较好。内伤，是情志亏损，喜怒忧思悲恐过甚，造成气机滞阻，像中举而疯的范进之类的精神失常，便是情志受损。《抱朴子》中说：

知好生，而不知有养生之道；知畏死，而不知有不死之法；知饮食过度之蓄疾病，而不能节肥甘于其口也；知极情纵欲之致枯损，而不知割怀于所欲也。

道理都懂，但都忍不住还要飞蛾扑火。下了决心要减肥，看到美食却忍不住；明明知道纵欲伤身，面对诱惑却欲火焚身。

前面讲过，人性中有“食、色”两种本能，遇到好吃的就不由自主地多吃，有的人吃自助餐，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前要空三顿、后能省四顿，暴饮暴食。食肉多则生痰，要消化掉，需要调动大量腺体来分泌消化液，需要耗掉人体内大量水分，我们都有暴食之后口渴的感受，正因如此。放纵情欲能够灭神，最容易导致身体内损，但却不能节制自己，今朝有酒今朝醉，花开堪折直须折，嗜欲太重，身心受损。

因此，中国人的养生，讲究平和府藏，颐养精神。“府藏”是指人的五脏六腑。脏腑要平和，要求饮食上要温和，酸苦甘辛咸，不能太过。人都喜欢追求感官刺激，喜好厚味，现代饮食往往用酸、甜、香、辣来满足口腹之欲，加之烟酒，看似幸福的生活，实际是不注重养生。我们看被称为“人瑞”的长寿之人，养生的经验就是饮食清淡，口味平淡，心平气和，寡欲慎动。春节或者节假日，医院反倒多了病人，不少因为是暴饮暴食，五脏六腑不调理，肠胃就会生疾病。颐养精神，是讲“心养”。人活在世，一要靠饮食维持生命质量，二要靠精神支撑生活勇气，精神充足才能神清目明。

怎么做到饮食有节呢？这要靠自觉，古人讲：“神气淡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旧唐书·裴潾传》）养生应该在“神气”、在节制“嗜欲”上下工夫。精神平淡了，不轻易动心，血气才能平和。有的老年人鹤发童颜，性情开朗，做事不过分，而那些脸上发红、嘴唇发干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焦躁、爱发脾气的人。心情平和、精神平淡，人的气色才能正常。古代的帝王短寿，主要原因不在于日理万机的劳累，而是吃得太好了，补得太多了，饮食过度、情欲过度、营养过度、很早就耗尽了体力和气机，最终没有享受荣华富贵，反倒让荣华富贵给扼杀了。

传说是活了102岁的孙思邈有一则养生口诀，很通俗，不妨作为经验总结：

口中言少，心头事少，肚里食少，有此三少，神仙可到。酒宜节饮，忿宜速惩，欲宜力制，依此三宜，疾病自稀。

做到饮食有节、力戒嗜欲、心态清静、节酒制怒，好好保养，管住嘴，迈开腿，快乐长寿。

二、运动有度

运动有度，是养生的一个原则。运动是一个人保持健康、活力的重要途径，但要注意适可而止。这个适可，一是说要注意运动量，很多职业运动员在运动生涯结束以后，伤病累累，有的运动员很早就因伤病退役。原因在于运动过度。对于平常人来讲，运动的目的是锻炼身体，不能像职业运动员一样要得到什么结果、得到什么奖项，不要把运动看做训练。二是运动的目的是快乐，是通过活动来保持身体的健康。但要意识到戒之在斗，有时候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总有好胜之心，总在乎输赢，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要太在意。我们说的“运动有度”，首先指的是这两个方面。

中国人眼中的运动，不是简单的锻炼，而是每日操持。苏轼就讲：

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御试制科策一道》）

苏轼虽然一生屡屡被贬谪，但却活得很洒脱，又善于作诗、填词，精通书画。当年他被贬到海南岛时，那里还是未经开发的瘴气弥漫的南蛮荒地，甚至连盖房子的材料都没有，很多人都承受不了这样的艰难环境。而苏轼在这里不但没有生病，还活得很快乐、很潇洒，这与他的心态有关，苏轼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奉儒而不固执，能出入儒道释，但不为其所困。二是注重运动，他常常亲自动手酿酒、煮肉、建房，当然还有不停散步。每天不断劳作，随时调适心态，使得他不为所困。

北宋·苏轼《寒食帖》

曾国藩一生立志做一个古今完人，也很注重养心、养身。他在写给亲人和朋友的信里讲了很多自己的调养心得。比如：

吾人局居斗室，或读书，或办事，终日勤劳，需加调摄。每夕宜散步郊垌，吐郁宣滞，运动以畅周身血气，呼吸以取新鲜空气。居处亦以竹木郁葱，窗棂洞达为宜，既有一种空气，更有一种生气也。（《曾国藩家书·修身》）

我们每个人平时都居住或是工作在很狭小的空间里，忙忙碌碌很辛劳，那就需要随时调养。每天傍晚的时候，大家一块儿到郊外或周边散步，把一天的浊气都排出来。适度运动可以让身体中血气活动舒畅一下，多呼吸新鲜的空气，更主要的是在自然中去体会、去获得一种生机。中国现在环境最好的地方，其实是大学校园，花草繁茂，树木葱茏，安静且有灵气，人不多不少，读书、运动有规律，养成良好的作息制度，不要昼伏夜行，自然就是很好的养生。

曾国藩认为自己有着良好的习惯，希望家人能借鉴：

一曰饭后走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曾国藩家书·修身》）

前四事都很容易理解，我们前面具体讲了。第五事为“习射有常时”，他要带兵打仗，骑马习射的训练要每天都做，现在我们看来，就是要坚持有规律的锻炼。第六事为“黎明吃白饭一碗”，这是曾国藩自己的看法，就是不吃或少吃油腻的东西。这与现在讲的早起喝一杯温开水的道理一样，都是为了调和肠胃，清除浊秽。

曾国藩还有一个经验，即强调养生要早起，他觉得：

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起早之人，无不寿高者。（《曾国藩家书·军事》）

把早起定为养身之法，视为保家之法，显示了这点在曾国藩心目中的位置。他认为坚持早起的人会很长寿。现在的人在生活中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有时是一觉睡醒，天黑了，夜生活又没有节制，阴阳倒置，久而久之，气血两亏。从中医理论来讲，早上是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的时候，下午到晚上则是阴气上升、阳气下降的时候，人的作息应该是合着自然的节拍，合于自然规律的作息。

丁福保是与曾国藩同时的名人，他也讲运动要在户外：

终日坐卧，不甚运动，不出户外，不见日光，均能致病。

在东北地区，冬天天气寒冷且持续时间还很长，人的户外活动很少。如此一来，运动减少了，吸收阳光也不充足，身体抵抗力很容易下降以至于得病。我读书的时候，吃完晚饭就约朋友走一走，沿着昆玉河散散步，觉得很舒畅。所以，养身、养生，一定要适度运动，尽量户外运动。

三、调养有法

身体要想保持健康，调养也是一门学问。而要调养身体，精神和肉体都要照顾到。陆九渊[5]说：

精神不运则愚，血脉不运则病。

精神不运动，人就会慢慢变愚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表现得总是傻傻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思考，不用脑力，懒懒散散。血脉如果不运动会得病，这是说人的肉体运动。所以说，人的调养要兼顾到身心。古人讲：

《象山全集》书影

慎风寒，节饮食，是从吾身上却病法；寡嗜欲，戒烦恼，是从吾心上却病法。（《格言联璧·摄生》）

尤其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慎风寒”很重要。我看医学统计，女性得类风湿病的比男士要多得多，尤其是现在，很多女孩子穿衣服讲时尚，春天刚到就穿得很单薄，而深秋、初冬时还舍不得把薄衣服换掉。春秋风凉，寒气内侵，有湿不能化，有风滞其内，对腿部、腰部的损害很大，好多病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潜伏下。一定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受冻一下没关系、没事，抗折腾，实际为中老年身体埋下隐患。男士的问题多在“三高”，主要原因是饮食上没有节制，性欲不加调节。调养身心，祛除身病，就是要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上下工夫。人有心病，来自嗜欲和烦恼的侵扰。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不正当的个人欲望，还有生活中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应该看得破、放得下。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愉悦，身心健康。

要做到调养有法，要知道“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曾国藩家书·修身》）。真正要治身，不是以吃药为方法，而是要以适当的运动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人过多地吃药，疾病对药品就产生了抵抗力，慢慢地疾病治不了了。五六十年代时，青霉素是治病的特效药，而现在它的效果就很小了；过去用很简单的药品就能治好感冒，现在就要到医院打点滴，说明人体的免疫力已经很低了。更重要的是，心态上也要做到开阔，很多事情要能够想得开、放得下，越是心胸狭窄的人，其疾病就越是难治。

究竟如何调养？古人给我们开出了很好的药方：

宠辱不惊，肝木自宁；动静以敬，心火自定；饮食有节，脾土不泄；调息寡言，肺金自全；恬淡寡欲，肾水自足。（《格言联璧·摄生》）

按照中医的理论，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人的身体是合于五行的，五行相生相克，可侮可乘，只有实现五者的调和，才能保持康健。

有的男性得脂肪肝，一是嗜酒；二是厚味；三是不运动；四是容易动怒，怒则伤肝；五是肾气不固，肾水不能滋养肝木。只有做到宠辱不惊、心态平淡，才能保护肝部不轻易地受损伤。这说的是肝。有的人跑步之后心脏会剧烈地跳动，老年人生气之后就容易诱发心脏病，这都在于心脏不适合大开大合，超量运动很容易引起心脏的疾病，要动静有时有度。

人的脾脏，最重要的是饮食有节。脾土有包纳之气，犹如包裹，过空过满，均不利于健康。现代人饮食，尤其是很多儿童，不再是传统的中国饮食，而讲究喝奶、吃面包的西式饮食，很少吃小米、玉米之类的粗粮，往往就导致脾胃不好。中医讲饮食调养，如补肾要吃黑豆、补心要吃红豆、补脾要吃黄米，食物的颜色与身体的某种部位也是相配的。稍加留意，及早纠偏，就会避免很多肠胃疾病。

用呼吸去调息，可以洗瀹五脏。呼吸可以调神，比如屏住呼吸，便能集中精力；深呼吸，就能让心绪平静。道家的气功，是通过调息让气息贯通全身，达到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目的。调息就是多作深呼吸，通俗一点叫腹式呼吸，高深一点要能做到踵吸。凡是常深呼吸的人，肺的机能会好很多。

“恬淡寡欲，肾水自足”，这对年轻人最重要。有时候看有的年轻人眼圈发黑，常常是肾气不旺，而少白头则是肾气不足。要养肾，只有恬淡寡欲，欲望要少一些，不要总想那些姹紫嫣红、风花雪月之事，让精气坚固则自然神气清爽。

我们常说“仁者寿”，在于仁者无忧，心情调养得好，这只是一个概括，其实长寿属于善于调养的人：

气之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貌之厚重者寿，言之简默者寿。（清·方苞注《论语》）

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简默，都是仁者的表现，也是长寿的要求。相反，那些猛厉、残忍、褊狭、轻薄、浅躁的人，是不能长寿的。猛厉难以沉稳，气血也太冲动；残忍，心中没有仁爱之意；褊狭，为人狭隘，心态不平和；轻薄，男子轻薄则好色，女子轻薄则多情，最容易伤筋动骨；浅躁，浅薄浮躁。这些都是不好的性情，导致的不好的习惯，对身心调养害多而利少，一定要戒慎之。

四、心神有守

养身最重要的是要心神有守，即在心中要有宁静安逸的地方。《庄子·在宥》有一段养心的名言：

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劳汝静，乃可长生。目无所视，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

人对天下的大事要清楚明晰，对一些琐碎的人事则要做到“无视无听”，不挂心胸之中，这样就能保持“抱神以静”的状态。只有让自己的内心静下来，保持内心的纯洁，整个身心才不会忙忙碌碌，才没有繁杂的事物来侵扰到内心的纯净，这是养心的基本要求。耳目都不去关注那些耗费心神的事物，内心不去想那些算计的小聪明，这样人就能心静下来，形神都得到保养，方是养身的重要诀窍。

白居易总结自己养生之道，发挥了庄子“心神有守”的道理。他讲有十个方法能把病调养好，即“病有十可却”：

白居易雕像，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白居易纪念馆

白居易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

静坐观空，觉四大原从假合，一也；烦恼现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将不如我者，巧自宽解，三也；造物劳我以生，遇病稍闲，反生庆幸，四也；宿孽现逢，不可逃避，欢喜领受，五也；家室和睦，无交谪之言，六也；众生各有病根，常自观察克治，七也；风寒谨防，适欲淡薄，八也；饮食宁节毋多，起居务适毋强，九也；觅高朋亲友，讲开怀出世之谈，十也。

这不妨看成“心神有守”的参照规则。

一是静坐观空。静静地坐着看看云天，想明白了天下万事万物皆空的道理，这是对心神的保养。比如想通了人的富贵荣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太刻意追求甚至妄求；比如意识到友情，只不过是前世的因缘、今生的机缘而已，不能太执著。白居易晚年信奉佛教，讲“静坐观空”，是认识到了春花秋月对人来说，都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并不能长久拥有保持，心无所挂怀，才是养生“却病”的首要。

二是烦恼现前，以死譬之。世上的烦事，与生死相比，都是小事。在生死面前，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的，还有什么困惑放不下的。

三是常将不如我者，巧自宽解。现实中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人不能总在企慕艳羡比自己所处更好的境遇，那样只能是徒增烦恼。总是生活在无谓的比较之中，或生出怨恨，或沾沾自喜，渐渐地成为心绪的郁结。人不能总是自欺欺人，要为自己心里留下一片和缓、安静，多思虑不如自己境遇的人事，以宽广仁厚来滋养内心，这才是养生的法门。

四是造物劳我以生，遇病稍闲，反生庆幸。不幸得病以后，也要有一种豁达的心态。上天使人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不得休闲，偶尔得了疾病，要想这正好是休息停歇的好时机。要有这种豁达来宽解自己，振作精神。

其后的几条，着重于在具体的生活层面指出“却病”的要旨，即保持家室和睦、谨防风寒、节制饮食、起居有时等，这都是在生活细节处着眼，防止疾病的侵袭。最后一条讲，要时常“觅高朋亲友，讲开怀出世之谈”，就是要有好朋友，要有好心情，可以交流，彼此关照，彼此欣赏，不孤单，自然少抑郁。

这是白居易的药方，千载以下，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能意识病怎么来，病该怎么治，也想不到如何施行这些做法。

说到这里，不妨想一想，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开怀大笑了？

生活压力巨大，常常令人身心疲惫，我们很少再像孩童那样打打闹闹，开怀大笑、会心微笑，都很少再有了，很多疾病，恰恰都是在哭丧着脸、拉长着脸中慢慢积聚的。

调养，关键是要身心安静平和下来，其中心的安逸最为重要。心神是人的根本，保持心神的鲜活灵动，就是养生、养身的不二法门。所以，在每一个人心中，都要留下一片明净的地方，一片安静、纯洁的地方，一片最柔软的地方。处在竞争激烈的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职业的面具在生活，但自己内心深处一定要留有一点柔情、留一片宁静。人要想活得感性一些、自在一些，一年中至少得开怀大笑几次，或者到无奈时就痛哭一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保持自己的心不麻木，更敏锐，更活泼。一个心如枯木的人，不仅自己了无生趣，而且也容易让周围死气沉沉。

[1]《黄帝内经》，托名为轩辕黄帝之作，分《灵枢》《素问》两部分。

[2]五禽戏为华佗创造，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鹤）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气功功法。

[3]葛稚川，名洪，自号抱朴子，东晋时人，著有《抱朴子》。此图画葛洪携子侄徙家于罗浮山炼丹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隐居的希求。

[4]《抱朴子》今存《内篇》20篇，论述神仙、炼丹之事，近于道家；《外篇》50篇，论述时政得失，臧否人事，近于儒家。

[5]陆九渊（1139—1193）号象山，字，世称象山先生。其创立理学中心学一脉，并与朱熹齐名，史称“朱陆”。

第二节　谨慎

养生，讲身心合一的问题，是要让身心健康。谨慎，说的是心智问题，是做人做事要能够持重。一个人立身处世，谨慎不可缺少。南朝梁的萧纲给自己立了一个标准，叫“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虽然萧纲在诗文里面写了很多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对于立身做人却很讲究。我们读史书知道很多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最后事业的失败，常常就在于自己的不谨慎，有时是说话不谨慎，有时是做事不谨慎，让他人抓住了把柄而身毁名裂。“杜渐防萌，慎之在始”（《晋书·王敦传》），正是历史的经验与训诫。

一、谨敬

一个人在世界上，必然要有他发自内心崇敬的东西。这种崇敬感能使人谨慎敬畏起来，并在心中总有一种愿意为之坚持一生的信念。

一个人能否成功，在德行上来讲，就是看其能否谨慎、敬畏，如果人没有谨敬之心，行事是很难让人信任的。在职的人，如果没有谨敬之心，对领导、上司交待的事情就不会认真对待，敷衍应付，一次、两次可以，第三次就再没有被重用的机会了。与朋友交往，如果没有谨敬之心，就会随意而为，充满欺诈，再亲近的友情也不能长久。所以说，谨敬是立身的根本。

谨敬，一要时刻保持谨慎的心境。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告诫周公之子君陈要“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尚书·君陈》），要求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不要放纵，不要松懈。《老子》也讲人只有“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做人做事始终谨慎，就如打仗一样，时刻想到进一步、退一步的利害，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很多人做不好事情，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在于心中缺乏责任感，对任何事情都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不能认真对待，不能善始善终，从天资聪颖堕于一生平庸。

董仲舒曾告诫说：“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春秋繁露》）人的失败常常是从一次胜利开始，在这时人往往不能把持心神，很容易放松知足，这是不可不戒的。荀子在《劝学》篇里也说“怠慢忘身，祸灾乃作”。“怠”即懈怠，“慢”即轻慢，怠慢即是不能谨敬。

怠慢的态度，对于事业的害处是很明显的：一是容易对知识怠慢，很自然产生某些知识无用、某些知识极其有功的想法，实际上是对知识没有深刻的认识。世上任何东西学了都是有用的，有用与否不过是早晚、深浅的问题，这一点认识不明白，就会错过很多有益的知识积累。二是在待人接物上的怠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上有好多的英雄豪杰，都是因为轻易怠慢而埋下祸患，最终身败名裂。

谨敬，二要时刻留意细节。欧阳修讲：“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方孝孺也讲：“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深虑论》）人做事糊涂的地方，容易发生祸乱的地方，往往在那些不认真思虑而忽略的细微之处。“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淮南子·人间训》）[1]之所以高明，就是因为注意细节。孔子“祭神如神在”，他在祭祀的时候，仿佛神就在他的面前一样，非常恭敬、谨慎、敬畏。武侠小说里也常描写高手过招的情景，常常是两个人对立着不动，看似不动就已经分出了高下。因为高手过招，不在于勇、不在于智，全在于细节。大家常听的“大战三百回合”，只是说书人的夸张罢了，真要是三百回合，那是匹夫斗狠。

《淮南子》书影

与人交往的时候要谨慎，要在细微处也保持谨敬，不单是行为的谨敬，更是内心的谨敬。对他人都要怀有敬重之念，永远不要在背后议论。在人前显得特别周到，心里却没有由衷的敬意，转身就调侃、非议，有一次被他人听到，就再也弥补不回来了。同学们在一块讨论的时候，不要轻易谈论自己导师的好与不好，也不要轻易讨论他人的是非，而是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不要以别的人隐私当做谈资。为人做事，都要有意识的从小事上做起、从内心做起，谨小慎微、兢兢业业，人生从此大不同，事业从此便通顺了。

二、慎言

慎言，是在日常生活中说话要谨慎、慎重。我们前面讲《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观看秦始皇南巡仪仗时，脱口而说：“彼可取而代也。”他的叔叔项梁马上捂上他的嘴说：“勿妄言！族矣！”项羽这句话说得过于直白，是要被灭族的。在中国，因言得罪、因言得诛的例子非常多，项羽说这样的话，就是妄言、逆言。

中国人历来对说话非常在意，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作为一个臣子来讲，小而言之，侃侃而谈，言语用来表明政治观点；大而言之，祸从口出，言论涉及到家族存亡。孔子很认真地思考说话的事，教育学生：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对于应该何时说话、说什么话、怎么说，都是要谨慎思之的。“人不诚处，多在语言”，我们一定要在言语上注意，不要因为引喻失义，而导致祸患。具体怎么做呢？

一是要“言不妄发，发必当理”（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言语要合乎道理，语言是用来阐释大道的，如果说话在理，自然清通简要。方孝孺认为，语言承载着人类的理性经验，每一句话都要合乎世道人心：

发乎口，为臧为否；加乎人，为喜为嗔；用乎世，为成为败；传乎书，为贤为愚。（明·方孝孺《幼仪杂箴》）

从口里表达出来，就代表了自己臧否的意见，就是自己肯定或否定的观点；谈到了别人，就代表了对他人臧否评骘，话一出口，引起的便是或喜或怒的反应；如果是讨论事情，就决定了做事的成与败；这些话被写到书上，后人便由此判断其是贤明还是愚昧。

二是要“不涉秽浊、不处嫌疑”。（《教女遗规》）[2]古代有本《李氏女诫》，是关于教妇女教养的书，其中就说：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藏心为情，出口为语。言语者，荣辱之枢机，亲疏之大节也。亦能离坚合异，结怨兴仇，大则覆国亡家，小则六亲离散。

一个人心思百转，心里怎么想都可以，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出口以后就是言语，别人便知道了他的所有心思。要知道言语关乎，是表达亲疏关系的大节要处。言语说得好，就能够把很远的关系拉近；言语说得不得体的话，即便是很好的朋友也会渐渐疏远。言语的作用，大可以覆国亡家，小可以让亲戚离散。言语不慎，很容易招致别人的羞辱和诽谤。

《李氏女诫》还具体讲了很多具体的作法，如不要轻易接别人的话，不是问自己就尽量少接话，即便回答，一定要做到不“发谀之言”、“不出无稽之词，不为调戏之事，不涉秽浊，不处嫌疑”。“不涉秽浊”，就是不要满口脏话、满口胡话，言语要干净，要有教养。“不处嫌疑”，即不要说那些引人误解的话。

三是要“恶言不出口，苟言不留耳”（《说苑·谈丛》）。不出恶言，即是不说不好的话，那些伤害别人的话不要出口。人心中受委屈、烦恼郁结的时候要能自我宽解。人生世上，不顺心的事情很多，不能遇事不谐就口出恶言而伤及他人。“苟言”是什么？就是苟且之言，即是那些蝇营狗苟的闲言碎语。对于苟且之言，不要留在耳朵里，不能入到心里去。遇到有人在议论他人是非时，就要思考其是不是别有用心。因为现实中挑拨离间者、浑水摸鱼者到处都是，一定不要为这些流言苛语所误。

为人处世，要多与人善言，“言人之善，泽于膏沐；言人之恶，痛于矛戟”（《说苑·谈从》），说人好话的时候，他人听着就如沐春风，感觉非常舒服；妄论他人隐私，就像拿刀枪剑戟伤害他一般，更容易产生怨恨。言人善抑或言人恶，深层的取决于人的道德修养：

有道德者，不可多言；有信义者，必不多言；有才谋者，不必多言。多言取厌，虚言取薄，轻言取侮。

有道德的人，不用与他多讲，因为他已有很深的德行在，自然能分清孰对孰错；有信义的人也不用与之多讲，因为他们看重一言九鼎，多讲就是多余；有才谋的人不必与之多言，在于他们有才学、有谋略，一点即透。

在现实生活中，话说多了只能增加别人的讨厌。而如果只说那些很虚伪的、虚无缥缈的话，就会让人觉得他很轻薄，有时候会自寻侮辱。与人言语，却不能得到对方的重视与尊重，有时候原因更多的不在言语，而在言者本身的道德品行，行为不端者其言也轻，原因正是“言为心声”。

中国讲慎言，除了从正面要求来探讨之外，还从反面来训诫：

人当密厚时，不可尽以私密事语之，恐一旦失欢，则前言得凭为口实；至失欢之际，亦不可尽以切实之语加之，恐忿平复好，则前言可愧。（《训俗遗规》）

这段话说了两层意思，一方面，在关系特别密切时，也不能尽言自己私密的事情，因为一旦关系失欢，这些言语就会成为对方背后诋毁的证据。而在亲密者失欢破裂的时候，也一定不要口无遮拦地恶语相加，非议揭露其过去种种事情过错，乃至贬低其德行人品，因为恐怕两人日后和好，必要为这些过激言语而感到惭愧。另一方面，人在喜怒的时候也要善于节制自己言语，“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礼”（明·陈继儒《安得长者言》）。言语要加以制约，不经过仔细思虑就不轻许人言，否则日后难以办到，就是失信于人；发怒的时候，说话也要节制，因为人的脾气上来，行为言语容易毫无顾忌，容易在他人面前、在尊长面前失礼。

总而言之，慎言要求我们做到言语得体，该说的时候就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要学会言语清通简要，徐缓有致。

三、慎行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的行为要求会越来越高，成年人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自我约束能力，能够管住自己。这就要学会慎行。

慎行，从表面来讲，就是做事踏踏实实，不要存侥幸心理，也不要无所顾忌。在中国人看来，之所以慎行，一方面是人的行为难以做到不被任何人知；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行为，实际是其德行的体现。约束行为，行事谨慎，是一个成年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曾国藩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做事不谨慎，在于心态不对：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慝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治兵语录·诚实》）

爱好虚名者、做隐匿灰暗之事者、心中不诚敬者，最后都会行败而身灭，招致不测之祸。现代社会，人多比较浮躁，很多人只为出名，做人做事没有底线，骂别人或被别人骂都行，只要是能炒作出名声的事情都愿意去做。这种名声就是“虚名”，其结果并不是好事。所以，慎行的前提是慎肃其心，不要存妄念，没有侥幸、阴暗、虚伪的想法，就不会胡作为非，体现在行为上，才能中规中矩，端正平和。

怎么做到慎行呢？

一是要知道“慎于言者不哗，慎于行者不伐”（汉·韩婴《韩诗外传》）。慎言者，语言朴实无华，不哗众取宠而取虚名；慎行者，不轻易地自夸自大，做任何事情都能老成持重，不近祸患。

自古以来，“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北宋·苏轼《拟进士对御下策》），做事要谨慎、稳重，则无往而不成；轻率鲁莽，则无往而不败。用老子的话讲，战胜了，却要有丧礼一样的谨慎，这样才不会骄纵，才不会因自己的疏忽而被对手卷土重来。“轻发”就是浮躁，是当下社会的通病。我们如果能做到多一些谨慎的话，不仅可以避免祸患，还可以坚守志向。一个人的志向越大，其要遭受的煎熬就越多，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多，只有认认真真、踏实地做，才能保持自己的志向，艰难却又不停地走向成功。

很多家诫类的作品中总是在谆谆告诫子孙，要谨言慎行。方孝孺[3]说：“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明·方孝孺《慎斋箴》）做人做事只有通过谨慎才能够成功，骄纵放逸就难免失败。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就是因为“一念不慎”而“败坏身家有余”，不光把自己的事业毁了，也把家庭、家族毁掉了。冯班也讲：“不行险则无祸患，不作伪则无破败。”（《钝吟杂录·家诫上》）人做事，不要因为有利益，就去冒险行某件不能为之事，认为没有人可以知道。世上事情难能有什么不被任何人知晓，这样做的最终结果，还是招致祸患。

方孝孺像

二是能够“修其身而后交，善其谋而后动”（汉·扬雄《扬子法言》）。就像交友要慎，做事要用脑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要想结交道德高明之士，自己就要先修行道德品行。同样的道理，我们要想做成大事情，要想做好事情，就要预先在内心善为思谋。只有步骤次序安排妥当，对细微之处也能计划清楚，才是做事的“善谋”。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书影

曾国藩曾经告诉他的家人：

明·方孝孺书法

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慎者，有所畏惮之谓。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任。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底之指南。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曾文正公学案·谦谨》）

“慎”，在曾国藩眼中，原来有如此多的意蕴。钦、敬，是高度重视，极其敬爱；谦是谦虚，谨为谨慎；这些都是“慎”的意思。总而言之，是要心中多存几个“慎”字，内心充满敬畏忌惮。如果做事能够合乎天理，做事才能心安。我们常说，做事有“五知”：天知、地知、神知、你知、我知。做事唯求要合于天地良心。不能够按照天理做事，天就会恼怒，一定要戒慎之。

明·方孝孺《二柏一石图》

做事如果不顾人情，容易招致非议，也是要谨慎对待的。自己地位低、资历低的时候，要想着敬畏父母和老师的言语教导。人常常是年轻气盛，总以为父母、老师等长辈的言语教导是多余的，只有在年龄渐长、经历渐丰之后，才能体会到父母和老师都是很睿智的人。父母和老师经历的人情世故，要远比自己丰富，对他们的教导要敬畏，更要努力践行。

“畏官任”，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敬重那些管理自己的人，也可以理解为长辈们。人做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一定要善于从长辈师长那里、从地位高的人那里来学习、了解，并最终掌握处事的规范和做事的方法。人到老年，就要多想一想自己会不会遭到年轻人的非议。因为年轻人在不停地成长，就像早晨的太阳，希望终究在年轻人那里。年轻人要善于从老年人那里学习东西，老年人则更多的要为年轻人成长创造条件，要想明白新旧更替的道理。坐高位的人，要谨慎于下属的意见，多体察下情，才能使行为措施得当，才能受到拥护而成事，这话对我们现在的管理者们也是有益的。不管人处于何时何事，在心中一定要有忌惮，何事可做？何事不可做？人都要有道德的底线。只有如此，即使有过错也不会太大，不至于灭身毁家。

[1]《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募宾客，在他的主持下联合编写的，全书内容庞杂，多将道、阴阳、墨、法与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

[2]此图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但原作已佚，现存为唐摹本，原有12段，现存9段。

[3]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在靖难之役时，因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杀害，且诛十族。

第三节　省思

省即反省，思即思考。一个人一生中都在不断成长，幼年有幼年需要成长的地方，中年有中年需要成长的地方。成长不光是身体、知识的成长，更重要是修养、德行、格局、境界的成长。人的职务会随着修养提升而不断提高，事业会随着境界扩展而不断扩大，人的格局、心胸不断拓展，整个人生都会因之而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省思是很重要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总是觉得别人在犯错误，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其成长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不能反思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一、知耻

儒家把这种省思的功夫，称为“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孟子·尽心上》）人要有耻辱之心，对于不知道的东西，对于自己不足的地方，应该有羞耻感。人常有知耻的精神，才能不断反省自己，从而不耻下问，求得知识、能力和修养的完备。

君子、小人的差别，在省思上也是分出上下的。孔子认为：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君子遇事反求诸己，遇到麻烦，首先要想这件事情能不能去做，该不该做。如果能够胜任，就一定要力行之；当事情做完而没有做好，先要反思自己的过失在于何处，作为以后的教训。小人却正好与此相反，平时不修身、不努力，遇事总是在乞求他人的帮助，一旦做不成功，便怨天尤人。小人在生活中总是盯防着别人，自己不能做的事，也不能让他人做；自己不能得到的东西，也不能让他人得。君子力行而省思，小人畏难而浑噩，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其实，很多的道理我们都能明白，但往往是轻轻放过而不能践行，这对我们的成长是很不利的。真正要做成事业的，立志要在这个社会上卓然自立的人，一定要在众人都放弃修为的时候坚持修为，在众人逃避责任时坚持努力。他人都在吃喝玩乐，自己却能静下心来励志读书，修养自己。眼前好像没有幸福快乐，但长久之后就必将脱颖而出。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某种风气，都绝不可能持续十几年而不变。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流行“文学青年”，谁能留个长发站在花丛中朗诵自己的诗，就会受人崇拜；90年代的风气改变了，全民经商，那些拿着旧式大哥大，仰脸在街上喊“我最近没空”的人，很受别人羡慕；当下的社会风气很浮躁，但这种浮躁不可能再持续多久，因为社会总是在进步的。

不光是学术界，在任何界别，都有混世魔王。要知道，一个人欺世盗名可以持续三五年，但不可能持续一辈子。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只有真正的精华才能保留下来。能在当下静下心来好好地做事情，不随波逐流，将来一定能在同代人中卓然自立。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

我们讲国学与人生的修养，讲的就是人的修养和作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绵延不息的内在气质和内在要求。历史上那些有所成就的人，他们的言语、行为总是在启发我们，教给我们一些为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比如我们讲了很多曾国藩的言语，不是要我们去学他的权谋，而更要看他是如何做人的。一个人德行不好，没有朋友、亲信，没有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人，权谋就是无用的。当今太平盛世，阳谋就是最大的权谋，不要存心去学那些所谓的技巧，好好做人才是根本。人生于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传奇机遇，只有用修身才能改变自己，而不能通过所谓的权谋。权谋技巧并不是谁都可以用，行为不正，最终反自受其果而害了自己。

要能知耻而后勇，第一，要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忠言逆耳利于行”，人最宝贵的朋友就是能向他指出错误的人，一定要认真对待。人就像一个网兜一样，如果能不停地补上漏洞，每补上一个，就完美一分、强大一分。当他对自己的过失都能弥补、所有的漏洞都能补上以后，他就可以独当一面了，容纳的就不仅仅是水，还有整个天下和事业。

第二，要靠自己的省思，内省无咎。反省以后，自己内心就没有愧疚，一个坦荡的人是无往而不利的。我们理解孔子所论的君子、小人，就在于为人格局与气象的差别。小格局的人做事，大格局的人做人。一个人努力地修养品行，总有一天大家会认识到，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值得交往的人，他的人生与事业将是处处逢源的。

二、改过

反省自我，有时候是在与他人的对比中完成的。《尚书·伊训》里讲：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人不要总是对他人求全责备，而是应该不停地反思自己、检束自己。看到他人的缺点与不足，就要反过来检查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从而约束自己，这才是修身的正途。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话，告诉我们，人都可能犯错误，改正错误的过程恰恰是追求完善的过程。不能因为他人有了一点过失就抓住不放，要有宽容之心，期待他去改正。自己也要因之而受到教育。

而要能够改过，省思自然是题中之义。陈寿说：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注引《魏书》）

人总可能遇到被他人误解的时候，甚而还要遭受他人的诽谤，这时候人就要反求诸己，首先去调整自己，才能使他人对自己的误解与愤恨自然平息。作为一个将来要担负家国责任的人，更应该有这种清醒的认识，有这种大的德行。

现实生活中，要找出别人的错误和不足是很容易的，而发现自己的不足就太难了，能发现不足而勇于改正的人，则更是难能可贵。儒家常讲的“勇”，不只是对别人的武力相加或者意气用事，而是对自己的勇于省思与改过。遇上那些做得好的人一定不要妒忌，而要想如何才能做得如他一般，埋下头踏实地继续去做；遇上不如自己的人一定不要嘲笑，而要想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糊涂、类似的昏庸、类似的可笑之处，要好好地反省自我。

《延寿药言》中讲：

责人时须想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律己时须想着：细行不矜，终累大德。

这是很朴实又蕴涵很深的道理。责怪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想人非圣人，谁能没有过失呢？约束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在每一个小节上都重视，不然毁掉的就是自己大的德行。自省为内在的修养功夫，其在每一时每一事上，在对待他人上，都能表现出来。

袁采在《袁氏世范》里面说得很认真：

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

为人做事都是要时常反思的，反思自身的种种不足，才能幡然醒悟继而德行日进。静坐思之，能悔恨往事之非，对以往所做错误之事要细察之，自我检点而吸取教训；要常悔前言之失，言语上不能谨慎也是一大缺点，要反省到言为心声，内心谨敬才能言语无失；也要常悔知识不足，对一事一物不能透彻理解，就要发奋攻读，并在生活中处处留心，才能扩充知识与见识。

如果能像这样的坚持，一年为期，再回首来看，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此坚持一年的进步非常大，而坚持十年的进步就足够我们一生之用，就能把有的人一生走的路走过去，还能向前发展。有的人整日也是在学知识、学修养，却不能停下来反思每一阶段的成败得失，漫无目的，这样的成效是很低的。人的德行在省思中每天都增加，有时候看似没有过失，也要能够去寻找到自己的不足与缺点，或补救、或完善，知识、学问和修养才会不断进步。《训俗遗规》有言曰：

待己者，当从无过中求有过，非独进德，亦且免患。待人者，当从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对待自己应当从没有过失中寻找过失，这不但是修养自己的德行和才学，而且还能够免除祸患，因为这是未雨绸缪的先见；对他人则宜从其过失中寻找为其开脱解释的理由，也许是误解、是偶尔失误，又何必抓住不放呢？能这样宽厚待人，就能够解除掉很多怨恨。比如有的人对他不满，背后加给他很多是非之语，他能一笑置之，还是很真诚地对他，就能使他解除怨恨而心服他。

三、检点

张居正[1]是明朝的良臣，权倾朝野，为人臣之极。从他论学问中，可以见出他对自己的修养要求。他讲：

学问做到形不愧影工夫，此圣门教人慎独之功。

他在这里把做学问与修养结合起来，讲为学与做人是不可分的。我们现今讲学问，大多只讲学知识，而不讲做人，这是不对的。俗语讲：“经师易遭，良师难逢。”教人背记之学的老师太多，而能教他做人的老师却太少，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张居正像

明·张居正《帝鉴图说》书影[2]

张居正故居，位于湖北省荆州市。

中国的经典中有谈哲学问题、思想问题，但处处都落脚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修养上，很多哲学的思考都是服务于修身、做人、处事，以让人从善敬德。张居正此处讲做学问要做到一个形不愧影的工夫，就是一个上不愧大德、下不愧良心的要求。拿到做人上来看，每一事毕，人总是要反思一下，而能内心光明无丝毫愧疚，才是真正的至上境界。

古人常说：

喜来时一检点。怒来时一检点。怠惰时一检点。放肆时一检点。（《格言联璧·存养》）

我们常常是被胜利冲昏头脑，愤怒的时候不顾一切，懒惰的时候百事俱废，放肆的时候又毫无约束。所以要修养自己，一定要常存检点之心，时时刻刻都注意收敛，随时随地给自己留有余地，这就是我们讲的省思。省思并不是激切的痛恨与自责，而是在于时时刻刻的约束与收敛。常言曰：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祸；不自满者受益；不自是者博闻。（《格言联璧·持躬》）

不自重者行事就易于轻浮，往往因不检点而招致他人的侮辱；不自畏者，难以有敬畏之心，不能约束自己的欲望，最终会招致很大的祸患；而那些不自满的人，能对自己苛求而行事谨慎，这样的人容易得到很多的益处；那些不自以为是的人，能抛弃掉表面的虚荣，放低姿态而处处留心请教学习，一定能达到事事通晓的博大见识。人要能时时自思自己是否有不自重、不自畏的毛病，要能时时巩固自己不自满、不自是的优点，就没有理由不努力，没有理由不进步。

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要把自己放到社会的后面，毁谤众人以高显自己，这样的事情一定不能做。社会中也自有一种道德之理在，无视道德规范而只思回护一己之过，这样的事情也一定不能做。内在修养自己，外在取得与社会的协调，这才是省思的大用处。

[1]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

[2]《帝鉴图说》是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由一个个小故事串联构成，并配以插图。

第四节　浑厚

中国文化认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浑厚。一个人若要能有担当、成事业，第一等资质是深沉厚重，第二等资质是磊落雄豪，第三等资质是聪明才辩。人能厚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心里有底，能够从容不迫。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做事很聪明，但往往显得有点过。真正的聪明，应该是让别人看不出的，它不是表现在表面，不是表现在小处的。我们常讲“小聪明”，那些只是流于表面的，在小处上表现的聪明，不能称为智慧。孔子讲“巧言令色”，凡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就过于玲珑剔透了。小聪明，可以用以做事，但绝不能凭此成就大事业。人终究还要在“浑”上用一些工夫，做到以正直为本，以忠实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

古人说：

论学要精详，论事要剀切，论人要带三分浑厚。

人不但要精读经典，还要对其中的道理精思，对所学的东西很精通，方方面面都能有非常详尽透彻的理解。我们现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知识面很广却都达不到“精深”，对其中的道理说不详尽，也说不深透。

这其中有现在教育制度的原因。以中文学科为例，本科阶段以文学通史类的课为主，而到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分期分段，自大而小，往往导致很多人对本专业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宏观判断，然后再是微观的分析，这就好比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东西。一起步就先被告知了庄子如何、李白如何、唐朝怎样、宋朝人怎样，再用这样固定的思路和模式来审视历史，审视所学的、所研究的领域。这也好比一流大家先画一个圈，二流学者在圈中再画个圈，而三流学者只能在圈中跳舞，现在很多的学问就是如此。老一代学者学问根基很深，都是通读了很多书之后再写文学史，我们年轻一代学者都不读书，接受的往往是直接从文学史上拿下来的结论，自我认为对中国文学很懂了，实际上真的还是不懂。

每一个研究者一定要深深的进入到研究领域中才行。当他读完李白全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任何一套文学史对李白的总结都是不完善的，也可能还有不对的地方。当他读完了《庄子》、《史记》，他就会发现教科书上的、他人著作上的都不那么完善，他才能有自己的评价。所以讲学问要求甚解，要做到精深详切。只有如此，学问才是有根之学，否则的话，即便通读十套文学史都是无用的，因为那里面没有他自己的见解，那只能是背记之学罢了，不能成为他未来做学问的依据。

什么叫“剀切”呢？就是鞭辟入里。对一个事情，他要能够分析得特别透，要能看到它的本质，然后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节。

人要浑厚一些，浑厚，就是不要过于自以为聪明，有些事情该糊涂就糊涂，人间是非道不完。做人浑厚，还有一点就是要识大体，不要轻易地被别人影响。

一、厚重

中国佛教里讲“八风吹不动”，八风，指尘世间煽惑人心的八件事：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这八件事不扰乱心境，是何等的心定，不管是喜怒，还是听到了毁谤辱骂，都不能让心智发生摇摆。

相传苏轼曾经写了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送给自己的朋友佛印看。佛印看后，书一个“屁”字，让人送给苏轼。苏轼一看咬牙切齿，就立刻乘舟到金山寺来找佛印算账。佛印就跟他说：“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他说一个字就使他如此，怎么还是“八风吹不动”呢？

金山寺，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相传佛印曾在此挂单

“八风吹不动”是什么境界呢？是厚重。

《小窗幽记·集醒》中说：

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

“藏巧于拙”就是说人要心里面很清楚，外在却要“拙”。有的人看似沉闷默然的，其实内心是极为聪明的。我们看很多官员，公众场合常常是面无表情的沉闷样，他们却都是极其聪明的人，不然何以做到那么高的地位呢？“用晦于明”，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有些事情即使看得极明白清楚，也不一定要讲出来，有时候糊涂比清楚更好。而“寓清于浊”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实中有的人很清高，目不下人，似乎他人皆是浊人。莲花的纯洁在于出淤泥而不染，如果只养在清水中便不能见出什么来。世上人攘攘，周围的人有可能浊气逼人，但若能在与之相处时保持自己的节操，才是真正的高洁。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宫》）。如果人太明白、太精明了，甚至让人感到可怕的时候，哪还能有好朋友呢？哪还有人愿意跟他做事呢？要能够跟三教九流的人交往，在与各方面人的接触中保持自己的原则，不被污染，这才是真正的清高纯洁。

“以屈为伸”，是要人学会退却，要学会忍让，大丈夫能屈能伸，是中国人常说的话。浑厚的人有时候是蜇伏的，蜇伏很长时间又能再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不然只能是草莽罢了。楚汉争霸中的刘邦，便是以屈为伸。刘邦、项羽约定谁先打到关中，迫使秦皇退位，谁就为关中之主。刘邦先入关中后，项羽不服，就进攻关中，刘邦自知不敌，退出咸阳驻军霸上。项羽安排鸿门宴，刘邦恭恭顺顺地俯首听命。刘邦让出咸阳是一屈，鸿门宴示弱又是一屈，正是如此，才为后来成就大业保留了资本。而项羽一味张扬，只是一时之霸主而已，成不了长久的气候。

弓只有拉弯，箭才能射出去；器皿只有清空，才能有装水之用。一个人要想不自满的话，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心中那些小算计、小精明去除掉，还要把自己的心胸扩大，当所有的风风雨雨都不侵扰于心的时候，胸怀就博大了，人就是暂时屈下来也能再伸展起来。

陈继儒说：

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小窗幽记》）

人要修养浑厚之品行，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有分别心。若是对事物的喜好太分明，往往会厚此薄彼，心就做不到容纳万物了。人在这上面易犯的一个毛病，是以貌取人，常常是看人的面貌或衣着来判定其人，就难免因人而废事。好丑心太分明，在认识事物时，就不能客观判断，往往是不能合于道理，有多少本该成之事就是败在这个“不契”上。若往往是以与他人的关系亲疏，来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一个人是好或是不好，总是在他的比较中，将那些关系不密切的人排除在外，难以生出亲近之心，也难以被其亲近。真正心怀天下，能成大事者，要以天下人为朋友，才能处处逢源，不能因感情亲疏而遮蔽了客观的认识。

对一名老师来说，更不能有这种贤愚心，即不要对学生心存偏见。不能因为学生的家庭条件、外表，甚至他以前所犯的过失，而把学生分出高低，因此决定自己的对待态度。做老师，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要是因为学生的家长特别富贵，就刻意优待，那就失去了做教师的资格，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这表面上是对一个学生好，实际上却在图他人的赏赐或馈赠。尘俗社会中，趋慕富贵权势的人，真是不在少数。人“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只有浑厚才能无敌，玲珑剔透是经不起风雨的。做人内和平而外圆通，“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明·洪应明《菜根谭》）[1]，才是称得上好的德行气量。

于右任书《菜根谭》[2]

正像枝叶繁茂则其根柢深固一样，人要立得住、成得事，也要品行厚重。在世界中，人的才气占五分，人的心性占五分。若心性暗昧，人品缺失，格局不够，单凭五分才气，不足以成事。因而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说君子不要只顾念眼前很实用、很具体、形而下的琐事，而是要心存高远、广大之德，有时想一些看似于己无用而于天下有益之事，这便是有了几分气象。而观人、察人、用人，也不能锱铢必较，而要观其长远，视其格局，明其大体，便能知其得失，容其长短。

为人如此，做学问也是如此，都要求厚重。祝世禄曾讲：

学者不论造诣，先定品格。须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明儒学案》）

做学问的人，先不看其高低如何、造诣深否，而要看其品格怎样。品格厚重沉稳者，学问做的自然就踏实。说来说去，万事万物，各行各业，凡事要先看品行气度。有凤凰高翔千仞的胸襟度量，学问才能做的朗廓畅达。“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好文章足以流传后世，但做出好文章者却不一定都能留下好名声，“千古事”的关键还是在品格上。为人品格如何，才是真正让历史记住的东西，品行不端，做再好的学问都不行。

中国人往往将人以才德划分：有才有德是上品，有德无才是中品，有才无德是次品，无德无才则是废品。当前社会不缺有才气而无道德根底的人，反而更缺正直、诚实、干练的人。对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碰到任何事情，要反思自己会不会做这种见利忘义之事，该尽的责任是否尽到。这种反思，就是培养厚重之气的一个起点。

要修养厚重的品行，就要作人做事要认认真真去做，不因走捷径而枉费一番工夫：

宁失之迂，勿失之捷；宁失之拙，勿失之巧；宁失之厚，勿失之薄。

遇事毋宁笨一点、拙朴一点，也不要只想着用巧思、走歪路捷径。对别人毋宁宽厚一点，哪怕吃点小亏也不要太刻薄，不要过于斤斤计较。能容、能忍、能涵养、能谅解，便是厚重的第一步。

二、迁善

“迁善”一词来自《周易·益卦》中的“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六十四卦中每一卦讲一种德行、一种处世法则，体现的一种事物变化的规律，也是人生，或者说成是人生所应采取的步骤。

“迁”带有改和追随的意思，迁善就是看到别人做了善事，就要随着他提高自己。一个人最难得的不是做一件好事，而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修养自己，便要做到从善如流。

从善如流有两个含义：

一是我们遇到善事的时候，一定要能够像流水一样水到渠成地随着人家做善事。比如我们今天看见人家做义工，自己难道不能去做吗？有时候若做一天义工，心情会特别舒畅。至少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助了需要的人，终于有一天不为自己去工作，而是做了一天看似“无用”的事，这就是迁善。

若能舍弃自己的私心，好好关心一下别人，会体会到与平时不一样的心情。有空时，把自己不用的书籍整理一下，或平时过生日请客用的钱节省下来，送给福利院的孩子们，虽然这几百块钱你没有花，但当你面对最需要的人时，会有心灵上的震撼。

福利院的孩子，很多一生下来就被抛弃，他们虽然受到了社会的关怀，但都没有体会到父爱母爱，更不用说溺爱了。当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是在施舍，而是在被心灵洗礼：我们这么健康，没有天生的疾患，就已经很幸运了，还要那么多的欲望干什么呢？可以设想，如果把一只眼去掉，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吗？有时候看到那些孩子，不仅增加了对自己的平和之心，而且增进了几分知足、几分庆幸、几分感恩。

按照佛教来讲，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做善事的。最低等的助人是从金钱上帮助别人；其次是从德行、从心灵上帮助别人，帮别人找到一条做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的路。这就是从善如流的第一种含义，是要做一些好事、善事。

二是别人的帮助、别人的劝告，一定要能够接纳，就像流水一样顺其自然地接受。这件事情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做好事就像登山一样，需要一步一步去做，不容易，特别沉重；但是做坏事却像山崩地裂一样，一下子就可以做了。北岛《回答》里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要想高尚，就要用一生的努力去做，他要想善良就要一步一步去做，这是很累的。中国古代的儒家苦口婆心地告诉人应该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见善如不及”（《论语·季氏》），看到别人做得好的时候，一定想到自己还没有达到，要想办法做更多。

柳宗元称赞他的弟弟宗直“闻人善，立以为己师”（《从弟宗直墓志》）。听到别人比自己好，马上就把别人当成自己的老师，好好向他学习。相反，听说别人的品德不好，就把他当自己的仇人一样。这就是迁善如流，嫉恶如仇。

对于老百姓，有时候人性会显得非常善良。比如我们为什么看到小孩，总觉得很可爱，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喜欢逗逗小孩，抱一抱，亲一口。为什么？因为小孩童真无邪，他们的眼睛中流露出天真。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都愿意和天真的人交往，天真就说明心性之真、充满善意。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纯真的人最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也最容易跟人交上好朋友。男孩子就要把自己变得很纯静，不要太浮躁急切。女孩子也要保持纯真，心底善良，不要让人感到浊气逼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慢慢学得复杂起来，天真纯洁的心性被蒙蔽了，与其常报怨人心不古，人心坏了，莫不如立刻开始迁善，自己先一点一滴做个好人。

《淮南子·泰族训》总结治国经验时说：

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

鲁迅像

两个老百姓不停地争夺或者争利，最后两个人一块儿羸弱；一对夫妻整天吵架，这个家庭好不到哪儿去，也发展不起来；一个家族内部争斗不止，最后必然破败；一个单位的人整天内斗，单位最后都会毁掉。交让而争处卑，委礼而受寡，即不要总是争权夺利，而是要相互谦让，这个单位才能安稳。与其争夺碗中仅有的一点利益，莫不如团结起来到外面争取更大的资源，天下之大，无所不有，何必斤斤计较眼前这一点小利？庄子说争起来，好比两个国家在打仗，一个国家在蜗牛左面触角，另一个国家在蜗牛右面触角，为了蜗牛触角间那一点地打得是人仰马翻，血流成河，根本没意思。鲁迅也很看不惯中国人的这个劣根性，中国人整天争来争去的那点东西，无非就像苍蝇在争那一点血，发现一滩血以后都凑上去，乱哄哄。这都是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特别在意的东西，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

遇到利益不争，遇到责任和义务而立刻起而行之，不推诿、不塞责、不敷衍，久而久之，人心允平，社会风气便会焕然一新。

迁善，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满足，是德行的内化。善良的行为不是表现出来让人看的。老百姓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用佛教的话说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现在好多人却不是这样的，做了一件好事要是大家不知道，便主动要求对方写个表扬信送到单位去，这不是行善，而是求名。朱熹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朱子家训》）。做了件善事担心大家不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善；如果做了件坏事怕别人知道，这便是真正的大恶。这是因为君子有了过失，就像天上的日食、月食一样，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改过之后，人人还会仰视他。

迁善，也是改过的一个过程，只有不断地改过，我们才能迁善。孔子就说“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这是最好的品质。大家读《三国演义》时佩服诸葛亮，因为他从来不犯第二次错误，过而能改，这也是他赢得尊重的一个原因。

三、睿智

浑厚不是说傻里傻气、糊里糊涂，而是外厚重而内精明，内精明，即睿智、干练。具体怎么做呢？

一是人情练达。真正有修养的人、能够做出一番事业的人走的每一步路，都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中庸》讲：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只有修成了君子，然后做人做事，才能为天下表率，而赢得尊重。

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开拓自己的眼界。只有看过最贫穷的地方，人才能产生使命感；只有到过最繁华的地方，人才会知道如何发展。人不能一味地追求繁华，有时候繁华不属于自己；也不要一味地厌弃贫寒，那恰恰是起步的基础。因为社会有问题，才给我们无穷的机遇，我们要从贫寒走向繁华，再从繁华回归平淡，如此修养，便见惑不迷，见利不争，见怪不怪了。

人情，是人之心性情欲，知道他人所思所想、所怨所恨，便能设身处地，知道如何说，如何做。练达，就是看问题要能看穿、看透、看破。

我们常说，人的认识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小孩子基本如此，高中阶段以前的人大多数也是这样。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读书就是字面意思，看人也是听其言，信其行。

第二个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社会、对人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困惑，原来认为讲得非常对的地方，现在认为不对了。原来社会和书上写得不一样啊，原来很多的常识，不是这么回事啊。似乎有很多地方并不了解，那是因为我们一直用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现在从小学到大学，对社会的理解，不外乎来自三个方面：书本、父母和老师的说教、电视剧，工作了以后才发现，有时书本上的话只是理论，父母和老师的话他们自己有时候都不信，或者也做不到，电视剧全是偶然的幸运或者累积起来的痛苦，现实既不像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想的那么坏。

第三个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既然改变不了社会，那就改变自己吧。当自己的想法改变了，世界也就改变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身边的朋友、老师或者同学，当你对他微笑的时候，他就对你微笑；当你对他哭泣的时候，他就对你哭泣。应该阳光灿烂一点，每天早晨起来，面带微笑地对同学说声早上好，可能同学对他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发自内心充满阳光的时候，他的内心便会自觉地产生微笑。从这个角度讲，修养变得很容易，我们不仅要修服饰和面容，最重要的是修内心。我们常说，看女孩子，二三十岁时看是否漂亮；三四十岁时看是否有气质；四十多岁则看有没有修养；五十多岁以后，则看有没有智慧。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要慢慢地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德行。

人情练达，就是要知道安详为处事之法，做事时要学会安详，不着急，慢慢来。涵容为待人之法，要多包容别人，自己则恬淡一些，不羡慕、不嫉恨。恬淡为养心之法，通过自己的学习，养成一个好习惯。一个人能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基本自我就修成了。

二是事能洞明。简单来说，就是理解社会的运行模式。世上的万事万物非常复杂，人不可能事事洞晓，可人最可怕的就是被蒙蔽了一辈子，那就一点一点学吧。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要主动了解这个世界。张载说得更有哲理：“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横渠易说·系辞上》）先要有自知自明，知道何去何从。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是万事通，问什么，他都知道，外号叫“谷歌”、“百度”，其实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做事，必须把问题精确下来，往深处思考，就能想得更透彻。如果觉得自己无不知，实际上很无知。只有他意识到自己不知道的时候，才会有动力增加自己的知识。

小孩子经常问爸爸、妈妈：“这是为什么？”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这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尤其是在高中或大学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懂，有时看别人简直是“愚蠢”，很out。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才发现有些东西不精确、不准确、不明白。一般考研时，大家会遇到这样的经历，经过半年复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其实这恰恰说明他已经学好了。有时老师问：“考得怎么样？”有的学生会说错了一道题，结果考得还行。有学生则自信满满地说挺好，实际上一塌糊涂，因为他不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那么，怎样才能积累大量的知识呢？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就是要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再加上多实践。不要认为大学期间就是学知识、考试、写文章，有的同学可能还要读硕士、读博士。要知道，我们写文章是服务于这个社会的，做学问也是服务于这个社会的，要能看得清历史、看得清世事，这样我们的学问才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

三是内能守中。任何事业都要由人来做，任何成功都是能人做出来的。如何让自己具备做事的能力呢？

先要内求，就是先为做事储备好才能，是否具备了成事的基础。我们常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格言联璧·存养》）若有担当、有襟度、有涵养、有见识，即便一时困顿，也绝非一生无成。

平时一团和气，庸人常人看不出来，甚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或是一个社会总会有艰难、困顿的时候，这最是英雄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时候，敢于站出来，力挽狂澜，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道义担当。襟怀，也只有在逆境顺境中才能看出来，有的人喜欢打顺风球，只能在顺境中做事，而在逆境中要么一蹶不振，要么一事无成，那是缺少开阔的襟怀，患得患失，愈来愈下。涵养的高下，在于喜怒转换之时，浅薄无聊之人，得意忘形，失意手足无措，不要因喜得祸，不要因怒生事，才是真风度。一个人的见识高下，不是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而是能否为大家所接受、所认同。真正有见识的人，是意见领袖，是公众言论的代表，只有公之于众，所有人都觉得是高瞻远瞩，才是真有见识。

守中，就是通过自修，做到言有简徐。该说的不说叫失人，不该说的说了叫失言，既不能失言，也不能失人。心能光明，内心里面要有阳光照进来，没有阴暗的想法，一辈子不要有坏心眼、歪主意。量能阔大，要有心胸去容别人，最终达到志能坚毅，事能妥当。

四是外可担当。通过修炼内心后，我们要尽量让自己变得有担当感，不仅担当起自己家庭的重任，也能担当起这个时代的重任，要把自己的理想落到实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都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理想很遥远，怎么办？那就要提升自己。明代的吕坤说：

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

要立志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第一等事可能不是经天纬地的大事，只是修身立业的事，那也要做得漂漂亮亮。人的一生，做十件不好的事，都不如把一件事做得干净漂亮。

担当是与守中密切相关的，内要做到“心不妄念，身不妄动，口不妄言”、“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格言联璧·存养》）。不欺骗自己，更不欺骗别人，不要为自己失误找借口，不要认为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外才能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兄弟，无愧于妻子，不愧于别人，一生才能坦坦荡荡。然后我们方能立业，不负国家，不负人民，不负所学，终有所成。

要有担当感，需要克服人性中的很多磕磕绊绊，要意识到很多问题。一是轻财足以聚人，要想团结别人，就不要把财看得太重；二是律己足以服人，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做到令行禁止；三是量宽足以得人，要想别人跟他一块成就事业，就要有度量；四是身先足以率人，要想率领别人一块做事，就要身先士卒，这都是做人做事的一些规则。看似容易，实则都要克服自己心性中的弊端，如贪利、放纵、狭隘、畏缩等毛病，走向无私、严谨、博大、果敢的境地。

四、诚信

诚信是中国人最推崇的美德。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每个人都需要具备诚信，才能交友、才能成事。

要诚信，首先就要真诚。孔子相信人人都有这种美好的德行，他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有时候我们觉得世间道德败坏的事情很多。网络上报道有的老太太摔倒了，别人帮助扶她就被讹上了，然后要钱。这样我们难免觉得人心坏了。实际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很少的，因为她讹了别人，所以她成了新闻，如果现实生活中都是这样的话，她还会成新闻吗？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想明白。有时候当他在路上摔倒了或滑倒了，肯定有同学会帮他。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帮助别人、援之以手的现象随处可见。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作为一个教育者，尤其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每一个人都有培养成功的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改过。教师跟警察不同，跟法院不同。法院容易把人当成坏人，在他眼里每个人可能都是嫌疑犯。而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能学好，比起过去，我们看得更多的是将来。要像孔子那样有教无类，只要他有一颗向上的心我就教他、培养他、指点他。

孔子认为诚信是立身之本，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人如果不讲信用，就不值得一提了。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将来要做工作，靠的都是信誉。一个人的钱丢了，可以再捡回来；身体有病，可以治好。唯有信誉，被毁掉了就很难去弥补。试想，周围的朋友、老师、工作单位都不相信自己，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事情？他跟别人的承诺，别人从来不挂在心上，或者别人跟他的约定，他也不严格遵守，这就完了。

“信”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对别人要有信誉，一个是对自己要诚实。“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对内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对外也不要欺骗别人。有时候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宽恕自己。人是需要有些自我解嘲来缓解压力，但一定不要把这当成逃避责任的借口。一个人靠机巧，不如靠修为，不如藏拙、讲究诚实。

《礼记·中庸》里讲“诚”，是我们修养好的德行的一个标准：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只有至诚才能够把握天下运行之大道，才能够明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的根本，才能够知道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原因。至诚，就是用诚心去体察，用诚心去为学，用诚心去修身。

《中庸》讲的“诚明”和“明诚”，其实是修身的两种做法，“诚明”是说一个人只有很诚恳，他才能明白尘世间的很多事情，才能够明白自己内心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有时候不明白自己心里的想法，“明诚”即是说只有他心里面明白了自己的想法，他对待别人、对待自己才能做到诚实。

《礼记》注里讲“大人无诚，万物不生”，就是说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诚实、诚信的品德，就难以服众；一个格局比较小或者是牟利的人，如果没有诚恳，就很难把事情做成；就算一个农民，如果不诚恳，就不能把庄稼种好。所以，如果他能诚心对待自己、对待朋友、对待家人、对待顾客，就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用诚来感动别人，别人一定用诚实、诚恳回报他；靠权术、靠心计来驾驭别人，别人一定会用权术来对待他。

由此问个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秦国很快就灭亡了？

除了仁义不施、攻守异术之外，秦国用人学说是死结。立国时，秦王治国用的是韩非子学说，但用其术而不用其人，李斯杀了韩非子。法家用人的原则是“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慎子·因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利用别人而为自己的私欲服务的时候，不要相信别人做事是为了自己好。李斯看人时都看到人自私阴暗的一面，他劝谏秦王要相信所有效忠秦王的人不是为了秦国好，而是希望从秦国拿到自己的俸禄。所以秦王就靠土地、赏赐、官职，包括刑赏来驾驭天下。法家重视法、术、势。什么叫“势”呢？国君要高高在上，把握好自己的权势，不要轻易地给手下。“术”就是用一些心术，也是我们现在说的阴谋技巧来驾驭臣下。比如发现了赵高违法，要把赵高拉下去处死，赵高就马上求情，一求情就饶他不死，下次一起追究。总是通过恩威并施的权谋，让手下人敬畏，这是很可怕的，手下人自然跟他之间没有恩德。

秦始皇在任用害死韩非子的李斯前，曾任用了将他扶上王位的吕不韦。但吕不韦功高盖主，当时天下大事都报告给吕不韦，而不报告嬴政，所以秦始皇把吕不韦杀了。后来，秦始皇任用了他认为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赵高，谁知道他一死，赵高就篡改诏书，杀了扶苏，立了一个很不争气的胡亥。胡亥即位后吃喝玩乐，赵高觉得控制不了，就又杀掉胡亥，立了王子婴。秦始皇当初根本不会想到，在他死后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的局面，全因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君臣情、知遇之恩。

秦用恶人，看似能够驾驭，但绝对不可信用。中国人强调的诚信，包括不欺己、不欺人。

曾国藩讲自己立身，要不妄语，不胡说八道。妄语有两种：第一是吹牛，第二是有些事情不能轻易地去讲，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曾胡治兵语录·诚实》）国家之所以能够站立，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就是因为政府的信誉在做担保，现在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一些人或一些群体缺乏一种信誉。有时候官员说的话，老百姓不一定相信，和社会诚信的丧失也有关系。

正是因为“诚”，曾国藩[3]从一个农民之子变成了影响一个时代的人，那么多人团结在他周围，那么多人在最危难的时候陪伴在他左右。当时太平军力量非常大，除了他的军队，中央军几乎抵制不了。与其说曾国藩靠的是朝廷给他的司令员的名分，还不如说基本上完全靠自己的威望。

曾国藩像

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评价的话，曾国藩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什么？人格魅力。假如他想办个公司，有了董事长的头衔，但在他没有资金、没有技术的时候，想让别人跟着他干，靠的是什么？就是他的信誉和诚实、诚恳。那时候不像现在做生意还有点设备、厂房、资产等，也不是开公司不行最后赔点钱这么简单的事情。曾国藩什么都没有，而且那些人是明知跟着他可能送死，最初的时候他总打败仗。太平天国运动很激烈，他辛辛苦苦培养了一支部队，就像我们现在拿了几十万、几百万装备了一个部队，一仗打过去，全军覆没了。但即便如此，还有那么多人跟着他走，这就很值得研究的。所以我们要善于学习，不光向自己的朋友学习，向自己的同学学习，更要善于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向历史上优秀的人物学习。

曾国藩书法

①②曾国藩书信手札③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

我们姑且不论现在的历史书把曾国藩定位成反面人物，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成功的经验，而他的经验就是“诚”。他说：

勤字可以医惰，慎字可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复贺耦庚中丞》）

勤奋可以治疗懒惰，谨慎可以治疗骄纵。但这之前一定要有“诚”，没有“诚”，他勤不起来，正因为他对事业有那种热忱，然后他才能勤奋；正因为他对自己的事业如此敬重，如此珍惜，他才能谨慎。对自己的东西不珍惜，就谨慎不了。

中日甲午海战的时候，日本人派他们的军人来中国，就像我们现在海军交流似的，结果他看到了清朝的水兵，把洗完衣服搭在炮杆上，弄得军舰脏兮兮的，他马上知道这支部队没有战斗力，对自己的军舰都不爱惜。想想一个军舰在海上的话，它就是士兵全部的身家性命，它沉下去了，一舰的人都活不了。所以，现在的解放军要求把床单铺得特别整齐，然后把被子叠得跟切出来的豆腐块一样，天天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是在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要一丝不苟，对待任何事情都要很谨慎、慎重，即便自己的内务也要如此，虽然看着是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作风，实际它也是部队的战斗力。

只有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才能谨慎对待。有时候有同学申请奖学金，填表填得特别仔细；有时候给老师交作业，作业就画得龙飞凤舞，甚至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好好写。做学生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地练习，至少要把自己的名字练好。因为，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他自己，把名字练好、签好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尊重。他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时候，谁还能尊重他人呢？曾国藩说，正是因为“诚”是勤和慎的前提，我们要想做事，立意就是想问题、思考问题，要想此事吃得透，办得成，精诚所致，金石亦开，一定要把诚实问题解决了。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

胡林翼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也说：

唯诚信之至，可以救欺诈之穷。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异时。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随心所办之事，所谓贞固足以干事也。（《曾胡治兵语录·诚实》）

这句话翻译成现在的话怎么讲呢？一个人可以欺骗所有的人，可以在一个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或者说一个人可以永久地欺骗另外一个人，但他不能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就是这个道理，这就告知后人不要耍小聪明。诚实的人面对欺骗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是他的诚实不会因此而减少；聪明的人受了骗，他也是痛苦的，但他有时候聪明会因此而增多。

大家觉得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还是聪明的人呢？诚实的人，有真正的大智慧、大胸怀、大格局，但是看起来木木讷讷的，好像总吃亏，其实最后他反而得到的最多。相反，那种跳梁小丑、脸上写着“聪明”的人，往往成为最后的受害者。王熙凤这么聪明的人尚且如此，大家哪一个可以跟她相媲美呢？所以，我们与其聪明不过别人，倒不如在诚实上比别人做得更好一点。

[1]《菜根谭》是明代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集。

[2]此书法为民国书法家于右任，节选《菜根谭》语录所书。

[3]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谥文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第四章　怀德

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自古以来，中国人最重视的即是德行。比如，提拔干部要求“德才兼备”，“德”要放在“才”的前面。现在评价的标准也是如此：思想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

君子所怀之“德”的含义非常广泛，既包括品德，也包括恩德，更包括治理国家所用的道德。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让别人口服很容易，让别人心服则很难。要想让别人心悦诚服，更得依靠德行。《新语·道基》里说：

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

“握道”，就是做事要顺应天地万物的规律，顺应国家富强的规律。“据德而行”，即是要靠恩德、品德、德行道德去治理国家。用“仁”让老百姓受教化，用“义”来团结天下人。

一个人虽然说出身贫贱，却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自然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人尽管贫困，但是讲求道义，同样也能够发展起来。治理天下向来如此：一是让人心服口服，这是心悦诚服，是最高明的境界。二是让人口不服心服，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口不服，但心里面很服气。三是让人心不服口服，这是威权强权，日积月累，终会让人心也不服，口也不服。在心不服、口也不服时，就会是百姓造反、天下大乱时。中国人讲怀德，不只是讲个人修养的问题，也是管理的问题、治国的问题。

那么，中国人眼中的怀德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节　大度

“度”是度量、是气度，要想成就事业不是靠自己的霸才，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有多大，而是靠胸怀、度量。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时候，项羽靠的是霸才，他率兵亲征，叱嗟风云，但是他越打，自己的领地就越小。而刘邦自己不冲锋陷阵，但能容纳天下之豪杰，所以他越发展，自己的疆域越大。无论何时何代，要想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最不可缺的德行就是大度。什么是大度呢？

一、天下为任

岳阳楼[1]

以天下为己任，就是把天下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把自己的事情当成天下的事情。中国的教育，非常关注于士人培养自己的傲岸气度，培养自己的博大胸襟，培养自己的宽广胸怀和宏阔视野。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我们现在所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都是未来的建设者、是社会的骨干。

既然作为社会未来的骨干力量，自然要担当起社会建设的大任。孟子讲“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就是说自己的喜怒哀乐不是取决于个人的私情，不会因为今天的工资增加了而兴高采烈，也不会因为自己今天有一些伤感的事情而影响自己的心境，范仲淹因此讲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君子不器，就在于不会因身边琐事而影响自己的心境、责任和理想。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变得像大海一样宽阔，它才不会随波逐流。范仲淹将其解释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各有侧重。孟子讲的是无论何时，自己的忧喜完全取决于天下的兴亡，从天下兴衰视自己；而范仲淹说自己要在天下人忧虑之前而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而快乐，强调躬身自为。

在历史上能流芳千古的文学家或思想家，都有包容、博大的胸怀。诗人中的英雄杜甫，当茅屋被秋风吹破，处于寒冷孤独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希望房子能够让天下人都居住。杜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但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气质和胸怀、热情的态度和对待天下苍生的眷顾，充满感人的力量，千载而下，依然令人动容。就在于这种力量，是孟子所讲的浩然正气，是忧国忧民之思，情深意重，浩然长存。

北宋·范仲淹《边事贴》[2]

北宋·范仲淹《道服赞》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国家的事情跟我无关、家庭的事情跟我无关、别人的事情跟我也没关系。但是当一个人总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慢慢地他就会被别人抛弃、被家庭抛弃、被社会抛弃。实际上，社会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国家安定，我们才能生活；国家动乱，我们连自己的性命都保全不了。

我们要学会担当起这个责任，有这样傲岸的气度，才能够做到以天下为己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东林党人的座右铭，为什么有的同学读书越多，自己离社会就越远？就在于没有把自己的读书和天下的事情结合起来，没有把自己的学问和社会的问题结合起来。

有的同学说，不是我不爱这个社会，而是社会不爱我们，我们辛苦付出了，热情倾注了，但最后出力不讨好，这个社会问题太多了。正是因为问题多，才给我们提供了无数机会，需要我们去解决、去完成。当一个人胸怀整个天下的时候，他思考的问题就不在于个人、不在于小的团体，而在于整个大的事业和天下。这时，他会发现自己有无穷的问题需要解决，久而久之，他做事的立意就提高了，整个气质也会因之而改变。

东林书院[3]石牌坊

东林书院依庸堂

二、不拘小节

不拘小节，不是说有大德的人、有大度的人在细节上不在意，而是说一个人斤斤计较小节，在乎生活小节、个人恩怨时，很难做出大事情。“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君子，而败于私智之小人”。（明·方孝孺《郑灵公》）大度，即不要斤斤计较一些琐屑之处。

其实天下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们考虑大事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微观的问题。一种是有小聪明的人，他们整天只会算计。我们在做事的时候，首先要在战略上清楚，其后在战术上可以调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想成大事的话，首先在战略上要做对，然后在战术上也要做好。如果战略上做不好，在战术上无论怎么取胜，也不一定能够取得确定性的胜利。项羽就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的典型；刘邦则是战略胜利、战术逐渐也就胜利了。刘备在遇上诸葛亮之前，刘关张兄弟三人多么骁勇，三个人打吕布，吕布都不能打过他们仨，结果自己打一仗就败一仗。遇到诸葛亮以后，诸葛亮告诉他应该怎么打，即便有时候打一些败仗，照样有四川可以立足。

对于我们同学来讲，在学习时，在养德时，一定要首先树立一个战略目标：要做什么？要往哪方面发展？袁枚[4]说：

人须顾名思义，为大人者，不可不大；为小人者，不可不小。所云大者，非骄傲之谓也，气量恢宏之谓也；所谓小者，非卑谄之谓也，安分知足之谓也。做小经纪之人，惟恐其不富；作大官府之人，惟恐其不穷。经纪能富，则其人平日之勤俭可知。大官府能贫，则其人平日之廉洁可知。（《牍外馀言》）

清·袁枚《行书自作七言诗》

所谓远大者，不是自高自大，而是气量恢弘。所谓的卑小，不是谄媚，而是安分知足。如果他想做大事业，就要用大手笔、大格局、大思路、大胸怀去做事，天马行空，无所拘束。如果他不是做大事的人，他在乎的是两个人能否恩恩爱爱、过上如胶似漆的生活，那他就要做小事，就是安分知足，不要有贪欲。

有时，我们常常觉得很累，为什么呢？有梦想无从实现，关键在于所作与所想不在同一层面。比如想做一个大学问家、大科学家，但整天不知道怎么读书，不知道一步步跨越到成功的路上，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我们想做大事，如果眼前的事都做不好，或者就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那就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读书时，就要下决心三年内把学问做好，将来继续攻读，那就要先把脑袋里装满，不要整天想着口袋的事。如果得陇望蜀，既想学习又想赚钱，缘木求鱼，久而久之，就会发现自己努力的方向和本来的目标越来越远。

人的一生非常短暂，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但总是有一堆一堆的事情做不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朝着目标迈进，就要考虑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了。那就要学会放下，当他放下一些不必要、不要紧的事情时，才有精力做另外的事情。有时候朋友之间的应酬要慢慢变得少一些，节省一些时间在学业上。真正的好朋友并不在于整天黏黏糊糊，真正的爱情也不在于整天的耳鬓厮磨。人要把时间用在学习上，用在研究上，少打一会儿游戏，少看一会儿乱七八糟的片子，把时间一点一点挤出来。每天都要有一个计划，早上起来知道今天学什么、读什么，把它做完以后再做其他的事情。过程把握住了，结果也就有了。

不拘小节，还要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什么，不要因小事忘了大业，忘了根本。比如是做买卖的，我们唯恐其不富，特别希望他能富足起来。但是对于做官的人，我们就担心他富起来，官员要是富起来的话，只能贪污受贿，害人害己，锒铛入狱。对大格局的人讲，不要用他是否穿名牌、手上是否有钱来衡量一个人有无抱负，那些只是我们衡量小人物的标准。而心里有这样抱负的人一定要明白，哪些东西对他来说是需要舍弃的。所以说，“经纪能富，则其人平日之勤俭可知；大官能贫，则其人平日之廉洁可知。”生意人的富裕都是出自勤俭，公务员的两袖清风，才能保证社会风气清明。

所以，格局该大的地方要大，该小的地方要舍得其小，关键是看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不希望同学们都变成那种有大理想不做小事的人，也不希望同学们是只做小事而不做大事的人，天下就是有人做大的事，有人做小的事。对于做大事的人来说，不要被眼前的利益困惑，不要被身边的享受束缚。

三、器宇轩昂

器宇轩昂并不是说一个人高富帅，而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昂扬。轩昂，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不是外表的姿态。像有的官员似的，职务一提升，走路的姿势马上就变了，脸逐渐与地面平行，这不是器宇轩昂。

从精神的角度来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恶言不出口，苟语不留耳”（《邓析子·转辞》），是一种轩昂之美，一个能够成就别人、包容别人、赞美别人、不伤害别人，就是器宇轩昂。《中庸》说，人有了大德，即精神上充实饱满以后，才能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因为心中充满了高尚的品德，宇宙中的正气浩然在胸，自然会无悔无咎，既是无誉无美，也一样赢得别人尊重。

器宇轩昂，主要在于人有那么一种正气，能够吞吐宇宙，牢笼八方。王守仁讲宇宙的事是自己的份内事，自己份内事也是宇宙的事。一个人做事，就一定要有这种气魄、这种气度存在，才能傲岸。仁人志士讲究：

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前；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

宋明理学讲的心学，就认为人虽然很渺小，但是人的心能装得下整个宇宙，因为宇宙的一张一驰、一开一合、一枯一荣，完全是靠心来感应、来接纳的。人死了，宇宙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人只有心在跳跃，只有把自己的心胸打开，宇宙才能和他息息相通。虽然我们在尘俗之中，但要把自己的心放得高高在上，不被尘俗所污染，不被利益所诱惑，不被眼前的得失所困扰。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出世之法做入世之事。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入世，就是身心都处在尘俗之中，如儒如法；一种是出世，即使肉体还在尘俗之中，但心却离开尘俗，如道如佛。有时候可以逢迎，但自己的内心却不受污染，保持自己的原则，这就是有大德行、能成事业的人。

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人，他们会常常说“这个人我看不上”、“那个事情我看不上”，弄得自己周围的朋友越来越少。把别人的过错看得太分明，慢慢地不仅失去朋友，也失去合作者。我们跟人合作的话就要善于包容别人。即是这个人有十个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可以用，我们就要用他，这便是“用人用其长”。

有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在意。有些事情在做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它是个过程，而结果有时候也已经不太重要了。按佛家讲，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贫富贵贱，最终殊途同归，人的一生，过程不同而已，要好好地在过程中珍惜自己。

曾国藩在讲德和才的问题时说：

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隐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绿，故现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曾国藩家书》）

他认为要以“德”作为源头，用它来支配“才”。“德”好像是水源，“才”就是“德”的波澜。如果一个人没有博大心胸，充满了妒忌之心、功名利禄之心，那么他做事也做不了大事，即便能够在这个单位里做出一点事的话，他的能力或者影响也不足以朝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盯着眼前的东西。

现在，选人用人，德才兼备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少的。若两者缺一，或是有德无才，或是有才无德。有德而无才的人，我们可以帮助他，有时候有德无才的人可能是愚人，但这也没关系，至少可以用。或是有才无德的人，无德实际上是小人，是道德败坏的人，重要岗位肯定不能考虑这类人。世人都不愿意认为自己是愚蠢的人，大家都认为自己有才，但假如自己有才却不发扬自己的德行，实际上便成了小人之才。

我们要观察别人，修养自己，应该把这个事情想明白。我们都觉得自己不是傻瓜，也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是个很笨的人，但是有的人会缺少一些“德”，实际上在别人看来他就是小人。什么是德呢？就是富贵的人以能施舍帮助别人作为德行；贫穷的人以自己能够没有欲望、没有贪求作为德行；高贵的人以能够帮助别人，能够礼贤下士作为德行；贫贱的人以能够忘掉权势作为德行。

四、胸怀开阔

庄子认为，真正洒脱的人，真正逍遥的人，真正能超凡脱俗的人，“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田子方》）。生活中，我们总会有高兴的、哀伤的、愤怒的、快乐的各种情绪，这些情绪可以反映出来，但不能让它们毁掉自己。例如，苏轼有一次看到他的学生秦观写的词后，觉得秦观完了。为什么呢？他写的是彻骨的伤感，喜怒哀乐已经全部装满了他的心。如果心中装满喜怒哀乐，有时候就很难涵养自己。

前面说过，程颐讲作为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一个理想的完人或者一个比较高明的人，气象要非常开阔，要像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不为区区利害所动。古代人通常把这样的人称作卧龙，或者凤雏，因为他有开阔的气象。做人要有气象，做学问也要有气象，不要整天为一点点蝇头小利而活，而要知舍知得。

做研究同样如此，有的同学感觉到不好找研究的题目，实际上是没有把学问打开，没有把阅读打开，没有把思想打开的表现。如果他的思路清楚了，材料掌握了，观点清晰了，甚至论证过程严密了，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的格局，也会感觉到有无穷的题目值得研究。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遇到形形色色的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当他们要推翻自己的决定、想法或者言论时，我们就要保持胸怀开阔。尤其做研究的人，要知道“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让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格言联璧·接物》）。如果别人做得对，自己做得不对，心里一定要清楚，不要做匹夫之勇，要懂得谦让；如果别人做得不对、说得不对，自己说得对，那么我们要能够包容他。

若总是与别人比较长短，他的气量就会与他所比较的人相觑不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对手决定了他的层次，他的对手决定了他的高度。兔子倒霉是因为它跟乌龟赛跑过一次，它赢了是应该的，一旦输一次就成为千古笑柄。

胸襟开阔的人，便能沉着，“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宋·苏轼《留侯论》）。一个灾祸猛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不会感到惊慌，没有原因地给他增加一些烦恼或者一些罪名，甚至一些侮辱，他也不会恼怒的。能够看出别人的狡诈、耍小聪明、欺骗甚至蒙蔽而不形于言，受人之侮而不动于色，也就成长、成熟了。

胸襟开阔的人，就知道忠恕，这是曾国藩的座右铭，他说：

临事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范纯仁尝曰：我平生所学，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又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尔曹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他不仅用其在朝廷上对待国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待领导、对待上级，而且对待周围的合作者、朋友、亲睦宗族和家里人，未尝须臾离此也，就是时时、处处、事事以之作为行事原则。

“忠”即是忠诚，对事业忠诚，对朋友忠诚，对信任的人忠诚，不辜负别人的信任。“恕”是宽恕，现实中有的人是极其愚蠢的人，但愚蠢的人看别人毛病的时候都很清楚；有的人是很聪明的人，但对待自己毛病的时候都是装糊涂。我们如果能够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增广贤文》），用责怪别人的心思来责怪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思宽恕别人，实际上在同学中、在朋友中就是圣贤、是君子了。

朱熹说的“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走报之”，不妨看成容人的一种策略。我们知道，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仁是什么？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尊重人。义呢？就是要负责，要担当。比如说，两个同学之间相互关心，这是仁；男女朋友之间相互爱慕，也是仁。但是对于别人托他办的事，他答应了就要去办、去做，这就是义；两个人结了婚以后要关心对方、支持对方，为对方负责，这也叫义。原本有了仇家，就按照大义来看，有大义而不避私仇。有人抱怨他了，就一走了之，少跟他再纠缠，怨恨是解不掉的。这便符合孔子提出的“以直报怨”，“直”含有正道、直行的意思，即是用正道、坦率、直率来直接告诉他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在孔子看来，以德报怨是不合适、而且很迂腐的行为。

假如有人对他不理解、有埋怨，他就需要以直报怨。试想，历史上哪一个变法的人、想做点大事的人，包括现在在单位里想做点事情，自然就有人对他心生怨恨？即便是同学、朋友之间，有的人不理解就对他有怨言，这时候，解释是解释不清楚的，与其用德行去宽容他，倒不如坚持朱熹说的暂时冷却、放下，过一段时间再说。有的时候，发生问题的当时是解决不了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要做得堂堂正正的，时间一长，别人自然理解。

《菜根谭》讲：

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则根烬复萌，而尘情终累乎理趣。

日常生活中，总有无穷的口舌、无穷的是非、无穷的烦心事情如影随形，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想它，更不可留在心中。比如一个人骂了你一句，他记住他，三五年以后，你找个机会再回骂你一句，睚眦必报，反累乎心。如此一来，尘俗中的恩恩怨怨最后会把他毁掉，导致他一点情致都没有。

假如今天你做了一件非常得意的事情，也不要总挂在心里，挂在心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没有放下。我们以前讲做人要放下，不光是要放下别人的怨，也要放下自己的恩，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做的得意的事情挂在心头一两年、三四年，本来很好的一件事情就会变成欲望之源，这个欲望就是好名之心、好利之心。

从古到今想做大事业的人，一定是能容天下人的诽谤的。这话说起来很沉痛。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等人变法的时候，且不论他们做的法是对还是错，定然会有无数的人反对他们。哪怕单位里一个小型的变革，甚至一个想法就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越大，反对的声音就会越多。能容天下之谤者，有朝一日才可能够受到天下的赞誉，因为有些事情在刚开头的时候，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

这些都是讲我们的胸怀要广大，一定要有量，不要一句话容不了就吵架。一个人在小时候就容易争吵、打架，因为肚量太小，还是“小人”。而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会发现自己跟别人吵架的机会越来越少，打架的机会更是减少，逐渐转变成为“大人”了，这个“大人”即是容量大，有些事情能够容忍。比如一个同学爱好学习，自己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认真地学习，但宿舍里有一个同学就不学习，与其跟他计较，天天折腾，对他没任何影响，自己心思不畅，耽误了时间。反倒不如忍一忍，和他各方面都处得挺好的，他便更容易体谅你。

要想成就些事，才力和精神都被社会上乌七八糟的言语和别人对他的非议所颠倒，哪有余力做远大的事情呢？这就需要胸怀开阔、格局宽广，“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因眼前的事情而毁掉自己的志向。

[1]岳阳楼耸立在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头，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2]这是范仲淹为好友“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称赞他的朋友制道服乃“清其意而洁其身”之举。

[3]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北宋时二程兄弟曾在此讲学，后一度荒废。至明万历年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议论国事。

[4]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随园。乾嘉时期诗人，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第二节　隐忍

尘俗之中，很多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需要我们能够坚忍起来，面对困难时能够坚强起来。但有时候坚强不一定就能战胜困难，因为事物发展的过程都有曲折，也有积累。对这个积累、曲折的过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延寿药言》说：

齿以坚毁，故至人贵柔；刃以锐摧，故至人贵浑；神龙以难见称瑞，故至人贵潜；沧海以汪洋难量，故至人贵深。

这说的便是隐忍之道。“隐”，是要沉潜，一个人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必须有一段时间能够沉潜起来。“忍”就是能够收敛自己，尤其是与人争执时，能够压抑愤怒。

天地万物有张有弛，宇宙的运行有升有降，任何一个事情的发展必须要符合这样的规律。我们找一个时间让自己沉下来，变得内敛，这实际上是发展的一种动力，也是发展的一个技巧。

一、以退为进

现代的社会中有太多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会隐忍，隐忍不是退却，而是以退却为前进。《尚书·君陈》里说：

必有忍，其乃有济。

“有济”是渡过，只有隐忍，才能渡过艰难。《周易》有既济、未济两卦。“既济”是已经渡河，“未济”是尚未渡河，实际上，深层的含义讲的是事物的成功和失败。“济”是什么意思呢？《周易》里还讲了一个词，即“利涉大川”。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江河常常成为地域的分界线，好多战争就是凭借着江、河作为天堑，如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如果有济，就意味着能取得成功，能够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要想把事情做顺，就必须有一定时间的积累。就像我们写文章似的，必须有积累以后才能慢慢地写出好文章来。

一个人总是不断地发展自己，他的能量就会被耗光，就像充电一样。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百谷”是百川、河谷，百谷王者能够成为大江大海，就是因为它能“善下”，“下”也是我们所说的隐忍的一个表现形态。历史上有些能够忍受屈辱的人，最后都成就了大事业。“得量”就是在隐忍中，尤其不顺心的时候，最能锤炼自己的胸次。

现在有的独生子女都是在顺境中长大的，从小被父母哄着，被爷爷奶奶等老一辈的人护着，学习好一点儿的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被老师赞美着，所以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一种不会隐忍、不会退让、不知道谦虚，甚至总觉得自己最优秀的学生，不会与竞争者惺惺相惜，而是视同行，同学，同事如仇寇，不能退而求和，而是一争到底。在尘俗之中，在现实社会之中，谦退是保身的方法，要学会谦退，才不会被别人当成靶子。

二、动心忍性

我们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有些小事情他不能隐忍或者说不能忍受，最后会毁掉自己的大业。儒家把忍耐、坚忍看成一个人接受磨炼、接受考验，从而锻炼自己的心胸、锻炼自己的意志、涵养自己的气度、扩大自己心胸的一个过程。孟子就在《孟子·告子下》里讲：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里面讲的“忍性”，有的人把它解释成认识的“认”，这是不对的，这个“忍性”实际上就是“忍”，就是我们能够放下“性”。什么是“性”呢？在《孟子·告子上》里讲“食色，性也”，就是吃饭的欲望和色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人在世界上之所以能做出很多作奸犯科、不合礼法、不合社会规范、不合道义的事情，就在于他不能忍住自己的自然属性，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就叫“动心忍性”。

由此来看，隐忍包括了三重含义：一是能够沉降；二是积累、累计；三是能够约束自己。“莫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围炉夜话》），很多大的祸患就是不忍导致的，现在的话叫“临时起义”。举例来说，一个本来不是特别贪财的人，在取款的时候发现自己卡里的余额多出几百万元，一时心动就取了出来，最后被判了刑。还有一个留洋学生，回国途中在机场取钱时，发现前面的人取完钱没有把卡拿走，他取了里面3000元钱，结果被摄像头发现了。其实他不缺这个钱，可问题是在这个时间，他没有能忍住自己的贪欲，最终按盗窃罪处治被拘留15天，这又何苦呢？如果他想到拿这个钱要被拘留15天的话，绝对不会去拿。其实，他在这一瞬间之前也没有想着占别人的便宜或盗窃别人的财产，但是有时候“莫大之祸，起于须臾”，就是一瞬间他把握不住自己。学会在艰难中磨练自己的心性。《格言联璧》中说：

世路风霜，吾人炼心之境也；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也；世事颠倒，吾人修行之资也。

人走崎岖的路就像爬山一样，他会觉得人生活得很有滋味。知道人情冷暖他才能真正对人性有所了解。年轻的时候都有两种倾向：一个是觉得人都是好的，所以不知不觉就发现自己被出卖或欺骗了。一个是觉得人都坏得很，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孤独或被孤立了，没有好朋友。人在遭遇挫折时，最能锤炼人的本性，如考研复习得很好但结果没考上；想评奖学金却没有评成；自己辛辛苦苦学了三四年，结果找工作时顶不上人家有关系的……这个时候最能看出他的德行。年轻人出事，多是拿自己对抗尘俗，其实人世间哪有绝对的公平？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先适应它，然后积聚力量改变他。我们当然要有改变世界的气魄和能力，但说实话，即便做到伟人的地步，世界也不可能由着哪个人的心思去改变。

三、坚忍远谋

任何事情，我们都要长远考虑。胡林翼[1]说：

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清·胡林翼手札

面对有些事情，他这次忍下来了，一会儿就过去了；但有时候一念之差，比如因为别人侮辱他或诽谤他的一句话，他没有忍下来，结果作出了更大的错事，导致终生惭愧。这是讲的做事、做人之道。

黄庭坚，是宋朝比较失意的一个人，但他的书法写得比较好，而且也是苏轼学生中最得意的一个，引起宋、明、清代很多人的讨论，他说：

北宋·黄庭坚《惟清道人贴》

北宋·黄庭坚《松风阁诗帖》

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赠送张叔和》）

打了很多胜仗不如能忍住一次不打仗。其实，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一个人说话不管多么准确，静默下来的时候才能够保全自己。这就是南宋高道淳所言的：

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之不能为之事功。略有与人计较长短意思，便是渣滓消融未尽。

就是别人触犯他、冒犯他了，如果他能忍住别人不能忍受的，那他就能建立别人不能建立的功业。

历史上的事例很多，如韩信，如果当时他不忍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侮辱，逞匹夫之勇将其杀害，即使不会把自己的命搭上，至少也要身陷囹圄，怎么能成就自己的事业呢？历史上那些打败仗的人也是如此，比如长平之战的赵括、淝水之战的苻坚，他们之所以打败仗，就是别人用了诱敌深入的计策。一天打个小仗，一打仗就假装溃败，然后诱导他们去追击。或者用激将法，面对激将法也是需要能忍的，凡是不能忍的人最后都失败了。

《格言联璧》中说：

拙字可以寡过，缓字可以免悔，退字可以远祸，苟字可以养福，静字可以益寿。

有些事情静下来想一想，不要着急，遇上事情都有解决办法，世上哪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人能把地球装扮成这样子，还有什么事是人做不了的呢？要深谋远虑，目光长远。

生活在尘俗之中，我们容易和别人比较长短。妒忌比自己强的人，嘲笑不如自己的人，又看不惯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这种心态是很难相处的。他心态不平衡，做事就做不好。男生的心里要纯静，就是要把浮躁之气去掉；女生心里也要纯净，不要受被外物诱惑。心中凡是不能静下来，不能忍就是渣滓未消。我们要意识到，有时候被别人侮辱，恰恰是激励自己成功的一个契机。

四、处事安详

人要是有了小的挫折就郁闷，就有怀才不遇之感，整天老发牢骚，最后就会把自己弄得气也不顺，心情也不好，很快就夭折。这样的话，不管他有多大的才学，最终都会被隐没。所以，我们要学蔺相如的宽宏大量，而不要学屈原和贾谊的狭隘。

文学史推崇屈原，但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一个人是否有才华不是他自己说有就行，也不是在诗里面骂别人就行了，而是由时间来检验的，时间一长，大家就能看出来。所以一个人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实际上是他的才学不足以让别人承认。屈原在作品里骂他的学生、骂国君、骂他的同事，把所有的人都骂了一遍，说其他人都不如自己，这样的人太高峻，所以他很孤独。

贾谊同样如此，年纪轻轻的做了太中大夫，人出名太早就容易遭到老臣的妒忌：人家熬了一辈子还没有熬到这个职务，他这么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所以背后就说他坏话，最后把他贬为梁王的太傅了。大家都知道，在汉文帝、景帝的时候，梁国是非常大的国家，梁王就是梁怀王，他是景帝的弟弟。到了这个地方以后，贾谊整天哭，觉得自己委屈得不得了，然后写《吊屈原赋》，实际上就是说自己和屈原差不多。后来看到一只猫头鹰蹲到他家的房子上，又写了一个《鵩鸟赋》，说人快不行了，鸟都到我家了，尤其听着猫头鹰不停地叫，多惨啊，后来很快抑郁而死。我们不要把心情弄得很不好，人在这个世界上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过程不同。人不能想得太远，想得太远这一辈子就没意思了。因此不要想得太远，重点是要想开。

曾国藩把隐忍理解成什么？理解为怀德而不居德。人其实在倒霉的时候很容易隐忍，被别人踩在脚下的时候他想抬头都抬不起来，这是一个情况。但曾国藩认为，这个时候不能完全看出一个人的胸怀、气魄。看一个人能否做事不只在他失败的时候，更重要是看他在轻松得意的时候能不能忍得住。

中国人很反感做人做事像母鸡似的，下个蛋以后，就夸自己的蛋“个个大”。曾国藩说：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曾胡治兵语录·和辑》）

“忽”就是疏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做任何事都要留有余地。有了成绩不独居。有了过失就不要推诿。推诿过失，一种表现是不敢担当，另一种就是做错事以后总是在找原因。如果凡事都不找借口，便是成熟。做任何事情能谨敬，便是负责。

处事要安详，待人要涵容。人都有缺点、都是由无数个小毛病组成的，只要与大节不亏，小毛病是正常。恬淡是养心之法，就是心里面不要老是充满激烈的情绪，慢慢地要静默下来。中国书法有一种风格讲“拙”，字就是笨笨的，呆呆的。老是守“拙”的人，对有些事情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敏感。知识多的人尤其容易敏感，一方面是对自然敏感，看到春风、秋雨就感伤。另一方面就是对人敏感，听到别人有意无意说的话，总要多想想人家有没有话外之音，总是这样的话，就容易活得越累。所以“拙”一些，遇上事的时候反应迟钝一些，就可以少犯过失。

俗话说：

富者能忍保家，贫者能忍免辱，父子能忍慈孝，兄弟能忍情长，朋友能忍义笃，夫妻能忍和睦。

富贵的人如果能够忍就可以保全家业。现在的富二代都买好车、开好车，整天在路上炫耀，很快被人盯上了，为什么这些人中，上胡润富豪榜或者福布斯富豪榜的前十名的人，最后都出事了？那就是不能忍。别人说他有那么多钱，或者他自己有时候就显示出来，就被人盯上。能忍受贫穷，就可以免除侮辱。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钱，却被别人侮辱了，原因是别人利用了你对金钱和名誉的向往。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甚至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缺少经费的，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坚守自己的志向，不能坚守信念、原则的话，很容易被别人侮辱的。这是立业。

至于齐家，“忍”也是一种策略。父子之间相处的时候，父亲能忍住少骂儿子两句，少批评儿子两句，儿子能忍住少顶撞父亲，他们的关系就会很好。其实现实生活中最难处的就是最熟悉的人，和陌生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大家都是文质彬彬的。和熟悉的人在一起要相互体谅，这就是“情长”，很多事情忍一忍就过去了，不要计较。

[1]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湘军重要首领，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为晚清三大中兴名臣。

第三节　善友

古人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是指在一个师门里学习的或者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叫做朋。友，是指志同道合的人。这里讲的“友”，一方面是交志同道合之人；另一方面是与身边的人、与周围的人。交友，也就是怎么交朋友。

《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是说一个人独自学习是很难进步的。大学里年轻人在一块儿，可以学习周围人的长处，改掉自己的短处；也可以像陶渊明讲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成为学友。

北宋·苏轼《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人类是群居的，从早期的原始聚居到部落，再到后来的家族，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聚集而居，在谷歌地图上一看就知道，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无数个点，每一个点就是一个村落。既然人类必须合作，必须相处，那就一定要找到一个跟自己心心相印的人，能够跟自己一起来做事业的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二人”是说说做任何事情时要有帮手、有助手、有朋友，就能金石可镂。同心之言，就是两个人志同道合的关系，像兰草一样高洁而幽香。

明·文徵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庄子·渔父》）志同而气合，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看你的朋友如何？一个人，他的朋友遍天下，做事就会非常顺利，中国人推崇以朋友之心待人，以兄弟之心待人，天下皆朋友、皆兄弟。那么，我们如何交友呢？

一、识人

识人，即认识别人，只有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才能决定是否和他交往。具体怎么来认识人呢？孔子讲：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

有三类有益于自己的朋友：一是“友直”，这个人做事合乎道义，有浩然正气，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与这样的朋友在一块，人的污浊之念、贪利之心就会慢慢消退，浩然正气就植入到他的心中。二是“友谅”，“谅”就是很宽容。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受点委屈，有点不平之事，找这样的朋友倾诉时，他会说“这种事不必放在心上，一笑而过吧”。有这样的朋友，慢慢地心胸就开阔了，很多问题看得开，看得透，也看得淡了。三是“友多闻”，一定要交一些博学的朋友。大家最困难的时候，最犹豫的时候，有朋友可以咨询，在他人生抉择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个人帮他做出抉择的话，实际上对他发展特别有利。

有三类朋友是损害自己的：一是“便辟”，就是心胸太狭窄，本来不生气的事，经他分析：“这个事他不能饶了他，他得想办法报复他，我告诉他怎么报复。”经常跟这类人在一块儿，很快就学坏了。二是“善柔”，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三是“友便佞”，总说好听话，明明看到他错了，却不告诉他，总说“这事做得好啊”，我们千万不要在这样的朋友那儿找自尊。

中国文化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一个人的朋友怎样，就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人是贤良的还是不贤良的，这就叫“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管子·权修》）。日常生活中观察一个人，就可以看他的朋友如何。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只看高富帅、白富美，让表面的东西瞬间感动了。交友要相互多观察，逐渐了解对方的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思路、处理问题的角度以及他感情的倾向。

为什么要观察朋友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君子固守道义，他们之间没有那样的甜言蜜语，没有两个人整天吃吃喝喝。就像我们在街上碰到一个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人悄悄地走了，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明哲保身；另外有一些人会说这个事情做得不对，这就是有担当，是出于道义。中国人喜欢划圈子，如果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做什么事都可以容忍；说“这不是我的朋友”，他做什么事都看不顺眼。我们要改变这个毛病。

区别君子和小人，君子是用行为来说话的，小人是用舌头在说话；君子不太说话，见于行动，小人整天都说，见于言辞。我们听一个人讲了很多话，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他讲的话，他做不到，便是吹牛。爱吹牛的人，要么极其自卑，要么及其狂妄，多半难成事。

比如《菜根谭》中就说：

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

听别人讲完话以后不发表见解的人，就不能跟他多讲；遇到一些总是夸耀自己的人，也要少说话。一个从来不讲自己的事，总听他讲事情的人，要么心胸极其开阔，要么就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最好的，他讲他的好和他的不好，都变成了他的一个参照。

林则徐在《观操守》时说：

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镇定在动荡时。

所以，看一个人的操守是在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他能不能舍弃；看精力是在大家都饥饿疲劳、筋疲力尽的时候，他能不能再坚持；看度量是在喜怒的时候；观镇定是在动荡不安的时候。遇到大事、难事时看一个人是否能撑持，遇到困顿时看一个人能够坚持，遇到喜怒哀乐时看一个人如何保持，遇到颠沛流离时看一个人如何修持。

二、察友

那么怎么观察别人、认识别人？这不只是交朋友的问题，单位用人也是如此。成功的经验是相似的，失败的教训各有各的特点。有的企业最后失败了，就是在用人的环节上出了问题；有的人谈了三年恋爱，才发现对方不适合自己；甚至有的人跟对方生活了十几年，才认清他的真面目。这就是自己的损失了，所以我们要先学会认识别人。

林则徐警语轴

人一生的为人处事都出于性情，要懂得观人察智。刘劭在《人物志》中就说，看人“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有时候听见别人夸自己聪明，不必高兴，因为观察一个人不是看他遇上事情的反应速度，而是看这个人在平静、宁静的时候做什么。说李白富足的时候就“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孤独寂寞的时候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沉静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情知、性情。

北宋·苏轼《李白仙诗卷》

中国有句话叫“无事生非”，人在没事的时候就会闹出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们观察一个人，看他忙的时候是没用的，只有看他在无聊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比如面试的时候，参加面试的那些人都很聪明，让他们坐在屋里等十分钟，这十分钟内的状态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德行。有的人是急性子，坐不住了就不停地看表；有的人面露不悦之色，气愤：约定好时间，为什么迟十分才开始面试呢？

《格言联璧》中说：“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是说有才学，做事非常有分寸，即便是忙也不乱，就像弹钢琴一样，这个键按下去的时候另外一个键抬起来，有的事情千头万绪的，但是他不忙乱，这样的人能成就大事。有的人整天跑来跑去，静不下来。有的人有才华忍不住，是个急性子，这还没弄成，就想着别的事。这也成不了大事。

察人是观察别人，也是在培养自己。有的人很聪明，但是他静不下来，有智慧以后总是在搬弄是非，玩一些小聪明，小把戏，这并不是大智慧。因而，我们不要把表面的聪明看成智慧，也不要把智慧看成傻气。《格言联璧》中讲了许多观人之法：

圆融者无诡随之态。精细者无苛察之心。方正者无乖拂之失。沉默者无阴险之术。诚笃者无椎鲁之累。光明者无浅露之病。劲直者无径情之偏。执持者无拘泥之迹。敏炼者无轻浮之状。

真正圆融的人非常豁达，内心无诡异之态，不会讲小心思、小权谋。真正的精细并不是求全责备，而是能看出最关键、最简要的地方。品行非常端正的人，并非我们所说的脾气不好的，见什么事都骂的，品行端正、正直的人能够包容。他能够沉默，但是不阴险。非常诚实，但是看起来并不木讷。做事光明磊落、非常坦荡，但绝不是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否则就是幼稚。这些人正直但不固执，敏捷而不要轻浮。

观察人，要看到深处、长处、明处，优点走向极端便是缺点，沉稳的人从不偏执，能做到这些很难，我们姑且作为一个理想人格去修持吧。

三、察言

通过言谈举止，我们很快能了解一个人。通过聊天、说话，一个人很快就能把心计、修养、德行全部表达出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书，讲一个人做什么动作表示什么意思，大家可以去了解。我们这里不讲“术”，不讲怎么做，只讲“道”，讲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所谓的察言，就是能听清楚、听明白别人的话，或者他在旁边听别人讲话的时候，能明白他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掌握两个原则：

一是“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庄子·人间世》）。要用心去听，而不要用耳朵听，听的不光是字面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听背后的含义。中国人从来不把话讲得特别透，特别露。讲得特别透、特别露的时候，已经是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了。交往朋友的时候，一定要交非常正直的人，他有时候会给他指出一些缺点、不足之处，我们心胸要开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序》）一个人能跟你谈你的缺点，能很诚恳地讲出不足，这个人其实是很在意你的。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对手，你就更该感到庆幸，因为在博弈、在打仗的时候，人家肯定打你的软肋，他把你的不足说出来的时候，等于帮你筑起一道防御的墙，这时候更应该听。有时候一个人会说你的毛病，这没关系的，听一听，把它作为一个告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二是“无稽之言勿听”。这句话来自《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稽”是什么意思呢？是考核、考证。“无稽之言”就是不足考证的言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来源的话，流言飞语，小道消息，这些传闻不要听。中国人优点很多，比如光明正大、善良；缺点也很多，有时凑在一起，喜欢说说别的隐私，家长里短谈开来。修养自己就要注意，无稽之言不要谈，“谣言止于智者”，乱七八糟的话到智慧的人就到头了。“弗询之谋勿庸”，在日常生活中，突然有个人出现在他面前给他出个主意，也许这个主意就不会帮他，反而害了他。大家将来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里面可能有人就会把他人当棋子利用，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是巧言如簧，巧言令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未说先笑的人是很可怕的，这是中国文化自古所讲，当然也可能这些人真是心胸开阔，整天像弥勒佛那样子也可以，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少，他说的话使他人听起来总是非常舒服，要么这个人的修养极高，要么他是戴着一个面具。尤其不要听那些道听途说的话，因为“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道听”就是在路上，这和前面讲的无稽之言有点像，哪个地方都有。这要求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经常说善言，少谈琐屑，符合社会道德伦理规范。

四、善言

懂得如何观察、了解别人，还要学会交结别人，学会说话办事，待人接物得体合理。《荀子·非相》说：“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交友，需要学会恰当表达自己的想法。怎么做呢？

首先，言辞要厚道。我们要知道少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去伤害别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要培养宽厚的品格，可以犀利不要刻薄。心里面宽厚了，语言自然就不会尖刻了；心里面非常尖刻，自然说不出很宽厚的言辞，即便说出来也不能感动别人，也不一定能让别人信服。这就叫“修己才能安人”，就是要不断修养自己，培养自己的善气。

管子讲人都是由“气”组成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气”是道的一种运行方式。“气”不是德，有的看风水的人很清楚，气没有道德感，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气足了，它就往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气衰了，它就不往哪里去。我们先不管讲风水是不是科学，“气”却的确如此。我们如果能用堂堂正正之气来培养自己的修养，用和善对待别人，和他人就会亲如兄弟。

以前讲“相由心生”，心里面充满阳光、充满开朗、充满和蔼，和朋友交往的时候，说出的话自然让别人感到很温存。总是说别人不好的人，最终常常是自己毁掉自己。大家可能都有一个朴素的经验，就是一个人总是在你面前说别人的不好，这样的人同样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不好，要得提防这种人。总是夸奖别人，奖赏别人，别人也会回过头来夸耀和奖赏他。这就是所谓的“毁人者，自毁之，誉人者，自誉之”（唐·皮日休《鹿门隐书六十篇》）。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尤其要留心自己说话的尺寸，在愤怒的时候不要讲人家隐私的事情。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小毛病，比如喜欢给人家起外号，经常拿病人、残疾人开玩笑。这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国温柔敦厚的美德，“忿怒之际，最不可指其隐讳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恶”（宋·袁采《袁氏世范》）。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次，言辞不可轻率。“轻言轻动之人，不可与深计”（宋·叶梦得《石林家训·慎言》），一个人轻而易举地许诺别人，有人让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就答应去做。这样的人有没有优点呢？有优点，但这些人“不能深计”，就是不能跟他谋划大事，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缺乏沉稳，不是深思熟虑之人。杨继盛告诫自己的孩子：

宁让人，勿使人让我；宁容人，勿使人容我；宁吃人之亏，勿使人吃我之亏；宁受人之气，勿使人受我之气。人之胜似你，则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则谦待之，不可有轻贱之意。（《谕应尾应箕两儿》）

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当你容忍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在道德、气度、涵养上超过了他人，你就可以跟他人一块儿做事；别人包容你的时候，表面上看你得到了很多关怀，实际上你已经在道德等各个方面处于下风了。别人超过我们时，要敬重人家，然后努力向他学习；别人不如我们，就要好好地对待他。有时候看到人家的错误，应该有同情之心，或者有反省之心，反省自己在当年是不是不如他。

最后，要度德量力。《呻吟语》里面说：“察言观色，度德量力，此八字处世处人，一时少不得底。”

“察言”，就是体察语言，听别人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参加工作后听领导讲的是什么意思。比如领导有时候前面的话夸人半天，最后一句话可能就是批评的，那就把前面的话忘掉吧。

“观色”，就是观察别人的脸色，揣摩别人到底是什么态度。“度德”，就是考量你自己的德，思考被观察者的德行到底怎么样。“量力”，就是考虑自己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年轻的时候总跃跃欲试，有人说过一句话：只有不敢想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话说着可以，但是你想沉稳地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想。曾经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他想考研究生，要么考北大，要么就不考了。这就是一种赌博，完全不可行。有时候有些人就有这个想法，要么做全世界最好，要么就不做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份子，想想自己同班的同学里，有没有人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没有人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没有。我们要有平常心，不要老想着自己是拯救地球者，也不要认为自己是被遗弃的。别人有好事的时候，我们不要生妒忌心，要真心实意地祝贺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气魄和胸怀就扩大了。

人的祸患就是容易生侥幸之心。有时候之所以出事，就是因为他有侥幸心理。比如今天晚上不去上课了，结果老师点名了；考试的时候写作业，随便蒙混一下，结果被发现是抄袭的；硕士毕业兴高采烈地签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但论文却是抄袭糊弄的，没有通过反抄袭软件系统的检查，到最后不能毕业，再好的工作也白找了；参加工作以后，别人给他一点儿小恩小惠，利用他的一点儿权力做坏事，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只做这一次，别人不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好多事情都是从侥幸这个地方开始的，以败退的结局结束。

当我们观察别人说话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提高自己的德行，我们怎么去提高自己说话，让别人觉得他的话说得好呢？那就得把心思先修养好、修炼好。

第四节　格局

人的发展是由三个层面组成的：第一层面是知识，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现在，所学的知识都在不断地累加，不断地增多。知识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合格的毕业生。那么有了知识之后呢？第二个层面是能力，既包括由知识积累而来的创新能力，比如说我们掌握了历史、文学或者说是社会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落实到我们的研究中，就是写论文、做科研。还包括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以及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如教育学上的教育机智，组织行为学上的团结与合作。有了能力，就能由合格毕业生变成一名优秀的工作者。而从优秀转为卓越，则需要第三个层面，即修养。这个修养是什么呢？我们读了很多书，我们了解了很多国际、国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事情，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外，自己是否也发生了气质上的改变？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高学生的修养。刚入校的学生都是很羞涩，农村来的、城市来的、大城市来的、小城市来的，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到毕业的时候，学生之间的差别就变小了，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由懵懂少年变成了青年才俊。

这三五年间是否发生转变？转变的程度如何？这都在于自己是否能够一边读书，一边把书上的很多知识和修养、一些成功的或者有经验的资料作为自己发展的一个基础，来逐渐提高自己的待人接物、胸怀、格局、境界。有了这些修养，我们再去做研究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具体地讲，我想一个青年的学者要想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格局宽广

所谓的格局要宽广，老子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发展，比如说去做一个研究，我们时常认为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是最重要的，而忽视对相关领域的关注。钱钟书在《围城》里写到什么系看不起什么系的现象。实际上，隔行如隔山，不同的学科之间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有自己的研究思路。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有时候我们在博士阶段或者说是在读书的阶段，总感觉自己所学的学科、自己思考的这个问题，甚至自己研究的对象非常重要。现在在学术界经常可以看到，哪怕研究一个很微观的东西，他也把它写到宏观的层面上，用来显示他研究的很有价值。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以我为尊。我们去听一次课，或者听一场报告，听的都是对方说错的东西，对方讲了十句话，有九句话说错，一句话说对了，其实记住这句对的就可以了。只有这样不停地去记住别人说对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才能够不断地增加。

元·鲜于枢《老子道德经卷》

学术上的任何一个问题，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去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尽量去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尽量向不同的学科学习，尽量与相邻学科的人有所交流。我2005年来长春的时候，长春的学者之间，包括师大与吉大的老师之间来往都很少，更不用说社科院和其他学校了，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长春青年学者论坛”。论坛里有来自社会学、法学、文史哲、经济学以及商业等相关学科的学者，我们一起讨论一些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的学科对同一个问题的解决，即使不能够改变对本学科的理解，也至少可以增加对相关学科的认识，久而久之，就会发现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甚至写文章的思路、眼光都会与众不同。

做研究的时候，有三种对待研究对象的方法：一是仰视，二是俯视，三是平视。如果我们抱着一种仰视的态度对待研究对象的话，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这个研究不可能在历史上，或者在这个学科内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我们研究一个领域，至少要用自己的修养和人生的境界，保持跟研究对象大致保持平起的高度。

我们研究顾炎武[1]，如果不能够做顾炎武的朋友；研究陶渊明，如果不能够做陶渊明的知己；研究李白和杜甫，或者研究西方的哲学家，如果不能够和他心领神会的话，那么，对他的文章进行理解与解读时，就体会不到微妙之处，充其量只是盲人摸象般地写些读后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想提高自己研究的水平和层次，一定要跟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着一种相当层面的共鸣，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讲，思路决定出路，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对待学问或者说是对待做老师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发展的高度。他自己思考问题的立意，也决定了他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

清·顾炎武《日知录》书影

顾炎武故居

二、胸襟开阔

如果说修养决定了我们研究的起点，胸襟则决定了我们发展的高度。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大丈夫当容人，而不当被人所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青年人在参加工作的时候，遇到的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惯的，甚至有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很气愤、很不服、很委屈，认为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处理。这或许就是意气使然，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意气虽是激情、是动力，而忍耐则可以厚积淀、厚根底，用挫折或者委屈去拓展心胸、开阔胸襟。大贤能容小贤，智者能容愚者，宽博能容浅薄，学问精深能容学问驳杂。对年轻人来讲，在一个单位里面，乃至其他任何场合，最重要的是做到胸襟博大，落实到实处，就是要做到“四容”。

一要容人之长。这个容人之长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做到。领导有三种：第一种是比自己优秀的人；第二种是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第三种是不如自己的人。我们知道，第三种领导肯定成功不了。楚霸王项羽不能成功，正在于胸襟不够。领导是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比如袁绍、袁术，遇事大家见解差不多，谁也不能决断，甲这样说，乙这么说，丙那样说，作为一个领导，他到底听谁的，决断不了。能够成就事业的刘邦和朱元璋，都是能够容忍比自己强的人，这是一种胸襟。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看到跟自己一起入学的，或者一块毕业的，甚至跟自己品行差不多的，或者说是将来跟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人，做了哪些比自己强的事情，有时候会有一种无名之火上来，争强好胜。看到别人长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妒忌心、一种不服输的心理。作为学生，有如此情形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一名老师，则要慢慢培养自己的雅量，要学会去赞美别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秘密武器，我们不常用，那就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用力去赞美它，发自内心去赞美。久而久之，你就能够和很多人交往，能够团结一批人，这是容人之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能够把别人的长处变成自己的优点，把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相比，来做到闻过则喜，那么就能够提升自己。

二要容人之短。其实仔细一看，我们周边的学者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甚至一些领导，他们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我们要学着去原谅，或许自己在那个位置上不一定比他做得好。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意识到别人缺点的时候，“见不贤而自省”就是反省自己不要去做，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想想他犯了这样一个拙劣的错误被我看到，那么我犯这样一个拙劣的错误，岂不是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参加工作以后和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当学生的时候老师会批评他，会帮他指出来做得不足的地方。参加工作以后，老师会慢慢地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找表扬容易，找批评太难了，我们尽量地要不断弥补自己的短处和缺陷。

三要容人之误。有时候别人可能会对你有误解，你的层面越高，别人对你的误解就容易越多。常言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小人”并不是一个道德不好的人，而是说格局比较小。在你看来，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而他可能就觉得别人做的事情是阴谋。有人主动帮助单位做了一些事情，主动承担了很多责任，那么单位领导按照考核，应该给予很高的积分，或者相应给的报酬提高了。但有时候，有的人就不理解报酬高是因为干得多，他看到的可能只是挣的钱多。在被别人误解的时候，对自己说句“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自己静心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但时间一长久，便会发现，坚持正道直行，才有可能实现人生真正的良性循环。

四要容人之怨。即正确对待各种抱怨。我们都知道，做学生的时候，很多课都不想去听，甚至大胆旷课，或者当老师讲了几句遵守课堂纪律的话之后，他签完到、点完名就走了。参加工作后一旦要上课，你也要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包括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有的学生可能答卷答得不好，有的学生可能对你有要求，怎么办？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个性越来越鲜明，我们在十年前、五年前不也是如此吗？我们面对别人抱怨的时候，要不断地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如果自己没有做错，那就坚持他的原则去做；如果真的做错了，那我们就好好地去反省、纠正它。

三、心态积极

所谓积极，一方面是我们要尽量看到社会、工作单位或者自己小的科室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就像晴天一样，当太阳最好，阳光最充足的时候，阴影也最多。我们进到这个行业，进到这个单位之后，可能遇到的人和事有很多的不适或不顺利，有时候有一种无名的怒火会突然而生。这时候我们要慢慢的让自己的心态平和下去，毕竟人生还是自己的，学者为己而非为人。因此，抱着这样一种从容的心态去研究，去思考问题，慢慢地我们就能够走到正道上。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面临的诱惑很多，有时候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让我们跟他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很容易把他自己该走的路或者想得很好的问题，甚至坚持了三五年研究的一个课题放弃了，但最后发现我们还是应该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

刚参加工作，我们可能是资历最浅的，怎么与那些资历较深的人进行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在课的分配上，刚开始我们教的肯定都是边缘课，慢慢才能教主干课；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得到承认，慢慢才能得到承认。每个人都是从最低的地方开始做起，教一些最边缘的选修课，甚至刚开始教这些选修课的时候，学生都不一定去选，这个时候不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时间长了，人都能看出来。这就需要去与人合作、配合、协调。

我们现在要养成一种习惯，要意识到有时候发展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只有少做事，才能做大事。学问这个东西，也是一种精气神，它是需要养的，养了很长时间之后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下子就进入正途了。做学问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需要虚静才能有兴会标举。人的欲望多了，心胸就狭窄，心术也容易不正，总想不停的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不择手段，变得非常忙碌，甚至被别人所控制。欲望少的时候，人心就宽广平和，能够沉静下来，变得非常的清闲。心事多了则忧思忧惧，少了就能够体验到快乐。人的心气也是如此，做学问要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看到同事取得了好的成果，要替他高兴；看到自己的同学比自己的职务发展得快，要由衷的高兴。因为他可能早走了一步，就要坚信自己的步伐和节奏，做学问的路子就像长跑一样，总是有的节奏快一点，有的节奏慢一些，把心态放得平和一些会更好。

医生和教师这两个行业是做不了假的。做医生，一服药开下去，三五天以后能不能见效，马上就验证出来了；做老师，到讲台上一讲，学生马上就能知道这个老师的学问有多深，思考问题的思路和视角是怎么样的。这些老师要想得到单位同事的承认，或者得到单位里面资历比较深的教授的承认，恐怕也是要抱着很谦虚的态度从头做起，从最基础的事情一点一点地去做。尤其是前几年，每上一门课一定要备好课，要从低的地方开始入手，要把心态归零。虽然可能以前研究过这个领域，但每一节课仍然要好好的准备，至少在课前要想一想课案，大到自己的知识提纲，小到一个结论、一个细节，哪怕引证的一条材料都要去思考。即便是这个课很熟，也要尽量把这些问题想得清楚一点。只有这样不断地积累，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把他能够上的课准备得很好，往精益求精的地步发展，才能够真正地站稳讲台。

四、态度庄重

袁行霈先生曾总结前辈学者的学问品格时说：他们有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他们有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他们有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而我们呢？

袁行霈先生手迹“守正出新”

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与那些先生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没有颠沛流离，没有国破家亡，无须逃难，无须饥寒。而我们却没有视学问为事业的精神，西南联大的瓦舍怎能和眼前的高楼相比？战火中的辗转无法与发黄的善本相提并论。他们能在那样的条件下写出一篇篇奠定现代学科的论文，完成煌煌巨著，靠的既不是科研经费的多少，更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对学术持之以恒的坚持。当我们把自己没有成为一代学者的原因归咎于时代时，实际是在为自己的懈怠开脱。术业有专攻，学海无涯，学问没有穷尽时，科学没有止境，只有对学问抱着虔诚的态度，才能实事求是，才能不断自新，逐渐达到至境。

袁行霈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一个学者要想成长起来，谦虚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博采众长，兼善诸学的人，才能不断提高自己，在学术上左右逢源，最终超越师长，自成格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知识如水，学者如器，唯有卑下者方可聚成汪洋。做学生时要如此，做教师要如此，做教授时更要如此，任何人都无法穷尽一切学问。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新知识、新学问、新手段不断产生，稍有保守，便迅速落伍。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改变了传统的文献描述；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校雠和辑佚不再成为高深的学问。生长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是幸运的，我们能看到连孔子和司马迁都没有看到的甲骨文和简帛金石，这使我们有机会超越顾炎武、王夫之[2]和钱大昕[3]，更有机会超越处在动荡不安中的民国学人。如果我们心存疑虑，那就是我们对新学问的畏惧，对新研究方法的陌生。真正的学术研究，本无所谓师法家法，学术是靠兼容得以发展，学问是靠博览而成格局。要形成兼容并包的品格，要改变“文人相轻”的恶习，先想想自己能不能让别人把话说完，再展开滔滔不绝的评论？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书影清·钱大昕书七言对联

有人羡慕大师都成名于现代学术建立的民国时期，他们一本专著就奠定一个学科，一篇论文就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而我们虽然著作等身，却赢不来尊重和承认——人文社会学科著作的价值，需要时间沉淀才能显示出来，当堂博得喝彩的是歌星而不是学者。真正的学问研究是孤独寂寞的，是要坐冷板凳的。太学是“带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正道出了学者的清苦和责任。自古大学问家都有憔悴的过程，才有灯火阑珊的热闹。现在看那些声名赫赫的大师，有几个能像现在的学者那样，电视里谈天论地，杂志上说古道今，会议上高谈阔论，网络上评头论足，教室里指点江山——如此宣传，仍不能成名，那只能反思自己的学问和人品了。

王国维像

陈寅恪像

赵元任像

王国维纪念碑[4]

假如我们把费孝通、启功、张岱年、钟敬文、程千帆、张中行、季羡林、任继愈等先生们的故事集合起来，总会在字里行间读到他们在资料使用上的严谨，在论点发表时的谨慎，没有华而不实的高谈阔论，没有咄咄逼人的架势。读他们的论文，仿佛在思想的园林中游览，曲径通幽，错落有致；又仿佛与智者对话，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深奥的道理在浅显的白话中一览无余，杂乱的头绪在清晰的思路中井然有序。有个学生说有些论著，读时硬着头皮，读后直挠头皮，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他，不要以为让别人看不懂就才是真学问，别人看不懂说明你没写清楚，没写清楚实际是你没想清楚。

西南联大纪念碑[5]

西南联大纪念碑，位于南开大学

一个大师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代学人，他们的逝去，是一个时代结束，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我们无法替代他们，但我们总要超越他们。学术是累积中发展，文明是在演化中进步，我们感叹大师离开的同时，更要相信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出现未来的大师，如果我们不是，那我们更要努力，使我们的学生中有人成为大师。我们何等幸运，有机会作为大师的学生，还有机会成为未来大师的老师。

[1]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师。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要，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

[2]王夫之（1619—1692），又称王船山。《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资治通鉴》后，约历经十年所精心撰写的史论。

[3]钱大昕是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研究领域广博到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等多方面。

[4]正面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面书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做挽文，尤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点明了王国维乃至一代学人深刻的精神力量。1925年，清华大学曾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虽只存在了短暂四年，但却开创及奠定了近代国学研究的至高格调。

[5]位于云南师范大学东侧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所谓“联大”，即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第五章　读书

人类文明的传承来源于学习。一般来说，学习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学习，一种是间接学习。直接学习在老师、长辈或者其他同学与朋友的言传身教之下进行，这种学习方式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亲身体会，直接获取知识。但是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即对客观条件要求很高，需要一个高明的人为自己指点。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学中医的人没有一个优秀的医师来辅导自己，学习绘画的人身边没有绘画名家为自己指点迷津，喜欢养生的人没有遇到很好的养生家做指导，学习的质量和效率一定会受到限制。

那么，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间接学习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是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有些失传的知识和技能，因为在古书赖以保存，这些保存在古书中的经验，我们称为间接经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可以跳开现实的生活圈子，进入另外一个知识体系、或者另外一个空间中去，如遥远的古代、遥远的国外。中医里有很多医术现在已经失传了，所幸的是，很多医书比如《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中还保留着大量的医理、医术。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我们可以还原古代的场景，于其中汲取中医的养分。再比如，儒家学说已经延续了几千年，虽然它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至今，曾一度中断，但是近些年又重新兴盛起来，它对于构建社会秩序、家庭关系的重要价值又重新显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儒家的典籍一直存在，我们可以通过保存下来的经典对儒家学说进行诠释，并重新了解。从这个角度上说，读书可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己的学养，提升自己的襟怀。

第一节　为何阅读

既然阅读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阅读呢？

一般来说，阅读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学习型阅读，一种是兴趣型阅读。学习型阅读的目的是拥有知识、学会本领，这一点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从小学到大学的课本及其相关的拓展性书籍，都是我们必须要阅读的。例如，我们在物理课上学习有关电路的知识，知道了通过电源线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电源线的额定电流，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化学课上，老师会告诉我们明矾中含有铝元素，食用过量会导致老年痴呆等病状，所以在油炸食品中要慎用明矾。这些教人们掌握的，都是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技能，是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尤其对于我们来说，读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得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所以必须要有学习型阅读，培养立身之本。

兴趣型阅读，则依据自身的爱好来选择书籍进行阅读。在学习型阅读的基础上，我们不妨培养一点兴趣型阅读，比如浏览画报、杂志、网络文章等。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技能的增加，尤其在这个人工作稳定之后，兴趣型阅读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它可以作为精神食粮充实人们的心灵。我们知道，古人往往信仰鬼神或者宗教。比如王维，他晚年每天上朝回来后都在家感悟佛理，这是一种精神的支撑，有了这样的精神享受，生活才会充实。现代人如果没有这些作为精神支撑，常有空虚之感，就更要培养一种兴趣，否则生活会十分枯燥乏味。兴趣的方面很广泛，可以是读书绘画，也可以是养花鸟虫鱼、写字练剑等。我们要围绕自己的兴趣，读一些相关的书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这样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到自己的兴趣上来。比如有的人喜欢书法，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法名贴，时常练习；有的时候还可以读些有关中国书法名家的传记，或者是书法发展的历程、派别以及各家之所长，等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就有不解的动力去获取教益。

围绕着自己的兴趣展开阅读，不但可以学习知识，还能够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有个成语叫“心灵手巧”，“心灵”和“手巧”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培养了某一方面的兴趣，并且一直坚持下去，也就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全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这样既能够活动身体，有益于身心健康；又可以锻炼大脑，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学习型阅读和兴趣型阅读代表了不同的目的指向，我们应当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定侧重。对于我们来说，应当以学习型阅读为主，兴趣型阅读为辅，既要掌握基本的知识，又要培养一定的兴趣，同时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对于老年人而言，则主要采用兴趣型阅读的方式，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一、读书目的

读书有不同的目的，或为立身而广泛阅读，或为拓展思维而补充阅读，或为迎合兴趣而有选择地阅读。阅读的目的不同，可供选择的书目也有区别。比如有的人要了解历史，就要读一读史书；有的人想放松心情，可以读一读散文。反过来说，不同的书也适用于不同的阅读目的。诗歌可以体悟情绪的细腻，散文可以放松心灵，如果我们拿着史书去感受自然，带着学术著作来放松心灵，那就是缘木求鱼了。所以，我们要根据目的和需要，对浩如烟海的书仔细甄别，到底该读那些书呢？

一是必须读的书，主要是课本等一些基本的书籍。从这些书中我们能够学到基本知识。现在有些大学生不愿意读课本，仅仅是在上课的时候记笔记。这样一来，这些同学在大学四年中就没有读过必读书，这是很可怕的。毕竟老师讲课的内容都是从书中升华出来的，而课本中的知识才是最基础、最系统的内容。我们一方面在课堂上掌握知识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也要有意识地在课下扎实基础，巩固自己所学。两方面都要用功，才能将知识融会贯通。如果只重课堂所学而忽略课本内容，那么学到的知识也不会牢固。家长也要注意培养孩子读课本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再培养孩子其他方面的兴趣。

但是我们也常常发现，孩子往往不愿意看课本而愿意读课外书，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课本和孩子的生活脱节。课本内容讲的都是和小孩子没有关系的事情，孩子会觉得它距离自己很遥远，和自己无关，自然不会感到兴趣。但家长对此也不要过于担心，小孩子有读课外书的习惯，说明他愿意读书，只要愿意读书，我们就可以引导孩子，培养他们的兴趣，从而让他们有意识地增加阅读量。

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不愿读书，而只愿意看电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说，喜欢看电视的孩子和喜欢读书的孩子，很有可能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习惯。那么，看电视和读书的区别何在？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这是因为现在的电视剧不是开放式、互动式的，而是强制授予式的。当我们锁定了某个频道，电视就会单方面向我们传递信息，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不能作任何选择。而读书的时候，人处于主动求知的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有选择地阅读。另外，电视的特点是通过图像传播信息，在进入电视情节的时候，人常常会出神，比如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甚至连喝水都顾不上。精力过分地集中在电视画面上，人们就会不愿意动脑，而是将整个心灵置之于电视情节中，这样一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思考。读书则不然，它可以引发人的主动思考。比如我们在阅读中看到不认识的字，会查字典，也会不时地停下思索书中的内容。总之，主动求知和主动思考是读书区别于看电视的两个特点。常常读书，才可以培养小孩子的求知欲望和思考能力。

二是应该读的书，即扩充能力、提高修养的书。这是建立在必读书籍基础之上的阅读，会影响人的发展。有些人学习非常好，但是知识不够灵活，原因就是这个人仅仅读了必读书籍，而没有读应该读的书。具体来讲，就是只读了课本，而课本之外的知识了解甚少，这样的人往往考试成绩很高，但是对风土人情、历史哲学等课外知识比较欠缺。应该读的书有哪些呢？比如，我们上学使用的课本，它们都有一些延伸性阅读。我们在课本中学到一首诗，而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往往是课本中没有提到的，这就可以查阅相关书籍进行了解。再比如说，中小学课本中有很多四大名著的选文，它所节选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段，不能代表作品的全貌。而作为老师和家长，就要有意识地在课堂之外，给孩子补充一些和作品相关的其他课外知识。

培养孩子读书要注意环境影响。很多孩子在家中学习不如在学校学习用功，原因就是家庭的学习氛围远远比不上学校。读书也是如此，有的家庭藏书很多，但不论藏书量有多少，家里读书的环境氛围还是比不上图书馆。所以，我们要时常带着孩子到图书馆这种读书氛围浓厚的场所读书，这样一来，孩子读书的效率会更高。另外，小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模仿别人，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他自己也会学着去做。有的家长可能觉得同时培养两个孩子比培养一个孩子要容易，让两个孩子一块背书，比谁背得快，那两个人一定会积极背诵；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可以学习的同伴，他就很难有这种状态。图书馆正是给孩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小孩子看到图书馆中有很多人在读书，他自己也会不自觉地静下来学习。除了环境氛围的熏染之外，到图书馆读书还有一个好处，即是纪律的约束。因为图书馆规定禁止大声喧哗，禁止吃东西。有了这种纪律上的约束，小孩子很容易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家长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自己辛辛苦苦挑选给孩子买回家的书，孩子却不感兴趣。我们要相信，孩子有他自己选择书籍的本能，作为家长和老师，只要指导孩子怎样看书就好。图书馆有很多我们平时买不到的书，而这其中，就可能有孩子感兴趣的，所以家长带孩子去图书馆读书，也就同时给孩子提供了更多可阅读的书籍。

有些家长总责怪孩子学习不好，怪孩子不听话，可是家长自己，也应该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家长读一读孩子的课本，知道孩子学了哪些知识，就容易和孩子有共同语言，更容易引导教育孩子。比如有的家长对孩子说：“你们学过的一篇课文，我也会背。”然后就给孩子背一遍，孩子一听，会很惊讶：“你也会背我们的课本？”这样，孩子会认为家长和自己站在一个层面上，觉得很亲切。所以，家长应该读一读孩子的课本，根据课本内容选一些书籍让孩子去读。比如课本里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那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莫泊桑是什么样的人；课本里讲“春天来了”，我们可以找一些有关春天的散文给孩子读一读。这些看上去烦琐，实际上是在培养孩子的延伸阅读，也就是应该读的书，对于扩充孩子的知识面是很有帮助的。

三是感兴趣的书。我们在完成前两个方面的阅读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读书。曾经听到一个家长抱怨说，自己的孩子都已经上高一了，可偏偏还是喜欢火车。在网上看到火车的图片就收藏起来，商店里看到有火车模型，也要买下来，凡是有关火车的玩具、书籍等，他都想要。其实这是非常值得鼓励培养的兴趣。对于像这样的孩子，家长就可以鼓励他研究、钻研火车的原理，培养一个设计火车机车，或者设计轨道交通的科学家，不是很好吗？有的家长可能会说，这样不符合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可是家长应该明白，很多孩子并不是按照父母的要求来发展的。俗话说“因性而练才”，意思就是根据学生的性情培养才能，家长培养孩子也应当如此。孩子喜欢火车，就试着鼓励孩子钻研火车的原理；有的孩子喜欢叙事文学，就可以让他多读些小说；也有的孩子喜欢花草，那就可以让他读有关植物的百科全书。总之，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读书，尽量避免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向、强制孩子读他不喜欢的书籍。

因此，必须读的书，传授给我们的是人生的基本知识，让我们明白社会的基本道理以及自然现象和规律，能够在社会立足；应该读的书，是在必读书的基础之上的扩展性阅读，丰富一个人的知识素养，避免我们的知识过于狭窄；感兴趣的书，可以针对我们自身的喜好而选择，根据自己的爱好，认真钻研下去，成为可用之才。

二、读书境界

同样的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完以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获，正如我们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是《红楼梦》，也会有“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的现象（鲁迅《＜绛洞花主＞小引》）。因为他们读书的层面各有不同。那么，我们读书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呢？

读书有四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知识，即书上说了什么。小学阶段，我们读书的主要目的是长知识。人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掌握新的知识，尤其是当今社会，知识非常丰富，甚至可以说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如果我们不随时学习，社会中的很多基本知识就不能掌握。所以，读书的第一个层面是读知识。我们首先要思考书中说的是什么，比如在《论语》中，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我们先要逐字解释，知道孔子说的是什么，所谓“因字求意”，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做的目的是求真。我们不仅能从《论语》等古籍中寻求知识，而且在证券投资、法律、金融、工业和历史等书籍中也能学得各方面的知识，比如什么叫股市基本面，什么叫期货，清朝有几个皇帝等，这些都是知识的范畴。所以说，理解字句的含义、获得知识属于读书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本的层面。

第二重境界是见识，即书上说的是什么意思。在获得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知识提升为见识，即不但要知道书中的知识，还要探求其中的道理。比如在《论语》中，孔子讲什么是“孝”的时候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父母只担心他的身体”，如何理解呢？原来，所谓孝心，就是让父母只担心孩子的疾病，并不担心他的言行举止。言外之意，孩子的言行举止要让父母放心。古人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生死疾病在于上天，言行举止在于自己。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很多大学生是都在外地求学，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往往会问一句“身体怎么样”，因为身体情况并不是个人因素所能左右的，而其他有关言行处世之道，父母如果对孩子放心，就可能不再过问。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孩子总是让父母为自己会打架斗殴而担心，那这个孩子岂不是不孝？所以，孔子要求学生要把握好自己的言行举止，让父母放心，这就是孝。总之，读书一定要明白书中的道理，将知识提升成为见识。

第三重境界是才识，即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读书，不但要知道书中说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要求“法”，探求书中的文法或者知识的法则。读书要由理而知世，通过书中的道理洞悉世界的规律，这样就具备了才识。我们常说一句话，一个人读了那么多书，最后还不如没读书的人。这样的人虽然在书中见过各种高人，有经商的，有当官的，但是他不知道人家是怎样致富、怎样成为名相良将的，那可就白读书了。有的人书读了不少，可是不通情理，这些都是没有把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识。举例而言，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是自己不想做的，不要勉强别人去做。知道这些，仅仅看到了这句话的表面意思，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孔子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文化中常常提到“修养”，修养可以让一个人学会平等交流，学会“利他”，在交际中让对方感到愉快。有修养的人常常会安慰他人、帮助他人，久而久之，自己的心胸会变得开阔起来，修养会得以提升。由此说，朋友的关系再好，也不要轻易勉强别人。

第四重境界是胆识，即还可以怎么说。这是在知识、见识、才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谓胆识，就是知道自己理想中的言行举止，由古知今，由人知己。把读书的习惯变成修养，变成与人交往的习惯，首先要知道别人的观点，然后从中了解对方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并从中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在开始读书的时候，讲求的是知识、见识和才识，然后将这些变成自己的修养和才学，从而再运用于社会生活中。比如我们读《水浒传》，有的人认为这是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不同的人观点各自不同，我们了解了他人的观点，树立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这部小说的，这就是胆识。有胆识的人完全可以明白他人的观点以及他人这样说的原因，并能够明白其中的不足，加以纠正，立一家之言。

读书一定要达到这四重境界，不但要知道书中的知识，还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更要把这些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己变成知识的一部分，最后要上升到胆识，树立自己的见解，确立自己的行为处世方式。这样，读书才算真正有所收获。

四大名著书影[1]

三、读书方法

现在的书籍很多，新书往往不计其数而且种类繁多。对我们来说，不同的书籍，其分量各有轻重，有的书适合精读，有的书适合闲读，总之各有各的不同。我们读书，除了要学会选择书籍，还要学会使用不同的读书方法。

一是因兴趣而闲读。我们平时涉猎的很多课外书都是如此。闲读的优点在于记得牢固。在兴趣的引导下，人们读书往往能够心领神会，记得也更牢靠。不论是修身养性，还是拓展知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闲读。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在人际交往中会显得越来越重要。睿智的人的话不在多，在于能否一语中的。我们读《论语》，每天读几行，读完以后要琢磨其中的道理。让自己学会常思考。凡是经常思考的人，大脑就会变得灵活，心灵则手巧。手巧则心更灵，二者是互通的。闲读，需要培养兴趣，有的人喜欢养花，有的人喜欢烹饪，有的人喜欢诗词歌赋，只要建立某一方面的兴趣，就可以读相关的书。养成闲读的习惯可以提升我们的修养。

二是为博览而泛读。闲读要求人们静下心来读书，并不求多。泛读则要求我们一目十行，大量地浏览。现在图书馆的书都是按照类别划分，我们应该时常到图书馆看书，首先把自己专业的书籍浏览一遍，即使不能全部读完，也要对这个专业的书籍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好比逛市场，我们到市场走走，就能知道这里都卖什么东西，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去买。读书也是如此。首先要对这个专业的书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针对性地深入阅读。很多人不愿意逛书店或者去图书馆，总想走捷径，考虑找某个方面的书读一本，就不用读其他的书了。上面提到过，有些基本的书是必须要读的，这就是要先博览。

三是为求深而精读。如果仅仅泛读而不精读，那么我们的知识就会博而不精。好比钉钉子，没有把钉子钉进去，而只留下个麻点，这是泛读；精读就是要认准某个点，把钉子钉进去。

所谓“精”，首先是要精益。张之洞说他自己读书的时候，有一字不通便停下不读，一句不懂也不读。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这就是求精。精读一定要有“啃”的工夫，我们有时候称读书为“攻读”，这是因为，古代制玉叫“攻”，在玉上凿孔一定要对准固定的一个点用力，直至凿透，这和读书十分类似。我们也常常提到“专家”两个字，也是指要在某个行业上有其独到之处。精读的人，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方面，比如有的人喜欢火车，那就可以钻研火车，从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入手，逐步展开，如火车用的钢材、通信系统、供电系统，以及制动技术、铁路管理等相关知识，都会逐渐明白。

其次是要精纯。这指的是对书中知识的熟悉程度。有些事情我们不用准备，就可以娓娓道来，就像介绍自己的家，不论从客厅开始讲，还是从厨房开始讲，都能够讲明白。读书也是一样，如果对书中相关的知识，不论是带着稿，还是脱稿；不论是从头讲，还是倒着讲，都能讲明白，这就达到了精纯的程度。我们一定要精读一些书，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四是为提要而摘读。前面三种是日常读书的主要方法，而对于想要做研究的人，就需要参考第四种方法。很多书我们读完以后很容易就忘掉了。但对于其中经典的语句，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记录的方法有三种：第一是脑记，一般是死记硬背式的记忆，像小孩子背唐诗、中学生背课文，往往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反复的复习。第二是心记，心记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有些知识不宜使用死记硬背的方法记下来，这就需要我们总结其中的规律。比如二十八宿的名称、地理歌诀等，都是古人根据现有的材料加以组织编排，方便记忆，这就是心记。第三是手记，就是摘抄。读书的时候要做摘要，或是记录精彩句子，或者总结某个段落的主旨。有些读书人随时带着笔记本，将问题分类记录下来。古代很多学者做资料卡片，也是摘录的方式。

五是为深刻而抄读。历史上很多学问名家都是用这种方法。比如苏轼抄写过《汉书》；明朝有个人叫张溥，他在读汉魏书籍的时候，就把汉魏的作品抄录下来，根据作者进行分类，并做了提要，后来编成了一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曾国藩读书的时候，看到好诗也抄下来，后来把这些诗汇编成一本书，叫做《十八家诗钞》，这些都是大家读书的方法。还有的人读完书以后把抄录的书烧掉，再重新抄一遍。现在很多著名的学者，也都有抄书的经历。几位历史学家曾经把《二十四史》输入电脑里，他们虽然不是手抄，但也都是用五笔输入法一字一字地输入进去。输入过程同时也是记忆的过程。这些老先生的知识都印在脑海里，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肯下工夫，能把书抄一遍，记住的知识也会更多。

六是为学文而朗读。我们学习唐诗宋词，一定要朗读，这样才能感受其中的音律之美。有些同学习惯在早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只要大声朗读，其中的音律之美自然就能感受到。朗读要找音节节奏感强的作品，除了诗词之外，老子的《道德经》也是不错的选择，诵读《道德经》，既能锻炼心神，又能感受前人的生存哲理，何乐而不为？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总结读书的要点时说，要“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具体来讲，就是要身体端正、衣着整洁、几案洁净、书册整齐，并且还要字字读得响亮、读得精准。朗读的次数多了，知识自然会记在大脑中。

七是为巩固而温读。温读是把我们原先读过的书重新翻看，为了巩固前日所学而阅读。孔子有个学生叫子夏，是孔门学生中最博闻强识的一个。他在总结自己的学问时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论语·子张》）。就是我们每天要知道自己学会了哪些知识，每个月都要重新温习，温习的时候，要重点翻看读书时记录的摘要。久而久之，大部分知识自己都见识过了，记住的知识会越来越多，值得自己抄的也就越来越少，书就越读越薄。

八是为研究而校读。如果想钻研某本书，就要把这本书的不同版本放在一起同时阅读。比如《道德经》，起初人们用的是三国时魏国的王弼注释用的本子，王弼自幼多才，曾经为《道德经》、《周易》等做过注释。后世人们读《道德经》，用的就是他注释的版本，称之为“王注本”。再后来人们在敦煌发现了用帛书写的《道德经》，这和王弼注释的本子有些不同，叫做“帛书本”。另外，民间也流传着一个版本，是一位叫河上公的人注释的《道德经》，原文和注释与前两种版本也有差异，人们叫它“河上公本”。20世纪，马王堆汉墓考古挖掘出来一批竹简，上边写着两种《道德经》，字句大体相同，但仍有出入，这又和上述三个版本有不同之处，人们把汉墓出土的版本称之为“出土本”或者“汉墓本”，又细分为甲本和乙本。这样一来，《道德经》就有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字句各有不同。如果想钻研《道德经》，就要把这几个版本综合起来读。发现问题的时候可以比较不同版本的解释，择优选用。校读几个版本的目的是为了持中，把书读明白。

帛书《老子》，约为西汉时期作品

明·文徵明《老子列传》

九是为专题而分读。分读就是分类阅读。有的书内容太多，读起来不方便，这就要采取分类阅读的方式，每次读书只考虑一个问题。苏轼称这种方法为“八面受敌读书法”。比如读《论语》，可以只考虑孔子是如何谈论孝的，找出有关孝的段落通读一遍，有关孝的问题也就清楚了。再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汉代地理，可以把《汉书》中涉及地理的内容翻看一遍。这就是分类读书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够让人把一个问题考虑清楚。有时读书不一定要从头读到尾，能够把主要问题解决也是可以的。

十是为详备而合读。合读是把不同的书放在一起读。这和校读不同，校读是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放在一起阅读。合读是把不同种类的书放在一起阅读。比如我们要了解孔子，那就首先要读《论语》，因为《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而成的，是了解孔子的第一手材料。另外，《礼记》中也有很多关于孔子的记载，但是内容多为战国时期人们的言论，有些是后人杜撰的，自然不如《论语》的可信度高，所以在读过《论语》之后，可以阅读《礼记》。除此之外，还有《孔子家语》、《孔丛子》、《周易》、《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古籍，它们中都有不少关于孔子的言论，反映了不同人眼中孔子的不同形象。把这些书都依次读过，我们就会对孔子的形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四、读书次序

一般根据兴趣来读书，无所谓次序，只要自己感兴趣的书籍，都可以读。但作为一名大学生，还是要注意读书的次序。这里以经、史、子、集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读经。经书是儒家的经典，后来也包括佛教经典。读经书要明大义，通训诂。经书字字如金，流传过程中很少发生变化，因此首先要明白书中的道理。其次经书的注解很多，读经要通晓每个字的含义。儒家有《十三经》，但我们很难坚持把《十三经》读完，那么，阅读的时候就要有选择性。根据张之洞的说法，《十三经》中有两本书可以作为入门读物，第一本是《诗经》，一天读一两篇，时间充裕了可以多读，时间紧张了可以少读，但不要求快。因为经典就是要求精，一字一字地琢磨。第二本是《礼记》，礼记的语言比较浅显。古人多以这两本书为入门之书。如果有兴趣，大家还可以读《周易》。但自古至今，能够精通《周易》的人很少，为之作注的人却很多，每个作注的人都有自己的说法，结果造成《周易》的注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人很难读通。我们读书还是尽量从《诗经》入手。《诗经》容易理解，其中的很多句子都很有文化气息。读过这些书以后，还可以读《论语》和《孟子》。

《十三经注疏》[2]，明毛氏汲古阁刻本

就佛经而言，重在读《心经》、《金刚经》和《坛经》。《心经》只有200多字，也不要求快，读完尽量能够背下来。《金刚经》的字数也不多，可以泛读。读佛经的话，一定要先把《心经》和《金刚经》读明白，在此基础上再去读《坛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否则很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分不清孰是孰非。读这些书不一定都是出于学理，有的人也可以出于养生的目的去读书。

清·傅山《金刚经》

东晋·王羲之《佛遗教经》（局部）

第二，读史。读史书的目的是要明兴衰，知谋略。一个家族、一个国家的兴衰都记录在史书中，我们读史书要明白历史沉浮。读史书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要能够钻研，做到“一字不通，下句不读”，这需要耐得住寂寞。二要不仅仅局限于读故事，而且要身临其境，把史书变成自己的见识。三要思考几个问题：首先，书中人物的发展轨迹，比如历任几朝、担过哪些官职、优点和缺陷是什么，等等。史书往往都是纪传体，这就有助于我们把问题思考明白；其次，要学会身临其境地思索自己处在历史人物的位置上时，应当何去何从。比如《汉书》中记载汉朝初年，国势较弱，匈奴入侵，我们可以想，如果我们自己是当政者，应当如何面对。读史书一定要置身其中，在书中学会处理问题，回到现实中遇到类似的问题就能够施展才能。

敦煌写经《妙华莲花经》

敦煌写经

孙子兵法书影

第三，读子书。读子书见精微。子书都是历史上有见识的老先生们的作品，我们读子书要注意作者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比如王阳明和朱熹、墨子和韩非子、或者《孙子兵法》和《六韬》，这些书对同一个问题往往有各自独到的见解，读子书注意发现区别、认真思考。

第四，读集部。集部都是文学作品，读这些作品可以修养性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首先要知道作者表达的情趣是什么，比如屈原的孤独、李白的潇洒、杜甫的热忱、苏轼的旷达，等等；其次要培养自己的雅致。写诗词歌赋的人一般都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比如磊落的人可以读辛弃疾、淡泊的人可以读陶渊明、洒脱的人可以读苏轼、独出心裁的人可以读李白等。在集部中，总能找到和自己心气相符的人，读他的书仿佛听他讲话，与他交友，在不觉中提升自己的胸次。

希望大家能够对读书有所了解，把自己变成一个读书人，远离世俗的喧嚣，静下心来投入到书籍的宁静角落，通过读书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修为。

《四库全书》书影[3]

[1]《三国演义》是历史的悲剧，《红楼梦》是文化的悲剧，《西游记》是性格的悲剧，《水浒传》是英雄的悲剧。

[2]“十三经”分别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3]该书成于清朝乾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因分经、史、子、集四部而得名。

第二节　如何阅读

所有的学问都是自读书开始，欧阳修言：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劝学》）

修养德行以努力学习为先，要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好，要想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要在工作中独当一面，要想事业、家庭、收入等都尽如人意，还要靠自己学习积累的知识来支撑。而学习是以读书为始的，立学之“立”要专注地用到读书上面。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也说：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平时不读书，连说话都能显露其浅薄的素养，更遑论要求自己事事尽如人意了。读书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要把它视为生活的快乐。如陶渊明《与子严等疏》中的那句名言，“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人就是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在读书学习中有所心得，该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读书而忘食确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读书有益自不待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谆谆地教导自己的孩子：

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

要想广交良友、结识高才，以及欲求明晓人事、眼界开阔，不读书是不行的；就仿佛想求饱食而不愿意动手做饭，想求暖和而不愿意动手裁剪衣服一样，人不能如此甘于懒惰愚蠢。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尤其是一般的凡人，所能接受的直接经验太少了，很难遇到那些大家、名家来时时指点自己。这就要求我们想要提高自己的见识，要想了解历史、人性、现实，要想知道为人做事的道理，就一定要在前代传下的经籍中汲取养分。东汉王符《潜夫论·赞学》中就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就好像工人想做好工作就必先磨砺自己的器具一样，士人们若想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社会的理想，变成一个时代所有人的理想，自己就先要读书。不读书，见识达不到更高的层面，不说提不出高远的理想，即便是提出一些理想来，自己也不能知道如何来实现。读书以明义理，增长见识，深察社会的运行，才可提出完善可行的理想，才能带动天下众人来跟随自己一起从事。所以要想做一番事业，现在就要开始读书、思考问题，当把一门专业知识掌握的时候，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领。“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宋·赵恒《劝学诗》）。读书确实可以改变自己的现实命运。

读书的目的不一定就是做学问、做研究，你要把读书中见到的资料，变成真正自己的东西，用到实在的层面上来，不但利于解决自己的物质生活问题，就是再做任何事情，都能游刃有余。所以说，要在书中找寻一种方法，找寻一种思路，可以让自己凭依并运用到生活中，从而形成自己的能力优势，这才是真正的读书。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

读书要用心读，就看能否把它用到恰当的地方，无尽的知识都能学以致用，又何愁没有千钟粟、何愁没有黄金屋呢？不然，再努力也总归是劳而无功，是死读书的书呆子罢了。所以说，要读书就要懂得读书的要领，故而，我们要学会有效的读书之法。

1 2张之洞书法

3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书影[1]

一、专精

所谓专精，就是既然读书就要能够钻研进去，最深入地理解透彻一些最基本的典籍。魏晋时期的大学者王肃，他讲：“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书就是要拿来翻来覆去地读，一些基本的典籍要放在手头，反复地翻阅。我们前面也讲，像《论语》之类的很经典的书，每一次阅读、不同年龄阶段去读，对其的感觉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是要逐渐领略其中道理的。

比如我们读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第一遍读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阿Q太可笑了，第二遍读的时候就觉得他又非常地可怜，第三遍认真读的时候，才发现鲁迅写的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角色，我们眼前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就有着这样的特点。等到第五遍、第六遍阅读，你就可以感觉到鲁迅先生写的就是我们自己。读书一定要专精，一个人如果能够把本专业内最经典的十本书读透彻的话，学问就很有根基了，就为自己以后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做学问就像建造一个金字塔，底座一定要开阔，才能建得高大宏伟，这是广博涉猎的要求；而专精读书，透彻地理解本领域内最经典的著作和理论，就好像建这个学术大厦的钢梁和支柱，没有这些东西来做支撑，也很难让自己的学术大厦巍然屹立。

读书亦有选择。不要去钻研那些貌似高深，实际上不知所云的书籍。真正被大家公认为经典的书并不是那些使人读不懂的书，而往往是语言非常浅显、道理非常深刻的书籍文章。只有那些贴近于人性实际的书，才能使人读起来深入进去，因为语言做到简易，又能把道理说透，是以己昭昭使人昭昭的能力。书写不明白，证明其自己亦不明白，欲使人乐于读都不得，又哪能使人得益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语言的深刻不一定就是思想的深刻，真正的深刻应该是语言简单和内容丰富的一个叠加，只有这样的书才能把一个领域、或一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阐释得清楚明白，也才是我们要选择阅读钻研的书。

读书专精，首要是循序渐进。“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这是朱熹《性理精义》中的话。要求专精，首要则是从最基础的书读起。对一领域、一学科最基本的理论没有理解掌握，就开始涉猎很高深的或很末梢的书，最后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歧途。学问正如大树，有根本之学，也有很多的枝丫和末梢之学。我们要了解这棵学问的大树，首先要看它的主干、根本是什么，然后再看每个枝丫，乃至每个枝丫上的花或叶子。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当代研究者，研究的东西是这个学科里面最前沿的东西，但并不一定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只有循根本才能明源流、明发展，也才能去辨别、理解这些最先进的成果。也许有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从根本上、不是从树的主干上结出的花果，也许是剑走偏锋，也许是变异了他人已经成型的花果，这就可能直接影响到发展。读书要先读基本的典籍，把自己培养得根本厚实了，才能有所辨别评判，才能更好地吸收他人的成果来营养自己，这就是“循序而致精”的道理。

要专精，也有具体之法，即是我们常讲的：“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这话来自于朱熹的《朱子家训》。朱熹是大学问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其对人如何为学有很多精到的论述。

南宋·朱熹《大桂驿中帖》

第一，“心到”。要读书，内心里面首先要想明白为何而读。如果是为装点门面而读，就大可不必讲究什么专精；如果是为了功利而读，那也可以不必如此努力；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读书，是为了人生之事业而读书，这才是称得上“心到”。“到”就是真正领悟到了读书对于人的意义，“心到”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赋予于追寻实现的意义上，这样才谈得上专精。而在读书过程中，“心到”就要求我们要不停地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与理解。

第二，“眼到”。只要心到的人，读书的时候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东西来，“眼到”还是在心到之后的。有句话说“从无字句处读书”，读书的时候泛泛而过，快速地浏览一遍不是专精要求的眼到。用读小说的方法来读书，用曾国藩的话讲，就是书只能是看完的而并不是读完的。读书要眼到，就是要能领悟到他人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这样论述，再把书里面无关紧要的或是朦胧不透的地方抛弃掉以后，要能读出来整本书的背景与寓意。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话，听到耳中要琢磨它的意思，更深层的还要琢磨它的文化内蕴。眼到，不是看完一本书，而是要能看透一本书，这样读书才是真正读懂了。

第三，“口到”。“口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合上一本书后，要能够对这本书进行品评，能够把这本书的大致内容说下来。自己心里对于每一本读过的书，都要有自己的见解与评述，这是把书中道理内化为自己的过程。读书的时候要不停地思考，就是要读得精致些。每读完一页或一章，把书放下，自己想一想书中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哪些地方又是应该记住的，心里都要有一个判断，书的内容才能进入到自己的心中，能用自己的语言把整本书的内容概括出来，这就叫“口到”。当然“口到”也有别的理解，比如读书要朗诵，这都是讲的形式，最重要的还是要读完以后，能够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只能人云亦云。

朱熹在给陈师德的信中总结了自己的读书经验，其言曰：

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

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读书专精之法，首要的就是“循序而有常”，即是读书要先从基本的典籍读起，然后逐渐地深入。“有常”即是坚持的意思，专精之法更宜要坚持不懈才能有所成效。“致一而不懈”就是要抓住一点而不懈的钻研，要先把一本书读透，或者把书中的一个问题思考明白，如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就是在书中找到一个向深处切入的角度。要做到专精，还要能“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对于每一句每一字都是要细细思量的。尤其是中国古代儒家，包括佛教和道教的经典，其讲的往往并不是知识、技能，而是一种修养和行为、德行。

对于这些道理，要能好好的体悟才能领会，要在字里行间见到真义理才行。闻道而行之，一定要把领会的道理用到实践中去，只有这样，人才能有实际的提高，不要做夸夸其谈、好做空头文章而言行修养不好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故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就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运用这些道理。比如读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样的话，就要能去体会其中深蕴的高境界和大格局。如果总是想把别人踩在脚底下，自己也是难以树立的；只有合众人之力，个人才能够有所成就，人的力量只有集聚起来才能改变一个局部的环境，进而改变一个时代。

细细思虑之后能把这个道理想明白，运用于实际中，我们的心境、心胸能开阔很多，也利于我们行事。读书深悟道理，做到“心静理明，渐见意味”，这不但是读书而悟至理的意味，也是懂得人生意义的意味。“广求博取，日诵五车”是读书的初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做到专精，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去体悟、实践、运用，这才是读书的真正道理。

对于读书要专精，古人论述还有很多。朱熹在自编的《学规类编》里反复讲：“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苏轼谈读书之道时也讲：“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杂说送张琥》）所谓“博观而约取”，即是我们反复讲的“博学”，然后从中间找出有用的东西为自己所使用、所掌握。读书读得非常多，要对古往今来的人事都有认识与理解，渐渐地就能总结出前人成功的经验，能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成功很容易达到，这就是厚积薄发的道理。我们要多领会、遵从直接的指导，但更要依靠自己的领悟，来吸取书本中的间接经验。曾国藩教导自己的孩子，谓：“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曾国藩文集·家教》）就是要孩子读书时，仔细地琢磨每一个字词，把每一个句子都揣摩精透，这样的读书才是深入的。

张尔岐为明代学人，顾炎武赞之为“卓然经师”，其在《读书强记法》里开出了很详细的专精读书之法，详录于下：

强记之法，每读一书，遇意所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黏之壁间。每曰必三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揜卷，辄就壁间观所黏录，曰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黏壁既满，乃取第一曰所黏者投笥中，俟再读有所录，补黏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曰。一年之内，约得千段，数年之后，腹笥自富。

我们如果能够照此行之，“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境界是一定能够达到的。对于所读之书，一定要下这种精细的工夫，只有把至理都做到强记于心，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读书专精，要在自己有独立的精神，才能有所分别、有所取舍，读书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明末清初，被后人尊为“理学真儒”的张杨园在《养正遗规》中留给后世的笺言是：

洗心静气，以求其解；勿执己见，以达古训；勿傍旧说，以昧新知。

洗心静气方能做到心思纯净，称为“心到”，只有这样，才能把书中的道理切实的体悟明白。“洗心”就是要把心里面的杂念、污欲和成见都摒弃掉，这些都是读书的障碍。孩子们读书，一般都会记得很清楚，即使年龄渐长，那些知识也不易忘记。就在于孩子们的读书是没有功利心的，完全凭着兴趣来学。人在成年以后，阅历增加了，知识增多了，学问反而不能长进，就在于功利心、私欲心、成见心的阻碍。也许他人的观点、见解不及自己，但还应该在其中发现可资自己利用的东西。时刻想到超越他人当然好，心中要有这样一种理想，但在学习上还是要谦虚谨慎地对待每一个做学问的人、对待每一本书。先儒谆谆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做到“勿执己见，以达古训”，也是这样的期许。

读书不能先有成见，也不要固定了自己的认识与见解。读书做学问不能总是在和别人商榷，在批驳他人的观点。做学问最好在于自己立见，树立一种学说让别人来跟自己商榷，总是揪住别人的过失不放，就永远不能证明自己的高明。要想让自己的学问站得住脚，就要正面立论，多吸取他人的知识来完善自己的立论，才是正途。

读书要自树立，就还要做到“勿傍旧说，以昧新知”。一代有一代的学问，一代有一代的气象，故而一代要做出一代应有的成绩。那些被我们尊崇的发现，比如圆周率、小孔成像等，在当时确实是人类很伟大的发现，我们要记住这些历史功绩。但是当这些知识成为我们习以为常之说，成为我们自小学就要掌握的一些常识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作为知识的承继者，有责任把人类的认识向前推进。人类不能局限于狭隘的认识世界，为学者也一定不要局限于前人旧说，要敢于创新、敢于开拓。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发展艰难，还产生了“钱学森之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做研究者过分地尊从前辈们的结论，不敢、也没有能力去创新、去发展。我们可以学习前辈们的经验、精神、方法，尊重他们的人品和成果，但就是不能固守其结论。

人类认识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在推翻前人结论的基础上向前进了一步。只有不把原来的结论放在神圣的地位，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学问研究解放出来，才能做出新的成绩。周朝的时候，一种学问可以持续八九百年而不衰；唐朝的时候，一种学问或学说还能维持二三百年；而到了明清之时，一种学说能够维持一百年就很了不起了；到了现代，学术上的一个结论也只能维持十年的时间，之后就会被超越。因为人类总体知识增加得越来越快，人也是越来越聪明。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前代人的结论不能成为这一代人最终的结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发展，我们要竭尽力量、不懈向前。

二、广博

读书讲求专精，就是为了建立起自己学术基础的骨架，框架筑起来的同时，还要靠更为广博的涉猎来填充之。读书的专精与广博，是不可分的，专精使人学问之骨骼变得硬朗，而广博则将使学问之筋肉变得丰满。做一领域的研究，只读本专业的书是不够的，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追求触类旁通的读书。人只有触类旁通，方能在更高层面上写出更高立意的文章来，因为人的视角或格局，以及写文章的眼光，都会因为广博的涉猎而变得更加开阔和独特。

读书要求广博，首要者是要读全书。正如冯班《钝吟杂录·家诫上》中言：

读书当读全书，节抄者不可读。

“节抄”即是在一本书里找出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自认有益的东西，这样就能把书越读越薄。读书如节抄者，即是在读书的时候要思索，在心中概括出书中的意味，也可以记在书页的旁边。一本书读完，留下来也许只是十几句的心得，这已经是很难得的读书之法了。其次，是观其大要的精读。要求读古书经典的时候摘记名言，节抄意蕴深长的话语。

但这里讲读书不可专持节抄，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对专业研究者的一个要求。比如读唐诗，中小学生一般读《唐诗三百首》足矣；到本科阶段，就要读比较大部头的《唐诗选》，这还是“节抄”读书的阶段；而要想再深入研究的话，想以研究唐诗为安身立命的本领的话，就要把《全唐诗》[2]好好研读一下，这是做研究的基本要求。如果不通读《全唐诗》，就不能知道唐诗的全貌如何，做研究便是无稽之谈。就好比拿一片落叶，钻到屋子里面，以资研究秋天的景色，这是愚蠢的做法。或者说，不着眼森林而去研究一棵独木，越研究，思路就会越狭窄，我们要在研究一棵树的时候，逐渐关注到整片森林才行。读书亦是如此，广博就像秋天的景色、辽阔的森林一样，只有立意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富有层次感、更加深厚，成果也就更有价值。

《全唐诗》书影

读书欲求广博，就要有勤奋的精神，坚持翻阅大量典籍，万不能懈怠。明清之际大儒傅山在家训中言道：

读书勿怠，凡一义一字不知者，问人检籍。不可一“且”字放在胸中。（《十六字格言》）

读书中对于那些不认识的字，一定不要朦胧过去，要动手把它查检出来，日积月累，会发现不认识的字越来越少。如果把“且”字放在胸中，不但识字上懈怠，在探寻书本深意上也必定懈怠，不愿花费神思来细细地体悟。在读书为学上糊弄自己，这是很大的硬伤。做学问，不能放过任何一点疑问，有疑问就要立刻动手去查，查检的过程，也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比如，顾炎武的《日知录》中的每一句话，都有很深的背景，如果我们读的时候能把这些话语的背景还原、弄明白，在这些小题目里我们也能领会到很深广的知识。郑燮《淮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讲：“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过目成诵虽是一种能力，但真正的读书，并不一定都是要去背记，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在书海中泛舟求索。立志要做学问，或立志做一个博学的人，就不要以读书为炫耀能事，而是需要有沉潜下来的心境。

现在读书不成问题，书籍很多，要找书也很方便，知识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个人只要先把自己的心纯净了，足够努力地用心去读，知识自然就记在了心中，并不是非要有过目成诵的本领才行。我们要明白读书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读，要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有的人家境也许很贫寒，得到读书的机会着实不易，那就更不要浪费大好时光。我们看，那些武侠小说中描述一个人要想武功超凡绝伦，只靠在江湖上行走是不够的，靠整天的浮躁也是不行的，必须在一次失败之后陷入某种绝境，比如某个山崖之下，此时他往往会得到一卷武功秘籍。能够心无旁骛地凭着这本武功秘籍，耐得住寂寞而面壁三五年，然后一举成功，冲出江湖就会天下无敌。这些故事其实是我们生活的影子，要想超越他人，想卓然自立，就必须有这种陷入绝境也不懈怠、而面壁苦练的精神，认认真真地读书、求知识，早晚都会成功的。

要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分清读经典之书与读社会大书的区别。社会教给人的是待人接物之学，有时候就难免于俗；而读书是让你长见识、拓心胸，提高自己的立意和眼界，是让人向“雅”的地方进步。既然是读书，就要按照读书人的要求来规范自己，而不要模仿社会中人的习性。不要到最后书没读透，社会的人情世故也没有弄明白，雅既不成，俗也不成。最终，社会上那些熟知人情世故的人把你看作是书呆子，真正从事研究的人认为你不过是学问的爱好者、门外汉。读书不是装点门面用的，只有读到自己的心里面，才能改变自己的气质，才能提高自己的境界，才能真正地使自己对学问、对社会人事都能有真知灼见。

我们常言：

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格言联璧·学问》）

这就给我们一种警醒。读书广博，不在于你形式上买了多少书，走马观花浏览了多少书，关键在真正能领会其意味地读了多少书。人往往是在想读书的时候没有钱买书，有钱了却再不想买书、读书，这还是太过功利。我们要多利用公共的图书资源，不要以为图书馆里很多旧藏是无用的，只是到书店里追寻所谓的畅销书。以前的很多书，尤其是能被后人保留下来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经典之作。不能从图书馆众多的旧藏中挑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书，还是说明自己的眼光不够，这便要沉潜下来，多读多记。能把广博之书都装在自己的心中，这样的人确实如面壁苦修而成功的高手，在学问上、社会中是无往而不利的。

三、涵咏

读书要涵咏，有两个意思在里面，一个既是对书要细细地读，细细地品味，不要只是流于表象，“咏”即是细细地琢磨的意思。而深层次还有一个“涵”的意味，就是要把书中的内容以及书中的境界，都内化为自己的身心修养。读书涵咏，历来被视为人生的大有滋味之事。程颐讲：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只有深入体悟，才是涵咏的真正含义。

读书，总是要有一定的追求才能涵咏、培养出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见识。陆游认为：“读书本意在元元。”（《读书》）他认为读书的目的就在于追根溯源。每一本书读完以后都要能心存疑问，并能把疑问变成自己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和研究的动力。追根溯源，最终还是要我们能够通过读书来找到一种有意味的生活。

古人写书，大抵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书是用来表达的，人们用写书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情感或见解，文学典籍就是此类。第二种书是用来总结的，比如历代的史书，就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的规律。那些学术史，是总结经济的规律，法律的规律或者是物理、化学上的一些规律。第三种书是在总结和表达之外的，即是用来想象的。我们所读的很多作品，会给我们构建一个想象的空间或者构建一个思维的空间，而这种思维或想象的空间，实际上是当前很多科学所面临的发展的趋势。

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是无用的，但它在理论上或高层次的思维上是很高明的，是可行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用不到这些东西，但要从中去体会出它的寓意来，而不要用世俗功利的眼光去看待它。比如关于导弹的飞行、卫星的运行，包括地球的万有引力等知识，在世俗生活中是无用的，对某个个人来说也是无用的，但我们还得尊崇这些学问，因为它们在给人类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曾听一个学理科的人嘲笑学文科的，说：“你背一首唐诗，人家能给你一棵葱吗？”这就是俗人的眼光。我们要知道，有的知识可能对我们自己没用，但对整个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大用的。高端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都找不到它的用途，因为它们关乎未来；这就需要我们能去理解，如果我们都只是盯着眼前的利益，人类社会就不会再向前发展。为学者都在被时代选择着，也在被时代淘汰着，大浪淘沙方见真金，在这样的时候一定不能犹豫。我们读书为学，就是要思考关系重大的问题，要涵咏出书中那些关乎人类的真知，而不要把自己摆在很低、很世俗的层面。

宋代大儒学家杨时，世称龟山先生，他讲读书涵咏云：

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龟山集》）

要涵咏书中的意味，就要切身体之，做到心领神会。当读到很妙的道理，使人豁达、心胸开阔，自己就要身体力行这些道理，才能真正领略它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在不停地吸取知识与经验，但是成功者稀，就在于大部分人并不能切实实行。人往往不是被别人打败，不是被别人淘汰，而是被自己打败、淘汰的。自己定的理想、追求都坚持不了，更遑论坚持书中的道理，那就没有什么成功可言了。

读书要从容，因为古人视读书为高雅的事情，往往还要事先焚香、净手，以一种愉悦又不失严肃的态度来读书。读书涵咏要在“幽闲静一之中”，既是指读书要寻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更指读书者要有一种从容平和的心态，而后者才是主要的。陶潜诗云“心远地自偏”（《饮酒》），是讲心里面安静了，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随遇而安，在火车上、飞机上，拿一本书要能看得下去，而不被周围嘈杂的环境所干扰到。读书是修养的需要，是自我的需要，和做人是一样的，一定不要把它作为在人前卖弄的事情。只有把读书真正视为有益于自己发展的事情，进入一种专门为自己学习的阶段，才能静下心来好好地涵咏其中的道理，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涵咏，是超然自得的事情，是在表面之下探寻真正价值的事情，要把它作为一种读书的境界来追求。

我们讲“为学”时引用了很多朱熹的话，他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感兴趣者可以翻看一下他的《学规类编》，留心思考朱熹的教人为学之道。他讲读书，有一条即是讲涵咏的功夫。其言：

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意去体会，切不可粗心。

读书要做到“耐烦细心”，即是要反复思量、细心体察，对每一词、每一句的妙处都要仔细体悟。读书切记不能粗疏，否则就容易忽略掉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读书为学，耐不住寂寞、辛苦是不行的。实在静不下来了，就索性放下书本，好好地玩耍放松一次，让心思重新获得鲜活的状态。人只有在心思鲜活灵动的时候，才能克制、祛除杂念，专心致力于学，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涵咏，既然是深入体察书中妙理，必然是要超脱于言语文辞之上的。以上所引杨时之言“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就是此意。朱熹的细心体会之论，也在教人领悟细微之道。曾国藩称赞朱熹说：

虚心涵咏，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曾国藩家书·家教》）

“虚心涵咏，切己体察”这八个字，本就不是只专注于言语文辞所能达到的。明代袁衷循循善诱、教勉结合，以身立教而谆谆教育自己的孩子，他讲读书说：

汝辈读书，勿专守著词语，须逆其志于词之内，会其神于词之外，庶有益耳。（《庭帏杂录》）

要想读书涵咏，深味其理，就一定不要只停留在言语文辞的层面。而应该先做到“逆其志于词之内”，再“会其神于词之外”，才能有所受益。孟子有“以意逆志”论，即是讲读书的时候要思考书中言辞的道理，字面意思若何、深层意思若何，也要进行一番思虑。

四、体悟

中国古人说话都很含蓄，要善于从其含蓄的言语中揣摩出真意思来。古人说话含蓄，并不代表他们在朦胧其词，那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而已，要相信其中蕴涵着很深的真道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古人含蓄地来评判一个人的诗作，如果说到：“诗写得很不错，只是如能在格律上稍微注意，就更臻于完美了。”貌似很含蓄委婉的表达，其实里面有很强烈的否定。因为写诗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合格律，格律上还要注意的话，这样的诗基本上就是废品，还谈什么完美呢？

读书就要能读出书中流荡的意气，这才是应该涵咏的真正内容。而“会其神于词之外”，就更明白地指出了读书应该是品味、是体悟，要在言辞之外领悟作者的志向，产生对高尚风神的向慕。比如读李太白的诗，就要能体会诗人那种超越的心境，想到诗人孤独的时候与明月相饮，与青山对望，又是一种怎样高超的境界。人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最能见出其操守，在痛苦的时候最能见出其意志，在孤独的时候最能见出其境界。读书体悟，就是为了能从古人言语中多吸收有益的东西。明代学者薛敬轩在《读书录》中讲：

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以密其意。

“虚心”是体悟的题中之义，是讲人要抱着谦卑的态度去读书以明其中义理。近期美国总统奥巴马来中国访问，在上海做了一次演讲，其中谆谆教导我们要“谦卑”。奥巴马博士毕业以后，从社区的办公人员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很踏实地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一直强调“谦卑”，并且着重对青年学生们强调这一点，就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谦卑”在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谦”即是要谦虚，“卑”就是把自己放得低下一些，这是为人做事的一种基本态度。现在很多人都达不到真正的谦虚，尤其是年轻人，意气很盛，更没有“谦卑”的美德。我们做学问，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往往是喜欢批评老一代的学问家，读书的时候随意臧否他人的观点与成果。在为学读书上，不能做到虚心和谦卑，是难能获得什么真知的。有一句老话叫：“水低为海，人低为王。”海的地势低才能汇聚众水，人的姿态放得低一些，才能在众人中卓然自立。

薛敬轩还说：

读书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无节，则心反为之动。而神气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频数则必浊。凡读书思索之久，觉有倦意，当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时再从事于思索，则心清而义理自见。

人只有在心思鲜活灵动的时候，才能克制、祛除杂念，专心致力于学，才能涵咏书中的妙理。薛敬轩对这一点也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主要讲读书与思考的关系，实际上讲的还是如何能体悟到书中的境地。读书一定要思考，方能从书中发现问题，然而只是一味苦思，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烦闷。读书最要紧的是心思澄明，一味苦思而烦闷，就必然会干扰到原本澄明的心思。这就好比井泉之水，不停地去舀取，必然会导致混浊一样。一味苦思而烦闷，必然使人澄明的心思变得神气不清，这是读书最为忌讳的。读书思索久了，人就会有一些倦意，在这时候就要停下来，因为读书是高度的思维运转，是和高人对话的过程。

书有很缜密的，有很严谨的，也有很深刻的。读什么样的书就是和什么样的人在交谈，这就需要读书的人集中精力，读书是很耗神的，所以困倦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下来，给自己一个恢复的时间，可以到房间外面散散步，可以仰望一下云天，呼吸新鲜的空气。用薛敬轩的方法，就是要“敛襟正坐，澄定此心”，重新调整、端正一下姿态，等平静以后再来继续思考。这时候心思重新回到澄明的状态，对于书中的义理就能看得明白起来。我们发挥一下薛敬轩的观点，人们读书困倦，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思维劳累了，实际上是自己已经读糊涂了。对于那些复杂高深的书籍，读糊涂就是不能理清其中的思路，不能领会书中讲的大部分道理。这时候就要停下来，要回过头来想一想、看一看前面所读过的，把混乱的思路重新理顺之后，再接着读下去，切不可糊涂朦胧到终了。有时候也会碰到实在不能理顺理清的情况，那可能就是书的本身有问题，因为现在的书籍太多了，不一定都是值得我们花费精力去读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读基本的典籍，要读经典的名著，道理就在于此。

体悟，是要品其中的滋味、旨趣。陈廷敬为清代的大学者，是《康熙字典》的总裁官。他就讲：

读书须理会古圣贤言语行事。如理会孔子疏水曲肱，乐在其中；颜回陋巷箪瓢，不改其乐。此处见得一分，则心泰一分；见得十分，则心泰十分。能见其大，须守之勿失，渐次扩充，到纯熟处，则心无不足。心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

《康熙字典》书影

经典之书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神，因为其中的道理是贴近于真实人性的，是循循诱导的。比如读历史，历史上那些英雄的失意、凡人的悲惨，或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以及朝代的兴衰更替，都饱含了人生的大哲理，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涵养了心胸。读《论语》，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颜回能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读这样的话语，就觉得自己看到一分就能使心胸开阔一分，看到十分就能使心胸开阔十分，开始进入一种至高的境界。

读书就是要体悟出他人的开阔之处、豁达之处，然后使之成为自己的修为，久而久之就有了非凡的格局。凭此格局做事，富贵贫贱都不能动摇自己的志向与追求，方是成事业的坦途。曾国藩就讲：

读子书，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曾国藩家书》）

庄子的精神境界非常开阔，我们涵咏其书，就要领会这种精神，学会取舍，学会放下，人就能很快乐。而荀子讲的是约己修礼，涵咏其书，就要学会克制欲望，来培养完善自己的德行。不同的书有不同的滋味，是要善于涵咏出其中的独特之处来。

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

左宗棠手迹

左宗棠不但学问做得好，人也活得很明白。其言：

这是一种大胸怀。左宗棠读儒家经典，关注的是天地大道，是天下之人情物理，是要在涵咏儒家至理之中，培养出自己对时代的大担当来。他当年游历天下，心胸中也容纳了天下，所以能够真切领会到儒家经典中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意蕴。

有怎样的气度，就能在书中读到怎样的道理，读书和为人是不可分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道理。故而前人有言：

读经书儒书，须句句反之于身心，凡其切于己者，尤宜熟玩而默识；读文书经济书，须句句审读于时势，凡其切于时弊者，尤宜详考而熟筹。此为读书良法，不如是，虽胸罗万卷，不足多矣。

书中蕴涵的对于人生修养的指导，对于世事的深切体察，都要做到涵咏之、熟思之、切行之。眼中所见，一定不要是实在的典籍，而应视为见解、思想、方法、策略。比如读《论积贮书》之类的策论文，读王安石的疏或者书信，都要思考品味其人是如何用策略的，是如何谋划定国安邦的大计的，这才是读书的“良法”。

读书一定不要不求甚解，使知识与社会脱节而成为百无一用的书呆子。故而，我们读书要读好书，读大有经世之用的书，同时做到读书时心思活泼、格局开阔，通过不断地涵咏这些好书中的有益之处，使其中妙理又能反补滋养活泼灵动的心思，扩大人的格局气象。

[1]《书目答问》是本目录学著作，旨在解决“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开列的学习经、史、子、集等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

[2]《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汇集唐代诗歌的总集。全书共900卷，共2529人的42863首。

第三节　读书原则

大学生读书要学会“打桩子”。所谓“打桩子”，就是要针对某一个方面的学问深入钻研，要找准一个点把“桩子”砸进去，就像盖房子，首先要砸几个柱子作为根基，这就是“打桩子”。读书一定要打好桩子，对某方面的知识有深入的了解。但是，如果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仅仅打一个桩子还不够，要多打几个桩子。比如，有的同学喜欢读《楚辞》，首先要把《楚辞》背得滚瓜烂熟，在此基础上，阅读有关楚国出土文物、民俗文化等相关方面的文章。当我们有意识地把某种学问作为自己平时努力的一个方向，会不自觉地将很多精力放在这个方面，从而能学会很多相关的知识。

打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对于大学生而言，初入大学正是一个人培养兴趣的时候。有的同学喜欢读某个作家的小说，那就要把这个作家一生的全部作品通读一遍，读完以后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该作家早年的作品风格如何，晚年的作品风格如何，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分别会有怎样的作品，从而形成一种整体的感观。尤其当代的很多作家，都还在世，如果我们感兴趣，可以在报纸、网络等媒体中收集他们的最新信息，时刻关注他们的动态，这对于我们了解这个作家是非常有益的。尽管我们不一定做研究，但是一旦建立起对这个作家的兴趣，就能够得到很多有关他的信息，对作家本人也有所把握，这就是打桩子。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桩子”，只能围着这一个点来回转，摸不到头绪，这样做学问，想要成功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多打几个桩子。仍以《楚辞》为例，《楚辞》涉及了不少屈原的事迹，如果打算全面了解屈原，还可以读一读记载战国时期这段历史的书，比如《史记》，我们要知道秦国和楚国交战的情况，甚至要了解当时整个天下大势。

像这样，是选择和自己的兴趣点相关的书打桩子，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兴趣点。读读《楚辞》，对屈原有所了解之后，也可以换一个和屈原没有直接关系的诗人看看。这就是重新找地方打桩子，如果打了三五个桩子，学问的格局也就能够建立起来了，因为看似毫无关系的几个桩子，其实它们中间有很多关联。举个例子来说，欧阳修是宋朝人，与屈原相距1000多年，但他和屈原一样都曾经被贬谪，只是欧阳修并没有像屈原那样投江，而是自得其乐。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读过有关欧阳修的书，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其他诗人去研究。这样一来，自己的学问体系就会逐渐建立起来，这也好比编篱笆，扎稳篱笆之后，就可以在篱笆中间编织，继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问之墙。当然，不一定做学问才能如此，只要是我们感兴趣的方面，都可以试着钻研，时间久了，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老一辈学者提出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吊嗓子”。我们知道，戏曲家每天早晨都要到公园里练嗓子，坚持每天练习，做学问也是如此。打下桩子以后，想要让自己读书越来越深入，就要每天练习，培养自己读书的习惯。现在有些人很少读书，而是喜欢在闲暇的时间看电影，这虽然也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但是毕竟并非完全可取。读书与否能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如果经常读书，那么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发生变化，与一般人不同。有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人一旦有书本知识作为积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营造出一种与他人不同的气质，谈吐不俗，遇见问题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慢慢地，整个人的气质就会发生变化。

读书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准兴趣点“打桩子”，认真钻研，建构自己的学问体系。培养自己读书的兴趣，与名家为友，或陶冶自己的情操，或提升自身技能，时间久了，便有自得之趣。

对于大学生来说，拿到一本书首先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思考呢？

第一，明体系。我们学习一门课程，首先要知道这门课程的整体思路和内容分别是什么，这需要先明晰体系。比如说我们的文学理论，包括我们所说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等，读完教材之后，或者在听完这门课程之后，就要明白每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就像小孩子堆积木一样，一个知识点就是一块积木，我们要知道每一块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有的时候，老师们讲课用幻灯片课件，就是用提纲挈领的方式，把体系勾勒出来。这些才是需要掌握的，而不是对教材的死记硬背。所以说，我们学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门知识、任何一本书，都要学会找出其中内在的逻辑体系，作为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基础。

第二，立根基。一门课程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一本书中，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了其中的观点，这就是立根基。举例来说，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里面分有五个部分，但归根结底就是围绕两点在做文章：第一，什么是好诗；第二，如何写出好诗。整个一本书，都是绕着这两个问题来组织的。我们先找出了这两点，就等于有了读书、思考的脉络，如何读，用什么方法读，都不会糊涂的。

第三，知途径。什么叫途径？就是这本书的起点和终点在什么地方。这是读书的入门门径，要知道一本书、一门课程在学术界地位的高低、分量的轻重。有些同学曾告诉我，他自己曾经读过很多书，说了很多书名。可是他讲的这些书的作者，在学术界都是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这些人的观点连一家之言都够不上，甚至有的时候会把初学者引向偏颇歧途。所以说，我们在本科阶段首先要读一些基本书籍。研究古代文学的，读一读《文心雕龙》；研究古代历史的，读一读《文史通义》；如果对现代文学感兴趣，可以读“鲁郭茅巴老曹”这些名家的作品；当代的作家就更多了，要找那些一流作家的作品来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知晓了途径，根基也就打扎实了，我们会知道什么叫学术的格局、学术的事业、学术的眼光和学术的方法。这些都能够了然于胸，以后不论做学问、做事情，包括思考、写作，都不会出大问题。

第四，熟资料。什么叫熟悉资料？就是读完一本书，总要记住一些精彩的段落。在本科阶段想把《文心雕龙》好好研究一下，那就要时常翻看，读的次数多了，很多好的句子就能脱口而出，就会背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看一些注本，像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詹瑛的《文心雕龙义证》，还有其他的很多相关的著作。仔细思考，会发觉这本书的一些注释有欠缺，那就查阅其他的注本，把许多注解放在一起去比较、研究，很容易分出高下，久而久之还能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便是学问。

我每年都和研究生在一起读书，找一本基本的典籍来通读，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并不相同。比如读完《老子》，发现所有的人理解的老子和自己理解的并不一样；读完《论语》，发现别人讲的《论语》跟自己讲的《论语》也不一样；读完《文心雕龙》发现，很多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或者观点，跟自己想法并不同。这个时候说明，我们手中的资料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去翻着看一看期刊上的相关文章，尤其是专家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新的见解。这样一点一滴地深入，只要能够坚持下去，积累就会愈加深厚。只有对文献资料做到了然于胸，才能有自己的主见，能够科学判断，而不盲从他人的观点。

第五，通文字。要逐一知道一篇文章、一首诗歌中的一字一句是什么意思。这是读古代文献的基础。我早年读书的时候，看过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我们知道，《秋兴八首》是杜甫晚年律诗中的代表作。叶嘉莹以这八首诗为切入点，把历代研究者对它的注释资料逐个摘录出来，并加以归纳，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学问功底是非常扎实的。

《楚辞》书影，明刻本

《楚辞集注》书影

后来读《楚辞》，当时用的是游国恩先生的注的《离骚纂义》和《天问纂义》。《离骚纂义》就是把历代《离骚》的注本找出来，对《离骚》每一句怎么注，每一个字怎么注，都进行整理。最后他加上一个按语来说明“我”是怎么理解的。《天问纂义》的大致体例也差不多。读过游国恩先生这两部书之后，《离骚》和《天问》重要注释基本了解了。后来，我在读《九歌》的时候，也试着把各种注本中的注释全部列举出来，然后比照着去看、去琢磨，很容易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哪些观点别人说过，哪些观点别人没有说过；前人说过的，后人为什么否定他。读书要熟悉前人对字句的解释，久而久之，这些观点就变成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很多需要阐释的地方，就能下出清晰的结论了。

第六，知得失，学会去判断。比如一本书、一句话、一个典故有很多解释，甲怎么说，乙怎么说，丙怎么说。其实我们全部读完后会发现，甲说的有偏颇，乙说的有偏颇，丙说也有偏颇，甚至丙说的和甲说的正好相反。其中哪个观点最稳妥？这就需要我们自己进行判断。实际上在这个时侯，我们已经进入到研究领域了。即使人们非常熟悉的书，不同的人对它的看法也不一样。比如说《西游记》的主题，若既不是斗争小说，也不是神魔小说；既不是解道的书，也不是游戏的书，更不是童话书，那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试着探讨谈论。当我们知道前人说的哪些是对的、哪些说是错的，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就不至于信口开河。所以，不管我们做何种研究，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谈话，首先要知道别人怎么讲，然后才能表达自己的看法，还要保证观点被大家公认。

从读书到学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每读完一本书都要去思考。不同的人看待问题往往有不同的视角。有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构，有的从文化学的角度去解构，有的则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解构，甚至有的会从人文的象征性和寓意的角度来解构，那么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在学习中不思考，就只能知道最浅层面的知识。我们一定要学会的是，在读完之后能够判断出它的得失。比如说一本小说，读完以后觉得结尾不好，哪些地方不太通顺，或者有些生涩，都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第七，能体验。我们读书，不要做书呆子。书读得越多变得越傻，最大的问题就是埋下头读书，不能直起身子去观察社会，不能直起身子去思考社会。什么叫能体验？比如我们读史书，读历史演义小说，或者我们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读的时候要思考如果我是他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商鞅，变法成功后，我能不能保全自己？如果我是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遇到重重困难，应该怎么办？读戏剧，在读悲剧的时候，所有的悲剧人物都是因为性格或者性格中的某个缺点，导致了自己的悲惨命运，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如果自己是主人公，怎么能够避免人生的悲剧？读喜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无价值的东西是否可以不需要，如何避免出丑。所有的喜剧，都是通过一个假设的情节或预想的一个前提，让一个人出丑，或者无法自圆其说，最后被揭穿，成为笑柄。读小说的时候，可以把作品中的人物当成自己，考虑着自己如何能跳出主人公面临的窘境。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把这个作品当成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在这种苦难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走出苦海？在失败面前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失败？作品往往和社会相联系，读书要把书中的内容和现实结合起来，思考倘若自己身处其中，应当何去何从。

第八，成才具。这是最后的一点，也是最需要突破的一点。我们读书的时候，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读完这本书以后，或者学完这些知识以后，如何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比如说我是学历史的、我是学中文的、我是学古代史的，甚至再狭窄一点说，我是研究先秦两汉的、我是研究庄子的等。我们是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学校上学只有十几年，这期间有老师指点，但剩下的时间就需要自学了。古人说“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些书都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好财富，我们要通过书中的知识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这样才能不断修养自己、提高自己。

总之，明体系，能从整体上把握内容和思路；立根基，可以发掘主旨；知途径，有益于建构合理的知识体系；熟资料，才能独立判断前人的观点；通文字，让我们从字句方面理解作品；知得失，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能体验，学会用书中的知识处理现实问题；成才具，用书籍提升自己的修养、学识和技能。

第四节　如何思考

除了辨别书籍的版本和内容的真伪，读书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想办法做些研究。研究的真谛，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求放心，明规范”。何谓“求放心”？年轻的时候不妨轻狂些，敢于突破旧说、自立新说，要有敢于怀疑古书的勇气。一个人在30岁之前就要敢于立新论。30岁以后做研究就要渐趋稳妥。讲求放心，即是心中有什么观点，就要敢于表达出来，然后去思考、去研究。何谓“明规范”？即是不能漫无目的地胡说，而是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成章。言之有据，就是自己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言之有理，就是论证要有逻辑；言之成章，即是要能够用完整的文章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一、分析

大学生读书，应当如何学会研究呢？研究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思考问题。

第一，分类法。比如我们读古诗，会发现诗中的口吻不完全相同。古诗一般仅仅使用一种人称叙述模式，但有的时候也会突破人称的界限。我们熟悉的《陌上桑》中有这样一句话：“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其中先用的是第一人称，但是后边的内容就全部是第三人称了。这叫做叙述口吻间的相互渗透。这样的现象有很多，比如《史记》中，一般都用第三人称叙事，叙事结束后，司马迁最后写一句“太史公曰”，实际变成了第一人称。有的作品甚至直接用代言体来写，比如《连昌宫词》，文章开头是一个老头对“我”说话，而后面的主要内容其实都不是这个老头说的话，反而是“我”的话，老头只是一个引子。《庄子》中有很多孔子、颜回的言论，其实这些都是庄子自己的言论，仅仅借了孔子、颜回两个人的名义而已。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人称叙述模式对作品进行分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作家的性别、作品的主题思想等角度进行分类。总之，分类的方法有很多，自己可以灵活把握。

第二，定性质。我们读书的时候琢磨一个问题要从性质的角度去思考。比如20世纪世纪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很多文学家写文革时候心灵遭受的创伤、灵魂遭受的折磨、精神受到的压抑，甚至肉体受到的摧残。这个时期反映这些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人把它们叫做“伤痕文学”。后来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化中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人性之恶，还是制度之恶？很多作家认为人性之恶得到了张扬，这样的作品也出现了很多，大家就把这些作品也作了一个概括，叫做“反思文学”。这都是从性质角度来辨别作品。小说发展到当代有了不同的路线，有些小说是作了陌生化的处理，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场景，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其中就没有制度和纪律，完全按照人品、按照功夫说事儿，总是展示出正义最终战胜邪恶、所有的傻人都有傻福的情景。也有一部分小说走写实的路子，比如王朔的作品就是把人放到现实生活中去写，现在流行的新历史小说也是如此，《明朝那些事儿》中一开始就写“朱元璋同志”，这便是把朱元璋放在当下语境中了。发现这些现象，就是对小说从性质的角度进行解读的。

第三，论关系。常用的关系有三个：一是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就是两个不同现象之间的影响关系。比如魏晋时期的玄学为什么会形成，表面上看是历史原因，即社会黑暗的产物，其实深层的原因应是学理原因。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已经感觉到天性和礼乐之间发生了冲突。天性是自然，礼乐就是名教。具体来说，就是人正在自己制造的矛盾和冲突中生存。这个问题庄子已经意识到了，但他没有深入讨论。魏晋士人在为《庄子》作注的时候重新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从行为艺术和哲学方面试图思考解决，从而导致了玄学的兴起，这两者之间就有因果关系。

二是对立关系。有些现象是对立冲突的，但凡是有冲突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或者前提，有对立者就必然有统一，统一之中才能有对立。我们写文章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使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冲突双方的共同点。

三是总分关系。有些概念的范围很广，我们可以先确定其界限，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再具体划分，总分关系体现了一种统摄的关系。比如山水田园诗，在唐朝，山水田园诗人有两个代表人物，即王维和孟浩然，但他们两个也有不同之处，可以进一步区分。再如，提到边塞诗人，首先就要想到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人、唐朝的边塞诗人和宋朝的边塞诗人。

第四，建系统。将各种现象或者概念等分门别类，比如宗派法，后起的诗人从前代哪些诗人中有所学习和借鉴。钟嵘在《诗品》中提出曹植的诗风受到《诗经·国风》的影响；王粲“其源出自李陵”，把他和李陵划分到一起，这都是系统的方法。

第五，析隐秀。有些现象是表面的，有些是深层的，但我们在谈论表面问题的时候，也要注意把深层的现象加以概括处理。我们常说“诗分唐宋”，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唐朝的诗都是唐诗，唐诗中有一些是宋诗的作法。宋朝人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宗社图》中提到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一祖”是杜甫。杜甫的一些诗作，正是宋诗笔法。杜甫以后也有一些唐朝诗人是如此，这就是唐诗中有宋诗。宋诗中也有唐音，如北宋初年的西昆体、晚唐体，北宋中叶的张耒、南宋的杨万里、陆游等都在学习唐人作诗，尤其是陆游，他的善于幻想是学于李白，语言通俗是学于白居易，笔法严谨则学于杜甫。如果能够把这些内在的现象总结出来，就能看出文学的发展线索。这便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

二、研究

读书思考了，就会有自己的想法，有了想法就像研究研究，那么，如何去提炼观点呢？

第一，“夺胎换骨”。这是黄庭坚“江西诗派”作诗的方法。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是“思想是别人的，语言是自己的。”现在很多的本科生写论文的时候，基本上是找出几篇论文，然后拿出来拼凑而成，而拼凑之后就容易流于抄袭。所以我们要先学第一步“模仿”，模仿别人的东西里没有自己的新观点。有的论点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我能否用自己的话说得更严密、更精确。如果没有读完类似的文献就贸然动笔，便有可能犯抄袭的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把主要想法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尽管没有创新，但是语言是自己的。我们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通常会面临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没有新观点，但是可以把别人的观点完全用自己的口吻说清楚，而且说得比前人更好一些。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基础的方法。

第二，“点铁成金”。这也是来自黄庭坚的做法，他说从别人的地方找到一个词汇、一个观点，经过锤炼之后用得比别人更好。“他是铁，我是金。”这就使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具备第二种能力。看名家的书，或者看一些学者的论文或者专著，或者听老师的讲课，有时候名家、学者或老师谈到一个问题会点到为止，也许某些话在他们的话语、论著或者论文中仅仅是个普通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把问题提炼出来接着去写。例如，钱钟书的《管锥编》是评点式的，“点到即止”。有很多看法值得深入讨论，毕竟钱先生没有时间去一一道来，初入门者可以由此深入讨论，至少可以确保观点不至于太缪。我读孙鑛《文选评》时，看到孙鑛点到了《古诗十九首》的“浑雅”之美，然后自己去分析琢磨诗中哪些体现了“浑”，哪些体现了“雅”。我便从三点、四点、五点去论述，最后证实这个结论。明清时期的那些先生们读了一辈子的书，有很多经典的概括，但是他们没有详细论述，现在就可以由你、我去论。书里边很普通的观点，我们便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题目来写。这个观点没有人提过，所以我们写出来也算是学术训练。

此后照这个方法写了好多文章。例如，裴度在给李翱的信里用“文字为意”来批评李翱。皇甫湜和李翱都是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学得了韩愈的“险”，李翱学得了韩愈的“奇”。所以裴度批评了韩愈的“文字为意”，就可以专门讨论“文字为意”与中唐文风的新变。还有，我们读书的时候总看到“诗言志”、“诗缘情”，但是大家都忘了《诗经》中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了汉朝的乐府，又有一句话叫“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有的诗歌是因为“事”写出来的，我们都称这些为“诗缘事”。把他的理论中很小的一个词作为问题展开去讨论，这就是做论文的一个好的切入点。

“夺胎换骨”模仿之后的“点铁成金”阶段，是要考查一个人会不会读书、会不会思考、是不是个有心人。比如中文系的本科生，能否解释一下“身体健康”的含义？其实，“身”指躯干，“体”指四肢，所以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四肢孔武有力谓之“健”，身体愉悦谓之“康”。还有“朋友”，语文老师就要说清楚：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语文老师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的名词，如精神、气韵、意象、意境，要较真儿地问什么叫“意境”？什么叫“意象”？如果我们深入去研究这些概念，它都有很多的理路，我们则需要查很多资料。如果你一旦有了这些问题，就会出现胡适说过的“你的问题就是箭靶子”，翻书中看到这本书的这句话和我的问题有关，那本书的那句话和自己的问题有关，不停地找问题，你的知识就越滚动越多，问题也就越来越多。

第三，“老吏断狱”。“老吏”就是“年老的官吏”。中国古代官员办案的时候，有经验的官员会很鞭辟入里地告诉你：“谁，犯了什么错误。”如果狱吏年轻，则会犯糊涂。有经验的年老的狱吏思考这个问题时，会很清楚的三言两语即分辨出：你的话什么意思，他的话什么意思，你俩到底谁有罪谁无罪。

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有个读书人很聪明，常代人写状子。有一次，一家的羊到另一家麦地里啃麦苗。他要同时帮助原告与被告双方写状子。他为原告写的状子是这样的：“前腿趴，后腿蹬，羊吃麦叶如拔葱。”这就是说羊啃麦子很厉害。而被告的状子则是：“十冬腊月，地冻如铁，羊吃麦子，只叼浮叶。”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为原告、被告都写出道理来，这就说明他能准确把握住要害。

我们读书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李白是两入长安，还是三入长安？陶渊明到底活了56岁、63岁还是76岁？《楚辞》里《九歌·东皇太一》篇中的“东皇太一”是媒神、风神还是最高的帝王？还有《西游记》的主题是阶级斗争说、游戏说、童话说还是心性说？我们要当个会断狱的法官，不论是作研究还是读书，都要学会判断，要分析谁说得对、谁说得不对，还要分析对在何处、错在何处。

对于不同的观点，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支持或者反对；二是调和。具体来做，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调和。比如《孟子》，老一代的学者中，有人说是唯心主义的，有人说是唯物主义的，但我们不能说既是唯心的，又是唯物的。我们需要观点的调和：是以唯心为主，以唯物为辅；还是以唯物为主，以唯心为辅。第二种是支持，即是这些观点中你赞同谁的观点。比如说甲、乙、丙、丁四个观点，你同意乙的，你就可以重新论证乙的观点更正确的。找到了乙的观点有五条证据，你还可以给补充2～3条证据，让乙的观点更加正确。

第三种是反对，经过研究发现所有人的观点都有问题。比如《楚辞》中有“二湘”，有人说湘君是娥皇、湘君是女英；有人说湘君是舜、湘夫人是娥皇；还有人说湘君是山神、湘夫人是水神……总之有四五种甚至十几种说法。湘君和湘夫人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应该算一下湘君走的路线，这就需要有地理概念。湘君是从九嶷山下来，沿着湘江一直走，最终到了洞庭湖，而湘夫人就在洞庭湖，最后湘夫人和湘君一起上了九嶷山。我们能够通过两首诗中描述的地名，发现这条路线就是这样的：湘君住在九嶷山上，然后来到洞庭湖，湘夫人是在洞庭湖，最后上了九嶷山。

那么，九嶷山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离骚》中发现，当时的九嶷山是楚国的一座神山。楚国人说“上山”，都是指往九嶷山上去，“下地”也都是从九嶷山下去。因此说，九嶷山就是天上人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湘君和湘夫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湘君》里边讲，湘君顺着山到了洞庭湖，在洞庭湖的泽中一座方丘上他们相会了。“泽中方丘”是做什么的？据《礼记》记载，古代会在泽中的方丘上去祭拜天地，说明湘君是去“祭地”。祭地的目的就是祈祷风调雨顺。

我们再来看看湘夫人说的话，湘夫人说：“罾何为兮木上？”说渔网为什么会挂在树上？“麋何食兮庭中？”麋鹿为什么会在院子里？“鸟萃兮蘋中？”鸟巢为什么在水上？为什么夏天会有冰？这描述的明显就是一场下了冰雹的大洪水。有洪水之后要祈求把洪水退掉，这就需要到泽中方丘中祈求地神。所以又有了这样的描述：把我的玉佩抛到水中，把我的衣服埋到地下。看了《礼记》，就知道这就是祭地的常用仪式。到了汉朝的时候也是如此，祭水的时候，把玉佩用衣服包起来沉到水底；祭地则把衣服包在布里埋到土里去。依据这些记录和观点的综合分析，从而了解“二湘”的主旨。

再如《锦瑟》这首诗，这首诗歌的主题至少有30种说法。如果我们跳出读书人常见的思维之外，有的说法就很好理解。比如说“锦瑟无端五十弦”，瑟是二十五根弦，“五十弦”的锦瑟就表示瑟的弦断了。再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一种说法叫“续弦”，可见这明显是悼念亡妻的诗歌。如果不懂瑟，看到“五十弦”就认为这是讲“李商隐五十岁了”。这是缺乏见识，被迷惑而不能做到“老吏断狱”。因此，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要在周边找到答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读一些关于文学史的内容之外，我们还要读一些历史学、民俗学的知识、文化史的常识、包括天文地理的现象。如此一来，当我们形成自己的方法后，就会很容易解决问题。

第四，“截断众流”。语出《五灯会元》。“众流”即是有很多的旁支和小河，就像拦起一个大坝，聚起一片汪洋。到这个层面，说明读书之后一要渐渐建立一个自己的领域。把作家研究对象的作品读得滚瓜烂熟，在脑海里形成非常完整系统的形象；二要找一些好的注本。如果研究李白，首先就要找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如果觉得李白的全集不好把握，那就先找一本李白的传记，比如周勋初的《李白评传》；然后再读李白的诗选；最后再读李白的全集。其次要读别人研究李白的论文，包括硕士、博士的论文和网上发布的论文。最后要意识到，应该了解李白集子里提到的一些人。

比如说李白和杜甫、高适三个人漫游了梁（现河南商丘）这个地方，看看高适、杜甫的集子里有没有这件事的记述。通过还原他们三人的行迹便会基本清楚了。另外，李白去南方的襄阳见了孟浩然，他写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诗句和《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背景如何，我们要寻找孟浩然对李白的态度和评价。这样学问和知识就越积累越多，起初可能只是一潭清泉，后来慢慢变成一片汪洋。开始对李白的认识是一条小河，后来看了孟浩然、杜甫、高适等人的集子，最终百川到海，形成了一个领域。我们可以分析李白和人交往的方式、别人是怎样看待李白的。李白在某年某月某日交游：和谁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游玩的、他是什么性情、写了哪些作品等。

读书做学问需要一层层朝深处去挖掘。很多学问达到一定层面的老先生，写一篇论文解决一个问题时，要么不写，要么写一篇就一定要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年轻，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深度，但是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做，即使做不到也该“心向往之”。到最后的时候“截断众流”。有无数条细节放到我们面前，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都归纳到体系里，重新进行归纳和总结，形成自己的研究领域，就像长江三峡一样拦起一条大坝，所有的人都绕不过你。如果我们把“老吏断狱”看做“呈新说”，那么“截断众流”就是“为定论”，即你的观点为大家所接受。

论文写作起手很容易，只要发现问题，并想办法解决了即可。开始写得不清楚，久而久之会越写越明白，因为写论文的重点是自己先要想清楚，才能写清楚，要不断地锤炼才能越写越好。同学们平时讲话也是自己先要想清楚，才能讲清楚。老师讲课同样如此，有的老师想清楚了，他在课上就可以讲清楚；他要是想不清楚，就会越讲越糊涂。所以《孟子·尽心下》的一句话“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更不应该是“以己昏昏使人昏昏”。

三、立论

学会思考这些问题之后，还要对观点进行表述。自己的观点能不能写出来，有的时候可以写，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写，有的东西写完以后发现是错的，或者前人早已写过，那就没有必要写了。这里介绍四种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

第一，批驳法。批驳他人不全面或者完全错误的观点。年轻的时候要敢于批驳，批驳的文章不一定要发表出来，可以自立新论，权作练笔。但不要轻易批驳他人的观点，要么自立新论，要么老老实实做学问。学问的路子很多，不一定非要和别人抬杠。如果有些人的文章实在太差，让人忍不住想要批，那就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有理，要确立自己的观点。第二，有据，即是观点要有充分的根据。第三，有节，就是只批文章，不批个人。批判的文章最忌讳从学术批判上升为人身攻击，说人家治学态度不严谨、不懂得学术规范，这是不合理的。做学问要和做人一样忠厚，不要轻易把别人骂得一塌糊涂。我们可以批判对方的观点，但要就事论事，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

第二，归纳法。这是文字学和语言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比如顾炎武总结出来的“反义字古音”，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归纳法有四个步骤：一要观察，归纳一种现象，首先要对其进行认真观察，初步假想出一个观点；二要实验，通过实验证明观点，这多用于理科；三要分析，即分析实验结果是否必然指向自己预想的结果；四要归纳概括，通过多种现象的归纳，升华到共通的理论层面。

第三，演绎法。演绎法能概括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适用于所有的结果。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侧重程度，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西方文化受科学的引导，常常使用归纳法，每当归纳出一个新的结论，原有的结论就已经失效了。中国文化则很大程度上是用演绎的方法。很多结论早在文明形成期已经确立，比如《黄帝内经》中介绍了很多中医理论，后代人研究《黄帝内经》，发现大部分观点已被前人说过，即使偶有创新，也不足以取代前人观点。《史记》之后，也有不少史书出现，但它们都无法取代《史记》的地位。可以说，演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无所谓科学与否，合乎一定道理就可以无限地阐释。

第四，时序法。这是我们读书时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时序”两个字来自《文心雕龙·时序》的篇名。时序法是把一个现象划分为起源、兴盛、衰退、蜕变四个时期，这是刘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及其发展脉络的时候提出的。他还提出“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即是了解树叶就要追溯这棵树的根，看到波涛就要想到它的渊源。《文心雕龙·时序》总结了两条规则：

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

后代有些文学现象和前代相似，不是雷同，而是形式发生了变化。举例来说，东汉末年有建安风骨，南朝也有类似风骨的诗歌，它们看起来相似，但是出现的原因并不相同。初唐山水诗和中晚唐山水诗的风格也有各自的差异。刘勰认为，后代文学和前代文学的不同，事实上不是文人有意识造成的，而是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表面稍有差异而已。

第五，比较法。这是当代学术研究中常用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个前提：一是必同必异，不必比较。两种现象完全相同或者完全不同，就没有比较的价值。二是两种现象没有共通的基础，也无法比较。使用比较法首先要注意这两个前提。那么，比较法应当如何运用呢？第一，比较共同点。第二，比较相异处。比如卢梭的《瓦尔登湖》和庄子的学说都追求自然，这两种学说就可以比较其相似点和相异之处。再如王维和孟浩然，他们都是山水田园诗人，但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孟浩然看到了山川的宁静，所以他好写山川之美，但是孟浩然一心想当官，而一辈子也没能当上官，所以不得不寄情于山水。王维则不然，他是一直在当官，厌倦了官场，转而悦心于山水之间，想尽办法用山水田园之美来消解官场的喧嚣。王维受佛学影响比较深，山水田园的宁静、空无和安逸，是他人生哲学的一种表象法。孟浩然写诗则从世俗的眼光看山水，缺少禅静，他的作品显露了他一直在等待做官的机会。王维则是向往一去就不再回来，把世间尘俗甚至自己全部忘掉。他们二人的区别很值得我们思考，比较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从而确定优劣是非。

做比较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呢？第一是比较起源和原因。同样的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过程。有的是人物形象的差异，比如多余人、吝啬鬼的形象，在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中都有；有的是内容事实不同，比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两部书记载的事实有些不同；有的是理论方面的差异，要注意思考问题角度的区别。第二是比较优劣，定高下之分。第三是比较影响。比如《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晚于《金瓶梅》，我们可以试着分析《红楼梦》有哪些方面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以及《红楼梦》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再如《山海经》中有很多博物方面的内容，清代产生的《镜花缘》也有不少海外游历的描写，二者可以进行比较。

做比较首先要建立一个原则，这也是台湾哲学家殷海光先生强调的。第一，不宜求同。做比较不要执意追求事物的相同之处。第二，不宜求异。避免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二者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比较的内容很多，起源、人物、事件、理论、方法、优劣、影响，最后得出的结论不要过分求异。第三，不宜存心非古。古人的观点不要过分非议。有的人常常说“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吗”，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古人自有其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局限性，今人不应杀古人的回马枪，妄加非议，不够厚道。第四，不存心尊古。认为古代的东西都好，现代的东西都不好，这也是不合理的。第五，不存心薄今。第六，不存心厚今。第七，不因言为己出而重之。不要因为这个观点是自己提出来的就有意吹捧。思考、写作的时候，也不要刻意强调自己的观点。第八，不因言为异己而轻视。不因为对方的言语和自己观点不同而故意轻视人家。最后两条，反映的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尤其应当注意。

四、表达

立论以后应当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呢？这里总结四点。

第一，求新。求新包括四层含义：一是立意求新，就是自己要表达的观点、情感或者讲述的故事是新颖的，别出心裁。二是内容要新，不落俗套。有这样一篇小学生作文《难忘的五一》，文章说：“今年的五一假期很难忘。第一天威廉和凯特结婚了，第二天卡扎菲的孩子们去世了，第三天本拉登被枪决了。这个五一太有意义了。”诸如此类的文章，内容就很新颖。三是词句新，语言要注意品味，多使用些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的词。唐朝大诗人白居易邀人吃饭的请柬写得都很细腻：“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样的请柬都成了千古名句，这就是词句新。四是章法要新，所谓章法，是指文章的结构。可以用前人很少使用的叙事结构，优秀的文章或者电视剧一般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章法。有句话说，一流的人才是写书给别人看；二流的人才是研究别人写的书；三流的人才是研究别人研究的书。我们应当立志做一流的人才，写书给别人看，要立志求新。

第二，求真。首先事理要真，事理合乎现实，言之有信。其次资料要真。《西游记》表面看上去似真似幻，其实很多故事都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孙悟空打有后台的妖怪，金箍棒刚刚举起，妖怪的上级就来了：“大圣，手下留情，看在小佛的面上，让我带它回去吧。”然后就训妖怪：“畜生还不快走。”所以，孙悟空打死的都是没有后台的妖怪，这个就很符合现实。最后是言辞要真。不同身份的人说话的口吻不尽相同，所以要善于使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言辞。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求简。语言要尽量简洁，直指本意。这样的文章往往受到青睐。很多同学都喜欢《读者》，因为《读者》刊载的都是短小精悍的文章，而且能够引人深思。当代社会不一定适合做长篇大论，优秀的作品可以从细微之处切入，通过小故事，在不经意间打动读者，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

第四，求切。这个“切”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切题，文章内容以题目为中心展开，否则就会文不对题。二是切意，写作前首先要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做到胸中有数，写完之后要校对，检查文章是否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就可以补充，有多余的话则要删除。正如我们说电扇怎么开，最清楚的说法是：直接按开关。如果从电扇的原理开始说，那就有很多话都是废话。文章也如此，一定要切意，否则很容易废话连篇。三是切证，论述一定要有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第六章　治学

对于人之为学，《礼记·学记》里论述很详尽，它指出了为学者应警戒的“四失”：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第一个误区是“失则多”。多即是贪多，就是说人学习往往易于浮躁，想一下子穷尽天下所有的学问。学问无穷尽，贪多浮躁的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古话讲得好：“大道以多岐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列子·说符》）大道的叉路口越多，羊就容易丢失，就越难以寻找。而学者如果什么都去做，频繁地改换研究对象，就容易失去了学者的生命价值，没法做出学问来。

第二个误区是“失则寡”。不能贪多浮躁，涉猎范围太窄、过于单一而孤陋寡闻也不行。我在前面反复讲，人一定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要把自己局限到某一个特定的学科里面，一定要开阔自己的眼界，适当的关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发展。一个人要想做好学问，必须把握相当广博的知识，才能够厚积薄发，学问的根基才能扎牢。广博并不就是贪多，贪多失于太杂，广博则更多要求在相邻的学科里面汲取营养。

第三个误区为“失则易”。有的人做学问不往深处钻研，往往只是在表面做文章。古代有一个笑话嘲笑这类人，讲一个人学习没有恒心，其学剑不成改学书，学书不成改学音乐，学音乐不成就改学医。学医倒是下了一定要坚持学会的决心，三天之后感觉成功了，恰逢自己有病恙，于是开了一剂药方吃下去，结果一命呜呼。所以说，为学一定不要浮于表面，以不懂为懂，那样不但一事无成，还反而可能造成大错。

第四个误区是“失则止”。为学浅尝辄止是不行的，学问没有尽头，向学也没有停止的时候，正如古人说的那样，即使衰老了为学也是“秉烛之光”，这是照耀人生的东西。学习不能坚持，却以糊弄为能事，一旦形成了习惯，这一生在不知不觉中就毁掉了。我一直讲，能成就大事或能做些事的人，不在于聪明才智，而在于坚持。不怕慢，不怕笨，只要坚持做就会有成绩。这里讲的“止”，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停止，更多的是心里缺少了上进，放弃了追求。

读书和做学问的目的，是要把知识与道理都变成自己心中的、行为上的东西。程颐说：“余非有智识之人，余能由学问而求知识者也。”讲自己是靠在学习中思考，增加了自己的知识，而深层的含义在于，他是在讲人的知识和智慧，是通过苦苦的探索获得的。我们要明白，人的聪明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对知识的探求。聪明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人的智慧，则是在求知识的过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

“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颜氏家训·勉学》）读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开心”，即通过读书，能让自己内心完全打开、不断放大，用心涵养万物。天下的万事万物及其道理，自己的内心都能非常清楚，对于种种的人情世故，心里也就很明白。第二是“明目”，就是通过读书来扩展自己的视野，从而使自己成为有眼界、有格局的人。人读书而“开心明目”，归结到最后还是要“利于行耳”，读书到最后一定是要致用的，要用来利于人的行为举止。

第一节　持恒

为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学若牛毛，成如麟角”的原因，就在于很多人缺少了持恒之心。大部分失败者都是跌倒在黎明前，而成功者往往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咬紧牙关走了过来。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坎坷都是要淘汰下去一批人的，这是社会自身的选择机制，优秀的人、有成功潜质的人，只有通过持久的努力才能最终达到成功的境地。求学正是如此，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知识上的困惑、学术上的难题，在困惑、艰难的时候也坚持下来。学习应该当成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每天像吊嗓子一样去反复练习它，不厌倦地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内在修养方式。当学习成为自觉行为的时候，在知识层面上就是无敌的了，正如当仁爱扎根内心，精神境界就无比宽广一样。

一、善学

孔子说：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自己整天不吃饭，不眠不休地去思考，好像是没有用处的，不如好好地学习。这告诉我们所有人，为学在于实践，必须是踏踏实实地做才行。

求学大抵有两个倾向：一种倾向是思而不学，对很多问题苦苦的思索，但就是不能补充知识来解决它，这只能是无益之思。另一种倾向就是只知道苦学，却总没有自己的见识和见解，这也只能是无用之学。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我们要在学习中细思，也要踏踏实实的去学，思和学是要结合起来的。但坚持不断地学习还只是基础，朱熹告诉我们：

无一事之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各求其中节，此所以为难也。（《朱子语类》）

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在给我们造就学习的机会，每时每刻都是我们学习的时间，无论何地也该是我们学习的处所，但能做到这些而得到人生益处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们一定要从面对的困难中，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求办法、学习知识，让这种时时的学习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发明家的优点是，他们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发现了问题，然后用其专业知识予以了解决。在理论研究中也是如此，比如人文社会科学中就有很多问题等待着去突破，以教育学为例，诸如教育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教育风气不正等，都是关系很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在生活中坚持求知、坚持探索，才能使自己的为学与知识有实际的用处。我们常说：“学问贵细密，自修贵勇猛。”所以我们求知的时候，一定要从最细微处体察。读书就该选一些好书慢慢地读，细细地思考，把它融入自己的骨髓里面。“密”就是讲自己的心思，正因天下万事万物，都是错综交织在一块的，只有为学的心思细密了，对书中的微言大义也才能想明白，对生活中的一些道理也才能体察深刻。我们讲为学宜要持恒，在于其为精思的基础，在于其是对生活的深刻体悟，非坚持而不能长进。

为学要持恒，就是为学之志向的持恒，因为“志”为“帅”、为指导。王阳明[1]是明朝的大学问家，深悟其中之理，他在《悟真录》中讲：

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

这是为学与立志的相互关系。要想在为学上持恒长之念，就一定要确立自己为学的志向。正如我们以前讲的，一个人必须有凤凰高翔九天的大气象、大志向，为学之事才能长久。人生于世间，就应处于一个进步的过程，且是不进则退的痛苦过程，假如没有大气象、大志向，人就很难坚持走一条艰苦的、向上的路。王阳明教导自己的学生：

王阳明塑像

凡学之不勤，必其志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仰为上。（《教条示龙场诸生·勤学》）

在阳明先生看来，一个人学习不努力，原因在于他为学的志向还不笃实、不坚定。要能够真正在求学之路上有所成就，其实不在于聪慧与否，而是在于要有发奋的精神，只有对学问由敬畏而生严肃谦逊的向慕，才能终有所成。所以王阳明说，要跟从他学的人，不看他天性是否聪明，也不看他思维是否敏捷，主要看他是否勤奋、是否谦虚，是否有坚定的向上之念。勤奋而且能坚持追求向上，这样的人的前途才是未可限量的。

持恒为学者，总是能表现出来大气象、大格局，也往往是能自树立的人。章太炎[2]先生讲：“学问须有自己意思，专法他人，而自己无独立之精神，大为不可。”要想坚持做学问，就要做有价值的学问，这样才值得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学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精神，不要一味地去学别人。比如练书法，开始照着帖子练，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超越其上，专事模仿是不能树立的。没有独立的精神做研究、做学问，即使有志向坚持，也没有什么滋味在了。

章太炎像

章太炎纪念馆

学者分四种：第一流的学者，有开辟之功，能以一己之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开辟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样的学者往往是历史创造的，很难得。第二流的学者，能把某一领域的研究往前推进一大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更深入、更扎实，这还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功劳。第三流的学者，是那种能够填补空白的人。因为人文学科所谓的填补空白，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空白，有的是他人已经研究过但不深入；有的是价值很小，大家不屑于研究的。这一种学者就是在已经建成的大厦上再加一块砖瓦，完善一下，但并不是关键的添补或修缮。第四流的学者，就是混碗饭吃，把做研究、做学问视为职业，他们往往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其研究的材料、观点、方法都是毫无缺漏的，没有任何可使人指摘的地方，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对整个学术界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为学，一定要有自树立的志向，一流学者不可妄求，二流与三流总是不要妄自菲薄的，一定不要放松要求，沦入四流的境地。古人言：“学问以澄心为大根本。”（明·吕坤《呻吟语》）努力纯粹自己的追求，不要把学问视为追求利禄声名的工具。学问是靠心来做的，要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去做。假如只是把它视为工具，必然不能长久的坚持，也难以有什么成就可言。读书做学问的目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学问可以做不大，修养一定要提高。读书多，义理明，自己的精神气质都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修养的问题。我们持恒为学，就在于其终究是树立自己品行的途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的字里行间，不是包含的知识，而是灌注着自己为学所领悟的“道”，是修身之道、学问之道、为人之道，一定要慎之。

二、博学

《中庸》中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孙文书，国立广东大学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以此行之，才能得到持恒求学的真价值。“博学之”，是讲学问的基础一定要厚实，要通过坚持学习，让自己的知识丰富起来。做研究就是要让自己掌握的基本理论扎实起来，对自己所学领域的基本常识一定要明了于心。比如学中国文学的，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就要很清晰，心中要有一部文学史存在；学历史的，心中要有一部中国通史。在本领域之外，还要能涉猎相邻的范围，扩大视野。不能因为自己所学的是魏晋文学，就对其他的时段茫然无知，也不能因为所学的是古代文学，就对现当代文学置之不顾。学古代文学不懂文艺理论，学语言学的不懂文学作品，这样的知识基础是很浅薄的。

“审”即是详细，“审问之”就是要对自己所学的对象多问几个为什么。看一本书，脑子里一定要有所思考，其内容如何？哪一句话最精彩？自己是否同意书中的主要观点？为学就是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审问”的习惯，读一本书才能吸收一本书，知识才会不断地增加。

“审问”之后一定要“慎思”，并且还要“明辨”。因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超越书本，吸收养分的目的在于丰富自己、提升自己。读完他人的文章，一定要考察书中的线索、脉络，总结他人学问的特点，自思用同样的材料，自己能不能做得更为高明。比如看到一本研究《论语》的书，就要慎思对其结论是否赞同。如果赞同，要理出他论述的逻辑，要阐明“自己用同样的材料能不能说得更透”、“逻辑上是不是可以更为严密”、“是不是还有未尽的可以补充之处”等类似的问题。一个人只要用心思考，就能发现任何一个学科都会有很多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而是否有成就的关键就在于自己能不能慎重对待、能不能细细分析辨别、能不能更为努力地去坚持解决它。

最后一点为“笃行之”。对于做研究的人其有两个含义：一是在学习和思考的同时，要能够把自己的所思写出来。谈了很多高论，却没有形诸文字，是不行的。不要只是能够做空头学问家，只有写出来人的思路才清楚，也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成果，这样为学才有价值。二是要把自己学到的道理、道义都用在实际中指导自己的行动。即是知行合一的道理，每悟出一个道理来，就要使之用在现实的生活中，而不要把这个道理变成空空的理论。“学而时习之”，不单单是要我们时时的复习知识，还是要我们时时的运用那些知识。所以说“持恒”不仅仅是人学习、求知识的一个方法，同时也是如何做人的一个方法。

三、勤学

前人论述为学须持恒的例子还有很多。“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坚持不停地去做，金石之质地都能刻镂雕琢出花纹来，为学的坚持，功效就在于此。学问之功，贵乎循序渐进，经久不辍。循序渐进即是由易到难，而最重要的是要能“经久不辍”，不能有一日之偏废。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很知名的人，我们一直引用他的话，因为讲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到他就到了尽头。他讲为学持恒云：“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曾国藩家书·修身》）这是他讲给孩子们听的，很切实。

学问之道是没有穷尽的，要想追求没有穷尽的东西只能靠恒心；学习的事情，贵在每天都不间断，不要因杂事而耽搁误却，就是预先做也不行，因为每天要有每天的计划。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农村农忙放一周的假，老师留下任务要求每天认一词、造一句、写一段话。我回到家里，因为家里忙，第一天把一周的都写完了。结果到第二天就下雨了，学校提前开学，老师检查作业，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但是不能表扬，因为规定是一天一词一句一段，在一天就全做完了，后几天一定就再不会学了。这是和曾国藩的意思相合的。宋代欧阳修曾说自己做学问，是在“马上、枕上、厕上”，意思是讲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学习。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利用一切时间来读书，要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日积月累知识就会很渊博了。

曾国藩学问好，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每宿都会抄诗。他在家书中也会经常讲一些很切实的道理来规劝、指导自己的孩子。其指出“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每日缺一不可”（《曾国藩家书·家教》），并且对于这四者都有很精当的论述，我们可以作为借鉴。“看”就是多看书，涉猎要广泛一些。而在这大量的书中，有的书观其大略即可；而对另一些书，要能够喜欢并且玩味，有价值的书则更要反复涵咏、好好地钻研透彻，以资吸收营养。当年我听裘锡圭先生讲《论语》的时候，他用的书是非常破旧的，可以看出已经被翻过无数遍了，书里面用红笔、蓝笔批注了很多。像《论语》这样的书就是适合慢慢地翻，每次读的感觉都会不一样，都会有不同层次的收获。读书，一定要清楚哪些书可以不看，哪一点必须记住，一定要在效用上求长久，懂得学那些可以长久有益于自己行为的知识。曾国藩一生戎马，自己还写了很多的书来总结一生的经验。他打比喻，称看书就要像攻城略地一样，要坚持为之，不停地扩大范围；而读书则要像防守一样，一定要固守。

至于“写”、“作”二事，非时时实践不能有成效，要讲求持恒。他说：

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浦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曾国藩家书》）

练习书法，一定要多写多练，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手熟而迅速的地步。书法，要求纯净心思，不能有功利心、急切心，要把其简单化并长久地坚持下来。我们讲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要在一点上持久的努力，才能更容易地见出成绩来。而对于“作”，即是说写文章也一样的道理。好文章得之于活泼灵动的心思，自己要把道理想明白通晓再发而为文。一个人没有对知识的长久积累，心中对事情和道理不能明白、不能通晓，处于滞纳中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人的心思，是越使用才能越灵动。

我们读书也好，写文章也好，目的就是要承继传统经典所记载的先贤们总结出来的那些至理，并且能够为自己所用。心思的运转一定要放在这些至理上，不要旁骛到杂乱的事情，这是人生的大事。读书还要有超越前人的志气，并为之而不断地努力。我们做学问，意气风发的时候还不敢有决心、有志向超越前人，最终也难能有大成绩。为学，就如切磋璞玉，一定要下得工夫、定得恒心，才能把自己的人生琢磨得光彩照人。

四、正学

做学问、做人都是一生的事，做教授、做博导，也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事，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参加工作时，总想赶紧把职称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时的，可以用三年时间、五年时间，按照这个规则去玩、去做。有一些东西它是需要一生积淀的，比如说做学问也不可能是给单位做的，或者是给哪个领导做的，那是给自己做的。要把这一时之事和一世之业区别开来，跟着时髦走，学问永远沉淀不下来。如果大家现在去看那些发表的论文，可能这个时间内流行这一种，可能再过一年就流行那一种。比如说这两年，流行的都是研究方法的思考的思考，这个很好发表，或者说研究某一个问题，人都凑上去了，一写就发。如果我们总是跟着这个跑，最后自己就变成个游击队员，没有根据地，也没有自己的，站不住，也成不了大气候。所以说，有时候有些文章是写出来应付的，有些文章是要写出来作为自己一生坚持的东西。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前者是职业，后者是事业。

学问要有淑世情怀，就是要关注现实。参加工作之后，有的老师要面临申报项目，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项目也好，很多是有社会指向的。这无可厚非，一代有一代之学术，这就恰恰告诉我们，自己的学问研究一定要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离开了社会的学问，实际上是死学问，书斋里的学问是长不大的。

学问要有建设指向。年轻人有时候有一种激愤之词，也爱发牢骚，骂遍了周围所有的人，不管是含沙射影也好，言辞犀利也好。我们作为一个时代的学者，作为一个时代的研究者，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是一种建设的态度。所谓建设的态度，就是我们要从正面，要从变得更好这样的方向去理解。可以学鲁迅那样去批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更适合于建设，毕竟破而不立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现在更需要去立。

社会中有很多问题，别人可以骂，但是学者不能骂，学者是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农民工问题也好，比如说贪污腐败也好，比如说这个社会没有诚信也好，人没有精神追求也好，甚至我们所说的文坛一塌糊涂也好，甚至作家没有骨气也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为什么我们不去想办法解决它？你可以写文章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有参与的意识，我们参与进去后，这些问题才能慢慢的解决。要想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好，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现有的学术环境中，争取做学术的主流，进入到这个学术发展的方向中，而不是逆流而上。

学问要有交流意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有时候同事在一起很少谈学问，实际上，我们要慢慢地去交流，只有在交流中，越是专业领域内越接近的，甚至研究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人，在不同的辩论才能够提高，才能够在别人的指点中，或者说批评中，来提升自己。学问要有学术眼光。学术眼光，其实就是一个眼界的问题。

那么，要培养什么样的眼光呢？

一是纵通与横通。所谓的纵通，是我们研究一个现象，要把这个现象的历史发展脉络给它了解清楚。比如说，它从古代的时候到现在，在整个这条线索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何以会成为这样一个特质。所谓的横通，在这一个点上，就像我们做函数曲线上那个坐标点上，同时代的人中，他何以成为这样的特点。这个现象为何在这个国家里发生，这个思潮为何在这个国家里发生，它相邻的或者说文化习惯、文化氛围相似的地方为何没有产生。这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在共时和历时的发展中找到一个切入点，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立意，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学术找到定位，才有可能让自己的研究更有针对性。

二是博采与精见。我们知道学问有两种：学者也是有两种：一种是狐狸型的学者，一种是刺猬型的学者。狐狸型的学者兴趣非常多，经常一个点一个点地去走，这地方研究的差不多的话，可能就换一个角度去研究了；还有一种刺猬型的学者，就是一个领域钻进去。这两类学者，是根据自己的才性不同而有所选择。你是那种见识非常多，观点特别多，而且总有出人意表的想法，那你可以去博采，在不同的点上去做。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扎实的，做起来的时候观点不多，靠深挖和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够形成高度的，那我们就要去做精见。

学问的入门有两种，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下写了300年，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可能就围绕一个人写，但两者没有高下之分。研究的方式，要看自己是怎么样的性情？但是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要想精见，精见得深，那你也要能够博采。我们做学问的高度，就像我们在家堆石子，底座越大，往上面堆的就越高。青年学者要从学位论文里跳出来，不是说我们的学位论文不好，而是学位论文写出来是要四平八稳给别人看的，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却是要自立体系，另成新说。

三是深入与浅出。读书一定要趴下去读，但是表达一定要直起腰来去表达。有的青年学者总是在想着学某一个名家，或者某一个人的口吻去写。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学会养成自己的表达，而且要能够说得明白。我们研究有的问题可能非常深，但是要能够用非常专业的学术规范去把它表达出来，也要能用非常浅显的语言，写给普通的老百姓读。这里边就是把做学问和做老师结合起来，专业的学术论文可能写的非常专业，比如有时候有一些公式的推导，可能给行内最高层面的人看。但是我们给学生讲的时候，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包括我们有时候写文章，有的时候如果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里倒圈，倒半天，实际上让有经验的学者，一句话就把概括了。语言精练的就像老吏断狱一样，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根本。读研究生的时候，或者刚写论文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子，用语言的深刻来显示自己思想的深刻，实际上语言的外表并没有多少东西，思想也没有多少东西，但是故意地绕来绕去，让别人不明白，实际上正是自己没想清楚。真正意义上的名家，都是浅显易懂的，没有故弄玄虚。如果写出的文章，让外行人说是行业黑话，让内行人看什么都没有，那便是误入歧途了。

[1]王阳明（1472—1529），即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子，谥文成。精通儒、释、道三教，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

[2]章太炎（1967—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研究遍及经、史、子、集各部。

第二节　养学

在治学阶段要学会独立思考，能从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问题，并主动寻找答案，再用规范化的语言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实现由文学爱好者到文学研究者的转变。作为一名合格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呢？

一、知识素养

所谓知识素养，就是对本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做到成竹于胸，这是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前提。

第一，文献。文献是进行研究的对象。比如说，有的同学喜欢李白，那么《李太白全集》就是他的基本文献；有的同学喜欢苏轼，那就要读苏轼的全集；有的同学仅仅喜欢研究苏轼的诗，但也要读苏轼的全集。因为我们要研究某一位作家的某个局部，就首先要研究这个人的全体。现在有些同学的文献功底还有欠缺，论文开题报告中所列的文献，都是照着网上论文的文献抄来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如果真正想做学问，就需要自己亲自去查找。比如有的同学想要研究《文心雕龙》，首先就要查《文心雕龙》有几种版本，每种版本的特点分别是什么，哪个版本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些情况都要做到胸中有数。有的同学喜欢《楚辞》，首先要读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其次，要看朱熹的《楚辞集注》；如果要成为一名研究者，就还要读《山带阁注楚辞》、《楚辞音义》等相关文献；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知道《楚辞》翻译的版本、《楚辞》的研究大家都有哪些。这都是基本的文献训练。有的同学喜欢唐宋文学，首先就要读唐宋文学的作品集，如《唐人选唐诗十种》等典籍，仅仅会背《静夜思》、《登幽州台歌》这样的诗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基本概念。基本的概念主要指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合称、并称等，像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前七子、浙西六家等，这些流派都包括哪些人，我们要做到脱口而出，因为这些是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一个前提。一名古代文学的研究生，至少能够做到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说出100个先秦到清代的重要作家，这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另外，我们也常提到一些特有的术语，比如风雅颂、诗六义、盛唐气象、建安风骨、山水诗派、田园诗派等。这些概念大家在本科阶段都曾经背过，但到了研究生阶段，就要能够讲出一番新意来。有的同学一提到山水田园诗派，就说陶渊明的诗风是自然，孟浩然的诗风也是自然，王维的诗风还是自然，这就说明我们的概念很匮乏。在本科阶段可以这样去背诵，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却不行，我们要能够分清孟浩然和王维的区别；同属豪放词派，也要分清苏轼和辛弃疾的区别。总之，要能够清楚两个风格相似的诗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举例来说，孟浩然一生想入仕，但又郁郁不得志，因此不得不寄情于山水，他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的，放不下这个世界；王维则受佛学影响较深，诗中流露出忘记尘俗的宁静和安逸，处处是放得下的平淡。苏轼豪放，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旷达的情怀；辛弃疾则是一位大英雄，抒发的是英雄的豪言壮语。再比如，明代前七子和后七子有共同的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李梦阳和何景明就曾在如何学习古人的具体方法上发生过争论。公安派的三袁兄弟，都持“代有升降，法不相沿”的主张，要求文学要创新，反对复古。但时代稍晚的袁中道，则对袁宏道前期的主张做了些修正，重新提出要向汉魏唐诗学习，注意法度。像这些深层次的差异，我们要在研究生阶段分辨清楚，不要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第三，基本常识。在学习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由概念而产生的知识结构。举例来说，唐代分期为初、盛、中、晚唐，我们要知道每个时期的起迄点在哪一年。如果了解得更深刻一些，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划分。比如说，大历年间的诗歌失去了盛唐时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由雄浑转向淡远，因此成为中唐的起始点，诸如此类的常识，都要熟悉掌握。还有一些基本常识，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就要把这些不同的观点、有争议的问题研究清楚。这些看上去不是基本概念，但它恰恰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很多研究都是从这些有争议的地方开始的。例如，李白的出生地、去世原因、丧葬地点以及他的一些作品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对这些观点有所了解，然后要知道哪些常识是大家普遍采用的，其根据何在。从远古到明清，甚至到近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都有大量的问题存在争议。不论我们选择什么研究对象，都很有可能遇到这种困惑。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基本的常识弄明白。即使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学史的所有知识全部掌握，但至少我们要明白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

我们在分析一个作家的时候，还要有一些基本的思路：第一，从作者的生平入手进行研究。从作者的生平入手，就像阅读他的简历一样，他在哪里出生，在哪里读书，何时参加科举，认识哪些朋友等，这要求我们对作者一生的经历了解得清清楚楚。第二，从研究对象的思想倾向入手。中国古代的文人，有的始终充满儒家的入世色彩，有的一直怀抱道家的超脱情怀，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在得意时充满儒家思想，失意时便在道家的思想中寻找解脱。所以说，从思想倾向入手，也是了解作家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从作品入手，分析作者每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例如，大家都熟悉的《赠汪伦》，要了解李白的这首诗，首先就要知道汪伦是何许人，他为什么会让李白如此看重。据《随园诗话》记载，汪伦非常倾慕李白的才华，就给李白写了一封信：“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一看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便十分兴奋地受邀而去。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所谓“十里桃花”，是说当地十里之外有个桃花潭；“万家酒店”则是一个姓万的人开了一家酒店。虽然被愚弄，但李白还是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两人游玩数日，临别时李白留下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趣谈。也许前人已经写过这样的文章，再写不出什么新意。但经过这样一种训练，我们就能体会到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另外，《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文章也都可以这样去做。要从事学术研究，就要具备还原故事的能力，比如说，读《送孟浩然之广陵》，我们就要想到这首诗李白在何时何地赠给孟浩然的？为什么他要给孟浩然写这样一首诗？他对孟浩然是什么态度？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多少？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在读书时想到，久而久之，通过这种途径加深自己的学术底蕴，每读一本书都可以提出无穷的问题。列出一个好题目，就意味着文章成功了一半，因为组织材料来证明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一个好的研究者，不在于他能解决多少问题，而在于他能提出多少问题。

总的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要知道，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本身，大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小到某一篇作品背后的社会背景，都是我们所必须掌握的。只有具备了这些常识，在读书的时候才能够不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从中寻找出有益的论文选题。

二、文化素养

广义上的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文化史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单就文学作品本身进行赏析，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感悟。面对同样一首诗，不同心境、不同经历的人对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以《阿Q正传》为例，一位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可能只会发现其中的某个部分。有人就认为孔乙己是中国的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孔乙己有几句话很著名：一个是“多乎哉，不多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另一个是“‘回’字有四种写法”；还有更著名的一句话是“窃书不能算偷”。“窃”和“偷”的区别是什么？“窃”是私下把别人的东西拿走；“偷”是偷人，在孔乙己看来，拿别人的书，只能叫“窃”，如果说是“偷”，那就是侮辱他的人格。从这三句话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孔乙己的训诂学不错，能区分开“窃”和“偷”的含义；其次，他的文献功底也还可以，像“多乎哉，不多也”这样的古文能随口引用；最后，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说明他的文字学功底也挺深厚。这是文学爱好者读《孔乙己》得出来的结论，但实际上，这样的结论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距离深入研究还差得很远。

当然，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像孔乙己的那些常识，我们也应该掌握。比如说，简化字“云”在繁体字中分别写作“云”和“雲”。“发”在繁体字中，解释为“发财”时写作“發”，解释为“发髻”时写作“髮”。“皇后”的“后”和“以後”的“後”在简化字中都通用为“后”，而在古代，它们的用法完全不同。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定要能够分清这些字的基本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基本的文化素养。

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文化素养，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

第一，历史和地理知识。就历史知识而言，我们要知道研究对象大致生活在哪个皇帝的时期。以司马迁为例，他的生卒年大致和汉武帝相当，也就是说，汉武帝驾崩的时候，司马迁的寿数已经到尽头了。所以，《史记》中有一些武帝之后的记录，这就是后人补加的。只有了解大量的基本常识，大家在写文章的时候才能够使用精确的语言。比如说，春秋时期，往往使用周王纪年，有时候也用鲁国十二公纪年，那么，我们就要对周王和鲁国十二公非常熟悉。再比如，研究《论语》，就要知道《论语》版本的流传情况，知道“张侯论”是怎么一回事。“张侯论”是《论语》的一个版本，是汉成帝的老师张禹根据《鲁论语》和《齐论语》整理出来的，在经过东汉郑玄作注后，成为我们现在通用的版本。

作为研究者，还要对研究对象的官职有所了解。以唐代诗人为例，李白曾供奉翰林，“翰林”是什么职务？贺知章曾经担任太子宾客，“太子宾客”是何官职？杜甫、白居易、陈子昂都当过拾遗，“拾遗”又是几品官职？汉代辞赋中有大量的述行赋，杜甫也有《北征》和《自京赴奉贤县咏怀五百字》等类似的作品。根据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推知作者的出发地、目的地在哪里。诸如此类都是历史、地理和文献学的基本常识。

当我们静下心来研究某个作家的时候，如果把和他相关的作品读得滚瓜烂熟，将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琢磨透彻，学问自然会有很大的提升。即使是看上去很简单的作品，其中仍不乏知识点。以《静夜思》为例，“床前明月光”中的“床”是我们平时睡觉用的床吗？不是。那么，“床”在中国古代有几个义项？第一个义项，是指我们睡觉用的床，但古人一般称之为“榻”；第二个义项，指的是胡床，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马扎。胡床是在东汉时期传进来的，魏晋时期就已经非常普及。所以，《孔雀东南飞》中说阿母“捶床便大怒”，捶的是胡床；第三个义项，便是井上围栏，古乐府中有“后园凿，井银作床”的说法。再比如，温庭筠《菩萨蛮》中写到“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小山”是什么？有的人认为是屏风，也有人说是屏风上画着一座小山。“懒起画蛾眉”，什么叫蛾眉？这都涉及名物考证，都是历史知识的一部分。

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还要懂得基本的地理常识。举例来说，《孔雀东南飞》中提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过去有外国学者问陆倪如：“孔雀为什么往东南飞呢？”陆先生回答说是因为“西北有高楼”。当然，作为戏谈的回答是可以的。但作为一名学者，就要思考孔雀为什么要往东南飞。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句诗用的是起兴的手法，但所有的起兴都是有根据的，为什么要以东南为方向？有学者就根据这句话展开研究，先翻阅《庐江县志》，明确了汉朝时代庐江的位置，然后根据刘兰芝回到娘家后，当地的县令向她求亲这个线索，推测出刘兰芝娘家的位置。最后他发现，刘兰芝从焦仲卿家回娘家是朝着东南方向走的。所以说“孔雀东南飞”，是用来比喻刘兰芝万般无奈地回娘家，“五里一徘徊”说的则是她不忍心离开。总之，具备了地理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就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

汉代胡床还原示意图

第二，天文和民俗知识。我们在读《尚书》等古书的时候，会发现其中记载了很多奇怪的天文现象，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非常发达，一般老百姓都懂得不少天文知识。《诗经·七月》中写到“七月流火”，这是说大火星往西走，天就开始转凉。但现在的人多不知道这个含义，误以为就是指七月的天气十分炎热，如同火烤一般。《诗经》里还有一些说法，如“三星在户”，“三星”指的是参星，而不是三颗星；“户”是门前的意思。杜甫有句诗形容相见之难：“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赠卫八处士》）。因为参星和商星此出彼落，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太平御览》中记载“天再旦”，意思是太阳出来以后又下去了，过不久又出来了，这其实指的是日食。根据农历历法，日食基本上发生在农历的正月初一，月食则基本上发生在农历的正月十五，这是地球自转和公转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看到书中记载有日食或者月食，就应该知道那天不是正月初一，就是正月十五。这些都是基本的天文学常识，如果不了解，就很难理解古人的意思。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民俗知识。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多有关民俗的描写。比如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很多诗作中都会涉及。元宵节在唐朝初年才普及到全国，那个时候往往称其为上元灯节，每逢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都要放假，大家晚上一同放烟花、吃元宵，所谓“上元开宵禁”。从那以后，晚上开宵禁就变成一种习俗。除了一些传统节日外，还有一些日子也非常重要，比如古诗中经常会出现“人日”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国古代从正月初一到初七都有一个小占卜，顺序依次为“鸡、狗、猪、羊、牛、马、人”，正月初一称为鸡日，如果这一天阳光万里，天气晴好，说明今年适合养鸡；如果初二天气好，就适合养狗，以此类推。而如果正月初七天气很好，就说明今年不会有瘟疫。所以，正月初七这一天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农村一般都比较重视正月初五，叫“破五”，这实际上在是唐朝以后，佛教对中国节日的改造。

三、学术素养

所谓学术素养，就是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那么，研究古代文学，必备的学术素养有哪些呢？

第一，文献阅读能力。良好的文献阅读能力，能使我们把一篇文章读明白。具体来说，只要我们读到某篇文章，就要把其中的字义和典故研究清楚。比如，骆宾王的《咏鹅》中有一句“曲项向天歌”，什么叫“项”？为什么不说“曲颈向天歌”？因为，“项”指代的是脖子后边，“颈”指代的是脖子前面。东汉的董宣被光武帝称为“强项令”，说的是脖子后边很硬，不肯低头，而不叫“强脖令”。再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妇孺皆知的诗歌，实际上，这首诗的意境来自屈原的《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陈子昂对其重新进行了解构。作为研究生，要对这些知识做到胸中有数。

除了文章中的字义和典故外，现在接触的很多成语，如视死如归、自相矛盾、掩耳盗铃、南辕北辙等，也都应该知道它们的出处。比如说，在先秦的很多寓言故事中，做傻事的都是宋人和郑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商人众多。周朝的文化不及商朝，虽然灭掉了商朝，但周人面对商人的文化优势，却有一种抵触心理，因此他们要在舆论上打击商人，这是舆论战。由此可见，周朝遗留下来的典籍中，对商朝的责骂和诽谤并不一定都是真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一旦遇到问题，即便不是大问题，也要详加考虑，以锻炼自己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逻辑思维能力。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基本的逻辑概念，知道文章应该写哪些内容。这就好比我们给人指路，从东北师范大学到火车站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先说东北师大位于什么地方，火车站位于什么地方，具体应该怎么走，这是基本的方法。但很多同学却不这样去写，却总是喜欢从头说起，不管研究谁都从生平开始。实际上，如果有些生平已经成为大家所公认的常识，就没必要去研究了，做论文非常忌讳这样的面面俱到，我们要做的就是直接把问题说清楚。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明确自己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需要我们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论证明什么问题，都要先考虑清楚它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什么。只有充分考虑清楚且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顺着自己的逻辑写下去。

有的同学写文章喜欢兜圈子，不知道应该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三段论的写作方法。具体来讲，就是把文章分为三小节，前两节各证明一个问题，第三节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总结，这是论文的基本模式。除此外，我们也可以使用“起、承、转、合”的格式：第一节为起，点明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第二节为承，讲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第三节为转，把另外一种可能性排除掉；最后一节为合，得出结论。这是一种递进式的写作方法，包括四个基本的步骤。当然，如果其他的可能性，在另外几个部分中已经排除掉了，第三步也可以省略。还有一种并列式的写法，这种写法往往把问题的答案分为几种可能，每一种可能分别占用一个小节来论述。其中，在每一节内部，为了阐述具体的观点，也可以用起承转合的方式。同样的，在起承转合叙述模式的内部，也可以使用并列式进行阐述，这些都是基本的行文逻辑。

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同学，在写论文的时候，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句与句之间不连贯，缺乏逻辑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构思文章的时候，先把文章的概要写出来，明确每一节分别介绍什么内容，确定每一节的内容之后，再思考具体每一段要阐明什么问题。这样如同剥笋一般，层层深入下去。一般来讲，第一段如果得出一个结论，那么第二段就要从这个结论开始写起，依次顺延。所以，论文中有些表示顺序的语言，像“第一”、“第二”、“然后”等，都是可以用的；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就可以说“值得注意的是”，“需要补充的是”，或者“需要强调的是”，然后再把观点重新阐述一遍。有些观点比较难以表达，我们可以先简单介绍，然后用“换句话说”将想要表达的意思朝深处挖掘。这些都是行文的基本方法。当然，逻辑常识是学会行文的一个基本前提。从论文的某一篇，到其中的某一节、某一段，甚至是某一句应该说什么，都需要我们去建构。只要把逻辑结构确立清楚，写文章就如同行云流水。不过，架构良好的逻辑体系是以掌握基本的常识和概念为前提的，如果缺乏基本常识，文章逻辑体系即便再明晰，也是空谈。

第三，文字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是需要长期训练出来的，它需要基本的语言功底。在论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掉游移的毛病。最高明的文章写法是“老吏断狱”，即一下子抓住文章的要点，用简洁的语言把复杂的含义表述出来。在诗歌研究领域，这种手法又被称作“截断众流”，意思是，当大家为某个问题各持己见、纷争不休的时候，有学者只用两三句话就把问题讲清楚，让其他学者心服口服。

在写作训练过程中，首先要有“老吏断狱”的判断力，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然后，在表达的时候能够“截断众流”，用简明的语言把看似繁复的观点表达出来。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可以试着写写书评，每读一本书或者一篇论文，都可以试着写一则摘要，用三五句话把文章精华的部分提炼出来。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论文写作是一个考据的过程，这就像我们做几何证明题一样，明明知道答案，还要想办法去考证，证明答案的合理性，证明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而不是仅仅依靠直观的判断。

总之，写文章首先要有“老吏断狱”和“截断众流”的境界，具备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培养自己文章的情采，试着把文章写得生机勃勃，充满机趣。论文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呆板教条，它是可以充满才思的，所谓神来之笔，正是如此。比如钱钟书这样的一流大家，他们的论文就显得很睿智，能够在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细节中建立起一种逻辑关系。

这里补充一点，我们阅读某位学者的论著，也要根据自己的才情进行选择。比如上面提到钱钟书，缺乏才情的人一般很难读懂他的文章，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由甲观点得出乙结论，而睿智且有文献功底的人一下子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根据才情选择自己喜欢的学者，试着在某一个领域内，扎下一个根。具体来说，如果我们研究李白，除了要读李白的全集，还要读研究李白的相关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找一位研究李白的学者，通过阅读他的全部著述，摸索他的研究思路，知道他是怎么做学问的。

当然，我们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古代的某个文人还是现当代的学者，一定要和自己的性情相投。拿刘禹锡来说，他既有才情，又有豪气，即使仕途不顺，也能够把心平静下来，是一个能张能曲、能放能收的人；苏轼则才华横溢，陶渊明淡泊宁静，辛弃疾愤世嫉俗，各有各的特点。因此，写文章也要根据自己的才情，慢慢地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文章风格。只有通过创作，我们才能体会到作家的心理。我们的诗文不一定写得很好，但重要的是，自己要体会创作的过程，明白什么叫做“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什么叫做“一斗诗百篇”（唐·杜甫《饮中八仙歌》）。

研究领域和写作风格往往是紧密结合的，一方面我们要独立创作，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事研究。这就提醒我们，尽量选择性格开朗、见识广博，生活和事业相对顺利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裴度、李德裕、牛僧孺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官至宰相，作品自然也很有见地，不同常人。在研究他们的诗文过程中，我们会受益良多。

第三节　深思

要为学，就是读书与深思的相辅相成，孔子早已言明：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前面讲一味苦思而不知道在读书中寻求解决之道，不是读书的良法。而现在讲死读书，不给自己思考的余地，也是收效不大的读书之法。人在读书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未解之谜，每一个未解之谜都值得去探索。读书就是要在其中思考这些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也许不能最终解决它，但是在思考解决方法的过程中，他会掌握很多材料、方法或者前人已经提出的某种假说。

黄宗羲像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黄宗羲[1]，历览前朝兴衰更替，发现一个规律，即历代的财赋、税收是在不断增加的，虽然各朝都做出种种变革，但仍不能使之减少。后人称之为“黄宗羲定律”，这为后代循此思考这个问题，并找出解决之道提供了线索。这就是读书的良法。对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讲，能够提出问题，就是研究成功一半了。而要能在读书中、在材料中提出有见解、有价值的问题，还得靠自己的深思才行。

一、能思

《礼记·学记》讲：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人只有学才能进步，这是常识。但进步何来？就在于我们读书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发现自己知识上的漏洞，并予以补充完善，这样才能进步。而要能知自己不足，又非得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行，查漏补缺正是一项自省的工作；浑浑噩噩的读书，是难能知不足而去努力完善的。

黄宗羲书法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点，问我们黑板上有什么，我们都答说“一点”。老师却说黑板上什么都没有，点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老师接下来又画了一个圈，问同样问题，我们回答说“一个圈”。老师又说黑板上还是什么都没有，大家要看圈以外的东西。

治学就是如此，当自己的知识只有一点，或者只有一个小圈范围那么大的时候，往往是固守于此，感觉自己知识很丰富。有人说：“识少见寡的人，发现一点灰尘便惊叹不止。”读书是求见闻开阔，一定不要使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

知识领域宽广无边，当他停止在一点的时候，确实会感觉这个点很密实，而当他掌握了一个圈的范围的知识之后，他才会发现未解的东西变得更多。圈内的归他所有，圈外的都是他未掌握的，圆圈越大，边缘越大，所以当他的知识越丰富，他所能接触的未解领域就越多。这时候就要放低自己了，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要多学、多思考才行。学的范围广博了，可资利用的材料也就丰富起来，思考才能有深度、有价值。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叙事》里讲了学与思的关系：

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读书过程中要能在文辞之中见到事理之所在，对于意蕴丰富的话语，更要能举一反三去思考、去理解。能够举一反三地读书、思考，这样才是最为高效的。最好的学习是教一而知十，对于老师的教导以及书中的道理，能够领会透彻，得心应手地运用到实际中的很多方面来解决相关问题。对于老师来讲，学生能够教一而知十，就像一只船一样，只要老师再稍微一推，就能扬帆而顺风顺水地前行，这样的学生是很好教育的。教一学一，读一学一，自己从来不愿意多想一点，这是最低效的治学方法。

朱熹在《朱子全书》中也讲了同样的道理，言曰：

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一至于此。

思考的过程就是举一反三的过程，死记硬背的读书与学习是没有意义的。研究者要在探究事理的根本上下工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工夫。我们的时代要求的是创新型的人才，而要能创新就是要会独立的思考。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正是这样的思考能力。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成就自己的理想，要能在工作中做得出色，就要培养自己独立求知、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书中、在老师处，不要只是得到一条鱼就心满意足，要能学会打鱼之法才欣然自喜。古人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为此而发的。

治学得益于深思，并做出有价值的成果，就要在打破成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见识，解放自己的思想。朱熹言：

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朱子语类》）

只有把条条框框都打破了，才能在研究的领域里做出新的格局来。袁枚也讲：

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续诗品·尚识》）

学问像弓弩一样，是培养才情能力的基础；而才情能力之箭，又必须靠见识来引导，方能正确地运用到解决问题上来。像中国古人讲史学，要做良史不但要有史才，还要能有非凡的史识。没有见识，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对未来也不会产生什么好的影响。

要想增加自己的见识，就应该到社会上多接触一下现实，看一看下岗职工的生活，看一看农村孩子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有一种深沉的关照感，才能引发深沉的思考。读书绝不是从字面到字面，从书本到书本，见识也不是完全能在书本中培养出来的。自己没有现实生活的感受，没有充实的感情投入，没有深沉的责任感，思考就是无力的，也不会影响到他人。“思则睿，睿则圣。”（宋·周敦颐《通书·思》）读书而思考的人，不但能变得睿智，而且最终还能达到圣明的境地，这就在于真正的思考是对现实的深沉关切，是在不停地培养自己的担当与责任感。能够在读书时心怀天下，关心民生疾苦，这样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为人见识的扩展，是自身德行的完善。一味死读书，却不因之思索到现实的问题，读书就失去了意义。

二、善思

学问大致分两种，即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这也是现在科学研究的两个范式。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中，历时研究主要是要找到一个事件、思想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线索、过程和作用；而共时研究则是要探索不同的事件、思想在相同历史背景下的结构状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替和变异。我们读书做研究，就要既能从横的线索上思考，也能从纵的线索上思考，这样才能探明一个问题在整个学科历史中的定位。

若想把学问想清楚，把书中道理领会明白，就要能够从古至今、从此至彼地思考问题的全貌。思考就像泉水一样，我们既要不断地疏通，也要不断地扩充，这样才能使之越来越新。读书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通过思考提高研究的针对性，拓展研究的思路和领域。有时候思考就如活水，是没有固定角度可言的，要能在整个学问中纵横捭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人的一生形成自己的思想成果的年龄，基本上为30～50岁，50岁之前还不能培养出自己学术思考的能力，再之后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与要求了。理科做研究，能出重要成果的基本在30～40岁；文科稍有不同，可以延伸到50岁。做学术研究到很成熟的层面，就是在靠经验思考，靠经验进行研究。我们正是智力活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在培养思考习惯和积累经验上下工夫，为长久的研究打下基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宋·苏轼《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有一些书需要翻来覆去地读，有一些理论需要日积月累地揣摩，每一次都要能从旧材料中思考出新东西，从熟习的思维中再开出新的途径来。熟读深思之后，那种心得只有自知，也将是大有裨益的收获。

吕本中曾说我们如何治学：

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为可畏耳。（《童蒙训》）

背记之学是不值得称道的，那只是天性聪明而至；只有那些善于思索，读书能够寻究根本的学子才是值得称道的。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用心与否。我们看文学作品，有的是用脑子写出的，有的是真正用心写就的，只有用心写就的东西才能感动人。做研究亦是如此，要把自己的心和脑结合起来才行。光靠聪明头脑而不投入感情，不能用心去思考探索，就做不到深入。如能聪明合于用心，做研究才会有长久的兴致，做出来的成果也才能有很深的人文性。

为学深思，也有一定的章法可循。首要即为能疑，继而为能问，由疑问而再深思解决之法，这是为学的一条途径。“动以静为母，疑乃悟之父。”（清·魏源《明末楚石诸禅师和三圣诗》）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静”是万物之根，静是永恒、是常态，而运动则是暂时的。这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万物都处在运动之中”的理解正好相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静是绝对的，运动是相对的，天下万物最后都要归于静寂。

由此生发，人如想达到开悟的大境地，就要能纯净心思，由静笃而生出对于天地人生之道的深深思索，若在此期间能够产生对平日营营扰扰生活的疑问之心，又能循此而苦思解脱之道，这就种下了澄明开悟的慧根。所以“疑”乃是一个提高的关节点，由“疑”才能生出对于另一更高境界的向往。

三、反思

中国教育理念提到，老师给学生讲授知识的时候，不要一次讲透所有知识，而要留下一部分未解的知识引导学生去主动地思考，从而给学生一个提高的空间。明代学者陈献章[2]被誉为“岭南第一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讲：

明·陈献章《梅花病重作诗》

明·陈献章书法立轴

学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疑则能进，已得知识之半。

“疑”就是让学生能够去思考。读书过程中生出大疑惑，就能有大长进，生出小疑惑也能有小长进；要想不断进步就要不断思考，不断因疑惑之心而思考解决之法，能有这样的精神，也算是已经入了学问研究之门，得到知识之半了。能生疑惑之心，就说明读书者有心，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古人看重“疑”的重要，实际上是看重这种主动的、独立的思考精神。

能疑之后，就要对疑惑的问题进行反复探究，从各个角度来发问，逐渐掌握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尚书·仲虺之诰》中，古人就推崇“问”的重要：“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要为学就一定要有好问的精神。好问之人，一般都是在思考很熟或查阅很多材料之后，真正再也不能思考透彻了，才向别人发问的。所以好问，即使是因为不能透彻理解，他其实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很深的理解，只差最后点透而已，所以能称之为“裕”。而刚愎自用之人，有了问题思索不得，就轻轻放过了。如此长久下去，不但知识面越来越窄，其为学的格局也越来越小。孔子讲自己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就在于自己能做到“每事问”。

《论语》里就记载，孔子凡是遇到不懂的东西，就不耻下问，由高明而更高明。中国古代学子都要游学，要到天南海北走一走，听听不同老师的课，结识一下更多的朋友，就是为了能够在游学中向更多高明的人请教，而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见识。“博学多识，疑则思问”（汉·王符《潜夫论·叙录》），只有广博地涉猎，扩充自己所学的范围和研究的领域，才能不断增长自己的见识；而在读书过程中必然会生出疑惑来，这时候一定要善于询问，善于向高明之人请教。《荀子·大略》中有句话说得好：“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亡人好独。”“遂”为水中能借以得渡之路。不能问，则终迷惑、沉溺于不知路的困境中，要在学问中有所成就是很难的。

《礼记·学记》里说：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

正是对所读之书、所接触之事理不能清楚明白而生疑惑，才有“问”，所以“问”正是攻坚之关节。同时还要能够循序渐进地发问，“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先思考解决容易的问题，逐渐地把知识、材料、经验都积累起来，再去思考解决艰深的问题，最后才能逐渐探究到“节目”之处，也就是问题的核心之处。为学不要在起步时就做太难的题目，那样将是初学者很难驾驭的，做学问、读书一定要循序渐进，思考问题也是要循序渐进。这都是古人总结的为学的经验，其中蕴涵着很深刻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善于吸取。

“疑”与“问”不可分，都是读书深思的必经阶段。而要做到善“疑”善“问”，还是要在“学”上努力。刘开讲：

学与问，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质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问说》）

我们一直所讲的做学问，实际上就是在讲学者要善于“学”、“问”并使之相辅相成的为学之道。人不努力向学，就不能增长自己的知识、经验，对于所读之书也就不能有什么见解和评判，所以想有所质疑都不得；不能做出自己有见识的质疑，不能对书中的朦胧处、不切实处而发问，读书只能是原地踏步，难能前进。问要善问，要深思熟虑之后再提问。“非问无以广识”，如果能在“学”即大量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在深“疑”即深思熟虑之后发问请教，由高明之人帮他点透最后一层隔膜，人的学养与见识就能豁然开阔，即便是做世上任何的事情，不单是做学术研究，参加实际工作也是如此。

在一个单位里面，他如果能处处留心，善于向他人请教学习，对于单位的发展能够提出很有预见性的问题与设想，能够一下子抓到单位中某个问题或是整体发展问题的要点，那么他在工作中的发展也就是无可限量的。

所以，我们为学要能深思，要能善“疑”善“问”，不要总是浮于知识的表面，即使有疑问也是隔靴挠痒的疑问，不但不能扩展自己的见识，也不能有助于推进学问的进展，以刘开的话讲就是“非真能好学者也”，这确实是为学者的悲哀。

四、广思

要在“学”上努力，到底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见识。我们有时候看别人的文章，有的浊气逼人，有的非常爽利，有的格局广大，有的则气象狭仄。能流传千古的好文章还是要靠见识，见识不到，文章的气象、韵味也就不足。君子立身处世的见识是根本，做学问的见识也是根本，读书而深思以探究其理，目的就是为了扩展、提升自己的见识。见识又从何而来？《论语·述而》中讲：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多闻为见，识即是多思，只有多闻多思才能提高自己的见识。人有时候看不透、看不穿道理，就在于自己不能多闻多思、不能下工夫去锻炼思维能力。陈寅恪先生主要研究历史，很有大的“通识”，他的见识是极高的。他研究很多问题，其眼界首先就放得很宽广，但同时还能细致周密地考证出一事一人一制度之“然”与“所以然”来，总结出来的都是真经验。这就是我们为学要师法的榜样。

其实做研究就是两条途径，一个就是抓住主流大势，一个是做细节上精深的研究。胡适、梁启超皆为第一路径，而王国维先生就是第二条路径。但是我们不管走哪条路径，都是要结合自己的性情、思维长处、知识积累与研究领域的特点来做最刻苦、最深入的思考。读书绝不是读死书，一定要多思考，通过思考来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最终连一首古体诗都不会写，对那些经典的诗作也不能做出深刻的鉴赏；研究教育的人可能连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研究哲学的人连《论语》、《庄子》这些基本的典籍都没弄懂，更谈不上把其中的道理用到自我的修养之上，这样的读书就是读死书。

我们讲为学宜要深思，就在于人不停地求学向学，是要把活泼灵动的心思用到对天地物理、人生至理的深深思索中，然后能够扩充自己、修养自己，从此中获得安生立命的本领。“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荀子·非相》），就是对读书而能深思之、大用之的总结。

“以近知远”，即是通过深思，人就能够凭借眼前的知识，而推知到很深远的知识。《吕氏春秋·察今》中也讲：

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

为什么能够如此？就在于天地物理是一样的，社会人情古往今来总有不变的地方。正如我们现在都很喜欢传唱的流行歌曲，不单是现代社会有，明清的人也有自己的流行歌曲，上溯至宋、唐、汉一直到先秦，其时的人也都有自己时代所喜欢的歌曲。而且我们考察历代民歌的主题，会发现这些歌曲有着共同的关注，即人们的爱、恨、别离之情，这是千载以来都不变的。先秦的《诗经》里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现代歌曲里也有诸如“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他一起慢慢变老”之词；汉代乐府旧题有“行行重行行”，翻成现在歌曲中的词语就是“走走走走，走啊走”。不但情理相同，词句都差不多。

再比如我们做历史研究，会发现汉代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叫“崇妻党替母党”。因为东汉后期的几代皇帝，即位时候都比较年幼，不能处理政事，往往是由皇太后代为掌权。皇太后掌权，就必然要依仗自己家族的势力，重用的亲信往往是自己的弟弟或哥哥，也就是皇帝的舅舅们，此为皇帝的母党一系。而当皇帝渐长，亲政以后就要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这时候其依仗的往往是自己皇后家族一支，把舅舅家的人赶走。这种现象在历代都很明显。再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家庭关系，年幼时候一般是和自己的舅舅亲近，而结婚以后就会逐渐疏远了这种关系，开始和自己的大舅哥、小舅子们亲近起来。研究古代社会关系的时候，对于有些现象要做一种深层的、人文的思考，不要只是看到了政治的权谋。历史虽是已经死亡的历史，但它同样是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们创造出来的，这一点是要深知的。故而研究社会发展，就要能够深思各种现象，并把握到其中蕴涵的那些古今相同之理，做到能以近知远、以今知古，方是能体会大道之士。

“以一知万”是另一种大用处。北大有一处地方叫勺园，就是取一勺之水能窥天下之水的道理，即有“以一知万”的意蕴。《华严经》上讲：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

“以一知万”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特征，古代讲观人，是在细节处着眼，认为一个最不经意的细节就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做学问也是这样，一定要能够通过深思达到“以一知万”的境界。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思考问题要从小的地方着手，入口要小，挖掘要深，容量要大，这是为学的一个诀窍。

举例子来讲，读历史书就能读到东晋有一句民谣，叫做“王与马，共天下”。一般人读到此处可能就忽略掉了，不会去细究一句民谣的内涵，但是田余庆先生就能由此切入，联系到魏晋的门阀制度而做出了一个很大的成果，最终写出经典的历史研究著作《东晋门阀制度》。所以我们读书要广博，但是思考一定要从小处、从精细处着手，这样才能由一斑而窥全豹，达到“以一知万”的高境界。

“以微知明”，即是我们常讲的“见微知著”的道理。在每一个小细节处都能不轻易放过，从而加以细细琢磨与思考，就终将洞晓到整个事物的影响或结果；或者是能在领略到学问的一点微妙之义理后，就能循此而不懈深思，也终将能探究到学问的实质与发展趋势。《韩非子·说林上》说：

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能从一个微细的地方，察觉到大的历史线索或历史发展方向，这就是圣人的境界。我们做学问即是如此，科学研究亦是如此，从细微的地方入手，在细微变化中发现大的规律。这都是能深思的大用处，也应是我们深思所要追求达到的境界。

[1]　黄宗羲（1610—1695），学者称梨洲先生，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2]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主张学贵知疑，创立江门学派，为明代硕儒。

第四节　明理

我们讲为学之道，持恒为长久坚持的要求，读书为扩充知识的要求，深思是精于理解的要求，而其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目的，即是明理。只有在为学过程中明事理、明人理、明社会之理，才能把为学与人事、社会结合起来，才能使之有所用途。清人彭兆孙言：

读书为明理，明理为做人也。

在明理之后，是有着对于人身修养的要求与期许的。

一、物理

陆九渊讲出了读书为学须明何种“理”。他讲：

读书须明物理，揣事情，论时势。

“物理”即是我们所说的人情物理，也就是万事万物的道理。能明物之理，就能顺物知情，去揣摩现实中碰到的一切人事与人情，然后能看透周围的世事，最终生发到对整个时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认知。很多人读书时困守于书本，也困守于书斋之中，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是隔绝的。隔绝得太久，没有丝毫对社会的真切认知，就会连听别人的谈话也不大能明白人家的意思，因为社会上的人说话往往都是很含蓄的，含义很丰富的。为学就是要立志明于整个天下之大事，这对做人、做事、做研究都是很根本的。不明世情与时势，往往会导致一生的困顿。

西汉后期的大学者扬雄即如此。扬雄在文学史上的评价虽然很高，但是他一世遭际困苦，是很潦倒的一个人。扬雄早年追慕司马相如，努力雕琢辞赋去献给当朝皇帝，但是却经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因为当时汉朝已经处于社会崩溃的前夕，那些粉饰太平之作，也就难得受到当权者的青睐。后来他自己觉得很后悔，说学辞赋是雕虫小技，转而做政论文，但其时已经是王莽新朝，社会处于复古的混乱中，他更难得被重用，终其一生都很低微。后来因事受累，扬雄欲投阁自杀而不得，据《汉书·扬雄传》记载：“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所以说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要想有显示之功用，就一定要能明于当时事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让大家做人、做学问而从俗，而是讲学问要关注于现实，要对自己当世的发展有利，不但学问做得有价值，自身也能庶几有成。

姚鼐扇面书法、绘画作品

姚鼐书法手迹

姚鼐[1]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学问很好，文章也做得很好。他说读书人当求心性修养，要能通过读书而明心见性，由正心而修身养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文章写得像韩愈一样美，学问像郑玄一样深厚，也算不得是什么大学问。要把为学视为是知行合一之事，不要嘴上、手里一套华美文章，而心中是另一套龌龊道德。做学问确乎是一个苦差事，不但要读明白、想明白，还要做明白。

我们习惯讲老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现实中人人都当如是，读书的时候要培养自己，积累知识也修养德行，这样走上社会以后就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就能够聚集起可以帮助自己成功做事的一个圈子。做教师的人更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深思，也要思考自己对于本学科的基础知识是不是都掌握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讲清楚？而在知识之外，自己能不能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要常反思自己的这些不足之处，不断地提高自己。因为在自己所培养的学生之中，有的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学者、大科学家，老师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影响了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做老师也确实是一个苦差事，是一个考验良心的职业，不仅仅要求有知识，还要求有修养，更要求要用心，所以还是应当从明理处提高自己，才能做好这个职业。

左宗棠对于读书明理，有很详尽的论述。他说：

读书做人，总在明理二字。读书时，须细看古人处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气象。及自己处事接物时，又细心将古人比拟，设若古人当比，其措置之法，当是如何。我自己任性为之，又当如何？然后自己过错始见，古人道理始出。断不可以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为两事也。

最后一句，讲的实在是好，读书就是要把道理与实际结合起来。左宗棠在这里对读书如何明理讲得很细致。读书过程中，看到古人处一事、接一物，都要在自己心里细细揣摩一番，深思古人为何做如此想？为何做如此行？其中利弊如何？其中又有怎样的气象？都要一一揣摩透彻。历史书中的记载，往往是能表现出某人大优点或大不足的事迹，体味这些事迹，反思其中道理，在每一道关口自己能否坚持，而对整个局势自己又能否清楚把握，这不但需要坚强毅力来忍耐，更需要极高明的对事理的见识才行。

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是要多看到别人的好处，不要总是在对书中的道理，对他人的行为做出“任性为之”的批评，即使他人有见不到处，自己也该反思此情此景下，能不能做得更完美。只有如此，才能见出自己可能犯的过错，才能懂得古人行事确实有很高明的道理。读书的目的、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明白道理，如果把“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当做是漠不相干的两事，读书即为死读书，做人将会浑噩一生，这就是愚钝的行为。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不断从中间找到反差，以有利于自己的提高。

二、情理

大儒王阳明亦有同样的见解：

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静心录·与黄宗贤五》）

大家读书中，往往会有某句话让他读得动心，他就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记住这句话；某句话能使他把书放下仔细地思考，他也能很深刻地记得并且理解这句话。如果读书始终是没有一点动心，没有一点停下来思索的时刻，这样的读书也是白费了。只有在读书中常常动心，常常主动地思索，才说明读书中有道理值得自己去琢磨、去品味，才能渐增读书乐趣，才能长久保持读书的新鲜感，才能持续地获得新知。读书，就要从书中那些能够深入心髓的地方用力，在书中最为精华的地方，最有意蕴的地方好好地琢磨思考，以求对其中道理的深刻认知。

读书时，不妨把流传很广的古人名言摘记下来，记住三五句关乎心性修养的话，并且将其变成自己一生的行为来支持自己的发展，读书才算是读明白了。诸如《大学》、《中庸》之类的书中都含有很深刻的道理，不能只看其表面的意思，而是要明白其深层的道理，并施行到自己修身与为学的实际中，这就算是把《大学》、《中庸》读透了。《白虎通》说得好：

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读书、学习就是为了让人觉悟。所谓的“觉”就是觉醒，把以前所不知道的、不能明白的道理一下子全都开悟明白了，读书学习培养的就是这样的能力。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典籍，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结论，大部分都是在讲涵养性情、明心见性的道理。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太发达的原因。自然科学重在求真，就是要探索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而人文社会学科则重在求善，是为了人心性的完善，并不是去追求一个事情是不是最真的道理，我们能说诸子百家的哪一个学说是完全准确的呢？求真的东西可以经过反复的科学实验来证明，而求善的学问也是非得人亲身的践行才能领会它的意蕴与价值。任何一种求善的学说都不一定绝对准确，要把这种学问在践行中有所辨别，这也是为什么前人讲它是心性之学的道理。比如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涉及对一些人、一种思潮的评价时，就不能用对或错来定论，而是要看它是否契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时候评价儒家的学说，认为其害了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思潮有时是起积极作用，但如果稍微一转移就起消极作用了，最重要在于让这种思潮与社会结构相契合。因此，这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不是对或错的问题。当然人文和艺术还有另外的追求，就是“求美”，但是对于美的理解也是有时代性的。

不同的时代对于一个问题的看待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求真的学问是超越于历史与时代之上的，但是求善的学问却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不断地变化的，具有我们所说的时代性、阶级性，也还具有某一个国家的区域性、民族性。中国古代的学问基本上是讲求善的，不是实际“百工之肆”中“致其事”的学问，而是要君子涵咏体悟的“道”，为学者要对传统学问的本身认识清楚。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从中思考的问题与社会、人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传统文化的精髓。

做学问来涵养自己的性情，是中国古代所讲为学的立足点，就是为了培养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完美的人。古人言：

学必以涵养性源为本，而以变化气质为征验。

现在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的学习，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提高，而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涵养完美的性情。从而可以使自己心胸更豁达一些，视野更开阔一些，待人接物更妥当一些，做事的志向也更坚定一些。人每往前进步一点，接触的人就变了一批，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在不知不觉间就改换了自己的气质。知识是学无止尽的，修养和做人更是要不断进步，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三、事理

人生于世，在能自觉培养自己心性之前，其全部的修养基本上都来自老师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不能自主即为“天性”。人在家庭里学父母，在学校里学老师，并不能自觉地有对完美修养的追求。但是当读书到一定的层面，或者走上社会独立之后，人就要开始有意识地向周围人学习，逐渐地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补充自己性格上的不足，转变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持续地修养，在言语、行为、性格上慢慢地改变，就能不停地向高处走，向善处走，向成功处走。

人要想做多么成功的事业，就得有多么高的修养、多么大的格局，就得有多么开阔的立意和多么坚定的志向。一定要明白走上社会以后，自己就已经是一个要完全对自己负责的人，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事不得不做，要有够开阔的格局才能承担这一切，才能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在如何做人做事处多多用心，在整个性情与思路改变以后，能够时刻自觉地完善自己，他才能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一个能够成就事业的人。

郑板桥说：

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随猎诗草》）

“攻”是讲要在不懂处深入钻研，“扫”是讲要广泛地涉猎。善于读书的人，对于书中那些触动了自己内心的知识，对于那些正契合自己所思所想的道理，就一定要想办法使之变成自己的行为，使之变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

善读书者，即是要有把天下道理穷尽的雄心，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宋代张孝祥有一首词叫《念奴娇·过洞庭》，其中有句云：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为学者对于研究领域中的书要全部找尽，犹若“尽挹西江”；而后就是慢慢地琢磨、思考，犹如“细斟北斗”，然后从其中找出一条可供自己研究参考的思路来。“万象为宾客”者，就是讲学问最终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处处逢源的佳境，一切材料都可以触发自己研究的灵感与思路，都可以被自己得心应手地运用。前面也讲，为学求知并非是靠眼睛去看，而是要用心感受，能够用心为学，以“攻”以“扫”地直透所有的道理，就能进入“万象为宾客”的佳境。

读书如果能使自己气质变化，这样的读书才算是有结果。变化气质是要用心去体悟道理，“攻”也罢，“扫”也罢，都是要在书中探寻到于自己有利的道理。我们读《论语》，就能知道孔子是很懂人情物理的。《论语·宪问》中记载：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中国文化中常讲“以德报怨”，往往是听起来很高雅，仿佛胸怀很博大的样子，其实这是不符合人情的。“以德报怨”，就类似于《圣经·新约》中“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精神，这是宗教的行为，怎么能要求所有的常人来这样做呢？孔子回答得好，就是要“以直报怨”。如果有人对他有所怨恨，自己要首先反省本身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能够感觉问心无愧，那就不要理会这种怨恨，就要坚持自己的行为。自己若是正道直行的君子，时日长久了，他人也就会明白，同样正直的人会因意识到误会，而消解掉不必要的怨恨，而如果对方是小人，那就让他怨恨去吧，因为君子与小人本就是不同道的。以公平正直来面对怨恨，以恩惠来酬答恩惠，这才是合于人情物理的。若不如此，只是一味讲“以德报怨”，对于《老子》中“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的质问，又作如何回答呢？

我们这一讲是为学之道，其中道理很深，因为为学并不仅仅是读书求知识之道，其实际上还是修养心性之道，是完善自我之道。韩愈说：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

这可以作为我们为学上一个总结性的告诫：

第一，要时时追求扩大自己的知识，要视广博为能，以有未知之事、有未闻之理为耻。读书还要慎思、深思，对书中道理绝不朦胧放过，要探究出其中的深义才罢休。

第二，要能时刻检点自己是否有自满之心、懈怠之心，要警醒自己学无止境，古人尚且有“秉烛”之喻，今人怎能易于自满自欺呢？而对于已经学到的知识，要自我反省是不是没有努力去践行，是不是不能把已经明白的道理变化为自己的行为，一定要避免学而无功的事情。

第三，为学之道就在于完善自我心性上。“学而不化，非学也”，“化”即是每学到一个新知识，每理解一个新道理，都能使之内化在自己身上，渐渐地自身也就可以被这些知识、道理所“化”，自己的心性、修养、行事都能合于天地至理，合于社会人情，这就是我们为学所最终要达到的境界。

做学问，要明理；明理，才能做到清通简要，才能具有学问的气象。我非常喜欢业师袁行霈先生的一段话，以此作为结尾吧。

袁行霈先生《学问的气象》书影

学问的气象，就像释迦之讲法，就像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1]姚鼐（1731—1815）字姬传，室名惜抱轩，曾参与《四库全书》编撰，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

致谢

2009年秋季，我在东北师范大学面向全校硕士研究生开设发展课“国学通论”，研究生院希望通过这门课程提高学生的心性修养，我便以“中国的修养”为题，重新设置了课程体系，对中国文化中的立志、正心、修身、怀德、读书、治学等内容做一个系统解读。当时的授课提纲和参考资料，便是此书的初稿。

这门课开设之前，正好北大国学研究院楼宇烈教授到东北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并受聘为兼职教授。我全程陪同，并忝列讲座嘉宾，侧侍先生，聆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后经我整理，蒙先生允准，赐为序言，使本书蓬荜生辉。

编辑马晓娜当年曾选修了这门课，承蒙她的鼓励，我得以有动力整理出版，作为读书的心得，与大家交流，期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耿战超、许玲、李媛、张烨等同学帮我整理录音稿，核对引文，使我省了不少时间。张甲子帮我拾遗补缺，并配上插图，使文字增色不少，一并致谢。

曹胜高

2012年8月1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觉醒的国殇：甲午战争120年祭／袁村平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10-06382-7

Ⅰ．①觉…　Ⅱ．①袁…　Ⅲ．①中日甲午战争—通俗读物　Ⅳ．①K25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9180号

觉醒的国殇：甲午战争120年祭

袁村平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8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635×965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180千字

ISBN 978-7-210-06382-7

赣版权登字—01—2014—15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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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风声起，战云密布
一、日本的明治黩武与大清的风雨飘摇

二、朝鲜东学党起义

三、短兵相接，中日的和与战
知识链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第二章　突发难，丰岛炮声
一、操控朝鲜

二、丰岛海战

三、成欢驿之战
知识链接：甲午战争清朝的武器装备到底如何？

第三章　洒热血，平壤之战
一、宣战

二、熊熊燃烧的平壤战火

三、激战与溃败
知识链接：历史中有几次“平壤之战”？

第四章　波涛涌，黄海剑戟
一、海战前的波涛暗涌

二、犄角雁行阵

三、步蟾督战，为国激战

四、炮火不再轰鸣
知识链接：日俄战争中的黄海海战

第五章　鸭绿江，战墙崩溃
一、排兵布阵

二、“饮马鸭绿江”

三、虎山鏖战

四、鸭绿江防线崩溃
知识链接：朝鲜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关系

第六章　空悲切，旅顺惨案
一、分兵犯境，金州告急

二、土城子，战胜的消息

三、旅顺喋血
知识链接：日军共给我国带来多少惨案？

第七章　辽东乱，血战威海卫
一、起来，保卫辽东

二、殊死搏斗，威海卫之战

三、覆灭，悲壮的结局
知识链接：明朝与清朝两场中日之战的过程比较

第八章　再失守，连战连败
一、牛庄失守

二、连败，再丢营口、田庄台
知识链接：湘军与淮军

第九章　丧国权，马关之约
一、马关条约

二、见利眼红三国干涉还辽

三、国人救国运动
知识链接：中国战败原因

第十章　义军起，宝岛风云
一、甲午余波，澎湖之役

二、义军起，与敌斗

三、新竹争夺战

四、黑旗歃血，浴血台南
知识链接：台湾有过多少次被占领的历史？

尾声：甲午之战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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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眨眼，时间过去120年了。

120年前，清军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引起中国社会大变局和改变东亚乃至世界政治版图的战争。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这场战争前，中国度过了一段最好的时期。这段时期，国内无大乱，国际环境缓和，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但是这场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自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就是这样一场战争，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

甲午战争对大清也许是不幸的，但不幸是必然的，大清从上至下的腐败丛生，无论是官场还是军营，官场卖官鬻爵，军中克扣军饷，而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30年，政治体制改革成效明显。大清空有一身“大国”的躯体，实际是一个落后的“弱国”，无论是从经济，军事或者文化。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说，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甲午战争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何尝不是一段现代史。如果政府腐败、民弱国贫，就算你拥有武力又如何，就算你人口众多又如何？当世界大势汹涌变化的时候，能顺势而上的才是真正的强者。

历史都是人写的，也许没有任何人能够绝对保证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对话的具体细节，也许这些很多都是偶然性的因素，但历史慢慢往前走，现在的我们能看到过去必然的过程，从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对未来的思索。

日本的崛起绝非偶然，大清的没落也绝非偶然，这是制度的必然。对一个制度，如何让它变得更完善，让国家傲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恒读弥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推陈出新。

“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邓世昌最后一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大义凛然于胸，数千年来，“义也”，曾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发展的命运，正因为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义士”，民族的脊梁才不至于倒塌。国家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但是更需要一个体制维护这种精神、这种文化。希望邓世昌所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是真的值。

本书严格按照史实，梳理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脉络，生动地呈现出了整个战争的全貌，有利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希望这本书带给你的，不仅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有关于现实的思索。

有人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两次打断了中国发展。有没有可能日本再次冒险，第三次打断中国的和平发展？

历史不会重演。

今天的中国不是1894年的中国，也不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我们放下仇恨，不等于忘记历史。要以史为鉴，更要自强。

作者

2013年5月

第一章　风声起，战云密布

一、日本的明治黩武与大清的风雨飘摇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前660年，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1)继位，这是日本传统纪元的开始。593年，圣德太子为了压制豪族，加强皇权，进行“推古朝改革”，打破了旧的官阶世袭制，制定出一套社会生活行为准则《十七条宪法》，为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创造了条件。645年6月12日，以大中兄皇子为首的皇室和以中臣镰为代表的一部分贵族，力主改革，效仿中国隋唐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他们发动政变，改名大化，颁布诏书，实行改革，使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经过一系列改革，日本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从710-784年，因其以平城京为都而称为奈良时代，这一时期日本注意吸收中国文化，佛教迅速传播，多次派遣唐使和留学生来中国。

到12世纪，移居地方的皇室后裔——平氏和源氏势力渐强，关西的豪族依附平氏，关东的豪族依附源氏，形成两大武士集团，并为了争夺权力而展开斗争。直至1167年平氏获胜，首领平清掌握了大权。

1180年，源氏首领源赖朝利用武士阶层对平清盛的独裁的不满而起兵，于1185年攻灭了平氏，并于1192年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始了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年）。

之后的室町幕府时代（1333-1573年），将军权力削弱，各地守护大名割据一方，导致了混乱的战国时代（1467-1573年）。在丰臣秀吉(2)统治的战国时期，实行了清丈全国土地、没收民间武器、奖励对外贸易和限制天主教的传布等一系列政策。但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3)在关原大战中打败了石田三成的联军，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建立江户幕府，并于1615年攻陷大阪城，灭绝了丰臣氏，保证了德川氏政权的稳固，重建由将军直接掌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但是江户幕府一别丰臣秀吉的政策，在1637年颁布《锁国令》，禁止国民同外国贸易和交流产物，从此日本进入了“锁国时代”。

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

明治维新：日本强国之路

日本的“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亦严禁基督教传播。只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这为影响日本深远的“脱亚入欧”思想的萌发起到了积极作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刺杀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袭击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在此期间，尊攘派对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并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严厉镇压，最终失败。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

1866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明治维新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措施。这次改革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也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为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风雨飘摇的大清政府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清朝并没有在一瞬间堕落到底，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我们知道，清政府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是因为此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将这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了。

甲午战争之前冲突图

与因为改革而蒸蒸日上的日本相比，此时的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加上日本国家危机意识一直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定会不断向外索取，中日已不能避免一战。

二、朝鲜东学党起义

民族危机与东学道

日本的躁动跟国际形势也是有关的，欧美列强对外侵略的主要目标就是它们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打败并强迫开放国门的亚洲封建国家，而重点目标就在东亚地区的中国（大清帝国）、朝鲜等地。

欧美等列强已经对中国交锋过，他们在与中国的战斗中明白，虽然中国已被打败，但由于清政府的实力仍存，并且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了一定的富国强兵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控制。

柿子专挑软的捏，这样的广泛认知“祸害”到了朝鲜，实力更弱的朝鲜成了首要的受害者，列强加大了对朝鲜的侵略，将朝鲜变为其角逐场所。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在其中，犹以朝鲜近邻日本的侵略最为严重。

日本成为朝鲜最大的掠夺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不少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韩论”。1885-1890年，朝日贸易额占了朝鲜对外贸易额的80％，日本投机商廉价收购朝鲜大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然后运到日本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同时，日本则在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粗劣纺织品，获取巨额利润。

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日本资本家还控制了朝鲜的金融业、海运业、渔业。朝鲜的城乡手工业开始解体，朝鲜农村阶级分化的过程加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经过日本等国的盘剥，原本就十分贫困的朝鲜人民生活雪上加霜，民族矛盾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激烈。

这真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国际形势！树木是从根部开始腐烂的，朝鲜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吸取清王朝和日本在与西方列强战争中被击败并被羞辱的教训，依旧横征暴敛，不思进取，致使人民生活日益贫苦，不得不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当时朝鲜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朝鲜这个时候跟清政府的腐败方式有得一拼了。朝鲜的中央政府荒淫腐败，以卖官鬻爵来维持财政收入，就连科举也成了交易市场，地方官吏和农村土豪更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到处是权钱交易，贫富悬殊空前严重，朝鲜的社会矛盾就像干柴一样不断累积。朝鲜统治者对内骄奢淫逸、对外妥协卖国的这些行为都极大地激化了国内的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深受多重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日俱增，起义反抗的意识日渐形成。

1885-1894年间，朝鲜官方记录的较大规模的“民乱”就有38起。农民领袖全琫准就是这样一位试图改造朝鲜的仁人志士。

全琫准（1854-1895年），是朝鲜西南部全罗道古阜郡人，他出生底层，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的感受。他知道，一个腐朽的统治阶级带给人民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必须推翻旧的政府才能挽救像自己身边那样的普通民众，于是他很早就萌发了反抗的意识。

全琫准的人生离不开自己父亲的影响，父亲全彰赫的事迹对他人生的选择起着关键作用。全彰赫为人正直，秉性刚强，因为不满郡守横征暴敛，率众袭击郡衙，不幸被捕牺牲。全琫准以父亲全彰赫为榜样，立志拯救苦难的民众，最终促使他领导人民反抗地主阶级腐朽统治。

东学道是当时朝鲜流传着融合儒教、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宗教，其主旨是提倡东方之学，作为“本土教”，与当时在朝鲜流行的西方天主教相抗衡。另外，东学道还以“人乃天”为教条，反映出反封建的平等思想。

但是这样一个宗教却并不被政府认可，东学道从1860年创立起就被朝鲜政府当作“左道”“邪教”而严加禁止。不过东学道通过一系列的宗教宣传，提出了“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很好地迎合了贫苦农民的斗争需要，因而在贫苦大众中具有极大影响。因此，这个宗教得以在地下迅速传播，并成为一股暗涌，等待时机掀起波涛。

1893年1月，数千东学道徒在全罗道参礼驿集会，展开了“教祖伸冤”运动。同年3月，东学道徒麇集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在王宫景福宫光化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东学道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的外国人（除中国人以外）。

4月，上万名东学道徒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后来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强制解散。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爆发已酝酿成熟了。

时势造英雄，全琫准认识到这种思想能发挥巨大的鼓动作用，于是在1874年（一说1890年）拜见了东学道教主崔时亨，并成为东学道信徒。

加入东学道后，全琫准通过大量发展东学道的道众，四处宣传东学道的教义，为发动起义做了准备，到1894年领导起义时，全琫准已是东学道在古阜郡的接主（首领）。

势如破竹

国内矛盾激化、受外来侵略爆发的民族危机，再加上东学道的传播和全琫准等仁人志士的积极推动，朝鲜就像一间充满煤气的房间，只差一点火花。一旦有人点火，势必引发剧烈的爆炸。

点火的人在哪里？他就是全罗道地方政府。他们压榨百姓的行为就是甲午农民战争的导火线，于是朝鲜甲午农民战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经过五天的准备，1894年2月15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十日），古阜、泰仁上千名农民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蜂拥向衙门冲去。群情激愤的人们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有人把平时供在厅堂里的祖传宝剑也拿了出来。赵秉甲闻讯，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走。

起义军占领郡衙后，惩办贪官污吏，烧毁地契、奴婢卖身契，释放狱中无辜百姓，打开仓库，把非法强征来的水税米退还给农民。

如此势如破竹的一场起义，参与的农民仅仅十多天便作鸟兽散，不得不让人叹息。

之后的古阜郡守朴源明和政府派来处理“民乱”的按核使李容泰对待农民更加苛暴。

于是全琫准等人又于4月25日（阴历三月二十日）率领农民起义，占领白山，以其为大本营。起义军捣毁官衙，开仓济民，并于4月30日（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白山举行大会，提出了“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等四大纲领，还在檄文中表示要“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基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史称“白山倡义”。

东学起义军的主张赢得百姓们的支持，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越来越多，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3000多人，武器也大有改善。

不久，全琫准被推举为总大将，自称“绿豆将军”，金德明为军师，两个大将孙华仲与金开南各领一军，兵锋直指全罗道首府全州。

东学军并不像之前暴动的农民，他们纪律异常严明，规定不准吸烟，不得奸淫妇女，不能损坏农田，违者严厉惩处，对于两班、吏胥、地主、土豪则十分严厉。

5月7日，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派250名全罗监营兵和1000多名雇佣的褓负商进攻白山，企图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东学军在全琫准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官军，迫使其退守全州城。

“官军败了！”消息传到汉城，朝鲜统治者惊恐万状。要知道，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况且，全州供奉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和丰沛楼。供奉祖宗的庙被敌人占了，这怎么了得？

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急派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800名京军携枪炮弹药乘坐清朝北洋水师的平远舰和朝鲜的苍龙、汉阳两火轮从海路开赴全州，又命200名京军从陆路攻打东学军。

金文铉见大批京军来援，以为东学军即将崩溃，便抢先发动进攻，却没占什么便宜。

5月10日拂晓，东学军趁天还未亮，便在黄土岘组织一场袭击，官军大败，死伤800余人，领兵官李璟镐被击毙。东学军在黄土岘战斗中缴获枪支600多杆，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士气也大大提高。

洪启薰在南下途中先向东学军发出招降书，威胁利诱。但全琫准不但拒绝投降，还率军偷袭灵光县，生擒守城军官黄万基。洪启薰一看招降不成，决心用武力镇压。他的部队经过了美国教官的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西方新式武器的军队。然而此时洪启薰率领南下的800名京军，一路上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开小差不断，到5月11日抵达全州城时，只剩下470余人。洪启薰感到东学军声势浩大，便密奏国王，建议借外国兵镇压。朝鲜高宗害怕引狼入室，不敢轻易借兵，只派黄宪周督带300名壮卫营士兵与200名江华火枪兵支援。援兵还未到达，两军已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原来洪启薰到达全州后，全琫准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官军正面交锋，拖着官军从灵光到兴德，从兴德到咸平，然后转进长城郡。东学军在城南月坪洞扎营。官军长途追击，疲于奔命，士气更为低落。

1894年5月27日，洪启薰率军追至月坪洞，只见丛林密布，郁郁葱葱。洪启薰害怕埋伏，便先派小部队试探虚实，自己躲在后面观察动静。官军哆哆嗦嗦地走进树林，只听喊杀声起，吓得回头就跑。洪启薰一看，从林中冲出的东学军老的老、小的小，大多拿着大刀、长矛。他顿时壮起胆来，跳起来大叫：“冲上去！”官军无奈，只得掉头冲锋。东学军却仿佛不堪一击，纷纷逃散。这一下洪启薰意气风发，指挥官军全力追击。不料，洪启薰中了计。原来全琫准早已知道官军武器精良的优势，便决定将主力部队埋伏在黄龙江一带，另派小股军队诱敌深入。官军追入树林后，行至黄龙村，无数埋伏已久的东学军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顿时杀声震天。官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武器扔得满地都是。官军伤亡200余名，洪启薰抱头鼠窜。长城郡会战，东学军大获全胜。

东学军乘胜进军全罗道首府——全州城。5月31日，东学军占领完山，逼近全州，以缴获的野炮向全州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的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弃城而逃。6月1日（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全琫准率军入城，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当时一名叫金允植的政府官员曾这样描述东学军的军纪：“每于对敌之时，兵不血刃而胜，首功；虽不得以而战，切勿伤命为贵。每于行阵所过之处，勿害人物，孝悌忠信之人所居之村，十里内勿为屯住。”

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道和庆尚道的东学道徒群起响应，东学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不久全朝鲜各地的东学道徒也纷纷揭竿而起，东学军规模空前盛大，已席卷了朝鲜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拥有十多万武装力量了。

东学军占领全州后，洪启薰曾多次猛烈炮击全州城，东学军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但也抵挡了官军的攻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根据兵曹判书闵泳骏的建议，国王高宗一面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求援，一面将金文铉、赵秉甲、李容泰等人革职查办，任命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金鹤镇为全罗道观察使，向东学军求和。于是清政府派遣叶志超和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500人于6月8日左右陆续在忠清道牙山登陆，准备镇压东学党起义。

东学军领袖全琫准等人鉴于继续对抗会引起外国武装干涉，便放弃了“驱兵入京”的计划，同意和朝鲜政府谈判。

清朝落入战争“圈套”

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方针早就定下来了，而且为此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1893年4月，川上操六的朝鲜、中国之行，使日本“对清国作战计划，于此际已成熟于彼脑海之中”，并得出“中国不足畏”的结论，对日本朝野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寻找战机，川上密令泷川具和等人关注清廷动向。泷川侦知清政府大举筹备“万寿庆典”的活动后建议：“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宗方小太郎也指出：“根据鄙见，我日本大多数人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等的统计比较上断定胜数，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可见，日本自信能够战胜中国，但是并没有狂妄到一口气吞下中国。中国有句古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日本人在“气”上足以将中国打败，“制其全胜”。他们缺的仅仅是一个契机。

现在，契机来了。日本政府早就密切注视朝鲜局势的发展，等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中日战端的借口，这样就能借口对中国宣战。因此，当东学军不断胜利进军时，日本间谍组织“天佑侠”便潜入东学军内部，藉此刺探情报，分化义军，同时挑动中日冲突。

对这场战争来说，可能只有中国政府自己没有对胜负有过预测，他们还沉浸在“天国上朝”的美梦中，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除了日本，其他国家的人也对这场战争表现出了巨大兴趣。英国人赫德曾预测中日两国的胜负，他说：“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

不得不说，赫德的分析不是空穴来风，对日本人来说，只有“速战速决”才有可能取胜。因此日本一天也没耽搁自己的情报工作，说白了，他们输不起。巧的是，日本情报人员在深入了解清廷的虚骄腐败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潜在的物资和人力优势，他们也提出“速战速决”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宗方小太郎说：“今日之事，唯有突击一法”。

朝鲜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日夜都在窥探中国方面的举动。他们根据长期侦查经验断定“妄自尊大、死爱面子”的清政府一定会派兵平叛，便建议政府采取相应对策挑起侵华战争，清政府就这样落入了日本制定的战争“圈套”。

三、短兵相接，中日的和与战

战前冲突

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日本第一个侵略的对象就是中国台湾。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台湾。日本天皇下诏，单方声称琉球为日本藩属。1874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竟称琉球是日本属邦，并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当时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才从台湾撤军。但是日本侵略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下，1879年日本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随后，日本又按照其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公然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充分暴露了日本并吞朝鲜的野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如愿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这次政变。但日本人还是利用了清廷的昏庸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这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两国军备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悄然发生了变化。这段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故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而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清政府结合自己一直以来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断定，西方人并不是想占有我们的土地，而只是想在贸易上多沾点便宜、谋些钱财，有了这种心思，根本就没有意识应该在军事上多防备虎视眈眈的敌人。

这种轻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从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之后，就再也没有扩充实力，没有添加任何船舰。而军舰都有一定的服役年限，没有新的军舰加入，老的军舰慢慢老化，战斗力自然不如日本新制造的军舰。因此，相对于日军船舰，清政府的战舰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年人，火力弱、射速慢、航行速度慢。北洋海军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家基地加起来才只有舰艇25艘，官兵4000多人。而且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就连北洋水师用来购买枪炮弹药的军费都被慈禧太后用来修建颐和园，这与明治天皇大幅扩大军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中国失败的命运。

爆发

战争的导火索终于来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

清朝没有识破这是日本的阴谋，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500人于6月6日左右在朝鲜牙山登陆，安营扎寨，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

日本得知清廷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

1894年6月8日起，日本一方面派先遣队400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在朝鲜仁川登陆；另一方面，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东学军领袖鉴于继续对抗会引起外国武装干涉，便于6月11日，和朝鲜政府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清日两国撤兵，但清朝要求日本军队先撤兵。大鸟圭介也向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口头表示撤兵。然而日本援军反而不断增多，直至10000多人，果然，大鸟圭介开始不断挑衅，一会儿否认朝鲜是清朝藩属国，一会儿又提出中日两国一道“协助”朝鲜“改革”内政。

当然，清朝和朝鲜都严正驳斥和拒绝了日本的这些无理要求。但日方的目的已经达到，它一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为战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同时，日本也终于找到借口，挑起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企图已经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里也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光绪帝老师）为首的主战派（帝党），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后党）。

李鸿章明知日本的狼子野心，却并未认真备战，而是一味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但由于各方的利益牵扯，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调停均告失败。

日本唆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在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知识链接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的武士精神由来已久。7世纪的“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上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武士阶层逐渐形成。11世纪末，日本封建领主源义家担任陆奥守时，曾平定当地一次内乱，源义家向朝廷请功，遭到拒绝。源义家便自行对家臣论功行赏。

这个举动赢得了人心，关东（今东京一带）武士纷纷投靠他，与其结成主从关系。从此，武士阶层的基础在日本正式形成。久而久之，这种武士阶层的思维、道德和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疯狂崇尚切腹

“武士道”不是日本人生来就存在于基因里的。明确出现“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年。

但是，早在始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就已出现“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称谓，即武士道的雏形。它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略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

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后，设立御家人制度，进一步以仪式和法律形式确立主从关系，武士的政治地位开始上升，武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强化，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开始成为铭刻在武士心灵深处的法典。此时的武士道同样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但是，它更强调献身精神和礼仪。最典型的是，死的倾向被美化，切腹自杀成为“光荣的解脱法”。

当时对切腹的崇尚已到了疯狂的境地，以至于在切腹的体位和方法上还有多种区别。其实，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切腹动机归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名誉，换取子孙后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武士”并不总是以“武”为生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由“武”及“文”的过程。江户时代前，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江户时代的200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务转化为行政事务。武士道的基本内容转化为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

这些基本内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无一不是在培养为主君建功立业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起统帅作用。

本质是残酷无情

这种“忠诚”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

“赤穗47浪人”便是这种复仇主义的典型事件。1701年，江户城的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自杀。浅野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自杀殉主。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忠臣藏”主题。

武士道中的这种“忠诚”精神与武士的死亡观有关。《叶隐闻书》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现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恋的、毫不犹豫的死亡观。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想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一一斩首。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搞的“百人斩”正是这种残忍的典型。武士道中讲述的许多行为，本质上都是残酷无情。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从中世纪的武士道中推陈出新。

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1871年和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由此，武士道逐渐演变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

比如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常常采用“肉弹攻击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计伤亡地连续冲锋陷阵，迫使对方最终丧失战斗意志而崩溃投降，让士兵用鲜血和生命去填平“胜利道路”。

对外侵略的精神工具

20世纪，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中武士道的核心价值——“忠诚”进行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当前，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来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中的传统模式。这足可见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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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武天皇是神话中日本第一代天皇，天照大神后裔，其在《日本书纪》中被称作为神日本磐余彦，在《古事记》中则名为神倭伊波礼毗古命。传说他建立最早的大和王权，为日本开国之祖与天皇之滥觞。

(2) 丰臣秀吉（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大名、封建领主，继室町幕府之后，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他是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担任关白，后担任太政大臣，被称为“太阁”。在位时实行的刀狩令、太阁检地等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日本社会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封建社会转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位后期逐渐变得昏庸多疑，并发动文禄庆长之役，后病逝。

(3) 德川家康（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安土桃山时代、江户时代的武将、战国大名。江户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将军。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第二章　突发难，丰岛炮声

一、操控朝鲜

步步吞并

既然有了侵略计划，对谁第一个下口？从地理位置上看，朝鲜离日本最近，且当时的朝鲜还是清政府的附属国，吞并朝鲜后就可以用它作跳板，继续侵略中国大陆。而汉城作为朝鲜王国的都城，在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必然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

在侵吞朝鲜的过程中，日本为了避免重蹈当年丰臣秀吉失败的覆辙，放弃了直接采取武力吞并的手段，而是向西方列强国家“虚心讨教”，学会用武力作后盾，使用外交、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抓住清政府腐败无作为的弱点，一步一步蚕食朝鲜。

日本刚开始对自己的国力有自知之明，所以行事非常谨慎。1874年，日本与中国清政府签定了《北京专约》，夺取了琉球并试探出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尝到甜头后的日本更加肆无忌惮。

1875年9月，日本派军舰到朝鲜挑衅，制造了“江华岛事件”。第二年，日本以“江华岛事件”为借口，用武力逼迫朝鲜开港，签订《江华条约》，为下一步侵略打开路径。1880年，日本在汉城设立公使馆，积极支持朝鲜政府的反对派，干涉朝鲜内政。

当时朝鲜统治阶层分为以国王的亲生父亲大院君(1)为首和以王妃闵妃为首的两派，闵妃集团绝对性地压倒大院君集团，独揽大权。两年后的7月，汉城发生士兵起义，起义者攻入王宫，火烧日本领事馆。

清政府应闵妃集团的请求，派兵镇压，并扣留趁机夺权的大院君，扶植闵妃从新执政。可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再次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和《日朝修好条规续约》，随后又签订了《日本人在朝鲜国贸易规则》，更加肆无忌惮的对朝鲜进行经济掠夺，干涉朝鲜内政。

当时朝鲜统治阶层有一个要求改革的集团，叫做“开化派”，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驻军和干涉朝鲜内政，主张向日本学习，走维新之路，幻想与日本进行合作，得到日本的帮助，实现民族独立。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用心也良苦，但是却跟错了领路人。狡猾的日本政府利用这些人，企图建立一个附属日本的傀儡朝鲜政权，于是在这些人中培养了一大批日本的奸细和叛徒。

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发动政变，杀死守旧派官吏，宣布建立新政府，断绝与宗主国清政府的关系。不料仅仅两天后，清兵就粉碎了政变，闵妃集团重新掌权。这次事变史称“甲申事变”。

日本借“甲申事变”之机，再次逼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并派伊藤博文(2)为特命大使与清政府交涉。伊藤博文与满清代表李鸿章会谈，签订了《天津条约》，正是因为这个条约，日本在朝鲜取得了和清政府平等的地位。

这一系列事件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本终于摸清楚了清政府的底细，开始大肆扩军备战，准备与清政府决战。“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日本终于发动了“甲午战争”。而且，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盟约”，要朝鲜为日本作战提供一切方便，朝鲜成为日军的战备基地。

政权旁落

1894年（光绪二十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国王请清兵助剿。日本也于该年6月派兵入侵朝鲜，并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要求，但是遭到拒绝。

7月23日凌晨，日军混成旅突袭景福宫，并与光化门前的朝鲜守军发生激战。同时，大鸟圭介(3)派书记官杉村濬等在大院君侍从郑云鹏等人的引导下进入云岘宫，请求大院君即刻进宫主政。但大院君似乎不为所动。

随后与大院君关系非常好的冈本柳之助进入室内，为了威胁大院君入宫，竟然拿自己的身体冒险，做出剖腹自杀的样子，这可吓坏了大院君，杉村濬等人趁机再次竭力劝大院君入宫，大院君于是有所松动，但要日本人做出保证才能同意，杉村濬用汉字立书保证道：“日本政府之此举，实出于义举，故事成之后，断不割朝鲜国之寸地”。

当天中午11点左右，大鸟圭介与大院君分别进入景福宫，高宗下阶相迎，大院君见高宗后与他执手对泣。大院君指责高宗失政，高宗也一再表示忏悔，大院君还一度原谅了“垂泪认罪”的闵妃。随后高宗下了一道“凡今庶务，遇有紧重事件，先为就明于大院君前”的教旨，把国政完全交给大院君。就这样，大院君凭着农民起义和日军入侵，第三次掌握政权，成为了朝鲜的实际统治者。

毕竟不是自己本族的人，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他们认为：“大院君七十五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它，是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转达其心意于清廷”。

大院君上台执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算闵妃集团。

大院君下令将闵泳骏、闵炯植、闵应植、金世基、闵致宪等闵妃集团高官悉数罢黜，有的甚至流放远方恶岛。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偷袭朝鲜丰岛海面的中国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日大院君政权表态“朝鲜从此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请日军代为驱逐牙山清军。后又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的亲日政府，称军国机务处，并开始断行甲午更张，开启了朝鲜的全面近代化改革。

然而实际上，此时的大院君不过是日本的傀儡而已，实权掌握在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开化派手中，包括与清朝断交、进行内政改革乃至镇压东学党等种种行为都是在日本的指使下进行的，并非出自大院君的本意。

但大院君还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他与日本貌合神离，同开化派的矛盾也逐渐激化，特别是金弘集组建军国机务处以后，大院君实权旁落，更是极力试图从开化派和日本人手中夺取政权。他先任命自己的孙子李埈镕为内务协办兼亲军统卫使，让其掌握人事权和兵权，不断阻挠甲午更张的改革事业。

同时，大院君秘密向驻平壤的清军传递日军情报，企图里应外合驱逐日本人。

特别是8月10日，进驻平壤的清军左宝贵等部率军渡大同江南下到达中和附近时，据日方史料记载“大院君事大的野心热中沸腾，任其爱孙李埈镕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阳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非常诚恳，却阴与中国结托，策划奸黠阴谋，与在平壤清军暗通，表里相援，企图擒捉日本公使”，并且“和东学党相呼应，企图驱逐我兵”。

但是清军并没有给大院君“争气”。平壤战役溃败后，不仅大院君的反日计划落空，也因为他给清军的密信为日本人截获而使他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

大院君见一计不成，又联络全罗道的东学农民军，让他们再度起义。东学党是否是听从大院君的旨意而再次起义值得商榷，但他们毕竟起义了，这也是大院君所盼望的。然而由于实力悬殊，少量日军就迅速击垮了十万东学军，大院君的反日行动也彻底暴露，日本人恼羞成怒，骂他是一只“老狐狸”。

当时，日本以井上馨(4)代替大鸟圭介为新任驻朝公使，大院君便前往公使馆访问井上馨，向他指出日本在朝鲜采取武力手段，并且亲日政权颁布了许多与朝鲜民情不同的改革法令，已失去民心，还给他写了“汉高帝之得天下心也，先以约法三章，台执应可知也”的一行话，希望日本改善对朝政策。然而井上馨不但置若罔闻，还密谋废掉大院君。

开国五百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井上馨以私通平壤清军和煽动农民暴动为由，逼大院君下台。大院君最后一次执政就这样结束了。

大院君虽然丧失了政权，但仍不甘心。他对执政的开化派恨之入骨，收买了一些壮士，准备对当权官员行刺。法务协办金鹤羽首先在家中被刺死。大院君的孙子李埈镕因为刺杀金鹤羽的嫌疑，于开国五百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被押送到警务厅严加拷问。

当时内部大臣朴泳孝等开化党人要求将李埈镕处以死刑，经过大院君夫妇的多方奔走，甚至在法院门口跪坐痛哭，李埈镕才免于一死，被流放到乔桐岛。

但是，大院君党羽因为李埈镕事件的牵连而被处死，大院君的势力也就更为削弱。开国五百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颁布了所谓的“大院君尊奉仪节”，事实上相当于割断大院君与外界的联系，将大院君软禁起来。大院君就这样昙花一现，从此淡出政界，再也没有掌握过政权。而朝鲜的政权就此落入日本手中。

二、丰岛海战

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协助镇压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即派兵赴朝，进驻牙山。日本借机也出兵朝鲜，日本嗾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不久，朝鲜政府同东学党达成妥协。清政府命入朝军队集结牙山，准备撤回，同时要求日本撤军。日本拒不接受，随后挑起武装冲突，企图以武力控制朝鲜。

清政府为增援牙山孤军，派北洋海军巡洋舰“济远”“广乙”，练船“威远”，炮船“操江”，由“济远”管带方伯谦率领，护送运载援兵的“爱仁”“飞鲸”“高升”三轮（均为雇用的英国商船）赴朝。

1894年7月25日，即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一日，“威远”护卫“爱仁”“飞鲸”两轮自牙山返航。27日晨，“济远”“广乙”两舰也自牙山回航，接应正向牙山驶来的“高升”“操江”。当驶至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时，突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巡洋舰“吉野”（旗舰）“浪速”“秋津洲”这三艘以高航速和高射速为特征的军舰的截击（这三艘军舰在后来黄海海战中重创北洋舰队，立下头功）。

当时“吉野”“浪速”和“秋津洲”三艘战舰在丰岛海面上活动是为了搜索原定于7月25日清晨与其会合却没有如期出现的日本通报舰“八重山”舰及旧式巡洋舰“武藏”舰。搜索到27日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三艘战舰发现了远处海面上升起了两缕烟柱，第一游击队的三艘战舰加大航速向烟柱驶去。这两缕烟柱并不是日本船舰“八重山”和“武藏”的，而是清朝从牙山归航的“济远”和“广乙”。

仇敌相见，分外眼红。没过多久，第一游击队的三艘战舰与“济远”和“广乙”两舰互相发现，双方即时下达战斗准备命令。日本三艘战舰刚开始的时候是在狭水道里航行，非常不利于战斗，于是便往南诱惑“济远”和“广乙”来到宽阔水面的水面上。几分钟后，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吉野”首先开炮，正因为这一炮，中方认为是日本先不宣而战。但是日本认为在双方距离3000米时，是“济远”舰首先开炮。

不管谁先开的炮，战斗已经打响了。第一发炮弹之后，中国军舰随后还击，两军展开激烈炮战。日本军舰在吨位、火炮、时速等方面的优势很快就显示出来，“济远”号首先发现了自己实力不如敌人，于是在开战几分钟后就开始向西逃亡。

“广乙”号奋不顾身冲入日本舰队中，企图利用硝烟和薄雾掩护，向日本军舰发射鱼雷。但是在“秋津洲”和“浪速”压倒性的火力打击下，“广乙”船身严重受损，人员伤亡惨重。不得已“广乙”只好向海岸方向退出战斗，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

就在这个时候，载有第二波增援朝鲜清军并悬挂英国国旗的“高升”号商轮和满载军械的“操江”舰先后驶来。“高升”号当时是由英国船长T．R．Galsworthy受清政府特许航行，船上有多名西方顾问和船员。

这时候的“济远”虽然发现实力不济退出战斗，抛下“高升”号开始逃窜，但是“吉野”和“浪速”依然对“济远”穷追不舍，“济远”舰只好全速西撤，并发尾炮攻击“吉野”舰。几分钟后，炮弹命中，“吉野”受伤转舵撤走。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济远”舰利用吃水浅的优势引诱“吉野”舰搁浅，于是游击队司令官坪井少将命令停止追击。

日军第一游击队立刻做了分工，三艘战舰中留下“浪速”舰拦截“高升”号，以“秋津洲”舰拦截“操江”舰。

9时15分“浪速”发出信号勒令“高升”号停轮、下锚。之后由“浪速”舰派出军官登船检查，命令“高升”号跟随“浪速”行驶，意在俘虏“高升”号。“高升”号的指挥官抗议之后表示服从。

但是“高升”号上面不仅仅有英国人，还有众多清军官兵，他们怎么能任由自己成为日本人和英国人交易中随意驱使的棋子呢？于是船上的清军官兵发觉并阻止了英国船员的行动，并愤怒地宣布誓死不降。

随后，清军官兵将英方船长T．R．Galsworthy控制了起来，船长T．R．Galsworthy没有听任摆布，要求发信号再与“浪速”舰交涉，内容是以未知宣战为名，争取将船驶回大连或旅顺。

“浪速”舰再次派员交涉，但对“高升”号的要求未予允诺。

交涉结束后，“浪速”舰发出“船员离舰”的警告，而清军官兵不允许任何人离开“高升”号。船长T．R．Galsworthy要求“浪速”舰再派出小船，“浪速”舰予以拒绝，并且升起代表攻击的红旗。英国船长和船员见状随即跳船。

清军以为船上的英国士兵是临阵脱逃，于是开枪射击跳船和准备逃走的人。日军在这个时候旋即发炮进攻，清军毫不示弱，占据在船上，以步枪迎击敌人但无异于螳臂挡车。

下午1时左右，“高升”号被“浪速”击沉，此时“高升”号西方船员与清军官兵多数落水，日军对清军官兵除俘获两人外，其余的并没有施救，而是开枪射杀。

战斗之后的统计结果是：当时“高升号”总共装有清军官兵1116人，除245人遇救获生外，其余的871名江淮子弟全部壮烈殉国。另外74名船上工作人员，只有12人获救，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5名英国人，以及1名舵工和56名船员，全部葬身海底。英国船长T．R．Galsworthy和两位西方船员被日方挽救，德国顾问少校游到岸边。

高升号事件中所遇难的871名精锐淮军相当于此后牙山一役中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惨痛结果，导致了中日双方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击溃了清军，士气大为沮丧。

“操江”舰也没有摆脱自己的命运，下午2时左右，“操江”被“秋津洲”舰俘虏。

逃脱厄运后的“济远”舰驶抵威海，却在《航海日志》中捏造战果：“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并篡改海战时间，掩盖事实。而后丁汝昌误报“济远”舰击沉“吉野”号。

这场海战结束之后，中国方面损失惨重，巡洋舰“广乙”、租用货船“高升”被击沉；巡洋舰“济远”被重创；炮舰“操江”被日方俘获，并一直利用到1965年。

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

甲午战争大清光绪皇帝宣战谕旨

战败的清政府当然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清朝认为是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中国租用外轮，违反了“国际法”。

日本则引用“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的报告，还有“高升”号英国船长T．R．Galsworthy的证言为依据，指出日本对运载作战人员的“高升”号及战争物资的“操江”舰的做法符合“战时国际法”，即可以根据需要予以拦截、检查、俘获甚至击沉。

在开战问题上，清政府认为，在没有正式宣战之前则不为开战状态，应遵循“国际法”中关于中立国船只保护的规定。

而日方认为，既然爆发军事冲突，即适用“战时国际法”，而且“高升”号运载的是交战国的军队，属于敌对行为，所以不应作为中立国船对待。双方争论不休，都希望自己“师出有名”，希望得到“国际法”的同情。

清政府希望借“‘高升’号事件”将英国拖入战争。而英国政府考虑自身利益，不希望朝鲜经由清廷之手，最终转入当时实力强大的俄国手中，所以在朝野一度抗议声后，转而支持日方立场。此外，日方的公关也对英国舆论起了不小的影响。清政府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幻想的盟友也成了自己的敌人，外交上的失败让清政府颜面扫地，在整个战争中更加处于不利地位。

三、成欢驿之战

战事一起就没有休止，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上。在北洋海军护航舰队于丰岛海面遭到日本舰队袭击的同时，清朝政府驻扎在朝鲜牙山的陆军部队，也遭到了日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下的陆军混成旅团的攻击。叶志超、聂士成因牙山无险可守，遂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

成欢驿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是汉城通往天安、全州的南北咽喉要地，丘陵环绕，安城川河水两岸沼泽密布，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公州位于成欢之南，背山面江，亦是兵家攻守要地。

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构筑工事，分左、右两翼展开。左翼部署在成欢西北约2公里的牛歇里高地，集中了主要炮火及兵力，以阻击日军由成欢去牙山的道路。右翼在月峰山一带，兵力较为薄弱。叶志超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

当武田秀山率领的日军右翼队强行通过安城渡，进攻佳龙里之际，大岛义昌率领的日军左翼队进至月峰山东麓，在松林边上布下炮兵和步兵阵地。大岛听到西边传来枪炮声，知道双方正在安城渡激战，便命令总队官兵注意隐蔽，等待进攻的号令。

凌晨4时，西边的枪炮声归于沉寂，大岛判断武田秀山支队已经得手，于是传令总队上下做好攻击的准备，并留出时间让右翼整顿好队伍。直到1个小时后，大岛才下令对清军阵地发动了总攻击。

5时，日军左翼炮兵发出第一炮，向月峰山最东侧的清军第一壁垒开始炮击。这是敌人发起总攻的信号。

清军许兆贵部因未曾配备大炮，只有“开放步枪，竭力应战，流星万道，横飞半空，其声飙然”。试问步枪怎么抵挡得过大炮？而且日军配备野炮8门，早已测准距离，瞄准清军第一壁垒，每每命中。清军壁垒乃筑土为墙，只及胸高，一炮落下，只见墙土四散纷飞，黑烟腾起，士兵根本无法隐蔽，战斗异常艰苦。

当然，清军并不是没有炮。成欢西南山顶上的清军炮兵也曾发炮支援，但因敌人炮兵阵地隐蔽较好，故命中率甚低，作用极微。清军虽处境艰难，仍然坚持抵抗。

6时30分，日军炮火摧毁了清军右翼第一壁垒。随后，日军总队又向清军右翼第二壁垒发起了攻击。这是清军的大营，围墙高达数丈，构造比其他壁垒较为坚固。壁垒内守兵为清军之精锐，誓死拼战。但因第一壁垒已经陷入敌手，日军占据有利地势，炮火又极为猛烈，守军无法进行持久的抵抗，被迫撤出阵地。

到6时50分，清军月峰山东侧第一、第二两座壁垒，皆先后被日军攻占。

日军右翼听到东边炮声，也立即从佳龙里村出发，向清军牛歇里山阵地（即左翼第一壁垒）进逼。武田秀山支队在日军左翼炮火的支援下，发起了猛攻。江自康部奋勇抵抗，成欢西南山顶阵地（即左翼第二壁垒）也发炮轰敌。此时，“硝烟弛漫，喊杀声与枪炮声相和，震天撼地，疑山岳为之崩裂”。但敌我众寡悬殊，日军炮火又猛，清军左翼两座壁垒亦被敌先后攻占。

大岛义昌指挥的日军总队既攻下了清军右翼第一、第二两处壁垒，其武田秀山支队又攻下了清军左翼第一、第二两处壁垒，清军便只剩下右翼第三、第四两处壁垒了。于是，日军便左右夹攻，对清军阵地采取钳形攻势。

清军尽管誓死拼战，“莫不以一当十”，坚持不屈，但伤亡很重，“死伤积野，血流成渠。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我军四面受敌，犹复决命争首，抢占山头，轰击不辍”。聂士成“时驰骤枪林雨弹中，往来策应，见军火垂尽，不得已率众溃围而出”。7点半钟，日军终于攻进了清军的最后两处壁垒。

聂士成率军突围后，向南退至天安，与叶志超会合。他请叶志超先率部驰往公州，自为断后，并一路招集残卒。当晚，聂军宿于广亭里。

7月30日，聂士成行近公州城北的锦江时，见叶志超又由公州渡江北退。叶对聂说：“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遂率所部先行。聂驻队半日，收集余众，随叶之后而行。清军绕道朝鲜东海岸，渡汉江和大同江，行程两千余里。

叶志超于8月21日，聂士成于8月28日，先后抵达平壤，与左宝贵、马玉崑、丰升阿、卫汝贵诸军会合。在行军途中，对于行动不便的受伤士兵，“均给资留医治，派员照料，并照会韩官一体保护”。此次长途行军，正值酷暑季节，跋涉道途，人困马乏，沿途多亏朝鲜群众“献蔬菜、柴草，代汲饮”，“让庐舍，供栖止”，才得以顺利到达平壤，从而基本上保存了这支军队的实力。

日军既攻陷成欢之后，当即分兵两路：大岛义昌率领第十一联队，顺南北驿道向天安前进；武田秀山率第二十一联队，沿东西驿道直趋牙山。大岛估计牙山为清军长期驻扎之地，成欢败后必全部集中于此，进行殊死战斗。

29日午后4时，武田支队到达牙山后，发现已无清军踪影，便当即在此露营。武田判断，牙山既为清军入朝后的长期据点，尚留有大量军械、弹药、粮食等物资，清军有可能隐蔽在附近，准备在夜间偷袭，便下令警戒。

夜袭战在中国战斗史上很多次被用过，我们见到的很多夜袭战都是以少胜多。但是这次，清军失算了。清军趁夜袭击日营，因日军已有准备，夜袭未能奏效，受挫而退。清军遗弃的大炮8门、大米500包、军旗及大量弹药，全部为日军所得，于30日作为战利品从白石浦运往仁川。

大岛义昌也于同日率总队抵牙山，与武田支队会合。31日，大岛混成旅团北归。

9月5日，返回汉城。是日，大鸟圭介在汉城南郊扎凯旋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他本人亲自着礼服乘舆迎接，并“迫韩兵鼓乐郊迎三十里”。

大岛混成旅团整队经过凯旋门时，队前打出一面白旗，上写“成欢之战利品”和“清兵大败之证”两行大字，其后是装载缴获物资的大车，特别把一面三角黄龙旗置于显眼的地方，以夸耀日军的战功，并表示对中国的蔑视。

此战日军死37人，伤50人，合计87人。包括军官六人，松崎直臣大尉等二人被击毙，桥本昌世少佐等四人受枪伤。清军伤亡100余人，兵力损失较日军为大。如果再加上清军在牙山的伤亡，以及北撤途中饥疫而死者，损失当为200余人。

成欢驿之战，可以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和日本进行的第一次陆战。一粒子弹虽小，但是也能引发一场战争，同样，成欢驿之战虽然规模很小，但是给整个战争带来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日本政府认为日军之所以战胜，正是大鸟圭介的高压外交手段所收到的实效。日本方面认为，牙山战役的胜利，中国的军队在朝鲜汉城附近就已经消失无踪影了。朝鲜政府完全被日本所控制，这个“喜讯”一时间就在日本国内传开了。不仅如此，这场战斗的胜利还给日本人壮了胆，他们觉得从此以后，如果日本和中国开战的话，欧美列强也不会再轻易干涉了，只能看看热闹而已。对日本国内来说，之前还对战事忧心忡忡的那些人，已经被国内到处庆祝的太阳旗和欢呼声取代了，那些还在忧虑日本挑起战事是否恰当的人，都已经开始默认甚至支持日本的这一行为了。

从此，日本完全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日军便可以专力北顾，为后来发动平壤战役解除了后顾之忧。正式开战后的第一次成败，往往关系到两国军队的士气。因此，可以说成欢驿之战的结果，预示了清军平壤战役的失败。

知识链接

甲午战争清朝的武器装备到底如何？

清军的战斗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真的是与武器的装备数量有关吗？

甲午战争中的枪支

甲午战争前后是步枪发展换代的关键时期，各种新的步枪设计纷纷问世。甲午战争前，清朝军队装备有当时世界闻名的英国亨利－马提尼、德国老毛瑟枪（1871年式）、法国哈乞开司和美国的雷明顿枪等先进的单发后装线膛枪。清朝在1867年，制成了美式雷明顿后装单发枪，子弹为铅弹，子弹壳有纸和金属制两种。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已能仿制生产多种先进的后装单发枪。

日本陆军使用的枪支，大多依靠欧洲进口，型号庞杂，性能比清军落后。1885年，陆军中佐村田经芳对进口步枪进行改进，制成村田13式单发步枪，后又改进，成为村田18式单发枪。甲午战争中，日本陆军多数均使用这种当时工业落后的日本生产的二流步枪。

发后装线膛枪打一枪装一发，射速低下。为此后来又出现了所谓“连发枪”。后装连发枪的特点是，设有储存子弹的弹仓，可一次将多发子弹全部装入弹仓，射击时只要拉一下枪栓，就可完成装弹，明显地缩短了装弹时间，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使射速达到每分钟10-22发，在当时这已经是极为惊人的火力了。

清朝在1860年以后进口过世界闻名的美国斯潘赛连发枪，该枪是电影上西部牛仔的标准装备，曾在美国内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1885年前后开始装备美国17响温策斯特连发枪，清朝后又装备和仿制了5响快利、5响黎意、9响斯宾赛、5响哈乞开斯、13响前拿德等先进后装连发枪，并装备陆军。甲午战争首批清朝参战陆军部队则装备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德国连发毛瑟枪。

日本在1889年，研制成口径8毫米（又称7.9毫米），最大射程3100米，可装填8发子弹的村田22式连发枪，甲午战争中，装备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但并没有参加甲午战争，其中一个可能是当时贫穷落后的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设备为他们生产足够的新式弹药。

加特林机枪是美国人加特林在1860年发明的一种手摇机枪，发射速度为每分350发，射程为2000米，在19世纪发明的手摇机枪中它最为有名。它有6-10根枪管，利用手摇作动力完成装弹、射击、退壳等动作。清朝最早使用这种机枪是1874年，李鸿章从国外购买了加特林机枪，当时称为“格林炮”，1877年天津机器局就成批生产这种机枪的子弹，到1878年生产的数量为137万发。我国也曾制造过加特林机枪，1884年金陵机器局开始制造这种武器。当时贫穷落后的日本根本没有资金来装备这种先进的武器。而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武器强了很多，可见甲午战争赔款和很多情况下大部分清军武器被完好缴获对日本军队的强大可以说起了决定性作用。

黄海大战中北洋水师舰上也配有众多“格林炮”，“致远”舰曾使用“格林炮”，先后发射百余发，击中日舰甚多。旅顺黄金山炮台上同样装备有4门仿造的“格林炮”，守台的士兵曾使用这些机枪扫射日军约5个小时。

甲午战争中的火炮

清朝军队使用的火炮主要是德国克虏伯钢炮。其中包括部分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管退式快炮，作战中使用的既有野战炮，更有大量炮台中固定式重炮。清朝当时也能自产部分火炮，如1884年制成格鲁森式37毫米线膛后装架退炮，1891年9月，大沽船坞仿造德国一磅后膛快炮九十余门，1994年制成格鲁森式57毫米线膛后装架退钢炮。

日军使用的火炮最初主要是旧式德国克虏伯炮，1881年大阪兵工厂仿造意大利等国2种青铜架退式火炮成功，其中70毫米野炮，最大射程5000米，70毫米山炮，最大射程3000米，不久又制成90毫米的臼炮，1887年后，陆续装备部队。这些旧式青铜炮性能当然不及清朝陆军钢炮。

在炮兵方面，当时清朝陆军具有百倍以上的优势。

例如大连有海岸炮台5座，陆上炮台1座；紧靠它的旅顺有海岸炮台13座，陆上炮台17座，守军共2万人，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师，拥有大小炮120门以上，其中包括许多240毫米的克虏伯远程巨炮，炮弹则有246万发以上。一个加强师的兵力拥有如此多的重炮和炮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炮兵总火力超过甲午战争时日本陆军火力之和，其总火力也超过了抗日战争时中国军队全军炮兵的总和，以及朝鲜战争初期志愿军炮兵的总和。然而李鸿章安插的亲信担任守将，他们纷纷丢弃炮台，不战而逃。余下官兵坚持在炮台，终因无人指挥，最后退出炮台。众多巨炮弹药几乎不战而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24000余人冒严寒在荣成涉水登陆，普遍冻伤，冻掉手脚的亦不罕见，且粮弹不济，然而在延续数日的登陆期间，山东半岛驻军有2万多人，却没有半渡而击。在威海卫炮台，李鸿章安插的亲信守将同样纷纷丢弃炮台不战而逃。最后日军用清军留下的280毫米巨炮和炮弹，猛轰北洋水师，当即击沉数舰，最终消灭了北洋水师。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然而当时贫穷落后的日本根本无力购买足以击沉北洋水师的贵重的巨炮。清军陆军装备先进巨炮，北洋水师反而挨打被歼，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可以看出，在1885-1905年之间，清军的武器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差，然而却败给了无论整体实力还是军备都落后的日本。装备优良确实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研究和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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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院君是朝鲜王朝时代，对于儿子即位成为国王，本人却没有得到王位的人的封号。在近代国际历史中所说的大院君，通常是指兴宣大院君，即李昰应（1820-1898年），是朝鲜王朝第26代君主李熙（朝鲜高宗）的生父、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他早年被封为“兴宣君”，1864年其子李熙即位以后晋升为“兴宣大院君”，因此通称为“大院君”。兴宣大院君先后3次执掌朝鲜国政，权倾朝野。而他与其儿媳闵妃（明成皇后）之间持续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也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末朝鲜的政局。

(2) 伊藤博文，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中的一人，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第一个枢密院议长，第一个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从本质上说，他在日本统治集团里是文治派。

(3) 大鸟圭介（1833年4月14日-1911年6月15日），西洋军事学者，幕臣，军人，官僚，外交官。正二位勋一等男爵。明治六年（1873年）进陆军省任职。八年，任工部权头兼制作头及工学头。十四年（1881年）升工部技监。十五年，任工部大学校长及元老院议官。十九年（1886年）兼学习院院长。二十二年（1889年）出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二十六年（1893年）转任驻朝鲜特命全权公使。是日本政府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人物之一。

(4) 井上馨（1836年1月16日-1915年9月1日）明治维新元勋、九元老之一，政治家、实业家，幕末以及明治时代时的活跃人物。

第三章　洒热血，平壤之战

一、宣战

战斗打响后，清政府不能忍受凌辱，还是准备打一场。7月14日，光绪皇帝即降旨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速为筹备，即派一军由北路进发，另派南路军由海路接应叶志超军。

从7月21日开始，南北两路援朝军同时分批登程，其中南路援军在丰岛海战中被日军歼灭，北路入朝之援军即所谓四大军，包括盛军、毅军、奉军和奉天吉林练军，李鸿章让他们驻扎朝鲜北部重镇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

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和马玉昆率领的毅军首先于8月4日入驻平壤，其次是和左宝贵率领的奉军，最后赶来的是丰升阿率领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于8月9日赶到平壤，终于形成四大军会师之势。四大军共计32营，合计13526人。史称四大军入朝。

战争部署

8月21日和28日，叶志超和聂士成先后率成欢战败归来的残兵进入平壤（聂士成在9月2日离开平壤回国），朝廷任命叶志超为平壤诸军总统。清军按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方针，在平壤赶修工事，择险分屯，同时又在平壤后路各地布置兵力。清军驻守平壤的总兵力，计步、马、炮约15000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贮存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

早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向中国宣战前，日本政府就对战争的发展做出了各种估计和设想，并据以制定了“作战大方针”。其要点是：作战准备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派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出动海军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主力决战，夺取黄海及渤海制海权；第二期作战视第一期之海战结果而定。

为以保周全，日本还制定了三种方案：

（甲）如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即运输陆军在渤海湾头登陆，于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

（乙）海战结果虽不能夺取制海权，然已使中国舰队不能驶进日本近海时，派陆军前进，驱逐清军出朝鲜，扶植朝鲜“独立”；

（丙）若海战失败，制海权为中国海军所夺，则加强在朝鲜的防守，击退清军的进攻。但日本政府考虑到海军主力决战何时进行难以拟料，且海战即使胜利，由于气候和运输条件，若进行直隶平原大决战，至少须待来春冰雪融化。因此，大本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首先实施“作战大方针”的（乙）项方案。

8月14日，大本营将“作战大方针”及实施（乙）项方案训令于各师团长。同时增派第五师团及第三师团一部入朝。9月1日将入朝的第五、第三两师团编成第一军，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军司令官，指挥朝鲜境内的攻势作战，向驻平壤清军发动进攻。

日军向平壤的进攻共分四路，采取分进合击，四面包围的战术：

由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第九旅团（约3600人），自汉城出发，循汉城至平壤大道，达平壤大同江南岸，以牵制、吸引清军，便利其他部队由平壤左、右翼及背后进行包围攻击；

第五师团本队（约5400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亲自率领，自汉城发兵，出江西郡进攻平壤西南面；

由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领的第十旅团，称朔宁支队（约2400人），亦由汉城出发，由麦田店渡大同江，绕攻平壤东北；

由日本海运至朝鲜元山登陆的日军，称元山支队（约4700人），在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指挥下，由元山出发，渡大同江进至平壤西北之顺安，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并与朔宁支队会合，共同担当平壤北面的攻击。

日军对平壤的包围形势图

清军在平壤的防守部署是：

在大同门外大同江面搭浮桥一座，以通往来。江南岸构筑堡垒五处，由毅军及盛军一部防守，统归马玉昆指挥；

城南外廓筑堡垒及兵营十五处，其南端由大同江北岸修筑长达二千米胸墙一道，墙下布雷，为南面第一道防线。由盛军及奉天练军盛字营驻守，归卫汝贵指挥；

城北牡丹台筑堡垒一处，牡丹台外侧沿丘陵高地自东北向西北修堡垒四处，奉军及奉天练军、江自康仁字营驻守，由左宝贵指挥；

内城之景昌门至七星门一线，由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驻守。

大战在即

这是一场清军占据优势的大战。

首先是地形优势，平壤是朝鲜平安道首府，山环水抱，城墙高大坚固。共有城门六座：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玄武门跨牡丹峰修筑，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关键，城东又倚大同江为天险，总之平壤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其次清军兵员、武器、粮食都很充足，足以以逸待劳，击退来犯之敌。

另外，朝鲜官民也大力支持清军，清军入驻平壤后“朝鲜难民、义团等箪食壶浆，馈遗不绝”，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积极协助清军作战，而在汉城的朝鲜统治者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亦暗中向清军传递情报，企图里应外合击退日军。

反观日军，并不得朝鲜人心，日本史料记载“所有地方之韩人见我军则回避逃匿”，被日军强征来的朝鲜夫役，“皆怀畏怖，不肯服役，强使服役则中途逃窜，比比皆是。因此，我北进各队及元山支队，其行进途中备尝给养缺乏之苦。师团本队除粗米饭外，副食毫无，仅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之食”。一路上还不断遇到朝鲜人的偷袭。

遗憾的是，即便清军有这些优势，并未主动进击，扭转战局。

特别是清军军纪败坏，令原本盛情欢迎的朝鲜民众寒心，正如目击平壤之战的朝鲜人朴殷植所说：“始清兵渡江，我民争箪壶迎馈，而乃肆盗掠，大失民望”。总之，清军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最终导致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

当日军向平壤进发时，清军并无积极措施，8月31日，叶志超电告李鸿章，主张“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李鸿章竟认为是“老成之见”。直到朝鲜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电告日军正向平壤扑来，李鸿章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性，急电叶志超“预备进占”，光绪帝也对叶志超很不悦，下旨要平壤清军“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自由往来，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叶志超只得命各军加强派哨，探敌行踪。

9月6日，左宝贵派奉军哨官傅殿魁率骑兵一哨出探，进至黄州东5里时，与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先头部队一户兵卫步兵少佐所率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遭遇，双方交火后，奉军以敌我悬殊太大，即撤队回营报告。

当天，叶志超获悉日军大队即将来攻，便召集卫、左、马、丰等将领会议，决定各军抽调八成队，合计7000余人，酌带行粮，于9月7日晨渡江至中和郡，相机迎击；各营留二成队，仍扎平壤老营，在中和，清军因夜黑看不清，竟自相残杀，死20人，伤100余人。

叶志超便于当天飞函前敌调各军回防，从此，各军坚匿平壤，龟缩不出。而日军则利用这个机会顺利完成了对平壤城的包围。

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于平壤之战的前两天到达汉城时，即向麾下的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虽说是为了激励日军将士发扬武士道精神，却也透露了他作为日军主帅，对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并无绝对的把握。可惜，他高估的清军的实力和状态。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元山支队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

14日清晨，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攻占城北山顶清军营垒数座。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受叶志超掣肘未能成功，只得率部退入城内。

当晚，叶志超见城北形势危急，主张弃城逃跑，他说：“敌人乘胜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各整队伍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依违参半，只有左宝贵痛斥：“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只轮弗返，不敢窥觎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每岁靡金钱数十万，正为今日耳，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哉？大丈夫建业立功，在此一举！至成败利钝，不遑计也。”他慷慨陈词，怒色形面，恳望叶志超“同心合力，共济时艰”。

左宝贵遂派亲军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主帅失去作用，清军在之后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也为清军的失败埋下伏笔。

二、熊熊燃烧的平壤战火

船桥里战斗

在9月15日这天早上，日军按计划发动总攻。战役在三个战场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其三为城西南战场。

9月15日凌晨3时，大岛义昌指挥的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分左、中、右三路向大同江南岸守垒清军发起进攻。马玉昆指挥的守垒清军立即进行自卫还击，大同江北岸清军大炮也隔江遥击，炮火极为猛烈。

日军进攻部队暴露在垒前开阔地面，毫无掩蔽，伤亡惨重。日军督队官下令“宁死勿退”，驱赶士兵，拼死冲击。士兵被迫冒死向大道两傍左、右翼堡垒发起冲锋。守卫在大同江渡口桥头堡及江北各垒清军，互相配合，猛烈夹击日军，日军死伤甚多。

清军见状，从垒内冲出，发起反击。日军立现踌躇之色，逡巡后退。日军司令官挥刀督战，不准士兵后退，两军展开白刃格斗。

在双方步兵进行鏖战的同时，两军炮兵也展开激烈的炮战。对射不久，日军“炮兵中队山本大尉以下二十四名被杀伤”。同时，清军派出增援部队，补充了弹药，士气大振，火力愈强。

而日军自凌晨零时由宿营地出发，战斗已逾半日，早餐未进，饮水全无，士兵饥疲不堪，弹药亦将用尽。尤其“中央队战线弹药全部用尽，且将校多数伤亡”，已无力再战。

至午后1时，大岛义昌只得下令退却。午后2时，日军全部狼狈退离战场。这次进攻，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斗被评价为清军在“甲午战争的陆战中打得最好的一次战斗”，而日本人也为此作诗哀叹道：“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

玄武门战斗

守卫平壤的清军在玄武门外筑垒五处，分两重。内重牡丹台，牡丹台外重自东北向西北方向沿丘陵构筑外垒四处。

15日凌晨5时5分开始，日本元山支队集中炮火向牡丹台外侧西北方两个堡垒开始了猛烈炮击，以掩护步兵冲锋。守卫堡垒的清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宝贵自至城上指挥，我军力御之，倭人死伤无数”。日军在军官的督战下，拚死突进。

6时20分左右，战斗益趋激烈。“此际彼我之枪炮声最为盛，硝烟与朝雾相混，几乎咫尺莫辨”。元山支队为了打开突破口，集中全部炮火向西北最外一垒猛轰。

堡垒被毁，守垒清军被迫于6时50分撤退。不久，第二垒也在日军炮火环攻下失守。7时15分元山支队占领玄武门外西北外侧二垒后，按既定部署直抵牡丹台下。

在元山支队进攻西北二垒的同时，朔宁支队也向牡丹台外东北方向的两个清军堡垒发起进攻。日军首先以两个中队的兵力在旅团副官桂大尉的指挥下，向最东北方外侧的堡垒发起猛冲。清军凭垒拒守，以连发毛瑟枪进行还击。击伤敌指挥官桂大尉和两个中队长小仓中尉和本间中尉。但日军在炮火支援下连续发起猛冲，战至7时半左右，清军不支，终于弃守东北方的外一垒。

这样余下的外重最后一个堡垒，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日军集中全部炮火向外重最后一个堡垒倾泻，“山炮榴霰弹频频在垒上爆炸”。但清军“仍坚阵应战”，一直坚持到8时才最后撤出堡垒。至此，从外侧掩护牡丹台的清军四处堡垒，全部落于日军之手。日军元山支队与朔宁支队会合，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抄牡丹台，开始对牡丹台守军“三面合击”。

牡丹台是平壤玄武门外的一个制高点，据全城形胜。牡丹台失守全城将遭到威胁。日军早已注目此地，企图一举攻占。因此，在占领外围堡垒后，立即立炮于垒上，用排炮集中向牡丹台守军轰发。

守军在左宝贵指挥下，凭险据守，“以全力持之”，用速射炮向进攻之敌步兵迅猛还击，日军步兵在清军强大炮火攻击下，伤亡惨重，无法前进，“战斗颇为困难”。

为了援助步兵冲锋，日军集中元山、朔宁两个支队的全部炮火对着牡丹台垒轰炸。牡丹台外城连中数发榴霰弹，堡垒胸墙被毁，速射炮也被击坏，士兵伤亡甚重。日军乘势发起冲锋，蚁附而上。在日军步炮夹攻下，牡丹台垒最终陷落。

这个时候的左宝贵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他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于是“乃衣御赐衣冠，登陴督战”，“往来睨指挥”。营官杨某见城上危险，欲挽宝贵下城避，宝贵击以掌，并亲燃大炮向敌军轰击，先后“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颗”。部下感奋，拚死抗御，予敌军以重大杀伤。军人气概，大抵如此。

正酣战间，忽然，一个炮弹飞来，将清军的火炮击碎，弹片直插左宝贵的肋下。

左宝贵负伤不退，将伤口裹紧，继续督战，血染征衣。不久，又一弹飞至，左宝贵中弹扑地。将士们急忙冲过去查看他的伤情，弹片已经洞穿了他的身体！这时候的左宝贵隐隐还能说些话，虽然模糊，但是情绪激昂。将士们将他抬下城墙，左宝贵已经闭上了他那不甘的眼睛。

左宝贵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高级将领血战沙场，壮烈殉国的第一人。

日军占领牡丹台堡垒后，立即列炮于垒上，向玄武门轰击。

不久，玄武门城楼被击毁，仅余四柱，兀然耸立城头，清军火力顿时衰弱下来。日军乘势派一小队士兵潜奔城下，由玄武门旁侧用绳梯猱升而上，清朝守军见状瞬间惊散。

日军夺占玄武门，向城内推进，遭到城内清军的狙击。日军不知虚实，日军将领立见尚文见一时难以攻进内城，便派飞骑传令，命进入玄武门的部队悉撤至城北高地，以观清军动静。这样，玄武门的战斗随即停了下来。

城西南战场

在城西南战场，进攻这一线的日军为野津道贯率领的第五师团本队。该部于晨7时到达平壤西南之山川洞，立即列炮在丘陵上向清军射击。并出动步兵向清军堡垒冲锋，但未能得手。

清军两度派出马队进行反击，也被占据有利地形的日军击退。

据日方统计，清军骑兵队两次冲击，有273头战马被击毙，士兵则战死130余名。由于这一线清军堡垒多而坚固，日军山炮无力摧毁。至中午时，两军实际上处于休战状态。清军见出战不利，便依靠堡垒坚守，使日军难越雷池一步。

野津道贯派落合兼知步兵大尉侦察清军动静，归报说：“清兵犹在，阵地不动。”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中午，野津不知其他战场的情况，所收到的报告都说：“敌兵善战，平壤防守甚固”，听到清军善战，防守坚固的消息后，野津于是与师团参谋长上田有泽步兵大佐、参谋福岛安正中佐等相商，而皆一筹莫展。

野津忿忿地说：“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竟不能陷之，有何面目归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明日之战，举全军以进逼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幸得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于是，下令停战，以待明日。

三、激战与溃败

形势

现在，平壤的三个战场的基本形势是：大同江南岸战场，马玉昆所部毅军击溃了日军进攻，获得胜利；西南战场，胜负未分；只有城北玄武门战场各垒被攻陷，牡丹台、玄武门失守，但日军尚未入城，对清军来说战事犹有可为。

当时日军已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军的伤亡并不比日军多多少。且清军弹药、粮食足以守城1个月，而日军弹药、粮食即将告罄，加上当时平壤已经开始下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如清军决心坚守，战局很可能发生转机。

但是，牡丹台、玄武门的失守和左宝贵的阵亡，使清军主帅叶志超吓破了胆。他与众将商议，决定弃城逃走，说：“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弃逃的理由有很多条，其实都只是借口。只有马玉昆提出异议，但叶志超不听。

下午4时，叶志超遂以朝鲜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的名义，派一朝鲜人冒雨送书于日军元山支队阵中，表示愿意弃城撤退。

佐藤正大佐接书读之，但是信被雨打湿而不可读，佐藤正又付之传令骑兵，送达于朔宁支队立见尚文少将。立见尚文少将还没有把信看完，就已经看见平壤各门皆已悬白旗。叶志超就这么投降了！

于是，立见尚文少将一面命元山支队至七星门外，一面亲与旅团副官桂大尉共率一个小队下牡丹台，入玄武门而至小窦门外，要求门内清兵打开城门。因为言语不通，所以用笔谈，桂大尉即用铅笔在纸片上写道：“若降服，可允。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自门隙递于门内。

清兵也把内容书写在纸上作为回答：“降雨甚，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日军料定清军此夜必逃，便在义州、甑山大道要隘设下埋伏，伏击清兵。

大撤退

1894年9月15日夜8时，清军开始撤退。

叶志超先已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趋夜而退。因事出匆忙，没能全部通知到，加以大雨倾盆，清兵冒雨结队成群，或自七星门、静海门蜂拥而出，或由城墙攀越而去；或取甑山大道而走海岸，或由义州大道而向北奔。

日军元山支队埋伏于义州大道，第五师团主力部队则埋伏于甑山大道，以截击撤逃的清军。自15日晚间8时至翌日拂晓，清兵络绎不绝，急奔直冲，结果走到埋伏圈，就遭日军枪炮袭击，清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

据亲历此役的官员栾述善记述当时情况说：“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网天罗，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多么凄惨，多么可惜！读来无不让人悲愤相加。

天明后，日军巡阅战场，仅箕子陵附近，二三百步间，清兵人马尸体，累累如山，埋没道路，溪流为红。其尸体最为密集堆积者，在五十步以内伏尸百二十，毙马三十头，互相枕藉。

据统计，仅仅在此一夜之间，清军在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1500多人，并有683人被俘。其中，有119人系因伤被俘，25人伤重而死，3人病死，47人因企图逃跑而被日军枪杀。清军被日军虏获的军火、弹药、粮食及其他各种物资不计其数。

9月16日晨，日军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入城，山呼天皇万岁，城中不仅无清兵一兵一卒，朝鲜居民也纷纷逃散，“这样大的一个城池，极少看到韩人的影子，满街都是生气勃勃的日军士兵”。

清军退至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损失惨重。而叶志超则马不停蹄，一夜狂奔五百里，于16日逃至安州，在安州向朝廷谎报军情称：“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苦战五昼夜”“子尽粮绝，退出平壤”。然后又往义州逃跑，于21日渡鸭绿江逃到中国境内。至9月24日，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

整个平壤之战持续时间很短，以清军大败告终，清军死亡近2000人，被俘数百人，而日军仅以伤亡700人左右的代价夺取了朝鲜北部重镇平壤。

首次战役，中日两国陆军第一次大兵团作战，对整个战局影响深远。

9月15日平壤之战与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一起构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转折点。

日军通过战胜清军而控制了整个朝鲜，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士气大振，并把战火烧至鸭绿江，进一步侵略中国。而中国的势力则因此战役而被逐出朝鲜，并且致使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其后陆战几乎连战连败，导致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全面失败。

平壤之战后，清政府一度听信了叶志超的虚假战报，降旨慰勉，其后被御史揭发其捏造战功，被判斩监候。盛军统帅卫汝贵亦以“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的罪名被处斩。而左宝贵则被光绪帝追赠太子少保衔，赐谥号“忠壮”。

9月16日，日本明治天皇赐谕嘉奖平壤大捷，接着日军进一步推进，将战火烧至中国境内。

知识链接

历史中有几次“平壤之战”？

历史上中国共参加过三次“平壤之战”，是三个不同朝代的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唐军与高句丽、百济军的作战；后两次是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正面交锋的两次大战。

唐朝攻高句丽之平壤之战

显庆五年（660年），唐军击灭百济，高宗李治欲乘胜进军高句丽，遂于十二月十六日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坝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共35军，水陆分道并进。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领兵分道进击高句丽。

龙朔元年正月十九日，唐招募黄河南北、淮南67州兵，共4.4万余人，到平壤、镂方行营。二十二日，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兵趋平壤。四月十六日，唐高宗又任命任雅相为坝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共35军，水陆分道并进。

七月，苏定方在坝江（今朝鲜大同江）击败高句丽，其后屡战屡胜，进围平壤。九月，盖苏文遣其子男生率精兵数万守鸭绿水，唐军不得渡。契苾何力到达时，正遇天寒江水结冰封冻，契苾何力遂率部履冰过河，鼓噪而进，高句丽军溃奔数十里，被斩3万人，余众皆降，唯男生只身逃归。恰巧此时高宗诏令班师，契苾何力引军退还。二年二月十八日，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句丽战于蛇水，大败，庞孝泰和他的13个儿子皆战死。苏定方包围平壤久攻不下，又值大雪，遂解围而还。

明万历朝之平壤之战

1592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二十万大军，渡过朝鲜海峡，于四月十三日在朝鲜釜山登陆，开始了侵朝战争。日军一路所向披靡，连克汉城、开城、平壤。朝鲜军民望风皆溃，国王李昖放弃京城，逃到义州，接二连三地派使臣赴明朝求援。

明廷应朝鲜国王李昖请求，命李如松为提督，率兵4万余援朝。次年一月初六，中、朝联军5万余人进围平壤。日本将领小西行长率兵2.4万余凭坚据守。李如松采用三面围攻，东面设伏的作战部署攻城。初八拂晓，乔装朝军助攻城南门的副将祖承训部卸装露明军衣甲，日军大惊，急速调兵堵截。主攻城西门的副将杨元、李如柏乘机攻入西门。激战至中午，三面城破，小西行长率残部连夜过大同江东逃，沿途又遭联军伏兵击杀。此战毙日军万余人，迫使日军退缩东南沿海一隅。

平壤之战以明朝联军的全胜告捷，三都之一光复。等日军再次有机会踏进平壤，已是整整300年后的事了。

这场战争日本第一军团受到重创，黄海道、开城、咸镜道等地的日军相继撤往汉城，朝鲜的半壁河山因为此役的胜利而迅速光复，日军试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大明帝国的战略设想完全失败。

甲午战争之平壤之战

这也是这本书介绍的战争。1894年9月初，日军开始向平壤推进，参战部队共16000余人，清军防御部队为15000余人。日军至9月15日完成部署，随即展开进攻，经过一整日激战，清军在船桥里击退日军，日军则攻下平壤北边的战略要地玄武门和牡丹台，其后清军抛弃辎重仓惶撤退，撤退途中屡遭日军伏击，撤退后又没有可以依托的防御支撑点，伤亡惨重。至9月24日，清军全部退回中国境内，日军大获全胜。

第四章　波涛涌，黄海剑戟

一、海战前的波涛暗涌

清朝海军分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舰队，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为强大。其他各支水师除广东水师的三艘小型巡洋舰滞留北洋参加了海战以外，皆因实力贫弱，在战争期间无所作为，坐视北洋水师的覆亡。

北洋水师，中国清末建立的新式海军。同治六年（1867年）创议，十三年（1874年）筹划。清廷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建设。

中国海军分为三洋建设：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两广负责福建、南海。由于北洋舰队是负责守卫京师，故清廷特奏准优先集全力建造。

光绪元年（1875年），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R．赫德在英国订造了4舰炮船，此为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之始。随后，清朝又于1879年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

1880年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同年在天津设立负责海军事务的机构海军营务处。

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并派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英人琅威、德人式百龄先后担任海军训练。又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修筑旅顺和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大部分还到过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加速购置舰船，扩充北洋海军。

有了海军，就得设立一个管理机构。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与“经远”号、“来远”号。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成军的北洋水师共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堪称当时全亚洲第一，全世界第八的海军舰队。

1888年以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多被政府挪往他处，如修建颐和园工程等。当时正为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但北洋水师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已多年未置新舰，部分应进行的更新工程亦未能进行。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

再来看看日本。日本海军各支舰队于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统一整编为联合舰队，由伊东佑亨海军中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联合舰队为二个以上舰队编成的日本海军中心部队。

明治初期，海军把有力舰、新锐舰编成主力部队“常备舰队”，老朽舰编成沿岸防备的二线部队“警备舰队”。但是，由于甲午战争开战，提出了“警备舰队”与“常备舰队”的统合方案，当时的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把“警备舰队”改名为“西海舰队”，“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组织成“联合舰队”的提案。这是联合舰队的开始。到甲午战争开战的六日后完成编成。以后日俄战争之际再于战时临时编成，1923年（日本大正十二年）以后为常设。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是20世纪前半叶日本帝国海军在中、远海执行机动作战任务的战略、战役军团。由两个以上舰队组成，统辖并指挥除近海防御兵力以外的大部乃至全部机动作战兵力。

谁领导谁就有实权，海军作为一个重要军事力量，当然需要直接领导，所以联合舰队司令或总司令直接隶属于日本天皇，在军政方面受海军大臣领导，在军令方面受海军军令部总长指挥。联合舰队的编队又分为以下小队：本队第一小队、第二小队、第一游击队和第二游击队。

北洋水师和联合舰队面临著相同的任务：护送援军、争夺黄海制海权。

北洋水师主要在威海至大同江口一线巡弋，1894年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迫近威海，清光绪皇帝责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北洋大臣李鸿章不得不命丁汝昌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的愤怒和缓解舆论的压力。9月12日，北洋水师主力舰12艘由威海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

当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向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发岀的行前电报：“汝护送运船前去，勿太疑虑，俟铭军起岸，仍回威旅再护送运船一、二次，平壤被围安州吃紧，后路仍必须再添兵，以顾大局，免深入东省为要。”电报讲得很清楚，朝鲜战事吃紧，北洋水师这次是去护航，而不是去与日军决战。

北洋水师的策略是“保船制敌”，但是日本则不同，日本海军在战争之前就制定了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明确计划。目标不一致，所产生的行为必然就有所差别，最后结果也不同。当日本联合舰队护送援军登陆仁川的行动完成后，1894年9月13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开赴鸭绿江口，搜寻向北洋水师主力决战。

1894年9月16日凌晨，提督丁汝昌统率北洋海军“定远”“致远”“镇远”等12艘主力舰以及二艘蚊子船(1)，4艘鱼雷艇组成的庞大的护航舰队，保护着5艘商船，满载着原驻守大连湾炮台的淮系铭军刘盛休部4000余人，前往中朝边界的大东沟登陆。

日本海军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征清海战史》卷十“黄海海战”中有一个极密文件：大鸟公使拍来电报称，中国军队取海路前来朝鲜，估计要在大鹿岛一带登陆。这份情报，是当时日本驻朝鲜特命全权公使大鸟圭介发给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当时日本海军出海是为了阻止中国向朝鲜北部增兵。

李鸿章想让北洋水师护航运送兵力支援朝鲜北方，缓解朝鲜紧张局势的算盘落空了，日本人的想法恰恰与他相反，这也就注定了北洋舰队必然要在黄海海面上遭遇日本海军。

日本联合舰队之所以会在9月17日中午貌似巧合地出现在大东沟外海，看了大鸟公使的电报便一目了然，他们是要偷袭中国军舰和运兵船。

有一段由当年的日本海军拍摄的真实历史胶卷，映像上面最显眼的，就是成队形前进的军舰上的滚滚浓烟。正是这些浓烟，让北洋海军注定要被日本联合舰队提前发现，而摆开阵势开战。一本《日清战争绘卷》里面有这样一段配画诗：水天一线之间，远远看到几缕黑烟，想必是北洋舰队的精锐……

在绘卷第七卷里边，记录了发现北洋海军的全过程：9月17日早晨6点58分，旗舰“松岛”“赤诚”沿海岸线一侧侦察并无发现敌情，9点过，瞭望台上的水手拉响警报，报告发现敌舰，在海面上远远看到两三道黑烟，判断应该是小股敌舰，可之后黑烟陆续增加到6道、9道、12道、14道，正是北洋舰队全部出动。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接过驻朝鲜特命全权公使大鸟圭介的电报，认为所谓运兵船的情报，肯定是北洋舰队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引诱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进行决战。于是，日本出版的诗配画《日清战争绘卷》中便有了这样的记载：由于相距甚远，我英勇的海军将士们在准备午饭后，与之进行决战。

伊东佑亨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偷袭中国弱舰的梦想几乎破灭的同时，北洋舰队做出的判断却与他迵然不同。

日本的“西京丸”外形酷似商船，护卫舰“赤诚”号的体格又过小，被北洋海军判断成为日本的运兵船，认为日本舰队的目的，是护卫运兵船到大东沟登陆，偷袭中国陆军，决不让日军靠近大东沟海岸。

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的轮廓至此基本出来了。在整个海战期间，北洋舰队的作战目的，就是希图击沉日本的运兵船以及不让日军靠近大东沟海岸；日本联合舰队计划偷袭运兵船，却遭遇到了邓世昌和他的“致远”舰的硬骨头，日本方面认为，中日双方皆在打一场主力决战。于是，伊东佑亨才会让将士们有条不紊地迎战敌舰。

北洋舰队计划是守护运兵船，卸载完毕以后就返航，没想到碰上了日本舰队。所以，中国方面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场捍卫陆军登陆行动的作战。于是，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就在双方互相错位的认识中猝然爆发了。

二、犄角雁行阵

17日上午10时许，“镇远”舰首先发现西南方海面上出现几缕黑烟，旋即判定是日本军舰。丁汝昌下令立即起锚，以“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小队两舰前后错开，10舰排成类似夹缝鱼贯阵的双纵队。

在接敌过程中，丁汝昌看到12艘日舰正以单纵队迎面驶来，遂又下令改为夹缝雁行阵迎敌，即以第一小队居中，后续4个小队分别向两翼展开至平行位置，呈左右交错的双横队。（注：关于北洋舰队起锚后排出的阵形，丁汝昌和汉纳根后来在海战报告中均未提及，只有根据参战军官回忆和事后调查，或曰鱼贯阵，或曰以两舰为一队作犄角鱼贯阵。）

当时中国海军用于舰队布阵的教本《船阵图说》，其中规定：“凡犄角阵皆三船为一队，每队第二船各列第一船后成锐角四十五度，相距四百码；第三船各列第一船后成锐角七十八度，相距七百码，而居第二船左后成锐角四十五度，相距六百码。”

全队排成犄角鱼贯阵后，远看如同相互交错的三路纵队。而夹缝阵虽然也以三船为一队，但三船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故全队不论排成横阵还是纵阵，最终都是双队。如夹缝鱼贯阵，为每队三船前后间距533码，两队斜距400码成锐角45度，呈双纵队。

北洋舰队的每小队两舰以45度角前后错开，五叠小队纵向排列即成双纵队，所以更像是夹缝鱼贯阵。后丁汝昌下令变阵，前述称起锚后列犄角鱼贯阵者谓为改作犄角雁行阵，参战军官则将所改阵形简称为雁行阵。

如前所述，北洋舰队最初排出的不是犄角鱼贯阵，显然不可能改为犄角雁行阵。下达变阵命令的丁汝昌在战后的一份报告中称：“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疾驶”，可见北洋舰队变换的是夹缝雁行阵。

所谓“雁行”即横队，“夹缝雁行阵”即左右交错的双横队，故在附近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E．Freemantle）看到：“华阵初定，本作‘二’字形者”。

但因变阵时间仓促和临战慌乱，两翼各舰大多没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最后形成的竟是一个散漫的楔形编队，又似倒“V”字形或“人”字形，日本舰队从正面看到的则是“凸梯阵”和“成钝角的横阵”。

12时50分，北洋舰队居于中间突前位置的“定远”号旗舰在距日舰5300米时首先开炮。52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在距中国军舰3500米处也开始发炮。黄海大海战由此爆发。

日本第一游击队四舰，一面以猛烈炮火射击，一面加快速度，横越北洋舰队阵前，左转舵，改道飞驰，绕攻北洋舰队右翼之“超勇”“扬威”二弱舰。“超勇”“扬威”均为1881年（光绪七年）下水的陈旧兵舰，舰龄已达13年。且“舰中隔壁，俱为木造，施以油漆，粉饰外观”。这两艘战舰，老朽陈旧，速度迟缓，炮火不济，防御力极弱。虽然它们竭力抵抗，一阵对战后，还是在敌人四艘快速巡洋舰的一舷齐射的优势火力攻击下，中弹起火。

北洋舰队拟改犄角鱼贯阵为犄角雁行阵之展开时形势

没多久，日舰“轰轰轰”发射出第一批排炮，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望台击毁。正在望台上督战的提督丁汝昌被炮火殃及，右侧脑袋和颈部脖子都被烧伤了，不能再指挥作战。

紧接着，日本军舰又用密集的排炮将帅旗打落，信号索具也被摧毁。信旗无法发出，舰队失去指挥和联络。

但是，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过北洋舰队阵前，环攻右翼“超勇”“扬威”时，其本队六舰恰好驶至北洋舰队犄角雁行阵“人”字形的前方。北洋舰队各舰舰首恰恰指向敌舰船腹。于是，北洋舰队各舰以舰首主炮猛烈轰击敌本队六舰。

“比睿”“扶桑”“西京丸号”“赤城”等后续诸舰，因速度迟缓，落于后方，北洋舰队“人”字形阵尖将日本本队六舰组成之单纵阵拦腰截断，分割为二，这时，“定远”“镇远”及右翼各舰发右舷炮火猛轰敌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左翼之“致远”“靖远”等舰则发左舷炮火截击“比睿”“赤城”等后续各舰。

在北洋舰队的猛烈炮火轰击下，“比睿”“赤城”等“不能航行，终成孤军”，遭到北洋舰队的痛击。“比睿”被打得走投无路，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在离“定远”和“靖远”之间五百米的间隙中穿过”。取捷径与本队会合。结果陷入“定远”“镇远”“广甲”“济远”等舰的包围之中，“受到四面猛烈轰击，以至舰体、帆樯、索具几无完肤。悬挂在樯头的军旗亦被击碎”。接着，又被“定远”三十公分半巨炮击中右舷。炮弹在后樯中爆炸，破坏下甲板，引起大火。自三宅大军医以下官兵十多个人被击成碎粉而死。海军大尉高岛万太郎、海军少尉田中行尚，同小川水路及士卒三十二人负伤。北洋舰队各舰又“以水准射击迎之，顷刻之间该舰后部舱面已起火灾，喷出浓烟，甚高甚烈”。在熊熊烈火中狼狈逃出重围。

“比睿”逃出包围后，北洋舰队左翼各舰又以八百米的近距离猛轰“赤城”。击毙少尉候补生桥口户次郎，打伤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

1时25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后部十五公分克虏伯炮，再次击中“赤城”舰桥右侧速射炮炮楯，打死炮手二名。“弹片打穿正在观看海图之板元舰长头部。鲜血及脑浆溅在海图台上，染红了罗盘针”，当时毙命。

不久，“赤城”又被“来远”击中一饱，打伤临时代理舰长的航海长佐藤铁太郎（坂元死，佐藤任代理舰长）。前部下甲板亦被击坏。“火药库防火队员、唧筒炮员、捕索员等死伤甚多，蒸汽管亦破裂”。接着数弹飞来，又将大樯轰倒。前后总共被打死十一人，打伤二十人。舰上军官几乎全被击毙。

除“比睿”“赤城”外，其他舰只在北洋舰队的猛烈炮火射击下，也受到严重损失。1时8分，“吉野”中炮，“打死海军少尉浅尾重行及水兵一名，伤九名并引起火灾”。同一时间，“浪速”中弹，右舷“一号炮台下水线部被打穿，海水翻腾，浸入甲板”。

1时9分，“高千穗”右舷后部水线处中弹，打死打伤士兵二名。与此同时，“秋津洲”被二十一公分炮弹击中，“打死海军大尉永田廉平以下五人，打伤九人”。1时14分，“定远”所发炮弹，打穿“西京丸”上甲板，军官室及附近房间被破坏。

从上述战况可以看出，海战第一阶段的基本形势是：北洋舰队以两铁甲居中成犄角雁行阵应敌，列弱舰于右翼，遭受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围攻而蒙受损失。日本舰队抛弱舰于后的鱼贯纵阵，受到北洋舰队主力舰的截击而遭沉重打击。双方都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攻击的目标是敌方的弱舰。

在此阶段，虽互有损伤，胜负末见，但北洋舰队仍维持鳞次阵形，保持舰与舰间隔距离，以六里速力井然有序地航行。反观日舰，他们的鱼贯纵阵则已被打乱。海战第一阶段，北洋舰队占上风，日本舰队处境不利。

三、步蟾督战，为国激战

自午后14时至15时30分为海战第二阶段。

当日舰“比睿”逃出北洋舰队包围，抄近路追及本队时，因舰上余烬末熄，火灾再起。大火燃及弹药房，十分危急。“比睿”被迫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信号，离队向西南方逃去。“赤城”见状，急往营救。北洋舰队“来远”等数舰见“比睿”逃走，立即鼓轮奋勇追击。当距“比睿”三百米左右，“比睿”发炮击中“来远”甲板，引起火灾。其他各舰减速至“来远”周围施救。“比睿”“赤城”乘机猛逃，距离逐渐拉长至八、九百米。

此时，在附近行驶的“西京丸”见状大惊，急忙发出“比睿、赤城危险”信号，召唤其他日舰前来救援。

到了2时5分，第一游击队已通过北洋舰队右翼，正拟转入北洋舰队背后，伊东祐亨急忙发出信号，命令第一游击队回救“比睿”“赤城”。第一游击队奉召立即向左转舵回驶，以高速向“比睿”“赤城”与北洋舰队之间运动，用左舷炮火射击，且击且进。“赤城”“比睿”得救，乘机逃离战场。

此时，原停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号防御铁甲舰、“广丙”及鱼雷艇，应召前来助战。驶到北洋舰队右翼后方，适与日本本队相遇，各舰立即向日舰发起攻击。2时34分，“‘平远’发射二十六公分炮弹一发，命中‘松岛’左舷军官室，贯穿鱼雷用具室。打死左舷鱼雷发射员四名”。

3时10分又中一炮，炮弹“打穿左舷中央鱼雷室上部，在大樯下部爆炸。打死左舷鱼雷发射员二名”。

3时15分，“严岛”又被“平远”击中两炮。但同时“平远”亦被日舰击中起火，被迫退出战场。这时，日舰本队已驶过北洋舰队右翼，继续向右转舵，绕至北洋舰队背后，恰好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对北洋舰队夹击之势。于是，日本舰队处境开始转向上风，北洋舰队因被包围，处于内线作战，腹背受敌，转趋不利地位。

北洋舰队虽腹背受敌，形势不利，但广大官兵毫不畏缩气馁，反而“愈战愈奋，始终不懈”。提督丁汝昌身受重伤，不下火线，置个人生命安危于不顾，裹伤后，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激励将士，同心效命”。

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于丁汝昌负伤后，“代为督战，指挥进退”，尤为出力。广大士兵顽强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更为感人。就连亲身参加海战的定远副管驾英国人泰莱也承认：“众士兵均狞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当予巡视时，一兵负重伤，同侣嘱其入内修养；及予重至此炮座，见彼虽已残废，仍裹创工作如常”。

“超勇”“扬威”虽被日本第一游击队击中起火，但并未停止战斗。官兵们一面救火，一面抗击。特别是“超勇”舰体虽已左右倾斜，然犹以前部炮火发射不停。

当“比睿”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抄近路与本队会合时，适与“超勇”相遇。“超勇”在烈焰升腾中也不肯放过敌舰。一面救火，一面向“比睿”发炮轰击，表现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之后，敌舰本队绕至北洋舰队阵后，聚攻“超勇”。

“超勇”孤立无援，2时23分，终于在敌舰炮火丛集下，于东经123°32′1″，北纬39°35′海面沉没。

管带黄建勋落水，“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救他，黄建勋没有接受，从容死难，舰上士兵也大部壮烈牺牲。

“致远”号官兵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尤为可钦可佩，可歌可泣。在管带邓世昌指挥下，“致远”号纵横海上，与敌奋战，中弹累累，受伤欹侧。

在激烈的战斗中，炮弹垂尽。这时，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气愤地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准备以已之牺牲，保全军之胜利。

陈金揆深为感奋，遂鼓快车向“吉野”猛力冲突。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3时30分，以右舷倾斜，在东经123°34′，北纬39°32′的黄海海面上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此说法目前最接近事实，“致远”舰冲向“吉野”号，有可能就是为了使用鱼雷攻击。也有另外的说法是“致远”舰水线处被日军大口径炮弹击穿，锅炉被击中，导致锅炉爆炸使“致远”沉没，战前北洋水师军舰已经把鱼雷抛入海中。）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刘忠跳入海中以救生圈援救，让他浮出水面，以便获得逃生希望。但是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邓世昌平时养了一条爱犬，见到主人遇难，便游到主人身边，用嘴衔着邓世昌的手臂，使他不要沉下去。邓世昌挥手驱赶陪伴自己多年的爱犬，但是这条义狗怎么也不远放弃救主人，反而用嘴衔着邓世昌的发辫。邓世昌抱决与全舰将士同生死、共存亡的决心，捺爱犬的脑袋在水下，自己也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牺牲时年仅四十六岁。

“致远”沉落后，在“致远”附近的“济远”管带方伯谦见状大骇。害怕敌舰掉过炮口轰击自己，慌忙转舵逃遁。

方伯谦为人狡诈阴险，绰号“黄鼠狼”，是个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丰岛海战已经暴露了他卑鄙怯懦的可耻嘴脸。黄海海战他又做了一次丑恶的表演。海战开始后，他无意作战，只想逃避炮火。将舰上大炮用巨锤击坏，以作临阵先逃之借口。

接着，挂起“本舰重伤”信号，准备寻机逃遁。“致远”沉没，这个胆小鬼吓得丧魂落魄，下令转舵逃跑。慌乱中误撞“扬威”。“‘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水渐汩汩而入”。不久在东经123°40′9″，北纬39°39′3″的黄海海面上沉没。管带林履中愤而蹈海死。舰上官兵除被左一鱼雷艇救出六十五人外，均壮烈牺牲。

海战后不久，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9月29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

“广甲”与“济远”编为一队。“广甲”管带吴敬荣见“济远”先逃，以为有例可援，也随之逃跑。因惧敌舰追及，慌不择路，逃至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吴敬荣率众纵火弃舰，登岸逃命。海战后第二天，北洋舰队派“济远”拟将“广甲”拖回港内，猛拖不起，此时数艘日舰至，“济远”急退回大连湾，“广甲”被日舰发炮击碎。

日本第一游击队见“济远”“广甲”逃走，曾奋力追击。但因相距太远，追之不及，遂折回集中火力围攻位于北洋舰队右翼阵脚之“经远”。“先以鱼雷，继以丛弹”。“经远”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临危不俱，指挥全舰，奋勇抗御，“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以一抵四，拒战良久。突然，忽来敌炮，击中“经远”。林永升中炮，头裂牺牲。“经远”“火势愈烈，烟焰焦天，俄尔舰体逐渐向左舷倾斜”。

不久，左舷舰首向水中沉下。在舰体己下沉的危急关头，“经远”官兵仍继续沉着应战，一直坚持到最后。4时40分，终于在东经123°40′7″，北纬39°51′海面上，舰首向东，左舷倾覆，最后在庄河黑岛南老人石海礁附近沉没。全舰除16人获救外，近200人殉国。

在海战第二阶段，北洋舰队的“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先后沉没，“济远”“广甲”相继遁逃，共失去六舰，战斗力大减。由于“致远”“经远”“济远”等主要舰只的损失和遁逃，北洋舰队已无力主动向敌人进攻，不得不由第一阶段的进攻转为防御，由优势变为劣势。处境不利。

日本方面虽然“比睿”“赤城”“西京丸”三舰有的退出有的失去战斗力，但这三舰均系弱舰，不仅对舰队战斗力影响不大，反而由于三弱舰退出战场，使日本舰队无需再分散力量保护弱舰。实际上是减轻了负担，得以轻装上阵。这样，日本由第一阶段的劣势转为优势，战局的发展变得对日本有利，清政府痛失好局！

四、炮火不再轰鸣

由于北洋舰队先后失去六舰，因而在最后阶段的海战战场上，坚持战斗的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四舰。日本则尚有“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九舰。

双方军舰数量对比为四比九，吨数对比为19870吨比38384吨。日本舰队力量超过北洋舰队一倍以上。北洋舰队处境十分因难。

但是，“定远”“镇远”等四舰全体爱国官兵，面对优势敌人，毫无惧色。他们坚持战斗，力挽危局，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定远”“镇远”虽被敌舰五艘团团包围，并无惧色，它们誓死抵御，不稍退避。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表现尤为出色，“作战果敢，指挥灵活。行船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镇远管带林泰曾、大副杨用霖指挥镇远舰“奋击突进，操纵自在”，始终与定远保持着互相依恃的犄角骈列阵形，与敌军五舰周旋，在林泰曾、杨用霖指挥下，镇远“开炮极为灵捷，标下各弁兵亦皆恪遵号令，虽日弹所至，火势东奔西窜，而施救得力，一一熄灭”。

在艰苦的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

据在镇远参加战斗的洋员美国人马吉芬记载：“镇远十二吋巨炮炮手某，正于瞄准之际，忽来敌弹一发，炮手头颅，逐为之掠夺爆碎，头骨片片飞扬，波及附近炮员，而（其他）炮手等毫无惊惧，即将炮手尸体移开，另以一人处补照准，赓续射击。镇远炮术长幼弟某，来舰访兄，因战机迫切，未即离舰，遂应兄劝，配备于露炮塔上服务，热心勇猛，毫无惧色。战斗中，炮术长身负重伤，扶入舱中，弟向乃兄略事安慰，仍归原处服务。是役，该炮塔人员，除乃弟外，无不伤亡”。

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坚守阵地，以身相搏，展现了清朝官兵血性硬气的一面。

就这样，定远、镇远在敌强我弱的极困难条件下，继续“与倭各舰相搏，历一时许，巨炮均经受伤。定远只有三炮，镇远只有两炮，尚能施放”。同时“火焚数次”，但广大爱国官兵一面救火，一面抵敌，始终不懈。

北洋舰队方面，此时“靖远、来远修竣归队，平远、广丙、鱼雷各艇亦俱折回”。靖远号管带叶祖珪，帮带刘冠雄知定远桅楼被毁，无从指挥，遂主动代替旗舰定远升旗集队。诸舰毕集，军威重振。集合后定、镇、靖、来、平、丙六舰相距各八、九米，鱼贯东行，尾追敌舰十余里，准备与敌再战。但时已日夕，暮色苍茫。日本舰队惧怕定远、镇远诸舰会合鱼雷艇进行袭击，不敢再战。开足马力“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瞬息已远。北洋舰队也收队驶回旅顺。至此，历时五小时的激烈海战，宣告结束。

战争余烟

在历时近5小时的黄海海战中，日军指挥处置有方，战术运用得当，充分发挥了第一游击队航速高和舰炮射速快的优势，运用灵活的战术，始终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损失较少，只有5艘战舰受伤，伤亡仅290人。

北洋舰队的战场指挥严重失误，丁汝昌采取了极其不利于发挥机动与火力优势的阵法与战法，且交战不久即失去了对全舰队的统一战场指挥，加之弹药不充足，因此舰队损失重大。此外，“济远”率先逃跑，也影响了斗志，“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和“广甲”被击沉击毁，“靖远”和“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约千余人。

但是，中国官兵是英勇顽强的。他们在惨烈的战斗中，奋不顾身，临危不惧，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此战后，黄海制海权落入日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决定性影响。中日海军在此战中的战术和指挥的实践，对世界近代海军的装备发展及海战理论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黄海海战是海军发展到铁甲舰时代后的一次大规模海上舰队决战，颇受世界各国海军人士的重视。北洋海军的两艘铁甲舰显示了防御能力的优势，厚装甲无一处被击穿。战舰依然是海军中不可替代的主力舰。安装重型火炮的相对小型战舰在海战中效用不高。北洋海军在大口径火炮方面占优势，但射速较低。联合舰队各主力舰均装备了中口径速射炮，通过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弥补了其大口径火炮的不足。对19世纪末海军的武备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此役后各国海军设计的战舰，均重视提高大口径火炮的射速，并强化中口径速射炮的火力。海战双方都针对性选择了不同的阵型。联合舰队采用单纵阵有良好协调性。北洋海军各舰舰首向敌，因对准不同的军舰，出现阵形紊乱导致各自为战的局面。

各国海军得出结论，海战中最重要的是阵型的整齐与协调，纵阵比横阵更适合发扬火力。联合舰队在海战中机动性占有优势，第一游击队编队平均航速达到15海里，海战中进退自如，始终掌握著选择进攻目标与时机的主动权。

战争点评

这场历时五个小时，被西方人称为“近数十年欧洲各国所未有”的黄海大海战，不论其兵力之多，时间之长，以及战斗的激烈，的确都是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的。海战的结果，北洋舰队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广甲五舰，死伤兵员约八百余人。日本联合舰队官兵死伤约三百人。

中日双方损失比较，在兵员伤亡方面，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约为三与一之比；在舰船损失方面，北洋舰队先后沉没军舰五艘，合计九千一百九十六吨。其他各舰也均程度不同的遭受创伤。日本联合舰队五艘军舰受重伤，但未沉一艘。

由此可以看出，黄海海战的结局，北洋舰队损失较大，但非完败。日军获胜，但非完胜。特别是日舰遭定远、镇远的沉重打击，余悸未消。因此，黄海海战后，日本联合舰队并没有发动主动进攻。

但是，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极力大肆宣扬什么黄海海战是日本海军的“大胜”“奇捷”，用以欺骗世界舆论。而清政府中的一些投降主义者，则故意夸大损失，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瓦解斗志，涣散士气，为妥协求和制造舆论。有些甲午中日战争史的论著，也简单地把黄海海战说成是中国大败，把北洋海军描写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夸大了中国海军的阴暗面，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双方损失

在沉没的舰只中，超勇、扬威均系老舰，吨位小，战斗力弱，其沉没对北洋舰队的实力影响不大。但致远、经远两艘巡洋舰的沉没，确是很大的损失，对北洋舰队的战斗力是很大的削弱。

关于日本联合舰队所受的损失，有清人声称“据日本人自称，极鲜极微。殊不知日舰归航之时，常尽作伪之能事，将被弹之孔，用涂色帆布加以隐藏，今外人无从见其受伤。”

实际上，日舰受创十分严重。旗舰松岛被打得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吉野甲板舱面设备被炮火扫地以尽，仅剩一具躯壳。赤城、比睿重伤。西京丸几乎被打沉。其余舰只受创颇重。

北洋舰队受伤各舰，海战后不到一个月即告修复，而日本旗舰松岛，由于损伤过重，直到11月尚未修复。因此，不得不以八重山弥其缺；并改桥立为旗舰以代松岛。

可见，日本未沉各舰有不少已失去战斗力。双方损失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北洋舰队损失较大。但舰队主力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犹在，其余各舰经修整后仍可任战。舰队尚拥有与敌作战能力，并非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日本损失确较北洋舰队为轻，但舰队所受创伤也相当严重。

从战略意图看，此次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倾巢出动，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与北洋舰队主力决战，以实现其“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夺取制海权的侵略野心。但从海战的结果来看，日本并未达到目的。北洋舰队的任务主要是为运送陆军的船队护航。由于北洋舰队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的奋勇抵抗，赢得了时间，援朝陆军得以乘间安全登陆，完成了护航任务。

知识链接

日俄战争中的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并不仅仅只发生于甲午年中日两国之间这一场，日本和俄国也在中国黄海领域爆发过一场海战。1904年黄海海战是日俄战争之一部份，是日俄战争期间两国第一次正面的海上冲突。

1904年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的鱼雷艇偷袭驻旅顺口外锚地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爆发。

日本指挥官为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兵力：4艘战列舰、2艘装甲巡洋舰、8艘巡洋舰、18艘驱逐舰、30艘鱼雷艇；俄国指挥官：维佐弗特海军少将，兵力：6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

双方在旅顺港外都制定了相应的水雷封锁战术，双方有多艘战舰触雷沉没。4月18日俄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触雷沉没，舰队司令马卡洛夫（战争爆发后接任）遇难，从此俄军丧失了争取黄海制海权的自信心。

6月日军从陆上包围旅顺，加紧围攻旅顺，俄太平洋舰队继续留在旅顺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决心突破旅顺口外日本舰队的封锁，撤往海参崴。8月7日，俄舰队接到“迅速突围，驶往海参崴”的命令，开始突围行动。

1904年8月10日8点45分，俄舰队出港，向海参崴突围。此前日舰队已经觉察到俄舰队的突围企图，提前在山东半岛外的黄海海面游弋，实施封锁。12点左右，俄舰队航向几乎正东，航速13节；日舰队航向西南偏南，航速16节，双方距离约10海里。日舰队企图从前方横越俄国舰队（占领“T”字射击阵）。

12点10分，俄舰队采取回避交战的方针，力图以机动突围，俄舰队向左转，航向朝北与日舰队相对航行。12点30分，日舰队向左转，取与俄舰队几乎平行的航向。12点40分，日舰队为保持与俄国舰队的接触，向右转，恢复与俄舰队相反航向。双方距离接近到4.5海里。

13点左右，双方开始交火。稍后俄舰队转向突破了日舰封锁，与日舰队脱离炮火接触，向东南方向逃逸。16点30分，日舰队利用航速优势追上俄舰队，与俄舰队平行航向进行炮战。俄舰队集中打击日舰队旗舰三笠号，使它严重受创。

17点40分，日舰命中俄旗舰太子号的舰桥，击毙指挥官维佐弗特少将，太子号因操舵装置被毁，向右偏转，俄舰队失去了指挥，无法保持战斗队形。夜幕降临，日舰队驱逐舰和鱼雷艇准备夜袭。俄舰队无法统一行动，开始溃散。大部分俄舰逃回旅顺。

俄舰队的突围行动失败，损失包括舰队司令在内的343人，日方伤亡226人。除旗舰太子号以及2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逃往中立国外，大部分退回旅顺的俄舰再没有尝试突围，战舰的火炮被拆下安装在俄军陆上的阵地，水兵则被编进陆军守备部队。随着旅顺的失守，驻守旅顺的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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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蚊子船”是一种船身较小、安有巨炮、能击穿铁甲的浅水炮船，为一种近海防御型炮舰。因船身极小，故称。

第五章　鸭绿江，战墙崩溃

一、排兵布阵

清军自平壤脱围后，溃奔而北，并集安州。安州南离平壤180里，北倚清川江，南则群山环绕，为平壤以北第一巨镇。此处为日军北犯必经之路，而且城垣高大，足资扼守。过安州西北行160里，至定州，也是一险要地。当时，清军尚有万余人，重整军伍，后援部队续至，仍可一战。

时人指出：“苟我将领简料军实，为死守计，倭人岂得长驱渡江躏我边圉？”

调兵遣将

先是聂士成由牙山北撤平壤后，“出望大军漫无布置，隐切杞忧”，便向叶志超等“力陈各军宜择要分扎防敌抄袭，悉驻平壤城中非策”，竟被叶志超派回天津募兵。因奉朝廷指令；“前敌得力之员，著勿庸回津招募。”

因平壤事急，聂士成奉旨飞驰回驻战守。及赶至安州，知平壤已失，左宝贵阵亡。恰好叶志超等亦逃到安州。聂士成建议：“即请出令收散队，扼守安州，深沟固垒以待。”但是，叶志超拒不采纳。他连经两战而丧胆，安州、定州皆弃不守，继续北撤。一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狂奔500里，直抵义州。

此时，清政府先前所派增援平壤后路的铭军十营，仍滞留于鸭绿江北。

清政府一面电催铭军总统刘盛休速至义州，一面于9月18日以“义州空虚可虑，沈阳边防尤关紧要”电谕四川提督宋庆先统带所部驰赴义州，然后“募足30营以备攻剿”。

19日，又电饬刘盛休带铭军进驻义州，改令宋庆带毅军前赴九连城驻守，并饬候补道张锡銮所募猎户炮手两营随同防堵。

同一天，刘盛休致电李鸿章：“查九连城在鸭绿江西岸，实为奉省门户，现只有两旗营，不甚得力。”又称：“九连城为义州紧要后路，必得重兵划江防守。”刘盛休的电报为李鸿章的防御计划定了基调。

20日，李鸿章便提出，“九连城防军太单，铭军即去义州，未必能当倭人数万之众，若令在鸭绿西岸布防，于大局有益。昨奉旨催宋庆赴九连城，因海路运兵不行，必须遵陆前往，尚须时日，且仅2400人，力量亦薄。自不若暂留铭军，扼江固守为稳。”

他提出让刘盛休留守九连城的建议背后，还隐藏一个目的，就是不放宋庆离开旅顺。果然，当天他即建议：“饬刘盛休驻九连城一带，与派出旗营连络，严防鸭绿江窜越之路，留宋庆仍住旅顺。”

光绪否定了李鸿章的建议，一面降旨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带所部各营往扎九连城，“与铭军固守沿江一带”；一面饬刘盛休“仍先驻义州，与叶志超通筹战守”。李鸿章折奏“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防御方针，实则主张不守义州，竟得到朝廷的批准。

21日，又电谕李鸿章，表明光绪放弃了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作战的计划，而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并授以统筹进止之权。

同一天，光绪为了加强鸭绿江防线，一面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所部3000人驰赴九连城防御，并派员赶紧开招新营，陆续进发，一面谕东北练兵大臣定安饬令张锡銮带领两营前往鸭绿江扼守，并再行添募五营赶赴前线，以协同防御。同时，还特谕定安及盛京将军裕禄，对边防事宜责无旁贷，不能置身事外：“即就现有各营速筹布置，如果兵力不敷，并著酌量添调，严密扼守，以固岩疆。”

9月22日，李鸿章接叶志超自义州来电：“现在各军退回带伤及足踵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件遗失尽净；整顿养息非月余不可。若勉令其扎守义州，不特势有所不能，亦且必致误事。”叶志超打电报时尚不知朝廷已有“全军渡回江西”之旨。于是，李鸿章当即电饬叶志超等“分起过江，择地驻扎，整顿休养，再图合力进展。”并将此事电告总理衙门。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对其部署表示同意。

清廷希望叶志超等退回江西后，能够组成一道牢固的鸭绿江防线，以阻止日军的进攻。所以，当李鸿章以平壤之败自请严议和对叶志超等分别惩处时，朝廷对叶志超等犹以“众寡不敌”谅之，对李鸿章也一并宽免，只是告诫他“务当妥筹调度，饬令务军合力防剿，勿得再有疏懈，致于咎戾”。

大军集结

从9月23日开始，鸭绿江南岸的清军陆续分批由义州过江。叶志超命盛军吕本元马队五营、步队两营及靖边步队一营，仍在宣川、铁山一带监视敌军，又命刘盛休的铭字左军三营布防于义州城东的弘壮洞至南山洞一带高地，担任掩护。这一天，丰升阿部和马玉昆部过江。因盛军及芦榆、北塘各军粮械运送不及，所以推迟到25日才分批过江。

到了26日，清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国境。各军过江后，都到达原先议定的防区驻守：芦榆及北塘各营，由聂土成、江自康统领，驻安东县与九连城之间的老龙头、土城子一带；毅军，由马玉昆统领，驻大沙河右岸至元宝山附近；盛军，由卫汝贵统领，驻安东县附近；奉军及盛军练军，由聂桂林、丰升阿统领，与刘盛休的铭军同驻九连城附近。

此时，宋庆已被授任帮办北洋军务，叶志超知自己将被免职，且亦无抵抗的决心和信心，并不积极筹备战守，只在九连城等待宋庆的到来。

先是四川提督宋庆奉旨赴九连城后，即命分统总兵宋得胜率毅军四营，于9月26日、27两日由旅顺分批出发，经金州、貔子窝及大孤山开向凤凰城。宋庆则于29日率亲兵发自旅顺。

30日，即宋庆出发的第2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宋提督谢帮办折已缮发在途。叶提督奉恩旨后，平壤战事方殷，未遑奏谢：今既溃退，又有宋帮办前去，原奉总统之命，似应奏请撤销。”

10月1日，朝命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鲜各军及奉省派往东边各营，均归宋庆节制。2日，又有谕旨撤销叶志超总统之职，“以一事权”。

10月8日，宋庆抵凤凰城。然后，又率同宋得胜四营赴九连城，于11日到达九连城。与此同时，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也奉速至九连城筹防之旨，于13日率靖边军马步十三营抵达。于是，宋庆和依克唐阿成为守卫鸭绿江防线的两位最高将领。

当时，宋庆和依克唐阿所面对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他们共同承担的是一项“弹竭血诚”也难以完成的任务。

10月14日，依克唐阿与宋庆相会，共筹防守鸭绿江一线之策。是日，宋庆接到谕旨，以叶志超、卫汝贵屡被参劾，均先行撤去统领，听候查办。于是，聂士成接统原牙山军；并兼统盛军，吕本元、孙显寅会统。

此时，驻守鸭绿江防线的清军铭军、毅军、盛军、奉军及靖边军、芦榆防军、仁字虎勇军、盛字练军及吉字练军、齐字练军、镇边军共81营5哨，总计30400人。

士气与战斗方案

从鸭绿江两岸对峙的中日双方兵力看，是基本上相等的。以装备而论，清军亦不太差。据日方统计，当时防守鸭绿江一线的清军大炮共有90余门。而且“米均齐备，枪炮子弹均二百数十出”。特别是宋庆和依克唐阿两名主帅，又都是敢战之将。

按道理说，鸭绿江防之战是有打好的可能的。但是，清军自平壤溃败后，士气大为低落。平壤败军逃回后，虽尚存一万数千人，而伤病两千多人，疮痍未复，整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各军惊恐未消，余悸犹存，避敌唯恐不及，已无抵御的勇气。

故有人指出：“军心已涣，若不持之以猛峻，断难冀其协力同仇。”

盛军人数最多，宋庆以“前者各军心离”，特到盛军驻两日，以便鼓舞士气。但各将面是心违，效果不大。后到防的清军，情况亦不见佳。刘盛休的铭军虽“素称劲旅，惟承平20年，已非旧日士卒，近悉为刘氏族邻少年子弟，饷糈过厚，踵事增华，不听约束。”至于倭恒额的齐字练军和聂桂林新调两营，都知道他们未经大敌，没有打过打仗，不能够完全依靠他们。

盛京将军裕禄指出：宋庆“身临前敌，自无不激励士卒，力筹战守，但其所统各部（指毅军以外的各军），或值新挫之余，众心未定；或系新招之众，战阵初经。”确实道出了宋庆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更为麻烦的是，诸将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骄横已惯；宋庆骤禀节度，除他亲统的毅军九营外，多不服调遣。故宋庆“虽负节制诸军名，各军实阴不受部勒。”指挥这样一支松散杂乱的队伍，怎么能够抵御锐气方张的敌人强劲之旅呢？

不仅如此，清军还是不肯放弃旧的一套作战方法，而制定正确的积极的防御计划。此时，号称“知兵”的台湾布政使唐景崧致电李鸿章，提出建议说：“现唯坚守凤凰城一带险要，掘地立营，凭山置炮。敌倘未攻，我惟坚伏不动，枪炮不及不发，切勿轻出交锋；能忍一二次，军心自定。备足军费，再图进取。”

这仍是一个消极防御的方案。但是，李鸿章却对此十分欣赏，认为颇有可取之处，命宋庆等看着办。清军的作战方法始终跳不出原来株守待敌的窠臼，要想取得这场防御战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两位主帅

清军的两位主帅宋庆和依克唐阿，虽有坚决抗敌之心，却都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御敌措施，而且开始在分工问题上意见未能趋于一致。二人这是第一次共事，过去没有交往，相互不够了解。在宋庆看来，依克唐阿地位比自己高那么一点，谈话颇有顾虑。

10月13日，宋庆与依克唐阿在沙河镇第一次会晤。

谈话间，依克唐阿告诉宋庆，他是“奉旨驻扎九连城”。宋不以为然，但未深谈下去。会见后，宋庆致电李鸿章报告此事经过：“初次觌面，筹商恐难见听。目今九连城、沙河兵集如云，而马队向不扎营，散出村庄，似太拥挤。一遇贼至，政令不一，亦颇棘手。似依将军移防北路为宜。纵兵力不逮，庆必亲督策应，义不容辞。”并恳请李代为“电奏饬遵”。

在宋庆与依克唐阿第二次会晤时，谈得依然不是很投机。事后，宋庆又致电李鸿章说：“依将军前晚晤面，但云：‘奉旨防九连城。’其分位较崇，庆未便商请移防。”同时提出：“若帮办、将军同驻于此，兵勇参杂，恐又蹈平壤之辙。其不能展布情形，务乞电奏，请饬依将军专顾北面长甸河口一带。否则，惟有庆率游兵北顾，以中、南各段请依策应，方免疏虞。”

清廷采纳了宋庆的意见，命依克唐阿于长甸、蒲河一带“酌度地势，移军驻扎”。

18日，依克唐阿便亲率马队启程，步队后发，至长甸各河口一带布防。这样，清军便分为左右两翼，清军防线绵长，兵力配置西起海岸，东至鸭绿江上游长甸城附近，散在数十里间。右翼防御以九连城至安东县为防御的重点。但左翼兵力有限，又分扎6处，愈形单薄。左右两翼相接处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布防上的这些缺点，更便利了日军的进攻。

二、“饮马鸭绿江”

当日军向平壤发动进攻时，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也已离开汉城北上，在途中获悉占领平壤的消息，遂继续北进，于9月25日抵达平壤。

10月2日，第一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陆军中将也率部队进入平壤。至此，日本第1军已全部到达平壤。总兵力为3万。先是日军攻占平壤后，即以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为先锋队，9月24日由平壤出发，于10月17日到义州。大迫尚敏少将的第五旅团，也于10月4日自平壤开拔。

10月5日，山县大将率第一军司令部，与野津道贯中将、桂太郎中将及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共发平壤。同一天，大岛义昌少将的第九旅团随后出发，为全军后卫。

平壤距义州约200公里。先前清军由北路进入朝鲜时，因需运送大炮及辅重等，曾沿途“修筑道路，削平险坡，开拓小路，遇水搭桥，完成了惊人的土木工程”，如今却方便了日军。但是，因气候恶劣，驮牛死亡甚多，辅重运输极为困难。

物资运不走，粮草供不上，军行十分迟缓。日军天天四处搜捕逃避的朝鲜百姓充当民夫，并强征马牛，“才得以应付急需”。这样，直到10月22日，日本第一军才全部到达义州。至此，日本第一军主力已在义州集结完毕。

此时，山县有朋驻义州城中坐镇。步兵第十旅团扎城内，第三师团司令部与第五旅团扎城南所串馆附近，第五师团司令部与第九旅团扎铁山和宣川口，第六旅团扎顺安和肃川附近；骑兵第五大队在义州城内，第三大队在城南所串馆；预备炮兵在定州占领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山县有朋下令严禁日军先锋旅团挑战，收起军旗，减少炊烟，尽量隐蔽兵力，充分养精蓄锐，并加强侦察活动，以选择最有利的进攻地点。

义州为朝鲜北境的重镇，以石为城，呈角形，西北临鸭绿江，与中国盛京省的九连城隔江相望，东南则有南山岘丘陵环绕。城有两个大门：临江的是静波门，有舟渡至九连城，东北的是镇北门，可通水口镇。城东北角小山最高处建有亭阁，名曰统军亭。登亭遥望，鸭绿江两岸地势形胜，一览无余。

山县有朋到达义州的当天，便登上统军亭，以观察对岸的山川形势。自“征韩论”起，在日本扩张主义分子中间有一句流行一时的口头掸，就是“饮马于鸭绿江”。

从历史上看，日本军队只有在“文禄之役”（1592年）时曾占据过平壤，再从未到过朝鲜北部，更不用说进入中国国境了。

当1592年日本军队进占平壤时，丰臣秀吉一度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进而谋划要在第二年打进中国，并攻占北京，迁日本国都于此，将其周围十县“贡圣上（天皇）御用”。丰臣秀吉的狂想虽然幻灭了，但山县有朋却想实现丰臣秀吉的未竟之志。

山县有朋并不满足于“饮马于鸭绿江”，他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大韬略”，即计划先略取奉天，然后进行直隶作战，并攻占北京。他在统军亭上想象着渡鸭绿江作战的情景，并挥毫书七绝一首以言志：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

山县有朋从统军亭上俯瞰，在此分为三支江流的鸭绿江横于眼前：第一江从义州城下流过，河宽60公尺，水深1公尺左右，可以徒涉；第二江又称中江，河宽150公尺，水深达3公尺；第三江的河宽和水深同于第一江，亦可徒涉。过第三江，即是瑷河右岸，有一道长堤，并筑有堡垒，旗帜招展，标明为清军阵地所在。再抬眼遥望，正前方是九连城、夹河，其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千里沃野；东面的安平河口，以及西面的安东县和五道沟，也都尽收眼底。旌旗如林，随秋风而飘扬，幕营和炮垒点缀其间，皆历历可数。

山县有朋抵义州后，已听取了先锋旅团的汇报：“敌军以九连城为总根据地，伸其左翼于虎山及长甸城，张其右翼至安东县，在鸭绿江沿岸有炮寨垒营数十，几百面军旗随风飞翻，看来总数不下两万人。”

山县有朋通过实地观察，证实了侦察报告的可靠性。他认为，虎山是江北的天险，欲进攻九连城，必先拔取其左翼之虎山，以为立足之地。但拔取虎山并非易事，因而制定了先攻安平河口的计划。当天夜间，山县有朋即命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担任此项任务：先迂回至水口镇，“徒涉鸭绿江，出梨（栗）子园，冲清军左背”。

佐藤接到命令后，当即率七个步兵中队、一个骑兵分队，并携大炮两门，绕道义州城南的所串馆，然后转向水口镇进发。从水口镇附近至安平河口一段江面，是极好的涉渡处所。

日军之所以选择这里为涉渡地点，正是反复侦察的结果：安平河口与水口镇两相对峙，江水留到这里水流比较慢，水慢慢变浅，流速减缓，处处便于徒步。“从此地至上游，两岸多悬崖峭壁，碧流如箭，湍声如雷，不能通舟筏，自义州至海，其间两岸地土淤泥，萱葭郁茂，难以行军。”

对于安平河口这样重要的地点，清军本应派重兵把守。实则不然，驻守部队为倭恒额的齐字练军春字营250人和骑兵1哨50骑；另筑炮垒两座，各设有大炮一门，兵力相当单薄。

清军之所以部署不当，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太了解敌情。在此期间，清军曾多次派人侦探敌军的行动，一些朝鲜群众也往往自动过江偷送情报。但是，由于日军故意制造假象，尽管报告纷至沓来，而情况歧出，使人扑朔迷离，莫知底蕴。

最开始是在10月上旬，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探知日军有从安平河口和长甸河口渡江的可能，报告李鸿章说：“贼已到义州。上游忙牛哨（水口镇附近）离义州30里，人马均能过江；长甸口离九连城90里，亦有渡船，均无兵防守。”

当时，宋庆和依克唐阿都没有到防，清廷因命驻九连城“各军会商，酌派马队为游击之师，于江岸上下游严密梭巡，遇有贼踪，半渡击之”。清廷又担心日军从别处渡江，故又于次日补发一道电谕：“鸭绿江地段绵长，必须择应行设防之处，或筑土炮台，或建地营，或设水雷，一切防具妥慎筹办。”这表明了：清廷鉴于鸭绿江防线太长，防不胜防，也不知在何处重点设防为好。

盛京将军裕禄则主张重点防守长甸河口一带，先派倭恒额前往防守，“加意梭巡，遇有敌船来渡，即行迎击。”而倭恒额派队巡至蒲石河口，又发现日军“在附近义州江边，或十余人，或七八人，往来察看。并有朝鲜土人为之指划，踪迹诡密。”

宋庆到防后，听取探报：“时有倭人窥至九连城上游之蒲石河、长甸河口，与朝鲜至江堡只隔一江，水又甚浅，倭人十数成群，往来窥伺。”认为“蒲石河、长甸河等皆通兴京之腹，又有路通沈阳”，最需严防，而只有倭恒额马步四起，奉军3哨防守，兵力太单。因此，他电请定安、裕禄奏饬依克唐阿移防该处。

可见，宋庆初到前敌，也未发现重点防守安平河口的必要性。周馥也得到情报：“近探倭贼大队循江北行，约在长甸河、小蒲石河等处，似系扎筏西渡之意。”

正好在此时，安东知县荣禧致书宋庆说：“倭人多诡计，先围长甸以牵制我，然后自羊心堡出奇偷涉娘娘城（安东县下游）。”可见，清军始终没有探准日军选择何处为进攻鸭绿江防线的突破口。

10月24日上午11时半，佐藤支队到达水口镇东面的杜武谷，开始向安平河口涉渡。佐藤正令炮兵小队列炮于徒涉点南面的高地，步兵一小队占领通往徒涉点道路两侧的高地，以为掩护。然后，又命一个中队擎枪探水徐渡，大队随后继进。当日军将达江心洲姜甸时，防守河口的齐字练军春字营举枪遥击。

突然，南岸高地的日军炮兵小队开始炮击。安平河口的清军炮垒发炮回击，东面鼓楼子的清军炮垒也发炮支援。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炮战。

日军在硝烟弥漫中向北岸猛进。当进至距岸约600公尺时，齐字练军已弃炮而逃，倭恒额退至扛石磊子。此时，宋庆得探马来报，知日军已攻占安平河口。他断定日军“冀由上游分股牵制，并图扰后”，便派吕本元之马队200余骑往援。清军骑队向日军先渡之部队猛攻，试图将其击退。但是，佐藤支队后渡各部又陆续赶到，力量大为增加，马队终不能支。午后1时半，日军终于占领了安平河口的清军两座炮垒。

日军从安平河口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佐藤正派骑兵将战报送至统军亭。

山县有朋立即打电报向大本营报告：“佐藤大佐率领之步兵队，于24日午前自水口镇渡鸭绿江，攻击中国步兵约100名（后电改为300人），骑兵500余名（后电改为60人）及拥有两门火炮的炮垒，于午后1时半占领。现正向瑷河左岸之梨（栗）子园一带前进。敌人是春字军，伤亡20名。我军缴获野炮两门、步枪10余支。”

这天午后3点左右，佐藤支队行至安平河口西南的一处高地，不敢孤军深入，于是在此处露营，以等待西线日军的进攻。

三、虎山鏖战

在虎山南头，还有一条很大的河流，从辽东山区涌出，人们称它为爱河，它与鸭绿江汇成人字形结构。从河水下游逆水而观，鸭绿江为长长的撇，爱河为稍短的捺。而虎山就在这两大水系写成的人字的交叉处。它左倚鸭绿江，右撑爱河，掌控着从水上进入朝鲜和中国辽东内陆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渡过鸭绿江第一站，直指虎山。渡过鸭绿江需要架桥，24日夜10时，日本工兵先开始架义州城下第一江的浮桥。随后，又在富田春壁的步兵大队的掩护下，开始架设第二江的浮桥。

要完成第二江架桥任务，须先携绳游过150公尺的江面，但是江面严寒，水面还能见到薄冰，有一些日本士兵为了建浮桥下水后即被冻死。到了天明前，第二座浮桥才被架好。

10月25日凌晨3时半，日军不等浮桥架成，即开始进行渡江的准备。桂太郎乃率第三师团首先渡江，自率师团主力列阵于虎山清军阵地正面，另命大迫尚敏率第五旅团占领虎山东面的高地。立见尚文率第十旅团先占领了中江台之税关局，然后也渡江至虎山西面。这样，虎山便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了。

清军备战

虎山位于瑷河与鸭绿江交会处，西隔瑷河与九连城相望，南隔鸭绿江与统军亭相对。山拔地百余公尺，虽然不是很高，但是险绝峻绝，殆不可攀登，远望之如孤立者。山形似乳虎蹲伏，故名虎山或虎儿山，音拗而成“虎耳山”。驻守这座山的是以勇敢著称的总兵马金叙。

早在10月22日，宋庆接到探报，推断敌人正在做偷越的准备。23日早晨，宋庆带同聂土成、宋得胜、马金叙三将亲往虎山查看。他认为：“虎耳山界于江、河之间，势极崇隆，实占形胜。昨派各军凭瑷河为守，固可迎头痛击，惟虑敌兵扑渡，一面别渡抱山，占我形势。若先据此山，凭高临下，便可夺贼气而利守御。”因此，传集各将，谓：“能膺此险要者受上赏。”

马金叙明知此任艰巨，但抱定与虎山共存亡的决心，自愿守御此山，于是挑选奋勇五六百人登山为垒。

这天中午，宋庆重新部署兵力，除已命马金叙驻守虎山外，又令聂士成选精锐驻扎山边；宋得胜继其后，为游兵策应；刘盛休在瑷河西岸挑挖地沟，埋设旱雷，以防敌人从江对岸架桥偷渡。

为了便于往来，还设法在瑷河上搭造浮桥，以接应虎山驻军。他本人则居中调度，何路吃紧，即率同马玉昆一军应援。在这一番精心布置之后，连宋庆自己都觉得“布置既密，军心遂壮，各有思奋之心。”

经过这样的安排之后，清军在鸭绿江防线的兵力便分为三路：“马金叙四营守虎耳山为前锋，聂士成四营守栗子园为接应，刘盛休所部铭军八营驻九连城，分守江岸，是为中路，依克唐阿所部分守宽甸、安平河口、长甸各隘，为东路；丰升阿、聂桂林等分守安东县、大东沟、大孤山，为西路。”

看上去妥妥当当没有纰漏的战斗部署，其实也存在不少危险因素。

首先，除东路依克唐阿军5500人外，西路的丰升阿军和聂桂林军共5500人，也都远隔而不能参加战斗。

其次，刘盛休军4200人，则主要负责防守九连城河边一带。实际上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不足9000人。其中，江自康军2500人，系新募之兵，尚未经过训练，毫无战斗力可言。

所以这场战斗之后，清军军官总结说：“故此战斗之败北，非于战时定之，可谓胚胎于取此配备时矣。”

打仗总少不了战前会议。作为最高统帅，宋庆自然要召开一下会议，尤其是当他知道日军已经占领安平河口后，知道大战即将爆发，于是连忙召集各位将领到其驻地大楼房开会商量战守事宜。

但是，前一天晚上，有个人却没能参加，这就是马金叙，因为他已经探悉日本人在东路已经取得胜利，开始搭桥过江，知道第二天一定会爆发战斗，于是就没有参加，而是积极备战。

25日黎明，马金叙亲自率部队驻守御虎山后要隘，并对属下说：“今日之战关系甚大，虎山存亡悉赖尔等，须戮力同心，以御敌人。”士卒皆大呼：“愿效死保守此山！”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一天正是“晓雾浮江”，使清军未能及时发现日军的架桥和渡江活动，不然如果发现及时，以马金叙的胸怀，应该早就已经开炮迎敌了，这将给日军带来重大损失。等到日军先头部队通过浮桥登上沙滩后，清军才发炮防战，但是这个时候的战机已经失去了。

早上6点15分左右，日本第三师团主力全部渡江完毕，登陆后，日军占据地形，拉开架势，摆出装备，用12公分加农炮向虎山守军猛攻。马金叙虽仅率五六百人独守虎山，但依然顽强抵抗，毫无退却之色。

日军的进攻非常猛烈，大炮呼啸、子弹横飞，每分钟都有人牺牲。但是马金叙仍然指挥部下将士英勇还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这个时候，鸭绿江南岸的日本炮队见自己的陆军久攻不下，便又发炮助战。

激战中，马金叙受了十几处枪伤，他的弟弟督战时被炮弹击中，不幸身亡，但是他越战越勇，毫无退意，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三次冲锋。

交战不久，日军右翼队在大迫尚敏指挥下，也全部通过浮桥，并抢占了虎山东面的高地，从侧面向清军俯射。此时，驻守虎山边的聂士成军背腹受敌，一面与马金叙保持联络，一面奋勇抗敌。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右翼队从虎山东方高岗中腹进，冲突清军；清军据侧面高丘进行还击，但是也遭到了日军大炮的轰击。于是，聂士成带领的部队也陷入了异常困难的境地。

宋庆看到马金叙和聂士成陷入险境，兵单难支，岌岌可危，便连忙派宋得胜和马玉昆率毅军步兵骑兵加起来3000余人赶过去支援，援兵在瑷河两岸狂奔，拼命迎战日军，士兵们奋发鼓舞，斗志昂扬，迎着枪林弹雨前进。

此时，铭军的炮兵在九连城凸角处，动用的四门野炮也到了，急忙朝日军开炮，日军的左翼被炮火轰击得士气大跌。宋得胜趁势率队力夺3座山丘，日军士兵尸撒荒野，马玉昆由南面夹击，左右夹攻之下，日军阵地开始动摇，攻势顿挫。

日军军官桂太郎见攻势难以推进一步，士气开始衰落，便派飞骑向军司令部告急，请求派出一支特别部队支援。山县有朋即命立见尚文率第十旅团赴援。

此时，立见尚文正在中江台，已占领税关局。他朝北方观望，看见满清的旗帜在空中翩翩飞舞，好像要朝自己的友军部队覆盖而去，于是急忙驾马来到架起浮桥的交界处会见桂太郎中将。得知桂太郎的情况后，立见尚文于是以步兵第十二联队为先锋，自率混成旅团兵赶过去救援，友安（治延，步兵第十二联队长）中佐在虎山，富冈（三造，步兵第二十二联队长）中佐在中江台，左右相应，轰击清军各翼。他自己冒着枪林弹雨轰射间进逼进清军。

立见尚文并不满足于此，他想一击击溃清军。

于是他想从虎山之左侧迂回，出现在清军背后，猛冲清军侧面。他当即下令佐藤支队适时插到虎山背后，无奈鸟道樵径，一山连着一山，道路艰难，未能如期完成行军任务。即使如此，日军的进攻部队已全部渡江。特别是立见尚文的旅团以生力军出现，使日军士气大振。

敌军的行动，宋庆都掌握在手里，知道日军派出生力援军，战斗又朝有益于日军的方向发展，他急忙调遣刘盛休的铭军赴援。但是铭军仅凭垒施炮，几次下令让他们率军进攻阵地，也仅仅只是到了瑷河河岸，没有过河就停止了进攻。马玉昆等虽无后援，仍坚持战斗。而此时的日军已经全部渡过浮桥，摆开了数十尊大炮，排列在浮桥这头，背水一战，更显士气，炮弹横飞，声震数十里。清军伤亡惨重，之前的优势荡然无存。

但是，毕竟敌我众寡悬殊，而且清军被敌军分割，各自为战，难以久持。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铭军在西南方溃败下来，盛军也失利了，毅军伤亡惨重，能战斗的人越来越少。

上午10时30分。宋庆见状，只好令宋得胜、马玉昆撤至瑷河以西。聂士成所部仅700人，兵力单薄，又被日军反复纵兵环攻，力不能支，也退渡瑷河西岸。此时，只有马金叙仍在坚持战斗。他誓与虎山共存亡，督战越来越猛。有部属劝告他，说：“公虽勇敢，其与寡不敌众何？与其同归于尽，不如留此身以图恢复。且援兵不至，非公之罪也。”马金叙于是率残部突围而出，渡瑷河西走。

在这次战斗中，清军战死者495人，其中仅毅军就有333人，约占总阵亡人数的70％。记名提督谭清远（芦榆防军）和14名清军士兵被俘。日军死伤149人，其中死34人，伤115人。一场激战后，清军最后还是败走，丢失了虎山这一军事战略重地。这场战争，几有反复，清军也表现出自己英勇的一面，奈何最后仍然痛失虎山，日军在鸭绿江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四、鸭绿江防线崩溃

唾手得空城

日营距九连城甚近，按军中规定，夜间不许点火。然日军人马“皆涉水中，不耐浸湿，故解其禁。诸队设燎火，以焙其湿气。于是，鸭绿江畔宛如白昼。清军见之，乱发巨炮。这样的盲目射击，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本来，这是清军实行夜袭的好机会，也徒然错过了。

九连城在瑷河流入鸭绿江的河口之西，城建于小丘上，瑷河流过丘下，老龙头和虎山耸立于城之东西，颇具形势，故清军以此为根据地。虎山虽已失守，但从虎山至九连城须通过瑷河。瑷河自栗子园分为两支水流，一宽百丈，一宽70余丈，“河深及马腹”“河底石滓水急，甚难渡”。而清军在瑷河西岸也未来得及设防。

10月26日黎明，日军各部皆整队自营地出发。3路日军成扇面形逼近九连城。是时，“浓雾咫尺莫辨”，日军不摸城内情况，便向九连城炮击，但城内毫无反应，“唯见鸟雀惊飞”。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使命步兵第十一联队直攀城墙而入，竟发现城内已无清军一兵一卒。

原来，刘盛休己在夜间带领铭军弃城而遁。午前10时，山县有朋进入九连城，以旧税关局为第一军司令部。野津道贯亦率第五师团驻城内。

当日军进攻虎山之际，山县有朋曾派奥山义章少佐率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开赴安东县对面沙洲之麻田浦，以牵制清军的兵力。10月25日，奥山从义州出发，抵达麻田浦，当即设警戒，并布置炮兵阵地。

这天夜里，四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对岸的盛军好像还没有发觉到敌人，只听见他们乱发步枪之声。日军夺取了毅军的粮饷船一艘。26日黎明，奥山下令以野炮两门轰击安东县。安东县原名沙河子，1876年置县，本有盛军6000余人防守，但盛军早在夜间撤走。这样，谈县竟被日军不战而占领。

设立民政厅

日军占领安东县后，设立民政厅，以原驻华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为长官。山县有朋为此发布“告谕”称：“我军所敌清国军队而已，至尔农商民无辜，毫不加害，却抚恤之如慈母视子。”又说：“今本司令官观察地方情况，悯兵力余害，民人涂炭，兹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辖地方吏，令勿纳今年租税。”典型的一副占了你的地就要当你的官的姿态，全然不当自己是外人。

日本在安东县设民政厅的电讯传到国内后，又激起了一阵战争狂热。舆论界也对此大肆宣传，以煽动扩张主义情绪。例如有些日本声音说：“在日本版图之外设民政厅，是在任那设‘日本府’以来的快事，但那时日本府终未发展到朝鲜以外。今我军已占领鸭绿江右岸一带，并在那里实施日本法律，此乃日本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言下之意，这是理所当然值得鼓舞的。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也赐书第一军予以嘉勉，其文有云：“卿等忠勇，能排万难而进击，退敌于朝鲜国境外，遂入敌国，占领要冲地，朕深嘉赏之。时方冱寒，卿等各自爱，期将来成功。”睦仁在嘉勉书中特别提到“期将来成功”，实是暗含继续扩大侵略的点睛之笔。

告十八行省豪杰书

与此同时，日军所到之处还张贴一种《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开宗明义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有非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至焉。”

同时，还公然宣称：“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人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特陈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最后，还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

这份《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同《山县有朋告谕》一样，都是日谍分子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其中，把日本侵略者装饰成中国人民的拯救者，其入侵中国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并企图利用广大民众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以尽快地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这也反映了山县有朋当时的策略。

结局

日军占领安东县时，聂桂林和丰升阿所率奉军、靖边军及练军盛字营尚驻大东沟西，当即留下两营奉军驻大东沟，余皆北退。10月27日，日军大迫支队来逼，两营奉军亦退走。至是，3万重兵防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对于鸭绿江防之败，光绪皇帝以“强弱不敌”，犹予谅之，谕宋庆“以全局为念，择地稳扎，相机雕剿”“毋得株守一隅，不思变计。”

在鸭绿江防之战中，清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各种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也损失严重。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日军缴获大炮74门、步枪4401支、炮弹30684颗、枪弹4320661颗，精米2590石、杂谷2000余石，以及马粮和其他杂物无数。

清军溃败的原因

兵力不如日军。日军进犯鸭绿江防线第一军的总兵力不下3万人。清军虽号称80余营，但编制严重不足，实际兵力不过2万人左右。如奉军（包括靖边军）名义上虽有13个营的编制，但由于平壤战斗的伤亡大量减员，实际只有3000人。其他部队也有类似的情形。

装备不足，士气低落，纪律废驰。守卫鸭绿江防线的清军，一部分是平壤退来的败兵；一部分是由各地抽调的防军。平壤的失败和左宝贵的牺牲，对清军士气影响很大。所谓“平壤左宝贵阵亡，援奉诸军卒胆慑”，不敢与日军见仗。由平壤败退的队伍，“带伤及足踵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遗失尽净”。虽经养息、补充、整顿，仍未能完全复原。

同时，供应不济，棉衣缺乏。正如宋庆所说：“军旅所需，百无一办”。各军纪律废驰，原来以纪律败坏著称的盛军，由平壤败退后，依然是“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是该军虽有如无，尚须防其骚扰”。由各地调来的“防营平时废驰者大抵皆然，一经战队，官则惊慌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如守安平河口的黑龙江齐字练军就是一触即溃；而守九连城的铭军、盛二军竟不战而逃。

主帅无能，诸将不服调遗。总统鸭绿江诸军的宋庆，在接受任命时曾表示：“此行如不能奏攘倭之功，唯一死以报国。”作为一员将领，他有抗敌决心，也称得起勇敢能战。但他“无调度，非大将材，且诸将骤禀节度，多不悦，故诸军毕集，仍散漫无纪律”。能够服从宋庆调度指挥的，只有毅军九营，其他各军多不服调遣。如刘盛休铭军虽“素称劲旅，惟承平20年，已非旧日士卒，近悉为刘氏族邻少年子弟，饷糈过厚，踵事增华，既骄且惰，不听约束”。

在虎山战斗危急之际，宋庆多次令其出援，竟不理会，宋庆亦毫无办法。至于依克唐阿所部黑龙江镇边军，根本不归宋庆指挥。他负责防守鸭绿江防线左翼，24日与日军稍一接触，即退往宽甸，竟置鸭绿江防于不顾。无怪宋庆哀叹：各军之间，互不统属，“瞻循依违，败不相救”。

在战略部署上有缺点。在整个鸭绿江防线，宋庆及诸将虽然重视了虎山阵地的防守，但却忽视了九连城上游安平河口的防卫。以致24日日军首先由朝鲜水口镇渡江，占领了安平河口，威胁虎山、九连城侧背。且清军虽曾注意“严防中路九连城江面”，但24日晚日军在江面终夜架桥，清军近在咫尺竟毫未觉察！

知识链接

朝鲜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关系

前1046年，即殷纣辛三十年（周武王十六年），纣辛子受为武王姬发所灭，国亡。《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箕子姓子。“司马彪曰‘箕子名胥馀’。”（《史记集解》）朝鲜半岛第一个政权出现。但它属于武王姬发所封诸侯国，地位与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相同。且由中原人创建。

汉惠帝元年，前194年，哀王子准被击离平壤，国亡。燕人卫满自立于王俭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仍为汉人政权。汉元封三年，前108年，卫右渠被杀，国亡。武帝刘彻置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玄菟郡于朝鲜，合称汉四郡。

前57年，居西干朴赫居世为辰韩六部（在今韩国庆尚南北道和洛东江一带）推戴，自立。它是有确切年代记载的的第一个朝鲜民族政权。

汉建昭二年，前37年，东明王高朱蒙自立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作为中国民族政权，其辖地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前18年，扶余温祚于河南慰礼城（今韩国首尔附近）自立。朝鲜半岛自此由三个政权分别统治。

汉元始三年，3年，琉璃王解类利迁都国内城，筑尉那岩城（今吉林省集安市霸王朝山山城）。高句丽山上王在位（197-227年）时，基本完成对周边各族政权的兼并。其南界达萨水（今朝鲜清川江），东界抵海。307年，昔基临改国号为新罗。

晋义熙元年，405年，燕兵犯辽东，击退。427年，长寿王高臣琏迁都平壤。至此，高句丽基本完成对汉四郡、辽东的统一。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伐辽东。唐总章元年，668年，宝藏王高臧降唐。高宗李治“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670年，报德王高安舜率余部复国。672年，报德王高安舜为唐所俘，国亡。

713年，玄宗李隆基册太祖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渤海南抵泥河（今朝鲜龙兴江）为界，与新罗划江而治；东抵大海。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李隆基将包括平壤在内的浿水（今大同江）以南、原属安东都护府管辖的地方赐于圣德王金兴光。

1125年，太宗完颜晟将辽旧地来远（今辽宁省绥中县境）、保州（今新义洲附近），赐于高丽。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恭让王王瑤被黜，高丽亡。太祖李成桂自立。太祖朱元璋定其国号为朝鲜。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朱元璋将鸭绿江以东地方赐于太祖李成桂。太祖李成桂于是据有朝鲜半岛。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命出征朝鲜，并迅速占领包括汉城、开城、平壤在内的三都及全国十八道大部分地区。丰臣秀吉于是计划请后阳成天皇周仁迁都北京。但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大败日军水师。宣祖李昖奔义州（今辽宁义县）请援。神宗朱翊钧遂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四万精兵入朝鲜。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收复平壤、开城等地。日军乞和，但仍占全罗、庆尚二道部分沿海地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丰臣秀吉再命进军朝鲜。李舜臣再于海上败日军。明与朝鲜联军与日军对峙于陆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和谈破裂。日军逐渐处于劣势。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丰臣秀吉卒，日军撤退。宣祖李昖重掌朝鲜半岛。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日签订《马关条约》。其第一款注明：“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清与朝鲜的宗主国、藩属国关系终止。

朝鲜建阳二年（日本明治三十年，1897年），高宗李熙称帝，更号大韩帝国，以图中兴。韩国光武八年（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韩日议定书》《韩日协约》签订，殖民化进程加快。韩国隆熙四年（日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签《日韩合并条约》。纯宗李坧退位。国亡。其地并入日本。

1919年，流亡人士旋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推李承晚为大统领。孙秉熙去朝鲜民国都领号。

1925年，朴殷植、李相龙相继任临时政府国务领。1927年，李东宁任临时政府主席。

1943年，斯大林表示，朝鲜应该独立。随后《开罗宣言》称：“我三大同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第六章　空悲切，旅顺惨案

一、分兵犯境，金州告急

日本第一军进入中国作战后，因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担心先期投入的作战兵力过于单薄，难以让中国很快投降。于是日本政府着手组织第二军，目标攻打中国首都北京，迫使清王朝签订城下之盟。

黄海海战后，清军北洋舰队受伤严重，进入船坞修整。而日本则趁机再次蠢蠢欲动。经过多次侦察，日第二军于1894年10月中旬发重兵，秘密从大连花园口地区登陆，试图由此攻占金州，切断旅顺后路。

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管已收到预警信号，但清驻守金州陆军和北洋水师的将领们仍疏于防范，让日本军队大摇大摆地从花园口上岸，为日后金州的失守埋下巨大隐患。

黄海海战结束不久，受胜利刺激的日本大本营看准了北洋舰队在旅顺修理无法远出、黄海实际已为日本联合舰队控制的机会，放心大胆地实施起了冬季作战计划：占领辽东半岛，同时消灭北洋舰队。为执行这一任务，日大本营决定组建一个新陆军兵团：第二军。

他们计划先用船把第二军运到大连湾一带，找个合适的地方登陆，然后先攻占金州，切断旅顺后路，从而占领整个旅大地区。

1894年9月21日，大东沟海战结束后仅几天，日本第二军就组建起来了，并任命大山岩担任司令官。大山岩曾留学法国，后来担任伊藤博文内阁的陆军大臣，是日本大本营的核心人物之一。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大山岩就和伊藤博文、川上操六等人一起制定了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

第二军成立后编入大山岩麾下的是第一师团和混成第十二旅团。9月22日第二军士兵就开始陆续出发前往广岛港登船。

当时，在满载日本兵的列车里夹着一个特殊人物：随军记者龟井兹明，他的头衔虽是“伯爵”，但他最喜欢干的事儿是摄影和写日记，其早年在德国学摄影，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回到日本并强烈要求随军采访。正是他的这个爱好，使得大量战争照片得以保存下来，为历史保存了证据。

9月27日晚8点30分，龟井兹明搭乘的军列到达广岛车站，透过车窗，他看到车站上涌满了黑衣人群。至此，第二军第一师团全部集结完毕。

早在9月24日到28日，即第一师团在铁路上奔波之际，日联合舰队就派出两艘军舰到大连湾一带勘查。为不暴露登陆计划，这次勘查活动进行得非常隐秘，军舰停泊在较远的海域，日军一面派向野坚一、钟崎三郎等戴上假辫子，穿上中国服装装成中国人模样前往金州方向侦察，同时令几个士兵偷偷坐着火轮舢板到近岸查看。经过几天的调查，他们把目光锁定在大连湾东北处一片荒凉海滩——花园口。

花园口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岸一小海湾（今大连市庄河市西南）。南与大连长山群岛隔海相望，背后三面为丘陵地带。西南距大连湾约100公里，距金州约80公里。距庄河市区约40多公里。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后，日本大本营编成第二军，同时令联合舰队参谋长鲛岛员规大佐等在辽东半岛选择登陆地点。10月5日鲛岛电告大本营确认貔子窝附近的花园口为适宜登陆点。

不过，联合舰队选的这个登陆点一开始并不被第二军看好。陆军认为花园口距金州城太远，士兵下船后还要进行很长距离的行军，很容易被中国军队发现。而且从花园口到金州的路上还有三条河流，架桥过河也是个麻烦事儿，会影响行军速度。因此，登陆点最好往西挪一挪，位于花园口西南方的貔子窝（今普兰店市皮口镇）似乎更合适。

联合舰队没有办法，又派人悄悄去辽东半岛一带侦察了一遍地形。结果发现貔子窝一带水太浅、滩涂的纵横太大，不利于登陆。而且在那一带发现有中国军队活动……就这样，双方争论不休，直到10月21日傍晚，才终于敲定将花园口作为登陆点。

日本探子为何相中了花园口呢？这是因为每逢海滩涨潮时这里水深可达3米，落潮时浅滩仅有不到2里的宽度，非常有利于大型运输船就近停泊。他们认为这种条件可以减少运兵舢板来回运转的距离，方便陆军快速上岸。他们还发现，清陆军在此居然没驻防，这里距旅顺又远，可以减少遭遇北洋海军阻击的危险。

彼时的花园口非常荒凉，海岸上零星散落着十几户人家，过着耕田养海的生活。1894年10月23日凌晨，日本“千代田”舰陆战队的十几名士兵悄悄地从花园口登陆后潜入村庄。这些日本兵转了一圈后，发现果然没有中国军队驻扎，就在村口布置了岗哨，还在一个小土丘上竖起一面太阳旗。

太阳升起后，村民们惊异地发现，附近的海面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在十几艘护航舰的守卫下，十几艘大型运输船停泊在花园口外的锚泊地。当船上的日本人看到村庄中的太阳旗后，登陆行动立刻大规模地展开了。

陆军将运兵船载运的人员物资先散乘到各个舢板上，再将四五艘舢板串在一起，用火轮舢板拖带直驶岸边，往返转运。很快，海面上出现了280艘舢板以及22艘火轮舢板，穿梭往来很是繁忙。

从10月23日到11月6日，日军在长达半个月的登陆过程中没遭到任何清军阻击。

也就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花园口海滩上共卸下24049名日本官兵，2740匹战马和大批辎重武器。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期间，为防止清军袭击，决定再开辟一个登陆地点，以防不测。

9月27日，日本联合舰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派出筑紫、鸟海二舰，开往貔子窝进行侦察。与此同时，日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也派出一个支队在斋藤太郎少佐率领下作为前锋从陆路奔袭貔子窝。

9月28日晨，日军斋藤部与日舰筑紫、鸟海同时抵达貔子窝。此时驻守貌子窝的清军营官荣安仅有马队两哨200人，“以众寡不敌，退扎廿余里”，貔子窝失守。

驻扎貔子窝的捷胜营马队营空荣安于24日8时许得知有船泊于花园口外，即派骑探侦察，途中捕获日间谍钟崎三郎，得知日军万余人将在花园口登陆。

25日荣安将情报告知金州副都统连顺，26日连顺知日军将攻占金州、大连湾、旅顺口，乃急电李鸿章、龚照玙和盛京将军裕禄请援，居然都没有得到回复。

到了11月7日，日军第二军官兵、马匹及辎重等全部登陆。清政府完全是放任敌人行动，坐以待毙。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后四处张贴告示，大意是：百姓不得反抗；当兵的要赶紧扔了武器投降！接着，日本人又打着“征用物件”的名义开始在花园口野蛮掠夺。

一名叫王际衡的当地人后来回忆说，那一天天刚蒙蒙亮，日军开始在花园口登陆。当乡亲们看到日军时都惊恐不安，慌忙四处奔逃。当时，花园口吴屯、久隆兴等地的居民除了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没办法逃走，其他的全部拖儿带女逃到了庄河城山、长岭一带的山区避难。就连距花园口村十多华里的钟屯、小刘屯等地的老百姓，听到消息后也纷纷往北逃跑。花园口一带的村庄到处是凄凉的景象。更惨的是，天气本来就极冷，逃难的乡亲们无处可去，只能风餐露宿。

这些百姓一直躲到春节临近时才陆续返家。结果回家一看又都傻眼了：家没了。原来，这些日军一下船就先把村里的鸡、鸭、猪、驴、牛、马吃了个干净，等这些吃完了又开始杀猫杀狗吃。吃完了又开始抢东西，连一些衣箱衣柜及桌椅板凳都被当柴火烧了……之后日本人又开始烧房子，久隆兴前后街共14间草房全被烧了，剩下的是一堆堆废墟；宋屯当时有35间房子，只剩下5间……

此时，李鸿章和北洋水师又在做什么呢？

其实早在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前一个月，李鸿章就得到了线报。9月28日，李鸿章给清军驻旅顺的各将领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发电报，中心思想是：日本人很可能要抄咱们旅顺的底儿……大家务必要小心啊。各炮台必须昼夜分班瞭望不放松！

不过李鸿章心里也跟明镜一样，黄海海战后丁汝昌受伤，北洋舰队舰船损毁严重，旅顺船坞的人手又不足，舰船的修理进程十分缓慢。于是他又分别在10月2日、4日连续给北洋水师发报，敦促他们要抓紧时间修船，早点出海。特别是4日的电报，李鸿章明显表现出了不满：日本人要偷袭了！咱们这么多船，抓紧时间修一下，也好早点到海上护卫，让日本人看见我们的船还能行驶，不至于太放肆……你们现在却全趴窝了，到底想干什么？用兵之道是虚虚实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10月9日，心急如焚的李鸿章又发电报催：日本人正计划从大连湾地区登陆……水师的六条船如何？何时能出兵？10月13日李鸿章又给丁汝昌打电报，要求他“带病上船，定期出海”。李鸿章也知道北洋水师受损严重、弹药匮乏，所以他告诉丁汝昌“做做样子，让日方有所顾忌就可以了”。

随后，李鸿章又调集了徐邦道统领马队一营、炮队一营、新募勇二营，乘船赶赴旅顺支援。而在此形势下，尽管丁汝昌带伤率战舰赴威海卫补充弹药，但仍有将领把李鸿章的叮嘱当“耳边风”，未加强对沿海的防范，最终让日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登陆。

10月28日夜，丁汝昌在得知日军登陆的消息后，率舰队由威海卫北返旅顺。29日下午，丁汝昌率船队从旅顺出发前往大连湾一带巡弋。丁汝昌表示：此行一旦遇敌，就要拼死一战了。这时，获悉日军已登陆的李鸿章自觉无力回天，又担心北洋水师再有损失，渤海的海防更没保障，便给丁汝昌传话说：以刺探为主，拼命就算了。李鸿章是想保存北洋水师的实力，以后再做打算。却不承想，最后反被日军一窝端了。

11月3日，开始向金州进犯。原旅顺守将宋庆赴防九连城，李鸿章别令姜桂题守旅顺，檄徐邦道助之。徐邦道认为金州为旅大后路咽喉，金州失守，旅大难保，主张分兵往援金州，以固旅顺口后路。时清军。驻旅顺凡六统领，新旧三十余营，莫之应”。不得已，徐邦道自率所部拱卫军步队三营赴金州御故。

徐邦道至金州后，因为只有一支单兵，一再要求驻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派兵支援。赵只派营官周鼎臣率步队两哨前往应付。

徐邦道到金州后，会合驻金州的练兵，在金州东路设防。督率部下昼夜赶修工事，分建堡垒于貔子窝至金州大道两旁山顶，以防御日军来路。

5日上午，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指挥两个大队的兵力，向徐邦道拱卫军阵地发起攻击。徐邦道指挥部下凭垒据守，进行反击。击伤日军第二大队副官大野尚义及士兵二人。激战三小时，日军退去。

下午4时，日军再次发起进攻，又被击退。

6日凌晨，日军占领了距拱卫军阵地前一千米的高地，用大炮向拱卫军两侧山顶堡垒猛轰，然后派步兵冲锋。激战两小时，徐军虽伤亡很重，但阵地仍屹立无恙。这时，由金州北路迂回进攻的日军第一师团本队，从后面抄袭徐军后路。敌众我寡，腹背受敌，徐邦道只得放弃东路阵地，率军退入城内固守。

日军占领东路阵地后，列炮于阵地上向金州城轰击。第一师团本队也集中三十六门大炮于城东北的三里庄，用排炮向金州城猛轰。“枪子弹药，坠落如雨”。

接着，派工兵用炸药将北门爆破日军潮水般涌入城内。不久，东门也被攻破。

徐邦道指挥守军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交战，因众寡不敌，最后徐邦道率队由西门和南门撤出，退往旅顺。

7日，日军占领了大连湾。

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犯。当得知日军即将进犯旅顺口时，徐邦道不顾金州新败，军土饥疲的困难，决定在日军进攻必经的道路上，组织伏击，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11月15日拂晓，徐邦道率拱卫军开往旅顺北十公里的土城子一带进行埋伏。中午，在土城子南与日军的搜索骑兵队相遇，徐邦道指挥部下奋勇出击，打退了日军，首战告捷。但因徐军在金州新败，行帐辎重遗失，粮草缺乏。“其步卒非回旅顺不能一饱”，只好放弃阵地，退回旅顺就食。失去保护屏障的金州城、大连湾相继失守，旅顺后路完全敞开，更大的恶战即将来临，形势对中国军队极为不利。

二、土城子，战胜的消息

日本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11月18日，驻守旅顺的清军将领徐邦道、程允和、姜桂题率军阻击日本侵略军，取得了土城子阻击战的胜利，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

土城子之战是自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以来清军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这场战斗的胜利给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战前劝降

日军占领金州和大连湾之后，将枪口下的目标换成了旅顺口。和攻占大连湾时的兵不血刃不同，日军清楚地知道攻占旅顺一定没那么容易。于是，他们在对旅顺进行侦查的同时，向清军进行劝降。

11月14日，日军通过清军俘虏向旅顺驻军送去两封劝降信。第一封信上写着“旅顺拱卫营统领徐大人台启”。开头一番客套话后便直入主题：

“顷者我军一举拔金州。将督其众进逼旅顺。阁下所统率兵数不多，且概系新募。以如是之兵对我训练素熟戎器精锐之大众，假令以阁下之智勇督战，胜败之数盖可知也。向者贵国之师一败牙山，二败平壤，三败鸭绿江，乃至海战未曾获一利。是岂非天运乎？大势所归，可概见矣。当此时阁下固守无援之地，徒困无辜苍生盖非良策也。”

但是，清军将士丝毫不为之所动。驻守旅顺的清军将士积极谋划主动埋伏布置、等待出击的时机，同时动用大炮等武器，誓死与敌人拼杀。

1894年11月7日，日军第二军在占领大连湾后开始积极为进攻旅顺做准备。其中，第一师团在大连湾休整的同时，又派出大量骑兵不停搜索通往旅顺的各条道路，企图得到更多关于旅顺战事的情报。

日军对金州至旅顺的道路做了详细的侦查，制作了不完整的金州以及南旅顺半岛的略图。这成为了日军制定作战计划的基础。日军最后决定分两路前进。

在侦查左路纵队（即旅顺南路）的行军道路时，日军骑兵已前进到距旅顺仅2里的莺哥石。后来又前进到营城子。

在侦查旅顺附近的地形时，日军曾经一度进入炮台下面的水师营。当日军的骑兵大队和两个步兵中队前往土城子一带进行侦查时，与清军步兵200人、骑兵50人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清军不支被迫后退，日军直追到水师营以北高地。

清军见日军进入水师营并没有慌乱，而是选择了马上向日军开炮，直径十二厘米的炮弹落在日军集结地附近，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炮击非常猛烈，如同雷雨一般落在日军阵地上。日军被迫后撤。清军此时并没有骄傲自大，见日军撤退，马上出动步兵2000人，骑兵500人，尾随日军后撤行进，撤到水师营以北时，清军才停止追击。

战斗开始

1894年11月17日，日军经充分准备后，分三路进犯旅顺：

由秋山好古少佐率骑兵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为搜索队。

由益满邦介中佐率步兵十四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为左翼纵队，从金州出发经辛寨子、黄泥川、龙头进攻旅顺东北清军二龙山、东鸡冠山防线。

由山地元治中将指挥第一师团及第十二混成旅团为右翼纵队，从金州经南关岭、牧城驿等地进攻旅顺西北椅子山、大小案子山一线。

姜桂题临危受命拿起指挥棒。当时驻守旅顺的清军有亲兵三营、庆字军五营、马队一哨、桂字军五营、和字军四营，共11000多人。金州之役后，由大连湾败退到旅顺的有拱卫军、怀字军约3600多人，捷胜营数百人，旅顺守军合计约15000多人。

大敌当前，却在旅顺出现了“有将无帅”的局面。11日，张光前致函报告盛宣怀：“光前与黄、程、卫诸君誓以死守，又恐不能和衷，致误大事，现已公奉姜君翰（桂题）为总统，一切听其调度，同心协力，或者可以支持大局也……”

战将公推姜桂题为旅顺守卫战总指挥，姜桂题深知在此时担任这种差事是一件冒风险、担罪责的事，但诸将苦心相劝，痛定思痛后，他便当仁不让，以国事为重，成为了战斗指挥。

土城子位于旅顺北部，距旅顺口约10公里，金（州）旅（顺）大道北道通过这里。大道两旁，丘陵起伏，便于埋伏，是个阻击日军入侵的好地方。1894年11月的旅顺口保卫战就首先从这里打响了。

在日军气势汹汹杀向旅顺口时，以姜桂题为主帅的清军，兵分三路迎敌：程允和率和字军中路迎敌，在土城子以南许家窑一带高地布防；徐邦道率拱卫军迎敌东路，在曹家村、周家一带布防；姜桂题率桂字军迎敌西路，在韩家村一带布防。

土城子激战

18日7时左右，日军搜索骑兵队第二中队为前卫，由营城子出发，到达三涧堡后，被埋伏在土城子南方高地上的程允和部队发现。秋山立即将前卫派往土城子警戒，命令搜索队向三涧堡东侧散开，向清军射击。程允和立刻指挥600清军还击，向日军猛扑过去，准备抢先占领双台沟西南高地的有利地形。这时程允和不断向前沿阵地增兵，其部队已到达土城子以西地带，与姜桂题部形成钩状，把日军包围起来。

形势正如清军所预料的一样发展着，清军的依托有利地形，战斗部署正有条不紊地展开。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就这样陷入了包围圈。

清军从距日军约有1000米距离的山顶，向日军发起进攻。展开合围的清军人数显得更多了，西山步兵约700人、骑兵200人，前面步兵约1000多人，左边步兵约500人、炮五门，骑兵50人，各高举旗帜向日军发动攻击。

双方接战刚一开始，日军中队长浅川敏靖就被清军从马上击伤在地。激战不久，秋山因无力抵挡，不得不率日军突围向北逃去。清军紧追不舍。但追出不远，日军丸井正亚少佐带领的援军已赶到。

原来，在这之前先已到达营城子的丸井率日军第三联队于18日晨7时从营城子出发向旅顺进军，8时抵达双台沟后便接到秋山的求援报告，丸井急派步兵第三中队前往增援。

这边日军惊魂甫定，那边的日军又惨遭炮火攻击。

在东北方向周家村附近，徐邦道指挥的拱卫军从东北沟方向逼向日军第三中队左侧，日军见势不妙，便向许家窑方向突围。不料第三中队刚至长岭子，从周家村方向赶来的徐邦道所部五十名骑兵已截住日军退路，将敌军马队割成数段，使敌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丸井见状，又急派第二、第四两个中队增援。双方在长岭子展开了一场激战。战至近中午，清军在长岭子南2公里东南高地上架起两门大炮向日军猛轰。日方史料记载，战斗中日军伤亡很重，很多士兵受伤后自刎。

激战进行到11时以后，日军因无力再战不得不向营城子方向撤退。清军一直追到双台沟方止。

战斗余波

对日本来说，土城子战斗实出意外。刚开始的时候日军并没有想到正面进攻敌人，日军本来想找到一条通向清军左侧的小路，以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出其不意击溃清军，不料在土城子以南的山顶上发现了部分清军。日军根据过去的经验，以为清军一看到自己就会立即逃跑。但是，这一天日军眼中的清军完全变了样，不仅一步也不后退，而且有要前进的迹象。

面对清军的凶猛进攻，浅川敏靖带领前卫中队“向土城子西北撤退”，之后他又策马前去对骑兵大队长说“必须撤退”，但大队长不同意，被击伤后才勉强答应。如果不是日军一个增援中队返回，他们将遭到围歼的下场。

徐邦道的拱卫军在土城子阻击战中有进无退，气势如虹，使日军苦苦支撑，不仅使数名指挥官殒命，而且险些成“袋中之鼠”，这是日军自与清军交战以来未曾遇到过的狼狈状。日军川崎三郎在日记中也记载了浅川敏靖受伤以及亘治助被击毙的情形：

“我中队前进到土城子村落侦查敌情。敌人潮水般涌来。我中队立即射击，敌军反击。战斗数小时，炮声如万雷齐鸣，子弹如雨点般纷飞，硝烟弥漫。此时，我们分队的亘治助被敌弹击毙。我本想取下一件他身边携带的东西作为遗物带走，但敌军从左右和正面三个方向逼来，包围了我们中队，战斗十分激烈，终于没有来得及取回亘的遗物。第三小队仍在最前线进行防御。敌军（清军）据守河堤，敌弹如雨。他们的旗手举着蓝色旗子，距我们只有二三十米了，其势难敌。中队长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们一面撤退，一面抵挡敌军。四面都是敌人，敌弹像倾盆大雨一般。我军苦战之情形，实在难以形容。我们分队的大森多吉被击毙，中岛安太郎、阿久津舍吉、铃木善二郎、田边口等负伤。”

土城子战役，日方公布的死伤数字是：死亡计有步兵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小队长中万德次以下官兵12人，负伤步兵中尉三谷仲之助、骑兵大尉浅川敏靖以下32人，死伤共计44人，另有两人死伤不明。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228页作“共死十二人，伤四十三人，全计五十五人”。

事实证明，如果清军指挥得当，配合得当，敢于抵抗，善于抵抗，给日军以更大一些的打击是可能的。但是，尽管将士奋勇拼杀，而留守旅顺的守将却坐守城池，谁也不肯支援和接应。终日鏖战，不得一饱，天气寒冷，最后只得弃险退回旅顺。将士凯旋而归时，夜色已深，土城子百姓听说清军打了胜仗，个个奔走相告，一些百姓准备了开水、干粮慰问将士。

土城子战役，在日军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例如“我在这时遇到了世上从未有过的困难”“这是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步兵连背包都扔掉了”“我军苦战之情形，实在难以形容”，都能看出日军所遭受抵抗的顽强和清军的英勇。在中国步步落入日本魔爪的过程中，这场战斗的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三、旅顺喋血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旅顺作为北洋水师重镇，由李鸿章耗时十六年、耗资数千万建成，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被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旅顺不仅背靠群山，而且主要山峰上都设有炮台：东面有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等炮台，西面有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北等炮台，共有加农炮、榴弹炮、野炮、山炮等各种大炮七十八门。

关于旅顺之险要，黄遵宪曾赞道：“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

驻守旅顺的清军，原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两营，后各增募两营，共八营4100人。后增加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四营、记名提督程允和四营，共八营4000人。11月初，李鸿章又派记名提督卫汝成的五营3000人，再加上金州、大连湾败退的连顺、徐邦道、赵怀业残部，总兵力为14700人。清军兵力虽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八位统领互不隶属，各行其是。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督都，但他战守无策，一味告援，不能改变诸军相互观望坐视的局面。

日本第二军在夺取大连湾后，为攻克旅顺，在大连湾整休一旬。同年11月17日拂晓，日本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

日军兵分三路：一为右翼纵队，由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及攻城炮队组成，山地中将为主将，乃木、西宽、长谷川三少将为其下属；二为左翼纵队，由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一中队组成，满益少佐为指挥；三为骑兵搜索队，由骑兵一大队组成，秋山少佐为指挥。

这一天，右翼纵队和搜索骑兵在三十里堡宿营，左翼纵队在辛塞子宿营。

18日早晨6时左右，右翼纵队从三十里堡出发，下午2时30分到达营城子。

同日上午10时，搜索骑兵队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的前锋到达土城子，此时清军3000余人突然出现，将骑兵队团团围住。日军骑兵陷于重围之中。秋山下令突围，向双台沟方向逃去。此次土城子迎击战，日军死伤55人，但此后清军却不敢主动出击，消极防御。

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发动总攻。次日，各军进入预定的阵地。骑兵搜索队警戒盘龙山以西，部分骑兵搜索通向旅顺的道路；右翼纵队第一师团攻椅子山炮台，混成第十二旅团攻二龙山炮台；左翼纵队在旅顺东北布阵，牵制清军；军司令部驻土城子南；联合舰队在旅顺海口一字摆开，牵制清军兵力。

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西宽少将为先锋，率领第三联队首先攻扑椅子山最西的炮台。炮兵则在椅子山西面布阵，同时攻击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清军发炮应战，但由于日军大炮命中率高，炮台被摧毁。最后第三联队的步兵发动冲锋，一举攻下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时为上午8时。

山地中将攻下椅子山炮台后，又令炮队攻击松树山炮台。

炮弹击中其火药库，“轰轰轰”地猛烈爆炸不绝于耳，松树山炮台彻底被毁。此时长谷川少将的混成旅团正在攻打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由于第一师团各部队包抄两炮台的背后，清军腹背受敌，终于不支而退，二龙山、鸡冠山两炮台失陷。时近中午，旅顺背后各炮台大都陷落，所剩的只有海岸炮台。海岸诸炮台以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日军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好成大佐奉命攻打该炮台。当日军一逼近黄金山炮台时，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便弃炮台逃走，炮台被日军轻易占领，时为下午5时。东岸其他炮台如摸珠礁、老砺嘴等炮台守兵不战而逃，东岸炮台全部失陷。

到晚上，西岸炮台尚在清军手中。但是当夜张光前率领部下沿西海岸向北撤退，西海岸诸炮台也尽归日军所有。

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日军仅损失280人。

清政府将总理船政、专办水陆营务的道员龚昭与以“不能联络诸军同心固守，迨船坞失陷避至烟台”等罪名逮捕，交与刑部治罪。

日军攻占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最早认为死难者约20000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后经考察生还者大概约8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据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本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

“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旅顺大屠杀之前，日本就为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8月1日，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

9月中旬，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

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由于日本政府对事件真相的成功掩盖，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日本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

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

“战利品”这个名称在日本国内成为时尚，许多商家纷纷推出以“战利品”命名的新商品，并得到畅销。当屠杀的报道终于浮现时，日本社会也为之震惊。

旅顺大屠杀之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收买。“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

路透社“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则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日本的《日本邮报》《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直到11月26日，还是有大洋彼岸的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这是世界上最早披露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

11月29日，美国的《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

该报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战争特派员”克里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称：“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英国的《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跟进报道，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克里曼的数字是两千人遇害，而维利尔斯的数字则是两万人遇害。

知识链接

日军共给我国带来多少惨案？

日本侵略者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对我们先辈造成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用“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等描写残忍悲惨到极点的词来形容，都有些不足了。以下略举几例：

旅顺大屠杀

旅顺大屠杀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估计死难者最高数字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死者葬于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今称“万忠墓”。

南京惨案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对南京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惨案”，在六个星期内，被枪击、刀刺、砍劈、剖腹、水溺、活埋，火烧致死的中国人，就有三十多万。日军还进行杀人比赛，“冠军”连杀了106个中国人。被日军投入到长江中灭尸的，有十九万人。

重庆大轰炸

1940年6月28日，日军飞机86架，侵入重庆上空，进行野蛮的大轰炸，历时三个小时。敌机袭来时，市民们像潮水般涌井城里唯一的一条防空隧道。由于人多，空袭时间又长，隧道里边的空气不够用，以致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窒息死亡大惨案。这次惨案死亡人数达一万二千余人。

西大坑惨案

1941年1月25日，日本侵略军将潘家峪村的1500多人赶到西大坑，进行了血腥屠杀，当场死亡一千二百多人。

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距离市区约4公里，此地原有一座小土山，由于抚顺西露天煤矿的开采，许多矿工移居此地，挖沙取土，将小山削平，故取名平顶山。“九·一八”事变时，村子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多为矿工和小商贩。

厂窖惨案

厂窖又名汉太垸，原属汉寿县，后划归南县。它由众多小垸组成，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位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西北岸、南县的西南角上，三面环水，形如半岛，为扼守洞庭西北水陆的要冲。这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棉花、菜油、鲜鱼，是典型的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1943年5月9日，日军15000余人合围厂窖地区，仅三天三夜，便惨杀我同胞三万人以上，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湖滨浩劫——“厂窖惨案”。

下五家惨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于1932年1月侵入锦州和当时锦西县城江家屯（今连山区钢屯镇），遭到当地抗日群众抵抗，为了围剿抗日武装，日军几次出动部队包围距下五家村4公里左右的缸窑岭地区。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10天之内，日军对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屠杀，并放火烧毁了大部分民房，使老黑沟成了人间地狱。据《老黑沟案件》约略统计，死难者合计1017人。主要屠杀场所有桦曲柳顶子，柳树河子，榆树沟，青顶子等处。

济南惨案

1928年4月5日，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南京誓师北上攻打奉系军阀，把矛头首先指向了山东督办张宗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扩大其在山东的利益，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迅速调兵遣将，于4月下旬抢先进驻济南，支持张宗昌。因此，当4月28日国民党军逼近济南的时候，驻济日军已达3000人，并占领了部分商埠区，开始在区内构筑工事，架设路障，实行戒严。济南惨案后，据国民党省党部、总工会、学联会、商民协会、教育联合会、妇女协会等7个代表团体组成的“外交后援会”的联合调查统计，自1928年5月3日起被杀的中国军民3900人，受伤1500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

重庆大隧道惨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重庆于是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促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日军从1938年10月开始，对重庆进行了空前野蛮的轰炸，到1943年8月，日机共空袭重庆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重庆人民伤亡惨重。其中1941年6月5日晚上的防空大隧道惨案，窒息致死市民2000多人，是日机轰炸过程中大后方发生的最惨痛的事件之一。

日军在我国大地上做实施的暴行远远不止这些，这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惨案中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惨绝人寰的屠杀没有列举出来。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希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存在这样残酷的真相！

第七章　辽东乱，血战威海卫

一、起来，保卫辽东

日本侵略者在1894年11月底攻占了旅顺口北洋海军基地之后，扩张野心更加膨胀，决心扩大侵略，完成大本营的预定目标——进军山海关，直逼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威胁京、津，迫使清政府完全投降。为此，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一个新的扩大侵略的作战计划——“山东半岛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是根据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建议制定的，目的是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封锁直隶湾，消灭北洋海军。这样，既可迫使清政府投降，又可避免列强为保护各自在华权益而对日本进行联合干涉。为此，日本侵略者决定以大山岩指挥的第二军第二师团及在国内的第六师团编成“山东作战军”，由海路运输，在山东半岛登陆。

可是想要登陆山东半岛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此时的山东半岛拥有威海，这个北洋舰队的两大基地之一。此海港三面环山，南北两岸如巨臂前伸，突入海中。港前又有刘公岛，将海港分为东西两口，天然形胜，易守难攻。在南北两岸、刘公岛、黄岛、日岛清军建有炮台15座，备炮85门，而且在刘公岛与南北两岸间装置铁链木排，并布水雷240多颗，日军要从海上直接进攻难度很大。

像旅顺一样，他的弱点在陆路。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把防守重点放在东三省，对山东半岛的战略地位没有充分的重视，不但没有增强军力，而且从山东调走章高元的数营嵩武军。因此，即使山东半岛拥有威海卫，也给防守带来了一定压力。因为山东半岛三面沿海，可登陆处很多，而当时山东半岛守军仅有22000多人，其中8000多人防守威海，14000余人被新任巡抚李秉衡分布在东自成山西至烟台300公里的漫长防线上。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山东半岛的驻军分属不同的指挥体系，防守威海的8000多人由李鸿章指挥，其他的部队属李秉衡指挥，在紧要关头能否互相救援那就很难说了。

日军对威海的形势十分清楚，因此决定采取进攻旅顺一样的策略，从后路进兵。

1894年1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担任运送陆军的护航任务。伊东祐亨接到命令后，于23日派军舰到山东半岛荣成湾一带侦察登陆地点。经侦察后，日军决定在荣成湾内龙须岛附近登陆。

荣成湾是山东半岛成山角西南方的一个海湾，西距威海卫67公里，湾口宽阔，能避强烈的西北风；湾为泥底，适于受锚；北岸有长约1000多米的沙地，汽艇可驶至离岸3米处，舢板可直接靠岸；沿岸丘陵起伏，适于掩护陆军上岸。于是，计划在1895年1月19日、20日、22日由大连分三批运送陆军登陆。

1月18日，伊东祐亨根据作战计划，派出吉野、秋津洲、浪速3艘巡洋舰到登州游弋，并进行炮击，制造日军准备进攻登州的假象，掩护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同时，派高千穗舰到威海卫港外，监视北洋舰队行动。

19日中午，联合舰队主力护送第一批运送船19艘，满载第二师团1.5万人由大连出发，于20日中午到达荣成湾。由于滩多水浅，军舰不能靠岸，运兵及辎重上岸均靠驳力，第一批陆军登岸直到21日才结束。第二批运送船载第六师团1万人于21日到达，22日登陆完毕。第三批运送船于23日到达，当天登陆完毕。日军共约3.5万人，马3800匹。

25日，山东作战军的总指挥大山岩到达荣成，设立山东作战军司令部，开始准备向威海卫进犯。

如果说荣成湾守兵单薄，无力抵抗登陆作战，那么大清国的北洋舰队呢？怎么坐视日军从容登陆，竟然连骚扰性的行动也没有？要知道，荣成到威海，海路不过三十海里。

早在日军登陆前一周，清廷就电告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日军欲往威海，要加意防范。李鸿章也得到日军将由成山登岸的消息，而且知道英国水师提督斐利曼特已率军舰八艘准备到威海观战。但两人都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仍坚持避战保船的方针，命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

就这样，日本第二军参谋官会议建议分左右两路进兵威海卫：第二师团由南路行进，人数较少的第六师团由北路行进，至目的地会合。1月25日，日军主力在大山岩指挥下，从荣成出发，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卫进犯。

大山岩釆纳了参谋官会议的建议，于1月25日中午发布进军命令：

一、原在登陆地点及荣成附近之敌约一千五百人，皆向西撤退。在孤（崮）山后、桥头集尚有不少敌军。我军按行军计划表，于26日向威海卫进军。

二、右路纵队到达鲍家后，在该村停留，侦察前方敌情，并与舰队取得联系。

三、左路纵队到达张（江）家口子后，侦察前方敌情，并与右路纵队保持经常联系。停留于桥头集的部队派出一支分队，对宁海、文登方向实行警戒。

四、军司令部拟于27日至埠柳村，28日到达桥头集。

从上面介绍的山东半岛守备可以看出，虽然驻守山东半岛的士兵仅有20000多人，但是如果调遣得当，完全有可能阻止或延迟日军的前进。但直接指挥山东防务的李秉衡，目光短浅，胸中无数，只派孙万林等少数军队前往迎战。

1月26日，日本第二军分路向西进犯，第六师团为北路，由陆军中将黑木为桢指挥，辖步兵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称右路纵队，其任务是由东路进逼威海南帮炮台，担任主攻，第二师团为南路，由陆军中将佐久间左马太指挥，辖步兵第三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山口素臣）和第四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伏见贞爱亲王），称左路纵队，其任务是绕至威海南帮炮台西侧，切断其退路，并与右路纵队形成夹击之势。

当敌人大军压境之际，清军却未能及时集中兵力，组成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日军原先估计，清军在威海后路集中了一万多人的兵力，但侦察的结果表明，清军“并未从各地向威海卫集中，只有三营新兵于上月到达威海卫，还有一营（应为两营）正在途中”。确实如此。

当时，清军在登州以东的兵力，除去威海的绥、巩、护三军不计外，也还有四十五营两万二千多人。若能调遣得当，完全有可能阻止或延迟日军的行进。威海后路防军如能支持，与敌人长久周旋，则北洋舰队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由于李秉衡顾虑日军从山东半岛西部登岸，因此在日军登陆划子窝的当天，仅派驻酒馆的嵩武军分统总兵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和游击谭邻都的福字三队，“往合戴统领（宗骞），步步驰应”。

随后，才又派驻上庄的总兵李楹率福字军三营“整队赴援”。与此同时，李秉衡又致电戴宗骞，要求驻威海的清军分兵“合力夹击”。

孙万龄字寿卿，行伍出身，积功至总兵，以提督记名。统嵩武军左营，并任陆军分统。其为人，气度豪迈，身材不高而浑实，故有“孙滚子”之绰号。李秉衡曾称：“兵固单，尤苦无将。前敌敢战之将，仅一孙万林（龄）。”但是，他所统本营仅为嵩武左营一营，另外的福字三队也只有700人，总共不过1200人。孙军东行后，过羊亭集十余里，与从荣成西退的阎得胜等营相遇，于是合军返回羊亭集。

自此，阎得胜等五营河防军，便隶属于孙万龄。此时，戴宗骞也应李秉衡之约，派其分统知府衔刘树德率绥军两营至羊亭集。会师后，各军继续向东进发。一路上，大雪纷飞，路滑难行，然士气旺盛。沿途各村群众积极支持清军抗敌，踊跃地帮助军队拉炮和运送粮草。

1月22日，孙万龄等军开到桥头北面的五尚地村时，探悉连日有小股日军向西窜扰。于是，共同商定以下分工意见：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及福字三队，至白马河西岸埋伏，阻敌西犯；阎得胜率精健等五营从旁截击，并包抄敌军；刘树德军仍驻守五尚地附近，以备接应。

紧接着，孙万龄即进驻白马村，在白马河西岸修筑工事，并派探骑侦察前路敌情，阎得胜移军桥头集，相机出动；刘树德则连日修建临时炮台两座，一在桥头北山，一在孟京庄北的兴隆山，各设行营炮两门。

1月24日，日军进入东豆山村，其骑兵深入到白马河东岸的观里村，在村西遭到孙军探骑伏击，被击毙一名。当天傍晚，日军知清军兵力不多，便派出步兵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拟进占白马河东岸各村。日军刚进入白马河东岸的姚家圈村，清军已有准备。

夜战开始了。孙万龄趁敌人立脚未稳之际，立即下令攻击。此时。夜幕笼罩，一片漆黑，无法瞄准射击，日军携带行军探照灯，用以照射进攻目标。在孙万龄的指挥下，清军士兵沉着应战，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灯光，进行瞄准射击。激战一小时左右，毙敌军官一名、士兵十余人，而清军仅一名哨官受伤，一名马夫中枪牺牲。日军失利后，便向东撤退。

白马河之战是一次前哨战，在这次战斗中清军获得了“小胜”。李鸿章闻报后，认为“初战获胜，稍壮土气”。

可惜的是，阎、刘两军并未给予有力的配合。阎得胜未能按预定计划包抄敌人，反不战而退。刘树德军装备较好，且配有四门行营炮，应该是清军的主力，却也弃孙军而西去。孙万龄部成为孤军，不得已撤出阵地，向羊亭集附近转移。

白马河前哨战是中日陆军在山东半岛的首次接仗，也是日军入侵山东半岛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这次战斗虽然只是清军的一次小胜，但它创造了中日甲午战争中以少胜多的战例，表明中国军队只要有正确的指挥，是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白马河战役后，日军长驱直入，继续西犯。1月29日，日军第二师团占领温泉汤，第六师团占领九家疃，开始对威海卫南帮炮台后路形成包围。

1月30日拂晓，日军首先进攻威海卫南岸的制高点摩天岭。守卫在这里的清军仅一个营，在营官周家思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港内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来远等舰也驶至南岸助战。日军也乱放山炮应战。日军踩中清军预先埋设的地雷，死伤枕藉，但在军官的驱赶下继续猛扑，守军虽顽强抵抗，但因兵力太少，一营人全部壮烈牺牲。日军虽然占领了摩天岭，但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左翼队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也被来远舰所发出的炮弹击毙在摩天岭炮台上。

日军攻占摩天岭炮台后，用炮台的大炮掩护右翼队向杨枫岭进攻。杨枫岭守军一营，在副将陈万清指挥下，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自上午8时至11时，激战3小时，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予敌以重大杀伤。敌军冲不上去，就集中炮火疯狂轰击。炮台周围的树木被击中起火，弹药库也被击中，炮台上烈焰升腾，守军伤亡过半，被迫撤退，杨枫岭炮台被攻陷。

当日军右翼队进攻南帮炮台时，左翼队也向南帮陆路炮台南侧的虎山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攻克虎山，再向北推进，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配合右翼队实行南北夹击。驻守虎山的两营清军奋勇杀敌，炮兵也配合轰击，使日军伤亡惨重。后来，清军由于指挥官刘树德贪生怕死，弃军逃跑而自行溃散，虎山失陷。

日军攻占虎山后，向北推进到风林集，切断了由南帮炮台撤下来的七八百名清军的退路。在这紧急关头，海军提督丁汝昌亲自指挥靖远、镇南等4艘炮舰驶到南岸杨家滩附近，用排炮向日军轰击，日军不支，仓惶逃走。被围清军在陈万清率领下突围。

日军攻下南帮陆路炮台后，立即对龙庙咀、鹿角咀、皂埠咀3座海岸炮台进行海陆夹攻。日军首先进攻龙庙咀炮台，守台的40名清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占领龙庙咀炮台后，立即利用炮台上的大炮向鹿角咀炮台轰击，炮台外的长墙被炮火摧毁，日军从缺口蜂涌而上。炮台守军没有近射武器，无法抵抗，炮台被攻占。日军又利用从杨枫岭、龙庙咀、鹿角咀等炮台上夺取的清军大炮，轮番猛轰皂埠咀炮台。为使炮台上的六门15-28公分口径的大炮不致被日军用来威胁刘公岛炮台和港内北洋舰队，丁汝昌派鱼雷艇载敢死队前往炮台毁炮。

1月30日，日军第二师团进攻凤林集，被北洋舰队的排炮轰退。

2月1日，日军慑于北洋舰队的炮火威力，不敢沿海岸线进攻威海卫城，而采取从西路迂回的战术。2日，日军探知威海卫城内清军已全部撤退，遂占领该城，并分兵进攻北帮炮台。由于守将戴宗骞贪生怕死，6营守军先后解散或溃散。丁汝昌只好下令炸毁药库。日军不战而胜，占领了北帮炮台。

辽东半岛之战地图

二、殊死搏斗，威海卫之战

丁汝昌只得下令将北岸炮台炸毁。这样，“威海之防尽堕”，威海卫城陷落，北洋海军被封锁在港内，形势万分危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城和南北两帮炮台后，周围陆地上的清军已经全部扫清，便以海军舰艇部队为主，在陆军部队的配合下，对刘公岛及港内的北洋舰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1895年2月3日，日本舰队排成单列纵阵，在威海港口外进行挑衅。

上午10时，日本舰队驶往港湾南口，首先对刘公岛上的东泓炮台发炮轰击。海岸炮台与日本舰队一起，对刘公岛形成了夹攻之势。虽然战局对北洋海军极其不利，但北洋提督丁汝昌及广大将士并无惧意，断然拒绝日军的诱降，决心血战到底、拼死而战。

日本海军大举出动，猛烈进攻威海港前沿天然门户刘公岛和日岛。日本陆军也将原南岸炮台的7门大炮修复，从海岸射击北洋水师，形成“炮资敌，我杀我”的惨痛局面。北洋官兵及守岛陆军奋起发炮还击，击中筑紫、葛城等日舰。

日军海陆夹击刘公岛没有奏效，便决定用鱼雷偷袭。但鱼雷偷袭北洋舰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2月3日，日军鱼雷艇偷袭未能得逞，只得败退而逃。

2月5日，日艇再次偷袭，击中了定远舰的尾部，舰体受到严重破坏，定远舰驶到刘公岛南岸海滩处搁浅。

2月6日，日艇发射鱼雷，击中来远舰，舰内30余人全部遇难。同时，练船威远号和差船定筏号也中雷沉没。

当天下午日本联合舰队又对刘公岛发动海上进攻，经过激战，日本舰队再次被击退。

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决心一举攻下刘公岛，全歼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各舰与刘公岛、日岛炮台进行还击。日军的旗舰“松岛”号、“桥立”号、“秋津洲”号、“浪速”号都中弹受伤，日本联合舰队遭此损伤，气焰为之一挫。而恰在此时，北洋舰队鱼雷艇管带王平等军心动摇，密谋逃跑。王平一伙民族败类所制造的逃跑和叛变事件，不仅削弱了北洋舰队的势力，更影响了清军的士气，对刘公岛战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刘公岛保卫战中，日岛炮台始终是日军进攻的重点之一，因而战斗打的格外激烈。当日本舰队右军追击北洋舰队鱼雷舰队的时候，日本舰队左军则向日岛炮台的清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在刘公岛保卫战最艰苦的时候，丁汝昌把守卫日岛炮台的重任，交给了萨镇兵。日岛炮台守将萨镇兵，身先士卒，英勇顽强，受到将士们的爱戴和赞扬。

日岛威海南口水域的中流砥柱，日岛炮台，是刘公岛的门户，守住日岛炮台，可保刘公岛安全无忧，日岛炮台如果丢失，刘公岛就危险了。刘公岛保卫战打响以后，萨镇兵始终坚守岗位。威海湾南北两帮炮被日军攻占后，日岛炮台更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

从1月30日到2月6日，日岛炮台整整激战了8天，始终没让日军向威海湾越进一步。2月7日，日岛炮台保卫战更为激烈，但毕竟与日军力量相差悬殊，经过一天的殊死搏斗，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日岛炮台本身的损失也很严重，日军的成百上千发炮弹，把日岛炮台炸得面目全非，炮不能用，弹药全无，丁汝昌只好下令放弃这座失去作用的炮台，萨镇兵含着悲愤的泪水，率领守军撤回刘公岛。

日岛炮台被迫放弃后，刘公岛仍然屹立在威海湾。

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在威海港湾口外警戒，以防备北洋舰队逃跑，并不时开炮挑战，丁汝昌深感单凭一座孤岛势难久守，便决定派人赴烟台求援。

日舰又破坏了封锁威海港东口的铁链，打开了港口门户。清军极其盼望援军赶来，但希望渺茫，士气开始低落。这时，在北洋舰队服务的外国船员英人泰莱、克尔克、德人瑞乃尔等散布失败情绪，威逼丁汝昌向日军投降，遭到丁汝昌的严辞拒绝。为避免战舰落入敌手，丁汝昌下令炸沉各船。

根据当时的情况看，刘公岛能否支撑得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援军能否到来。丁汝昌率军守卫在刘公岛，日夜期盼着援军的到来。

2月7日和2月9日丁汝昌两次致电催促援兵速救，但是，徐州镇总兵徐风楼的马队三营刚到潍县，又被李鸿章奏请清政府调往直隶。其它各营则行动迟缓。直到刘公岛陷落时，援军仍距刘公岛很远。丁汝昌盼望援军的打算彻底落空，刘公岛的陷落势不可免。

由于援军久盼不至，刘公岛的形势更趋恶化。为了不让受伤的军舰落入日军之手，丁汝昌无奈于2月9日，炸沉了“靖远”舰，并在“定远”舰的中央要部装上棉火药，将其炸毁。当夜，刘步蟾追随自己的爱舰，自杀殉国。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时年43岁。

李鸿章获悉刘步蟾自杀的消息后，深感惋惜，并盛赞刘步蟾当年直陈御日之计是实言真心。清廷谕令：将刘步蟾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世袭骑都尉加一等云骑尉。

一代海军名将，就这样与他所钟爱的战舰，一同消失在保家卫国的海上疆场。

刘步蟾的死，引起了丁汝昌的极大悲痛。

2月11日，东泓炮台失守。到了晚上他接到所派水手的汇报，得知率领鱼雷艇队逃跑的王平逃到烟台后，谎报军情说刘公岛已经失守，因而驻烟台的清军未来救援。

北洋守军弹药将尽，势不能支。当夜，丁汝昌召集部下，提出冒险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散去。

丁汝昌见大势已去，深感悲愤欲绝，拒绝伊东祐亨的“劝降书”，决心以身殉国，与刘公岛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管带杨用霖先后自杀。

1895年2月12日凌晨4时，丁汝昌饮下了满满一杯鸦片，慢慢地，鸦片的药力发挥作用。当深冬的太阳露出了大海的海面，丁汝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59岁。

丁汝昌牺牲，抗降派失去降领，主降派即占了上风。牛昶昞把丁汝昌大印交给了美籍洋员浩威，假借丁汝昌的名义投降。浩威亲自起草降书，然后由牛昶昞盖以北洋海军提督印，并决定派广丙舰管带程壁光送到日本联全舰队旗舰。

2月14日下午3时半，牛昶昞、程壁光再次来到日舰松岛号，交出中国将弁、洋员名册以及陆军编制表，清军共计投降陆军官兵2040人，海军官兵3084人，合计5124人，并在日军起草的《威海降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其内容有十一项：

一、中西水陆文武各官，须开明职衔姓氏，西人须开明国名姓名，其文案书识及兵勇人等，但须开一总数，以便分别遣还中国。

二、中西水陆文武官员，须各立誓，现时不再预闻战事。

三、刘公岛一切器械应聚集一处，另开清折，注明何物在何处。岛中兵士，由珠岛日兵护送登岸；威海各东兵，自二月十四日（西历）五下钟起，至十五日午正止，陆续遣归。

四、清牛道台代承交付兵舰、炮台之任，惟须于十五日正午以前，将舰中军器、台上炮位开一清帐，交入日舰，不可遗漏一件。

五、中国中西水陆各官弁，许于十五日正午以后，乘康济轮船，照第十款所载，开返华界。

六、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动者，悉许随带以去；惟军器则不论公私，必须交出，或日官欲加以搜查，亦无不可。

七、向居刘公岛华人，须劝令安分营生，不必畏惧逃窜。

八、日官之应登刘公岛收取各物者，自十六日九点钟为始，若伊东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湾内等待。现时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十六日九点钟为止，一律迁出；其在船之水师水手人等，愿由威海遵陆而归，可听其便，其送出之期，则与各兵一律从十五日正午为始。

九、凡有老稚妇女之流，欲离刘公岛者，可自乘中国海船，从十五日正午以后，任便迁去；但日本水师官弁可在门口稽查。

十、丁军门等各官灵柩，可从十六日正午为始，或迟至廿三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康济兵船离岛而去。伊东提督又许康济不在收降之列，即由牛道台代用，以供北洋海军及威海陆路各官乘坐回华。此缘深敬丁军门尽忠报国起见。惟此船未离刘公岛之前，日本水师官可来拆卸改焕，以别于炮船之式。

十一、此约既定，战事即属已毕，惟陆路若欲再战，日舰必仍开炮，此约即作废纸。

17日上午8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以“松岛”舰为首，其余舰只紧随其后，从百尺崖起航，列成单纵阵形，各舰高悬军旗，鱼贯自北口进，徐徐驶入威海港，上午10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摆出征服者的架式，占领了威海港，举行捕获仪式。

北洋海军“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舰船全部作为日军战利品，被插上日本国旗，刘公岛炮台也升起了日本旗。北洋练习舰“康济”号被解除武装，交还中国。

下午4时，“康济”号载运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灵柩，在潇潇细雨中凄然离港，驶向烟台，汽笛哀鸣，威海卫战役至此结束。

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威海卫之战

三、覆灭，悲壮的结局

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4天，没受到清军任何阻击；威海南帮炮台半天内陷敌，威海卫城的清军在日军进攻前弃城而逃，北帮炮台的士兵哗溃，没放一炮即拱手让敌；北洋舰队驻守威海半个月，在援军无望的情况下，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代理管带杨用霖等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无论是日军的狼子野心，还是清廷的软弱无能，总之，北洋舰队的悲剧就这样造成了。

日军在荣成登陆后，清廷曾发布上谕：认为我海舰虽少，但铁甲坚利，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致电李鸿章，主张“就现有铁舰快船四五号，疾驶至成山头一带，顷刻可到，袭其运兵运械接济船及游弋之船，得利则进。如彼大队来追，则收至威海，船台相依，倭必受伤。”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也认为与其安坐以待围攻，不如迎头痛击。但李鸿章却命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他答复朝廷说：海军船少，很难远出冲击，只能在口内与炮台配合，才有可能保住军舰，守住港口。

结果，北洋舰队把家门口的制海权也拱手让给了敌人。

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经说过：“当时如能实行丁（汝昌）之意见，则我军登陆甚为危险。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然而这一切只能是事后分析，为时晚矣。其实，在这悲壮的结局未到来之时，清廷的很多举措都在一步一步引出这样的结局。

早在白马河激战的第二天，即1895年1月26日，旧历大年初一，清廷就曾派出所谓的议和全权大臣——张荫桓和邵友濂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求和。

张荫桓，广东南海人，时任户部左侍郎，曾经出使过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邵友濂，浙江余姚人，时任湖南巡抚，曾任驻俄钦差大臣，并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铎一起参加过中俄谈判。

两人于二十几天前奉旨议和，各自交接好职守动身前往上海，早在十几天前就会合了。然而上海各界群众对清政府派使乞和非常不满，匿名揭帖，反对议和，要求坚持抗战。清政府因此犹豫不绝。但如今日军已登陆山东发动进攻，清廷不敢再耽搁，电令两人东渡赴日。

日本政府早就着手草拟媾和条件，但这些条件一直作为绝秘，除了伊藤总理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外，几乎没有第三者知晓。直到大清的两位全权大臣从上海启程后，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奏明媾和要点，部分阁员及大本营的高级幕僚才大体了解了政府的和谈条件，但一直作为绝秘，不允许向外透露一个字。

御前会议后，伊藤总理又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作了一番密谈，两人都认为目前和谈条件还不成熟，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北洋舰队还没有覆灭，中国政府未必真心议和，如果议和不成，却把和谈条件传播了出去，那样就被动了。两人最后商定，中国谈判代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全权，可以从这里做点儿文章，使谈判中断，以等待对日本最有利的时机。

张荫桓、邵友濂从上海出发五天后到达广岛，立即接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通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清廷全权大臣谈判，明天上午11时将在县署会见。

第二天上午11时，中日两国全权大臣会晤于广岛县厅。

按照惯例，彼此首先查阅对方的全权委任书。陆奥宗光仔细查阅光绪皇帝的的诏谕，其中有句话说张邵两人“经商一切事件，要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他立即抓住了把柄，说：“一切事件都要电达转奏，这还算什么全权大臣？分明没有谈判诚意，只不过是想探听我国政府意见。”他要求中国全权大臣尽快提供是否真正具有全权的书面答复，并宣布第一次谈判结束。

然后，中日继续谈判，中方代表提交书面答复，说明皇帝已经授予全权。然而日方根本无意讨论这个问题，本来这不过就是个借口。伊藤博文也没打算与中国代表谈判，而是侃侃而谈，发表起演讲来。中国使团尚未说一句话，就受到了这番苛薄的羞辱。

而且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不容中国使臣辩解，立即宣读了一份早已备好的中止谈判的备忘录，明确表示：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能与没有全权的中国钦差进行谈判。因而，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得不宣告此次谈判至此停止。

中国的两位全权大使认真作了种种谈判准备，万没料到日本会因委任书的问题而如此坚决地结束谈判，他们恳请如果因为所携全权委任状有不完备之处，可电请本国政府授予更完备的全权，希望能继续谈判。日本则毫无商量的余地，让他们立即退往长崎，等船归国。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中国使团退离会场即将出门时，伊藤博文却把中国使团随员伍廷芳留下。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伊藤在明治十八年（1885年）赴天津时与之相识。

伊藤说：“足下归国后，请将我的衷心之言转达李中堂，使李中堂完全谅解此次我们拒绝与中国使臣谈判，决不是因为日本好乱成性，不愿和平。如果中国真正希望和平，能够任命具有相当资格的全权使臣，我们对于再开谈判，当不踌躇。”

伍廷芳表示感谢之意后，问道：“为充分了解阁下的真意，请阁下明言，阁下是否对此次来日的中国使臣官位名望有所不满？”伊藤立即否认：“不是，我政府素来不论对任何人，只要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者，即可与之谈判，当然其爵位名望愈高，对谈判愈为有利。例如任命恭亲王或李中堂担当此项任务，最为适宜。”

这当然不是伊藤的即兴之作，而是事先谋划好了，目的是既断然拒绝谈判扫了大清的面子，又不至堵了和谈之路。

日本借口广岛是军事重地，不准敌方人员滞留，要求张荫桓等人早日出境。张荫桓、邵友濂等人乘船驶往长崎，通过美国驻日使馆向清廷电报被拒的情形，清廷回电表示国书可以修改，使团要留在日本以便继续谈判，但日本不答应，再下逐客令。

2月12日，使团在长崎登船回国。使团主要随员头等参赞伍廷芳，目睹中国使节倍受污辱，感慨万分：“我们的将卒如果能奋勇于疆场，不容日军猖獗，何致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关键在将领与士兵！和局易成与否，也关键在战争之胜负判也！”

的确，只有双方实力相当时，在谈判桌上才有资格讨价还价；当一方屈辱地乞求城下之盟时，那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除非在战场上他能够反败为胜。

悲情英雄丁汝昌，死后不准下葬

与北洋舰队休戚相关的海军将领们，命运更是迭荡起伏。黄海大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殉国，经远管带林永生中炮身亡，扬威管带林履中、超勇管带黄建勋投海殉国，济远管带方伯谦被军前正法；威海之战中，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扬用霖自杀殉国……中国近代海军，转眼间已是将星陨落。

丁汝昌更是悲剧人物。

他于1836年11月18日出生在安徽庐江县北乡石嘴头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取名丁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咸丰末年，举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后来又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年仅14岁的丁汝昌失去了双亲。

丁汝昌跟太平军还有一段不能忽略的渊源。

1853年，太平军攻破庐江城，“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理想吸引了这个16岁贫苦少年，从此加入太平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861年，丁汝昌所在的太平军向湘军投降，他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军效力。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丁汝昌所在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后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此后，在“剿办”太平军和捻军中，丁汝昌所率马队纵横驰骋，捷报不断。

1864年，丁汝昌升为副将。1868年，32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加封提督衔，被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国内战事平息，朝廷动议裁减地方军队，淮军提督刘铭传决定裁减丁汝昌的马队，丁汝昌不满，刘铭传谋划“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得免杀身之祸。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终于耐不住寂寞，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总有办法安置自己，因此前往天津投靠。恰巧李鸿章正在筹建海军，就推荐他督操北洋水师炮舰，正式开始他的海军生涯。

1880年底，丁汝昌因为顺利将从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舰带回国，被赏“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正一品封典。

1882年，因率三舰赴朝鲜执行外交使命，回国后获赏黄马褂；1883年，被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1888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丁汝昌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赏加尚书衔，统率大小舰艇40多艘，步入他人生辉煌的顶点。

很显然，丁汝昌的辉煌离不开李鸿章。李鸿章作为他的上级，他必须听命；李鸿章作为他的恩公，他不能背叛。因此，在整个威海战役中，丁汝昌充满了矛盾与徬徨。处处被动加上丁汝昌对海军始终没有像熟悉当年的马队一样，导致整个舰队甚至整个民族，都因他的这个硬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在他手里全军覆没了，无论什么理由，都无法让世人尤其一力主战的光绪帝原谅。在他牺牲后光绪帝下旨没收丁汝昌的家产，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他的棺材加上三道铜箍，表示戴罪，并且不准下葬。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才为丁汝昌昭雪。

威海卫保卫战

1910年，丁汝昌的灵枢才与魏夫人合葬于巢县青龙山侧小鸡山顶（现属无为严桥乡梅山行政村）。此后，丁汝昌的墓地被盗。掘墓人用炸药炸开坟墓，他的遗骸末腐烂，尚着黑色囚衣，无贵重殉葬品。盗墓者夜间焚化了丁汝昌的尸体。1984年，国家在山东威海建立丁汝昌事迹陈列馆，以表彰丁汝昌的爱国精神。

知识链接

明朝与清朝两场中日之战的过程比较

战斗过程和结果比较

比较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和清朝甲午中日战争两次战争的过程，可以发现如下的共同点。

倭寇都是不宣而战，并且在战役的前期彻底掌握了主动权。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时，日本水师第一战就彻底摧毁了朝鲜水师，掌握了制海权，并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占领了朝鲜大部分战略要地。甲午战争时日本在丰岛打击中国运兵船，并迅速登陆朝鲜本土。在两次战争的开始阶段，中国都是处于不利局面中。尤其是明朝援朝战争，开战时大部分战略要地都是被日本控制，相形于甲午战争开战时清军与日本的犬牙交错，形势更为险恶。

两次战争开始前，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中国方面都是摇摆不定。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始终反对对日开战，甲午战争时西太后和李鸿章也曾严令“衅不可自我开。”拱手将战争主动权交与日本。两次战争中国都是仓促参战，在各方面的准备上尚未就绪，武器装备严重不足。

战争中，无论明军还是清军，其作战都是勇猛甚至可歌可泣的。甲午战争的平壤保卫战，打的日本尸横遍野，日本虽占领平壤，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黄海大战邓世昌壮烈殉国，后来兵困刘公岛，水师提督丁汝昌一直战到弹尽粮绝，最终服毒自尽，至死未投降。而聂士城陆军的鸭绿江阻击战和海城反击战，更是打的悲壮惨烈，尸山血河。

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

朝鲜战争打响后，明朝内部虽然战和之争不断，兵部尚书石星甚至一直坚持顽固议和立场。但一向昏庸的万历皇帝这次的抗战决心异常坚定。虽然祖承训全军覆没，但万历皇帝勇敢的承担责任，并未责罚相关将领，更未向日本退让半步，而是坚决的派遣辽东军主力入朝参战。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

反观清军，在是战是和问题上，虽然光绪皇帝壮志满怀，但是掌握实权的慈喜太后却始终左右摇摆，首先在日本进兵朝鲜的情况下并未作出决策，坐失战机，接着在战争爆发后也没有宣布明确作战目的，这使前线将领几乎不知所措。兵力部署和调度情况更加混乱，导致清军迅速崩溃，把脆弱的鸭绿江防线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

明军参战后指挥相当统一，水陆配合极其默契，协同作战战果辉煌，面对倭寇的疯狂攻击，明军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迅速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以攻为守，最大程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迅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将日军压迫在朝鲜沿海的几大堡垒中，迫使其从海路逃跑，并最终于露梁海域聚而歼灭之。

而清军呢？虽然奋勇杀敌，却是各自为战，相互间几乎没有协调和配合。北洋海战中放弃了优势的地理优势和海陆防御配合，禁止北洋水师援救威海炮台，使北洋水师眼睁睁看着陆地防御被占领，最终使得自己被团团包围，困死刘公岛。在整个甲午战争里，清朝的军事指挥系统几乎失效，一直都在被动防御，处处挨打。

战争开始后，明朝迅速着手抢夺制海权，加紧赶制新式战船，调集几乎倾国之力的水师部队云集朝鲜，很快形成了对日本舰队的绝对优势。并在露梁一战中成功摧毁了日军的海军。而清朝却犹豫不定，对水师的调度更是保守，先是丰岛海战，以两艘军舰面对日本舰队，闹出了挂白旗的国际笑话。后来黄海大战后更是畏敌如虎，只想如何保全北洋水师，却不想如何歼灭日本舰队。其实，当时以清朝海军的实力，若集中南北洋舰队，定可在远洋置日本于死地。可惜，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清朝输掉了最后的家底。

两次战争中，日本的战术都是一样的，即先抢夺制海权和朝鲜战略要地，再直插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迫使中国投降，达到战略目的。其实这种战术带有极大的赌博性。倘若在一处遭到对手的牵制，就将满盘皆输。因为日本国土狭小，补给有限，不可能与中国拼消耗。明朝与清朝战争初期都有战败，但明朝是阻击战，以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和延缓其攻击步伐为结果的，清朝则是溃败，最终以一败涂地收场。

第八章　再失守，连战连败

一、牛庄失守

清军态势

自甲午平壤战役以来，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屡遭失败，一溃千里，清廷以淮军不可恃，批准翁同龢主张征集湘军的建议，决定起用藩司魏光焘、道员李光久等湘军宿将，募军北援，并于1894年11月召湘军元老、两江总督刘坤一进京面圣，12月28日授其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1895年1月15日授自愿请缨的湖南巡抚吴大澄及已在辽河前线的四川提督、毅军统帅宋庆为军务帮办，冀望能收复海城，以此挽救垂亡危局。

当时属湘军系统的除驻摩天岭的陈湜军10营外，在山海关内外还有湘、楚、皖军计80余营。1895年1月27日，李光久的老湘军5营、魏光焘的武威军6营、刘树元的亲兵6营、吴元恺的楚军炮队4营、谭表忠的护军及郭长云的辽队各1营，计23营3哨万余人，拥有各种枪支4600支，随吴大澄先期浩荡出关，于2月11日抵达辽河下游的田庄台。

作为甲午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出兵，清政府认为“现在关外大军云集，各营枪械亦齐，声威已壮”，“亟应联络各营，鼓励士卒，齐心并力，迅速克服海城。”

清军之所以连续两度反攻海城均告失利，仍不遗余力地急于收复该地的动机所在，一是企图牵制进攻山东的日军第1军，缓和对北洋舰队的威胁，二则给正在广岛进行议和的全权大臣争得一点地位，于是在生力军进驻后，集合94营共计3.3万余人发起对海城的第三次反攻。

日军态势

在清军组织第三次反攻海城期间，侵入辽东的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新任伊始，在2月16日电请大本营提出“辽河平原扫荡作战”方案，以期越过辽河进犯山海关，实现“作战大方针”的第二期作战计划。此举符合大本营“期待着四月解冻，在直隶平原地方决战”，从而实现与侵入山东半岛的第2军南北夹击，一举打败清军，进而直取北京的野心，因此得到大本营批准。

“大扫荡”的大体内容如下：第一军第五师团主力由凤凰城、九连城一带西进，以主力“扫荡”辽阳东南的三家子、兴隆沟、吉洞峪一带，然后侵占鞍山站；原盘踞在海城的第三师团主力突破清军海城北、西防线，“扫荡”鞍山站附近清军。

尔后，两师团会合于鞍山站，合力进攻牛庄，再与驻扎复州、盖平一线的第2军第1师团共同向营口进犯，期望在3月上旬完成对牛庄、营口的占领。野津道贯将其自鸣得意地概括为“佯攻辽阳，实取牛庄”之策。

2月28日拂晓，第三师团从海城北犯，伊克唐阿和长顺军从海城退保辽阳。日军兵锋直抵鞍山，适逢屯驻海城西部的湘、淮军正在集议如何援辽，经研究认为“攻海城即援辽阳”。

3月2日，第三、五师团轻取鞍山后，野津道贯即对辽南形势做了充分估计：若日军由鞍山站继续北进，把清军包围于辽阳并不难，但这将违背大本营所批准的辽河平原作战方案，因此仍应按原计划向牛庄进军。

3月3日，这天天晴气暖，适于行军。野津道贯得到探子回报，清军在牛庄的兵力无几，正可以趁优势袭击占领它。兵贵神速，野津道贯立刻命令第一军兵分两路，以第五师团为左纵队，第三师团为右纵队，同时向牛庄进犯。

激烈的外围战

牛庄，地处海城以西25公里，西通锦州、山海关，南联营口、田庄台，为营口、田庄台的后路，是清军运送粮饷兵械的要道，适逢“各军粮台辎重尽在牛庄”。

首先是魏光焘统武威军6营3哨驻三台子，徐邦道统拱卫军11营驻柳公屯，李光久统老湘军5营驻三台子中阳堡，刘树元统亲军6营驻四台子、榆树堡、大堡垒，“皆以牛庄为后路，仅驻武威一营”。

3月2日，诸将商定于明日进攻海城。正筹划间，忽接探子回报：“日贼率70名骑兵，数千名步兵绕出了耿庄子、古城子，恐怕袭击牛庄去了。”乍听之下，众将都不信，怀疑是奸细蛊惑，一致坚信日军指向辽阳方面，不考虑会从后方偷袭牛庄。而驻牛庄的余寿武营直至战前一日还不知大敌当前，后来经侦察才敢确认。

魏光焘闻讯日军由鞍山站以大股骑兵乘虚直捣清军后路牛庄时，才率军于3日晨8时折回，其他各军仍远在海城前线。该镇无城墙可守，周围一片平地，清军聚屯庄内。

魏光焘深知恶战将至，选择在市街的入口处紧急抢筑一道一尺厚的土墙，以此为一线工事，并在镇内利用高大官衙和民房为防御掩体，在其院内四周墙壁上开凿枪眼，以此作节节御敌的复城，为进而巷战做准备。魏光焘将仅有的兵力布置为：左、右、中三营防守西北面；前、后两营防守东北面；自率大营炮队、马队及卫队防守中路。

3月3日7时，日军第五师团自汤岗子出发，奥保巩命大岛义昌为前卫司令官先行，自己率师团主力随后前进，并于当晚进至牛庄以东45里的崔家庄附近宿营。

与此同时，第三师团也向牛庄方向进发。大迫尚敏率第五旅团为前卫，从金家台开拔，经普赖屯到达牛庄以东20余里的古城子，原作为前卫的大岛久直所率的第六旅团改隶于师团主力，由将军屯进至牛庄以东约30里的耿家庄子，第六旅团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为右翼支队，在师团主力的右侧行进。另以第七联队第二大队为鞍山站支队，第十九联队第二大队为宾山子支队，共同对辽阳方向实行警戒。

3月3日，为鼓舞士气，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特许各部战前“自由征集物资”和“尽可能地犒劳士兵”。实则暗许日军可任意奸淫掳掠。

根据其布置，第五师团自紫方屯沿大道前进，进逼牛庄的东北面；第三师团离开大道，绕到牛庄以北，进逼牛庄西北面，并切断守军向营口的退路。其中，奥保巩命第十旅团二十二联队攻牛庄北面；大岛义昌旅团主力攻牛庄东北面；桂太郎命第五旅团十八联队为前卫，攻牛庄北面；大岛久直旅团主力攻牛庄西北面。

4日7时，大迫尚敏指挥下的佐藤联队从古城子出发，于牛庄以北约3里的邢家窝坊与耿庄子开来的第三师团主力会合。9时，桂太郎令大迫尚敏部从正北方，大岛久直部从西方进攻牛庄。

8时15分，步兵第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尖兵抢占邢家窝坊要地，随即掩护野炮兵第三联队（欠4个中队）占领邢家窝坊至牛庄北口的凹道两侧阵地，将6匹马牵引的野炮12门、马驮的山炮12门各排列在两侧3尺高地，向牛庄密施以排炮猛轰。

9时30分，魏光焘令炮兵予以还击，并利用城北口约40米处的民舍修补土墙作为堡垒设伏，诱敌深入。

在炮火掩护下，大迫尚敏督率第18联队长佐藤正所部成散兵线，以牛岛少佐率第三大队为前锋从凹道中间发起冲锋。10时30分，十八联队主力联合并进。

10时40分，我方守军将日方第三大队一线的第九、十二中队吸引至最佳射击距离100米时，“俄据民家土壁乱发小铳，极为剧烈”。

此刻，日军处于平坦开阔地面，毫无地形地物隐蔽的被动挨打境地，死伤颇多。

清军继续用猛烈炮火攻击，日联队护旗兵一死三伤，佐藤正手腕被枪弹击中，自己用布巾裹伤后，佐藤命令士兵唱军歌向前冲，日兵们倒也不怕，争先恐后，阵势看上去颇为壮烈。清兵也不是吃素的，频繁发射大小炮弹，弹片伤到了佐藤大佐的左膝关节，门司（和太郎）少佐只好代替他指挥整个大队的战斗。

此次激战，日军伤之惨重。联队长佐藤正两次受创，被抬下战场，中队长新保正大尉重伤毙命，步兵中尉岩本绩、川口金之助、儿玉象一郎等以下负伤100余人，使所向无敌的开路先锋第十八联队遭遇甲午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锐气大挫。

大迫尚敏见前锋作战不利，便令第二大队援击，战斗更趋激烈，已经进入白热化。

11时10分，日军第八中队在炮火掩护下，攻占一线独立家屋据点，中岛少佐率第九、十二中队投入右翼。

11时20分，第六中队加强第三大队右翼，展开攻势，抢夺我军山炮两门，第七、八中队各一部攻取耶稣教堂。7分钟后，第三大队各中队突入我军阵地，双方近战肉搏。

据魏光焘报称：“左、右营接战，中营继之，贼以排枪炸炮抵死抗拒，弹如雨点；我军以劈山炮洋枪对击。土卒中弹者如墙而倒。前虚后进，贱之为我击毙者尤众。故伤亡虽多，士气仍壮，纵横荡决，力不稍疲。左营余总兵福章中伤坐地，犹持刀督战，随复炮中要害阵亡。右营沈提督宝堂两臂中弹皆折，帮带陈参将胜友战死。中营总哨弁亦伤。土卒伤亡犹众。”

在魏光焘的指挥下，武威军顽强抵抗，英勇战斗，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殆尽。战斗持续到11时30分，日军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一部及第十中队突入城北神社，随即大队主力分路突进，城北清军反击失利，被迫退入街区巷继续抵抗。13时，石田玉珍少佐率担任预备队的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第二、四中队投入左翼，扩大战果。

10时20分，牛庄西面的日本第三师团第六旅团以第十九联队第一大队为预备队，以3个步兵大队担任突击。

10时40分，日本第七联队第一大队为右翼，第三大队为左翼，从邢家窝坊以西3里的二轩家向牛庄进发，趁双方主力激战正北及东北方而无暇西顾之际，以神速袭占天主教堂为目标。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随右翼跟进，骑兵第三大队负责侧后警戒，迅速突击。

12时20分，日本第一大队从西北突入，第三大队攻入西门，林太一郎少佐率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从西北大迂回疾驰到牛庄西南，射击从此突围的守军，并扼守至营口及田庄台的大道。

10分钟后，粟饭原大佐率第十九联队第一大队及工兵大队进抵牛庄西北端，作随时应援之备。

3月4日，日本第五师团按预定计划继续向牛庄靠近。进攻序列是：大岛义昌所率前卫队不变，原属主力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山口少佐的第二大队（欠第六中队）和大江大尉的野炮中队、平城中尉的骑兵小队组成左翼队，向西迂回到牛庄至营口大道上，掩护侧翼及搜索警戒，并切断牛庄清军的退路。

11时10分，配属前卫队的山炮中队抢占紫方屯西北端，炮击清军的突出阵地。随即师团部进驻牛庄以东1公里的紫方屯，就近指挥。

11时20分，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在炮火掩护下向牛庄东北方阵地进攻，奥山义章少佐的第三大队（欠第十中队）为第一线。我方武威军前、后两营士兵利用数百米的开阔地，在城区内设墙堡，或在房屋的墙壁上挖枪眼，“伏河沟间，恃土墙为障，诱贼及近，”暂不还击。待敌近前，百枪齐射，6门加特林速射炮猛烈开火。刹那间，处于一线开阔地带的奥山大队563人，无隐蔽之处，战死达19人，伤68人，士气为之沮丧。大岛义昌命森祗敬少佐率第一大队（欠第四中队及第一中队的两个小队）及第十中队进攻紫方屯西端。大岛及步兵第二十一联队长武田秀山大佐亲自奔驰于各战斗部队之间，激励正在作战的日本兵。清军伏河沟间，“恃土墙为障诱贼及近，”再行还击。

11时40分，日军第三大队突破一线阵地，山炮中队、野炮中队在紫方屯西南端占领阵地。11时55分，师团预备队渡边大队（欠第五、八中队）、竹田工兵中队及军总预备队的仙渡大队也相继加入该线作战。

一位目睹这场激战的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此时，枪炮声如百雷齐鸣，万狮齐吼，震耳欲聋。数百云朵在牛庄上空飘游，是我军发射的榴霰弹在空中爆炸，烟霞浮动于杨柳深处，是敌军发炮后的余烟”，“弹丸纷飞如雨，硝烟暗澹蔽空”，战斗异常激烈。

据统计，日军仅野战炮第五联队就发射榴弹17发、榴霰弹213发。但清军毫不示弱，“环击毙贼甚伙”，誓死挡住了攻势。

奥保巩见进攻受阻，急令今田唯一少佐率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直扑清军右翼。12时15分，联队长富冈三造中佐率主力继进，意图从东关木桥突破。桥东地势平坦，毫无掩遮。“弹丸雨下，炮声如雷，硝烟冥蒙，咫尺不辨。忽有一弹飞穿今田少佐咽喉，少佐死之。”

今田唯一曾参加平壤之役和进攻摩天岭的战斗，素以“勇敢”著称，即将晋升中佐，终而丧命。大队由佐佐木大尉指挥。富冈三造“大怒，欲以复仇，益鼓舞诸兵突进”。清军才两营，刚顶住左翼的进攻，又遭右翼的猛扑，左支右绌，难以招架。此时，日军“势如奔潮”“麇聚螺集”，清军“马步肉搏鏖战”。

战斗持续到12时30分，日军第二十二联队以战死9人，伤39人的代价，第一大队第一、二中队终于越过木桥，第三、四中队从桥东北方攻入街区。我方武威军前、后两营退入市街后，继续据民房坚守。至此，在两个师团的合力猛攻下，清军牛庄外围全被攻破，阵地全失，战斗转入街区。稍后，日方第五师团长奥保巩在参谋、副官的簇拥保护下，来到牛庄城外的独立家屋，师团本部暂时驻此。

在牛庄城东郊战斗中，日本第五师团第二十一联队夺得清军加特林炮六门、第二十二联队夺得山炮两门，至此守军仅有的少量火炮尽失。

惨烈巷战

午后，日军第三师团第五旅团从牛庄城东北和北面，混成第六旅团从西北面，第五师团混成第九旅团从东北和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由东面，四路攻入牛庄街市，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混战中清军退路被切断，失去统一指挥，被优势敌军分割包围成几十个战斗集团，多则几百人，少则数十人，各自为战，进行分散抵抗。日军也划分成中队、小队为单位的几十股，与清军混战，并以工兵逐屋穿墙破进。城内到处发生激烈的巷战，各队相互错综，战况复杂。

1时30分，第二十二联队第三中队及第一中队，首先从北面冲入镇内，清军50余人据一民房“抵抗甚为顽固”，最后全部殉国。日军即以左右迂回，继续搜索。有百余名清军在一大院内，利用外围石墙作誓死坚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且“死伤颇多”。

日军无计可施，15时命令工兵用100多公斤的地雷炸药，分三次埋在围墙下，用炸药引爆地雷，将围墙轰塌，大久保中尉率第三中队冲入院内。此前，清军子弹用尽，用墙上的砖石打击敌人，士气不馁。同时，第六旅团分兵绕至牛庄城西南部进攻，营官黄某率部分清军在当铺内守御抵抗。该当铺是清军火药库，外面围砌着厚实的砖墙，宏伟坚固，就好像一座城郭，除西北一门以外，其他各门均以砖石堵塞。

大岛久直令步兵第七联队两个大队围攻，急切地想要攻破大门，清兵以小炮狙击，况且门壁都是石头，坚牢不能破。

16时10分，第一大队长派2名当地人入内劝降未果，30分钟后再投掷劝降书，得到的却是“猛烈射击”。17时15分，见最后的劝降未能奏效，便在东西两侧民房纵火。清军在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中坚持抵抗，“毫不少屈”。18时10分，联队长三好成行大佐见久攻不破，即调两门山炮轰击弹药库，致其起火爆炸，子弹横飞，守库清军大部牺牲。随后，日军攻入街区十字路口处，遭遇扼守路口西南、东南二角建筑物的清军猛烈交叉射击，战斗呈胶着状态，敌我混杂，异常激烈。

日军第五师团在侵占牛庄城东北诸外围后，继续向街区进犯。混成第九旅团第二十一联队长武田大佐督率第一、三大队，经两个多小时的反复冲杀，才夺取城东一线阵地。但清军“仍然据民房死守”，日军屡攻不克。经多次冲锋，才夺取数处据点。15时40分，守军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退守太平桥以东的郅兴隆烧锅和牛庄衙门内，拼死抵抗，致使日军死伤累累，中途不得不停止进攻。

3月4日16时许，正在魏光焘所部武威军与日军战至“鼓衰力竭之际”，湘军第一悍将李续宾之子、道员李光久率老湘军五营2400人从海城前线驰援牛庄。

这天清晨，李光久率部从三台子西行。晏安澜闻讯，迎于中途。李光久约晏安澜同救牛庄，劝说道：“海城已无克复期，胡为郁郁久居此？”晏安澜回答说：“我去，则诸营散，大局不堪问。公能保牛庄，我尚思下海城也。”由于诸将意见不一，李光久只得独自率军赶往牛庄。“士卒疾行二十余里，至牛庄，未及造饭，已被围。”至此，李光久才知牛庄外围防线被敌冲破，武威军正退守市街。当即分兵三路，“以前左营为右路，向关帝庙等处攻入，以右后营为左路，向海神庙等处攻入，以中营及马步小队为中路，向牛庄土城一带攻入。”

老湘军“一进街口，即与该贼巷战，毙贼无算，业已败出街外，乃前贼败退，后贼纷来，枪炮雨密。贼又从两旁拥出，纷纷击犯，勇与贼几莫能辨。血战竟日，各街口被贼纵火，断我出路。”后营管带提督谭桂林冲至海神庙前，忽遇大股日军自教堂窜出，“头中炮子，登时阵亡”。左营管带提督贺长发伤腹甚重。前营帮带提督邓敬财“督队力战，胸膛中炮阵亡”。中营游击王得志“右手伤重，伏往复力战，旋即阵亡”。中营哨弁邓汉南中炮断掌，右哨哨弁周国堂、后营哨弁胡锡吉、都司邓翔麟、左营帮带提督阳厚德、都司殷成谱身受重伤，下落不明。“有一营官受伤不能战，据地而坐，挥兵直前，竟斩日军官一人”。

大批当地的文职官员与湘军并肩守土抗战，知县黄光楚、云骑尉谢克松、文童邓汪汇、刘必蛟等“各率亲兵往来策应，俱力战阵亡”，营务委员知县李续祜督战受重伤。

至日落前，日军重点进攻牛庄城东北郅兴隆烧锅和城西牛庄衙门。坚守烧锅的清军200多人据险拼死抵抗，施放排枪，表现“最顽强，无屈色”。

日军以第三师团第五旅团第十八联队、第五师团第十旅团第二十二联队和混成第九旅团第二十一联队之各一部及工兵中队将其围困。第五师团长奥保巩亲临指挥，鉴于屡屡冲锋受挫，“遂令各部停止射击，由工兵中队破坏其墙壁。”17时，工兵中队长竹田祯之助大尉率第三小队前去爆破，用炸药将厚0.6米、高3.5米的墙壁炸开一大豁口。

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清军仍誓死坚守，使敌不能前进一步。日军不死心，再次组织爆破，使第二十二联队所属第三、四中队冲入郅兴隆烧锅，宣告占领该地。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渡边述少佐率2个中队虽于14时20分突破太平桥，但在梁家园附近陷入苦战2小时，草木皆兵，请求调2个中队援击。第二十二联队半个大队隔木头桥与牛庄衙门的守军对射，富冈中佐请求工兵小队增援。如此陷入房屋争夺战，日军每占领一座建筑物，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双方战至日落，日本第一军提前宣布占领牛庄，停止进攻。军司令部进抵紫方屯以南村落宿营。18时，第三师团长桂太郎命第五旅团一部护卫野战医院，主力警戒牛庄北部；第六旅团警戒牛庄西南部，控制至营口及田庄台的大道；以第十九联队第一大队负责警戒牛庄西北，上述各部严防守军突围，并严格清剿仍据守的残敌。

18时30分，日军第五师团长奥保巩划定了夜间警戒区域：前哨线在辽河左岸；第二十一联队以太平桥为右翼，以木头桥为左翼；第二十二联队以木头桥为右翼，左至柳屯桥，并对这两个区域实行警戒。并严令：“除万不得已，不得进行夜间射击”。入夜，战斗主要集中在第三师团侵占的地域内进行。尽管师团长桂太郎令“夜间攻击只准使用刺刀”，但枪炮声依然不断。拼死据守的清军终因敌众我寡，城区东北及西南的主要街道，均先后落入敌军之手。混成第六旅团长大岛久直妄图全歼我方守军，在牛庄城西面指挥第七联队突进，沿大洋河一带攻入城区，一部沿大道向北返，一部向南过桥与在通往营口大道上扼守清军退路的第五师团的山口大队相接，完成合围。

22时，魏光焘、李光久率部血战至“子弹俱尽”，方放弃固守的牛庄衙门，由牛庄城西分散向田台庄突围而出，途中遭到混成第六旅团截击，双方战斗激烈，清军伤亡40余人。李光久率残部300人仍在距牛庄15公里处组织伏击战。此时，面对日军的急追，李光久令军士：“驻此再战！”军士回答：“死亡已多，仅数百人，尚可战乎？”李光久却说：“可！坍墙甚多，吾列帜而俟，藏抬枪于短墙后，兵士少，以枪管前架短墙，后以两人持之，热药尚可排击。彼不知我众寡，地势甚便，不可失也。若战胜，彼必不追！不然尽力擒矣！”众人听后深以为然，按照李光久说的办。日兵追击至此果然中了埋伏，不得已退兵。

日军防微杜渐，在各街口要道纵火，切断清军退路，“我军肝脑涂地，惨死万状”。夜间，巷战不息，尚未突围而出的清军仍在继续战斗，到处枪声不绝。3月5日拂晓，几十名清军在巷战中曾一度攻入木头桥头，对日军哨兵射击，并从数处墙壁后冷枪袭敌，迫使日军第五师团长奥保巩急令各部回援师团部。稍后，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也率军部与第五师团司令部会合。战至清晨，残存守军伤亡殆尽，牛庄失守。

日军占领牛庄后，“执剑挨户搜查，杀人无算。”一日本随军记者描述当时的景象说：“路旁伏尸相枕”，许多民房门前，“尸积成山，尸山之间流出几条浑浊的血河”“走进门里院内也堆满了尸体”，牛庄沦为日寇残杀的血泊之中。据日方调查，在牛庄市街的2100余名死者中，三分之一是无辜平民。日军滥杀无辜，曾受到一些正直西方人士的鄙夷，指责其“如此纵杀，殊为残酷”。

牛庄保卫战形势图

二、连败，再丢营口、田庄台

营口陷落

北路日军3月5日侵占牛庄之后，奥保巩陆军中将率领的第五师团，于当晚撤离，南下赴高坎，准备与第二军山地元治陆军中将率领的第一师团会合后，再共同进攻营口。

营口是东北唯一对外开放的水陆口岸，驻有英、美、法、瑞典等外国领事和众多西方人，位于辽河口左岸，西北距田庄台20公里，东北距牛庄45公里。“三面近海，仅东面通陆，又无险可守”。宋庆率毅字军、铭字军等各部共50多营，25000余人屯守，市街西南临辽河入海口，左岸建有海岸炮台（即营口西炮台）一座，置新式克虏伯大炮12尊，旧式大炮台多尊，炮台周围绕以围墙和护台河，由海防练军营和水雷共防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市街西面及西南面布设地雷200余颗，以资防御。清军可以北出援田庄台，东出则切断日军南北两路的联络，是日军进军田庄台的心腹之患，也是西进的关键一环，攻守营口势在必行。

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在获悉攻占牛庄之后，立即转向对营口的进攻。日军侵占营口外围（3月5日下午至6日上午）。3月5日下午5时，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在夏家屯师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右翼队，由所属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督率所属各部；左翼队，由所属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督率所属各部，立即向营口搜索前进，伺机发动进攻。

此时，清军阵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营口守将宋庆于“初八夜，连接吴大澂两电造急”，“初九黎明，督率各军回救”，驻老爷庙、姜家房、东白庙子、西白庙子一带清军已经撤走。只留总兵龙殿扬所率新毅字军5营1500人，扼守营口东北大房身，记名总兵马占鳌所率步队1营300人，守营口东南大水塘，总兵蒋希夷所率大同军步队8营约2000人、营口道台善联所属的道标步勇2营即统领乔干臣所属的海防练军步队800人，分守市区西北、东部和海岸炮台等处。

日军第一师团按山地元治师团长的命令，左翼队步兵第一联队由联队长隐歧重节率所属第一、第二两个大队，从聂家堡子出发，向北小平山搜索前进。此后，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则停留于北小平山，香川少佐率领的第二大队进占并宿营于老爷庙。

当日，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率领师团本部和右翼队之西宽二郎所属第二旅团，由夏家屯进入大石桥。5日晚8时，日军步兵第一联队在姜家房、前塘家洼子一带与清军总兵龙殿扬新毅字军一部接仗交火。而后，龙殿扬率士兵随即向田庄台方向撤退。当日夜，“山地师团长向乃木、西宽两个旅团下达命令：明日（6日）进攻营口，各部队做好行军准备”。

6日清晨5时，日军第一师团发动了向营口的进攻。6日上午7时，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率师团本部和直属队，到达后塘家洼子。日军未经激战便占领营口外围，形成对营口的包围态势。

3月6日上午11时，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下令乃木希典旅团长所率之左翼队，对营口攻击。竹中安太郎和前卫主力香川少佐率部攻入营口东面大街，本乡大尉第二中队攻占了营口各门和电话局。此际，清军守门士兵坚守城门，哨官派兵到道台衙署求救兵。见此情景，奉锦山海关兵备道兼按察使善联，命令埠内守将总兵蒋希夷率大同军8营前往抵御。随后，善联又命令“哨官齐永升率团勇三百余出往抵御，而贼已进街，与贼接仗，齐永升受伤堕马，团勇伤亡五十余名”，电话局等机关随即被日军侵占。此间善联急忙派人北去田庄台，向宋庆求救。

时近中午，齐永升将所部从绥靖门撤至东双桥街西部，绥靖门失守。不久，其余几门和五台子也在中午和稍后失守。将近中午，总兵蒋希夷带所部大同军各营成侧面纵队，从市街西北踏冰过辽河，退往田庄台。

中午12时30分，竹中安太郎命令所属第三、第四、第一中队，先后过辽河追击清军，迫使蒋希夷所部向西海岸处退散。此刻，退缩在街内的清军也被冲散，记名总兵马占鳌及其他各部，也不战而退。至下午2时，营口道台善联又以求援为借口，出营口赴田庄台。至下午2时许，营口市区大部被日军侵占。

日军除留第三中队在辽河北岸警戒田庄台方向外，其余至东门外待命。第二路，以前卫主力香川少佐指挥的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为主，进攻海岸炮台。中午12时10分，隐歧重节第一联队长命令香川“占领营口西海岸炮台”。于是，香川以长崛中尉挑选组成的小队为前卫，亲自率领第七、第八中队和工兵小队，向营口西部前进，主攻海岸炮台，同时香川命令川口第八中队长率部攻击炮台南面的清军兵营。

12时30分，川口率领的第八中队攻占了清军的第六营营地和炮台东边约1500米左右的第三、第四营营地。下午1时40分，香川率部逼近到距炮台400米的小桥附近。清军虽然败退至炮台，但在记名提督乔干臣督率下，坚守炮台浴血奋战。为阻挡日军前进，将小桥炸毁，引爆地雷13处，炸死日军2名。随后，日军踏响地雷，1人受伤。此时，炮台守军连续发炮，“五门海岸炮自其坚固的炮台瞄准”，向敌军不断开炮，“其弹着是非常准确的”。日军隐歧重节大佐见一时无法攻克，再调炮兵中队和所属第一联队的第四中队增援。但因该处地势平坦，潮湿难行，且又布满了地雷，至下午3时许，日军只好停止进攻。大队步兵遂于下午5时30分，返抵五台子，炮兵中队回至东门外待命。至此，乃木希典旅团长率部第一次进攻营口西炮台，碰壁受阻。日军乃木希典率左翼队第二次进攻西炮台，并占领市区（3月7日下午2时至10时）。

3月7日午夜2时，乃木希典指挥下的左翼队，其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长香川督率步兵第六中队、工兵第一中队，计百余人为前锋，向海岸炮台发起第二次进攻。是夜，小雨蒙蒙，日军从德胜门，潜入海岸炮台东墙外，切断电线30处，袁珍所辖水雷营士兵溃散。拂晓，日军占领水雷营营地。日军将营内地雷用大电线20余条，导电线40条全部切断。之后，留下步兵一分队，其余继续向炮台攻击。日军乘微雨夜幕掩护，“绕至炮台后，循墙而上，守军惊溃”。

经双方激烈争夺，至上午10时，炮台遂被日军攻陷，步兵留驻炮台，工兵回至东门外。日军完全控制营口市区及其炮台。营口失守。日军攻陷营口，清军“团勇伤亡五十余名”，哨官齐永升受伤。日军战死士兵8名（其中6名为战后清理战场时，被清军所埋地雷炸死），伤1名，花费弹药820发。

营口失守后，日军对埠内进行了三天大肆烧杀抢掠，充分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野蛮本性，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次战役是辽河下游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日军把侵略矛头指向了辽河西岸的田庄台，田庄台告急。

战前田庄台

田庄台之役，从中日双方的用兵数量看，这是甲午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陆战。日本第一军20个大队对宋庆的2万余清军。日本称：“日军合大兵而战。以田庄台之役为始，清军兵力亦不下六十余营，是田庄台之役实一大战斗也。”

早在3月5日，即牛庄战役失败的第二天，宋庆探闻日军大股向田庄台而来，情况万分危急，即决定率军回援。同一天，吴大澄探知日军有直扑田庄台之势，因湘军各营皆已派出在外，自己“仅率卫队二三百名，断难冒险前进”，便决定移驻双台子，以护田庄台后路。6日，清廷复电：“宋庆率全军回顾西路，是此时第一要著”。并指出：“锦州之防，实惟宋庆、吴大澄专责，务须同心合力，保此一路。”表示赞同宋庆、吴大澄退保西路的部署。7日，清廷再电宋庆、吴大澄，重申前旨，谕宋、吴“互相联络，力顾西路”。刘坤一也认为退保西路是唯一可行之策，他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不久之后又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建议。他所说的“‘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是在经历了许多重大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田庄台在营口北，南临辽河，为营口至山海关的必经之路。市街沿辽河北岸平行，是辽河下游的重要水陆码头，商贾辐辏，人口共两万一千人。四面皆平原，渺漠一望无际，“无山险可扼，惟倚辽河以为固，时值冰坚，策马可渡”。此时，集结于田庄台的清军合计六十九营一哨，两万余人。清军兵力虽不算单薄，然以屡挫之师，难挡锐气方张之敌。况且田庄台本与牛庄、营口相依托，牛庄屏其东，营口障其南，两地既先后失陷，田庄台便处于日本第一、第二两军的钳形攻击之下了。

日军进攻田庄台的部队为第一军第三师团、第五师团和第二军第一师团，共有步兵二十个大兵集中了各种炮109门，是清军炮数的四倍。日军在一次战斗中动员如此多的兵力，确实是空前的。日本人对几次主要战役进行比较后说：“在各战役中，如平壤的攻击，虽称为大战，然我兵力仅有一师团和一支队面巳，攻击旅顺口和威海卫时，我兵力虽有军之称，其实并无一军的全力；动员军以上的大兵，实际上只有田庄台一战而已。”这说明以海城出击为标志，日军在辽南地区已逐步掌握战争的完全主动权了。

3月5日，野津道贯决定乘胜进逼，不使清军有喘息之机，下令向田庄台发起新的进攻。6日下午，野津与桂太郎在牛庄、营口大道上的高刊会议，商定进攻田庄台的方案。7日，日军各部队皆暂驻待命，其位置如下：第一军司令部在凤凰甸；第三师团在高刊附近；第五师团在凤凰甸附近；第一师团主力在侯家油坊、牛家屯附近，其余部队在营口附近。是日，野津还派军参谋到营口东北的牛家屯，与第一师团山地元治商淡，最后确定了三路进攻田庄台的计划。

前哨之战

为了摸清清军的兵力及其火力配备，日军从3月7日起开始对田庄台进行试探性攻击。当天下午，第三师团前卫司令官大岛久直率领三好（成行）联队及炮兵，便从辽河东岸对田庄台进行了炮击。当天，“大雪弥漫，咫尺不辨。”由于西北风强烈，劲风带着雪花扑在脸上，使人难以睁眼，日兵只能“侧风而行，缓慢前进”。清军则利用有利的天气进行反击。宋庆“派马玉昆居左，宋得胜居右”“亲督程允和由小路迎战，左右齐进，枪炮互施”。日军伤亡多人，迅速撤退，未能达到目的。

8日，大岛再次指挥第三师团前卫进至辽河东岸，并令炮兵占领阵地，以十二门野炮向田庄台轰击。与此间时，第五师团第二十二联队长富冈三造中佐也率领一个步兵大队，在野炮和臼炮的掩护下向田庄台进逼。清军排列于辽河北岸，向敌军进行齐时，从而暴露了全部兵力。桂太郎根据前卫的侦察结果，向野津道贯报告况：“敌军有火炮约三十门，其兵力约一万，欲以辽河为防线迎击我军。”于是，野津根据桂太郎的报告制定了进攻计划。

日军进攻

3月8日下午3时，野津来到了辽河南岸的张家沟，向各部队发布了如下命令：“以明日午前7时为期，第三师团须带炮五十余门击其正面，第五师团须从赏军台截敌的退路，第一师团须从西南逼敌的右侧，从三面合击。须要指明，第三师团乃攻击田庄台的中央队，第五师团乃右侧队，而第一师团则为左侧队。”是夜，第三师团宿于张家沟附近，第五师团宿于青堆子附近，第一师团宿于大房身附近，分别进行战斗准备。

直至此时，清军为日军所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还没真正了解其进攻计划。先是在3月5日，桂太郎派野战炮兵第三联队第二大队长兵头雅誉少佐，率步兵一大队及骑兵一中队从大房身渡辽河，侦察北岸下口子村附近，寻找可通野炮之路。当日军进村时，被清军包围，“开屋窗乱发小铳，剧射日兵”。日军突围出来，“死伤二十九人”。6日，宋庆命马队营官王殿魁派人侦察，归极亦称：“寇之大股趋重东北”。

同一天，马玉昆询诸自营口逃出的商人后，向宋庆报告：“日骑二十本日上午内石桥子来牛圈子，步骑约万余继之。又，距田庄台约廿里地有炮三十门、骑兵二三百，亦过牛圈子西北，想明早必不得不战。”果然，7、8日两天，日军连续从东岸发动攻击。于是，宋庆便决定以辽河西岸为防御的重点。他的判断不能说完全不对，但忽略了一点，即此次日军以三个师团来攻，必使用其包抄的惯技，因此对西南方未注意防守。日军正是利用清军的失误，才以较小的代价攻占了田庄台。

3月9日凌晨，日军集中91门大炮，排列于辽河东岸，炮兵第三联队长柴野广义大佐负责山炮和臼炮，第一军炮兵部长黑田久孝少将为总指挥。清军在辽河西岸仅布置了20余门大炮，发现日军麇集东岸，先行炮击。日军炮兵先用十数门大炮应战，然后一齐开炮猛击。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敌我共百余门大炮相互轰击，万条闪电从辽河两岸腾起，千百声霹雳在硝烟下轰鸣，乾坤一时为之震动。”但是，清军的大炮数不及日军的四分之一，而日军“炮轻易于运动，愈逼愈紧”，将清军大炮“击损及半，内有六尊已不堪用，炮目炮兵伤亡尤重，驾车马匹炮毙愈多”，渐渐不敌。

当双方激烈炮战之际，日军第三师团已在桂太郎的率领下进至辽河东岸的立棵村。此时，桂太郎正站在一处高地的民房前观察战况。及见西岸清军炮声趋于微弱，便命令步兵第六旅团长大岛久直率前卫进击。此时，天气阴暗，但一两千公尺开外仍能略辨其形，只见西岸房屋鳞次栉比，旌旗迎风招展，大岛即令山炮中队急速射击，瞄准清军阵地，猛放榴霰弹。宋庆命刘凤清、龙殿扬、李家昌、程允和等新毅军二十营，列队西岸，奋力抗击。清军或在民房墙壁上挖枪眼，或登上河滩旁的木船，或利用成堆的木材隐蔽，以连发枪向敌人激射。大岛只得将队伍展开为散兵，令各持步枪进至辽河东岸之小堤后隐蔽，举枪与清军对射。并命山炮中队改用榴弹，集中炮击清军的防御工事。

此时，奥保巩已率第五师团前卫步兵第二十二联队至赏军台。第五师团作为右侧队，其任务就是自赏军台渡辽河，与第一师团合围田庄台，以截断清军的退路。奥保巩来到河边，熟视对岸数刻后，忽然下令：“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渡过辽河上游，冲击敌军左翼，进逼其退路，野炮及山炮列于赏军台东端，炮击敌军阵地。”霎那间，野炮第一炮车先射出第一发炮弹。于是，另一场炮战又在辽河上游打响了。

据日方记载，“敌兵殊死奋战，我军亦应战极烈，彼我炮声，如百雷齐发，仿佛天柱将裂，地轴已倾。”清军发射的炮弹每每落在日军炮兵阵地附近，造成十九人的伤亡。奥保巩为扭转相持的不利局面，促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急速渡河进击。日军渡过辽河后，在蔡家屯、曹家湾子附近又遭到毅军的阻击。原来，宋庆发现大股日军在赏军台集结，“势将包抄”，便亲自督饬马玉昆、宋得胜“由东迎剿”。由于毅军的狙击，日军第五师团未能按预定计划对清军实行合围。

继日军第三、第五师团进攻之后。第一师团又从田庄台西南发起了攻击。是日凌晨3时许，第二旅团和一个山炮中队从大房身出发，于黑营台以西辽河下游渡河向田庄台西南进逼，以断清军后路；骑兵大队跟随着二旅团之后，对第二旅团之左翼实行警戒，炮兵联队在辽河东岸大道之左侧占领阵地，面向田庄台。山地元治亲自率步兵第十五联队为预备队，位于炮兵阵地之左。清晨6时，西宽二郎率步兵第二旅团渡过辽河，向田庄台前进。

上午8时，第二旅团进至距田庄台二公里时，西宽二郎命附属于旅团的第三师团山炮中队，列阵于田庄台以西，向田庄台西南炮击。驻守田庄台西南的清军为营口逃回的蒋希夷等十营，不能力战，抗击不到半小时即向西北撤退。于是，西宽二郎率步兵第二联队绕至田庄台以西，逼近通往双台子的大道，截断了清军北退之路。清军或沿辽河南逃，或冒弹雨夺路北走。日军步兵第三联队便迂回到第二联队左侧，猛击逃跑的清军。蒋希夷等营伤亡甚众。

宋庆正在田庄台东北指挥，“登高瞭见倭已趋重西南，急调宋得胜飞驰接应。”但在此时，日军第三师团炮兵已摧毁了辽河西岸清军的防御工事，步兵乘机越过小堤发起冲锋。因辽河此处仅宽五百公尺，故日军飞速涌上西岸。辽河西岸的新毅军务营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立脚不住，“且战且退，枪炮如雨，彼此伤亡无数”。

田庄台之战

战至上午10时，山地元治率第一师团第十五联队渡过辽河。第二联队之一部直插田庄台市街。桂太郎亲率第三师团之渡边（章）联队从上游渡过辽河，进逼田庄台的东北角。日军从三面突入市街。宋庆“见事急，躬亲驰回督战。所乘之马亦中炮毙，易马督战，军皆思奋。无如贼已据险，抵敌不住。”新毅后军前营营官副将唐宗远、后营营官蓝翎千总何占魁“奋勇督战，中炮阵亡”。此时，马玉昆仍督军与日军第五师团鏖战。宋得胜未能冲入市街内，只将退向市街的队伍援出。马玉昆“独立难支，当令一并撤退”。仍有相当数量的清军来不及撤退，便退入民房防守。野津道贯鉴于牛庄巷战的教训，“下令将可疑的房屋全部烧毁，镇内到处起火，黑烟笼罩了整个市街”。此时为上午十点半钟。战斗虽已结束，但大火还在燃烧。而且“越烧越大，火舌迅速向四面卷去，烧了整整一夜。到十日早晨，这座数千户居民的繁华市镇终于变成了一片焦土”。田庄台的居民和未撤退的清军，大都葬身于火海之中。而日本的某些评论却写道：“此火扫荡了辽河对岸，清除了敌军据点，对我军可谓有利。”然而，不计其数的粮食、军器等战利品，却都被烈火所吞没，甚是可惜。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伤亡160人，清军损伤2000多人，其中多数都是烧死的。日军投入了三个师团的主要兵力，有十名将领，即四名中将（野津道贯、山地元治、桂太郎、奥保巩）和六名少将（大岛久直、大迫尚敏、大岛义昌、西宽二郎、黑田久孝、矢吹秀一）亲临指挥，他们采用“烧光”政策，使清军受到重大的损伤。

田庄台既已沦陷，宋庆率军退至双台子，又退向石山站。“自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而西，皆为倭据。辽阳、锦州声援梗阻，必出石山站绕奉天会城，崎岖始达。于是辽阳斗绝，根本动摇，海陆交乘，畿疆危遇，而议款益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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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与淮军

湘军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湖南双峰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满清政府虽然对地方汉族武装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于湘军。曾国藩同时也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了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湘军虽然消灭了太平天国，还参与镇压了各地的其他起义，挽救了清王朝，但是兵权落入汉族，改变了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为后来北洋军阀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湘军在镇压晚清的各地农民起义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数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当时他的幕僚多达三四百人。

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物，成为晚清历史上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的壮举，更是被誉为民族英雄。

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被史学界称为“中兴三名臣”。

主要湘军人物（包括由湘军发展到淮军的人物）：曾国藩，湘军统领，建立湘军，消灭太平天国，主导洋务运动；李鸿章，晚清重臣，由曾国藩一手提拔，并创立淮军；左宗棠，晚清重臣，民族英雄，曾收复新疆；杨岳斌；彭玉麟，湘军长江水师将领；程学启、丁汝昌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在年底编入淮军，丁汝昌更参与指挥了黄海海战；孙开华，在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除此之外，主要湘军人物还包括：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江忠源、江忠济、胡林翼、刘长佑、李续宜、李续宾、刘蓉、刘坤一、蒋益沣、刘檡昭、刘锦棠、罗泽南、王錱、塔齐布等。

淮军

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淮军出于湘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是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湘军驻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

淮军成立时有6500人。1862年4、5月间抵上海后，又以外军的支援和上海海关税收购置洋枪洋炮，扩编部队。至1864年，淮军先与英、法军和常胜军相勾结，在上海附近对抗太平军，继配合湘军在苏、浙等地进攻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陷落后，1864年秋冬，淮军经过裁撤，尚存104营，50000多人。1865-1868年间，作为清军主力，在曾国藩、李鸿章率领下，先后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直隶（约今河北）等地，与捻军作战。捻军被镇压后，淮军担负北自天津、保定，南迄上海、吴淞，南北数千里江海要地的防守。李鸿章以淮军势力为基础，掌握了国家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成为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淮军主要将领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等，形成淮系军阀，是统治阶层中一个重要的武装政治集团。

淮军营制，出自湘军。每营五百人，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1863年，各营于营、哨官外延聘西洋军官充任“教习”，训练洋操，并改抬枪、小枪等队为洋枪队；其劈山炮队亦改为开花炮队。因使用新式兵器需人较多，故每营人数连长夫在内增至七八百人不等。

光绪三年（1877年），又参照德国营制，建立克虏伯炮队。因此，在中国近代兵制史上，由湘军创立的勇营制度，到淮军则发展为参用西法的制度。淮军虽承袭湘军制度，但训练用洋操，兵器是洋器，并聘有西洋军官为教习，这和当年湘军用土法土器与由书生自任教练者迥然有别，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

但淮军并未改变勇营旧制，因而体制本身存在种种矛盾和弊端，例如，营以上指挥困难，统领与统领之间各不相下。淮军延聘西洋军官仅用于平时教练，战时调度仍由将弁。淮军的统领、营官、哨官都未习西法，作战时由他们妄行调度，军队平日所学全归无用。

在1884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淮军在广西战败，张树声、潘鼎新被革去督、抚职；中日甲午战争中，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统率的陆军遭到惨败，淮军势力逐渐衰落。

袁世凯的新式陆军产生后，淮军即失去了国防军的地位，变为次要的巡防队。

光绪、宣统之交，革命军图谋在长江起义，清廷乃调北洋淮军巡防队一部移防长江，后来张勋曾指挥这支部队在南京与革命军作战。淮军巡防队迄清亡而尚存。

第九章　丧国权，马关之约

一、马关条约

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䜣主持总理衙门。奕䜣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䜣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

可是命运没有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清朝注定只能任由摆布。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但日本拒绝和他谈判，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求清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䜣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

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的侵略胃口非常大，气焰极为嚣张，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竟然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

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

所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

但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就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

李鸿章渡日

之前清政府已求和三次，其中两次派使被拒，这时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

慈禧太后在得知日本的要求后立刻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入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李鸿章入京以后，慈禧太后又称病不出，让光绪皇帝负责接见，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在2月22日的朝会中，光绪帝让李鸿章与众臣议论媾和之事，李鸿章坚决反对割地，翁同龢主张倘若可以回避割地，即便巨额战费赔偿，也可以忍辱负重。大臣孙毓汶、徐用仪认为当前形势急迫，若回避日本割地条件，和平交涉将无法继续。有人还主张效仿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迁都最终战胜拿破仑的故事，要求迁都再战，但很快被否决。

李鸿章声称：“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其后李鸿章又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干涉，但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要求“面谕训诲”，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于是在3月13日，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带着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员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

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住在接引寺（古代为朝鲜通信使的住所）。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下关有名的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闻名）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中方参加谈判的有：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方（李鸿章养子）、参赞官罗丰禄、参赞官伍廷芳、参赞官马建忠、参赞官卢永铭、参赞官罗庚龄为翻译官。日方参加谈判的有：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全权办理大臣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

从3月21日到24日中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争战方酣，而且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直捣北京，指挥“直隶平原作战”。所以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暂时撤回停战要求。

李鸿章于是等对方“开价”，问及条款，日方决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出示条款。伊藤博文在第三轮谈判中透露割让台湾岛之事，李鸿章答以英国将会干涉，伊藤微笑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总之，在前三轮谈判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惟恐和议中梗。日方以严苛的条件使中国方面自动撤回了停战的提议，达成了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

后期谈判

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3月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接引寺住所的途中突然遭到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造成李鸿章左眼下受伤。

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让日本的谈判优势锐减，令日本政府极为狼狈，气急败坏，承认“由于此次凶变，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地位，反之，清国却因此对各国得到最好的口实，清使或将立即归国。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

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一方面由天皇、皇后亲遣医生和护士对李鸿章进行治疗并给予慰问，另一方面自动宣布承诺休战。

李鸿章也没有像日本所担心的那样立即归国，而是继续谈判。

3月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于3月23日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这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想方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要求中方在三到四日内答复，主要包括：

确认朝鲜独立；

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

中国向日本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

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内河航行权范围；

日本驻军地点及所需军费。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开口大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并采取拖延战术。其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

伊藤博文则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要求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如此危言耸听，简直就是敲诈。

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少1亿，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一点让步，但仍十分苛刻。

伊藤对李鸿章说：“李中堂，见到我这次的修正案，你只有答应或者不答应两个选择。”

李鸿章问：“难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伊藤博文回答：“可以辩论，但不能减少。”

此间，李鸿章每日给总理衙门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伊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决意回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同时也意识到拖延谈判对日本不利，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

4月14日，清政府电令李鸿章遵旨定约。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第六次）谈判，会谈从2时30分延续到7时30分，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

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二、见利眼红三国干涉还辽

三国干涉还辽，发生于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在1895年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六日后，俄国、德国与法国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日本为此深感屈辱，是日俄战争的原因。

列强态度

俄国。俄国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早已对远东地区保有领土需求，先后占领原属清朝的外东北、夺得库页岛，更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企图在满洲与朝鲜建立势力范围，夺取极具战略价值的不冻港。因此，俄国与日本的争端势在难免。签署《马关条约》时，俄国曾多次暗示日本不得侵占东北，然则日本要求清政府割让辽东，令俄国有感利益受损。俄军甚至打算远赴东亚，不惜以战争解决问题。

德国。中日开战初期，德国反应冷淡。但后来德皇威廉二世眼见日本快将清军打败，有感德国应该染指东亚。早前俄国与法国在1892年结成俄法联盟，令德国在欧洲之地位动摇。因此威廉二世尝试以干预中日议和，换取俄国支持其在东亚的扩张。

法国。基于俄法联盟，德国拉拢俄国后，法国同样想在东亚取得更多利益。得到印度支那后，法国开始觊觎台湾，因此支持与两国一起干涉条约之签订。

英美。俄国与德国尝试拉拢英国，但英国认为马关条约对己有利，因为它规定中国开放更多条约港。而且，日本在华得到利益，可以阻挡俄国向南扩张。因此，英国在最后关头拒绝加入“干涉集团”。另一方面，日本也想寻求英美的帮助，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辽东问题。但英美不敢得罪任何一方，又恐怕日本或三国在华之势力坐大，因此双双宣告中立。

4月23日，三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以下通知：“今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之首都（北京）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和平，故今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

三国要求日本归还辽东给中国，并限定在15日之内答复，与此同时甚至准备派出海军舰队前往东北。

日本仍然尽最大努力保住在条约所得。日本提出只占领旅顺和大连两处海港，加上一些赔款。但三国依然态度强硬，毫不退让。日本虽然战胜中国，但是中国的北洋水师也使日本海军损失不少。它希望英国会提供支持，但英国也只是建议日本接受三国的“劝谕”。

在如此的外交压力之下，加上签署条约的日方代表伊藤博文是主和派，日本惟有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干涉还辽

5月2日光绪帝批准和约的那一天，俄国公使来总理衙门说：“倭款（指和约）可商，可有电来，请少候。”

3日，法国复电也说：“倭事可商，我国可保护台湾。”

同日俄国又来电说：“倭已允许，退还辽南地方，又有展期换约之议。”

三国来电，对清朝来说，事情非同小可。于是光绪帝便派荣仲华到各公使馆相商，美国公使田贝答应致电日本政府。然而光绪帝被身边的几个主和大臣（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欺蒙了，一夜之间反悔，不顾三国调停，急于换约。这样，中国白费了白银3000万两作为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的报酬。

如不换约，这笔钱可以不付。

再者，光绪帝准约后，又有一道谕旨交给军机处，其中说：“台民不肯服倭，俄、法、德三国都说不可割地。今此约虽经批准，将来如何办法，合应随时修改，可录入照会致倭。”

但是这道谕旨军机处没有执行，反而表示：“我家皇上之言，威令怎能行于他国，岂不可笑？”翁同龢本想将此谕旨补一照会致日本，因众人笑他迂腐而作罢。

如果当时执行此谕旨，或许此谕旨也可作为改约的根据。其实此时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之事就快成功了，此时放弃，当真可惜。

原来西方列强从本国利益出发，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既有一种危机感，又觉得这是向远东扩张势力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在德国倡导、俄国响应下，拉拢法国，结成德、俄、法三国联盟，对日本进行干涉，要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三国的干涉不是出于公义，而是出于私欲。

德国想要从中国索取一个港口，借此机会与俄国接近，使俄法的亲密关系松动，以摆脱德国的孤立处境。

俄国则直截了当地说：“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如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从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

法国参加联盟，一面是由于俄法同盟，一面是染指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对台湾的野心还没有放弃。

《马关条约》签订的那天，俄国首先发难。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德、法两国驻俄公使说：“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

同一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下令，将一艘装甲舰、一艘巡洋舰开赴远东。同时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同其驻日公使哥特斯米德发出电训：“现在日本的和平条约（指《马关条约》）损害了欧洲和德国的利益，尽管后者的范围尚小，我们不得不抗争。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斗争是没有希望的。”

法国驻华公使蒙得培罗通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法国决定参加俄国的计划。这样，三国联盟正式成立。当时英国没有参加联盟，因为英国政府认为《马关条约》对英国有利，中国进一步开放将给国际贸易带来好处，而且日本胜利将会阻止俄国势力南下。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联袂至东京外务省送交备忘录。当时外相陆奥因肺结核病在播州舞子休养，由外务次官林董出面会见。林董将三国的备忘录一一收下后，便以为了事，不料俄德两国公使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俄国公使希特罗渥说：“日本永久占领辽东半岛，恐怕会招致冲突。希贵国政府善体此意，采取保全名誉之策。”

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说：“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开仗是没有希望的。”

林董听了两人的话，有些惊慌，连忙问道：“如暂时占据辽东半岛，至赔款付清时为止，是否也要抗议？”三国公使没有明确答复。

三国公使走后，林董将三份备忘录一一阅读，内容大同小异。俄国的备忘录全文如下：“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兹查阅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的媾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不但认为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以上实对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发生障碍。因此，俄国政府为了向日本天皇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诚实之友谊，兹特劝告日本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

当天，林董将三国干涉之事电告在广岛的伊藤博文和在播州的陆奥宗光，速筹对策。伊藤接到林董的报告，便决定在广岛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策。

被三个强国干涉，日本感到非常郁闷，于是御前会议举行。

因为天皇要驾幸京都，重臣大都去京都做准备工作，所以出席会议的要员不多，除伊藤外只有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两人。

伊藤经过一夜苦思冥想，在会上提出了三个对策：一是断然拒绝俄、德、法三国之劝告；二是召开国际会议，将辽东半岛问题交该会议处理；三是接受三国劝告，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会议就这三个方案进行讨论。

伊藤首先设问：“如采取第一个方案，与三国开启战端是否确有把握？”

伊藤见无人作声，只得自己回答道：“无论如何，现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舰队有12万吨，我方的舰队只有8万吨，而且一年来在海上作战大部分受了伤。”

西乡附和说：“首相所说极是。据情报，俄国正在向远东边区派遣一支29500人的部队；海参威已被宣布为‘临战区’，黑龙江北岸一带正在进行战争准备，海参威的日侨被集中在一个地方，等待撤退的命令。而我国海陆军都在外面，国内空虚，若敌人乘虚而入……”

山县接着说：“看来不仅三国联合舰队难以应付，即使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也无把握。因此，目前不能与第三国失和，树立新敌。”

伊藤说：“这样看来，第一个方案便可否定掉。那么第三个方案呢？”

山县说：“该方案虽然足以表示我国气度宽容，但未免过于示弱，不可取。”

三人讨论到中午也拿不出什么良策。天皇列席会议，听得有些不耐烦说：“诸位爱卿，那么采取第二个方案，怎么样？”

伊藤说：“这个方案也非完善，待我与陆奥外相研究后再说。”

天皇同意伊藤的意见，会议没有结果就草草收场。

当晚伊藤离开广岛，4月25日早晨赶到播州舞子山上陆奥的别墅。恰巧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内务大臣野村靖也在这里，便与伊藤围坐在陆奥的病榻前开起会来。

陆奥的肺结核病经过一个时期疗养大为好转，抖起精神说：“我认为，先拒绝三国的劝告，然后看形势再作对策。”

伊藤反对说：“断然拒绝三大强国的劝告是不明智的，这正好给他们以口实，其危险性更大。”

松方、野村两人说：“首相的意见是正确的，一开头不能做得太绝对。”

陆奥只得收回自己的意见，说：“断然拒绝当然不对，但我不同意召开国际会议，把问题复杂化，这样可能会使《马关条约》归于破灭。”

四人经过反复讨论，得出一个基本方案：对三国可以让步，对中国则寸步不让。

舞子会议以后，日本采取拉拢英国，瓦解三国联盟的方针，结果失败。

英国照会日本说：“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之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

5月4日，日本内阁及大本营重臣，在京都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向三国提交以下的复文：“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

明治天皇宣布诏书，接受三国忠告，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作为永久放弃辽东半岛之补偿，对清国要求之赎金，其数量限额为库平银1亿两。”

后来，此数先减至5000万两，再减至3000万两。

中国将3000万两赔款全部交清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日军实行撤回。

11月8日下午4时，《辽南条约》在北京签订。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让与日本国管理的奉天省南部地区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奉天所属诸岛屿，永远交还中国；二、中国支付3000万两酬报费，于1895年11月16日交清；三、酬款交清后，三个月以内，日本军队从该交还地一律撤回。

根据《辽南条约》，中国于11月30日收回海城、凤凰城、岫岩，12月10日收回复州，12月21日收回旅顺，12月24日、25日收回金州、大连湾。至此，日军侵占的辽南诸城全部收回。

三国的外交胜利，激起了世界各大强国在华实现帝国主义的野心。

1896年，俄国以迫日还辽有功，同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列强争相迫使清朝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俄国在1898年租下旅顺与大连两港口；德国则强占胶州湾。三国在事件中各怀鬼胎，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紧张的欧洲国际关系。

同时，此次事件也开启了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开端。日本作为刚刚崛起的新帝国，却遭到如此的外交屈辱，因此一直怀恨在心，谋求“卧薪尝胆”，大力鼓吹发展军事工业，期待报仇之机。

1904年，日本重整旗鼓，偷袭俄国在旅顺的海军，引起日俄战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趁机派兵侵占胶州湾。其实，与三国集团相比，日本也未尝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三国干预仅仅是帝国主义引起的典型纷争。清政府虽然代表中国签署和约，却在上述事件中毫无发言权，默默让马关条约之条款剥削中国。事件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情的反思，开启百日维新之先声。

三、国人救国运动

甲午战争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人民苦不堪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比较典型的是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除此之外，民间反侵略也进行的如火如荼，如义和团运动。

维新变法运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

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在北平考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令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其中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为写成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1200多人连署。

5月2日，由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在“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并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17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一路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戊戌年（1898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

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即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百日维新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在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

1898年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立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此次被称为戊戌政变的事件，结束了只有103天的维新变法。

民主革命运动

从1895年到辛亥革命前，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10次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些起义虽然仅是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5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自立军起义。1900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之乱，陷于无政府状态。同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惠州起义。1900年，孙中山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港英当局拒绝入境。

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

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

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1907年：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马炮营起义、庚戌新军起义。

1910-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义和团运动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于1895年签署了《马关条约》，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纷纷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

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及理加略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东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清朝的对外战争引来了八国联军的联合侵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指清光绪26年（1900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等国派遣的联合远征军，为镇压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而入侵中国所引发的战争。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发生的主要战役有廊坊狙击战、天津保卫战、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面对八国列强的联合军事行动，直接造成义和团的消灭，以及京津一带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命令清军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失败。最终清朝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11国签订《辛丑条约》，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主权。

知识链接

中国战败原因

缺乏预见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

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与之相比，中国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幻想外国调停，忽视自身力量

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欣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

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信奉“武器决定论”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战略失误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

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腐朽没落的统治

当时的清朝，早已失去开国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气象，落日的辉煌已经完全消褪，远远地被抛在世界潮流的后边。体制陈旧、政治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迎来了它的末日。

清朝末年，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朝廷分成帝后两党，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

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军队后勤保障虽是业务问题，但也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

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李鸿章对整体训练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部分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错失了很多次可以取胜的机会。

封建政权买办化导

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

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

第十章　义军起，宝岛风云

一、甲午余波，澎湖之役

1894年8月日军大本营已拟定冬季作战方针，决定在冬天进攻并占领台湾，但因为顾忌清朝北洋水师在威海卫的残余军力，而且日军也有在直隶平原（即海河平原）进行决战的打算，所以并未实施此计划。而后日军打算在12月进攻威海卫时，为怕北洋水师残舰会事前往南方逃，所以有提前到南方海面布署舰队的想法，但最后此计划也没有进行。

为了歼灭清朝在南方的剩余舰队并缉捕走私战时管制物的船只，并于隔天参照所得到的情资进行编组，1895年1月13日，日军大本营又决定在威海卫陷落后要编组一支舰队并配属一支陆军支队去攻占澎湖作为基地，最后组成的南方派遣舰队于3月12日集结于佐世保军港，因为天气不太好，直到3月15日才出发。

而在台湾方面，自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后，清朝曾派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来台守御。其中，刘永福约在8月（农历七月）率广勇两营到台北，增募六营，而杨歧珍则在之后（八月时）率十营兵力前来。

此外南洋水师也曾应巡抚邵友濂之请，派“南琛”号、“威靖”号两舰前来，于7月14日抵达，但后来“威靖”号又返回南洋水师总部。

末任台湾巡抚唐景嵩曾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1月、2月）上奏防务办理情形，提到“夫争台湾者，必争澎湖，盖以澎湖可泊兵船，以为根据。若我不能保澎湖，则台湾陷于孤立，其势难守。”故亦竭力将粮饷军装运往澎湖，强化战力。

在澎湖之役发生前，1895年2月中旬，在日本的外籍记者几乎都以为日军将在3月进攻北京，仅《美国纽约论坛报》记者约翰·库克立尔（John Cockerill）认为日本不管是以武力占领或条约割让的方式都一定要取得台湾与澎湖，遂建议礼密臣前往台湾采访。

礼密臣后来在2月底离开日本，于3月21日抵达厦门，此时厦门有谣传说日军舰队已经封锁了北台湾，后来他搭乘暂从货船改为客船的“北京”号前往台湾，于3月23日抵达（日军亦在此日正式进攻澎湖本岛）。

备战情况

澎湖备战情况：

澎湖厅当时守军指挥官是澎湖镇总兵周振邦与派来协防的候补知府朱上泮。至于兵力部分，台湾巡抚唐景嵩当时命澎湖镇总兵周振邦增加募勇两千人，候补知府朱上泮率领2500人到澎湖驻守，并准备了半年左右的军粮、新利兵器与加倍的弹药。

而1919年的《台湾通史》则提到周振邦底下有8营，朱上泮底下有4营，每营约500人，所以兵力约有6000人。

日本方面的资料则显示，日本入侵之前搜集到的资料是澎湖有步军12营，炮兵2营，海军1营，日后在1907年出版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则记载清朝的澎湖守军人数在5000人以上，分成13营、3哨，另有百余人的粮台亲兵。另外澎湖厅此时有五座炮台与一座兴建中的纱帽山炮台，守军分驻在澎湖本岛以及渔翁岛。

日军备战情况：

1895年1月，被编成进攻澎湖的混成支队，因由大佐比志岛义辉领军，所以又称“比志岛支队”。该部队的编制是由比志岛义辉任支队长，下有后备步兵第一联队、后备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临时山炮兵中队、炮兵弹药纵列、临时弹药纵列。该部队于2月26日于广岛练兵场完成主力编组，受马关联合舰队长官节制。

3月6日，该部队在宇品港（今广岛港）搭船，3月8日17时，从马关（今下关港）出港后于3月9日8时抵达佐世保军港，等待海军集结。

此次南征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编成为本队（“松岛”“桥立”“严岛”三舰）、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浪速”“秋津洲”四舰）、第四水雷艇队、佐世保临时水雷队布设部、水雷母舰近江丸、造船兵器工作船元山丸、病院船神户丸、运输船西京丸与相模丸。

澎湖炮声

3月15日9时，以“松岛”舰为首，日军南方派遣舰队自佐世保军港出发，因天候不佳，风浪颇大，航行相当困难，“松岛”等舰常倾斜30°角，且有运输船脱队或故障等状况。

在此同时，周振邦和朱上泮于日军出发当日接获巡抚指示说日军已从九州出发，将要进攻澎湖，澎湖各将领务必严加防备。

而日军在途经台湾本岛南端后，于3月20日15时抵达八罩岛（今称望安岛）旁的将军澳屿南方泊锚，而在稍早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已先前往调查登陆地点，14时抵达里正角附近，之后又到其他地方探查。不过，受制于天候因素，能见度不佳，仅能作大略探查。其探查结果主要是指出里正角一带防御薄弱，可从此上陆，并调查炮台配置，但妈宫港内状况无法观测，此外在胜知湾里停了三艘法国军舰。

日军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在获知情报后原本打算在3月21日就开始进行登陆作战。

日军舰队带着野心勃勃的目的，在这一天8点下达作战计划及指令，第一游击队于8时20分起锚出发后不久，“吉野”舰在8时51分于将军澳屿南方误触暗礁，作战计划于是中止，而“吉野”号直到日落时才脱离暗礁，舰底受损，所以之后停留在将军澳修理，并未参战，战役结束后的3月27日才移泊妈宫港。

3月22日，风浪加大，日军无法展开作战，其中运输船鹿儿岛丸自离开佐世保军港后便开始流行霍乱，并有扩大肆虐的现象。

也是在这天的上午，渔民将日军舰队停驻在将军澳屿一带的消息通报给了清军知道。

3月23日上午6时，日军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下令第一游击队出动，随后率本队、西京丸及混成支队搭的运输舰前往大山屿东南的里正角，第一游击队在到达目标南方后，“浪速”号于9时30分向相距6公里远的大城北炮台炮击，“秋津洲”与“高千穗”号也随之展开炮击，大城北炮台亦给予还击。

舰队本队到达时，为避免遭到大城北炮台击中，开至里正角西南约两海里处下锚，第一游击队的“秋津洲”号则进入里正角湾向岸上扫射。

11时30分，运输舰在接近岸边处下锚让士兵在里正角西边1.4公里处的海滨登陆，大城北炮台驻军发现后便开始炮轰日军登陆点。

由于日军的炮击，在隘门社的宏字右营二哨被流弹打到，有若干死伤，而帮带梁仕悦发现日军开始在里正角上岸后，向总兵周振邦提议要尽快在日军未完全上岸时展开攻击。周振邦于是和朱上泮商议要集结圆顶半岛的兵力攻击日军，但朱上泮却以兵力分开运用可深入敌军间，日军侵犯圆顶半岛时也可预先得知为由拒绝合作，于是周振邦急电台湾巡抚报告全岛告急，并下令在妈宫城的防军左营、宏字左营、果毅军练营右哨急速赶往太武山，自己也率领亲兵果毅军练营二哨赶往前线。

12时30分，日军舰队本队与“秋津洲”号绕到东边，“浪速”号与“高千穗”号则到南边，同时展开炮击掩护混成支队登陆，最后炮火于14时30分歇息。

与此同时，日军混成支队由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先行登陆，该大队的第一、二中队于13时登陆完毕，而也登陆的陆军技术士及技工则开始架设三座临时栈桥。

而当日军混成支队第一、二中队上岸后，在岩崎之纪少佐指挥下迅速占领了登陆点北边约400米处的小高地，之后第一中队前往果叶乡（今澎湖县湖西乡果叶），第二中队则往良文港方向搜索。混成支队司令比志岛义辉大佐上岸后，命令岩崎少佐攻占良文港西北方高地，第一、二中队遂与刚上岸的第三、四中队出动，在14时20分占领该处。而稍后日军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上岸后，往良文港东边田地集合。

岩崎之纪抵达良文港西北方高地后，发现若是清军先占据太武山（在湖西乡西溪村）的话会影响到日军部队前进，于是在向比志岛大佐报告后派第一大队第一、二中队前往太武山，在途中遇见隘门社宏字右营的清军。

双方开始陷入激战。日军随后派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大队第三、四中队支援，战况一时陷入胶着。

比志岛义辉在得知消息之前，于14时30分命令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前往太武山，后来得知第一大队已经与清军交战后，约在15时下令第二大队前去支援。

当日军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与第一大队右方接上后，港底社南方高地出现两三百名清军猛烈攻击，日军第六中队于是在15时30分调整方向，并派第六中队向清军左翼展开。

由于清军巧妙利用地物作为掩护，日军第一大队的射击受阻，最后岩崎之纪下令全线上刺刀突击，结果清军溃败，遗下30多具遗体撤往大城北社，16时20分，日本军队占领了太武社。

在此同时，日军混成支队其他部队陆续上岸，其后备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于14时30分上岸后，集结在尖山社东南方田地，而临时山炮兵中队的炮车队与第一段列上岸后，于15时50分到尖山社东方田地集结，该部队第二段列随后也到此会合，临时弹药纵列则在16时30分到达良文港东北方田地集合。

之后日军混成支队于17时30分扎营，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在太武山南方高地东侧，第二大队在太武山东侧，其余部队则在尖山社及其附近扎营，而海军速射炮队在上岸后亦前往尖山社，舰队则停留在白天的位置，运输船停在原处。

据日方的统计，清军大约阵亡54名，日军阵亡1名，负伤10名，另外有下士以下的十七八名的士兵因霍乱发作送命。

3月24日凌晨1点左右，根据前晚20时比志岛大佐的命令，尖山社一带的部队开始往太武山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的营地移动，约于4时抵达，而后备步兵第一联队也在4时前开拔。

到了凌晨4时20分，黑夜里，日军在太武山东侧下达进攻大城北炮台与大城北社的命令。

5时，后备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以第五中队为前锋发动攻击，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也同时往目标移动，前锋于5时50分前进到距大城北社250米处，随后对村内与西方高地上的清军射击，双方交火。

该处约500名的清军利用地形地物还击，但日军仍逐渐逼近。

与此同时，日军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也与大城北社西方与北方的清军交战，而临时山炮兵中队、海军速射炮队这时在太武山西侧，因距离太远打不到大城北炮台，于是挺进到太武社西边，开始对大城北炮台炮击。同时海军速射炮队亦对太武社西北方高地上的清军大炮发动攻击。

清军为了抵御日军攻势，兵力集中在大城北社西南高地山腰、大城北炮台、炮台西北高地三处，而日方则下令第一联队第一大队急行军，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展开全面攻击，与第一联队第七、八中队同时攻入炮台内部，随后开始歼灭附近清军，并在炮台西北高地夺得两门山炮。

在炮台被攻陷后，日军于炮台集结，准备进攻妈宫城，于7时左右从炮台出兵。

8时20分，日军前锋部队在文澳社西北高地遭到火烧坪南方兵营一带、妈宫城东角炮台与渔翁岛炮台的清军攻击，日军前锋部队被迫撤到高地后方寻求掩护，行动受阻。

9时30分，日军本队抵达文澳社东方高地后方，得知前线战况后紧急派兵增援，并命第一联队第五、六、八中队往前锋部队左翼前进，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在前锋部队右方高地展开，临时山炮兵中队、海军速射炮队则布署在文澳社东方高地。

10时30分，比志岛大佐下达进攻妈宫城的命令，之后日军本队攻破朝阳门（东门），歼灭城内清军，占据东角炮台。而后日军预备队进城后分成两路攻占拱辰门（北门）与金龟头炮台，日军于当天中午宣告攻陷占领妈宫城。

除了大城北炮台一带与妈宫城的战斗外，日军在该日6时让联合陆战队于大城北炮台东南3000米处的海岸登陆，该部队于6时10分遭到大城北炮台炮击，而后日军“浪速”“高千穗”“严岛”三舰掩护该部队，炮击大城北炮台直到7时10分得知炮台已为日军所占，乃改前往候角东北海域炮击圆顶半岛的清军，而联合陆战队在8时抵达大城北炮台后，留下一支小队镇守，之后前往乌崁社，占领双头挂社西南800米处的高地，监视圆顶半岛。

9点钟左右许，日军“秋津洲”舰到大城北炮台东南海面联络陆上部队与舰队并支援陆战队，而“桥立”舰则去侦查港口一带的清军状况，途中遭到渔翁岛炮台炮击，但最后仍平安返回里正角。

据日方统计，此日清军阵亡人数至少50人，日方则阵亡1人，负伤17人。

占领渔翁岛

3月25日凌晨1时许，圆顶半岛定海卫队营管带郭润馨的降书送达，日军回书让其在当天8时受降，而后郭润馨于9时率将领12人、士兵445人投降，而后又有士兵来降，共计588名官兵投降。

于是日军顺利占领纱帽山上兴建中、只先安装了一门阿姆斯特朗大炮的纱帽山炮台。

渔翁岛炮台守军见大势已去，便将火炮炮闩拆掉，枪械弹药丢入海中，然后逃离澎湖。

但是接着发生了一件意外——1点左右，有民众进入炮台搜刮，误让火药库爆炸了。

14时，日军修复金龟山炮台设备，炮击渔翁岛的炮台，并无反应。

16时，日军发现三艘小船，派海军速射炮队前往渔翁岛侦查后，确认该岛连同东、西炮台（西屿东台、西屿西台）都没有了清军的踪迹，至此澎湖群岛完全落入日军手中。

3月26日，已经拿到台湾海峡战略位置，确定可轻易拿取台湾的日本，在日本马关接受清朝的议和条件。

二、义军起，与敌斗

在基隆、淡水附近海面集结的日军，认为台湾一经交接，他们即可登陆。但当他们的兵舰驶近海岸时，却遭岸上台湾守军大炮的猛烈轰击。日军才知在基隆、淡水登陆不易。

5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近卫师团在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率下，随同由海军少将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从，从琉球中城湾出发，进至台北海口。

次日，日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军舰佯攻金包里，而以主力掩护登陆部队驶入三貂角海面。

1895年月29日，日军一部在三貂角登陆。

第二天，日军主力又绕至基隆东面的澳底登陆。本来基隆方面负责防守的统率是杨歧桢。三天前他率所部内渡，使这一带的守备诸营无主帅统领，防守兵力也大力削弱。日军以两个大队的兵力由顶双溪向三貂岭推进。当地只有零星驻军，虽经阻击，终因敌众我寡，不支而退。

31日，日军一部进犯瑞芳镇，广勇吴国华以竹林为掩护，猛烈射击，打得敌人狼狈而逃。

日军先头部队60人在虎仔山附近的核仔庄登陆后，在盐寮架起便桥，大队山盐寮登陆。防守该地的曾喜照部二营，士兵大多新募入伍，“成军甫三日，遇敌不战溃”，日军登陆时，澳底守军营官曾喜照遇敌不敢战，即率营逃跑。日军顺利登陆。

当晚，日军越过土岭，到达顶双溪。

三貂岭之战

基隆与澳底中间隔着三貂岭。

三貂岭是台北第一高山，位置重要，道路险峻，易守难攻。过岭，分大小两道，大道通瑞芳，达基隆；小道通吴埕，达八堵。

守卫三貂岭的一营防军见曾喜照二营溃败而来，于是也一哄而散。致使日军毫无阻挡地进入了三貂岭。

31日下午，已经越过三貂岭到达岭背的日军前锋，与自基隆赶来的吴国华军相遇，吴国华军进击，一名日军军官被击毙，日军退却。吴率部追至岭巅，日军退至半山。

这时自基隆率营前来增援的包干臣，见日军退却并遗下枪械、尸体，就将敌首级割下，冒充己功回基隆报大捷。在三貂岭上追击日军的吴国华闻听后大怒，舍弃日军，率队急弛下岭。吴国华率部紧随包干臣军队之后，两部回到基隆后，争功不已。三貂岭遂弃而不守。日军见追军撤退，于是夺下三貂岭，逼近基隆。

这实在是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不过恰好也反映了军队的腐败。

日军在进攻基隆的过程中，途径瑞芳镇，受到守军的顽强阻击。唐景崧见基隆守军各不相统，派“民主国内务大臣”余明震率黄翼德一部前去督战。

守军与日军正酣战之际，忽接唐景崧电报，令黄翼德率部速回。奋战各营土气由此大受影响。

余明震急返台北问唐景崧，唐景崧竟茫然不知。

经查，才知是黄翼德自己让人以唐景崧的名义干的。真相大白后，唐景崧竟不敢对其绳之以法。军纪败坏至此，军队也就难有斗志。

6月1日，日军再扑瑞芳镇。吴国华部接战不力，守备刘燕督率炮队，从瑞芳镇西面土山上发炮，击退了敌人。次日，日军调集大队兵马，分路进攻瑞芳。日军第一中队进至瑞芳西面高地，受到守备刘燕部炮兵的阻击，给进攻日军以较大杀伤。

日军第二、三中队绕过高地，向瑞芳镇进攻，守军以围墙和民房为掩护，英勇抗击日军。日方自己承认，死伤很大。

防军统领张兆连冒雨赶赴战场，亲自带队冲锋，歼敌多名，后敌军增援，形成了包围圈，张兆连右腿负伤，左右亲兵大都战死，瑞芳镇终告失守。

6月3日，日军集中登陆部队，分三路围攻台湾北部的重要港口基隆，日舰也从海上轰击，当时驻守基隆的是提督张兆连部四营、通判张道义部二营。战斗从10时50分开始，守军力薄，且战且退。下午，日军攻入基隆港。

狮球岭失守

狮球岭地处基隆、台北间，为通达台北的重要关隘。

本来狮球岭由台湾绅士林朝栋率所部驻扎。中法战争期间，林朝栋率乡勇曾在狮球岭阻击法军，使法军未能进攻台北。林部皆为台湾人，保卫家乡观念强烈，且训练有素，在诸军中颇有声望。

但唐景崧对当地士绅颇有疑忌，将林朝栋部队调往台中，派刚刚招募组军的粤勇驻防。基隆失陷后，又有当地义勇撤至狮球岭助防。粤勇素与当地人不和，这怎么能打好仗呢？

6月4日上午，日军趁大雨中守军疏于防备时，偷袭上山。直到逼近了，才为守军发觉。

粤勇迎敌，而在其后的义勇则后撤准备择地攻击。粤勇认为义勇畏敌不前，就开枪还击。义勇认为粤勇叛变，也开枪还击。于是自相残杀，阵势大乱。

日军趁机进攻，守军败退。狮球岭失守。

在狮球岭局势紧张之际，有人建议调林朝栋支援。唐景崧紧急发电催林朝栋北上。林朝栋拒不回电。关键时刻唐景崧措置无方，致使人心离散。大敌当前，林朝栋仍记个人恩怨，怎能同心协力抵抗日军的进攻？

基隆、狮球岭接连失守，溃兵涌入台北城。听说日军将至，城中官民乱成一团。自基隆退回的李文奎领着溃兵冲进“总统府”，逼唐景崧出战。

唐景崧见情况不妙，慌称同意，稳住了李文奎。随即带几名随从自后门溜出，混在难民群中逃出台北，连夜逃至淡水。

6月5日，唐景崧挤上已有众多散兵的德国商船，随从搬运8箱白银上船。炮台上的兵勇看见白银装上船，即开炮阻止。商船中炮，船上十余名士兵被打死。直到白银被卸下，商船才在德国兵舰的护卫下驶离港口。

唐景崧的逃走，使台北一带局面更加混乱，城中难民四处逃散。城内的散兵、乱民群起抢劫。溃兵听说府库有白银百万两，争相破门抢劫，为争抢又互相枪击。溃兵还放火焚烧巡抚衙门。城中积尸遍地，哭声震天。

台北的混乱局面使住在当地的外国人十分害怕。为使他们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法德两国一面调海军上岸保护，一面与基隆日军联系。

这时，一些台湾当地的士绅竟也然商议起让日军尽快进入台北城维持秩序，鹿港人辜显荣自告奋勇去基隆接引日军。

当日军听到辜显荣的报告后，还未敢轻信。

这时又有德国商人等传来消息。日军还是怕中埋伏，派出一中队骑兵到台北城侦察。又过了两天，即6月7日，日军大队才开入城内。

当时，“民主国”大部散兵已撤往新竹，城内居民能离开的则扶老携幼，渡海西去。没能走掉的则万分恐怖。

基隆、台北城相继陷落，“总统”唐景崧潜渡，驻守台中的“副总统”丘逢甲、林朝栋皆无心再战。6月9日，丘逢甲解散义勇，挟10万两饷银仓皇内渡广东。林朝栋也率其一部西渡漳州。不少府县官员及兵将也纷纷离台，“民主国”在北部、中部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完结。

隆恩埔战役

7月12日，日军近卫师团步兵第三联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特务曹长樱井茂夫率领之“水路运送队”共35名，自台北沿大嵙崁溪水路运送粮食，当夜停泊于三角涌隆恩埔。

7月13日清晨五时，船队解缆往大嵙崁航行，才前进数百米，便遭遇到苏力、苏俊、林久远、陈小埤等人为首的二百余名三角涌抗日义勇军奇袭。

经数小时的激烈战斗后，日军水路运送队几乎全队覆灭，仅有4名兵卒幸免脱逃。

三角涌战役

三角涌是台北附近的一个村庄，地形险要，当地民众具有反抗外国入侵的斗争传统。日军占领台北后，又逃来了大批难民，他们共同抗日，同仇敌忾，士气旺盛。

而台湾光复后三峡许多老者的说法为：三角涌客家义勇军接获抗日义勇军通知，得知日军以水运方式运输后勤弹药与食物会经过今三峡与莺歌交接触的流域，于是，客家义勇军结合部分隆恩埔原住民配以长刀、自制竹刀与弓箭在南靖庄埋伏。

7月12日清晨4点多，在发现日军水路运送队40名士兵后，客家义勇军躲在暗处先以弓箭射击，部分日军见状持枪反击，但天色昏暗无法得知埋伏的义勇军的确切位置，加上部分日本士兵中箭而纷纷弃船逃离，而逃亡的日本士兵登岸后往一片树丛（今台北大学校园）移走，将近百余人的义勇军纷纷持大刀等武器开始杀红了眼追击日本士兵，并在今台北大学校内近身短兵厮杀，日本士兵兵力单薄不敌百余人义勇军，一一被乱刀砍死。义勇军商议后将日本士兵埋葬于此，藉以湮灭证物以防日军报复，然而因为树丛掩蔽仍有数名日本兵幸免脱逃。

事后日军得知此事，才有后来的三角涌规模大屠杀百姓的事件以作报复。

三角涌大屠杀事件

7月11日，一支由25人和6艘运输船组成的日军水路运粮队，由台北出发，12日到达三角涌。

13日晨，日军运粮队遭到义军袭击。数百名义军夹河射击敌船，击毙运粮队日酋樱井曹长，除三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击毙。

15日，由山本小队长率领的一支21人骑兵队，来三角涌侦察，找村民引路，被引上盘杭头狭路。正疑惑间，忽然枪声四起，响彻山林，伪装成农民模样的义军，拿出预先藏好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向日军射击，宁静的山河顿时草木皆兵。日军被迫后退，但无法摆脱义军的包围，只有三骑侥幸逃脱，其余全部被歼。

日寇恼羞成怒，为了报复，22日又纠集三个支队的兵力，由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指挥，包围三角涌，杀气腾腾，企图一举消灭那里的抗日力量。三角涌的义军和当地民众，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挖陷讲、设埋伏，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抗击日军。经过两天激战，义军壮烈牺牲数百人，三角涌沦入敌手。日军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烧毁了数以千计的民房。

三角涌义军和民众的英勇抗日行动，充分显示了台湾人民不畏强暴、誓死抵抗侵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三、新竹争夺战

台北失陷后，唐景崧、林朝栋、杨汝翼、丘逢甲等相继内渡逃跑，激起了台湾广大爱国军民的愤慨。

这时，台北陷落，台中空虚，台南势孤，台南地方绅士决议推举刘永福为“民主国总统”以坚持局面。刘永福坚辞不受，仍以“帮办防务”的名义指挥台南军事部署。刘永福发布文告，筹备粮饷，训练兵勇，准备与日军周旋到底。富有反抗侵略和爱国精神的台湾人民，决心同日本侵略者开展武装斗争。

刘永福是赫赫战将，在中法战争中战功卓著，战后任南澳镇总兵。甲午战争爆发，清廷令刘永福率黑旗军，协守台湾。唐景崧等内渡，刘永福受民命于危难之中，在花甲之年，挑起领导台湾抗日的重担。

当时，受刘永福领导的台湾抗日队伍，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以吴汤兴、徐骧等为首的台湾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团；黑旗军；台湾知府组织起来的新楚军和爱国士绅募集的乡勇。

刘永福根据当时形势，做如下部署：令知州刘成良（刘永福之子）及提督陈罗、游击李英、都司柯壬贵等分别率部防守旗后（今高雄市）大坪山炮台及四草湖、白沙墩、安平等台南海口；令副将袁锡中率部驻防自南后山卑南各处；令参将吴世添率部巡守台南府城；令各部勇营及各路义军布防各地。

日军占领台北以后，于6月13日兵分两路向新竹方向进犯。西路沿铁道南下，经桃园，攻湖口，拟由此直通新竹。东路则顺着淡水河上游南犯，然后从东面迂回，与西路军夹攻新竹城。

新竹县城濒临凤山溪下游，是台湾北部西岸的一个重镇，也是台北进入台中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比较有利于据守。

6月上旬，刘永福即令新楚军分统杨紫云会同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义军驻守。中旬，日军主力近卫团来犯，诸军分路于大湖口、龙潭陂等地据险狙击，激战6天，打退日军多次进攻。

在另一带山区，山海镇胡嘉猷率所部义军有力地阻击东路之敌。当日军窜来时，胡嘉猷率众人进入竹林，登上一个旧炮台，居高临下，瞄准射击。日军依仗人多，聚而环攻，胡嘉猷率数十人拼死据守。徐骧的民团和大溪、三角涌一带的武装群众闻讯赶来参战，围住了敌人。一时杀声震天，击毙日军60多名，其余残敌逃跑。

1895年6月19日，日军步兵第二联队，在坂井重季大位率领下，从台北到达中坜。6月21日，日军向义军前哨据点大湖口进犯。吴汤兴所部义军，自湖口镇出发，迎击西路之敌。

日军依靠武器上的优势，疯狂射击，但盲目地连发排炮，命中率很低。吴汤兴所部义军士兵大都为善猎的山区居民，行动矫健敏捷，精于枪法，他们弹无虚发，打死了不少日兵，日军狼狈而逃。

两天后日军侵犯杨梅镇，吴汤兴、徐骧等部义军由大湖口分路阻击，在杨梅镇同日军发生激战。陈起亮率民团和义军赶来助战，三路夹击日军。义军怀着国恨家仇，英勇作战，歼敌多人。日军仗着兵多、武器精良，疯狂进攻，在中午11时许逼近大湖口。义军凭借着大湖口兵营围墙的掩护，与日军鏖战数小时。围墙被日军猛烈炮火摧毁，义军被迫后撤。日军攻占大湖口。

6月22日，日军从大湖口进犯新竹。9点，日军占领新竹县城东侧的高地。在炮火掩护下，日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攻打新竹新营，一路攻打新竹车站。

守军苦守一阵之后，因粮械不济，被迫退到城外。日军工兵架木梯越墙而上，经过一场巷战，日军占领县城，疯狂屠杀城内百姓，但并不能吓倒抗日军民，只能激起人民的仇恨和反抗。

新竹为台中门户，战略地位重要，新竹如失守，台中必危急。抗日义军为保卫台中，便积极筹划反攻。

24日上午，敌骑兵一队在新竹北面遭到义军攻击，被歼多人，残敌狼狈逃回新竹城。

25日凌晨，吴汤兴率义军400余人反攻新竹，在城郊与日军展开激战，攻至西关，姜绍祖也率部赶来参战。激战到下午，日军不支，龟缩到新竹城内，不敢出战。

7月1日，敌调步兵、炮兵、工兵联合来攻。胡嘉猷率部坚守在一座坚固的大房子内，沉着应战，从上午9时一直打到下午4时。义军英勇抗击数倍于己之敌，巍然不动，敌人伤亡不断增加，只得撤退。

徐骧率义军阻击南犯日军，三次打败敌人，迫使其退回新竹。

7月9日夜，抗日义军集结万余人，分四路再次反攻新竹城：由傅德星攻东门，管带陈澄波攻西门，吴汤兴率主力攻南门，姜绍祖、徐骧从侧后进攻。陈澄波遇伏军败退。吴汤兴率义军占领城东十八尖山，炮轰城内日军。日军派出步兵、炮兵各两个中队反扑。义军诱敌深入，分兵夹击，大败日军。徐骧率民团从背后攻击日军，两支队伍互相配合，奋战不屈，与敌人展开肉搏，义军战死20多人，反攻新竹没有成功。

7月18日，姜绍祖率义军200多人，绕过十八尖山，再攻新竹东门。正拟守城，不防日军大队人马骤至，将义军包围，姜绍祖的部队被分为两截。姜绍祖率领一部分战士，退入十八尖山脚下叫做枕头山的小山坡竹林中。他们望见十八尖山头战斗正酣，就登上一所房子的屋顶，向山腰之敌猛烈射击。日军发现背后受敌，就调兵来攻，于是枕头山又展开了一场血战。姜绍祖部人数过少，坚持到傍晚，弹尽粮绝，或死或伤，或被俘遇害。姜绍祖知必死无疑，乃服鸦片烟膏就义。

这次反攻新竹战役，由于兵力不足、武器远不如敌人，也由于各路义军配合不够紧密，未能收复新竹城，但歼敌不少，鼓舞了群众斗志。

例如7月12日，大溪镇一带的抗日武装，侦察到有一队日军开往三峡庄，在敌行进途中打了个伏击战，歼敌200多名。13日，义军袭击从台北开出的运输敌军粮一列火车，毙伤押车的敌兵多名，缴获了大批军粮。14日，一队义军在淡水河的莺歌渡口伏击敌运粮船队，杀伤敌人30多名，缴获了敌船18艘及所载军粮。15日，由板桥前往三峡的一队骑兵20多名，遭义军武装的夹道伏击，全数就歼。这类游击活动，牵制了日军兵力，打击了敌人后方的统治，配合了抗日义军的正面作战。

台湾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勇敢顽强精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日军中有人这样写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就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一个人，甚至年轻的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勇敢，丝毫也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会马上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村民是以顽强和勇猛著称的。”

在新竹争夺战中，大小20余仗，歼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把侵略者拖在那里长达50多天。日本政府看到近卫师团伤亡很大，南下战事进展缓慢，又派陆军中将乃木率领第二师团赴台增援。

日军在南下新竹的同时，又派兵舰侵入台湾西南海面。日舰两艘攻击安平口，企图由此登陆，往北推进，与南下之敌配合，以攻占全台。驻安平炮台的黑旗军发炮还击，击退了敌舰。敌舰登陆安平的企图一时未能得逞，其进攻仍限于北面一线。

当日军进攻新竹时，刘永福派李惟义率兵北上驰援。

当新竹、台中相继陷落后，南下的日军又在苗栗、嘉义等地遭到顽强阻击。

日军深知刘永福黑旗军善战，日本人曾在6月25日通过英国人致信刘永福，声称清廷已将台湾割让于日本人，并命令官员内渡，况且台湾全岛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说他以孤立无援之军来固守台南一隅，实无益处。只要放弃抵抗，一定保证其安全回到大陆。刘永福在回信中对此坚决予以拒绝。日军见劝降不行，加之最初在台登陆的近卫师团兵员损耗很大，急从国内增派大量部队支援近卫师团的南进。

在台湾北部地区，当时敌人只占领了少数城市，而广大的山区农村，仍有抗日武装在活动。敌人为此不断地进行所谓的“扫荡”。义军在反扫荡中也屡创敌军，突出的如平镇之战。6月28日，日军一部从桃园进犯平镇，胡嘉猷、黄盛娘等部义军在中途邀击，打退了敌人。

四、黑旗歃血，浴血台南

台北失陷，唐景崧逃回大陆，台湾不可一日无领袖。于是台南绅士们集会商议，决定推选一人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刘永福以其战功和威望成为了唯一人选，但是他坚决不受。即使是散会后台湾绅士集资铸造了一颗台湾民主国总统印送来，刘永福还是执意不收印，他对台湾绅民说：“送印没有必要，也不重要，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但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想尽办法赶走倭寇，保卫我们的身家性命和家园国土，我们绝对不能够落到日本人手里做牛马，我们的民族需要我们大家拯救。现在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壮大我们的队伍，强壮我们的军队和战马，日本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这个事情之前，大陆传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上海转来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来电：“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

黑旗军还在否？要坚守住，不要放弃，救兵马上就要来了！这对当时苦苦坚守的台湾民众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

为此，刘永福心情非常激动，认定局势会有所变化，台湾不可能落到日本人手里。他后来还和台南文武百余人集会并歃血同盟，发誓共保台湾，并向民众发布告说救兵将至，台南人民听到后，一时间欢声如雷。

但是，刘永福失落了，台南民众失落了，所谓的俄国干涉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内地一些督抚答应去救援也一直迟迟没有行动。可叹刘永福多次派人回大陆拜见两江、浙闽、两广、直隶等总督，请求他们的援助，但都因为朝廷严旨禁止运粮械济台的政策限制而无功而返。就连当初发去“福音”的张之洞，最后也在朝廷的严诘之下改变了态度，任刘永福在电报里一再苦苦求助，最终还是爱莫能助，选择了袖手旁观。

历史留下了两封当初刘永福致张之洞的求援告急电报，足以见到刘永福当时锥心的困窘心情：

8月19日：“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天地父母，只公一人，乞救福死，而拯民生。”

只有您一人，能救我们民众的生命，要快要快啊！

8月22日：“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援，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

我死不要紧，但是您一定要为大局算计，设法救援！

8月25日，张之洞复电刘永福说：“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张之洞的意思是，你放弃台湾，内渡回大陆吧。

10月2日，刘永福派易顺鼎从台南回厦门商借兵械，张之洞答复说：“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乞求救援倒成为了节外生枝，如果事情泄露，朝廷震怒，还会引得日本人的责难，这是给国家添麻烦，你还是赶紧走吧。朝廷，已成惊弓之鸟，为列强是瞻，已腐化到了极点。

易顺鼎见事无可为，不禁长叹一声，道：“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

黑旗军此时有三难：

一是粮饷匮乏。行军打仗，粮草先行，要吃饭，要发饷银。但台南经济并不发达，根本无法承受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供给，还好有本地民众的支持和将士们的理解，不然，黑旗军和义军早已溃散而去。

二是枪械弹药缺乏。黑旗军和义军的军械全靠内地供给，而朝廷禁止济台粮械，这给他们抗击日军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三是兵力不足，尽管有民众踊跃加入抗日力量，但和日军的优势兵力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

台湾仅存台南地区未被日军占领，若不是刘永福在此坐镇，台南恐怕早已陷入敌手。但是，黑旗军处境这么困难，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日军占领彰化后，在八月底即攻占了台中诸城，并开始进逼台南。

这时，桦山资纪给刘永福发来劝降书，劝告刘永福听从清廷的旨意，放弃抵抗。要是他愿意内渡的话，他将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威逼利诱，又是老伎俩。

刘永福接信后，复书桦山资纪并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黑旗军要和台湾共存亡，“以守兹土，以保此民”，就算是死也不能抛弃国土这一道义。

日军劝降不成，便决定加大进攻的力度，并从本土抽调了第二师团及其他部队2万多人增援。

10月，日军以四万大军分三路向台南攻击。

10月9日，日军进攻嘉义县，驻守嘉义的黑旗军猛将王德标派士兵埋设地雷直达日营，炸死炸伤不少日军。日军惊恐之下，用巨炮猛轰嘉义城墙，王德标被迫率部退守曾文溪。

这个时候，曾文溪已经是台南府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刘永福打算在这里率领黑旗军进行最后的抗御。

当时黑旗军和义军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曾文溪集合，刘永福命总兵柏正材统率全军，兼统王德标七星队、徐骧、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总兵力大概四千余人。

曾文溪位于台南以北三十多里，溪的南岸有一长堤，高一丈多，北岸为沙地，此处的地势有利于防守。但是黑旗军兵少将寡，装备不齐，战士们饥肠辘辘，面临绝境。

10月19日凌晨，大批日军开始向曾文溪前进。

四千名黑旗军和义军严阵以待，双方在此展开最后的殊死奋战。

在大炮的掩护下，日本步兵一步步接近黑旗军的阵地。日本在炮火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力量实在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的阵地相继被攻克，将士们最后只能和敌人展开白刃战。

义军统领徐骧(1)率先锋营与敌步战，拼杀在前，越战越勇，可是不幸头部中弹，血流满面。他仍旧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但最终还是不支倒地，英勇殉国。

国土不保，家园既失，何以家为？时人评价徐骧说：“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顶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人者，尤可敬矣！”

由于实力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在曾文溪之战中损失惨重，死伤无数，总兵柏正材在战斗中阵亡，王德标最后下落不明。

事实上，此役已经是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台南府城已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面前。

此时的刘永福，这位当年在越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抗法传奇英雄，已经是山穷水尽，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再想了。眼看外援无望，粮饷告罄，曾文溪之战又遭沉重打击。就像当时一些人所说，哪怕诸葛孔明再世，恐怕也不能挽救大局了。刘永福仰天悲呼：“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多么沉重的负罪感！被人误，又误广大台民，刘永福可悲可叹！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

日本的劝降接踵而来。10月20日，当日军准备以两师团之兵力围攻台南城之际，刘永福弃台南城军民内渡中国厦门。

刘永福弃职逃亡后，台南当地士绅便推举英国牧师巴克礼请求日本军队和平进城协助维持秩序。

而同一天刘永福搭乘的英国轮船也被日本截获，但因不符合国际公法（在厦门近海属于中国领海），经过英国外交施压后，日本被迫放走刘永福，史称“1895年台海登船临检事件”。

10月21日，日军顺利进入台南城，日方认定台湾民主国已经灭亡。同时，日方称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因疟疾在送回日本治疗，并于11月初暴毙身亡。

日本人并没有结束他的残暴行为。10月23日，历经千辛万苦的日军总算得以武力控制台湾，被刘永福放弃的8000多名清军和3000多名黑旗军在群龙无首下慌乱投降，被日军虐待（屠杀1000多俘虏并在缴械后到遣返一直都没有给予水跟食物，又饿死160多人）。

刘永福回到厦门后，很快便回到广东之钦州。刘永福孤军守台南数月，最后失败内渡，世人都对之表示理解和敬重。

10月27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已经全部被平定下来。但是还有些地方死灰复燃，零星的抵抗时有发生，大多是各地义军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不时地袭击日军。整个侵台过程持续了5个多月的时间，这5个多月里，日军共有3万多人死伤或罹病，其中死4600多人，包括日军近卫师团长和第二旅团长均死于台湾。

1896年3月，日本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在台湾建立了总督独裁的殖民统治。为了更好的控制台湾，日本又在建立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警察制度，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的各个角落，使台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最多的时候，全台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多处，警察有18000人，将台湾变成了最好的“殖民试验地”。但是，台湾民众的反抗一直不曾停止。

反抗与斗争

虽然桦山总督宣布已平定台湾，但台湾各地方的日军与台民的武装小冲突仍此起彼落。先前第二师团主力由枋寮往台南前进时，虽然曾在茄苳脚、头沟水庄的左堆义军有过步月楼战役，但当时急于进攻台南，并未特别注意到下淡水溪左岸平原的六堆（此时实际只剩五堆）客家抗日势力。

台南陷落后，六堆客家军分别在十月底及十一月初于潮洲寮庄（今屏东县潮州镇潮州）、顶子林庄（今屏东县万丹乡顶子林）袭击日军侦察队。

其后凤山地方守备队侦察得知抗日军动向，第二师团长遂下令以凤凰山守备队（东北抽调来接替精锐部队禁卫师团防务的普通部队）为主干，编成一支队以追剿六堆抗日军，由山口素臣少将担任队长。

11月26日正午，山口少将下令全力攻击位于火烧庄（今屏东县长治乡长兴村）的六堆客家军大本营。

日军以较为优势的武器及火力击退六堆客家军，并放火烧毁邻近各部落，至傍晚返回阿猴街，至此火烧庄战役结束，此即为乙未战争最后一场战役——火烧庄战役。经该役后，日军完全摧毁六堆地区抗日力量。

这场战斗日军出动步兵两大队（1020人）、骑兵一小队（70人）、炮兵两中队（222人）、工兵两小队（140人），共1432人，而六堆去掉左堆2000人还有10000人的兵力，但是毕竟未受过军事训练且缺乏重武器最后仍战败。

在台湾南部发生火烧庄战役之时，台湾北部亦同时发生抗日武装冲突，11月25日台北附近民勇便分别在三角涌、宜兰、瑞芳、景尾（景美）、八芝兰（士林）及桃仔园（桃园）等地起义。特别是早期抵抗日军最激烈的大嵙崁（今桃园大溪）风云再起，由江国辉、吕建邦及李家充领所率之抗日义军最令日军疲于奔命。

1896年元旦当天胡阿锦、陈秋菊、简大狮等人集众合攻台北城，但仍以失败告终。

各地残留义军持续抗争。简义(2)苦战而降，但手下军队并未气馁，共推柯铁虎为首领继续抗战，继承铁国山的军号跟日本长期周旋。林少猫(3)虽然组织民兵两千人（含七百布农族兵）准备抗日，但在1895并未出动，形成一股割据势力，并在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屏东反攻战。

因原住民剽悍又熟悉地形，日本人此时仍无法控制原住民所在地区，但在日后发动了长达十九年针对的布农族的武装冲突。

知识链接

台湾有过多少次被占领的历史？

荷兰、西班牙殖民沦陷时期

时间：荷兰殖民沦陷时期，1624-1662年（38年）；西班牙殖民沦陷时期1626-1642年（16年）。

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朝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残酷剥削台湾人民，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

荷兰殖民者的行径，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九年后，他们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领25000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两岛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

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仅4个月即病逝。郑氏政权把大陆的政治、文教制度移植台湾，重视土地开发和兴修水利，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郑氏政权末期，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达12万人。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沦陷时期

时间：1895-1945年（50年）。

1683年，清朝派施琅率军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率众归顺。自此台湾在清朝直接统治之下。1684年，清朝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自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台湾的淡水、鸡笼、安平、打狗相继开港。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对台湾虎视眈眈。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侵逼，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中法战争以后，清朝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购买轮船，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建街造路；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刘铭传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朝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实行总督专制的统治体制，建立严密的警察制度，控制台湾社会，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把台湾人民变成日本的忠臣良民，并实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经济政策，为侵略战争服务。

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日军占领初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进行了长达20年的斗争。

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台湾人回到中国大陆参加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作出了贡献。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发出《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主权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中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人民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中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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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骧，字云贤，祖籍广东，台湾苗栗人。徐骧为人刚毅，胆识过人，能文能武。日军侵台后，徐骧毅然投笔从戎，号召乡人抗击倭寇保卫家园，并组成义军一营奔赴前敌。徐骧率义军转战台中台南各地，每战都身先土卒，出生入死。曾有人问：“眷属何在？”徐骧答道：“有天道，台湾不亡，吾眷可得也；台湾亡，遑向家乎？”

(2) 简义（1835-1898年），或作简宜，字精华，生于台湾云林县梅坑（今嘉义县梅山乡），后迁居庵古坑（今云林县古坑乡），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早期的抗日领袖，归降日本后被任命为公职。1898年病逝（一说被抗日义士刺杀身亡）。

(3) 林少猫，台湾抗日民族英雄，原名苗生，号义成，其详细家世已不可考。绿林出身。1896年因愤恨日本侵略军蹂躏台湾的暴行，在台南凤山（今高雄）城南凤岭聚众数百人起兵抗击日寇，队伍迅速发展至数千人。常袭击凤山县城、阿猴街等处日军。1898年冬，会同另一支义军林天福部出击，台南日军纷纷惊逃。1902年大张宴席为母祝寿，被日军乘机攻入山岭，与部众同遭杀害。

尾声：甲午之战影响

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也是亚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

不得不承认，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好的一段时期。

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

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战争最后的结果。

当时，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清朝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

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日本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政府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

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大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

另外，日本为了对抗俄国，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

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在1904年引发了日俄战争。

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版权信息

书名：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

作者：干春松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7-01

ISBN:978754436626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引言

上篇
第一章 超越生命：神仙信仰的心理、社会构成
一 生死玄机

二 帝王与神仙
三 巫师、方士、道士与神仙
四 梦与神仙梦境与仙境

第二章 理性与迷信：神仙信仰的流变
一 贵生与长生

二 天与人神与人
三 阴阳五行和精气
四 道家与神仙
五 道教与神仙

第三章 仙风道骨：神仙的特征和品位
一 神仙的形象

二 神仙的品位和神仙谱系

第四章 仙界灵境：中国古人的乌托邦
一 三十六天

二 三岛十洲

三 洞天福地

第五章 炼形与炼神：成仙方术种种
一 服气

二 导引
三 行气和胎息
四 存思、守一、内视
五 房中术
六 外丹
七 内丹
八 外炼方术

第六章 实用理性和享乐主义：神仙信仰与中国人的心理
一 入世与出世

二 心灵与肉体

下篇
第七章 先天真圣
一 三清与元始天尊

二 玉皇大帝与四御
三 太上老君
四 西王母（王母娘娘）
五 东王公

第八章 后天仙真
一 华夏始祖——黄帝

二 月宫孤栖——嫦娥
三 房中之祖——彭祖
四 封神之神——姜太公
五 纵横始祖——鬼谷子
六 文始真人——尹喜
七 南华真人——庄子
八 求仙使者——徐福
九 茅山仙祖——三茅真君
十 万古丹王——魏伯阳
十一 太极真人——刘安
十二 诙谐岁星——东方朔
十三 太平教主——干吉
十四 役使鬼神——费长房
十五 首席天师——张道陵
十六 太极左仙公——葛玄
十七 竹林狂士——嵇康
十八 水府仙伯——郭璞
十九 净明教祖——许逊
二十 雅恤民意——麻姑
二十一 蓬莱水监——陶弘景
二十二 天师——寇谦之
二十三 情仙——裴航
二十四 扶摇子——陈抟
二十五 王重阳和“全真七子”
二十六 显化真人——张三丰
二十七 八仙

第九章 民间神灵
一 钟馗

二 财神赵公明
三 关圣帝君关羽
四 天妃娘娘（妈祖）
五 灶神
六 城隍
七 土地神
八 门神
九 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
十 酆都大帝
十一 文昌帝君

结语 神仙与现代人的生存智慧
一 珍重生命

二 享受生活

三 神仙境界：中国人的智慧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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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两千多年前，夕阳正伴随着农舍的炊烟向西边慢慢地沉下去，秋虫的鸣叫在凉爽的晚风中飘荡，倦懒的孔子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任潺潺的河水从指尖流淌，不时有调皮的小鱼在水波中跳跃。一直默默无语的孔子望着不知疲倦东流而去的河水，一声沉重的叹息从他嘴里啾然而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差不多与此同时，希腊的哲人赫拉克里特在另外的一条河边也发出同样的慨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每一个富于感情拥有健全理智的人，总会因为某一种突然的触发，如夏夜的星空、缤纷的落花、燕子的归程乃至自己头发中悄然生出的白发……而陷入对于自己生命的沉思。正如著名的印象派大师高更在太平洋的岛上所说的一句最平常不过的话：“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而种种的思虑之中，最扣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对生命的思考。有时，我们常常会莫名地感到一阵恐惧涌上心头。的确，我们的人生无时不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犹如在贝多芬的《命运》主题中那段命运之神不可阻止的脚步声，它使我们无奈、焦躁、绝望，苦心经营的人生顿显渺小，“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随着死亡的降临，孜孜以求的名誉、地位、财富，都将随风飘散。可以说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耗费了人类历史上无数智者的思虑。人们无奈地面对一个与生俱来的难题，我们的灵魂需要一个安顿处。

叔本华说过：“虽也是贪生，却更是怕死。可死总是站在后台，无可避免，并且随时准备走到台前来。”几千年来，人类一直与死亡的阴影作着顽强的抗争，所有的神话、宗教都几乎是人类与之相抗争的精神轨迹，这一切凝聚着一种共同的心声：以想象中的永恒来抗拒死亡、消解死亡。而中国人甚至希望通过一种修炼达到肉体的永生。因此，古人们本能地拒绝死亡的必然性。

有一个外国神话说：月神曾经派一只虱子来传达他的一个担保，即人可以不死。不过月神的话听起来有些拗口：“像我死又在死中活一样，你也将死又在死中活。”多事的兔子担心虱子的能力，在半道上追上了虱子，说它可以把这句话带给人类。然而兔子却忘掉了话的内容，只好乱说一通，“像我死又在死中腐坏一样”云云。兔子返回月亮之后，月神非常生气，在气头上就刺了兔子的嘴一下，从此以后，兔子的嘴唇就裂开了。

兔子的嘴唇裂开当然只是小事一桩，可怜的人类从此便无法再摆脱死亡的厄运。其实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民族的神话中都有类似的原型，即人类只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例如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之类），才导致死亡之不可避免。而按其“本来的面目”，人是可以永生的。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和木乃伊，中国秦始皇的兵马俑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因为一种偶然的原因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只要经过一个特殊的阶段，他们就可以因为神的召唤或在别的特定的条件下恢复生命。

这种永生的信念在不同的宗教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基督教对于复活的信念，佛教基于灵魂不灭而引出的对于来世摆脱轮回的教义。但显然这些宗教都将目标定在来世或是上帝举行末日审判之时，对于自身的肉体往往持否定态度，如佛教将人体视为“臭皮囊”，认为人的欲望肯定是阻碍精神升华、灵魂走向彼岸的最大障碍。

但有一部分中国人则肯定现世的快乐，从早期的方士到后来的道士，一直将肉体不死作为最高理想并进行各种实验。

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记录着中国人对于永生的信念。中国古人们认为在海上、山上或远方奇异的国度里，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泉水如美酒，涧水似蜜露，遍地是金玉异物，漫山仙草灵药。神仙们生活在这里，乘云驾雾，呼风唤雨，吐纳天地之精华，吸食宇宙之甘露。漠然虚静而恬适欢愉，淡泊无为而自得其乐。中国人还认为，一般人只要吃了不死之地的东西就可以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并一样能飞升漫游于天地之外。

这种肉体不死的信仰与逐渐形成的房中、食气、吐纳等成仙方术，与方士们连续不断的求取不死之药的努力一起，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仙信仰，并在汉代以后，发展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中心教义和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发展至魏晋、唐代而达到顶峰。

神仙信仰由神仙、仙境和成仙方术三方面组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成为道教的中心教义和终极理想之后，体系日渐完备。首先道教在与佛教的激烈斗争中，积极地吸收其思想观念和教规仪式，诸如道观的设立，经典的收集等等，到了宋明之后，道教（如全真教等）甚至由重生向厌生转化，充分体现了佛教、特别是禅宗对于神仙信仰的影响。道教对于儒家的屈从是全方位的，这完全是为了在儒家主导的中国占据一席之地而不得不采取的姿态。从净明派对于忠孝的强调，到神仙谱系的完全等级化设计，神仙世界已经完全是人间秩序的翻版。神仙方士们利用自己的独门方术和对于房中术的阐扬，往往能迷惑君主而使自己处于既危险又有利的地位，这种上层路线影响着道教的教义。

神仙信仰系统化的重要步骤是神仙境界和成仙方术的完善。道教的神仙世界有三十六天、三岛十洲和洞天福地等，而成仙方术则是以外丹和内丹为核心的炼养体系。

中国的神仙信仰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有密切的联系，但区别是明显的。所谓神仙指的是像神一样生活的人，其立足点在人而不在神。这浸透着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独特韵味。而且，神与仙的形象和职能也有重大差别。天神一般具有奋斗牺牲和拯世济民的精神，如盘古之开天辟地，女娲之炼石补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仙人则超脱悠闲，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居高处远，踏雪无痕，乘云驾雾，潇洒自在，立足于个人的自由和解脱，因此有人认为他们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

我们知道中国神话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神人同一，而非西方神话思维之神人同构，并非将人与神看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神和人之间并非存在不可跨越的界限，这既为神仙可学而成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得道教徒可以毫无困难地将神话人物改变成神仙。

所以，中国的神和仙其实从来就没有分得很清楚，而中国人对于信仰的随意态度助长了这种混乱，在三教合流的趋势之下，道教将民间的神灵、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仙通通归拢到自己的阵营中，致使宋明之后的神仙谱系中既有七星二十八宿、雷公、风神、雨师、电母等自然神，又有如来、观音等佛教的菩萨，又有各种学道成仙的人。各种各样的行业保护神也加入了神仙行列，如厕所神紫姑、门神、财神等，凡是在人所需要的地方就会有相应的神存在。神仙信仰逐渐失去其独树一帜的独立性而融化在众神共处、儒释道三教教义杂陈的中国民间信仰的大熔炉中。

神仙信仰可以说是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奇妙结合。其理想性体现在不甘心接受人终有一死的必然性，幻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某种奇异的经历达到肉体不死的目标。这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生命的崇尚和反抗死亡的勇气。而其功利性体现在肉体不死的目的只是为了延续快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神仙信仰的产生标志着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从浑沌茫昧的原始信仰中逐渐洞识宇宙秩序的自然和谐与人生秩序的安排。在现实社会里，人类永远无法脱离自然与人文的轨道。于是乡民的内在心灵，不再如原始生民般对自然现象充满了好奇心，也不渴望有创世英雄的无比伟大的力量，而是希望重建宇宙的秩序，提升外在的生命，回归一个和谐自足的乐园。”郑志明：《中国社会和宗教》，第11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中国人向来主张“神道设教”，也就是说对于宗教缺乏必要的虔诚而多关注宗教的教化作用。因此在中国宗教中，特别是在神仙信仰中，强调以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超越，而非西方宗教那样期待上帝的拯救。

在众多的神仙传说所虚构出来的神仙中，有的是从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借鉴过来的，如西王母、东王公、后羿等，有些是早先自然崇拜的遗存。这都体现着道教的驳杂性。不过神仙队伍中的大部分则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神仙理念、不同的道德理想塑造出不同类型的神仙，真可谓江山代有神仙出。在这些神仙中，有些是与神仙信仰关系密切的帝王将相，有些是解民于倒悬的清官廉吏，有些是忠士烈妇，体现了神仙信仰与现实道德的妥协性。神仙中更多的是那些掌握了一些神奇法术的方士、道士，或声名远扬的隐士。他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们或祈雨免灾，或能变形遁身，但他们的共同前提是忠义刚烈，体恤民意，蕴含着正义战胜邪恶，体现了中国古代老百姓的所喜所恶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多人完全是因为深受民众的喜爱而被尊奉为神仙的。如三国时期义勇双全的关羽，沿海地区渔民心目中的保护神妈祖等。

神仙传说一般收录于汉魏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宋代话本以及史籍的“方技传”中。大量的则存在于方士和后世道教徒所作的神仙传记中。著名的如刘向的《列仙传》、葛洪的《神仙传》、明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历代神仙通鉴》等，总计共有五百多位。各种神仙传奇在民间广为流传，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像《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都浸润着中国神仙信仰的丰富内涵，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求仙证道为目的的种种神仙方术也为中国的医药、化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神仙信仰作为具有享乐倾向的宗教信仰，它追求的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境界，以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安慰，这反映了人们由于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屈服于自然的局限性。神仙信仰由于和巫术、民间方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其内容芜杂，甚至有着许多迷信、卑琐的观念，可以被看做是人类认识自然历程的一个缩影。

本书从结构上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神仙信仰的文化、心理根源的发掘揭示神仙信仰的来源、变化，介绍神仙信仰的内容，如成仙的境界、成仙的方术等等。

第二部分则根据对历代的神仙传说和这些被尊为神仙的历史、传说人物的真实史实的对照，介绍了这些在民间影响巨大的神仙。根据不同的原则，人们对于神仙的分类多种多样。本书借鉴前人的意见，将神仙分为三类：把出现在天地未判前的神灵称为先天真圣；而因为遇仙或通过修道而成仙的称为后天仙真；对那些有功于国家、护国佑民而为民众所景仰的，或是从自然崇拜中脱胎而来的神灵则称为民间神灵，分别予以介绍。另外，为了便于读者对神仙信仰有感性的了解，书中还配置了几十幅插图。

上篇

第一章
超越生命：神仙信仰的心理、社会构成

伟大的波斯王薛西斯（Xerxes）看着自己统率的雄武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希腊进发时，突然心头一酸，潸然泪下。他转过身对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而他的叔父回答说：“然而人生中还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人生固然短暂，但无论在这大军之中或别的地方都找不出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真正得到幸福，而且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感到活着不如死去。灾难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疾病会时时困扰他们，使短暂的生命似乎也漫长难捱了。”[1]的确，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而即便在这短短一生中，无数的磨难、意外会时不时地跟人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人们打消日益滋长的狂妄之气。而幸福是如此的难觅，以致于人们慨叹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即便是我们本来认为幸福的事，当其真正出现的时候，又会显得那么的无趣或容易被超越。性格古怪的叔本华在描述人生的本质的时候用了两个形容词：“痛苦”和“无聊”。他说人生就像一座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来回摆动，“在人们把一切痛苦和折磨都认为是地狱之后，给天堂留下来的除闲着无聊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幸福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追求幸福的过程。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安慰，其荒谬性在于因为幸福难觅，进而不相信幸福之目标存在。

不过人生本来就带有一些荒谬性，所以说人需要安慰，并且应该学会安慰自己，尽管我们知道安慰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宗教和部分取代宗教功能的各类心理治疗都是以给人提供安慰为其根本目的的。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与西方人不同，如果说西方宗教是典型的“救赎式”的，也就是希望上帝或真主将自己从现实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的话，中国的宗教则更追求一种当下的安慰效果，所以我们不会出现排他性的宗教仇视，而是人们在各种信仰中来回穿梭。出了佛教的寺庙转身就会进道教的宫观，经常性的是在一座山上既有庙又有观，根本不存在“一山难容二虎”的“地盘感”。人们常说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也是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儒家旨在鼓励人们去干点什么，而道家则是告诉人们干不成也没什么，最好是什么都不干。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思想是安慰性的。

总的说来，中国人比较容易安慰自己，中国文化的中庸品性有效地防止自己走极端。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宗教在中国虽略有争斗，可归根到底还是和气一团，相安无事，少有西方人对于异教徒那种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绪。可是，有一部分中国人在一个问题上倒是走了极端，就是坚信肉体不死，并积极实践。这就是本书所要告诉你的中国神仙信仰。

一　生死玄机

生死问题的确是人生的关键所在，以前我们看小说或电影总会看到这样的说法：“×××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可见死是人最难以消除的恐惧。世界上对于罪犯的最严厉的制裁就是处死，尽管不同的时代有花样百出的处死之法，但核心还是在于死。如果说人有所顾忌，那么最顾忌的就是生命的存在与否。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一句流传广泛的名言。其实自人类产生之时起，人们就开始追问生死这个难题。世间万物，有生有死是常态，但唯有人类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对于每个人而言的终极性。因为人是“能思考的芦苇”，并且这种思考能力是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标志，使人成为宇宙间最伟大的存在物。但在这种伟大的背后衬托的是人的悲惨和不幸。帕斯卡认为人的不幸在于：人不能不追求真理却达不到真理；不能不追求善良却达不到善良；不能不追求幸福却达不到幸福。这永远是一种矛盾：人类无往而不追求永恒和绝对，但在现实的局限性即人总有一死的前提下，人的无限性追求遭到彻底的摧毁。的确，人对于人生意义、目标，对于种种终极性的追索都无不起源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所以雅斯贝尔斯说：从事哲学即是学习死亡。

20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于生死的理解以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最为动人。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平常所经验到的只是他人的死，人的死不同于动植物的死亡和物件的毁坏，因为我们还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与死者同在。比如葬礼、祭奠等等。不过这种对死亡的经历只是一种旁观，而非自己在本然意义上的经历。

海德格尔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接受他的死亡，而不像别的事情那样能寻找到替代物，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2]在海德格尔看来，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丧失了其个体性和具体性，只有在死中才能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死亡对于每个人而言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而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什么时候死的不确定性和人总有一死的确定性是共在的。由此海德格尔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死亡态度，即畏惧（furcht）和焦虑（angst）。

畏惧是指因为对死的害怕而更加执着于日常的经验，如追求现世的快乐、财富等等，而焦虑则是从人总有一死中体会着存在的虚无性，发现人的存在是一种毫无根基的存在，从而把自己从其消散于世界的沉沦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也为保尔·蒂利希所强调：“寓于死亡恐惧中的不仅有对我们有限性的回忆，也有对我们无限性的意识。即意识到我们是受永恒的规定的，意识到我们丧失了永恒。因此我们切不可因难逃一死就甘当恐惧的奴隶。我们该当一死。”[3]死亡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即从有限的人生中寻找无限。

其实在我看来，对于死亡，每个人身上既有恐惧又有焦虑，这两种情绪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分得很清楚。就如我们对于宗教，我们是将之看作积极性的还是消极性的，这都存在许多难题。如大多数宗教都主张以弃绝现世的生命去追求永恒，这是逃避性、消极性的，因为宗教总是回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宗教家也是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他们勇于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放弃的勇气”，如耶稣般要为天下人作替罪羊。

东方人对于生死的认识以印度人最深入，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轮回的观念。轮回说几乎可以说是印度各宗教的共同信仰，佛教受婆罗门教教义的影响形成了“六道轮回”（有的派别则是“五道”）的说法。主张众生在业报之前，一律平等，而以自身的善德恶行来决定来世的转生。这六道指的是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佛教的六道轮回说关键是让人改恶从善，多积善行。有一个故事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生死观的趣味。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一条狗，站在印度的一座庙外狂吠，另一条狗来到它跟前问它是什么事让它如此气愤，第一条狗回答说：“我的前身是这座庙的祭司，但庙的托管人权大气盛，强迫我偷了庙里女神的珠宝，结果我轮回成了条狗，我现在就等着那家伙，一旦他出来，我就冲上去撕破他的喉管。”第二条狗怯生生地说，“你千万别这样，我就是那个托管人转世的。”不过佛教从根本上说是追求灵魂的解脱，而不执着于肉体，因为佛教的教义决定了所有目标的“空”“无”，佛之觉悟本身就是让追求尘世幸福的人认识到世界的无常，应该舍弃一切，而超越轮回。

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着力于灵魂超升的目标不尽一致，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信仰，即追求肉体不死的神仙信仰。肉体不死，这在原始宗教中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追求不死是宗教的主要根源。马林诺夫斯基说：“人类对于生命继续的坚确信念，乃是宗教底无上赐与之一，因为有了这种信念，遇到生命继续底希望和生命消灭的恐惧彼此冲突的时候，自存自保的使命选择了较好的一端，才选择了生命的继续。相信生命的继续，相信不死，结果便相信了灵底存在。构成灵的实质的，乃正是生的欲求的所有的丰富热情，而不是渺渺茫茫在梦中或错觉中所见到的东西。宗教解放了人类，使人类不投降于死亡与毁灭。”[4]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与世界上别的文化一样，中国人对待生与死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儒家主张从现实出发，以对于社会负责的态度对待人生，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所说舍身取义，这是中国人正统的生死观。墨家也强调为某种目标而牺牲，这一点在金庸的小说中有夸张性的描述，如“青城派”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阻止争斗。但道家从否定社会规范出发，认为不应为外在的标准而损害生命。这构成了神仙信仰的重视肉体生命延续的理论基础。中国文化总体上有重生倾向，这在下文中将作详细说明。韦伯说：“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评价’都具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重视自然生命本身，故而重视长寿，以及相信死是一种罪恶。”[5]中国人对于生命有着一种独特的感受，而作为本土宗教的最典型的代表，道教虽然也有一些救赎的理论，但始终没有放弃原始宗教中对于肉体生命的存在的信念。所以道教（原始道教）不是像别的宗教信念一样以弃绝现世来追求来世，而是直接追求肉体的长生。所以在每次面临重大的历史变乱时期，人们无法控制自己命运之时，往往是神仙信仰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说，东周列国时期人们对于不死的信念还完全是原始信仰的留存的话，到了秦汉时期，神仙已成为一种实践。当时在临近黄海、东海的燕国、齐国出现了住着神仙的海上三神山和吃了可让人不死的仙药的传说。随着不死之药和伴生的行气、房中术等成仙方术的出现，长生在中国人心中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这有当时统治阶级多次派人寻访仙山灵药和以黄帝为核心的种种传说的出现可以为证。这中间以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君主对神仙最为热衷。他们的行为极大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无论权贵、读书人还是普通百姓都“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指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陆贾：《新语》）。

神仙信仰的另一个高潮出现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诸侯间的征战使英雄豪杰辈出，但战争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能是悲剧，亲人的离别、无定的人生使得这个时期的人对于生命充满了矛盾。慨叹世道多舛，期盼人生安定，在他们狂放的形象背后，是对于生命的热爱。“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唯平生，俯仰独悲伤”（陆机）。出现了寇谦之、葛洪、陶弘景等集仙学之大成的人物，并且随着东汉末年道教的教会化和系统化，神仙信仰成为道教的中心教义，对于中国人的生命观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神仙的标志是长寿和现世的快乐，长寿固然是神仙信仰的核心，但长寿的目标是享受，谁也不会愿意在无聊和痛苦中延长生命。因此快乐人生更是神仙的标志，神仙信仰据此也被认为是享乐主义的，而非禁欲主义的。或许在基督教看来困苦是提升精神的必需，在佛教看来苦难乃人生之本来面目，因而都采取一种禁欲的立场。或许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青灯黄卷、孤身枯坐的和尚生活实在是一种真正的苦，因此但凡有别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的出路，断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寺庙。在中国，读书人首要的追求是读书、做官，除了在魏晋、隋唐等较短的一段时期内，僧侣并不受人尊重，这当然也包括道士。有着实用理性的中国人普遍很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即使是对于终极价值的体念，也很快会转变为一种现实的操作性的实践活动。酒足饭饱，别的再说。因此在大多数的神仙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毫无拘束的自由，及人所能设想到的享受，包括男女之间的情欲。对于快乐的追索显然是对于现实的困境的反衬。屈原说：“迫时俗之困厄兮，吾将轻举而远游。”（《远游》）贴切地道出了成仙归隐的真正原因。人生无时不在追求快乐，但即使在短短的人生中，快乐也是如此地难以把握。这当然有感觉上的原因，如“欢娱嫌夜短”之类，但根本上说幸福和快乐，正如其字面上所说的那样，是“快的”、“短时间的”。钱钟书以他惯有的幽默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几天的快乐赚了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6]

具体到古代中国人来说，神仙体现着不同层次中国人对于快乐的独特理解。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生存乃是第一要务，所以最切近的目标是风调雨顺，消灾祛疾，从而得以果腹免饥，安度天年。因而他们心目中的神仙能呼风唤雨，能以神水鬼符免人灾难，进一步的就是宫室华美、衣美食肥，与精神自由较少牵连。早期在秦汉年间流行的巫鬼道和后来的民间道教都反映的是他们的理想。

而对于具有一定地位的达官贵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永远保持他们的享乐生活，因此我们看到了类似于秦始皇兵马俑这样的大型墓葬，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中所需要的。当然万全之策是根本不上那个世界去，在神仙方士们的蛊惑下，他们相信灵丹妙药能使他们消解生死之大限。应当说他们是早期神仙信仰的主要经费提供者，并推动了神仙信仰的社会化。

对于希望立功、立德、立言的读书人来说，他们的最大理想在于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目标。的确，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士制度，特别是后来的科举制度给他们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但是在世袭社会中，一方面他们成功的可能和现实距离很大，因为通过科举而获得成功的人在总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小；其次在王权一统天下的时代，读书人即使获得了功名，但在整体的政治架构中，他们始终只能是配角。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士人们深感伴君如伴虎，稍有差池便会轻则远逐边关，重则诛九族，空负远大抱负而无施展之地。比如汉代的窦太后因为有个叫辕固生的读书人主张儒学治世，而与她以黄老道学为本的政见不同，而直接把他扔进了野猪圈里。而魏晋时期由于政治变乱频繁，名士们只能靠吸食一种叫“寒石散”的毒品来麻醉自己。他们身处庙堂而心系山林，或直接成为山林隐士。陶渊明说得明白：“密网裁而兔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服耕。”想不为“五斗米折腰”，则只能去享受“悠然见南山”的那份清闲。其实所谓魏晋风度，所谓名士之超脱是一种“受迫性”的，绝对是中国古代身怀高洁之志的士人们的重要的价值替代物。有趣的是，由于山林隐逸之士多为高风亮节之士，古代一直受人尊敬。在汉魏时期，甚至以征辟山林隐逸的多少来判定政治贤明与否，这当然引出了一大批的假隐士。但这种风气使得遁入山林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般来说，由于大量的后期加工和传奇化，隐士的经历往往曲折迷离、引人入胜，还有很多隐士则开始由对政治的失望而专注于研习长生方术，都使得人们逐渐将神仙和山林隐士联系起来。有郭璞的《游仙诗》为证：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

缘罗洁高林，蒙笼盖一山。

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

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在这里山中隐士已经与赤松等神仙亲密无间。而魏晋神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葛洪甚至将山林隐逸看作是成仙的必经之途。他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静也。”（《抱朴子内篇·明本》）

实际上从本书后面的神仙传中，我们会发现，古代传说中的神仙大多是仙化了的隐士，所以有人说“神仙亦当隐士耳”（刘鉴泉《道教征略》上）实为至当之断语。

生死之玄机使我们追寻不死之理想，现实之困苦使我们向往自由无拘之乐境，加上中国人的贵生倾向，构成了神仙信仰之基石。

二　帝王与神仙

“做了皇帝想成仙”，这一句中国俗语形象地说出了帝王们在神仙信仰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这么说，帝王与神仙的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简明的神仙信仰史。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帝王们拥有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天下的一切财物，自然而然就是皇家的私人财产。天下的奇货首先要让帝王们把玩，就是天下的美女也都尽归帝王们的后宫。所谓的“天下”，其实就是某一姓的“家天下”。老百姓则是他们的“子民”，生杀予夺概由他们为所欲为，即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尽管儒生们也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让皇帝有所顾忌，但由于没有任何的制度化的约束机制的存在，或者说某种机制只是一种表面文章，因此皇帝的权限就变成无限大，因此，可以说封建时期的帝王们享受着人间所能享受到的一切权威和快乐。

但是帝王们也有着与一般人一样的一块难解的心病，即人生苦短。对于那些衣食无着、苦熬时日的下层老百姓和科举失意、仕途无望的潦倒之士来说，神仙信仰无疑是一帖迷幻药，使他们在恶梦重重的现实生活中暂时忘却劳作之苦和失意之悲。但是对于专制帝王和世袭封荫的贵族来说，他们所焦虑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永葆权力和富贵，如何使毫无节制的享乐生活得以延长。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忙于攻城掠地的各国诸侯们就开始受当时逐渐盛行的长生不老传说的影响，纷纷打听不死之药和其他能使人长生不老的方法。崇尚奇异的齐国和燕国的国君对于神仙之事最为热衷。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齐景公就跟那个虽个子矮小但极为机灵的晏子感慨说古代那些不死的人，生活是何等的快乐自在。而齐威王、宣王及燕昭王，都曾派人到海上去寻找传说中的三座神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方面，当时社会心态普遍相信确有神仙存在，相信在名山大川之中，确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存在。同时方士们也摸透了帝王们的心思，知道要接近权贵，显姓扬名，就必须炮制出一套神乎其神又不可捉摸的方术来迷惑。他们首先将一些传说中的帝王封为得道成仙的典范，如将黄帝塑造成善于采阴补阳的房中大师。大禹长期治水，小腿患有风湿之类的疾病，因此走路的姿势有点特别，方士们便将一种方术步法称之为“禹步”，说是大禹成仙之后所创等。在以邹衍为代表的著名方士的影响之下，方士们根据一些民间传说并加以夸张附会，在充满着迷信氛围的春秋时期，很快受到了急于寻觅不死良方的帝王们的青睐。在帝王们的狂热和方士们的迷雾的笼罩之下，以不死之药及随后形成的行气、导引、房中等方术的出现，说明在普通百姓中逐渐确立了这样的理念，即长生成仙可通过某种人为的努力而实现，长生不死由一种遥不可及的传说而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且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可能性。

由于秦始皇的热衷，求仙活动在秦朝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潮。

在战国七雄中，鲁国一直强调礼义诗书治国，而在姜子牙的封地齐国则一直以道术治国，因此以齐国的方士为最多。而且当时传言生长着不死草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都在齐国的沿海（今山东胶东半岛一带），同时传说中黄帝与神仙相遇的泰山也在附近。因此在统一中国后，自觉有开天辟地之功的秦始皇便醉心于方士们不死的诺言。受到当时传闻的影响，秦始皇在他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前219年），亲自到今山东一带巡幸，并登泰山封禅。所谓封禅，就是接受天命的帝王在泰山顶上和山下祭祀天神和地神的大典，目的是与神灵相沟通。因为传说中，黄帝便在泰山封禅，并直接与神进行了交流。秦始皇封禅后在沿海各地巡游，其重要的目的是寻访传说中的神仙羡门子高之流，但终无所获。不过秦始皇并不死心，在临死前一年再度东巡寻觅仙人和仙药，最终不仅了无所获，而且还死在求仙的路上。

关于秦始皇求仙活动最为人所熟悉的恐怕要数他派徐福寻访三神山的举动。尽管秦始皇自己的东巡毫无结果，但神仙的巨大诱惑始终难以抗拒，加上方士们不断地上书，描述自己见过三座神山，因此秦始皇决定派方士去试一试。首先得到机会的是活动于今江苏连云港一带的徐福，秦始皇令徐福等人斋戒，率童男童女及强壮的弓箭手护卫，因为传说那里有巨大的鲛鱼会阻止人们的寻访神山。徐福的第一次“远征”很快便空手而归，但他还是说服秦始皇提供更多的财物进行第二次探巡。这一次徐福索性就是一去不回。是葬身大海，还是压根就没出去？还有一种传说说他去了日本。反正留下了千古疑团。秦始皇气愤之余，并未死心，后来又派韩终出海，依然是空存绝望。正可谓，一代豪杰秦始皇，空留笑柄为求仙。

秦始皇死后不久，秦王朝便在陈胜、吴广和刘邦、项羽的联合打击下消亡。狡猾的刘邦最终战胜了英雄气过盛且儿女情长的项羽而建立了汉朝。刘邦是一个小混混，但身边有许多得力的助手，武将中有韩信，文臣中有萧何、曹参等，弄得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而演出了“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刘邦在接受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建议之后，以休养生息的政策取代了秦朝的严刑峻法，黄老道学在汉初风行，这使得汉代的历史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汉初完全继承了秦代的神仙信仰，刘邦不但将祭祀活动进一步规范化，而且所祭神灵的数量大增。刘邦没有秦始皇般的气概，秦始皇对儒生不满，特别不喜欢儒生动不动拿老规矩来约束自己，就听李斯的主意，来个焚书坑儒。而刘邦的做法有些下九流，即是秉承其无赖的品行，将儒生引以为尊严的帽子脱下来，往帽子里撤尿。刘邦时期最有名的求仙者是张良。关于张良的传说很多，传说早年在一座桥头遇见著名神仙黄石公，得到兵书。后来又说他晚年跟另一神仙赤松子学道。与韩信的居功自傲终被杀的下场相比，张良的韬晦的确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如果功高震主，又不知收敛，结局往往是不得善终，这的确值得有识之士深思。

经过汉初几代人的努力，汉朝的国力日渐强盛，控制区域扩大，这从中国神话源头昆仑山位置的不断西移可得到证明。最初中国人心中的昆仑山大概就是泰山，到汉代逐渐西移至现在我们所说的昆仑山脉。昆仑山上的主要神仙西王母到汉代也由原来的整天尖声喊叫的厉神转化为温情款款的母亲形象，她掌管着不死之药。昆仑山的周围流着喝了能使人不死的水，据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目的便是去昆仑山寻觅不死之药。张骞也的确带回了核桃等植物，可惜并无传说中的不死药。昆仑山的西移表明中国实际控制疆域的扩大和中国人视野的扩展。

汉武帝虽然听从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神仙的兴趣，到了晚年尤其酷信方士之言，其热情丝毫不亚于秦始皇。最先被汉武帝赏识的方士自称自己已经活了几百岁了，叫李少君。一听这名字，便很有讲究，因为老子也姓李，人称老君，而他叫李少君，隐约透露出与太上老君的关系。他在觐见汉武帝时，便介绍了祠灶辟谷却老的方法，这显然比秦始皇时期虚无飘渺的三座神山要实际，因而更具诱惑力。他说祭灶可以招来鬼神，鬼神光临能使丹砂变成黄金，用黄金制造饮食器具能延年益寿，乃至能见到海中神山上的神仙。这一席话使得龙颜大悦的汉武帝封李少君为文成将军。李少君还怂恿汉武帝“封禅”祠天帝。不过李少君的预言有时也能应验，这使得皇宫中的男女老少都对他坚信不疑。他还扬言自己曾经游历海上，还亲眼见过安期生，安期生送给他像瓜那样大的仙枣。汉武帝还真的派人到海上寻找，神仙当然见不着，不过方士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没有见到神仙。后来李少君得病死了，汉武帝还认为他是化为神仙而不是一般的死亡。汉武帝的态度对于燕齐一带的方士是一种巨大的鼓励，于是各种迂怪诞妄之士便变着法地向汉武帝提供各种各样的成仙法术。齐少翁以掌握与鬼神交通的方术为由拜见汉武帝。他告诉汉武帝说只要设台致祭，就可以通天神。武帝极为兴奋，但很长时间过去之后，少翁的方法未见其效，使汉武帝很失望，便把他杀了。没过多久，方士栾大又自称曾经往来于海上神山，见过安期生、羡门子高等神仙，并信誓旦旦地保证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弄得汉武帝心里痒痒的。栾大说：“我的老师已经什么都不用求人，陛下一定想见到他，首先得优待其使者。然后才可让他给神仙传话。”汉武帝果真拜他为五利将军，封乐通侯，并把卫长公主嫁给他。不过很长时间过去后，栾大的话也没有应验，等待栾大的当然也是斩首。栾大之后，又有公孙卿受宠一时。虽然屡屡受骗，但汉武帝对于神仙的热情并没有减退，他在宫中建起了甘泉宫、承露盘以及想象中的神山建筑。神仙方术终于大行于世，在当时的神仙传说中，出现了许多关于汉武帝的故事，诸如西王母送他仙桃等，甚至连武帝的弄臣东方朔都被后世的道教徒描述成了神仙。

与汉代的谶纬之风盛行相关联，神仙信仰与阴阳术数、谶纬预言之间固有的亲缘关系得到了加强，利用预言和图谶已成为左右民心的重要手段，这使得自称“神仙王”的王莽以“禅让”的方式当上了皇帝。后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又同样利用预言和图谶的方法夺回了刘氏江山。

东汉时期的神秘气氛促进了神仙信仰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为东汉末期形成的道教的中心信仰。在东汉末期直至魏晋的动荡年月，神仙信仰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首先，身处乱世，人们容易产生朝不保夕的心理，以宗教来作为安慰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同时，东汉末期佛教的传人也促进了道教教团组织的建设，这既有民族心理的成分，也因为佛教的组织模式给了道教以榜样。在从干吉、张道陵、魏伯阳、张角到葛洪、寇谦之、陶弘景等人的努力之下，道教逐渐成熟并发展出正一派的符篆与正统神仙丹道两大主流。应该说，汉末的动荡很多是由道教团体借助宗教的号召力而造成的，如黄巾起义等，而魏晋风云人物如曹操、刘备都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因此在他们掌握了政权之后，对于宗教势力的影响力还是很清楚的，这决定了他们对于神仙信仰又仰慕又利用又防备的态度。首先曹操在镇压黄巾军的同时收降了起义军三十余万，人口共一百余万，这成为他争夺天下的重要作战力量，因此实用主义的曹操自然会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建安二十年（215年）张鲁降曹，曹操对他极为优待，并与张鲁结成了儿女亲家，这为道教天师道在曹魏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曹操控制和利用道教的另一个做法是将一大批在山林中独立修道的方士招收到京城，据史书记载有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陀、左慈、费长房、冷寿光等，由于这些方士各怀绝技，因此他们进入京城造成了巨大的震动。据曹丕的《典论》介绍，由于郗俭辟谷有方，认为服食茯苓可使人延年益寿，因此一开始郗俭到京城，茯苓价格飞涨。后来甘始到，京城民众又都练开了导引吐纳。左慈来了之后又竞相练补导之术。足见当时的神仙方术在老百姓中的普及程度。虽然曹植说，他爹把这些奇人弄到京城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们“欺众”和“惑民”，但曹操、曹丕等人无不对神仙方术深信不疑并亲自操练。吴主孙策和孙权都崇信神仙，据说孙权自己就练过隐身法。而孙权的哥哥孙策将干吉杀掉，是因为在集会的时候，大家更愿意见干吉，使他感受到威胁。在作出杀掉干吉的决定时，他的母亲还为干吉苦苦求情。晋代之后，社会上建立了普遍的神仙信仰，道士因为掌握了能使人长生的“独门绝技”而成为一种热门职业。社会上层人士依仗巨大的财富，手执《老子》《庄子》和《周易》三玄，在清谈玄理之后，就服食丹药，蔚为社会时尚。如嵇康等人确信神仙可学；王羲之一家、谢灵运等都热衷神仙丹道。《晋书·王羲之传》有这么一则故事，说王羲之的儿子凝之，充任会稽内史的官职。王家历代都相信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尤以凝之最为痴心。当时孙恩、鲁循起义攻打会稽城，幕僚们都劝他早作防卫，凝之不听，而是到密室祈求，一会儿出来跟左右说，你们不必担心，我已经请鬼兵来救助，叛徒自当被破除。因此不设任何防备，结果是凝之自己见鬼去了。由于名士们对于神仙的热衷，魏晋名士中很多人都被道士们封为神仙。

南北朝时期寇谦之借助权臣崔浩的势力，使道教成为国教，亦道亦佛的梁武帝与陶弘景介于师友之间的亲密关系都加快了道教的体系化步伐。不过要说神仙信仰与帝王之间的关系的下一个高潮则是在唐代。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将李家王朝和道家始祖老子拉上了血缘关系，因此道教在唐代的发展实为大得天时地利人和。据史料记载，当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家而称帝之时，晋州人吉善行，自称在平阳府浮山县东南羊角山，见一位白衣老者跟他说，你替我去转告唐朝天子，我是老君，是你们的祖宗。因此李渊便在那儿修起了老子庙。唐太宗即位后，即策封老子为太上老君，并在佛道之争中，将道教位列于前。不知是因为炼丹技术的进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唐天子们热衷于服食金丹，结果大多中毒身亡，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道教的丹道由外丹向性命双修的内丹的转化。

唐太宗很相信仙药的功效，不过他吃的药是胡僧配制的，据说吃完不久他就病倒死了。到了第十一代宪宗时期，丹药的流行达到了高峰。他下诏天下寻访炼丹术士，当时地方官员推荐的是柳泌，皇甫宰相为了讨好皇帝而表示同意，将柳氏招入宫中，柳泌以要去天台山采集草药为由，出任台州刺史，不久就因心里没底跑了。但还是被找了出来，进宫炼丹，炼成后献给皇上，吃了之后，宪宗陷入焦躁不安之中，不久驾崩。十二代穆宗虽罢免了皇甫宰相，杀了柳泌，但不久自己也吃起了丹药。十三代敬宗，甫一上任，就遣人去湖南、浙江一带找药，不到十八岁就死了。第十五代武宗是个狂热的道教徒，是他发动了灭佛。他在一次吃了药之后竟有半个月不能说话，三十三岁时就死了。十六代宣宗同样热心金丹术，他在服用了一位叫李玄伯调制的丹药后，全身溃烂，不久死去。传说武则天也服药，但她并无一般唐代帝王们服药后出现的燥热症状，有人分析是金丹属阳，而武则天为女人，故而无碍。这显然是胡扯。金丹毒人，为何唐代帝王们执迷不悔，关键在于一是社会风气，二是道士们将毒死之人称之为“形解”成仙，故而坚持不懈。只是想不到大唐赫赫威名，其帝王竟多是如此早夭。

晚唐至宋朝，吕洞宾和陈抟成为仙界的中心人物。神仙信仰也和眼下的时尚流行一样，各朝总会出现新的偶像，以便那些道士们不断翻新自己的说法。与唐代的强盛相比，宋代实在是不堪回首。北方少数民族如金、辽、女真的强盛先是把赵宋朝廷赶到江南，并最终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摧毁。宋朝不断的军事失败使得宋真宗等急需用宗教来增强帝国的凝聚力，道士们便利用了这个时机，制造了“天书”事件。这深得宋真宗的欢心。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召见王旦和王钦若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我正要睡觉，忽然有一个神人让我下月三日设道场迎接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如何如何，为此宋真宗下令在全国修建天庆观，迎接天书，并将其定为国家纪念日。果然在那天接到的天书上写着“尊奉道教宋朝永续”字样。在全国性的狂热之中，不久，第二张天书又下降了。更为神奇的是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又梦见神人传达玉皇命令，玉皇说自己是赵宋的祖宗。这样宋朝也模仿唐朝与老子攀亲的做法，捧出一位与宋室同宗赵姓的人赵玄朗来作圣祖。同时宋真宗将自己这位祖宗封为玉皇大帝，从此中国人知道了天上是归玉皇大帝管辖的。

更邪门的是那个精通诗书画的皇帝宋徽宗。他相信道士林灵素的话，因为林灵素别出新裁地将天分为九霄，神霄最高。神霄玉清府之主为上帝之长男，系掌管南方的长生大帝君，长生大帝君降于现世便是皇帝陛下。其弟清华帝君掌管东方。天上还有八百余仙卿。他给朝廷的官吏在天上找到对应的仙卿，如宰相蔡京乃是左元仙伯等等，弄得满朝文武神魂颠倒。徽宗退位后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他的儿子钦宗继位，更是昏庸，企图以道教的法术抵挡金兵南下，结果是父子双双被擒，掳至北方，酿成“靖康之耻”。

宋代以降，道教呈现出净明教、正一教、全真教三分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全真教在元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都得益于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会面。丘处机先是跟王重阳学道，号长春子。金世宗对他就极为推崇，但他急于脱身。南宋的宁宗皇帝召他，也被他拒绝。可是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派近臣札八儿来山东迎接，丘处机却立即接受了。他带着十八位弟子，远涉沙漠，追随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经数十国，历时四年，行程万里，终于在现阿富汗与成吉思汗见面。成吉思汗见了他，直呼他为神仙，而丘处机跟成吉思汗谈的却是儒道仁义孝道的治国之道，并感化了成吉思汗。这也算是道士中不是凭方术取信君王的特例。

到了明清时期，道教日趋没落，神仙信仰也如此。虽然如王阳明等也曾学仙，但已无嵇康、李白般的神奇。从帝王来看，虽然先是刘伯温、周颠与朱元璋之间深有渊源，后又有明成祖与张三丰之间的过节，但实际操练、服食金丹的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这说明肉身成仙已被认为是一种遥远的梦，而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就道教自身而言，由于与儒、佛的融合，其固有的规定性除了一些民间法术之外，已了无新意，这也是社会发展使然，或许可以称之为进步。

三　巫师、方士、道士与神仙

马林诺夫斯基说：“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朽腐，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地增加人与环境间的和谐。……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的偶然的遭遇。……在这领域中欲发生一种具有实用目的的特殊的仪式活动，在人类学中称作巫术。”[7]对于死亡的恐惧、生存的忧虑和对于未来的无着落感，是人类宗教向度的内驱力，由此产生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正是人类追求幸福、躲避死亡和灾难的一种心理保障，而巫术及由此演化出来的宗教仪式则被认为是沟通神与人、隔绝人与鬼、平息人们心中忧虑的途径。而这些领域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

当然我们不能将巫术仅仅理解为一种迷信和反科学的东西，事实上巫术是科学的先驱，因为它代表了人类最初对于自然和生命的理解。

在原始的思维中，人们普遍持有万物有灵的有机自然观，人们坚信神鬼的存在，并认为这些神鬼无时无刻地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巫术在远古时代被认为是将神的力量和人的力量相结合的惟一途径，所以巫师在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只有那些有恒心、有智慧、敢于吃苦耐劳的人才能成为巫师。

弗雷泽说，巫术更多地表达着人对于神的依赖。在中国西周时代以前的观念中国家的大事只有两件，即祭祀和征伐。祭祀有巫师担纲容易理解；

至于征伐，因为在古代人看来，征战的胜利主要得取决于神的意志，而神的意志只有巫师才能了解。根据《说文》，“巫”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因而巫师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重要的人物。我国最早的文献甲骨文其内容就是对于各种占卜结果的记载，据罗振玉的统计，可分为祭、告、辜、出入、渔猎、征伐、年、风雨、杂占九项（《殷墟书契考释》卷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占卜的内容包括了从日常生活到天文历法、气象、疾病等各个方面。另外对中国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几部经典如《周易》《洪范》都是古代的占卜书，或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巫术活动及其仪式是先民生活的宪章和指南。

自中国历史的开端至殷周时期，中国的巫风很盛，尤其是燕、齐和楚国，《国语·楚语》说楚国“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人作享，家为巫师”。这可能是当时的普遍状况。这种状况一方面可以使巫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的地位，但也有很大的风险性，当时的统治者有时会将一些自然灾害和君主生病的原因归罪于这些巫师，比方说春秋左传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齐国的国王病了，齐国的大臣就说，这些年我们齐国的祭品已经很丰厚了，而国王还是生病了，这肯定是因为巫师没有将齐国的敬意传达到上天那里，所以应该将巫师给烧死。巫的地位随着社会的逐渐理性化而不断地下降。这种下降我们可以从郑国子产的话中得到印证。《左传》昭公十八年（前523年）记载，有一位叫裨灶的巫师对当时郑国人说，如果不让我来给你们祈祷，那么郑国就会发生大火，搞得郑国人心惶恐，纷纷请求郑国请他作法，但被子产否决。子产说：“天道悠远，人道近。天道非人所能及，裨灶何以知之？”这显然是对巫师通神能力的怀疑。这当然标志着巫决定一切的时代在春秋末年开始走下坡路。巫师逐渐走入民间，但他们依靠他们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和对于人体疾病的治疗能力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战国时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可以被看作是巫师的新形象、新定位。刘向、刘歆所作《七略·术数》中将阴阳五行家的种种方术称为“术数”，他们对之进行了分类，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这些术数之中，当然包含着原始科学的成分，但其根本目的是“纪吉凶之象”，“凶恶之患，吉隆之喜”，就是为帝王和老百姓的生活提供预测，使他们能趋利避害。即便是到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年历还被老百姓称为“皇历”，上面除了节气和日期之外，就是众多的诸如“不宜出门”或“宜婚嫁”之类的禁忌和所谓的良辰吉日，作为日常生活的指南。阴阳家的首要人物邹衍除了关于中国是天下九州之一这类地理上的结论之外，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当数“五德终始”说，即历史的发展是受金、木、水、火、土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德的转移决定的，而某种德的强盛则会有相应的符瑞作为标志。如黄帝的时候是土气盛，禹的时候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是木气盛，商汤之时是金气盛，文王之时是火气盛等等，当时这种思想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所以一些诸侯国的国王如果想见邹衍的话，按现在的话说是需要“预约”的，当时势力很强的齐宣王就对孟子的“仁政”说教不太感兴趣，而对邹衍之徒却是优待有加。其实孔子和孟子自己也未必不相信这些术数，现在发现的郭店竹简中就有“五行”篇。如孟子就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样的话。我觉得方术在当时可能算得上是一种“公共知识”，也就是说是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诸子百家在当时也并不是有十分明确的分野。儒术、道术、法术都是当时的一种治国方略的简称，因此除了类似于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创始人之外，一般的知识阶层的人，应该说门户之见也不算特别严格。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的时候，所提出的方案就是儒家的长治久安之道，被秦孝公认为收效太慢而不予接受，所以第二次便换成法家的套路，一举成功。而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韩非、李斯，他们的老师却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荀子。所以说中国人相信的是一种“权变”的态度，不能死抱着一种主张不放，不知道因势利导的人，只能是被边缘化。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便可以理解在儒家独尊的汉代中后期，为什么是神秘主义最严重的时期，确切地说，汉代的谶纬之学就是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结合的产物，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所行使的“儒术”在早期就是方术的一种。阴阳家的思想特别受到齐国等诸侯国的青睐。与此同时，一些方士则专门宣扬成仙法术，因为巫师本身所具有的医术更容易让人相信他们确实掌握了延年益寿的窍门。

根据早期神仙方士的言行可以知道他们最初的服务对象是贵族和统治阶层。因为当时的神仙方术主要是服食、行气的房中术，这些显然只有上层社会才能采用。而方士们所宣传的神仙还带有许多神话的色彩，还都是身长毛羽的怪人，反正是远离现实的人。燕齐方士大力宣传海上三神山和昆仑山上的仙药，吃了可令人长生不老。这都引发了齐宣王和秦始皇派人去海上寻找神山和仙药的举措。有名的方士就有宋毋忌、正伯矫、充尚、羡门高、安期生、卢生、石生、侯生、徐福、韩终等。汉武帝对于成仙的兴趣和为此不惜花费的做法对于方士们来说简直就如吃了兴奋剂，除了花样翻新的祭祀、驱鬼、入海、采药之外，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炼丹术逐渐成为神仙方士取信于君主的重要招术。李少君、公孙卿、栾大等都以“黄白”之术即炼丹术得到汉武帝的宠信。当时另一个方士群体就是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号称“八公”的集团。而这个时期的神仙信仰也逐渐转化为凡人经过修炼即可成仙，其直接标志就是对老子仙化的完成。汉武帝之后，颇具神秘色彩的老子因其《道德经》逐渐成为道教的理论依据，他自己也被道教视为教主。

东汉时期，由于光武帝相信谶言，因此以谶纬见长的方士颇受宠信，同时各种方术亦多有发展，神仙方术大致完备。不论是奇门遁甲、风角、逢占、望云省气还是金丹、仙药、黄白、玄素、变化、吐纳、导引、禁咒、符、胎息、内视、存神、辟谷等都得到体系化，出现了《周易参同契》等种种丹经和《太平经》等经典。方仙道和各种方术在汉末佛教的刺激下，逐渐形成为道教。

一般认为，道教的创立时期在东汉末年，当时以干吉为代表的太平道和以张道陵家族为代表的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组织化。而修炼道教的人士称为道士。其实“道士”之名最初是从事方术的人的通称，西汉末年开始逐渐以道士称呼那些方士。东汉末年道教出现，阴阳长生的法术都归于道教，因此干吉、张道陵之属都被称为道士。一直到魏晋时期，道士还没有严格的出家和在家修行的区别，生活方式一如传统的隐士和方士，但已逐渐开始走向山林，这可能是受佛教的影响。如葛洪强调修道者必须入山修行。南北朝以后的道士便以宫观为基地，以出家修行为主。

但佛教徒最初也称为道士，原因大概是因为佛教传入之初也被看做是方术之一种，如《盂兰盆经疏》说：“佛教传此方，呼僧为道士”。《行事钞资持记》也说：“道士本释氏之美称，后为黄巾滥窃，遂不称之。”道教徒因以道家思想为寄托，所以道士之名遂成为道教徒之专名。道士以修炼成仙为第一要务，如《太上洞玄灵宝四方大愿经》借天尊之口说：“学道之士，深处山林，或宫观坛清，积行修功，转元赞化，以冀仙道。当发四方大愿，朝夕行之，自然与道合真。一饮一食，皆有祝愿，念念不忘于国于己，以及一切可依修之仙道，可冀于道近矣。”不过道士之出家与否，一直没有佛教和尚之严格，特别是天师道正一教，因教主世袭，故娶妻生子乃当然之义。教众亦只要定期禁欲和禁食荤腥即可。这与中国人向来主张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之思维惯性有关。对于道士，道教经典中有各种说法，如《太上出家经训》将道士分为七等可资参考。即“一者天真，谓体合自然，内外静纯；二者神仙，谓变化不测，超离凡界；三者幽逸，谓含光藏辉，不拘世累；四者山居，谓幽潜学道，仁智自安；五者出家，谓舍诸有爱，脱离嚣尘；六者在家，谓和光同尘，抱道怀德；七者祭酒，谓屈己凡尘，救度危苦。”

道士的修行可以看作是方士与和尚的综合体。道教一直毫无顾虑地吸收各种方术为我所用，但道教从创立之初，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向，即上层道教和民间道教。上层道教以长生修仙为本，在王公贵族中活动；而民间道教虽也以长生成仙为目标，但更关注疗病祛灾，侧重符箓禁忌。民间道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在东汉末年取得了成功，当时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方术基本类似，都是针对东汉末年大洪水之后疾病流行采取的特殊治疗手段。如太平道以干吉的《太平清领经》为基础，在治病祛灾中，首先宣称人所犯的罪过是疾病的原因，因此治病的第一步骤是劝人悔过，然后再施以符水和咒语。据说这种方法治病相当灵验，在十余年间，吸引了现华北地区十万余人，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政权。与此同时，在四川一带的五斗米道经过张道陵、张衡、张鲁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与太平道一样，先是将病人引入静室，闭门思过，其方法是写上病人的姓名，表达服罪的决心，然后分作三份，一份置山上献给天神；一份埋地下，献给地神；一份投水中，献给水神，称为三官手书。治病之时，每个人需交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鲁的势力、影响很大，所以曹操在收服张鲁之后，还与他结成儿女亲家，试图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控制人心。

由于民间道教利用巫术活动进行造反和叛乱活动，因此一方面统治集团开始对一些民间道教的巫术活动进行禁止，视之为“妖道”，而神仙道教也对民间道教的淫祀和巫祝活动进行抨击，并主张当道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抱朴子内篇·法意》）大有相煎何急的意味。其实民间道教与上层道教之间虽趣向不同，却互为促进，民间道教的发展加固了神仙道教的地位。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日渐正规化，道教的方术也日益程式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斋醮”法术，其具体内容将在道教成仙法术中作详尽介绍。不过在历代方士和道士的造神活动中，除了将与神仙有关的帝王将相仙化之外，巫师、方士和道士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把自己的先辈封为神或神仙。如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璞注说这些都是神医。《大荒西经》说，大荒山中有灵山，山上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他们掌管着神药。这些人显然是最早的神仙的原型。方士们因为往往掌握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几种绝门的功夫，容易被神化。秦汉间的方士在后世的道士那里都是各具法术的神仙。在东汉、魏晋时代由于盛行神仙可学而致和尸解的观念，很多方士的死都被渲染成形解成仙。如太平教主干吉死了之后，他的弟子们都说是成仙而去，以吸引更多的人相信太平道。后世之道士或自称天仙下凡如林灵素辈，或被自己的弟子仙化如王重阳辈，或被皇帝封为神仙如丘处机辈，或被同时代人视为神仙如张果、陈抟辈，总之道士们总是先把自己门里的人仙化，这或许也可以说是走后门吧。

四　梦与神仙梦境与仙境

梦的世界奇瑰怪幻，充满了缥缈的情思和难解的恐惧。对于梦的意义，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之有着极为不同的看法。

首先，梦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异使人们难以真正了解梦的真谛。现在的一些有学识、受过教育的人，包括我们周围的人都并不认为梦是一件对于自己的生活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会以一种十分随意的态度谈论自己昨天晚上做的稀奇古怪的梦，甚至以一种开玩笑的心情来看待弗洛伊德对于我们的潜意识的发掘，或是作为聚会时的谈资，而根本谈不上严肃和敬意。一些科学家认为梦是我们心灵的无意义和不值得研究的表现，比如我们现在在各类辞典里所见到的，认为梦最多只是睡眠所经验的身体和感觉的心理反射。在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眼里，弗洛伊德将人的梦境与欲望相联系的解梦方法，只不过是江湖医生的把戏而已。

与人类对其他领域的深入认识相比，对于梦的认识显得十分的初步。一般认为梦是人们的心理活动，是由于有现实的刺激引起的，梦的内容往往是对自己过去的生活的回忆，正如中国古话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弗洛伊德说过：“所有构成梦的内容的材料均按某种方式来源于体验，它们在梦中再现或被记起——这些至少可以被当作不容争辩的事实。然而由此断定只将梦的内容与现实进行比较，就能轻而易举地了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则是错误的。”（张燕云译《梦的释义》，第9页）应该说人们还远远没有深入了解梦。由于梦的逻辑（如果说梦的过程存在着一种逻辑的话）与生活的逻辑完全不同，科学家们认为现实生活的材料在进入梦的过程中有一个转换机制，而人类目前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机制，或许梦根本就是不可解的。

在古代人的眼里，梦与现实生活相比而显现出的奇异性被认为是某种外在的力量所给予的。根据列维·布留尔的考察，在北美印第安人那里，梦具有难以想象的意义。“有时，这是有理性的神志在漫步；有时，这是能感觉的神志继续使身体有生命；有时，这又是守护神在对即将发生的事作解救的指示；有时，这又是梦见的那个东西的灵魂来拜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访。然而，不论印第安人是怎样看待梦的，梦永远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梦被认为是神为了把自己的意志通知人们而最常用的方法……梦常常被认为是精灵的命令。”[8]梦的神秘性正好是一切宗教所喜欢的。梦的不确定性、梦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异、人在梦中所具有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拥有的超越性，如飞升的能力，给宗教信仰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因此世界各大宗教在初创阶段无不利用梦的特殊性来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联络通道。《圣经》中有许多关于通过梦体现上帝神谕的故事，最典型的如在《旧约·创世纪》第四十一章中，约瑟对埃及法老梦的解释。有一次，法老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头肥壮的母牛从河中上来，在岸上吃草。不一会儿，有七只瘦弱、丑陋的母牛也从河里上来，它们把先前那七头壮牛给吃了。法老就醒了。接着法老睡着后，又做了第二个梦，他梦见一棵麦子长了七个饱满的麦穗，随后这棵麦子又长了七个干瘪的麦穗，它们又把先前那七个饱满的麦穗给吞了。法老醒了，对于梦中的情景感到十分不安，他就召来全埃及的术士来解梦，可惜无人能圆解。这时法老的酒政向法老推荐了一位希伯来人约瑟。约瑟说，法老的两个梦其实意示的是同一件事，是上帝将所要做的事预示给法老。意思是埃及遍地必来七个丰收年，然后再来七个荒年。上帝是让法老你选择一位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埃及，即在丰年中多征收粮食以备饥年之需。这样法老便决定让约瑟管理埃及。

梦与神灵的关系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中都被强调。《奥义书》认为梦是彼岸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中介。佛教也经常通过梦来宣扬其神秘性，释迦牟尼本人就是一个释梦师。而且释迦牟尼出生和涅槃时都有异梦预见。如《理惑》中释迦牟尼的母亲白净王夫人摩可摩耶受孕之前，白天梦见乘坐有六颗象牙的白象，心中欣喜，就有了身孕。不过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像是中国的佛教徒编的，因为中国人在为帝王和神仙编年谱的时候，几乎都是从其母异梦、感而受孕开场。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灵魂与身体的结合构成了一个人的生命。在睡眠中，灵魂离开身体去漫游，而醒时表明灵魂的回归。梦有时似乎是人的生活的另一面，它既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同时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又有着十分直接的关联。因为中国古代常常把梦视作神或祖宗对人的启示，或是对于未来生活的预言，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对于梦的意义的解释，以便遵照梦中的提示而安排自己的生活。据《搜神记》卷四记载，周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此后一年中，风调雨顺。这时文王梦见一位美丽的女人站在路中间哭泣，便问她哭的原因。那女子回答说：“我是泰山的女儿，嫁给东海之神，想回家。因为当今的灌坛令是有德之人，使我不能回家，因为我回家必然会带来大的风雨，而这样就会毁坏他的德行。”文王醒了之后，就问姜太公有关之事，太公回答说今天果然有疾风暴雨从他的住所旁吹过。文王于是封太公为大司马。《左传》中也记载有战将根据梦而改变作战计划的。毫无疑问，占梦活动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周朝以前，都有专门的占梦师作为朝廷的重要官员。根据《周礼》的记载，到了春天，大臣们要向周王“献梦”，即献上一些吉祥的梦，而老百姓则要进行祈梦、镇梦等活动，以迎接好梦，改变坏梦，使得生活平安。

秦汉之后，占梦师随着地位的下降便流落到民间，许多成为神仙方士，因此他们经常利用梦来宣扬神仙信仰。可以说神仙梦是中国有记载的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有两种类型，如意识到人生如梦而修仙证道，如著名的吕洞宾一枕黄粱梦（参见后文吕洞宾部分）；或是神仙通过梦境来度脱有仙缘的人，如《列子·黄帝》记载的梦游华胥国的故事就很具代表性。故事说黄帝为治理天下，劳神伤形，突然觉得厌烦，便开始静心安形，三月不理政事。一天他白日做梦，游历华胥国。华胥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离中原很远，反正是舟车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因此只是神游而已。这个国家，没有领导，人们生活得自然而然，没有特别的爱好，不知道以生为快乐，以死为悲伤，故无死无生；这里的人也不知亲疏远近，不知利害畏惧珍惜，所以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热。黄帝醒了之后，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等官员，说：“我想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养生之道。我已体会到至道，只是无法告诉你们，因为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这样又过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犹如华胥之国。这显然浸透着黄老道学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展现出梦境对于现实的反照，使人产生成仙之向往。梦与神仙的另一重要关联是梦境和仙境的关联。因为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到过仙境，那仙山灵境除了对奇异的自然景观如名山大川进行“包装”外，梦境必然是重要的灵感源，梦中自由飞翔的经历想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其间的美妙感觉的确是无以伦比的。梦境之奇异毫无疑问是紫烟缭绕、金碧辉煌的仙境的“原装正版”。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当数《红楼梦》中贾宝玉之梦游太虚幻境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求仙热情高涨的李白“梦中往往游仙山”，在梦境中“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在种种的神奇记载中，还有关于“游仙枕”的记载，据《异闻录》说这种游仙枕是瓷质的，两边有洞，人们的思绪就是从这洞中进入神仙的境界的。

有的人类学家说过“梦是野蛮人的神”，表明梦在人类生活初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它被认为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之一，因而自然被中国的神仙信仰所利用，从而使梦成为神仙信仰的基本要素。

我认为可以用庄子关于梦蝶的一段话作为这个话题的结尾。庄子的想象力和奇妙的比喻是梦感仙话的原始母题。在《齐物论》中庄子说：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然飞舞在花丛草地上，

第二章
理性与迷信：神仙信仰的流变

人类学家的调查表明，世界各地的很多原始部落都存有灵魂不死的观念。他们发现在原始思维中，死亡并非是人的必然归宿。在原始人看来，死亡只是一件极为偶然的事件，它或许是因为仇人的咒语，或许是自己对神灵不敬，甚至可能是灵魂开了一个小差。德国人卡西尔说：“在原始思维中，死亡并没有被看成是服从一般法则的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是取决于个别或偶然的原因，是巫术、魔法或其他人的不利影响导致的。像自然死亡这样的事，从未被原始土著人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种认为人就其本性和本质来说终有一死的概念，看来是与神话思维和原始宗教思想完全相斥的，它们断然否定死亡的真实可能性。”[9]卡由此可见，人必有一死，或者说，有生就有死，只是理性时代的观念。但即使是走出了蒙昧时代，人们还是并不认为肉体死亡就标志着生命的彻底完结。也许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是出于对生命意义的肯定，也许是人对于自身局限性的超越的本能，决定了人必须考虑死后生命的存在问题。而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为了解决死亡和生命之间的复杂关系。许多早期的基督徒对此有许多令人记忆深刻的论述，如德尔图良（约160~240年）说：“上帝之子死了，正因为讲不通，这才是可信的。在埋葬之后，他又复活了；正因为是不可能的，这才是完全确实的。”[10]稍后的奥古斯丁也号召人们信仰基督，并以此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天主负担了我们的死亡，用他充沛的生命消毁了死亡，……使吾人不再永处于死亡之中”。[1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切宗教都以解决人死之后生命如何继续为首要任务。例如基督教以肉体和灵魂的对立和区别为根据，通过对于上帝的信仰与否，对于原罪救赎的热情的高低，给人的肉体死亡后灵魂的归宿提供了天国和地狱两种截然不同的去处。

其实基督教的《新约》和《旧约》对于死亡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差别，《旧约》认为因为亚当偷吃了分别善恶之果，所以按上帝的旨意，人难逃一死。如《约伯记》中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然而在《新约》中“死人复活”的观念却被普遍认可，《哥林多前书》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当然《新约》中的死人复活论是和末日论相联系的，并构成末日审判的重要内容。即主张信仰上帝的人作为“属灵的人”，经上帝的召选，在肉体死后将因为上帝的恩典而复活，而异教徒等则将永坠地狱。基督教的复活和永生是指末日审判之后的复活和永生，而并不是说人可以不死。

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涅槃，意为超越轮回的极乐。但是，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佛教的“六道轮回”概念显然更具约束力。根据因果报应的思想，佛教认为每类生物的肉体消亡之后，其灵魂在其前世的善恶业力的支配之下，转生为相应的物件，如畜生、饿鬼等，如此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循环，惟一的出路就是积累善行，摆脱轮回。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于死亡的看法就要相对复杂一些。占主流的观点亦认为人总有一死，但同时也相信灵魂不灭。儒道两家都认为人的生和死都是天道之自然流行。如《论语》中记子夏的话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庄子·大宗师》也说：“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也。”不过儒家因此认为应强调对于现世的追求，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而道家则主张对于自然生命的尊重，而不应把生与死看得太重，认为这样才是了解生命之真意，才能超越生死。除此而外，有一种从原始观念延续下来的不死观念一直在一些方士中流传，并因为战国、汉朝的帝王们的推崇而保持、发展，经过与主张贵生的道家思想的奇妙化合，发展出肉体不死成仙的终极关怀，成为中国道教的中心教义。因此道教显示出较之世界别的宗教体系更强的现世性和技术性，而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独树一帜。

其实世界各地都经历了对由原始的死亡的意外性向死亡的必然性转化的认识过程，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神仙信仰显然保存了更多原始思维和巫术的成分，这些与世界别的地区明显不同的宗教倾向恰好是中国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产物。中国思想中重现实、贵生命的倾向促成了神仙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一　贵生与长生

与古埃及人一样，中国古代人也十分注意丧葬的仪式和规格，其确切的意义我们现在并不能搞得很清楚。比方说儒家强调厚葬，有身份的人要守三年之丧，但孔子在解释这个礼节的时候，已经将仪式背后的原因抽象化了，将之转化为人的感情，他指出父母养育自己如此长的时间，如果不守三年，是否会觉得“心安”，这表明孔子已经有意要摆脱巫术时代的痕迹，而走向一种情感的表达。复杂的葬礼显然不仅仅是表示一种内心的体验，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古代对于人死以后的生存状况的理解有关。古代中国的一种比较流行的信仰认为，人由肉体和两种非物质要素构成。这两种非物质的要素是魂和魄。魂是肉体活动的力量，并能操纵它的四肢和器官，一般认为魂居住在人的肝脏。后世道教的书中，魂是有专门的神仙来管理的。魄是体验和表达智力、情感和精神活动的工具。一般地说，人活着时，肉体、魂、魄互相结合在一起，在受惊吓和死亡时则互相分离，如现在仍然在一些地区流行的葬礼中的叫魂仪式。小孩受惊吓时也被认为是魂丢了，家长也会去叫魂。我小的时候住在绍兴南部的一个村落中，家门口有一条小溪，我和小伙伴经常在小溪中玩，常玩的游戏是在身体上涂上泥，从溪边往溪水中跳，有时候白天累了或着凉了，就会发烧，或身体不舒服，但我奶奶一般将我的这种身体反应看做是白天跳的时候吓着了，所以晚上就会抱着我去我跳水的地方叫我的名字，以便把我的灵魂唤回来，因为小时候身体恢复得快，所以看上去这种方式还能取得效果。有一种禁忌认为，在叫魂时，旁人不能随便答应，否则他的魂会有被勾走的危险。说起来这种观念是古老的观念的延续，涂尔干认为这是万物有灵论的一种表现。在他那本《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的名著中还举出了这样的例子，说有些部落甚至认为灵魂会随着身体的衰老而衰老，所以那些部落首领年纪大的时候，会被处死，理由是他们秉有部落的特殊的灵魂，而这个灵魂适合居住在比较年轻的身体中，所以要杀死首领，以便把那个灵魂解放出来。中国人传统信仰中也有一套保护魂魄的特殊手法，以使在发生特别的事件的时候，能够不至于“魂飞魄散”。对于魂的保护方式主要是采用符咒的方式，而魄则需要墓葬的严密和一些陪葬品，以便死者保持生前的生活方式，通过这些手段，人们认为魂魄不会分离，其意义一是保证死者在另一世界里不沦落为游魂孤鬼，二是使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死而复生。

身体的完整和合适的墓址被认为对于魂魄的统一有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人十分关注尸体的完整性，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毁伤身体在古代是一种十分严厉的刑罚，因为按当时流行的观念，身体完整对复生是至关重要的。《礼记》是中国先秦时期的礼仪规范集，毫无疑问，其中很多是古代巫术仪式的遗留。在这本书中规定，人死之后要哭喊死者的姓名，以便使其还魂，即使不能苏醒，也要放一些生米在死者口里。在一段时间内，要把死者的尸体保存好，如同活人般的供养，进行祭祀。这一方面是期待复生；另一方面是认为在另一个世界，死者还保持着生前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的结果是大量殉葬品的出现甚至以活人殉葬。

古代中国人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食物的品性决定了对人的作用。比如《抱朴子内篇》中说：“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乎上品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清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捍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也就是说认为吃谷物这些易污坏的东西会使人速朽，而金玉这些不易改变的东西则能使人永生。因此辟谷和服食丹药、精气早在先秦时期就被认为是令人长生的关键。这些都是早期方仙道及其后世神仙道教养生术的中心理念。

神仙信仰与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不同之处，如前所述主要是解脱方式的差异，即基督教和佛教都主张以弃绝现世的幸福而去追求来世或在最后审判时进入天堂的资格，如佛教认为整个世界都只是人的幻觉，人的这种对于世界本质的空的不觉是“无明”，而将人的各种欲望称为“贪”“嗔”“痴”，这是阻碍人超越六道轮回的主要障碍。早期基督教认为不能死就不能生，主张在天国中寻找自己的安生之处。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的儒家也十分注重生的价值，最著名的言论如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重视人事，不谈鬼神，不知老之将至，关注在现实社会中的作为。所以说生命的存在是儒家追求忠孝等基本价值理想的基础。在儒道共同的经典《易经》中，指出生乃“天地之大德”，将万物生生不已看作天地的基本德行。虽不将长生不死作为追求，但亦十分看重生命的重要性。但儒家并不赞同为了活着而逃避现实，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舍身取义”，不能苟且偷生。而道教则是将先秦道家的重视生命、养生思想的极端化，因此，从根本上说是追求一种现世的、追求当下的幸福，其在哲学上的支撑点便是“贵生”的观念。战国时期，由于燕齐等地的神仙思想影响巨大，贵生思想越发地有市场。在《吕氏春秋·贵生篇》中说：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生，目虽欲色，鼻虽欲纷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此贵生之术也。……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迫生不如死。

虽然也反对贪欲，但肯定欲望的正常的满足，而反对以禁欲等极端手段来获取来世的幸福，认为如果所有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那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一点葛洪说得明白。他针对当时成仙理论认为要成仙必须离别妻子、家人，独处山林荒野、断绝人世欲望的说法，认为如果成仙非得如此辛苦，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因此说追求现实的享受的持续，是成仙的根本动机。这种观念可以说是中国人心中的观念原型。即使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就大开方便法门，特别是对于在家修行的肯定和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事物的思想方法，无不是对于禁欲和极端化修行方式的否定。追求人世间的快乐，而不是关注未来的安乐，这种思想方式毫无疑问是中国神仙信仰的重要特征。然而，对于道教的产生观念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变化过程，大致可以说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由形神相即而达到肉身的永恒存在几乎是长生的惟一形态；而从两晋到隋唐，长生样态逐渐多元化，为了适应飞升成仙的理论，肉体不再是“旧形”，而是经历了神异变化之后的身体。而唐代之后，对于无形的身体和精神的追求逐渐成为长生的主体。

二　天与人神与人

中国人大概都了解《西游记》的故事，里面讲了神猴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的故事，极富想像力。但是大家或许并不去考究天上众多神灵的不同来源。

人们常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过程，这一点在《西游记》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吴承恩的神话世界中，既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玉皇大帝的宫殿、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还有土地爷、二郎神、牛魔王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民间神灵或道教的神仙。同时孙悟空总也跳不出如来佛的巨掌，观音菩萨的神慈善良也活灵活现，然而这些是典型的佛教神灵。有趣的是本土神灵和外来神灵非但没有冲突，而是表现出很大的合作精神。如玉皇手下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妇女被投胎变为猪八戒，便体现着佛教的轮回观，而且他赎罪的方式是保护唐僧去如来那里取经，这是中土观念和印度观念嫁接的范型。孙悟空也是，先在玉皇那儿当了一阵弼马温，但因受不了天上官场的拘束而回到花果山。后来被如来佛镇在五指山下，协助唐僧取经以成正果，而且在取经途中多次受到观音的帮助。因此在《西游记》的天空中，简直就是一幅中印神灵的大联欢图。不过，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西游记》中，如来佛的法力显然要高过玉皇大帝，因为玉皇几次想收拾孙悟空都没有成功，而一碰到如来佛，孙悟空便束手无策，怎么也跳不出他的手心。

要说中国人绝对是富有宽容精神，对于外来的神灵概不拒绝，这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向来不曾存在过一个完整的神谱。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神的角色是十分混乱的，诸神没有明确的谱系，在不同的记载中，神的角色往往不同，甚至在同一记载中，同一神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与古希腊神话中每个神都有清晰的来龙去脉、在神谱中有明确的地位迥异其趣。这或许可以被解释为是由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的。但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等外国的神话还有另一种重要的不同，我认为，这对于确立凡人可以成仙的神仙信仰或许是十分关键的。与中国神话中的神相比，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与人相似，因为他们像人一样有个性、有情欲、爱争斗。比如宙斯就是一个充满情欲的人，他不断追逐漂亮的女神，这使得天后赫拉十分妒忌。但是在希腊神话中，神就是神，他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在中国神话中，人与神之间的差别非常模糊，中国人习惯于将人中之杰封为神，因此许多神话都是比附在一些现实的人身上，如大禹、伏羲、后羿、黄帝等。他们虽说是人，但具有神的品性。而在中国的神话和仙话中的那些神与人的差别也是十分的微小。有的研究者指出，希腊神话是神人同构，而中国神话则是神人同一。同构即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他们有相同之处；而同一则表示两者之间的差别极为细微。

因此中国人一直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将有些人中之豪杰上升为神看做是一种冒犯，而是将之视为对个人努力的一种肯定。在周朝，帝王们依然相信自己是与天上神灵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即使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一直至现在，在一些人的脑子里依然确信帝王与天意之间的微妙的联系，并因此将皇上视为天子。这种神话意识显然使得神仙方士们心安理得地将他所看上的人封为神仙，并不断将自己的同类封为神仙，而中国人的意识中又十分相信人与神之间并不存在界限，因而十分相信方士们的话，将有道之士升天成仙视为当然。佛教中就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这种教义在传入中国之前就有中国的和尚开始宣传，佛教之所以能深入中国人的内心，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思想传统有互补性和类似性是重要的原因。

按照基督教神学的基本理解，宗教指负有罪性的与上帝有关联的人的悔改活动。宗教的主导行为是爱慕和敬拜行为。与此相对照，中国人事实上并没有产生过类似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体系。由于认为人的价值依据就在人自己，而且可以与“天地参”，并认为人与神之间并无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中国人也不会产生西方近代以来“上帝死了”之后的无所归依的飘零感。因为“我命在我不在天”，中国本土道教就认为人经过修炼，就可长生不老而成仙，成为神的一分子。在中国人看来神和人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涉的，人的行为经常可以影响神的决断。

在民间信仰中，玉皇大帝拥有管辖人类和神灵的权力，但他与基督教的上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是无处不在的，或者说他并不愿意事事都由自己操心，因此与地上的封建帝王一样，他也有一大批官员（天宫大臣、土地爷等）和军队（天兵天将），特别是还在每家设一灶王爷，监督一家人的行为。但灶王爷也带有人间官员的毛病，如人可以通过在灶台上放一些糖果以使灶王爷在向天上“有关部门”汇报时美言几句。其实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带有很强的功利交换关系。似乎神都难以自立，须靠人类的供品生活。所以有许多神如水神、瘟神等依靠定期给人间制造灾难来警告人们对他们的不恭，而人们也可以通过给诸路神灵过生日乃至娶媳妇来收买他们，以保证一年的平安。也因为如此，中国人并不真正地爱慕和敬拜神，敬拜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法力”，犹如讨好官员并非因为他具有人格魅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手中拥有的权力。人们平时并不关心这些神的存在，如孔子说“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会采取“虐待”神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犹如人间的起义。如向龙王求雨，如果几天不下雨，神像就会被人烧掉。中国化了的佛教派别禅宗也用“呵祖骂佛”的方式表达对于禅悟的体会。

这种意识体现在哲学观念上便是中国人对于天人关系的特殊理解。中国人习惯于以一种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和谐的体系，天和人要遵循同样的规律，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合一所导出的宇宙普遍和谐的思维框架下，人和天地共同构成宇宙运行的秩序，所以，中国传统思想普遍强调人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或许有人会认为老子的话可以有多种解释，对此，我们可以从《易传》中说起。《易传》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宇宙万物都由天地、阴阳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产生，而圣人的功用是使天地协调一致。如《系辞》所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朱熹对“范围”的解释就是节制、调节。而《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即是说，圣人、大人能自然与宇宙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由于《易经》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是一本占卜书，所以这些话有时容易使人联想起占卜师的自吹自擂。不过，在西周及其以前，朝廷最主要的官员就是能预知吉凶和天象的占卜巫师之类。至于君王，作为天意的代言人，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写照。但到《中庸》，随着天作为主宰者的意义的淡化，天人合一逐渐转化为人在本性上与天之本性的一致性，人的重要性就在这种一致性中，所以人能参与天地之运化。“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孟子“尽心知人知天”相印证。这就为儒家将日常人伦转化为宇宙运动之道，或者说将人伦孝悌视为天道之流行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中庸》认为宇宙之道之高深奥妙之处，即使是圣人也难以索解，但却是任何人都能明了的，因为它是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常生活的，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其实际内容即是儒家之纲常，所以“修身以道，修道以德”。因此在人性论上，虽有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不置可否的观点，又有荀子“性恶”论，但主导的观点还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只是由于习染的影响，掩盖了一般人的性体，才导致恶行的产生。朱熹虽试图用区分“道心”和“人心”的办法来解决“恶”是如何产生的难题，也同样否认“道心”是外在的。这种分别却遭致陆象山“床上叠床，屋上架屋”的抨击。所以中国人相信人的价值在于每个人的内心而逐渐扩展，据此一方面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另一方面认为修身的功夫不用骑驴觅驴般地四处打探，而只需“三省吾身”、“切己自发”、“反求诸己”地向内用功，其超越性就在其中，由此很多人将之称为“内在的超越”。

而在道教看来，人之所以并不能如自然那样长久，就在于没有遵循自然的规程。道教的内丹思想便是在这种思想观念影响下形成的。道教的内丹功法以人体的精、气、神为修炼对象，在高度入静的状态之下，从后天转入先天，使自身的元精、元气、元神凝结成丹，以达到形神俱妙、与自然本性契合而长生的目的。当然这种观念的原始性和虚幻性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神仙信仰还用一种比附的思想方式认为只要服食了具有长久之性的药物就能使人长生。

三　阴阳五行和精气

源于《周易》的阴阳思想和源于《洪范》的五行思想经过齐国稷下先生们的综合和推演，特别是邹衍等人的努力，在战国时期发展为系统的阴阳五行思想。

阴阳五行原本只是一种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后来发展成为指导中国人行为的基本原理。从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历法、宗教观念都与阴阳五行说有密切关系。所以有人说“阴阳五行是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律”。

《易传·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人讲的阴阳既指阴阳二气，也指正反两方面的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古代中国人讲述自然之变化，无一不从阴阳变化立言。战国末年的邹衍就以善谈阴阳而著称，《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终始、大圣之言十余万言。”可惜邹衍的书失传了，我们现在无从了解其要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各种方术肯定都以阴阳为假托，因此史家便将他们称为阴阳家。

而五行说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要素构成的，在这五种元素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互相依赖的关系，即所谓的“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的原理。后来邹衍及其徒子徒孙将之移用到政治生活中，从阴阳变化之理和五行转运之机及天道玄远之事中归纳出“五德终始说”。《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说：

邹子有终始五德，土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按照邹衍的说法，人的各项活动都与阴阳五行相通，并互为影响，由此引发各种灾祥变化。人间帝王之得位一定是得到了五行中之一德，并由上天显示符应，当此德衰落之时，则由五行中胜此德的另一德起而代之，就这样照五行相胜的次序轮转下去，便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如黄帝属土德，故禹用木德代之，而商汤又以金德代夏，周以火德代商。这样邹衍就把阴阳五行和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并进一步用鬼神祸福、兴亡符应、推往知来之辞大肆宣传，深得燕齐王侯的推重。当孟子以仁政观念游说于齐宣王未被重视之时，大量的方士却是当时齐国的座上宾。这种神秘的氛围为秦汉之际方仙道的迷信、巫术活动的盛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信仰基础。《史记·封禅书》说：

自齐威、宣王之时，邹子之徒论著五德之运。及秦帝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矫、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士。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迂怪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白，首先方仙道修炼的是“形解销化”，也就是脱胎成仙，这其实就是一种早期的神仙方术。其次，方仙道士一直依托阴阳五行的理论作为成仙方术的思想基础，并通过阴阳五行传播其方术，以取信于帝王。后来由于五德始终之说并不能与现实的状况完全符合，因此产生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了解阴阳五行思想与神仙信仰之间的密切联系。

汉代帝王对于神仙方术的迷恋和汉代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使得阴阳五行的思想被系统化为弥漫于汉代的谶纬神学，在这一点上儒家的五经博士和方士们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以天人感应为依托的祥瑞、符验、占卜等的盛行，成为神仙方术的良好土壤。王莽代汉前后是汉代神秘思想的高峰。近人刘师培评述当时的情况说：“盖史官失职，方技踵兴。故杂说阴阳，仍出羲和之职守。而家为巫史，犹存苗族之遗风，是为方士家言，实与儒书异轨。及武皇践位，表章六经，方士之流，欲售其术，乃援饰遗经之语，别立谶纬之名，淆杂今文，号称齐学。”见《谶纬论》，载《国粹学报》第六期。谶纬中包含着大量的方术和神仙思想，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这两种内容在很多地方都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也是最吸引当时帝王的地方。同时神仙家也利用谶纬，许多炼丹经书都夹杂在谶纬书籍中，如道教之丹经之首《周易参同契》便是如此。方士与阴阳家的关系本来就理不太清楚，神仙方术借用阴阳五行思想既是其内在的要求，也是装点门面的绝好材料。

如果说神仙家对阴阳五行思想的吸收还比较形式化的话，对于黄老道家的“精气”思想则是全盘继承。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指的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物，是构成宇宙万物的质料。由于人和生物都是靠呼吸生存的，因此古人还认为气是生命之源。我们现在的俗语中还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气的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一开始就分不开，阴阳是天地之气的存在方式。气还指的是生命之依据，因此中国思想中气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庄子·知北游》说：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

儒家也讲气，孟子有养“浩然之气”的说法。这个气也不是单纯的空气和气功之气，而是一种集精神与物质为一体的状态。当然黄老道学的“精气”说与神仙信仰关系最为直接。如《管子·枢言》说：

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

认为“道”就是气，万物都是由气化生而成。在《内业》篇中，又对之进行了发挥，认为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五谷都是由气构成的。所谓的鬼神也只是气流动于宇宙中者。圣人之所以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智慧，就是因为他胸中藏有很多气。稷下黄老思想特别用气来解释生命起源和构成生命和精神的要素。《内业》篇说：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而所谓的“精”是气中更为精细的部分。黄老之学认为，一个生物所拥有的精气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大，不仅能四肢坚固，而且七窍通顺，智力充沛。同时又认为形气构成人的身体，它好像一个房子，保持生命力的充沛就是要保持房子的安静和坚固，使精气不要流散，因为一旦精气离开，生命也就完结。那么如何保住精气呢？《内业》篇说：

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有神自在身。

就是说不要因为物质的享受和感官的愉悦而意乱心迷，这样神就会在你的身上。而所谓的神，也就是精气。一个人如果能把精气集中到自己身上，“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菑（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管子·内业》）

神仙家一直以保持精气作为成仙之首务。他们将精气神作为生命之三宝，而精气神事实上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如陈继儒说：“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则精又为生神之本也。保精以裕气，裕气以养神，此长生之要方。”而道教的内丹要诀即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合道即长生不死。《金丹大要·上药篇》说：

精气神，三物相感，顺则成人，逆则成丹。何为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虚化神，神化气，气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为逆？万物含三，三归二，二归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积精化气，炼气合神，炼神还虚，金丹乃成。

由此可见，道教之金丹观念与黄老之精气观乃一脉相承。

四　道家与神仙

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肉体不死的观念显然是原始思维的留存，其后由巫师转化而来的方士是神仙思想的主要鼓吹者，他们集中于现山东半岛一带。他们后来又与阴阳家等结合，依靠特殊的方术和一些疗病祛灾手段取得王公贵族和老百姓的普遍信仰。但是这些方术与道家思想的结合使得这些神仙方术具有了理论上的依托，对佛教仪规的吸收使道教进一步形式化，完成了由民间道教向教会道教的转变。

远古时期，道合为一，至春秋战国，道术分裂，始有百家争鸣。不过，先秦思想无论儒墨道法，主题都是人生、社会问题，只是立场稍有不同。《汉志》说：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而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物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他认为，道家能掌握事情的要领，顺应时代之大势，吸收各家思想的长处，为人生、为统治者都提供了容易操作又事半功倍的指导。由于先秦时期的战乱局面，道家的治身和治国策略不仅为先秦诸家所重视，如孔子就曾向老子问礼，同时慎到、田骈、环渊和随后的韩非等都明显地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然而，道家思想之所以被后世的神仙道教视为源头活水，除了老子等道家因隐居而造成的神秘性之外，就是因为老庄著作中的治身、养生言论。如老子之《道德经》根据生死对立转化的思想，认为过分追求生活的享受，反而会对生命本身造成伤害。如果不执着于某种外在的东西，却可因清心寡欲而延长生命。“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七章）无所奢求，不浪费精力于违逆自然的作为，就“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之道。”（《道德经》五十九章）庄子以一种相对主义的思想方法，主张超越因生死而给人带来的烦恼。他在《齐物论》和《大宗师》等篇章中认为，有生必有死，乃是自然而然的；因此生和死乃是一样的，不必喜生恶死。人们应明白“死生存亡之一体。”但与道家的总体倾向相一致，庄子之超越生死本身之目的还是在于“全生、保生”。如《养生主》说：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庄子之书多以寓言行文，其中之“无端涯之辞”和对于真人、至人、神人境界的追求极符合道教的需要，成为道教徒对于神仙境界想象的主要思想资源。《在宥》记述广成子对黄帝说：“我修身千二百岁矣，而形未尝衰。”《天地》述华封人说：“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不过庄子虽以长生为言，但只说“方生方死”，而不说不死。庄子所重视的是与天地合其道的境界，因言不尽意，故而以真人之状“强名之”。真人毫无拘持，所以能“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登假于道也若此”。（《大宗师》）所谓登假，也称登遐，指帝王之归天，后被认为是登天成仙。庄子笔下的藐姑射山之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在养生的具体方法上，庄子充分继承了老子“少私寡欲”、“抱一守真”的思想，认为“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认为私欲和偏执是烦恼伤生、消灭智慧、埋没灵性的罪魁祸首。《庄子》书中还有很多当时养生方法的记录。如《在宥》中介绍广成子的治身之道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关于为后世神仙方术所重视的导气吐纳方面，在《大宗师》中说：“真人之息在踵，众人之息在喉。”说的是真人的呼吸能自上而下，达于足跟，而一般人的呼吸只是在口喉之间。《刻意》说：“吹吁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战国时期，由于阴阳五行思想的流行，象征五行之主——土德的黄帝逐渐成为各家崇拜和依托的对象，各类托名黄帝的著作纷纷问世，如我们熟悉的《黄帝内经》等。神仙方士也不失时机地将黄帝与神仙联系起来，如黄帝铸鼎于荆山之下，乘龙仙去。还有黄帝从广成子那儿领悟无为而治之真谛，然后成仙。而老子西出函谷关，升于昆仑山显神异的传说也不绝于耳。

而且在庄子《天下》中，已经对神人或仙人的品级做了描述，庄子按天人——神人——至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排列，既可以看出先秦常规性的对人的品级判定（如儒家也有君子、小人之辨），也可以看作是后世仙谱的前身。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在诸子百家的争鸣融合之中，集老庄道家和法家思想的黄老道学逐渐形成，并在稷下学派、神仙方士和汉初统治阶级的推助之下，达到了极盛。

道家注重全身、保命，黄老道学以此为“内”，并把这种治身方法推广至治国，以此为“外”。这种方式使得当时的许多著作都分为内、外篇。如《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淮南子》则分内、外篇，后来葛洪的《抱朴子》也分内外篇，也是内篇讲养生、神仙之事，外篇谈社会政治。按《史记·乐毅传》的说法，黄老道学大概的传承线索是：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巨公，乐巨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国的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个曹相国就是汉初接替萧何当相国、并主张无为而治、开创“文景之治”的那个曹参。但是随着窦太后的死，汉朝统治者逐渐对黄老的治国策略不感兴趣，转而独尊儒术，因此，黄老道学便只能凸出其养生思想，由于倡导儒术的汉武帝同时又对长生不老执迷不悔，于是黄老道学便进一步与神仙方术相结合，发挥长生意旨，其标志即是《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出现。

《老子河上公章句》依托战国河上丈人所做的《道德经》注解，里面特别强调了“众人之学”和“圣人之学”的差别，认为众人之学治世，圣人之学治身，并借老子之言，述长生不老之意。根据王明先生的概括其长生之术分为：①呼吸行气。②受精气。如《鉴远篇》说：“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③养神。如《修观》第五十四云：“受气养神，益寿延年。”④除情欲（参见《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之《老子河上公章句》考）。到汉末，桓帝在宫中立祠祭祀黄老浮屠，黄帝和老子进一步被神化。黄老道学宗教化为黄老的崇拜祭祀活动，并与神仙方术、民间道术结合孕育出道教。假托老子或虚构老子传授的著作花样翻新。如《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等，老子本人被神化为“太上老君”，而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教徒均以熟读《道德经》为基本功训练。道家和道教由此便结合起来。

五　道教与神仙

犹如基督教之彼岸世界，佛教之西方极乐世界，中国的道教在东汉末年建立之后，则标举肉体成仙作为最高境界，从而凸现出其与众不同之宗教理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道教教派、观念的发展，神仙的特征、成仙的方法和境界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追踪道教的发展，我们可以了解神仙信仰在汉代之后的发展轨迹。

在汉代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统治者一般都喜好祭祀和神仙方术，一方面企图借天威来维护其统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幻想着长生不老。但巫术和成仙法术并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反而由于宗教信仰的凝聚力而出现了民间的声威集团。如五斗米道、太平道等，它们影响深广，具有朝廷所没有的动员力。上层社会由于末代皇帝所共通的无能和怯弱，使得权臣专权和地方割据势力日益滋长。连续的干旱终于触发了黄巾起义及随后的三国争霸。

乱世出英雄，可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纷乱和多舛的时代是宗教的温床，民间宗教气氛高涨，出现了像“行西王母筹”这样的迷信狂潮，并最终促使道教迅速发展。

黄巾起义之后，巫术色彩很浓的民间道教的发展受到限制，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迫使道教必须改变自己的形象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从统治者来说，他们认识到了道教神仙信仰的号召力，也希望能通过改造道教的内容来达到控制人民的目的。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继续以方术取信下层民众，而突出的变化是适应士族贵族和王公贵族修身长生为教旨的神仙道教的确立，其标志是产生了集神仙思想之大全的《抱朴子》。这一点王明先生说得十分清楚，在汉末黄巾起义失败之后，“民间道教活动被迫停滞，神仙道教乘机勃兴，平均、平等意识顿时消沉，尊卑等级的观念步步加强，大力维持封建秩序。两晋南北朝的道教基本上是沿着神仙道教这个趋势发展，直至唐代达到最高峰。”[12]

随着佛教经典的不断被翻译，道教急需规范自己的仪规，以与日渐发展的佛教争夺信徒和朝廷的支持。寇谦之在权臣崔颢的支持之下，一方面清理门户，将五斗米道的方术称为“三张伪法”，并除去广受责难的男女合气之术，同时又假托老子授《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将道教规范化，并成为北魏国家宗教。道教的规范化使神仙信仰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神仙观念与秦汉时期的观念相比，有了一些新特征。

首先是相信神仙实有，仙人可学。在人们的心目中，神仙的形象已不是先前那种奇形怪状、满身长毛、隐身白云、大海、深山的异类，而是经过学习和修证而得道成仙的人，他们更富有人的特性而较少神的特性。当时人们对于神仙的存在和神仙的可及性深信不疑。如嵇康说：“夫神仙虽不目视，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转而论之，其必有矣。”（《养生论》）就是说我们虽然没见过神仙，但史书里有很多关于神仙的记载，因此神仙当然是存在的。葛洪虽然有“仙人有种”，即想要成仙必须有特殊的禀赋的说法，但他还是承认神仙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达到。他说：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抱朴子内篇·论仙》）

一般的人掌握了成仙的窍门，成仙就不会是一件难事。另外吴筠亦写过《神仙可学论》，强调人与动物不同，人有精诚之心，只要诚心修道，成仙不远。

其次，出现了系统而有序的神仙谱系。早期的神仙大都独来独往，散淡而自由。但是由于受佛教和儒家等级观念的影响，所以建立系统的神仙谱系的基础已经成熟，兼通佛道的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便是第一部完备的神仙谱系。其按天上、地上、地下三个层次，分为七个阶层，完全是现实中的官僚体系和神话迷信的混合物。

第三，魏晋南北朝的神仙信仰，吸收佛、儒的思想，道教对佛教的态度是表面上排斥，力争正统，实际上吸收。如在神仙官轶中设立专门司人之过的神，赏善罚恶，加强了对道士和俗人的管理。这与佛教的善恶报应异曲同工。而对儒家思想则是公开的拥护。一方面将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拉入神仙队伍，另一方面标榜若要成仙应“积善立功、忠孝为本”。典型如东晋许逊提倡儒家孝道，创立净明忠孝教，认为忠孝是成仙之基础。《太上灵宝首人净明四规明鉴经》说：“道者性所固有，非外而铄。孝弟道之本，是以上士立道，忠孝以立本也，本享而道生矣。学道以致仙，仙非难也，忠孝为先，不忠不孝而求乎道而冀乎仙，未之有也。”同时还树立了对于土地、城隍、灶君和司命的崇拜。这些神灵不仅纳福而且司过，这样现实世界的祸福寿天便受神仙世界的控制。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结成一种松散的联系。

第四，受魏晋飘逸的士风的影响，在神仙世界中流行着一种既长生不死又可在世上姿情享乐的地仙，成为修道的士族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

魏晋时期知识分子放浪形骸的狂放生活方式一直是中国古人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一种象征，当时的士大夫中流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观，追求一种无拘束的放任生活，以清谈名理为时尚，语不惊人誓不休。神仙谱系和儒家对于神仙信仰的影响使得本来无拘束的神仙生活也变成一个等级森严、公务繁忙的世界，因此上天成仙反而没有了士族贵族在人世间的悠闲和自在。鉴于此，他们便按自己的愿望虚构了具有士族贵族生活特征的地仙。葛洪说：地仙“食甘脂，服轻暖，通阴阳，处官轶，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经不能犯，五百兵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抱朴子内篇·对俗》）地仙的提出消解了现世的快乐和未来的幸福之间的矛盾。

唐代可以说是道教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李姓王朝因自认是老子李耳的后代而把道教视为“本朝家教”，这使道教在名份上立于佛教之前。另一方面，唐代的全盛和现世的繁荣使人们对现实的幸福充满了留恋。这都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总的来说，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石，唐代的繁荣促进的是文化的全面发展。对于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支持和大规模的译经场的设立，都表现出盛唐的气度。佛教在唐代的发展的特点是本土化的倾向。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各具意境，特别是禅宗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结合已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面对佛道的迅猛发展之势，正统的儒家也竭力维护其应有的尊严，儒家的卫士在强力抨击佛教的时候，却用佛教的传承体系建立了儒家的“道统说”。

互相攻击的结果是互相融合，如张载所说“仇必和而解”，中国的思想宗教的冲突必然会达成一种妥协。在儒家方面便是出入佛老而归儒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况三教之间，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正可互相利用，在这样的态势下，宋、元、明时期道教的神仙信仰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第一，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趣向下，道教的神仙信仰也吸收了儒家和佛教的思想成分。无垢子何道全《随机应化录》中有《三教一源诗》道：“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从来总一家；红莲白藕青荷叶，绿竹黄鞭紫笋芽。虽然形服难相似，其实根源本不差。大道真空原不二，一树岂放两树花。”明代大儒王阳明也有将儒释道说成一家三间房的说法。

在宋、元、明之际大行于世的全真教明显地体现出三教合流的倾向。刘祖谦《重阳仙迹记》说：“终南山重阳祖师始业儒，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其力说必多引六经为证。”在人生价值上，全真教也改变了道教一直坚持的恋生倾向，而是如佛教一样，将人间的声色衣食说成是人生的最大灾难，教人捐妻舍业，出家修道。全真道将修行分为真功和真行。真功即内修，那么如何进行内修呢？徐琰《郝宗师道行碑》说：“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所谓的“识心见性”显见之是禅宗“明心见体”之翻版。

第二，由于儒释道各自谋求与民间社会的结合，宗教的民间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出现了以道教思想为主，广泛地吸收儒家忠孝思想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民间宗教，如罗祖教、真空教等。这种新的道教所信奉的神仙也体现了三教合流的倾向，在原有的道教神仙之外，也加入了佛教的菩萨和儒家的圣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民间信仰的神灵，可以说是各种神灵的大杂烩。这从当时的神谱《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可资足证。

与地上的中央集权相对应，在正统道教的神仙系统中出现了由玉皇大帝到城隍的结构。玉皇大帝在宋代被列入国家祭祀，这样玉皇大帝被看作是天上的君主，连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也必须听命于他。而城隍则是道教神仙中的地方官员，完全是模拟人间官僚结构而设定的。

第三，由于唐代的皇帝屡屡被金丹毒死，且炼制金丹、找寻灵药耗费巨大，非一般民众所能接受，所以在成仙方术上由外丹向内丹转化。道教由唐代的极盛而逐渐分化，派别繁多，最典型的分派出现在辽金时期，大体出现南北两派，史称南宗和北宗。北宗即全真教，南宗即世袭天师的正一教。

北宗全真教亦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派教主王重阳，弟子有马丹阳、丘长春、王玉阳、谭长真等。南派教主刘海蟾，传人有张紫阳。一般说来，北派专注心性，不重服食，而南派则二者兼重。

南宗正一教，也就是天师道，以符篆作为看家本领。其实所谓南北二宗，虽有差别，但教义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对于成仙途径各有所重。一般认为北宗性命双修，南宗则以祈禳巫祝取胜。因此我们说全真教注重自力，强调通过自身的修炼成仙证道，而天师道因为能通鬼神之道，因此兼重他力。不过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全真道亦并非摒弃符咒，南宗也并非排斥修性。只是在总的趋势上内丹已成为修仙的主要途径，内丹的理论和方法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突出的标志是《悟真篇》出现，它被认为与《周易参同契》双峰并峙，同为道教丹经之杰作。

第三章
仙风道骨：神仙的特征和品位

圣经说，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其实，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一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那句名言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中国的神仙信仰就是古代中国人对永劫不复的死亡的最坚决的反抗，它反映了一些中国人对于自由乐土和生命永存的执着，体现了他们对于理想的、有价值的生活样式的理解。

一　神仙的形象

神仙的思想是从长生不死的观念形成的。但是相信肉体可以成仙，并以一种享乐主义的态度来实现超越的境界，实在是中国式的实用理性的产物。由于人神同构的神话思维所带来的人与神之间界限的模糊性，中国人自始至终并不认为神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教断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早期的神仙方术和道教那里则是确信神仙可学，任何人只要得到金丹仙药或是仙人指点，便可成仙，享受无尽之快乐。因此，为了吸引信徒，方士和后来的道士不断地根据时代的要求创造出各类神仙形象，成为神仙追随者的榜样。

关于神仙的传说，由来甚久，早在战国时期和秦汉早期，不仅漱正阳、含朝露、保神明、入精气等吐纳导引之术为世人所习慕；彭祖之长寿、三神山之仙阙为世人所钦羡；而且载魂魄而登云霞、掩浮云而上升的成仙，也已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当时有关神仙的传说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三神山和黄帝封禅泰山而成仙的故事。据《史记·封禅书》中记载：自从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公（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起就派人入海寻找三座神山，也就是蓬莱、方丈、瀛洲。据说，这三座神山在渤海之中，看上去离人不远，问题是当人们刚刚要接近它们时，船总是被一阵莫明其妙的风吹走。但是曾经有幸运者到过那儿，山上住着各路神仙和各种吃了能让人不死的仙药。山上的所有东西，诸如动物、植物都是白色的，山上的宫殿都是用黄金白银建成。没到的时候云气氤氲，及到了附近，三座神山反而落在水下，再往前三座神山则消失得了无踪影。这使得那些派人寻访的人间君主们十分不甘心。因此秦始皇先后派徐福、卢生、韩终、侯生、石生等人入海寻找三座神山和传说中在海上活动的仙人羡门、高誓等。

秦始皇的失败并没有让后来者停止对于神仙生活的追求，相反神仙方士的队伍不断地壮大。由于汉武帝的迷恋，燕、齐等地的方士有一万人左右，他们进行炼丹、祭祀、沟通鬼神、入海求神、采药等一系列活动，一心一意地希望像他们的代表李少翁、公孙卿、栾大那样被皇上宠信。

由于三神仙和大多数的神仙方士都在当时的齐国即今胶东，因此很多人认为神仙信仰就起源于山东半岛的滨海地区，并将之与在那里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极富想象力的。

战国时期的许多神仙故事都是假托黄帝而来。黄帝被称为华夏始祖，但是早期关于他的传说，按司马迁的说法是“不雅训”的，就是说不怎么说得出口。因为当时流行的做法是把不论好的坏的什么都安到黄帝的头上，神仙方士则把黄帝说成是热心于房中合气、铸鼎炼玉等神仙方术的帝王。当然这是要为当时的帝王树立榜样。但对帝王们吸引力最大的则是关于黄帝封禅泰山而成仙的传闻。这种传闻与当时盛行的上泰山祭天地的风尚有关。反正秦始皇、汉武帝都希望借封禅遇见神仙，永享荣华。

虽然滨海地区的神仙方士比较集中，但是神仙信仰在战国时期已经为中国人所熟悉了解。如生活在内地小国韩国的都城韩城（今陕西韩城）的韩非在他的著作《说林》和《外储》中就有“不死之药”和“不死之道”的说法。其中的一个故事说，有人向诸侯献上了一帖不死之药，结果却让身边的大臣抢先给吃了，诸侯很生气，要杀抢药吃的人，结果那个人说，我吃的是不死的药，所以杀我也不会死，如果我死了，只能说明这药是假的。这位抢药者也是求药心切，如果那位诸侯真的拿他开刀，作为试验品，虽然是揭穿了不死药的秘密，可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韩非是将之看作荒诞不经之事，并作为他提出矛盾思想的素材。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有这种说法。在巫风很盛的楚国（今湖北、河南、安徽等地）神仙信仰也很盛。《战国策·楚策》也有关于有人向荆王献不死之药的记载。由楚文化中孕育出来的道家思想与神仙的关系前面已作过专门的介绍。作为楚国神仙信仰发展的最好证据则是大诗人屈原想象无限的诗篇。如《涉江》之“登昆仑兮食玉英，吾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远游》之“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余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修德兮，美往世之登仙。即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奇传说之托辰星兮，羡韩终之得一。形穆穆以浸远兮，离群人而远遁”，完全是一幅生动的神仙游乐图，里面所提到的赤松、韩终、王乔、轩辕都是当时仙中至尊，而“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远游》），则就是当时流行的食气等成仙方术的描述。所以在葛洪的《枕中书》中，屈原就被列入仙班，“为海伯，统领八海”，让他当个水官，这大概是与屈原投水自沉有关。

总之在我国最早的神仙传记《列仙传》中所列举的神仙中就包括了齐、晋、梁、洛、楚、越、巴蜀等地的神仙，因此可以认为几乎早期中国的各个文化圈都存在着神仙信仰。

关于神仙的起源，闻一多的说法也十分吸引人。闻先生认为神仙说主要来源于羌族的火葬风俗，火葬死者谓之“登遐”，又作“升霞”，意思是肉体火化时死者的灵魂随着火势上升于天。羌族人认为灵魂乘火上天可以使灵魂不灭，进而引发神仙观念。闻先生列举了《列仙传》所记载的一批早期仙人，如赤松子、宁封子、陶安公，乃至较后的啸父、师门等都是以“作火法”“积火自烧”的方法火化成仙的。《列仙传》说赤松子“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随风雨而上下”，可见神仙信仰与火化死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闻先生还揭示了神仙信仰和古代山岳信仰之间的关系。“仙”本写作“僊”，《说文》说：“”，升高也。在古代“僊”即“”，而“僊”字本为动词，在先秦典籍中都是用来表达升高的意思，动词名词化，因而火化升天的人也称之为“僊”，中国古代西部地区的人一直相信天就在昆仑山上，于是升天就是升山，这样“僊”字有了它的别体字“仙”。而神仙方士自始至终都对人保证，人能升天就能与神一样，既长生不老又无所不能，无所不具，享受一切可能想像得到的快乐。所以所谓的神仙就是那些像神那样生活的人，神仙的立足点在人，而不在神。神仙过的是人的生活，因此他们想要许多的女人，许多的金银，甚至美酒，而这些直至今天还几乎是一个人享受生活的全部内容。

西部地区的这种神仙观念，随着姜太公助周灭商，功成而封到齐国，而由陕西传入山东沿海地区，并日渐与后来的阴阳家合流形成了专门从事各类有关神仙业务的方仙道。[13]

最初的神仙形象显然没有从原始神话中完全解放出来，所以仙人还是一些与常人完全不同的异类。王充说：“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论衡·无形》）这说明在汉前期以前的神仙，都是一些身上长着羽毛的飞仙，而且一个人在成仙以后，身体形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手臂变为翅膀。

在《庄子》笔下，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在《山海经》中，西王母虽具有人形，但“豹尾虎齿，而善啸，披发戴胜。”（《大荒西经》）而且“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海内北经》）想象着一位披散着头发、长着豹子的尾巴和老虎那样的牙齿的神仙，真是令人恐怖。

早期的神仙大多远离人的现实生活，他们大多为闲游于奇山异水之中的半神半兽的神人。这时期有代表性的神仙有黄帝、九天玄女、西王母、东王公、赤松子、彭祖、王子乔、广成子、火神祝融、雷公雨师，乃至天地水三官等，大都是华夏民族的祖先神、古代的巫师、帝王和自然神。显然这个时期的神仙还没有完全摆脱部落崇拜和敬天崇祖的原始崇拜的痕迹。

秦汉以后，随着神仙信仰的发展，神仙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虽然神仙总是有一些与常人不同的明显标记，如葛洪总结神仙经典中的老子形象说：

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之剑，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于仙经中也。（《抱扑子内篇·杂应》）

但是，正如葛洪又强调“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抱朴子内篇·对俗》）即神仙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神。如先秦神话中凶神恶煞般的西王母已经变成了一位感情丰富细腻，且又雍容华贵的女仙领袖，基本上确立了后期神仙的基本形象。这时期典型的神仙形象是西王母夜访汉武帝并送给他七枚蟠桃和淮南王刘安成仙鸡犬随之飞升的故事（这些有趣的故事在下篇中有具体的介绍），并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句。

这时期神仙队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加入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在某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人物。而重要的方士和与神仙信仰有关的人物也都被列入仙班。如安期生、老子、墨子、姜太公、尹喜、东方朔、刘安等。到了魏晋时代，神仙道教形成，神仙信仰成为道教终极信仰。因为葛洪、郭璞等人竭力主张进山修炼对于成仙的重要性，因此在名山大川建立道观成为风气，道观成了凡人世界和神仙世界的中转站。神仙的形象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定型了，后世的神仙形象不过是这种模式的变奏而已。

那么，在如此众多的神仙形象中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呢？他们的生活常态又是如何？是什么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成为许多中国人企羡的目标呢？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快活如神仙”，这可以说是这些问题的全部答案。

毫无疑问，自然生命的存在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因为前面已经讲过生命中最难以化解的痛苦就是自然生命的完结。这种消解一切可能性的无情终结者，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冷酷将人类的高傲消灭殆尽。因此死亡是人类焦虑、失落的总根源。神仙信仰就是来源于对于死亡的反抗和对于自然生命的热情。所以说长寿、肉体不死是神仙的最根本的特征。《说文解字》对“仙”字的解释就是：“仙，长生迁去也。”《释名·释长幼》则说：“老而不死曰仙。”

与一般的宗教家不同，神仙家所存有的最基本的信念则是认为人的生命并不完全由天命或外在的造物主决定。《西升经》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只要对于生命之“道”有充分的体认，就有能力造就长生不老的新境界。《内观经》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之，则道废，道废则生之。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人只要善于修道养生，掌握神仙法术，便可安神固形，达到长生不老之境界。

除了长生不老之外，神仙们完全超越了自然与社会的束缚和人的身体局限性，他们超尘脱俗，有神通变化，神明气爽，无所滞碍，“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葛洪：《神仙传·彭祖传》）作为神仙已无舟车之劳，而是凌空步虚，翩然飘逸，“九洲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弦外，游目历遐荒。”（曹植：《游仙·五游》）“夫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是以萧史偕翔凤以凌虚，琴高乘朱鲤于深渊，斯其验也。”（《抱朴子·对俗》）对吃更是讲究，且不说想啥吃啥，而且由于认为五谷杂粮本性易朽，且消化时要分泌污秽之物，当然不能成为神仙们的粮食。如果神仙跟我们似的，也要放屁、拉屎，那将是何等的煞风景！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神仙们不但个个潇洒脱俗，饮琼浆喝玉露，而且人间的色欲在仙界也能得到极大的满足。虽然我们知道佛教中（如印度佛教晚期的教义和密宗）也有通过性交来体会涅槃境界的，但这多半是秘而不宣的，许多宗教包括佛教的正统教义都将性交看成是贪欲和不洁的。而神仙信仰非但不认为性交会阻碍清心寡欲，而且是将之视为成仙的重要途径。神仙家认为房中之事是“性情之极，至道之际”（《汉书·艺文志》），进行一种特殊的性交可以养生并使人长生不老，道观中也经常举办各种培训班，以便人们掌握这种“男女合气之术”。

将房中术视为成仙方术几乎贯穿神仙信仰发展始末，最早在晚周，方仙道就将之作为成仙方术之一种，汉代方士和后来的道士无不沿袭此法。道教内丹中还有以人体为鼎炉之说，即选择14~16岁的少女，与之合气，便可结丹。在房中经典《素女经》中说：

素女云：有采女者，妙得道术。王使采女问彭祖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受精养神，服食众药，可得长生。然不知交接之道，虽服药无益也。

房中术几乎成了成仙之关键。且不说各路男仙个个精通房中术，而且在仙界是美女如云，供神仙们享受。有诗仙李白之诗为证：

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游泰山》）

因此说，神仙既摆脱了专制之束缚，又抛开了人世间宦海情场争名夺利的烦恼；既免去了躬耕垄亩的辛苦，又解除了死生灾病的恐惧；既不用像佛教徒那样禁欲苦行，又不用像儒生那样汲汲于功名。神仙得到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享乐、自由、逍遥。皇甫谧《出世篇》用最不加掩饰的语言描述了这种甚至有点卑琐的追求。他说：

生当为丈夫，断羁罗，出泥涂……上括天之门，直指帝所居，群仙来迎塞天衢。……旨饮食兮照庖厨，食之不饫饫不尽，使人不陋复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妹。当御者几人？百千为番，宛宛舒舒……浩漫为欢娱，下顾人间，溷粪蝇蛆。

外国有谚语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中对美好的追求往往会夹杂着动机不纯的贪婪，对于自由的追求往往会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的侵害，对本能的肯定则往往是色情的序言。

再则，神仙生活也是对专制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对人的压迫的一种代偿。个人的权势欲、自由观、平等感等都可以在神仙世界中得到满足。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确存在一种较为原始的平等意识，现在有人将之概括为民本主义。反正儒家在为等级制作论证时还不忘说一句“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类冠冕堂皇的话。就道教来说则是强调人人都能成仙。在刘向编撰的《列仙传》中仙人的身份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有帝王（黄帝）、宫女（毛女）、商人（朱仲）、鱼官（赤须子）、郎中（马丹）、占卜师（呼子先）、养鸡人（祝鸡翁）、补鞋匠（啸父）、牧人（商丘子胥）、兽医（马师皇）、陶正，也就是制陶业的管理者（宁封子）、木匠（仇生）、看门人（平常生）、乞丐（阴生）、渔夫（寇先）、铸造师（陶安公）、卖药者（玄俗）、磨镜匠（负局先生）和少数民族的羌人（葛由）、巴戎人（赤斧）等，遍及社会上不同民族多种行业的各色人物，给芸芸众生带来些许的希望。

后世的神仙可以说是中国成功人士的大聚会，无论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圣人，还是游心于山林的隐士，抑或是任何一个领域的杰出人士，甚至是道教的对头佛教徒，都毫无例外地被纳入仙班。

最后神仙还总是那些法术无边的人。我们说神仙的起源可上推至早期的巫师，因此各种法术自然是他们的传家宝和看家本领。因为类似于魔术的各种方术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神力的存在。如汉武帝之所以在被李少君、栾大等骗了之后还相信齐少翁，主要是因为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死后，思念不已，齐少翁夜间作法，让武帝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李夫人，故而对齐少翁深信不疑。

其实，在汉代神仙方术已经相当系统化，《后汉书·方术传》介绍说：“神经、怪牍、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夜，封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乃至于河图洛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侯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就是说这些方术一般都秘而不传，但由于经常能比较正确地作出某些预言，因此被很多人所相信。除此而外，汉末专修仙道的方士，还以金丹、仙药、黄白、玄黄、行矫、变化、吐纳、导引、禁咒、胎息、符箓、内视存神、辟谷等见长，神仙方术业已完备。不用说，在一般老百姓眼里，精于各种法术的道士无疑就是神仙的化身；在神仙传说中，玄怪的法术也正是神仙之奇妙所在。在魏晋时期的神仙方士中，如费长房的缩地之法、壶公的作符治鬼、左慈化身为羊，无不为民众所津津乐道。在葛洪的《抱朴子》中所介绍的神仙方术主要有：①隐形法；②符箓和印章；③咒语；④分身法；⑤照妖镜和斩妖剑；⑥预知吉凶术；⑦奇门遁甲；⑧祈禳；⑨禹步；⑩不寒不热之道；不畏风湿之术；乘、神仙腾空飞行术；行水潜水法。据人们分析这些方术的重要作用在于保护方士自己的身体，因为魏晋之后强调入山修行的重要性，且炼丹必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之中，必须有防毒蛇、瘴气及各种复杂地形的能力。

宋代之后，除了原有的法术之外，有两类方术大行于世，即代神作法和代神立言。代神作法即是招神力来行使惩罚，最典型的如雷法，即通过法术招致雷电神力。代神立言指的是“扶乩”和求签，可预知人的吉凶祸福。

二　神仙的品位和神仙谱系

中国人并不善于或者说并不愿意把许多事情弄得特别具有条理化，在神仙信仰中也如此，对于神仙的品位和神仙谱系并无一致的定则，不同的道教经典对之各有说法，十分的繁复。最初的完备的神仙谱系是南北朝梁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真灵位业图》将神仙分为七个阶层，每一个阶层都有中位、左位、右位若干尊神统领本阶层的各路神仙。

第一层次，中位神是上清虚皇道君，法号元始天尊。他的左边是五灵七明混生高上道君、东明高上虚皇道君、西华高上虚皇道君、北元高上虚皇道君、南朱高上虚皇道君……；他的右边则是紫虚高上元皇道君、洞虚三元太明上皇道君……

第二层次，中位神是上清高圣太上玉辰玄皇大道君。他的左边是左圣紫晨太微天帝道君统领赤松子、王方平等仙人；右边是右圣金阙帝晨后圣玄元道君统领王子晋、王褒等仙人。有趣的是还有紫微元灵白玉龟台九灵元真元君率领魏夫人等一班女真人。

第三层次，中位神是太极金阙帝君，姓李。逐步透露出与老子的瓜葛。在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和太极右真人西梁子文率领下，尹喜、安期生、葛玄、孔子、颜回、黄帝、尧、舜、禹、庄子、老聃、弄玉、司马季主等分列两旁。

第四层次，中位神是太清太上老君及上皇太上无上大道君。左边领头是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右边是太清五帝自然神及玉女、丈人，包括徐福和葛洪。

第五层次，中位神是九宫尚书。本名张奉，是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这层次是散仙云集之地。

第六层次，中位神是右禁郎定录真君中茅君。左位统领是三官保命小茅君。该层次以地仙为主，收录魏晋时期的神仙。

第七层次。中位神是酆都北阴大帝。这里是道教的地狱，所列神仙全是鬼官。这里汇集了秦始皇、汉高祖、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靠武力夺天下的英雄豪杰。

由于陶弘景属于茅山派，故其仙谱反映了茅山派的立场。其他还有《灵宝略纪》中记述灵宝派之以“梵气天尊——元始天真——太上大道君”的系列仙谱。《老子中经》中则是“上上太一——太上元君——东王父、西王母——皇天上帝——老君”仙谱，但大体与《真灵位业图》有类似的结构。但后世的神仙谱系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合理化，细化。如对于最高级的神仙所居住的“三清”境而言，其神仙的最常见的区分是分为“仙”“真”“圣”。如陆修静说：“起自凡夫，积行成道，始化曰仙，仙化成真，真化成圣。”这样依此修行提升。《大真科》《龙跷经》又将之具体化为三阶九品二十七等级：小乘“仙”有九品：一者上仙，二者高仙，三者大仙，四者神仙，五者玄仙，六者真仙，七者天仙，八者灵仙，九者至仙。中乘“真”有九品：一者上真，二者高真，三者大真，四者神真，五者玄真，六者仙真，七者天真，八者灵真，九者至真。大乘“圣有九品：一者上圣，二者高圣，三者大圣，四者神圣，五者玄圣，六者真圣，七者天圣，八者灵圣，九者至圣”。《云笈七签》卷三《三洞宗元》说：

太清境有九仙，上清境有九真，玉清境有九圣，三九二十七位也。其九仙者，第一上仙、二高仙、三大仙、四玄仙、五天仙、六真仙、七神仙、八灵仙、九至仙。真圣二境，其号次亦以上。高、太、玄、天、真、神、灵、至，而为次弟。

在这种说法中，真、圣、仙都是仙神相混。由于神仙是按人间的官僚体系排列的，所以有时候也称神仙为“仙官”。《道教三洞宗元》说：玉清、上清、太清每境各有左、中、右三宫，宫中各有仙公、仙卿、仙伯、仙大夫。《洞真回元九道飞行羽经》说：

三清天中有三万六千天公卿等品，并各有官僚公卿、大夫、侯伯、置署如一，更相……降生。三界各备天人，皆禀此气，各禀至道妙一之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土，百二十郡，千二百县，万二千乡，三万六千亭，同禀此气。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几个聪明的道士凭着自己的想象将之体系化的，而对于生活在地上的人成仙之后的品级，最有代表性的区分是《抱朴子》。在其《论仙篇》中说：

《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之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

按葛洪的说法，由人入仙的品位高低当然与先天之资质，也就是仙质有关，同时也与后天的修炼和服食的仙药的品质有关，“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士也。”不同的神仙品位也就享受不同的待遇，《金丹篇》说：“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尸解仙我觉得是道教为那些确实已经死了的人成仙开的方便法门，因为标准的成仙是肉体永在，而按照葛洪的说法，尸解仙必须假托死掉然后再化去成仙。被人砍头而死的称为兵解，也属于尸解的一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很多与神仙有关的人或方士或因战乱，或因政治斗争，惨遭横死，如嵇康、郭璞等，非得弄出尸解仙来才能解释圆满。唐代李少微《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一“尸解之道”下，注引《本相经》说：尸解有四种：一曰兵解，若嵇康寄戮于市，淮南托形于狱；二者文解，若次卿易质于履，长房解形于竹；三者水火链，若冯夷溺于大川，封子焚于火树。四者太阴链质，视其已死，足不青，皮不皱，目光不毁，屈伸从人，亦尸解也。肉皆百年不朽，更起成人。

神仙家还为那些无心修道、有心成仙的统治者和各方知名人土设立了一种“鬼仙”。《墉城集仙录叙》说：

又有积功未备，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未及人，寒栖独炼于己身，善行不加于幽显者，太上以其有志太极，以其推诚限尽而终鬼受福者，得为善爽魂。地司不制，鬼录不书，逍遥福乡，逸乐遂志。年充数足，得为鬼仙。然后升阴景之中，居王者之轶，积功累德，亦入仙界。

这显然是道教与儒家规范想协调的产物，这是给那些修炼没到家、或者没有修炼但符合儒家规范的人设立的“安慰仙”。

神仙的品级当然要受到人间秩序的影响，神仙品位中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就是封建等级社会的反映。葛洪说：“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为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抱朴子内篇》），简直就是套用人间的贵贱尊卑来决定神仙的品位秩序。

当然，神仙世界中还是存有一种较自由的仙人，即散仙。这类神仙既不担任官职，也不是侍从。《神仙传·刘安传》说刘安上天之后，先是改不了帝王习气，结果被罚当了一阵管理厕所的仙官（作者按：看来神仙也要上厕所）。“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云笈七签·斋戒》说：“建斋请诸道士，烧点诵经，三月谢过，此人即得飞行，升入云中。于景霄之上，受书为散仙。”我们熟知的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实则就是散仙。受庄子的影响，道教还把有些神仙称之为“真人”，道教所奉有四大真人，即南华真人庄子、冲虚真人列御寇、通玄真人文子、洞灵真人亢仓子。道教认为他们是太上老君的四大弟子。一般说来，真人比一般的仙人地位更高，法术更丰富。

由于道教是多神教，加之其思想来源杂而多，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地改变其尊神，因此道教的神谱也很杂，加上不同的宗派崇拜的神仙又不尽一致，所以道教的神仙系统也很不一致。

葛洪在《枕中书》就有给神仙定级并安排职务的内容。如他以元始天王、太元圣母、东王公、西王母为天仙；广成子、安期生、商山四皓为地仙。具体的职务安排似乎有些随心所欲，如让许由、巢父为九天侍中，汉高祖、光武帝为四明宾友，孔子为太极上真公，治所在九嶷山。颜回受书，初为明泉侍郎，后为三天司真。孔门七十二弟子受名元洲，门徒三千不经北酆之门。其他如周公旦为北帝师，庄子为太元博士，墨子为太极仙师。大概因为葛洪是由儒家转入道教，因此对儒门弟子格外优待，不过其神仙的排列毫无规则可寻，又对为何作如此的安排未作说明，因此颇令人费解。

宋明时期，三教合流已成为中国思想之大趋势，这反映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就是除了原有的正统神灵依旧得到尊重之外，这时候发展起来的民间道教也开始建立起明显整合三教尊神的新的仙谱，其典型代表就是《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在这张仙谱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神仙队伍中有了许多新成员，即佛教的尊神、菩萨和儒家尊奉的神。从下面列出的各卷所收录的神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卷一所收的神名有：玉皇上帝、圣祖尊号、圣母尊号、东华帝君、西灵王母、后土皇地祇、玄天上帝、梓潼帝君、三元大帝、东岳、至圣炳灵王佑圣真君、南岳。

卷二：西岳、北岳、中岳、四渎、泗洲大圣、五圣始末、万回虢国公、许真君、宝志禅师、卢六祖、三茅真君、萨真人、袁千里、傅大士、崔府君、普庵禅师、吴客三真君。

卷三：昭灵侯、义勇武安王、清源妙道真君、威惠显圣王、祠山张大帝、掠刷使、江游奕神、常州武烈帝、扬州五司徒、蒋庄武帝、蚕女、威济李侯、赵元帅、杭州蒋相公、增福相公、蒿里相公、灵弧侯、钟馗。

卷四：神荼郁垒、五瘟使者、司命灶君、福神、五盗将军、紫姑娘、五方之神、南华庄生、观音菩萨、王元帅、谢天君、大奶夫人、天妃娘娘、混庞元帅、李元帅、田吕元帅。

卷五：党元帅、石元帅、副应元帅、盘瓠、杨元帅、高元帅、灵官马元帅、孚温元帅、朱元帅、张元帅、辛兴苟元帅、铁元帅、太岁殷元帅、斩鬼张真君、康元帅、风火院田元帅、孟元帅、慧远禅师、鸠摩罗什禅师。

卷六：佛陀耶舍禅师、昙无竭禅师、佛跋陀罗禅师、杯渡禅师、宝公禅师、智禅师、大志禅师、玄奘禅师、元禅师、通玄禅师、一行禅师、无畏禅师、金刚智禅师、鉴源禅师、懒残禅师、西域僧禅师。

卷七：本净禅师、地藏王菩萨、嵩岳伏僧禅师、知玄禅师、青衣神、九湖鲤仙、张天师、王侍宸、庐山匡阜先生、黄仙师、北极驱邪院、哪吒太子、五雷神、雷母神、风伯神、雨师神、海神、潮神、水神、波神、洋子江三水府、萧公爷爷、晏公爷爷、开路神君、法术呼律令、门神二将军、天王。

以上诸路神仙显然是以实用为主，而且照顾到方方面面，充分体现出民间道教信仰的趋利倾向，也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特点，即只要对我有用，管你儒、道、释，照单全收，全然没有别的宗教所谓的异教徒问题。因此，现在人们吵吵嚷嚷的划界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总是显得有些多余。

第四章
仙界灵境：中国古人的乌托邦

张光直先生指出，在东周的文献中，有不少关于一个与凡俗世界不同的世界的记载，这个世界常常是美化了的与理想化了的，为神灵或另一个境界中的人类所居住，这种美化的世界大致分为三种：神仙界、远方异民之国与远古的世界。由此可见，与别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的伊甸乐园、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神仙信仰在其萌芽之际就开始虚构一个神仙居住的乐园。在这个乐园中，可使人类摆脱在世上无法摆脱的生老病死的桎梏，得到永生不死的保证和一应俱全的享受。

神仙信仰在先秦时就遍及华夏、楚、越各文化圈，所以各地的方士们虚构了很多神仙乐园，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关于西部的昆仑山和东部的三神山的传说。

昆仑山在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相比。它是一座上帝和众神居住的万神之山。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百神之所在。（《山海经·海内西经》）

黄帝、西王母等显赫神灵都居于此。随着仙话从神话中分离出来，昆仑山便理所当然地被当作神仙们的乐园。首先昆仑山山奇水异，万物尽有：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背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此山万物尽有。（《山海经·大荒西经》）

山上还盛产宝玉。《尔雅·释地篇》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琳琅矸焉。”而且美味的菜肴也尽出于此。《吕氏春秋·至味》云：“菜之美者，昆仑之苹。”

然而昆仑山能成为神仙乐园，最重要的还在于山上有“不死之药”“不死之水”“不死之树”。《山海经·海内西经》云：

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同、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药以距之。

到了汉代昆仑乐园的景观就更为详细了。其地处于八隅之间，赤水岸上，地险势危，凡人不易到达。该乐园方圆八百里，高约万仞，有华美壮丽的九层都城，气派雄伟。《淮南子·墬形训》说：

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官、旋室、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

除此而外，昆仑山上还有瑶池、蟠桃等醴泉胜果供神仙们享用。

对后世神仙世界观有重大影响的还有有关“三神山”的传说。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官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史记·封禅书》）

后来，又有人对三神的传说加以增饰，形成了“五神山”的说法。《列子·汤问》载：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结实而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旦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胜数也。

这两处神仙乐园，一在极远极高的山岳之上，一在极远极深的海洋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山岳和海洋之中常常出现一些使当时人感到迷惑、神秘的自然现象，如云雾幻景、深渊奇洞、海市蜃楼等，人们面对这些奇幻之情，便把它们当作天地间的另一世界，为一些异类居住，经过方士们的夸张和渲染，便成为仙境。

东汉以降，中国的神仙信仰为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教的终极目标。然而道教是一极富封建色彩的宗教，因此在神仙信仰中也逐渐融入封建等级制的内容。神仙有品级之分，不同品级的神仙居住在不同的仙境里，给神仙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现实世界的烙印。

然而，佛教的宇宙构成论对道教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佛教把世界分为世俗世界和佛国净土，其中世俗世界由欲界、色界、五色界所构成，佛国净土则由弥陀净土和华藏世界构成，是一极乐世界。在这里“国土以黄金铺地，所用一切器具都由无量杂宝、百千种香共同合成，到处莲花香洁，鸟鸣雅音……众生没有任何痛苦，享受着无限的欢乐。”[14]

道教根据佛教的宇宙构成论和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综合昆仑山、三神山等早期仙境的素材，建构了系统的宇宙结构（三十六天）和神仙世界（三岛、十洲、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一　三十六天

道教认为元始天尊（或曰太上老君）判分天地，创造这个广阔浩渺的世界，上至玄天，下及地府，既有天帝理政之天庭，又有仙人游乐的仙境，亦有恶鬼所入之地狱。关于诸天的划分及诸天之数目与名位，地域之划分及诸洲诸国、仙境、地府之称呼，由于各有所宗，在道经中说法殊异。传统所称三十六天则是统合佛教的“三界说”再与“三清天”“大罗天”编列在一起而成，据《云笈七签》二十一卷所载的名称为：

欲界六天：太皇黄曾天、大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元明文举天、七曜摩夷天。

色界十八天：虚无越衡天、八极蒙翳天、赤明和阳天、玄明恭华天、曜明宗飘天、竺落皇笳天、虚明堂曜天、观明端静天、玄明恭庆天、太焕极瑶天、元载孔升天、太安皇崖天、显定极风天、始黄孝芒天、太黄翁重天、无思江由天、上揲阮乐天、无极昙誓天。

无色界四天：皓庭霄度天、渊通元洞天、翰宠妙成天、秀乐禁上天。

四梵天：常融天、玉隆天、梵度天、贾奕天。

三清天：太清天、上清天、玉清天。

大罗天。

根据该卷和《四梵三界三十二天》解释：欲界的人有凡间的形体，有欲望，是通过阴阳交合的胎生。色界的人也有凡间的形体，但没有欲望，阴阳不交，是化育而成。无色界的人没有凡间的形体，没有欲望，但仍有形，只是自己看不见，只有真人才能看见。这三界的人可以随意享用，自由飞行，逍遥欢乐，能长寿，但不能不死。在第一重天里的人寿命达九万岁，每升一重天就增长九万岁，这样无色界的秀乐禁上天的人寿命可达252万岁。但他们在神仙队伍里只是初级神仙。依《云笈七签》第三卷的说法，四梵天上的人才能长生不死，成为真正的高级神仙。三清天和大罗天则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和诸路仙官的居地，三界三十二天中每一天都有神仙帝王治理。

三十六天固然浩渺玄极，欢乐无比，但是太遥远，太玄虚，令人难以企及，而三岛十洲则恍兮惚兮，似真似幻。有语云：“尘外十洲，尽是长生之境；海中三岛，无非不老之乡。”这种境界给人以极大的诱惑。

二　三岛十洲

道教称距陆地极遥远的大海之中有三岛十洲，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长满了可使人不死的仙草灵芝，神仙们则在这些岛之上风姿清灵，逍遥自在。

三岛的原型为三神山，即先秦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后《云笈七签》定三岛为昆仑、方丈、蓬丘。

昆仑岛：在西海戌地，北海之亥地。方圆一万里，距岸则远达十三万里，又有弱水绕岛流转。岛上正东方有一昆仑宫，为西王母所治，真宫仙灵之所宗。昆仑是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维纲。岛上还住着仙官四万。昆仑岛显然是由昆仑山演化而来的。

方丈岛：在东海中心，西南东北岸正等，四周各五千里。上面有金玉琉璃之宫，是三天司命所治之处。各路神仙都想升天成为天仙，都要先来这岛，受太上玄生录。上面住着仙家数十万家，芝草仙药成片地生长如人间种稻麦。

蓬丘岛：也就是蓬莱山，与东海的东北岸遥遥相望，周围五千里，北到钟山北阿门外，乃天帝总领九天之维。岛的四周有四座城池。其中间则为一座高山，形状类似于昆仑山。从前大禹治理洪水大功告成后，就到此山的北阿祭祀上帝，归大功于九天。

明代道书《天皇至道太清玉洲》整理历史传说定十洲为：瀛洲、玄洲、长洲、流洲、元洲、生洲、祖洲、炎洲、凤麟洲、聚窟洲。

祖洲：在东海之中，方圆五百里，距西岸七万里。洲上有不死之草，状似蘑菇，苗长三四尺。人死后，用这种草一根覆在脸上，当时就可起死回生。吃了则可令人长生不死。秦始皇听说后，就遣使徐福率童男童女各三百人，率载楼船入海寻祖洲。

瀛洲：也在东海中，方圆四千里，大约与陆地上的会稽郡，即今浙江绍兴一带相距七十万里。岛上神芝仙草遍地。还有玉石高可达千丈，附近有泉，其味如酒，名之为玉醴泉，饮上数千可令人醉，使人长生。岛上还住有很多仙家。

玄洲：在北海之中，方圆七千二百里，南岸距中土约三十六万里，盛产金石紫芝，洲上遍布仙官的宫室楼堂。

炎洲：在南海之中，方圆二千里，北岸距陆地九万里，洲上生有风生兽，火烧不死，但如果用石上的昌蒲塞其鼻马上就死。取出风生兽的脑和菊花混合，吃十斤，可增寿五百岁，又有火光兽，大如鼠，其毛如火光，取其毛织纺成布，名为火浣布，若染上渍迹，用火烧之即干净如故。洲上亦住有很多仙家。

长洲：一名青丘，在南海中，方圆五千里，距岸二十万里，洲上多有河流山川，大树很多，最大的可达二千围。还有仙草灵药甘液玉英。有紫府仙宫，天真仙女游于此地（看来长洲是女仙的聚居地）。

元洲：在北海之中，方圆三千里，距南岸十万里。上有一涧，名为五芝玄涧，涧水味如蜜，饮之可令人长生，与天地共始终。如果单服五芝，亦可使人长寿，洲上亦有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方圆三百里，去东岸十九万里。洲上多山川，积石名曰昆吾，用昆吾石冶铁铸剑，光明洞照，刀体透明，割玉如泥。亦多仙家。

生洲：在东海中，接蓬莱七十万里。方圆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万里。仙人们多爱在此洲定居，因为此地天气安和、芝草常生，地无寒暑，安养万物。山峦起伏，河流密布，仙芝甘泉遍地，一洲之水甘之如饴，洲上所居的仙家达数万。

凤麟洲：在西海之中，方圆一千五百里，洲的四周有弱水回绕。鸿毛不浮，天堑不可越，洲上有凤麟数万只，各各为群。还产有神药百种，亦多仙家。

聚窟洲：在西海中，方圆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洲上有狮子等兽。还有人鸟山，山上大树参天，林茂叶香，风吹树叶，其声如群牛共吼，取其树根煎煮，再制成丸，名为却死香，闻一闻这种香味就可长生不死。用这种香熏死去的人，还可令其起死回生。

三　洞天福地

十洲三岛，在莽莽无际的大海中，恍惚渺茫，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对于富有“实用理性”的神仙信徒们来说，十洲三岛，未免太遥远了，他们需要的是更现实的、更容易到达的目的地。

或许是因为炼丹家们总是在深山幽谷之间支鼎起炉，或许是因为炼气家们总是在绝壁奇洞之中抱静守一，或许是因为道士们总是在名山胜景之地建立道宫，所以，这些富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深山幽谷、绝壁异洞、名山胜景便成为理想的仙境素材，道教就是据此建构起了人间的仙界灵境，称之为“洞天福地”。每地都由上天专遣仙官分而治之。

道书中惯常把洞天福地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些风景优美的名山。为了便于现代人寻觅仙踪，在下面的介绍中我们还标明了每一处仙境的地理位置所在（极少数还不能断定的除外）。

（一）十大洞天

道书称十大洞天处于大地名山之间，由上天遣群仙统治。

第一：王屋山洞。号小有清虚天，在今山西阳城。

第二：委羽山洞。号大有空明天，在今浙江黄岩。

第三：西城山洞。号太玄真天，在今重庆。

第四：西玄山洞。号三玄极真洞天，不详（也有在陕西安康之说）。

第五：青城山洞。号宝仙九室洞天，在今四川灌县。

第六：赤城山洞。号上清玉平洞天，在今浙江天台。

第七：罗浮山洞。号朱明辉真洞天，在今广东增城。

第八：句曲山洞。号金坛华阳洞天，在今江苏句容。

第九：林屋山洞。号龙神幽虚洞天，在今江苏吴县。

第十：括苍山洞。号成德阴玄洞天，在今浙江仙居。

（二）三十六小洞天

道书称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也是上仙统治之处。

第一：霍桐山洞。名霍林洞天，在今福建宁德。

第二：东岳太山洞。名蓬玄洞天，在今山东泰安。

第三：南岳衡山洞。名朱陵洞天，在今湖南衡山。

第四：西岳华山洞。名仙洞天，在今陕西华阴。

第五：北岳常山洞。名玄洞天，在今河北曲阳。

第六：中岳嵩山洞。名司马洞天，在今河南登封。

第七：峨眉山洞。名虚陵洞天，在今四川峨眉。

第八：庐山洞。名洞灵真天，在今江西九江。

第九：四明山洞。名丹山赤水天，在今浙江上虞。

第十：会稽山洞。名极玄大元天，在今浙江绍兴。

第十一：太白山洞。名玄德洞天，在今陕西眉县。

第十二：西山洞。名天柱宝极玄天，在今江西新建。

第十三：小沩山洞。名好生玄上天，在今湖南澧陵。

第十四：潜山洞。名天柱司玄天，在今安徽潜山。

第十五：鬼谷山洞。名贵玄司真天，在今江西贵溪。

第十六：武夷山洞。名真升化玄天，在今福建崇安。

第十七：玉笥山洞。名太玄法乐天，在今江西永新。

第十八：华盖山洞。名容成大玉天，在今浙江永嘉。

第十九：盖竹山洞。名长耀宝光天，在今浙江黄岩。

第二十：都峤山洞。名宝玄洞天，在今广西容县。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名秀乐长真天，在今广西玉林。

第二十二：勾漏山洞。名玉阙宝圭天，在今广西北流。

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名朝真太虚天，在今湖南宁远。

第二十四：洞阳山洞。名洞阳隐观天，在今湖南浏阳。

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名玄真太元天，在今江西修水。

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名大酉华妙天，在今湖南沅陵。

第二十七：金庭山洞。名金庭崇妙天，在今浙江嵊县。

第二十八：麻姑山洞。名丹霞天，在今浙江杭州。

第二十九：仙都山洞。名仙都祈仙天，在今浙江缙云。

第三十：青田山洞。名青田大鹤天，在今浙江青田。

第三十一：钟山洞。名朱日太生天，在今江苏南京。

第三十二：良常山洞。名良常放命洞天，在今江苏句容。

第三十三：紫盖山洞。名紫玄洞照天，在今湖北当阳。

第三十四：天目山洞。名天盖涤玄天，在今浙江临安。

第三十五：桃源山洞。名白马玄光天，在今湖南桃源。

第三十六：金华山洞。名金华洞元天，在今浙江金华。

（三）七十二福地

道书称：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由上帝命真人治理。这些神地大多为证仙得道之所。

第一：地肺山。在今江苏句容。

第二：盖竹山。在今浙江衢州。

第三：仙磕山。在今浙江永嘉。

第四：东仙源。在今浙江黄岩。

第五：西仙源。在今浙江黄岩。

第六：南田山。在今浙江青田。

第七：玉溜山。不详。

第八：清屿山。不详。

第九：郁木洞。在今江西峡江。

第十：丹霞洞。在今江西南城。

第十一：君山。在今湖南洞庭湖中。

第十二：大若岩。在今浙江永嘉。

第十三：焦源。在今福建建阳。

第十四：灵虚。在今浙江天台。

第十五：沃洲。在今浙江新昌。

第十六：天姥岑。在今浙江新昌。

第十七：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

第十八：金庭山（紫微山）。在今安徽巢县。

第十九：清远山。在今广东广州。

第二十：安山。无考。

第二十一：马岭山。在今湖南郴县。

第二十二：鹅羊山。在今湖南长沙。

第二十三：洞真墟。在今湖南长沙。

第二十四：青玉坛。在今湖南衡山。

第二十五：光天坛。在今湖南衡山。

第二十六：洞灵源。在今湖南衡山。

第二十七：洞宫山。在今福建政和。

第二十八：陶山。在今浙江瑞安。

第二十九：三皇井。在今浙江平阳。

第三十：烂柯山。在今浙江衢州。

第三十一：勒溪。在今福建建阳。

第三十二：龙虎山。在今江西贵溪。

第三十三：灵山。在今江西上饶。

第三十四：泉源。在今广东增城。

第三十五：金精山。在今江西宁都。

第三十六：阁皂山。在今江西青江。

第三十七：始丰山。在今江西丰城。

第三十八：逍遥山。在今江西南昌。

第三十九：东白源。在今江西奉新。

第四十：钵池山。不详。

第四十一：论山。在今江苏丹阳。

第四十二：毛公坛。在今江苏吴县。

第四十三：鸡笼山。在今安徽和县。

第四十四：桐柏山。在今河南桐柏。

第四十五：平都山。在今四川丰都。

第四十六：绿罗山。在今湖南桃源。

第四十七：虎溪山。在今江西彭泽。

第四十八：彰龙山。在今湖南澧县。

第四十九：抱福山。在今广东连山。

第五十：大面山。在今四川灌县。

第五十一：元晨山。在今江西都昌。

第五十二：马蹄山。在今江西鄱阳。

第五十三：德山。在今湖南常德。

第五十四：高溪蓝水山。在今陕西蓝田。

第五十五：蓝水。在今陕西蓝田。

第五十六：玉峰。在今陕西西安。

第五十七：天柱山。在今浙江余杭。

第五十八：商谷山。在今陕西商县。

第五十九：张公洞。在今江苏宜兴。

第六十：司马悔山。在今浙江天台。

第六十一：长在山。在今江苏宜兴。

第六十二：中条山。在今江西虞乡。

第六十三：茭湖鱼澄洞。在今浙江余姚。

第六十四：绵竹山。在今四川绵竹。

第六十五：泸水。不详。

第六十六：甘水。不详。

第六十七：山。在今四川广汉。

第六十八：金城山。在今湖南新宁。

第六十九：云山。在今湖南武冈。

第七十：北邙山。在今河南洛阳。

第七十一：卢山。在今福建连江。

第七十二：东海山。在今江苏东海。

洞天福地，作为一种在人间的仙境，大都是一些与神仙传说有关的山川，或著名道士的修真求仙之地。如《述异记》载：

信安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因斧柯尽烂，所以又称“烂柯山”，并由此成为福地。江西省的龙虎山则因张道陵在此修炼和作为天师道的大本营，而被称为仙境。其他如罗浮山、句容山等则为葛洪等人炼丹修道之境，而被视为仙境。更重要的是这些洞天福地本为大自然的杰作，不但峰奇岭峭、林秀木美，置身其间，使人感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给人一种亲切感。道教徒置身这样的境所，心理上自然也有一种“恍若神仙”的感觉。道教还认为大地名山之间有五岳四渎，五岳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而四渎就是四条著名的河流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分别有五岳大帝和四渎神君治理。这些名山大川由于历史的原因，都是道教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所以也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就被列入神仙出没的地方。总之，三岛十洲、三十六天、洞天福地，都是由古神仙家、方士虚拟的仙山灵岛，经道教的综合和演生发展而成的系统而有序的神仙世界，并成为道教神仙信仰的核心内容，成为道教徒追求得道成仙、长生久视信念的坚实而有力的支持。

第五章
炼形与炼神：成仙方术种种

神仙固然潇洒自由、恬淡悠闲，神仙世界固然瑰丽奇幻、金玉遍地、仙草遍野，但如果现世的人们不能通过某种途径得道成仙，这些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神仙可致的信念是神仙信仰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它和神仙及神仙世界的存在构成了神仙信仰的全部内容。也正是在神仙可致的信念支持下，在人们对不死之道的探索过程中，神仙信仰从原始宗教中分离出来了。

先秦时，人们相信在深山远海中存在着可使人长生的“不死之药”，不惜耗费巨资，入海求药，并出现了房中、行气、服食等成仙方术，行使这些方术的方士集团史称“方仙道”。

求仙活动在秦汉之际由于秦始皇、汉武帝等的热衷，达到了它的第一次高潮。人们狂热地摸索着种种成仙的途径。后世信奉的成仙方术，在汉代已基本确立了。

东汉以降，神仙信仰纳入道教的范畴，成为道教的中心内容，求仙证道进入了第二个高潮。通过道教徒的整合和推衍，逐渐形成了以内丹、外丹和养生术为主体的一整套系统的成仙理论。

然而，神仙或许只是一种虚幻的梦想，世界上根本没有神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种种绘声绘色的成仙方术也完全是欺世怪谈。这些方术不但多不应验，有的反而鸩误人命，遭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抨击。刘向称这些方术为“诞欺怪讦之文”。他说：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讦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

然而，有些幻想，可能永远只能是幻想。而另一些幻想则未必不蕴藏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在神仙信仰中，如何延长肉体的寿命的技术性因素一直占据着相当显要的地位。几乎每一个时期的道教经典里，都有大量的关于房中、服气、导引等长生技术的记载，而每一种技术都有其独特的来源。但是早期的长生技术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确定的联系，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单独探索的结果。由于经历了从早期神仙道到道教的漫长的过程，加上各家各有所宗，所以成仙方术种类十分繁多。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第五·道家》将有关长生的书籍分为吐纳、胎息、内视、导引、辟谷、内丹、外丹、金石药、服饵、房中的修养等类，共计560部。难怪元马端临慨叹“道家之术杂而多端”（《文献通考·经籍五十二》）。

按杨立华的说法：“在早期道教中，各种长生技术是不相连属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层级系统。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每一种具体的长生技术视为一个孤立的思想断片。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思想断片，首先是因为这些长生技术，无论是如何粗陋和荒诞，它的背后总是隐含着一种对于世界的理解；其次，从它们的来源看，我们大约可以推测出两类，一类是原生性的，即它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单独生长出来的，原本就是孤立的、与其他自成体系的思想文化系统没有直接的关联。另一类则是再生性的，即它原本属于某个完整的思想文化系统，而随着该系统的破碎，才成为相对孤立的观念的断片。无论属于那种类型，这些思想断片在汉魏之际开始逐渐汇聚起来，而当时刚刚兴起的天师道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场所’，在这种意义上，早期天师道有点像一个废品回收站，各种各样的奇思异想的观念断片杂乱无章地堆在里面。在这里，一个野心勃勃的梦正在编织和孕育，这个梦就是人的永生。”[15]

这种梦就是将各种不同的技术归纳到某种有层次性的技术体系中，作为这种技术的顶峰就是内丹术的发展。本文只能择其要，对几种主要的长生术作一概略的介绍。

一　服气

在中国古代“气”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存在，它横跨物质和精神两大层面，因而被认为是人的生命的根本。在这样的观念下，许多长生技术都以涵养“气”作为根本大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服气法是一种很早就出现的功法，可以相信是从求仙药的服饵法转化而来的。古人认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些对应的联系，因此认为服食芝、玉、菊等稀有的清香药物能使人清净无秽。而五谷杂粮在肠中经过消化变成粪便等污秽之物，这样就使身体污浊，很难得到长生。葛洪说：

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抱朴子内篇·杂应》）

也就是说要长生成仙就必须“辟谷”，即不食五谷杂粮，保持“肠中清”。他们继而想到，人既然与万物同禀一气而生，因此，食气便可以补偿辟谷的亏耗。在秦汉间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大戴礼记·易本命》）

因此辟谷、食气便成为修炼成仙的一个重要手段。《史记·留侯世家》说张良“学辟谷、导引、轻身”。可见张良当时就十分信奉这种法术。

先秦食气法的关键就在于用天地之精气取代身上的污秽。后世道教的《服气经》也说：“道者，气也。保气则得道，得道则长存。神者，精也。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灵神也。精去则骨枯，骨枯则死矣。”（《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引）足见食气是使精神长存的基础，因而也就是长生的基础。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也列举了很多辟谷食气的方法：

或食十二时气，从夜半始，从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东食岁星青气，使入肝；夏食荧惑赤气，使入心。四季之日食星镇黄气，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气，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气，使入肾。

并说“中岳道士郗元节食六戊之精，亦大有效”。由此可见食气法乃一重要的养生成仙大法。

服气的方法经常与咽津、辟谷、吐纳、闭息、存思等方术结合在一起，也有服体外之气和体内之气的分别。服体外之气时应和存思相结合。服体内之气有服五脏气及元气等方法。诸如《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及《云笈七签·诸家气法》等书所载服气法诀，都是服气法的基本文献。

二　导引

导引，就是一种把吐纳、调息和体操、按摩等结合起来的健身术。“导引”一词始见于《庄子·刻意》：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者也。

唐陆德明《庄子释文》引李颐解释云：“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即导引活动可使气和体柔。“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就是导气，也称行气，亦即现在所谓的气功。“熊经鸟伸”就是仿效熊和鸟的动作，以活动身体筋骨，以使呼吸畅顺，从而达到健身的效果。1973年末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书《导引图》就绘有四十多幅各种姿式的导引动作，有些则是模仿熊、龙、鹤等禽兽的动作，可知导引术一直以模仿动物的动作为特征。三国时名医华佗也倡导导引之术，并创造了“五禽戏”。《后汉书·华佗传》载华佗对他的弟子吴普说：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而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导引的特点，是把肢体运动和呼吸运动联系起来，内外结合以调整机体的不平稳。现代科学证明，它的确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加强血液循环，增进肝脏功能，加速废气排除，使血液所需的养分得以补充，并有强健肢体的作用。正因为导引术有这些效果，所以导引术一直为求仙学道者所重视。

葛洪在《抱朴子·杂应篇》中论及导引术云：

龙导虎引，熊经龟咽，燕飞蛇屈鸟伸，天俯地仰。

《云笈七签》所引《导引经》也具体地介绍了一种导气术：

清旦未起，啄齿二七，闭目握固，漱满唾，三咽气，寻闭而不息。自极，极乃徐徐出气，满三止便起，狼踞鸱顾，左右摇曳不息。……

就像马不走便会失去活力，车不驾就会朽烂，而“导引之道，务于祥和，俯仰安徐，屈伸有节”。所以能够使身体保持健康。

另外，在孙思邈的《摄养枕中方》、司马承祯的《服气精义论》中也对导引术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这种健身方术一开始就是作为方士的巫术和神仙家的秘术出现的，后来，它越来越被神秘化，成为一种可使人长生、飞举成仙的法术。

导引术的一些流派逐渐向技击派演化，形成了道家的内家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武当山张三丰创立的内家拳，其理论原则定位于以柔克刚，以通脉炼气为基本功。

三　行气和胎息

行气，是吐纳、调息、胎息，包括服气等呼吸功法的总称。一般行气总是与导引术互相配合的。《太上混元真录》云：“行气一名炼气，一名长息。”所谓内养功、内功，现在说的气功都是指这种功法。行气法是从锻炼人的呼吸入手，通过调息、吐纳，使人的呼吸变长变深，进而激发体内的真气，在全身的经络中运行，最后达到胎息的水平。

行气法有很多种，胎息法是很重要的一种。道教理论认为婴儿初生时以脐和母体相联，所以脐是人体的生身受命之处。胎息就是把真气聚于人的脐下二寸，谓之气沉丹田，并在修炼过程中把丹田当作“意守”的部位。更进一步又模仿胎儿以脐呼吸，如在胎胞之中，这也就是道教的返元归根思想。神仙家们认为如果人能返回婴儿的先天呼吸，真气自然旺盛，进一步炼成纯阳之体便可合真成仙了。《抱朴子内篇·释滞》介绍这种方法说：

……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初学行气，鼻中行气而闭之，阴以心数，总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乃引之，皆不欲令已耳闻其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着鼻口之上，吐而鸿毛不动为候也。

行气可以治病、防疫、避饥渴、延寿。《养性延命录》说：

凡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和气往攻之。

道教把这种方法叫做“引火烧身”。孙思邈《摄养枕中方·自慎》中说：

道人疾，闭目内视，使心生火，以火烧身，烧身令尽存之，使精神仿佛。疾即愈，若有痛处，皆有火烧之，秘验。

这里所谓的“火”即行气时所产生的热能。发气时既可给自己治病，也可为别人治病。这种方法其实是后来的内丹法的基本功。《胎息经》说：

胎从伏气中结，气从有胎中息。气入身来为之生，神去离形为之死。知神气可以长生，固守虚无以养神气。神行则气行，神住则气住。若欲长生，神气相注。心不动念，无来无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真道路。三十六咽，一咽为先。吐唯细细，纳唯绵绵。坐卧亦尔，行立坦然。戒于喧杂，忌以腥膻。假名胎息，实曰内丹。

四　存思、守一、内视

存思、守一诸法，属于道教的修真之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即已流行。魏晋南北朝之后，修炼的重点已经由早期的炼形炼气转移到炼神。所以作为炼神法之核心的存思、守一、内视、守窍、心斋等方术日益受到重视，而这些方术是依据形神相依、形虚神立的教义而建立起来的。

所谓存思又称存想，即闭目静思某一特定的对象，做到不用目视就能看到它。司马承祯的《天隐子》里说：“存，谓存我之神；想，谓想我之身。”神仙家的存思修炼法将人脑看作是百神之总汇，认为存脑部之神，即能主宰全身，收返老还童之神效。存神的关键是志诚心正。在具体操作规程上，想往往以叩齿、念咒、咽气等为辅助手段。《存思三洞法》介绍存思法说：先入室向东，叩齿三十二通，瞑目依次思洞天三真，各咽九气，三真“下入兆身”中的“泥丸上宫”“绛宫”“脐下丹田宫中”，咽三洞气毕，仰念祝词。然后转向南，思洞地之皇君，感受“灵符”、“秘言”，仰念祝词。然后向北，思洞渊之仙君，感受“宝符”。仙君“入兆身脐下丹田宫中”，思毕便仰念祝词，然后再转向东叩齿九通，咽气九过。

道教认为通过这种神秘莫测的存思便可预知吉凶，去恶获福，长生成仙。如《云笈七签》卷四十三《存思》中说：

修身治物，要在存思。存思不精，漫澜无感。感应由精，精必有见。见妙如图，识解超进。神气坚明，业行无倦，兼济可期，其于有证，证之显验，逆知吉凶。……

存思根据对象的不同有很多区别。存思时往往同时即行“内视”。

凡存思之时，皆闭目内视。人体多神，必以五脏为主。主各料其事，事各得其成，成正则一而不二，则隐显无邪，无邪则众如可见，见则与圣符同，同圣即可弘，积学自然感会。是以朝夕存思，不可懈怠。

即经过修炼，人可以闭目内视，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腑，可以排除自己身体中的病毒。存思和内视方术比较繁杂，比较难以掌握，因此葛洪认为“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除弃此辈。故曰能知一则万事毕者也。”所谓守一，即使意念专注于至高无上的一、道或气，使它们常驻于自己的身体。《太平经》卷一三五曰：

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长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为无极之道。人存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则吉，去则凶……故圣人教其守一，言当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来。莫不相应，百病自除，此即长生久视之符也。

那么“一”到底是什么呢？《云笈七签》卷五十六《元气论》说：

夫自然本一，大道本一，元气本一。一者，真正纯阳一气，与太无合体，与大道同心，自然同性。……元气本一，化生有万，得一，乃遂生成，万若失一，立归死地，故一不可失也。

此“一”即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源和规律，因此得一便可与宇宙相契合而超越生死之境。这种守一的工夫和佛教的“止观法”有接近之处，核心是先虚其身，空其心，内凝神思，身心冥于寂然不动的境界之中，这样便能气液相生，真水充盈，自可治未病之疾，消未起之灾，有招神却恶的功效。其他像庄子所提到的“心斋”、“坐忘”等也被发展成神仙功法。因此神仙家特别重视守一法。存思、内视、守一诸法中包含着祈祷神灵保佑和神秘体验的成分，但同时也包含着高度集中精神而忘掉一切、从而达到精神舒畅和健身的作用。

五　房中术

房中术是有关性生活的养生术，目的在于使性交时体内真气不外泄而求得延年长生，其中包含了许多性生理和性医学的知识。

房中术在道书中变隐称为“玄素”“容成”“阴道”，在陶弘景所撰的《真诰》中又称为“黄赤之道”，“混气之法”，“黄书赤界之法”。《魏书·释老志》称之为“男女合气之术”。《笑道论》还谓之“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16]此外诸如混气、合气、行气、赤气、御妇人术，及后世的阴丹都是指房中术而言的。

房中术很早就被作为一种养生长生的方术。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在先秦时，秦国一带就流传以彭祖和容成公命名的房中术。[17]房中术在汉代更是十分流行。《汉书·艺文志》云：

房中者，性情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而弗顾，以生疾而损性命。

这就是说男女之间的性生活是一种自然的生理需要。只要“乐而有节”就有利于健康。但如果没有节制，沉迷荒淫就会伤生短命。这也是古代房中术的要旨所在。同时也说明了早期儒家并没有像宋明理学家那样把房中术作为诲淫之道加以拒斥，而是肯定了房中术的养生作用。

东汉时形成的道教把房中术纳入道教方术之中。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谓“兴国广嗣之术”。张道陵在四川以行气和房中术为人治病而深得民心。在曹操招致的方士集团中，甘始、左慈就是房中术的行家里手。道教理论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配合是自然之道，天地之至道就是阴阳和谐，阴阳和合也正是万物生长和生命产生的源泉。因此《洞玄子》说：

人之所上，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返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

葛洪也认为：

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福乎？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其善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抱朴子内篇·微旨》）

又说：

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意肆意，又损年命。（《抱朴子内篇·释滞》）

亦即如果压制自己的生理欲望，或者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有损身体。《养性延命录》也称：

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独而思交接者，损人寿，生百病。

关于房中术的具体方法，在古代都是作为成仙方术，由师徒口头秘传，在魏晋时就有十余家。《抱朴子内篇·释滞》云：

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百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还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虽服各药，而不知此要，亦不得长生也。

那么什么是“还精补脑”呢？《玉房指要》说：

又云：《仙经》曰：还精补脑之道，交接，精大动，欲出者，急以左手中央两指（食指和中指）却抑阴囊后大孔（肛门）前，壮事抑之，长吐气，并琼齿数十过，勿闭气也。便施其精，精亦不得出，但从玉茎复还上，入脑中也。

由此可见，所谓的“还精补脑”无非就是在将要射精时用手指在会阴处压迫输精管，使精液逆游进膀胱，并配合一些呼吸动作，忍精不泄，道教徒认为这样就能补脑。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男女合气的房中术还与外炼金丹等有内在的联系，在道教比附色彩很强的思维方式中，精子成为药材，而女性的身体则成为丹炉。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中引《仙经》的文字中有这样的描述：

《仙经》曰：令人长生不老，先与女戏，饮玉浆。玉浆，口中津也。使男女感动，以左手握持，思存丹田中有赤气，内黄外白，变为日月，徘徊丹田中，俱入泥垣。两半合成一团，闭气深内勿出入，但上下徐徐咽气，情动欲出，急退之，此非上士有智者不能行也。其丹田在脐下三寸，泥垣者，在头中对两目直入内，思作日月想合径三寸许，两半放形而一，谓日月相翕者也。

显而易见，房中术中含有很多臆测、虚构的成分，但它反对禁欲，提倡有节制的性生活，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在《玄女经》和《素女经》中提出女方性反应的“五征五欲”、“九气十动”、七损八益和交接九法等，对性交的体位和时间等都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论述，说明我国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过性生理学的实验研究，并为我们现在科学研究性生理学和性医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然而房中术又宣扬“御女多多益善”（《抱朴子内篇·微旨》），并称“但能御十二女子而不复泄者，令人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不泄者，年万岁”（《养生延命录·御女损益篇》）。显然，这种房中术只是为皇室豪族服务的。

但后世房中术逐渐走向猥亵。北周甄鸾《笑道论》记述当时的道士以奇妙的隐语和数字讲交合之术，并在道观公开教人，宣称凭此可以度厄延年。

甄鸾笑曰：昔年二十之时。心好道术，就诸道士，先行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两口、两手、令心正对阴阳，法二十四气之数行道。诀在于丹田，唯以禁秘为急。不泄道路，不得更加嫉妒。行者灾厄皆除，号为真人度世延年，交夫易妇唯色为先，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称中气真术。今民间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许。

修身求仙的房中术变成了“唯色为先”的交换夫妇的乱交聚会，并在道观中堂堂正正地进行，不能不令人侧目。这虽然是佛教和儒家对道教的攻击用词，但是这的确成为道教的一大问题，所以成为寇谦之整顿道教修养方术的重点内容。

在佛教的攻击和宋明理学的诋毁下，房中术被斥为邪术，使房中典籍大多散佚（近人叶德辉根据日本学者丹波康赖的《医心方》（公元984）及其他医书辑出《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等房中典籍，连同敦煌卷子中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汇入《双梅景丛书》于1914年印出），房中术也渐渐失传。后期的全真道等逐渐注重内丹的修真成仙方术，房中术逐渐没落了。

六　外丹

秦汉以来，企图成为神仙的人以五金、八石为药物炼制长生不老的仙丹的方术，称为炼丹术。随着修炼的重心由炼形向炼神的转化，道士们将以人体的精、气、神为药物炼制仙丹的方术也称为炼丹术。于是，这种人体内的炼丹术称之为“内丹”，以矿物质为原料的炼丹术称为外丹。

外丹，是烧炼丹砂铅汞等矿石及药物的方术的总称，包括神丹、金液、黄白三种烧炼术。外丹方术的出发点就是试图通过服食用金玉炼成的丹药达到“假求外物以自固”的目的。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金玉具有不容易被融化和坚固耐久的特点，所以便认为使用金玉制成的器物可以使人不朽。因此当时的墓葬中多金玉之器。1968年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由此，方士们进一步地根据天人相类的观点认为服食金玉之类可以使肉体达到不朽。古代《玉经》云：“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行如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也说：

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之，寿命得长久。

葛洪更是金丹术的热衷者，他认为：

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烧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抱朴子内篇·金丹》）

正是在这种“假求外物以自固”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先民很早就从事于“不死之药”的寻找，并在古代发达的冶炼术的触动下，由寻找天然药物转向于人工制造黄金（铜合金）的炼丹术。在汉武帝时，这种方术已颇具气候了。《史记·封禅书》记载道：

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

这种方术在富家豪族中也影响颇大。《汉书·淮南王刘安传》记载淮南王刘安：

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汉书·楚元王传》也载：

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

到东汉桓帝时，著名方士魏伯阳以模拟自然为基本论点，假借易卦爻象作《周易参同契》来论述炼丹之术。“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法象，而配之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持行之符候，成为在理论上、实践上对炼丹术以深远影响的‘万古丹经王’”。到魏晋，葛洪继承左慈、葛玄、郑隐一脉成为金丹道的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他在《金丹篇》中把烧丹术分为三种：一曰神丹：“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神丹有九种即丹华、神符、神丹、还丹、饵丹、炼丹、柔丹、伏丹、塞丹。二曰金液：“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不减九丹矣。金液入口，则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于元君。”第三为黄白：“为神丹即成，不但长生，又可作黄金，化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涂刀剑，辟兵万里；以此丹经为盘碗，饮食其中，令人长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诸之得水也，饮之不死。”神丹、金液与黄白互相转化，金液与水银合炼成丹，此丹与水银合炼成银，此丹置火上扇之化为丹金，以金液和黄土炼之成黄金；黄金复以火炊之，化为丹，这是一个循环的系统，象征着自然界的轮回。

外丹方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流派，具体的炼制方法和侧重点也各有千秋，综其大要就是将铅、汞与其他药物配制后放在鼎炉中炼制。其成品分为“点化”和服食两种。初步的炼成品叫“丹头”，只能作为点化之用，不能直接服用。这种初级品一般都是有剧毒的。对这种丹头进一步加以烧炼便成为可以服用的药，这就是我们日常所谓的仙丹。神仙家认为服用仙丹可使人长生不老。葛洪则把仙丹称之为上药，是飞举成仙的决定性药物，草木制成的药物只能祛病健身。“先服草木以救亏损，后服金丹以定无穷。长生之理尽于此矣。”（《抱朴子内篇·极言》）

然而所谓的仙丹，其主要成分是铅、汞、硫，有的配方中还含有砷，这些成分都是对人体有毒的，有的甚至含剧毒，服下金丹的后果当然也是不堪设想的。轻者中毒，重者暴死。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是因求仙心切而中丹毒死亡。《云笈七签》卷六十四《玄解录》云：

世人苦求得之，将为便成至药，不得深浅，竟学服饵，皆觅长生不死者也。并不悟金丹并诸石药，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从羲轩已束，万不存一，未有不死者。

但是信仰的力量可以抵抗一切恐惧，道士们因迷恋于神仙和金丹的效用，有的反而将中毒而死美化为尸解成仙。而服食丹药之后出现的许多症状，则被认为是排除病兆时的正常现象。《大清石壁记》中有“服丹觉触”一条说：服丹后觉身面上痒如虫行，身面手足浮肿，见食臭吃食呕逆恶心，四肢微弱，或痢或吐，头痛腹痛，并请不怪，此是丹效，排病之验也。道士们针对这些效果还发明了许多解毒法，但这些方法的效果都无从知道。丹药之毒性所造成的效应受到儒家和道教内部不同教派的猛烈攻击。从魏晋、隋唐直至晚清，虽备受内丹术的冲击，逐渐转向内丹的修炼，但仍有一些人执迷不悟，从事炼丹术。炼丹术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参同契》《九转灵砂大丹》《药石尔雅》《抱朴子》等。

七　内丹

内丹是和外丹相对而言的。唐代人所作的《通幽诀》中说：“气能存生，内丹也；药能固形，外丹也。”而且就其作用而言，内外丹也是需要配合使用的。同为唐代人写的《上洞心丹经诀》说：“修道之士，有内丹者可以延年，得外丹者可以升天，内丹成而外丹不应，外丹至而内丹未克，皆不得升举。”

但一般认为外丹的理论的出现较内丹的理论为早。内丹可以被看作是以往种种内养长生技术的逻辑发展。之所以将之称为“内丹”：“一，各种内养术由于某些或偶然或必然的原因开始借用金丹烧炼的名词、术语甚或部分理论来描述和阐发自己的理论和修炼过程，这种情况在最初并没有自觉的意识；二、各种内养术对金丹炼制理论的汲取由自发而自觉，以至于有些内养术已经开始被视为一种炼丹过程；三、内养术吸收金丹烧炼理论的同时，各种内养术之间也相互融合、相互吸取，从而使内丹理论由初期的不成熟渐趋成熟，两种理论开始有了相互区别的必要，内外丹概念开始出现；四，外丹理论开始反过来吸收内丹的理论，从而使二者在理论构架和名词概念的使用上进一步趋同。”[18]这也是我们在下文中看到内丹与外丹在使用术语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的根本原因。

内丹指的是以身体为炉灶，修炼精、气、神，使之在体内结丹，丹成则人可成仙。其实在隋唐以前行世的成仙方术，主要是外丹和存思、行气、辟谷等术，并把金丹等看作能使人顾形轻举的上药。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外丹等仙道弊害毕露，很多人服用仙丹之后，非但没有飞身轻举，反而命丧黄泉。为了掩蔽外丹的缺失，隋唐之后的神仙家不得不改弦易辙，逐渐结合导引、行气等方术，假借外丹术语，形成了内丹术。

一般认为，隋开皇年间（581~600年）罗浮山道士苏玄朗自称得大茅君秘旨，撰写了《旨道篇》和《龙虎金液还丹通玄论》，开启了道教内丹之说。“内丹”之名最早出现在梁释慧思所作《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籍外丹力修内丹”，但也有人认为此文为伪作，故本文不采。

从散见的苏玄朗言论看，他的内丹理论已比较完备。譬如他说：

天地久大，圣人象之。精华在乎日月，进退运乎水火。是故性命双修，内外一道。龙虎宝鼎即身心也。身为炉鼎，心为神室，津为华池。五金之中，惟用天铅。阴中有阳，是为婴儿，即身中坎也。八石之中，惟用砂汞。阳中有阴，是为姹女，即身中离也。铅结金体，乃能生汞之白；汞受金炁，然后审砂之方。中央戊巳是为黄婆，即心中意也。火之居木，水之处金，皆本心神。脾上犹黄芽也，修治内外，两弦均平，惟存乎真土之动静而已。真土者，药物之主；斗柄者，火候之枢；白虎者，铅中之精华；青龙者，砂中之元气。鹊桥河车，百刻上运，华池神水，四时逆流。有物之时，无为为本，自形中之神入神中之性。此谓归根复命，犹金归性初，而称还丹也。

乍一看，这简直是一篇炼金术的经文。通过这玄奥的文字，苏玄朗的要旨即是以心神为火，以精水为药，以气行为途径，还精归本，即还丹，这也就是后世内丹学的根本。

经过唐末、五代的钟离权、吕洞宾、施肩吾和北宋的陈抟、张伯端等人的发扬，把内丹学推向了高峰，使之成为修真成仙的主要方法。

内丹学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宇宙，在天地未判，未有人身之前，整个宇宙处于虚无状态，而后在虚无中有一产生，称为先天之，先天之由静生动，化生阴阳，产生万物和人类，然后神分离，产生情欲和口鼻呼吸，先天至精化为人类的精液，到十六岁精、气、神达到全盛期。神仙家们从这个宇宙人类生成模式发现，宇宙间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虚，因此要达到长生和永恒，就必须从“逆”的方向向本原返回。由后天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返回先天的无情无欲的虚，然后与道合真。这也就是所谓“顺则成人，逆则成仙”。因此内丹学的基本点就在于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模式进行反演，由三归二，二归一，即由精、气、神返归先天之，最后归于虚无。

因为内丹术以身体为基本，所以在练功前一定要先祛除病症，并断绝房事，在呼吸时也要按照“顺行成人，逆行成仙”的原则，必须是吸时收腹，呼时鼓腹。其息深深，绵绵若存。内丹功的关键在于运转小周天，就是指在精神意志的导引下，运药沿任督二脉循环。先从背面经过督脉上升，称为通三关，即通过尾闾、夹脊、玉枕三个部位，然后沿着前面的三丹田下降。三丹田指脑部泥丸（上丹田），胸部黄庭（中丹田）和腹部脐内（正丹田）。通三关内丹术语称为“进火”，降三关内丹术语称为“退符”。神仙家认为人身是小天地，天行360度，因此使先天之在体内运转360度，便称为周天功法。

内丹术主要分四个阶段：

首先是筑基，即健身壮体，就如外丹术准备丹炉一样，没有强健的身体，根本谈不上炼丹。筑基的基本功是采用气功，以神运气，用意念调动精、气沿任督二脉运行。做到气通、热通、全身通。

其次是炼精化气，主要是以先天之为丹药，用意识去导引推动，使它在体内初步凝结。

第三是炼气化神。是指把人体之“三宝”即精、气、神凝结为圣胎，可以在体内循环。

第四是炼神还虚。神仙家认为丹药形成后，可从脑户出入，化为身外之身，人体即可永世长生。内丹家接受了道家虚无为万物之本的观点，认为道即是虚，宇宙中只有虚才是永恒存在的，所以炼神还虚，就完成了由三到二，由二到一，并归到虚的过程（老子书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按照顺则成人，逆则成仙理论，由万物归入虚空便完成了一个由有限上升到无限的过程）。

神仙家们自神其术，大多把内丹方术神秘化，并运用大量的隐名、异名，使人真伪莫辨，如乾坤、坎离、青龙白虎、玄龟赤蛇、交梨火枣、婴儿姹女等。内丹术的主要经典有《人药镜》《灵宝毕法》《钟吕传道录》《悟真篇》《大丹直指》《天仙正理》等。

八　外炼方术

神仙信仰是道家、阴阳家和各类方术的混合物，道教的外炼方术指的是道教的斋醮仪式和通过召神劾鬼、祈禳等法术来达到祛病延年的修炼方法。显然这是从古代巫术中发展而来的。

其实上文所介绍的神仙道教的内炼方术和本节所要介绍的外炼方术是互相联系的。如果说内炼方术的目的是为了自身修炼成仙，那么外炼方术则是显示道士作为祭师、萨满的社会功能，从而突出了道教的社会作用。下面对几种主要的外炼方术作简要的介绍。

（一）斋醮

许多宗教都有通过洁净身体、澄心静虑而达到某种与神灵相合的精神状态的仪式。中国古代原始信仰中也非常重视这种仪式。如《礼记·祭法》中对“斋”的解释就是“斋者，精制明之至也，所以交于神明也。”道教的斋，可以说就是从这种仪式中转化而来的。

道教十分重视斋的重要性，对道教仪式的整理着力最多的陆修静在《洞玄灵宝五感文》中说：“道以斋戒为立德之根本，寻真之门户。学道求神仙之人，祈福希庆祚之家，万不由此。”这就是说，想要成仙证道，首先就要通过祭仪来修行，寻找成仙的途径。而对于普通的信徒来说，可以凭此消灾免祸。

道教的另一种重要的仪式是醮。早期的斋一般是由祈福求仙者自己入祭坛祈禳或表白自己曾犯的错，而道士只是在一边主持仪式。而醮则是在斋结束之后道士们的祭神活动。《隋书·经籍志》在介绍了斋的仪式之后说：

而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

由此，我们知道醮的基本程序就是在晚上设坛陈列供品，招请各路神灵，敬献果品酒水，然后把自己的罪过、要求等表述给神灵，祈求降福免祸。

斋醮仪式因用途和时间、规模而不同，最通行的是据《洞玄灵宝玄门大仪》的说法，分为两种：即极道和济度。极道是内斋，主要是洁净内心、排除杂念。包括心斋、坐忘、存思、守一等。济度则是外斋。它包括三、七品。

所谓三，一是金斋，目的是“上消天灾，保镇帝王”。二是玉斋，“救度人民，请福谢过”。三是黄斋，“下拔地狱久幽之苦。”所谓七品，其一是三皇斋，求仙保国；其二是自然斋，修真齐道；其三是上清斋，升虚入妙；其四是指教斋，禳灾救疾；其五是涂炭斋，悔过请命；其六是明真斋，拔幽夜之魂；其七是三元斋，谢三官之罪。以上各类仪式，有的一天一夜便可完成，有的则要三天三夜、七天七夜不等，难怪道教中人也说仪式繁杂，苦不堪言。

道教的斋醮仪式各时代都有一些变化，繁简不一，其仪式包括坛场设置，专门的法服冠饰，经典文检，即道士作法时跟天上神灵说的话。除了嘴上功夫之外还有手上功夫和脚底工夫。

手上功夫即手印和点弹。手印即是道士在行法诵读咒语之时，配合按在手指特定的关节之上，因为道教认为手上的关节对应相应的神，这样以便传达意思。点弹则是在咒语结束时手用力向某一与施法内容有关的方向弹出。

脚上功夫则是步罡踏斗。罡，指魁罡；斗，指北斗。一般是在一块地上铺设罡单，模拟九重之天。道士在上面，脚穿云鞋，随着固定的曲调，沉思九天之象，按斗宿之象，九宫八卦之图，用禹步随形行走。道教认为这样便可使神飞九天之上，直接奏达表章。看过电视《三国演义》的人一定会对诸葛亮借东风的场面有印象，其实这就是一种道教斋醮仪式。

（二）符咒

道士进行斋醮仪式必伴以符图和咒语。符图的来源可追溯到古代的《河图》和《洛书》，以及《易经》中的八卦图形。很多人认为道教的符图是从汉代的图谶中转化而来。王莽和光武帝刘秀都十分相信图谶并有意利用符瑞为自己造势。如光武帝还未夺取皇权之前，民间已到处出现“刘秀为天子”的图瑞，似乎这是天意。因为中国人始终相信符图是神意的体现，道教完全是利用了这种崇拜为己所用。

道教认为符是神灵赐予道士的法宝，凭着各种神符，道士便可与神沟通，知晓神意，并将自己的意愿告诉神仙，“以道之精气，布之简墨，会物之精气，以却邪伪，辅助正真，召会群灵，制御生死，保持劫运，安镇四方。”（《三洞神符记》）比如道教创立时期，干吉便是号称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神符，由此便开始制造符水治病。在《太平经》里出现了三四百个符图，书中称这些为“复文”，其实就是把好几个字拼在一起。张道陵也说老君授以符图。最邪乎的是寇谦之，先是称太上老君授以他天师之位，并有神书二十卷，既然是神书，当然是由一些凡人看不懂的文字写成的。过了一阵，他又遇见老君的孙子李谱文，李又授以《录图真经》。符图的功能主要有两种，一是消灾免祸，二是镇住鬼神妖怪等。典型的如中国人以前家家门上贴的桃符。东晋以后，随着道教的成熟，符图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图形还是所用的材料都变得十分的复杂，而且分出了“符”“箓”两类。所谓的“箓”就是记录的意思，依据内容也可分两类。一种是道士名册，即道士修行到一定程度就要授，称为登真录，里面记载着该道士的姓名、道号和师承、道阶。另一种是天神的名录，上有天神的名号和职能。道士作法时，根据不同神灵的不同管辖范围，呼唤之，才具有了对付妖魔的力量。

道教中符的种类很多，《抱朴子内篇·遐览》中有诸如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黄帝符、九天发兵符、消灾符、雷电符、采女符、治百病符等大符，小符不可胜记。其他如《灵宝领教济度全书》中所载的神符中包括：炼神符、追魂符、拔度亡魂符、催生符、伏魔符、延生符、治水符、伏火符、治蝗符等门类齐全，并与咒语联合使用。反正符的种类很多，只要一般人所能碰到的问题，都有相应的符为对应，以确保信徒的信任度。

符图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识别和制作的，其间有许多严格的规定。所以俗话说：“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

符作为阴阳契合，以人之神去合道士之神的高级法术，必须十分恭敬、认真才能灵验，而且与一般的神秘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即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葛洪在解释符图为什么不怎么灵验时说，原因之一是传承日久，抄写错误很多；其二就是人们对之信心不足，所以不灵。

符图一般与咒语配合使用。

咒语的起源也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更早。当时甚至有专门行使诅咒和告祝职能的官员，来驱除瘟神等各种对人的生活有害的鬼神。道教继承了这种巫术色彩很浓的法术，并认为与符图一样，咒语亦不能随便乱说，而是神灵秘密授予，并且接受者必须保持精诚之心。在使用咒语时还需和存思、行气等别的法术一起进行，否则法术就会不灵。

所谓的咒语，在道教的观念中，就是对神灵或鬼魅有神秘感应或禁令作用的语言。人的灾祸有一些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当引起的，这可以通过祈禳、悔过等形式来弥补；而另一些则是有些居心不良的鬼魅故意找碴，如躲在每个人身上，专门向上打小报告的三尸鬼。这就要念咒语让神灵来诛杀邪鬼。因此几乎一切法术都要使用咒语，而咒语也几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如《太上三洞神咒》所录求雨咒语是“五帝五龙，降光行风，广布润泽，辅佐雷公。五湖四海，水俱朝宗，神符命汝，常川听从。敢有违者，雷斧不容，急急如律令！”变形咒语是：“三天之令，化吾之形。青龙白虎，侍卫我身。邪鬼远遁，真气速生，急急如律令！”《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录召令神仙的咒语是：“玉清宝司，总摄真灵。开通眼目，洞视鬼神。真灵下降，显现真形，急急如律令！”

当然咒语中也有许多是很逗的，其原因可能是与道士的素质有关，《道法会元》卷八十五记“动掌心雷”咒语说：“奉玉皇上帝律令，敕尖觜速发声！汝若不发，骂汝祖公。”直令人想起姜昆相声中那句有趣的骂人话“你母亲的！”

咒语的种类也很多，但宋代以后，以雷为力量之源，以役使雷部诸神的咒术大行天下，这种咒术也叫“雷法”或“五雷正法”。《道藏》正一部所收《道法会元》共268卷，收集了以雷法为主的各种咒术。

雷电崇拜是中国原始崇拜的重要内容，中国人认为，雷代表着天地之正气，是天刑天罚的执行者。雷不但能给邪神恶灵致命的一击，同时人间的不孝、浪费行为也会遭到雷击。即使在我小的时候，我奶奶还经常在我们姐弟几个吃饭的时候这么教育我们：你们千万不要浪费粮食，不要让饭粒掉下来，否则会遭天打雷劈。

雷法有自己的一套经、符、咒诀，它强调行法者必须以内修为本，以自身的元神、真气为雷将。特别是春天的第一个打雷日，将雷力引入自己的身体之中，结合自己的叩齿、咒文和独特的手印，只有这样才能在需要的时候使用雷法。雷法的功用很多，包括斩妖、除邪、求雨、祈晴等无所不能。

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的一个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道教法术。故事说：在一个叫叶旅亭的御史家里，忽然有狐狸精作怪。大白天就跟叶御史说，要他把他的大宅子让出来给自己住，并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其就范，如让杯盘自己在那儿转，或搬动床铺等。叶御史就把这事告诉张真人。张真人又将这事委托给专门治鬼怪的法官。法官先作一符书，还没贴在叶宅的门上，刚展开就裂了，于是又到城隍神那儿说明情况，城隍神几次下达处理意见，都未有结果。法官说，这是只修炼已久的狐狸精，用一般的办法看来难以搞定，只能设道场拜章了。于是就设七日道场。到第三天，狐狸精还在那儿大声叫骂。到第四天狐狸精便开始支持不住，好言相求放它一马。但张真人说，既然表章已拜，再想撤掉已经不可能了，你只能乖乖就擒。到第七天，忽听见屋中有激烈的格斗声，一直到晚上还没消停，于是法官又邀请别的神灵前来助阵，终于将之擒住，用腌菜坛子装上，埋在北京广渠门外。纪晓岚曾经亲自问过张真人如何才能驱使鬼神，张真人说，具体的原理他也搞不清楚，他只是按照法术行事。大概鬼神都受符文和印章控制，而符文则有法官掌管，真人好像是官员，而法官则好像是办事人员。真人没有法官就不能作符，而法官没有真人的印章，则符文也不会灵验。中间有的灵，有的不灵，就像人间的衙门，有的状子就准了，有的就不准。如果鬼神凶险，有时虽然手中有符印，但神灵之调集一时难以到位，就会不灵验。这显然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明清以后还流传着许多有关雷法和许多不良分子被雷劈死的故事，其中有趣的是一个苏州道士顾元本作法自毙的故事。故事说顾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他就画了雷符让雷神去拿手纸，果然灵验，雷神居然把手纸拿来了，可擦完屁股一站起来，却被自己唤来的雷神劈死了。

道教的各种法术还有很多，如掐诀、冥通、降妖、荡魔杀魔、杀灭三尸等，其法器有剑、照妖镜、令牌、法水等等，但这些都是在斋醮、符咒仪式中配合使用的，因此很多人依然将道士视为巫师的一类。特别是在民间道教中，道士主要靠的并非是教义而是种种法术来取信于人。

道教的法术广泛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死了要请道士设道场超度亡灵，生病了则会请道士捉妖，门上贴符图，家里挂镜、剑之类的东西以避邪，我们熟悉的如《红楼梦》中道士给贾瑞治病的“风月宝鉴”，正面看是绝色美人，反面看是骷髅，便是法器的一种。即使在现在，农村盖新房，其对着的那家的门上就会挂上镜片什么，说是要避一避“煞气”，足见道教影响之根深蒂固。

第六章
实用理性和享乐主义：神仙信仰与中国人的心理

神仙信仰是中国人社会心理的产物，同时这种信仰本身又会强化中国人在某些领域和环节的心理趋向。神仙信仰作为一种历史久远的中国本土信仰，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神仙信仰作为道教的中心目标之后，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就更为巨大了。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当然，要全面分析神仙信仰对中国人的全方位影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这里主要就神仙信仰对中国人的心理取向、人生哲学、审美情趣的影响作一概略的分析。

一　入世与出世

中国人一般而言，比较愿意关注自己身边的事，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事，所以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理论，他用石头扔在水中泛起的一圈圈的水波做比喻，说我们对于事物的关系程度就像水波一样，按与自己的关系的远近，关切程度就不一样。所以《大学》在阐明儒家的立场的时候，用的也是由内而外的顺序，先修身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儒家一直以百姓日用作为关注的对象，所以受儒家熏陶的中国人首先就希望在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高者能够伴君侧，低者晴耕雨读，也算是天下太平。但是每一个社会的机会总是有限的，总会有许多对自己有很高期待的人，并不能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理，需要一种特别的理论或操作方式来释放自己心理的困惑，而道家则主要担负起这样的功能。虽然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孔子和老子为何许人，但是他们的心理结构上就形成了这样的互补机制。因为儒家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经常会被残酷的现实碾得粉碎。

然而，面对现实的荒谬和异己、愚蠢和苦难、残忍和不公正，中国人以一种惯有的乐观主义精神来对付。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原因在于很多悲剧我们都愿意将之转变为喜剧，其实喜剧和悲剧是孪生兄弟，中国人因为没有真正的悲剧，所以也就产生不了好的喜剧，形成的恰好是不中不西的趋向。所以作为社会心理的代言人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像西方哲人那样走向绝望和疯狂，而是把“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人间血泪”（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走向道家所追求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超然逍遥的适宜得意。这种儒道互补，顺则张、逆则缩的人生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和心理意向。人们面对荒唐和绝望的现实，在社会历史的现实构成和价值愿望极端分裂之际，便毅然决然地阻断价值追求走进山林，潜心丹炉和静养，拥抱一种空虚的非价值的超验世界。

因此，自由、逍遥、享乐的神仙便是他们最好的价值替代物。充满了对现实文化的绝望和批判的《庄子》和胸怀高洁、反遭贬谪、官场落魄的屈原的《远游》开创了后世文人对神仙生活的向往的先河。

庄子是中国最早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的荒谬和价值虚无的哲人。《庄子》书中充满了对于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由逍遥的企羡和对于束缚、压抑人的发展的外在价值规范的批判，以“齐生死，泯物我”的胸怀，创造了超越生死及外在束缚的至人、真人、神人形象，用寓言的形式描述了藐姑射山上神人的风采。

屈原在被奸臣诬陷而遭楚怀王放逐时，感到一片丹心和满腔的报国热情被无情地熄灭了，无限的失落和悲哀油然而生。“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娟娟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把这种对人生对理想的焦虑都集中在对时间匆匆流逝的焦虑上：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掩兮，其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

进而梦想“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远游》）对神仙世界充满了向往和企盼。屈原还以其诗人独有的想象和浪漫情怀，描绘了他和仙人一起游历的情景：

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大微之所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於微闾。……路漫漫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左雨师使经待兮，右雷公以为卫。欲度世而忘归兮，意恣睢以担挢；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娱以自乐。（《远游》）

屈原自己虽然最终没有摆脱失意的心境而自沉汨罗，但是他的《远游》把道家的真人和方士的仙人结合起来，成为后世文人在困厄之时寻求解脱的一种先导。因此很多人认为《远游》是中国游仙之祖。

随着秦皇、汉武的推崇，神仙信仰愈来愈炽，普通百姓和达官贵人中有许多人相信神仙的存在。即使有些人不相信神仙的存在，但本着“祭神如神在”的态度，在陷入悲苦绝望之际，他们何尝不希望真的存在这么一个超然的世界，从而使他们飘荡无定的心灵有一个平静的安顿之处，对神仙的向往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三国时的曹植，幼承异秉，才华横溢，却为曹丕等妒忌，以至抑郁不得志。他慨叹“名为懿亲，其朝夕纵适，反不若一匹夫徒步”。在这种备受压抑的环境中，他怀着一种深沉的苦闷和忧伤，仿佛与屈子庄生发生了共鸣，写下了凄楚的《游仙诗》，开篇就倾诉现实的局促，人生不如意，世上的失落：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游仙诗》）

进而便希望通过游仙来排遣内心的郁结。

九洲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华盖芬晻蔼，六龙仰天骧。曜灵未移景，悠忽选昊苍；闻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五游》）

处于魏晋玄仙之风双畅之时的郭璞认真研究过神仙，他为《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作注，极富文采，而且颇善筮卜和术数。但在门阀势力笼罩之下，以方术知名的人，很难在政治上得意。《晋书·郭璞葛洪传》曰：

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郭璞字）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窀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

他的方术背景反而成为他走上仕途的牵累，因此虽然才高八斗，也无缘施展宏图，所以深通神仙的郭璞也以游仙诗的形式而抒发自己的悲情。他反复吟咏自己在世的哀伤：“运流有代谢，时变感人思”（《游仙诗》其四），“静叹亦何念，悲此妙龄逝”（《游仙诗》其十四），“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游仙诗》其七），充满了凄苦和无奈。即使在“寻仙万余日，今乃见子乔”（《游仙诗》其十），能够挽龙驷、逐电驱风、在天上飞翔时，也充满了悲戚之情。“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游仙诗》其九）。现世的悲忧、自由的精神、孤寂的心境督促郭璞向往幽林静谷和仙山灵岛，“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并希望远离这个苦难的世界，“寻找青云友，永与人世绝”。

神仙世界作为一种自由、享乐和超脱的梦幻，使士人们得到一种安慰和寄托，使孤独的心灵得到慰藉，使流血的创口得到敷疗。到了唐代，因为被道教奉为教祖的老子被唐朝帝王视为自己的祖宗，因此道教信仰达到了鼎盛时期。而强盛的国力和国势又使人希望能够永久地享受目前的富足，所以特别希望得道成仙，好在天上享受更加幸福的生活。当时的士人和老百姓都狂热地信仰道教，充满了对神仙世界的赞叹和憧憬。卢照邻、王勃、陈子昂、孟浩然等都写过游仙诗或梦仙诗。诗仙李白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李白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方面对自然、对洒脱绝尘的神仙十分向往，另一方面也和中国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追求功名，积极入世。他对历代建立起巨大功勋的人十分敬仰，如姜太公、诸葛亮等。同时也对儒宗孔子十分崇拜，希望自己也能和这些人一样泽被后世，并以诗铭志“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并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引起皇帝的注意，最终得到了唐玄宗的召见。但由于李白平时侠骨仙风，恃才傲物，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还“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因此不久便被唐玄宗放归自然。仕宦途上的失利，使他内心充满了悲戚，“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观胡人闻笛》）。但“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官场失利使李白对本来就有的贪恋自由、求仙学道的兴趣陡增。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花落时欲暮，见此令人嗟；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落日忆山中》）

并对神仙们再三吟咏，心驰神往。

我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金骨既不毁，玉颜长自春。（《感遇四首》其一）

并以其丰富的想象，描摹出仙境之奇妙绝伦。

飞流洒绝巘，水急松声哀；山眺崿嶂奇，倾崖向东摧。登高望蓬瀛，想像金银台；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游泰山》）

李白不但向往神仙，而且也浸淫于道士的成仙法术，并与东岩子、尤丹丘等道士为友。他曾说：

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志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冶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李白与屈原、曹植等空怀悲叹、以游仙为解脱不同，对神仙是真心相信，他学道一直孜孜不倦，又是炼丹，又是受箓，毫不含糊。李白的求仙纵然有其浪漫情趣在内，但跟其他士大夫们一样，其潜意识中还是有对生命短暂的恐惧和对自然享乐的向往：

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拟古》）

但神仙毕竟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成仙只是一些美丽的谎言，因此陷得越深，求仙不得的伤感也就越烈，以至李白最终对神仙也产生了怀疑。现实的痛苦加上求仙不得的痛苦，以至他在想象中的飞行也没有往常的愉悦和超然，并把心中的愤怒带到了天国：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白涂野草，豺狼尽缨冠。（《古风》）

美丽的仙境，烟霞缭绕的洞天，只是梦幻。梦醒的失落正代表了李白由求仙的逍遥走向失落的心境：

忽魂悸以魄动，怳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梦游天姥吟留别》）

神仙终究没有给李白提供一个真正的徜徉自在之境。

然而在八世纪中叶，“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安史之乱，使得盛唐飞歌旋律由高亢转为低回。尽管十几年后动乱平息，但盛世的昌盛和繁荣已成为昨日黄花，只剩一堆美好的回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根据葛兆光先生的分析，当时士人们心中有一种“失重感”，一部分有抱负的士大夫以“巨大的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感”注视着目前的一切。他们“寻觅着种种新的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在深刻的反思中，四处寻觅着新的天地”；而另一部分人“失去了盛唐开朗闳放、健康自信的心理性格，失去了建功立业杀敌报国的人生理念，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突然感到精神崩溃……只有通过各种扭曲与鄙陋的渠道进行发泄，在各种畸形的变态中寻找归宿”。[19]因此他们从神仙世界里寻找对往日的追怀。而神仙的极尽奢华、无所不能的生活则满足了他们扭曲的希望。

随着唐、宋、明中国历史由高峰向下滑落，中国的文人似乎失去了他们的自信、超脱和浪漫，走入了凄凉、流浪和自我满足。神仙世界不再是他们忧愁时的避风港和价值替代物，他们信仰神仙的目的转向了满足个人的生存欲、享受欲和贪欲。如晚唐的曹唐曾写了九十八首《游仙诗》，其内容多半是：

玉色雌龙金络头，真妃骑出纵闲游；昆仑山上桃花底，一曲商歌天地秋。

天上鸡鸣海日红，青腰侍女扫朱宫；洗花蒸叶滤清酒，待与夫人邀五翁。

他们失去了曹植、郭璞对于人生悲情的深深思索和李白在向往神仙时所充溢的那种高扬个性自由的高傲情操，他们求仙只注意感官的享受：

五十年来鬓未华，两朝全盛乐无涯；子孙满堂衣裁彩，宾客盈门酒当茶。炼成金鼎长生药，来看江南破腊花。诞日何须祝千岁，由来千算比洹沙。（明唐寅《五十诗》）

而高洁之士则是以一种怀疑的态度看着天上的神仙：

析尘妙质本来空，更积微阳一线功；照夜一灯长耿耿，闭门千息自蒙蒙。养成丹灶无烟火，点尽人间有晕铜；寄语山神停伎俩，不闻不见我何穷。（《苏轼诗集》卷十四）

他们不再把美好的愿望寄托于神仙，也不指望神仙能消解他们抑郁的心灵，因为仙境本身也是十分冷清和凄凉：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苏轼《水调歌头》）

二　心灵与肉体

我们知道，神仙信仰包含有神仙存在和成仙方术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理性思维的发展，原始的粗鄙的迷信对于人们的吸引力便必然会趋向没落。所以自中唐起粗浅鄙陋的斋醮符咒和种种所谓的丹鼎妙药，日益失去了它们的市场，而把注意力转向从道家清虚无为的思想中继承下来的抱朴守静的修身养性方法。加上当时盛行的禅宗的影响，道教中的王玄览和司马承祯及后起的全真教，都把道教注重宗教仪式的方向向老庄思想复归，他们虽仍然把修真成仙作为终极目标，但更加注重的是成仙理论中修身养性那方面，并进一步与禅宗合流，把强调守静养性炼气的一派视为道教的正宗，作为人生失意时的隐遁之所，精神空虚时的寄栖之处，并作为平时生活起居及清雅的生活方式或健体修身的良方。这样，神仙信仰对文人们的影响，由追求肉体成仙而转为更注重对自在洒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由对丹药的迷醉转变成对道教养生理论的本质的吸收。

道教养生理论的中心点是“少私寡欲，见素抱朴”。要排除一切杂念，使内心平和。《神仙绝谷食气经》说：

诸行气皆无令意中有忿怒愁忧。忿怒愁忧，则气乱，气乱则逆。思一，则正气来至。正气来至，则气各顺理，如法为长生久寿。

《清静经》也说：

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

因此说，道教在追求长生的同时，形成了以“自然恬淡，少私寡欲为特征的生活情趣，以清静虚明，无思无虑为特征的心理境界和以这种生活情趣与心理境界为主，以养气守神等健身方法为辅赢得的良好的生理状态”。[20]

也就是说，道教和神仙信仰把心理、生理和人生哲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养生方术和人生哲理，是宋明时期道教、禅宗和儒家思想互相融合的产物，成为中国文人新的精神支柱。因为士人们在汲汲于功名时，官僚们在案牍公文中，内心一直向往着在有限的岁月里充分地享受自由、乐趣，使自己的精神与宇宙的根本融为一体。对这一点，元代人在《零陵三亭记》中说得明白：

人之生也，寓形于宇宙间，视光景之迅迈，犹驹过隙耳。而举世营营役役，未至于死则未有休息之期……吾观古之达者，避名虚荣，土金芥玉，澹泊以自持，逍遥于无为，心中诚有慕也。

儒、释、道的这种融合，也是传统士人对自然的归属感和向往的延伸，移情于山水，在闲云野鹤般的宁静、淡泊中充分消解对于现世的愤懑和厌恶，彰显自己孤高的品质和洒脱的情怀；以一种审美的诗的情趣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切，从自然山水的无限生机中反衬出内在的生命力，以达到一种与时空融为一体的永恒。如柳宗元诗曰：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由虔诚的神仙崇拜转向对自然的崇拜，由追求肉体的永恒和享乐转向对精神情趣的渴求，是社会发展和认识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道教向道家旨趣的一种意识回流。由成仙理论脱胎而来的把自然恬淡、少私寡欲的生活情趣，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神气清朗健康长寿的生理状态联系在一起作为人生理想，既是唐宋以降道家的中心哲理，也是士人们新的心理旨归。宗教思想一方面影响着社会，另一方面又受社会的影响，在宋明以来强烈的三教合流的趋向之下，这种生活方式深入于士人的心灵，使他们的生活呈现出适性得意、随遇而安、寡欲隐忍的色彩。

【注释】

[1] 希罗多德：《历史》。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1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3] 弗兰茨·贝克勒：《向死而生》，第143~14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

[4]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和神话》，第33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5]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1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6]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第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第48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8]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48~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 西尔：《人论》，第10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 转引自《死亡哲学》，第12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11] 见《忏悔录》，第63页，商务印书馆，1981.

[12]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3] 《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1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4] 方立天：《佛教哲学》，第1版，第1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15] 杨立华：《匿名的拼接》，第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6] 参见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第1版，第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7] 参见蒙文通：《晚周仙道三派考》，载《图书集刊》第8期。

[18] 杨立华：《匿名的拼按：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19] 参见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第1版，第1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0] 见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第307页。

下篇

第七章
先天真圣

如果说神仙信仰中许多长生方术是不断拼接起来的，那么道教的神谱也是一样，在这个系统里囊括了古代的神人、英雄、政治家、将领，还有各行各业各类稀奇古怪的人，他们或者是因为有功于人类，或许是因为有奇异的言行，都被归入仙人的行列。在佛教传入的刺激下，道教的神谱日趋严密，但是总是脱不开繁琐与人间化。这里选择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神仙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故事，以便我们对中国的神仙有一种感性的认识。

一　三清与元始天尊

东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土的佛教信仰给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道教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于是道士们在网罗经典加强理论基础的同时，竭力扩充神仙队伍，并由南朝著名的道士陶弘景建构了最早的最系统的神仙谱系《真灵位业图》，在道教的殿堂里也按照佛教的三世佛像树立起“三清”尊像，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成为神仙世界的最高天神。

有关“三清”还有一种说法。宋代的《云笈七签》说：太清境为大赤天，神宝君居之；上清境为禹余天，灵宝君居之；玉清境为清微天，天宝君居之。三清之上为大罗天，元始天尊居之。又说大罗天除元始外，又有现在太上玉皇大帝，未来金阙玉晨天尊，这样三天尊又居三清之上。但宋、明、清，又把玉皇大帝作为最高天神，三清都只是其臣属。可见道教的尊神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经常有所变化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三清尊神是道教徒根据佛教三世佛比附而来的，因此对灵宝天尊的来历一开始就拎不清，而民间信仰中又以玉皇大帝为至尊。因此我们在介绍先天真圣时便用玉皇大帝来代替灵宝天尊。

元始天尊是神仙世界的第一尊神。《真灵位业图》称之为“上合虚道君应号元始天尊”。《云笈七签》则称“玉清紫虚高上元皇太上大道君”。居于三界、四种民天、三清境之上的大罗天，统领一切仙真鬼神。

其实，在最初的神仙信仰和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并没有这位天尊，但是随着佛道之间冲突愈演愈烈，有名有据的早期道教教主老子由于过多的尘世背景，在高居须弥山[1]。顶的佛面前还是有点招架不住，塑造道教尊神已经成为魏晋时代的道教徒们的当务之急。于是在东晋神仙道巨擘葛洪的《枕中书》中首次推出了元始天尊，把元始天尊奉为天地未开之前就存在于冥冥之中的造物主式的神。

《枕中书》中元始天尊是这样亮相的：

昔二仪未分，溟溟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

一开场就先把这位新教主与中国远古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拉上了，以示其绝对崇高的地位和创世意义。葛洪还进一步把这位后来的天尊与其他神仙联系起来。他接着说：又经过四劫，天地才开始分开，距离三万六千里，从崖石中流出的血化成水，水中又生出了元虫，元虫生滨牵，滨牵生刚须，刚须又生龙。元始天王位于天的中心之上，称为玉京山，山上的宫殿都是金砌玉饰，华丽异常。元始天王仰吸天之精气，俯喝地上之醴泉。又经过二劫，忽然在石头缝的积血中蹦出太元玉女，这位太元玉女一出来就能说话，天生丽质，经常在地上飘游。吐纳灵均之气，自称太元圣母。有一天，元始天王忽然兴起，来到地上巡游，与太元圣母一见钟情，当即云翻雨覆，然后把她招入上宫。在这个时候，天地阴阳二气氤氲化育，调和翻腾，无热无寒。元始天王倒是很按规律办事，每经一劫才与太元圣母欢爱一次，先是生了一个有十三个头的天皇，大名为“扶桑大帝东王公”，号元阳父；后又生了九光元女，号太真西王母。十三个头的天皇生了个十一个头的地皇，十一个头的地皇又生了个九个头的人皇，他们都活了三万六千岁。大庭氏、庖羲氏、神农、祝融、五龙氏都是他们的后代，分别住在现在的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嵩山之上。

经过这番努力，葛洪总算把天下第一仙给树立起来了，但是后来有人可能嫌这番功夫太麻烦，就另编了一个更神奇、更直捷的故事。《历代神仙通鉴》借玄玄上人之口描述了这个过程：

盘古开天辟地，把这个世界整理得有条有理之后，就脱去其臭皮囊，化作清风在空中飘荡。看见一圣女叫太元，年方四十有余，贞洁纯净，在嵯峨山中踽踽独行。看来神仙的爱情也包含了浪漫和哀怨！盘古喜欢太元的纯洁，就乘太元仰吸天地之精的关头，化作一缕青光投入其口中，太元便有了身孕，怀了十二年，从胳肢窝里跳出一小孩，能说会道，常有彩云护体。因为是盘古托身，便称元始。十二重天中建有一宫，命名为玉清宫，紫云成阁，碧霞为城，此乃元始居处。元始又在别的地方建造了几座琼楼玉宇，给许多随时加入仙籍的人居住。

玄玄上人最后说：元者，本也；始者，初也，先天之气也。这个先天之气化为开辟世界的人就是盘古，化为主持天界之祖即为元始。

这就把元始天尊和盘古二位一体了。

元始本来是道教吸收中国远古创世神话而创立出来的尊神，被称为道教的最后天神，这也表明神仙信仰在佛教的冲击下，在封建色彩的影响下产生了新首领。但是民间并不讲究这些，他们最信奉的是更接近于人间皇帝的玉皇大帝。

二　玉皇大帝与四御

道教神谱中仅次于三清的是四御。他们是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地祇。

四御中最受人崇拜的是玉皇大帝，又称玄穹高上玉皇大帝，最长的名字是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大帝。玉帝显然是从中国古代的天帝信仰中转化过来的。

中国自殷商以来，就已经有了最高神天帝的信仰，在先秦的文献中一般称之为天、皇天上帝、太昊。根据学者考证，这些都是对于太阳神的尊称或颂美之词，是中国古代最尊贵的称号。如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话：

太昊帝庖牺氏，……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

这种对天及天的人格神天帝的崇拜，也一直是历代封建帝王进行祭祀的国家大典。

但是，随着道教的兴起和印度佛教的传入，天帝偶像在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代之而起的则是对如来佛的信仰。道教为了与之相对抗而建立起了三清尊神，但三清总归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而人们又容易从人间帝王设想天上的帝王。又由于古人相信服食玉可以长生成仙，又以玉作为纯洁贞一的标志，所以道教对神仙也一般称之为玉女或玉郎，把神仙世界则称之为琼、玉清，把神仙居住的地方称为琼楼玉宇，仙境内的树、草、动物则称为玉简、玉兔、玉蟾，无不冠之“玉”字以显其贵。于是唐宋以来，文人墨客把设想中的神仙世界的皇帝称玉皇、玉帝。如唐诗有：“仰致玉皇帝，稽首前致诚”（《白氏长庆集·梦仙》）；“玉皇据案方凝然，仙官立仗森幢幡”（《披沙集·升天行》）等句。于是在民间信仰中就把天帝和道教中的玉皇合为一体了。宋初仿效唐代尊崇道教，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真宗为了掩盖澶渊之役惨败的耻辱，在当时奸相王钦若等人的唆使下，把民间信仰的玉皇正式列为国家的祭祀对象。那个善于画鸟的宋徽宗干脆把玉皇与传统的昊天上帝合为一体，号为昊天玉皇上帝。从此国家、民间、道教三方面的信仰正式合流，虽然后来又把玉皇与昊天上帝分开，但在民间玉皇上帝在仙界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如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中玉皇大帝便是天界的最高首领，就连佛教最高神如来佛见了也得低眉三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有“天上有玉帝，人间有皇帝”的说法。

但是在道教的仙牒中，玉帝的地位起初并不理想。玉帝的称呼，最早出现在陶弘景编定的《真灵位业图》中，不但三清位中没有他的踪影，而且仅仅位属玉清境元始天尊属下诸神之列，全没有后世所说“安期羡门辈，侍列如公卿”般的威风（安期、羡门，指安期生和羡门子高，都是著名的神仙），玉皇道君居右位第十一，高上玉帝居右位第十九。到了唐代，玉皇称呼渐渐在民间普及，玉帝的待遇也渐有提高。但宋初张君房编的《云笈七签》中，玉帝在十位天尊中的地位还是偏低，仅列第九，倒数第二，这种与民间迥异的待遇，难怪以维护人间正统为鹄的朱熹对此也愤然不平，认为“悖戾僭逆莫此为甚”“老聃之流岂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朱子语类》）。

面对这种情况，道教徒当然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顺水推舟，一是把玉皇升为三清第二位，二是为了增强诱惑力，仿照佛祖成佛的故事编造了光严妙乐国太子修道功成始证金仙，号清静自然觉王如来，以后正位玉帝的故事，从出身上给玉帝贴金。《神异典》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

以前有一个叫光严妙乐的国度，其国王名叫净德，皇后名宝月光，国王多年没有子嗣。有一天国王突然想，我快老了，还没有儿子，我要是驾崩了，这个国家托付给谁呢？于是便诏请各地道士设幡作法，求祷各位真圣，过了半年，还矢志不改。忽然有个晚上，宝月光皇后梦见太上道君及其他各位仙真，驾着五色龙车，众星拱月般下凡而来。当时太上道君安坐在龙车之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这个婴儿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发出各色光泽，照亮了整个宫殿，这使得皇后心花怒放，长跪在道君面前，恭恭敬敬地对道君说：“现在大王正愁没有传人，希望你老人家能让他作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万望老君慈悲为怀。”道君爽快地答应了。于是皇后接过孩子。梦醒后皇后便有了妊娠反应。怀胎一年于丙午年正月九日午时王子诞生了。在生孩子之时，这胎儿身上的光泽充满了整个王国。这孩子果然不凡，小时就聪明伶俐，长大了彬彬有礼，而且心地善良，把国家的所有宝藏都赈济给贫穷、孤独、无所依靠、饥肠辘辘的众生，正可谓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了。过了一阵儿国王驾崩，太子便继位。新国王治国有方，国泰民安，然后就舍位而去普明秀岩山中修道。功成超度成仙，历尽种种关头，行医治病，拯救众生，修行三千二百劫，终于证入金仙，号曰清静自然王如来。通过学习外来文化，即菩萨顿悟大乘正字，又经过亿劫的修炼，才正式成为玉帝。

这个故事在《重增搜神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都有记载，可见大概是明代的产物。因为它明显地体现出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也表明了道教徒为了造神及贬低佛教可谓不择手段。

玉皇之后是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南北极是宇宙之枢纽，天地是环绕着它而转动，因此为万星之宗主。

而勾陈上宫天皇大帝，相传是帮助玉皇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统御群星、并主持人间战争的神。

后土皇地祇，是掌管阴阳、生育万物的女神。

除了这种通行的说法外对于四御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北方是北极紫微大帝统御万星，南方是南极长生大帝统领万灵，西方是太极天皇大帝统御万神，东方是东极青华大帝统御万类。

三　太上老君

老子由哲学家变成道教的超级神——太上老君，堪称中国古代造神运动的经典力作。

老子，即老聃，又叫李耳，历史上实有其人，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据《史记》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今河南鹿邑），曾任周守藏史，学识渊博，孔子曾问礼于他。后来老子发现周室式微，便辞职不干，想进山隐居。在西出函谷关时，被颇有心计的守关人尹喜截住，非要他透露点真诀才肯放行，无奈之下，老子挥笔，留下了《道德经》，此后便杳无踪影。但是在司马迁时老子的真实身份已很不清楚了。所以又补充说：“或曰，老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又以为周太史儋或“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西汉初年黄老道学的盛行、老子日益被神化分不开的。

东汉时，张陵、张鲁等人，以黄老道学为基础，吸收民间流行的鬼神信念和迷信方术，借鉴墨家的组织方式创立了道教。他们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在东汉末年经皇帝的提倡，老子已胎脱换骨，不复为一个凡人了。《神仙传》记载了当时的种种传说：

有的说老子是因为他母亲“感大流星而有娠”，禀受的是天地之气。但因为生在李家因此姓李。也有说老子是先天地而生，是万物的本原，天之精魄。有说老子是他母亲怀了七十二年（一说八十一年）才从他母亲左腋下生出来的。因为他在娘肚里呆的时间过长，所以生下来就白发苍苍，所以被称为“老子”。还有一种说法颇为有趣，说老子是他母亲走到李树下生的，甫一落地就能说话，并指着李树说“这就是我的姓”，所以才姓李。最为道教推崇的说法则是：老子禀承天地之精神化育而成，因此无世不出，上三皇时是玄中法师，下三皇时是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在越国是范蠡，在齐国是鸱夷子，在吴国是陶朱公。他的面貌也已经奇形怪状。《抱朴子》说他：“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铤之剑。”似乎非此不能烘托老子之尊。甚至因为他叫李耳，就在他的耳朵上大作文章。《酉阳杂俎》说他“耳三门，又耳附连环，又耳无轮廓”。《集说诠真》和《列仙全传》则说他“耳有三漏门”，所以名叫“重耳”。

随着道教的发展，对老子的神化日隆。魏晋时老子已成为玄妙玉女所生，并认为老子乃宇宙生成之根本，开除了他地上母亲的“娘籍”。北魏时就冠上“太上老君”尊号，位居三清第三位。至唐初，由于老子与皇族同姓，因此受到特别崇奉，“玄元皇帝”“先圣宗师”等头衔劈头盖脸，而且在全国各地立庙祭祀。

但是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道教认为有过人世间经历的老子无法与如来佛相抗衡，于是虚构出元始天尊取代老子，作为道教第一尊神。然后是回马一枪，祭出“老子化胡说”，把释迦牟尼说成是由老子化生而来。

道教徒们巧妙地利用《史记》中老子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的含混说法，说老子西行到天竺去教化胡人。《列代神仙通鉴》说老子“从兜率天降神，采日精投入摩耶口中，剖右腋出”，“堕地便周行七步，目顾四方，分手指天地，作大狮子吼声，曰：‘两大之间，独我为尊’。颊如狮子，皮不受水，手足皆钩锁，毛悉向上生，名曰悉达多。”这位悉达多听说东方有金蝉子，便不辞劳苦前来嵩山学道，他与金蝉子论道十三天，言下彻悟，便归西方传教，自号释迦牟尼。这样就把佛教祖师说成是道教的晚辈，搞得佛教徒怒气冲天，笔墨官司打得一塌糊涂。

但在民间，老子似乎并不得志，威望远不及玉皇大帝。在《西游记》中太上老君只是个炼丹的，连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也无缘参加。而且晦气满身，孙大圣在吃得酩酊大醉时，偏撞入他的炼丹房，将他辛辛苦苦炼好的神丹吃个精光；把孙大圣抓起来之后，本想在八卦炉中将孙大圣活活烤死，不想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而使齐天大圣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和钢筋铁骨。太上老君简真成了一位人尽可欺的可怜虫了，丝毫看不到他乘龙驾鹤的洒脱。

四　西王母（王母娘娘）

一提起王母娘娘，大家马上就会想起天上的蟠桃宴，《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偷吃仙桃，大闹蟠桃宴的故事，随着现代的电视媒体业已妇孺皆知。而且西王母那雍容华贵的仪态必然萦回在大家的脑际。可是有谁能想到，西王母的原型居然是蓬头散发，满嘴虎牙，拖着一条豹尾，动辄发出阵阵长啸的怪神呢。

西王母是古代传说最多的神仙。在《尔雅·释地》《山海经》《庄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竹书纪年》《淮南子》《新书》《论衡》《列子》等书中都有记载。由此可见，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源远流长，对于其原始意义也有多种说法。如有人认为西王母是神名，有人则认为是国名或是王名，也有人认为是部族名，莫衷一是，这些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从目前的材料看，作为神的西王母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根据郭璞的解释，“司天之厉及五残”即“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完全是一位凶神恶煞。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则更详细的记载：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可见，在《山海经》里西王母还是个半人半兽的怪物，龇牙蓬发，是一位掌握刑杀及灾病的凶神。在这里还明显地留有图腾崇拜的痕迹。但是西王母之所以能从穴居野处的怪神变为一尊雍容华贵的天界神仙、女仙领神，主要是因为她拥有两件法宝。

一是她所居住的昆仑山是“万物尽有”、人间企羡的乐园，二是她拥有不死之药。《淮南子·墬形训》详细描述了昆仑乐园的情景：

昆仑山中，有一九重的城池，高度达到一百里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面有一种叫木禾的植物，长达四丈。在它的西边生长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东边有沙棠和琅野；南边有绛树；北边有碧树、瑶树……，城中还有一个池塘；池塘中有黄水，黄水回旋三周之后变成丹水，饮了就能长生不老。

可见，在西王母的传说中不死的观念和“万物尽有”的乐园并存，而且长生不老的境界可以通过服不死药、喝丹水来达到，于是便构成了人们向往的主要原因。而嫦娥吃不死药飞升的传说，更造成了对西王母的向往。《淮南子·玄览训》里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得不死之药，但被他那贪心的老婆嫦娥偷吃，嫦娥吃完就飞升上天，后羿遗憾万分。这则故事可能也是以后白日升天的原型。

不死之药是神仙独有的秘方，拥有这些药，使得西王母的昆仑乐园理所当然地成为人间向往的仙界。这样，昆仑山主西王母也逐渐由怪神变成血肉丰满的女神了，而且能歌善舞、作诗赋词充满了生活情趣。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就完成了这种由神到仙的转变：

甲子年的一个良辰吉日，西王母邀请周穆王去昆仑山，周穆王就带着珠宝美玉和精美的衣料去见西王母，西王母客气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到了傍晚，穆天子在瑶池边宴请王母。西王母看来情绪很好，为天子唱起了歌谣：“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穆天子也情不自禁地和歌：“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随后飞升上龛山，把自己见西王母的经过记在石头上，种上槐树，并刻上“此为西王母之山”。从这则文学色彩极浓的传说中，西王母不仅是气象肃穆的上帝之女，而且还十分儿女情长，“将子无死，尚复能来。”盼着周穆王再度光临。

西王母除了不死药之外，还有一种美味就是蟠桃。《山海经·西山经》中就有关于仙桃的记载。

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树，食之不劳。

后来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十又称“仙玉桃，服之长生不死”。

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好仙术，于是后人在《汉武内传》等书中，把他和西王母扯在一起，编造了西王母送蟠桃给汉武帝吃的故事，以满足当时的信仰风潮。在汉武帝的故事里，西王母的排场已经很大。《汉武内传》是这样记载的：

到夜二更之后，忽然发现西南如有白云飘然而起，直往宫殿飞来，一会儿就到了宫殿旁，这时空中仙乐四起，人马声嘈杂。半顿饭的工夫，王母在殿前降落，后面跟着数千仙人。有的骑着龙虎，有的乘着白麒麟，有的乘白鹤，有的乘坐高级马车，都在殿前聚齐。这些仙人们满身发光，把宫殿照得如同白昼。西王母落地之后，随从仙界官员突然隐身，不知去向。只看见王母乘着紫云之辇，驾着九色斑龙，另外还有五十位天仙在辇车旁作保镖，个个有丈来高，手中拿着彩旄之节，佩带金刚灵玺，戴着天真之冠，先在殿下侍候，王母还有两位美丽的丫环陪着上殿，这两位女子芳龄十六七，穿着青色绸缎制成的衣装，容眸流盼，神姿清发。汉武帝不禁赞叹：真美人也！王母上殿后面向东坐，穿着黄金的裕榍，文彩鲜明，光仪淑穆，显然比那两个丫环庄重多了。她肩挎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梳着太华高髻，戴一顶太真晨婴之冠，穿着描凤的绣鞋，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天姿掩蔼，容颜绝世，飞鸟看了撞墙，花儿看了枯萎，真灵人也。汉武帝都看呆了。西王母就用特产蟠桃七枚招待武帝。武帝吃了以后，余味无穷，就偷着把三枚桃核藏起来，真是憨态可掬。西王母见此笑着说：“这种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汉武帝只能悻悻作罢。

在这则传说里西王母已经完全是一个容颜绝世的美貌夫人了，并且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蟠桃和瑶池则成为西王母的专利了。后人据此编造出西王母每年一次蟠桃宴，大宴各界神仙的传说。明代的冯梦龙改撰的《平妖传》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忽一日间，正值西天金母，蟠桃胜会，玉帝引着一班仙官将吏都往昆仑山瑶池赴宴。

道教徒当然不会不把这位影响巨大的人物纳入其神仙谱系的，而且还把她与东王公相配，赋予其化育万物的功能。葛洪的《枕中书》更是把西王母说成是元始天王与太元圣母生的九光玄女，并赋号太真西王母。统领女仙，西王母在仙界已属上层领导人物。《列仙全传·西王母传》有一则记载可以成为西王母作为道教神仙的地位和作用的总说明：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华西之至妙，调阴之极尊，在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之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阴和之气。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州，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毓神之奥于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养育天地，陶钧万物矣。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登仙得道者所隶属也。

这样，西王母正式由一个民间的神进入道教先天真圣的谱系，作为女仙的首领和阴阳二极中阴极的代表与东王公一起具体地缔造这个世界。

五　东王公

东王公，又称为木公，东华帝君，与西王母一样同为道教尊神。究其起源大概为中国原始宗教的太阳神崇拜。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东王公是由太昊、伏羲演化而来的。

《列仙传拾遗》说：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

而在中国古代木公也就是伏羲。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话：

太昊帝庖牺氏，……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

在据传为东方朔作的《神异经·东荒经》中对东王公有这样的描述：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

东王公的爱好倒很奇特，就是整天和一美貌仙女玩投壶的游戏，每一轮投一千二百下。有投不中的，天上就会发出嘘声，由于扔偏了而接不着，天上就会发出笑声，并化成阵阵的闪电。鉴于东王公的这些历史，所以道教的《真灵位业图》和《枕中书》都把东王公定为扶桑大帝，显示了东王公与太阳神千丝万缕的联系。葛洪的《枕中书》说：

元始君经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头三万六千岁，书为扶桑大帝东王公，号曰元阳父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

这里东王公已成为元始天尊的太子了。《真灵位业图》把东王公列入“上清左位，太微东霞扶桑丹林太帝上道君”，足见其地位之显赫。

道教后来进一步把东王公和西王母联系起来，而且为了增强东王公作为与西王母共同化育万物的功能，编造了许多传说，以《三教搜神大全》所记最为全面。其书卷一中说：东华帝君，是由湛然无为的道气凝聚而成的。为了化生万物，先是东华至真之气，在海中化生为木公，治理东方阳和之气。自号王公。……并与西王母共理阴阳二气而化生万物，划天分地。凡是天上人间，三界十方，男子登仙得道者，都由东王公管理。

东王公住在东海方诸山上，山上还配备有助手三十五名，帮助东王公共同记录人间的祸福。山上有东华台，帝君常在丁卯日里观察天下四方学仙人的情况，并按他们的实际成绩给他们评定品职级别。神仙的级别共分为九品。依次为：九天真皇、三天真皇、太上真人、飞天真人、灵仙、真人、灵人、飞仙、仙人。每位成仙的人按照这种级别，在飞升上天时先去东王公处报到，然后再拜见金母，诸种手续办齐才能飞升九天，入三清境界谒见元始天尊。汉代初年有几个小孩在路中游戏，其中有一个小孩唱着童谣：“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当时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有张良张子房知道这些孩童全是东王公属下的童子。

东王公考察神仙功力操行品德的地方叫紫府，紫府是仙府三岛洲中的一洲。在那里根据神仙的仙绩考核把地仙升入神仙，神仙升入天仙，以及诸种待遇问题。这位神界品职评定主持人肯定在天上威风八面。

这样，东王公由原始的日神，经道教徒的加工增饰变成了由元始天尊、太元圣母所生的总管男仙和仙级评定的先天尊仙。

第八章
后天仙真

一　华夏始祖——黄帝

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原各部落的共同祖先，在《史记》中被称为中国成文史中的第一位帝王。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约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来南方蚩尤作乱他又率各部落在涿鹿杀死了蚩尤，由此他由部落领袖而被拥戴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黄帝还是中国创世神话中创造宇宙的天人之神，是五大天帝中的中央之神：

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淮南子·说林》高诱注）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蚩尤居前，风师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韩非子·十过》）

这样，黄帝在中国古代既为天神，又是人王，因此后来被奉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很多发明和创造都依托于黄帝的名号。连汉初盛行“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也被冠以“黄老之学”，可能也是在那时，人们根据《庄子》书中有关黄帝的寓言把勤于治民的帝王改造成逍遥自得的神仙了。这种改造后来就十分彻底了，据《列仙全传》载，黄帝，姓公孙（连姓都给改了），因为出生于轩辕之丘所以就为轩辕氏。又因为他在有熊建国，所以又称为有熊氏。因在涿鹿打败了蚩尤所以取神农氏而代之，被尊为天子。有土德之瑞，故又被称为黄帝。黄帝命令苍颉制造文字，风后衍制阵法，隶首确定搜量衡，伶伦确定音律，岐伯作内经，并进一步确定了宫室、器用、衣服、货币等标准。

黄帝被立为天子十九年后，听说著名神仙广成子在崆峒山，就前去拜望，并向广成子求教治国之方。广成子说：“自从你治理天下以来，秩序大乱。天上的云气还没等聚拢，天就开始下雨；草木不待枯黄，树叶就飘零了；日月之光也变得暗淡了，像你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来谈论治国之道呢？”黄帝被训了一顿就回来了，苦思冥想了三个月后又上山去见广成子，只见广成子头向南而卧，爱理不理的。黄帝从他的脚边小心翼翼地跪着前行，边叩头边问广成子治身的良方。广成子一听问的是修身养性之道，跃然而起说：“这才是你该问的呢！我告诉你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也就是说最终的至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只要你能抱神守一，形将自正，心静神清，不要劳累你的身体和精神就可以长生。只有抛弃世间的一切凡尘杂事，绝圣去智，无思无虑，专心静养就能永享天年。”黄帝听完幡然悔悟地说：“您的话真是至理之言啊！”从此便不理政务，专事静养，整天似梦似醒。有一个白天，黄帝阴神出窍，魂游华胥国，这个华胥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离中原不知几千万里，绝对不是驾车乘船所能到的，因此只能神游。华胥国中没有首领，人民淳朴，没有嗜好和欲望，也不以生为乐、死为悲，因此就无生无死。他们没有爱也没有憎，没有亲疏之别，不支持谁也不反对谁，因此没有利害冲突和争斗杀戮。那里的人入火不热，入水不沉，在空中飞翔如履平地，在云中醒梦如睡在床上那么平稳，“云雾不硋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岳不踬其步。”神与物游，陶然怡然。

黄帝一梦醒来，心旷神怡，于是对臣属们说：“我闲居三个月，方知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而对于治国之道并没有什么收获，今天梦游华胥国，才知道至道不可言传，治国必须无为。”因此就甩手不理世务而天下大治。

没过几年，国泰民安颇似华胥国，于是黄帝和帝后从首山采铜在荆山铸鼎，鼎铸成后，有一条满身龙须的龙从天上下来接黄帝上天。于是黄帝就骑上龙背，而后宫的妃嫔们及群臣七十人也跟着骑上。看到龙背上只有七十多个座位，其他人就抓住龙须不放，龙冉冉上升，但龙须哪架得住那么多人的重量，便纷纷掉落下来，连黄帝的弓也都掉落下来了。百姓仰看着黄帝及众妃上天过神仙日子去了，而自己还得在世间受苦患难，不禁抱住弓大哭，泪水流满地，把鼎都给淹没了，积泪成湖，于是后人把这地方叫鼎湖，把那张弓叫呜号。

黄帝跟广成子还有一则传闻：说的是黄帝十分想得到仙药，并知道圆丘山上有名贵的药材，但犯怵的是那里还盛产大蛇。黄帝想上山去采，但又怕被蛇咬，成仙不成反丢命，正犯难之际，广成子给他出了一招，教黄帝身边带上雄黄，蛇一闻雄黄的气味，就会跑开。黄帝依计而行，终于毫不费力地采取了仙药。

与黄帝有关的神仙有容成公和宁封子。宁封子曾经教过黄帝乘龙飞行的技术，也就是如何登天的技术。大概当初黄帝并不知道有条老龙会来接他。关于容成公，有传说说他是黄帝的老师。黄帝和容成公浮丘曾同时游山讲道，后来那座山就被称为黄山，这也就是现在黄山名称的由来。

二　月宫孤栖——嫦娥

在上古圣人尧统治时，天上有着十个太阳，灼热的阳光把土地烤焦了，把禾苗晒枯干了，甚至连铜铁沙石也快要被融化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身上流动的血液都似乎要沸腾了。爱民如子的尧祈求天帝帝俊救民于水火，可这十个太阳都是帝俊的儿子，帝俊当然不愿意处置他们，而他看到如果再让这些太子胡闹下去，就难保天下太平了。于是，就派神箭手后羿到人间去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后羿接到命令后，就带着他的妻子嫦娥下凡来了。后羿下凡后就把九个太阳射下来，解决了人们的疾苦，可是后羿一下子射死了帝俊的九个儿子，帝俊不免会很生气，就不许后羿上天。这样，美丽的女神嫦娥也被牵连而不能回到天上去了。后羿为了阻止死神的脚步和消除对嫦娥的歉疚心理，又听说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有不死之药，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寻访到西王母，求得不死之药，并带回家让嫦娥保管，想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夫妇同吃。

可是嫦娥因受后羿牵连一直不能回到天国，所以对丈夫有些怨恨，而且听说后羿与河伯的妻子宓妃有些不正当的关系，这更使嫦娥暗打主意，要趁后羿不在家时偷偷把药吃掉。嫦娥为了保险起见，还先请巫师有黄卜筮此事的吉凶。有黄找一块乌龟壳和几根蓍草一算，就装模作样地说“大吉大利”，还念念有词地讲：“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听了这番话，勇气倍增，于是就趁后羿不在家的晚上把药全吃下去了。

奇迹果然发生了。不久，嫦娥就觉得她的身体轻盈无比，而且如生着翅膀般地离开地面向天上飞去。外面是暗蓝色的天空，灰白的田野，幽暗的山谷，只有蛐蛐在低唱，天上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在稀疏的星星的点缀下，分外妖娆。嫦娥情不自禁地奔向月宫。

后羿回家后，找不到嫦娥，不死之药也不见了，就知道肯定是嫦娥偷吃了药，飞上天去了，曾经力射九日的后羿此时不禁悔恨和怅惘万分，美丽而狠心的妻子居然弃他而去，独自回归那幸福的乐园了。

然而嫦娥奔入美丽的月宫之后，发现月宫里出奇的冷清，里面除一只终年捣药的玉兔和一株桂树外，什么也没有。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寂寞的嫦娥悔恨无比。“白兔捣药秋复春，姬娥孤栖与谁邻”（李白），“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

人们对于嫦娥的悲惨处境不胜同情，后来月宫终于又添了个“学仙有过”而被罚到月宫伐桂的吴刚，可这棵高达五百丈的桂树，跟吴刚过不去，砍一刀，缺一块，可等把斧头拔出来，创口又合上了，这样吴刚就年复一年永不休止地砍伐着这棵永远不会被砍倒的桂树。

美丽的嫦娥终于不堪在“高处不胜寒”的天上宫阙中凄然度日。于是，在正月十四日夜里派遣一童子到后羿的宫中求见，禀报说：“我是夫人的使臣，夫人知你忧思成病，十分担忧，但无法降凡安慰。明天是月圆之日，你可用米粉做成丸子，并搓成月亮形，放在你屋的西北方，呼唤着夫人的名字，夫人就可下凡。”后羿便按吩咐去做，果然嫦娥又下凡了，夫妇俩和好如初。

嫦娥奔月是我国古代最优美的传说之一，它虽是一个神话传说，但由于首次出现了“吃不死之药，飞升上天”的内容，因而也具有明显的仙话色彩，因此我们也把嫦娥作为一位仙真来看待，而且嫦娥吃不死药飞升成为后世成仙的一种典型的模式。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吴刚伐桂的传说，可以和古希腊被罚搬动巨石的西西弗斯神话相媲美，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于生命的理解很早就达到了极深的境界。

三　房中之祖——彭祖

彭祖在中国古代几乎是长寿的代名词。

传说彭祖姓钱名铿，是帝颛顼的孙子，在殷末时也有七百多岁，可是他依然容颜不老，神采飞扬，精力旺盛如少年。

彭祖生性孤傲，不愿与别人接触，喜欢安静独处，只对养性长生感兴趣，而且一直修炼不辍。周穆王听说后，想跟彭祖学几招，便以大夫的官衔为诱饵，想把他招到身边。但彭祖心存山林，不愿受种种凡尘杂事所烦扰，所以就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推辞了周穆王的聘任。

彭祖经常服食灵芝、云母粉和其他药物，这些药物在当时都被认为可使人长生不死。彭祖还特别喜欢旅行，经常一个人外出，像个独行大侠，身上分文不带，也不备粮食，而且一去就是几百天，回家时依然故我。如果偶尔身体不舒服，他就通过“服气法”来治疗，据称百病百除。

彭祖在后世被看作是房中术的始祖，在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遐览》中所罗列的道书中就有《彭祖经》阐述房中术和养生术。彭祖劝告人们要行房中之事，说：“天地得交换之道，故无终意之限”，“人能则之，得不死之道”。彭祖认为“（男女交接）法之要，在于多御少女，而莫数泻精，使人身轻，百病消除也”（《素女经》）。如果“精出则身体怠倦，耳苦嘈嘈，目苦欲眠，喉咽干枯，骨节解堕，虽复暂快，终不乐也”（《医心方》二十八卷引《玉房秘诀》）。

关于彭祖还有一则有趣的传说，据说有一天一位名叫采女的美丽妇女驱车前来拜访彭祖，希望彭祖能传授给她一些养生的奥秘。生性孤僻的彭祖这次却十分热心，详细地跟她讲解了有关服金丹、服饵等方法。最后还痛说家史，说到目前为止，他已失去了四十九个妻子和五十四个儿子了，经历了沧海桑田，风霜坎坷，现在已经心如槁木了。彭祖还说他没有什么可教导采女的，并告诉她，与其向他请教还不如去大宛山向青精先生讨教。采女问：“青精先生是哪一路高仙？”彭祖说：“青精先生不是神仙，只是得道之人。神仙虽无所不能，但属于另一个世界，不能与现实世界打交道，因而也不能给人以现实的好处，虽然长生不老，但与凡尘中的人完全隔离。”所以彭祖说：“他不愿意过神仙那样的生活，也不愿意做神仙，他只憧憬凡人的生活，只求青春永驻，同时也要不畏寒暑，不动心。要做到这样，最主要的就是养气，养气的根本就是守雌贵静，不能损伤自己，干什么绝不可过度，并要始终坚持房中术，并辅之以服气和导引。”这位采女大概是周穆王派来的间谍，因为采女把从彭祖这儿探知的养生秘诀原原本本向周穆王作了汇报。周穆王加以实验后，确实行之有效。但周穆王不愿意别人也知道这些法术，贪心不足蛇吞象，企图把知道这个方术的人统统杀掉，以期独霸长生专利，彭祖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躲了起来，不知去向。不过据说魏晋时的某人还称他看见过彭祖。

四　封神之神——姜太公

姜太公吕尚，是西周建国名将，也是古代颠沛穷困贤士晚遇明主传说的典型，其中寄托了古代士人内心深处的期望，因而得到才人贤士的同情，在民间也就逐渐被神化了，到了《封神演义》中已成为“封神之神”，号称“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在唐宋时就列入国家祭典，封武成王，与孔子相并列，执掌武事。至近代民间对姜太公的信仰愈演愈烈，凡是每到一新地方，需要驱邪逐鬼，必先写出“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可见姜太公威望之高足以令百鬼闻风丧胆。

根据《史记》和《搜神记》等文献，关于姜太公的传说大致是这样的：太公望本来姓姜，所以人们又叫他姜太公，他的祖先据说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这个地方，所以又叫吕尚或吕望，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穷乡僻壤的一个卑微而不得志的人。

姜太公极有才学，常想施展于世，可是由于怀才不遇，大半生在穷困颠沛中过去了。据说在这期间，他曾经在朝歌宰过牛，又在孟津卖过饭，或许还做过其他一些杂事。岁月蹉跎，转眼姜太公已是垂垂老矣，他不得不来到渭水边上，结草为庐，以钓鱼为生，可是他内心还在时刻企盼着得到当朝贤主周文王的赏识，使他满腹经纶得以施展。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他的头发由斑白到全白，他在渭水边钓鱼也很久了，在他投竿抛饵、两膝跪踞的石头上，也磨出了深深的两个凹陷。可是周文王还是音讯渺茫，最后他连这一点仅存的希望也打算舍弃，准备于无奈中违心地做一个烟波钓徒，隐遁一辈子。不料正在他心如死灰之际，幽静的林间传来了马嘶和嘈杂的人声，他忽然意识到苦苦盼望了几十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当看见一个王者打扮的人走到他身旁时，他强忍住内心的喜悦，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悠然之态。求贤若渴的文王终于从吕尚强作镇静的谈话中，意识到眼前的人正是他所要寻访的大贤，于是马上用最隆重的礼节款待他，并亲自赶着马车将他接回京都。久经风霜的姜太公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泪流满面，满腮的胡子都湿了。

关于太公遇文王，还有种种不同的传说。

这只是太公遇文王的无数优美凄楚故事中的一个。有说他穷极无聊被老婆从家里赶了出来，只好在朝歌市场上操刀卖肉，但生意还是极不景气，时常是案板上的肉都臭了也无人问津，后来幸遇文王，才把他从困厄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又说当文王被纣王拘囚在里时，散宜生等请他出主意。他深知纣王好女色，于是就用美女献给纣王，才把文王救出来。文王知道他是贤才，就渐渐重用他。

就是姜太公在渭水边钓鱼也有很多奇异的传说。例如，有人说他一连钓了三天三夜，没有钓着一条鱼，气得他把衣服、帽子都甩了。后来有一农夫教他钓鱼的办法：鱼线一定要选细的，钓饵一定要香，钓的时候要耐心，放饵时要小心，不要让鱼吃惊，等等，这些其实只是钓鱼的常识，看来姜太公本来并不善钓鱼。姜太公照着农夫的话去做，不一会儿就钓着了一条鲥鱼，后来又钓了一条鲤鱼，剖开鱼肚一看里面有一兵符钤印，上书“吕望封于齐”。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说姜太公钓鱼用直钩，不用曲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为了等文王。因此，民谚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说法。

在太公遇文王之后，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传说，太公大概一开始也没有受到重用，只被派往灌坛任县令。不过一年之后，姜太公就把那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连风都不敢刮。一天晚上文王梦见一美貌女子挡住他的路不停地哭，文王问她为何而哭？她说：“我是泰山神的女儿，嫁给东海海相做妻子，现回婆家去，却被灌坛县令挡住了去路，因为我一走动就会伴有狂风骤雨，可是真的要发起狂风骤雨来，又怕破坏了那位官长的名声，犯了过错受天帝惩罚；若是不发，我又走不了路，所以进退两难。”文王醒来颇觉奇怪，把太公召来，问事情原委。就在太公正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突然有人禀报说灌坛县有狂风暴雨经过，于是文王立即提升太公任大司马，执掌兵权。在这里姜太公成了连山神的女儿都不敢触犯的颇具神性、人性的人物，也正是在这些传说的基础上，许仲琳才能在《封神演义》中把他彻底地神化。不过，归根到底对姜太公的崇拜，尤其是对姜太公遇文王的种种赞叹，只是从侧面表达了古代中国读书人对贤明君主的期待。

五　纵横始祖——鬼谷子

鬼谷子可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现在已无法考证其具体的生平，相传为战国时人，对于他的姓名也传说不一。有的说是因为在鬼谷隐居，所以称为鬼谷子，长于修身养性纵横捭阖之术。司马迁在《史记》中载“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先生”，现在有《鬼谷子》三卷，是后人伪托的作品，现存有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的注本。

鬼谷子因其神秘的生平和隐居地很早就被仙化。

多种神仙传记载鬼谷子曾经去云梦山采集不死之药，因此而得道，容颜焕发如少年，隐居在青溪的鬼谷。战国时著名的人物苏秦、张仪曾向他问道，在鬼谷学了三年就辞别了。鬼谷子在他们走时很忧心地跟他们说：“二位走后必然功名显赫，但是春天的花不能开到秋天。你们只贪图暂时的荣华富贵，忽略了长久的修养和登仙术、长寿功的修炼。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你们肯定要遭到报应的，我真为你们感到痛惜。”后苏秦等果遭车裂之刑而身亡。鬼谷先生在鬼谷住了几百年后就不知去向了。

在《拾遗记》等书中还记载了苏秦、张仪苦苦寻师鬼谷子的故事。

张仪和苏秦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学深思。年轻时便离家远游，到处寻访名师。一路上轮番剪下头发卖了，或帮人打工换钱来维持生计，遇到好书就赶紧抄写。不论是《三坟》《五典》，还是《八索》《九丘》，只要是名人名言都铭记不忘。要是在路上找不到抄的竹片或布帛就先写在大腿和手掌上，晚上到客栈再把它们誊在竹简上。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学，还在吃饭时用树皮编成书箱来盛天下有关计谋的热门书籍。有一天，人困马乏，两个人正倚在一棵大树下打瞌睡，在梦中被一位相貌古怪的老头唤醒，这位老先生好意劝他们读书不要太苦，白天在风口上当心着凉。两人就问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何方人氏。老先生回答说，我是方外人，无名无姓，隐居在归谷，也就是回归自然的意思，人们则讹称为鬼谷，因此便称他为鬼谷先生，他也就以此自号。两人与先生交流后深感鬼谷先生上知天文，下通地理，道术精微，就恳求先生收他们为徒，鬼谷先生见他们聪敏好学就把他们收下了。鬼谷先生有很多学生。据说孙膑和庞涓也是他的学生，因此，鬼谷其实很热闹。苏、张在那里学了十一个年头，各科成绩优良。他们学的是当时的热门专业游说术。学游说因时效性强，所以就先期毕业。到了毕业考试那一天，鬼谷先生叫人在空地上挖十个大坑，每坑有两丈来深，然后叫人下去游说。鬼谷先生说：“你们在坑里尽量充分发挥你们的水平，如果把我说哭了，你们出去肯定能说动人间君主而得到封地。”苏秦第一个说，雄辩滔滔，情词娓娓。说到伤心处，声情并茂，说得鬼谷先生涕泪横流，衣衫都被打湿了。第二个是张仪，张仪口才也不错，但效果不如苏秦，说到酸楚处鬼谷子也还是禁不住滴下几滴老泪，两人总算都毕了业。毕业后就得用于实践，两人一商议，战国七雄就数秦国强大，还是先去秦国，但当时也没有路标，如何去秦国呢？鬼谷先生就抛出一只拖鞋，让拖鞋给他们引路。出门后，两人遵照鬼谷子的教导，把鞋向前一扔，鞋就变成一条狗，摇头晃尾地在前面带路，不觉到了秦国。

这样两人就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游说生涯……

讲到苏秦和张仪这两个人，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有知识的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因为他们搞的是无道德原则的策略性工作，所以在历史上他们没能像孔孟老庄那样成为名门正派，但其实在当时对于政治的影响恐怕是很直接的。比如苏秦，第一次去秦国游说失败，因为将宝都压在上面了，所以游说失败后，弄得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回到家里来，被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他嫂子甚至不给他饭吃。因此苏秦重新发愤读书，所谓悬梁刺股，把头发用绳子捆起来，挂在梁上，身旁放一把锥子，等到夜晚读书打瞌睡时，头一低，头发一扯，醒了。再不行就自己用锥子刺自己的肉，如此鞭策自己用功。据说读的是《太公兵法》，把太公兵法读通了，于是再度出来游说诸侯。这次不再跑到秦国去主张打仗，反而跑到弱小的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组织联合阵线抗秦，不主张打仗，主要目的在使秦国不敢出兵。他把天下大事、人的心理、政治的心理、战争的心理，都摸透了，果然成功了。这一下身佩六国相印。他后来主张合纵，是因为他看到了，或者说他让那些小国家的统治者看到了只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抗强秦，所以必须听从苏秦的策略联合起来。苏秦一个人为我们贡献了两个成语“前倨后恭”和“悬梁刺股”。但合纵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六国的利益不同，另一方面是秦国的离间，有点像现在的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如果彻底联合起来，或许能抵抗一下以色列，但阿拉伯人之间分歧很大，所以只能看着以色列人主导中东。

六　文始真人——尹喜

尹喜，春秋末年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庄子·天下》篇把他和老聃并列，称他们为“古之博大真人”。传说他曾当过函谷关令，故又称关尹，老子西出函谷关时，他随老子西去。后来老子成了太上老君，当然也不能委曲了他，被神仙们封为“无上真人”“文始先生”，成为一名高级神仙。

作为神仙的尹喜当然也出身不凡，据说尹喜的母亲在午休时梦见天降绛霄，流绕其身，然后就有了他。尹喜呱呱落地时，地上突然生出几朵莲花，清香四溢。长大后，眼睛炯炯有神，身体修长，双手过膝，一副仙骨。尹喜从小就好学不倦，德操高尚，不求做官显名，喜好茂林幽谷。一日他仰观天象，发现有一片紫色自东向西移动，知道一定有位圣人要过关西游，于是主动要求到函谷关当关令。上任后，就对部下孙景说：“如果发现一位容貌超绝，服装奇特的人，不要让他过关。”到昭王二十三年七月，老君果然骑着青牛要过关。孙景急忙向尹喜汇报，尹喜一听，大喜过望，连声说：“我今天可看见圣人了。”并马上穿戴齐全，跪着恳请老子在关中稍留片刻，老君婉言谢绝说：“我只是个糟老头，住在关东，而田地在关西，今天是特地到关西去取柴草的。你为什么要留我呢？”尹喜连忙叩头说：“您也不必再跟我隐瞒了，我很早就知道你要西游，在此已等候多时，万望你能暂留神驾。”老君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说：“我听说西方有一位古先生，特地前去求师，今过关，请不要阻拦我。”尹喜说：“你神姿超绝，乃是天上的至尊，夷戎之地有什么值得您去看的呢？”老君问道：“前些日子你到底看见了什么天象变化？”尹喜回答说：“去年十月份，天理星向西移行，自这个月起，东方的真气，状如龙蛇西进，这是大圣人行动的征兆啊！”老君见隐瞒不过，便笑着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尹喜叩头问道：“敢问圣人名讳？”老君说：“我名渺渺，从一劫到另一劫，说都说不完。不过我现在姓李，字伯阳，号老聃。”尹喜于是在官邸设座供奉，行弟子礼。老君在函谷关停了百来天，传给他内外修炼之法，日日不辍。

当时给老子喂牛赶车的叫徐甲，这位徐甲从小就给老君赶车，每天的工资是一百块（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钱），到函谷关时老君应付给他七百三十块钱，徐甲听说老子辞官西行，怕以后的工钱没有着落，便急急忙忙地向老君要钱。老君对他说：“我此去西游诸国，回来后我用黄金折价付给你。”徐甲一听是硬通货，也就答应了。抵关时，徐甲在野外放牛，老君想试试徐甲的为人，就用一根吉祥草化成一妙龄少女，来到徐甲放牛的地方，上前挑逗徐甲，并说要给多少钱就可以娶她云云，徐甲色迷心窍，便违背前约，到关里去控告老君克扣工钱，老君很生气，对徐甲说：“你跟我已有二百多年了，还如此强壮，那是我用太玄生符护着你，你可倒好，知恩不报，反告我赖钱。”话音刚落，那太玄生符就从徐甲嘴中飞出，徐甲马上变成一堆白骨。尹喜见状叩头为徐甲求情，请求敕免。老君就把太玄生符放入徐甲口中，他就马上死而复生了。尹喜替老君把工钱给清了，并客气地让徐甲另谋高就。这招拍马术果然灵验，老君说：“我上次跟你说的古先生，就是我在西方的化身，今天我将返神归体于无名，现在我该走了。”尹喜立即要求跟着老君西行。老君说：“我游乎天地之表，嬉乎玄冥之间，周游八极，上下无边，你怎么能跟我走呢？”尹喜说：“蹈火赴渊，上天下地，灭身没命，我愿随大仙走遍天涯海角。”老君听完很高兴，说：“你虽有一副仙骨，但大道无形，你现在修行的功夫未到家，怎能随物应化呢？现在我授你《道德经》，千日之外，你可到四川的青羊之肆找我。”说完就身坐云车，冉冉上升，五色玄黄之气萦绕关隘，经久才散。

到丁巳年，尹喜如约去四川寻访青羊之肆。却说老君在甲寅年升天，到乙卯年又以文微宫身份降生在四川官宦李氏之家。老君先让一头青龙化为青羊，这只青羊常在婴儿身边嬉戏。有一天，青羊突然失踪了。家童四处寻找，最后在市场上找到了那只羊。而尹喜到了四川，到处寻访，但谁都没听说过有个“青羊之肆”。正寻找之际突然发现有一家僮牵着一只青羊，就立即上前去问：“这是谁家的羊？要牵到哪里去？”那家僮回答说：“我家夫人生了个小孩，十分喜欢和这只羊玩，这羊已丢失了两天了，小孩在家里啼哭不止。今天寻得此羊，正是要把它带回家去。”尹喜说：“你到家后，就对小孩说：‘尹喜来了’，行吗？”那家僮回家后，就对那小孩喊了一句“尹喜来了”，那小孩立即坐起身来说：“马上叫尹喜来见我。”尹喜刚进门，突然府第内涌出一莲花座，那小孩化成了数丈高的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顶有圆光环，坐在莲花座上。全家惊诧不已，小孩说：“我本来是太上老君，太微是宅，真一为身，随时变化，你们不必惊讶。”并对尹喜说：“从前因为感觉你工夫不到家，所以让你等到现在，意在使你保形炼色，心结紫络，面有神光，金名表于玄圃，玉札系于紫房也。”于是命五老上帝，四极鉴真，授给尹喜玉册金文，号为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居一十四天王之上，统领八万仙士。从此就可以飞腾星空，配备云车了。

七　南华真人——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人，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家里十分贫穷，曾以编草鞋为生。

庄子是先秦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主张齐物我、齐生死、齐是非、齐大小的相对主义观点，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著有《庄子》一书，为文汪洋恣肆，想象力极为丰富。大概是因为才华横溢又不得志，庄子的言行总是有点怪。如他老婆死了，他却敲着盆子唱歌，说生死本无两样，死了便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在我看来，庄子的做法有点过头，既然生与死无所区别，那么死了也就随意处置就行了，不必大张旗鼓地鼓盆而歌，故作惊人之举。这成了魏晋那些狂人的模仿原型。但毫无疑问，从思想深度来看，庄子显然是中国哲人之最。有一则故事说他和他的朋友惠施在濠涧之上观鱼。庄子说：“你看这水中之鱼多么快乐啊！”惠施则说：“你又不是鱼，你怎知鱼的快乐呢？”庄子反驳说：“你又不是我，你怎知我不知鱼的快乐呢？”其他如做梦变成蝴蝶，设问是蝴蝶梦庄周，还是庄周梦蝴蝶实在也是奇妙无比，每次总令人激动。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黄老道学盛行的两汉四百多年，《庄子》的影响极为微弱。直到魏晋时，由于何晏、王弼、嵇康等人深好老庄之言，才盛称老庄。把《庄子》《老子》《周易》并称三玄，并出现了向秀、郭象著的《庄子注》。即便如此，在葛洪的《抱朴子》里，庄子在神仙行列里还排不上号，他说《庄子》一书“演其上旨，永无至言……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

到了唐代，由于皇帝与老子同姓，于是大力推崇老子，庄子也大沾其光。据《旧唐书·礼仪志四》载：玄宗开元二十年诏置崇玄学，令生徒诵习《道德经》和《庄子》等道书。至天宝元年，皇上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这样就通过行政手段将庄子这个历史人物追封为神仙。

其实庄子被封为真人也是名至实归，因为《庄子》书中提出了早期神仙情状和许多养生思想。如《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里所谓的“神人”虽不是后世的神仙，但却为后世神仙家们塑造神仙提供了模型。而《天地》篇中“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明显表达了对于神仙的向往。再如《刻意》篇中所谓：“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者也。”是后世盛行的导引术的最早记载。

大概是由于庄子的神仙资格是由皇帝加封的，虽然品位较高，被列为四大真人之一，但毕竟资历较浅，关于他的神奇传说并不多。众多的神仙传说只是引述《庄子》书中的有关庄子本人的传说，而且集中于庄子拒绝楚威王厚聘的故事。故事说：楚威王听说庄子才识渊博，是个贤达之士，就派使者前去聘请，并许诺让他当宰相，庄周听完哈哈大笑，用他惯用的口气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多年了。楚王用巾笥把它包起来供在庙里。您说这只龟是愿意死了被供在庙里呢，还是活着在泥浆中悠然摇尾呢？”使者说：“肯定愿意在泥浆中悠然摇尾。”庄子说：“那么你就可以回去了，我将要在泥浆中快活地摇尾。”楚王并不甘心，又派人来聘请庄子，庄子说：“你见过那用来作祭品的牛吗？给它披上丝绸，喂它上好的饲料，牵到太庙，它想离开行吗？”于是便隐迹山林，后来便成仙了。玉皇大帝可能知道庄子文采飞扬，于是封他作闱编郎，专门记述各位神仙的善行和遵守戒律情况。我想这大概是庄子最不爱干的活了。可怜庄子活得逍遥，成仙后却身不由己，不亦悲夫！

八　求仙使者——徐福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几个沉醉于神仙方术的帝王之一。由于传说黄帝因登泰山封禅而成仙，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三年，即公元前219年就以通神为目的，登泰山封禅，继而巡游沿海各地，沿途祭祀名山大川，一心想会会神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燕齐一带活跃着很多方士，一心想趁此时机发迹，于是便编造了种种有关神仙的传说。齐人徐福等人更是直接上书秦始皇，绘声绘色地说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上面住着很多神仙，如果带上童男童女入海，便能从仙人那儿求得仙药。秦始皇“仙”迷心窍，便派徐福入海求仙药，但是没有结果。

九年后，秦始皇又抵琅玡，徐福等人因入海求仙数年没有成功，又耗资巨大，害怕由此遭杀身之祸，便哄骗秦始皇说，上次没有求得仙药是因为海上鲨鱼出现，无法抵达蓬莱仙岛，要求加派精于弓弩的精兵随行，以便在鲨鱼挡道时射杀之。秦始皇听信了他们的话，便加派良弩手随行，但这一次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后世神仙家对徐福的这段奇特的经历大做文章，《列仙全传》记载：秦始皇时，曾流行一种疾病，谁染上就必死无疑，由于疫病的传播，死的人越来越多，以至尸横遍野。一天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仙鸟，嘴里衔着一棵草，凡是遇见死人，便把那棵草放在死者的脸上，那人不久便死而复生了。这样凡是脸上放过草的人都得救了。秦始皇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惊异，便派人把草取来，请教鬼谷先生，鬼谷先生回答说：海中有十洲，其中有一洲叫祖洲，这种草便产于祖洲，吃了它便能长生不老，也可使人死而复生，每棵草可救治一人。于是秦始皇便派徐福去祖洲求草，但徐福一去数年，杳无音讯，生死不得而知。后来一位叫沈羲的人经过苦心修炼终于得道时，徐福受太上老君的差遣坐着白虎拉的车下凡，前来迎接，这时人们才知道徐福已经成仙。

后来，唐玄宗时又流行一种怪病，有一位高人说只要找到海中某位仙人后向他虔敬地祈祷，那么什么疑难病症都可治好。根据这个指点，人们便乘舟入海去寻找那位神仙，几天后，来到一岛上，看见一位老者正被众人围住七嘴八舌地在谈论什么道理。上去一打听，才知那人是徐福，他们便立刻请求徐福给他们治病，徐福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并手到病除，临别徐福还给了他们一种黄色药丸，他们带回大陆后给患者服用，病人的怪病很快被治好了。

徐福东渡，是葬身于茫茫沧海之中，还是侥幸到达某一陆地，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最近不断有人根据有关材料论证徐福曾经到过日本，并提出了大量的论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有人认为徐福东达日本。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有一则记载，说徐福第一次求仙不得回来后，欺骗秦始皇说他到海中见到了大神，大神问徐福说：“你是秦始皇的使者吗？干什么来了？”徐福答道：“是的，我是秦始皇派来求取不死之药的。”大神说：“秦始皇只送来区区薄礼，所以你只能看不能拿。”于是徐福跟着大神来到蓬莱山的芝成宫阙，里面坐着一位铜色龙形、浑身发光的使者，徐福见状便问：“你们要什么才能让我求得仙药呢？”大神说：“如果你送来强壮的男女及各种工匠即可得到。”秦始皇听完徐福的讲述后，龙颜大悦，当即应允，并派楼船载着男女及百工上路，徐福带着这些人到一平原广泽之地自立为王，而不归国。有人认为，这则记载说明徐福可能先行到了日本，但因缺乏人口和工匠，因此回来有预谋地欺骗秦始皇的人、财、物。

而五代后周时的文献《义楚六帖》内的《城廓·日本》篇的内容似乎验证了这种说法，该章说：“日本国山名‘富山’，亦名‘蓬莱’。”“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按这样说，徐福是到了日本，并把日本的富士山当作蓬莱山。

除此而外，也有人论证说徐福曾到达美洲。我想如果本着科学的态度，或许这种探索能解开中国人和印第安人，中国文化和古玛雅文化之间的某种神秘联系。

九　茅山仙祖——三茅真君

三茅真君，即大茅君茅盈，中茅君茅固，小茅君茅衷。这兄弟仨是神仙世界中极为显赫的仙真。在茅山派《真灵位业图》中，中茅君被奉为第六阶位的主尊，称为“右禁郎定录真君中茅君”，而左位排的小茅君，列位为“三官保命小茅君”，主管地仙。据《云笈七签》卷一〇四说：茅盈称“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茅固和茅衷在茅盈的点拨下也双双成仙，茅固称“定箓真君”兼统地真，治句曲山，茅衷称“保生真君”，总括岱宗。由于世传三茅仙人留治句曲山，故句曲山又名三茅山，简称茅山，道教的茅山派奉“三茅真君”为祖师。

有关道书中记述了他们兄弟三人成仙的有趣经历：据说他们的曾祖叫茅蒙，生在周朝末年，由于感到周室将崩，就跟鬼谷先生学长生法术，然后又在西岳华山修身炼形，于公元前217年乘白龙白日升天，茅蒙升天前常念叨继承他事业的是他的玄孙茅盈。

茅盈生于汉初，字叔申，是三兄弟中的长兄，二弟名固，字季伟；三弟名衷，字思和。茅盈和他的两位弟弟的性格迥异。他自幼喜好清虚，少年老成，十八岁时便弃家入北岳恒山修炼，读《老》《易》，试行食苍术的服饵法，刻意成仙。六年后，太玄玉女托梦给他，让他拜西城王君为师，学服气之法，从师二十年后，王君带着茅盈去见西王母，西王母亲自为他讲《太霄二景隐书》和《阴阳二景内真府》，随后又回到恒山，在山北的一个山谷里继续修行，四十九岁那年回家。父亲见儿子归来，不禁大怒，斥责道：

“你这个不孝之子，久出不归，连个信都没有捎回来，到底在外面鬼混什么？”说着举起手中的拐杖就要打，茅盈恳求道：“我有神符在身，现在已是神仙了，有天兵护卫，若父亲打我，反而会加重我的不孝，请你息怒。”茅盈的父亲一听，以为儿子发神经，举杖便打，但见拐杖突然裂成数十节，碎片飞溅四面八方，把梁柱和墙壁打得千疮百孔，父亲一见如此便不敢再动手。

而茅盈的两位弟弟则是正统派，在家苦读诗书，以求出山显达，功夫不负有心人，茅固和茅衷分别当了武威郡和河西郡的郡主，为此家里要大摆宴席庆贺。茅盈说，我虽没有当上郡主，可来年四月三日我就要上天了，到时候希望也能摆几桌为我送行。可是谁也不信茅盈的话。到了第二年四月三日那一天，茅家庭院被打扫得纤尘不染，青绸的帐篷一字排开，帐篷中一律铺上白色地毯，数百人吃的酒食也已准备妥当。酒宴一开始，只见玉杯金碗一个个地出现，名酒珍肴都自己从桌子上跳出来。仙乐悠扬，令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茅盈在仙界接待员的簇拥下，缓缓升天。两位弟弟听说哥哥真的升了天，火速辞官回家，也要求当神仙，茅盈说要一起上天已经不行了，不过可以教他们成仙法术。不久二位弟弟也成了仙。兄弟三人同住在茅山。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成仙高！

十　万古丹王——魏伯阳

魏伯阳是东汉时的炼丹方士。一说名翱，号伯阳，自号云牙子。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高门豪族，喜欢道术，尤以炼丹著称。魏伯阳以《周易》爻象来论述炼丹修仙之法，把炼丹术（炉火）与“大易”、“黄老”三者参合会通，使之契合为一，著成了炼丹术的奠基性著作《周易参同契》，被称为“万古丹经王”。

在葛洪《神仙传》中描写了魏伯阳进山修炼、服丹成仙的故事：魏伯阳带着三位徒弟进山炼神丹，他知道其中两位并不十分诚心，于是在丹炼成后，就考验他们两位。他说：“丹虽然已经炼成，但最好先试一下，如果狗吃了没事，那么就说明这批丹炼成功了，如果狗马上就死了，就不能服用。”魏伯阳在刚进山时，还带一白犬相随。这狗有点特异功能，因为金丹如果不到火候，那就会有毒，狗吃了就会暂时死去。这样，魏伯阳就让狗先把丹服下，狗立即就死了。魏伯阳故作伤心地说：“真是不幸，我们的丹没炼成，刚才狗吃完就死了，说明没有符合神明的旨意。我们如果斗胆服下，也会跟狗一样。怎么办呢？”一位弟子问：“先生您吃吗？”魏伯阳说：“我违背世情，专心求仙而没有结果，也无脸再回去了，活着和死了一样，我应该吃。”魏伯阳吃了，立即就死了。一个叫虞生的弟子心里暗想，师傅不是一般人，吃了金丹就死了，恐怕是有意试探吧？就押了一宝，也吃了金丹，然后也死了。其他两位徒弟想：来炼丹的目的是为了长生，现在吃完丹就死，还不如不吃，不吃还可活它几十年。于是便不吃，相携下山，为师傅和师兄购置棺木，准备后事。看来他们也还有一点孝心。

二人走后，魏伯阳立即爬了起来，将妙丹放在死去的弟子和狗嘴里，一会儿就全活了，于是魏伯阳就带着虞生和白狗一起登仙而去。飞身轻举前，看见一樵夫，便叫他捎个信给那二位弟子，表示感谢之意，二位弟子见了信后追悔莫及，一念之差，成仙的机会就这样飞走了。

十一　太极真人——刘安

刘安（前179~前122年）倒是正宗龙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袭父封为淮南王。他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喜爱读书和鼓琴，善为文辞，才思敏捷，并广罗天下名士贤才达数千人，共同编写《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综合先秦道、法、阴阳家的思想，攻击儒家的“俗世之学”，后因谋反事发而自杀，株连达数千人。

在刘安的门客中，最为著名的是《淮南子》的主要撰稿人，他们是苏飞、吕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世称“八公”。关于刘安的神仙传说正是从这八公前来投奔开始的。

有一天，这八个人走到了刘安的府第门口，看门的人见他们衣衫不整、面容憔悴的样子，便狗眼看人低，不想让他们进去。说：“我们老爷第一要得到延年祛疾不死之道，第二要得到博物洽闻、见多识广的精义之儒，第三要得到勇猛无比、扛鼎暴死的亡命之徒。你们诸位都如此老朽不堪，看来既没有长生之方，才能肯定也只是平平而已，更不会有什么绝招了。你们一无所有、一无所长，我怎么敢放你们进去呢？”

八公当然不跟他一般见识，不愠不怒，只是笑着说：“听说你们老爷礼贤下士，勤勉不倦，即使是一个才能平平的人，只要略有小技，都务必招致门下。古人贵百家之学，养鸡鸣狗盗之徒，为了求得千里马，不惜先买死马，足见其求贤若渴的心情。我们八位老朽虽然粗鄙愚陋、见识短浅，离你们老爷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我们想见见他也无妨，为何不让我们进去呢？如果你们老爷认定只有少年才有道，而一见白发老翁就说他们无能，恐怕不是诚心求得天下的贤士俊才吧。”说完这八位老头突然变成十五位童子，面若桃花，青丝如云，看门人一看大惊失色，屁滚尿流地跑进去禀报。刘安一听，心中暗喜，顾不上穿鞋，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赶忙登上思仙之台，挂上锦绮帷帐，备好象牙之床，点上百和之香，端出金雕玉镌的桌椅，穿上一双弟子们穿的鞋，拱手行礼，谦恭地说：“刘安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喜欢探求天地间的至道之理，希望能得到你们指教。”十五位童子又变回八公说：“听说您喜欢探寻至道，所以才特来追随。但不知道您有什么打算，我们中各有所长，有的人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画地为江，撮土为山；有的人能移山填河、驯虎豹、招龙蛇、役使鬼神；有人能分形易影，即隐身大法，隐蔽三军，遮天蔽日；有人轻功绝伦，虚步凌空，赴空海，临深渊，神行不息，瞬间千里；有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沉，凌空不坠，刀枪不入，冬天不觉冷，夏天不觉热；有人能千变万化，为所欲为，心想事成；有人则能防灾排难，辟邪避害，延年益寿，长生久视；还有一人能煎泥成金，炼铅成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龙驾云，浮游太虚。一切只听凭您的吩咐。”

刘安立即勤致谢意，摆酒设宴，但刘安防了一手，怕他们出言有诈，于是在吃饭时让八公演练他们的拿手绝技，这才相信确实才堪其言，于是先让他们炼长生灵丹，因为这是第一位的，没有长生久视，一切都是白搭。便授给八公丹经和三十六水银等秘方，及诸种原料，制成了灵药，但都没有服用。

刘安有一个儿子叫刘迁，喜欢剑术，到处找人比试。当时郎中雷被在与刘迁试剑中失手刺死了刘迁，雷被害怕拿脑袋抵命，所以便恶人先告状，说刘安要谋反，刚刚经历“七国之乱”的皇上谈虎色变，马上派钦差手持尚方宝剑前来治罪，八公见情势危急，便劝刘安说：“赶忙服下神丹，远走高飞，不要再迟疑了。”于是刘安便带着八公上山大祭各路神灵仙官，把金银财富埋在地下，吃了灵药，便身轻欲飘，但所过之处的石头却纷纷下陷，至今人马的踪迹还历历可见。而废弃的药鼎被鸡狗舐食，真运气了这些畜生，吃完灵药也随之飞升，地上的人能听见鸡在云中高唱，狗在天上狂吠。这也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

后来刘安和八公及鸡犬升天的那座山被称为“八公山”，著名成语“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指的就是那座山。

十二　诙谐岁星——东方朔

东方朔，字曼倩，西汉武帝时的侍臣，为汉代著名文学家，其《答客难》《大人先生传》等名篇在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史传东方朔生性幽默，善诙谐，好作惊人之语。那么，作为文学家的东方朔是如何与道教中的太白星精联系起来的呢？

汉武帝笃信长生和仙术，因此在道教徒看来是个理想的宣传材料，那么要使汉武帝多一些仙气就得有一个佐助他的方士。但武帝虽仰慕神仙，当时却找不到真正有奇迹和治方术的人。当时的李少君、栾大虽然以方术声名远扬，但也因方术丢了性命，后来的方士们只好认他们为冒牌的败类。《神仙传》记淮南王刘安遇八公成仙的事后，说汉武帝也大批招募方士，希望也能遇到八公。可是不但没有遇到反而被栾大所欺骗。《汉武故事》记载了栾大欺骗过程：栾大说，神仙喜好清静，于是汉武帝便在接神宫中斋戒静候，但过了一些时日，神仙还没有来，栾大就让人假作鬼声发布神的谕示，说汉武帝该整装入海去迎接神仙。汉武帝不敢去，东方朔便顺风使舵地说栾大完全是胡说八道，汉武帝大怒，便把栾大腰斩解气。这样，理想的佐助武帝的方士，便落在东方朔的身上。《风俗通》云：“俗言东方朔为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皮，言其神圣，能兴王霸之业，变化无常。”由这个仿老子传说的故事，足见东方朔在民间街谈巷语中的地位。况且在《汉书·本传》中说：“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其奇言怪语、附丽之语故详录焉。”可见东方朔一直是奇言怪事附着的对象，这是因为虽然他不是方士，但他行为不同常人，言语怪诞，而又善于算卦卜面，又在汉武帝身旁，宠幸有加，所以民间不少故事皆以东方朔为主角，道教徒也不遗余力地加以神化。

《汉武内传》是这样描述的：东方朔乘着龙由西北方向飞升上天，引得众人驻足仰望，这时一阵大雾袭来，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东方朔也隐而不见了。而且也为东方朔编造了家谱。在传为郭宪编的《洞冥记》中说：东方朔，字曼倩，父亲名叫张夷，字少平，与一姓田女子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结为婚配。张少平在二百岁的时候，还面容如童子。在东方朔生下来仅三天，母亲就死了。当时是汉景帝三年。看来东方朔生下来就被他父亲抛弃了，因为他是被邻居捡去抚养的。东方朔三岁的时候，把天下秘谶图籍都暗记在心里。他元封年间游蒙鸿之泽，忽然看见王母在白海之滨采桑椹。一会儿又有一位黄衣老头指着王母对东方朔说，这个人先前是我的老婆，托形为太白之精，现在你就是太白星精。我不吃五谷杂粮，现在已九千多岁了。

《列仙全传》中则称东方朔为岁星。

东方朔在快死的时候告诉人说，天下只有那个大伍公才知道我的底细。东方朔死后，汉武帝召见大伍公来询问这件事，大伍公说他也不知道。武帝又问伍公：“你擅长什么？”伍公说：“我善于天文历算。”武帝问道：“天上诸星都各在其位吗？”伍公回答说：“诸星都在，只是岁星已有四十年不见了，今年又出现了。”汉武帝仰天长叹道：“东方朔在我身边十八年，而我竟连他是岁星都不知道。”十分闷闷不乐。

在《博物志》和《汉武故事》中还记载了东方朔偷王母仙桃的故事。《博物志》说，西王母七夕降武帝九华殿，送给汉武帝蟠桃五枚。这时，东方朔从殿东厢朱乌窗中偷看。王母说：“那边偷看的小子，曾经三次来偷我的蟠桃，每吃一枚即可延寿三千年。这小子行为不端，已偷走三枚了。”因此后世的传说中都把东方朔看作西王母的侍臣。

十三　太平教主——干吉

干吉，亦作于吉，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方士，由于当时的方士们大都爱故弄玄虚，胡编家史，所以使得现在很难弄清他们的真实情况。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干吉是山东琅玡人，《后汉书·襄楷传》载：“初，顺帝时，琅玡官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这《太平清领书》亦即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一般认为干吉就是《太平经》的作者。

关于这部“神书”的来历和干吉的生平，经过后世道教徒们的虚饰，变得十分神秘。综合《太平经复文序》和葛洪《神仙传》的说法，这位干吉，北海人，患癞头疮数十年，四方寻药都治不好。一天，见市场上有一位卖药的老头，姓帛名和，便前去探问有没有治癞头疮的灵药。帛和说：“你的病可以治，如果你诚心想早日痊愈的话，明天鸡叫时请到大桥北边的木兰树下见我，我传你一则秘方。”（这显然是仿效了张良见黄石公的故事。）第二天鸡鸣时分，干吉如约前往，发现帛和早已等在那里。帛和愤怒地斥责干吉：“你不是想治好病吗？为何还比我晚到？”于是又约定第二天午夜时分再见面。干吉有了前车之鉴，太阳刚刚落山，便早早地等候在约会地点，一会帛和来了，对干吉说：“就应该这样。”于是便把素书二卷授予干吉，并对他说：“我传给你《太平本文》，你可根据这个底本推演为一百七十卷，编成三百六十章，普传天下。传授给有德之人，可致天下太平，此书不但能使你药到病除，而且能帮助你度脱生死。”

于是干吉便苦心授教，穷极精义，敷衍成教。时值东汉末年，中原狼烟四起，战乱频仍，干吉便携书卷南游吴越，居越东一百三十里的一座太平山上，干吉依照经文内以治身，外以消灾救病，在民间三百余年，道成仙去。

可是事有凑巧，在距襄楷上书五六十年后，南方又出现了一位干吉，据《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当时有一位琅玡道士干吉，先寓居东方，往来于吴都会稽之间，设立精舍，烧香续道书，制作符水以给人治病，当地人十分相信。一次孙策在郡城门楼上设宴招待诸将及宾客，干吉盛装重饰，拄着饰有漆画的仙人铧，路过城门下，诸将及宾客一见于吉，便不顾司仪阻拦，三分之二的人都下楼拜迎。孙策大为恼怒，当即命令将他收捕。众多的信徒害怕干吉出什么意外，便叫自己的家眷前去见孙策的母亲，以图营救。孙母对孙策说：“干先生医助将士，助军作福，不能杀他。”孙策因害怕干吉影响盖过他而不便统率部下，便说：“此子妖妄，能幻惑人心，还使诸将不复顾及君臣之间的礼节，擅自离开我而下楼拜迎，不能不除也。”孙母劝说无效，诸将又联名上书孙策，乞求释放干吉，但孙策主意已定，即催斩首，并把他头颅悬于城门，但他的信徒都认为这是尸解成仙，更加崇信，并祭祀求福。

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位干吉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后一位干吉可能是干吉的弟子托名传教。

十四　役使鬼神——费长房

三国时的曹操虽然不完全相信盛行于当时的种种方术和巫法，但深知宣扬神仙思想的方士在民间的影响之大，雄居一方的五斗米道教主张鲁便是一例证。因此，曹操先是恩威并施，不惜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鲁，使张鲁臣服。另一方面则把当时著名的方士集中起来，表面上给以礼遇，实质上则进行严密的监视，防止他们在民间形成势力。在这些被集中的人中著名的有“能行容成公御女人法，常屈颈乔鸟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的冷寿光；有善行气的甘陵甘始；金丹大师左慈；还有王真、封君达、鲁女生、华佗、却俭等人，其中有一位叫费长房的学的是神仙术，据说能治疗百病，鞭笞百鬼，役使当地的土地爷。这种种传说说明这些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已经十分神秘莫测，而费长房因学的是成仙的方术，专业对口，首先被仙化。有关他的仙话是从他和据称为符咒大师的壶公相识的故事开始的。

费长房的凡胎是河南汝南人，曾经做过市场管理员，专管那些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缺德商贩，工作兢兢业业，十分负责。有一天他发现有一个老头在市场上卖药，并在其摊头上挂着一只壶作为招牌。市场一散，那老头就跳入壶中，而市场上的人谁也没有发现，而这一切恰巧被在楼上公干的费长房发现了。费长房见有此奇异之人，就立即上前去拜望，并递上酒肉果脯。老翁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并说：“你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费长房便如期前往，老翁便带他一起跳入那只壶中。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只见壶中别有洞天，房间敞亮，满桌的美酒佳肴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吃完之后，老翁对费长房说，千万不要把在这里的事告诉别人，接着又说：“我是神仙，因为在天上犯了点事，被贬下凡在这里，今天我的‘留仙察看’期已满，又要回到天上去了，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楼下还有一些酒，我们饮酒作别吧。”于是费长房吩咐人去取，但那人回来禀报说太沉拿不动。费长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派上千人去抬，还是不行。老翁似是存心想露一手，微笑着起身下楼，用小手指轻轻一提，便提到楼上，看这盛酒的壶才一升大小，但两人边喝边倒，酒总也喝不完。

费长房于是便想拜他为师，但又怕家里人记挂他，一直下不了决心。老翁一眼就看破了他的心思，便出了一个损招，他按费长房的身高，随手砍了一段青竹，让他悬挂在家里的房梁上。过了一会儿，这根竹杆就变成了费长房的人形，家里人以为费长房受气悬梁自尽，于是便为其准备后事，并择地而埋。而真正的费长房就站在旁边，看着家里人哀痛和忙碌，因为有了隐身术，所以家里人一点也没有觉察。

消除后顾之忧之后，费长房便跟随老翁进山，一路上老翁故意考验他的诚心和决心。先是让他披荆斩棘，只身涉险；或让他独处在一群饿虎之中，又让他躺在一间空屋里，上面悬着一块万斤巨石，很多蛇正在噬咬那根绳，惊险之极，犹如达摩克利斯悬剑，命系一线。可是费长房不惊不慌，镇定自若。老翁见费长房心有定力，暗暗欣喜，认为他确实是一位可教之才。

可是想成仙当然没有那么容易，最难过的考验到了。一天老翁让费长房吃粪，而且粪中还有三条蠕动着的蛆，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恶臭，费长房心中十分厌恶，便不愿意吃。老翁十分遗憾地说：“可惜啊，你都快得道成仙了。但是好恶关还不能破，不能做到无憎无怜、无爱无恨，我真替你遗憾啊！”

前功尽弃的费长房只好辞别老翁回家，但老翁似乎不忍心他空手而返，于是给了他一根竹杖，并说：“你骑上它，顷刻之间就能到家，到家后，请把这根竹杖扔在葛陂。”又作了一张书符，说有了这张符便能役使地上的鬼神。

费长房骑上竹杖，转瞬间就到家了。他自己觉得离家已有十几天了，可实际上他离家已有十几年了。到家后，他就马上把那竹杖扔在葛陂，回头一看，原来是一条龙。

回家之后，家里人以为见了鬼，又惊又怕，费长房跟他们解释说上次埋葬的并不是我，只不过是一根竹杖而已。于是家里人拔冢开棺，一看果然只是一根竹竿。

费长房在家里安居之后，能给人治病，而且医术高超，所有疑难病症都手到病除，并说能惩治恶鬼，使唤当地的土地爷。有时家人见他愤愤不平，以为他在生谁的气，细问原因，他说：“我正在责骂违法乱纪的鬼魅。”有时有客人来便去很远的市镇去买菜，而且片刻就归，打比方说就好像在北京请客而上广州买菜片刻即归一样。

有一位叫桓景的人曾经拜费长房为师，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将要遭大难，你必须做一个绛色的布袋，用茱萸系在手臂上，然后率领全家登上后面那座高山，痛饮菊花酒，灾祸便可消除。”桓景依法而行，傍晚回家里，见猪狗全死光了。

可见费长房颇有预知凶吉的本领，但因他毕竟没有加入仙籍，只凭老翁给的一张书符发挥威力。据说有一天费长房不小心把书符给丢了，平时给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帮恶鬼便施行报复，失去了护身符的费长房就这样活活被杀死了。但这次可是真的一命呜呼了。

十五　首席天师——张道陵

张道陵，本名张陵，东汉时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是后世道教徒对他的尊称，是神仙世界中“四大天师”之首。

汉代自武帝后，国力渐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迫使统治者求助于神道设教，借鬼神之威为民立禁。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没法摆脱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苦难，只得在痛苦的呻吟中祈求神灵保佑，这样在汉末产生了强烈的宗教要求。琅玡人干吉创立了太平道，而张道陵等人则创立了五斗米道。后来张角兄弟利用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也随之瓦解，而曾经被贬为“米贼”的五斗米道在张鲁等人的努力下，不断扩大势力，正式成立。以老子为教主，尊其为太上老君，并以《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通常认为五斗米道是最早的道教教团，标志着教道的正式形成，张道陵也因此被奉为道教的祖师，得到神化。

张道陵为什么被称为“天师”呢？“天师”之名，最初见之于《庄子·徐无鬼》“黄帝用拜稽首，称天师而退。”这里的天师只是泛称，后来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在四川等地传教，自称“师君”。到魏晋时，开始尊称张道陵为天师，并把张道陵的道派称之为“天师道”。且又因传说他是白日升天的神仙，因此在道教中地位极高，虽然后来道教为了与佛教抗衡，其教主由老子改为三清、元始天尊，使张道陵的地位有所下降，到《西游记》中只称他为护卫灵霄殿的四位天师之一，但张道陵因其创立道教的正宗地位及其子孙们对他的事迹的渲染，在民间仍备受推崇，成为驱邪逐魔的尊仙。与其他神仙不同的是，张天师的职位由张家子子孙孙世袭，虽不是官方的正式封诰，但在民间流传很广，官府有时也加以利用，直至民国方被废除。其大本营设在江西贵溪龙虎山。

不过在神仙家们的笔下，张道陵已是汉初名将张良的八代孙，以标志其有“神仙基因”，因为张良也被人视为神仙。《历代神仙通鉴》说：张道陵的母亲林氏在天日山梦见穿着绣衣高达丈余的神人从北斗魁星中降地，并授以蘅薇香草，对她说：“我当初住在方山，今奉玉皇大帝的使命，降生在你家。”于是林氏就感到有了身孕。不论中外，凡是神人、圣人，总是不孕而生，否则总显得有些不太洁净。在生张道陵的时候，“黄云笼室，紫气盈庭”。七岁时遇到河上公，授以《道德真经》，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张道陵带回家捧读，就通晓其中精义。成人后身高九尺二寸，“庞眉广颡，朱顶绿睛，隆准方颐，目有三角”，博通四书五经，河图洛书，天文地理，谶纬之秘，成为一代大师。在吴越一带讲学，学生达一千余人，后来在阳羡山中炼长生不死之道。葛洪《神仙传》说他在这里得到黄帝九鼎丹法。因此张道陵便决定炼神丹。但是由于原料太贵，家中又穷，因此一直没法开炼。后来听说四川人纯朴敦厚，易于教化，而且又多名山大川，于是便到四川，在北邙山隐居。后来偶遇丹药大师魏伯阳，求教了一些技术性问题，他便继续西行寻找适合炼丹的山川。忽然遇见一处奇山异水，山上有一只石鹤，传说如果有道者进山，这石鹤便会鸣叫。张道陵在这山中定居，突然听见石鹤鸣叫，张道陵信心倍增，开始烧炼九天神丹，炼到一年的时候，红光满室。第二年时，有青龙白虎现身并绕丹炉飞行。第三年丹就炼成了。当时张道陵已有六十余岁，服下九天神丹后，返老还童，疾步如飞。一天有一位神人“虬髯铁面，皂幞金鞭”，骑着黑虎来到张道陵面前说：“赵公明愿永护真人丹炉”，后世的财神爷居然是管丹炉出身！于是张道陵就命令他镇灾立坛，自己又继续向西拜访仙源，并求得“五岳摄召万灵神龟秘文”，加以精思修炼，这样张道陵便法术无边，不仅能飞行腾空，又有风耳、隐形、分身诸术，令人莫测其高深。这时太上老君又授予正一盟威秘文，三清诸品经，斩妖雌雄剑，令治蜀地八部鬼神，六天魔王。张道陵一一把他们铲除了，由此成为驱鬼避邪的天师，后来中原及边疆各地哪儿有妖孽出没，张道陵便灵至神到，鬼怪立除。此后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在青城山集会授予张道陵以正一盟威之法，而且宣布张道陵及其后人代代为天师，并封张道陵为正一平气大法师。凡是升天成仙的必须拜谒三天大法天师即张道陵才能上玉帝殿。这样成仙又多了一道手续。后来玉皇见张道陵劳苦功高，又授予正一真人，证位三天辅元大法天师，夫贵妻荣，张夫人被封为上真东岳夫人。

十六　太极左仙公——葛玄

葛玄是三国东吴时的著名道士，吴主孙权对他十分崇信。丹阳句容（今江苏）人，是魏晋神仙道的代表人物葛洪的从祖。

葛玄学通古今，博鉴经传子史，喜欢弹琴作赋，诵读老庄，对于医术也颇精通。葛玄尤好神仙修炼之术，常有些神奇妙术行于世，特别灵验。曾拜师左慈（元放），在天台、括苍、南岳、罗浮、阁皂诸名山隐居修炼，弟子达五百多人，郑隐等人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时人称之为“葛仙公”或“太极左仙翁”。葛玄在道教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对于道教由原始道教走向系统的教会道教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由于葛玄本来就有一些神奇妙术，因此关于他的仙绩和仙术的传说很多，这里介绍其中几则。

话说葛玄从他师傅左慈那儿学到《九丹液仙经》，就掌握了几手绝活。一天，在与客人一起吃饭时，偶尔谈起变化等事，客人说：“你能否露一手给我瞧瞧。”葛玄说：“你不要催，一催就变不出来了。”突然他把口中的饭喷了出来，一瞬间就都变成数只大蜜蜂，叮在客人身上，过了一会，葛玄一张嘴这些蜜蜂又都飞回他的嘴里，一进嘴就变成饭粒了。

葛玄还能使顽石走路。蛤蟆和昆虫、燕雀会在他的指挥下翩然起舞，而且颇合五音六律，富有节奏感。请客吃饭，夏天摆出冰点雪糕，冬天则摆上瓜果蔬菜。这在当时可真是极顶稀罕物件。

看来葛玄尽爱玩一些小把戏。一次，他把数十枚钱散落在井里，然后手拿一盆，口里念念有词，井里的钱就一一飞出，落入盆中。与朋友喝酒，酒杯摆在别人面前，杯不动，酒杯里的酒总也喝不完。

晋武帝的时候天下大旱，武帝向他说：“百姓久旱思雨，先生可否给想个办法？”葛玄说：“这太方便了。”于是就写下符箓放在庙中，没过多久天就下起了滂沱大雨，真是比现在的人工降雨还方便！

偶过一座庙宇，据说这里有一个规矩，凡是驾车的人在离庙100步的时候就必须下车，否则就会有危险。庙旁边有数十棵大树，上面有很多禽鸟，人们都很怕它们，因而一点也不敢惊动它们。葛玄“艺高仙胆大”，马不停蹄地往前冲，果然狂风平地起，尘埃飞扬，铺天盖地。仙公怒从心头起，“小小邪鬼，竟敢胆大妄为”，便举手指风，风就止住了。随即作符让他的随从投入庙中，一会树上的鸷鸟也都纷纷堕地，庙宇突然间自行焚毁。

仙公四处游历，过武康时，见一家人请巫师祭祀妖邪。妖邪附在巫师的身上，跟仙公喝酒，仙公故意不喝。那妖邪就恶言恶语刺激仙公，仙公怒斥道：“奸鬼真不知天高地厚。”当即命令五伯抓住妖邪的头绑在柱子上狠狠地抽打，只闻鞭声，不见鞭影，但妖邪已血流遍地，只能低头伏罪。

路过华阳，见一位秀才被蛇精迷住，而且执迷不悟。于是仙公化作一位农夫，对那位秀才说：“你身陷是非之地，你的老婆是蛇精变的，前后已经吃了不少人了。”秀才当然不信，于是又把他引到一口古井旁，秀才看见井里白骨累累，恐惧万分。仙公便叫这位秀才在暗中监视，果然是蛇张牙怒目地卧在帐中，身旁还有一条小蛇。仙公上前把它们斩除。突然又有无数小蛇前来助阵，它们哪里是仙公的对手，被一一斩除。仙公处理完这些蛇后，写一符让这位哆哆嗦嗦的秀才喝下去，当即泻出无数蚯蚓蛤蟆，才得以保全性命。

仙公曾经在荆门军紫盖山上修炼。当时天寒地冻，仙公光着脚，衣衫褴褛，在风中瑟瑟发抖。屈家有两个女儿，见到这位老者如此模样，心中十分可怜他，就连夜做了双鞋，第二天一早就送上山去。到仙公炼丹的地方时，仙公已经走了。两位姑娘看来是有些仙缘，伸手一摸炉灰，发现余温尚存，便在灰中翻拨，得到一粒丹，于是就一人一半，分而吞之。从那时起，两位姑娘不饥不渴，仙气冲天，喜好清净，后来干脆就隐而不见了。时人都说已经成仙，不过要是仙公故意留下的仙丹让别人吃了去，岂不可惜。

葛玄曾经跟从吴主孙权行船到三江口，不巧遇着大风，很多船都被掀翻或吹走，仙公也不知去向。孙权叹息道：“仙公是个有道之人，竟不能免此灾祸。”第二天，忽然看见仙公从水上走来，而且摇摇晃晃似有醉态，见到孙权，连声道歉说：“昨天白发伍子胥强留我喝酒，盛情难却，让陛下担心了，罪过罪过。”

有一天，会稽（今浙江绍兴）有一位商人刚从海上归来，经过神庙时，庙中小道对商人说：“请把这封信交给葛仙公。”就把书信掷到他的船里。返航后，商人见到葛玄就把信交给他。仙公拆开一看原来是东华帝君的信，上面写着“太极左宫仙书”。这样世上的人就知道仙公已名录仙籍了。

仙公曾经在西峰石壁捣药，不小心掉了一粒栗，有一飞鸟见到就把它吃了。于是此鸟也得以长生不死。到现在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还能听见一只鸟模仿杵臼捣药的声音，当地人叫它捣药鸟。

仙人琴高听说葛玄得道，便从东海远道骑着两条鲤鱼来访，仙公与琴高畅饮，醉了以后就在白云高卧，等醒的时候两条鲤鱼已经化作石头了。仙公就送给琴高两只鹤，而那两条鱼变的石头至今还在那里静静地躺着呢。

曾经有位客人来访，正与仙公笑谈，忽然又有一位客人来访，仙公前去迎接他，而座上的仙公与客人依然谈笑风生，可见仙公还分身有术。

念及自己一心不能两用、一身不能两任，要是有葛仙公那分身术，岂不美哉。

十七　竹林狂士——嵇康

魏晋之际，战乱频繁，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深刻的社会危机造成了士大夫们对仕宦生涯的畏惧和对自然生命的珍视。因此，老庄思想风行，飘然隐逸成为社会时尚。要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有点贵族气的时代，名士们之高傲与才情乃后世所无法比拟，以嵇康、阮籍等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就是这种时尚的代表。

嵇康（224~263年），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人。与魏宗室通婚，位居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晋书·嵇康传》说他“美词气，存风仪”。而且心怀坦荡，豁达大度。在思想上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主张回到自然，厌烦儒家的各种繁琐礼教。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因此被钟会指摘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因此“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终于被司马昭找了一个借口一杀了之。

嵇康在文学上造诣很深，长于诗文，风格清峻，以《幽愤诗》著称。嵇康还善鼓琴，一曲《广陵散》至今余音缭绕。然而嵇康之所以被后世奉为神仙，除了其旷世高名之外，最主要的是他相信神仙的存在，并讲求养生服食之道。竹林诸贤中，嵇康最为讲求服食，并认为只要导养得理，便可得长生。《晋书·嵇康传》说他：“常修身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正是根据这些瓜葛，嵇康被列入仙班，《广陵散》也被称为鬼乐，他被斩于市，则被美化为“兵解”成仙。

据有关神仙传记所载，嵇康身高七尺八寸，天资出众，龙章风姿，但不爱打扮修饰，“醒若孤松独立，醉若玉山将颓”。平时导气养性，并著有《养生篇》。

据说当时有个叫王伯通的建造了一座宅邸，谁要是在那里睡一宿就会突然死去，因此被视为凶宅，常常空着。嵇康却请求到那里去过夜，到晚上就取出琴在那里弹。到了二更时分，有八个鬼从里间出来，嵇康十分害怕，口中默念《易经》口诀，情绪才稳定下来。然后就问：“王伯通建成这个馆之后，人在这里住一宿就死，莫非都是你们杀死的？”大鬼回答说：“你错怪我们了。我们是舜时的乐官，兄弟共八人，号伶伦，舜王听信谗言，把我们杀了，埋在这里，而王伯通在我们身上筑墙，使我们困苦不堪。我们现形只是想让住在这里的人向王伯通通报一声，但住客一见我们便被吓死了。这次恳求先生跟王伯通讲一下，把我们的尸骨迁出来，葬在别处，半年后王伯通便可当上本郡太守。今天特别教你一首《广陵散》，以资酬谢。”嵇康高兴地答应了。于是鬼先弹了一遍，嵇康马上就学会了。一直弹到凌晨。伯通听见宅内琴声悠扬，沁人心脾，便去看个究竟，嵇康便把昨晚经历之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伯通。第二天，果然掘出八具尸骨，于是王伯通便备新棺木选吉地埋葬，晋文帝时伯通果然被擢为太守。

嵇康听说汲郡山中有一位叫孙登的善于发出啸声，便整天跟着孙登游历。可孙登每天沉默自守，嵇康便不耐烦，临别时，孙登对嵇康说：“你虽才高八斗，但保身之道不足，恐怕难逃杀身之祸。”

孙登实在是魏晋时期盛名之怪人，阮籍也屡次寻访。有一次阮籍不经意在一山上遇见孙登，便想问一些养身之法，可孙登根本就不理。阮籍心中郁闷，便下山，在途中，他发出啸声，突然从山中也传来应和的啸声，阮籍一听便知是孙登发出的。可见对于奇妙的事情，是很难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啸声显然是一种奇特的交流途径，非凡夫俗子所能领会。

据说嵇康小时候，家里很穷，曾经和向秀一起在树下炼铁。当时贵公子钟会颇有辩才，前去拜访他，嵇康旁若无人，继续干他自己的事，钟会便想离开，嵇康突然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回去后，便向晋文帝进谗言：“嵇康是条卧龙，恐怕会成为隐患。”并诬告嵇康与毌丘俭结党成伙，于是文帝便将他在东市处斩。《记慕渊海》说：东海徐宁跟南海太守鲍靖学习，徐宁夜里听见琴声，美妙绝伦，就问鲍靖音乐来自何处，鲍靖回答说是嵇叔夜在弹，徐宁问：嵇叔夜不是在东市被斩了吗，何以还能弹琴？鲍靖说：叔夜虽被处斩，其实是他修行有道，兵解成仙了，徐宁这才恍然大悟。

十八　水府仙伯——郭璞

郭璞（276~324年），字景纯，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训诂学家，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多识，尤好古文奇字，曾经给《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作过注。郭璞还喜好阴阳卜筮之术，并因为算定当时叛将王敦作乱必败而被斩首。郭璞还善于作赋，他所作的著名的《游仙诗》通过对神仙世界的追求，表达了忧生避祸的心情和对人生遭际的感悟：“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郭璞在众多游仙诗中往往把山林隐士和神仙等同起来，从此道教便以山水作为沟通人仙的场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使神仙由天上降到地下，由海外移入内地，自然山水中就有仙景，就有仙人，就有由人变仙的中转站——道观。这样就使得超世神仙成为可望而可及的一种追求，开创了神仙理论的新阶段。

这位悲情失意、死于非命的郭璞，在道士们那里则是未卜先知的“仙伯”，此郭璞已不是原来那个郭璞了。据《列仙全传》等书载，郭璞虽不善言辞，但博学多术，尤其精于阴阳妙术。当时有一位叫郭公的人在河东借居，郭璞便前去拜他为师。郭公给他《青囊书》九卷，于是郭璞便又通晓阴阳五行和卜筮的技能，并能消灾免祸。他有一位门人赵载趁郭璞不备，便偷出《青囊书》，奇怪的是，刚想翻看手中的书便自行焚毁了。

在晋惠帝和惠怀帝之际，郭璞预感到东晋将发生兵乱，就偷偷地告诉亲朋好友数十家，要他们向东南方向避乱，投奔赵固将军。不巧正赶上赵固的马死了。赵固爱马如爱子，因此十分伤心，避不见人。郭璞走到门口时便被门卫挡驾，郭璞说：“我能让将军的马复活。”门卫赶忙进去禀报。赵固听说有人能医治他的马，便马上出来迎接。郭璞让赵固找来二三十位壮士，手拿长竹竿向东疾行三十里，如碰到庙宇，就用竹竿猛力拍地，就会得到一件东西，而且必须马上把它带回来，这样马就能医活。赵固立即按照郭璞的话去做，果然得到一个像猴一样的动物，马上带回赵府，那件活物一见死马就进行“猴工呼吸”，一会儿马就嘶鸣不已，活蹦乱跳了，但那动物也霎时不知去向。这样赵固就对郭璞大加赞赏，并赠予很多钱物。

后来，郭璞到达庐江，劝太守胡孟康南渡，胡孟康不听他的劝告，而这时风流倜傥的郭璞看上了胡府的一位丫环。于是便设计，绕着胡宅撒上赤豆，一会儿，胡孟康便发现有数千个赤衣人围着他的住宅，凑近一看却又不见了。胡太守十分讨厌这些小人，但又不知是冒犯了何方神圣，便请郭璞占卜。郭璞便假惺惺地说：“你家不宜蓄养那个丫环，你可到二十里以外的市场上把她卖掉，但千万不要讨价，这样妖孽便可除去。胡太守便马上叫人把这位丫环贱卖掉。郭璞就画了一张符书，投入井中，这些赤衣小人束手就缚，自动跳入井中，胡太守大为高兴，而郭璞却带那位丫环走了。几十天以后，庐江被人攻陷了。

郭璞还是个风水先生。郭璞的母亲去世了，郭璞就把她葬在暨阳，离河水才百十来步远。当时人们都说坟墓离水太近了。郭璞说：“这条河马上就要变成陆地了。”过了不久，果然河水改道，河道变成桑田。郭璞因此得意地赋诗一首：“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惟母与昆。”郭璞还为别人选择墓地，他把人家的墓地选在山的龙骨上。明帝听说这件事，便微服私访，向主人打听为什么郭璞要把墓地选在龙骨上，因为按说葬在龙骨上会诛灭九族。主人禀告说：“郭璞在选坟时曾说‘这是葬在龙耳朵上，不出三年，当致天子’。”明帝心中一惊问道：“郭璞说你家能出天子？”主人回答说：“不是，他说能让天子来打听这件事。”明帝大为叹服。

郭璞才高一时，名重天下，但是他性情轻率，不重礼仪，尤其是嗜酒好色。当时著作郎干宝劝诫他说：“这不是适性之道啊。”郭璞说：“虽然我的天赋有限，但还常常觉得用不完，你还为这事担心？”

郭璞与桓彝十分友好，桓彝每次来作客，总是直趋而入，也不管人方便不方便。郭璞对他说：“你来我这儿，尽管可以直趋而入，但千万不能上厕所时来找我，否则必有后患。桓彝有一次喝得醉醺醺的来找郭璞，正巧郭璞在厕所，掀开门帘一看，郭璞披头散发，赤身裸体，正在里面演练什么呢。郭璞看见桓彝，仰天长叹：“我多次嘱咐你，不要来厕所找我，你还是不听，这不但害我也害你自己。天意如此，我有什么办法。”果然，郭璞因惹怒了王敦而被斩首，桓彝也死于非命。王敦和他的兄弟王导，说得上是东晋的元勋，但王敦性情暴戾。当时有人有一个爱好，就是爱劝客人喝酒，如果客人不喝，他就杀丫头来解气。可劝到王敦这儿，他总是故意不喝，为此，不少丫环惨死刀下。

话说王敦谋反，朝廷派温峤、庾亮让郭璞来占卜事态，郭璞没有直接给以回答，他们便又一次请郭璞占卜，郭璞说“大吉”，这时有一位姓崇的好事者又向王敦说，郭璞料事如神，于是王敦便把郭璞找去，让他卜筮。郭璞说“事必不成”。王敦本来就怀疑他在帮助温峤之流，这次又占了个凶卦，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问郭璞说：“你算了你自己死期在哪天吗？”郭璞说：“就在今天中午。”王敦命刽子手把郭璞押往南岗就地正法。在赴刑场前，郭璞问刽子手，要把他解到哪里去，刽子手说就在南岗头，郭璞说：“一定在两棵柏树下，树上应该还有个大鹊巢。”到了南岗后，果然如此。在此筑巢的喜鹊看来只报忧不报喜。

在行刑前，郭璞让家人在行刑之处备好物品，并让他们把他埋葬在江边两坛之间。不过在郭璞处斩后三天，有人在南岗看见他与旁人谈笑风生。王敦听说后赶紧开棺验尸，只见里面空空如也，后来有人说郭璞已兵解成仙，而且在天上已经升官，当上水府仙伯了。

十九　净明教祖——许逊

许逊也是一位十分著名的神仙。尤其在江西，古代对他的奉祀十分虔诚。在唐代他被列为十二真仙之一，后来道教徒把他和张道陵、葛玄、丘处机并称为“四大天师”。

东晋时著名道士许逊（239~374年），字敬之，曾任旌阳县令，因为为政清廉，治绩显著，于是人称许旌阳。后来由于晋代时局纷乱，弃官东归，遨游江湖，并自称遇到上圣传给他“太上灵宝净明法”，崇拜太阳真君，孝道明王。许逊把儒家思想和道教方术结合起来，并被后来出现的净明道奉为教祖。宋代封他为“神功妙济真君”。著作有《灵剑子》《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等。

关于许逊的仙绩很多，而且据说著名的神仙许迈和许穆都是他的族人。最著名的要数他从吴猛修道和制服蛟精，锁于南昌铁柱宫的传说。

《列仙全传》说，许逊听说豫章（南昌）人吴猛得到丁义神方，就前去拜他为师。后来师徒两人在游丹阳黄堂时，听说谌母精通道术，就一同去叩问。谌母说：“你们天生就有仙风道骨，仙名在天。以前孝悌王下凡于曲阜兰公家，对兰公说，后世晋代有神仙许逊来传播我的道术，可立为众真之长。还留下金丹、宝经、铜符、铁卷，让我保存并在此等你，已有多年了。今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于是选定黄道吉日，登坛把孝悌王的秘籍全都交给了许逊，并对许逊的师傅吴猛说：“以前你因为神方而成为许真君的师傅，现在孝悌王的道术只传给许逊，你应当以许逊为师。况且从玉皇的玄谱和星宿看，许逊的地位都比你高，所以从今天起你应当以许逊为长。”这就演出了神仙中第一例反徒为师的故事。

许真君真正的本领还在于他为民除害，这也是神仙必备的资历。据说，许逊初到飞茅的时候，偶然在路边休息，见当地老百姓用丰盛的祭品来祭祀神灵，而且互相劝诫说：“如果祭祀不虔诚，神灵就会发怒降祸。”真君问道：“是何方怪物敢如此猖狂？”于是召令风神、雷神把庙给掀了，并告诉这里的人说：“妖社已被扫除，不用再祭了。”又因当地人需远途担水十分辛苦，便用竹杖在庙址前的已经干涸的湖中刺一坑，泉水便涌出来。即使大旱天气，此泉也永不枯竭。

许逊曾经在文城黄龙山炼丹，山中的小湖中有一蛟精，动辄发大水冲毁农田房舍。真君派遣神兵来捉拿，并把它钉在石壁上。后来过西安县，县内的土地爷前来拜谒，许逊问他，当地有没有妖怪危害百姓。土地爷隐而不告，看来神仙也徇私枉法，害怕报复。还是一小庙神说：“此地有一蛟专害百姓，听说真君到此，逃到鄂渚躲起来了。”许逊闻知便追到鄂渚，路上遇见三位老人告诉他：“蛟藏在桥底下呢。”许逊到了桥上，仗剑怒吼，这个害人虫大惊，逃入大江之中，隐藏在深渊里。真君遣兵把它从深渊中赶出来，蛟精继而向上游逃窜，被真君一剑劈死。又听说新吴县有蛟害，许逊就用巨石书符，写了一道镇蛟文镇住蛟害。可是一害刚除，一害又起。当时上缭有一条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云，长达40里。人畜如被其气笼罩，就立即被它吞吸，没有能幸免的。江湖中的船物多次罹难，实为百姓一心腹大患。真君听说之后，立即召集所有弟子前来除害。许逊对他们说：“我来此地就是为你们铲除此害的。”于是，许逊前往蛇穴，仗剑布气。蛇害怕了，就逃入洞穴。真君召来当地的土地爷驱赶，但蛇负隅顽抗。许逊又召来南昌的土地爷助阵，蛇才从洞中出来，蛇一昂首就达十余丈，目光如炬，口喷毒气。百姓们见蛇出洞都为许逊呐喊助威，这时许逊“啸命风雷，呼指神兵”，先把它镇住使巨蛇不能动弹，许逊跨步踏住蛇头，用剑猛劈蛇脸。他的徒弟施岑、甘戟等人带兵在蛇身上乱砍，蛇腹被割开，有一条小蛇从里面出来，长达数十丈，甘戟正想一剑斩除，许逊说：“这条小蛇还没有危害百姓，不可妄杀无辜。”小蛇又惊又怕，逃窜奔命，可小蛇颇有孝心，听见呐喊声，又爬回来看它的母亲。这时，众位弟子又请求杀此小蛇。许逊说：“这条蛇要到一千二百五十年才会成为民害，那时我会来诛杀它的。我在这里种一棵柏树，等到树枝拂地的时候，也就是此蛇为害之时。”又作一预言：“我仙去一千二百四十年时，江西境内将有地仙八百人，他的老师就在南昌，倡扬我的教义。那时江心当出现沙洲，小蛇若危害百姓，那八百地仙就会除掉它。”

许逊斩除巨蛇，名声大振。各方弟子纷纷前来求学，掀起了“许逊热”。许逊又不能拒绝，就把炭化成美女，在夜间试探各位求学者抵御诱惑的定力。结果第二天一看，只有十人坚守住了，其他“滥竽”便都无颜再学。

这样，许逊就带着甘戟、施岑回到城里，并到处转悠，遇见一美貌少年，风度翩翩，衣冠楚楚，自称姓慎，礼数周到，反应灵敏，打过招呼就立即告辞而走。许逊对弟子们说：“刚才那位不是人，是老蛟精，是特地来试试我们的法力的。那位看上去虽然不错，可满身腥味，我假装不知道，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把它们一举歼灭。”许逊根据蛟的气味，判定它在江边化成黄牛躺卧在沙滩上。许逊就用纸剪一头黑牛，让它跟黄牛去斗，并叫施、甘两徒弟偷偷地作后援。在两牛争斗激烈之际，施岑一剑刺中了黄牛的左臂。黄牛逃入城南的井里，许逊派人去追寻，探得此蛟已逃往长沙，在贾家的井中化为一美貌少年，到了贾玉使君家里。贾家有一女儿，美貌绝伦。贾玉见这少年才貌双全，便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数年之后生了两个孩子。这位少年每当春夏之交便独自出门，周游江湖，俨然一位商人。到秋天回家时，则乘巨船满载金玉珠宝而归，其实都是乘春夏之交洪水泛滥之际劫掠他人的财富。这年秋天却空手而归，这位少年对老丈人说：“在路上遇到了强盗，财富被强盗抢走了，自己也被打伤了。”于是，贾玉四处求医。许逊听说这件事就化作医生去拜谒贾玉，贾玉喜出望外，叫女婿出来就医，而蛟精觉察到来者不善，不敢出来。贾玉起身去劝，许逊随后跟进室内厉声叱骂：“江湖蛟精，害人不浅，我追踪到这里，岂容你逃之夭夭，快点出来！”蛟精黔驴技穷，于是现出本形，在堂下被许逊手下击毙。真君用法水向那两个小孩身上喷，原来也是两条小蛟，一并把它们杀掉了。贾玉的女儿因长期跟他们在一起，也行将变形，贾玉哀求许逊设法救助。许逊给他一张神符，遂不变为蛟。真君对贾玉说：“蛟精住的地方，下面肯定都是水，此屋下不到一尺处，已经是洪波巨浪，请赶快向高处迁移。”贾玉刚把全家迁上高地，原来的住地就被淹没了，水深不可测。

蛟精的余部在南昌势力还很强大，于是许逊又回到南昌。蛟精们怕被许逊诛杀，都化成人形，分散在市区，并访问许逊的徒弟说：“我家住长安，是积善人家。听说尊师神剑法力无边，不知到底如何？”许逊的徒弟说：“我师傅的神剑指天，天裂；指地，地陷；指星辰，星辰则失去轨道；指江河，江河则倒流。万邪不敢当，神圣之宝啊！”蛟精问：“有不能伤的东西吗？”许逊的徒弟跟他开玩笑说：“只有冬瓜、葫芦能幸免。”蛟精们欣欣然就全化成冬瓜和葫芦在江上漂，想偷偷逃出南昌。许逊早晨起床觉得妖气弥漫，一看江中满是冬瓜、葫芦，就知道是蛟精所变，正好一网打尽。许逊说：“这里是蛟螭的老窝。如果不用东西把它们镇住，就会后患无穷。”于是就役使鬼神在东牙城南井，铸铁为柱，铁柱高出井外数尺，下面用八根铁索与地脉相连，并念下咒语：“铁柱若歪，其蛟再兴，吾当复出，铁柱若正，其蛟永远。”于是蛟害就永远绝迹（南昌还真有铁柱宫，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在此宫与老道彻夜长谈）。

后来王敦叛乱，许逊和吴猛、郭璞前去劝说王敦。郭璞被杀后，许逊和吴猛各乘一龙，进山隐居，不再关心世事，只修炼真道。他们平时虽跟常人无异，且在他们隐居之处，“鸣鹤翔飞，景云缭绕”，虽然晋末纷乱，但方圆百里之内，盗贼不兴，百姓平安，五谷丰登。这些都是许逊福被生灵，而当时人们都不知真情罢了。

在许逊136岁时，八月初一，有二位仙人从天而降，说奉玉帝旨意，授予许逊九州都仙大史高明大使的职位，并予官袍等物，告诉他在升天时，特有云车前来迎接。许逊就与乡里百姓依依饯别，又与即将一同升天的2l位弟子作劝诫诗十首留给人间，同时又向仙功未满，不够升天资格的弟子们传授大历如意丹方。当月十五，只听空中仙乐阵阵，祥云冉冉，羽盖龙车，天兵神将，仙童玉女，前导后从（看来神仙也爱“摆谱”）。许逊先前见到过的两位使者宣读了玉皇大帝的诏令，加封许逊三代，并把他的故居命名为仙曹左府。于是许逊乘龙车飞升成仙。仙眷共42口拔宅而起，许家的鸡、狗、牛、羊等等也都成了仙。在许逊一行羽化登仙之际，不时向下扔东西，如捣药臼、车轮、鸡笼，还有几只偷偷躲进龙车的老鼠也被扔了下来。鸡成仙后，看来就不住鸡笼了，而且老鼠看来不能成仙，你说呢？

二十　雅恤民意——麻姑

在中国的年画中，《麻姑献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这主要是因为传说麻姑曾在蟠桃宴中向西王母祝寿，而且据说她亲眼看见“东海三为桑田”，因此，麻姑一直被视为长寿和吉祥的象征。在台湾，有的人寿保险上还以麻姑作为号召，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历史上关于麻姑的传说主要有两则：

《列仙全传》中说麻姑是北赵十六国时有名的残暴将领麻秋的女儿。由于麻秋生性乖戾，在役使百姓筑城时，昼夜很少让休息，只有在鸡叫时才使其稍作休息。麻姑雅恤民意，自学口技，常常学鸡叫，这样别的鸡也就跟着叫，民工就可以早早收工休息。后来，她父亲发觉了就想打麻姑，麻姑因害怕便逃到仙姑洞修道，后来从桥上升天成仙。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232引葛洪《神仙传》“王远”条是这样说的：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举孝廉，授郎中职位，后擢升为中散大夫，精通五经及天文图谶河图洛书之要，后弃官入山修道。王远发现有一个叫蔡经的颇有仙缘，就住到蔡经家，对蔡经说：“你命中注定能成仙，但你内气不足，身上废肉过多，若要成仙必须尸解，除此无他法。”接着王远便教蔡经尸解法。蔡经照之实行，高烧三日，身上的肉全没了，只剩下皮和骨头，就用被子把自己盖起来，家里的人掀开被子一看，只剩下一堆白骨。

十几年后，蔡经又回到家，显得十分年轻。他对家人说，七月七日，王远神仙要降临他家，要家里略备小宴。于是家里就开始置办。到了那天，王远果然来了，未见其人，先听到远空仙乐阵阵，音声奇妙。不久，王远带领众多部下从天而降。蔡经及全家成员一齐来到王远的身旁，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王远一想何不把（自己的妹妹）麻姑也请来，因此就派人去请。王远兄妹已有五年不见了，彼此十分想念，因此一会儿麻姑就来了。只见麻姑年方十八九岁，美发如云，头上挽个发髻，其余的垂在背后，长长地拖到腰际，好一头披腰长发！想必是当时的流行发型，服饰新颖，真是绝世美女。麻姑到底改不了妇女脾气，想见见蔡经的母亲和妻子。当时蔡经的妻子生产没几天。麻姑远远地看见蔡妻，便知道她在“坐月子”，便叫她躺着别动，随即取一粒米扔在地上，顷刻之间，米粒就变成长生不老的灵药——丹砂，叫蔡妻服下。而蔡经显然是修炼没到家，心驰旁骛，看到麻姑的手像鸟爪一样，心里暗想，若能借麻姑的手在背上搔痒，一定合适不过。就在心里美滋滋的时候，被王远抽了一鞭，警告他不可如此无理，看来神仙果然了得，连别人心里在想什么都一清二楚。

现在江西南城县的西南有一座山，叫麻姑山，道教称之为第二十八洞天，山上有会仙亭，相传为蔡经的住宅，据说就是麻姑与王远相会的地方。

二十一　蓬莱水监——陶弘景

有材料说在东亚中国文化圈里，龙年的出生率比一般年份要高得多，因为大家都盼望生个龙子、龙女。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在龙年生龙子，因此特向大家推荐一办法作为补救，以使很多家庭虽不能生个龙子，但可生个仙子、仙女什么的，而且此法极为简便易行。只要在大白天多睡懒觉等着神仙托梦就行了。因为诸位可能已经发现我们的神仙无一例外都是母亲白天睡觉时遇仙有感而怀的孕。因此白日做梦是仙子投胎的先决条件，诸位切记（这自然是笑谈）。

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陶神仙当然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生下来的。据说他就是他妈妈在睡觉时梦见一条青龙从怀中飞出然后就怀上的，而且不足月就生下来。因为是青龙转世，所以陶弘景在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十岁时读葛洪的《神仙传》，手不释卷，昼夜研玩，并颇有心得，对人说：“仰青云，靓白云，不觉远矣。”觉得自己与仙界已经不远了。

陶弘景长大后更是一表人才，身高七尺七，眉清目秀，高额头，就是耳朵有点特殊，在两只耳朵上各长了七十多根毛，每根都有两寸多长。在右膝盖上长有数十个黑痣，呈北斗七星形排列。陶弘景好学不倦，读书破万卷，而且工于棋琴书画。

齐高帝时，陶弘景曾经作过诸侯侍读，但他身在庙堂，心向深山，只顾念书，不爱出头露面。在永明十年把朝衣往神武门一挂，便辞官去句容的茅山建馆隐居，命名为华阳隐居。

陶弘景隐居后就跟从东阳孙游岳学习符图经法，并遍历名山大川，寻访仙药。陶弘景特别钟情于山水景物，每经一山谷溪涧，一定要在那里盘桓留连，并诗兴大发，吟诵而不能自已。当时的东阳太守沈约，钦佩他的才气，几次邀他叙谈，都被他谢绝。

陶弘景为人圆通谦谨，善于待人接物，说话简捷明了。心如明镜，纤尘不染，容易解脱，不为凡情所扰。永元初年，他在隐居地盖了座三层楼房。自己住在顶层，弟子们住第二层，宾客们则住在第一层，并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交流，只允许一个家童去他的居所送饭送茶。他几乎把所有的爱好都戒了。陶弘景特别爱听别人吹笙，喜爱松树的风范。他在院中种了很多松树，每次听到风从松林中吹过，心中就十分陶然惬意；有时他还独自去山中听泉。正是这些高妙的行为，当时人都把他看作神仙下凡。

五代齐末流传着一句民谣说“水丑木为梁”，意思是说梁将要取齐而代之，这当然只是当时道士们玩弄的把戏。而陶弘景援引图谶，拆字算卦，出现的也居然全是“梁”字。于是便赶忙叫弟子向梁武帝禀告。其巴结当权者之心可见一斑。据说梁武帝早年就与陶弘景有所交往，因此在取得政权后，便更加器重陶弘景。当时陶弘景自称得到一份神符秘诀，并宣称按此秘诀可以炼就神丹。但是缺少炼丹用的药物，武帝就派人送去了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陶弘景精工细炼，终于炼就飞丹，色如白雪，服用后身轻如燕。梁武帝吃了以后据说也十分灵验，因此便愈加器重陶弘景，每有什么事就与他商议，于是当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

陶弘景年过八旬时还气色如壮年。仙书上说眼睛呈方形的人可活一千岁。而陶弘景当时有一只眼睛就经常呈方形。但是这位道士还一心二用，有一天晚上居然梦见佛授予他胜菩萨的称号，于是便去鄂渚的阿育王庙自誓，受佛门五大戒，直接客串，当佛教的“票友”去了。

可能正因为陶弘景三心二意，陶弘景的弟子桓闾倒是先得道升天，陶弘景便老着脸皮前去问道：“我行教修道十分卖力，难道是犯了什么过错，否则怎么你升天了我还不能升天呢？”让桓闾去“仙籍管理处”询问，桓闾回来后对他师傅说：“师傅您阴功卓著，只是你给人治病配的药味，经常有甲虫水蛭之类的动物，虽然用意是好的，但伤害了小动物的生命，所以才被推迟成仙。只要你将功补过，然后就可以超脱，而且位置都给你安排好了，去作蓬莱乡的水监。”

于是陶弘景马上用草药代替小动物，并作《别行本草》三卷，以补救以前的过失。

有一天，陶弘景突然感到天国在召唤他，于是便写下告别诗，然后安然而去，死时容颜依旧且香气氤氲满山，经久不散。看来陶弘景最终也只是尸解，远不及他弟子潇洒，来个羽化登仙。

当然，这些传说只是道士们杜撰的。真实的陶弘景（456~536年）是南朝齐梁间的著名道士、医生和炼丹家，字通时，号华阳隐居，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南朝士族家庭。从小就仰慕隐逸的生活，并拜谒各地的居士和法师，开创了道教的茅山宗，是南朝上清派的代表人物。陶弘景的重要特点是他在继承葛洪等人方术理论的同时，兼融佛、儒的观点，主张儒道双修，并在他的茅山道观中建有佛、道二堂，隔日轮番观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弘景还试图对神仙世界进行统合，他把元始天尊奉为道教最高神，并广泛吸收各教派所尊奉的神，首次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神仙谱系——《真灵位业图》。《真灵位业图》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神仙世界的封建伦理色彩已日益加重。

二十二　天师——寇谦之

寇谦之是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北魏著名道士。生于公元365年，死于公元448年，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市）人。出身名门，为南雍州刺吏寇的胞弟。寇谦之少年时就对学道学仙显示出极大的兴趣，曾学张鲁道术，经年无效。十八岁时随成公兴成公兴：一说成功兴。入中岳嵩山，修道七年。神瑞二年（415年）托言太上老君授予“天师”之位，并赐予《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令其“清整道教”。又授予导引、服气口诀。八年后（423年）又谓有老子玄孙李谱文授予图箓真经和劾召鬼神等法，并嘱其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寇谦之利用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崇拜，排斥佛教，改革天师道，将早期张道陵等“五斗米道”称为“三张伪法”加以取缔，特别是废除了遭到猛烈攻击的“男女合气之术”即房中术。制订乐章诵戒新法。始光元年（424年）在宰相崔浩的帮助下于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建天师道场，称新天师道。新天师道的建立对道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早期道教内容芜杂，在理论上难以与佛教相抗衡；在信仰方面，如五斗米道、李家道之类，仅以治病为中心，具有浓厚的咒术宗教色彩，难以长期维系人们的信仰。为对抗佛教并使道教生存下来，必须建构足以对抗佛教的宗教体系。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正符合了这种要求，为道教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道教徒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加以神化。他们先将寇谦之的师傅成公兴说成是一个因在天界犯了失火罪而被罚在人间流放七年的仙人，然后又将寇与老子联系起来确立其正宗地位。这样他就没有理由不成为神仙了。

有一种传说讲，寇谦之小时候遇见仙人成公兴，于是同去嵩山游历，拾仙药，后在嵩阳隐居。北魏始光年间，朝廷把他召至京诚，宰相崔浩拜他为师。某一天，寇对他的弟子说：“昨天我梦见成公兴召我回去。”说完就坐化了。只见一缕青气从他口中徐徐飘出来，过了很长时间才消散。随之身体也一点点地收缩，懂得的人知道这是尸解成仙了。后来东郡沈猷在嵩山看见寇谦之满身银光闪烁，灿烂夺目，才知道寇谦之已升为高级神仙了。

另一种传说则是这样描述寇谦之的成仙经历的：一次，成公兴外出，曾对寇谦之说：“我走之后，会有人送药给你，你只管吃，不要有顾虑。”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人送药来，寇谦之一看，这哪里是药，简直是一堆臭虫恶物，腥臭无比。寇谦之不敢吃，那人就走了。成公兴大为感叹地说：“寇谦之要是这样的话，成仙就难了。”又一天成公兴又对寇谦之说：“我明天中午就要回到天上去了，希望你能为我净身，然后一定会有人来接你。”说完就走进修炼的石室，马上就死了。寇谦之按他的话，给他沐浴。净身完毕，果然有二位童子，一个手拿法衣，另一个手持金钵、手仗相迎，寇谦之就把他们带入石室中，只见成公兴一跃而起，穿上法衣，拿起钵杖就走了。

魏明帝神瑞二年十月，太上老君乘“白马车、九龙骖马”降临嵩山山顶，对寇谦之说：“自天师张道陵去世以来，地上诚心修善之人，无师所授。嵩山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不任规范，宜处师位。吾人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这样就以太上老君的名义授寇谦之以天师地位。寇谦之的造化非到此为止，过了些年，又遇神人李谱文，自称老子玄孙，授给他图箓真经六十卷，于是寇谦之由尸解仙升为天仙，连升三级，羽化而去。

二十三　情仙——裴航

为了吸引更多的教徒，道教也标榜什么人都能成仙，而且编造了众多的成仙故事。裴航这位好色之徒，正因“好”神仙之“色”，也被选拔成仙，实在也是孔夫子“未见好德如好色”的一个例证。

裴航是唐朝长庆年间的一个书生。因为状元落第，便去一个叫鄂渚的地方遣散内心的痛苦，顺便拜访老朋友崔相国。崔相国看来是个富豪，因为他一下子就拿出20万钱给裴航，裴航便拿着这笔钱周游各地。

一次在去襄汉的船上，裴航听说同船有一位叫云翘樊夫人的，国色天姿，美丽绝世，但裴航总没有机会一睹芳容。于是就赋诗一首叫云翘的侍女袅烟带去。诗是这样写的：“向为相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冥。”看来这首诗收到了一些效果。几天后，樊夫人便叫袅烟去叫裴航来见她。她对裴航说：“我丈夫现在汉南做事，想弃官而到幽林深谷去隐居，急着想见我一面，我现在正担心能否及时赶到那里，哪有时间在这里逗留呢？但有幸能与你同舟共渡，希望你不要认真。”并答诗一首：“一次琼浆百感生，玄霜揭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京。”裴航看完之后，又惭愧，又钦佩，又叹息，唏嘘不已，但也不能完全理解樊夫人那首诗的含意。等到了襄汉的时候，夫人叫侍女拿着随身行李，不辞而别，裴航四处寻访，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后来，裴航继续游历，在经过蓝桥驿站的时候，因为长途跋涉，又饥又渴，于是便下车找水来解渴，走了不多远，发现路旁有几间茅屋，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妇人正坐在屋檐下纺纱织布。裴航便走上前去，作一长揖，向老妇人说：“在下裴航，路过贵地，想讨口水喝。”老妇人扭头朝里屋喊道：“云英，端罐水出来，给这位郎君喝。”裴航想起樊夫人的诗句里有云英之句，正暗自惊讶。一会儿苇帘下伸出一双倩倩妙手，冰莹如玉，捧出一瓦罐。裴航战战兢兢地接过来喝，“晶晶亮，透心凉”，真像喝到琼浆玉液一般，周身妥帖。

裴航趁着还罐，揭起苇帘一看，双目一眩，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女子，娇艳异常，光彩照人。裴航心旌摇动，企羡不已，便回头对老妇人说：“裴航等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希望能在这里休息一会儿。”那老妇人似乎毫不经意地说：“悉听尊便。”裴航便得寸进尺。过了一段时间，又对老妇人说：“刚才看见屋里姑娘容艳绝世，虽芙蓉、桃花难以比拟，因此心生爱慕，而踌躇不忍离去，我愿意出很重的聘礼来娶她，不知道您老人家是否答应？”老妇人说：“我年迈体弱，只有这一位孙女在我身边，昨天有位神仙给我一帖灵药，但必须用白玉做的杵臼捣舂一百天才可服用，因此如果你想娶我孙女，就请献上一个玉杵臼，至于其他金银丝帛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裴航跪地拜谢说：“希望能给我一百天的期限，我一定带着玉杵臼来迎娶，但希望您不要把那位绝代佳人再许配给别人。”老妇人说：“一定按你说的办。”裴航来到京城，到处寻找玉杵臼。很长时间过去了，还是毫无所获，裴航甚至都要绝望了。心诚则灵，忽然有一天，裴航遇到一位卖玉器的老翁。老翁说：“这附近有一个玉杵臼，但是价格惊人，非三百缗缗：穿钱的绳子。这里指成串的钱，古代一千文为一缗。不卖。”裴航倾囊中所有还不够，所以只好把马车和车夫、仆人全卖了，这才勉强凑齐，然后带着玉杵臼昼夜兼程，步行回到蓝桥。老妇人见他如此狼狈，笑着说：“真想不到世上还有像你这样守信用的君子啊！”于是就把云英许配给了裴航。云英微笑着说：“我们的婚事虽然定了，但还要你为我奶奶先捣药百日，然后我们才正式结婚。”老妇人从她的衣襟里拿出药来给裴航，裴航对于这个附加条件毫不在意，立即捣舂起来。但是到了晚上还能听见捣药的声音，裴航十分惊奇，从门缝中一瞧，发现一玉兔正在那里捣药。到了一百天，老妇人拿起药就吃下去了，并且对裴航说：“我得出去一会儿，通知各位亲朋好友，为你们准备帷帐。你在这里稍等片刻，马上就有车来接你。”说完便拉着云英走入深山。果然不一会，车马隆隆把裴航接到一座巨大的宫殿前面，朱红色的殿门没入云霄。仙童灵女把裴航领入帐中，举行婚礼。诸事完毕之后，裴航又向老妇人跪拜，表达其不胜感激之情。然后，老妇人把裴航介绍给诸位亲朋，原来他们都是神仙中人。在众仙中，有一位女仙真高挽云髻，霓裳羽衣，别人介绍说，这是云英的姐姐。裴航行完礼，女仙说：“裴先生，没想到同舟从鄂渚到襄汉吧？”裴航很惭愧。左右的仙人向他介绍说：“云翘夫人是刘纲仙君之夫人，已列入高级神仙之列，是玉皇大帝的女史。”老妇人把裴航夫妇带入玉峰洞中，满室珠宝，琳琅满目。每天饮露餐雪，吃琼英之丹，身体逐渐清朗起来，浊物渐渐消失，毛发纯正，神态悠闲自若，不久便越级升入上仙行列。太和年间，在蓝桥驿站的西边，裴航不意遇到友人卢颢，便跟他讲述得道成仙的经过，并赠给他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之丹十一粒，并附了几封书信给亲朋好友。可这卢颢却给鼻子要脸，头皮碰得咚咚响，要求裴航指点迷津，裴航则似乎完全不记得自己因色成仙的过去，冠冕堂皇地招出了老子。他说：“老子说要‘虚其心，实其腹’，现在的人心里杂念太多，这样离神仙还远着呢！”这卢颢愣是执迷不悟，裴航便进一步开导他：“人心多妄念，腹漏精液，虚实可知也，凡人虽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说完便不知去向。

二十四　扶摇子——陈抟

陈抟（？~909年）是宋初著名道士，字图南，自号扶摇子。据《宋史》本传称，陈抟为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早年读经史百家之言，有拨乱济世之志，后唐长兴年间举进士不第，便隐居在武当山九室岩，后移居华山云台观和少华石室，与隐士李琪、吕洞宾为友。

陈抟好《易》，曾作《无极图》《先天图》，并将《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现已不存。宋明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太极图据说就是由陈抟《无极图》演化而来。陈抟还对内丹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抟也被封为神仙，据有关道书说陈抟到四岁还不会说话。不过天下之大，怪事天天有，一天他在涡水边戏耍时，有一位身穿青衣的老太太把他抱入怀中哺他，随后他马上就能开口说话了。陈抟聪明过人，经史子集一览无遗，方术医药之书也无不精通，后来他父母死了，很受震动。他想从前汲汲于功名，充其量只能在世上留个名罢了，哪比得上安期生、黄石公诸仙度脱生死，永享安乐，于是就散尽家产，带一石铛进山隐居去了。

梁唐间的士大夫们钦慕其洒脱，都想与他结交，都被他一一回绝了。唐明宗听说这件事后，就从宫中选出三位美女送给他。陈抟赋诗婉谢：“雪为肌体玉为腮，多谢君王送得来；处士不兴巫峡楚，空烦云雨下阳台”，并深怕不断有人来打扰他，就去武当山九室岩隐居，在那里服气辟谷二十多年，七十多岁时又去华山。陈抟在长期的修炼实践中炼就一手绝招——睡功。他常常关在屋里睡大觉，一睡就是几个月，也称“隐于睡”或“以睡玩世”。周世宗的时候，有一位樵夫在山上发现一具遗骸，一看是陈抟，过了一会，陈抟揉了揉睡眼，爬起来对那樵夫说：“我正睡得香，你为什么要搅了我的好梦。”

陈抟也是位拍马好手，一天他骑驴过华阴，听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就又拍手又欢呼说：“天下从此定矣！”宋太祖便几次诏请，陈抟都予以谢绝，并号称：“九重仙诏休教丹凤衔来，一片野心已被白云留住”。后来宋太祖又来请他。他才出山，要求不高，只要一间静室就行，于是宋太祖赐给他“建隆观”。一搬进去就闭门睡觉，一睡就是一个多月，起床后拍拍屁股又告辞进山隐居。

然而这位“睡主”据说十分善解人意，道士贾休复想要他挂在墙上的大瓢，但又不好意思开口，陈抟说：“你想要我的瓢吧，拿去吧。”

有一位叫郭沅的曾在他的观中住宿，有一天午夜，陈抟催他赶快回家，并送给他一粒药。郭沅才走了一二里路，就有人来报信说他母亲死了。郭沅就急着回家，把陈抟给他的药灌入其母的嘴里，不久人就死而复生了。

神仙似乎人人善于赋诗作词，这位陈抟曾经遇到过著名女仙毛女，毛女一见面就送陈抟一首诗：“药苗不满笥，又真上危颠；回指归去路，相将入翠烟。”

在端拱元年，陈抟跟门人说：“我明年将去峨嵋山。”于是在张超谷开凿一石室。完工以后，陈抟说：“这就是我的归宿。”于是整夜点燃蜡烛，陈抟安闲地用手撑着火死了，死后容颜不改。只见一团五色云封住洞口，一个多月后还不见消散。

二十五　王重阳和“全真七子”

王重阳（1112~1170年）原名王喆，字知明，号重阳子，生于陕西咸阳刘蒋村的一个豪门巨族。少时精研儒家经典，同时也喜欢舞枪弄棒，并在金初应试武举，而一举成功，少年得志，意气昂扬，踌躇满志，把名字都改成世雄，一心想成为一世枭雄，光宗耀祖。但是，可能是跟上层的官吏关系没搞好，王重阳被派往一个贫寒的村落，当一名收酒税的小吏，这个结局使王重阳愤怒至极，深感屈辱而弃官回家。

回到家乡后，王重阳郁郁不乐，日夜借酒浇愁，行为狂放不羁，开始了自暴自弃的生活，时乡人称他为“王害风”。在此期间他还一度打算皈依佛教，但没有成功。

然而正如孟老夫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位整天泡在酒馆里的疯子，自称在他四十八岁那年在甘河镇的酒肆中，遇到二位仙人，向他传授金丹口诀，据后来好事者的附会，说王重阳见的是钟离权和吕洞宾的化身。由此为契机，王重阳便皈依道教，这段奇异的经历也被全真教的徒子徒孙称为“甘河遇仙”。

第二年，王重阳又遇见了另一位著名的神仙刘海蟾，这使他坚定了信心，离开了妻子儿女和喧闹的凡市，改名喆，字知明，在终南山挖了一个深达四米的洞穴，命名为“活死人墓”，并在墓中静修，表明与他过去的生活告别而脱胎换骨。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刘蒋村结庐修行传道。但是乡里人成见难改，以为“王害风”又发什么疯，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修行。绝望的王重阳便愤而烧掉他的茅庐，出走山东，开创局面。

俗话说，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王重阳在山东很受欢迎，先后在宁海、文登、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五个教会，皆冠以“三教”名称，以示兼收并蓄儒释道三教的精髓，从此得到了众多弟子的拥戴。自丹阳子马珏之后，又陆续招收了长真子谭处瑞、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马珏之妻），号称“全真七子”，成为全真教的骨干。

王重阳在山东获得巨大的成功，便想回乡传教，便于1169年率领马、谭、刘、丘四大高足西归。但刚到开封，王重阳便病倒了。从此一病不起，次年便去世了。

王重阳仙逝之后，大弟子马珏执掌教主之印，“全真七子”在守丧三年后，由马珏留守在刘蒋村作为本部，其他弟子四出传教，全真教声誉日隆一日。

但是进一步使全真教达到全盛的则是丘处机。

丘处机，字通密，山东栖霞人，早年随王重阳传教，王死后，他便西入硒溪（今宝鸡市号镇附近）穴居六年，后又迁到陇州龙门山隐居七年。苦修异行，惊动世俗，并声播朝廷。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奉金世宗诏至燕京主持“万春节”醮事，这也是全真教首次被统治者所重视。

虽然1190年金章宗以“惑乱民众”为名下诏禁罢全真道教，但丘处机的名声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日盛一日。1219年，南宋朝廷和金朝廷看到全真教可资利用，先后遣使来召，但目光远大的丘处机早已看到成吉思汗的辉煌前景，因此都婉言谢绝。是年冬，远在中亚的成吉思汗遣使来召，丘处机不顾关山万重，沙漫风寒，路途弥远，慨然应命，带领十八位弟子，历时三年，旅途万余里，终于在1222年到达印度大雪山之南（今阿富汗境内）的成吉思汗帐前。

成吉思汗在行宫内接见了这群蓬头垢面的疲惫之客，向丘处机询问治国之道和长生久视之方，丘处机则告以“敬天爱民”为治国之本，“清心寡欲”为长生之道，使成吉思汗龙颜大悦，当即称丘为“仙翁”，并下诏免除全真教的赋税差役，并发给虎牌玺书，令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又派甲士千人护送。

丘处机这次西行奠定了全真教在元代兴盛的基础，使之迅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道教。正如丘处机的弟子姬志真说：“至于国朝……隆兴，长春真人起而应召之后，玄风大振。化给有方，学徒所在，随之宫观，往古今来未有如是之盛也。”

二十六　显化真人——张三丰

张三丰，元明时期的道士，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实（一作君宝），号玄玄子，因为他不修边幅，人称“张邋遢”，辽东懿州人（今辽宁省彰武西南），自称是张天师的后裔。

张三丰时隐时现，行踪莫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人寻访而不得，永乐年间，明成祖屡次造访都没有遇到，天顺三年（1459年）诏封他为“通微显化真人”。

张三丰认为古今只有邪正二教，所谓儒释道三教仅仅是创始人不同，实则“牟尼、孔、老皆名曰道”。而“修己利人其趋一也”。体现了张三丰以道教为中心的三教合一观。他还认为“玄学以功德为体，金丹为用，而后可以成仙”。后人编有《张三丰先生全集》。

据有关神仙传记说，张三丰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形状也比较奇特，龟形鹤骨，脑袋和身体不成比例，小脑袋上长着一双大耳朵和大眼睛，身长七尺，在神仙中只能算是矮个了。胡须又长又硬，头顶挽一发髻，手里拿着刀和尺，不管寒暑阴晴，总是戴一斗笠，穿一袍子，不修边幅。

可是这位张邋遢却工夫不凡，静则静矣，一动起来就能日行千里，静的时候就闭上眼睛睡上十来天。吃起来一斗一升不在话下，或者就数月辟谷服气，不吃不喝。

元朝末年，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修炼，留下几句话就死了。杨轨山上人给他料理后事，置办棺材，临到入殓时发现他死后复生了。后来人们说他死时只是“阳神出游”。张三丰复生后就去四川，明初在太和山修炼，修建一观叫玉虚宫，宫前有五株古树，张三丰就在树下栖身，猛兽见了他就远远躲开，鸷鸟都不敢在树上停留，人们都十分惊讶。

后来他又去武当山，对当地人说：“这座山不久将显于世。”并在那里呆了二三年后又游方而去。后来或隐或现，莫知其所至。永乐初年，敕命孙碧云在武当山建道宫以等候张三丰，虽然没有等着，但却应验了张三丰的预言，武当山果真成了道教名山，大显于世。

二十七　八仙

在众多的神仙真人中，在民间风头最劲、影响最大的非八仙莫属，有关八仙的传说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尤其是明代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所述的八仙过海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至今许多小说、戏曲乃至电视剧还以八仙故事为题材，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八仙指的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八人，这是从明《东游记》后才基本定型的，因此明代以后所画的八仙图主要是以这八人为蓝本。

可能因为“八”在中国民间是个吉祥数字的缘故吧，八仙的说法很早就出现了。淮南王刘安的八位门客，也即《淮南子》的八位作者苏非、李尚、左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世称八公。魏晋以来，《神仙传》等因刘安好神仙方术，就把这八公附会为八仙。这可能是八仙名称的最早由来。晋代时还有“蜀中八仙”的说法，指谓容成公、李耳、张道陵、董仲舒、李八百等八位在四川成仙的神仙。唐代时还把李白、贺知章等八人称为“酒中八仙”，因为他们都好饮酒赋诗。杜甫曾有《饮中八仙歌》咏其事。

目前所确定的八仙阵容中，何仙姑和张果老是较晚才列入正选的。最后这种搭配反映了人人都可修炼成仙的思想，因而深为民间所接受。正如《集说诠真》中说：八仙“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各阶层都可在仙界寻找到自己的影子。

李铁拐

八仙中，李铁拐是在各种文献中记载得较晚的一个。直至元代岳百川杂剧《吕洞宾张铁拐李岳》才开始有他的传说，到了明代有关他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了，而且后来居上，成为八仙中资历最深、年代最久远的一位。

《万代神仙通鉴》卷一说，“长淮有神氏，亦善修炼之学，出驾六飞羊，头弯一角，肋排六翅，其行若电，巡行天下，人民从其化，治世三百岁亦隐而不见。”

这李铁拐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出门坐的不是神仙通行的交通工具鹿、鹤或祥云，而是六只飞羊，而且头上还长着一角，尤其是腰间还有六只翅膀，在中原上空来回驰骋，但过了三百年，看来他对这把戏玩腻了，就隐而不见了。

然而在同书的卷四中，李铁拐和神氏攀上了，变成一个未得真道的李凝阳。

宛丘问赤松曰：“形体魁梧者为谁？”赤松曰：“古神氏也，善导出元神之术，更姓名李凝阳，惜未得真道。”

这位神氏更名李凝阳后，从老子学道而成仙，为李铁拐。《历代神仙通鉴》说，李凝阳隐居在砀山的一个岩洞中，想跟老子和宛丘去华山游历，便告诉新来的徒弟说：“我想去华山，如果我的灵魂至第七日还没回来，就焚化我的尸骨。”因为魂灵藏在肝里，魄藏在肺中，李凝阳使的是魂魄分离术，魂与元神出游，而魄守着肉身。如果过了七日，元阳还不复附于身的话就会腐烂，因此如果七日不能回复，让徒弟趁未腐烂之前就把它焚化。结果，徒弟守到第六日时，没想到他兄弟来告诉他母亲病危，而这个徒弟又是个孝子，于是就把他的尸骨给火化了。李凝阳元神回来一看，无处可寄，正好发现路旁有一具因饥饿而死的人的尸骨，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就想“在这里吧”，马上从其面门而入。站起来以后，才觉得不对劲儿，忙从葫芦里倒出老子所赠的仙丹，葫芦中忽然闪出一道金光，隐约有一人，黑脸蓬头，卷须巨眼，跛右一足，形象丑陋至极。正惊讶的时候，老子在后面拍手笑道：“草脊茅檐，毁窗折柱，此室陋甚，何堪寄寓。”凝阳这才知道他已非本来面目了，就想从那身形上跳出。老子急忙止之，“道行不在你的外貌，我用金箍把你毛发束住，铁拐支撑你的跛足。只须功夫充满，是怪相真仙。”可怜的李凝阳由此便从一英俊伟岸的大丈夫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跛子，好在李铁拐从此能经常跟随老子、宛丘讲学。

《列仙全传》《神异典》所记事迹大致与此相同，《集说诠真》又把他与西王母扯在一起，并成了钟离权的师傅。

李铁拐者，姓李名孔月，有足疾，西王母点化成仙，封东华教主，授以铁拐，前往京师，度汉大将军钟离权，加封紫府少明君。

宋《齐东野语》卷一还有一种传说：有道人在山里结庐炼丹，在丹将要炼成之时，忽然有一天入定了，对童子说，我去后短则五天长则十天一定回来，你千万不要开门。几天后，忽然有人敲门，童子告诉他师傅还没回来。那人说：“我知道你师傅已死了很长时间了，现在阎王殿报到回不来了。他的尸体留着也没用，只会腐烂发臭。”童子是个老实人，不知是魔鬼欺骗他，于是便把他师傅的尸体给烧了。道人回来后，已经无可挽回了。

钟离权

钟离权亦称汉钟离，是军人在仙界的代表。《列仙全传》和《历代神仙通鉴》等记载了有关他的仙绩，大致是这样的：

钟离权，咸阳人，后改名觉，字寂道，名号颇多，有和谷子、王阳子、云房先生等数种。其父也是将军，哥哥钟离简，官拜郎中，显赫一时。

钟离权诞生之际就神奇绝伦，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一巨人大步进入其母的产房，自称是上古黄神，要在这里托生。于是房内异光数丈，火焰炽炽，侍卫都惊慌失色。孩子生下来后，果然不同凡响，这位小钟离权，顶圆额广，耳厚眉长，目深鼻挺，口方颊大，唇脸如丹，乳远臂长，就像三岁的小孩。生下来不哭也不闹，到第七天突然从他母亲怀中跃然而出，高呼“身游紫府，名出玉京”，意思是说我是神界之人，长大后成为汉大将。

对于其如何成仙的，有两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钟离权打仗不灵，都是在落荒而逃之际遇仙点化的。

《历代神仙通鉴》说，钟离权奉旨出征，被上司梁冀妒忌，只配给他老弱病残的官兵三万人，刚到目的地就被羌军劫营，军士落荒而逃。钟离权也狼狈逃至一山谷，而且中途还迷路了。可是“吉人自有天相”，遇仙人王玄甫教他长生秘诀和炼丹术、青龙剑法，自号和谷子，自称“天下都散汉”。后来又东游泰山，遇华阳茅真人。茅君又授以太乙刀圭、火符真诀，改名号为正阳。后去崆峒山拜见太上老君。老君赐号为云房先生，被封为太极左宫真人，真可谓无功受禄。

《神仙传》中钟离权遇仙亦颇为神奇。这次变成西征吐蕃失败后，独骑逃往山中迷了路，夜里进入一片密林，遇见一位胡僧，蓬头垢面，穿着草衣。他带着钟将军走了数里之后见一村庄，说：“这里是东华先生成道的地方，将军可以在此休息。”就告辞了。钟离权不敢惊动庄中老小，就在原地休息。一会儿听见有一人说：“这肯定是那位绿眼珠的胡人多嘴多舌。”随后便看见一个穿着鹿皮衣，拄着青黎杖的人沉声说：“来的莫非就是大将军钟离权？为何不到寒舍稍息？”钟离权一听就知道是遇见高人了，这时惊恐未定的他只求遁进山林，于是向老人问度世之方，老人授以长生真诀、金丹火候及青龙剑法。钟离权告辞出门，回头一看四周茫茫，不知刚才的草房什么时候消失了。后来又遇华阳真人，学到了太乙刀圭、火符内丹，于是对于玄玄真道熟知无疑。遇到王玄甫又得长生秘诀，后经过游云水、崆峒，在紫金四皓峰得玉匣秘诀，终于羽化登仙。

这位钟离权将军可能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未获发挥感到遗憾，魏晋时又任大将，镇守代郡，更名金重见。他在军中放荡不羁，头上梳个发髻，袒胸露腹，倒是颇具魏晋风度。但他打仗实在不灵，最后只好彻底死心，专心修道，后在唐代点化吕洞宾，在宋代则又和陈抟在一起。

这位屡战屡北的将军，看来修炼得颇有一套，被道教极尽吹捧，元代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奉钟离权为正阳祖师，位列北五祖之二。

张果老

张果老有一个怪癖，喜欢倒骑驴，他的这一爱好后来还被编成歇后语：张果老倒骑驴——往后瞧。据《唐书》记载，张果老实有其人，而且颇有些江湖手段。

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在《唐书·方伎传》《太平广记》中说：张果，隐居在中条山，常在山西一带活动。当时有人说他有长生秘诀。有人碰见他，他自称已有几百岁。唐太宗、唐高宗不时征召他，都被他婉拒了。女皇武则天也召他出山，张果老就在妒女庙前装死，当时正值盛夏，不一会，他的身体就腐烂发臭。武则天听说后，只好悻悻作罢。但不久就有人在恒州的山中见到他。

张果常骑一匹白驴，能日行数万里，如果不骑了，就把它叠起来，变得跟纸一样薄，放在箱子里。要乘坐时用水一喷，那驴就又恢复原状，简直比现在的热气球还强百倍。

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派通事舍人裴晤到恒州礼请，张果一见裴晤就断了气，急得裴某连忙烧香求情，才慢慢醒了过来，裴晤也不敢逼迫他，只好回去奏禀皇上。玄宗还不死心，又派中书舍人徐峤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迎接。张果才跟着徐峤来到东都，安置在集贤院中，一天玄宗召见张果，见张果老态龙钟，就问：“先生是得道之人，为何发疏齿落，老态龙钟啊？”张果回答说：“衰朽之岁，也没有什么道术可依凭，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令人羞愧。不过今天如果把这些疏发残齿拔去，不就可以长出新的来吗？”于是便在御殿之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玄宗有点害怕，忙叫人扶张果前去休息。一会儿张果回殿，果然容颜一新，青鬓皓齿。于是当时的达官贵人趋之若鹜，纷纷前去拜谒，求教返老还童的秘诀，张果都用辞推托了。

有一次玄宗在咸阳狩猎，捕获一大鹿，此鹿与寻常的鹿相比，稍有差异。厨师刚要开刀宰鹿，张果看见了，就赶忙阻止，说“这是仙鹿，已有一千余岁了，当初汉武帝狩猎时，我曾跟随在后，汉武帝在上林生擒此鹿，后来把它放生了。”唐玄宗说：“天下之大，鹿多的是，时过境迁，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汉武帝捕获的那头呢？”张果说：“汉武帝放生时，用铜牌在它左角下做了标志。”于是玄宗命人查验。果然有一个二寸大小的铜牌，只是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玄宗问：“汉武狩猎是哪年？到现在已有多少年了”？张果老说：“距今已有八百五十二年了。”玄宗命史官核对，果然无误。

张果老善于调息运气，能几天不吃，常常拒绝皇上送来的美酒，并常跟皇帝说：“我生在尧的时候，官居侍中。”（这张果老也太离谱了，尧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侍中的官职。）但张果老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当时有一人叫刑和璞，善于预知人的寿数；还有一个叫师夜光的，能看见鬼。玄宗为了保险起见，叫刑和璞推断张果的生死期限，刑和璞一片茫然，根本无法断定。玄宗又趁张果和自己闲聊之时，叫师夜光察看，师夜光眼前一片空白，根本看不见张果在哪儿。玄宗对高力士说：“我听说如果喝堇菜汁而不觉得苦的人，一定是位奇人。”当时天寒地冻，玄宗派人把堇菜汁当酒送到张果老府上，张果喝完之后，遗憾地摇了摇头说：“这酒可不是什么好酒。”于是就睡觉去了。

有一次，张果发现自己的牙齿往牙床里缩。就叫左右的人用铁棒把它们敲下来，放在一条带里，然后拿出药来敷上。过了不久，牙齿就复生了，灿然光洁齐整。唐玄宗被张果的这些招数搞得晕晕乎乎的，心里盘算着把玉真公主嫁给他。还没说出口，张果老忽然对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莘说：“俗话说：‘娶妇得公主，平地起公府。’可怕啊！”二人嗔怪张果胡说八道。一会儿就听使者来传话说：“皇上要把玉真公主嫁给先生。”张果坚决不同意，要求回山里修炼。玄宗同意了，并授予张果卿光禄大夫，号通元先生。赐给布帛二百匹，仆人二个，张果就回到恒山蒲吾县，没过多久就尸解成仙了。唐玄宗就为他立了一个“栖霞观”。

此外《独异志》中说张果是混沌初开时的蝙蝠精变的。《历代神仙通鉴》则说张果是玄女的弟子，越传越神。在民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吕洞宾

八仙中最为著名，传说故事最多的要算吕洞宾了。虽然在八仙中他的资格不是最老的，道行也未居首位，但是通观这八仙似乎是由吕洞宾这个中心发散开来的，因为他度或度他，吕洞宾或多或少地跟其他七位神仙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民间吕洞宾的信徒也最多，人们甚至把他当作善良的象征。明清时代的劝善书都被冠以吕祖的名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句歇后语的流行，至少反映了这样一种倾向。在台湾地区，吕洞宾和关公、灶神一起被称为“台湾三思圣”。

在道教中他的地位也极高，全真道奉他为纯阳祖师，元明时封他为纯阳帝君。道观中他的香火也很盛，全国各地都有祭祀他的吕祖庙，尤以山西芮城的永乐宫最为著名。在许多道观中亦专设吕祖阁或吕祖殿，这是其他七仙所望尘莫及的。

那么为什么吕洞宾如此受人青睐呢？这恐怕要归功于传说中的他是八仙中最富人情味的，也是少“仙气”而多“人味”的，他不仅游行于人间，为民治病、解难、除害、灭妖，而且外貌潇洒，性格幽默，还沾染着一些“酒色财气”的市民习气，这很适合广大群众的口味，在元明统治者提倡道教的背景下，便自然成为诸仙中的活跃人物。那么吕洞宾到底有哪些仙绩呢？

吕洞宾的出身是一笔糊涂账。关于他的姓名就有多种说法。有说他姓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唐蒲州永乐县人；也有说他名吕嵒，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人，之所以取名“嵒”，是因为家里有三口人；还有说吕嵒字洞滨，一字希运，江西九江人，或者是京兆（陕西西安一带）人，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吕仙自叙传》和《武当山志》称吕洞宾是唐朝宗室，其母姓吕，为了躲避武则天的杀戮，以母姓。对于他的身世更是众说纷纭，《唐诗鼓吹》说他曾经当过两任县令，碰上黄巢造反，全家搬到终南山修行得道。但是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列仙全传》卷六载，吕岩，字洞宾，蒲州永乐人，祖父吕渭曾任礼部侍郎，父亲吕让任海州刺史，吕洞宾是唐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所以称为纯阳子。他母亲要生他的时候，屋里异香扑鼻，空中仙乐阵阵，一只白鹤自天而下，飞入他母亲的帐中就消失了。生下来的吕岩果然气宇不凡，“金形木质，道骨仙风，鹤顶龟背，虎体龙腮，凤眼朝天，双眉入鬓，颈修颧露，额润身圆，鼻梁耸直，面色黄白，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纹起如龟”。

这位仙胎吕岩，小的时候聪明过人，日记万言，过目成诵，出口成章，长大也与众不同。身长八尺二寸，喜顶华阳巾，衣黄榈衫，系一皂绦，状类张子房，三十不娶。

吕洞宾这副尊容还颇为吸引人，《水浒传》中的梁山军师吴用就最爱戴“华阳巾”。在他母亲怀中的时候，马祖见了，就认为吕岩非一般人物，后来吕岩游庐山，遇火龙真人传授天遁剑法。但这位聪明过人的仙人却两次考进士不中，后来的道士只得为他辩护说是仙人智慧不同，所以才屡试不中，当时他年纪已六十四岁，科场失意，酒场得意。在游长安酒店时，见一羽士青衣白袍，吕洞宾因为他形状古怪，上去问他姓名。双方客套一阵之后，那人说：“可否作诗一首，我想看看你的志向如何？”吕洞宾就写“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重滞布衣轻，谁能世上争名利，欲事天皇上玉清。”羽士见了诗后便说：“我是云房先生钟离权，住在终南鹤岭，你能跟我一块去吗？”吕洞宾凡心不死，没有立即答应。云房先生有意点化他，便亲自给他做饭，这时吕洞宾睡着了，梦见自己状元及第，官场得意，子孙满堂，极尽享乐荣华。忽然获罪，家产被抄，妻离子散，老头自己孑然一身，穷苦憔悴，在风雪中发抖。刚要叹息，突然梦醒，云房先生的饭还没熟呢？云房先生于是笑着吟诗一首：“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吕洞宾惊叹地说：“先生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梦啊？”云房先生淡然地说：“刚才你的梦，升沉万态，荣辱千端，五十岁如一梦，得不足喜，失何足悲？人生一世实是黄粱一梦而已。”吕洞宾于是便下决心弃儒归隐，跟钟离权学道，这样就演出了钟离权十试吕洞宾的好戏。

第一试：吕洞宾自外地回家，忽然看见家人都病死了，洞宾心无悔恨，只是默默地准备丧事，一会儿家里人又都死而复生了。

第二试：吕洞宾在市场上卖货，商定价格之后，买主反悔，只付了半价。吕洞宾也不与他争，扔下货就走了。

第三试：吕洞宾初一出门，遇见一乞丐倚门求乞，马上就给他钱物，但这乞丐还不满足，并出口骂人。吕洞宾也不气恼，只是再三笑着道歉。

第四试：吕洞宾在山里放羊，遇见一饿虎追逐羊群。吕洞宾一面保护羊逃避，一面以身体阻挡老虎，老虎悻然离去。

第五试：吕洞宾在山中草舍读书，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容颜绝世，光艳照人，向吕洞宾说，她回娘家时迷路了，夜幕降临，身体又疲弱，希望能借此休息。但一会儿这个女人就忸怩作态，卖弄风情，到夜里竟逼迫吕洞宾与她同宿，吕洞宾美女入怀而心却不为所动。

第六试：吕洞宾一日去郊外，回家时家里被梁上君子洗劫一空，连饮食都无以为继。吕洞宾面不改色，而是立即下地劳动，在地里忽然锄出几十片金子，吕洞宾不为所动。

第七试：吕洞宾在市场上买铜器，拿回家一看，发现全是金的，随即就寻访卖主归还。

第八试：有一位疯狂道士在路边卖药说，此药吃了就死，再生时就能成仙。但过了很长时间没人买，吕洞宾买了一包，那道士说：“你赶快准备后事吧！”吕洞宾吃了后毫无反应。

第九试：春汛泛滥，吕洞宾与别人一起过河，到了中流，浪涛滔天，旁人都惊惧不安，只有吕洞宾端坐不动。

第十试：吕洞宾独自在一屋坐着时，忽见无数奇形怪状的鬼魅，有的要打他，有的想杀他，吕洞宾面无惧色。忽然又有数十个夜叉，伴着一个死囚，血肉模糊，笑着对吕洞宾说：“你前世杀我，现在我要你偿命。”吕洞宾说：“杀人偿命，理所应当。”拿起刀就要自杀，这时听见空中一声叫“住手”，吕洞宾抬头一看，原来是云房先生。云房先生说：“我十次试你，你都不动心。你肯定能得道，但你功行还不够，今天我教你黄白之术，希望你能为民服务，功德圆满，我自当来度你。”吕洞宾当时发出豪言：“岩之志异于先生，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愿上升也。”真是不为人先啊！吕洞宾有了云房先生的道术和天遁剑法，斩妖除害为民造福。

吕洞宾虽然通过钟离权十试的严峻考验，功德圆满，但于“酒色”二事却从不放松，是仙界中著名的“花仙”，铁拐李等人更称他为“酒色之徒”。《吕祖纯阳祖师全传》中记载了他拥妓宿娼的“仙绩”，但最有名的桃色事件当推“吕洞宾三戏白牡丹”。《东游记》《吕仙飞剑记》《醒世恒言》等都有记载：

话说白牡丹是洛阳第一名妓，吕岩一见她就心旌摇动，心想这妇人有三分仙气，取阴补阳大有益处。于是便化为风流秀才登门拜访，两人一见钟情，如鱼得水。“自夜达旦，两相未战”，吕纯阳不愧是纯阳祖师，“连宿数晚，云雨多端，并不走泄”。白牡丹大为惊奇，使尽浑身解数，但还是难破吕岩金刚不漏之身。这事被李铁拐、何仙姑知道，看来神仙也互相拆底牌，他们暗中向白牡丹指出吕岩的破绽，次日白牡丹与洞宾云雨，到了紧要关头“以手指其两肋，洞宾忽然惊觉，不及提防，一泄其精”。

《吕仙飞剑记》则说这招是由黄龙禅师教给白牡丹的。吕纯阳丢了元阳至宝，又气又急，就用飞剑击斩禅师，但不料黄龙禅师法力无边，不仅不能伤着其一根毫毛，反而将吕洞宾的剑收去，洞宾只得拜服。黄龙禅师将雄剑留下护体，雌剑还给吕洞宾，命他佩在背上，叫洞宾背剑。现在我们看到的吕祖画像都在背上背有一剑。

“吕祖三戏白牡丹”这则故事的出现，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道术中本来就有房中术御女八法。吕祖身为神仙当精于此道。

何仙姑

所谓仙姑，一般是指在民间装神弄鬼，自称能预卜吉凶、消灾祛病的女巫。而八仙中的何仙姑就是一位能预知吉凶、推演天意的女仙。因此，何仙姑很有可能是从一位何姓女巫敷衍而成的。

何仙姑，一说为湖南永州人。《铸鼎余闻》卷四记宋代魏泰《东轩笔录》中的传闻说：永州有一位姓何的女子，小的时候遇见一位异人（有人说是吕洞宾），送给她桃子吃，几枚桃子落肚，从此便不饥不饿也不泄，并能预料世间的祸福灾祥。乡里的人感到十分惊奇，便为她建了一幢房子，并称她为何仙姑。当地士大夫中的好奇之人也多来此地问个吉凶。湖北转运使王达到永州来巡视，听说何仙姑颇为灵验，就把她召到船上，羁留数天，不料却引起一段绯闻。当时的潭州知府魏绾与王达不和，于是便向皇上打小报告，说王达与一个无夫妇人何某在船上私宿数日云云，引出不少麻烦。

宋代李昌龄《乐善录》中说，何仙姑还未升天之前，一位主簿突然得到一份天书，但看不懂上面的字，便让何仙姑破译，何仙姑说：“天书说主簿受贿金子十两，特减去你五年官龄。”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说：狄武早年在征南侬时路过永州，听说何仙姑能预知吉凶，便特地去询问战争的结果，何仙姑说：“公不必见贼，贼败且走。”开始狄武不信，后来到了今广西境内的归仁铺，宋军先锋与南侬智高的兵交战，不几回合，智高战败并逃入大理国。

狄武即北宋名将狄青，狄青败智高在历史上亦确有其事，借此来比附于何仙姑，何仙姑安得非仙？

到明代，何仙姑的名声更为显赫，仙气越来越足，祖籍亦由湖南永州改至神仙窝——广东增城。

邓谆《岭南丛述》说：何仙姑是广东增城何泰之女，出生时紫气满室，顶上生有六道毫光。四岁时就力大无比，能举一钧，而且对父母也特别孝顺，性情温柔。何家居住在春冈，当地盛产云母。有一次在梦中有一位老人教给她服食云母粉的方法。服食后渐渐地觉得身体轻健。春冈与罗浮山遥遥相望。何仙姑一天忽然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去罗浮山游历。父母觉得也很奇怪，就偷偷地为她选择了婆家，就在新婚之夜，何仙姑忽然不知去向，只在屏风上留诗一首：“麻姑怪我恋尘嚣，一隔仙凡道路远；此去沧州弄明月，倒骑黄鹤听鸾箫。”看来是那位手似鸟爪的麻姑在井台旁把她接走了，因为第二天家人在那儿发现仙姑的一只鞋。这当儿正有一位道士来罗浮山，见何仙姑蹲在麻姑石上，仙姑对道士说“你到增城去，一定要告诉我父母把我的那双鞋收好。”

在安徽、福建、浙江等地都有何仙姑的仙迹传闻，内容也大体相似，都是说何仙姑是见一异人授桃或服食云母粉成仙的。只有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大煞风景，说何仙姑只是个垂垂老矣的老太婆而已。欧阳修《缫古录跋尾》说：“近见衡州奏云：‘仙姑死矣，都无神异’。客有自衡来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皴黑，第一衰媪也。”

蓝采和

蓝采和的身世是八仙中最模糊的，也不曾传说他由哪些高人点化，留给人们的只是破衣烂衫、沿途高歌的浪人形象。

蓝采和的仙迹主要记载在南唐沈汾的《续仙传》和宋初的《太平广记》中。《续仙传》说，蓝采和，不知何许人，常常衣衫褴褛，但他却系一木制腰带，阔三寸有余，一脚著靴，一脚光足。时空倒错，夏天反而得穿棉袄，冬天则拥冰卧雪，而且还满嘴冒热气。每天在市场上，手拿三尺多长的大拍板，醉酽酽地边走边拍边唱边伸手要钱。街中男女老少都跟在他身边看，蓝采和也机智谐谑，每问一问题都应声回答，看来是回答得极为巧妙，因为人们都笑得趴在地上。蓝采和似狂非狂，嘴边常唱的那首“踏歌”，充满了对人生短促的惆怅和对神仙乐趣的赞美。

踏哥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桑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在嵯峨。

蓝采和颇像一个富有才气的行吟歌手，歌词极多，而且大多为即兴创作，都有神仙意味。人们都莫测他的底细。如果给他钱，他就用一根大麻绳串起来，在地上拖着，即使散落了，也不回头看。看见贫困的人，他就把钱送给那人，或者随后入酒肆狂饮。蓝采和周游天下，有的人在孩童时见到过他，后来鬓发斑白时又见到了他，而蓝采和还是那个蓝采和，容颜丝毫未改。后来在濠梁的酒楼上狂饮烂醉时，天上的仙鹤飞云在阵阵仙乐的伴奏下，将蓝采和接上云端，而蓝采和看来也厌倦了“踏歌”的生涯，将他的几件宝贝靴衫、腰带、拍板，一齐掷了下去，冉冉而去。

元代杂剧《钟离权度脱蓝采和》则说蓝采和是艺名，真名叫许坚，在勾栏里唱杂剧，年五十时，做寿，因不知犯了什么错误，为官府扣打四十大棒，后为钟离权度脱成仙。

而且，因为他的名字的关系，居然被人认作是女仙。清代更有人把他的名字写作蓝彩荷。《陔余丛考》卷三、四《八仙》条说：“世俗相传有所谓八仙者，曰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又女仙二人蓝采和、何仙姑。”实在冤枉至极。

韩湘子

韩湘子，本名韩湘，乃“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豪韩愈的侄孙，据《唐书·宰相进世表》记载，韩湘乃韩愈侄老成之子，为韩愈侄孙，登长庆三年（823年）进士，官大理函，但史书上并无韩湘学仙成道的故事。而在道教徒的笔下，韩湘子则是一位不求功名，小技颇多，犹善养花，整天吹笛的仙人。元明之后关于韩湘的故事极多，因传说曾从吕洞宾学道，所以亦被列入八仙之列。

综合《太平广记》和《列仙全传》等书，韩湘子的仙迹大致是这样的：

韩愈有一位侄孙韩湘，字清夫，小的时候就落拓不羁，不读诗书，只喜好饮酒。在二十来岁时去洛下探亲的时候，倾慕山川之乐趣而一去不归，二十多年音讯全无。在唐元和年间，忽然回到长安，衣衫破旧，行为怪异。韩愈因为是久别重逢也就不计较这些，过后又让他在书院中与各位学员讨论，这位仁兄自是肚里没货，跟庙里的菩萨似的一言不发，只跟下人赌博，或者酒醉后在马厩中睡它三天五天，或者露宿街头。韩愈怕他长此以往，难以自拔，便忠告他：“市场上的小贩也各有所长，你如此胡闹，将来能做什么？”韩湘子说：“我也有一门技巧，只是你不知道。”韩愈问：“那你能干什么呢？”韩湘子说：“我能染花。红的可以变成绿的，黄的可以变成蓝的。”韩愈将信将疑就让他试验。于是韩湘子把庭前的牡丹用箔纸围住不让别人看，只在花的四周挖坑，直挖到花根那儿，然后把紫矿、轻粉、朱红放进坑里，日夜治理花根。到第七天就把坑填满了。当时正是初冬天气，韩湘把箔纸拿掉一看，原来的紫色牡丹现在变成红白相间的，而且每朵上有一首诗，有一首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花不发”十四个字。韩愈大为惊异。韩湘露了这一手之后便又去江淮归隐，后来韩愈因写著名的《谏佛骨表》，反对皇上迎接佛骨，而被贬去潮州，到商山时泥滑雪深，寸步难行，忽然发现韩湘站在马前慰问叔爷，并对韩愈说：“还记得花上的诗句吗？就是说今天的事啊！”韩愈问此地叫什么地名，韩湘说这就是“蓝关”。韩愈嗟叹不已，说我为你凑成诗一首吧。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葬吾骨瘴江边。

此即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韩湘侄》，韩湘收诗后就给韩愈一瓢花，说：“服一粒就可防瘴毒。我因师傅在此，不能久留。”韩愈问：“前途漫乎，何时才能再相见呢？”韩湘说：“以后能否再见就难说了。”

后来明代陈继儒认为，韩湘的仙迹可能是根据韩愈的诗句而比附出来的，因为韩愈还有一首诗《徐州赠族侄》说：“击门者准子，词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大概韩愈确有一位好道会点魔术的侄子。可见这种推测是言之有据的。

《芥子园画传》还有韩湘学道于吕洞宾的说法。韩湘子从吕洞宾纯阳学道，在爬桃树时不小心失足摔死，并就此尸解成仙，然后来见韩愈，自称能造逡巡酒，开顷刻花。韩愈打开酒杯，杯里的酒香四溢，堆起一堆土，马上有一朵碧莲开放。

韩湘子的故事大多与花有关，想必韩湘子曾经工于养花，也说不定。不过我想韩湘子之成仙，一定与韩愈对佛教的猛烈攻击有关。韩愈曾主张烧掉寺庙，让和尚尼姑还俗等。这特别符合道教徒的内心真实意愿，因此吸收韩湘子，可以说是对韩愈排佛的一种表彰。

曹国舅

曹国舅是八仙中出现最晚的一个，是权贵在仙界中的代表。大概官宦生涯本来就是最无趣的，因此有关曹国舅的传说也是最无仙趣、最无稽的。

《神仙通鉴》和《龙图神断公案》中两则有关他的传说颇有代表性。《神仙通鉴》说，曹国舅，是宋仁宗曹皇后的弟弟，故称国舅。曹皇后有两位弟弟，大弟叫景休，不关心世间事务，小弟叫景植，仗势欺人，尽管仁宗多次劝诫他，也不见有改过从善的表现。曹景植有一次不法杀人，被包公严办伏法。这位景休看来还有些良心，深以其弟为耻，从此遁迹山林，矢志修道学仙。一天，钟离权和吕洞宾两位仙师询问他说：“听说你在矢志修炼，你所养的是什么？”曹景休说：“我养的是道。”两位仙人笑着说：“道在哪里呢？”曹景休指着天说：“道在天。”又问：“天又在哪儿？”景休指着心。钟、吕二仙颌首含笑说：“心即天，天即道，你已洞悟道之真义了。”遂授以还真秘旨，令他精心修炼，没过多久就成仙了。这则故事颇似禅宗的证道，显见当时道释已互通有无。

《龙图神断公案》则说，曹国舅是宋仁宗的大国舅，当时有位广东潮州府潮阳县的秀才袁文正，带着他的妻子张氏进京赶考，而二国舅贪恋张氏容颜娇美，故意邀请袁氏夫妇入府，先残忍地绞死袁文正，胁迫张氏，张氏坚决不从，二国舅就把她监禁起来。袁文正冤屈不已，他的冤魂向包公告状。包公决心严办。这时大国舅听说二国舅杀人掳妻之事，若被包公严办必没有好果子吃，就派人告诉二国舅，务必把张氏也杀死，以绝后患。二国舅于是派人把张氏投入井中，不意张氏命不该绝，死里逃生。太白金星化作老人把她引向包府，张氏在途中遇到大国舅，昏头昏脑地把大国舅错当成包公，投呈诉冤。大国舅接到状子大惊失色，以阻拦公务的罪名用铁鞭击打张氏。张氏晕厥，大国舅以为她已经死了，就把她的尸身掷到垃圾堆里。张氏醒来后，便直奔包公那儿告状。包公了解真情后，假装生病，骗取大国舅来包府问候，同时又让张氏在大国舅到来之际投状报冤，于是便将大国舅监禁，又作假书骗二国舅来府，故伎重演让张氏诉冤，这样把二国舅也监禁起来。曹皇后和宋仁宗亲自来劝释，包公不愧为青天，坚决不从，把二国舅立即押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赴法场处死。仁宗见此立即下诏大赦，这样大国舅就被释放。大国舅被放回家后，自称死里逃生，并决心痛改前非，入山修炼，得遇仙人点化，引入仙班。

第九章
民间神灵

一　钟馗

鬼，历来是人们所惊怕的对象，所以捉鬼、治鬼、吃鬼的神明自然格外受到人们的敬奉。在传说中专事捉鬼的神中除了门神神荼、郁垒外，还有宗布神、尺郭和钟馗，但就在民间的影响而论，钟馗鹤立鸡群，令其他捉鬼神难望其项背。钟馗之所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主要要归功于唐明皇和一代画宗吴道子。

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唐逸史》、宋沈括《梦溪笔谈》亦有记载）：天元年间，唐明皇在骊山阅兵，回宫之后，闷闷不乐，染上了疟疾，就昏昏睡去。白日做梦，梦见一小鬼，一只脚打着赤脚，另一只脚穿着鞋，腰上还吊着一只鞋，别着一把竹扇子，偷走了杨贵妃的香袋和玄宗的玉笛，并在寝宫内奔逐嬉闹。玄宗很气恼，大声斥骂，小鬼笑着说：“我叫虚耗，虚就是说偷盗人家的财物如儿戏，耗就是使人减喜添忧，把好事变成坏事。”玄宗怒不可遏，刚想招呼武士前来捉拿，忽然看见一巨鬼头顶破帽，穿着蓝色的袍子，系角带，蹬朝靴，不费吹灰之力，抓住小鬼，先挖出他的双眼，折成二段，就把那小鬼吃下肚里。玄宗大惊失色，问道：“你是何人？”那巨鬼启奏说：“我是终南山进士钟馗，因武德中参加殿试落第，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撞死在殿前的石阶上。高祖闻讯，赐与绿袍厚葬，臣铭恩在心，因此帮助圣上除去虚耗妖孽之事。”说完玄宗便醒了，疟疾也不知不觉地好了。玄宗兴致极高，于是让一代画宗吴道子，依其梦中形象为钟馗画像，吴道子身手不凡，如亲历梦境般地画完呈上御殿。玄宗看着画像，连连赞叹，立即下旨，晓喻天下：钟馗力大无比，能驱魔鬼，镇妖气，全国百姓于除夕之夜张贴钟馗画像。

后来清人《钟馗斩鬼传》和《唐钟馗平鬼传》，对此故事进行夸大，清初张大复所编《天下乐传奇》中收有有关钟馗的全部故事。《钟馗嫁妹》至今还是一些剧种的保留剧目。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钟馗的来历进行过详细的考证，谓中国古代在举行驱疫逐鬼的大傩仪式时，要挥舞一种棒槌，称之为“终葵”，久而久之便成为驱鬼的象征，从魏晋开始便有人取名钟葵，如北魏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葵”有时写作“馗”。在唐代便有虚构钟馗的故事出现，自唐明皇的故事之后，钟馗便家喻户晓，道教亦奉之为“祛邪判官”，说他和“八仙”之一张果老同为混沌未开时黑白蝙蝠所化。

二　财神赵公明

在私有制社会里，金钱和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这种“拜物教”观念尤其发达，因为“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对于金钱的追求更是成为人们重要的价值目标。对于那些在风雨飘摇的市场经济中备受倾轧而勉强挣扎着的小生产者和贩夫走卒来说，他们非常希望在冥冥之中有一位“财神爷”来助一臂之力，以便渡过难关，聊以度日。正因为如此，财神成为中国各阶层普遍信仰的神灵之一，至今我国广大地区春节期间还流行着“迎财神”、“祭财神”等民俗活动。

由于各时代、各地区对于财神的传说各不一致，所以祭奉的财神也各有差异，而且数量很多，著名的有陶朱公、五显、五通、五圣、五路神、五盗将军、赵公明、利市仙官，近代又有文武财神之说，即把被纣王挖心的忠臣比干奉为文财神，关帝为武财神。恰如《集说诠真》所说：

俗祀之财人，或称北郊祀之回人，或称汉人赵朗，或称元人何五路，或称陈人顾希冯之五子，聚讼纷如，各从所好，或混称财神，不究伊谁。

然而在民间影响最大的还要数赵公明。

赵公明最早出现在干宝的《搜神记》中，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梁陶弘景《真诰·协昌期》中又有“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位甲乙年如千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冥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可见这位赵财神亮相时是作为冥神、瘟神之类，一点也看不到珠光宝气，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在隋唐之后，有人把赵公明当作五瘟神之一，充满肃杀之气。即使在明代刊行的《列仙全传》中还称赵公明等为八部鬼帅，周行人间，暴杀万民，太上老君遂命张天师治之。

然而元明以来流行的道书则称张天师在龙骨山炼丹，天帝遣使赵公明守护在炉，这样赵公明遂由反面形象向正面过渡。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后世所见的赵财神形象便基本定型了。

据该书载：赵公明，终南山人，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如黑炭，胡须四张。跨黑虎，授正一玄坛元师。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剪疟，祛病禳灾。如遇讼冤伸抑，赵公明能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宜利和合，无不如意。摇身一变，赵公明直接由一瘟神、凶神变成一位福神、财神，正应了老子“物极必反”之理。

然而，真正使赵公明名扬四海，独居财神首席，还得归功于在民间影响巨大的《封神演义》。

在《封神演义》中，赵公明是一位峨嵋山道仙，助纣抗周，后被武夷山散人萧升、曹宝所杀。周克商后，姜太公前往昆仑玉虚宫，请得元始天尊玉符金册，册封忠魂烈士，但不知为何，赵公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统率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乔有明、利市仙官姚迩益四神，迎祥纳福。

这样赵公明便彻底地竖起了财神的招牌，成为民间广为信仰的财神。

给赵公明身上贴金，有人还杜撰赵公明是三国时蜀中大将赵子龙的堂弟，实属子虚乌有。更有趣的是，近代有人认为赵公明是回人，供奉时只能用牛羊肉。这可能是源于古中国和阿拉伯、波斯人的商业往来，以及民间的“回回进宝”的俗话。

三　关圣帝君关羽

关羽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几乎就是“忠义”的象征。关帝庙中鼎盛的香火便是明证。然而据史料记载关羽只是一位平凡的将军。陈寿《三国志》载：关羽，字长生，后改云长，山西解州人，据说为铁匠出身，练就一身武艺，在东汉末年投奔正在涿郡招兵买马的刘备，并与刘备和张飞义结金兰，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个人同床共寝，情若兄弟，被后世传为佳话，称为“桃园三结义”。官渡之战前，曹操分兵东征，大败刘备，关羽被俘。但曹操当时广招贤才，因此对关羽恩礼倍加，封他为汉寿亭侯。但关羽矢志忠心刘备，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仍然投奔刘备，与张飞等五虎将左冲右杀，功勋卓著。后刘备入蜀，关羽留守在荆州，由于轻敌，被东吴大将吕蒙设计杀害，死后被封为“壮缪侯”。当时有人在其死处湖北当阳玉泉山立祠纪念。可见历史上的关羽并非天神，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虎将，并因自己的失误而败走麦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而且自魏至唐，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很小。

但是，从宋代起，关羽突然大走神运。在民间不断出现关羽显灵的传说，祭祀关羽的关庙也在各地陆续建立起来。同时朝廷也不甘寂寞。宋哲宗封他为显烈王，宋徽宗封他为义勇武安王，元代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名号越来越长。但即使如此，关羽仍只是作为张天师的部下，或配祀姜太公的武将。元末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才真正使关羽声名远扬，成为民间所景仰的偶像。

在《三国演义》中，侠骨忠心，桃园三结义，誓死忠于刘备，过五关斩六将，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以及神奇的青龙偃月刀、赤兔马，使关羽成为忠义、勇武的化身，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名声不仅高于刘、张之上，而且俨然成为历代名将之首。

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神宗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天圣帝君”，妻子及祖上都同时得以加封，让陆秀夫、张世杰（南宋大臣、抗金兵败殉国）为其左右丞相，抗金名将岳飞为元帅，唐代名将尉迟恭为伽蓝（护法神），自成一小系统。

而道教也大张旗鼓地给他编造出显赫的前身。《历代神仙通鉴》说关羽乃雷首山老龙化身而来。据说当地大旱，百姓跪泣求雨，老龙极富同情心，不等上帝批准就吸黄河水以救民燃眉之急，被上帝以“擅自取水救济有罪之人”的罪名处斩，后降身于解梁常平村关道元家。关羽就这样呱呱坠地了。

面对道教的拉拢，佛教也积极争取关羽，以便利用他的民间影响吸引信徒，将关羽立为护法伽蓝，并杜撰了隋朝天台宗智前去当阳玉泉山建精舍、关羽母子彻悟佛理、请求受戒、寺成后关羽成为该寺伽蓝的传说。这种说法在宋代开始流行，致使各寺院争相效仿，江南名刹灵隐寺就在原来十八伽蓝旁多了个关羽。因此关羽在明代就已成为儒、释、道三教共同祭祀的“超级”神灵。加上当时各种冠以关帝名号的劝善书大量行世，更使关羽威名震天。

神化关羽最卖力的要数清代的帝王了。因为传说关羽曾协助清兵入关，而且满清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利用关羽在民间信仰上的显赫地位，希望假助百姓的信仰心理作为笼络手段，于是在顺治九年册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代特别重视忠义精神，对关羽的每个封号里都有忠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义二字。到了光绪五年，其封号累积达二十六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成为护国保民，维持人间秩序，综理万事的大神。在民间关羽还有“协天上帝”的神号，意为协助玉皇大帝料理天下大事。并在国家祭典中与孔子比肩而为武圣，民间各业也纷纷拉关羽为行神，地位甚至在孔子之上，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关羽之所以受人祭祀，从封建统治者来说，他的价值主要在于他的忠义神勇、为国捐躯的精神，对下层民众来说，尤其是对众多的中国秘密社团来说，他的崇拜价值在于讲究义气、忠贞不二。近代的哥老会、青红帮及江湖上的结拜兄弟就特别敬重关羽，而且大多模仿《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在结帮入会之前，必须先在关帝像前焚香顶礼膜拜，口中立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以关羽的行为作为江湖义气的表率，后来在民间不论命禄、驱邪、招财等一概归入关帝名下，甚至还流行一种“关帝签”，据说特别灵验。这反映了民众对尔虞我诈，充满着欺诈和不公平的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关帝信仰正迎合了人们对正义和公平的渴求。

四　天妃娘娘（妈祖）

在诸多的神灵、仙真中，最为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香港、澳门人顶礼膜拜的要数天妃娘娘妈祖了。据说澳门的地名（英文Macao、葡文Macau）就是当时的葡萄牙入侵者因岛上有妈祖庙而命名的。在台湾妈祖庙达五六百座，香火鼎盛，足令其他神仙自叹不如。近年来，两岸海禁日开，在湄州的妈祖庙里经常可见台湾香客飘洋过海，前来祭奉，虔敬之至。

据传妈祖实有其人，原名林默，关于她的身世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她出生于福建莆田的一个叫湄州的小岛上。她的降生和生平跟别的神仙一样，经过民间的加工，一开始就充满了神奇色彩。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妈祖的母亲陈氏，曾梦见南海观世音送她一盆花，她把它吞了下去，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妈祖在娘胎里多呆了四个月，怀胎十四个月才分娩，妈祖出生之时，异香飘逸，经过十多天还余香仍存。

这位林姑娘小时候就聪明异常，刚周岁时，在襁褓中看见神像就叉手欲拜。五岁就能诵读《观音经》，十一岁就能“婆娑按节乐神”。林姑娘长大后“通悟秘法，预知休咎事，民以病告则愈”，颇似现今的巫婆。除了通灵和治病之外，还能乘着一张席子渡海，乘白云游历于各岛之间，人们就把她称作神女。

妈祖的四位兄弟在各岛之间做一些小本生意。突然有一天，妈祖在家里若有所失，闭着眼睛睡了很长时间，父母都以为她得了急病，就大声呼唤她，妈祖被唤醒时怨恨地对父母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保护我兄弟的平安呢？”父母不知其中变故，也不好细问。过了三天，兄弟们归来哭诉三日前在海上遇到飓风，巨浪滔天，船被风吹散了，他们大哥的船不幸被海水吞没了。他们还说：在海风大作时，看见一位女子牵着五条船的桅索而行，在海中如履平地。这时妈祖的父母才知道那天妈祖之所以反常，是因为她的元神出窍去救各位兄弟去了。只是因为他们大声呼唤使妈祖元神归体而来不及救她的兄弟们，因此悔恨不已。

妈祖到了及笄之年，发誓不嫁，父母也不好强求。过了几年，妈祖就仙去了，尸解时，芬香四溢。不久人们便经常在海上见到一红衣女仙救危解难。宋朝时路允迪等出使高丽取道湄州时，正好台风登陆。官船摇摇欲沉急得路允迪等连声祷告，忽然间彩霞飞舞，只见霞光中有一女子奋力撑舵，才获平安，于是回朝奏禀皇上，皇上就诏封妈祖为灵惠夫人，并在湄州立庙祭祀。

元明时，据说妈祖每每在海上显灵，不但保佑商船渔民，而且还帮助扫除当时猖獗一时的海盗倭寇。由于妈祖屡屡救民于水火，朝廷颁加封号，计达四十余种，级别也渐次提高，由夫人、妃、天妃、圣后至天后。祭祀仪式也由民间逐渐升级为官方，作为海神列入国家祭典。

妈祖除了在海上护佑渔民，还具有“送子娘娘”和抗御水旱病疫的神

五　灶神

力，据说妈祖同乡有位妇人结婚十年还没有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夫妇俩急得团团转，多方求告，都无效果，最后求祷于妈祖，不久就生下一男孩。凡是不育的妇女，只要求祷妈祖，没有不灵验的。《莆田县志》载：宋初某年莆田发生了瘟疫，妈祖雅恤民意，在白湖显灵，人们在距湖不远的地方，掘出一坑，泉水喷涌，人们一喝疫病立除，瘟疫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但是，总的来说，妈祖主要还是作为海神被人供奉，因此，沿海地区的渔民信奉极为虔诚。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在明代就已经很盛。《陔余丛考》说：“台湾往来，神迹尤著，土人呼神为妈祖，倘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沿海地区对妈祖极端崇拜的最重要原因，我想还在于古代的气象科学和航海水平较低，出海航行的风险很大，因此特别希望有神灵的保佑。我国在元朝时特别注重海运，因此妈祖的神迹在元代尤为显赫。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就带着妈祖神像作为吉祥物，每逢狂风陡起，就祈祷妈祖，并以此来安慰恐慌的船员。

随着历代皇帝的不断加封和航海业的不断发展，不仅沿海，国内各港口都建有妈祖庙或天妃宫，而且影响远播东南亚，至今仍广为人虔奉。

中国人历来主张“民以食为天”，因此对于灶王爷的祭祀很早就开始了。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春秋末就开始祭祀灶神，到了汉代则逐步开始制度化。

对于灶神的由来，说法很多，光《淮南子》中，就有炎帝和黄帝为灶神的不同说法。说炎帝是灶神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根据五德始终说，炎帝主火德，做饭要生火，也算沾边。

汉代以后，灶神开始变得生动，且有名有姓。如《后汉书·阴识传》注引说：灶神名禅，字子郭，身穿黄衣。唐代的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这基本上是沿袭旧说，因为单与禅几乎同音。另外还有说灶神叫苏吉利或宋无忌的。

关于灶神的形象，因为《庄子·达生》中有“灶有髻”的说法，所以有时候人们认为灶神是一个穿着红衣、类似于美女一样的人。

汉代的时候人们认为灶神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上天报告一家人的恶行，但是只要祭祀灶神也可以得到幸福。到唐代人们便认为灶神既报告恶行，也报告善行。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敬灶全书·真君劝善文》说：灶君是东厨司命，受一家香火，保一家的健康太平。既然受命观察一家的善恶，就得如实向天上报告一家人一年内的功过是非，以便上天决定赏罚。一般是每逢庚申日就报到玉皇大帝那儿，每月结算，功多的三年之后就降大福，如果做了许多坏事，那么三年之后，天必降灾祸。

其实在宋代以后，人们一般认为灶神是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上天报告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根据灶神的汇报，作出第二年给予该家吉凶的决定。所以灶神被视为是“一家之主”，据此家家户户都在这一天祭灶。其仪式比较简单，其核心内容是将糖用火烤化，并将之抹在灶神画像的嘴上，并祈告灶神，在玉皇面前多多美言，别把做的错事说出来。

为了让灶神心情愉快地上天反映情况，祭灶时还有很多的禁忌，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大略有不得用灶火点火烧香；不得拿东西击打灶台；不能将刀斧等利器放在灶上；不能在灶前讲一些怪话，发牢骚，特别不能对灶神说三道四；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赤裸身体；那些身上不干净的妇女不要经过灶台；披头散发者不得做饭；不要将脏东西放在灶里燃烧……反正在那一天必须给灶神以必要的尊重。

中国人对于神的态度往往是极为功利主义的，灶神的祭祀是极为典型的。由于中国人在造神过程中，神与人的界限很模糊，因此中国民间神灵中的神的品性也相当的拟人化，与当时的地方官十分相似。他们十分乐意接受贿赂，同时接受贿赂之后，便会毫无原则。开句玩笑说，由于玉皇大帝将灶神的接待日安排在12月23这一天，势必十分繁忙，那么对于灶神的汇报当然也不能很用心，最多做个姿态而已。这样灶神们便有恃无恐，随便避重就轻，做一些变通，以便来年得到更多的祭品。因为根据中国人的神人关系法则，祭神不灵，第二年就不理了。做得不好，人们甚至会把神位给砸了。

六　城隍

城隍是地方神灵的一种，与人间的地方官的设置相对应，一个地方的城隍就是该地神灵的最高领导。他的下属官员有土地神等，并直接对天上的玉皇大帝负责。

城隍应该是一个城市的保护神，因为按照原意，城即是城墙，而隍即是城墙周围的护城河。

对于城隍的祭祀起源于何时，现在恐怕难有结论，据说最早的城隍庙是公元239年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在安徽芜湖建立的，但文献并没有说明城隍是干什么的，人们能向他要求什么样的保护。城隍的功能到南北朝时期逐渐明确。据《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也就是公元555年，慕容镇守郢城，被南朝梁军包围，并截断了供水，形势万分危急。而这座城市中原先就有一所庙宇，一般老百姓都将之唤作城隍神，士兵们也不时去祈祷供奉，慕容就顺应将士的心理，带领左右前去祭祀，希望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没过多久，就见狂风大作，浪涛翻滚，冲毁了截水工程，断水之患得以解决。到了唐代，奉祀城隍神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在吴越之地，几乎每个州县都设立城隍庙。而唐代的名流如张说、韩愈、张九龄、杜牧、李商隐等都写过“祭城隍文”。内容为求雨、禳灾、保佑本地风调雨顺等等，以至于一有水旱灾情、疾病流行就马上向城隍神祷告。

中国人给人的最好的奖励就是封官，如学而优则仕等。殊不知对于神灵也是如此，神仙当得好，便给他加官进阶。五代十国时开始给城隍神以封号，如将杭州城隍神封为“顺义保宁王”。到宋元时代，城隍越发吃香，朝廷将之纳入国家信仰。

朱元璋虽说是当过几年和尚，可他对城隍一点都不讨厌，反而进一步地给城隍神加封。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城隍也被封为王，官秩为正一品，别的府的城隍神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的城隍神为“灵侯”，处官秩三品；县的城隍神为“显伯”，官秩为四品。都、府、州、县城隍各赐王、公、侯、伯称号，并配制相应的官服。朱元璋说他立城隍神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有所害怕，以防他们为所欲为。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决定，各县的城隍庙与当地官署规模一致，以示重要。明朝的法典规定每年秋天祭祀城隍神，国家有什么大事都得派遣官员专门向城隍神报告。地方官员到任，也要先到城隍庙住一夜，因为城隍神不但管理着老百姓的寿命，也负有监督官员的责任，所以搞好与城隍神的关系是新官上任后的当务之急。

城隍神一般由对该城市有功的人员担任，如苏州的城隍神是春申君，上海的城隍神是秦裕伯等。

道教最迟到唐代正式收编城隍神，在明代所出的《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将城隍的职责作了具体的说明，即代天理物，剪恶除凶，护国安邦，普降甘霖，判定生死，赐人福寿。又说其属下有十八位判官，分掌人的生死疾病，福寿报应等。不过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之神灵由于缺乏严密的结构，所以各神之职责经常有重复。

七　土地神

土地神在民间也称“土地公”，在中国充满着人间等级色彩的神灵世界中，土地神可以说是地位最低的一种。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大小村落，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会供奉这种地位卑微却又保护一方平安的神。

土地神也有着显赫的过去。土地神古称社神，《礼记·祭法》注说，如果一个地方居住的人超过一百家以上的，就要立庙祭祀社神。汉代的《风俗通义》引《孝经纬》说：“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由于与土地的密切关系，土地神被认为是掌管五谷丰登的神，后来又掌管人类之幸福，被称为“福德正神”，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土地神有男性和女性两种形象，善于调和的中国人有时直接就把他们合在一起，称土地公、土地母。不过最常见的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男子形象。

从汉代开始，土地神开始有了具体的人名，或将之对应于历史上建功立德的伟人，或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物。如常常将大禹、勾龙理解为土地神。在唐代的翰林院和吏部祭祀的土地神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反正中国人喜欢将人封为神，有的时候并不一定管所封对象是否“专业对口”。

土地神作为一方水土的管理者，其管理范围除了人以外，还包括山林、河流等，因此他们又是地祇，经常被认为是住在地底下。因此土地神是集神鬼地祇为一体的神灵。

其实在唐代之前，土地神便被人轻视，到了明清之后土地神的形象日趋低下。《西游记》第五回中，孙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之后前去蟠桃园巡视，蟠桃园的土地公现身拦住问：“大圣去哪儿？”孙悟空说：“我奉玉皇大帝的派遣，代管蟠桃园，今儿个来看一看。”那土地公点头哈腰，十分恭敬。

在清代的《新齐谐》中土地神甚至有点可怜了。其故事讲一个南昌秀才裘某，夏天光着身子躺在土地庙里乘凉，回家以后大病一场。秀才老婆以为丈夫的病是因为得罪了土地公，于是就备了酒食、烧香的纸等供品前去请罪。不几日，秀才的病真好了。秀才老婆就让秀才去谢谢土地公。没想到秀才十分生气，反而向土地公的上级城隍庙告状，说土地公以妖术欺骗百姓的酒食。秀才的状子烧了十天之后没有反应，便又写状子给城隍并指责城隍怂恿下属的贪赃行为，将难以使当地老百姓供奉云云。当天晚上城隍便托梦给秀才，处理的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土地公欺人酒食，玷污了地方官形象，被革职查办。而裘秀才光着身子在庙里乘凉，不敬鬼神，又好事生非，让新来的土地公责打三十大板。没过几天，土地庙被雷击所毁。土地公因人对己不恭发了点小脾气，就被人视为贪赃。区区秀才，敢于告状，并获胜，足见土地公之窝囊。如此之官，不当也罢！

八　门神

门神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神之一，而且门上贴门神的习俗至今不衰，即使在北京，春节期间串门走亲戚你就经常会看到新贴的门神。

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门神是秦琼和尉迟敬德。其实神荼和郁垒是资格更老的门神。据王充引述《山海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今本《山海经》中已经找不着了）说：苍茫大海之中，有一座度朔山，山上长着一棵巨大的桃树，树上的枝条蜿蜒达几千里，其中枝条之间的东北方向是鬼门，这里是所有的鬼出入的关口。上面有两位神人，一位叫神荼，另一位叫郁垒。如果发现鬼中有作恶者，就立即绑将起来，扔给老虎吃掉。于是黄帝立下规矩，在门上画神荼、郁垒，悬挂苇索以防止鬼魅。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鬼总是一种不祥的东西，我们现在一碰到什么不顺手的事就会下意识地说“见鬼啦”。在古代更是把家里的灾殃归罪到鬼的身上，因此在门上挂驱鬼避邪的门神乃势所必然。早在《礼记》上就有祭门神的规定。

唐代之后，门神一职渐由秦琼和尉迟敬德取代，其原因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是这么说的：唐太宗有一段时间总是睡不安稳，每次刚刚要睡下，就听见门外有抛砖弄瓦、鬼魅哭叫的声音。于是唐太宗便将这事告诉给诸位大臣，商量对策。这时秦琼站出来说，自己晚上愿意和胡敬德身穿戎装在门外守候。胡敬德估计与尉迟敬德是一个人。反正唐太宗批准了秦琼的奏本，果然一夜无事。当然太宗考虑到让秦琼等二人天天守候未免有些辛苦，于是就派人把秦琼、尉迟的形象画到门上，以后邪鬼之类果然不再捣乱了。后来老百姓家也家家贴上秦琼、尉迟二人。宋代以后，门神的画像花样翻新，也添上了一些鹿、宝马等东西，不过基本形象则没有什么变化。

九　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

神仙信仰与山岳的关系殊为密切，从字形上看“仙”就是人在山上。最初的神仙信仰就是从三神山的传说开始的，昆仑山又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神话的母亲山。同时因为中国很早就存在山岳崇拜的观念，后来道教神仙信仰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将名山大川视为“洞天福地”。在魏晋以后将名山岩穴视为修仙证道的理想归宿，神仙与山的关系更为密切。

不过在众多的名山之中，中国人对于五岳是情有独钟的。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五岳指的就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早在《尚书》中就有黄帝在华山与众神聚会的记载。后来的神仙方士们又根据帝王在泰山的封禅仪式编造出黄帝在泰山封禅得到神仙指点最终成仙的故事，搞得秦皇、汉武也纷纷上泰山。

道教认为五岳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各山之上均有神灵居于其洞府之中，《大金重修中岳庙碑》称：

五岳在宇宙间，繇胚胎剖判之初，钟造化神秀之气，镇压厚地，奠安一方，喷薄风雷，蒸腾云雨，材用繇是乎出，宝藏繇是乎殖，形势巍然，非它名山巨镇所可方拟。

理所当然五岳之神地位极为显赫，按杜光庭的说法就是“以福天下，以统群神”（《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其具体的职务是东岳之神管人间生死；南岳管世界各地的边界，还兼管鳞甲水族；西岳主管金属及其冶炼，兼管巨型鸟类；北岳主管江河湖海，兼管四条腿负荷类动物，大概是牛马之类；中岳之神主管土地山川，兼管牛羊和粮食等。

五岳重要性的确立还在于它与中国五行思想的联系，五行地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因此道教认为，五岳尊神各司五行之一：东岳主木，南岳主火，西岳主金，北岳主水，中岳主土，各安其位。

而在五岳之中，又以泰山为至尊，原因很简单，齐鲁之地，春秋战国以后，一直是中国文化之关键地带，因此泰山之神东岳大帝香火最盛。

对于东岳大帝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我们知道中国的神谱总是一片混乱。但明朝以后，人们传说东岳大帝是伐纣有功的黄飞虎。但是渐渐地黄飞虎被他的妹妹（另一种说法是东岳大帝有五个儿子，第三个儿子被封为“炳灵侯”，炳灵侯之女称“碧霞元君”）抢了风头。据说黄飞虎和他的妹妹为争夺对于泰山的领导权而斗法，结果是姜太公息事宁人，将哥哥封为东岳大帝，居山上，妹妹封为碧霞元君，居山下。

逐渐地碧霞元君被老百姓们称为“天奶奶”，主管生育和孩子的健康，这很得人心，因为在中国这样十分注重传宗接代的文化氛围中，所有的与生育有关的神灵都会受到特别的尊重，如佛教之观音菩萨，因被改造成了慈悲和送子娘娘的化身，所以被中国人所特别推崇。俗话说：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对于现实利益的关切总是会超过对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的关注。因此到了泰山，人们更侧重于供奉碧霞元君，以至于明代有人认为泰山信仰由东岳大帝转向女神是本末倒置，这显然是不明白在实际利益面前，一切原则都可以变得灵活。其实原则制定的出发点也是利益。

十　酆都大帝

所有的宗教总是不断地向人们宣告彼岸世界的美好，以此来使人们信仰该宗教的教义。如基督教之天国，佛教之极乐世界，道教之神仙境界。但同时对于违反教义和社会道德者也准备了去处，即如基督教之地狱，佛教之轮回。在道教即是鬼都罗酆山，正可谓赏罚分明。

道教关于鬼都的观念是吸收了中国古代神话和佛教等思想资源而逐步形成的。最早在《山海经》中就说“北方有鬼国”，后来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多有关于地底下阴曹如何替人计算功过以决定寿命的说法，并说：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而不知悔过，那就将他的名字传到地府的管理者那里，使他的精魂和形体分开，不让他们相会，这样就会使其感到十分痛苦（参见《太平经》卷一百四十二）。后来葛洪的《枕中书》中开始有明确的“罗酆山”的说法。

鲍靓为地下主者，带潜山真人。……蔡郁垒为东方鬼帝，治桃丘山。张衡、杨云为北方鬼帝，治罗酆山。

这是其后的酆都大帝的脚本。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神谱的确立，酆都大帝的形象逐渐丰满。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所确立的仙谱中的第七级的中位神即是“酆都北阴大帝”，说他是炎帝大庭氏，庆甲，天下鬼神之宗，治罗酆山，三千年而一替。看来鬼都的领导人倒是早就废除了终身制，尽管任期太长了一点。陶弘景在《真诰》中对罗酆山作了更具体的描述：

罗酆山在北方葵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围三万里。……其上其下有鬼神宫室。

神宫包括六大天宫，是北酆鬼王决断罪人住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死后都要归到他那里，并说即是阎罗王的住处。

阎王本是佛教对于地狱之主的称呼，佛教有十八层地狱和十殿阎王的说法，被道教所吸收。但我们现在所谓的鬼城则在四川的酆都。鬼都从罗酆山而转移到酆都，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其原因之一是酆都的平都山本来就是道教之七十二福地之一，又有王方子、阴长生在此修炼成仙的传说，因此跟道教总是有些瓜葛。特别是酆都和罗酆山有着共同的“酆”字，而王、阴二人有时被叫成“阴王”，即演变为阴间之王，酆都于是就成为阴曹地府。

东岳大帝、地藏菩萨、酆都大帝是中国民间三大地狱主宰。

十一　文昌帝君

文昌原是古代的星名，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文曲星。古代中国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能考中举人，那他肯定就是文曲星下凡。如《儒林外史》第三回：“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因此文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之星。

而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文昌星转变为文昌帝君，与梓潼张亚子有关。

话说东晋宁康二年（374年），四川人张育自立为蜀王，起义抗击前秦符坚，英勇战死，人们为纪念他在梓潼郡七曲山建张育祠，尊之为雷泽龙神。当时七曲山上另有梓潼神亚子祠，相隔不远，后人将他们合称为张亚子，并误传为张亚子抗前秦而战死云云。不过这些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张亚子祠经常显灵，这使得附近的人经常来祭祀他。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逃到四川一带，路过七曲山时，听到了张亚子抗秦战死的事儿，为了鼓舞士气，激励士兵们效忠于李家天下，就隆重祭祀，追封其为左丞相。中国古代的皇帝喜欢给死去的人和神灵封官，好在这些神灵不占编制，不享受俸禄，要不还真不好办。反正当夜张亚之给唐玄宗托梦，言及唐玄宗不久将成为太上皇等等。

到了唐广明二年（881年），僖宗为躲避黄巢起义又跑到了七曲山，学其祖宗的样子，亲自祭祀梓潼神，追封张亚之为济顺王，并解下身上的佩剑送给神。由于唐朝帝王的两次逃窜都到过七曲山，梓潼神遂由一个地方神灵而变成天下通祀的大神。

赵宋王朝由于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战屡屡失败，故而略显底气不足。所以各代帝王在道士们的怂恿之下，经常弄一些神秘的东西来糊弄一些人。其中重要的是给神灵封各色封号。如对梓潼神张亚之，宋真宗封其为“英显武烈王”。南宋高宗赵构追封其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理宗又追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后来的元仁宗不甘落后于人，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这样地上的梓潼神和天上的文昌星合二为一，称文昌帝君。

由于文昌帝君的主要职能是决定人间禄位，因而民间流传许多文昌帝君保护士人中举的灵异故事，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说，有一个叫李知几的人，在小的时候，曾向梓潼神求梦。当夜，果然在梦中到了成都的天宁观，有一位道士指着纺织女支撑纺车的石头说，以此为名，必得中举。于是遂把自己改名为知几，结果当年考试就中举。南宋的吴自牧《梦梁录》说，梓潼帝君专掌福禄，凡四方的读书人赶考之前，必要前去祭拜。据说十分灵验。

由于文昌帝君是主管士子福禄的，因此以他为名义的经典很多，最著名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书中教人与人方便，多作善事，多积阴功，孝忠兼备，甚至让人拜佛念经，广行三教，显然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在民间影响巨大。

结语
神仙与现代人的生存智慧

我记得，在我孩子还不满三岁时的一个夏日的晚上，我领着她在外面乘凉，我指着天上的月亮跟她说月亮有时是圆的，有时是弯的这类话。突然，女儿问我说：“爸爸，月亮是星星的妈妈吗？”我内心一阵颤动。这的确是被科学方法所熏染的成年人所不再能感受到的一种诗情。我想，在人类思维的童年，还是以一种物我不分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的，因此，自然对于我们来说是亲切的、“自然的”。人的神话意境便由此而生。

经过科学精神的洗礼，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人再企盼自己能够凭一枚金丹而长生不老了，科学在赋予我们理性和冷静之后，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人类无端的想入非非。人类对于太空的认识，赶走了天堂。登月的成功，使得月宫之凄美、嫦娥之广袖、吴刚之桂花酒顿失其意境。难怪波德莱尔将科学和诗意比喻成两列平行对开的火车，永远不会汇合，而且离得越来越远。人们已经将过去对于神仙的热情转移到了对于科学和医学的崇奉上，盼望科学的昌明和医学的发达能够增进我们的体质、延长我们的寿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似乎与发掘出来的恐龙化石一样，神仙已经是一种人类理想的化石，它只记下了人们过去对于不死的信念和幻想。但是神仙信仰真的与现代生活无涉吗？神仙只具有观赏价值吗？一个哲人说过：不希望另一种生活者，对此生活亦是死的。我坚信，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神仙信仰中积聚了中国人的生命意识、生活理念和对于成功的肯定，这些都已积淀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现代人已经在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

毫无疑问，我们应从神仙信仰中体会到一些什么……

一　珍重生命

贺拉斯说：“我们都被赶到同一的终点。迟或早，我们的签从摇动的筒中跳出来，于是，那无情的死船便把我们渡到永久的冥间。”自从脱离了蒙昧时代，人类便意识到人终将有一死，因此现实的生命是有限的、不能重复的。一首经王洛宾改编的西部民谣形象地描述了人生面对死亡的无奈：“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掉明年还是一样开，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不过，事物总是相反相存的，正是在死亡之必然性中人的生命的价值才能凸现出来，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所以生命才显出其珍贵。生命的产生神奇而浪漫，它凝结了大自然的伟力和男女之间的瞬间爱意。可生命又是如此的脆弱，任何一个意外都可以使其中止。这一切似乎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所以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面对不可抗拒的必然之死，许多思想和宗教派别主张弃绝现世的快乐，来寻求来生的永恒。如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的成员认为灵魂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因此对肉体生活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赞美死亡，如第欧根尼说：“只有随时准备去死的人，这种人才是真正自由的。”早期基督教也有强烈的厌世倾向。本世纪以来一些极端的邪教甚至通过集体自杀、舍弃生命本身来达到他们想象中的快乐之境。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思想中有贵生的传统，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庄哲学固然包含了许多养生观点，并被当时的神仙家和后世的道士们视为同道，即便是对生死问题存而不论的儒家，其对生命的肯定也是明显的。儒家以忠孝为本，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孟子所说舍身取义当然是儒家的根本原则，但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自当珍惜，自杀或对于生命的轻率态度自然是最不孝之举。中国俗话中就有“好死不如赖活”，“死王乐为生鼠”等说法。

中国思想中的贵生传统发展到极致就是以追求长生不老为首务的神仙信仰。神仙信仰认为生命乃是最宝贵的。早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有求长生思想，并认为人的寿命长短，都可以通过有效的修炼而控制，因此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西升经》）

神仙道教珍惜生命的思想以葛洪之阐发最为突出。葛洪认为人生在世，乐生而畏死，乃是人之常情，况且世间没有什么东西的重要性能与生命相比。“古人有言曰，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也；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也。”因此中国民间谚语说：做了皇帝想成仙。葛洪还给每个人算了一笔账。他说就算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才三万多天。幼小的时候对生命之重要性毫无所知，到了老迈之年，则已经无法享受欢乐，这样就除去了几十年。而平时再有个病痛，又消耗许多时日。这样快乐平安的日子也就五十年。况且活到一百岁的人，一万人里面也没几个。要这么一算，人生何其短，人又有什么心情去嘲笑那些夏虫朝菌呢？他借用魏晋时期的流行语说，人生在世，过一天少一天，犹如被牵到屠宰场的牛羊，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死越近。这倒颇有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意境。因此葛洪说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做有生有死的人，一是成为超越生死的神仙。

《抱朴子·论仙》说：“仙人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但神仙信仰受道家观念的影响，认为“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因此认为很多人学仙，但只有很少的人才能真正成仙，主要是他们不能摆脱眼下的荣华富贵、金钱美色的诱惑，致使不能保持清静本体。由此看来神仙道教的享乐主义是在成仙之后，成仙的过程还是需要克制的。

老庄主张外身而身存，应培养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不受欲念干扰而顺应自然之大道流行，因此有不争、无为、守雌而遗形坐忘，从而达到与天地为一的审美境界。因此珍重生命之关键并不为活命而无所关爱，而在于养成独立的人生态度。不是从各类名目繁多的保健药中寻求长寿之门，而是在潇洒的搏击中充实人生的内涵，以一种超越的态度使生死忘于心。

受佛教的影响，道教后来虽然也将道观视为由人到仙的中转站，但神仙信仰中一直有一种不离世间的修行大法，即如陶渊明所说的“心远地自偏”，只要持有一颗平常心，自不必寄身于山林之中。所以身处庙堂，心存山林，即在世事纷杂中不为外情所乱，此乃真人生。

现代社会，金钱和地位已成为成功的重要标准，人虽然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人生目标却越来越集中。在大众媒介对成功人士的高强度宣传之下，现代人要承受更多的生存压力。

同时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分工日趋具体，劳动方式与人的自然本性的差距越来越远，一个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八小时的人怎么也不可能体会到诸葛亮“我本为卧龙岗上散淡人”的心境。我们从不断升高的自杀率、精神病发病率中可以体会到现代人恶劣的生存处境和人的日趋异化的态势，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并不是物质财富和医疗的发展所能解决的。珍重生命首先要正视现实，勇于成为成功者。从某种意义上讲，神仙就是中国古代的成功者。其次是必需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平静的心态。虽身处都市，并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要时时地在内心中与自然保持亲近，以一种以道观之、万物一体的心态，将世态炎凉置之度外。既要追求成功又不为成功所束缚，这是现代人珍重生命的首要态度。这是现代社会的山林和庙堂之辩。

二　享受生活

蒙田说：“真的，理性如果不是嘲讽，便是单以使我们快乐为目的，总之它的工作不外乎要我们安乐自在地活着，一如《圣经》所说的。世界上的一切意见尽在此：快乐是我们的目的，虽然方法各有不同；……因为谁肯听信那把痛苦与悲哀当作我们目标的人呢？”[2]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基于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意义的不同理解。虽然人们都认识到了生命的短促和命运之无常，但对生活的目标却是难以确定。恰如盲人骑瞎马，不知起点在哪儿，也不知终点在哪儿，人需要有一种永恒的东西来为自己的人生定位，以显彰人生的意义，追寻快乐的基点。

最初人们找到的对象性存在就是上帝、神以及各种各样的偶像。

当然就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人并不能确证上帝与各种神灵存在与否，因为信仰问题并不能用理性和逻辑来解决。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若是想长生不老，就得准备去死。因为对应物之彼岸性，所以人的永恒性只存在于彼岸，幸福也只能存在于那边，因此大多数宗教的人生观通常是以摒弃现实的快乐而去追寻那并不能证明的来世。如基督教强调人应依赖上帝的力量来拯救自己，以免遭地狱之苦。佛教更是极端，由于将现实世界看作是一种“空”，是不真实的存在，因此贪恋世间的乐趣是“无明”，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要看破红尘，出家修行。但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禁欲、赎罪并非是生活的目标，而只是获得永恒幸福的手段。

但是把幸福感托付给上帝就像完全以别人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生活一样，是时代和习俗之不可避免的强加物。这种生活态度影响人类生活那么多年，至今而不衰，表明人类需要这种安慰。习惯是人的第二自然，人们甚至会感到这就是生活本身。

有人说人是神兽合一的动物，禁欲、克制的生活被认为是弃绝兽性向往神性的标志。宗教贬低人的现世的价值，是因为在幻想中赋予了人某种永恒。在神的光环下，人的确显得渺小，但他的人生却分享着神的光环。

现实中的幸福总是那么的不确定和难以持久，叔本华说过：幸福……不能是持久的满足和福泽，而一贯只是从痛苦或缺陷获得解放，解放之后随之必然而来的又或是一种新的痛苦，或是沉闷，亦即空洞的想往和无聊等等。正是因为现实中的幸福是那么容易超越，生活的无聊本性便凸现出来。于是人类一直在回避着当下的生活，所以人总是在一种虚幻的怀旧情绪中把自己的目标定在未来，希望在将来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许多人并不明确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或者根本就没有目标，但他们愿意相信“明天会更好”这种似是而非的许诺。这恰恰是一切宗教打动人的基点。

法国哲人帕斯卡尔总是能一下抓住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掌握住现在，我们期待着未来，好像要加快它那进程似的；不然，我们便回想过去，好阻拦它别走得太快：我们是那么轻率，以致于我们只是在不属于我们的时间里徘徊，而根本就想不到那唯一属于我们的时间；我们又是那么虚妄，以至于梦想着那已经化为乌有的时间，而不假思索地错过了那唯一存在着的时间。”[3]科学的进步不断地延伸着人的认识领域，从而不断地侵蚀着宗教的领地，从本世纪以来，上帝对于人生意义的绝对参照物的地位开始动摇，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喊，是科学时代人们心境的体现：人就是他自己。但是科学在破坏了上帝之虚幻性的同时，并不能为人生提供新的价值基地，因为这不是科学的份内事。旧的已经失去，新的并未到来。现代人陷入了更大的生存困境。

但是与西方人那种基于灵肉对立而产生的意义危机相比，中国人的生活则显得更具艺术。虽然在魏晋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受佛教影响很深，但从根本上讲，“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还是更注重现实的生活状态，即使是对于鬼神、祭祀等信仰活动也主要是求一个心理平衡而并非真是对于彼岸世界感兴趣。中国人对神的信仰并不是要为自己设定一种标准，而是需要神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中国人的信仰是功利性的，而非理想性的。中国人并无基于信仰的执着，而善于在现实中调整自己的心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基于可进可退的“逍遥”而非“拯救”的文化品性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很少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极端标志就是神仙信仰。

神仙信仰直言对于现世生命的留恋和对于人生欲望的肯定，这种理念在世界别的宗教中是不多见的。虽然神仙信仰和后来的道教从来就没有真正统治过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理念也不能看作是中国人的一致向往，但它与中国人关注当下、忽视玄远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

神仙信仰的享乐主义倾向是明显的，除了可以消除人生苦短的最大局限以外，强调现实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这与西方和印度宗教中弃绝现世的禁欲态度截然不同。成仙境界就是既能享受人间的乐趣，又能具备神灵的能力。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

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就是说成仙正是因为不愿意放弃现在所享受的欲望。之所以想飞，是因为飞行比在地上蜗行快乐。如果住在家里就可长生不老，那么飞升成仙也不必要了。成仙不应以放弃现实的快乐为前提。“人道当食甘旨，服轻裘，通阴阳，处官轶，耳目聪明，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百兵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决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在神仙家看来，像和尚那样独自在山中清苦修行，与老婆孩子分别，享受不到一点人间的温情，这又有什么意思呢？葛洪还替那些握有金丹可马上成仙的人设计了一种最有效率的成仙之路。即先服半剂金丹，打下成仙的基础，然后再在自己想升天的时候把另一半吃下。这样既可以在人间娶妻生子，当官行威，又无死亡之恐惧。实在是十全十美。

对于房中术的推崇伴随着神仙信仰发展始终，早期的神仙彭祖、黄帝、采女都是精于此道。房中术可能是古代狂欢节的遗存，它又与生育相联系，因此转化为成仙方术自有其理论根据，但在我看来，房中术的发展显然是神仙方士和道士们为取悦君王而有意识的行为。如后期内丹有的门派主张以十四、十六岁的少女为鼎炉的炼养法满足了一种畸形的性乐趣。在许多遇仙故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与女仙云雨的传奇，如曹植之遇洛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人意淫的产物。

中国有句俗话说：快活如神仙。中国人心目中的神仙就是快活而悠闲的一族。由于受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期道教如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逐渐倾向于禁欲，将房中术视为歪门邪道。龙门教派的首领丘处机说：“人间声色衣食，人见以为乐，此非真乐，本为苦耳……”（《玄风庆会录》）

究其根本，神仙追求的是一种快乐的境界，而快乐是依人而定的。加上神仙信仰一直与正统的儒家观念相妥协，因此圣贤闻达之人都封为神仙。尤其是因为神仙信仰以老庄的道家哲学为其理论基础，所以也常以少私寡欲为治身之要。如嵇康在《养生论》中说：

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虑，寂然无思虑，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虽仍以长生为要务，而全然是道家气魄。所以我们不能将享受生活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吃喝玩乐的生活态度，而是指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生活，决定生活样式。因为所谓的幸福都只能自家体会，因此享受生活就是指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毫无主见地随流行的时尚弄得自己晕头转向。

神仙信仰主张人皆可以成仙，按其仙谱，成仙并无定则，并无规定非得怎么做才能成仙，而是认为只要各尽其才，精诚所至，便可达至成仙乐境。如尧舜之大仁大智，超绝群伦，但因兼善天下，造福万民，因此被列入神仙。而许由、务光为信念独善其身，隐身山中林泉，也成仙证道。而采药之人、养鸡的平常人，或有异遇，或忠孝节义，也被列入仙班。即使有一技之长如弄玉之善吹萧、李白之诗才都可凭之成仙。这都体现出老庄的神韵，因为从道的眼光，万物自无分别，只有顺其自然才是成功之根本。

在传媒的密林中找回自己，想自己之所想，做自己之想做，现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所以开放指的是要开放自己的心灵，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我，我们的欲望被认为是正当的并受到保护。因此，享受生活就是要真正地把握自我，追求适意的生活，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并持之以恒，并不是别人做什么自己也做什么。生活的享受是幸福的前提，但并不是包容幸福。谁也不可能从无所事事的吃喝玩乐中感受到长久的快乐和满足。生活是由自然本能和社会行为构成的，只有享受和奋斗互相促进，才能为幸福奠定根基。

从神仙信仰强调各种人都能成仙这一信条我们可以认识到，神仙是一种快乐之境，同时也是成功之境。

三　神仙境界：中国人的智慧

不过儒、佛、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包容性。其实现代社会人与人交往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包容性是很重要的。要包容别人的喜好和个人特性，有时候我们会看不惯很多人，很多事，但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不必计较。对于朋友更是如此，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觉得“不够朋友”，那也无妨，如果你还愿意与他做朋友，那么就包容他的缺点，如果你不愿意成为他的朋友，也可以采取逐渐疏远的办法，不必什么事都鱼死网破。宗教总是借助神异和幽远难解的言辞来表达一种简明的道理，为社会设定一种准则，所以有人说，宗教是古人的法律，宗教也是古人的道德准则。这也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神仙家也一样，他们以道家玄远的哲理为其理论依据，借助阴阳象数之学，金丹行气之法，神通变化之术，来确立道教信仰的威严，这似乎非得有特殊的智慧和高深的师傅教导而不能得。但中国人一贯坚持至诚可以通神，每一个人只要心存敬意，便可实现心中理想，如儒家之坚持人人皆可为尧舜，佛教之强调“一阐提”（犯有罪孽的人）只要皈依佛理，也能成佛。道教则以更彻底的自为精神，断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人人皆可学仙成道。

然而，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因为并没有经历像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政教合一阶段，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主要是由并不具有明显宗教形式的儒家思想来提供依据。中国人的精神是入世的，甚至中国人的超越都是内在超越，其价值的终极目标是在现实的社会中，而并非虚无飘渺的彼岸。因此中国人笃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只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才不枉为人。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佛教和道教长期在中国社会中发生着影响，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佛教和道教也曾拥有过国教的地位，但它们从来不曾真正占领过中国人的内心。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他们始终只是儒家的配角，人们只是在仕途无望的时候才会逃禅入道，或只是将之作为自己精神的平衡剂。

这种思想格局使得佛教和道教都难以为大众的道德和精神生活树立标识，它们为了取得社会的认同，就只好竭力迎合儒家。对于道教来说，除了在教义上将忠孝节义等作为成仙的基准之外，就是将许多社会上有成就的人士吸收到神仙队伍中来，尤其是到了宋明随着佛、道之间的互相攻击渐趋和缓，在民间道教中，更是将许多著名的和尚也吸收到了神仙行列，这使得天上的神仙世界成了道教徒、方士和各界知名人士的聚集地，神仙已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仙道亦即人道。

因此，神仙们虽不免以奇巧异术取信于人，但亦因人设教，认为真正的神仙乃内心恬静，不为凡尘俗事所累，因时就势，建立事功，造福于人。因此当希夷子陈抟被周世宗召至皇宫，请教神仙黄白之术之时，却说：“陛下为四海之王，当以政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陈抟独善其身，不涉权势利欲之事，为宋太宗赵匡胤所推崇，在当朝宰相问修仙之道的时候，陈抟却说：“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群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宋史·隐逸传》）如果能在人间成就伟业，即使是白日飞升，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神仙的立足点正是现世而非来世。

无独有偶，全真派丘处机不远万里，应成吉思汗之召，告诉一代天骄的也不是如何成仙的秘诀，而是忠孝治国的大道，被这位草原之王欣然接受，称为神仙。

第四十八代天师张士瞻，在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之际被召入宫中，被问及神仙是否可学和如何学的问题时说：“臣闻君类愈于神仙者，尧舜是也，至今犹存。上自天子，下及庶人，未尝不见，愿陛下慕而效之，则圣寿可以等天矣。乃若臣类为神仙者，奚足尚哉！”（《道藏·汉天师世家》）

因此说，在中国人看来神仙之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一种境界，即成功的境界，无论是文治、武略，甚至是一些雕虫小技，只要独步天下，就可以被列入仙班。对此吴筠作《神仙可学论》颇有心得，他指出当时人认为神仙虚妄，而不求仙学道，显然是忘记了人与一般动物之不同，其实只要诚心所至，万事可得，包括成仙。他列举的七种成仙的门径是或醉心于玄虚之论，享受清闲，不求荣华显达；或克制自己的欲望，而身处清泉密林，修身养性；或身处达官，恪尽职守，以道德为本，忠心事上，以仁义之心对待下属，身处庙堂而心存山林；或安贫乐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身处乱世而不惊，保国御敌，除暴安良，功成身退；或追悔往日之错误，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以功补过；或至孝至忠，至义至廉。每一个人只要自量尽力，便是离成仙不远。

道教的确无意中为中国人提供了成功的鼓励机制。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和孔孟颜回，因致力于救世济人，解民倒悬，因此德被万世，而成为民族的圣哲，虽然像颜回之类短寿而夭，但亦自然列入仙班。其他如伯齐、叔夷并无事功伟业，但有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之高风亮节，自然也归入神仙之列。而如徐福、王质则仅仅只有仰慕神仙的诚意，便也得道。秦皇汉武醉心成仙之快意，自然是仙界热门人选。张良、孔明身怀旷世之才，一个功成身退，一个身不逢时，忠心耿耿但只得三分天下，都为人中之杰，是神仙的当然人选。其他如关羽虽守荆州告失，但刘关张桃园结义，同生同死，非真英雄难以企及，也深受民众敬重。

中国人主张得意忘言，说到底是结果主义者，即考虑的只是结果而不及途径、过程，犹如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只关心是否到罗马，而不关心是如何到的。也就是说成仙之门径有三千六百法门，及至证道成仙，这种种方法便不是很重要。难怪自幼喜好神仙之道的王阳明在回答朋友关于神仙之问时，劝对方退处山林三十年，胸中不着挂虑时，才可理解。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的确生活的智慧只能来自于生活，我们时常会觉得有心栽花花不发，而无心插柳柳成荫。神仙的故事往往是生活经验的一种结晶，通过这些故事我们知道我们要诚实，我们要努力，当然我们也需要一点点偶然性，即运气。但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只能顺其自然，不能强求，积德行善，做好自己的本分，往往是成功的起点。热爱我们自己的传统，从祖先的智慧中找到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要做的是在一点点的成功中体会神仙般的快乐。

那种出于低三下四和骄傲自大的混杂而向传统的逃遁，本身不能带来什么东西，无非是对历史瞬间视而不见和蒙昧无知而已。

海德格尔，《林中路》

【注释】

[1] 佛教认为世界中心是一座大山——须弥山。

[2] 见《蒙田随笔》第6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 帕斯卡尔：《思想录》，第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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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汪云鹏：《有像列仙全传》

月仙上人：《列仙图赞》

江希均：《大千图说》等

后记

2003年夏天，与朱卫东等友人在庐山避暑，中间去著名的“仙人洞”一游的时候，恰遇庐山道长叶至明先生，一袭白衣，仙风道骨，相谈甚欢，原因是我们有许多共同认识的师友。他劝我们找一些树枝支在岩石的缝里，可以治疗腰肌劳损等疾病，临别不仅送了一些书给我，还送了一张平安符给我们的一位朋友。后来我一直在想，叶道长是否希望成仙呢？这个问题不知是否会得罪他，但是在科技思维取代传统信仰思维的今天，那些曾经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向往的信仰，今天依然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吗？以理性的方式想问题，是现代人的基本准则，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好的诗人往往只能以自杀来表明他们对于时代的拒绝，例如海子。工业化是幻想的杀手，生活的诗意大半存在于那些看起来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对于一个在体制化的学术机构里工作的人而言，这本书或许只能是一种不合规范的作品。但每一次重新阅读这本书，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神回故乡，想起今年已经快九十岁的奶奶给我讲的故事，那些在我家旁边的小桥上看着满天星星的夏日的夜晚，那些萤火虫、那些蚊子，那些情景一度被我自己遗忘了，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些记忆又回归到我某一个难以入睡的夜晚。

多么希望我能像嵇康那样相信神仙可学而致，多么希望整个夏天都能在某一处仙境安静地待着。因此我坚信，现代人对神仙的了解绝对是生命的一种营养剂。

这本书已经是第四次出版了，可能已经有很多朋友与我分享过与仙人们沟通所带来的愉快。这次抽出精力，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完全是因为我的朋友申明、喻阳等人的鼓励，无论是内容和文风的确定，还是版式的安排均有他们的辛劳在其中。在此谨表敬意。

潘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史／王斌明编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41-2941-0

Ⅰ．①中…　Ⅱ．①王…　Ⅲ．①艺术史–中国　Ⅳ．①J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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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艺术
旧石器的造型与发展
陶器之祖——新石器的陶器艺术
绘画的起源——陶器上的画作、史前岩画
新石器的雕塑艺术
辉煌的青铜艺术
重礼的玉器艺术
先秦绘画艺术
陶与瓷的演变
装饰为主的金银器、纺织
秦代陶塑兵马俑
汉代陶俑
汉代石雕
秦汉青铜铸像
秦汉绘画
秦汉玉雕工艺
古滇族美术
乐府的创立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
佛教的兴起与佛教艺术的发展
曹衣出水看陶塑
魏晋南北朝建筑
隋唐石窟
隋唐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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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历史素养，多读一些历史文化类书籍，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经验，陶冶情操，开阔眼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了解中外历史文化，就能更好地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自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这是一场接力赛，需要世界人民共同承担。现在，该我们接过这一棒，努力奔跑，尽自己的一份心和力。

作　者

中国艺术

中国艺术发展的四个阶段

中国艺术可以用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加以概括。说其历史悠久，是因为从产生艺术萌芽的石器时代算起，中国艺术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了，如果从陶器出现算起也有7000多年的历史。说其博大精深，是因为中国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音乐、歌舞等，凡是人的创造无一不涉及艺术。中国古代艺术不但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文人雅士的胸怀，而且反映出平民百姓的情感和愿望，有时在同一件作品中可以看出社会各阶层对美和理想的追求。艺术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学、风俗、社会、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艺术不但是了解中华民族的窗口，也是反映华夏文化的一面镜子。

据说西方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1956年在巴黎会见国画大师张大千时曾说过一段话，其大意是：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中国。中国绘画艺术早已达到旁人无法企及的高峰，你们没有必要到法国来，在法国你们是学不到东西的。

中国著名现代画家林风眠的老师是法国第戎国立美术院院长杨西斯，他也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类似的话。他要林风眠去东方博物馆认真学习中国艺术的优秀传统，否则便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由此可见，中国画不但在东方有崇高地位，在西方也得到艺术大师的赞誉。

中国艺术的崇高地位得益于它的特点和长处，这些特点和长处得到国际社会和艺术家越来越广泛的承认、赞赏、学习和借鉴。

中国艺术有丰富的内容和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变化和发展，许多艺术现象都不能离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分析。因此，为了对中国艺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必须对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有概括的认识。

根据艺术的基本情况，可以把中国7000多年的艺术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以前的艺术，第二阶段是秦汉艺术，第三阶段是魏晋及魏晋以后的艺术，第四阶段是近现代艺术。

1．秦以前的艺术。

秦以前的艺术指的是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7000年）开始，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直到秦朝建立（公元前221年）以前的艺术。在长达5000年的漫长历史中艺术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基本的特点却保持着稳定，因此我们把先秦划为一个阶段。

秦代以前的艺术有比较鲜明的宗教性、政治性和象征性。所谓宗教性是指许多出土的陶罐、陶盆、青铜鼎不是用于日常生活的用品，而是用于宗教仪式的神器。先民们用这些神器装上献给天地神鬼和祖宗的祭品（酒肉），在祭祀仪式上庄严地陈列在宗庙和殿堂上，于是这些器物本身就具有了神圣的宗教意义，值得人们对之膜拜。为了使神器显得神秘和庄严，在陶器的表面描画和刻印了许多图形，在青铜器上则用浇铸和刻画的方法做出图形。

在距今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陶器的外面和内面有彩色的图画。这些图画既有写实的鱼、鹿、鹳等，也有以简练的方法画出的人物舞蹈图，还有以拼合的方法画出的人面鱼。现代人把这些图画视为艺术，但当时的人却用这些图画表达出很复杂的宗教意义。例如，专家们认为鱼的形象多表现出对生育的崇拜，而手拉手跳舞的画面是一种祭祀活动。这些图画虽然写实，但是经过简化、变形和拼合即具有一种原始的纯真的美。工匠们还设计出许多抽象图案绘在陶器外面，使之呈现有规律的变化。据考证，在古代器皿上有的图案是根据水、云等自然景物和鱼、蛙等水生动物的游动姿态设计出来，还有的是依据花草的形态描画而成。这些图纹既有宗教意义又有装饰作用。这种美对现代艺术家很有启发。

在原始社会，动物崇拜很盛行，所以许多器物都做成动物的形状，并由某种动物或几种动物的拼合成为部落的图腾。中华先民很早就表现出对蛇、鳄鱼等长身子水生动物的崇拜，所以在陶器上经常有这类形象。以后，许多动物的特征集合在一起变成了龙的形象，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最早的龙是五六千年前的玉龙和用蚌壳堆塑的龙。

外国古代文化中盛行的对裸体女神的崇拜现象在位于今辽宁等地的红山文化（距今约5500年）中也有发现，随着一些陶制的女神头像、女神裸体像陆续出土，说明中国远古艺术与人类原始艺术有很多共性。然而，中国艺术的独特性更为引人注目。中国先民比较重视形象的简化、变形和夸张，热衷于曲折变化的抽象图纹，而不是去逼真模仿。

夏、商、西周三代（公元前21世纪～前8世纪）是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青铜器的产生、国家的形成，都对艺术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此时已能修建巨大华丽的宫殿。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对土地和植物特别亲近，因而在建筑中喜用砖和木，对石则比较疏远。砖木结构的建筑物虽然华丽舒适，但没有石筑建筑物结实。因此秦汉以前的地面建筑几乎没有留存下来。与古代埃及、古希腊遗留下来大量古代石筑建筑的事实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与石构建筑相配合的石雕艺术在中国先秦时期也不发达，石雕神像极为罕见，石雕人像也很少，仅有小动物石雕像稍多一些。

商周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青铜器和玉雕上。自发明青铜以后，陶器就逐渐被青铜器代替，陶器的各种形状和功能也都转移到青铜器上。古人使用青铜器做炊具、食具和酒具，又把青铜器作为祭祀仪式上的神器。商代的宗教非常强大，但商人并不热心于修神庙造神像，而是集中精力祭祀神鬼，因而祭祀的歌舞、祭祀的颂诗，以及仪式上使用的各种青铜器和玉器都非常讲究。

商周青铜器还具有政治功能。商周统治者为了保持社会和国家的稳定，维护君主制和等级制，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统称为“礼”。在宗教活动和宫廷生活中，必须严格地遵守礼仪，按照人的等级和身份来使用青铜器，于是以鼎为代表的青铜器就成为等级和身份的象征，乃至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这种器物被称为“礼器”。

商周统治者为了突出礼的权威性，制造出许多形体巨大、造型庄重且纹饰神秘的青铜礼器，使之散发出一种威慑力，让人肃然起敬。商周时代，原始艺术中的云纹、水纹、雷纹被保留下来，饕餮纹、夔龙夔凤纹大量出现，神圣的人面鼎和恐怖的虎食人卣也出现了。

商周时期，古人选择被称为“玉”的美石进行雕琢，于是有了各种形状的玉器和戴在身上的玉佩。古人认为玉不但可以保佑平安，而且其美质能够象征人的美德。因此，仁人君子不但要佩玉，还要把玉器视为礼器，于是有了玉璧、玉琮、玉钺等礼器，玉器上有各种龙凤纹和人兽合一的奇怪面纹。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高峰。那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学、艺术都获得巨大发展，音乐、歌舞和造型艺术也达到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主要服务于人的世俗生活和文化生活，具有工艺美术的性质；音乐、歌舞主要服务于宫廷生活，具有庄重典雅的特点。

由于技术的进步，此期的青铜器和金银器日益精致，器物的造型千变万化，极为美观。人们在日常生活用品明显多于礼器，某些青铜器上刻有长篇铭文，记录着当时发生的各种大事，极具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减少了商周时期的神秘和恐怖，增加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动植物题材，如优美的鹤和莲花，凶猛的老虎和憨厚的犀牛，还有牛马及蚕桑等。这些形象反映出人们热爱生活歌颂生活的新气象，同时直接表现人们征战、社交、享乐的场面也在青铜器和漆器上出现了。

春秋战国艺术的地域性非常突出。战国的七个诸侯国都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尤以楚国艺术最有特色。楚艺术极有想象力，器物造型空灵精巧，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不但反映出楚国精湛的冶金铸造工艺，而且体现出楚国高超的音乐艺术。地处边远的西南也有独特的青铜艺术，常常表现虎牛搏斗的场面。

纵观艺术的发展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化从西周发展到战国宗教色彩越来越淡薄，人文色彩越来越浓厚，艺术从为神转变到为人，成为美化生活的艺术。

2．秦汉艺术。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与先秦相比显得短暂，但秦汉文化却非常重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汉袭秦制，创造了博大深沉的汉文化。秦汉文化具有独特的性质。

由于秦始皇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了长城、阿房宫和秦始皇陵，所以秦的建筑艺术达到新的高峰。时至后世，阿房宫已经毁于战火；长城经过历代修葺和扩建长度达6000公里以上，已是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秦始皇陵的主体还未发掘，但周围的俑坑已陆续发掘出三处。坑内有大量与真人真马等大的陶兵马俑，总数达8000个左右，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奇迹。

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但规模大，而且造型非常细腻逼真。秦始皇希望在死后仍指挥他的千军万马冲锋陷阵，因此他要求陶俑重现完整的兵马军阵。秦代工匠们毫发毕现地模仿战马和士兵，塑造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苟，这种艺术上的现实风格和秦以前艺术的象征风格大不相同，这是秦艺术现实风格的直接推动力。

汉帝国由于存在时间比秦帝国长得多，所以汉艺术在各方面都有突出成就。汉代工匠继承战国的优良传统，围绕着美化生活的目标从事艺术创作，其作品既是用具又是艺术品，构思之巧妙令人惊叹。汉艺术继承和发扬了楚艺术活泼空灵的特点，无论陶兵马俑、歌舞俑还是画像石、画像砖，都刻画着跳跃飞奔的人、神、兽，工匠们既能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和描画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奇禽异兽，也能以写实的手法描画现实生活中的达官贵人、文臣武将乃至工匠农夫。汉代艺术是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汉代艺术的最高成就表现在雕塑上，其中霍去病墓石雕、说唱俑和马踏飞燕是此期的代表作品。霍去病墓石雕借助巨石的天然形状略加雕琢就把卧虎、卧马、石牛的气势表现出来，同时又不失去巨石原有的雄浑；说唱俑则以夸张、简练，甚至某种丑化的手法，把说唱演员丰富的表情和动作姿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马踏飞燕则以奇丽的想象和高超的铸造技巧塑造出千里飞马的雄姿。这三项艺术成就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艺术的特点。中国古代艺术家没有像古希腊艺术家那样把模仿当作艺术的最高目标，而是把表现对象的神态、气质和生命力作为艺术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由来已久的夸张、变形、想象等手法都得到发扬光大。

3．魏晋以后的艺术。

魏晋以后的艺术大约从公元3世纪起，一直延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间跨度达1600年左右。为什么把这么长的历史过程划为一个阶段呢？主要原因是魏晋是中国艺术的分水岭，这一时期前后的艺术明显不同。魏晋以后的艺术发展虽然也有阶段和起伏，但是大的发展方向始终没有变，其间艺术的风格呈现不断强化和丰富的趋势。

具体地说，魏晋以后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登上艺术舞台，成为艺术创作的主力军。经过他们的总结和著述，中国丰富的艺术经验上升为艺术理论，形成完整系统的画论和乐论，对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魏晋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家独霸天下的地位动摇了，很多受压抑的先秦学说重新活跃并且得到发展，各种思想和学派互相讨论和争辩，形成探讨哲理的清谈之风和玄谈之气。这些风气影响了艺术家的思想和艺术创作，促进了一系列强调主观、强调情感、强调个人价值的艺术观点的诞生——这些观点主要是神韵论、形神论、意境论、书画同源论等。

魏晋以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迅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佛教及其经典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佛教艺术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迅速扩展，使中国的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增加了全新的形象、主题和内容，从而大大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和创新精神。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有着数以千计金碧辉煌的壁画和千姿百态的佛像，它们是人类艺术的瑰宝。

佛教思想和玄谈结合，演变成深入浅出的禅宗，禅宗对中国的绘画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晋以后，中国画的三大题材逐渐定形，这就是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魏晋和唐以人物画和动物画成就最大，五代和宋元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成绩斐然，明清的山水画和花鸟画继续有所发展。宋元以前的画多为重彩工笔画，宋元以后的画多为水墨画，笔墨技巧日臻精妙。纵观历史，中国绘画从绚丽多彩走向幽静平淡，最终达到非常深奥的意境——诗一般的意境。魏晋以后，作画甚至成为画家宣泄自我情感和理想的渠道，因此中国绘画艺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表现出高度的审美自由。在中国画中，画面的空间和时间可以依照画家的愿望和需要来安排，这些创作思想曾对西方现代画家有所影响，使他们受到启发。

魏晋以后，中国建筑，尤其宫廷建筑的布局和形式基本定型。宫殿大屋顶的曲线美受到普遍赞赏，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安排三大殿和其他宫室的设计思想得到肯定，四方形的平面建筑形制，以及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层层包围的回字形布局逐渐成熟，并且延续到明清。

魏晋以后，除庄重典雅的宫廷乐舞和庙堂乐舞外，琴乐异军突起。琴乐往往由文化修养很高的文人创作和演奏，表现出高妙深奥的意境。在琴乐的带动下，琵琶、筝、箫、胡琴等乐器演奏的乐曲都得到巨大发展。

唐代艺术和宋元艺术使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达到两次新的高峰。唐艺术以盛大热烈、情感丰富、五彩缤纷为特点，宋元艺术以轻悠淡泊、低吟浅唱、情感细腻而著称。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具有永久的魅力。

4．近现代艺术。

1840年以后的中国，由于清朝封建制度的腐朽衰败和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紧迫的任务。为了救亡必须革新，为了革新必须学西方，这已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而此时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竭力向中国推行西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艺术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艺术的近现代历史从此开始。

近现代中国艺术的显著特点是：

（1）艺术一改传统艺术出世高蹈的旧习，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无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艺术革命，还是30年代的左翼美术；无论是抗战艺术，还是后来的伤痕艺术，它们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出大众的呼声，表现出慷慨激昂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2）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兴起，一批又一批青年艺术家到欧美、日本学习西洋艺术，试图取西方文化艺术之火种，点燃中国艺术革命的烈火。在新文化的旗手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的影响下，他们写文章，作演讲，办新学，向封建势力发起声势浩大的进攻。油画、雕塑、新型版画、西洋音乐歌舞等外来艺术在中国受到欢迎并得以扎根，它们成为现代艺术的一部分，并逐渐被中国化。

（3）19世纪初，以摹古为主旨、得到守旧派支持的传统画派日渐衰落，且越来越缺乏朝气；另一方面，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努力创造，为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活力。艺术家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语言，在中西结合的艺术事业中不断取得新进展。

（4）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大批基本功扎实的艺术家，他们成为中国艺术的中坚力量，使得大众欢迎的年画、宣传画和连环画等群众美术和群众歌曲舞蹈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因为提倡一种风格排斥其他风格并全面否定西方现代艺术，也使艺术失去全面发展的机会，陷入封闭状态。后来，由于极“左”思潮发展到极点，中国艺术受到极大的摧残。

改革开放时期的艺术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中外艺术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许多新的艺术品种、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被创造出来，并得到普及。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代艺术的中国化，中外艺术的结合，已成为当今艺术发展的大势。

以四个历史阶段为内容，我们简单回顾了中国艺术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中，无数的工匠和艺术家呕心沥血地从事艺术创造，殚精竭虑地进行艺术思考和总结。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艺术的许多特点逐渐形成，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中国艺术的六大特点

1．重视和谐。

中国艺术是古代天人观的反映，内容广泛的天人观既是宇宙观和自然观，又包含人生观和世界观。天人合一，讲的是宇宙和人类是统一的，是相互依存和谐相处的。天人观注重的是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的和谐与统一，而不是西方强调的对立与斗争。因此，中国艺术的基调是平静、和谐和乐观的。中国艺术当然也表现运动与变化，但艺术家把这些变化纳入到有序的、朴素的辩证关系内，于是动与静、虚与实、强与弱、白与黑、缓与疾都具有了一种艺术的韵律。

就人与宇宙的关系而言，中国人强调宇宙；在灵与肉的关系中，则重视心灵。就总体而论，中国艺术具有超世脱俗的一面，艺术家在创作中把思想和情感以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表现出来，变成艺术美。中国艺术中常说的神、气、生动、意境等概念所指的是艺术家的品格、气质和修养与艺术作品的完美结合，并由此形成生动、高雅的艺术境界。

中国艺术家始终没有完全舍弃“形似”，而是保持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平和而不偏激的态度反映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画论认为，画家不能和自然对立，不能以造物主的身份去打碎自然，重造自然，因此画家不能舍弃“似”，但是画家却能掌握自然之道，捕捉天地的神韵气势，从而舍弃表相（表面现象）而把握本质，这就叫“不似”。这种态度既避免了欧洲学院派艺术只知模仿的弊病，又避免了某些现代派艺术家物我对立的矛盾。

古代宫廷乐舞规模盛大，华丽多彩，庄严典雅，其内容多是歌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古人认为音乐可以通天，可以娱神，能告慰祖宗，所以先民在乐舞中乞求天、神、祖宗保佑国泰民安，用音乐歌舞祝愿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五谷丰登。音乐歌舞也为国君歌功颂德，使人际关系得到和谐。在音乐中，君臣尊卑分明，百姓齐心协力，因此发展乐舞是治理国家、匡扶人心、移风易俗、教育人才的重要措施。古代思想家把“礼”和“乐”视为同等重要、紧密相关的治国之策和教育之本。

在建筑空间处理上，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高度，而更重视空间宽度的大小和开合。中国式建筑在进入一个大的空间之前，往往有一个较小的过渡空间或设置一障碍，让视野收缩或把视线挡住；进入门后，眼前豁然开朗，一个新的空间在前面展开。这种空间节奏的变化体现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凡事都应有张有弛；凡物都应有开有合，和谐是最重要的。

2．提倡神形兼备。

中国艺术家认为，逼真的模仿不是好的艺术，只有传神的艺术才是好的艺术。为了传神——传达出对象的精神气质——艺术家在创作中采用变形、夸张、拼合、删减、象征、时空变化与交错等技法改变对象的外形，突出对象的神韵。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艺术主动与科学结合，创立了透视法、艺术解剖、色彩学等，其目的是为了更逼真地模仿。中国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比较紧密，冶金术、纺织术、陶瓷术、建筑术等都曾对艺术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中国艺术没有为了逼真模仿而引进科学。在中国，优秀的艺术家尊重艺术规律，但不拘泥于规律；尊重前辈的经验与理论，但不拘泥于经验和理论；注重观察自然，但不拘泥于现实。他们在创作中，更偏重个人的体验、领悟与经验。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艺术家创造了大量的技法，例如绘画中的笔墨技巧，但在创作时他们会灵活应用，充分表现出个性与风格。

“传神”一词最早是在人物画创作中提出来的。起初人们要求画人物时要画得像，即所谓“形似”；随着社会欣赏能力的提高，人们要求画家要把人物的性格和气质画出来，这就叫“神似”。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约公元346～407年）为一位叫裴楷的朋友画像，画完后一直觉得没有把裴楷画“活”，后来经过仔细观察和思考，他在画像的脸颊部位加画了三根粗毛，一下子就把对象的相貌特征和神情特点画出来了。这一经验启发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主张，即通过描绘人物的形象表现和突出人物的神态。他认为眼睛是最能传达人物神态的部位，应该用心画好。这些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观点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提出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不久，东晋画家兼理论家宗炳（公元375～443年）发展了顾恺之的“传神论”，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山水画中。他认为绘画虽然也要画山和水的形态，但应该“含道”、“媚道”、“观道”，最终达到“畅神”的目的。这里的“道”和“神”是什么意思呢？“道”是先秦哲学家老子和庄子提出的重要概念，他们认为道是天、地、人乃至万物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和宇宙变化的规律，是精神和物质的来源。道无所不在，但又藏在万物里面，人不能直接看到道，只能从万事万物的形态变化中去感受。宗炳把老庄思想运用到绘画艺术中来，认为山水画虽然画的是天、地、人，但本质上表现的却是天人合一于道。画面上，山如何绵延，水如何流淌，树如何生长，云如何飘动，表面上是描绘自然界的“大美”，实际上是“媚道”和“观道”。山水因为有了道就有了生命，有了活力，有了气势。画家把山水的生命之道画出来，把活力和气势画出来，就达到了“气韵生动”。山水气韵生动，如同人有了“神气”，就具备了像人一样的精神和气质，这就是“畅神”。

宗炳所说的“畅神”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画家在作画时，不是机械地模仿现实，而是用自己的心去体验万物之道，去感受山水的气韵生动。这样一来，画家就主动地把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投入到创作中去，作品就反射出画家的性格和气质，从而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畅神。其实，这种观点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探索的就是人的品格、气质与山水的对应关系。宗炳、王微、张彦远把老庄和孔子的思想吸收到山水画创作中，使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跃进到新的阶段，对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画家“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里，面对充满生机的青山，心情格外欢快舒畅，因而感到“春山如笑”；在白雪皑皑的冬季里，万物都沉浸在寂静中，画家感到自己和万物似乎都进入睡梦中，因而又有了“冬山如睡”的说法。以后“传神论”又被运用到花鸟画的创作上。花、鸟、禽、兽本来就是鲜活的生命，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勃勃的生机，达到“形神兼备”的完美境界。

“传神论”主张“遗貌取神”，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传神的目的，艺术家可以部分地舍弃“形似”，画得不像也可以，只要形象充分地传达出画家要表现的神韵就行了。古代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有名的相马（识别好马）专家叫九方皋，他只注意马的性格和内质，至于马的毛皮、颜色和性别等外在现象都不重要。画家以九方皋为榜样，摆脱了摹拟外相的束缚，自由地进行创作。他们打破了时间的限制，在一幅画中把不同季节的景物画在一起；他们实现了自由的空间安排，把山脚至山顶的景象都画出来。看中国画，好像坐直升飞机从山脚起飞，然后飞向山顶，再沿山顶飞向远方。中国画的这种透视法叫高远、深远、平远法，他们画人物可以不完全遵循人体结构，只要人像显得潇洒便行。

中国雕塑艺术也很重视气韵生动。工匠们通过夸张和简练的造型手法，突出环境气氛，突出戏剧性场面，突出人物和动物的生动神态。这是佛像艺术传入以前中国雕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民间雕塑艺术的特点。

中国雕塑通过人像的面部表情去揭示人物的感情和内心世界。虽然雕像的表情并无大喜大悲的变化，但是工匠们仅通过眼神和嘴角的细微改变就能表现出仁慈、严肃、喜悦、紧张、沉思、傲慢等心理活动。秦兵马俑、唐宋佛像、唐三彩俑、明清人物都表现出细腻的内心世界，同时艺术家也重视人物衣着服饰的细节刻画。

3．注重意境。

“意境”之说随着佛学的传入在唐代逐渐形成的，首先在诗论中出现了“境界”一词，然后意象与境界合并，变成“意境”。意境指的是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自然和生活，感受自然和生活之美，然后这真实的美又在艺术家心灵深处成熟壮大，变成博大精深的理想之美。理想之美就是意境，中国古代画家张璨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讲的就是意境的形成过程。

意境是艺术家心灵的最高结晶它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当画家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投入艺术创作之中时，要把心中的意境显形于艺术作品，变成作品中的意境。所以在本质上，意境是一种属于个人的、高度想象的心理幻境。一个艺术家有其独特的意境，一件作品也有它的独特的意境，观众欣赏作品时可以感受到作品的意境，可以分享艺术家的意境，甚至可以发挥自己感受到的意境。

画家周韶华在创作《黄河魂》时，沿黄河上下探索，他不但看到黄河雄伟的景象，领略到沿岸的风土人情，而且思考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艺术家们目穷万里，思接千载，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他觉得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能够表现出中国人坚韧顽强的品质，于是黄河就好像变成曲折有力的脊背。在这种意境的感染下，艺术家绘出汹涌的河水和河旁一座石雕的神兽像（中国古代一种想象的兽，既像虎又像狮），这件昂首挺胸的石雕赋予作品悠久的历史感，又给作品灌注了巨大的力量，这种造型的意境之深非同寻常。

魏晋以前，中国绘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由于作画的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画匠，所以在绘画理论上尚无完整体系。魏晋以后，文人画家登上艺术舞台成为绘画的主力，他们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不懈的探索精神，逐渐创造出中国画独有的意境。这种意境始于唐而兴于宋元，尤其体现于山水画和花鸟画中。

山水画的意境可以用几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空”、“静”、“灵”。

所谓“空”是道家哲学和佛经相互融合后产生的一种概念。道家崇尚“无”和“虚”，认为万物生于“无”，万象出于“虚”。无与虚是常人感受不到的世界之本，只能用心去体验。从这个观点出发，老子和庄子反对那些五彩斑斓、华而不实的作品，主张用朴实无华的艺术去表现造化之功。佛经崇尚空，认为万物皆空，世上万物都是表面的、暂时的、无意义的。只有参透佛经，心中通佛，断绝一切欲望，才能进入高超的境界。

道和佛有相通之处，一经接触，就相互融合。兴起于魏晋的玄学，兴起于南朝的禅宗，都是道释结合的产物。这些思潮中的“空”既讲人的内心世界要断绝一切杂念和欲望，又讲宇宙万物之本在于“空”，而不在红尘浮世。

道佛思想运用到绘画，启发画家重视画面中“空”的作用。在山水画中，画家要有意识地留出空白，甚至大片的空白以暗示无边的远景、浩渺的江河或者滚动的云海。清代画家朱耷在一幅立轴画中仅画了一条小鱼，四周不留一点墨迹，以启发观众自己去想象水。这种构图和西方绘画充实的构图是不一样的。中国画中的空不是空白无物，而是一种虚。虚和实一样充满了生机和神韵，画中的水、云、气在山峦、林木的衬托下，显出滚动翻转的动感，包藏着深远的空间和内容，因此被称为“虚中有实”。反过来说，在山体、森林和房舍这些“实”的景象中也有“虚”存在，山峰回旋曲折，瀑布飞悬四射，小径蜿蜒起伏，房舍四通八达……这就是“实中有虚”。“虚实相生”这一古老的哲学思想在山水画意境中得到形象体现。

“静”不是指画面寂静无声。相反，中国画经常表现的是喧闹的场面，瀑布溪流的水声、风吹森林的涛声、行人的呼应声、小鸟的啼鸣声、驴马的嘶鸣声，似乎声声入耳。这里所说的“静”是指画的意境。在山水画和花鸟画中，观众仿佛远离熙熙攘攘的人世，置身于没有金钱、没有官场、没有人与人争斗的世外桃源。品格高尚的文人雅士，性情朴实的农夫渔父沉浸在大自然之中，心静如水，怡然自得。画面表现出淳朴的农家乐景象，展示出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宋元的山水画大多无人间烟火，一味地淡远清幽，萧瑟苍茫，就连人物也大都静坐沉思。

“静”的意境同样来自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老庄主张柔顺、静幽，主张顺应自然，认为一动不如一静。佛经号召信徒五根清静，冥思静修。禅宗综合道与佛两家，更讲静修。传说佛祖讲道，说到精彩处“拈花微笑”，众人不懂，唯有弟子迦叶心领神会报以微笑。唐代大诗人王维深知意境的静美，他的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色）。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被认为是禅诗之绝唱。中国山水画，特别是宋元以后的山水画，纷纷从王维的诗中吸取灵感，经常以山水诗中的名句为题，追求清幽之美。

“灵”是中国画意境的又一特点。“灵”指的是画境中有灵气，有灵动，气韵生动。在山水画中，虽然没有人物或者人物仅占次要地位，但是山水要有生命节奏，水和云奔腾流动，像人的血脉和气息；山和石要有凸凹向背，如人的肌体，千姿百态；林木花草要润泽茂密，如美发披肩，如山水之妙目。

“灵”就是生命感、生命力，没有灵气的山水画是一幅拙劣的模仿图。“灵”也是画家的才华和灵气，是画家的修养和品格的结晶。因此，画面的空间构思要有特色，画家的笔墨和用色要有个性，画家的意境要染上强烈的个人色彩，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画家傅抱石、关山月根据“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作巨幅山水画。为了体现诗句中磅礴的气势，画家充分发挥想象，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把中华大地上的千山万水都画进画面，把北国风光和江南景色完美地结合起来。如果艺术家没有灵气，是创造不出这种意境的。

灵气和匠气是对立的。有匠气的作品繁杂而浮华，意境浅薄，一味模仿。宋代大诗人苏轼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讲的就是画不能一味地追求形似，只求形似的画是儿童画、工匠画。

古代文人音乐具有幽静空灵的意境。琴作为乐音悠扬的弹拨乐器，早在春秋时代就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从魏晋至明清10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琴乐家，他们创作出众多名曲，留下了珍贵琴谱。琴乐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幽静意境，从巍巍高山到浩荡流水，从春花秋月到渔樵问答，琴乐表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沉醉在博大的自然之中的情景，它可以赞美远离尘世，抛弃功名利禄的精神境界，创造出幽静深远的意境。琴声时高时低，时疾时缓，悠扬处如泉水叮咚作响，急促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琴声是音乐的线条，它在盘旋飞舞起伏宛转之间留给人们的是诗情画意。古筝、琵琶、二胡等乐曲也有同样的意境。

文人的艺术不但有超凡脱俗的灵气和逸气，有超出形似的神韵，而且表现出文人在诗歌、书法、文学和哲学上的深厚修养。一件诗、书、画、印俱佳的作品才是有灵气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中国艺术的另一特点——综合性。

4．追求综合美。

中国艺术家没有像西方艺术家那样把艺术种类分得很细，把界线定得那么清楚，而是以一种艺术为主体，把不同的艺术结合在一起，以加强艺术效果。中国绘画作品不但有画家签名，还有画家自刻的印章；不但有画题，还有画家的题款，而题款或长或短，有时是散文，有时是诗歌。所以中国绘画艺术是绘画、书法、诗歌、篆刻的有机结合，各类艺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不但使作品多彩多姿，而且能全面地展现画意。中国的戏剧是唱腔、台词、武打、舞蹈、杂技的组合；中国建筑融雕刻、绘画、书法、园林于一体；中国佛像雕刻经常和洞窟绘画组合；古代诗歌可以朗诵、演唱、配乐、配舞，这些都是综合美的体现。

唐代剑器舞的高手裴炅将军和大书法家张旭去见大画家吴道子，裴炅请吴道子在天宫寺作一幅壁画，以超度他死去的双亲。吴道子要求裴将军为他舞剑，以助画兴。裴炅精妙的剑器舞激发起吴道子的创作灵感，他“挥毫图壁，飒然风起，俄顷而就，若有神助。”而张旭也笔走龙蛇，写出一墙壁狂草。洛阳人高兴地说：“一日之间，获观三绝。”这桩文坛盛事充分说明书、画、舞之间是相通的，它们的变化节奏和气势都可以起到影响和激励艺术家的作用。

中国艺术的这种综合性与中国意识的综合性有关。中国古代思想把世界看成一个有机体，不同系统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各部分可以互相渗透并依照统一的规律运行。在艺术中，形神论、意境论等艺术理论是融会贯通的，它们可以指导不同的艺术，如绘画和雕刻等，因此艺术家可以把不同的艺术组合在一起。西方艺术家曾对中国艺术的综合性感到惊奇，然而到了现代，他们也开始注重艺术的综合性了。

绘画的综合性就是把不同的艺术种类集合于绘画，使绘画作品具有尽可能丰富的美的内容，使观众得到多方面的艺术享受。

中国画的综合性表现在许多方面。

（1）诗与画的结合。诗与画的结合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艺术追求，他是位多才多艺的文人，能诗会画。宋代大诗人苏轼曾这样评论他：“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有人形容诗是无颜色的画，画是有颜色的诗，从此，“画中有诗”成为宋代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

“画中有诗”有两个内容，其一是画以诗意为题，所以古今许多画家取李白、陶渊明、王维的山水诗中意境入画。如画云烟的题《烟笼雾锁》；画景色的题《洞庭春色》或《晓风残月》；画竹的题《潇湘烟雨》；画菊的题《东篱佳趣》等。这些画题都取自诗句，画面也很有诗意。

诗画结合的另一种方式是依据画的内容题款。题款是在画面上写一两句诗或一首诗，这些诗句可以是名诗。如画黄河，可以题李白的名诗“黄河之水天上来”；画瀑布可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画家也可以自己赋诗，因为许多画家就是诗人。通过题诗，画家即景生情，抒发胸怀。有的画家在画面上发表一段精辟的画论，或者说明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而发展画意，另拓意境。

题款诗文发展到明清进入极盛时期，尤其是石涛及以后的“扬州八怪”将其演义到极致。他们的题诗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和妙趣横生的效果，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明代画家徐渭画葡萄，并由此感慨自己怀才不遇的命运，题诗中有两句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明珠”比喻画家的才华，“无处卖”是说英雄无用武之地，后一句说明画家只好把自己的才华运用到花鸟画艺术中去。“明珠”变成“野葡萄”意境之妙令人慨叹。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他的名作《墨竹图》中题了一首诗，头两句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说的是夜深人静时，风吹竹叶发出萧萧之声，而作者以为是穷苦人发出的叹息之声。寥寥十余字，画家那一颗关心民间疾苦的心跃然纸上。

（2）绘画与书法的结合。在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的工具都是毛笔，因而书法和绘画有相通之处。早在唐代就有人注意到“书画同源”，宋代郭熙说：“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元代的赵孟頫则有意识地把书法技巧引入绘画。他主张用书法中的飞白（用枯笔写的线条，线条中露出白的空隙）画石头，以表现石的粗糙感；用大篆的笔法画枯树，更能表现树皮的苍老；用楷书的笔法画竹子，使竹叶井然有序。书画的结合丰富了绘画的表现技巧，使中国画的线条更有表现力量。

书法和绘画结合的另一方面是题款。前面说过，画家往往要在画面上题字，要写上作者姓名、作画的年月、受画者的名字等，有的还要加上几句话、两行诗或一段散文等。题款的字体要与画作的风格适应，一般来说工笔重彩宜用小楷或小篆、小隶，因为这些字体工整而有章法；写意画宜用草书、行书，以抒发豪放的情怀。总之，画风大气磅礴的，书法也应雄健奔放，书画相配如绿叶配红花才能相得益彰。

题款的位置也很讲究，一般题在画面空白处起平衡作用。以弥补画面的不足，这叫“补白”。但也不是凡空白处都能题款。中国画讲势，如字堵塞了气势，则是败笔。

画作完成后作者还要盖上自己的印章，印章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印章有各种各样，例如白地红字的叫“朱文”，红地白字的叫“白文”。根据不同用途，印章有名号章、压角章、引首章多种，其中压角章常刻诗文警句或作者信奉的格言，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对画境起画龙点睛的作用。郑板桥有一章上刻“富贵非我愿”，表达清高；罗聘则以“画梅乞米”刻画自己的清苦。

图章又名印，刻印又叫“治印”，治印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中国画是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所以中国画家常常也是书法家和篆刻家。

（3）笔墨艺术和色彩艺术的结合。魏晋以前，中国绘画多是壁画、漆画、帛画，讲究浓涂重彩富丽堂皇。魏晋以后，线条逐渐突出，色彩也渐趋淡雅，绢本画（画在白绸子上，然后裱糊的画）逐渐增多。元以后水墨画占了压倒的优势，纸本画（画在宣纸上，然后裱糊的画）几乎代替了绢本画。到了近现代，画家变革求新，对色彩越来越重视，中国画形成笔墨与色彩并重、笔墨与色彩结合的特点。

笔墨指的是用笔的技法和用墨的技法。

毛笔是一种非常柔软又非常灵活的作画工具，用不同的毛笔作出的画有不同的效果。中国画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用笔技法，能画出千姿百态的线条、皴染（毛笔侧画以突出山石的凸凹向背）和点擢（以笔尖画点和圈）。线条有18种描法，可表现各种不同的衣服折皱。皴法至少有20种，表现不同的山石和树皮。点擢法有28种，可以画各种叶片和花草。画家在画线条时，只要掌握了粗、细、曲、直、刚、柔、轻、重的区别，就可以充分展示线条的美妙。

墨法即用墨之法。是中国画的重要技法。在长期的实践中，画家发现墨色有细腻层次，有干、湿、浓、淡、黑等区别。画家用不同的墨色不但能画世间万物的形状，而且能表现出万物的色彩和想象的色彩，这是中国画和西方画的一大区别。为了获得满意的效果，历代画家发明了浓墨法、淡墨法、破墨法、泼墨法、积墨法等墨法，各种墨法需经过长久练习才能掌握。例如破墨法是在前一种墨迹未干之时，再涂另一墨色，从而得到水墨浓淡互相渗透、相互掩映的效果。所以有浓墨破淡墨、淡墨破浓墨、干墨破湿墨、湿墨破干墨等方法，甚至色和墨也可互相破。

中国画的颜色明丽单纯，多用红、黄、蓝、白、黑等对比强烈的色彩，比如花鸟画家以红、黄画花，以黑画叶，追求反差效果。中国画的色彩，按强度分有重彩和淡彩两类，其画法细腻。在中国画中，多次设色的画被称为重彩工笔画，重彩山水画以青绿为主，故称为“青绿山水”；山石的轮廓用金线勾勒，叫“金碧山水”。重彩工笔还可以用于人物画和花鸟画，这类工笔画色彩浓烈，风格典雅，给人以浓艳华美的感受。

淡彩即色彩淡雅的工笔画和写意画。淡彩所用之色多为透明的颜料，仅上一至三次色即可，有的画则用线勾轮廓，再上浅色。其中，以赭石色为主色的山水画叫“浅绛山水”。有的花鸟画不用线条勾勒，而是直接上色，这样的画法叫“没骨法”。

写意画需要高超的技巧，画家落笔为定，一次成功，不能修改，也不能像工笔画那样层层上色。写意画用色泼辣，大红大紫与各种墨色相映衬，给人以痛快潇洒的感觉。写意画的笔法也很讲究，笔尖和笔尖以上的部分常蘸不同颜色，一笔下去颜色会有浓淡的变化和不同色的过渡，特别适宜画花鸟画。

（4）作画工具和材料相结合，形成中国艺术特有的“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是指笔、墨、纸、砚。

毛笔的笔锋是用动物的毛做成的，用兔毛做的叫“兔毫”，用黄鼠狼毛做的叫“狼毫”，用羊毛做的叫“羊毫”。不同的笔毫画出的画有着不同的效果，例如羊毫蓄水性强，画出的形象有水墨淋漓的效果，适宜作写意画，而硬挺的狼毫适于画工笔人物画。根据笔锋的位置不同，用笔又分为侧锋、中锋、逆锋，笔锋不同，画出的线条也不同。为了题款时写出各种字体，毛笔还有更细的分工，有小楷、中楷、条幅笔、楹联笔等。中国的名牌毛笔是宣笔和湖笔，前者产于安徽宣城，后者产于浙江吴兴。

中国墨也非常精致。其中以安徽的墨质量最好，徽墨名扬天下，安徽历代也出过不少制墨名家。用油烟墨作画，墨发紫光，画出的画有“墨气”。作画用的墨要现用现磨；保留时间过长的墨叫“宿墨”，宿墨墨气不足，人们一般不用，但有技法高明的画家专用宿墨。

纸上作画是元代以后才流行的。安徽泾县产的纸以青檀树做原料，经过18道工序，100多道操作手续，历时一年才能制成。这种纸叫“宣纸”（古代泾县属宣州管辖，故称宣纸）。宣纸色泽洁白，纹理美观，光而不滑，软而不脆，搓折无损，防腐防蛀可长期保存，故有“纸寿千年”的美誉。用宣纸作画，墨色浓淡分明，层次清晰，晕染自如，效果最佳。

砚按质地划分有三种：砖砚、陶土砚和石砚。汉、魏时期多用宫殿废墟中的砖瓦雕琢成砚。用陶土制砚大约盛行“三国”以后，工匠取河底之泥淘洗干净做成泥坯，再用竹刀雕刻装饰，然后烘烧而成，这种砚坚硬细腻，色彩淡雅，叫“澄泥砚”。用石作的砚以产于广东端州的端砚和安徽歙的歙砚最有名。端砚多呈紫色，纹理细腻，有青花、鱼脑冻、冰纹等花纹的端砚是名贵品种。歙砚石质坚韧，细如肌肤，色如青云，发墨如油，不吸水，不耗墨，墨气十足，是砚中极品。

中国画的特点有很多，但从大的方面来说，重神韵、重意境、求综合是比较显著的特点，也是中国画与西方传统绘画最明显的区别。西方绘画进入现代以后，开始由模仿现实转入表现精神，创作趋于自由。此时，西方艺术家对东方艺术开始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毕加索和杨西斯对中国绘画才作出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艺术家向西方艺术学习，引进西方油画、素描、版画、雕塑等。他们重模仿、重科学、求分解，主张艺术反映现实，使中国艺术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雕塑作品很少单独存在，也缺乏独立的意义，它们往往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雕塑也表现出一定的综合性。比如，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是殿堂宗庙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塑多是工艺品和殉葬品；秦汉、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石雕和陶俑是陵墓的一部分；明清时期的华表、石狮则是建筑物的附属部分；佛像是洞窟和寺庙的偶像；陶瓷泥塑是书桌书柜的装饰品。这些作品放置在宗庙建筑、陵墓建筑、寺庙建筑、住房建筑之中，以壁画、浮雕、家具，甚至以建筑物为背景，它们有的本身也带有鲜艳的色彩和线条，其造型带有一定的装饰性，表现出中国艺术的综合性特点。

中国建筑注重装饰，建筑物实施全面的美化，成为各类艺术的综合体。

宫廷建筑的装饰有皇家气派。比如故宫三大殿建立在高台上，高台有三层白石栏杆，栏杆上精美的雕刻与大殿红墙形成鲜明对照。殿前有铜铸的龙、凤、鹤、龟等神兽，愈显庄严神圣。古代中国在宫殿、祠庙、陵墓外面都要安放装饰性石雕装饰建筑——阙。石阙如瞭望楼和纪念碑，遍布精美雕刻。到了明清两代，阙演变成宫门，以其为中心的衬托性雕刻和建筑，如华表、石狮、牌楼和照壁等都雕造得十分精美。

宫廷建筑的殿内装饰更为复杂。比如故宫太和殿内四根大柱全部贴金，并雕画盘龙，这四根龙柱在阴暗的大殿里愈显金光灿烂；巨大的宝座放置在七级台基上，宝座背后有一道七扇雕龙屏风。皇帝上朝时高坐于宝座之上，既威严又神秘。嫔妃们的寝宫也是雕梁画栋，到处布置着金银玉器、绫罗锦缎。

在私家园林和住宅中，门窗、砖墙、屋脊、房檐都雕刻着人物、花鸟、动物，房梁、立柱上涂着鲜艳的油漆并绘有图案，在藻井，宫殿、厅堂的天花板上，多为一块块的方格形彩色图案所装饰，房屋内部悬挂着名人字画，摆设着玉器古玩，桌上放着文房四宝、瓷器雕塑，各式家具陈列在四周，雕花镶嵌屏风和锦缎帷帐分割着室内空间。中国各类艺术几乎都集中在建筑物内外，使建筑物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的园林往往根据山水画设计，可以说中国园林就是微缩山水。大到皇家园林如颐和园，小到私家园林如苏州园林，园内有山有水，有石有树，有亭有榭。楼台亭阁有的顺山势展开，有的沿水边蜿蜒，楼台间有廊、路、桥相连，各处都点缀着花草、奇石。人居其中，每时每刻都紧挨着自然，紧贴着土地和池水。在中国，园林中有诗情画意，绘画中有园林佳景，诗文中有园林描写，园林艺术和诗文、绘画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5．具有象征性。

中国艺术的象征性主要表现在建筑艺术中。中国建筑的象征性有两个方面：首先，建筑物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具体表现为阴阳五行观在建筑中的巨大作用。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传统观念认为，这五种构成世界的元素有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在建筑中必须考虑到五行关系，否则就会发生严重后果。中国古代宫殿多建筑在土台之上，帝王也常常在宫苑中筑高台，表现出中国人敬天亲地的心理。五行观中没有石的地位，在中国建筑中石远没有在西方建筑中那么重要。而砖木结构的建筑有土和木，符合五行，因而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当然，木构建筑比石构建筑更舒适，更容易修建和装饰也是中国人偏爱木构建筑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北京的天坛大量用了圆的形象，圆丘、祈年殿、皇穹都是圆的，而圆形之外又用了方形的围墙。

西方认为风水是东方神秘主义在建筑艺术上的体现。如果排除风水中的迷信部分，那么，风水对房屋基地和方向的选择是有道理的。风水认为在选择房基地时应该考虑风向和水的流向以及周围的地形，这不但对建筑物的安全，而且对人的健康也很重要。风水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在建筑艺术上的表现，古代住宅和陵墓的地址选择都受风水的影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风水是东方宇宙观的体现，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

另一方面，中国宫廷建筑象征帝王的权威。在封建时代，皇帝自称天子，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宫廷建筑具有浓厚的象征性。历代京城都取四方形，宫城位于城中心靠北的方位上，宫城内所有的建筑都以南北轴线为中心，在中心轴线上，皇帝从事国务活动的三大殿是中心的中心，皇帝的宝座就在三大殿中最高大的一座中间（明清故宫是太和殿），朝向南方。这种建筑布局象征着万民景仰皇帝，皇帝唯我独尊的意义。

为了体现森严的等级，中国人特别注重京城布局的均衡对称。街道呈“井”字形棋盘形设计，在中央大道上的中心交叉点上便是皇宫。宫城内皇帝使用的宫室有六处，称“六寝”，皇后使用的六处宫室称“六宫”，其他嫔妃使用的住房围绕着六寝、六宫对称展开，各部分都用层层的围墙隔开，以封闭的结构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在宫城两旁对称地安排太庙和社稷坛；在大的殿两旁都设有较小的阁，以便均衡对称，突出主体。中国建筑的门和路也分等级。紫禁城的午门即由三个门组成，中间供皇帝出入，东门供文武百官出入，西门供王公出入。三门两侧还有两个门称“掖门”每当皇帝会见文武百官时，文官从东掖门进，武官从西掖门进。宫城中间的御道专供皇帝走，其他人走旁道。

宫廷建筑的色彩和有关数字也有象征性。根据五行说，土为万物之本，黄色是土的颜色，所以黄色是最高贵的色，是象征皇权的颜色，因而紫禁城主要建筑多用黄色琉璃瓦。红色和金色也是象征富贵的颜色，因此宫墙、宫门都是红色，大门镶金钉。其他建筑按级别高低用绿门、黑门、铜钉、铁钉，比如天坛为祭天而设，天是蓝色的，所以天坛的建筑物用蓝色琉璃瓦。

门钉的数量也有差别。中国人认为九是最高数字，所以九和九的倍数就成为皇帝专用的吉祥数字。于是御道台阶上雕着九条龙，皇宫门上九路九排共八十一枚金钉。低下的级别依次用七路七排四十九枚，五路五排二十五枚等。天坛的圆丘是圆形平台，从圆形中心开始铺青石，第一圈铺九块，第二圈铺十八块，第三圈铺二十七块……直至第九圈铺八十一块。

由于受“亲地”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建筑基本沿地势展开，院落层层相套，很少修建像西方那样高耸入云的孤立建筑物。中国建筑是以群体形式展开的，中心建筑并不十分高大。即使是紫禁城的太和殿也不过30米宽，但是设计者却通过高台、殿前巨大的庭院和四周的配殿及回廊，用众星捧月的方式衬托出太和殿的高大雄伟。正殿之外，其他宫室在中轴线两侧展开，每个小宫室单位都自成体系，有各自的正房和侧房，形成一个院落，并用围墙封闭起来。各宫室单位通过复杂的门廊和通道连接起来，使故宫的房屋总数达九千多间。北方四合院虽然是小得多的民居住房，但也是院落结构，有两套或三套相连的院落，以象征老幼尊卑的等级。

中国绘画也有象征性。画家所画的内容，无论是人物或山水，往往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梅、兰、竹、菊四种植物因在中国人心目中象征各种高贵品德，所以成为中国画家最喜爱的题材，并被称为“四君子”。此时作画，完全是为了抒发画家的“逸气”，即丰富的内心世界。以至清初画家石涛提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自发我之肺腑，描我之须眉”，使画中之我更加突出了，作品几乎成为画家人格的化身。

6．突出曲线美。

绘画、雕塑、建筑都是造型艺术，属于视觉艺术，由线组成面，由面构成体。西方人历来重视造型的面和体，绘画中色彩的明暗、形体的凸凹都服务于画面的立体感，造成三维虚像，因此有人认为西方的绘画来自雕塑。西方的建筑注重的是面与体的结合，甚至西方的音乐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立体组合，被称为“流动的建筑”。

中国艺术重视的是线。早在仰韶文化时期，描画着各种水纹、云纹的陶画就大量出现。先秦时代，虽然青铜器、玉器、漆器等艺术品以“器”的形式存在，但形体的灵魂却在线条。在器物上，各种迂回曲折的龙凤纹、形体各异的兽形纹都呈现出优美的曲线，这些曲线饱含神秘的意蕴和勃勃生机。

中国最早的两幅帛画就是线条的杰作。中国山水画的布局多是S形或U形。山水画中的树、石、水、泉、云无一不取曲折盘旋的造型。人物画更以行云流水般的线条著称。

中国古典琴曲、琵琶曲、古筝曲、二胡曲的旋律在空间回响，仿佛龙飞凤舞的线条在画面上划过。

雕塑中的线条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中国建筑大而曲的屋顶也是一种曲线美。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冠”（即帽子）的作用，认为冠在人的最高处，能醒目地标志人的地位和品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必定把冠戴得很正。把这个习俗引申到建筑上，古人认为屋顶就是房屋的冠，它不但能挡风遮雨，而且是建筑物地位的象征，是建筑物气势所在，因此屋顶必须高大、庄严、醒目。

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许多代人的创造，大屋顶逐渐形成了。从建筑物的正面看去，倾斜的屋顶几乎和墙的高度一样，显得厚重醒目。这种呈“八”字形的垂脊，使屋脊两边出现柔和的下垂，减少了屋顶的沉重感。檐口是屋顶最下面的部分，本来呈直角状，但是工匠利用巧妙的结构使檐口往两边翘起，伸出去很远。这样的设计使僵硬的屋顶变成了像飞鸟伸展的两翼，显得轻松柔和并富有动感，呈现出一种曲线美，因此得名“飞檐”。

此后，中国工匠们发明了很多更复杂的屋顶，有四面坡、六面坡、八面坡的“殿顶”，有圆顶的“攒尖顶”等，也可以使屋顶有两重甚至三重檐，使屋顶有十几种样式。同时，屋脊的两端都加上适当的雕饰，形成鸱吻。檐口的瓦也加以雕饰，变成瓦当。宋代以后又大量采用琉璃瓦，为屋顶增添亮丽的颜色和光泽。于是屋顶就成为中国建筑物最华丽、最醒目的部分，成为古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

北京天坛祈年殿是一座高38米、直径30米的圆形木构建筑。殿顶是三重檐的圆形攒尖式结构，像三层套叠的伞，从上至下，一层比一层大，形状优美高雅。28根巨大的圆柱分三圈支撑着圆顶。内圈有四根，中圈和外圈各有12根。

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砖木结构，木材构成建筑物牢固而精巧的框架。“合”字形的屋顶和房檐通过一层层的梁架与立柱相接，重量都落在立柱上，墙壁不承担重量，只起隔断空间的作用。中国有谚语说“墙倒屋不塌”，即形象地说明了框架的重要。框架不但很结实，而且很灵巧，可以使房屋呈正方形、长方形、八角形、圆形等各种形状，具有另一种形式的曲线美。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墙由于不承担重量，因而主要用于分割空间，可以灵活安排。例如墙可以是木质的，墙上可以开很多落地窗，设置很多透空透光的装饰纹饰。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是三层高阁，为了能在内部安放一座16米高的观音像，建筑师把三层中间打通，只在四周用柱子支撑着框架。三层框架上下相叠，形成一个十分坚固的结构，而阁的外表是两层，掩盖着内部结构。这座建筑物重建于公元984年，已有千年历史，其经历过28次地震，至今仍巍然屹立。

为了加强立柱的强度，减少承受的压力，古代工匠发明了斗拱。斗拱由斗形木块和弓形横木组成，纵横交错，互相嵌合榫利用凹凸方式相接的凸出的部分相接，逐层向外挑出。斗拱上接屋檐，下连立柱，承受屋顶重量，分散重量压力，同时弧形的曲线又起装饰作用。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公元857年建）檐下有大量的斗拱，斗拱与柱高的比例为1：2。大殿正面由屋顶、斗拱和墙柱三部分构成，使建筑物显得稳健雄丽。明清以后，斗拱成为纯粹的装饰部分，结构更为精巧，色彩愈显艳丽。

中国艺术重线的传统仍来源于中国古代思想。中国的远古图腾与水和水生动物有密切联系，而水流和水生动物多呈曲线。

老庄哲学认为“有”生于“无”。在虚空中，世界逐渐由少到多，创生而出。古代思想家还认为，天地充塞着阴阳，阴阳流动回旋，构成万物，因此曲线是富有生命力的构造。道家认为柔软曲折战无不胜，而尖利方硬却难保久长。“曲则全，枉则直，汪则盈，敝则新”（《老子·二十二章》）的观点渗透到艺术中，引导艺术家崇拜曲线和空灵。

人类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的个性是大量的、醒目的、生动的，而共性却是隐蔽的，需要分析才能把握和理解。例如中国画的空白，中国建筑的大屋顶，中国的戏曲，中国的画论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民族间如果文化差别太大，则往往在艺术上难以相互理解，有时甚至互相贬低。历史上，中国人对西方绘画和人体艺术，西方人对中国绘画和戏剧艺术都曾有过误解。只有当一个民族拥有博大的胸怀，或者迫切需要吸收外来营养以改良自己的文化艺术时，艺术家和文化人才能认真研究和学习其他民族艺术，并且发现隐藏在艺术个性中的共性，从而恍然大悟：艺术原来是相通的！中西方艺术家都发现，在中国的传统艺术和西方的现代艺术中有相通之处，中国艺术的神韵论和西方现代画论就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旧石器的造型与发展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婴儿时代，那时人类的生产能力非常弱小，他们在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中顽强奋斗，逐渐发展起来。后来，人类学会了用石块制造工具，提高了生产技能，并且慢慢积累经验把工具造得越来越好。石器成为衡量人类劳动技能与创造能力的标志，也是了解人类造型艺术历史的主要证据之一。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造型

最早的石器是打制石器，但很少有第二步加工的痕迹。当时的石器形态粗糙，是原始的刮削工具。山西省芮城遗址（距今约180万年）和陕西蓝田猿人遗址（距今约80万～65万年）出土的石器出现了初步的分工现象，有的石器用于砍砸，有的用于刮削，因此石器形状出现差异。北京猿人（距今约57万年前）制作的石器种类更多，有砍砸器，还有各种刮削器、尖头器、箭头形石器等，石器形状比较规整，对称也已经很普及。这些石器优美的对称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有审美价值。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造型

山西省襄汾的丁村人（距今约20万年）制作的石器更多采用交互打击法，石器的分工更加明显，形状更完整。此期已经出现三棱大尖状器、舌形手斧等更先进的工具。三棱大尖状器有三个棱，棱会合于尖刃部分，形成完美的对称；手斧的刃部加工得更精细，因而更加锋利。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造型

旧石器时代晚期（约5万年至1万年前）的石器制作技术有了显著进步，工匠们能生产长而薄的石片，石片的面很光滑，种类繁多，其形状对称、完整，更加美观。山西塑县峙峪出土的大型石器有美丽的色彩，可见此时的石器除了更锋利外还更加美观。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装饰品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人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提高，人们已开始注意美化自身和美化生活，人类的精神生活开始了。

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装饰品是在峙峪出土的一件黑石装饰品（距今约28000年），这块椭圆形的黑石有鹅卵大小，表面磨得非常光滑，其形状优美，色泽怡人。石中央有一小孔，古人可能用绳子从孔中穿过，然后系在身上。在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量装饰品，有带孔的石珠、鸵鸟蛋壳、贝壳串珠、鸡心形穿孔石坠、钻孔兽牙，还有骨针、骨箭等，这说明史前先民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爱美之心日益强烈，他们把这些装饰品戴在身上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美丽和聪明，也可能还有宗教目的。这一时期，颜色在人的生活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北京的山顶洞人使用一种红色粉末，把粉末撒在死人身边，红色对他们已有了宗教意义。

陶器之祖——新石器的陶器艺术

古代先民在开垦土地和种植庄稼的劳动过程中，逐渐认识和掌握了黏土的可塑性，当泥坯被阴干或者晒干后，可以用来盛放食物和物品。但是晒干的泥制品容易裂开，而且遇水会变软或变形，于是他们试着用火烧烤泥制品。果然，泥制品经过烧制后，变得很结实，容器装上水也不会变形和漏水。于是陶器就这样发明出来。陶器的问世是人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人类继用火之后的又一伟大发明创造。

陶器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类生活，先民可以用陶罐打水、盛水，用陶瓮保存食物，更重要的是他们能用陶鼎（一种有足的炊煮器）煮熟食物。因为煮熟的食物更有营养，更容易消化吸收，人的体质也因而更加强壮。陶器根据不同用途可分为饮食器、炊煮器和储藏器。饮食器的特点是敞口，以便取食和装食；炊煮器一般都有三足，以便保持稳定，还可立在火上烧煮食物；储藏器多取球形和半球形，以取得最大容量。

先民们还发现，不同的泥土，经过烧烤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工匠只要用选定的土质制作陶器就可以得到预先想要的色彩。如果按陶器的颜色来划分，中国古代陶工发明了红陶、灰陶、白陶和黑陶。其中黑陶是在陶器烧制即将结束时，从窑顶至下慢慢加水，木炭熄灭后冒出浓烟便使陶面渗炭而变黑。陶工们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发明了制陶工艺中最重要的装饰方法——陶面彩绘。陶面彩绘是在已做好的光滑的陶坯上用磨成粉状的天然矿物质颜料画出各种花纹，然后经过高温烧烤，此时陶面变成橙红色，在橙红色的底面上出现赭红、黑、白等颜色的图案。这样的陶器叫彩陶。彩陶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观赏价值。彩陶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表达了他们对美的热爱。黑陶和彩陶是原始美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陶器艺术是古代艺术的一次高峰。

古代工匠在烧制陶器的实践中，发明了陶窑。陶窑温度很高，窑内的泥坯受热均匀，烧出的陶器的完好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烧窑技术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创造，它为冶金技术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由于泥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工匠们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地捏模拍打进行装饰。他们有的在陶器上印出布纹、绳纹，有的把泥条或泥饼贴在坯体表面，有的用硬物在泥胚上刻画纹饰。由于发明了陶轮，工匠们能够做出形状均称、陶壁厚薄一致的陶器，再用硬物刻画表面，陶罐就会留下整齐的平行线纹，这比用手刻又快又美观。有的工匠用刻刀在器壁上雕琢刻制出美丽的透空图案花纹，使器物显得轻巧玲珑。被镂空的陶器虽然使用价值已很小，但观赏价值却提高了。龙山文化中的黑陶器装饰着镂孔、乳丁纹，高柄杯的造型挺拔别致，器壁薄如蛋壳。

绘画的起源——陶器上的画作、史前岩画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集中在彩陶装饰图案上。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宝，也是世界古代文化的一朵奇葩。

仰韶位于河南省。仰韶文化存在于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哺育出的一支文化奇葩。仰韶文化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称半坡类型，后半段称庙底沟类型。

半坡类型的彩陶以西安半坡出土文物为代表，陶器多为平底盆、鼓腹罐、细颈瓶等，彩绘的花纹多半在陶器的口部、盆的内壁和罐的肩部，花纹图案有带形、三角形、斜线和波折形，动物图案也很多。半坡出土的一只平底盆内绘有四只鹿，鹿是侧面形象，角大腿细。另一只盆外面绘有三条鱼，鱼张嘴露齿鱼唇翘起，好像在用力地吸水吐气摆尾游动。作者用夸张的方法刻绘出鱼鳞、鱼尾、鱼鳍，表现出很高的概括能力和造型能力。还有一只敞口盆内画着人面和鱼合成的图形，人脸是圆的，鼻子是三角形的，眉毛是弯的，双眼眯成一条线，头上戴尖顶饰物。这是一张非常生动的脸，奇妙的是人的两只耳朵变成两条鱼，人的嘴里也咬着两条大鱼。人面和鱼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鱼崇拜，有的说是祝愿捕鱼丰收，有的说是祝愿人丁兴旺……总之，这条人面鱼与原始宗教肯定有关系。

在陕西省还出土绘有鱼和蛙的彩陶盆、水鸟咬鱼的彩陶瓶，这些形象生动、线条豪放的图画传达着古人的愿望。

古代艺术家怀着神秘的宗教意识，运用了变形、简化、拼合等方法。构造出古怪深沉的图像。他们认为，重要的不是再现世界的表象，而是显现世界的本质，此时，中国艺术的宗旨已露端倪。

庙底沟类型彩陶以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的陶器为代表，陶器多数是大口小底的盆子，盆的外壁上半部有彩绘图纹。这些图纹内容除了鸟、鱼、蛙等水生动物外就是圆点和三角形，还有豆荚、花瓣、花蕾形植物纹，多数图案采用连续的方式围绕着盆子延展，给人以连绵不断的感觉。在河南临汝出土一只陶缸，陶缸外壁绘着鹳鱼石斧图。鹳是一种食鱼的水鸟，它圆睁着眼用长嘴叨着一条大鱼，腿和身子都微微后倾以维持平衡，画面右侧那柄结实的石斧可能是古代某个部族的象征。有人猜想这件作品记录了鹳族战胜鱼族的重大事件。

马家窑文化是分布在甘肃、青海的一支晚期仰韶文化，是庙底沟文化的延续。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多数是瓮、登、盆、罐等容器，纹样以旋涡纹、波浪纹和弧边三角纹为主。这些图形复杂，线条很有力量，回旋变化连绵不断，古人似乎在水的永恒流动中感受到自然和生命的永恒。马厂类型的彩陶是马家窑文化的分支，陶器图案流行四个大圆圈的布局，无论从侧面看还是从上往下看，圆圈的形状都非常完整。圆圈内绘有格形、米字形、菱形、波折形的花纹，显示出丰富的变化。四个圈包含着多样的内容，反映出古人的世界观；交错的线条暗示着世界的复杂，连绵的重复反映着世界的循环变化，例如四季的循环。

青海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一个敞口的深腹盆，盆内壁上绘三组跳舞的人，每组五人，均腰系兽皮头戴饰帽，他们手拉手动作整齐地跳舞，气氛非常热烈。这幅图案可以令人想象到古代人在举行宗教活动时边歌边舞的情景，舞蹈者身后兽皮的飘动让人联想到古代舞蹈的快速旋转，由此可见古代画家丰富的想象和细致的观察力。

在河南濮阳的一座墓里，曾发现摆在死者两边的龙和虎的图形，龙和虎都是用蚌壳一块块接起来的。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条蚌壳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龙形，距今已有5000多年了。

中国有很多岩画遗迹，基本都是敲凿而成的，也有用矿物颜料画上去的，内容多表现野生动物和古代人的狩猎、舞蹈、战争情景。这些岩画线条简练，形象生动，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的阴山岩画最有名。另外，在江苏连云港将军崖的岩画中已有人面、太阳、植物等图像，这些形象反映出古人对太阳和生命关系的早期认识。

新石器的雕塑艺术

新石器时代的工匠既然了解黏土的可塑性，就不可能仅仅利用这种性质制造陶器。于是，他们用柔软的泥捏制出他们最熟悉的动物猪和羊，因为猪和羊提供给他们维持生命的肉食。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陶猪和陶羊都形态逼真。陶猪有长嘴，陶羊有角，可见古代陶工是认真仔细观察过这些家畜的。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的陶制品主要是陶器，因此陶塑作品多数是陶器上的装饰物。甘肃秦安出土的陶瓶，瓶口做成一个头像，头像有秀气的眼睛、长而挺的鼻子和小巧的嘴，是个很秀气的人像。古代陶工把简单的壶口变成复杂的头像，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仅仅是为了美化这个陶壶还是另有动机，现代人已很难猜测。在甘肃秦安出土的另一个陶瓶瓶口也做成头像，瓶身上有三道图案，图案是连绵的曲折线。于是瓶身就像姑娘穿的花衣，整个陶瓶酷似一个可爱的女孩。此外，出土文物中还发现过陶少女头像、人头形陶器盖、陶人面等，这些人头像都具有亚洲人种的面容特征，脸部圆润，五官匀称。

世界古代民族都有雕塑女神像的传统，这是古人对生育和生产崇拜的表现。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辽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泥塑孕妇像，1983年又在辽宁牛河梁发现了女神庙遗址，出土一件与真人等大的泥塑女神头像。这尊头像眼睛大而有神，嘴唇紧闭。专家们认为裸体女像反映出古代人对生育女神的崇拜。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古人对家畜越来越重视，随之动物雕塑也越来越多。除猪形和狗形陶器外，陕西华县还出土过一件鹗形鼎。鹗是一种鸟，鼎是有三条支腿的炊煮器。古代艺术家巧妙地将鼎身塑成鸟的身体，把两个鼎足做成鸟的腿和爪，另一只鼎足做成鸟的尾巴，把鸟头安在鼎的上部。艺术家用夸张的手法刻画出鸟的又圆又大的眼睛和又尖又弯的嘴，这个鹗形鼎就变成了一只很神气的鸟了。

玉石雕刻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雕刻艺术，早在7000年前，古代艺术家就创造出圆雕人头像。这尊作品对五官作了夸张，使人头像做瞪目张嘴的表情，突出形象的怪诞和神秘。内蒙古出土的碧玉龙是一个形体圆润光滑的C饰物，可以挂在身上，可能有护符的功能，饰物的头部是一只圆睁眼睛，张嘴吐水的龙头。

江浙出土的大玉琮（方柱形玉器，中有圆孔）与玉（古代兵器，形状像板斧）运用浮雕与阴线刻的技法，雕出神人与兽面组成的神秘图案。图案把五官都作抽象化处理，反而使人兽面显得更加威猛神秘。原始艺术家的构思之奇妙，确实令人惊叹。

辉煌的青铜艺术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阶段，古代工匠已经在使用红铜和黄铜，这证明早在4000年前，中国已发明青铜。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比红铜熔点低、硬度大。依照铜和锡的不同比例，青铜有不同种类。先秦时代的青铜器依用途的不同分为四大类：礼器是象征社会等级的器物；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器物；兵器是武器装备；工具及车马器是用于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器具。

商周时代贵族生活奢华，他们讲究吃喝，因而饮食文化发达，不但烹饪水平很高，而且餐具精致。古人烹饪食物和进餐的用具有炊煮器、食器、酒器、水器几种，贵族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等级，对各种器物的规格作出严格细致的规定，国王、宫卿、大夫都有大小、形状、纹饰不同的青铜器。在进行祭祀、宴会、朝会、誓盟等活动时，在弥漫着宗教巫术气氛的仪式中，王公贵族使用这些器物盛上献给天神和祖先享用的牛、猪、羊等祭品。于是器物构成人与天神和祖先交流的中介，也具有了神圣意义，并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因而它们被称为礼器。古代中国没有像古埃及和古希腊那样的神庙崇拜和偶像崇拜，但有宗庙崇拜和礼器崇拜。随着礼器被尊崇，青铜器逐渐变成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甚至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君王和贵族去世以后，随从把他们生前享用的青铜器成套地埋入陵墓，以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史书把这种用途的青铜器也称为礼器。

夏商青铜器

据记载，夏代（公元前21～前16世纪）已有铜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与夏代相当，在这里曾发掘出戈、爵、铃等铜器。爵像一个漏斗，下有三条腿，爵上有长而尖的嘴和尾，一侧有把手，另一侧饰有五颗乳丁纹，所以叫乳丁纹爵，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酒器。

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是中国的商代。商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那时已出现国家。此期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生产技术日渐改善，冶金业有了明显进步，青铜艺术繁荣昌盛，工匠除制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了大量青铜器皿和乐器。从河南郑州二里岗、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均制造于商代早期，这些青铜器在造型设计、花纹样式和铸造技术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1974年出土的两件大鼎，一件高1米，另一件高0.78米，其形体庄重，花纹质朴，纹样为八组饕餮纹。青铜器的制作一般是用陶范（陶制的供浇铸的模子）分铸而成，铸造时先铸两耳，然后铸鼎腹，再铸鼎足。商代工匠们已能掌握铸造大型器物的技术。

商代晚期是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河南安阳小屯是商朝晚期（公元前13～前11世纪）都城的所在地，史书称之为“殷墟”。在这里曾出土大量青铜器，种类多达20多种，有不少形体巨大且成对成双的器物。仅以鼎为例，就有方鼎、圆鼎、三足鼎等，其中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该鼎重875公斤，高133厘米，鼎呈长方形，有两耳、四足，纹饰以饕餮纹为主，还有牛纹、虎纹，鼎腹内壁有铭文“司母戊”三字。3000年前，一次铸造成功这么大的器物，标志着商代冶金铸造技术的高度水平，这不但是中华民族，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奇迹。

青铜礼器充满神秘感，礼器的形状有的取枭（俗称猫头鹰）形，有的取人面形，有的取羊形，还有的取虎食人的情节性场面，气氛十分恐怖。器物表面遍布各种装饰纹，如蛇纹、牛纹、象纹、蝉纹、鹿纹、云纹、水纹、雷纹等，在古代信仰中饕餮是一种凶恶的神兽，具有神秘的威力，把这种既像牛又像虎的神兽头美化成青铜纹饰，可以使铜器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恐怖的威慑力。商代工匠对装饰纹样有特殊爱好，将千变万化的纹饰遍布器物全身，这些纹饰或线刻，或浮雕，或圆塑，其图中有图，像外有像，使青铜器显得富丽华贵并且极有神秘色彩。

工匠在制作器物时，虽然要遵循器物的基本形状，但却巧妙地在容器上加入附属部分，适当改变器物形状，使之具有动物的形态。例如妇好墓鹗尊的上半部分取鸟头形状，其头微微昂起，大眼圆睁，小耳竖立，双翅并拢；下半部分是鸟的粗壮有力的两足，两爪抓地，宽尾下垂，构成三足，表现出猛禽捕食前准备出击的姿态。这说明制作者对鹗的习性观察入微，把握准确，也说明制作者善于夸张，有很强的艺术造型能力。犀牛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有神奇功能的猛兽，古代工匠常把礼器做成犀牛的形状。商代一个小臣因受商王赏赐而感到荣耀，于是做犀牛形的尊以示纪念。此尊高24.5厘米，椭圆形，下有四足。犀牛的吻（器皿的出水孔）前伸，双目圆睁。吻上一角，额上一角，耳朵耸立，上唇成尖状下垂，肥壮的犀身空腹，背上开圆口。这件作品突出了犀牛强壮的身体和憨厚的神态，更为珍贵的是犀尊内底有铭文四行共27字，记述了商王发动的一次战争——这件事在殷墟甲骨文中也有记载。

商代还有一种圆形的酒器，下有三足，口上有盖，旁边有一根出水管。这件器物的独特之处是，其盖做成人面的形状，人面五官俱全，仰天朝上，两耳有孔，头上有两个兽角。从上往下看，器盖与器身合起来像一个仰卧的人头，形态甚为奇异。与古埃及艺术、古希腊艺术有很大不同，中国商代青铜器中很少用人物造型，而多用动物或神兽纹样。这件以人面部为装饰的器物设计之巧妙、形状之奇特，实在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罕见之作。

西周青铜器

公元前11～前8世纪的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西周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都趋于成熟，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在各地生根开花并产生深远影响。其间，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青铜艺术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1986年夏季，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郊的三星堆村发现了3000年前的一座祭祀坑，出土70多件青铜器，其中还有与真人一样大的全身立像，还有人头像、人面像，还有黄金面具等。这尊人像戴着华丽的冠帽，身穿饰有龙纹的长袍，立像粗眉大眼，双臂上举，双手握成环状，形态非常庄严，好像巫师在主持祭祀仪式。这里还出土了与真人头部相等的青铜头像和人面像，其中有一件横径140厘米的特大神面像。这件人面像长鼻阔嘴，两只眼睛向外突出，好像一架望远镜；他两只耳朵很长，像鸟的翅膀一样张开，头上既无冠帽又无头发，好像给人一刀削平。考古学家对三星堆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后认为，三星堆青铜雕塑的年代大约在商末周初。一次出土这么多精美的文物，出土的青铜器和黄金塑像这么巨大，造型这么奇特，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罕见的。

在周代，每当发生重大事件，君王和大臣都会下令铸造礼器作为纪念，并在礼器上留下铭文记录这件事。因此，青铜器上的铭文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西周酒器减少，食器增多，铭文加长，史学家依照铭文记载可以更准确地确定历史年代和历史事实，书法家可以研究铭文的艺术价值，追溯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此期青铜器的文化记载作用和文化传播作用明显加强。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发掘出一处周代遗址的窖藏，出土了一件铜簋。簋是古代盛食物的器皿，圆口，口两边有耳，相当于今天的饭碗。簋内有铭文四行32字，记载武王攻打纣王的牧野之战的时间。正是由于这场战争，使立国近600年的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建立。但是牧野之战到底发生于何时，打了多长时间，历来众说纷纭。铜簋的发现，解决了一个历史难题，算起来这件文物的年代已有3100年左右了。

西周晚期的作品更重视形制的轻巧和纹饰的简练，青铜器减少了早期和盛期青铜文化的威严、华丽和繁复的宗教性及等级性，增加了世俗文化的活泼和轻松的色彩。

春秋青铜器

春秋时期，青铜艺术中的人文因素不断加强，工匠们为了突出清新、自由的新气象，在造型设计中引入更活泼的动物形象。

春秋时代的莲鹤方壶高118厘米，重24.6公斤，壶身下部不使用圈座，而由两条回首吐舌的长尾小兽代替，从而使方壶显得更为轻盈。方壶腹部四边各有一小兽，小兽正努力往上爬；壶上，形状比较单调的双耳也美化成龙形怪兽；更为奇妙的是壶顶有方盖，盖四周有蟠虺纹，盖顶上塑造着双层莲花瓣，好似正怒放盛开；莲花中央伫立一鹤，这鹤展翅抬足，仿佛要翱翔于九天。这只正从莲花中冲出来的鹤，成为壶的灵魂，象征着圣洁和高尚。

1958年在江苏出土的双兽三轮盘是一件稀世珍宝，带有春秋晚期艺术的特征。此盘是用来接水的洗漱用具，工匠们巧妙地在盘下装了三个可以转动的轮子，这样盘子就可以自由滚动。从前面轮子的两侧延伸出两条长兽，长兽向上伸着身子，兽头向着盘子，好像在看盘子里有什么东西。兽头有冠，兽身装饰着鳞纹和三角纹，这个兽很可能是龙。

新风格、新品种需要新的更加精巧的技术，此期工匠发明了复杂的镂空透雕技术。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一件铜禁，铜禁是一种方形的桌或箱，用来放酒具。对这件原本十分简单的器具，楚国的工匠费尽心机地设计和铸造。此铜禁的平面非常平坦、光亮，禁的四个侧面装饰着云纹，云纹是立体多层透刻；十二条龙头怪兽头面向禁面，等距离地攀附在侧面。这件集镂空、透雕、浮雕和立雕于一体的艺术品精致得不像铜器，倒像一件精雕细刻的木器。

春秋时代，各国互相征伐，战争频繁，所以兵器制造业发达，冶金技术精湛。此期，吴国、越国制作的青铜兵器质地精良，锋利无比，所以古诗中常用吴戈来形容锋利的兵器。其时，各国的贵族和官吏都佩带珍贵的宝剑，以突出高贵的身份和潇洒的风度，所以剑也经常用来作为交往的礼物。

1983年，湖北江陵县出土一把宝剑，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格向外凸出，正面用蓝色琉璃，背面用绿色宝石镶嵌出美丽的花纹，整个剑身满饰菱形的暗纹。这把华贵的剑经过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寒光闪闪，锋芒毕露，至今仍能断发。国内外专家一致断定这是一件稀世珍宝。

战国青铜器

公元前475～前221年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当时，周王朝名存实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形成七个诸侯国，诸侯们互相征战，力图成为霸主。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军事斗争非常激烈，用于国事的礼器品种也更多了。战国时代青铜器的形状和纹饰大胆突破神秘的传统风格，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现实感，引领着中国古代青铜艺术进入第二个高潮。

此期，工匠们不但早已发明部件分铸法和失蜡浇铸法，而且发明了焊接、鎏金、镶嵌、镂刻、错金银等工艺，因而可以制造更为精致的青铜器。这时的壶有圆形、方形、扁形、瓠形，敦（古代盛粮食的器具）有了盖，像一个优美的球形，铜镜和铜灯等用具也出现了。铜器上的花纹设计不但有几条小龙互相缠绕穿插的蟠螭纹，而且出现了来自社会生活的新题材。

春秋时代的工匠们不但用青铜铸造礼器、兵器，而且制造出房屋模型，这些房屋模型随主人一起埋入地下，供主人在死后继续使用。史书上把这类器物称为明器。现在，这类青铜器为后人研究古代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82年出土于浙江的云纹铜屋就是其中的一件代表作。

铜屋的平面呈长方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正面无墙无门只有三根圆形柱，两侧墙壁各有三联长方形透空落地窗，后壁正中偏上有一小窗，屋顶呈金字塔形，塔尖上有一八角形空心柱，柱端塑有一大鸠。此屋的屋顶、后墙及屋基四周均装饰着勾连回纹，屋顶立柱也满饰着“S”形勾连云纹。屋内有一支六人乐队，分为前后两排，每排三人，都跪坐着演奏音乐，他们有人敲鼓，有人弹琴，有人吹笙，每个人物面部线条都十分清晰。据专家分析，这件铜屋是公共庙堂的建筑模型，室内的六人乐队是祭礼乐队，专门给上天与神演奏音乐，以祈求保佑。

197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西北约3公里的擂鼓墩发掘出一座战国早期的曾国国王曾侯乙的墓葬，出土各类文物7000余件。这是一项举世瞩目的重要发现，其中最珍贵的有124件乐器，本节着重介绍其中几件精品。

在古代，尊是一种盛酒器，盘是一种盛水器。曾侯乙尊出土时，尊在盘内形成一个整体，拆开来又可分别使用。这件器物最奇特的地方是它的装饰纹不但透空，而且分为好几层，好像几座迂回曲折的迷宫交叠在一起。这一层层细如铁丝的花纹由细如火柴棍的铜梗支承着，构成一张立体的、透空的、复杂的网。专家们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复杂的结构用铸接焊接都不可能做出来，只能用失蜡法完成。失蜡法是先以蜡作模，在蜡模外包上耐火材料做成一个整体，然后加热烘烤使蜡熔化掉流走留下空隙，再把熔化的铜液倒入空隙，等铜液冷却后击碎外面的模就可以得到造型精巧的青铜器。这种先进技术古希腊人也使用过。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努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出现了一些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品。在曾侯乙墓众多随葬品中，有一件惹人注目的器物——青铜鹿角立鹤。这是一个立在方形底座上的鹤造型，鹤张着翅膀往上伸着长长的脖子，扬着头，做出展翅欲飞的样子。最为有趣的是，这鹤头两侧有两支对称的、弯曲的鹿角。鹤头上怎么会长出鹿角呢？这要从楚国文化中找原因。因为鹤在古人心中是一种具有超凡能力的仙鸟，它不但飞得高，而且品格高洁，长寿千年，所以楚国艺术有许多仙鹤的造型。古代人认为鹿也是长寿的神兽，而鹿的特征就是鹿角，所以插鹿角就意味着具有神奇的力量。在鹤头上插鹿角是把两种既长寿又神奇的动物合在一起，古人相信这样做能给他们带来双倍的幸福和长寿。面对如此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自由的设计思想，就连现代艺术家也赞叹不已。

中国古代艺术家不但寄希望于神兽，而且对现实生活也充满信心。和古代埃及人一样，他们把当时的生活、劳动、战争的情景都刻画下来，在青铜器表面镶嵌金属片，让金属片构成图画，就是一种表现方法。当时，工匠们先在青铜器光滑的表面上预先铸出凹槽，然后嵌上红铜或铅金属片，由于金属片色泽与周围的青铜不一样，所以很容易看出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只渔猎宴乐纹铜壶，壶上的几层纹饰带表现出狩猎、捕鱼、戈射（箭上系绳索，射中猎物后，可顺着绳索找回箭和猎物）宴乐等场面。壶上的人物形象比例正确，轮廓鲜明，动作夸张，有剪影的效果。这些图画犹如一面面镜子，向我们展示出几千年前人们的爱好、享乐和生活。

在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纯粹用于生活的青铜器。位于今河北省石家庄、保定一带的中山国曾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在中山国国王的陵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其中有一错金银龙凤方案尤为引人注目。案是古代的一种家具，用途相当于现代的茶几。错金银工艺首先出现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时代。制作时，要首先在器物的表面铸出或者錾出凹纹，然后将金银片嵌入凹槽，再用错石将表面打磨光滑。这些金银花纹发出闪闪的亮光，使青铜器显得华丽高贵。

重礼的玉器艺术

中国人所说的玉，根据矿物分析，主要是角闪石和辉石两类。角闪石色泽纯白，近于凝结的油脂，被称为羊脂玉。有的角闪石因含有少量杂质，而出现青、绿、黑、黄等色。辉石以翠绿色为最美，有“翡翠”的雅称。翡翠质地坚硬，有水晶状结构，具有玻璃的光泽，显得透明晶莹。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制品，辉石类的玉材18世纪后才大量采用。

中国人爱玉不仅因为玉稀少而美丽，更是因为玉有坚韧的质地，晶莹的光泽，绚丽的色彩和致密而透明的内涵，其舒扬清远的声音，象征着正人君子的诚实、正直、聪慧、坚强、勇敢、仁义等高贵品质。早在夏商之际人们已把玉比喻为美德，因此古人佩戴玉表示自己品德高洁。此外，古人还相信玉有神奇的力量，可以使人躲避灾祸化险为夷。古人还认为在墓葬中陪葬的玉器能够维持人的精气不散，保护尸体千年不腐。玉器还往往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环太平洋地区，古代文化都有尊玉的习俗，玉文化构成这一地区文化的特色，表现出与古埃及和古希腊文化不同的个性。

夏商玉器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中就发现多种玉器，有玉琮、玉冠饰、玉项饰和玉璧等。这些约有5000年历史的玉器制作已非常精美，有的玉器上还有丰富的装饰图案。这些图案往往是造型夸张的人兽面纹，既像人，有眼、鼻、嘴，又像怪兽，有圆圆的大眼和长长的大嘴，嘴外露出獠牙。人兽纹与古代图腾崇拜关系密切，具有祖先和神灵的象征意义。

在河南洛阳附近的二里头，曾发现丰富的文化遗迹，其年代大约相当于夏代和商代早期。二里头文化有大批玉器出土，1975年发现的七孔玉刀是最大的一件玉器。这把玉刀长60多厘米，宽9.5厘米，刀背处有七个等距离的圆孔；玉刀的刃部并不锋利，厚度达0.1厘米。考古学家由此推断，玉刀是一件武器，但不是实用的武器，而是一件随葬品，其显示出墓主人的地位和财富。事实上，考古学家在各地都发现过古代玉刀，而且刀背处都有圆孔，圆孔数量都是奇数，为1、3、5、7。至于为什么要取奇数，还需留待历史学家考证。

197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村发掘了一座商代大墓，并且准确地判断墓主人是商王武丁的三个配偶之一，一位名叫妇好的女子。妇好生前是一位女中豪杰，她能征善战，参与国事，主持祭祀，立下赫赫战功。妇好大约死于公元前13世纪末。

由于妇好地位崇高，所以她的随葬品特别丰富，有铜器、玉器、石器、陶器、骨器以及其他工艺品总数达1928件，其中玉器最多，计755件。这其中装饰品占玉器总数的56％，更有不少举世罕见的珍品。装饰品中最精美的是高仅7厘米的圆雕玉人，玉人长脸尖下巴，眉毛较长，双目前视，大鼻小口，方形小耳，头上有一长辫从右盘到左，又由左盘到右。她头顶上有样式复杂的发卡，像一个平顶冠帽。玉人身着长袍，窄袖宽带，遍饰云纹，人物表情很沉静，仿佛在思索，又好像在等待。艺术家用线条把衣纹、发丝，乃至眉眼都刻画得很细腻，足见当时的玉雕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妇好墓中出土了很多玉龙，而玉凤仅有一件。凤往往象征女性，这只玉凤应是墓主人生前的佩器。玉凤用美玉雕成，呈黄褐色，高13.6厘米，厚仅0.7厘米，是一个扁平状玉器。玉上有孔，可以佩戴在身上。玉凤回头而望，身体弯成半圆状，长长的尾弯曲着，有分有合，显得修长俊美。凤头上有三朵并排的凤冠，凤眼又大又圆；双翅微微展开，翅上刻出羽毛，好像玉凤正自由地在空中飞翔和盘旋，既有曲线美又有动态美，形成和谐完美的艺术形象。

西周玉器

周人也尊崇玉器。他们将玉制成礼器和佩器，用来祭祀天地鬼神或象征等级地位。西周玉器的工艺处于过渡状态，一方面玉器的造型模式、图案花纹、雕刻技法继承了商代晚期的风格特点；另一方面又创造出许多新的题材和技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凤鸟纹”。凤鸟纹最早见于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达到繁荣，它们曾大量出现于玉器和青铜器上。

西周凤鸟纹玉刀是西周玉器的精品，玉刀呈青绿色半透明状态，形状是长方形，顶端和两侧雕出规整对称的突起，玉刀下端磨成刀刃，两面都以阴线刻凤鸟形象。这尊凤鸟呈侧立姿态，嘴长而略微弯曲。它两翅展开，长尾向上卷起，超越头顶而下垂于胸前。工匠以宽阴线和细阴线组成平行的线条刻画形象，弧线圆润流畅，一气呵成，技法比商代成熟得多。同时，西周玉雕也为春秋战国高度发达的玉器艺术奠定了基础。

在玉器艺术中，中国独特的线条技法已经形成。这些线条龙飞凤舞。曲折蜿蜒，显示出一种单纯而丰富的美感，由此造成历史达数千年之久的中国线艺术风格。西周人佩带的玉器中还有一种人兽结合的玉饰，其正面刻着一张脸，有大而圆的眼，眼角向上弯，鼻子很圆，但鼻梁很细，长方形的嘴内露出上下两排八枚牙齿，嘴角各有一对獠牙。兽面两边还有卷曲的装饰，像鬃毛，脸上布满细线花纹。从巨大的眼睛、长长的獠牙来看，这是一张兽面，而且是一张凶恶恐怖的兽面。兽面一般代表神鬼的头像，但是从兽面戴冠，耳戴双环，鼻梁较细来看，又像是人像，所以这件玉佩叫兽面形玉佩。当时，宗教心理非常浓厚，人们认为到处都有可怕的力量把灾难带来。为了镇压邪恶力量，人们佩戴玉。一方面，玉本身有驱邪的神力；另一方面，可怕的兽面纹能把鬼怪吓走，保护人不受伤害。所以，当时人喜欢用玉做成的佩器成套地戴在身上，行走时发出悦耳之声，以显示贵族高贵的地位。

春秋战国玉器

春秋战国时代，玉器艺术达到顶峰。由于铁制工具普遍应用，玉器的制作技术就更加精益求精。尖利的制玉工具可雕刻出美丽精致的花纹，还可雕刻出透空的立体花纹，人们称之为镂空雕刻技巧。

现藏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的龙凤玉璧由青白玉制成，玉璧由三个同心圆组成，最里面的圆内有一镂空透雕的蟠龙。蟠龙是屈身盘绕的龙，此龙头尾相接，构成一个中空的圆；第二层圆圈内是蟠螭纹。蟠螭纹疏朗开放，方中有圆，几乎接近抽象；最外面一圈是云纹。云纹呈“”形，有一种旋转动感。这些纹饰都以凸浮雕表现，形状很充实饱满。玉璧边缘有对称的双龙双凤。双龙伏地而爬，扭头向后看，动感很强。双凤头上有冠，身上有翅，尾羽分开，具有流畅的线条美。

除作为装饰品的玉器外，作为用具的玉器在战国时期也发展起来，其中勾连纹玉灯就是一件精美的代表作品。玉灯高12.8厘米，盘径10.2厘米，由灯盘、灯柱和灯座三部分镶合而成。灯盘为圆形浅盘，形状圆润，盘外用很浅的线刻出互相勾连的云纹。灯盘中央凸起一朵花，花分五瓣，花瓣略向外翻；灯柱呈圆形，中部稍细，上端刻出花叶和花瓣纹，如花蕾一般，下端有勾连云纹；灯座像一个倒扣的小盘子，内外都饰满勾连云纹。这盏玉灯选用新疆和田的青玉为材料，因为青玉像冰块一样晶莹，故能反射出一种模糊优美的蜡烛状的光辉。点燃灯，红光与青玉相辉映，又能产生梦幻般的效果。

战国时代，以楚艺术为代表的南方艺术迅速崛起，带动了南方玉器艺术的迅速发展。此时，周代以来流行的朴素风格已被讲求华丽的风气取代，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达300余件，仅雕刻技法就有浮雕、镂空、阴刻、圆刻、单面雕、双面雕等。墓中有二十件玉佩，其中有4节龙凤玉佩和16节龙凤玉佩。这些玉佩结构新颖，设计周密，造型复杂，精巧绝伦，达到战国玉器艺术的顶峰。16节玉佩被玉环连成一个长串，长度达48厘米。玉串不但能卷折，而且能拆卸。玉饰上共雕琢三十七条龙，七只凤及十六条蛇。工匠以透雕法镂刻出龙凤之间细小的空隙，以浮雕法刻出龙凤身上的花纹，既有线刻又有小凸起，技艺之精湛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

先秦绘画艺术

先秦壁画

先秦的宫廷和庙堂壁画以人物画为主，主要描绘先祖、神灵、君王和功臣的形象，其目的是激发君臣对神灵的崇拜畏惧之情，灌输古代伦理道德，表彰传说中的贤明帝王和忠贞大臣，使统治者反省自己的过失，接受历史教训，严以律己，更好地治理国家。

史书记载商代“宫墙文画”，“锦绣被堂”（宫墙上画满壁画，布置着锦缎帐幕）。1975年曾在殷墟小屯发现建筑壁画残块，有红、黑两色在白墙上绘出的卷曲对称图案。

西周曾绘制重大历史题材的庙堂壁画。史书记载孔子看见宗庙墙壁上画“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有善恶之状，以垂兴废之戒焉”，意思是说壁画既描绘明君尧舜的美好形象，也描绘了昏君桀纣的丑恶形象，使统治者明白国家强盛和衰败的道理。孔子还看见对天下有大功的周公的肖像。

春秋战国时代，建筑装饰极其兴盛，宫殿、庙堂、府第不但雄伟壮观，而且雕梁画栋，显得华丽多彩。《庄子》记载“叶公好龙，室屋雕文，尽以写龙”，说的是叶公屋里尽是雕的和画的龙。

东汉王逸曾在他的《楚辞章句·天问·序》里写道，楚国大诗人屈原被流放，他在田野和河边悲伤地行走，经常长吁短叹。一天，路过供奉着楚国国王祖先和大臣祖先的庙堂，他看见庙堂墙壁上画着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传说，神奇壮丽的画面激发他丰富的想象，他依据壁画内容写出名诗《天问》，对天地万物、神话传说提出100多个疑惑不解的问题。由此，可以推测出先秦壁画的内容多么丰富。

遗憾的是壁画由于和宫殿、庙堂合为一体，而先秦古建筑基本都毁于战火，因此现在找不到遗存的实物，对壁画只能根据有限的记载推测了。

战国帛画

现存最古老的具有独立意义的绘画作品是在湖南长沙两座楚墓出土的两幅帛（丝绸）画。

其中《人物龙凤图》高31厘米，宽22.5厘米，主人公是一个向左侧身而立的清秀细腰女子。她的头发束结在脑后，成为一个垂髻，腰带很宽，衣袖很大，袖口上绘有花纹，长袍上绣着卷云纹。她双手合掌，做祈祷状。画幅前上方绘有一只昂首展翅，双足迈大步奔跑的凤鸟，鸟的对面有一条弯成S形并向上升腾的龙形动物。

关于这幅帛画的意义及作用，考古学家有不同的意见。比较能为人接受的解释是：画中的女人就是墓主人，龙和凤都是往来于天地间的神兽和神鸟，能引导墓主人向天庭飞升。这幅画是一幅“升仙图”，表达墓主人飞升仙界、求得永生的愿望。

这件作品主要用线条描绘，造型简练明朗。无论是衣裙还是龙凤都以蜿蜒曲折的线条表现，突出对象生动活跃的神态。虽然这件作品还显出早期绘画的稚拙，但是它已经具备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特点—线条造型。

第二幅帛画高37.5厘米，宽28厘米，画面正中绘一男子。他身材修长，头戴高冠，身着长袍，腰佩宝剑侧身直立，神情潇洒自如。男子手拉缰绳，驾驭着一条龙，龙首像船头，龙身像船身。男子悬空站立在龙背上，头上有一华盖（伞状的圆顶），左下角画一鲤鱼，表示龙行于水中。龙尾上画一立鹤，昂首望天，华盖的飘带随风而动，人物的衣袍冠带也被风吹得向后飘起，从而造成飞龙从水面向空中飞升的效果。龙是神兽，鹤是仙鸟，都可供人乘骑，载人升天，所以考古学家给这幅画取名《人物御龙图》。这幅画在单线勾勒后，还在衣裙等部位上色，有些地方还加用了金、白粉，以增强形象的真实感。这说明早在2000年前，工笔重彩画就已经产生，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漆画艺术

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祖先已能制造漆碗。至殷商时代，漆液里已开始掺和各种颜料，并且出现了在漆器上粘贴金箔和镶嵌玉石的技艺。经过西周和春秋，直至战国，漆器艺术经过漫长的发展达到了高峰，用各种色泽的漆液在木质和竹质器物上绘画的漆画艺术，在中国南方取得巨大成就。

在楚国，漆画绘制在丧葬用具如漆棺上，也绘制在各种实用器物上。漆棺上的绘画除作装饰之外，主要用于保护墓主人灵魂平安，引导主人早登仙界。《曾侯乙墓内棺漆画》和《包山大家彩棺龙凤漆画》就是此期两件著名作品。

《曾侯乙墓内棺漆画》描绘了个神奇的幻想世界，好像神魔鬼怪都在这个巨大的内棺上显形了。它们有的人面鸟身，尖角巨耳，尾如羽毛；有的巨首张口，腿下出火；有的兽首几人身，赤膊而立；还有朱雀白虎，人面蛇身。它们都是护卫死者灵魂的卫士，引导灵魂上天的使者。画工把线条与平涂的色彩结合，色彩以黑、红、黄色为主，再配合赭、褐、白、灰等色，有的还掺杂金粉，使画面既深沉庄重又金光绚丽。漆画构图注重整齐对称，疏密得当，各种形象都极度简化，极具装饰性。同时，整幅画线条流畅转换，具有趣味性。

漆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再现世俗生活场面，如射猎、乐舞、烹调、宴饮等。曾侯乙墓鸳鸯形漆盒两侧有《撞钟击馨图》和《击鼓舞蹈图》，两图都以简练、夸张的笔法描绘乐师撞钟击馨，舞者长袖飘动，随乐而舞的情景。但图中人物形象怪异，猛一看竟如鸟人。

完全以写实手法描绘的风俗题材画是包山大家出土的漆奁盖圈上的《车马人物出行图》。漆画以黑色为地，用朱红、红、褐、棕黄、翠绿、赭、青、白等漆色涂抹和勾线，描绘出贵族生活的一个场面。画中计有26个人物、9只雁、10匹马、4辆车、2条狗、1头猪、5棵柳树，画匠以柳树为界把画面分成几部分：有的部分表现贵族出行，有人驾车，有人相随；有的部分描绘车马停下，侍从迎跪在前面，向主人禀报。画中出行场面非常活跃，柳枝和人物的衣裙随风飘飘而动，鸟、狗、猪在欢快地奔跑，大雁排成一行，从天空飞过，人在忙碌地活动……

陶与瓷的演变

陶塑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远在七八千年至3000年前的古代，陶器艺术已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青铜器的许多外形就取之陶器。

商代晚期刻纹白陶的创制和使用是制陶工艺的新成就。刻纹白陶对原料的选择、研磨和淘洗要求极高，烧成的圆口鼓腹，高20厘米，口径18.5厘米。这件陶器最奇怪之处是它的刻纹，经过刻画后有的纹凸出，有的纹微凹，凹纹中还带有云雷纹。在光线的照射下，凸纹明亮，凹纹较暗，从而产生有明有暗、粗细有别、疏密有致的装饰效果。

与白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黑陶，此期较有代表性的。在郑州二里岗出土的一件黑陶晷（一种既可装水又可盛酒的器皿）。在这件作品上工匠仿青铜器的造型，用印模压印出凸凹纹、云雷纹、饕餮纹和仿五官纹，在陶器上制造出神秘恐怖的气氛。

瓷器出现于商代。瓷器以高岭土为材料，外面涂以釉层——釉是木柴的灰在高温下熔化后滴在器物上形成的。工匠们把柴灰涂在器物表面，然后在一千多度的高温下焙烧，于是柴灰熔化，变成附着在陶器外面的釉层，好像给器物穿上美丽的外衣。釉层清洁耐用，不易污染和渗水而且瓷器造价低廉，制造容易，造型优美，所以它一出现就迅速普及，很快取代了陶器和青铜器，成为主要的日用生活品。

木制和竹制家具易于制造且精巧轻便，造型美观，是理想的居家生活用具。但竹木易被虫咬和受潮，没有青铜器经久耐用。古代工匠们经过长期探索，发明了髹（涂漆）漆工艺。这相当于使竹木用品穿上保护衣，不再怕潮、怕脏，而且又如披上五彩斑斓的花衣，其造型愈显美观。早在商代，中国就出现了漆器。至战国，漆器种类繁多，家具、器皿、乐器和兵器附件都髹漆，纹饰和造型千变万化，每一件都精美绝伦。此期，地处南方的楚国的漆制工艺达到最高水平。

楚国工匠采用圆雕、浮雕、透雕、漩制、锯制等多种手法，制造形状复杂的木质用品。湖北江陵出土的小座屏高15厘米，长51.8厘米，厚仅3厘米。在这块不大的长方形木雕中，有凤、鸟、鹿、蛇、蛙等55个生动活泼的小动物形象，这些小动物相互穿插交织在一起，构成极为复杂的造型。

在以实用为目的的生活用品中，有一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观赏价值。曾侯乙墓漆盒被雕制成一只鸳鸯，这只鸳鸯的头可以转动，背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孔口，口盖有龙纹浮雕，鸟身两侧各有一幅漆画，即《撞钟击馨图》和《击鼓舞蹈图》。这件日用品既是圆盒又是水鸟；既有漆画，又有浮雕；既有装饰纹，又有人物图像，是一件内容非常丰富的艺术品，反映出古代艺术家巧妙的构思和奇特的想象。

装饰为主的金银器、纺织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把黄金白银视为珍宝，因为它们有美丽的色彩和光泽，耐腐蚀，又有良好的延展性，非常适宜用来制造精细装饰品。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开始使用黄金了。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白银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金银器的品种数量都增多了。

1951年在河南省辉县一座墓中出土了一个银带钩。带钩是古人腰带上的挂钩，那时的贵族官僚追求衣饰的高贵华丽，每人所系的带钩样式各不相同，并以此相互炫耀。这件带钩长18.4厘米，微微弯曲，带钩遍体鎏金，一端是浮雕式的兽头，钩身东西两侧是长尾鸟，鸟尾呈S形，包含着盘绕回旋的曲线美；带钩正面镶嵌三块圆形白玉，玉块中心各镶一颗玻璃珠。这件绚丽多彩的工艺品，显示出古代工匠精湛的技艺。

在曾侯乙墓中出土大量金银器，其中金盏和金匕（古人取食的器具，后代的羹勺由它演变而来）制作精良。金盏形状如碗，但底部有三个倒置的凤形足。把金盏架起来，盏两侧有两个双环形的耳，以便用手握耳；把盏端起来，盏口有盖，盖顶有一圆圈，圆圈下有四个短柱与盖面连铸。这样只要把圆圈握住就可以把盏盖提起，而且不会烫手。这件金盏的制作非常复杂，很多部分是分别铸成，还用了焊接压延等工艺。金盏遍体布满极为复杂的装饰纹，有的细如发丝，有的宛转回旋，令人赞叹不已。

根据考古发掘，中国的纺织和服装已有7000多年历史，丝绸已有5000多年历史。至战国时期，丝织物有十几个品种，染色工艺已日渐成熟，仅正色就有五种，间色也有五种。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丝织品21件，上面都绣着美丽复杂的花纹。这次空前的发现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两千年前中国丝绸艺术的了解。

古代工匠以针穿上各种绣线，按照画在丝绸上的图案，用各种针法绣出龙凤和花卉。在马山一号出土的一件丝织品中，凤鸟张翅作站立状，鸟翼上各有两个左右相对的鸟头，鸟头上耸立着双耳，载着花冠。凤鸟有炯炯有神的眼睛、长长的脖子和鼓状的腹部，刚劲的双脚立于金钟花的枝条上。这幅作品象征相爱和谐，健康长寿，它作为服装的一部分，构成装饰图案。

秦代陶塑兵马俑

秦始皇陵坐落在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1974～1976年，在秦始皇陵东侧的临潼县杨村先后发现三座埋葬大型陶塑兵马俑的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长230米，宽62米，总面积达13000平方米。坑内有一排排的地道，在地道和宽阔的前厅里，整齐有序地排列着与真人真马等高的陶塑兵马俑，总数约8000件，完整地重现强大的秦军军阵。在规模较小的二号坑内，兵俑是战车和骑兵的混合部队，三号坑是军事指挥部门。如此大规模的陶塑群像，如此能够全面地反映2000多年前军队阵容的雕塑作品是举世罕见的，它的发掘和展出震动了全世界。

兵马俑不仅数量惊人，而且造型准确、细腻、传神。二号坑内有骑兵116个，骑兵站在马的左前方，右手自然下垂，执着缰绳。这些骑兵身穿短袍，外套铠甲护着前胸，腰束皮带，足穿皮靴，头戴皮帽，帽两边有带，结于颌下。工匠以精细的造型展示了骑兵良好、轻便的装备。骑士身高1.80米，肩宽背直，显得健壮灵活。他们仪态英武面部严肃，嘴唇紧闭，唇上留着潇洒的八字胡，右手半握（可能原来有兵器在手）。古代工匠刻画的是训练有素、勇敢沉着的战士形象。

骑兵身后的战马雕塑得极其神骏。陶马高1.72米，身长2.03米，双耳略向前方，像削尖的竹子，似乎正在倾听前方的声音——这个细节反映出战马机敏警惕的神态。战马腿长、臀圆、胸肌饱满、肚子结实，看上去劲健有力。马背带鞍，马头套着络头，马缰执于战士之手。马眼紧盯着骑士，四蹄稳稳站立，鼻孔圆张，口微张开，双耳中间飞出一绺鬃毛，于平静中透露出跃跃欲动的神态，生动反映出古代工匠高超的造型技艺。

兵马俑是中国艺术史上空前绝后的杰作。在此之前，各种陪葬的木俑和陶俑不但数量少、形体小，而且造型也很呆板，艺术水平不高。在秦始皇兵马俑之后，迄今发掘的墓葬陶俑规模都比较小。秦始皇陵集七十余万人修建数十年才告成功，其中埋葬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牺牲的人力成千上万，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古埃及的金字塔堪与之相比。在秦始皇之后，统治者再也无力修筑这样巨大的陵墓了。

在古代希腊，石雕神像和人像艺术水平很高，但作品多是单个形体，巴特农神庙的浮雕带也不过只有近200个人体形象，而秦始皇陵中与真人等大的兵马俑塑像竟达8000之多，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第一。

兵马俑固然以规模和数量惊人，其艺术性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根据研究，兵马俑不但在服装上和姿态上显示出不同的兵种、军阶，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的年龄和地位的差异，甚至连籍贯特征也在容貌上反映出来。经专家考证，许多陶俑的容貌有关西人的特征：长脸、厚唇、长而平的鼻梁。而陶俑面貌所表现出的性格与表情，大体与人物的经历、年龄、身份相符合：年轻士兵的圆润面庞显得稚气；壮年战士饱经风霜的面容显得成熟；有的士兵表现出精干坚决的神态；有的士兵表情中流露出哀怨、郁闷的心情。兵马俑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显然仔细观察和分析过生活中的各色人物，能够把握住人物的相貌特征与人物内心世界及生活经历的有机联系，并且得心应手地把它表现出来。

创造这样大型的陶俑，必须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例如制造和烧制过程中陶件可能出现的断裂、变形、软塌等问题。从陶俑的残片断面来看，俑的头、手臂、躯干为中空，手、脚、腿为实心。实心有利于陶俑的直立和稳定，手掌及脚部可能是模压成形后再拼接的。陶俑的制作很繁杂，首先陶工要在形体外面涂上一层细泥，在细泥上雕塑出嘴、鼻、眼及衣纹等细部。有的部分，如铠甲是另行做好再粘贴上去的；细微的部分，如发丝是用刀一根根刻画出来的。

陶俑原有鲜艳的色彩，可惜发掘时遇空气后剥落风化了。例如武士俑以绿袍为主色，另配以粉绿、朱红、粉红，并以紫、蓝、黄、橘黄、黑、灰、赭色为辅；绿袍上押紫色花边，黑甲上押红、白、浅绿色花边。兵马俑所用的颜料多为矿物粉末，调入黏合剂以增强附着力，由此可以看出，工匠们是如何竭尽全力模仿真实情况并且获得成功。

汉代陶俑

汉朝虽然是推翻秦朝以后才建立的，但是它继承了秦代的典章制度，从而保障了大帝国的稳定和繁荣。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采取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等措施，使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汉代统治者继承了重丧葬的传统，除陪葬大量金银珠宝外，还在陵墓中埋藏各种各样的陶俑和明器，这些陶俑再现了墓主人生前役使的奴仆、乐伎、舞女。墓主人希望在他们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仍然有奴仆、乐伎、舞女供他们役使，陶俑就是真实的代表。明器是用各种材料制成的房舍、家园和用具模型，供墓主人死后继续居住和享用。汉代帝王们也像秦始皇那样以兵马俑陪葬，只是陪葬的规模小得多。

汉代陶马比秦陶马更活泼生动，它们没有鞍辔的束缚、显得自由活跃。马头上下摆动，马尾欢快地扬起，四条腿像跳舞似地弹动着，大而有神的马眼、奋力张开的马嘴和马鼻，都突出了马的活跃天性。

1956年在陕西咸阳东发掘出数十件陶塑彩绘武士俑，俑分为射击俑和步兵俑两种。射击俑昂首侧身，举臂投射，表现出一个极有动感的战斗动作。在咸阳另一座汉墓中出土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但陶俑形体较小。和秦骑兵俑不同的是，汉骑兵俑骑在马上，因而塑造难度更大，在烧制时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更多。由此推想，汉代制陶技术应该更加精良。

汉代陶俑的最高水平体现在歌舞俑上。西安出土的舞女俑扭动着腰肢，挥舞着双臂，挪动着舞步，正在轻歌曼舞。舞女身穿舞裙，纤细的腰上束着宽腰带，两条宽大的舞袖随风摆动，像长而轻的红绸。这座塑像体态轻盈，动作优美，富于动感；舞衣和长袖柔软而飘动，显得非常生动。从歌舞俑的造型来看，汉代工匠已经极好地掌握了人像塑造的技巧，尤其是人物在运动时，肩、胸、腰、腿的变化关系，给人像注满活跃的生机。因此，汉代人像的艺术水平超过先秦人像艺术。

汉代工匠在熟练掌握塑像技巧后，没有沿着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简约夸张的艺术道路。他们不求精确的、完全的模仿，而是追求整体的气氛，追求艺术摇摆于似与不似之间的独特效果，追求人像的性格特征和勃勃生机，这种艺术追求可能受到老庄美学思想的影响。老子认为最优美的音乐是听不见的，最好的形象是稚拙的；那些模仿现实的五颜六色不但不是好的艺术，而且会产生扰乱人心、破坏视觉的效果。于是中国艺术走上了一条和古希腊、古罗马不同的道路。它不以忠实地模仿现实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而以性格刻画和气氛渲染为艺术目的。

请看出土于山东济南的《彩绘乐舞杂技俑》。这件西汉早期墓葬品是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20多个彩绘陶俑被固定在陶盘上，表演着音乐、舞蹈和杂技。陶盘实际是演出的舞台，台前有一穿着宽大的红衣、束腰带、向前伸着双臂的人，好像是戏班的报幕员在向观众介绍演出的节目。他身后有三组演员在表演，第一组是两个女子，面面相对，一人穿红纹衣，一人穿白纹衣，挥动着长袖，正在翩翩起舞。从古代诗歌中，我们知道这种长袖舞从战国到西汉一直很受欢迎，风行数百年而不衰；直到现在这种舞蹈在京剧里仍然存在。第二组在报幕人的右侧，是两个头戴尖顶帽、身穿紧身衣的男艺人正在倒立——中国杂技把这种以手撑地，双腿向上的动作叫“拿大顶”。在两个杂技艺人后面是第三组人，是两个同样装束的男子正在做柔术表演。柔术是杂技节目，演员以柔软的身体做出各种高难曲折的动作。这两个艺人把身体从后面倒弯，头从两腿中伸出，手握着两足，身体几乎变成一个圆圈。这三组艺人同台演出，使得舞台丰富多彩，热闹非凡。配合这三组演出的还有后台由管弦乐和打击乐组成的乐队。从左到右，通过艺人的独特动作和手中的乐器，我们可以分辨出吹笙、鼓瑟、擂鼓、敲钟、击缶（古代一种大腹小口的陶质乐器）等奏乐的情景，这些演奏乐器的俑人称为乐伎俑。在乐队的一角，有一个敲大鼓的人，面向全体乐伎俑，他与前台的报幕人遥遥相对，可能是以鼓点指挥音乐演奏的人。工匠们通过几个典型场面和十几个人物，形象地把一台精彩的演出完整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现代人在时隔2000年之后仍能亲眼看到古代人的歌舞。为了全面地表现歌舞生活，加强演出的热闹气氛，古代雕塑家还在舞台两侧分别塑造出助兴的陶俑和合唱俑，两组人都穿长衣、束腰带相对而立，他们的发式和冠帽都不一样。

在这件作品中，汉代艺术家以类似漫画的方法夸张地表现出人体的动作，使人一目了然，立刻理解这件作品的用意。

我们说汉代雕塑注重气氛，注重总体效果，注重夸张，不等于说汉代艺术家不注重人物的表情刻画和性格塑造。相反，艺术家在这方面取得永记史册的成就，汉代说唱俑就是杰出的典范。

说唱起源于说书。汉代社会稳定，文化生活活跃，神仙之说盛行。汉代末年，鬼神怪异小说流行，说书人取鬼怪小说，以生动的情节、通俗的语言、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再配以鼓点为伴奏，吸引了广大听众，于是说书变成说唱。当时许多富豪人家养着说唱人，以便娱乐解闷。由此看来，说唱俑出土于墓葬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尊说唱俑一手夹鼓，一手拿鼓槌，正要重重敲击鼓面。他说到精彩的部分，自己也忍不住张嘴欢笑，一双眼眯缝着，似乎沉醉在有趣的情节中。表演中，他不由自主地伸出一条腿，往上抬起光着的脚丫，也许他抬起一只脚是为了往下跺脚，以便“震惊四座”，也许是模仿故事中的一个动作……总之说书人太投入了，他忘记了在主人面前应该恭顺，他忘记了外部世界，完全投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表演中，他是真正的艺术家。

细究起来，可以指出这件作品有若干不合真实之处：头部太大，手臂太短，没有腹部，重心不稳定等。但是，艺术家把说唱人最本质、最典型的性格挖掘和表现出来，达到了陶塑艺术的最高境界。

汉代陶塑艺人不但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人，反映出2000年前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用艺术再现2000年前的生活。所以，无论劳动者制造的车、船、楼、房，还是饲养的牛、马、猪、羊，甚至石磨、纺车、猪圈、羊栏都被做成小小的陶明器，随主人埋入地下。墓主人希望他生前拥有的一切，无论巨细都完整地带入另一个世界，为此，艺人们仔细地观察对象，把各部分按比例缩小后塑造出来。

汉代的陶俑艺术不但再现了赫赫军威，而且把表现的触角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家把地位低下的奴仆表现得栩栩如生，把各种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都复制出来，为我们保存了文化的原态，使我们对古代生活有真切的了解。

汉代石雕

石雕和陶塑的功能有同有异。陶塑埋于地下，石雕多置于地上。陶塑保存墓主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保证他死后仍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得到享受，陶塑具有保存文化的作用；石雕常常代表一种政治和宗教力量，颂扬墓主人的功绩，保护墓主人的安全。因此，石雕更具有纪念意义。

据史书记载，早在秦代已在秦始皇陵前安置大型石刻神兽麒麟，汉代开始在陵墓前大规模摆放纪念性石人石兽。

汉代纪念性石雕的最高成就是霍去病墓石雕。霍去病（公元前141～前117年）是汉武帝时的一名青年军事家，他曾先后六次率兵出征，越过大沙漠反击匈奴侵扰，保卫了西汉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了西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霍去病因战功卓著而深受汉武帝器重，被封为冠军侯、骠骑将军。这位青年将领不幸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年仅24岁。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汉武帝特地在自己陵墓旁边选定霍去病的墓址，并仿照祁连山的形状修建了霍去病墓。

现存的霍去病陵墓石雕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鱼、野人、野猪、石蟾、母牛与小牛、人与熊等造型，这些石像全部用花岗岩雕成，散置在陵墓上，好像野兽在荒山出没，牛羊在草原上放牧，汉军和匈奴在祁连山战斗，具有一种逼真的效果。霍去病墓石雕开创了雕塑与环境相结合的先例。

石雕艺人追求一种古朴粗犷的风格，这种风格与将军率部在荒凉的沙漠与强敌浴血厮杀的事迹比较相称。为此，艺人们依据巨石的自然状态，仅在上面略加雕琢，使巨石坚硬的本质、粗糙而本真的外表不至丧失，同时艺人们用圆雕、浮雕与线刻的方法画龙点睛地突出形象的特点及其内在的生命。艺人利用一块卧石自然浑圆的形状，用圆雕的方法雕出虎嘴、虎眼和虎的后腿，用线刻的方法表现虎身上的斑纹及折褶。远远看去，卧虎如同卧石般巨大、宁静、坚硬，仿佛是陵墓的一部分；走近细看，威严的虎头、有力的虎腿、浑圆的虎腰都跃动着巨大的力量，而那双圆睁的虎眼则放射出警惕的目光，好像刚刚发现了异常情况。

卧马的雕琢痕迹更为明显。这是一匹即将起身的臣马，头部微仰，一只腿向前伸出，蹄用力着地，另一只前腿微微抬起，表现出由静到动的过程。马头稍有变形，夸张地表现出马嘴和鼻孔，短而粗的马颈和结实的马腹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汉代艺术家在动物雕刻中始终注意动与静的结合，寓动于静，表现出动物的勃勃生机。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陵墓雕刻的核心，象征性地表达陵墓组雕的政治意义和纪念意义。一匹昂然而立的战马代表着正义的力量，它已经获得胜利，把一个匈奴人踩在脚下，那个代表邪恶力量的匈奴人不但矮小，而且仅被浅的线条刻画出来，表现出作者对他的蔑视。然而匈奴人倔犟地仰面朝天，手握弓箭，如困兽犹斗，这个细节意在告诫人们切不可放松警惕。石马的马腿部分没有镂空，只是用浮雕的方法表示出来，与石块连为一体，保持着古朴浑圆的总体形象。这件作品赞颂的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丰功伟绩，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表现将军的形象，这是中国纪念性雕刻的特点。

历史记载，狮子于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依古印度“梵文”“狮子”的读音，中文音译为“辟邪”。中国早期的狮子造型既像狮又像虎，加角又添翼后变成一种神兽立于陵墓之前，以保护陵墓不受妖邪的侵扰。中国人把头上长一角的神兽叫“天鹿”，把长两角的叫“辟邪”。东汉时期，辟邪石雕大量出现在陵墓前。其中著名的石雕辟邪有河南南阳宗资墓的一对和洛阳红旗屯的一对。现存的石兽还有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前的辟邪、四川雅安县高颐墓前的一对辟邪和陕西张骞墓与李固墓前的石辟邪。

河南洛阳出土的大辟邪高122厘米，身长166厘米，身形如虎，头形如狮。它大张巨口，露出锐利的牙齿，头生双角，下巴有卷须，胁两边各长一翼，表示能飞翔。它雄健的四腿有力地行走，长长的尾巴形成第五个有力的支撑点，使雕像更稳健有力。这件辟邪昂首张口，颈部和头部的肌肉非常发达，胸部饱满，腹部收缩，显示出内在的力量，其头、颈、背直到尾部形成一条“乙”字形曲线，把神兽的柔韧和雄健用非常简洁的方法表现出来。石雕没有过多的细节修饰。作者准确地掌握了猛兽的身体结构，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对象的神勇，形象粗犷而奔放，具有一种逼人的气势。这尊既像狮又像虎的神兽是想象中的神兽，它比现实中的猛兽更威风。至此，一种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造型原则，一种重神韵的审美意识正在形成，并孕育出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

秦汉青铜铸像

秦朝和汉朝都是统一的大帝国，国力雄厚，人才济济，资源丰富，因此秦汉时代的青铜艺术，尤其是青铜铸像艺术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其作品之巨大、设计之巧妙和工艺之精湛都超过先秦。

据史书记载，秦代铸铜人12个，各重24万斤。由此可见，秦代大型铸造的规模之巨，可惜原作都已被销毁。

1980年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两辆铸造精美的铜车马，其形体为真车马的1/2，每辆铜车马重1200多公斤。这两辆铜车马一前一后，合为一组。前面的铜车称作高车或立车，主要用于作战，车上有弩矢和盾牌，驾车的人站立车中，车前有四匹马。后面的铜车马称为安车，也有驷马，长方形韵车舆（车厢）比较宽大，上面有椭圆形的车盖，像伞一样遮挡着车舆。车舆两侧有窗，车门在后，人从后面进出。官坐在车舆前面，双手前伸握着六辔，作驾车状。这两乘车马都是皇帝出行时的交通工具。

铜车马的主体用铜浇铸而成，两车总长5米多，宽近2米，高2米，总重2400多公斤，这样大的青铜艺术品国内外罕见。驾驭两辆车的八匹铜马头方目圆，两耳短小，脊背平坦，臀部圆润。它们均为四蹄站立，形如待发。两尊铜驭官一立一坐，双手前伸驾车，目光注视前方，表情非常严肃，表现出对帝王的忠心和敬畏。工匠不但塑造出人物的外形，表现出人物的姿态、地位和身份，而且通过人物的姿态和表情，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这部作品中马络头是用金管、银管套接的，至今仍很灵活。马辔是许多小铜片以插销衔接起来的，现在仍然可以灵活折叠。车窗不但可以开合，而且装饰着图案，图案有许多米粒大小的菱形小孔。古代工匠把铸造、焊接、镶嵌、嵌铸等制造技术综合运用到作品中，达到古代冶金制造工艺的新高峰。同时，在车舆、车盖上还用艳丽的颜色画出各种优美的花纹、图案及模仿原车上的丝织品，可以说，这两乘铜车马完全是原物的仿制，只不过缩小了一半。迄今为止，出土的秦青铜雕塑艺术品还不多，随着考古发掘的广泛和深入，将有更多的秦青铜器重见天日，届时人们对短暂然而影响深远的秦代艺术将会有新的认识。

由于汉代青铜器的大量出土，我们对汉青铜艺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汉青铜艺术有两个特点：一是青铜器出土的地域非常广大，除文化发达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偏远的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发现有精美的青铜器。由此说明，在汉代青铜文化已经得到广泛的普及。二是青铜器的品种比较齐全，既有皇亲国戚墓葬里的华贵明器，也有一般墓葬里的各色生活用品，还有云南、贵州等地各民族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这其中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即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杰作。这匹高34.5厘米、长45厘米的奔马，高昂首，狂摆尾，张嘴嘶鸣，四蹄翻腾，三足腾空，飞驰如电，后足却踏在一只疾飞的燕子背上。那只小巧的燕子正展翅翱翔，突然被马蹄踏在背上，于是吃惊地回首反顾，想看清那比它飞得更快的、正从它头上掠过的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与之相呼应，奔马头微微向左侧，似乎也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艺术家以丰富的想象和高超的技法把马踏飞燕的一瞬间动作固定在雕塑中，用象征手法，衬托出骏马神速飞驰天空的景象。艺人极好掌握了铸件的平衡和稳定原理，让一条马腿呈“之”字状立在飞燕背上，而那只小小的飞燕则构成雕塑的底座，支撑着整个铸件，因而这件千古佳作得名“马踏飞燕”。

青铜生活用品出土的也很多，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之弟）墓时即发现许多精美青铜器，其中一件长信宫灯尤为引人注目。

这件宫灯的主体是一个跪坐的宫女，她左手在下托灯座，右手在上提灯罩，两手之间就是圆柱形的灯。宫女的右手和右臂实际是灯的烟道，蜡烛燃烧时的烟和灰顺着宫女的右臂流入宫女的身体内，中空的宫女身体能够容纳烟灰。宫女身下是盛水的底座，它能将烟灰溶于水中，底座可以拆卸，以便倒掉烟灰水。圆形的灯盘可以转动，两块圆弧形的灯罩也能够开合，因而能随意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这件青铜器设计得非常科学，不仅灯光可以调节，而且烟不会污染室内空气。据考证，这盏金光闪烁的宫灯是一件供皇宫和王府使用的高级专用品。

这尊作品中，宫女的设计与造型既真实又美观，她身着汉代最流行的长裙，梳着宫中发式，面容圆润，眉目清秀，姿态优雅，由此证明汉代贵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极力追求高雅和舒适的情趣。

秦汉绘画

壁画

秦汉统治者都很重视壁画，因为宫殿壁画可以弘扬皇威，表扬功臣，宣扬封建道德，达到巩固政权匡扶人心的目的。宫殿壁画还可以美化皇宫，为帝王的生活增添乐趣。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宫殿壁画有天地山川、山神海怪、龙风神兽，还有神话故事、历史人物、三皇五帝、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等，也有的描绘贵族生活场面和出行交往等礼仪活动场面，内容非常丰富。可惜的是秦汉时代的宫殿建筑都毁于战火，现在已无法见到实物，因而不能展示原貌，只能根据记载加以想象。

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是汉代墓室壁画。汉代主张孝道，把举行隆重的葬礼与修建奢华的陵墓看作是子女对已故父母尽孝的表示。所以汉代陵墓不但有许多珍贵的陪葬品，而且墓道和墓室的墙壁上都绘有精美的壁画。由此我们可以一窥汉代的绘画艺术。

至今已发现西汉墓室壁画30多处，主要集中在河南、辽宁两省，内蒙古、广东等省也有发现。西汉壁画的幻想气氛很浓重，从已发现的洛阳墓室壁画来看，题材多集中于青龙、白虎、朱雀等方位神，荷花、灵芝等仙草，还有日月星象、御龙升天、乘凤成仙等神话内容，其风格与战国帛画有承袭关系。这些作品画面形象生动活泼，线条流畅灵巧，构图井然有序。另外，还有些壁画描绘历史故事，如“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在《晏子春秋》、《史记》等书中均有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很广。绘画工匠把故事中气氛紧张、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描绘下来，使陵墓成为充满历史感的空间，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氛。作品中，画匠注意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富有个性的动作表现人物的地位和性格，其构图简练夸张，线条流利活泼，色彩典雅庄重，已具有中国人物画的基本特点。

东汉墓室壁画虽然仍以升天、避邪、祈福为主要内容，但是加强了绘画的人文因素，表现生活的场景明显增多。在人像方面则有长羽的神仙、墓主人与仆人、祭祀的家属、守门的卫士、死者的下属，还有古代的帝王、贤臣等。描绘的场景有墓主人生前的宴乐、出行，还有乐舞百戏、耕田收割、厨房备宴，整组壁画仿佛是一部东汉社会的百科全书。东汉的壁画构图简练，气氛活跃，人物常常在奔跑或交谈，有些细节刻画得很具体。例如在一幅壁画中，厨房里，有人取挂在高处的肉块，背后有一条狗贪馋地仰望着；有人扳着牛的两角，拖着去宰杀；案板上有一头捆住四脚的猪，还有三只鸭关在笼里；铁钩上挂着各种食品，其细节之真实几乎可以列出一部食谱。此期画匠对线条的运用更加熟练，常常仅用几笔就把人的衣着形态勾勒出来，并且用丰富的色彩渲染，以追求立体效果。辽宁金县一处东汉墓绘有门吏，人物形象威武，精神抖擞，十分传神。

汉代帛画

汉代盛行厚葬，所以画匠多在帛上描画灵魂升天的情景，描绘人间的幸福生活和天界的永恒生活，以寄托灵魂不死的理想。帛画覆盖在棺椁上，用以引导死者的灵魂。

20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的汉墓中，都出土过西汉帛画，其中马王堆一号墓的“T”字形帛画水平最高。这件作品长两米多，画面分为三部分。最上端画的是天界，这部分正中有一个人首蛇身的女娲神，她是引人升天的主神。女娲两边画有五只神鸟，右上角绘有扶桑树，树梢上有一轮红日，里面立着鸟状的太阳神，树枝间还有八个小太阳。左上角画有弯月，月上有蟾蜍和玉兔，一名美女正乘龙飞向月亮，这一情节出自中国有名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下方为象征性的天门，两守门人相对而立，还有一只豹也参加守卫。

中间部分描绘的是人间生活场景。在华盖下面，有一个年老贵妇，她拄杖而立，似乎年老体衰，她身后有三名侍女恭谨地跟随着，前面有两个男子跪着迎接她。女主人虽然只是一个侧面像，但显得很突出。她身体肥胖，身躯微弯，动作缓慢，身份高贵，衣服的线条细密流畅，表现出丝绸衣服的柔滑质感。这个场景的下面，还有几个男子坐在帐幔间，他们围着鼎壶等食具，看来正在宴会。

帛画的下段描绘地下世界。一个裸体男子双手托起象征大地的平板，脚踏双鱼，左右各有一龟，龟背上有只猫头鹰，巨人前面还有一些水生动物在游动。古时人们认为大地是浮游于海上，所以地下部分是水世界。帛画中，还有数条巨龙从上而下缠绕着，把画面分为几个部分。

这件作品想象奇特，内容丰富，既有各种神奇动物、神人和天象，又有人间生活的真实的描绘。古人把天、地、人视为有分有合的整体，这幅帛画即是古代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形象展示。

艺人在帛上涂色，画线。颜色有红、青、黄、银等色，显得很华贵。墓中还出土华丽的绣品。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画则着重描绘墓主人的生活场景，包括进食、织造、看病，观赏歌舞、角斗表演。帛画绘有大型的车马仪仗行列，炫耀出汉代官吏的显赫声威。

画像石

西汉晚期画像石雕刻手法较为单一，主要是减地浅浮雕（把形象之外的空白处浅铲一层，以突出形象），内容与壁画区别不大。河南唐河出土的石墓结构呈“回”字形，年代大约是公元18年。墓中画像石描绘了迎宾、驯虎、乐舞等场面，有羽人、青龙、白虎、朱雀等其布局疏朗，主题突出，形象如剪影，凝重醒目。

东汉前中期的墓室画像在山东、河南多有发现，有的规模巨大，画像总面积达四五平方米，雕刻技法也逐渐丰富。除墓室外，东汉在祠堂里和阙（宗庙和陵墓前的纪念性石雕）前也发现有画像石，其中最著名的是山东的武氏石祠与孝堂山石祠。

位于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祠，包括四个石祠和双阙、碑、石柱、石狮等部分，建成时间在公元147～151年。这四个石祠都修成房屋状，高和宽约1米，进深约1.5～2米。石室内部遍刻图画，在每一面墙上都分二层乃至五层，在各层上分别刻出古代帝王如尧、舜、桀；古代贤人如老子、孔子、周公、管仲；古代勇士如刺杀秦王的荆轲、刺杀韩王的聂政，还有神话人物及神兽，如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龙、凤、鹤等。古代艺人选取著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设计典型的场面，宣扬浓厚的传统道德意识和文化观念，表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观。在荆轲刺秦王的场景中，作者表现出荆轲把匕首向秦王奋力一掷，可是匕首没有刺中目标，却刺进柱子的情景。图画以殿柱为中心展开，秦王和荆轲这两个敌手互相对望着，围绕着柱子急速地奔跑；周围的人吓呆了，有的人甚至被撞倒在地，桌案也被击成碎块，可见冲突之激烈。为了突出荆轲的勇武，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把匕首画成穿透柱子，露出了尖锋的样子，由此可见荆轲投出匕首时怀着多么强烈的仇恨，用了多么大的力量。在这幅画中，工匠没有花费精力去刻画各个人的表情，也不注重人物形象的真实比例，而是将表现的重心放到戏剧性的场景上和紧张的气氛中。工匠们的艺术表现手法较丰富，除了以浮雕刻画人物外，他们还用在画面上刻阴线的手法突出人物动作的力度和衣裙的飘动。

画像中还表现出墓主人生前的出行、宴饮、狩猎等活动，还刻画有百戏、庖厨、步战、车战、水战以及幻想的海神之战、鱼龙征战等。总之，在45块画像石上，艺人把现实与幻想、过去与现在、个人与民族、历史与生活全部集中在一起，并且极为形象地表现出来。

东汉晚期的画像石内容更丰富，规模也更大，如沂南陵墓全部画像石的面积达442平方米，河南南阳画像石有的长达3米。沂南画像石描绘各种节目表演，共有51人、2匹马、7只鸟兽参加演出。南阳画像石注重表现动物的活力，龙、虎等动物的身躯拉得很长，四足有力地前伸和后蹬，身体弯曲，背、腹和尾构成有力的曲线，四周空间流畅的云纹与之配合，产生强烈的动感。

此期的工匠在风格上也追求变化。例如山东两城山画像石在人物身上刻出一些疤痕，造成某种粗糙感。沂南画像石在空白处留出弧形刀痕，痕迹像云气在人像周围飘动；人像上用极细的线条刻画细节，如羽毛、衣纹等。为了使画面内容更明确，有的画像石还刻有人物名字、题记、工匠姓名，甚至某些参观画像的游人的留言。陕北画像石在形象细部用朱、墨色勾线，但形象整体又很厚重质朴。

画像砖

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材料。秦代至西汉中期，画像砖多用于装饰宫殿府舍的台阶、墙壁，在陕西临潼、凤翔一带出土较多。西汉中期以后，画像砖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面。

秦代画像砖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扁方砖两类，砖上的花纹用模印和刻画两种方法制成。模印法就是先用木做成模，在模板上阴刻（即刻出凹形图案）图像。当砖坯未干时，把木模压印在砖坯上，于是就在砖面上留下凸出的花纹。画像砖的内容多是宴乐、射猎等题材，也有龙凤、怪兽、异人、青龙、白虎、卫士、园林等图像，此外还有回字纹与菱格纹的铺地砖。

西汉中后期的画像砖多出土于洛阳，其木模采用阳模，印成凹陷的画像，也有使用阴模，使线条鼓凸出来。这些画像作品题材广泛，线条简洁有力。如《驯马图》描绘的是一戴尖帽的骑士正在使劲拉马，以致他后腿弯曲，身体后坐。而倔强的马不愿被牵走，它昂着头，四条腿向后退着。这是一幅趣味十足的情景图。

东汉画像砖以河南、四川两地出土最多，以四川的水平最高，见于画像砖的题材即有七八十种。这些作品中，有的是用一块砖表现生活场景中的一个精彩局部，有的是用十几块组成一个大的画面，表现人物众多的生产场面和热闹的宴乐、射猎活动。如《盐井》画像砖就同时表现了工匠采盐、煮盐、运盐等工序。从画面看出，盐工在重叠的山林中劳动，野兽在四周奔跑，可见在荒山中采盐是很艰辛的。《采莲》画像砖表现出采莲人驾一叶小舟游荡于莲叶遮盖的池塘中，远处是连绵的群山和茂密的树林。在这幅画上，有远景有近景，有山有水，有人有舟，是一幅很有抒情意味的山水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至少在工匠中已经有人意识到风景是可以入画的。

东汉时期，画匠的艺术技巧更为熟练和自如，他们可以在同一块画像砖上既印凸纹又印凹纹。比如，将穿长袍、戴华冠的贵族用线条刻画，为他们表演的杂技演员则用凸面表现，凸面显示演员是赤膊上阵。在《车马过桥》画像砖上，马的胸、腹、臀等肌肉丰满的部分用凸面表现，而马身上的鞍、络头、缰绳则用细线刻画。线在面中穿插游走，创造出美妙的线面结合的艺术。

画像石和画像砖是另一种形式的绘画，这种画本身即是建筑的一部分，所以同罗马的彩石镶嵌画一样，这类作品可以长期保存，包括砖和石表面那细如笔迹的刻线。

秦汉玉雕工艺

西汉玉雕技艺精湛，所以史书把“汉玉”称作雕刻的极品。在广州象岗山曾出土一批精美绝伦的玉器，其中有一件饰竟由九个部件串联而成。玉璜（半璧形的玉环）上有乳钉纹，还有的透空镂刻成玉龙，其精巧程度难以言表。

东汉玉雕的集大成者是发现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的金缕玉衣。玉衣是用玉片做成的殓服，金缕玉衣只有皇帝死后才能穿。古人认为玉是山川之精华，金玉置于遗体人的精气就不会外泄，从而尸体不腐能得到再生。此墓中，刘胜和他的妻子各穿一件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有六个部分，可以罩住全身。这件玉衣由2498块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多边形玉片组成，金丝重约1100克。这些玉片打磨得非常光洁且厚薄一致，金丝从玉片四角的四个小孔穿过，和旁边的玉片连缀起来。玉衣的制作极为复杂，耗费十分惊人，据估算十个工匠需用一万个工日才能做成一件。

陕西宝鸡出土的玉辟邪高18.5厘米，它那昂首嘶鸣的姿态仿佛有震天撼地的力量，是东汉玉雕的代表作。而羽人骑天马玉雕仅高。厘米，其小巧玲珑令人叹为观止。

古滇族美术

秦汉时代，中国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带的经济和社会也有了巨大发展。当地滇族工匠汲取了长江一带艺术的营养，又结合本地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其中青铜器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古代滇人的农业、畜牧、狩猎、纺织等生产活动和祭祀、战争等大事，其制作的年代，上起战国时期，下至西汉末年。

出土于云南普宁的骑士贮贝器是古滇人贮存贝壳的容器，贝壳在当时是一种货币。此器为圆筒形，中部较细，筒盖上有一柱，上有一人骑马而立，周围有四牛。以容器侧面有两虎，可作把手之用。人、马、牛、虎形态逼真，生动活泼，特别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骑士，他通体鎏金，光彩夺目。整个器物用多种方法制造，然后组合，各部分结合得天衣无缝，所以历时两千年这件结构复杂精巧绝伦的器物仍然完好如初。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虎牛形祭案是一件供祭祀用的桌案，高43.5厘米，长。76厘米。铜案取一只站立的瘤牛（颈背部有一瘤子的牛）形状，牛背呈弧状，是案面；牛头、牛颈粗壮有力，两只弯角前伸，十分威武；牛臀部缩小，一只矫健的小虎却用力地咬着牛尾向上攀。这样设计使牛头与牛尾在构图上取得了平衡。牛无腹，四足之间如门洞大开，一只小牛从大牛下从容穿过。整个器物造型庄重，符合作为祭器的功能，而虎的勇猛及小牛的憨态，又使这件器物在静态中蕴藏着勃勃生机。这件作品充分表现出古滇工匠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乐府的创立与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各种管理国家的机构和制度，对影响巨大的乐舞也加强了管理。秦朝设立掌管祭祀仪式和雅乐的机构“奉常”，又设立“少府”及下属机构“乐府”，乐府专管供皇帝享乐的乐舞。据《史记》记载，秦宫有妇女万人，其中容貌美丽、能歌善舞者有千余人，当时各地艺术家都被网罗到秦朝都城咸阳，这无疑有利于艺术的交流和提高。

汉朝沿袭秦制，也设立乐府管理歌舞艺术。汉朝初年，宫中推崇楚乐，汉高祖刘邦所作《大风歌》曲调即是楚声，他的宠姬戚夫人跳“楚舞”。此期，民间则风行世俗乐舞，富人家养姬妾几十人甚至数百人，日夜歌舞作乐。乐府的作用还不太明显。

乐府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重建乐府，扩大其编制，又任命著名音乐家李延年领导乐府工作，还命令司马相如等数十位文学家专门为乐府创作歌词，经乐府作曲配乐，由乐工演奏。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乐府的艺术水平，从此人们便把乐府创作的歌和诗统称为“乐府”。汉武帝还命令广泛采集民间音乐歌舞，虽然他的目的是借此了解民情，但客观上也有利于民间音乐的保存和传播。汉乐府最盛时曾有千人之多，各种机构分工很细，有专门做测音工作的“听工”，有专门制作与维修乐器的工匠。

乐府创作的乐舞有在月光下翩翩起舞的祭祀神歌，有皇帝大宴群臣时的鼓吹乐，也有歌颂汉武帝抗击入侵的赞歌，还有抒发感情的歌曲，如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瓠子歌》。乐府机构至公元前6年汉哀帝时撤销，其时许多艺术家流落到民间，他们对各地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乐府音乐的主体是鼓吹乐。鼓吹乐使用鼓、铙等打击乐器和箫、角、横笛等吹管乐器，并配以歌唱，钟磬等乐器在乐府中用得很少了。鼓吹乐在皇帝宴会群臣以及出行时演奏，王公贵族出行时吹奏的鼓吹乐叫“骑吹”；祭祀时的音乐叫“短箫铙歌”；随军演奏的叫“横吹”。

汉代还有一种把唱歌和音乐结合的“相和歌”，表演时有人唱有人和，还有乐器伴奏。相和歌所用乐器有箫、笛、笙和琴、瑟、筝、琵琶、箜篌等丝竹乐器，多在官宦贵族宴饮、娱乐时演唱。

相和歌的序曲“艳”多为乐器演奏，音调委婉；“曲”是乐曲的主体，有二至七八个唱段，唱段有的婉转，有的热烈；“乱”是乐曲的结尾部分，可以唱，也可以是乐器演奏。相和歌的内容有的是战国时代流行的楚民歌和歌舞曲，如《阳阿》、《采菱》、《今有人》等，有的是以求仙、祈求长寿为内容的汉代歌曲，有的是反映人民生活与情感的歌曲，如《病妇行》、《东门行》、《白头吟》、《陌上桑》等。《病妇行》写一病妇临死前对丈夫的嘱托，以及病妇死后一家人的悲惨情景；《东门行》写一穷人为了生存、拿起刀枪反抗的故事；《白头吟》写一女子被抛弃后的痛苦心情；《陌上桑》写民间采桑女子智斗企图调戏她的大官。这些歌曲感情真挚，反映出2000年前的社会与生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

主要画家及作品

我国古代第一批留下姓名及作品于史册的著名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都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有的甚至是帝王。据画史记载，魏晋时著名不下几十人，如蜀国的诸葛亮、张飞，吴国的曹不兴及魏国的杨修等。

曹不兴在东吴享有很高声誉，据说他能在长至十尺的绢上画像，且顷刻完成，而人像头、身比例却没有任何差错。由于造型功力的深厚，所以曹不兴的画被列为吴国“八绝”之一。曹不兴还是最早的佛像画家。佛像起初是由僧人康僧会带到江南的，曹不兴依据这些印度佛画范本作画，由此佛像艺术传播开来。他曾将在屏风上误落的一点墨迹改画成苍蝇，使得吴国国君孙权居然以为是真蝇，而用手去弹，此事在画史上传为美谈。由此可知“画得像”是当时评判名画家的主要标准。

西晋画家卫协、张墨有“画圣”之称。卫协擅创作人物画及描绘佛教人物，著名艺术理论家谢赫评价说：“古画皆略，至协始精。”意思是说，在卫协之前画作都很简略，在他之后绘画艺术才走上精益求精的道路。

戴逵（公元326～396年）字安道，安徽人，东晋早期雕塑家、画家，他终生隐居，晚年长住稽剡县（今浙江新昌）。戴逵聪明博学，会写文章，善于弹琴，人品很高，得到当时文人的尊敬。在绘画方面，他对宗教人像、山水风俗、动物牲畜，无所不精，尤其擅长人物画。戴逵是卫协之后、顾恺之以前最有成就的画家，谢赫评论他的画“情韵绵密，风趣峭拔”，认为他是画界的“实际领袖”。戴逵也是山水画初创时期的一位先驱者，张彦远称赞他的“山水极妙”。戴逵尤其擅长铸造和雕刻佛像，相传他为会稽名寺雕刻无量寿佛时，为了多方听取公众的意见，甚至躲藏在帷帐中偷听观众议论，并仔细研究各种意见，反复修改作品，三年才大功告成。戴逵笔下的佛像金碧辉煌，栩栩如生。他在南京瓦官寺塑造的五世佛像和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赠送的玉佛并称为瓦官寺“三绝”，成为美术史上一段佳话。从已知的文献资料看，戴逵还是最早创作漆雕佛像的艺术家。

南朝绘画比较发达，水平也比较高，著名画家有陆探微、顾宝光、宗炳、王微、谢庄、袁倩、顾景秀、宗测、刘系宗、浓标、谢赫、谢惠连、萧绎、陶弘景等，其中以陆探微最有名。南朝人把陆探微与顾恺之、张僧繇相提并论，认为“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意思是说，张僧繇的人像肌肤外貌很像；陆探微的人像不但把肌肤而且把内在的骨相也表现出来了；顾恺之的人像表现的是人物内在的精神。陆探微不但画名人肖像，也画佛像，他画的佛像被形容为“秀骨清像”，就是说，佛像削瘦清秀，风度潇洒。他“笔迹劲利，如锥刀焉”，也就是说他的线条好像用刀刻在画上，非常有力。

宗炳（公元375～443年）字少文，河南南阳人，他多才多艺，书画和音乐都很有造诣。宗炳既是肖像画家又是山水画家，他的《画山水序》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篇山水画理论著作。宗炳认为，山水画凝聚天地之灵气，可以卧游其中。这就是说，只要观画，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沉醉于大自然中，所以作画和观画能达到“澄怀观道”的净化灵魂意境和把握天地之道的精神境界。他还提出“竖画三寸当千仞（古时七八尺高叫一仞，千仞是极高的意思）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意思是，在画幅上画一个三寸高的山峰，观众认为是万丈高山；画一条几尺长的横曲线，观众认为是迂回曲折的数百里长的河道或山谷。宗炳的观点为创作视野广阔、气势磅礴的山水画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透视理论。宗炳主张“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写实主义创作原理，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还明确提出山水画的功能在“畅神”，即抒发情怀，陶冶性灵。这突破了汉代仅提倡艺术的政治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的狭隘主张，为艺术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为艺术家提供了更自由的创作范围。

王微（公元414～453年）字景玄，山东临沂人。他对山水画法作过深入研究，有《叙画》一文流传至今，此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王微提出，要以曲折缓慢之笔画大山，突出山脉的雄伟；以激昂急疾的笔法画高山，突出山峰的挺拔；以劲健有力之笔画险山，以突出山峰的险峻。

南朝的另一个著名画家是张僧繇，他活跃于梁武帝（公元502～549年）时期。梁武帝爱好绘画，提倡佛教，对佛教艺术的发展颇有贡献。张僧繇是最受器重的佛像画家，他的笔法被称为“疏体”。与顾恺之、陆探微的“密体”不同，他下笔多用点、短线、折线，只画几笔像已成功，由此可见他的绘画风格非常简约。美术史称张僧繇的风格为“张家样”，这说明，在南朝以个人画风为代表的流派已形成，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张僧繇曾在南京一座寺庙的大门上用印度画法画“凸凹花”，画中线条被晕染的色彩代替，图像似乎有凸有凹，具有浮雕的效果。这种方法叫做“没骨画法”，对后世影响很大，那座寺庙也因此得名“凸凹寺”。

由于北朝对美术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不如南朝，资料散失严重，故北朝画家留下姓名的很少，已知较有名的是人物画家蒋少游、画佛像的杨乞德和王由美、画禽鸟的高孝珩和刘杀鬼。其中曹仲达和杨子华是在绘画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画家。

佛像画家曹仲达来自中亚，深受印度文化和中亚文化影响。他画的佛像轻薄的衣袍紧贴在身上，折褶随身体四肢而变化，好像能把人体肌肤透出来，如同人刚从水中出来湿衣紧贴在身上一样，因而得名“曹衣出水”。美术史把他的风格称为“曹家样”，在古代艺术作品中，尤其在雕塑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曹家样的影响。

杨子华是北齐的宫廷画家，他作画非常传神。史书记载，他在壁上画马，马得神而活，“夜听蹄啮长鸣，如索水草”；他在绢面上画龙，则“舒卷辄云气萦集”。马能行走吃草，龙能收集云气，只是夸张的传说，但杨子华描绘的贵族人像和贵族生活之真实生动却是有名的。杨子华对唐代绘画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唐大画家阎立本称赞他的人像“曲尽其妙”。杨子华画的《北齐校书图》以宋朝摹本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为南北朝极少的传世作品之一。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文宣帝下令由11个文人共同校订和整理国家收藏的典籍，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杨子华在这幅画中描绘的就是他们工作的情形。此画为绢本，设色，长29.3厘米，横122.7厘米，第二部分是画卷的中心，也是最精彩的部分。画中，四个校书人坐在方榻上，榻上有盛着菜肴的盘子、酒杯、砚台、琴等，正中一人正在执笔书写，他对面一人右手执笔，伸左手与榻旁一老者讨论；老者似欲下榻，一童子为他提靴；另一校书人作沉思的样子；四个侍女围绕坐榻而立，一人捧杯，一人捧手巾，一人持酒壶。画家通过细致的描绘，把校书人热烈的工作情绪、高贵的身份、典雅的生活情趣表现出来，画面充满人文主义的精神。

顾恺之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顾恺之（约公元346～407年）字长康，小字虎头，生于江苏无锡，出身贵族，与上层社会有密切关系，很得统治阶级赏识。顾恺之一生主要从事绘画活动，他能赋诗善书画，有三篇画论传世，是影响深远的早期绘画理论家。在顾恺之遗留下来的残章断句中，保留着赞美会稽风景的名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顾恺之性格率直、单纯、乐观，常闹出一些小笑话，因此被当时的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

顾恺之画人物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他注重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尤其重视眼神的描绘。据记载，他作完人像后，经常数年不画眼睛，问其原因，他回答道：“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认为绘画中的人物形体的美丑不是最主要的，表达人的精神风貌的关键是描绘眼睛，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顾恺之此言一出，从此“传神阿堵”就成为画论名句。顾恺之画名士弹琴，认为人物的动作，即“手挥五弦”是容易描画的，但描画弹琴人遥望飞翔的鸿燕的眼神，表现名士对天边云层的眷恋和迷惘心情，即表达“目送归鸿”的意境却相当困难。为此，他花费大量精力钻研如何通过眼神以及其他细节来表现对象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状态。他画的裴楷像在脸颊上加毛三根，顿时使得人物格外神气英俊。如果不经过仔细研究，他是不可能知道裴楷的性格得益于脸上三根毛的。

顾恺之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文人的审美趣味带入宗教艺术，使外来的佛像中国化，具有中国文人的风度气派和精神内涵。传说顾恺之应邀在瓦官寺墙壁上画《维摩诘像》，画上的维摩诘是一个正在探讨玄学的名士，他聪颖、用心，因思考过度而身体削瘦，似乎有些病态的虚弱，这正是好逸恶劳的魏晋文人的典型形象。传说顾恺之画好像后先不点眼睛，到点睛那天开门迎接观众，每人需捐钱十万，第二天的观众捐钱五万，第三天就可以随便捐。结果没几天，寺庙收钱百万，可见其艺术魅力之大。

顾恺之的用笔和线条也非常有特点，他成功地创造了密体画派。所谓密体，指用笔周密，线条绵长，循环往复，格调飘逸，写尽画意。

顾恺之的作品真迹已经失传，只有若干摹本流传下来，其中的《女史箴图》系唐人摹本，绢本，设色。《女史箴》一文是西晋张华所作，其目的是传授宫廷妇女们如何为人，如何自保的一些道德规范和做人方法，《女史箴图》即是这篇文章的几段图解。顾恺之在画卷中描绘了一系列动人的贵妇形象，表现出宫廷妇女的生活。画家笔下画面平和宁静，妇女衣裙飘动，长发盘转，线条“如春蚕吐丝”，纤细、绵长、密集、曲折，非常有节奏感。

《洛神赋图》是顾恺之的又一名作，有几种摹本传世。专家认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件中有一件比较像东晋时代的风格。《洛神赋图》是根据曹植的一篇名赋而绘。史载，魏贵族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被他的哥哥曹丕夺去。曹丕做了皇帝，甄氏成了皇后，但她一直郁郁寡欢，在受到曹丕的冷落后孤独死去。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曹植在返回他自己的封地的时候经过洛水，夜晚梦见甄氏来会他。悲痛万分的曹植即作《感甄赋》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他把甄氏美化成洛神，表达出深厚的爱情。后来，甄氏的儿子把这篇赋改成《洛神赋》。顾恺之的这件作品以《洛神赋》为题材，画作构思紧随赋文的情节展开：先画曹植离京返回封地，再画他路过洛水下车休息，遥望远方。此时美丽的洛神出现在平静的水面，面带忧愁，似来又去，如诗句中“凌波微步”形容的那样轻盈缥缈。最后，洛神默默远去，曹植和侍从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从此天各一方，永不能相见。全幅画场面宏大，布置周密，画卷上的洛神含情脉脉，转身又回首，衣裙随风飘动；曹植和侍从反复出现，唯人物面部表情呆痴，不够丰富。此摹本的弱点是背景的山水树木不够生动，山石如棉花，树木如羽毛。

下面介绍顾恺之的三篇画论：

（1）《魏晋胜留画赞》一文开头写道：“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把人物和山水排在最难画的题材之列，反映出画家已积累丰富经验，对题材有了较深刻的理解。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的观点，把艺术家的构思联想放在主要地位，认为先有“想”，才有“得”，才能创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这就把艺术家的工作摆到人类高级的思维和创造活动中。

（2）《论画》是顾恺之的名作，他在文中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解决了“形”与“神”的关系。“写神”就是通过人物的形象表现出人物的气质、秉性、情感等属于内心世界的东西。以后，“传神”又扩展了“写神”的意义，认为一幅画，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要曲折地反映出画家本人的气质、秉性和情感。从此，中国画把“传神”放在艺术的首要地位，具有深远意义的传神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宝贵贡献。

（3）《画云台山记》这篇文章着重记叙了顾恺之创作这幅画的体会，文中提到如何布局，如何设色，还提出画阴影的问题，这说明早期山水画是注意光影效果的。

墓室壁画

号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绢画其实都是摹本，因而难免与原作有差距。有的专家认为《洛神赋图》的摹本水平还不够高，所以人像显得有些痴呆，原作应该更精美一些，因此最真实的绘画资料应该在考古发掘的材料中寻找。

甘肃省的嘉峪关酒泉一带曾发掘出一批魏晋和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发现了许多继承汉代画风的画像砖和墓室壁画。此外，在远离中原的今新疆吐鲁番、朝鲜境内也有中原风格的墓葬。

江南墓葬大多损坏，在少数保留较好的墓中，多有七贤画像。所谓七贤，是指魏晋时代七个有名的文人。他们多是隐居不仕的文学家或艺术家，其性格古怪，孤傲不群，常在竹林饮酒作乐，因而被赞为竹林七贤。由于七贤的名气很大，所以艺术家为七贤作像，文学家为七贤作文，统治阶级表彰七贤，显贵陵墓的壁画里也描绘七贤。在传统的神仙、帝王、先贤的画像中，出现了这样一批既无高位，又无大功的文人像，充分体现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新气象。南京一座东晋墓中曾出土过一批模印画像砖，上面有七贤和荣启期像。作者继承了汉画像石的技法，高度发挥线条的表现力，着重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嵇康坐于树下弹琴，昂首远望，一副高傲神态；好饮的刘伶左手托酒壶，以右手小指蘸酒，低头品味，一副酒徒的模样。这些宝贵的画像砖告诉我们，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的艺术主张在魏晋时代即得到响应，并且已付诸实施，中国绘画从这时起已进入新阶段。

后人曾在中原地区发掘出几处非常精美的墓室壁画，其中有山西大同附近的北魏时期的司马金龙墓中五块精美的木板漆画。该漆画内容是传统的，但画面构图和人物形象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近似，这说明北方绘画受到南方绘画影响，游牧民族在向汉族文化学习。在红色画面上，画工以黑色勾线，人物都穿宽袍大袖，妇女长裙拖地，衣带飘舞。作品中，白、绿、灰、橙黄等色涂于人物面部和衣袍，旁边作黄色题词。

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墓室壁画中，布局最讲究、气氛最热烈的壁画当数北齐娄睿墓。位于山西太原晋祠的这座墓保存完好，出土随葬品800余件，墓壁全部绘有壁画，共71幅，面积达200余平方米。壁画描绘出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场面，计有出行图、回归图、仪仗图、生活图等。出行图分若干场面，每队有二骑者作前导，后有八骑跟随，人和马互相遮掩，人物或前视或回顾，骏马或奔跑或嘶鸣，马头动作各异，马腿无一相同。此壁画线描粗细多变，行笔流畅，体现出顾恺之、杨子华柔软、绵长、纤细的线条特点，故而被人们赞誉为“高古游丝”。

画论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思想解放、理论活跃的时代，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家、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在各方面的创造成果进行总结，文学、艺术、美学思想非常活跃。两汉魏晋涌现出众多的艺术家，对他们提出的精辟文艺主张、创作出的佳作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清理和评价，于是，在时代的呼唤下，首先出现第一批文艺理论文章。理论家们分析创作，寻找规律，评价作品，褒贬文人，他们的文论言简而意深，文美而词丽。此期戴逵、宗炳、顾恺之、萧衍、羊欣、袁昂都有画论传世，其中最深刻和完整的当属谢赫的画论。

谢赫是南齐（公元497～502年）时代的人物画家，善画仕女，但他的最高成就却在理论上，他的《古画品录》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古画品录》首先提出绘画目的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显然，谢赫继承了传统的“以画为鉴”的思想，认为绘画应该帮助人明白是非道理，揭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培养高尚的道德。

谢赫对绘画的各要素进行研究。总结出中国绘画的规律，提出了著名的“六法”，即绘画的六条造型法则。“六法”是：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

“气韵生动”是把生动地表现人物形态和性格特征作为人像艺术的目的。

“骨法用笔”则强调作为表现手法的“笔墨”效果。在绘画中，线条的粗细、长短、硬软，都具有表现能力，而线条的变化与画家的用笔有关。由于作画时，手指、手腕、手臂都在紧张的运动和配合，因此“用笔”就成为中国绘画中常用的术语。

“应物象形”指艺术形象要模仿真实的“物”；“随类赋彩”要求画家根据不同景物上色；“传移模写”要求艺术家对景物作画。以上三条讲的都是模仿，也是“以形写神”原则的具体化和规则化。从这三条可以看出中国绘画是注重反映真实的，形、色都要与真实相符，表现的却是人物内在的精神。

“经营位置”讲的是画面构图。秦汉时代，中国画家已注意到构图的重要性，注意到如何突出中心人物的位置，如何把众多的场面和人物安排得井然有序，如何留出画面空白，如何表现纵深等。但是此期的绘画技法处理还比较粗糙，人物多用侧面，场面多分层。魏晋以后，画家对人体构造有了深入的了解，描绘技法更丰富和灵活，人像有了正面、侧面、四分之三侧面等造型，人物行走、奔跑、回首、昂首和转身的动作都可以表现。同时，绘画中的人、马、车即使相互掩隐也能层次清晰，空间明确，井然有序。“谢赫六法”中的“经营位置”总结的就是这方面的经验。

此外，谢赫还对27位画家进行分类评论，这些评价虽不够准确，但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画史资料。

佛教的兴起与佛教艺术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

佛教发源于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他死后被教徒尊称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的活动年代与中国的孔子差不多。佛教教导人们修善积德，忍受痛苦，回避现实，向往来世；儒学却教导人们正视现实，面对人生，建功立业。佛教认为苦难的根源存在于自我意识的欲望中，而不在客观世界，因此只有抑制自己的生存欲望，自我净化，清心寡欲，才能摆脱苦难。儒学认为人要加强道德修养，克制自己的私欲，加强责任感，才能在家做一个孝子，在社会上做一个好臣民。

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佛教向印度各地及周围国家传播。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开始在社会上层流行，南北朝时得到大发展。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这300多年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此期，战争频繁，灾荒连年，无数人死于战乱和饥饿，甚至统治者也朝不保夕。这时，盛行于东汉的经学和谶纬已经腐朽，缺乏安抚人心的力量，人们需要新的精神食粮，统治者需要更有力的精神武器来巩固地位。佛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填补了人的精神空白，给人以战胜恐惧、逃避苦难的精神力量，虽然它仅是一种虚幻的精神安慰。

随着佛经的传入，在印度已发育成熟的佛教艺术也传入中国。佛教艺术包括佛像绘画、佛像雕刻、石窟造型和寺塔建筑。内容博大精深的佛教艺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工匠们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画和雕塑大慈大悲、大智大勇的佛、天王与菩萨。这都是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形象，起初工匠们仅限于模仿，后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和习惯，创造出中国化的佛像。中国工匠对挖掘幽深的石窟、修建别致的寺庙和寺塔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城市和乡村兴建了无数的寺庙，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

佛教的传播和兴盛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形式，艺术家拥有更广阔的创作天地和更丰富的创作源泉。

石窟建筑

石窟建筑就是在山体或岩壁选择合适地点凿岩开洞，在洞内或雕刻、或塑造佛像；在石壁上则以绘画和浮雕表现各种图画。石窟中雕塑和绘画相互交映，显得庄严富丽。信徒则像参拜寺庙一样，进洞烧香拜佛和祈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石窟有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甘肃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马蹄寺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北峰峰响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等。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的河谷悬崖上，现有编号洞窟236个，洞窟绵延约有1000米。石窟开凿年代在公元3～4世纪，洞外建筑和洞内雕塑都已毁坏，唯有70余窟壁画留存至今。克孜尔是龟兹国的佛教圣地，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印度佛教及佛教艺术首先在这里落脚然后传入中原内地，因此这里率先开凿石窟。据史料记载，当时从事石窟建筑的有叙利亚人、印度人、吐火罗人，甚至还有基督徒，故克孜尔石窟带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的特征。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过去，从中原地区来的商队在这里休整，然后分南北两路进入沙漠。早在汉代，为了促进边远地区的开发，保障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与贸易安全，繁荣中国西部的经济与文化，中央政府就在敦煌设立了“郡”一级的地方政府来管理地方政务。敦煌在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都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也是繁荣的经济文化中心，佛教艺术在这里生根发芽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敦煌石窟是敦煌郡内诸石窟的总称，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在诸石窟中，以莫高窟建造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水平最高，其余石窟都是莫高窟的分支。

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县城东南24公里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崖壁上，开凿于公元4世纪中叶，历经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在敦煌，千余年间凿窟造像的活动连绵不绝，最盛时期有上千的洞龛。经过历年的风沙侵袭、地震坍塌和人为的破坏，尤其是20世纪初叶外国探险家的掠夺性搜刮，现存洞窟492个、唐宋木质建筑物5座、彩雕2000多尊、壁画45000多平方米。建筑、雕塑、绘画组成莫高窟完整的整体，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座宝库，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1900年曾在17号窟内发现一座隐蔽的藏经洞，洞内堆积着数以万计的从5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文献、书籍、画卷、丝织品。这些文献涉及各方面内容，除汉字外还有回纥、龟兹等文字，很多文献已经失传多年。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古代中国和中亚各民族的历史、社会、经济、宗教、艺术、文字都有重要的意义。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西郊16公里处的武州山北崖上。现存洞窟53个，分东、中、西三个区域，绵延1000米，现存佛像51000余尊。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距今约有1600年了。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南郊25公里的龙门山，石窟开凿于10世纪的北魏时期，有著名洞窟10余座，佛像、浮雕无数。

麦积山石窟在甘肃天水县东南45公里处的山崖中，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现存洞窟194个，泥塑像、石雕像7000余尊，壁画1300多平方米。

这些洞窟虽然有大有小，但当十几个、几十个、成百上千个洞连成一片时，就形成蔚为壮观的石窟群。

石窟壁画

石窟是佛教圣地，必须依照净土与天堂的瑰丽景象来装饰。因此工匠们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竭尽全力在石窟的洞壁和洞顶描绘和雕凿他们心中的人间天堂。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多取自佛教故事，人物多裸体和半裸体，服饰为龟兹式，多是长鼻卷发的印度人和中亚人。在这些壁画中，男女老少姿态各异，动物飞禽形象生动。尤其是舞伎体态丰满，动作优美，充满女性魅力，体现出印度艺术的影响。

敦煌洞窟北魏时期的壁画以土红色为背景，常以红、白、蓝等鲜明的色彩为基调。画工用肉红色画半裸的人体，以晕染法表现明暗凸凹，他们以简单粗率、黑白相间的线条画人物动作，动作极其夸张。这里的壁画内容多取释迦前世行善的故事，即佛本生故事，还有劝人行善的因缘故事，也有中国传统神话。供养人（出资修建洞窟的富人）像有时也出现在壁画中。早期壁画比较简单，多是一幅图表现一个内容，后来内容越来越丰富，画工可以用多幅图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把故事完整地描绘出来。

莫高窟中比较有名的作品有254窟的《尸毗王本生图》，这是单幅图，其结构紧凑，线条粗壮有力；257窟的《鹿王本生图》，表现的是鹿王（佛的前身）于江中救人，那人却贪图荣华富贵将鹿王出卖，带领国王的士兵捕杀鹿王，并取其皮为王后做衣。然而，恶有恶报，那个恶人最后自取灭亡。这个故事内容复杂，以多幅横卷式构图加以处理。

莫高窟壁画受汉代绘画影响，《鹿王本生图》的每一个段落都附有文字说明。壁画中树木、动物、建筑的画法多与汉代壁画相近，画面中还有完全继承汉代风格的狩猎图以及青龙、白虎、龙凤、东王公、西王母形象。莫高窟壁画形象追求活跃的动感，无论人兽都处理成飞奔的姿态。

龙门石窟多在佛像背后，佛龛后面和楣面（龛的上部横面）装饰着浮雕图案，有时浮雕与绘画相结合，凸显出莲花瓣、火焰纹、飞天、乐伎、佛教人物、供养人等。开凿于北魏晚期的龙门莲花洞的洞顶有莲花藻井，藻井中心为凸起的莲蓬，周围盛开着双层的莲花瓣，莲花周围是一圈忍冬纹，三圈图案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藻井外是六个翩翩起舞的飞天（凌空飞舞的仙女）。她们头戴宝冠，双手托物，衣带飘舞，在空中自由飞翔，构成极为优美的意境。

石窟壁画的作者多为画匠。画匠不同于文人，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技艺多是由父辈或师傅手手相传的。画匠们一代又一代在阴冷的石窟中作画，把自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寄托于佛教艺术中。

壁画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装饰形象中增加了莲花、忍冬、飞天、白象等新的题材，人物形象更是得到极大的丰富，一大批品德高尚的佛教人物充实着画面。后来，单幅构图已不足以表现复杂的内容，以往少见的多幅式连环画构图即被创造出来，这些创新掀起了中国美术的新高潮。

石窟雕塑

石窟艺术的主体是佛像雕塑，它们体现出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莫高窟石质松软，不适合雕刻，故佛像多为泥塑。莫高窟现存各种塑像3000余尊，北魏、西魏的佛像是早期佛像，一般由一尊佛像和两尊菩萨合为一组，表现释迦修行、说法等活动。佛像多取西域式造型，受印度艺术影响较大，佛有圆脸、大耳、高鼻，佛像肩宽体壮，一臂裸露，衣纹密集。

北魏孝文帝虽是游牧民族的领袖，但深知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了巩固对中原的统治，他毅然决定以汉文化为主导文化。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他下令迁都洛阳，禁止臣民穿胡服而提倡穿汉民族服装，从而掀起游牧文化的汉化热潮。在这股热潮的影响下，敦煌塑像和壁画均脱离外来影响而取中原汉式。所以敦煌后来的佛像多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组合，塑像取汉人面容，眉目清秀，衣袍宽大，不再裸臂。

云冈石窟是由北魏文成帝下令开凿的。北魏统治者深知宗教的巨大作用，因而积极推行佛教，宣传“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神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令昙曜和尚开凿云冈最早最大的5个石窟——昙曜五窟，窟内的5个主要佛像均是依据5个皇帝的像雕成的。这些本尊佛像体形巨大，气势雄伟，有的取立像，也有交脚的坐像。洞壁有许多较小的佛像和小龛，佛的衣着既有外来的“袒露右肩式”，也有汉化的“冕服式”。冕服为对襟式服装，胸前有带系结。

昙曜五窟建成后，又陆续建造了许多石窟。这些石窟多为双窟相连，有的窟中立着塔柱，洞壁雕刻分几层排列，左右分段布局，能容纳更多的内容。此期窟内佛像造型虽不够雄伟，但题材却更为丰富，形象更为动人。5窟内明窗（洞窟的透空窗，以便光线射入）左下方的菩萨面相清秀，双目微张，头略低垂，口含微笑，表情温和恬静。7窟内有六尊供养菩萨。菩萨发束高髻，飘带飞扬，面带微笑，十分优美，因而第7窟得名“六美人窟”。

云冈石窟雕像注意突出质感，或深或浅的衣纹，柔软肉感的佛手，工匠都能一一表现出来。工匠集中精力刻画佛像的表情，他们设计出温和恬静、面带微笑、沉思冥想的佛像，为中国艺术增添了新的典型形象。

龙门石窟的雕刻更显精细。窟内往往开凿无数佛龛，龛内的雕像面目清秀，长颈微弯，双目微张，口角微笑，安详庄重。仪态万方的菩萨头戴宝冠，上身装饰华丽，下身穿长裙，衣纹重叠，如折扇张开。宾阳洞口两侧还有力士雕像，这些力士身强力壮肌肉发达，右手用力张开放于胸前，显得威武雄壮。石窟中婀娜多姿、细腰如柳、长带飞舞的飞天尤为引人注目，以浮雕凸显的火焰、宝光、莲花、衣带等更是美不胜收。

河南巩县石窟寺、甘肃炳灵寺石窟也都有优美的雕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肃麦积山石窟。由于当地石质松软，不能雕刻，所以工匠只能在泥塑上下工夫。在123窟左右两壁各有一个男童和女童，男童的憨厚，女童的乖巧都表现得十分生动。洞正中的坐佛面容修长，五官小巧，长颈圆肩，身着厚而软的袈裟，一手在衣袖内，一手做手相。他的衣裙下摆有几道长而宛转的衣纹，遮住了双脚。

佛教艺术是外来艺术，传入中国后就很快中国化变成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但佛像的庄严和慈祥却保持下来，其神态既像人，又比人更伟大，从而激发信徒的崇敬之情。菩萨作为佛的助手，修行程度低于佛，因而形体比主尊要小，但其面容更亲切，体态也更活泼优美。弟子比菩萨更低一等。麦积山石窟中的老年弟子迦叶饱经风霜，显得稳重成熟，年轻弟子阿难年富力强，英俊聪敏。工匠们即使在程式化的佛教艺术创作中，也尽量发挥独创精神，使艺术更有生活气息。

寺庙与寺塔

佛教最初无偶像崇拜，只有保藏佛舍利和遗物的圆形矮塔。佛教传入中国后，塔也传入中原。塔一般位于寺的中央，成为寺的主体。由于早期的寺不少是官吏、贵族赠送的宅府，因此佛寺的建筑和布局与大型宅府衙署相似。随着佛教的兴盛，住在寺庙中的僧侣越来越多，朝拜的信徒也更多，于是殿与塔开始分开，塔建在寺外，佛殿成为寺院主体。

寺庙中，雄伟的佛殿内立着佛像，绘满壁画，供信徒参拜。各种辅助性建筑物围绕佛殿展开，形成千门百户、曲折多变的布局。

塔也吸收中国楼阁建筑传统，由实心变成空心。渐渐地，塔内不再供佛像，而是设阶梯便于登高远望。这样，塔也越建越高，原来的实心圆塔则被置于高塔尖顶，称为刹。刹既有宗教意义，又是塔的尖顶，具有装饰作用。中国工匠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了楼阁式木塔和密檐式（用砖石在塔的外表砌出密集的门檐以作装饰）砖塔。据记载，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有佛寺500多所，北魏曾有佛寺3万多所，仅首都洛阳就有1367所。

据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建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的永宁寺是当时最大寺庙，寺的平面为方形，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竟高达三层。永宁寺有殿、楼、僧房1000多间，不但规模巨大，而且装饰极为讲究，所费人力、物力、财力相当惊人。

永宁寺木塔共九层，高90丈，刹高10丈，距京城百里就可看见。塔是正方形，每面有三门六窗，门上面有金环和金钉，共用金钉5400枚。塔顶的宝刹有各种金质的装饰，造型之巧“不可思议”。可惜的是，此塔于永熙三年（公元534年）被火烧毁。河南登封县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此塔为密檐式，建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塔平面为12边形，除刹用石外，全部塔身用灰黄色的砖砌成。塔高39.5米，气势雄伟，装饰精巧，显示出古代高超的建筑技艺。

北魏晚期，在山西浑源县城郊的陡壁之上建立了一座寺庙，其如悬在半空中，因而被称为“悬空寺”。此寺建筑设计巧妙，错落有致，令人惊叹。

曹衣出水看陶塑

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大分裂、大动荡之中，游牧民族入主北方，西晋政权被迫迁移到南方。意识到本民族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统治者，为了强化其统治，不但不排斥汉族文化，反而努力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甚至主动推行汉化政策。这样，传统文化在北方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并且和其他文化在交流融合中相互补充。在长江以南地区，汉族文化继续发展，创造出丰硕的成果。

由于南北分裂，此期的瓷器艺术也逐渐形成南北不同的风格：南瓷秀雅；北瓷雄健，南北两大瓷系终于形成。

青瓷是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工艺品，在优质高岭土中加少量铁成分就可烧成青瓷。由于用料和工艺的细小差别，北方青瓷胎质厚重，胎色浅灰，颗粒比较粗糙，釉层薄，玻璃质较厚，有星点和气孔，颜色青中泛黄；南方青瓷造型比较秀雅，胎质较薄，胎色青灰，颗粒比较细，釉色青绿，有的略带暗黄。晋是青瓷大发展时期，江苏宜兴、均山，浙江绍兴、余姚、金华等地都烧造青瓷。

东晋特有的鸡首壶是一种鸡形壶，其壶嘴是鸡首，头上有冠，好像正在昂首远望，水可以由圆管状的鸡嘴流出；壶身是一只优美的鸡身，上有细颈圆口的壶口；把手好像鸡尾，一头连着壶口，一头连着壶身，在青釉的映衬下，壶体光泽明亮；壶身有许多褐色的圆点，圆点排列有序，构成圆形和半圆形图案，如同美丽的羽毛为瓷器增光添彩。南梁的莲花尊是青瓷珍品，以尊形体高大，青釉灰胎，外有重叠的莲瓣，还有复杂的璎珞以及飞天，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当时工艺的影响。

白瓷是一种胎色洁白、釉色白净的瓷器，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逐渐改进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制造白瓷的泥料经过淘洗后含铁量少，因而比较细白能呈显出白色。白瓷首先出现在北朝，河南安阳范粹墓中首先发现白瓷，年代是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

黑瓷也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含铁量很高的釉料涂在瓷坯外面，就能烧出漆黑乌亮的黑瓷。浙江德清窑以烧制黑瓷闻名，这里生产的黑瓷造型端庄工整，轮廓柔和流畅，一反前代繁缛华丽的风格。黑瓷乌黑发亮，光泽闪烁，光滑滋润，是瓷中精品。

南北朝时期，制陶工艺仍然保留下来。在北齐的一座鲜卑贵族墓（公元531～570年）中，仅陶俑就有数百件，其中一头陶牛昂首直立，尖角朝天，身体健壮，四腿有力，表现出游牧民族豪放的性格。

魏晋南北朝建筑

魏晋南北朝的建筑也有较大发展。除前面讲到的寺塔建筑外，宫廷建筑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曹魏时期将宫苑集中于城区北部，而把南部城区划分为居民区，这种布局在以后历代的都城设计中得到沿袭。宫城以正殿为中心，按南北轴线安排三大殿，按东西方向安排其余殿堂，形成一个排列有序的方形平面结构，这种结构设计体现出皇帝“唯我独尊”的极权思想。这种皇宫布局，为后来的隋、唐、宋、明、清几代所沿用。

都城的环境也得到重视。建康（今南京）自三国孙吴建都以来，曾是六个朝代的古都。建康位于长江东南，北接玄武湖，东靠钟山，西侧有起伏的丘陵，东侧有清澈的湖泊和小溪，宛转的秦淮河环城而过，城内植物茂密，城外山清水秀，确实是龙盘虎踞的帝王之都。

宫殿的建筑形制也有变化。南北朝时屋顶已改变为直线外形，屋顶的四角微微向上翘起，屋顶与立柱之间通过结构复杂的木架结构连接起来，显得既结实又美观。这种层层相叠，逐渐外延的结构叫“斗拱”。

古代的宫室建筑几乎都是砖木结构，这种建筑物虽然华丽多彩，居住舒适，并符合中国人崇拜五行中的木和土的宇宙观，但易被水火侵害，经不住岁月摧残，所以很多古代建筑的地面部分几乎荡然无存。如今人们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发掘大致想象古代建筑的风采，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南朝贵族的门阀制度十分严格，出身名门贵族的子孙后代被称为“士”。士游手好闲，斗富摆阔，在江南竞相建筑豪华的府邸和绮丽的园林，使得园林艺术在此期得到迅速发展。园林把人工经营的景色与自然风景和谐结合，使奇花异草与清溪洞壑相互映衬，这些创新大大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

陵墓建筑也有新的发展。陵墓前常放置巨型石雕，这些石雕多为石兽，既不像狮子，又不像老虎，都是些想象的神兽（头上有独角者称麒麟，有双角者称天禄）。因为它们有避邪镇墓的作用，人们也将它们通称为“辟邪”。“辟邪”昂首挺胸，张口瞪目，伸出长舌，肩部长翅，表现出巨大的神力。

隋唐石窟

隋唐时期，佛教继续在中国传播。国家的重新统一，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佛教艺术的繁荣注入活力。而国家的强盛，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使人看到幸福的曙光，西天乐土仿佛降临人间，于是宗教信仰和修庙凿窟的热情更加高涨。隋唐石窟遍及全国，主要有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天龙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四川的巴中石窟、皇泽寺石窟、夹江千佛崖、大足石窟、乐山大佛等。

敦煌石窟

敦煌莫高窟现存唐代洞窟207个。洞窟一般取殿堂式，窟顶如屋顶，中部是藻井。窟的后壁内凹，如佛殿的坛座。坛座中心是佛像，又称本尊，两旁依次排开的是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莫高窟的彩塑与壁画相结合，壁画在彩塑后面构成背景，形成彩塑的延伸，二者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二弟子迦叶和阿难身后是八弟子的画像，菩萨后面是天龙八部。佛教美术是一种体裁狭窄并带有程式化的美术，塑造的除了佛和菩萨就是天王、力士。但是工匠们从生活中吸取创作源泉，把现实中的人物形象移植到神像塑造中，创作出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唐代彩塑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色彩华丽，细节真实，装饰精巧，它们是古代雕塑的精华部分。

在外来文化中，菩萨本是男神，自传入中国后却慢慢取女相，宛若一个低头沉思的美丽少女。196窟的菩萨端坐于莲台之上，一腿盘屈，一腿下垂，头部微微歪斜，十分安详隽雅。菩萨面容丰满白嫩，可亲可敬，袒露的上身圆润柔软，仿佛有弹性。在莫高窟，站立的菩萨往往有S形的身段，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柔美神态。194窟菩萨头部微斜，呈酣睡或冥想的神态，其胸部、腰腹部、腿部都有方向不同的弯曲，活像骄艳美丽的贵族少女。难怪当时即有“菩萨似宫娃”（宫娃即宫廷美人）的说法。

中国艺术和印度艺术不同。印度艺术在药叉女的塑造中强调女性体态特征——丰乳、肥臀、细腰。中国的传统道德主张含蓄、温文尔雅的克制精神，为此菩萨虽有女相但不是女人，而是非男非女的神相。因此，身披透明的缨络的菩萨虽然半裸，却没有突出女性的生理特征。

如果说，菩萨像体现一种柔和的美，那么力士和天王像体现的则是阳刚之美。他们身体魁梧，力大无穷，威风凛凛。他们面容凶狠，甚至恶如虎相。他们身披甲胄，脚下踩着邪鬼，简直就是当时武将的写生。

弟子迦叶的相貌更具有现实气息。工匠们根据他们平时所见到的苦行僧形象，把迦叶塑造成中年僧人。他双眉紧锁，正处于冥想之中（220窟）。45窟的迦叶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年人，满面皱纹，身体瘦弱。

敦煌唐代壁画从内容到技法都是中国艺术的瑰宝，壁画除以精美的技巧表现佛、菩萨、天女等传统形象外，还用大量笔墨描画净土变相、经变故事、供养人像。

净土变相是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图画，目的是引诱人们享受来世的幸福生活。净土变相采用自上而下的全景式透视法，描绘了一个欢乐的世界。画的中心是一座清波荡漾的七宝池，池四周是白玉栏杆，池中莲花盛开。莲花是佛和菩萨的宝座，阿弥陀佛居中，其余大大小小的菩萨或立或坐，或合掌或捧花。菩萨戴宝冠，穿天衣，光彩照人。七宝池中除五彩缤纷的彩莲宝座外还有许多童子，他们有的端坐，有的侧立，有的在水中嬉戏，热闹非凡。

这幅112窟净土变相是古代艺术杰作，画匠继承了汉代以来宴乐图的传统，以欢歌曼舞的华丽场面展现佛教的西天乐土，以浪漫神奇的极乐世界吸引信徒。

经变故事是以佛教经典为题材而创作的壁画。经变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其中以维摩诘变最受工匠们的喜爱。维摩诘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神通广大、智慧过人的居士，他常以病人的面目出现，借探病问疾之便向人们宣传佛法。220窟的维摩诘变实则是帝王出行图。他居于主位，衣着华丽，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下昂首前行，其不可一世的神态引人注目。

工匠们不但善于用华丽绚烂的色彩描绘豪华的场面，而且善于用多变的墨线刻画景物。魏晋时代的铁线描（细如铁丝的线条）此期已经发展成兰叶描（线条有粗有细，如兰叶一样变化多端）。在描画人物的面部时，有的线条圆滑流畅，有的粗重枯涩。在运笔时又有轻重徐疾，浓淡枯润的区别。335窟壁画中的维摩诘正在辩论；103窟的维摩诘一扫清瘦的病容，变成一个情绪激昂，唇枪舌剑的演说家。工匠们用不同的线条画须发和衣袍，笔墨极有表现力。

供养人像以现实中的人物为模特并加以美化，成为独立的人像作品。唐代女供养人像一般是体态肥胖、衣着华丽、养尊处优的贵妇像。156窟的《张仪潮夫妇出行图》长达8米，有10多个人物。壁画描绘高官张仪潮出行的盛大场面，作者通过巧妙设计画面，把众多的人物、乐队、仪仗、坐骑安排得井井有条。

石窟还有一些生活气息浓重的作品，如《树下侍女图》等。

龙门石窟

北魏时期兴盛一时的龙门石窟在中断100多年后于唐代再次活跃起来，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100多年间，龙门开凿洞窟数十处，修造小龛无数，其中艺术水平最高的是位于龙门西山南山腰的奉先寺。奉先寺修建于公元672年，石窟深38.7米，宽33.5米。窟外有木构殿门，属于奉先寺的一部分。后木构建筑毁坏无存，人们即把石窟当奉先寺，故至今仍称石窟为奉先寺。窟内有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金刚、二天王。佛像连座坛带佛光高20米，其余雕像依次缩小，天王仅高十米，山此形成众星拱月之势。窟内，佛端坐于八角莲座之上，他面容圆润，眉如弯月，眼神慈祥，目光向下凝视，鼻梁挺直，口角微露笑意，表现出宁静、亲切、善良、崇高的内心世界。这尊佛的表情似笑非笑，含蓄中包含神秘，严肃中流露出慈祥，温和中掺杂威严，既有女性的温柔，又有男性的雄伟，令人可亲可敬。中国工匠经过几百年的探索，终于在艺术中实现了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为人类艺术宝库增添了一个新的典型形象。

奉先寺内的迦叶像已残缺，阿难像基本完好。阿难面容清秀、文静，既聪敏又不乏朴实。佛和阿难身披袈裟，贴身的衣纹清晰流畅，有“曹衣出水”的效果。菩萨头戴华冠，身系缨络，端庄秀丽。从雕凿手法来看，工匠以圆浑大度的气势造佛像，以简练朴实的线条造二弟子，以华丽多变的装饰造菩萨，以体形结实、块面分明的技法造天王。

还应提及的是，奉先寺左侧之天王力士各高2.3米，天王一手托山，一手叉腰，极为雄健。力士腰系战袍，裸露腿与足，全身肌肉都在用力，尤其是胸部、肩头和腹部的肌肉极为发达，这是中国式的男性雕像，既符合解剖原理，又适度夸张。奉先寺雕塑与西方雕塑手法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

龙门东山看经寺有21尊罗汉像，罗汉衣纹细密，形态各异，缓缓而行，是浮雕的杰作。

其他北方石窟

麦积山石窟保留了少量隋唐时代的雕塑和绘画，绘画清新淡雅，雕塑却比较呆板。炳灵寺是唐代又一石窟中心，现存唐代石窟和佛龛106个。仅少数石窟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格局，其他各窟都是一佛、二菩萨的组合。这里的雕像多为石雕，外表涂以彩色，绘以细节；也有以石为中心，外敷细泥，塑出细节。初唐的佛像身材较长，面部端庄，盛唐佛像体态丰满，圆脸胖颈，动作优美，表情生动。窟中有的菩萨近乎裸体，手持花苞，颇似浴后美女。

太原天龙山石窟开凿于东魏末年，东山有8窟，西山有13窟，唐窟有15个。天龙山石雕很有特色，被称为“天龙山样式”。第14窟、17窟和18窟的雕像大多袒胸，体形匀称高大，肌肤柔软富有弹性，优美曲折的衣褶凸显出肌肤的起伏。这些菩萨或坐或立，姿态自然，面部多有沉睡或冥想的宁静神态。

四川石刻

迄今已发现的四川石刻有13处，分布非常广泛，反映出四川发达的唐文化。

广元皇泽寺位于嘉陵江畔，现存窟龛50个，佛像1203尊，其中以大佛楼窟为最大。窟中佛高6米，双耳下垂，佩宝石装饰，比较罕见。

夹江千佛崖位于风景秀丽的青衣江畔，在峭壁上分布150多个佛龛，最大为弥勒佛龛。龛内坐佛高2.7米，比例谐调，造型优美；二菩萨肌肤丰腴，服饰华丽，衣纹流畅。天王龛的左右两壁有浮雕，浮雕分上下三层，各以云朵隔开，每层均刻有佛传人物，后壁却刻羽人。羽人与佛教无关，是秦汉时期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净土变龛在两米大小的壁面上，以浮雕方式刻出重重楼台殿阁。

四川省乐山市东面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的汇合处，那里有一座气势宏伟的栖鸾峰。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山名僧海通和尚主持，在峰壁上面向三江凿山建佛，工程历时90年终于完成。工匠们把峰的一面雕成一尊坐佛，佛高71米，头宽10米，高14.7米，肩宽28米，脚背至膝高28米，仅眉毛就长5.60米。佛脚背上可站百人以上，山此可见雕像的巨大。俗语“山是尊佛，佛同一座山”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佛山一体的雄姿。工匠们巧妙地利用衣纹刻出泻水道，以免雨水和山水冲毁佛像，又在像外修建宽为60米的7层楼阁，既保护佛身，又便于游人登楼细看。可惜此阁于元末毁于战火，但大佛虽历千年风雨，至今基本完好。据资料显示，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坐佛像。

安岳县石刻群有105处，其中仅千佛寨、卧佛院保留着唐代雕刻。

千佛寨在安岳以西的大云山上，自隋代开窟至南宋方止，历时600多年，造龛105个，造像3061尊，但这些雕刻被破坏得十分严重。第56窟有一尊高2米的唐代菩萨，头戴装饰极为华丽的宝冠，面如满月，直鼻秀唇，既温柔又严肃，它是唐代雕像的代表之作。

卧佛院位于安岳北的卧佛沟，在沟两边的岩壁上凿有139个窟，造像1600多尊，其中最著名为一卧佛。卧佛实际是“释迦牟尼涅槃”，就是释迦牟尼在完成创佛大业之后，头向北方，面向西方，侧身而卧，解脱而去。此时天崩地裂，人神皆哭，天地同悲。安岳卧佛全长23米，头长3米，头朝东，两手平伸，侧卧于高约10米的崖壁上。卧佛身长体胖，长方面容，五官端正，双目合闭，如沉睡未醒。20多名身材矮小、面目各异、动作不同的弟子和菩萨围在佛身旁。

大足的唐代石刻位于丘陵起伏的大足县以北的北山。在全长5000米、高7米的石崖上开凿的窟龛密如窗洞。这里现存洞窟290个，石像5000多尊。以宋代石刻为主，唐代石刻不多。

10窟内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弟子的造型很有特色，石像身体修长，双手合十，笔直站立，袈裟垂地，裙纹极规整地垂下，很有韵律感。二菩萨头戴高冠，长裙拖地，自然下垂，衣裙薄如轻纱，飘如丝绸，衣纹线条如流水泻地，匀细流畅，极有质感。

隋唐绘画

隋唐绘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隋代和初唐阶段（公元581～713年）。这一时期的绘画虽沿袭南朝画风，但南北画风已有融合之势。大唐画风正处萌芽状态，画家日益增多，题材日益广泛。

玄宗开元至德宗建中（公元713～78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正处盛唐时期，绘画繁荣昌盛，名画家多如繁星，名作层出不穷，绘画风格百花齐放，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得到蓬勃发展。

第三阶段开始于唐德宗（公元780～785年）之后。那时大唐帝国已经走向衰落，但绘画艺术仍在发展，并出现专门化的倾向。如有人专画牛马、花鸟，因此绘画技巧得到极大提高。

唐朝绘画不仅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辉煌的一页，而且是人类艺术的瑰宝。

隋代绘画（公元581～618年）

隋代虽然仅存在37年，但作用不可低估。它结束了国家的分裂，实现了统一，发展了经济和文化。隋代两位皇帝都爱好书画，都积极推动书画艺术的发展。他们收藏艺术品，撰写图录。他们推崇佛教文化，在全国广建寺庙，因而壁画艺术走向兴盛。在隋代，南北画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推动了艺术的均衡发展，山水、人物、鞍马等题材也都出现名作。此期仅史料记载的画家就有几十个，可惜他们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

隋代名画家只有一人有作品传世，他就是展子虔和他的《游春图》。展子虔在北齐、北周和隋都任过官职，他的创作很广泛，人物、山水、鞍马无所不能。

《游春图》描绘的是贵族在山水间游览的情景，画中山峰起伏，树木翠绿，山花烂漫，湖水泛波。在这春意盎然的时光，游人或骑马或荡舟或散步，欣赏着美好的春光。《游春图》是流传至今的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画家克服了南北朝山水画的缺陷，脱离“人大于山”等幼稚状态，为唐代山水画树立了榜样。

初唐绘画（公元618～713年）

初唐的几位皇帝不仅大力推动绘画艺术发展，而且本人也能书善画，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唐代绘画首先在重大政治题材上取得突破，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阎立德、阎立本兄弟。

阎立德曾负责宫廷建筑的修造，他擅长绘画，有《文成公主降蕃图》、《玉华宫图》等作品。作为才华出众的营造专家，他画的宫室应该与众不同，可惜作品没有流传下来。阎立本（公元600～673年）也是营造专家。他在绘画方面的才能得到唐太宗的赞赏，因此经常奉旨作画，但现仅存《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传世。

《步辇图》（宋代摹本）绢本，设色，画面描绘了唐初一个重大事件。唐代初年，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吐蕃（今西藏地区）的联系，唐太宗答应吐蕃王松赞干布的请求，将宗室女儿文成公主许配给他。这幅画就是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接见来迎接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节禄东赞的情景。画面中，李世民坐在由六名宫女抬着的坐榻上，其他三名宫女分别在前后撑扇和持华盖。唐太宗前面站立着三个人：最前者穿红袍的是礼宾官员，中间是禄东赞，后面是穿白袍的内官。画家准确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心态、动作和地位，李世民既威严又和蔼，高大的身材和沉稳的动作显示出“天子”的风貌。

阎立本的大型作品《历代帝王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图上画着13个帝王像，以他们不同的命运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借鉴。汉昭帝治国有方，他执政期间国泰民安，所以图中昭帝从容文静，心胸开阔。汉光武帝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他胸怀壮志，有文才大略，阎立本把他画成高大魁梧、两眼有神、威严而豁达的明君。晋武帝司马炎神勇过人，在他执政期间终于完成了统一三国的大业，所以阎立本图中的司马炎不可一世，目光逼视前方，八字胡微翘，嘴紧闭，神情可畏。

《历代帝王图》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人像艺术的一个高峰，作者不但忠实地描摹对象，而且能通过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画家尤其善于通过眼神和嘴角的细微差别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联想到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形象，可以看出初唐人像艺术达到了新的阶段，艺术家开始超越比较粗放的、单纯营造气氛的阶段，而进入人物细腻的、深刻的情感世界。

山水画的兴起与魏晋南北朝兴起的山水诗有密切的关系。那时的诗人为躲避战祸与官场争斗而隐居山林，有人甚至亲自耕作。与大自然相处的生活激发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田园生活的情感，他们写出很多清新优美的山水诗和田园诗。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以适应士大夫的精神需求。佛与道相互补充，与南朝文人的清谈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有的宗教流派——禅宗。禅宗反对烦琐的经学和佛学，主张“心中有佛”，即人人只要深思熟虑，豁然开朗，都能通佛。这种主张使文人士大夫既能谈佛，又免受读经之苦，因而深受欢迎并得到广泛传播。禅宗主张贴近生活，亲近自然，从小事中悟出大道理，从一草一木中感受宇宙。这些精神与自然的合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使文人灵感从心中萌发，形成于诗画，凝结成作品。

隋代和初唐时期，文人到处游历搜集素材，体验自然的奥妙，寻找创作题材。他们写山水诗，画山水画，诗画相互影响，成为当时特有的文化现象。

此期著名画家有展子虔、李思训等人，但李思训的山水画比展子虔的山水画更加成熟。据传李思训所作的《江帆楼阁图》（立轴、绢本、设色）的构图完整，青松挺拔苍翠，椿树、杂木各具形态，树木相互掩隐穿插，更为自然。树丛之中，宫殿台阁耸立，似乎是“神仙之境”。画中山路宛转，二三游人结伴而行，颇为悠闲；远处湖水连天，几叶小舟漂荡其中；峰峦重叠，逶迤而来。此图的设色和展子虔的《游春图》一样，以青绿为主，以金色勾线，山体向阳一面涂金色，背阴一面在青绿色中加蓝。这样，山峰的立体感就更突出了。

李思训之子李道昭也是著名画家，尤其擅画海景。史家称他父子二人为“大李将军”和“小李将军”。

盛唐绘画（公元713～780年）

盛唐时期只有短短的七十年左右，但是大唐国势达到极盛，文学、书法、绘画及乐舞全面繁荣。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家。

在绘画方面，继青绿山水问世以后，水墨山水也登上画坛。

水墨山水画的主要开创者是大诗人王维（公元701～761年）。王维因仕途坎坷，曾辞去官职隐居于陕西蓝田。他终日游山玩水，谈禅吟诗，写字作画，过着悠闲的生活。王维的诗有的自然、清丽，如“泉水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有的意境深远，如“寻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的生活方式、情感理想、诗词歌赋都对中国文人有巨大影响。

王维及其追随者对老庄哲学和佛经禅理有深刻的理解，他们主张为人处事应顺应自然，保持纯真天性；在艺术创作上应“自然去雕饰”，反映高远淡泊的情操，因此绘画应去粉饰，求淡雅，去烦琐，求凝练。此外，他们在细致地观察山景后，觉察到山色虽以绿为主调，但层次与形状却有着无穷的变化，绝非青绿两色所能概括。而看似漆黑一团的墨汁，经过浓淡的调配，再加上线条的加工，却可以显示出无数细腻的层次，恰能表现出山色林木的层次和色调，给人以无限遐想的余地，更适于表现萧索淡然的心情和山幽水寒、空寂寥落的意境。于是“墨分五色”的画论出现了。

继承王维风格的有两人，一是张璨，二是王墨。传说张璨善画松石山水，不但能用毛笔，而且用手指也能作画，他当时可能已开始使用皴擦之法。张璨是画松树的高手，他画的青松润泽含春，他的枯松则显“槎伢之形”，这说明他的表现手法更加丰富。

张璨经过漫长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探索，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规律。这句话的大意是说艺术家要以大自然为师，认真研究、模仿自然，然后反复思考消化所学内容，提炼出来源于自然但高于自然的心血之作。这一思想对画家与对象、模仿与创造、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出辩证法则，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作为中国画论的经典之说，为历代艺术家所尊崇。

盛唐时期最著名的人物画家是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吴道子是河南禹县人，他幼年丧父母，生活贫寒，曾先学书法后改学绘画。吴道子对线条的运用高人一筹，后来他名声大振成为宫廷御用画家，不经特许不准为外人作画。

吴道子有巨大的创作热情，他一生作壁画300余处，轴画92幅。他技巧娴熟，经验丰富，作画时不打草稿，一气呵成。他谙熟解剖知识，画巨大的人像，无论从手或足开始，都能画出比例和谐的人像。据说吴道子作画时观众如潮，看到精彩处欢呼声惊动几条街道。

吴道子画的人像极生动真实，在他笔下天女眼神闪动神采飞扬，人们几乎疑为真人。吴道子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以佛经为题材，画了大量净土变、地狱变、降魔变、维摩诘变。在他笔下，有正气浩然的佛和菩萨，有“力健有余”的天王，有“巨状诡怪”的神魔，有“阴气袭人”的牛头马面。他画的地狱变相，阴森可怕，观者不寒而栗。据说观他的画后，众多屠夫和渔夫等从事杀生职业的人，因害怕死后到可怕的地狱受难而纷纷改行。

吴道子有强大的线描能力，他的画不以色彩艳丽取胜，色彩相当淡雅，但却以变化多端的线条来表现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物体。他以轻柔宛转的线条表现迎风飘舞之态轻薄光滑之质，因而后世以“吴带当风”来概括他的风格。吴道子作品的真迹已经失传，但是从保留下来的敦煌莫高窟103窟壁画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艺术风格。

吴道子作为一代宗师，对中国绘画有重大影响。他门下人才济济，都积极参与他的创作，并且得到他的传授。

盛唐另一著名的画家是善画宫廷妇女的张萱，他的《虢国夫人春游图》仅存宋代摹本。这幅画仅以九人八匹马就把贵妇耀武扬威、游春赏春的神态表现出来。图中第一排有三名骑士，第一人乘淡黄色骏马，第二人乘菊花青马，第三人乘黑马。这三人都穿极为华丽的衣裙，是宫女和太监。第二排是画面中心，虢国夫人乘赤色骏马，高高的发髻向下低垂，身穿淡青色窄袖长衣，肩披白色花巾，红裙上有描金花团。她双手紧握僵绳显得雍容华贵，与她并骑的韩国夫人也同样傲慢。她们身后有三骑缓缓跟随，其中乳母怀抱幼儿，双眉紧蹙，心情紧张，生怕孩子有什么闪失。张萱的《捣练图》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也是画中精品。

盛唐人物画家多达几十人，其中陈闳擅画肖像并深受皇帝宠爱，学他的人很多。盛唐善画花鸟的画家也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鞍马画家曹霸和韩干。曹霸经常画御马和功臣，他的画得到大诗人杜甫的称赞。韩干幼年贫困，因得王维资助才学画成功。他的《夜照白》画的是玄宗的御马，画家竭力表现白马昂首嘶鸣，龙腾虎跃之势。《牧马图》则是画一白一黑两匹马安详行走，马的姿态和牧马人都刻画得很生动。

晚唐绘画（公元780～960年）

晚唐虽然社会动荡，经济衰落，但艺术却继续深入发展。此期多数画家专攻一门，以取得突出成就。艺术专门化是晚唐绘画的特点。

晚唐人物画的名家是周昉。据画史记载，他作壁画时成千上万的人去观看和评说，他虚心倾听，边画边改，直到公众完全满意。这个传说颂扬了画家认真的创作态度。周昉画人物，不但注意外表特征，做到形似，而且注意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力求神似。传说周昉和韩干同时为武将赵纵画像，两幅画挂在一起，众人分不出高下。后来赵纵夫人亲自来看，认为韩干的画仅描绘出赵郎的相貌，而周昉的画能够“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状”，故周昉的画因得“神似”而超过韩干的画。这个故事说明唐代人像艺术已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达到很高的水平。

据说，周昉也是新的观音样式的创始者。他创作的水月观音面如美女，身材袅娜，取观水中月的姿势，显得格外妩媚。

周昉最主要的成就是宫廷仕女画，他画的宫女典雅高贵，色彩柔丽，被人称为“周家样”。周昉的艺术风格不但对中国艺术，而且对朝鲜、日本的人物画都有深远影响。

纨扇是用细绢制成的团扇，周昉的《纨扇仕女图》，绢本，重色，是他的代表作。全卷分为四段，有13个人物形象，表现宫廷妇女日常生活景象。图中第一段画一头戴花冠的贵妇坐在椅上，正在遐想。两宫女执浴巾，托浴盘，服侍主人梳洗。还有两宫女正在解琴套，待主人梳洗完毕，抚琴自娱。第二段画一贵妇正对镜梳头，一男子捧镜。第三段有三人，一人低头沉思，二人在绣花。最后一段二人，一人背对观众而坐，另一人站立着与之交谈。这些贵妇很少有笑容，看来缺乏生活乐趣。

周昉的另一件名作《簪花仕女图》以极为精细的手法画贵妇的采花、看花、散步、戏犬四个生活片段。簪花就是在头上插花，在这幅名作中，贵妇高高的发髻上插着鲜花，身着彩色纱衣长裙，显现出丰满娇嫩的肌肤。画家为贵妇设计的动作极为优美：一贵妇举右手整理衣领，另一手向狮子狗招手。而她前面的另一贵妇则一边行走一边转过身来用尘拂逗着小狗。远处有一执扇侍女和一个边走边用手整理发髻的贵妇，还有两名妇女在扑蝶、看鹤、逗狗。这些贵妇虽然丰满、懒慵，但仍有窈娜之态。画家为了活跃画面，加上花枝、蝴蝶、白鹤、小狗。在这幅作品中，画家的用线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画妇女的面与手用笔准确，线条圆润匀称；他画衣纹，长线一气呵成，既有轻重之分，也有顿挫之别；他用淡墨细线画衣裙上的图案，衬托衣裙的华丽和透明。

值得一提的还有画家孙位，他既能画人物又能画动物。孙位作品今存《高逸图》，绢本，设色。由于画中有几位互不联系的隐士，有人认为这是一组人物画，应是“竹林七贤”。图中，两位隐士均席地而坐，有小童伺候。前面一个略瘦，身穿纱衣，着透明披风，大有神仙之态；后面一位着白袍，头戴黑巾，着黑披风，相貌俊美潇洒。这幅画的线条流畅，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对人物四分之三的侧面坐姿处理得相当准确，尤其对肩与腿部的空间透视掌握得很好，表现出画家高超的技巧。

晚唐动物画家中最有名的是韩混（公元723～787年）。他生前做过宰相，是著名政治家。韩混喜爱书法，学习过大书法家张旭的字体，他虽是高官，但画却以农家田园为题材，尤其擅画牛。韩混的《五牛图》画卷，是十分难得的纸本设色画，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图画了五头形态各异、色泽不同的壮牛。黄牛正低头在荆棘中搔痒；花牛昂首行走，牛尾卷起正在轰赶牛背上的蝇虻；第三头是酱色皮毛的牛，这头牛面对观众而立，两眼非常有神，这是最难画的一头牛；另一头黄牛回首伸舌，正在舔牛腹；最后一头牛是侧面像，鼻孔穿着缰绳，头上戴着络头，是一头耕牛。这五头牛虽然体态各异，但比例正确，骨骼肌肉贴切，说明韩混下工夫观察过牛的体态，并且具有很高的写实能力。作者画风粗犷用笔有力，牛腿、牛角和牛颈都用粗笔画出。韩混作为贵族，又任高官，却对牛情有独钟，说明他比较了解下情，比较了解农村和农民，这是非常可贵的。据画史记载，有人认为驴、牛虽然是普通的家畜，但最难画好，稍有不似就会被人看出，唯有韩混能掌握画牛的奥妙。

晚唐张彦远注重艺术品的收藏和评价，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因而写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绘画艺术通史——《历代名画记》。在这本书中他回顾绘画艺术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指出绘画艺术是文化的重要内容，绘画是形象的教育工具，画家既要重视传统又要尊重现实。张彦远认为，风土习俗“年代各异，南北有殊”，绘画也应有所不同。他主张绘画主要刻画对象的神态，反对细碎的描绘。他还就线条的节奏感、山水画的风格发表精辟的观点。张彦远用大量篇幅记载画家的生平和作品，记录画作的鉴定、装裱、复制、临摹等技术问题，为国画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隋唐工艺

隋唐时代经济繁荣，国富民强，对外贸易发达。开展贸易、美化生活的旺盛需求刺激了直接服务于生活的工艺美术的发展，所以隋唐的陶瓷、金属工艺和丝织工艺水平都达到空前的高度。都市建筑、宫廷建筑、园林建筑和陵墓建筑以及附属的雕刻和绘画，也获得惊人进步。

陶瓷工艺

隋代陶瓷具有过渡性质，它一方面继承了南北朝的陶瓷艺术的精华，另一方面为唐代陶瓷的全面繁荣铺平了道路。隋代陶瓷罐比较秀气，口部多做成盘状，颈部较长，罐柄做成龙形，龙头伸向罐口，好像在吸水。罐的肩部常贴塑一只鸡，造型和彩釉都比以前精致。

唐代陶瓷艺术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在南方和北方，几十个著名的陶瓷中心（称“窑”）烧制出各种瓷器，其中尤以浙江绍兴一带的越窑最有名。在唐代，瓷几乎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凡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明器（陪葬品）都用瓷做成，中国至此成为名副其实的瓷国。

1987年，在西安市出土33件底部刻有“官”字的白瓷器，这些形态各异的瓷器，件件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中有一盘一碗更为精美。此瓷盘做成三片花瓣形，胎薄质细，白中闪青，光色晶莹，显得高雅、素洁。碗做成五瓣形，洁白如玉，似盛开的雪莲，使人爱不释手。

唐代诗人陆龟蒙在一首诗中曾提到秘色瓷，但后世一直未见到实物。直到1987年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的发掘中，才发现有确切记载的秘色瓷14件。这些瓷器多取花瓣形和瓜果形，线条优美，瓷质细腻，晶莹润泽，是绝世珍宝。

唐代陶器的最高成就是唐三彩。白色的陶胚先在窑内烧至1100度左右，然后上铅釉再烧至900度，铅釉在高温中即显现出各种色彩。虽然通常把黄、绿、白三种釉色称为唐三彩，实际远不止这些。工匠们利用釉料的不同配方，可以烧出浅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等色，他们能把多种釉色加到一件陶器上，使之五彩斑斓，如宝石闪光。

唐三彩陶器多为陶俑，俑有人物和动物之别。人俑的形象有天王、力士、文官、武将、贵妇、男童、女侍，还有牵马、牵驼的胡人、舞伎和介于人兽之间的镇墓兽。

在唐代作品中，身穿华丽战袍的武将俑剑眉紧锁，双目有神，嘴唇紧闭，表情威严；文官俑面色白皙红润，浓眉细目，唇上长须上翘，双手叠放胸前，给人以端庄沉稳、老成持重的感觉。有的唐俑表现的是身份较高的人士，因而面容傲慢，盛气凌人；贵妇俑则面目清丽，朱唇秀目，身着花裙，娟美动人；仕女身着各式长裙，有的穿紧身上衣，有的斜披纱巾，甚至有的露胸，几道浅浅的斜线刻画出衣纹，完美地衬托出衣料的高贵。

《唐三彩骆驼载乐舞俑》是唐人艺术珍品，高大的骆驼背上架一平台，台上铺着菱形方格纹长毯，周边为纱色流苏。平台上，有七个神态各异的男俑，他们身穿圆领窄袖长袍，盘腿而坐，手中分别拿着笙、箫、琵琶、箜篌、笛、拍板、排箫，全神贯注地吹奏着乐器，完全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之中。乐俑中还有一亭亭玉立的女俑，她身穿长裙，面颊圆润，体态丰满。她抬头前视，张嘴轻唱，左手抬至胸前，右手拂袖，好像要翩翩起舞。这件结构复杂的组合俑造型丰富、气氛欢乐，是唐代歌舞升平的写照。

唐代陶俑中还有大量的男女婢仆。其中女婢俑面容丰满，身体肥胖，符合唐代以胖为美的风俗。她们梳着各种发式，眯着细小的眼睛，小嘴微微翘起，宛若在沉思中微笑。男仆俑有牵马牵驼俑，他们一般是深目高鼻的中亚人，结实剽悍，相貌威武。作品表现出有的人很年轻，有的长着连鬓胡子，他们都是从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商旅。其中一尊牵马俑一手握缰缰绳，一手使劲摆动，他弯腰蹬腿，正在使劲拉马。那匹骏马后腿弯曲，左前腿高抬，马头下扭，仿佛不愿前进。这组雕塑将人与马的神韵融为一体，趣味十足。

唐代工匠也善于塑造动物，马是主要的动物题材。唐三彩的马高大俊美，双目炯炯有神，鼻孔喷气，张嘴嘶鸣；马颈粗壮灵活，或扬或俯，充满活力；马腹结实，富有弹性，臀部浑圆优美，马腿粗壮有力。这些马有的缓步行走，有的扬蹄跳跃，有的四蹄翻飞，有的蹬地后坐，件件都是惟妙惟肖。唐三彩中，骆驼也是常见的动物题材，作品中有扬脖张嘴、朝天吼吼吼叫的骆驼，也有卧地休息的骆驼。在唐代，骆驼是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它们吃苦耐劳，性格温和，人们对它偏爱是可以理解的。

威武怪异的镇墓兽介于人和兽之间。它面容凶猛，虎背熊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阳刚之美。

金属工艺

隋唐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聚集了大量金银珠宝，所以金属工艺很发达。近几十年来，通过几次大规模文物发掘，出土了数千件金银器，证明了隋唐时代中国高度发达的工艺美术。

隋代周皇太后的外孙女死时年仅9岁，她的陪葬品十分丰富，其中有镶嵌珠宝金项链一串。这件金珠项链有28颗镶嵌珍珠，下端有一颗硕大的鸡血石，由24颗珍珠环绕着，并连接着一块卵形青金石为附饰。这件项链堪称无价之宝。

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了唐代窑藏金银器1000多件；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121件；1983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发掘窑藏金银器950件；其余规模较小的发掘与出土多达十几处。

何家村窑藏中最精美的金银器有八棱金杯、金花八曲银杯、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舞马衔环纹仿皮囊银壶、双狮莲瓣银碗、双鱼纹银碟、双狐纹和双桃银盘、鸾鸟纹六瓣银盘、狩猎纹高足银杯、蔓草鸳鸯纹银觞、漆花银盒、鹦鹉纹提梁银罐，镂空银熏球等，从器物的名称可以想象出这些工艺品是何等繁复又何等华丽。以鸳鸯莲瓣纹金碗为例，金碗外腹部錾（在金石上雕刻）出两层浮雕式莲瓣，每层十瓣，上层莲瓣内分别錾出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珍禽异兽，禽兽周围填以对称的花草，下层莲瓣外有忍冬纹。碗的底部内外各刻有鸳鸯一只，忍冬草一圈，蔷薇式团花一朵等，可以说器物全身无处不纹。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采用錾花法制造，骏马口衔杯，后腿下坐，再现唐玄宗时舞马祝寿的情景。

法门寺出土文物有捧真身菩萨和迎真身银花十二环锡杖等佛教文物，还有一整套茶具，为研究唐代茶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出土的银熏香盂采用与陀螺仪相似的原理，在镂空的球体内安装两个互相套接、可以转动的同心圆环，在任何角度转动球内的承香盂都能保持水平状态，不会倾斜或倒覆。中国古代有熏香的习俗，或许是因为徐徐燃放的熏香携带不便，才使唐人做出如此巧妙的器物。而西方是在几千年之后才发明陀螺仪。

唐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世界文明古国的物产和工艺品汇集唐都长安。东亚的工匠利用玛瑙的自然纹理，把略带红润的淡白色部分雕成一只兽角，两只粗壮有力的兽角下面是兽头，兽头上下的肌肉仅凭寥寥几刀已是生动传神，兽嘴上镶金，愈显富丽堂皇。这件珍贵的艺术品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到唐帝国的。

丝绸工艺

唐代的丝织业规模极大，分工很细，仅织染就有25种作坊，各地都有著名的丝绸中心。丝织品的品种很多，平织的、没有花纹的丝绸叫绢，绢可以用染色的方法进行装饰。绫是单色的斜纹丝织品，斜纹的织法非常多。锦是多色多重织品，有经锦和纬锦之分。罗和纱是单色半透明的织物，可以染色。唐代丝织物的色谱极丰富，仅红就有5色，各种色有24种之多。

唐锦的织造花纹多种多样，尤其以联珠禽兽纹最为丰富，品种有联珠对鸭纹、联珠对鸡纹、联珠方胜鸾鸟纹、联珠猪头纹、联珠对龙纹、联珠对鸳鸯纹、联珠天马骑士纹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大量唐锦，联珠大鹿纹锦是其中一种。这件作品中，织工以藏青、蓝和棕黄三色织成圆圈，由20个圆圈组成圆环纹，圆环内有一只行走的大鹿，鹿颈挺起，鹿角曲折，显得精神十足。

唐代丝绸也有各种印花法，如蜡染法、碱剂印花法等，印出的花纹不但有花草禽兽，还有骑马狩猎的骑士、张牙舞爪的雄狮和美丽文雅的仕女。

刺绣也是重要的装饰法。唐代的平针绣能绣出多种多样的色彩，造成色彩渐淡、渐浓的效果。所以，许多唐代绣的佛像和菩萨像至今仍色泽鲜艳、栩栩如生。

隋唐建筑

隋唐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建筑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都城长安是国际性大都市，云集各国外交官、商贾、学者，为了显示大唐帝国的国威和为了接待各国客人，唐朝修建了各种华丽壮观的建筑物。

都城与宫殿

隋统一中国后，就开始建造新都城，在长安及郊区修建了许多宫殿。唐灭隋后，继续进行建设。长安地形南高北低，自南向北有龙首渠、黄渠等四五条供水渠道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用水。城外还有渭水等三条河流，水运非常方便。长安城东西长9700多米，南北宽8600多米，面积超过83平方公里，四方形的都城被围以城墙，每面有三座城门，每座城门有三道门，正面的明德门有五道门，城门上有高大的城楼。

长安城的总体设计吸取了汉代、北魏和东魏都城建设的经验，按照方形对称的原则规划全城，沿南北中轴线安排建筑。宫城置于城北部，居民区在城南，解决了“宫室与百姓杂居”的问题。长安城的居民区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形道路划分为108个里坊，手工作坊按照不同行业集中于某些街区，形成街道整齐、分区明确、功能齐全、便于管理的城市布局，达到当时城市建设的先进水平。当时，只有古罗马城的规模和华丽能与古长安城媲美。

长安宫城和皇城的平面是规整的长方形，城外的大明宫建筑群以中轴线为中心，三座大殿——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中轴线东西两侧有许多对称的殿阁楼台，此外宫城内也有大量供皇帝、后妃和随从居住和享乐的建筑设施。宫城北郊是园林区，有太液池。池中有假山，池周围设回廊和亭台，园林区和建在城外高岗上的大明宫联为一体。含元殿高出地面十余米，殿前两侧延伸出两道长达75米的通道，显得气势非凡。麟德殿是皇帝饮宴群臣、观看歌舞的地方，位于宫城西北角的高地上，大殿由前、中、后三座殿区组成，面积比明清故宫的太和殿还大两倍，可以供数百人参加庆典。殿后东西两侧各有一阁楼，阁楼前有亭，楼阁亭台都是大殿的陪衬。

唐宫的建筑形式已经标准化，巨大的屋顶铺着绿色或蓝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辉煌。屋角明显翘起，屋脊的两端各设有鸱吻，斗拱变得更为复杂，承重作用增大。唐宫中斗拱与柱子的高度之比竟达1：2，使得斗拱及上面的屋顶在视觉中的形象特别突出，如同人的帽子一样醒目。为了突出柱子，在柱外涂红漆，红墙、红柱和高大的基座合为一体，显得厚重沉稳，它们和轻盈飞升的斗拱、屋脊相映成趣。

在唐代，长安城内既有金碧辉煌、高大巍峨的宫殿，又有舒适华丽的宅邸和园林，遍布全城的寺院和高耸入云的宝塔更为古都增色。城内城外的小河、池沼、绿荫、楼阁、桥梁是人们游景、会友、吟诗、赏乐的好地方，唐代有无数诗篇描写发生在长安的良辰美景或悲欢离合。

寺、塔、桥、陵墓建筑

河北赵县安济石桥是由李春主持在隋代修建的，桥身是一个长37米、形状优美的半圆结构大券。大券两侧上方各有两小券，弧券结构比较坚固，便于排水，因此石桥历经1300多年未坏，至今仍能使用。此桥的栏板和石柱上刻着飞龙，形象生动奇巧，是隋代石刻精品。隋塔现存有山东历城四门塔，高仅13米，古朴大方。

隋唐佛寺有数万之多，现仅存山西五台山两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佛光寺正殿（建于公元857年）是一矩形建筑，屋顶斜度较缓，斗拱突出。

多座唐塔留存至今，以西安香积寺塔和大雁塔最为有名。大雁塔是方形塔，上小下大高达十几层，气象庄重，塔的门楣石刻极为流畅、细腻。此外，在云南大理、河南嵩山也有唐代密檐塔，塔形似橄榄，浑圆高耸。

唐代陵墓数量多规模大，仅西安附近六个县内就有18座，其中最大的昭陵周长达60公里，最小的献陵也有10公里。这些陵墓除高大的墓冢外，还有献殿、围墙，门外有石狮、石马等，这其中以乾陵的石刻最多。乾陵前，石狮蹲踞于高台上，张牙挺胸，毛发卷曲，两条粗壮有力的前腿笔直地抓着地面。陵墓里的壁画全面反映贵族的生活，艺术水平很高。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有六块浮雕，上面刻着太宗生前最喜爱的六匹马的形象，人称“昭陵六骏”。六骏各有名称，它们或直立，或细步，或飞奔，姿态非常生动。作品中，有一匹叫飒露紫的马在战斗中受了伤，战将丘行恭为它拔箭。马头下垂，贴近丘行恭，三腿直立，后左腿微屈，身微微后坐，似在忍受拔箭的剧烈疼痛。丘行恭是首次出现在石雕中的现实英雄，有着刚烈沉稳的性格，这件浮雕把人与马的感情表现得生动感人。1914年，外国盗窃者盗走了六骏中的两骏，其余的虽经人民的斗争而留在了国内，但已遭到盗窃者不同程度的破坏。

唐代最著名的雕塑家是杨惠之，据说他和吴道子同师学艺，为了避免和吴竞争，他放弃了绘画专攻雕塑。传说他开创了在墙壁上堆塑山川的技巧，千手千眼佛也是由他首创。他还塑造了当时名演员留杯亭的像，并让行人从像背后观看，大家都辨认出是留杯亭，由此可见其艺术水平之高。

1959年在大明宫遗址出土过一尊白石菩萨立像，此像被称为“东方维纳斯”。雕像虽缺头部和双臂，但胸腹部柔软的肌肤和轻薄透明的纱巾仍然极有魅力，尤其微微扭动的腰部和似乎起伏的腹部，都充满了生命力。这尊雕像的作者没有留名，但仅凭这件艺术品就可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艺术家。

宋元绘画

五代绘画

1．人物画。

五代十国时期，佛教人物画仍然很兴盛。敦煌壁画中的佛像更为精细，供养人的画像也更为高大醒目。如在98窟中，于阗国王李圣天夫妇像几乎与真人等高，衣冠服饰描绘得一丝不苟，极其精细。

此期佛寺绘画继承唐代风格，受吴道子的影响尤为明显。五代画家尤其善于描画巨幅壁画，韩术、李祝画回廊壁画200幅，均线条流畅，色彩淡雅。

在南唐时期，文化修养很高的中主李憬和后主李煜兴办了集创作、收藏和研究于一体的机构——画院，提倡表现帝王和贵族生活的人物画，推崇张萱、周昉细腻华贵的风格，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都是当时南方的名画家。

南唐李后主不但以画自娱，而且命令画家描画大臣的私生活，以掌握他们的动态。他听说重臣韩熙载夜生活放荡，就派顾闳中前往窥探，并命他默画出所见。顾连夜创作出《韩熙载夜宴图》，画家利用屏风分割空间，选择了击鼓、观舞、小憩、听笛、结束五个小活动，把夜宴活动全过程展示出来。作品中表面上韩熙载袒胸坐卧，击鼓助兴，观舞听乐，似乎很放荡，实则从眼神和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心事重重，郁郁寡欢。由此可以看出画家对人物内心的刻画达到入微的程度。

2．山水画。

五代山水画继承了唐代山水画的传统并取得新的成就，水墨山水画比青碧山水画更受画家青睐。此期北方画家创造全景式山水，描画崇山峻岭；江南画家以江南的锦山秀水为题材，形成江南画派。

荆浩和关仝是北方画派的主要代表。荆浩多年隐居太行山，观察山水树木的变化，他善于总结经验，勇于开拓，能“发唐人之所未发，成唐人之所未成”。他总结出用笔和用墨之法，要求笔法墨法并重，其所著《笔法记》为山水画理论名著，发展了谢赫的“六法”，提出“六要”，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现存传为荆浩作品的仅一幅《匡庐图》，图中，大山耸立，山顶葱茏，水边有巨石，曲径穿插于山间，山下设置村落房舍，有船夫和赶驴人点缀其间，增添了画面的生活气息。荆浩的画风刚健有力，用墨润泽华丽。

关仝是荆浩的学生，他的作品也反映出北方山水的特色：山高石坚，雄伟峻峭，现存作品有《山溪待渡图》和《关山行旅图》。《关山行旅图》为绢本，立轴，画面上部有巨峰耸立，中部有曲折的溪流，远处有小桥和小径；村中有房屋几家，旅客往来，鸡、犬、驴、马活动其间。树枝已经落叶，正是深秋时节。关仝善用皴法，皴擦后用水色渍染画面然后着色，更显得山色苍茫。

南方画派以董源和巨然为代表。董源的《潇湘图》是横轴，图中描画南方水乡风光。此图中，北方的高山峻岭已无影无踪，唯有平缓起伏的丘陵和湖泊。湖上有人行船，有人张网捕鱼；湖水中央露出沙洲，洲上盛长芦苇。山间树木繁茂，烟气迷蒙。董源用笔轻柔，设色淡雅。他不画坚石方岩，而用或干或湿的笔墨画平缓的土坡，顺着山坡自上而下，不断皴擦渲染，有人将这种笔法称为“披麻皴”。画家为了表现林木葱茏，用笔在山上画点，墨点像满山的野花野草，使远山和树木浑然一体。董源的构图和笔墨用法对后代山水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源的学生巨然和尚活动于五代末期，他创造出一种新的画石法——矾头。他经常在山顶画一些卵石，石仿佛刚经过雨水冲刷，玲珑透明，更增添了山色的秀润。巨然的《秋山问道图》是绢本水墨画，画上有层峦叠峰，直达云天；岭上苍松茂密，岭下水流潺潺；远方云雾翻腾，幽深莫测；近处有路桥房屋，生机盎然。

3．花鸟画。

中国花鸟画的历史很悠久，早在汉代画像砖上已有野鸭飞翔的图案。在唐代，张萱、周昉的仕女图中有鲜花、白鹤、鹦鹉形象。传说中唐画家边鸾的花鸟画最好，他主张只画花鸟最美的部分，不必求全。他的画法精细，画面金碧辉煌。

在五代已出现了专门的花鸟画家和流派，画史上曾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评语，形容两种不同画风的区别。黄家，指的是黄筌父子。

黄筌（公元903～963年）以花鸟竹石、珍禽异兽入画，画风精细，色彩艳丽，装饰性很强。他曾在宫中作壁画，传说鹰见了他画的兔和鸟雀、连连张翅，意欲捕捉。《写生珍禽图》仅是作者创作时的草稿，也是黄筌唯一流传下来的作品。

徐熙虽出身江南名门，但一直没有做官。他生活淡泊，为人清高，擅画水鸟、野花、鱼、虫、蔬菜。他以水墨为主，用笔自由，表现出不同于黄筌富丽风格的野逸风格。五代两宋时期，受禅宗影响，文化人寄情于花草，以花鸟虫草表现自然之美，把握造化之功。画家用心体验，努力创作，把花鸟画发展成为独立画种。

北北宋绘画

1．宋代画院。

宋朝非常重视绘画艺术，早在建朝之初就设立翰林图画院。画院集中了当时国内著名画家，尤其西蜀和南唐画家。以后，画院体制逐渐完善，制度不断健全。画院针对画家的创作、作品的评比、画家的职位、待遇、画作的收藏和整理，建立了一套严格周密的规定。画院通过考试录用和提拔人才，考试的目的是检查画家有无扎实的写实基本功，评价作品构思是否巧妙。画院经常以诗句为画题，要求竞赛者画诗意图。如“深山藏古寺”的入选画是一个和尚挑水的图卷，而不是寺院一角。因为只画和尚，不画寺院，才能更好地突出“藏”字的意韵。“踏青归来马蹄香”是写春天骑马郊游、带着花香而归的诗句。花香如何画出？画家画几只蜜蜂围着马蹄飞，画意就巧妙地体现出来了。

画院非常重视对现实的观察，强调艺术对现实一丝不苟的精细描画，例如孔雀跳跃时一定先抬左脚，画成抬右脚就不对了。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有一座殿堂完成，很多名画家应召来画壁画，赵佶在众多壁画中只赞赏一个年轻画家画的斜枝月季花。他认为月季在不同的季节和时间花蕊都不相同，从这枝月季花的形态判断，它开放于春季中午时刻。赵佶虽然在政治上是个无能的皇帝，但在艺术上却是一个杰出的鉴赏家、画家和画院的组织者，他对北宋绘画艺术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宋时期，商业繁荣、市场活跃，城市经济非常发达，绘画进入手工业的行列，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画匠们也组织了自己的行会，作画卖钱，维持生计。绘画艺术在商品化进程中与广大市民发生了直接的联系。都城汴梁的热闹去处相国寺有重要的图画市场，后廊有人设摊，以画像为业。当时城里有一个美女叫妙观，画家画了她的像到各地去卖。迎合普通市民艺术爱好的题材和体裁的作品大量流行，便于保存和交流的卷画、轴画、扇画大受欢迎。

宋代画院推行的是贵族艺术，其作品反映上层社会的生活情趣，格调高雅，文化气氛浓厚，具有文人画的特点。而市场流行的是大众艺术，反映下层民众的生活情趣，作品通俗亲切，为市民所喜闻乐见。这两种艺术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反映出11～12世纪时期中国高度繁荣的文化和经济。这两种艺术虽然有雅俗之分，但并不妨碍彼此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交流，都为促进北宋艺术的多样化作出了贡献。

2．人物画。

北宋时期宗教人物画的创作十分兴盛，宋朝统治者对佛、道两教很重视，组织过规模巨大的庙观建设和壁画创作。

大相国寺是汴梁最大的庙，北宋初年名画家高益曾在庙中绘制壁画。以后，相国寺又进行多次重修，多名画家参加壁画的绘制，各种变相图都绘得十分热闹和传神。

武宗元（？～1050年）河南人，他的画风像吴道子，被称为“宋之吴生”。他一生中为许多道观做过规模巨大的壁画，引起当时社会的称赞，甚至连皇帝也为之惊叹。《朝元仙仗图》描画道教中的三个帝君率领众仙朝见元始天尊的仪仗行列，共86位神仙。据说此图与唐代的《八十七神仙卷》相差无几，作者以流畅多变的线条描绘他们的秀发、冠帽、衣裙、飘带、花枝，呈现出快乐、潇洒的风度。画家勾绘不同人物的不同动作，尽力避免单调，对有些人物还突出个性化特征，如神将的勇猛，仙女的清丽。武宗元以绵延柔长的线条画稠密重叠的衣纹折皱，取得“吴带当风”的特殊效果。

北宋人物画家的主流是文人画家，文人画家的代表是李公麟（公元1049～1106年）。李公麟因晚年住在安徽舒城的“龙眠山庄”，就自称为“龙眠居士”，他有高的文化修养，与当时的大文学家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关系很好。

李公麟是真正的文人画家，他称“从仕三十年，未尝一日忘林泉”，绘画已成为他人生的崇高目的，而绝非供人取乐的技艺。他认为“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作画已成为他抒情达意，实现自我的方式。

李公麟对中国画最大的贡献是他创造了白描人物画。所谓“白描”就是不在画纸上着色，而完全以墨线在白纸上勾勒形象，通过墨线塑造出面和体，暗示出空间透视；通过线条的顿挫、曲直、刚柔、粗细和浓淡，表现出对象的性质。白描是一种格调淡雅、难度很高、表现力丰富的笔墨技法，它比较符合宋代文人幽雅、淡泊的心态和审美追求，因而一经问世立刻受到欢迎，很快普及开来。

李公麟的人物画有《维摩诘图》、《免胄图》传世。《维摩诘图》画居士和菩萨。前者凭几而坐，左手执卷，右手执拂尘，面貌清瘦，神态潇洒。在这件作品中，画家把线条运用到极致，流利和谐的线条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自然生动，又似优美的音乐，有轻重缓急，起伏波动的节奏。

北宋末年的另一著名人物画家是张择端。他只有一幅《清明上河图》传世。这件作品光照千古，是中国艺术的无价之宝。此画为绢本，设色，长卷，长达528厘米。它宛如一幕长剧，把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1～1125年）京城内外的各行各业，千千万万人的生活表现出来。即使时隔8个世纪之后，现代人仍感到画卷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全卷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画城郊景色，画面如山水画卷，有烟树芳草、小桥流水、农舍店家，远处房屋连片，已近城边。这和平、宁静的景色和气氛，烘托着清明时节万象更新、民众安居乐业的生活。

第二部分描绘汴河上水陆交通的繁忙景象，河上连绵的巨船有的在行驶，有的停泊在码头上卸货。汴河上的虹桥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处于热闹的中心。在拥挤的行人中，抬轿的、挑担的、骑马骑驴的、拉车推车的熙熙攘攘，来来往往。一只大船正要从桥下通过，船夫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有的放桅杆，有的使劲撑船，有人从桥上抛下绳索。在桥上和岸边，有无数人在观看大船过桥，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大声呼喊，真是热闹非凡。

第三部分描绘汴京市中心的繁华景象，进入高耸的城楼，沿着大路随着车马和行人向市中心走去，沿街的房屋、商店、旅店连绵不绝。市内最热闹的地点是十字街头，一座豪华的大酒楼——“孙家正店”正在迎接南来北往的客人，赴宴的客人在门口互相揖让。街旁有绸缎店、大药铺、香店等老字号，店内外顾客盈门。街心有骑马的官吏、坐轿的妇女和拥挤的行人，说书的、卖唱的、算命的聚集在十字路旁。据统计，画中共有500多人，牲畜五十余头，车船二十余只。《清明上河图》是名副其实的宋代民俗长卷。

《清明上河图》的问世是中国绘画题材的重大突破，它把普通百姓、市井百态搬入画面，真实地反映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能看出宋代画家驾驭巨大画面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画面上场景有分有合，节奏有张有弛。行人走卒高不过一寸，画家都能细心描绘，做到须发毕现。以后，以《清明上河图》为中心，描绘市民生活的《七夕夜市图》、《婴戏图》、《牧牛图》纷纷出现。从此，市民生活和民俗风情构成中国绘画的重要题材。

北宋画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宋徽宗赵佶，传说《听琴图》是他所作。作品中，有一人抚琴，三人听琴，气氛极为宁静雅致。画面上，作为背景的松树，显得洁净苍翠，散发出一种高贵感。赵佶的艺术是典型的贵族艺术。

3．山水画。

经过五代的发展，山水画在宋代达到鼎盛。宋代山水画无论在创作思想还是在观察方法与表现手段上，都登上新的高峰，此期山水画硕果累累，名家蜂起，山水画家人才辈出，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

宋代山水画家注意外师造化，强调研究自然，所以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富于创新精神，提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而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宋初，山水画中的北方派和南方派继续存在，并各有发展。北方派雄健刚劲，以李成、范宽、郭熙为代表，王铣、许道宁也属于这一派。

李成（公元919～967年）是五代至北宋时期的画家，文化修养很高。他终生不仕，性喜游山玩水，因而能深入自然，形之于笔墨，成为北宋第一山水画家。他吸取荆浩、关仝的豪放风格，但自成一体。

李成的画多取平坦深远的空间，树木多是秋季落叶后的枯枝，曲折尖利，如“蟹爪”状。他画山石用墨不浓，多用勾勒显示层次变化，其淡墨轻灵，笔势向内卷动，创“卷云皴”，画面有荒寒萧索的意境。在他的《晴峦萧寺图》中，有高耸的奇峰和细长的瀑布，在近处的一处山坡下有水榭山庄，山顶有宫殿高楼。作者把山野村景与皇宫景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范宽（公元950～1026年）性格宽厚，得名“宽”。他先学荆、关、李，后决心自创风格，于是终日游览于终南山、太华山对景作画。他的画墨色浓厚，先皴后染，苍劲浑厚，山顶多布密林，水边常卧巨石，这正是终南山一带山水特色。范宽画石常用点墨，称为“雨点皴”。有时他自下向斜上方猛提笔，以此突出石块的坚实方硬，这种技法被称为“枪笔”。有时他也用小斧劈皴。故有人评论：“李成得山之体貌，董源得山之神气，范宽得山之骨法。”

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溪山行旅图》是范宽真迹。画面的2/3被顶天立地的巨峰所占，山顶有密林，山体是巨石，山下较近的地方有山冈、丛树、楼台、泉水和商旅。观众看画如坐飞机观景，当看山顶密林覆盖时，便取俯视角度；当看远山拔地而起时，便取仰视角度。这幅作品画面构图和空间处理自由、灵活、机动，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角度，完全根据画家的需要安排，这是中国山水画和西方古典画的一个重要区别。

北宋初年的李成、关仝、范宽被称为“三家山水”，居北方画派之首。燕文贵、高克明、许道宁等画家也都有不凡的表现，其中郭熙和王诜比较突出。

郭熙是河南温县人，宋神宗（公元1068～1085年）时期著名宫廷画家。他细心地观察和研究山水在不同季节和不同时辰的形态变化，仅画早春风光，他就分云景、雨景、残雪、烟雨、细雨、寒云、春云等十几种景象，真可谓刻画入微。他的山水画有真景之妙趣，观之有身临其境之感。他作的《早春图》是早春烟霭的山川景色，画面不但有高山幽谷，飞瀑流泉，而且雾气弥漫。画中树木虽如蟹爪下垂，但已有新叶初放；山川重重叠叠，回旋起伏，愈显空阔幽远。

王诜是贵族文人，与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苏轼等人关系密切。他收藏有大量古代文物书画，又喜交朋友，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故成为当时的文艺中心和新艺术的发源地。王诜作画时墨色轻淡，清水破墨，形成“淡墨如轻烟梦雾中”的朦胧效果，其作品《渔村小雪图》秀美润泽，令人爱不释手。

此期，赵令穰在青绿山水上有所突破。他用青绿色画舞动于湖畔的垂柳、漂浮在水面的浮萍、草地上曲折的小路。画面轻飘空明，改变了传统青绿山水只画高山悬崖，只用重色勾线设色的局限。人称这种新作品体裁为“小景山水”。

北宋末年最著名的画家是米氏父子——米芾和他的儿子米友仁。

米芾（公元1051～1107年）山西太原人，后迁至湖北襄阳，故又称“米襄阳”。米友仁则长期任宫廷画家。米氏父子共同创造了“米点山水”，使山水画为之一变。米芾先学董源、巨然，后来在观摩江南烟云变幻、风雨朦胧的景色中受到启发，创造出横点画法，并以破墨、积墨、浓墨、淡墨、焦墨等法配合，形成米点皴法。米点皴专门表现大雨过后将晴未晴时，笼罩在烟云中的云山烟树、峰峦叠嶂。画中山景全靠水墨点皴，线条勾勒已不采用。米芾作品已经失传，米友仁的《潇湘传奇图》现藏故宫博物馆。此图画面上，峰峦起伏，云雾缭绕。层林笼罩在烟霭中，显得朦胧缥缈。

青绿山水至北宋末年才有新的突破。青年画家王希孟（公元1096～？年）仅是画院的一个学生，却已作气势磅礴的《千里江山图》。这幅长卷描画千里江山，其中既有连绵起伏的山峦、浩浩荡荡的长河，也有漫山遍野的森林以及房屋、舟船、车马和人群。画面色彩浓重，山峰的青翠与碧蓝相互衬托，显得格外壮丽。

另一位青绿山水画家赵伯驹（公元1123～1182年）以明丽柔和的色调、秀美多姿的形象为特点，他有《江山秋色图》传世。

4．花鸟画。

北宋初年的花鸟画家多来自西蜀和南唐。西蜀黄筌及其子统治画坛近百年，以致南唐另一花鸟画名家徐熙之子徐崇嗣也不得不学黄家风格。后来他创造了“没骨法”，即作画时不勾墨线仅以色彩画花，但其影响仍不如黄家画派。

崔白改变了北宋花鸟画的单一风格。他活动于熙宁（公元1068～1077年）时期，气质上更接近文人画家，所以他的画减少了黄家花鸟的富贵华丽，加强了画面的生动感，突出了花鸟的生命力。他画的《双喜图》表现出寒风中的两只喜鹊的神态，一只喜鹊在大风中展翅，但力不胜任，似乎要被风吹走；另一只停在树枝上的喜鹊摇晃着身子，头向下，张嘴鸣叫。在画面左下角，一只肥胖的兔子听到鸟叫声回过头来，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鸟，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随着头的扭转，兔子的一只前脚不由得抬起来。此刻，树的枝叶，坡上的枯草，坡底的一束植物都被风吹向一边，人们似乎能听到风的呼啸。崔白之后，花鸟画家以花鸟比喻人的品格精神，以花鸟抒发情感和理想，使中国花鸟画进入新的阶段。

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在治理国事上十分无能，但却是一个出色的画家、艺术鉴赏家和教育家，他把收集的古画1500件编辑成15册，取名为《宣和睿览集》，又组织编写了艺术论著《宣和画谱》，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赵佶精心创作，对人物、花鸟、山水等题材都很熟悉，他的花鸟画端庄富贵，有宫廷气派。

宋代花鸟画家深受诗歌与禅宗的影响，主张以绘画表达情感、理想、道德、品格等精神性的抽象内容，于是他们选择几种有特点的植物，作为人的品格的象征形象：梅花在严冬开放，不与百花争艳，象征着孤傲高洁的品质；兰花非常淡雅，生长在深山幽谷之中，象征纯洁高雅的气质；菊花开在深秋，不怕严霜，比喻为坚贞不屈的性格；竹中空，有节，与人的虚心和节操对应。这种借物咏志的方法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深入人心，成为品德教育的一部分，也构成中国艺术的重要题材。

早在宋初或宋以前，有人隔着纸窗看竹叶和梅花，观察月光下的竹和梅的影子，发现影子虽没有五颜六色，但却有浓淡、远近、动静之分。其形态貌似简单，实际却包含着千变万化，有无穷的意趣。北宋中叶，文同开始画墨竹，苏轼加以鼓吹；华光和尚创墨梅画法；墨兰始于南宋末年；墨菊则兴起于明代。梅兰竹菊共称“四君子”，成为高尚品德的象征。

文同（公元1018～1079年）曾任浙江湖州官员，他擅长画墨竹，开创了“湖州竹派”，大诗人苏轼是他的学生。文同不但以竹表现品德节操，而且把竹作为自己艰难生活的写照。为了掌握竹子在不同环境和季节中的形态，文同种竹、养竹、观竹、画竹，做到了“胸有成竹”，达到了“竹如我，我如竹”的意境，所以他笔下的竹子形神俱备。后世画家纷纷学习文同的创作精神，画虫的人觉得自己变成虫；画虎的人学虎爬行，直到觉得自己和虎合而为一时，才动笔作画。

南宋绘画

公元1127年北宋被金灭。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宣告继承皇位，迁都于临安（今杭州市），史称南宋。南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苟延残喘，于公元1279年被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灭。

北宋灭亡，汴梁宣和画院解体，无数艺术珍品毁于战火，许多画家逃难到江南，陆续进入临安的绍兴画院。由此，北宋的美术传统得到南宋画家的继承，并有所发展，人物、山水、花鸟画都有一些变化。南宋的四大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均为画坛旗手，他们给中国美术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1．人物画。

北宋灭亡所引起的深重灾难在民众和爱国文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创伤，极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文人从他们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出来，投入到收复失地、抗击侵略的火热斗争中去。他们空前地关心国事，不要说陆游、辛弃疾这些著名的爱国诗人，就是过去专写贵族生活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名诗。画家也不例外，他们创作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画或直接取材于现实斗争的人物画，以表达爱国热情，激励朝廷和民众的斗争勇气。

李唐南渡时已有80岁高龄，他把北宋画院的传统带入南宋，又结合新的时代创作出笔墨苍劲、意义深刻的历史人物画。他的《伯夷叔齐采薇图》画的是两个忠臣伯夷和叔齐在亡国后躲进深山，采集一种叫“薇”的野菜为食物，宁肯饿死也不投降。显然，画家作画的目的是为了鼓舞南宋朝廷坚守气节，不要贪生怕死。李唐把人物安排在深山密林中，气氛十分沉重。画面中，叔齐侧身而坐，似乎正在诉说亡国之恨；伯夷正面抱膝而坐，静听叔齐的诉说，他双目凝视，表现出坚强的性格和宁死不屈的气节。这幅画是古代人物画的成功之作。李唐的山水画开创了新的画风，他把范宽的雄奇与李思训的色彩结合起来，创作出大气磅礴的意境。画中山岩坚硬如铁，山脚流泉如线，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

著名画家刘松年取材现实生活，热情讴歌抗金民族英雄，他在这方面的重要作品是《中兴四将》。中兴四将是南宋时期四位有名的抗金将领刘琦、韩世忠、张浚和岳飞，他们为了抗击侵略收复失地英勇作战，因战功卓著而得到人民的敬仰。尤其值得纪念的是岳飞，这位抗战英雄最后不但没受到表彰，反而被皇帝和奸臣害死，所以刘松年为岳飞作像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刘松年的山水画也很有成就，其作品具有浓厚的诗意。

北宋灭亡后，南宋得到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机会，在江浙一带，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城市工商业的繁荣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的趣味和爱好必然对绘画艺术产生影响。市民最感兴趣的是世俗生活，他们希望画家描绘平凡琐碎的生活小景，把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美好的情景搬进画面，为他们带来轻松和愉快，以便冲淡战乱和丧失国土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于是儿童题材、商贩题材、农村题材的创作空前地繁荣起来。

苏汉臣是著名的儿童画家，他的《秋庭婴戏图》描画了两个儿童正在美丽的花园里津津有味地玩耍，各种玩具摆在地上和墩子上，气氛安宁和幸福。比苏汉臣晚一辈的画家李嵩则善于把婴戏图和风俗画结合起来制造一种喜剧气氛，他曾作过多幅《货郎图》，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被货郎担子里的货物所吸引，他们蜂拥而上，动作和表情非常生动。阎次平擅长画《牧牛图》，他按四季的不同景色，画牧童在不同的季节里的生活。而李迪的《归牧图》画着一个牧童冒雨骑在牛背上回家，一阵风吹掉了草帽，他赶忙伸手去抓……

南宋时期，在人物画技法上作出巨大贡献的画家是梁楷，他擅画人物、佛道、鬼神。梁楷性格粗犷，不受束缚，皇帝赐赏他金带本是极高的荣誉，他却把它挂在树上扬长而去。因其爱喝酒，人称他为梁风子（疯子）。梁楷对绘画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减笔画法”，他大胆地删去一切不必要的细节，以极其简括的笔墨突出对象的神态，完全改变了人物画精描细画的传统。他画的《李白行吟图》只用寥寥几笔就画出了李白身披长袍、对天吟诗的潇洒神态，背景全部都被省略了。他在《泼墨仙人》中仅用细线画五官，有意将额头画得很大，将眼、口、鼻压缩在一起。将衣物等部分都用粗笔刷涂。于是一个袒胸露腹、相貌古怪、面露讥笑的和尚就出现了，这幅画也成为人物画中的典型之作。梁楷的创作代表着宋代人物画的一个重要趋势：为了突出人物性格，画家可以采用简略、夸张甚至丑化的手法塑造典型形象。后来，这种手法又扩展到其他题材，对中国绘画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2．山水画。

南宋山水画的开创者是李唐。李唐在北宋末年所作的《万壑松风图》已有新艺术的萌芽，画家不取全景式构图，只取中景与近景。图中，迎面就是山峰和松林，林间有泉水奔流，使人如游深山峡谷，觉得湿冷的空气迎面扑来。画家在画山峰时，皴、擦、点、染并用，取各家技法融为一体。

北宋灭亡南渡长江以后，李唐的画风渐渐改变，画面变得开阔，景物更加精练，一些可有可无的细节被删除，画面开始出现虚空。他创造了大斧劈皴法，以更为雄健有力的笔墨画山石，画水也改变以前单纯画鱼鳞纹的传统，增加了盘旋回荡的水波纹。他的《清溪鱼隐图》就体现出这种新画风。

真正把南宋山水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是马远和夏圭。

马远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创造的新构图。他不再画气势雄浑的全景山水，不再描摹繁复多变的整体面貌，他经常选择某个角度，把某一局部，某些对象安排在画面一角，故而人称他为“马一角”。马远山水画的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分是空白。画面的大片空白并不意味着绝对虚空，而是以空白暗示着广阔无垠的江河湖海和翻滚的云海，得到以少胜多计白当黑的效果。画家并不精细描画水如何流，云如何动，而是通过画面本身的结构启发观众去想象水面、天空、山峦，于虚中有实，实中有虚；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画面因此获得了生动的节奏感。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就是对虚实的最好解释，而画家则画出了王维的诗意。

马远的《寒江独钓图》除了一叶扁舟上一个渔人垂钓以外，只画了几笔水纹，其余画面全是空白。空白并不空，它突出了世界的空旷冷漠，更加深刻地表现出渔夫的孤独和贫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踏歌图》是一幅与风俗画相结合的传远山水画。“踏歌”即以脚踏地，边歌边舞的乡村节日。这幅立轴的下部是几个踏歌的农夫，他们正在手舞足蹈，发出欢歌笑语，庆祝农业丰收。小路的一头是一棵柳树，另一头是两块坚硬的岩石，隔着一片云带，远处是陡峭削瘦的山峰，意境极为深远。

夏圭与马远一样在构图上创新。他的画中山石树林占画幅的一边，另一边多为烟水云海，由此被称为“夏半边”。夏圭经常在长卷上作画，以表现辽阔的江山。他的《长江万里图》最长达6丈4尺，画出了长江壮观的气势和两岸迤逦的风光。他画的《溪山清远图》接近10丈长，是世间少见的绘画巨作。画幅长时空间节奏的处理尤为重要，既不能因过简而画面单调，也不能因过繁而画面拥挤。夏圭画的长幅山水往往先从几株老树开始，接着是农舍、山冈、松林；突然，悬崖耸立，溪泉穿插，殿宇掩隐在山岩密林之间；再看下去，地形渐渐平坦开阔，有田野、丘陵，河流。以后又是峰峦起伏……夏圭的画如旋律优美的交响乐，有起有伏，有张有弛。

马、夏作品清幽冷寂的意境透露出轻淡的哀愁，淡泊萧条的画境表现出一种伤感的情绪，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3．花鸟画。

南宋人细腻的、诗意化的情感不但灌注于小幅山水，也表现于花鸟画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南宋花鸟画存在两种基本的发展趋势：第一种是沿着北宋宫廷花鸟画的画风，具体说是沿着宋徽宗赵佶的风格发展，用笔工细，色彩雅丽，画面具有生动的抒情性，李安忠、李迪、林椿、毛益、陈居中都是名家。第二种是以四君子为题材，沿着北宋写意水墨画的方向发展，画家用笔豪放，水墨淡雅，作品反映出画家的个性气质，梁楷、王庭筠、赵坚、扬无咎都是善画此题材的名家高手。

林椿活动于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他的《果熟来禽图》以精细的手法画丰硕的果实和立于枝头的小鸟，树叶千姿百态，果实饱满多汁，小鸟憨态可掬，像一个天真的小儿。与之差不多同时代的画家李迪作《猩奴蜻蜓图》，画中一只飞舞的蜻蜓吸引起小猫的注意，小猫不自觉地轻轻抬起左前脚，其神情使人联想到好奇的孩子。

嘉泰年间（公元1201～1204年）的画院画家陈居中创作了著名的《四羊图》（故宫博物院藏）。画家描绘了四只山羊的神态及其关系：立于土坡高处、老树之下的是一只老公羊，仿佛是一家之主，显得威严庄重，正在注视着坡下嬉戏的两只小羊；一只顽皮的小羊正用双角顶触小伙伴的后腿，那小伙伴吃了一惊，直起前身往后看，知道原来是游戏，不禁又露出欢喜的样子；它们身旁有一只灰毛老羊，神态安详，仿佛是慈爱的母亲。以人的神态描画动物，把动物画得如此富有人情味，是画家的创举。佚名画家的《出水芙蓉图》、《海棠凤蝶图》和马远之子马麟画的《暗香疏影图》，都把名花画得高贵典雅，如同宫廷贵妇。《子母鸡图》则把母子之情授予动物，充满人间温情。这些画家的作品都深受宫廷及画院的赏识。

另一批画家则追求豪放的写意风格。自北宋进入南宋的扬无咎（公元1097～1169年）专画生长在野外的梅花，以表达不受拘束、自开自落的个性，据说皇帝嫌他太“野”而冷落他。他改变了墨梅创始人华光和尚以淡墨点梅的方法，以浓墨细笔画花蕊，以淡墨圈画花瓣，以干湿结合的笔法画枝干，对后世画梅影响很大。

白描花卉的高手是赵孟坚（公元1199～1267年）。他用变化的线条画花朵和枝叶的翻转俯仰，厚薄肥瘦，极为传神，又用墨染突出枝叶的向阳和背阴的区别，写尽精微。而减笔画家梁楷，只用草草几笔就画出挺立的小草和两只飞舞的小鸟。画家舍弃细节，抓住对象的根本，表达出生动的意趣，这是写意画很高的境界。画家都知道“画繁容易，画简难”的道理，尤其是写意画。如果平时没有细心的观察和深厚的积累，如果没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只用几笔是绝对画不出好作品的。

元代绘画

1．元前期绘画。

12世纪初，金灭辽及北宋后占领长江以北地区，与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长期对峙。13世纪初，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蒙古骑兵成为震惊世界的力量，在几十年间蒙古大军战胜欧亚大陆的许多民族。金于公元1232年、南宋于公元1279年相继被蒙古所灭，由蒙古可汗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终于结束了中国15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蒙古骑兵的烧杀虏掠，给经济和文化造成巨大损失，无数艺术珍品毁于战火，南宋画院也被迫解体。

元统治者在统一中国不久，就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他们推行汉文化，允许艺术家继续进行创作。此期，江南仍是书画繁荣的地区，但是元统治者在政治上却歧视汉知识分子，不允许他们掌握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汉族士大夫只能远离政治，从事诗文书画的创作，借此抒发情感，寻找寄托。至此，文人画终于成为中国绘画主流，水墨山水画和花鸟画达到新的艺术高峰。

元代前期画家有以赵孟頫（公元1254～1322年）为首担任过官职的画家和以钱选（公元1239～1301年）为代表的隐士艺术家，这两类艺术家并不相互对立，在艺术上他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赵孟頫是一个早熟的画家，也是美术史上不多见的全才，他在书法、诗文和音乐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赵孟頫在元朝地位虽高，但因他是汉人而不被重用。他心情郁闷，只能把主要精力用在艺术上，试图通过艺术来保存、发展和传播汉唐以来的传统文化。赵孟頫经过深入考察和思考，提出“复古”的口号，认为“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的复古是针对南宋末期绘画的弊病而发的。

自马元和夏圭创立边角构图后，许多人纷纷模仿，一味追求冷僻孤寂的画境，花鸟画受到画院贵族画风的影响，形成富贵而呆板的画院体风格。为了扭转这些不良倾向，赵孟頫号召画家向健康自然、朝气十足的水墨画先驱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人学习，向唐代至北宋的艺术家学习，在作品中贯彻古意。所谓古意，归根结蒂就是深沉博大的文化意蕴。为了扭转玩弄笔墨技巧的恶习，赵孟頫提倡书法和绘画结合，试图把沉稳深厚的书法修养引入绘画，使绘画的笔墨技法摆脱单纯的模仿而获得独立的艺术性。

赵孟頫的著名人物作品有《红衣罗汉图》。他画的印度僧人面带笑容，表情静穆，目光深邃，工笔重彩的效果显得格外庄严和谐，有唐代画家的遗风。他的《秋郊饮马图》共画马十匹，骏马生动活泼，体态各异；牧马人身体魁梧，神态自然。作品以树石湖泊作为背景和衬托，形象虽简，但传达出浓厚的秋意。赵孟頫的山水画很多，他吸取前人的精华融会贯通，皴法和墨线都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他的《疏竹秀石图》仅用几根线条就画出石的凸凹形态，根本不用皴法。在他的《鹊华秋色图》里，山并不高大雄伟，树木稀疏不成密林，也无云海飞瀑，但在平淡中却显现勃勃生机，每一根线条都有自己的生命力。

高克恭（公元1248～1320年）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少数民族画家。他善画山水，学米家点，取其简淡；学巨然，取其深密；学董源，取其天真烂漫。他的画中既有笔法，又有墨法，山峦坚挺耸立，又蓬松茂密。他还善于用云烟渲染气氛，使云层在不同季节产生不同变化。高克恭是元代的画云专家。

钱选（公元1239～1302年）是今湖州人，赵孟頫的好友，宋亡后他隐居乡间以表明自己的态度。钱选对人物、山水、瓜果都画得很好，他画人物时习惯用铁线描，笔画坚硬，很少有粗细变化，这也是一种复古的表现。他的山水画秀美淡雅，一尘不染，与马、夏的山水画明显不同。

龚开（公元1222～1307年）和郑思肖（公元1239～1316年）都是隐士画家。龚开画的《中山出游图》，借鬼来发泄不满。郑思肖画兰不画土，人问为什么，他答“土为番人（蒙古人）夺去”，表现出怀念故国的情绪。

2．元四家。

元代中晚期艺术的代表人物是“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他们都是活动于江苏、浙江一带的文人，又生活于元末社会动乱之际，都有过不幸的遭遇。他们整日与山水为伴，悉心钻研绘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黄公望（公元1269～1354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直到50岁左右，在经历了许多苦难之后，才决心过隐士生活，专心从事山水画创作。黄公望学习荆、关、董、巨与“二米”的技法，又得到赵孟頫的指教，具备了深厚的艺术功底。他在虞山住了很长时间，又迷上了富春江。他“卧青山，望白云”，见到好景就写生，终于成为一代山水画大师。

黄公望七十多岁时应朋友之约作的《富春山居图》是700厘米的长幅。画面丘陵起伏，水平如镜，风和日丽；村庄坐落在山脚，树林散布在山腰；江心有渔夫垂钓，一派和平幽静的景象。黄公望画山水从容不迫，皴染勾点恰到好处，构图稳重平和，极有功力。他的画初看平淡无奇，但越看越觉得把江南之美画绝了，使人赞叹不已。

吴镇（公元1280～1354年）在四人中最为贫穷，只能以算命为生。他虽钟情于山水画创作，但作品不被人看重。但他坚信二十年后自己一定会得到社会承认。果然，在明代中叶，吴镇被列入四家，从此声名大振。

吴镇的山水、墨竹都画得极好，但他的画与黄公望、倪瓒、王蒙不同。黄、倪、王三人重视用笔，多以干笔皴擦画石山，吴镇却重视用墨。他喜用湿墨，画面显得温润潮湿。他擅画苔点，但使用慎重，一定要等神清气爽时才画点。因此吴镇画的山峦有董源、米芾的蓬松茂密之态。

倪瓒（公元1301～1374年）年幼时丧父，由兄教养成人。由于家境优越，他过着吟诗作画的安逸生活。他对佛、道都有所研究，既懂玄学又习禅学，在作品中灌输哲学思想。倪瓒晚年家境衰落，他的避世思想更浓厚，索性变卖家产，流浪于太湖一带，或住寺庙或以舟船为家，过着穷苦又清高的生活。

倪瓒的画是他孤傲性格的象征，也是冷寂的禅宗思想的体现。他的画表现出萧瑟、孤寂、冷清的意境，而不是真山真水的写照。他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也。”也就是说，他草草几笔作画，不求在外形上与真景相似。绘画是自我的安慰，自我的宣泄，自我的快乐。他还认为作画为的是“以写胸中逸气”。“逸气”就是画家心中的理想、情感、意象，对倪瓒来说，绘画既是一种精神的解脱，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

倪瓒的山水画多取立轴纸本，画面往往取三段式布局。近景是用干笔焦墨画的几棵杂树，半枝风竹，用干笔淡墨点染的几块卧石，一间草屋；中景是大片空白，表示湖平水静；远景以枯墨长线画几处远山，以干笔淡墨皴擦点染。整个画面朗阔而萧瑟，空到极点，也静到极点。他的名作是《渔庄秋霁图》。

王蒙（公元1308～1385年）出身文人之家，自小就随外祖父赵孟頫学画，成年后与黄公望、倪瓒交往，互相都有影响。他有时隐居，有时做官，最后被案件牵连死于狱中。王蒙钻研前代画家的技法，融会贯通，创造出独特的风格，对后代画家有极大的影响。

王蒙专画江南郁郁葱葱、林木繁盛的高山，他取立轴布局，用高远构图法，自山脚而至山顶描绘曲折蜿蜒的山峰。画面前景展示高大的松树和其他树丛，山下有迂回的清溪，山坡上有茅舍、道路、农田、水塘，有人读书、观景、耕作、捕鱼；山脚深处是幽深的山谷，山谷中有连片的杂树；再往上看，山势逐渐升高，山峰有起有伏，回旋宛转；山顶上、山坡上都是密密麻麻、数不胜数的树林、草丛、绿苔，创造出一个绿色的世界。

元四家标志着中国文人画的完全形成。虽然有人把文人画的起源追溯到王维甚至更早，但从整体情况来看，文人画的正式确立还应从元四家算起。文人画的主要特征是：画家把作画变为表达精神情感的过程，不再把摹拟作为绘画的主要任务；笔墨获得比较独立的地位，具有形式美。元四家把书法与绘画结合起来。从元四家开始，强调笔墨与重视书法趣味成为中国画一大特色，线条、皴染、墨色经过许多人的创新变得极其丰富。

从元四家开始，画家开始在画上题字作诗，以诗文来直接配合画面。诗与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使画意更为鲜明，使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更浓。

3．花鸟画和人物画。

在元代，以梅兰竹菊为题材的花鸟画极为繁荣，当时的画家几乎没有不画四君子的，此类其作品成百上千，如百花盛开。

画梅的第一流高手是王冕。王冕画梅，一变前人稀疏冷瘦的风格，改为画繁花密蕊的梅花，好像满天的星星落在枝头上，密密麻麻，数不胜数。王冕最有名的作品是现存于故宫博物馆的《墨梅图》，画上是一枝初开的梅花，从右向左横伸在画幅中间，梅枝长而略弯富有弹性，愈显俊秀峭拔，用淡墨勾出的数十朵刚刚开放的梅花更是娇艳动人。

元代能画竹的画家极多，最有名的是柯九思和李衍。李衍（公元1244～1320年）晚年不得志，画竹时流露出不满情绪，赵孟顺从他的竹中看出“萧疏旷士风”。李街画竹入迷，随时随地观察竹之形态，真正做到胸有成竹。他画晴天之竹，竹叶舒展，竹叶尖略有点干枯；雨天之竹，清翠干净，竹叶被雨打湿，微微下垂，压得竹干弯曲；向阳之竹叶，背阴之竹叶，外面之竹，里面之竹，都有区别，形成竹丛的蓬松之感。

柯九思（公元1290～1342年）是颇得皇帝宠爱的画家，活动于苏州一带。他以书法画竹，用篆法画竹干，用草书画竹枝，用撇笔法画竹叶，创造出独特风格。

元代著名人物画家有任仁发、张渥、王绎等人。

宋元建筑和雕塑艺术

宋代经济发达，建筑业繁荣，工程技术成熟，因而建筑艺术颇有成就。建筑风格由唐代的雄伟壮丽变为秀美娟雅。

建筑

宋元的建筑以寺观与佛塔最著名。

位于山西太原西南的晋祠有圣母殿一座，建于北宋。圣母殿有重檐（上下两层檐）顶，四周有回廊。殿前泉水上筑有十字形石桥，可以从四个方向通向对岸，名叫“鱼昭飞梁”，设计非常巧妙。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为现存最早的木构楼阁，外观两层，但阁内部多一暗层。阁内有一尊高达16米的观音像，观音的头像直达阁顶。

定县开元寺塔有八角十一层，高达84米。北宋时期，定县处于宋与辽的边界一带，此塔可供宋兵瞭望，所以叫“瞭敌塔”，它是中国现存最高古塔。

应县木塔为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木塔高达67.3米，底层直径30.27米，塔平面呈八角形。应县木塔是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木塔经历900多年的风雨侵蚀，经受过多次地震考验，至今仍完好无损。

北京妙应寺白塔是元代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为喇嘛式塔。塔高50米，以砖砌成，外涂白灰，下部基础平面为“亚”字形，塔身为圆葫芦形，造型洗练匀称，外形雄伟壮观。

雕塑

宋元雕塑缺乏隋唐时代宏伟的规模和昂扬的气势，但雕塑技巧却精深细腻，在形象塑造上更注重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气息。

宋代的陵墓雕刻的代表作主要是河南巩县境内的北宋皇陵。据初步统计，陵墓前的石刻像多达558件，加上其他石像，总数约千件以上。这些陵墓石像都排列在神道两侧，有象、虎、羊、狮、瑞禽等动物，还有文臣、武臣、武士、宫人、驯象人、控马官等人物，共计60件，其中以动物雕像比较生动。

宋代寺庙雕塑各地都有，山西大同下华严寺中的29尊彩雕菩萨像代表了辽代雕塑的最高水平。这里的菩萨戴宝冠，披缨络和纱巾，上身半裸，下穿紧身裙服，衣纹有“曹衣出水”的效果。菩萨面容丰满，闭目瞑思，柔软的手指有各种动作。

山东长清灵岩寺宋代罗汉塑像有普通人的外貌和气质，罗汉年龄大小，体态胖瘦有别，其有人开朗有人深沉，个性都非常鲜明。当时工匠们已经能极好地掌握人体和面部的结构比例，所以塑像非常准确、自然、传神。晋祠圣母殿有四十多尊侍女彩塑像，她们手持日常用品姿态各异地站立着，面部表情反映出年龄差异和气质的不同，其有的天真，有的成熟，有人沉思，有人张望，十分生动。

还需要指出的是，寺观壁画也有杰出作品。原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元代道观，其中三清殿（公元1325年）内绘满壁画，内容是神仙出行的行列。壁画以8个主像为中心，280多个神祇组成长长的行进队伍。神仙们身着长袍大袖，神态各异，很像演员们登台表演。壁画上还有道教神仙吕洞宾的故事，其中汉钟离和吕洞宾谈话的一幅最为生动细致。画面中，汉钟离双目炯炯有神，神情恳切；吕洞宾则专心听讲，看得出，他的思想斗争激烈。

宋代石窟雕像也有不少精品。天水麦积山有宋塑菩萨和供养人像，165窟的女供养人身材苗条，面容秀美，两只眼睛尤其好看。

四川大足县石窟造像有数十处，其中以北山和宝顶山规模最大。北山石雕大多为五代、宋代所造。125窟的“数珠观音”，身材窈窕，右手捻串珠，仿佛是一位俊俏的妙龄少女。136窟的石雕观音头戴宝冠，面容丰满，表情温和。

宝顶山造像为宣传佛教教义而表现出各种经变故事。内容虽然是宗教性的，但形象却完全生活化了。作品中那些陶醉于音乐中的天真少女、笑容满面的养鸡妇、互相搂着肩头的牧童、彼此搀扶着的夫妇，把人间百态都展现在观众面前。

陕西延安地区有多处宋代石窟，其中子长县北钟山石窟有一菩萨像较为著名。此菩萨取坐姿，胸腹袒露，长圆脸，高鼻梁，小口，像一美丽的少妇。他身旁的两弟子雕像也很生动，迦叶双手合握，放在胸前，口微张，双目视前方，一副虔诚的听讲神态。陕西黄陵县万佛洞场面宏大，雕像众多，造型简练生动，其中的日光佛健美大方，像生气勃勃的少女；药师佛高3米多，双脚踏莲花，面容丰满，表情安详。杭州西湖灵隐寺前飞来峰有177尊元代石雕造像，其中弥勒佛裸胸袒腹，肥头大耳，笑容可掬，舒适自然，是一件极富感染力的佛像雕刻。

宋元雕刻的作者主要是工匠，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接近生活，热爱生活，所以在塑造佛像和道教神仙时能够依照所熟悉的人物形象加以美化和理想化的处理，所以他们的艺术充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趣。

宋元工艺美术

宋元的贵族阶层和市民阶层对工艺美术都有旺盛需求，因此宋代手工作坊不但数量极多，而且分工很细，官府也设置庞大管理机构。宋代为贵族服务的工艺美术品大多制作精良耗资惊人，为平民服务的工艺美术品大多富有生活气息。纵观宋元工艺美术，以陶瓷工艺水平最高，染织、漆器稍次。

陶瓷工艺

宋代陶瓷工艺获得巨大的发展，达到了中国陶瓷艺术的最高峰，南北各地名窑多如满天的繁星。当时，在北方有汝窑、定窑、钧窑、官窑、耀州窑；在南方有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各个窑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不同的风格，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从总体分类，宋瓷分青瓷、白瓷两大体系，同时也发展了釉下彩绘瓷及各种彩釉瓷。下面分别以青、白瓷两类做介绍。

1．青瓷名窑。

在今浙江绍兴一带的越窑有悠久的青瓷生产历史，唐和五代是越窑的繁盛期，北宋中期逐渐衰落，但产品质量仍为上乘。越窑的青瓷胎体细薄，釉面光滑，釉色青绿，并且配以浮雕、刻画、釉下彩绘等装饰，愈显高贵典雅。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临汝，是北宋的官窑，专烧宫廷用瓷。汝窑胎土细腻，釉面晶莹，有雨过天晴般的天青色。由于在烧制过程中温度过高，冷却时胎釉的收缩速度又不一致，造成釉面开裂，俗称“蟹爪纹”，又称“开片”。这虽然是烧造过程中的缺陷，但却为汝窟增添了预想不到的美感。

耀州窑窑址在今陕西铜川一带。窑工们用锋利的刻刀在坯体上刻出各种缠枝花卉，并在花叶内以极细的线条，刻画出花叶的筋脉纹理，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北宋中期有海水游鱼纹、莲塘戏鸭纹，至北宋晚期则以牡丹、凤凰、犀牛、飞鸟为纹饰。工匠还发明了印花法，在器面印制婴戏图。

龙泉窑窑址在浙江龙泉，是南方又一青瓷名窑，其所产青瓷有“青如玉、明如镜、声如馨”的美名。窑工用贴塑的技法，进行繁复但层次分明的装饰，用深而宽的斜向刀法在瓶身刻出叶片纹和花瓣纹。

史书记载，有章姓兄弟二人，弟弟烧制龙泉瓷，哥哥烧制另一种带开片的青瓷，称为“哥窑”。哥窑有两种开片，一种在窑中形成，裂缝中有褐色网线，称为“铁线”；另一种是在出窑后形成的极细小的金黄色开片，称为“金丝”。这两种开片被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的口沿部分常有脱釉，露出胎色，足部呈酱色，合称“紫口铁足”。这两大特点使哥窑瓷身价百倍，极为珍贵。

2．白瓷名窑。

窑址在今河北曲阳的定窑以烧造乳白色瓷著名。其所产瓷器釉色白润如玉，光亮照人。釉层较厚处，色泽白中透青。定窑瓷器品种繁多，以瓶为例，就有玉壶春瓶、梅瓶、扁腹瓶、瓜棱瓶等，它们有的以瓶体修长，造型清秀为美；有的以瓶身的稳重为美。

景德镇窑址在今江西景德镇，宋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开始生产白瓷。南宋时，景德镇所产瓷器白中泛青，晶莹纯净，有的用印花和刻花装饰，称为“影青”。元代，景德镇烧成青花、釉里红、白地蓝花等瓷器，其中青花瓷以洁白为地，上有青翠欲滴的蓝彩，白蓝互为映衬，瓷器清新素雅。

钧窑窑址在河南禹县，本属青瓷系统，但工匠烧出了红、蓝色釉和紫色釉，打破了青、白瓷的独霸局面。钧瓷的另一特点是在瓷器上时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好像一条蚯蚓在泥土中游走，这种“蚯蚓走泥纹”是鉴定钧瓷真伪的重要标志。

建窑在今福建建阳县一带，以烧黑瓷闻名。黑色釉面上有极细小的线和油滴，如兔毛，如繁星。

磁州窑窑址在今河北磁县一带。工匠在白地上画黑花，有花鸟、人物、山水等花纹。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时窑址在今河南开封，南宋时在今浙江杭州。官窑产品的釉呈青灰色，细腻平滑如油脂，瓷面大小开片层层叠叠，犹如冰面裂纹。

吉州窑窑址在今江西吉安，是江南民窑，烧制黑瓷、白瓷及黑花白瓷。工匠们在上过黑釉的瓷面贴上剪纸花、或不同的树叶，再加一层薄釉，然后揭去纸花和树叶入窑烧制。烧成后，在黑亮如漆的瓷面上有叶状花纹，这种方法就是吉州窑的木叶贴花法。

染织和漆器

南宋对染织品的需求极为旺盛，因此朝廷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和组织生产。当时城市染织业行会势力很大，市场交易极为活跃。宋代染织品不但产量大，而且品种多，织锦水平很高。这些锦花纹极多，色彩绚丽多变。以蜀锦为例，花色有八达晕、盘球、云雁、玛瑙锦等50多种。宋代绫也有多种名目，有碧鸾、碧花、姜牙、枣花等20多个品种。金、元代则喜爱在织物中加金线，有销金、缕金、间金等18种捻金方法。

宋代有一种特殊的缂丝工艺，织工先架好经线，按照底稿在上面描出图画或文字的轮廓，然后对照底稿的色彩，用小梭子引着各种颜色的纬线，断断续续地织出图画或文字。女艺人朱克柔的缂丝作品闻名于世。

宋代的刺绣工艺也很发达。宫廷设绣院来集中优秀工匠，民间刺绣更是流行。绣工们可绣山水、人物、花鸟，有的绣品之生动甚至超过图画。

元代棉纺工艺有了巨大发展。松江黄道婆幼年曾在海南岛向黎族人学会棉纺织技术，并加以改进。经过她在家乡传授推广，使棉织技术传遍大江南北。

元代漆器工艺也在推陈出新中发展，出现许多漆加工新技艺。“犀皮”即是用稠厚的色漆在器胎上涂出凸凹不平的漆面，然后用各种色漆填涂，最后打磨，于是漆面上出现各种花纹。雕漆是在漆胎上多层涂漆，再施以雕刻，雕刻后露出多层漆色的叫剔彩。金漆是在漆画上装饰金色；戗金是先在漆画上刻出花纹，再填以金粉；螺钿和金银平脱是在漆面镶嵌螺壳和金银，拼出各种花纹图案，再打磨平滑。

玉牙雕刻和金银器

宋代玉雕的世俗化比较明显，工匠开始大量雕制人物和花鸟题材，他们的雕刻技术炉火纯青，多层透雕尤为卓绝。宋代工匠还发明了俏色玉技术，能根据不同色泽的玉纹和斑点设计和雕刻形象，做到化腐朽为神奇。元代的“渎山大玉海”是由整块黑质白纹的大玉石精雕而成的，这件玉瓮体外周身雕刻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出没于波涛中的鱼兽，其中瞪眼伸爪活灵活现的海龙，尤为精彩。工匠还开始利用浮雕的光影效果凸显马头、猪鼻、龙眼，在俏色上匠心独具。

宋元金银器趋于精巧俊美，花样繁多，仅杯盏就有五曲梅花形、六曲秋葵形、八曲方口四瓣形、十二曲六角桅子花形等多种，造型可谓巧夺天工。这些金银器装饰手法丰富多彩，凡花鸟草虫、人物亭台、名人诗画都可作为装饰题材，仅瓜果花卉就有三十几种。宋代工匠还发明了镂雕工艺，可在银瓶身上缠绕一条飞龙，三层银塔上有两条飞龙盘旋，金翅鸟上镶水晶珠。这都是工匠们的绝活。元代名匠朱碧山的传世珍品银槎是一个白银酒器，酒器做成一个老者乘槎（木筏）游仙形态。老者抬头远望，衣袖随风飘起；槎是老树枯枝，极其逼真。这件作品显示出艺人的精湛的技巧。

明清绘画

明代绘画

1．明初宫廷画与浙派画家。

明代是否设宫廷画院迄今尚无定论，但一般把为宫廷作画的画师称为宫廷画家。明代统治者重视艺术的政治功能，他们广泛网罗画家人宫作画，为帝王歌功颂德，其作品供上层收藏玩赏。朝廷对成就卓著的画家升官晋级，对不喜欢的画家排斥打击，甚至处以死刑，因此明代入宫作画的画家多谨慎小心，力讨上层欢心。在艺术上，他们多数继承南宋画风，以山水和花鸟为题材。

王履（公元1332～？年）善画山水，早年学马远、夏圭颇有成就，后来他到华山观察，才知一味学古人是没有前途的，画家应到大自然中以自然为师才能画出活山活水。他得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深刻画理。

明代一批画家以杭州为中心开展艺术活动。杭州曾是南宋都城，受南宋画院的影响很深。杭州画家远学南宋院体画，近学浙江籍名画家戴进，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画家群体，被称为浙江派。但浙江派画家不一定都是浙江人。浙江派画家有时进宫作画，但大部分时间是以民间画家的身份活动在江、浙地区，汪肇、张路、蒋嵩、蓝瑛都是浙江派画家。张路画人物近似吴伟，汪肇擅画人物、花鸟，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是戴进和吴伟。

戴进（公元1388～1462年）早年曾做过金银首饰匠，后学画，名声逐渐显赫。他曾被召入宫中作画，画《秋江垂钓图》。因图中有一穿红袍人垂钓被谢环诽谤，说红袍是朝廷官员服装渔夫怎能穿，因此被逐出宫廷。戴进后来流落他乡，以卖画为生，最后因贫病而死。

戴进的山水、人物俱佳，他把山水与历史故事结合起来，作《三顾茅庐》和《渭滨垂钓》。他画的山石用笔粗放，用细柔或者有力的线条画人物，其形象虽小，但十分醒目。戴进的山水画继承了南宋李唐，马远的画法，也吸收了董源、范宽之长，遂加以变化和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

吴伟（公元1459～1508年）是深得皇帝宠爱的画家，但他不愿进宫作画。吴伟作画气魄很大，给人以山高百丈、水远千里的感觉。他的作品有时水墨并用，淋漓飞动；有时皴擦点染，风格细腻。其主要作品有《鱼乐图》、《长江万里图》。

2．吴门派画家。

苏州是战国时吴国的都城，故称为吴门。魏晋以后，这里经济发达，文人荟萃，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南朝时有画家陆探微、张僧繇，唐代有雕刻家画家杨惠之、张璨。据史料统计，自晋迄清，苏州有著名画家1220多名，如果加上受其影响的松江、常熟等地画家，人数约占明代画家的三分之一，其作品不计其数。明代吴门画派的领袖是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也是此派代表人物，此四人共称“明四家”。

沈周（公元1427～1509年）出身于艺术世家。他刻苦学习诗文和绘画，远学五代北宋，近学元代绘画，特别崇拜吴镇和王蒙。他40岁以前多作小幅作品，画风细密，称为细画，代表作是《庐山高图》；40岁以后喜作大幅山水，气魄雄伟，称为粗画，代表作是《西山纪游图卷》。

沈周画石，以极细的笔道一笔一笔地皴写，不擦不染，有的一遍而成，有的反复几遍。勾皴后，再加上苔点，最后染淡赭等颜色。他的作品画面清新淡雅，反映出吴门画派文静秀丽的风格。

文徵明（公元1470～1559年）出身于诗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诗文、书法、绘画都有名师指点，因而诗、书、画都有很高成就，被誉为“吴中四才子”之一。

文人画要求诗、书、画结合。文徵明发展了这个传统，他的画大部分有题诗和题记，有的题诗很长，充分揭示画境和画意。他的书法很好，小楷流畅秀丽。文微明擅画人物、兰竹，但最擅长的是山水画。他的画风也分“粗笔”、“细笔”，以细笔作品最著名，但没有北宋院体画的细柔。他的山水画以石青、石绿为主调，山石少有皴染，气势雄阔，林木繁盛，但画得工整细致，一笔不苟。

唐寅（公元1470～1523年）字伯虎，出身于商人家庭，29岁时曾在科举考试中得第一名。后在京城会考中，唐寅受舞弊案牵连名誉扫地，从此他断绝与文友的交往，出入妓院，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又游历名山大川。其实唐寅内心非常痛苦，他晚年生活贫困，去世时年仅54岁。

唐寅对山水、人物、花鸟都很精通。在人物画中，他常画美女图，以表达他对妇女，尤其对妓女的同情，同时也借机发泄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感叹。唐寅的花鸟画清新自然，但他的主要成就还在山水画上。他广泛吸取前辈技巧，画山时斧劈皴和披麻皴合用，使山石既有坚挺的质感又有秀媚的韵味。唐寅能用各种风格作画，所绘《江南农事图》描画耕织捕鱼等劳动情景，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作品比沈周、文徵明更接近现实。

仇英（公元1493～1560年）号十洲，是漆工出身的画家。他是周臣的弟子，又学赵伯驹和李思训父子，人物则学李公麟白描，但是将淡彩变为重彩，手法非常细致。他画高山峻岭一丝不苟，笔笔到家。仇英以工匠出身却跻身名画家之列相当不易，其努力好学令人钦佩。

3．花鸟画与人物画。

明代前期，画院画家林良等人已开始探索运用水墨技法画花鸟。当时，沈周、文微明、唐寅均创造出不同于工笔风格的花鸟画，特别是沈周的水墨花鸟画，仅用几笔草草涂抹，花鸟虫草已跃然纸上。人称这种画法为“写意花鸟画”，至明末的徐渭、陈淳写意花鸟画达到成熟。

徐渭（公元1521～1593年）字文长，一生饱经坎坷和贫困，曾坐牢七八年，出狱时已是53岁，其命运之悲惨是画家中少见的。徐渭在生命最后20年，把满腔悲愤倾泻到作品中，这是他艺术生命最活跃的时期。他写出著名戏剧《四声猿》，歌颂不屈的反抗精神；他在花鸟作品中写诗题词，抒发情感，讽刺丑恶，表达自己高尚的心灵。

徐渭的山水、人物、花鸟、虫草无不精妙，他的写意水墨花卉开创了花鸟画的新时代，对中国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徐渭凭借深厚的书法功底，以精湛的笔墨技巧，在画纸上大刀阔斧地横涂竖抹、点染勾画，看上去好像随手涂抹几笔，实际非常严谨传神。在徐渭笔下，牡丹的富丽堂皇，菊花的花叶飞舞，蕉叶的肥厚沉重，葡萄的晶莹圆润，石榴的饱满多籽都从画面上凸显出来。徐渭的名作《墨葡萄图轴》来用泼墨之法，画面水墨淋漓，墨彩斑驳。画中并题诗一首：“半山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以此抒发其怀才不遇之感。

陈淳（公元1483～1544年）字道复，他出身于艺术家庭，拜文徵明为师，后学米芾、黄公望、王蒙。他的《罨画图》用米氏笔法点染苍山，山腰云雾飘荡，山色明暗相间，更显空远朦胧。他的花鸟能把水墨皴染与勾勒结合，线条灵动潇洒，画面秀静淡雅。他和徐渭共创大写意水墨花鸟画，世人称他们二人为“青藤白阳”。

周之冕，号少谷，创“钩花点叶”法。其作品既像传统的工笔画，又像写意水墨画，被人认为既形态逼真，又笔墨精妙。

明代中后期人物画家大都沿着唐寅、仇英的路子，描画瘦弱苍白、细眉小眼的仕女，其风格单调，流于形式，内容空洞。明末出现几位有志气的画家，创造出焕然一新的人物画，他们是陈洪绶（公元1598～1682年）和崔子忠（公元1594～1644年）。陈洪绶，号老莲。据说他4岁便能作壁画，后跟浙派名画家蓝瑛学习，蓝瑛自叹不如。陈洪绶12岁时学李公麟人物画，创造出坚硬的线条，线条转折如铁钩一样方硬。陈洪绶虽在画人物、花鸟上都很精通，但他的主要成就却在版画。他为《西厢记》、《楚辞·九歌》作插图，为一种叫“叶子”的纸牌设计人物，作品有《水浒叶子》、《博古叶子》。他画好稿本后，交给当时著名刻工在板上摹刻。

《九歌》是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诗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陈洪绶为诗中的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等神作像。他在《九歌图》后附了一幅《屈子行吟图》，作品中被流放的屈原面容憔悴、愁眉不展、昂首遥望，表现出悲愤但又不屈的心情。屈原衣袍上坚硬的线条，象征着他的坚强性格，背景仅有顽石曲径，大块空白造成一种萧瑟凄凉的环境。这件成功的作品一问世，有人认为两个多世纪都无人能超过。

在《西厢记·窥简》一图中，画家描绘美丽的崔莺莺正在读情书，她沉浸在爱情中，捧着信纸的手似乎都激动得微微颤抖。图中，人物背景是四扇屏风，屏风上有飞舞的蝴蝶和成对的喜鹊，有力烘托出喜庆气氛。画的侧面俏丽、聪明的红娘从屏风后伸头偷看，其表情生动。画家用圆润流利的线条画出女性健康美丽的体态，大不同于唐寅的瘦弱、病态的仕女。

4．明末清初的绘画。

吴派与浙派的山水画发展到明末已在表面的繁荣喧闹中出现衰退，其时不少画家生活面狭窄，不深入生活，只从前辈画家那里学一点笔墨技巧；有的把不同画家的风格混杂在一起，以示创新，实际上没有学到前辈们的精髓。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高举创新旗帜，把明末的绘画推向前进。董其昌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书法修养，他仔细研究前辈大师的技巧，把不同画派的技法糅合到自己的创作中，把各派精华集于一身，创造出风格平淡却潇洒明快的风格，所以人们以“平淡”和“痛快”来形容观董画的感受。董其昌的《云山小隐图》笔墨简明，既有倪瓒的平淡，又有黄公望的朝气，山水、林木都用墨不多，不以繁密取胜，也不是一味追求粗放简率，而是以古雅秀润为根本。他画的青绿山水《昼锦堂图》构图极为平远疏朗，青山横卧，湖水明净，树色杂错，几间房宇时隐时现，景物不多不少恰到好处。董其昌把笔墨放到作画的首位，他提倡惜墨如金，不精描细画；推崇泼墨挥写，不作工笔画。董其昌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艺术成就博得众多追随者，其中有顾正谊、莫是龙、陈继儒、沈士充等人。他们互相交流彼此帮助成为一派。因董其昌是华亭人，故称为“华亭派”，又称“松江派”。

董其昌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南北宗的观点。经过研究比较，他认为画家以风格区别有南宗和北宗之别。南宗以王维为开创者，讲修养，讲禅意，画法多用水墨渲染，简率天真；北宗以李思训、李昭道为鼻祖，作画时多用色墨，繁杂霸气，工笔匠画。董其昌极力张扬南宗，贬低北宗，抬高文人画，打击画工画。这种以画派定优劣的做法在画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它风行300多年影响到国内外，对中国画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在松江派的影响下，其他画派也纷纷兴起。其时有苏松派、云间派、娄东派等。他们均以文人画家自誉，推崇笔墨趣味，彼此提携帮助。

清代绘画

1．清代画院及其西洋画师。

清代（公元1644～1911年）延续267年，其间各种矛盾非常复杂尖锐。为了巩固政权，清代统治集团继承明朝各种制度法规，以更严厉的手段控制政治、经济、文化。至此，明代发育的弱小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受到严重打击，具有民主精神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遭到残酷的摧残。大清帝国在经历过一段强盛之后，迅速衰落下去，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清朝后期，西方列强以武力打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清统治者腐朽无能，只能以卖国求荣自保，中国人面临着亡国的巨大危险。

在绘画界，清代文人学士在统治者的镇压和利诱之下，思想保守，风格陈旧。他们或满足统治者要求，为其歌功颂德；或讨权贵的欢心，供其玩赏娱乐；也有人躲进艺术的小圈子，孤芳自赏，寄情山水。

与此同时，一批艺术家在经历明朝亡国的时代变迁后，仍关心民族命运和人民疾苦。他们作画颂扬民族正气，批判腐朽文化，提倡文艺革新，创造出一批在思想和风格上都比较新颖的作品。随着西方画师来到中国，清代在绘画界开始推行中西结合的艺术。虽然此期中西结合的艺术初期成就不高，但扩展了艺术家的眼界，为中国艺术的巨变拉开序幕。

清统一中国之后，重视美术的政治作用。统治者把优秀画工集中于宫廷组织绘画创作，对文人画家也尽力网罗，给予等级划分，确定不同待遇。但是宫廷对文人防范甚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经常因多疑而误杀文人，压迫比明朝更为残酷霸道。那时，许多文人在高压下只能为皇帝歌功颂德，为宫廷装点门面，或模仿古代名家之作，供皇帝玩赏。清代官院画家，据资料统计有53人，他们都在画史上留下传记。

画院中还有几位来自欧洲的西洋画师，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是为了传教，他们多是有文化修养懂艺术的传教士；有的负有政治使命，负责加强欧洲与中国联系或者收集中国国情提供给欧洲君主。洋画师把油画基督像、圣母像带到中国，展示于宫廷内外，引起不小轰动。多数文人画家认为西洋画用凸凹法画万物，逼真模仿对象，“虽工亦匠”，也就说是画工的作品格调不高。但也有少数画家将西洋画的某些技法运用到中国画中，取得一定成效。

西洋画师看到朝野还一时难以接受西洋画，就仿照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之法，先学习中国文化，取得信任后再见机行事。于是，他们按照皇帝要求为宫廷作画，题材也是山水、花鸟、鞍马等。他们运用油画的凸凹光色描绘形象，创造出一种亦西亦中的杂交艺术。

郎世宁（公元1688～1766年）意大利人，于公元1715年到北京，成为宫廷画家。他擅长画花鸟、鞍马，曾为皇帝的重大政治活动绘制大型图画。据记载，他留下作品56幅，他还与中国画家合作作画。他的作品减弱乃至取消了透视法和光线阴影，使其既失油画的特长又无中国画的韵味，中、西方都对他的作品评价不高。宫廷洋画师还有波希米亚人艾启蒙（公元1708～1780年）、法国人王致诚（公元1702～1768年）、意大利人潘廷璋（公元1733～1812年）等人。他们的风格都差不多，他们曾绘制多幅乾隆战功图，于1765年送法国制版，至公元1774年完成后送回中国，留下一段中法文化交流盛事。

2．清初四王与吴、恽。

四王指的是四个姓王的画家，他们是王时敏（公元1592～1686年），王鉴（公元1598～1677年）及其学生王犟（公元1632～1717年）和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公元1642～1715年）。四王拥护董其昌的艺术主张，努力模仿古人，尤其模仿元代画家，并力求在模仿中有所变化。他们强调绘画中的笔墨趣味，主张作品应有文人气、书卷气。他们很少接触实际且较少观察自然，只是一味追求平静安闲的古意，因此四王的绘画技巧虽然娴熟，作品很多并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被尊为山水画的“正宗”，但实际艺术成就却不太高。

由于四王善于模仿，学哪家像哪家，因而笔法风格随前辈画家变化，很难说有固定风格没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总结四王的风格，可知他们在笔墨上有一些共同的主张。他们认为湿笔不好画，而且容易流于轻薄，干笔比较好画，显得厚实。所以四王皆喜用干笔皴擦，王原祁用干笔渴墨层层皴染，认为“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最有书卷之气；王时敏用墨先淡后浓，先湿后干，层层涂墨，但又见笔见层墨气十足，他是积墨法的高手。

吴、恽指的是吴历和恽格两位画家。

吴历（公元1632～1718年）字渔山。他加入过天主教，在澳门进耶稣教，在上海、嘉定传教30年，是一个接受西方文化的画家。吴历是山水画家。他的作品风格也多有变化。如他的《静深秋晓图》用积墨法层层皴染，再用焦墨点擦，笔法尖细工整，墨色灿烂；但《枫江群雁图》却无勾皴，远山仅以淡墨轻抹，大片浓云弥漫画面。他作品中近景的树和竹以干笔淡墨画出，反而清淡雅隽，风格为之一变。吴历的山水清新自然，所以能与四王并列清初画坛。

恽格（公元1633～1690年）字寿平，最初画山水以卖画为生。他的山水以自我感受为根本，不一味模仿前人，所以显得有创意。恽格后攻花鸟画，取得更大成就。他发扬“没骨花卉”的技巧，不用墨线，仅用色染，以轻柔的色彩细腻描绘花卉、禽鸟，表达微妙的生命状态，创造了生动的形象。他的画得到广泛赞赏，赢得众多追随者并形成“常州派”，此派成为清代花鸟画的重要流派。

3．清初四僧及其他画家。

在一片复古声中，清初出现四个与众不同的画家，他们都做过和尚。画史称之为四画僧。

朱耷（公元1626～1705年）是明代皇族子孙。他19岁时明王朝覆灭，为了逃避政治迫害，遂出家为僧，后又当道士且一直隐居。朱耷曾用八大山人、个山、驴屋等号，他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连写，看起来就成了“哭之”或“笑之”。明亡之后，他痛苦、愤怒心中充满仇恨却又不能反抗，所以心情极为苦闷。朱耷情感上的压抑必然造成心理乃至艺术上的变形和畸形，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八大山人画的鸟多是昂首耸翅或独足而立，眼眶画得很大甚至变为方形，而黑睛却点在眼睛上方，显出。白眼向人。的神态，以表现出他对清统治者的蔑视。他的山水大都是残山剩水，表示对亡国的纪念；石大都上大下小，好像随时会倒塌，以表示对统治者的诅咒。总之，画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大都怪诞孤独，展示了他的痛苦心灵。画家郑燮为八大题诗一首，说他的画“墨点无多泪点多”，这是对他身世和艺术恰如其分的总结。八大山人的画极端精练，他把花鸟拟人化，达到“以神取形”的高超意境，对后世有极大影响。

石涛（公元1641～1710年）也是明代皇帝后裔，明亡后做了和尚，号大涤子，苦瓜和尚，以表悲愤之情。他曾游历名山大川，尤爱黄山，曾说：“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石涛擅画兰竹、花果、人物，而以山水成就最为突出。他在山水画创作上有许多精辟见解，他的理论名著《苦瓜和尚画语录》号召开古今，反对复古主义；要求“笔墨当随时代”，反对脱离时代和内容的笔墨游戏。他认为画家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应来源于现实，反对把摹古作为艺术的唯一源泉；他还主张“法自我立”“我自用我法”，反对把艺术规则和技法看成万古不变的法则。石涛笔下的黄山和江南来自现实，却比现实更美。他的笔墨能根据需要而变化，笔墨的肥、瘦、圆、扁、光、毛、硬、柔、破、烂、深、浅、干、湿，以及手腕的种种姿态和力度千变万化，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弘仁（公元1610～1664年）特别崇拜倪瓒，因而锤炼出瘦劲冷峭的风格。他也是黄山崇拜者，仅故宫博物院的《黄山图册》就有70幅。他的作品《黄山天都峰图》竟高达9尺，实属画山的巨制。画中悬崖拔地而起如刀切斧劈，气势逼人；树木奇松，硬挺如铁；枝权屈曲，如飞龙盘旋；山石棱角方硬，转折硬如钢条。他的构图奇险惊人，愈显山峰瘦硬。

髡残（公元1612～1692年）年轻时遍游名山大川，晚年居南京牛首寺。他作画时往往先晕染大片深浅不一的墨块，然后用秃而粗的笔沾浓墨在淡墨块上点染，形成依山而长的树木竹石，有时还加以浅绿。其浓重的墨点与大片的淡墨、色线相互衬托，相互交融，愈显出山色朦胧，更突出薄雾中的树木、岩石、茅舍，恰如一幅江南烟雨图。髡残有时也颠倒次序，先用秃笔浓墨画山、树、房屋，再用墨色晕染烘托，于是作品中山色浓淡不一，云舞缭绕，而树石则粗硬苍翠，生机勃勃。髡残的画面景物众多，题款也多，但画面不显拥挤。

画史把活动在南京的八位画家称为金陵八家，他们中以龚贤成就最高。

龚贤（公元1618～1689年）字米千，学董源、吴镇，笔墨苍老深沉。他画山水时淡墨层层加厚，再加浓墨、焦墨点染，以突出山体的浑厚和林木的滋润。他擅用淡墨画石，以细而硬的墨线勾轮廓，以小墨点画树叶，草木，显得笔墨清润。

安徽也是文人聚集之地，所以画派颇多。弘仁、查士标、逊逸，汪之瑞为新安四大家，以肖云从为代表的姑熟派也很有名。

清初人物画有波臣派，代表人物是曾鲸（公元1568～1650年），他在南京创墨骨画法。曾鲸作品先以淡墨画五官及面容，然后层层上色，有时上至数十层，直到凸显出人的面容骨骼，晕染出人的皮色面相。可见曾鲸深受西洋油画的影响，试图以中国的墨色达到西画的逼真，后有谢彬、郭巩、徐易等十几人仿效他。

4．扬州八怪。

18世纪的扬州经济非常发达，商业异常活跃。富商与官宦人家喜爱这里的富饶与文明，纷纷在此盖屋筑园，尽情享受。由于他们对书画、古玩的需求十分旺盛，因此扬州的书画市场和书画交易十分活跃，吸引了大批书画家云集于此。

扬州的教育十分发达，自古就出文人学士也出书画家。明清时期，脱离了正统、带有革新色彩、反映市民利益的思想十分活跃，因此在扬州出现画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中。扬州八怪。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画派。八怪是指八个风格独特的画家，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八大、石涛的艺术，因而被称为“怪”。八位画家具体指哪几个，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汪士慎、李鲜、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李方膺和罗聘。

这八位画家的性格经历虽然不同，但是也有些共同点。他们大都出身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有较好的文化艺术修养，都是有才华的文人画家。但是低下的社会地位限制了他们在官场上的活动，高翔、黄慎、汪士慎、金农、罗聘都没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只能终生以卖画为生，生活十分困苦。而郑燮、李鲜、李方膺虽然做过小官，但他们方正的品德和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终于被排挤打击，最终流落到扬州卖画谋生。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加上他们生性善良，关心民众，因此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是通过独特的花鸟画与诗文表达出来的。

汪士慎（公元1686～1759年）号巢林，他的梅与竹画得很好，同时工于篆刻与治印。他画的梅花细小娇嫩，梅树老干苍劲，梅枝富有节奏的线条横贯画幅，表达出其追求自由的愿望。有人说他画梅是为了吐出“胸中苦清味”。其实金农（公元1687～1764年）的梅与他不分高低，也是画梅高手。

李鲜（公元1686～1760年）号复堂，他的花鸟画题材广泛，花草树木乃至日常用品都可入画，表现出朴素的平民意识。李鲜常以破墨和泼墨法作画，其作品画面酣畅淋漓。他用秃笔干墨皴写，花枝树干各显质感；他也用粗、细、干、湿、浓、淡的线条画花茎花叶，好像演奏线条的舞曲；而以旋动的姿态取代。他用笔取旋动之势，其线条龙飞凤舞，如在狂风中扭动摇摆，如此使得画面改变平静的结构。

黄慎（公元1687～1768年）字恭寿，对花鸟人物都十分精通。他常画现实中的人物，包括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乞丐、渔夫、农夫和老人，并对这些被正统派视为下贱的小人物深表同情。他还以鬼讽刺黑暗，从而表达出他的平民意识。

郑燮（公元1693～1765年）号板桥，他关心民间疾苦，同情穷苦人，总想为穷人做点有益之事。郑板桥专长于画梅、兰、竹、石，他主张学古人的画意，不必死学、摹古；他强调以造化为师，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他认为观察自然中的竹，必须先有了画意，然后才能动笔作画，这叫“意在笔先”。所以画家作画时心潮如雷电大作，草木怒生，笔墨落纸，随机应变，有意外之趣，这才是作画的道理。他画的竹有浓有淡，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密有疏，有情有意。他的画与字、诗与画配合默契，达到了竹石画的艺术高峰。

李方膺（公元1695～1755年）别号秋池，他画竹有独特之处，所画竹干竹叶在狂风中飞舞摇摆，树叶的抖动和迷乱都画得惟妙惟肖，令人惊叹。

扬州八怪打破了清初以来画坛的沉闷局面，动摇了以四王为首的正统派的垄断地位，他们为艺术吹入一股清新之风，对后代绘画产生巨大影响。

在扬州还有一位花鸟画家华岩，他是最后一位正统的花鸟画名家。华岩出身工匠，自学成材，实属不易。他一生漂泊不定，过着贫苦的生活，但辛勤作画，令人钦佩。他画的禽鸟和人物生动活泼，相互呼应，神态十足，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5．其他绘画。

明清时代，绘画已成为平民观赏和收藏的艺术品，其政治性、宗教性已大大减弱，所以政治性和宗教性较强的壁画已由盛变衰。但是，由于清代对喇嘛教的重视，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喇嘛庙里宗教壁画仍旧很普遍。此外，由于商业的发展，商人、市民、下层官吏经常聚会的公共建筑物，例如宗祠、会馆、戏院等日益增多，壁画也很盛行。商人和市民不但要求壁画描绘各类神癨，而且要求把小说人物、戏曲故事与民间传说绘入壁画，例如《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西游记》等。

版画是随印刷技术的发展而普及。明代中叶以后，安徽的黄应麟、汪忠信及其后代都是著名印制版画的家族，其中徽派版画以规模大，质量精而居全国首位。徽派版画线条柔细，人物俊美，各地书商为了提高印书质量，争相聘请徽派刻手到各地传艺和工作。当时南京、杭州、苏州成为新的版画插图中心，并且形成各自特色。清代一些画家也重视版画的作用，他们参与设计与制作，提高了版画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其中画家陈洪绶对版画作出的贡献最大。改琦（公元1774～1829年）的《红楼梦图咏》以纤细精巧的造型、简洁飘逸的线条把小说人物画得动人传情，尤其以文柔哀婉的《黛玉》最感人。除插图外，传授作画技法的《画谱》也很盛行，刻手把历史名画刻版印刷，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1633年的《十竹斋国画谱》和公元1644年的《十竹斋笺谱》是套色版画。套色版画是一项重要发明，它能把原作的色彩惟妙惟肖地套印出来。

随着版画技术的提高与普及，民众喜闻乐见的年画也兴盛起来。版画印制的年画内容活泼，色彩艳丽，多在新年时贴在屋内以表示喜庆。天津杨柳青年画既有神像和历史人物像，也有娃娃美人像和生活习俗图，这里的线刻细腻，色彩鲜丽，深受欢迎。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以神像为主，造型夸张，构图饱满，线条简明；苏州桃花坞年画在乾隆年间极为兴盛，其内容多以故事为主，也表现城市生活。

明清建筑与雕塑

为了宣扬帝王的声威，满足宫廷奢侈的享受，历代皇帝都不惜倾一国之富，修筑巨大的都城和豪华的皇宫。从秦阿房宫、汉未央宫、唐大明宫到北宋东京皇宫，各朝皇宫均规模宏大，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密，色彩华丽、装饰繁复。这其中，北京故宫虽然是历朝最小的皇宫，但它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建筑群。

都市建筑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的都城，严格地以皇宫为中心进行建设。一条自南向北的，长达7.5公里的中轴线为都城的骨干，把全城所有的宫殿和其他建筑乃至街区都有序地组合起来。从空中俯瞰，从城南的永定门开始，中轴线穿过正阳门、北箭楼、天安门、端门、午门、外朝三大殿、乾清门、内朝三大殿和御花园，出故宫后一直延伸到景山和钟鼓楼。以轴线为中心，北京街道呈棋盘状布局，整齐划一。整个北京呈回字形，中心是宫城，外面是皇城，最外面是外城。

宫城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皇帝及随从办理国事和皇帝生活的地方。宫中有九千多处各种各样的宫殿和房屋。

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它坐落在庞大的红色城台上，城台有五个门洞，门前是金水河和五座白石桥。天安门前边还有雪白的华表和石狮，他们为庄严沉重的大门增添了些活泼。走进天安门穿过端门，狭窄的空间变得广阔，平坦的午门广场在前面展开。午门是宫城的正门，其城楼坐落在高大的城台正中，两侧各有两个崇阁，并有回廊与城楼相连。穿过午门，经过一个宽敞的庭院，过石桥进太和门，又来到一个巨大的方形广场。广场占地2.5公顷，四周都是殿宇。

广场正北就是外朝三大殿之一的太和殿，殿建于工字形的三层白玉石台基上。高达33米的太和殿是举行国家隆重庆典的地方，殿内中部有六根金漆圆柱，中间是雕镂精巧的御座。殿前石台上有龟、鹤等纪念性雕刻，每层石台都有汉白玉栏杆，饰满龙云雕刻。太和殿后的中和殿规模较小，是四方形尖顶亭式建筑。保和殿与太和殿等大。三大殿由中间的中和殿起调节作用，打破形式相同的二殿并列的呆板格局。保和殿后的台阶中有一块巨大石浮雕，石长16.57米，厚1.7米，重约250吨，上面刻有曲身飞舞于云间的龙。

下保和殿进乾清门便进入内朝。内朝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其乾清官、交泰殿、坤宁宫三殿的外形、布局与三大殿相似，但建筑体积较小，气氛也较轻松。三殿左右两侧为东西六宫，是嫔妃们的住所。

出坤宁门就是御花园，这座宫城园林面积虽然不大，却有假山、亭阁、水池，园内有苍松翠柏，使人倍觉心旷神怡。出神武门，便出了宫城进入皇城。过护城河便是景山，景山有五座峰，峰上有亭。景山与外朝三大殿都有较高的地势，其间是地势较低的内朝三殿和御花园。如此设计，使得建筑空间的大与小、建筑群的疏与密、建筑形式的繁与简、建筑地势的高与低都呈现出和谐的变化，避免了单调与沉闷。

宫廷建筑的色彩非常讲究，饱含象征意义。金光耀眼的琉璃瓦、屋檐下蓝绿色的彩画、红色的墙壁和柱子、雪白的白石栏杆与台基都具有强烈明快的色彩效果。明清两代以黄色为贵，黄是帝王专用的色，所以故宫屋顶一律使用黄琉璃瓦，使得皇宫的豪华和庄重更加突出。

明清两代极重视祭祀活动。在京城先后修建了十几个各式各样的祭坛和庙宇。其中以天坛最有名。天坛建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是皇帝祭天和祈祷丰收的地方。天坛占地280公顷，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安排建筑物，中轴线南端以祈天的圜丘为主体，北端以祈祷丰收的祈年殿为主体，两端之间以高出地面4米，宽30米，长400米的大道相连，大道两旁遍植松柏。人行道上，如头顶青天，脚踏树梢，有行于空中、与天相通之感。圜丘是一个白石砌成的三层圆形台子，周围用两重矮墙环绕，内墙平面为圆形，外墙平面是方形。踏上丘顶，环顾四周，视觉极为开阔，仿佛与天相通。祈年殿耸立在三层高大的圆形白石台基上，殿的顶部是圆锥形，三重檐逐层向上收缩，深蓝色琉璃瓦闪闪发光；殿墙也是圆形，内外各有红木大柱12根，代表12个月和12个时辰；中心有四根大柱，代表四季。大殿造型稳固端庄，色彩绚丽耀眼。祈年殿全部用木材建成，是建筑史上的杰作。

明清时代北京城内外修建了不少寺庙，如正觉寺（五塔寺）、碧云寺、雍和宫等，其中雍和宫为京城最大的喇嘛庙。

明代十三个皇帝的陵墓在北京城郊的昌平，陵区面积达54平方公里。皇陵的地面建筑仿宫廷外朝三大殿，地下建筑则仿照宫廷内朝布局。地宫内有三个殿室，有六间配室，相当于三宫六院，全部用白石砌成。

清代宫廷园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姿多彩，有西苑、圆明园、长春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圆明园吸收中西建筑的特色，以规模大、景点多得到。万园之园。的美称。可惜此园公元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之手。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把行宫园林与庙宇相结合，在汉族建筑风格中融入喇嘛教建筑风格，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颐和园是保护最好，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此园曾两次被西方侵略军破坏，但慈禧太后为了满足私欲，又两次挪用巨款进行修复，并更名为颐和园。

万寿山及山下的昆明湖为园的主体。山上有金碧辉煌的佛香阁与智慧海，登上阁顶，方圆几十里风光尽收眼底；顺石阶下山，一路是楼台亭阁。山下湖边有一条长782米的长廊，长廊雕梁画栋，如一条巨大的美术画廊。从廊内向湖心望去，只见湖波荡漾，舟船往来，长桥卧波，小岛朦胧。万寿山后，别有洞天。但见古树参天，河道蜿蜒，小桥别致，店铺兴隆，宛如苏州再现。万寿山之东是行宫建筑群，布局严谨，气势宏大。其东北方有小园一所，名谐趣园。园内，垂柳依依，荷叶田田，回廊弯弯，如江南名园。

江南园林

私人园林在明清两代也有极大的发展。官僚、文人、巨商、富户在私家大院中建筑精致园林，又在风景优美处设别墅，以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这些园林多集中在文化发达、商业繁荣、文人荟萃的城市苏州、扬州、无锡、松江、杭州。

苏州在清代不但工商业发达，而且文化繁荣，诗文书画及工艺美术无不精妙，具有建园的有利条件。著名苏州园林有建于明代的拙政园、留园、五峰园，建于清代的怡园、网师园、鹤园等。

留园是大型园林之一，由明代官僚建立。园中西部有池，池有小岛，岛上有曲桥。池西北有连绵起伏的石山，山后院墙有长廊，长廊随山势而蜿蜒起伏。池东南有厅、楼、轩、亭、廊等建筑，合称涵碧山房。山房错落有致，隔水池与石山相望。东南角有走廊环绕，临水一面有空窗、透窗，从窗中观景如观山水画。园林东部多为幽静的庭院房舍，楫峰轩小院以奇石为中心，走廊围石而曲折迂回。步入廊中，人的视线忽而被假山挡住，忽而开朗。廊外点缀竹石花木，如精致国画。

扬州有八大名园，其以富饶秀丽闻名天下。古人早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美梦，乾隆皇帝也曾两次南巡扬州。扬州北门沿瘦西湖至平山堂一带楼台相接，园林相望，花香鸟语，其中个园以叠石闻名。园内景色以石为中心构造，有“四季假山”。园中，春景以石笋翠竹取春意；夏景以幽洞瀑布取凉意；秋景以灰黄石色取萧瑟；冬景以白石倚墙取寒意，其用意之深令人惊叹。

雕塑

明清宗教雕刻已有衰落的趋势，大型造像活动已不多见，但是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藏传佛教雕塑却很发达。

明清佛道雕塑以泥胎彩塑为主，虽规模不大但技法娴熟形象生动。例如山西平遥双林寺和云南昆明筇竹寺的罗汉像，个性鲜明，富有人间气息；千佛殿中的韦陀是一员武将形象，他身穿铠甲，右手握拳，挺胸扭首，目光有神，英气十足；陕西三原城隍庙的侍女与乐女彩塑特别富于生活气息，好像真实的少女。

明清的陵墓雕刻主要在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在1200米长的神道两旁有18对巨大的文武官员石雕像和动物的石雕像，动物依次为狮、獬、驼、象、麒麟和马，石像或蹲或立隔道相对。此外，南京明孝陵神道的石像也十分生动。

藏传佛教寺庙的雕刻也有自己的特点。江孜班根寺的无垢菩萨取少女模样，直鼻、小口，目光斜视，好像与人交谈；青海塔尔寺的妙音天女袒露上身，乳峰高耸，怀抱琵琶，正拨弦奏乐；而此期的释迦和宗喀巴像则方面大耳，鼻高口阔，双目有神。

明清建筑物上往往遍布雕刻，牌坊、照壁、佛塔、石阶、栏柱、花墙、屋脊等处到处装饰着石刻、砖刻、木雕、琉璃，它们或以龙凤狮鹤为内容，或以梅兰竹菊为主题，或以历史故事为场景。工匠把写实与装饰，浮雕与透雕，雕刻与绘画，美化与实用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建筑物变成充满文化意蕴的艺术品。这其中，北京北海的九龙壁、山东单县的“百狮坊”与“百寿坊”以及某些会馆都是雕塑艺术的杰作。

明清时代宫廷生活奢侈，对昂贵的玉雕与牙雕需求旺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为了摆阔斗富，纷纷定做玉器，所以明清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良。

清乾隆年间，宫廷艺人在审视一块琢碗剩下的玉料时突发奇想，随之把它雕成《桐荫仕女图》。这块玉料表面的橘黄色部分被雕成梧桐蕉叶、圆瓦片和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屋檐下有一石柱，柱前有一美人，她手持灵芝，迈着轻柔的步子向微微开启的圆壁门走去。门内还立着一少女，双手捧盒向门外走来。两仕女透过细细的门缝，相互观望，似有话要说。一块废料经过工匠的艺术加工竟然变废为宝，艺人的鬼斧神工令人惊叹。

巨型玉雕《大禹治水图玉山子》是中国玉器中体积最大、运路最长、花费最贵、用时最久的作品。玉雕高224厘米、宽96厘米，重达5300公斤。玉料从新疆运到北京费时三四年，作品从设计到完成花八年时间。此作品根据宋画《大禹治水图》雕琢而成，有崇山峻岭、飞瀑流泉、古木苍松，表现出无数民众在传说中英雄大禹的领导下开山劈石，为战胜洪水而英勇搏斗。

明清牙雕以精巧闻名，各种作品玲珑剔透，精巧绝伦，几乎无法形容。

竹雕取一节竹干或竹根为料，在上面刻以浮雕，表现楼台亭阁、人物花草。工匠利用竹的纹路肌理、竹皮的色泽，突出作品的质感。有人专门作竹根雕刻，利用根须的曲屈略加雕镂即成精品。

天津泥人张是著名民间雕塑家。张长林（公元1826～1906年）号明山，原籍浙江，后流落到天津卖艺为生。张明山从小学习泥塑，有超人绝技，能边看对象边在袖口内捏泥，顷刻工夫即可成像并能做到惟妙惟肖，因此名声大噪。张明山注意提高文化修养，好学善问，他与文人、画家、学者交往甚多，因此他的作品品位较高。他大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塑造书中的角色，并且鲜明地刻画人物的性格。他塑造的《蒋门神》高仅数寸，但把《水浒》中这个恶霸的骄横与愚昧极准确地表现出来。张明山的子孙也都是著名泥塑家。

明清工艺美术

陶瓷

明清时代瓷器艺术向精巧方面发展，充分显示出工匠的高超技艺。此期名窑遍及全国，尤以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浙江龙泉、福建德化、广东佛山最为著名。其时，江西景德镇有窑工数十万，所产瓷器不但行销全国，而且远销亚欧各国。此地的瓷器不但胎薄如蛋壳，而且色彩缤纷。明清时代，瓷器艺术最大的成就表现在色彩上，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白彩、单色釉等瓷品各展美姿，令人目不暇接。

单色彩在明清有很大发展，初步统计就有宝蓝、宝石红、孔雀蓝、郎窑红、胭脂水、珊瑚、豆绿、翠绿、古铜、天青、豆青、冬青、霁蓝、翠蓝、鹅黄、茄皮紫、乌金、茶叶绿、象牙白、黄釉等五十多种。

釉下青花是先在瓷胎上画彩，然后施釉，最后烧制，烧成后出现白地蓝花。青花出现于元代，至明永乐、宣德（公元1403～1436年）年间，釉色晶莹厚润，时有墨斑及晕散现象；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8年）色调浅淡柔和，器形小巧；清初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3年）色泽呈宝蓝色，娇艳欲滴，深浅多变。青花的图案有花草也有人物故事，一般早期画风格豪放，中期线条舒朗，晚期繁缛细致。青花器物有的小如酒杯，胎薄如纸，有的体大壁厚，布满云龙纹。

斗彩是先烧制好釉下青花，然后在釉面上施加彩釉，点染花果、鸡虫、人物或增添新的装饰花纹，然后进行第二次烘烧，所以斗彩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的结合。例如故宫收藏的明嘉靖（公元1522～1567年）年间的一只罐，通体以青花水藻莲花为纹饰，其间穿插十二尾不同姿态的红鱼，深沉厚重的藻莲与热烈活泼的红鱼形成鲜明对照。

釉里红与青花烧制方法相同，只是施的彩釉烧后呈红色。

五彩不以青花为主要图案，而是以矾红、绿、黄、紫等色相互穿插，表现出复杂的花鸟虫草图纹。有的器物不画青花，直接在釉上加彩绘制。到清康熙时代，五彩的色彩更加丰富，图案更为精细。

粉彩是先在烧好的白瓷上勾出图案，在图案内填一层玻璃白，然后在玻璃白上晕染浓淡不同的含铅彩料，经低温。700℃烧制以后，色彩会有浓淡、深浅、强弱的变化。粉彩特别适于描绘工笔没骨花鸟，由于它色彩柔和，因此被称为“软彩”。

珐琅彩系法国工匠发明，于清初传入我国。其制作方法是在较软的玻璃料中加入不同呈色剂，并用油调和成珐琅彩。用这种彩料在烧好的白瓷上绘画，再入炉烘烧即成为珐琅彩瓷。珐琅彩有强烈的立体效果，可使瓷画如同油画。另外，由于彩料浓厚，花纹可以微微凸出，也会产生立体效果。至清朝后期，花鸟、竹石、山水、诗画都可以作珐琅彩烧制，但珐琅彩瓷在宫中制作的产量很少，可以说是皇家珍品，收藏界称其为“古月轩”瓷器。

明清工匠运用划花、刻花、雕镂的技法装饰陶瓷，有些瓷器专门模仿竹木、青铜、雕漆及花果昆虫，形象几乎乱真。但此期工匠更重视的是彩画。据文献记载，仅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御窑浇制的瓷器就有五十几种图案，包括龙凤、奇兽、珍禽、异花、神话、风俗、山水，民间瓷器的花纹更为丰富。清代以后，以小说情节为内容的图案特别流行，如《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西游记》，题诗咏句也被大量运用。工匠们仿明清山水画和人物画创作，风格疏简凝练，被赞为“出乎丹青家之上”。

小型玩赏性雕塑有广东石湾陶瓷和福建德化陶瓷。这里的工匠擅长于塑造渔夫、樵夫、农夫和读书人，还有佛道人物达摩、钟馗、八仙等，其造型生动朴实，色彩纯厚醒目。

无锡惠山泥人以装饰变形著称，“大阿福”、“小阿福”等泥娃娃深受民众欢迎。

紫砂陶器是用江苏宜兴出产的一种特殊的陶土——紫泥烧制而成的，这种陶器外观呈紫色或紫红色。大约在宋代，紫砂陶器开始生产，并且一直与宜兴地区产茶和饮茶风尚有关。紫砂到明代中叶以后又与江南的文人雅士结下不解之缘，于是逐渐出现了壶艺、诗词、书法与篆刻相结合的茶具，成为茶文化的组成部分。

紫砂陶器的主体是茶壶。有的茶壶做成六面形，壶身、壶把、壶嘴之间取得平衡，壶身素面无饰，也无文字题记，以简练沉静取胜；有的茶壶取半只桃形，把壶把做成盘屈的老树干，壶身环绕着茂密的大枝小叶；有的在壶身上以高超刀法刻山水人物，并刻出相应的诗词，然后留下款印，俨然如同书画作品。

织绣印染

明清时期的染织工艺已达到古代最高水平，其品种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技艺之精湛、样式之华丽、风格之多样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明清丝织工艺从大的品种来分有锦、缎、绸、罗、纱、绉、绫等类，每种大类又因织造技术与地区风格不同而分为若干小类。此期，复杂的提花织机和套色印染法在作坊生产中广泛应用，为织工们创造新花色品种创造了条件。明清两代，丝绸业遍及全国，文化发达的江南五府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尤其以生产绫罗绸缎闻名天下，其中供应宫廷的官办作坊与供应民间的民办作坊在生产上各有特色，相互促进。

明初发明了“妆花缎”的织造方法，在缎底上以各种丝绒织成花纹，花纹突起，有铺绒的效果。织工以金丝织花纹边缘，极为精美华丽。此后这一技术推广到各地，又发明了妆花罗、妆花绸、妆花纱等。

有悠久历史的织锦业在明清时代也有很大发展，以产地而论就有云锦、宋锦、蜀锦、壮锦等许多品种。云锦产自南京，花色庄重大方，质地厚重结实。工匠能在同一色中用深浅不同的色调造成“退晕”效果，如天际云霞，在金红中有层次变化，故有“云锦”之称。

明清两代的刺绣发展到极致。根据技巧刺绣可分为南北两派，北绣流行于北京、山东、东北等地，南绣流行于江南各地。南绣细分还有苏绣、粤绣、蜀绣和湘绣。南绣以画绣成就最高，从事画绣的多是有文化修养的女子。

明末上海官家顾名世之妻缪氏创立顾绣。顾绣以细腻的针法仿宋元名画，能做到与画作相差无几，故又称为画绣。顾绣技法传至其孙媳韩希孟达到顶峰，她的画绣与原作相比几可乱真，因此深得董其昌等一班文人赞赏。于是画绣传播开来，各地名家辈出。

元代开始织造地毯，至明清形成北京、蒙古、宁夏、西藏、新疆几大流派。北京地毯严谨繁缛，蒙古地毯色彩艳丽，西藏地毯古朴率直，新疆地毯有伊斯兰风味。

漆器与金银器

传统的漆器艺术到明清时期大放异彩，大的品种有雕漆、金漆、彩漆、嵌漆等，每种又分为许多更细小的品种，如苏州与扬州的镶嵌漆器、福建的脱胎漆、浙江嘉兴和宁波一带的描金雕漆等。

雕漆就是先在器胎外髹（涂漆）漆，所用之漆或红或黑或其他彩漆。工匠们层层涂漆，多时达百层，形成厚厚的漆层，然后用刀雕出花纹。这些花纹有山水、人物、花卉及复杂的勾连图案，具有浮雕的效果。更有工匠们不但用单色漆，而且用红、黑两色分层涂漆，于是雕漆就有黑底红花和红底黑花两种，人们称之为“剔红”、“剔黑”。也有工匠用不同色漆分层涂于胎上，每层都有一定的厚度，制作时根据图案设计，分别刻到一定深度，露出所需要的色彩。

填漆法是在漆地上刻出凹纹，然后在凹处填以色漆，最后加以研磨，使之平滑如画。犀皮法类似填漆法，但色漆是涂在高低不平的底子上，然后磨平。此时底子高的地方经过研磨便露出漆层的断面，出现类似云层的花纹。

螺钿镶嵌是用蚌壳薄片制成人物、花草、鸟兽等形象，镶嵌于漆器、木器之上，利用螺壳闪烁变幻的奇妙光泽造成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

明清工匠还发明了描金、填金、洒金等技术，其目的都是在深色漆面上留下闪烁的金线、金点。为此他们描金线，在刻纹中填金粉，或把金粉洒在漆面上，或贴金叶、银叶等。

铜胎珐琅于元代传入中国，俗称“大食窑”，其后与青铜工艺、金银镶嵌和陶瓷工艺相结合，形成华贵的掐丝珐琅工艺。因这种工艺盛行于明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故称“景泰蓝”。它的制作流程为：先以铜制胎，再用铜丝掐成花纹焊于胎上，而后把珐琅釉料填嵌在花纹里，并多次烘烤。景泰蓝底色多为翠蓝色与宝蓝色，花纹则各色都有。

明清的金银珠宝制造也很发达，妇人作头饰的龙风钗常用金丝做成。这些细如发丝的金丝屈曲盘绕，金光闪烁。皇帝的金冠用细金丝编成，皇后的凤冠镶珍珠5000多颗，宝石100多粒，可谓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明式家具

现在人们能见到的古代家具主要是明清两代的制品。明代家具一般分为凳、椅、几案、橱柜、床榻、台架、屏风几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明清家具用材多为经久耐用的硬木，其中以紫檀木、黄花梨木为最佳。紫檀木质地坚硬，沉重如铁，色泽紫黑，有的几乎看不见纹理。其深沉古雅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深得人们的喜爱，被认为是最名贵木材，用它做家具也是最珍贵的。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把宝座的椅背、扶手上精雕着荷花、荷叶、荷梗、莲藕等图案，造型庄重，是明式家具之上品。

黄花梨木色泽鲜艳、纹路多变、质地坚硬，是制作家具的好材料。这类木材做成的家具一般都不上漆，仅上蜡打磨便可，做好的家具色彩淡雅，明亮如镜，花纹如水中之波，显得格外隽永耐看，其美如李白的名句“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

明式家具在体形上讲究简洁朴实，舒展大方，亲切近人，比例合理，符合人体功能的需要。木匠的技术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们发明了二十多种榫卯竹、木、石质的器物或构件，构件之间完全不用金属钉，仅凭榫卯即可做到严丝合缝，历数百年仍完好如初。

明清文人追求简洁空灵的审美观，室内布置讲究淡雅宁静。他们多在房内设书橱、书案、椅、凳等，壁上有字画或挂屏，桌案上放些古玩盆景之类，显得古意盎然，潇洒脱俗。也有些富商讲究荣华富贵，极力追求床、桌陈设的华丽和缛繁，表现出市民的审美观。

参考书目

1．王子云著：《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2．长北著：《中国艺术史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3．杨琪著：《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

4．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经典中国艺术史》，黄山书社2009年版。

5．薄松年主编：《中国艺术史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李朴园著：《中国艺术史概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7．邵学海著：《先秦艺术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8．李晓等著：《天地玄黄：龙凤的足迹——中国艺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的力量：民俗常识1000例/宋卫云编著．--沈阳：辽海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451-3206-9

Ⅰ．①传…　Ⅱ．①宋…　Ⅲ．①风俗习惯-基本知识-中国　IV．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9305号

责任编辑：刘波

责任校对：汉风

装帧设计：旺博雅图文设计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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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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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张：18.5

字　　数：250千字

出版时间：2015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前言
国内篇

第一章　民间工艺文化
1．有关剪纸的趣味小故事——“五星聚会”

2．辽砚——“能工巧匠雕辽砚，珍品独秀四宝斋”
3．皮影戏——民间傀儡戏
4．皮影戏创始人——黄素志
5．“吉祥结”——源于对“绳”的崇拜
6．吉祥结的文化寓意
7．柳编——民间广泛流传的手工艺品
8．“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
9．“贱卖海张五”——有关张明山的民间故事
10．面塑庆祝孩子的到来——霍县习俗
11．“面羊”原是为“目连救母”
12．麦秆画起源——救了帝王的生命之草
13．以针作画，巧夺天工的苏绣
14．黎锦——海南岛黎族民间织锦
15．吉林树皮画——设色典雅、精雕细刻的工艺品
16．人民大会堂的国粹——芜湖铁画
17．铁画鼻祖——汤天池
18．铁画鼻祖拜师学艺的故事
19．核雕——辟邪佳品
20．中国古代核雕艺人
21．青花瓷——中国瓷器里的奇葩
22．绣花鞋——“中国鞋”
23．“晋国鞋”的美丽传说
24．荀子与绣花鞋
25．琉璃——西施与范蠡的凄美爱情见证
26．花鼓——苗家人挑选女婿的试金石
27．唐卡——西藏的灵魂
28．宣纸——“纸寿千年”之美誉
29．蜡染的美丽传说
30．蜡染的种类
31．刺绣——民间“女红”
32．石雕——可观可塑的工艺品
33．扎染——“疙瘩花”
34．风筝——古代通信工具
35．世界最早的风筝
36．风筝载人事件
37．唐三彩——唐代奇葩
38．唐三彩——因陪葬而兴盛
39．紫砂泥发现的传说
40．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41．大理草编——跨越时间空间的民间工艺
42．东阳竹编艺人马富进
43．不可考证的绢人艺术
44．骨雕——中国古老工艺
45．蛋雕——从赠红鸡蛋谈起
46．世界上最多孔的鸡蛋
47．贝雕——人与海的合作
48．黄杨木雕的发明

49．鼻烟壶——“集多种工艺之大成于一身的袖珍艺术品”

50．《空竹浅谈》——第一部空竹专著
第二章　中国传统节日
1．春节

2．春节起源的传说
3．春节习俗
4．人日节——人类的生日
5．人日节七样羹——美好心愿“吃”出来
6．立春——春天的前奏
7．元宵节
8．元宵节来源
9．元宵节点彩灯的传说
10．中和节——炎黄子孙的节日
11．“二月二，龙抬头”
12．二月二习俗趣谈
13．上巳节——三月三
14．三月三——蟠桃会
15．寒食节——纪念介子推
16．寒食节源头——禁火节
17．清明节习俗
18．清明扫墓——“思时之敬”
19．清明插柳的传说
20．端午由来之一：纪念屈原
21．端午由来之二：纪念孝女
22．端午由来之三：纪念伍子胥
23．端午划龙舟的由来
24．浴佛节由来
25．浴佛节活动
26．天贶节
27．姑姑节起源
28．夏至节
29．夏至节饮食
30．乞巧节——中国情人节
31．乞巧节的美丽传说
32．乞巧节拜魁星的传说
33．中秋吃月饼的起源
34．中秋赏月的起源
35．中秋舞火龙的传说
36．中元节
37．中元节传说
38．“重阳”的含义
39．重阳节登高的含义
40．祭祖节
41．祭祖节蔡伦哥哥烧纸的故事
42．下元节
43．冬至节
44．冬至吃饺子的由来
45．腊八节
46．腊八节传说
47．腊八粥传说
48．小年
49．小年起源
50．小年祭灶传说
第三章　各地民间节日
1．傈僳族刀杆节——“爬刀节”

2．傈僳族刀杆节起源
3．刀杆节活动
4．苗族“芒蒿”节
5．苗族鼓藏节
6．鼓藏节来源
7．鼓藏节仪式
8．苗族龙船节
9．苗族吃新年
10．锡伯族西迁节
11．西迁节来历
12．西迁节活动
13．锡伯族抹黑节
14．汉族“填仓节”
15．填仓节来源
16．彝族祭火节的由来
17．彝族采药节
18．泼水节——傣族的新年
19．泼水节由来
20．关于泼水节的神话传说
21．泼你就是祝福你
22．藏族跑马山转山会——沐佛节
23．跑马山转山会的由来
24．火把节——东方的狂欢节
25．火把节三部曲
26．凉山彝族火把节传说
27．彝族撒梅支系火把节传说
28．壮族牛魂节
29．壮族霜降节
30．蒙古族那达慕大会
31．福州拗九节
32．佤族播种节
33．白族三月街
34．三月街起源
35．三月街传说
36．鄂温克族米阔鲁节
37．鄂温克族米阔鲁节活动
38．瑶族达努节
39．达努节传说
40．达努节活动
41．尝新节
42．地藏节
43．地藏节活动
44．苗族芦笙节
45．芦笙节活动
46．芦笙节的动人传说
47．瑶族盘王节
48．盘王节由来
49．盘王节活动
50．花朝
第四章　民间婚俗文化
1．土家族：吊脚楼前哭嫁歌

2．悲喜交融的哭嫁歌
3．哭嫁讲究“哭德”
4．云南陇川景颇族：花草树叶做情书
5．其他地区景颇族花语
6．景颇族婚俗：冲破艰难来到你身边
7．景颇族：转房不等同于乱伦
8．景颇族结婚形式
9．朝鲜族婚俗：带着木雕大雁结婚
10．瑶族：“女大当婚，男大当嫁”
11．瑶族爱情三部曲
12．瑶族女方娶新郎
13．瑶族：新婚第一夜里唱山歌
14．瑶族：婚后男方改随女方姓
15．瑶族：男方上门好处多
16．永善彝族：泼冷水迎接男方的聘金
17．彝族：泼水是为了驱逐妖魔
18．彝族：“迎亲”变为“抢亲”
19．彝族：婚礼上抹花脸
20．彝族：要结婚先比歌
21．保安族婚俗：三天不吃男家饭
22．保安族：哥哥送妹妹进洞房
23．黎族：槟榔伴随女人的一生
24．黎族：爱你多深，咬你多深
25．黎族：带着槟榔去提亲
26．达斡尔族婚俗：说亲先吃闭门羹
27．达斡尔族：杀鸡卜婚期
28．达斡尔族：婚礼上横挑鼻子竖挑眼
29．达斡尔族：离婚男子被耻笑
30．柯尔克孜族：两只羊做叩门砖
31．柯尔克孜族：在女方家举行婚礼
32．柯尔克孜族：绑在一起做夫妻
33．柯尔克孜族：嫂子家做洞房
34．壮族人接亲：娃娃、姑娘、妇女齐上阵
35．壮族人送亲：天黑才能让你进门
36．壮族人成亲：谁先进门谁当家
37．东乡族婚俗：新郎偷厨成花脸
38．东乡族：“哈利”的美丽传说
39．东乡族：婚礼上戏公伯
40．东乡族：洞房里的枕头战
41．摩梭族：走婚
42．摩梭族：走婚不等于结婚
43．摩梭族：女方掌握主动权
44．滇西离婚茶：好聚好散
45．蒙古族：订婚送礼多
46．蒙古族：新郎受掰羊脖考验
47．蒙古族：娶亲路上巧争先
48．哈萨克族婚俗：“姑娘追”
49．哈萨克族婚俗：啃羊胸骨
50．哈萨克族婚俗：绊新娘
第五章　民间饮食文化
1．酸梅汤是朱元璋发明的吗

2．北京烤鸭是朱元璋发明的吗
3．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伊尹
4．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易牙
5．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太和公
6．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膳祖
7．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梵正
8．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刘娘子
9．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宋五嫂
10．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董小宛
11．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萧美人
12．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王小余
13．四川：鸳鸯火锅
14．高雄：蚵仔煎
15．台南：炒鳝鱼
16．苏州：贵妃鸡
17．贵妃鸡的由来
18．大连：咸鱼饼子
19．梅州：客家酿豆腐
20．齐齐哈尔：杀猪菜
21．“吃茶去”的由来
22．延安：羊腥汤
23．杭州：东坡肉
24．东坡肉的由来
25．广州：老火靓汤
26．江南：叫花鸡
27．叫花鸡的由来
28．叫花鸡与乾隆的故事
29．佳木斯：酸菜猪肉炖粉条
30．老干妈创业史
31．呼和浩特：蒙古烤肉
32．重庆：水煮鱼
33．天津十八街麻花诞生记
34．珠海：黄骨鱼
35．厦门：水煮活鱼
36．酥油茶
37．酥油茶习俗
38．青稞酒
39．青稞酒习俗
40．海口：砂锅文昌鸡
41．麻婆豆腐的传说
42．南昌：藜蒿炒腊肉
43．夫妻肺片的来历
44．巴金与夫妻肺片的故事
45．吉安：井冈山烟笋烧肉
46．福建：太极芋泥
47．太极芋泥：林则徐戏弄外国领事的故事
48．柳州：螺丝鸡
49．泸州：鱼头火锅
50．蒙古：小肥羊
第六章　民间服饰文化
1．商周时期的服饰——上“衣”下“裳”

2．秦朝服饰——重视阴阳五行
3．汉朝服饰——始有绫罗绸缎
4．魏晋南北朝——胡服成为时尚
5．隋唐时代——最爱红、紫、黄、绿
6．宋代服饰——承袭唐朝
7．元朝服饰——“质孙服”
8．明朝服饰——喜欢裹头巾
9．清朝服饰——长袍马褂
10．旗袍——东西方文化的糅合
11．旗袍的历史
12．海伦·斯诺与宋庆龄旗袍的故事
13．旗袍第一夫人——宋美龄
14．中山服——孙中山的款式
15．孙中山改造中山装
16．龙袍上“龙”的意义
17．龙袍十二章纹样的含义
18．土族服饰——“彩虹”穿上身
19．彝族服饰——宗教文化的显现
20．彝族服饰——种类繁多
21．“白苗”服饰——一件衣服做一年
22．苗族银饰——用白银写的诗
23．福州妇女——从发式看称呼
24．汉服五种“正色”
25．柯尔克孜族女装
26．柯尔克孜族男装
27．古代鞋履
28．藏族服饰——藏袍
29．藏族妇女爱饰物
30．藏袍只穿一只袖的原因
31．景颇族——首饰越多越能干
32．珞巴族——野生植物和兽皮为原料
33．白族——崇尚白色
34．门巴族——氆氇为原料
35．哈尼族——衣服件数越多越美丽
36．仡佬族——裙分三段
37．基诺族——耳环越大越勤劳
38．回族——礼拜帽
39．土族——“鹰嘴啄食”
40．裕固族——“萨达尔格”
41．锡伯族——喜穿长袍
42．维吾尔族——花帽是标志
43．哈萨克族——动物皮做服装
44．乌兹别克族——小花帽是特色
45．畲族妇女的“凤凰装”
46．畲族“凤凰装”的美丽传说
47．朝鲜族——“白衣民族”
48．赫哲族——鱼皮衣服
49．鄂温克族——最喜爱镶边的衣服
50．鄂伦春族——袍式为主
第七章　民间文化建筑
1．客家土楼的起源历史

2．客家土楼形成的自然环境
3．客家土楼的结构类型
4．客家土楼的优点
5．“口”字形结构——北京四合院
6．北京四合院里深厚的文化内涵
7．北京四合院的建造材料
8．浙江绍兴三味书屋
9．鲁迅与三味书屋
10．台门：鲁迅塾师寿镜吾的住宅
11．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诸葛八卦村
12．八卦村里的“八卦图”布列
13．八卦村布局原因的推测
14．丞相祠堂——诸葛亮的祠堂
15．万里长城——世界上最长的墙
16．北京故宫——世界五大宫之首
17．拉萨布达拉宫——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18．曲阜孔庙——第一座祭孔庙宇
19．文化名山——武当山
20．武当拳发源地——武当山
21．道教名山——武当山
22．乔家大院其实是一座城堡
23．王羲之故居简介
24．云南第一侨乡——和顺
25．消失了的千年古镇——龚滩
26．川西五大禅院之宝光寺
27．川西五大禅院之昭觉寺
28．川西五大禅院之石经寺
29．川西五大禅院之文殊院
30．川西五大禅院之龙兴寺
31．承德避暑山庄——清朝皇帝的夏宫
32．多福、多寿、多男——曹家三多堂
33．平遥古城——保存最完好的古城之一
34．平遥古城——形如龟状
35．丽江古城——中国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
36．福州寺五凤楼——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稀世珍宝
37．离奇的松州古城——城砖有名字，糯米桐油粘
38．离奇的松州古城——城墙似跑道，鬼子误轰炸
39．离奇的松州古城——四族一街居，风俗却相异
40．颐和园——“壮观神州第一”
41．沈阳故宫——清太祖皇宫
42．天坛——皇帝祭天之所
43．羌族碉堡
44．黄土高原上的“悬空村”
45．哈尼族蘑菇房的灵感
46．苗族吊脚楼
47．独龙江峡谷的独龙族民居
48．傈僳族的千脚落地房
49．羌族民居：标志性的建筑“化石”
50．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
第八章　民间传说故事
1．“沉鱼”的故事——西施

2．“落雁”的故事——王昭君
3．“闭月”的故事——貂蝉
4．“羞花”的故事——杨贵妃
5．观音的性别——由男转为女
6．“不肯去观音院”的故事
7．民间传说中的“八仙”
8．“八仙过海”的故事
9．民间悲惨版“八仙过海”
10．玄奘和尚取经——《西游记》的原型
11．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12．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13．《白蛇传》的故事
14．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15．望夫石的故事
16．望夫云的传说
17．包公拷问青石板的故事
18．乾隆宠妃香妃的故事
19．风马牛不相及的来历
20．狗腿子的来历
21．全家福的由来
22．狗不理包子的由来
23．拉祜族荡秋千的由来
24．姑娘追的由来
25．维吾尔族“达瓦孜”的传说
26．尼姑石的传说
27．和尚背尼姑的传说
28．漳州谚语“拿饭匙抵猫”的由来
29．“子弟兵”这种叫法的由来
30．“座上客”的来历
31．“孺子牛”的来历
32．“傻瓜”的由来
33．耳环的来历
34．“婆娘”的由来
35．“破天荒”的由来
36．钱六姐的故事
37．馒头的传说
38．“溜须”的由来
39．江西人为何喜欢被人称为“老表”
40．“老手”的来历
41．拉祜族关于酒的传说
42．“老佛爷”的由来
43．“老皇历”的由来
44．“两口子”的由来
45．水族姑娘戴手镯的传说
46．“大丈夫”的由来
47．“二百五”的由来
48．“驸马”的由来
49．“鬼门关”的由来
50．“饺子”的由来
第九章　中国百家姓
1．李姓——感激木子而来

2．王姓——王族后裔惯用之姓
3．刘姓——始自尧裔刘累之姓
4．陈姓——以国以邑命名的姓
5．杨姓——出自山西洪洞的姓
6．林姓——源出于比干之子的姓
7．何姓——韩氏音讹而成的姓
8．高姓——以邑以字命得的姓
9．谢姓——以国以邑命得的姓
10．唐姓——祁姬二姓派生的姓
11．邓姓——商周邓国后裔之姓
12．萧姓——出自古代萧国的姓
13．曾姓——源出古代鄫国的姓
14．程姓——以邑以国得来的姓
15．黄姓——出自河南潢川的姓
16．赵姓——出自封地名称的姓
17．周姓——出自古代周国的姓
18．吴姓——太伯、仲雍后裔的姓
19．梁姓——纪念亡国而来的姓
20．郑姓——出自姬友封国的姓
21．朱姓——邾氏去邑形成的姓
22．马姓——赐号简化形成的姓
23．郭姓——虢氏声转而成的姓
24．徐姓——出自古代徐国的姓
25．孙姓——祖字命名得来的姓
26．罗姓——古代火官后裔之姓
27．宋姓——源出河南商丘的姓
28．韩姓——以封地为源头的姓
29．曹姓——出自古代曹国的姓
30．许姓——隐士许由后裔之姓
31．冯姓——源出河南荥阳的姓
32．胡姓——以谥以国命得的姓
33．丁姓——源出姜尚之子的姓
34．杜姓——始于酒神杜康的姓
35．田姓——出自陈公子完的姓
36．蒋姓——以国命名的姓
37．魏姓——以邑以国命得的姓
38．吕姓——出自古代吕国的姓
39．叶姓——以封邑名得来的姓
40．苏姓——出自昆吾之子的姓
41．余姓——源出秦臣由余的姓
42．董姓——以字以职得来的姓
43．于姓——出自古代邘国的姓
44．袁姓——陈国伯爰后裔的姓
45．潘姓——以祖辈字命名的姓
46．彭姓——以国命名得来的姓
47．蔡姓——出自叔度封国之姓
48．沈姓——源出国名邑名的姓
49．姜姓——始自炎帝神农的姓
50．范姓——出自士会采邑的姓
51．任姓——出自炎黄少子的姓
52．崔姓——季子让国得来的姓
53．戴姓——以谥以国得来的姓
54．汪姓——源出于古汪芒国的姓
55．卢姓——复姓演变而来的姓
56．钟姓——以邑以官得来的姓
57．傅姓——始自商相傅说的姓
58．江姓——出自江国后裔之姓
59．陆姓——出自陆终后裔的姓
60．廖姓——源于古代廖国的姓
61．姚姓——源于虞舜生地的姓
62．方姓——皇帝臣方雷氏之后
63．金姓——源出少昊名号的姓
64．邱姓——避孔丘讳所改的姓
65．夏姓——来自国名人名的姓
66．龙姓——古老而又多源的姓
67．白姓——以字以邑得来的姓
68．雷姓——出自诸侯国名的姓
69．侯姓——古老而又多源的姓
70．薛姓——出自古代薛国的姓
71．阎姓——出自姬姓封邑的姓
72．秦姓——以国以邑命名的姓
73．孟姓——以次以字命名的姓
74．熊姓——源出黄帝国号的姓
75．石姓——卫国卫人后裔的姓
76．邹姓——出自山东邹城的姓
77．贾姓——源出山西襄汾的姓
78．韦姓——出自古室韦国的姓
79．谭姓——源出山东莒县的姓
80．段姓——源出郑国叔段的姓
81．郝姓——出自山西太原的姓
82．龚姓——共工后裔所改的姓
83．洪姓——共氏避难而改的姓
84．孔姓——源出子姓宋国的姓
85．邵姓——出自周代召公的姓
86．史姓——古代史官后裔之姓
87．毛姓——源出姬昌两子的姓
88．常姓——始自黄帝大臣的姓
89．万姓——出自姬姓人名的姓
90．顾姓——出自国名封号的姓
91．赖姓——源出古赖子国的姓
92．武姓——以名以谥而得的姓
93．康姓——源出卫国康叔的姓
94．贺姓——庆氏避讳而改的姓
95．严姓——庄姓避讳而改的姓
96．尹姓——以地以官命得的姓
97．钱姓——出自西周官名的姓
98．施姓——源于夏朝方国的姓
99．牛姓——宋国牛父后裔之姓
100．张姓——创作长弓得来的姓
国外篇

第一章　民间传统节日文化
圣诞节
1．圣诞节日期

2．圣诞节大餐
3．圣诞树
4．圣诞老人
5．《平安夜》

复活节
6．复活节日期

7．复活节活动
8．复活蛋
9．复活兔子
10．复活节食物

万圣节
11．万圣节——“鬼节”

12．万圣节的由来
13．万圣节“杰克灯”
14．万圣节游戏：“不给糖就捣乱”
15．万圣节游戏：“咬苹果”

狂欢节
16．狂欢节日期

17．狂欢节由来
18．巴西狂欢节
19．德国狂欢节
20．威尼斯狂欢节

愚人节
21．愚人节日期

22．愚人节的美丽传说
23．愚人节起源
24．传统愚人节聚会

情人节
25．情人节日期

26．情人节送鲜花的来历
27．情人节来历之一
28．情人节来历之二
29．世界各地情人节
30．黑色情人节

感恩节
31．感恩节日期

32．感恩节的由来
33．感恩节庆祝活动
34．黑色星期五
35．感恩节总统特赦火鸡仪式

母亲节
36．母亲节日期

37．母亲节节日起源
38．母亲节花语——康乃馨的由来
39．中国的母亲花——萱草
40．中国版的母亲节

父亲节
41．父亲节日期

42．父亲节由来
43．中国父亲节起源
44．父亲节花语
45．父亲节礼物

白色情人节
46．白色情人节起源

47．日本白色情人节起源
48．“白色”的含义
49．白色情人节习俗
50．白色情人节礼物的含义

第二章　世界各地趣味节日
1．西班牙跨婴儿节

2．西班牙番茄节
3．英国伦敦的“钥匙典礼”
4．苏格兰圣火节
5．慕尼黑啤酒节
6．保加利亚玫瑰节
7．俄罗斯自由拳击节
8．英格兰干酪翻滚节
9．瑞典仲夏节
10．斯德哥尔摩的露西亚日
11．丹麦的捕豚节
12．西班牙“法耶”节
13．日内瓦的登城节
14．法国圣蜡节
15．西班牙三王节
16．尼罗河泛滥节
17．多哥的摔跤节
18．埃塞俄比亚的迎春节
19．索马里的伊斯通卡节
20．突尼斯撒哈拉联欢节
21．尼日利亚的捕鱼节
22．象牙海岸的迪裴节
23．斯威士兰芦苇舞节
24．埃及“闻风节”
25．索马里打棍子节
26．美国UFO节
27．纽约食品节
28．澳大利亚金枪鱼折腾节
29．秘鲁的太阳祭
30．悉尼同性恋狂欢节
31．日本裸体节
32．泰国猴子斗殴节
33．印度彩色胡里节
34．老挝塔銮节
35．缅甸泼水节
36．老挝高升节
37．泰国春耕节
38．泰国蜡烛节
39．印度十胜节
40．老挝维散顿佛节
41．泰国素食节
42．泰国象节
43．日本的男孩节和女孩节
44．老挝的迎水节和送水节
45．印度提吉节
46．泰国文身节
47．老挝涅槃节
48．印度教大宝森节
49．老挝稻魂节
50．韩国安东国际假面舞会节
51．日本的雪节
52．日本樱花节
53．韩国的“泥巴”狂欢节
54．老挝万佛节
55．泰国水灯节
第三章　世界各地人文景观
1．日本和道流空手道

2．日本能剧——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3．日本狂言——亟待保护的世界古老戏剧之一
4．日本相扑——源于中国
5．日本合气道——以巧取胜的武术
6．日本的插花艺术
7．日本动漫——世界第一强
8．越南水上木偶戏——越南传统的文艺表演
9．巴西足球——巴西人的文化盛宴
10．跆拳道——韩国瑰宝
11．“恩戈玛”——东非人的歌舞
12．“赛卡”——毛里求斯人的舞蹈
13．埃及文化瑰宝——纸草画
14．菲律宾的斗鸡
15．西班牙的斗牛
16．《天鹅湖》——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之一
17．美国动画片——引领世界潮流
18．缅甸人的“八大生肖”
19．泰拳——极强的杀伤力
20．吉兰丹的陀螺比赛——费时又费钱
21．爪哇人的鞭击比赛——痛并快乐着
22．印尼斗牛——“温柔”的比赛
23．马都拉人的赛牛——“文”与“武”的赛会
24．西爪哇的捞鱼比赛——你争我抢捞大奖
25．印度斗水牛——为斗而斗
26．印度斗野猪——一切为了祭祖
27．阿富汗的抢羊运动——接待外宾的礼仪
28．突尼斯的斗羊——旅游业的龙头
29．摩洛哥新娘庙会——求偶盛会
30．海乙那人——海乙那的好朋友
31．南非苏路兰人的项链情书
32．荷兰姿势优美的“撑竿跳”
33．比利时的鸽子比赛——全民皆赛
34．比利时的公鸡啼叫比赛
35．白金汉宫御林军换班仪式
36．弗蒙特州狗拽雪橇赛
37．美国的斗狗——你抓我藏，偷偷摸摸
38．“摔牛”——委内瑞拉人的独创
39．吉普赛人——受欺侮的民族
40．阿内特人——从石器时代走来
41．巴黎赛马——还赛美人
42．维乔尔人——与世隔绝的民族
43．耍蛇艺人——坦桑尼亚的民间风景
44．茹毛饮血的马赛人
45．用牛粪洗手的马赛人
第四章　世界各地婚俗文化
1．意大利婚俗：崇尚无限自由

2．爪哇岛：先打老鼠再结婚
3．法国：白色婚礼
4．芬兰婚俗：新郎新娘被绑
5．泰国：与大树成亲
6．丹麦婚礼：秘密进行
7．毛里塔尼亚：专抢肥新娘
8．希腊：婚宴上必须吃面包
9．希腊：大摔盘子寓意“碎碎”平安
10．希腊：手套里藏糖
11．毛里塔尼亚：分分离离才恩爱
12．越南：初夜献给旧情人
13．埃塞俄比亚：女子婚前要文身
14．印第安：婚前度蜜月
15．英国：爱情保险公司
16．尼泊尔：贝尔果婚
17．西班牙：婚礼上的蛋糕战
18．阿联酋：电话离婚
19．土耳其：互换新娘的婚俗
20．印度：儿童新娘
21．乌干达：勇猛者更易获得爱情
22．科威特：格斗示爱
23．法国：婚礼前的葬礼
24．马里：新娘足、手、牙龈涂黑色
25．菲律宾：“栓盖头”与“牵绳”
26．南斯拉夫：心意藏在咖啡里
27．拼婚
28．印第安婚礼：静悄悄的
29．澳大利亚：相岳母
30．俄罗斯：碎碎平安
31．韩国婚俗：结婚年龄从低到高
32．韩国婚俗：抱“木雁”结婚
33．印度婚礼：为了祭祀
34．日本婚俗：从问妻婚到招婿婚
35．首次太空婚礼
36．“神树”结婚
37．人与蛇结婚
38．美国同性恋婚礼
39．苏拉威西岛：新娘被麻醉举行婚礼
40．日本：祝福新娘永不回娘家
41．日本人奇特的订婚礼
42．日本：“浴池约会”终结单身
43．日本“照片婚姻”的由来
44．俄罗斯：说媒人谎报身份
45．俄罗斯：洞房里要挂箭
46．巴基斯坦：婚礼上，新娘越哀愁越好
47．缅甸：先同居后结婚
48．泰国：从妻居
49．老挝：男人爱做“上门女婿”
50．印度：婚礼上“接吻”是犯法的
第五章　世界各地礼仪习惯
1．日本人的语言习惯：点头称是

2．日本人的身体语言
3．日本人的手势语言
4．日本人不邀请工作上的客人进家门的习惯
5．在日本不宜有的习惯
6．日本人的名片
7．日本的送礼
8．韩国：讲尊卑，重传统
9．韩国用餐的规矩
10．韩国的祭祖
11．泰国：不能用手指僧侣，身体不能接触僧侣
12．泰国：佛像面前不得拍照
13．泰国：头部摸不得
14．泰国：见面礼仪
15．老挝：主人敬酒必须喝
16．老挝：见面礼仪
17．老挝：仪态礼仪
18．缅甸：礼节礼仪
19．缅甸：见面礼仪
20．菲律宾：见面礼仪
21．菲律宾：商务礼仪
22．英国：不能加塞
23．英国：不能问女士的年龄
24．英国：不能砍价
25．澳大利亚：见面礼仪
26．澳大利亚：旅游礼仪
27．阿根廷：服饰礼仪
28．阿根廷：社交礼仪
29．非洲人的吃饭习俗
30．加拿大：仪态礼仪
31．加拿大：餐饮礼仪
32．美国：服饰礼仪
33．美国：餐饮礼仪
34．德国：送礼的文化
35．德国：女士优先
36．智利：作客礼仪
37．葡萄牙：商务礼仪
38．葡萄牙：服饰礼仪
39．印度：见面与分别礼仪
40．印度：受到款待时的礼仪
41．法国：相见礼仪
42．法国：服饰礼仪
43．法国：送礼习俗
44．巴西：社交礼仪
45．巴西：习俗禁忌
46．波兰：社交礼仪
47．波兰：饮食禁忌
48．墨西哥：社交礼仪
49．墨西哥：服饰礼仪
50．意大利：旅游礼仪
第六章　世界各地建筑文化
1．菲华历史博物馆——华人的纪念馆

2．印度泰姬陵——“完美的建筑”
3．埃及金字塔——埃及法老的陵墓
4．埃及狮身人面像——埃及标志之一
5．美国自由女神像——美国独立的“宣言”
6．巴黎埃菲尔铁塔——法国的“铁娘子”
7．纽约帝国大厦——纽约的标志之一
8．美国世贸中心——曾经的世界第一
9．巴拿马运河——“世界桥梁”
10．美国金门大桥——“自杀圣地”
11．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世界最高的自立构造
12．伊泰普大坝——“世纪工程”
13．英法海底隧道——最长的海底隧道
14．吉隆坡双子塔——世界最高的双塔楼
15．悉尼歌剧院——橘子瓣引发的灵感
16．悉尼港湾大桥——悉尼标志之一

17．芝加哥阿摩珂大厦——全球最高的以大理石饰面的建筑

18．罗马竞技场——古罗马的建筑代表
19．曼谷大皇宫——满城尽是黄金甲
20．泰国玉佛寺——泰国国宝之一
21．希腊神庙——“希腊国宝”
22．白金汉宫——英国的王宫
23．法国古城堡——倾尽国家财力而建
24．圣家族大教堂——“永不完工”的建筑
25．喀山大教堂——喀山圣母显灵之处
26．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27．彼得保罗大教堂——圣彼得堡的重要象征
28．德国科隆大教堂——欧洲最高尖塔
29．巴黎凯旋门——拿破仑的凯旋碑
30．英国大英博物馆——世界最大的博物馆
31．克里姆林宫——世界第八奇景
32．巴黎卢浮宫——法国最悠久的王宫
33．美国国会大厦——美国的心脏建筑
34．意大利比萨斜塔——世界著名遗产之一
35．蓝色清真寺——世界唯一的六塔建筑
36．德国黑天鹅堡——人间的仙境
37．迪拜酒店——世界最高的酒店
38．伦敦塔桥——伦敦的标志
39．布鲁塞尔广场——人间幻景仙境
40．圣巴西利亚大教堂——莫斯科的标志
41．巴洛克建筑
42．古典复兴建筑
43．巴黎圣母院——石头的交响乐
44．亨利七世礼拜堂——登峰造极的作品
45．金庙——上帝之殿
46．墨西哥玛雅古迹——玛雅文明的活化石
47．哈利法塔——世界第一高楼
48．美国银行广场——美国“能量星”
49．布拉格广场——剪不断的“门槛”情
50．克莱斯勒大厦——第一座摩天大楼
第七章　世界各地饮食文化
1．意大利——“西餐之母”

2．意大利面——优质原料打造
3．比萨——意大利的标志美食
4．提拉米苏——“带我走吧”
5．法国——好“吃”之国
6．法国菜——“皇冠上的明珠”
7．法式焗蜗牛——法国菜代表之一
8．法国鹅肝酱——法国名菜之一
9．咸猪手——德国传统美食
10．德国香肠——香飘万里
11．马雅先生的香肠被收进日本的旅游手册
12．面包——德国的主食
13．土豆博物馆
14．弗里德里希大帝大力推广土豆
15．德国——土豆和爱情一样重要
16．德国——一切都和土豆有关
17．黑森林蛋糕——与“森林”无关
18．美国饮食——“粗犷实在”
19．吃火鸡的由来
20．日本——“彻底的食鱼民族”
21．日本国菜——生鱼片
22．日本料理——“五色五味五法之菜”
23．寿司——日本人的最爱
24．韩国拌饭——“五行五脏五色”
25．韩国泡菜——营养价值丰富
26．最大的汉堡包
27．出售的最大汉堡包
28．最贵汉堡包
29．汉堡包的起源
30．冰激凌的传说
31．批发冰激凌之父
32．薯条“大战”
33．首次薯条案
34．肯德基创始人——哈兰·山德士上校
35．咖啡诞生地——埃塞俄比亚
36．摩卡咖啡——与“摩卡港”联姻
37．牙买加蓝山咖啡——世界最贵的咖啡
38．雀巢咖啡——消费者最多的咖啡
39．啤酒的起源
40．日本茶道——最繁琐的喝茶方式
41．英国下午茶的起源
42．葡萄酒起源——因祸得福
43．香槟酒诞生记
44．威士忌酒——“生命之水”
45．白兰地——“燃烧的葡萄酒”
46．伏特加——俄罗斯人的“第一妻子”
47．印度咖喱——咖喱“鼻祖”
48．非洲人爱吃蚂蚱和白蚁
49．马来西亚肉骨茶——此“茶”非彼“茶”
50．价格昂贵的菲律宾烤乳猪
第八章　世界各地奇风异俗
1．非洲割礼——女人的梦魇

2．非洲割礼——男子应尽的义务
3．埃及——人穷得叮当响，金饰却不少
4．一夫多妻——苏丹男人喜不禁
5．娶76个老婆，成为当地首富——苏丹男人的发家史
6．非洲“小人国”
7．非洲裸体部落
8．缅甸女人以脖长为美
9．脖子会长长——探源缅甸长脖女
10．开罗有个“死人城”
11．印度管奶牛叫“母亲”
12．老鼠的天堂——印度老鼠庙
13．肯尼亚有个“女人村”
14．印度的牛最幸福
15．摩洛哥澡堂——女子的“婚姻介绍所”
16．穆尔西部落——妇女以嘴大为美
17．瑞士过元旦要健身
18．非洲巫医咬人治病
19．毛里求斯——居民爱骑象龟
20．美洲食人土著——灵魂的安慰
21．马赛人的爱美方式——拔门牙
22．马赛人的爱美方式——切耳朵
23．坎巴里部族——男子穿衣，姑娘裸体
24．印度的“痛哭元旦”“禁食元旦”
25．埃及不可拿“针”打比方
26．加纳人名字和出生日期有关
27．朝鲜人过元旦要扔钱
28．丹麦杯盘碎片送朋友
29．埃及楼房边住边盖
30．苏丹——沙坑能煮茶
31．非洲——用头运东西
32．马达加斯加岛——将遗体挖出共舞
33．毛里塔尼亚——少女以肥为美
34．德国——妇女元旦坐上市长交椅
35．埃及——手机成了公用电话
36．埃及——周四晚上最热闹
37．荷兰——雪茄求婚
38．土耳其的鸡蛋是生育的象征
39．摩洛哥人——与“马”形影不离
40．马达加斯加——牛的王国
41．印度居民上厕所不用手纸
42．印度阿帕塔尼妇女故意把自己弄丑
43．不化妆不出门的日本女人
44．苏丹罗图佳人——最喜文面和文身
45．巴厘人——盛大的火葬
46．扎伊尔戴铜护腿的妇女
47．新西兰毛利人——露天分娩
48．毛利人——崇拜首领
49．尼泊尔——拉着神像游行
50．葡萄牙——从一天看一年
第九章　世界各地服饰文化
1．坦桑尼亚服饰——从“鸡”想到的

2．“康加”——一衣多用
3．马赛——妇女剃头男人蓄发
4．印度“沙丽”——穿衣服很麻烦
5．和服——“汤帷子”
6．和服的种类
7．和服——来源于中国的吴服
8．波西米亚风格——小资情调
9．变“滞销”为“畅销”——美国牛仔诞生记
10．美国牛仔节
11．短短长长——婚纱演变史
12．婚纱的由来
13．世界上第一件婚纱
14．世界上最长的婚纱
15．军装为什么是绿颜色的
16．西装——从渔民服发展而来
17．比基尼——核弹与衣服的爆炸地
18．夹克——男女通穿
19．领带——英国妇女的发明
20．燕尾服——骑兵服演变而来
21．晚礼服——最华贵的衣服
22．午服
23．从教士服演变而来的学士服
24．最早穿学士服的大学
25．“鲁巴哈”——“割草裙”
26．“萨拉范”——“从头到脚”
27．羽绒服之前的主宰——“淑巴”
28．衬衫在欧洲的历史
29．韩服由来
30．朝鲜冕服——中国皇帝所赐
31．色彩亮丽的蒙服
32．菲律宾男子国服——“巴隆他加禄”衬衣
33．菲律宾女子国服——“特尔诺”
34．刀不离身的贝加族
35．画“花”充“衣”
36．“巴汝”——马来人的上衣
37．马来女装——古色古香
38．尼泊尔男装——形如“马裤”
39．尼泊尔女装
40．苏格兰男人的土风装
41．苏格兰男人争取穿裙子的斗争
42．澳大利亚服饰——休闲为主
43．高跟鞋在西方的演变
44．高跟鞋的传说
45．手套——曾是吃饭的工具
46．手套里蕴含的意义
47．礼帽——鲍勒尔帽
48．胸罩的由来一
49．胸罩的由来二
50．土耳其服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第十章　国外旅游胜地
1．科罗拉多大峡谷——高原裂痕

2．东非大裂谷——最大的断裂带
3．死海——世界最低湖
4．伏尔加河——俄罗斯“母亲河”
5．伊瓜苏大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6．多瑙河——流经国家最多的河
7．莱茵河——德国最长的河
8．富士山——“火之山”
9．尼罗河——世界第一长河
10．巴西高原——“桌状高地”
11．喜马拉雅山脉——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
12．委内瑞拉天使瀑布——落差最大的瀑布
13．美国大峡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4．澳大利亚大堡礁——最长的珊瑚礁
15．洛基山脉——加拿大著名山脉
16．艾尔斯岩——世界最大的独块石头
17．尼亚加拉瀑布——横跨两国的瀑布
18．维多利亚瀑布——世界最大的瀑布
19．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20．佩特拉——“岩石”上的国家
21．威尼斯——水乡之城
22．巴塞罗那——文化与艺术的交融
23．丹麦美人鱼——从童话里走来
24．美国拉什莫尔山四总统塑像
25．维也纳——希特勒一生的梦
26．洛杉矶——娱乐界的圣地
27．巴黎——浪漫之都
28．伦敦——英国第一大城市
29．哥本哈根——古老与现代的结合
30．丹佛——草原上的女王城
31．普吉岛——泰国的“珍珠岛”
32．圣彼得堡——桥梁博物馆
33．吴哥窟——突然消失的文明
34．世界上最短的国际桥梁
35．魅力城市悉尼
36．马尔代夫——上帝安排的度假胜地
37．棕榈海滩——旅游天堂
38．埃吉那岛——宙斯情人的住地
39．伊兹拉岛——艺术家之城
40．好望角——“好”望之角
41．夏威夷——最宜人的度假胜地
42．杰内古城——“尼日尔河谷的宝石”
43．“狮城”新加坡
44．斯里兰卡——“印度洋上的明珠”
45．曼谷——“天使之城”
46．巴巴多斯岛——“甘蔗之国”
47．冰岛——“冰火之国”
48．巴厘岛——“再回来”
49．拉斯维加斯——赌博之城
50．爱琴海——“葡萄酒色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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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民族，有民族的地方就会产生不同的民俗习惯。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的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于人民，同时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民俗没有优劣之分，亦没有贵贱之别。介绍一个地方、一个种族的民俗只是本着一种尊重、学习的态度。正是有了世界上各种各样不同的民俗风景，才组成了我们今天多姿多彩的世界大舞台。

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近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民俗的内容有日常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婚嫁民俗、节日民俗等。民俗的内涵可谓是博大精深，本书所做的工作只是从这丰富的民俗内容中选取沧海中的几粒珍宝，向读者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给读者展现冰山的一角，希望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与关注。民俗，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它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地传承它；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散。然而风俗具有多样性，人们习惯上把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例如，在中国，过年的时候北方人习惯吃饺子，而南方人习惯吃年糕。时间的传承上更是如此，古人往往很重视“填仓节”这种跟耕种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节日，而今天这类节日却在人们的意识中一点点淡化。民俗学家常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俗的变异”。的确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即是“变”这个真理本身，由此看来，我们又怎能要求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传承的民俗会保持一成不变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民俗学会自1983年5月成立以来，致力于调查、搜集、整理、研究我国各民族的民俗，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为移风易俗，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支队伍，为这项伟大的工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里不但有著名的民俗专家，也有致力于这方面工作的民俗爱好者，通过这些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先人们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正以接力棒的形式薪火相传……

编者

第一章　民间工艺文化

1．有关剪纸的趣味小故事——“五星聚会”

《水浒传》里有个七星聚义的故事，蔚县却有一个五星聚会的故事。七星聚义是为除暴安良，五星聚会为的是交流窗花技艺。

中国刚解放的时候，一天，双井山的著名剪纸艺人张德、仰继师徒俩背着小米去南张庄；暖泉镇的著名剪纸艺人刘贵恒和宗有财，也带着礼品去南张庄。赶巧的是，他们在南张庄庄口碰头了。等他们知道彼此的来意时，都哈哈大笑了，为啥？原来都是到南张庄周永明家交流技艺的。

说到周永明，蔚县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做窗花的高手，画、刻、染样样精通。张德、仰继、刘贵恒、宗有财四个一进门，周永明就笑嘻嘻地迎进屋里热茶好酒好菜地招待。

第二天上午，五人吃过早饭，一齐坐在炕上，取出各自的“拿手活儿”摆在炕上比较起来了。看后大伙说，周永明的样子好，刀工、色工也属上乘；刘贵恒的色工绝佳；宗有财的刀工过硬，尤其是他的横走刀更是无人可比；张德的活也是罕见；仰继的“左撇子”令人叫绝。从上午到下午，五个人边看边谈，指指点点。

因这次聚会的五个人都是蔚县剪纸艺人中的人尖子、高手，消息传开，大家就称这是“五星聚会”。

2．辽砚——“能工巧匠雕辽砚，珍品独秀四宝斋”

辽砚与端砚、徽砚并称为中国三大名砚。它兴于辽金时代，距今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辽砚深得萧太后的厚爱，并被封为御砚。1929年，张学良将军下令征集辽砚，参加全国首届西湖博览会。当时辽砚名扬遐迩，与端砚齐名，并有“南为端砚，北为辽砚”的说法。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时，带去四方辽砚，以作馈赠，被日本友人称作是中国的“国宝”，邓小平高兴地说“辽砚是中国友好的特殊使者”。

3．皮影戏——民间傀儡戏

皮影戏又名“影戏”，俗称“灯影”，它和木偶戏统称小戏，民间将其称之为傀儡戏。它是用牛皮雕刻成各种人物、图景，施以彩绘，由艺人掌签操作（俗称把签子），借灯光投影于屏幕（俗称亮子），伴以音乐唱词，表演带有故事情节的傀儡戏。

4．皮影戏创始人——黄素志

相传明万历年间，滦州有一位不得志的生员——黄素志，他不但文才好，而且绘画、雕刻样样精通。在他出关游学奉天（沈阳）的悠闲岁月，艺术上也有了新的创新——皮影戏。皮影最初用纸剪刻，后来改用羊皮剪刻影人，这种雕刻艺术见于北宋，黄素志将这种雕刻艺术加以改进并以“滦州影戏”命名，清初时影戏随清军驻防而广为流传。

5．“吉祥结”——源于对“绳”的崇拜

中国古代“绳”与“神”谐音，古人在中国文化的形成阶段，曾经崇拜过绳子。中国人自古就崇拜神，龙神的形象，在史前时代，是用绳结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结”字在中国语言里有“结合”“结交”“结缘”“团结”“永结同心”等意思，给人的都是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感觉。“结”与“吉”谐音，“吉”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福、禄、寿、喜、财、安、康无一不属于“吉”的范畴。“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主题，因此，“绳结”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技艺也就自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至今。

6．吉祥结的文化寓意

吉祥结不仅具有造型、色彩之美，而且皆因其形意而得名，如盘长结、藻井结、双钱结等，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信仰及浓郁的宗教色彩，体现着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良好的愿望。在新婚的帖钩上，装饰一个“盘长结”，寓意一对相爱的人永远相随相依，永不分离。在佩玉上装饰一个“如意结”，引申为称心如意，万事如意。在扇子上装饰一个“吉祥结”，代表大吉大利，吉人天相，祥瑞、美好。

7．柳编——民间广泛流传的手工艺品

柳编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在古代，只是作为普通的日常实用品，直到20世纪后几十年才逐渐兴起，也渐渐地成为中国部分地区出口创汇的项目。北方用于编筐编篓的主要原料有柳枝、柽柳枝、桑条、荆条、紫穗槐条等多种，在盐碱地和沼泽地都有出产。现在柳编在中国的生产地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地区，包括：山东省临沭县、郯城县，安徽省阜南县，河南省固始县，湖北省襄樊县等。

8．“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

“泥人张”是北方流传的一派民间彩塑，它创始于清代末年。“泥人张”的创始人叫张明山，他生于天津，从小家境贫寒，全家只能靠父亲捏泥人维持生计。张明山遗传了父亲的优秀细胞，从小心灵手巧，富于想象。小的时候他时常在集市上观察各行各业的人，在戏院里看多种角色，透过这些生活中真实的画面，反复琢磨，反复练习，捏制出来的泥人居然个个逼真酷似，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虽然小有名气，但他没放弃继续探索的路子，从绘画、戏曲、民间木版年画等姊妹艺术中吸收营养，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努力，一生中创作了一万多件作品。老百姓十分喜爱他的作品，亲切地送给他一个昵称——“泥人张”。

9．“贱卖海张五”——有关张明山的民间故事

关于张明山还有一个有趣的民间小故事。

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戏院或饭馆等人多的地方观察人物的神态举止。那天，他一个人坐在饭馆里一边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他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海张五。当年在天津卫这个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怵他三分。

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张明山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用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台上的嘛样，他捏的嘛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

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张明山。只见人家张明山权当没听见，他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瞅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不一会儿，作品就完成了，只见他把这泥团往桌上“叭”地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了。

吃饭的人伸脖一瞧，这“泥人张”真捏绝了！一脸的狂气，把海张五的神态全都捏出来了。

第二天，大街上的小杂货摊上，就都摆出了一排排海张五的这个泥像，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边使墨笔写着：“贱卖海张五”。

估衣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五”这事却一直传到了今天。

10．面塑庆祝孩子的到来——霍县习俗

在霍县一带，孩子满月的时候讲究做面塑。外婆通常要做一个直径尺余的叫“囫囵”的食品，上有精细的十二属相造型，孩子属什么，就在那个属相上点一个红点，谓之“点头脑”。“囫囵”中间放置精美的龙、凤或虎头，并为之命名为“龙凤呈祥”或“猛虎驱邪”。不但要送与孩子，还要分给来探望庆贺的亲友吃，取免灾之意。

11．“面羊”原是为“目连救母”

每年的七月十五是鬼节，在山西，则家家都要做面羊，上坟祭祖，馈赠亲友，这也成为当地民情风俗的一大特点。这个传统源于佛教“目连救母”的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弟子目连之母生前不做善事，死后灵魂坠入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为烈火，痛苦不堪。目连于是向佛祖求救，佛祖告诉他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做盂兰盆会，置五味百果，靠众佛僧之善德以超度亡魂，拯救其母。此后，人们为了纪念目连的孝心，于是形成了每年七月十五百姓都蒸面羊祭祖上坟的风俗。

12．麦秆画起源——救了帝王的生命之草

传说东汉王莽篡位时，刘秀被其追杀，万般无奈之下藏在了麦地之中，密密麻麻的麦秆就像树林一样遮住了刘秀，他才得以捡回一条命。因此当地人视麦秆为祈福迎祥之草，遂制作麦秆画，供奉朝廷。

13．以针作画，巧夺天工的苏绣

据相关专家介绍，苏绣整体特点可以用八字来形容：平、齐、细、密、匀、顺、和、光；技法、针法的特点可用四句话来形容：和色无迹、均匀熨帖、丝缕分明、毛片轻盈松快。再加上刺绣艺人善于结合绘画作品对其进行再制作，所绣的佳作大都栩栩如生，韵味无穷，所以苏绣又有“以针作画” “巧夺天工”之称。

14．黎锦——海南岛黎族民间织锦

在海南岛的黎族，织锦有着悠久的历史了，黎锦多用于妇女筒裙、摇兜等生活用品。今海南通什专设有“黎锦研究所”从事研究和生产。黎锦是中国纺织艺术的一朵奇葩，它制作精巧，色彩鲜艳，富有夸张和浪漫色彩，图案花纹精美，配色调和，鸟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在纺、织、染、绣等方面均有本民族特色。

15．吉林树皮画——设色典雅、精雕细刻的工艺品

吉林树皮画是吉林省吉林市的一个特色工艺美术品。树皮画包括桦树皮画和银芝画。桦树皮画以长白山余脉的桦树表皮、深皮为主要原料。早在清朝时期，吉林就有用桦树皮为皇宫制作贡品的历史。到20世纪70年代，吉林的树皮画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受到很多艺术爱好者的追捧。

16．人民大会堂的国粹——芜湖铁画

芜湖铁画以锤为笔，以铁为墨，以砧为纸，锻铁为画，因此又有“芜湖铁花”的美誉，且它以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格、精湛的工艺、高超的技术而闻名于世。芜湖铁画曾参加过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匈牙利布达佩斯造型艺术展，并在日本、科威特、意大利、尼日利亚、沙特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过。1959年～1960年老艺人储炎庆和几位弟子制作的大型铁画《迎客松》、《梅山水库》和铁书法《沁园春·雪》等作品布置在人民大会堂。

17．铁画鼻祖——汤天池

铁画鼻祖汤天池，名鹏，江苏省潥水县明觉乡人，幼年时为避兵荒而流落到芜湖。当时芜湖的铁业十分兴盛，且又集中了许多技艺精湛的铁工，所以，民谚有“铁到芜湖自成钢”的美誉。

汤天池当时来到芜湖时只是从事打铁工艺，当时芜湖既是水陆交通要道又是各种物资集散中心，且又临近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不仅万商云集、人流如潮，而且其间也有众多香客，他们大都喜欢购买芜湖铁铺生产和出售的彩色铁花枝、铁花灯，作为上山敬佛之用。汤天池瞅准了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时机，起先他也只是打制一些粗糙的制品出售。后来，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更有市场，更有特色，他又研究将铁花和铁花灯的内容移植到一起，制成“山水花卉，各极其妙”的别具艺术风格的铁画。这就是后来芜湖铁画的雏形了。

18．铁画鼻祖拜师学艺的故事

汤天池初期所作的铁画，多系“径尺小景”，且技艺亦未臻成熟，至于艺术性更高、技术更复杂的大幅铁画，就更难以制作了。当时恰因汤天池家煅灶“与肖尺木邻”，而肖尺木是芜湖的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汤便想求教于肖，帮助解决“技”与“艺”的融合方法。故常至肖家看作画，国画大师肖尺木，见汤时常来看画，觉其既勤学而又意诚可教，便满足了汤的要求。由于高手铁工与艺术家的结合，撷取了艺术的意境美，摒弃了以往的“太似”的匠气，使铁画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故人们都称汤为“锤铸之巧，前此未有”的铁制神工。这段艺坛轶事也就流传下来。

19．核雕——辟邪佳品

民间有许多艺人喜欢就地取材，然后结合自己的手艺制作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如以桃核雕刻的作品，就做成了精美的核雕。民间还多喜穿孔系挂在身上作为“辟邪”佳品。有的还制成了佩件、扇坠、串珠等，为古代的文人们所追捧。其艺术特点是在较小的果核上表现出复杂的题材，雕刻手法细致入微，作品表现的对象也都惟妙惟肖、生动传神。所刻有诗文或渔家乐、百花篮、罗汉等题材。江苏苏州、扬州，山东潍坊，广东等地均有核雕，较有特色。

20．中国古代核雕艺人

在明代有核雕三绝，即王叔远精雕之桃核，邢献之精雕之核桃，夏白眼精雕之橄榄核，但是他们的作品却传世绝少。

光绪年间出生的核雕艺人都桂兰，其技艺享誉海内外。周恩来总理1955年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中就有其核雕作品。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当时都桂兰已有75岁高龄，应外交部之请，又亲自动手制作核雕赠与对方。

21．青花瓷——中国瓷器里的奇葩

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罩上一层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成。原始的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22．绣花鞋——“中国鞋”

在鞋类大家庭中，鞋文化与刺绣艺术完美结合的中国绣花鞋是华夏民族独创的手工艺品，它不但反映了中国刺绣艺术的高超，还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雅士们对绣花鞋的一种偏爱。“玲珑小脚鞋中现”，当远处走来一位大家闺秀，迈着轻盈的脚步，那若隐若现的小脚更是引得多少文人诗兴大发。这种根植于民族文化中的生活实用品被世人誉称“中国鞋”。

23．“晋国鞋”的美丽传说

山西晋南的绣花鞋有“晋国鞋”的美称，目前这一带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当时位于山西的晋国只是个小国，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当了国君后，他竭尽全力开拓疆域，一举吞并了十个诸侯小国，开始称王称霸。为了让全国百姓永远记住他的功劳，他命令宫中所有女子的鞋面上必须绣上石榴花、桃花、葡萄等钦定的十种花果纹样，同时还下令全国平民女子出嫁时必须以这种绣了纹样的“十果鞋”作为大婚礼鞋，以便世世代代都不忘他的赫赫战绩。所以当时的百姓又称此种图案的女鞋为“晋国鞋”。

24．荀子与绣花鞋

公元前313年，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荀子出生在绣花鞋的故乡。荀子十分热爱当地的刺绣业，他的名著《荀子》一书中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推广用铁针刺绣的绣花工艺，并从哲学的角度高度赞扬了绣花针，他认为绣花针不仅能在鞋上绣花还能“下覆百姓、上饰帝王”，为社会经济繁荣与稳定作贡献。直到近代，该地区的丝织与绣花还是远近闻名，当地女子从童年起开始学习绣花鞋的技术，从自己的婚嫁喜日到孩子的满月周岁，从家人的华诞大寿到老人的丧事冥日，凡是人生大事之际都用一双双绣花鞋来表现自己的才能智慧和艺术魅力。

25．琉璃——西施与范蠡的凄美爱情见证

琉璃相传是范蠡督造王者之剑时所发现的。他将之献给越王，越王感念他铸剑之功，原物赐还，还将这种神奇的物质命名为“蠡”。之后范蠡遍访能工巧匠，将“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饰，作为定情之物送给了西施。相传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琉璃。后来，越国大败，西施被迫前往吴国和亲，离别时将“蠡”送还，传说她的眼泪滴在这“蠡”上，后人称之为“流蠡”，今天的“琉璃”就是这个名字的谐音，并由此演变而来的。

26．花鼓——苗家人挑选女婿的试金石

苗家人自古以来主张婚姻自主，很少包办。当女儿将称心的恋人初次带进家门时，父母则会在门前摆上一面花鼓，并鼓动满寨子的人都来观看。这叫“拦门鼓”。若这位“女婿”有才的话——即花鼓打得好、苗歌唱得棒，那么女孩的父母脸上便有光，这个女婿就算合格了。不然，这个女婿就会被亲戚朋友扭住耳朵，涂上满脸的锅烟灰，然后像对待蠢兽一样把他罩在一个鸡笼里，上面还要顶着一脸盆水，以示惩戒。

27．唐卡——西藏的灵魂

唐卡在内容上多为西藏宗教、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凝聚着藏族人民的信仰和智慧，记载着西藏的文明、历史和发展，寄托着藏族人民对佛祖的无可比拟的情感和对雪域家乡的无限热爱。它的形状类似于汉族地区的卷轴画，多画于布或纸上，然后用绸缎缝制装裱，上端横轴有细绳便于悬挂，下轴两端饰有精美轴头。唐卡的绘制极为复杂，用料极其考究，颜料全为天然矿植物原料，色泽艳丽，经久不退，具有浓郁的雪域风格。

28．宣纸——“纸寿千年”之美誉

宣纸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起于唐代，历代相沿。宣纸的原产地是安徽省的泾县。此外，泾县附近的宣城、太平等地也生产这种纸。到宋代时期，徽州、池州、宣州等地的造纸业逐渐转移集中于泾县。当时这些地区均属宣州府管辖，所以这里生产的纸被称为“宣纸”，也有人称“泾县纸”。由于宣纸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有“纸寿千年”之誉。

29．蜡染的美丽传说

从前，有一个聪明美丽的苗族姑娘，她不满足当时衣服总是均一的色彩，希望能在裙子上染出各种各样的花卉图案来，可是一件一件的手工绘制又实在太麻烦，因此一直为此闷闷不乐。有一天，姑娘做梦时，朦胧中有一个衣着漂亮的花仙子把她带到了一个百花园中，园里有无数的奇花异草，鸟语花香。姑娘在花园中看得入了迷，连蜜蜂爬满了她的衣裙也浑然不知。等她醒来一看她的衣裙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蜜汁和蜂蜡，很不好看。她只好把衣裙拿到存放着靛蓝的染桶中去，想重新把衣裙染一次，试图覆盖掉蜡迹。染完之后，又拿到沸水中去漂清浮色。当姑娘从沸水中取出衣裙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深蓝色的衣裙上被蜂蜡沾过的地方出现了美丽的白花！姑娘心头一动，立即找来蜂蜡，加热熬化后用树枝在白布上画出了蜡花图案，然后放到靛蓝染液中去染色，最后用沸水熔掉蜂蜡，布面上就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白花。姑娘高兴极了，并把这门技术传授给了周围的人们。大家回到自己家里之后，照着姑娘教给的方法，也都染出了花样繁多的花布。从此，蜡染技术就在苗族及与之杂居的布依族、瑶族等兄弟民族之间流传开来了。

30．蜡染的种类

目前的蜡染，大体可以分三大类：—类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艺人和农村妇女自给自绘自用的蜡染制品，这一类产品应属于民间工艺品。另—类是工厂、作坊面向市场生产的蜡染产品，这一类产品应属于工艺美术品。第三类是以艺术家为主制作的纯观赏型的艺术品，也就是“蜡染画”。这三大类蜡染同时并存，互相影响，争奇斗艳。

31．刺绣——民间“女红”

刺绣是用绣针引彩线，按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古代称“黹”、“针黹”。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按照它的这一性质又名曰“女红”。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32．石雕——可观可塑的工艺品

石雕是造型艺术的一种，又称雕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称，是艺术家们运用可塑造的艺术材料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借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理想的艺术。

33．扎染——“疙瘩花”

扎染是中国一种古老的纺织品染色工艺，大理叫它为疙瘩花布、疙瘩花。其加工过程是将织物折叠捆扎，或缝绞包绑，然后浸入色浆进行染色，染色的原料是板蓝根及其他天然植物，故对人体皮肤无任何伤害，并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喜欢与追捧。

34．风筝——古代通信工具

南北朝时，风筝是被作为通讯求救的工具。梁武帝时，侯景包围了台城，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简文做了一个风筝，企图用它向外界求援，哪知风筝被敌军射落，求援失败，结果台城沦陷，梁武帝饿死，留下这一段风筝求救的故事。

35．世界最早的风筝

世界上最早的风筝出现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东周哲人墨子研究试制了三年，终于用木板制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墨子制造的这只木鹞是世界上最早的风筝（约公元前300年左右），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

36．风筝载人事件

2009年10月，在广东汕头澄海区的空地上，“汕头风筝王”陈旺松放飞了一个一百多米长的“龙头蜈蚣”风筝，这个风筝把一个小学生带上了天空，实现了风筝载人，挑战了一下风筝的记录。据说这已经不是陈旺松第一次挑战风筝记录了。

37．唐三彩——唐代奇葩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唐三彩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因为以黄、白、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

38．唐三彩——因陪葬而兴盛

唐代贞观之治以后，国力强盛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高官生活的腐化，当时还流行着厚葬之风。唐三彩就是当时的一种冥器，许多达官贵人都为自己准备了很多这种陪葬品。官风如此，民风当然也如此，于是从上到下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厚葬之风，这也就是唐三彩当时能够迅速在中原地区发展和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39．紫砂泥发现的传说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太湖之滨的宜兴丁山镇里的村民闲暇时喜欢用陶土制作碗、罐等用品。有一天，一个奇怪的僧人在他们的镇上大声叫喊“富有的皇家土，富有的皇家土”，村民们都很好奇地看着他，他却不紧不慢地说：“不是皇家，就不能富有吗？”人们更加疑惑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跟在他屁股后面走，就这样来到了黄龙山和青龙山。突然间，僧人消失了。人们四处寻找，只看到好几处新开口的洞穴，洞穴中有各种颜色的陶土。长者搬了一些彩色的陶土回家，敲打铸烧，神奇般地烧出了和以前颜色不同的陶器。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紫砂陶艺慢慢形成了。

40．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至嘉靖时的龚春（供春）。龚春传时大彬、李仲芬。二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称为万历以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41．大理草编——跨越时间空间的民间工艺

大理草帽编制是大理地区白族群众的一项传统手工艺。据传南诏时期太和城附近就曾有过草帽街，现今的大理市七里桥太和村内仍有此街名。现今，大理白族乡民发挥传统优势，引进现代工艺制作技术，制作的草帽一直供不应求，产品式样也不断创新，“知音帽”、“英式礼帽”、“儿童帽”、“绣花帽”等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系列产品主要销往西双版纳、德宏州等地区，部分销往海外。

42．东阳竹编艺人马富进

清末民初，东阳竹艺的杰出代表当数著名匠师马富进，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受到追捧，就是在国外也鼎鼎有名。他为咸丰皇帝的老师李品芳家制作的一对托篮，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对托篮花了千余工时，仅漆工就耗费一年零三个月，精致非凡，巧夺天工。他制作的竹编工艺品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中获奖。另一作品“魁星点斗”，在1929年西湖博览会展出，轰动一时，博览会总报称：“一魁星独足立于鳌头上”。马富进在该届西博会上被授予“竹编状元”奖匾。

43．不可考证的绢人艺术

因为绢纱的保存有一定的年限性，因此可以考证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很难对绢人工艺究竟在何时形成并且何时独立发展出来做出判断。但是根据已知的史料可以肯定，绢塑艺术在唐时其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并且制作也已初具规模。中国民间的布制玩具被认为是产生北京绢人的肥沃土壤，绢人的制作技能是在中国民间的“针扎”与“彩扎”类制品的基础上形成的。

44．骨雕——中国古老工艺

骨雕，以骨骼作为载体的雕刻艺术，艺人们就着骨骼的形状施展才能，发挥想象力，制作出各种各样惟妙惟肖的工艺品。骨雕的历史悠久，在1982年于陕西西乡县何家湾出土的骨雕人头像距今约6000多年，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骨雕作品，它为研究我国骨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45．蛋雕——从赠红鸡蛋谈起

远在明清时期，民间办喜事如婚娶、祝寿、喜得贵子等情况时，为图吉祥如意有赠送红鸡蛋的习俗。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摆摊设铺，专门卖染过的红色鸡蛋，称其为“彩蛋”。后来，商贩们又在彩蛋上画些花鸟、鱼虫、脸谱等图案，以图生意兴隆。经过多年演变，彩蛋工艺逐步提高，如今，人们将鸡蛋钻孔掏空，在蛋壳表面雕刻精美图案，终于形成了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艺术珍品——蛋雕艺术品。

46．世界上最多孔的鸡蛋

世界上最多孔的鸡蛋是李峥嵘用7天的时间在一个高邮双黄蛋的蛋壳上雕刻出来的。共有2180个孔，打破了徐州的夏志银在2006年用时19天的“蛋壳雕刻之最”，他当时共雕了1938个孔。

47．贝雕——人与海的合作

贝雕就是选用一些有色贝壳，巧用其天然色泽和纹理、形状，经剪取、车磨、抛光、堆砌、粘贴等工序精心雕琢成的工艺品。贝雕巧妙地将人与海结合起来，贝雕是海的绮丽与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具有贝壳的自然美、雕塑的技法美和国画的格调美。用贝壳雕刻的工艺品别具一番风味，也是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必买的一种纪念品。

48．黄杨木雕的发明

相传黄杨木雕是清末一个名叫叶承荣的放牛娃发明的。一天，他看到庙内有一个老人正在塑佛像，被老人的技艺所吸引，便索性将牛拴在树上，挖来了一块很有黏性的泥巴，坐在庙口，偷偷地学着堆塑。老人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民间艺人，看到叶承荣聪明好学，就将他收为徒弟。又有一天，他在乐清县宝台山紫霞观塑佛像，观中道人折来一根黄杨木，请他用黄杨木雕一支如意发簪。在雕刻的过程中，叶承荣发现黄杨木木质坚韧，纹理细腻，色彩光泽均为其他木质所不及，是用于雕刻的好材料。从此，他开始用黄杨木雕刻作品。就这样，我国民间艺术园地中的黄杨木雕诞生了。

49．鼻烟壶——“集多种工艺之大成于一身的袖珍艺术品”

在世界上，中国素有“烟壶之乡”的称誉，其中鼻烟壶更以其精巧卓绝的制作技术，被称为“集多种工艺之大成于一身的袖珍艺术品”。鼻烟壶原为盛装鼻烟之容器，后来由于烟卷等制品的盛行渐渐被取代，便作为了一种精美的工艺品，被雅好者视为珍贵文玩，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成为中外人士珍爱收藏的对象。

50．《空竹浅谈》——第一部空竹专著

为玩具著书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中国玩具协会空竹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李洪宽先生，将自己的心得体会、空竹的结构特点以及北京地区抖空竹的种种动作要领，编写成一部小册子，名《空竹浅谈》，在玩具协会内部发行，成为玩具史上空竹专题的第一部专著。

第二章　中国传统节日

1．春节

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节日期间，人们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节日期间人们还要走亲访友，互相祝福，这也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了。

2．春节起源的传说

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它每年特定的一天（就是现在的除夕）都要吞食牲畜，伤害人命。有一年除夕，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那老人笑笑说他有办法除掉“年”。

半夜时分，“年”闯进村。发现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明。“年”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广泛流传，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3．春节习俗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家在外的孩子在过春节时都要回家欢聚。过年的前一夜还要守岁，守岁也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这天晚上，全家老小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做法是先和面，和就是“合”的寓意；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南方有吃年糕的习惯，甜甜的黏黏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高升。春节这一天，大家喜气洋洋走亲访友，互致节日的问候。

4．人日节——人类的生日

“人日节”也称“人庆节”、“人口日”等，是为了庆祝人类诞生的节日。传说女娲初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旧俗以农历正月初七为人日，这一习俗汉朝时就有了。

5．人日节七样羹——美好心愿“吃”出来

传说人日节这天要吃七样菜：（1）葱——聪聪明明（2）蒜——像算盘一样合合算算（3）生菜——生生猛猛（4）芹菜——勤勤力力（5）芥菜——有借有还、财源广进（6）春菜心——春风得意（7）白萝卜、红萝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出人头地、红红火火。有经验的老人，还会先把这七样菜放在一起炒——炒一下样样都有！

6．立春——春天的前奏

立春节，即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日。古人很重视这一节日，立春节前一日要行迎春礼，举行祭太皞、芒种的仪式。民间也进行各项迎春活动，诸如打春牛、贴春帖、喝春茶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立春节活动多已和春节活动相融合，单独以此日为节者已很少见。

7．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被称为“上元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家家户户都很重视，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其中吃元宵、赏花灯、舞龙、舞狮子等是元宵节几项重要民间习俗。

8．元宵节来源

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该节日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地区到全国各地的发展过程，现在已变成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了。

9．元宵节点彩灯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打它们，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地被不知情的人们当作猛兽打死了。

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个老人家想出个办法，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果然，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帝往下一看，发觉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连续三个夜晚都是如此，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心中大快。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

10．中和节——炎黄子孙的节日

中和节，又称龙抬头，是传说中黄帝诞辰的日子，中国人素被称为是龙的传人，因此这也是炎黄子孙共同的节日。中和节是唐德宗李适在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所制定的，本来是在二月一日，后将土地神生日纳入其中，故改为二月二日。

11．“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一个民间传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龙抬头意味着云兴雨作，而天地交泰、云兴雨作是万物生育的条件。又，古以为龙为鳞虫之精，百虫之长，龙出则百虫伏藏，故民间有此庆祝活动。

12．二月二习俗趣谈

二月二这天人们要把元旦祭祀余下的饼，用油煎，以此熏床和炕，叫熏虫儿。在农村，老百姓用草木灰蜿蜒围宅一圈，再入院内绕水缸一圈，中引龙回。有趣的是，这天的饮食也多以龙为名。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吃龙须，现在的“龙须面”大概就是由此得名的。小孩这天剃头理发，叫“剃龙头”。妇女在这天还不动针线，据说是为了避免伤龙眼。也还有以蜡烛照房子墙壁，有“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之语。虽然这个节日现已被人们遗忘了，但吃春饼等习俗至今还有。

13．上巳节——三月三

上巳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俗称三月三，该节日在汉代以前定为三月上旬的巳日，后来固定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据说这一天可以帮助人们祛除各种烦恼和麻烦。这一天，人们把荠菜花铺在灶上以及坐、睡之处，认为可除蚂蚁等虫害；把荠菜花、桐花藏在毛衣、羽衣内，认为衣服可以不蛀；妇女把荠菜花戴在头上，认为可以不犯头痛病，晚上睡得特别香甜。城乡人们还登惠山、鸿山、斗山、西高山踏青。

14．三月三——蟠桃会

农历三月三，还是传说中王母娘娘的诞辰，当天她要大开盛会，并以蟠桃为主食，宴请众仙，众仙赶来为她祝寿，这就是蟠桃会了。民间有很多关于蟠桃会的故事，如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等。

15．寒食节——纪念介子推

春秋时，介之推历经磨难辅佐晋公子重耳复国后，隐居介休绵山。重耳烧山逼他出来，他却抱着一棵大树宁死不下山，最终葬身于火海之中。晋文公为悼念他，下令在介子推忌日（后为冬至后105日）禁火，令民间只能吃寒食，遂形成寒食节。

16．寒食节源头——禁火节

寒食节的源头，应为远古时期人类对火的崇拜。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火，但是，火又往往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害，于是古人便认为火有神灵，要祀火。各家所祀之火，每年又要止熄一次。然后再重新燃起新火，称为改火。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将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烧，称为人牺。相沿成俗，便形成了后来的禁火节。寒食节这天，人们也要禁火，其渊源大概从这里可以找到了。

17．清明节习俗

唐朝时将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为一日，而在仍有些寒冷的春天，又要禁火吃冷食，又怕有些老弱妇孺耐不住寒冷，也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于是就定了踏青、郊游、荡秋千、踢足球、打马球、插柳、拔河、斗鸡等户外活动，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增加抵抗力。因此，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伤情怀，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泪，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真是一个极富特色的节日。

18．清明扫墓——“思时之敬”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并相传至今。

19．清明插柳的传说

清明节插柳的风俗，据说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濛濛；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

20．端午由来之一：纪念屈原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一说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平（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忠事楚怀王，但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顷襄王听信谗言将他流放异地，他悲愤不已并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不但是一个伟大的爱国忠臣，还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为了纪念中国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纷纷在端午节这天以自己的方式寄托哀思。

21．端午由来之二：纪念孝女

关于端午的由来，还有人说是为了纪念孝女曹娥。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14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17天，在五月五日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曹娥的行为很符合儒家的道德准则，并受到了当时人们的钦佩，因此有此一说。

22．端午由来之三：纪念伍子胥

江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纪念伍子胥的传说。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投奔吴国，吴王阖闾死后，其孙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太守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23．端午划龙舟的由来

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百姓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形成了吃粽子的习俗。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

24．浴佛节由来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的佛教仪式节日。又称佛诞节。相传在2600多年前，释迦牟尼从摩耶夫人的肋下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于是大地为之震动，九龙吐水为之沐浴。因此各国各民族的佛教徒通常都以浴佛等方式纪念佛的诞辰。中国东汉时仅限于寺院举行，到魏晋南北朝时流传至民间。

25．浴佛节活动

浴佛日，僧尼携香花灯烛，置铜佛于水中，进行浴佛，一般民众则争舍财钱、放生、求子，祈求佛祖保佑。斋会一般由僧家召集，请善男信女在这一天念佛经、吃斋。结缘是以施舍的形式，祈求结来世之缘。民间流行舍豆结缘。放生和求子在过去也广为流行。

26．天贶节

农历六月初六，在古代是“天贶（赐赠的意思）节”。天贶节是道家的称呼，起源较晚。唐代高僧玄奘从西天（印度）取佛经回国，过海时，经文被海水浸湿，于六月初六将经文取出晒干，后此日变成吉利的日子。开始时是皇宫于此日为皇帝晒龙袍，以后又从宫中传向民间，家家户户都于此日在大门前曝晒衣服，以后此举成俗。

27．姑姑节起源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卿孤偃骄傲自大，气死亲家赵衰。女婿就想乘孤偃过生日之时，为父亲报仇，杀死孤偃。女儿知道后，星夜赶回娘家报信，让父亲有个准备。孤偃听说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此悔恨不已。他不仅不怪女婿，还改正了自己的毛病。事后，每年农历六月六日，孤偃都把女婿、女儿接回家里，合家团聚。后来传到民间，逐渐成了妇女回娘家的节日，还称为姑姑节。

28．夏至节

夏至节是中国的民间传统节日。夏至这天，气温升高，作物生长旺盛，急需中耕除草。在古代要放假三日。而且这一天的日照最长至终极，北半球白昼从此渐短。农历夏至是白天最长的一天。

29．夏至节饮食

夏至后天气炎热，人们食欲不振，民间开始偷闲消夏，注意饮食补养，江苏夏令饮食有三鲜：地上三鲜为苋菜、蚕豆和杏仁，树上三鲜为樱桃、梅子和香椿，水中三鲜为海丝、鲋鱼和咸鸭蛋。浙江杭州喜吃乌饭，据传说是纪念战国庞涓。广东有喜吃狗肉之习，北京流行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至饺子，夏至面”的习俗。

30．乞巧节——中国情人节

西方有“情人节”，而中国有“乞巧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也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又被称为是中国的情人节。因为此日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少女，故又被称为“少女节” “女儿节”。 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1．乞巧节的美丽传说

关于乞巧节的来历，中国民间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相传牛郎父母早逝，又常受到哥嫂的虐待，只有一头老牛相伴。有一天老牛给他出了计谋，教他怎样娶织女做妻子。到了那一天，美丽的仙女们果然到银河沐浴，并在水中嬉戏。这时藏在芦苇中的牛郎突然跑出来拿走了织女的衣裳。惊惶失措的仙女们急忙上岸穿好衣裳飞走了，唯独剩下织女。在牛郎的恳求下，织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婚后，牛郎织女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

但是这事被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后，他们勃然大怒，并命令天神下界抓回织女。牛郎回家不见织女，急忙披上牛皮，担了两个小孩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娘心中一急，拔下头上的金簪向银河一划，一霎间变得浊浪滔天，牛郎无法渡过。从此，牛郎织女只能泪眼盈盈，隔河相望，天长地久，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拗不过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准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此外，七夕夜深人静时，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到牛郎织女在天上的脉脉情话。

32．乞巧节拜魁星的传说

传说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所以一定会在七夕这一天祭拜，祈求他保佑自己考运亨通。

根据民间传说，魁星爷生前长相奇丑，脸上长满斑点，又是个跛脚。然而这位魁星爷志气奇高，发奋用功，竟然高中了。皇帝殿试时，问他为何脸上全是斑点时，他答道：“麻面满天星。”问他的脚为何跛了，他答道：“独脚跳龙门。”皇帝很满意，就录取了他。

此外，民间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传说，说魁星爷生前虽然满腹学问，可惜每考必败，他十分悲愤，失望之下便投河自杀了。岂料被一只鳖鱼救起，升天成了魁星。因为魁星能左右文人的考运，所以每逢七月七日这一天，读书人都会郑重地祭拜他。

33．中秋吃月饼的起源

中秋节美食首推月饼，但究其起源，则说法多样。一说元代末年，江苏泰州的反元起义领袖张士诚（或说是朱元璋的谋士刘伯温）利用中秋民众互赠圆饼之际，在饼中夹带“八月十五夜杀鞑子”的字条，大家见了饼中字条，一传十，十传百，如约于这天夜里一起手刃无恶不作的“鞑子”（元兵），过后家家吃饼庆祝起义胜利，并正式称中秋节的圆饼为月饼。在后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甚至在20世纪末，许多月饼上还贴有一方小纸片！只可惜，近年所产月饼已不见小纸片踪影。

34．中秋赏月的起源

中秋吃月饼赏月似乎成为一种“法定”的风俗被流传下来。在我国，赏月的风俗源于祭月的传统。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于魏晋时期，但未成习。

35．中秋舞火龙的传说

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从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晚起，就会连续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

香港中秋舞火龙的起源还有过一段传说：很早以前，大坑区在一次风灾袭击后，出现了一条蟒蛇，四处作恶，村民们四出搜捕，终于把它击毙。不料次日蟒蛇不翼而飞。数天后，大坑区便发生瘟疫。这时，村中父老忽获菩萨托梦，说是只要在中秋佳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事有巧合，此举竟然奏效。从此，舞火龙就流传至今。

36．中元节

中元节又称“鬼节”或“盂兰盆会”。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中元”之名起于北魏，有些地方俗称“鬼节”、“施孤”，又称亡人节、七月半。根据古书记载：“道经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民间则多是在此节日怀念亲人，并对未来寄予美好的祝愿。中元节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除、清、九）等三节，都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

37．中元节传说

有关中元节的传说有很多，道教最流行的说法是阎罗王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一，打开鬼门关，放出一批无人奉祀的孤魂野鬼到阳间来享受人们的供祭。于是中元节这天都要祭祀先人。汉人习惯于中元节这天放河灯，道士建醮祈祷，便慢慢演变为民间的传统节日。

38．“重阳”的含义

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又称“老人节”。因为《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

39．重阳节登高的含义

重阳节首先有登高的习俗，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登高所到之处，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和登高相联系的有吃重阳糕的风俗。高和糕谐音，作为节日食品，最早是庆祝秋粮丰收、喜尝新粮的用意，之后民间才有了登高吃糕，取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

40．祭祖节

十月初一，谓之“十月朝”，又称“祭祖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新收时祭祀祖宗的习俗，以示孝敬、不忘本。故人们也在十月初一用黍矐祭祀祖先。十月初一祭祀祖先，有家祭，也有墓祭，南北方都是如此。今天江南的许多地区，还有十月初一祭新坟的习俗。

41．祭祖节蔡伦哥哥烧纸的故事

祭祖节有一个蔡伦造纸和蔡莫烧纸的故事。蔡伦刚发明了纸时，买卖很好。蔡伦的嫂子慧娘就让丈夫蔡莫向蔡伦学习造纸。但蔡莫造的纸，质量不好，卖不出去，二人很着急。后来，慧娘想了一个办法。

某天半夜，慧娘假装因急病而死。蔡莫伤心欲绝，在她的棺材前一边烧纸一边哭。烧了一阵之后，只听见慧娘在棺材里喊：“把门开开，我回来了。”这可把人们吓呆了，人们把棺材打开，慧娘装腔作势地说：“刚才我是鬼，现在我是人，大家不要害怕。我到了阴间，阎王就让我推磨受苦，丈夫送了钱，就有许多小鬼帮我，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三曹官也向我要钱，我把全部的钱都送了他，他就开了地府后门，放我回来了。”

在场的人们一听，便以为烧纸有很大的好处，都向蔡莫买纸。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的乡亲都来买蔡莫的纸，烧给自己死去的亲人。不到两天，积压的纸被抢购一空。慧娘“还阳”那一天正是农历十月初一，因此，后人都在十月初一祭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42．下元节

农历十月十五，亦称“下元日”、“下元”。下元节的来历与道教有关。道家有三官，天官、地官、水官，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的诞生日分别为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被称为“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下元节，就是水官解厄旸谷帝君解厄之辰，俗谓是日。这一天，道观做道场，民间则祭祀亡灵，并祈求下元水官排忧解难。古代又有朝廷是日禁屠及延缓死刑执行日期的规定。

43．冬至节

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时间在每年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中国在这一天还有北方大部分地区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的习俗，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

44．冬至吃饺子的由来

冬至吃饺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的善行。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伟大著作。东汉时他辞官回乡，返乡之时，正是冬季，他看到白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他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也叫“饺子”。

45．腊八节

每年农历的十二月俗称腊月，十二月初八（腊月初八）即是腊八节，习惯上称作腊八；腊八节在我国有着很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在这一天喝腊八粥、做腊八粥是全国各地老百姓最传统、最讲究的习俗。

46．腊八节传说

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他见众生受生老病死等痛苦折磨，又不满当时婆罗门的神权统治，便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初无收获，后经六年苦行，于腊月八日，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腊八”就成了“佛祖成道纪念日”。

47．腊八粥传说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离开宫殿修行，但苦苦修行多年一无所获，他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沐浴过后却因身体羸弱，无力爬回岸上。牧女苏耶妲（意为善生）将他拉上岸，并给他了一碗用米、栗等熬的粥。佛祖吃后精力充沛，来到菩提树下幡然觉悟。此日恰巧是农历十二月初八。佛门弟子将粥视为良药，寺庙每年在腊八这天以粥供佛，并向世人布施。受此影响，我国民间逐渐形成了腊八吃粥的习俗。

48．小年

“小年”并非专指一个节日，由于各地风俗，被称为小年的节日也不尽相同。北方大部分地区称腊月二十三的祭灶节为小年，江浙沪一带的很多地区称正月初五为小年，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地区称正月十五元宵节为小年，甚至冬至在有的地方也被称为小年。小年也意味着人们开始准备年货，准备干干净净过个好年，表示新年要有新气象。

49．小年起源

清朝的皇帝从雍正年间开始，每年腊月二十三在坤宁宫祀神，为了节省开支，皇帝顺便把灶王爷也拜了。以后王族、贝勒随之效仿，于腊月二十三祭灶，自此开始有了官民在不同日子过小年的分野。

50．小年祭灶传说

由于每家都有炉灶，由此产生一个传说，即玉皇大帝在每家派驻一位监督员——灶神，以监督考察这一家一年的所作所为，到了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灶神将回去向玉皇大帝汇报情况，玉皇大帝根据汇报来决定下一年对这家是奖励还是处罚，第二年灶神再回来继续监督这家的作为。于是祭灶节这一天，实际是各家欢送灶神上天的节日。

第三章　各地民间节日

1．傈僳族刀杆节——“爬刀节”

傈僳族刀杆节，傈僳语叫“阿堂得”，意思是“爬刀节”，它是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境内的傈僳族以及彝族的传统节日，节期是每年正月十五日。

2．傈僳族刀杆节起源

刀杆节，相传是为了纪念一位对傈僳族有重恩的古代汉族英雄。明代兵部尚书王骥受朝廷派遣，率兵马到云南边陲傈僳族居住地区部署军民联防，平息叛逆，收复被侵占的土地，在当地百姓的配合下，赶走了入侵的敌人。为了使边境民富兵强，并能够保卫自己的家园，他带领傈僳族青年习武练勇。后来皇帝听信谗言，毒死王骥。傈僳族人民十分悲痛，为表达他们对这位英雄的思念，把他献身的忌日定为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刀杆节，并用上刀山、下火海等象征仪式，表达愿赴汤蹈火相报的感情。

3．刀杆节活动

刀杆节这天，几名健壮男子先表演“蹈火”仪式。他们赤裸双脚，跳到烧红的火炭堆里，蹦跳翻滚，表演各种绝技。第二天，他们把磨快的36把长刀，刀刃口向上分别用藤条横绑在两根20多米高的木杆上，组成一架刀梯。表演者空手赤足，从刃口攀上顶端，并在杆顶表演各种高难动作。如今，这项惊险的传统祭奠仪式，已演变为傈僳族好汉表演绝技的体育活动，并吸引了海内外的观众前来观看，实为一场国际的盛会。

4．苗族“芒蒿”节

苗族的“芒蒿”节在每年的正月十七举行。“芒蒿”是苗族传说中的一种长寿动物。苗族人将“芒蒿”誉为正直、友善、勤劳、勇敢、吉祥、幸福的象征，因此对“芒蒿”的喜爱也是自不待言的，人们装扮成“芒蒿”，认为这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它是苗族民间一种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并已有着悠久的历史了。

5．苗族鼓藏节

鼓藏节又叫祭鼓节，是苗族属一鼓（即一个支系）的支族祭祀本支族列祖列宗神灵的大典，俗称吃鼓藏。苗族聚族而居，雷山苗族以血统宗族形成的地域组织“鼓社”为单位维系其生存发展。“鼓”是祖先神灵的象征，在苗族人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鼓藏节的仪式活动都以“鼓”为核心来进行。鼓藏节12年举办一次，每次持续达4年之久，现在改为持续3年。

6．鼓藏节来源

鼓藏节的来历在苗族经典《苗族古歌》里有记载，说的是人类祖先姜央过鼓藏节是为了祭祀创世的蝴蝶妈妈。传说蝴蝶妈妈是枫树生出来的，所以苗族崇拜枫树。既然祖宗的老家在枫树心里，用枫树做成的木鼓就成了祖宗安息的地方，祭祖便成了祭鼓。鼓藏节就是祭祀枫树和蝴蝶妈妈。

7．鼓藏节仪式

鼓藏节的仪式由鼓社组织的领导“鼓藏头”操办，“鼓藏头”经由群众选举产生。从杀猪或牛祭祖到节日活动的系列程序均由“鼓藏头”组织安排，人们必须服从。鼓藏节的活动以跳芦笙舞为主，一般持续5～9天。

鼓藏节第一年二月申日举办“招龙”仪式。全鼓社男女老幼集中到迎龙场的枫香神树脚，由“鼓藏头”在五彩宝辇下主持“招龙”仪式。第一年七月寅日举办“醒鼓”仪式。第二年十月卯日举办“迎鼓”仪式。第三年四月吉日，举办“审牛”仪式。第四年十月丑日，举行杀猪祭鼓仪式，称为“白鼓节”，是“鼓藏节”的结束仪式。其间历时达四年之久，可见苗族人对这个节日的重视程度了。

8．苗族龙船节

这是苗族的一种水面划船比赛的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的台江、施秉两县交界处的清水江两岸和注入这段河的台江巴拉河两岸，黔东苗语称为“哈仰勇”。在这里的平寨、廖洞等六七十个苗族村寨，每家都有一至两条划船比赛用的龙船。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或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居住在河两岸的苗族群众轮流举行盛大而隆重的龙舟竞赛。在湖南湘西的凤凰、泸溪、吉首、保靖、花垣等地，也流行划龙船，而且分男队、女队、男女混合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苗族的龙船节，虽是以赛龙船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娱乐和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活动，中老年人探亲访友、交谈年景和生产经验的节日。

9．苗族吃新年

主要流行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区。每年农历六七月间，当田里稻谷抽穗的时候，苗族村寨家家户户在卯日（有的在午日或辰日）欢度“吃新节”。到时，每家都煮好糯米饭、一碗鱼、一碗肉等，都摆在地上（也有的摆在桌上），并在自己的稻田里采摘7～9根稻苞来放在糯米饭碗边上，然后烧香、纸，由长者掐一丁点鱼肉和糯米饭抛在地上，并滴几滴酒，以表示敬祭和祈祷丰收，然后把摘来的稻苞撕开，挂两根在神龛上，其余给小孩撕开来吃，全家人就高高兴兴地共进美餐。第二天，各村寨的男女老幼纷纷穿着新衣来观看芦笙会，跳芦笙舞；有的拉马来跑马场赛马，有的牵水牯牛来斗牛场斗牛，节期一般为2天。

10．锡伯族西迁节

西迁节是锡伯民族的西迁戍边纪念日。因时间是农历四月十八日，所以叫“四一八节”。因有怀念亲人之意，又叫怀亲节，新疆锡伯族同胞称为“杜音拜专扎坤”。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新疆锡伯族群众就会欢聚一起，共进野餐，表演歌舞，以纪念祖辈驻防戍边的英雄业绩。

11．西迁节来历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四千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奉朝廷之命由盛京（今沈阳）出发，西迁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在这里繁衍生息，渐渐发展成今天的锡伯族。所以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会开展各种活动，以隆重纪念祖先的英雄业绩，这一天遂成为锡伯族的传统节日。

12．西迁节活动

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小伙子们的“鸭步”均惟妙惟肖，他们以此表达对故乡的赞美与喜爱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喜庆的气氛往往吸引周围很多村民的观看，渐渐成为他们民族的一个特色节目。

13．锡伯族抹黑节

抹黑节是锡伯族人民的饶有风趣、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传说，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这天“五谷之神”要下凡巡视，人们互相往脸上抹黑，是为了祈求五谷之神不要把黑穗病传到人间，使小麦丰收，百姓平安。节日这天，人们早早地来到大街上，带着晚间就准备好的抹黑布并伺机寻找需要被抹黑的对象。闲不住的年轻人还会成群结伙挨家串户地去抹黑取闹。遇到老年人也不放过，不过要跪地施礼请安，再向老人额头抹一小黑点，以示尊敬。尤其是姑娘，很少有人能逃脱脸上不被抹黑的，此时姑娘们也毫不示弱，用同样的手段往小伙子脸上抹黑。虽然脸上、手上甚至身上都是脏乎乎的，但是人们的心里还是充满了节日的喜庆。

14．汉族“填仓节”

“填仓节”因“填”与“天”谐音亦称为“天仓节”，民间有老天仓与小天仓之分。农历正月二十为小天仓，正月二十五为老天仓，是民间的传统节日。有的说天仓节是祭星之日，有的说是为祭土地或祭磨神。

所谓填仓，意思是填满谷仓。这一天黎明，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院子里或打谷场上，用筛过的炊灰，洒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粮囤形状，并在里面放一些五谷杂粮，象征五谷丰登。

15．填仓节来源

相传很久以前，我国北方遇到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可是，皇家不管黎民百姓的死活，照样征收皇粮，弄得民间怨声载道。看守皇家粮仓的仓官，看到百姓们这水深火热的生活，于心不忍，便毅然打开皇仓，救济灾民，虽然他知道这样做是触犯了王法的，而且皇帝也绝不会饶恕他，于是，他让百姓把粮食运走了以后，就一把火把皇仓烧了，连同自己也活活烧死。这一天正好是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放粮救灾民的仓官，以后每到这一天，就用细炊灰在院内外打囤填仓，这既有对仓官的怀念，也祈盼新年有好收成，这样，填仓节的习俗就世代流传下来了。

16．彝族祭火节的由来

关于祭火节的由来，大致是这样的：彝族阿细人十分崇尚火，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纪念彝族传说中钻木取火的“火神”木邓。据史诗《阿细先基》记述：阿热和阿咪造出了最早的人类，然而他们只会使用旧石器时代最简单的原始工具，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根本无法抵御猛兽的侵袭。有一天，他们发现，山洞对面的山顶上，一棵老树遭雷击后起火了，而且被火烧过的野味很好吃，从这以后他们才知道用火烧熟食物来充饥。

但是因为先民没有保护火种的有效方法，一次大雨不幸浇灭了火种。族人都很伤心，为了让大家以后还能够吃到美味的食物，木邓这位青年从身体相互摩擦生热的现象中得到启发，自告奋勇要帮大家取到火种。在酋长阿达木的支持和布置下，木邓在一根朽木上打钻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钻火成功。火种失而复得，人们欣喜异常，狂奔狂舞。所以在彝族人心目中，木邓就是他们的“普罗米修斯”，是阿细人的“火神”。

17．彝族采药节

这个节日主要是在云南小凉山一带盛行。时间是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日，这天，天刚蒙蒙亮时，男女老少就拿着采集药材的工具到深山、深涧、低谷等药材较多的地方去采集。当地人认为，在这一天采集到的药材治病效果最好，很多人家还要拿到集市上去卖。

18．泼水节——傣族的新年

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佳节，也是傣族最重要的节日，一般是每年的阴历四月（相当于傣历五月）举行，为期3～4天。第一天为“麦日”，类似于汉族的农历除夕，傣语叫“宛多尚罕”，意思是送旧。此时人们要收拾房屋，打扫卫生，准备年饭和节日时期的各种活动。第二天称为“恼日”，“恼”意为“空”，按习惯这一天既不属于前一年，也不属于后一年，因此称为“空日”。第三天叫“麦帕雅晚玛”，据称这一天是帕雅晚的英灵带着新历返回人间的日子，因此人们习惯于将这一天视为日子之王来临，是傣历的元旦。

19．泼水节由来

追根溯源，泼水节来源于印度，是古婆罗门教的一种仪式，后为佛教所吸收，约在公元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经缅甸随佛教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随着佛教在傣族地区影响的加深，泼水节成为一种民族习俗被流传了下来，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流传的过程中，傣族人民逐渐将它与自己的民族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赋予了泼水节更为神奇的意蕴和民族色彩。

20．关于泼水节的神话传说

远古时候，傣族地区有个恶魔，他作恶多端，滥施淫威，常常弄得庄稼颗粒不收，民不聊生，人们哀声载道。人们想了很多方法对付他却都没有成功。后来，这个恶魔霸占了七个民女做妻子。姑娘们看到自己的同胞过着悲惨的生活，一致决心要找到消灭恶魔的办法。其中第七个姑娘十分聪明，她从恶魔的话中发现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唯有恶魔自己的头发才可以置他于死地。一天夜里，恶魔酩酊大醉、睡得很死，于是姑娘们决定当晚就采取行动，她们勇敢地从他的头上拔下一根头发，紧紧拴住他的脖子。果然，恶魔的头颅立刻便掉了。可是头刚一着地，地上就开始燃起熊熊大火。眼看将酿成灾祸，姑娘们立即拣起头颅，大火立刻就熄灭了，恶魔也随之消失。为了避免大火再燃，祸害百姓，姐妹们决定轮流抱住恶魔的头，每年一换。到了换人的时候，人们会给抱头的姑娘冲冲水，以便冲去她身上的血污和成年的疲惫。后来，傣族人民为纪念这七位机智勇敢的姑娘，就在每年的这一天互相泼水，这就是傣族泼水节的由来。

21．泼你就是祝福你

在“麦日”，一大清早，人们就会将采来的鲜花绿叶拿到佛寺去供奉，还要担来清水“浴佛”——为佛像洗尘。“浴佛”完毕后，集体性的相互泼水就开始了。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用各种各样的容器去盛水，他们涌出大街小巷，互相追逐嬉戏，逢人便泼。“水花放，傣家狂”，这就是对当时生动的场面的描述。“泼湿一身，幸福终身”！——泼水在这里还象征着吉祥、幸福、健康。如果被泼还代表着别人对你的祝福。

22．藏族跑马山转山会——沐佛节

跑马山转山会是藏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又被称为沐佛节、敬山神。主要流行于四川甘孜、阿坝藏族地区。每年农历四月八日举行，在那一天要用九龙叶水为其沐浴，故又称沐佛节。每年的这一天，甘孜藏区远近群众都会身着民族服装，汇集到跑马山上和折多河畔庆祝节日。人们要先到寺庙里燃香祈祷，焚烧纸钱。然后转山祭神，祈求神灵保佑。转山后，会支起帐篷进行户外野餐，表演藏戏，唱民间歌谣，跳锅庄舞、弦子舞，期间骑手们还会进行跑马射箭比赛。期间，人们还要举行物资交流活动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体育活动。

23．跑马山转山会的由来

跑马山转山会一般多在康定举行，这是自藏传佛教传入康定地区后才有的节日，关于这一节日的由来，有很多说法，一说是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因他在农历的四月八日诞生，因此这一天人们会用九龙喷圣水，为其沐浴，故又称“浴佛节”。佛教信徒认为在此月内做一件善事，颂一声佛，就可得十万倍之功德。所以农历四月八日，康定炉城镇城区内的各佛寺都要组织仪仗队自康定东门出，上跑马山，下经公主桥，转金刚寺、南无寺、杨柳林，经阿里布谷山腰至于耳坡返回。信徒们亦随之转山（藏语称“八角”），以纪念佛祖诞辰。后因农历“四月八”正是康定春暖花开的季节，宗教信徒们在转山礼佛后集于金刚寺、南无寺、跑马山的草坝和丛林中搭起帐篷来踏春畅游。久之成俗，“四月八”跑马山转山会就成了康定各族人民的民间传统节日。

24．火把节——东方的狂欢节

火把节是彝、白、纳西、基诺、拉祜等民族的古老而又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蜚声海内外，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主要活动有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歌舞表演、选美等。

25．火把节三部曲

火把节的第一天为祭火。这一天，村村寨寨都会宰牛杀羊，摆好宴席，夜幕降临时，村寨里的人们会在老人们选定的地点搭建祭台，用传统的方式——击石取火，点燃圣火，由毕摩（彝族民间祭司）诵经祭火。第二天是传火。家家户户都聚集在祭台圣火下，举行各种各样的传统活动。小伙们要效仿传说中的阿体拉巴，赛马、摔跤、唱歌、斗牛、斗羊、斗鸡。姑娘们则效仿传说中的阿诗玛，身着美丽的衣裳，撑起黄油伞，唱起“朵洛荷”，跳起达体舞。火把节的第三天是送火。这是整个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的高潮。这一天夜幕降临时，人们会手持火把，竞相奔走。然后人们将手中的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堆巨大的篝火，欢乐的人们就聚在篝火四周尽情地歌唱、舞蹈，场面极其壮观。故也有“东方狂欢夜”的美誉。

26．凉山彝族火把节传说

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叫斯惹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叫阿体拉巴，他们两人都有拔山的力气。有一天，斯惹阿比要和阿体拉巴比赛摔跤，可是阿体拉巴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让母亲用一盘铁饼招待斯惹阿比。斯惹阿比认为既然阿体拉巴以铁饼为食，那他的力气一定比自己的大，便赶紧离开了。阿体拉巴回来后，听母亲说斯惹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和他进行了摔跤比赛，结果斯惹阿比被摔死了。天神恩梯古兹知道了此事，十分震怒，于是派了大批蝗虫、螟虫来到人间捣乱，这些虫子吃掉了地上大部分庄稼。阿体拉巴为了拯救村民，便在旧历六月二十四那一晚，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去烧地里的虫子，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

27．彝族撒梅支系火把节传说

撒梅王与异族抗争，不幸头被砍掉了，等到星宿出现后又长出来一个头，继续与之奋战厮杀。最后，由于奸细的出卖，对方砍掉他的头后用尖刀草扫过脖子，撒梅王的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据说尖刀草上的红斑就是撒梅王的血染红的。后来撒梅人就会在每年的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打起火把来纪念撒梅王，并寻找他的英灵。

28．壮族牛魂节

每年的四月初八是壮族的牛魂节，在壮族人看来，牛是天上的神物，因此对牛特别尊敬。传说，天上的牛王就在四月初八这天诞生，当初因为人间闹旱灾，土地干涸，庄稼枯萎，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牛王奉命从天上来到人间撒草种，原定是三步撒一把草种，结果，牛王竟一步撒三把，搞得野草丛生，侵占田禾。于是，牛王被罚在人间吃草，但是天上没有忘记它，每年的四月初八还会派牛魔王下凡给他过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要停止劳动，主人要泡枫叶水用糯米蒸饭，先捏一团给牛吃。牛栏外还要摆上供品，人们唱山歌来庆祝牛的生日。

29．壮族霜降节

壮族的霜降节主要是为了纪念反抗外来侵略的女英雄岑玉音，这个节日主要是在大新县的下雷、雷平及宝圩一带。正降日凌晨人们便带着肉、年米、香烛等物品来到玉音庙前祭拜，在清代，这种祭拜活动不仅百姓要参加，而且州官也必须身着朝服率领百姓进行祭拜。但这种活动到了1949年以后由供祭改为了民间的唱歌、舞狮子等纪念活动。

30．蒙古族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大会在每年的夏秋季牧闲时举行。“那达慕”在蒙语中有娱乐或游戏之意。内容有摔跤、赛马、射箭、舞蹈以及物资交流等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又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如田径、球类比赛、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放映电影、交流生产经验等，成为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盛会之一。

31．福州拗九节

拗九节是中国福建省福州十邑地区的本土节日，日期是农历正月二十九。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煮拗九粥祭祀祖先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已经出嫁的女子也要送拗九粥回娘家孝敬父母。此外，凡是岁数逢九的人，如九岁、十九岁、二十九岁……（称“明九”），或是九的倍数，如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称“暗九”），也要像过生日一样，吃一碗“太平面”，以求平安、健康。

32．佤族播种节

播种节又称“惹岛”节，在佤历“梭面月”（公历三月）全寨人聚居在一起进行剽牛，由主人将牛杀死，而后把牛肉均分到客户祭祖。节日当天，大家还忙着把村中的道路修好，把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青壮年有的上山打猎，有的下河捉鱼，有的去野外埋锅准备野炊。把打来的野味，捕到的鱼虾，全都放在一起，烧成各种可口的饭菜，共同享受。这种平均分配共同享用的作法，表示全族人民团结和睦。各家的主妇，则要到田间去做一些象征性的播种活动。

晚间，全寨人们聚集在火塘边，开展娱乐活动。青年们唱歌跳舞，老人们吃酒祝福。节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就展开了。

33．白族三月街

白族大理三月街是云南省遐迩闻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和白族人民的传统盛大节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大理古城西举行。1991年起，被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三月街民族节”。

34．三月街起源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相传南诏细奴罗时，观音于三月十五日到大理传经，因此每年届时，善男信女们便搭棚礼拜诵经并祭之。三月街成了讲经说佛的庙会。由于大理地处交通要道，古代云南信佛者甚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庙会逐渐演变成了滇西地方贸易集市和节日，这便有了以后每年盛行的三月街活动了。

35．三月街传说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暴君，听信一个侍从的话，每天吃一对人的眼球可以长生不老，于是便天天到民间抓人。这给当地白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时有个充满神奇威力的勇士，为了给白族人民除魔灭害，在三月的一天，巧施妙计，把暴君骗到苍山的中和峰麓，唤来神狗咬断了暴君的咽喉，喝干了他的血液，消灭了这个魔王，为白族人民除了祸害。为了纪念这个勇士和白族人民得救，人们每年在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聚集在苍山脚下，欢歌乐舞。年复一年，便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

36．鄂温克族米阔鲁节

鄂温克族米阔鲁节是鄂温克族的丰收节日。流行于内蒙古陈巴尔虎旗。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是鄂温克牧民最欢乐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们统计当年产幼畜数量，庆贺丰收的日子——米阔鲁节。当天，人们给马烙印、除坏齿、剪耳记、剪鬃尾，给羊割羊势等。上述生产活动结束后，人们互相拜访，举行宴饮、歌舞等活动，欢庆丰收。

37．鄂温克族米阔鲁节活动

老人们在米阔鲁节这一天把母羊羔送给儿女、外甥、侄子，祝福他们今后羊群兴旺。青壮年们不论到谁家，主人都要为前来帮助劳动的人们设酒席致谢，酒宴按先茶后酒的习惯进行。在敬酒时，主人捧一木盘放两个酒杯，依次敬让，并宣布当年仔畜成活和牲畜增加的情况。来者也要祝愿主人所养的牲畜兴旺，被烙印去势的牲畜数字与岁俱增。酒席间，大家还要尽情歌唱。这种繁忙而又欢乐的活动，从一家转到另一家，牧民们整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

38．瑶族达努节

达努节又称祖娘节、瑶年等，是广西马山、隆安等地瑶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达努”在瑶语中的意思是“不要忘记”。达努节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为正日，一般欢庆三天。节日的周期各地略有不同，是根据当地习俗、作物收成、六畜兴旺等情况决定的，一般一年一次，也有的地方三五年一次，或十二年才一次。

39．达努节传说

相传在天地混沌的洪荒时代，有两座一样高的宝山，相隔一里，右边那座叫密洛陀山，左边那座叫布洛西山。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天上突然响起一声霹雳，两座山同时裂开两道缝，从布洛西山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布洛西，从密洛陀山走出一个壮实的女人密洛陀。后来这对男女结成了夫妻。不久，他们生了三个女儿。后来她们各自出去谋生，其中三女儿拿着密洛陀给她的一斗谷子到山里去开荒种地。谷子发芽了，野猫出来刨；禾苗分叶了，麝香羊出来啃，最后连种子也没收回来。三女儿跑回来向密洛陀哭诉，密洛陀听后安慰三女儿道：“家里面还有一面铜鼓，你拿去吧。它可以帮你驱赶野兽，又可以给你带来快乐。”三女儿将母亲的话记在心里，烦闷时，一敲铜鼓，愁云当真顿消；鸟兽来吃庄稼时，铜鼓一敲，鸟兽果然逃之夭夭。就这样，第二年三女儿获得了丰收，以后就留在山里传宗接代，成了现在的瑶族。所以，瑶族世世代代居住在深山里，铜鼓成了瑶族的传家宝。后来，密洛陀去世之前，特别嘱咐三女儿道：“你没有什么丰盛的礼物，到时候只要酿一缸小米酒，带四两新麻来做献牲就可以了。生日前三天，你拿铜鼓来闹场。”为了报答母亲的恩德，三女儿一一照办。所以，瑶族的达努节是由五月二十六日开始，到二十九日结束。届时，每家每户都以四两新麻祭祀，以示永不忘记瑶族祖先的生日。

40．达努节活动

达努节这天（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布努瑶村寨几乎家家户户都杀猪宰羊，杀鸡染蛋，聚餐痛饮。各个村寨大摆歌台。人们衣着节日盛装，提酒带肉，敲起铜鼓，吹奏唢呐，对唱山歌，还举行赛马、斗鸟、赛弓箭等比赛活动，将节日的气氛推至高潮。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姑娘，头裹刺绣图案精致的黑头巾，耳戴银环，胸挂项链，手戴银镯，身围彩裙，使节日更添美丽的色彩。

41．尝新节

尝新节是仡佬族和布依族、白族、壮族等地的传统节日，时间是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先由一寨老或鬼师带领童男童女到附近田间地角进行采新，摘些成熟的谷物瓜果，挂放古树下，然后杀猪、宰羊、杀鸡，用整鸡、猪头、羊头、九串猪肉和二十四碗饭祭祀祖先和神灵。族人按辈分尊幼排列，跪拜祖先，鬼师口诵仡佬语，用竹鞭指五谷六畜教识，众人如学生状规矩地跟读。祭毕，放土炮、鞭炮进行扫寨、唱山歌、耍武术等庆祝活动，寨老则用筛盛鸡、肉、酒，将拴有红辣椒和青蒜的竹竿插在田间地头，以示送祖毕。

42．地藏节

农历七月三十是一个宗教节日，名为“地藏节”。地藏是在释迦牟尼寂灭以后，弥勒佛未生以前，世间众生赖以救苦的一尊菩萨，地藏王曾经发誓：他要在普度众生以后始愿成佛，因此常常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救助苦难。

43．地藏节活动

在过去，各地均有供奉地藏王的庙宇，每年七月三十，善男信女必往敬拜。民间的地藏节可遥接目连救母的中元节。有人家屋檐下插上一排棒香，有的则是在茄子周身插满棒香排在屋檐下称作“落苏灯”。落苏是茄子的别称。

44．苗族芦笙节

在苗家，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要举行三天芦笙节，这已成为苗族的传统节日，节日里，苗族人民盛装前往，各寨芦笙手云集芦笙坡，平时寂静的青山翠谷，顿时汇成芦笙歌舞的海洋，满山遍野。

45．芦笙节活动

芦笙节于每年阴历正月十六至二十一日举行，芦笙堂设在河沙坝。十六日开始“起堂”，十七日集会，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跳芦笙，十九日增加赛马活动，二十日还举行斗牛，二十一日，芦笙会结束时，苗族男女青年进行“游方”活动。芦笙会时，附近市县方圆几十千米的人都来赴会，一时间人山人海，笙声如潮。人们围成一个个圆圈跳芦笙，小伙子在圈内捧着长长短短的芦笙边吹边跳，姑娘们踏着笙歌的节奏翩翩起舞，煞是喜庆。

46．芦笙节的动人传说

在很古的时候，舟溪南寨上有一个苗族姑娘，叫阿旺。她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美丽动人。当地有一个贪婪残忍的野鸡精，对阿旺垂涎已久，妄图把她占为己有。一天傍晚，它刮起一阵妖风，趁人们忙乱之际，张开魔爪抢走了阿旺。乡亲们奋力救援却无能为力。这时，从远方来了一位勇敢机智的青年猎手茂沙。当他听到野鸡精的暴行时，义愤填膺，便帮助乡亲们救下了阿旺姑娘。茂沙的豪爽正直，深深打动了阿旺的心，可是，茂沙游猎四乡，漂泊不定，到哪儿去找他呢？后来她父亲想出了一个寻找茂沙的好办法。他从后山砍来翠竹，做成一支支芦笙，请乡亲们四处传递消息：古历正月十八到舟溪来跳芦笙。这个消息传得很远很远，如老爹所想，茂沙也知道了。那天，茂沙也赶来赴会，阿旺亲手在芦笙上插三根野鸡精毛，把自己织的花带系在芦笙上，大大方方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茂沙也很爱阿旺，当即褪下银手镯，给她戴在手上。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段爱情便有了芦笙节。

47．瑶族盘王节

盘王节是瑶族祭祀祖先盘瓠的重大节日，每年的农历十月十六日，瑶族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自己民族的节日盛装，聚居在一起唱歌、跳舞，欢度盘王节。

48．盘王节由来

相传在古老的年代，瑶胞乘船漂洋过海，遇上狂风大浪，船在海中漂了七七四十九天不能靠岸，眼看就要船毁人亡。这时，有人在船头祈求始祖盘王保佑子孙平安，许下大愿。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大海马上变得风平浪静，船也很快就靠了岸，瑶人得救了。这天是农历十月十六日，恰好又是盘王的生日。于是，上了岸的瑶民就砍树挖成木碓，把糯米蒸熟舂成糍粑。尔后，大家唱歌跳舞，庆祝瑶人的新生和盘王的生日。从这以后，瑶民就把这一天定为“盘王节”。

49．盘王节活动

节日期间，瑶族人民杀鸡宰鸭，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汇集一起，首先祭祀盘王，唱盘王歌，跳起黄泥鼓舞和长鼓舞，追念先祖功德，歌颂先祖英勇奋斗的精神。其次，欢庆丰收，酬谢盘王，尽情欢乐。与此同时，男女青年则开展对歌活动，抓住良机择意中人。有的地方还要打花棍、放花炮及请戏班子唱戏等。

50．花朝

亦称“百花生日”。晋代在农历二月十五日，至宋以后，始渐改为二月十二日。传说此日为百花之神生日。宫廷民间皆剪彩条为幡，系于花树之上，名叫“赏红”，表示对花神的祝贺。此日如天朗气清，则预兆一年作物的成熟。一船士民，于花朝日俱各至郊外看花游春，这是中国人民最富诗意的传统节日之一。

第四章　民间婚俗文化

1．土家族：吊脚楼前哭嫁歌

土家历代重视哭嫁，姑娘出嫁时哭嫁这一环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了借以告别在娘家的闺女生活，抒发情感，这也是土家族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之一。旧时，有不少姑娘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学习哭嫁，以免婚前哭得不好，遭人笑话。一般出嫁前的晚上，是哭嫁的高潮。新娘的爹娘邀请亲邻中的未婚姑娘陪着新娘通宵歌唱，这也是土家族哭嫁的独特形式。

2．悲喜交融的哭嫁歌

愉性在哭嫁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使“悲”与“喜”这两种对立的心理现象均衡，喜中有悲，悲中也有喜，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水准。本来婚事对于出嫁者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待嫁姑娘的内心会充满幸福感和喜悦感，然而土家的姑娘却偏要悲悲戚戚地哭很久，这是用悲的方式来表达喜的内涵，韵味无穷。

3．哭嫁讲究“哭德”

土家姑娘很重视哭嫁，主要表现在从十二三岁开始，她们就从陪哭中逐步学会哭嫁，甚至有些父母还请来教哭的大娘当老师。谁哭得声音嘶哑，谁哭得两眼红肿，谁哭得时间最长，谁就是有才有德。

4．云南陇川景颇族：花草树叶做情书

云南省陇川县是景颇族的主要聚居区，这里的恋人之间联系不写信，而是以物代之，十分有趣。如男子爱上姑娘，就会用树叶包上树根、大蒜、火柴、辣椒等物，再用线精巧地包扎好送给女方。树根代表“想念”；大蒜表示要姑娘考虑两人的事；辣椒寓意着炽热的爱；火柴表达了男方态度的坚决；叶子说明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女方收到东西后，就会懂得男方喜欢她。如果她同意了，就会将原物退回；如果不同意，就在原物上附加火炭，以示反感。如还需考虑，则加上奶浆菜。男方接到“要考虑”的信件后，即摘栗树上的两片最嫩的叶片，面对面地合在一起寄给女方，表示愿和女方一起生活；加上包谷、谷子、豆等，表示要跟女方建立家庭。女方如果同意就收下，并带点烟草回赠；否则，就把叶子翻过，背对着寄回，以示分道扬镳。如果双方同意，但是父母反对，女方就会用含羞草、刺、火药送给男方；男方约女方私奔，就用叶包好蕨菜尖送给女方，女方如果同意了，就会加茅草叶送回，并嘱咐他：我们要小心点，悄悄地逃。

5．其他地区景颇族花语

在其他地方的景颇族青年男女中，也有这样的情书：白花树叶代表“想念”；黄豆树叶代表“好好的（别牵挂）！”；小黑豆树叶代表“一心（只爱你一个）！”；竹叶代表“悄悄地（来幽会）！”；酸母叶代表“一定要来（赴约）！”。把代表一定含义的树叶按顺序放在一起，就能组成一封情意绵绵的情书。比如将上面的树叶放到一起，就是：“我一心思念的人只有你，我们应该好好地面谈。最好是悄悄地来，一定不要失约！”

6．景颇族婚俗：冲破艰难来到你身边

景颇族举行婚礼，有个传统习俗。新娘在去新郎家的路上，要越三道路障。这些路障是事先由村子里的孩子们拾来树枝、竹条、旧篱笆等，设置的障碍，并分工把守。第一道路障，由一群女孩子把守。这时迎亲队伍中的“长统”走出来，郑重其事地倒出竹筒里的水酒给小姑娘们喝，并送上一些喜糖和喜钱，但姑娘们仍不满足，会一个劲地不停地喊：“不准新娘过！”正当“纠缠不休”时，伴娘们簇拥着新娘从另一头越过了路障。第二道路障，由一群男孩子阻拦。第三道路障是一些三四岁的娃娃。不同的路障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但都有一点，就是对新娘的美好祝福。

7．景颇族：转房不等同于乱伦

在景颇族的婚姻习俗中，寡妇再嫁的比较少，而转房则较为普遍。按照转房习俗，弟可娶嫂，兄可娶弟媳。转房不局限于平辈之间，就是上下辈之间也允许转房，如叔伯可以娶侄媳妇，侄儿可娶叔伯母。但通过转房得到的妻子不能算正室，因为她结婚时，曾和原夫祭过祖宗，跨过草桥。

8．景颇族结婚形式

景颇族青年男女的结婚形式有很多，各种形式之间有较大的差别，但每种形式都独具特色，耐人寻味。

明媒正娶是景颇族青年男女结婚的主要形式。当青年男女相恋相爱之后，经过一些礼仪程序后，双方就会开始商定彩礼的数目和结婚的日期。

另一类属于自由恋爱结婚的形式，即男女青年恋爱后，在公房等处发生性关系，致使女方怀孕或生下孩子，这样就需要正式的结婚。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男女感情很深，但双方或一方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这对情侣只好采用这种方式，达到正式结婚的目的。

9．朝鲜族婚俗：带着木雕大雁结婚

朝鲜族的结婚仪式一般是在新娘家举行。新郎一行人手捧用红布包着的木雕大雁来到新娘家后，新娘家用木盆把木雁接过去，然后把新郎让进客房——“舍廊房”，新郎在此戴上纱帽，系上冠带，新娘头戴“簇头里”、身着“汉衫”，然后双双走进“樵礼厅”举行结婚仪式。结束后，新郎便开始“赏大桌”，即品尝佳肴，由新娘家的客人和自家的亲戚们陪同。行过樵礼仪式后，双方便正式结为夫妻。

10．瑶族：“女大当婚，男大当嫁”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巴马县所略乡一代的瑶族却与众不同，是“女大当婚，男大当嫁”。由于瑶族地处中越边境的丛林地带，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极小，因此还保留着自己这种传统、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瑶族的婚俗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11．瑶族爱情三部曲

当男女青年长到18岁时通过走街、走亲访友、节假日唱山歌、参加集体活动如抛毽子等方式进行谈情说爱，并进行相互的了解，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在认识的基础上，双方互相请到家里做客，进一步了解彼此。这是加深了认识进入爱慕之情的阶段。每逢农忙季节和节假日，女方会邀请男方到家里来帮助犁地、耕田、播种、收割、盖房子等，通过这些农活可以考察出一个小伙子是勤劳能干还是好逸恶劳，这是最重要的阶段。

再经过一两年的接触，双方建立了基础的感情之后，女方就会偷偷地买布做精致的布鞋给男方，男方收到礼物后就会买手镯、戒指、头簪等东西回赠给女方，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定情物，由此也会确定下来他们之间的恋人关系。

12．瑶族女方娶新郎

瑶族青年男女在经过恋爱阶段之后，如果要到了结婚阶段时，女方便会在当地找一个老人带着酒、糖、烟、饼等礼品上门定亲，并将婚期公之于众。这之后，女方就开始准备嫁妆、床上用品、家具等物品，准备迎娶男方过门。

13．瑶族：新婚第一夜里唱山歌

洞房花烛夜，本应是小两口最恩爱缠绵之时，但是在瑶族，新婚夫妇却不能同房，而是要把新床铺送给送亲的老人们睡，让他们好好休息以享受女方家的厚爱，而新娘新郎则会陪同送亲的青年男女唱山歌，谈情说爱直到天明。

14．瑶族：婚后男方改随女方姓

瑶族男人嫁到女方家后就改姓女家的姓，但他作为女婿，在家族成员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共同享受财产，享有继承权。在村寨里分同等的生产劳动工具，人缘好的、精明能干的还可以当村长等要职。在社会上与众一律平等，不受他人歧视。

15．瑶族：男方上门好处多

男方上门的好处有很多，如婚事简办，结婚时男方家不办酒席，女方不向男方索取各种彩礼钱和财物，男方只需象征性地拿少量的礼品就行了。其次破除了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纯女户不能赡养老人的后顾之忧。最后女婿上门，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感情深厚，很少有离婚的现象发生。

16．永善彝族：泼冷水迎接男方的聘金

在永善彝族，男方要想娶到新娘子，必须先接受对方的泼冷水，如果承受不住的话，就不能抱得美人归了。

17．彝族：泼水是为了驱逐妖魔

彝族人认为，清水能驱恶除邪，送走妖魔，带来幸福。因此，彝族新婚时一定要泼水，为了能经受住这个残酷的考验，在迎亲时，男家通常在选派未婚小伙子去接亲时，既要身强体壮，又要精明能干，因为他们肩负着承受泼水的受寒之苦，还要完成“抢走”新娘的艰巨任务，所以男方家在选人时往往会反复审议，择优录用，有的不惜长途跋涉，选拔良才。

18．彝族：“迎亲”变为“抢亲”

有些地方的彝族，其迎亲是通过“抢”的方式来完成的。“抢亲”的头一天晚上，姑娘们便会向小伙子们展开猛烈的水战。姑娘们会用泼、淋、灌、射等各种方式猛烈地攻击小伙子，使来“抢亲”的小伙子们难以招架。但是，聪明的小伙子往往会在天黑以前找到存水的地方，悄悄地倒掉其中的一部分，以减轻“水灾”的袭击。

经过一晚上的水泼“大战”之后，当早晨来临时，“抢亲”活动便开始了。这时，姑娘们要紧紧地拥着新娘，小伙子们使尽浑身解数前去“争抢”，而姑娘们会严格防守，不准“敌人”越雷池半步，于是一场激战迫在眉睫。此时小伙子们必须机灵多变，乘一瞬间出现的些许漏洞，便要马上抢走新娘，一直跑出一二里山路才敢改为行走。可见，把新娘“抢”到婆家是多么的不容易！但彝族人却认为，只有经过婚礼中的这一泼一抢才会驱除邪祟而保证日后生活不受侵扰。

19．彝族：婚礼上抹花脸

彝族的婚礼上还流行抹花脸的习俗。吃过晚饭，夜幕降临之时，女方家的姑娘们会用水调匀锅烟煤、阳尘，先抹新郎之弟，再抹部分迎亲队员的脸，花脸不能全部抹完，必须是奇数个。抹完花脸后不能再洗脸，要回到新郎家等大家一起洗，然后还要将水泼到新娘的床下。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新人的祝福与吉祥的象征。

20．彝族：要结婚先比歌

彝族婚礼上一般由女方家的两名女歌手开始挑战，迎亲队的两名男歌手迎战。形式两人对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你一首我一首，同曲同词，边舞边唱的欢快局面。内容或天文或地理、或古今或中外，竞比知识渊博。其风格或互相戏谑，或表达伦理与先哲。鸡鸣时改唱留亲歌。形式由二对二改由双方集体对唱，各自由一名歌手领唱。在此期间，新娘要梳妆打扮完毕并穿上嫁妆。

21．保安族婚俗：三天不吃男家饭

在保安族的婚俗中最有特点的当属新娘嫁到男家，三天不能吃男方家的饭这一风俗习惯了，这里面的寓意是女儿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而这三天之中，新娘子要吃从娘家带来的五色饼。

22．保安族：哥哥送妹妹进洞房

结婚的时候，新郎村里的小伙子们会早早地就在附近等候着新娘和送亲的客人们。等新媳妇和送亲客人一到，小伙子们就一哄而上，鞭炮齐鸣，拦阻他们的去路。这时要让新娘的哥哥或其他亲属把新娘抱起，从等候地点开始一直抱进新郎的大门。如果抱得远，表示小伙子们占了上风；反之，就是前去送亲的人占了上风。如此争抢一阵后，才由女方的哥哥将新娘抱到洞房。

23．黎族：槟榔伴随女人的一生

在海南岛居住的黎族，姑娘刚出生时，其父母便会在家中种一棵槟榔树。待姑娘出嫁后，这棵槟榔树也随之将迁往男家。如果这个妇女死了，槟榔树也会随之砍去。这种做法是希望女子会像槟榔树一样正直不二。在海南的一些地区，过去的小伙子如果要求亲，往往都会送一盒槟榔给女方，姑娘的父母如果开盒取一颗槟榔，那就代表他们答应了这门亲事。

24．黎族：爱你多深，咬你多深

黎族青年男女相识之后，就会在一起对歌。如果姑娘喜欢小伙子，就会和他唱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的感情就会加深，这时姑娘会送小伙子一个绣着蝴蝶和鲜花的腰带。当小伙子接受了姑娘的礼物之后，就要在姑娘的手臂上咬出两排牙齿印。被咬后的姑娘十分高兴，因为在黎族人看来，如果小伙子咬得越深，那就表示他对这个姑娘的爱就越深。

25．黎族：带着槟榔去提亲

如果一对黎族情人恩爱难断，需要缔结秦晋之好时，他们便会把婚事告诉自己的父母。然后，男方父母兄弟就要选定吉日，带上聘礼，这其中一定有精心采摘的槟榔，到女方家去提亲。

槟榔要挨家挨户地送，并让大家附上美好的祝愿，因为槟榔象征着婚姻常绿常新，预示男女双方相亲相爱，和睦美满。因此黎族又称其为“放槟榔”或“放衣服”。媒人分送槟榔要视辈分而定，大的给族人们吃，小的只好自己吃，有时小辈想吃槟榔竟会把媒人围得水泄不通。

26．达斡尔族婚俗：说亲先吃闭门羹

达斡尔族有一个奇怪的风俗，即男女青年如果要订婚，男方长辈和未婚夫会带上礼品去送大礼。而女方家则要大门紧闭，由守卫在外的长者向送礼人提问，直到满意了才会让他们进门。而且当晚双方举行宴席时，姑娘必须要躲起来，不能和未婚夫见面。只有在第二次送礼（一般是在结婚前一个月）双方商量婚期时，岳父才会叫姑娘出来，和未婚夫一起吃饭。

27．达斡尔族：杀鸡卜婚期

达斡尔族商量娶亲的日子，通常要由男方杀鸡占卜而定。这一天，由女方父母与媒人一起把姑娘送到新郎家。新娘到后要与新郎一起握刀杀一只鸡，看鸡肝纹路表示的吉凶征兆，如果不吉利的话就要由新娘新郎各自再杀一只，待杀到鸡肝出现吉祥纹路为止。

28．达斡尔族：婚礼上横挑鼻子竖挑眼

新娘到达男家后，新郎家会对送亲贵客格外关照，未及进门，先敬“进门盅”，进屋后再设“接风酒”，唯恐怠慢。尽管如此细致入微，新娘的男傧相“花大”仍然要横挑鼻子竖挑眼，新娘的弟辈“库吐鲁”们则一边吃喝，一边将酒杯筷子碗碟等藏在身上，以此来捉弄新郎和陪客。

29．达斡尔族：离婚男子被耻笑

达斡尔族人十分痛恨离婚，而且一般也很少离婚。因为达斡尔语里有句俗语：“写离婚书的地方，三年不长草。”如果迫不得已非要离婚的话，则必须举行离婚仪式，这个仪式也是十分庄重的，丈夫必须跪卧在地上，让妻子从他颈部跨过，还要把一块白布缠在男家的烟囱上，象征丈夫已经死去了。

30．柯尔克孜族：两只羊做叩门砖

结婚时，新郎在父母、亲友的陪同下，带着礼品前往新娘家。礼品包括刚宰好的两只羊，一只作整羊煮熟；另一只要把五脏掏出后烤熟，还要带上数十头小牲畜。当接近新娘家时，会举行“叼羊”游戏，并借此机会将那预先宰好的羊扔到新娘家门前，这样之后才会被新娘家的女眷们热情地迎入。

31．柯尔克孜族：在女方家举行婚礼

柯尔克孜的婚礼一般都是在女方家进行的。早晨起床之后母亲要给女儿沐浴，然后由母亲、嫂嫂等人为新娘梳妆打扮，母亲这时要为女儿梳头，并将她满头的小辫子梳理成两条大辫子，边梳边唱“哭嫁歌”，歌中有母女的惜别之情，也有对女儿婚后生活的深深祝福。同时女方家里还要举行叼羊、赛马活动，做抓饭、煮肉以迎接新郎的到来。新郎一方一大早就骑上马，在鼓乐的伴奏中浩浩荡荡地去女方家送聘礼。这时新娘的嫂嫂要挡在门口，逐样检查男方送来的聘礼，然后接纳礼品。此时，在门口还要进行女方给新郎展示礼品的活动，并在众人的面前一一试穿后，女方开始给新郎伴郎敬茶。敬茶时女方递过来，新郎接上再返给女方，女方喝一小口，再敬给新郎，如此反复三次新郎才能喝茶，象征性地吃一点女方准备的食品，然后在伴郎的陪同下一起唱着称颂爱情、称颂生活的歌，一边唱一边摇着女方送的绣花手帕，进入岳父的家门。

32．柯尔克孜族：绑在一起做夫妻

在婚礼仪式前，女方的亲友们会群起将新郎新娘双双绑在门口，这时，新郎的父兄要向这些亲友们赠送礼物，请求“释放”他俩。婚礼正式开始时，由男方的一位长者用木棒将毡房的天窗挑开，从天窗向外撒糖果、点心等物品，这时客人们会纷纷争抢，因为这些物品是幸福的象征。接着，岳母要唱“送嫁歌”，还要举行“赛得河”游戏，即让新婚夫妇背对背地坐下，给每个人的头上蒙一个口袋，此时众人用一只羊蹄轮流在他们的头上轻打一下，然后拉起来共同跳舞。最后，由阿訇主持典礼，念“尼卡罕”（结婚证词），给双方分吃蘸盐水的面饼，象征着夫妻白头偕老，永不分离。

33．柯尔克孜族：嫂子家做洞房

柯尔克孜族的新娘新郎的婚后第二天，双方家长要举办传统的赛马、叼羊、摔跤等比赛活动，以示祝贺。晚上，新娘会到嫂子家与新郎见面，这时，毡房的外面挤满了宾客，人们奏起传统的民间乐器“库姆孜”，跳起欢快的舞蹈，唱起喜庆的歌儿，这样持续直到深夜，当人们讨得礼物之后，才会放新郎进入洞房，尽兴离去。

34．壮族人接亲：娃娃、姑娘、妇女齐上阵

在吉祥的婚日，男方要请媒人带着陪郎等人去女方家接亲。接亲的队伍中，一般要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妇女、一名小姑娘和一名背娃娃的妇女。其寓意是：原来的小姑娘出嫁后成为妇女，就要生儿育女了，这种形式带有祝福新娘的意思。但是新郎不会去接亲，而是在自家的门口迎候。当迎亲的队伍到了女方家后，女方家就要设宴盛情款待。席间，新娘的姑妈要向接亲者敬酒，接亲者要给女方家“奶水钱”。等所有的宴客都宴请完毕后，迎亲者才能带走新娘。新娘的嫁妆和男方事先送来的结婚礼物也要一同带到男方家。

35．壮族人送亲：天黑才能让你进门

新娘穿着壮家的传统盛装，在众多送亲者的簇拥下，告别家人去往新郎家。送亲的队伍多数为步行，但也有骑马或乘汽车、马车和拖拉机的。而且一路上还要吹唢呐、放鞭炮，遇到有桥和沟的地方，还要给“走路钱”。来到男方家门口时，一般要等到天黑前才能让新娘跨进男方家的门槛，时候不到不能进。届时，男方家要点灯上香。新娘进屋后，按习俗，送亲者要把新娘的嫁妆和结婚用品一一陈列展示，甚至在有的地方还会一一过秤，这样会显示出嫁妆的丰厚和娘家的阔气。之后，才开始举行拜堂仪式。

36．壮族人成亲：谁先进门谁当家

拜堂时，堂屋上方坐长辈，下方坐亲戚，新郎新娘在衣袖上扎上红绣球，并肩站在堂屋中央。在主婚人的主持下，新郎新娘先拜天地，再拜长辈、乡亲，此时宾客也纷纷祝福这对新人白头偕老，恩爱到老。拜堂过后，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进洞房时，个别地区还流行新郎新娘抢先进门的习俗。据说如果谁抢先了，谁今后就不会被对方欺侮。因此，当新郎新娘争着进洞房时，往往会引得围观的宾客们哈哈大笑。

37．东乡族婚俗：新郎偷厨成花脸

在东乡族，娶亲这天，新郎和迎亲的队伍到了女方家之后，女方要设宴款待。婚宴结束后，新郎要将自家早已准备好的木梳送到新娘的闺房中，并向帮助新娘梳妆打扮的女眷们致谢。接着新郎和伴郎便会溜进女方家的厨房，一方面客客气气地向厨师和烧火的姑娘们道谢，一面找准机会从厨房中“偷”走一件厨房用具。但是姑娘们早都已经知道新郎的真正来意，她们往往会利用这个机会戏弄新郎，逮到他并将他的脸上抹得黑黑的，趁着混乱的时候，新郎瞅准机会迅速地“偷”走一样东西，在姑娘们的嬉笑中，狼狈逃窜。

38．东乡族：“哈利”的美丽传说

东乡族新娘到新郎家的门前时，亲朋好友要一起唱“哈利”，表示祝贺。东乡族这段别致有趣的婚礼，与一段动人的传说有关。相传很早以前，东乡某地出了一条巨蟒，为非作歹，百姓痛苦不堪。有一个叫鲁退的猎人想为民除害，但却一去不返，后来得知是被巨蟒吃掉了。猎人妻子决定为夫报仇。行动前，她和大家约定，喊“哈利啊，宏呐！”众人就挥刀向前，喊“折回啊，宏呐！”众人就迅速撤退。她很快到了巨蟒跟前，巨蟒为猎人妻子的姿色所迷，被其灌醉后昏昏入睡。此时猎人的妻子大喊：“哈利啊，宏呐！”埋伏于附近的众人一拥而上，乱刀砍死了巨蟒。为了纪念这位妻子，此后东乡族的婚礼上众人都会大喊“哈利”。

39．东乡族：婚礼上戏公伯

东乡族的婚礼上还有戏公伯一说。当新娘进入洞房后，送亲队伍中的来宾便要开始戏公伯了。新郎的父亲和舅伯等长辈，脸上被涂上锅烟灰，头上被戴上高高的纸帽，耳朵上被挂上一串红辣椒，身上被反穿着羊皮袄，手脚还用铁链假装绑上，被人按坐在一个翻倒的桌子里，抬着示众嬉戏。有的地方还要让打扮得像小丑一般的公爹倒骑在毛驴或牛背上。虽然这样折腾，但公爹和亲戚们都不会生气，有的还故意做出滑稽的动作，因为在东乡人的眼里，这是男家对新娘子到来的最真诚的欢迎方式了。

40．东乡族：洞房里的枕头战

枕头战一般是东乡族闹洞房的高潮了。此时新娘要躲在炕角，由姑娘们围着她，而这时小伙子们偏偏要冲进洞房看新娘的嫁妆，并对枕头评头论足，故意说新娘的手艺不好，还要将枕头砸向新娘。炕上的姑娘们则紧紧护着新娘，负责将砸来的枕头扔回去，双方你来我往，十分热闹。这时，小伙子们要往炕上冲，姑娘们往炕下推，纤弱的姑娘们自然不是壮实的小伙子们的对手。新娘子少不了要吃挨枕头砸的苦头，无可奈何之下，新娘只好投降，揭开面纱，让小伙子看她的面容。打开箱子，让小伙子看她的嫁妆。

41．摩梭族：走婚

走婚是摩梭人的一种婚姻模式。摩梭人是母系社会，在日间，男女很少单独相处，只是在聚会上以舞蹈、歌唱的方式对意中人表达心意。男子若是对女子倾心的话，在日间约好女子后，会在半夜的时候到女子的“花楼”（摩梭成年女性的房间），但不能于正门进入花楼，而要爬窗，再把帽子之类的物品挂在门外，表示两人正在约会，叫其他人不要打扰。然后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必须离开，这时可由正门离开。若于天亮或女方家长辈起床后才离开，会被视为无礼。

42．摩梭族：走婚不等于结婚

走婚的男女，维系关系的要素是爱情，没有经济联系，一旦发生感情转淡或发现性格不合的情况，随时可以切断关系，因此感情自由度较婚姻关系更纯粹，也因此使得男女关系较为平等，不似其他民族的婚姻关系中牵系极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网络。

43．摩梭族：女方掌握主动权

摩梭族，这个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民族，这里仍保留母系社会的制度，摩梭族的一切都由女性支配。摩梭族的婚姻是一种夜合晨离的关系。在他们眼中，男人女人各住自家，天下男子到处有，东方“女儿国”的女子任我求。在性事方面女方占主要地位，女子一旦不再为男子开门，走婚关系就结束了。

44．滇西离婚茶：好聚好散

滇西人的离婚很平静。选择一个吉日，双方在村中长辈面前坐定，由先提出离婚的一方负责摆茶席，请亲朋好友围坐，由其中一个德高望重者亲自泡好一壶“春尖”茶。如果这第一杯茶男女双方都不喝完，只象征性地品尝一下，那么，则证明婚姻生活还有余地，还可以在长辈们的劝导下重新和好，如果双方喝得干脆，则说明没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了。第二杯还是要离婚的双方喝，这一杯较前一杯甜，是泡了米花的甜茶，这样的茶据说是长辈念了七十二遍的祝福咒语，能让人回心转意，只会想对方的好，不会计较对方的坏，听说这第二杯茶曾让无数即将分道扬镳的夫妇们言归于好。可是如果这样的茶，还是被男女双方喝得见杯底的话，那么就只有继续喝第三杯了。这第三杯是祝福的茶，在座的亲朋好友都喝，不苦不甜，并且很淡，这杯茶寓意从今以后，离婚了的双方各奔前程。

45．蒙古族：订婚送礼多

如果蒙古小伙子看上了哪家姑娘，在订婚前，要托媒人带着象征和谐、甜蜜、旺盛的白糖、茶叶、胶等物品，用一块白手巾包着前去撮合，若女方收下，婚事则可以进行。随后男方父母及本人要带着哈达、奶酒、糖块之类礼品求婚，一般要进行数次才能订婚。女方收下订婚礼后，男方还要向女方送三次酒，如女方将这三次酒全部收下喝掉，这件婚事便确定下来。当接近婚期，男方要给女方送一次礼，一般是煮整羊一只，还有酒、茶、哈达。女方对送礼者热情招待，双方祝酒，口颂吉祥语句，对歌庆贺。

46．蒙古族：新郎受掰羊脖考验

鄂尔多斯蒙古族新郎以及迎亲队伍到达新娘家后，总会被女方家当作上宾热情招待，大家在一起又吃又喝又唱又跳，好不热闹。这时，男方祝颂人会静静地离开宴席领着新郎来到新娘的房间里。待他俩在客位上坐下以后，陪娘们就会端上来一个煮熟了的羊脖子招待新郎，并请新郎把羊脖子从中间掰断，以试新郎的力气大小。为了戏弄新郎，陪娘们早就将一根红柳棍或一根铁棍子巧妙地插进羊脖骨髓道里。新郎假如事先有人指点，他就会识破其中奥妙，取出柳棍或铁棍，很轻易地将羊脖子掰断。有的新郎则不识其中秘密，因而费尽力气，弄得满头大汗。而陪娘们则趁机用十分辛辣刻薄，但不怀恶意的语言讥讽、取笑新郎。

47．蒙古族：娶亲路上巧争先

娶亲路上，依照习俗，彼此都想抢先到家，男女双方互相追逐戏逗。有时，女方的送亲人抢去新郎的帽子，挑在马鞭上，或扔在地上，新郎没法，只好下马拣帽，这样就耽误了时间。有时，聪明的男方也有办法，在离新郎家不远的地方设一桌酒席，款待送亲人，女方盛情难却，只好下马喝酒，男方趁机抢先到家。一路上这样纵马奔腾，你追我赶，充满喜庆气氛。

48．哈萨克族婚俗：“姑娘追”

“姑娘追”是哈萨克族青年男女之间表达爱情的一种传统活动。活动开始时，姑娘和小伙子骑马并肩而行，小伙子可以向姑娘倾吐爱慕之意、开玩笑，姑娘无论是否愿意，都不能生气，任由小伙子说。到了折回时，姑娘有权用鞭子抽打小伙子，小伙子只能逃不能还手。因此一到折回的路程时，小伙子就策马逃窜，姑娘在后面紧追不舍。如果姑娘对小伙子有意，她高高举起鞭子，轻轻落下，或者只是假装在小伙子头上晃动鞭子。如果姑娘对小伙子无意，那么小伙子就要挨上狠狠几鞭子了，因此小伙子可以从姑娘的鞭子里感受到姑娘的心意了。

49．哈萨克族婚俗：啃羊胸骨

在哈萨克婚俗中还有一个“登门”仪式，在女方家举行。登门时，未婚女婿和姑娘坐在帐篷中共同啃吃一块羊胸骨肉，因为骨肉相连，象征一对新人永远相亲相爱。

50．哈萨克族婚俗：绊新娘

哈萨克举行婚礼有用绊脚绳绊新娘的风俗。新郎领新娘回家时，男方亲友在路上扯起一根根绳子，新娘想要顺利通过，就要给摆绳者一一赠送礼物，或是让伴娘唱歌，以歌代物。

第五章　民间饮食文化

1．酸梅汤是朱元璋发明的吗

朱元璋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日子过得十分凄苦。

后来他找了一个活——靠卖乌梅为生，当他卖到襄阳时，那里正是瘟疫流行的地方，朱元璋自己不幸被传染上了，病倒在旅店里，几乎丧命。一天他到旅店库房里去取一些乌梅，当他闻到乌梅的酸气时，竟然马上就精神了起来。于是他灵机一动，马上着手煮了些乌梅汁来喝，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自此朱元璋知道了乌梅汁可以治病，此后他到处宣传，乌梅汁也广为销售，一时之间竟供不应求。这也使得他迅速富裕起来，为日后的起兵反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民国时期，很多专门卖酸梅汤的小店里还能看到朱元璋的画像，并定期给他上供祭拜，可见，始祖一说也并非子虚乌有。

2．北京烤鸭是朱元璋发明的吗

烤鸭最早创始于南京，因南京湖鸭用稻谷喂养，肥厚多肉，是烹制菜肴的绝佳食品。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都南京。宫廷的御厨就地取材，用鸭烹制菜肴，但极富创新性的是他们改变原来用水煮、红烧、清蒸的制法，而采用炭火烘烤，这样烤出来的鸭子酥香味美，肥而不腻，皇帝大为高兴，赐名为“烤鸭”。这就是北京烤鸭的雏形了。

3．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伊尹

伊尹是商朝辅国宰相，同时也是商汤的一代名厨，有“烹调之圣”的美誉，“伊尹汤液”为人传颂千年而至今不衰。

4．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易牙

易牙，也名狄牙，春秋时期的名巫，当然也是一个著名的厨师，他精于煎、熬、燔、炙，又是调味专家，在齐桓公面前很是得宠。

5．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太和公

太和公是春秋末年吴国名厨，他精通以水产为原料的菜肴，更尤以炙鱼闻名天下。

6．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膳祖

膳祖为唐朝一代女名厨。段成式编的《酉阳杂俎》书中名食，均出自膳祖之手。

7．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梵正

梵正是五代时的一个尼姑，也是一个著名的女厨师，她创制的“辋川小祥”风景拼盘驰名于天下。她善于将菜肴与造型艺术融为一体，使菜上有山水，盘中溢诗歌，这也是现代人讲究的一门吃的艺术。

8．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刘娘子

刘娘子是南宋高宗的宫中女厨，也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宫廷女厨师，被称为“尚食刘娘子”。

9．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宋五嫂

宋五嫂是南宋著名民间女厨师。当年高宗赵构乘龙舟游西湖，曾尝其鱼羹，赞美不已，于是她一时之间名声大振，被奉为脍鱼之“师祖”。

10．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董小宛

董小宛是明末清初秦淮的名妓，她擅长制菜蔬糕点，尤擅桃膏、瓜膏、腌菜等，名传江南。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等，都为她所创制。

11．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萧美人

萧美人是清朝著名女点心师，以擅制馒头、糕点、饺子等点心而闻名，袁枚颇为推崇她，《随园食单》中盛赞其点心“小巧可爱，洁白如雪”。

12．我国古代十大名厨之王小余

王小余是清代乾隆时的名厨，烹饪手艺高超，并有丰富的理论经验。袁枚《随园食单》有许多方面得力于王小余的见解。

13．四川：鸳鸯火锅

鸳鸯火锅，是以传统毛肚火锅的红汤卤和宴席菊花火锅的清汤卤，两者合并改制而成的四川创新火锅。此品原名“双味火锅”，为1983年重庆队参加全国第一届烹饪大赛的参赛菜品，由阎文俊取名设计、特级厨师陈志刚制作。这种火锅用铜片隔成两半，造成一个太极图形，一边放清汤卤，一边放红汤卤，入锅烫涮的原料可随人意。1985年，熊四智将“双味火锅”改名为“鸳鸯火锅”，更富有文化韵味和饮食情趣。爱新觉罗·溥杰作为1983年全国烹饪大赛的评委顾问曾对此品评价说：“这个菜很好，好就好在有发展。它巧妙地将四川传统的红汤火锅和清汤火锅汇于一锅，风味别致，颇有特色……更可取的是这个菜的容器，这种太极图锅耐人寻味。”

14．高雄：蚵仔煎

蚵仔是高雄的特产，是壳类海产的一种。先用线粉搅拌蚵仔，然后把鸡蛋打散放油煎，让鸡蛋包着蚵仔，像鸡蛋饼一样。

15．台南：炒鳝鱼

台南特产。佐料有糖、盐以及九王，虽然用炒的做法，但鱼依然可以保持鲜美，还带着淡淡的甜味。

16．苏州：贵妃鸡

贵妃鸡是选用肥嫩的童子鸡翅膀与香菇、淡菜、嫩笋、青椒一起焖烧而成。贵妃鸡的特点是菜色鲜艳，绿、乳黄、黑、白相配，令人赏心悦目，吃起来既嫩又鲜，香味扑鼻，是少有的佳肴。

17．贵妃鸡的由来

唐明皇晚年的时候整天与杨贵妃寻欢作乐，有一天，他又与杨贵妃饮酒对歌，杨贵妃醉中叫道：“我要飞上天！”唐明皇因酒醉听错了，以为贵妃要吃“飞上天”，马上让太监命令御膳房做出来。但是厨师们面面相觑，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有“飞上天”这道菜。其中有个厨师想到鸡的肌胛肉最鲜嫩，把它拿来做“飞上天”肯定好吃。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众人手忙脚乱地忙活起来了。

当太监将“飞上天”端到贵妃面前时，唐明皇和杨贵妃连连称赞，贵妃说：“此菜色艳、肉嫩、味香，都与我贵妃相似，干脆就叫它‘贵妃鸡’吧！”唐明皇一听，连声称好。

这就是贵妃鸡的由来了。

18．大连：咸鱼饼子

咸鱼饼子最初是农村的家常菜，后来渐渐流行到城市里，并因其杂粮的营养丰富而受到很多讲究饮食人士的追捧，现在所有小馆子大饭店都吃得上。鱼是秋天的海鱼，有棒鱼也有黄花，巴掌长，放了姜、葱、盐腌，腌好了用油煎得焦黄。饼子是陈年的苞谷面掺了豆面、白面发的。把大锅烧上水，饼子贴在锅四周，那香味真可以馋死人。

19．梅州：客家酿豆腐

千年古城梅州，有“客都”之称，中原人“衣冠南迁”到这里，不但带来了读书皆上品的风气，也形成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客家菜。火柴盒大小的水豆腐炸成金黄色，把猪肉、鱼肉做成的馅“酿”入其中，放进葱花、香油，盛在鸡汤瓦煲内焖着，直到香气四溢。想来可能是到了梅州的客家人一时无麦可包饺子，才创出如此美味。

20．齐齐哈尔：杀猪菜

过年了，村里一户人家杀了头猪，这后腰、腿的都是好东西，剩下的肥肉怎么吃？这就有了杀猪菜：自家腌的酸菜、做的血肠再加上肥肉，原料就齐了。要好吃，大肥肉不能腻，要切成片放进锅里煮了过油，然后和酸菜、血肠一起炖。农村里灶膛火映着大娘的脸，锅里放了姜、蒜的炖菜煮得“咕嘟咕嘟”。等这杀猪菜传到了城市，城里饭店加多了工序，用足了料，变成了城里人追捧的菜了。

21．“吃茶去”的由来

柏林禅寺是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名言诞生的地方，也是赵州禅茶文化的源头。

唐朝时，有两位僧人从远方来到赵州，向赵州禅师请教如何是禅。禅师问其中的一个，“你以前来过吗？”那个人回答：“没有来过。”赵州禅师说：“吃茶去！”

禅师转向另一个僧人，问：“你来过吗？”这个僧人说：“我曾经来过。”赵州禅师说：“吃茶去！”

这时，站在旁边的监院好奇地问：“禅师，怎么来过的和没来过的你都让他们吃茶去？”

其实禅的修证，在于体验和实证。语言表达无法与体验相比。参禅和吃茶一样，是冷是暖，是苦是甜，禅的滋味，别人说出的，终究不是自己的体悟。所以，万语与千言，不如“吃茶去”三字。

22．延安：羊腥汤

延安好吃的东西很多：洋芋擦擦、甘泉豆腐、子长煎饼，最应该尝一尝的是羊腥汤。羊肉、羊杂加上作料熬的汤，原料做法简单得很。围着羊肚手巾的老乡蹲在一起，手里捧着冒着热气的羊汤，在四季平均气温只有9摄氏度的延安，感觉到冬天里的一丝温暖。

23．杭州：东坡肉

东坡肉是杭州名菜，它是用猪肉炖制而成。一般是一块约二寸许的方正形猪肉，一半为肥肉，一半为瘦肉，入口肥而不腻，带有酒香，而且还具有色、香、味俱佳的特点，深受人们喜爱。慢火、少水、多酒，是制作这道菜的诀窍。

24．东坡肉的由来

公元1077年，苏轼被贬到苏州任知县。刚上任不到四个月就碰上黄河决口，苏轼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率领全城百姓抗洪治水，终于取得了胜利。城里百姓为了感谢他纷纷杀猪宰牛，打鼓敲锣地送到知州衙门。而苏东坡也照单全收，并亲自指点厨师把这些送来的东西改刀烹制熟，回赠给参加抗洪的黎民百姓，故后人称之为“东坡回赠肉”。不过，烧制出被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东坡肉”，据传还是他第二次回杭州做地方官时发生的一件趣事。那时西湖被葑草湮没了大半。他上任后，发动数万民工除葑田，疏湖港，用挖起来的泥堆筑了长堤，并建桥以畅通湖水，使西湖秀容重现，当地老百姓为感谢苏东坡为他们做的这件好事，听说他喜欢吃红烧肉，到了春节，都不约而同地给他送猪肉，来表示自己的心意。苏东坡收到那么多的猪肉，觉得应该同数万疏浚西湖的民工共享才对，就叫家人把肉切成方块，用他的烹调方法烧制，连酒一起，按照民工花名册分送到每家每户。他的家人在烧制时，把“连酒一起送”领会成“连酒一起烧”，结果烧制出来的红烧肉，更加香酥味美，食者盛赞苏东坡送来的肉烧法别致，可口好吃，就称之为“东坡肉”。

25．广州：老火靓汤

煲汤是广州主妇的必修课。地道的广州人没有不喜欢喝汤的，不管是家里做的还是大小馆子里卖的，广州的老火靓汤不外乎一个目的——滋补！夏天冬瓜煲排骨加扁豆、赤小豆降火，冬天花旗参煲鸡祛寒。

如果你刚到广州，上了出租车，司机大佬会告诉你：这里的水很热气呀，脸上会长痘痘，要喝汤吃凉茶……

26．江南：叫花鸡

叫花鸡，是江南名吃，历史悠久，是把加工好的鸡用泥土和荷叶包裹起来，用烘烤的方法制作出来的一道特色菜。色泽枣红明亮，芳香扑鼻，板酥肉嫩，是家宴野餐、馈赠亲友之上品。

27．叫花鸡的由来

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叫花子，沿途讨饭流落到常熟县的一个村庄。有一天，他偶然得来一只鸡，想做一顿美味佳肴，可是既没锅又没有调料，正郁闷时，忽然看到脚下的泥土，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来到虞山脚下，将鸡杀死后去掉内脏，带毛涂上黄泥、柴草，把涂好的鸡置火中煨烤，待泥干鸡熟，剥去泥壳，鸡毛也随泥壳脱去，露出了鸡肉，没想到，芳香四溢，十分可口。后来这种做法被当地的菜馆学去，居然盛行一时。

28．叫花鸡与乾隆的故事

传说，当年乾隆皇帝微服出访江南，不小心流落荒野。有一个叫花子看他可怜，便把自认为美食的“叫花鸡”送给他吃。乾隆当时困饿交加，自然觉得这鸡异常好吃。吃完后，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叫花子不好意思说这鸡叫“叫花鸡”，就胡吹这鸡叫“富贵鸡”。事后，这个叫花子才听说这个流浪汉就是当今皇上。这“叫花鸡”也因为皇上的金口一开，成了“富贵鸡”。当年不登大雅之堂的叫化鸡因为乾隆的关系也成为一道名菜。

29．佳木斯：酸菜猪肉炖粉条

东北人爱吃炖菜，吃起来名堂也多，什么大鹅炖土豆、小鸡炖蘑菇、猪肉酸菜炖粉条，无一不是寒冬腊月天吃的乡土菜。把东北高棵大白菜腌渍的酸菜切成火柴梗子粗细的丝，帮白叶绿，久煮不糜。本地的土豆粉则易熟耐煮，出锅黄白鲜亮，用筷子挑起，简直是春柳倒挂。用杀猪时煮肉和骨头的老汤，放入爆炒过的五花肉，文火炖出的猪肉酸菜粉条子，可口的香气绕屋脊！

30．老干妈创业史

“老干妈”名叫陶华碧，出生于贵州省湄潭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因为家里穷，她从小到大都没读过书，靠着摆地摊卖凉粉和冷面维持生计。为了赢得顾客，她冥思苦想，特地制作了专门拌凉粉的作料麻辣酱，结果生意果然十分兴隆。偶然有一天，陶华碧没有备麻辣酱，顾客一听说没有，居然都转身走了。她不禁感到十分困惑：难道来我这里的顾客并不是喜欢吃凉粉，而是喜欢吃我做的麻辣酱？

机敏的她一下就看准了麻辣酱的潜力，从此苦苦地潜心研究起来，经过几年的反复试制，她制作的麻辣酱风味更加独特了，后来干脆卖起了麻辣酱。

1996年7月，陶华碧借南明区云关村委会的两间房子，招聘了40名工人，办起了食品加工厂，专门生产麻辣酱，定名为“老干妈麻辣酱”。此后在她的带领下，厂子风风火火地办起来了，如今已成为一个驰名中外的牌子了。

31．呼和浩特：蒙古烤肉

马背民族的地道风味是烤出来的。蒙古的烤肉其美名也是驰名中外，特别是当你喝了蒙古同胞递过来的奶茶，接过热情好客的牧马人双手递过来的哈达，围着熊熊篝火，吃着这人间珍馐的烤肉，那真是别有一番风情。

32．重庆：水煮鱼

“水煮鱼”起源于重庆渝北地区。看似原始的做法，实际做工考究：选新鲜生猛活鱼，又充分发挥辣椒御寒、益气养血功效，烹调出来的肉质一点也不会变韧，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麻上头，辣过瘾”，让水煮鱼在全国流行得一塌糊涂。

33．天津十八街麻花诞生记

清朝末年，在天津卫海河西侧，有一条名为十八街的巷子，这个巷子里有一个叫刘老八的人开了一家麻花铺，他炸的麻花真材实料。每天做的麻花香味能传遍整条巷街，他的铺子也总是顾客盈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越来越觉得麻花有点乏而生腻，渐渐地生意就不如以往了。后来店里有个少掌柜的，一次出去游玩，回到家是又累又饿，就要点心吃，可巧点心没有了，只剩下一些点心渣。又没有别的什么吃的，那少掌柜的灵机一动，让人把点心渣与麻花面和在一起做成麻花下锅炸。结果炸出的麻花酥脆不艮，香气扑鼻，味道十分可口。按照这个方法，刘老八尽心研究，在麻花的白条和麻条之间夹进了什锦酥馅。至于配料，更是苦思冥想，颇费了一番脑筋，桂花、闽姜、核桃仁、花生、芝麻……还有青红丝和冰糖。后来又经过刘老八的精心研究，终于创造了金黄油亮、香甜味美的大麻花，并广受欢迎，成为天津卫赫赫有名的食品“三绝”之首。后来人们将之称为“十八街麻花”，如今已是百年字号了，是天津百姓最爱的食品之一。

34．珠海：黄骨鱼

四川人吃的黄辣丁，南方人叫做黄骨鱼。珠海是一座吃惯海鲜的城市，又多移民，没有什么自己的菜系，只好嘴大吃四方。这款时兴的黄骨鱼，就是湘菜出品。

35．厦门：水煮活鱼

这道菜近年的走红至少说明胃口一直非常挑剔甚至顽固的厦门人对川菜的认同，很多人把这归结为这个城市外来人口的剧增所导致的外来菜式在厦门的大举登陆。仅2000年一年，厦门这个人口仅60万的小城，稍上档次的川菜馆就新开了近30家。

但水煮活鱼的味道也的确不错，虽用料简单，烹制方法也未必奇特（水煮），但其辣与鲜的奇妙结合既满足了厦门人对鱼类海鲜持久不易的好味，同时也是其传统“沙茶情结”在整个川菜流行大趋势中的延伸。

36．酥油茶

这是藏族群众每日不离的饮料。一般藏族群众早上定要喝上几杯酥油茶，才去劳动或工作。到藏民家中作客，一般都会得到酥油茶的款待。

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将砖茶用水久熬成浓汁，把茶水倒入“董莫”（酥油茶桶），放入酥油和食盐，用力将“甲罗”（长柄活塞）上下来回抽几十下，搅得水乳交融，再倒进锅里加热，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了。酥油茶因为有酥油，所以能产生很大的热量，喝后可御寒，是很适合高寒地区的一种饮料。酥油茶里茶汁也很浓，又能起生津止渴的作用。

37．酥油茶习俗

藏族喝酥油茶，还有一套规矩。一般是边喝边添，不一口喝完，但对客人的茶杯总要添满；假如你不想喝，就不要动它；假如喝了一半，再喝不下了，主人把杯里的茶添满，客人就摆着，告辞时再一饮而尽，这是藏族的饮食习惯。

38．青稞酒

青稞酒是用青稞酿成的度数很低的酒，藏族群众男女老少都喜欢喝，是喜庆过节必备之饮料，青稞酒的制作工艺很独特。先将青稞洗净煮熟，待温度稍降，便加上酒曲，用陶罐或木桶装好封闭，让其发酵，两三天之后，加入清水，盖上盖子，隔一两天后便成青稞酒了。青稞酒色泽橙黄，味道酸甜，酒精成分很低，类似啤酒。约15～20度，分头道、二道、三道酒。

39．青稞酒习俗

喝青稞酒讲究“三口一杯”，即先喝一口，斟满，再喝一口，再斟满，喝上第三口，斟满干一杯。之后，能喝的自由喝。一般酒宴上，男女主人都会唱着酒歌敬酒。盛大宴会上，有专门的敬酒女郎，她们穿着最华丽的服饰，唱着最迷人的酒歌，轮番劝饮，直到客人醉倒为止。

40．海口：砂锅文昌鸡

号称海南“四大名菜”之首的文昌鸡因产于海南文昌市而得名，重约1.5千克左右，传统吃法是白斩，最能体现文昌鸡鲜美嫩滑的原汁原味。同时配以鸡油、鸡汤精煮的米饭，俗称“鸡饭”。海南人称“吃鸡饭”即包含白斩鸡在内。在全国砂锅一片热的影响下，海南的文昌鸡也有砂锅化趋势。

41．麻婆豆腐的传说

传说中的麻婆本姓陈，专门以做豆腐为生。清朝同治年间，她在成都万福桥地区开了一家豆腐店，由于她的豆腐又香又嫩，而且价钱公道，因此生意十分红火。但是这一切都引起了对门豆腐店老板的嫉妒，还经常跟她抢生意。一天，一位过客提着两斤刚剁好的牛肉末来陈老太店中落座，对门豆腐店的老板娘仗着自己年轻又有几分姿色，便给这位客人暗送秋波，这位客人一时惊喜便忘了那包牛肉末，径自向她家店里走去。这时又走进几位客人，他们看餐桌上的牛肉末便说要吃牛肉炒豆腐，陈老太虽然以前没做过这道菜，但既然客人点了，她就尝试了一下。没想到这道菜又香又有味，吃的人越来越多，生意竟异常兴隆，顾客更是络绎不绝。

对门副食店的老板娘见了，又气又眼红，便在顾客面前说陈老太的坏话，骂她是丑八怪，是麻子。陈老太不跟她计较，只自顾自地做生意，后来，她干脆在自家门头上挂起一块大招牌“陈麻婆豆腐”。后来这个店名声愈来愈大，麻婆豆腐这道大众的佳肴也就名扬四海了。

42．南昌：藜蒿炒腊肉

“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说的就是这道菜。南昌与九江两大城市联手制造的这道菜虽不昂贵，却是江西人的爱物，一有机会就点给外地朋友和离开江西太久的人吃。藜蒿是鄱阳湖区特有的一种水草，中医认为其味甘、性平、微毒，可清热、利湿、杀虫。藜蒿取其嫩茎与腊肉合炒，加些韭菜才能“衬”出藜蒿的“原香”。结果是腊肉咸香柔软，藜蒿脆嫩香甜。湘菜中也有这道菜，但是取藜蒿根炒，且陆上藜蒿不够香脆。

43．夫妻肺片的来历

相传在20世纪30年代，成都少城附近，有一男子名郭朝华，与其妻一道以制售凉拌肺片为业，他们夫妻俩亲自操作，走街串巷，提篮叫卖。由于所售的肺片是精选的材料，制作也很精细，使人看见就生好感，加上调味精细，深受人们欢迎，后来，人们为区别于其他肺片，便称郭氏夫妇所售肺片为“夫妻肺片”。

44．巴金与夫妻肺片的故事

巴金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其早逝的大哥李尧枚是巴金最爱的人。长兄去世后，他对侄子李致十分关心。李致称巴金四爸，知道四爸最爱吃夫妻肺片、二姐兔丁等成都凉拌菜，所以，每次成都家人去上海时，李致都张罗着给四爸带一些他爱吃的凉拌菜。

一次，李致临时决定去上海。行前，他匆匆找来女婿，让他快点买些夫妻肺片，以便带给四爸。当时，天色已晚，经营夫妻肺片的店家大都打烊了。李致的女婿十分焦急，对一家正要关门的“肺片店”老板说：“我急着买到夫妻肺片，是带给巴金的！”

店家一听巴金的大名，二话不说，将这位“迟到”的顾客迎进店里。随后，风风火火地加工起来，夫妻二人尽心尽力，终于使李致如愿以偿。

45．吉安：井冈山烟笋烧肉

八百里井冈是竹的海洋，不同品种的竹笋易制成笋干。将煮过的笋用炭火焙烤干，因为呈黑褐色，叫乌烟笋。以其烧肉，肉味甘美，而笋味绵长。

46．福建：太极芋泥

太极芋泥是著名的福州菜，以福建盛产的槟榔芋为原料，加糖、猪油蒸制而成。此菜形色古朴大方，芋泥细腻润滑，香甜可口，看似是凉菜，吃起来却烫嘴，别具风味。

47．太极芋泥：林则徐戏弄外国领事的故事

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时，英、德、美、俄等国的领事为了奚落中国官员，特备了西餐凉席“招待”林则徐，企图让林则徐在吃冰淇淋时出丑。事后，林则徐也设丰盛筵席“回敬”这些领事先生。几道凉菜过后，端上了一盘颜色暗灰而发亮，深褐又光滑，似两条鱼颠卧其中，不冒热气，犹如冷菜。一位外国领事拿起汤匙舀了一勺，往嘴里一送，烫得两眼发直，吐都来不及；又听得“吱”一声，只见另一位领事的嘴唇也烫出了一圈红红的“花边”，其他客人都给惊呆了。这时，林则徐漫不经心地站起来介绍说：“这是中国福建的名菜，叫做太极芋泥。”从此，该菜名噪远近。

48．柳州：螺丝鸡

能进晋式满汉全席的二十四座底，成为席面二十四道菜中的一味，螺丝鸡确有非凡之处，而事实上这种下蛋鸡的市场价并不贵。此菜结合了湖南平锅、四川火锅的方法制作而成，不仅鸡肉、田螺口味辛辣、干香，而且汤汁极少，特别适合在秋冬季食用。

49．泸州：鱼头火锅

四川火锅起源于长江与沱江交汇处的川南重镇泸州，这里的火锅业兴旺，造就了许多品牌的火锅店。鱼头火锅有长江鲜鱼黄辣丁、沙锅鱼、半汤鱼，家常麻辣，鲜美而不燥火，川南风味突出。

50．蒙古：小肥羊

“小肥羊火锅”将延续了千百年的蘸着小料涮羊肉食法，改革为“不蘸小料涮羊肉”的新食法。锅底料采用几十种上乘滋补调味品；羊肉精选来自纯天然、无污染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六月龄“乌珠穆沁羊”。二者珠联璧合，形成了“肉品鲜嫩、香辣适口、回味悠长，久涮汤不淡、肉不老”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餐饮文化特色的小肥羊火锅品牌。

第六章　民间服饰文化

1．商周时期的服饰——上“衣”下“裳”

商周时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韍”，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2．秦朝服饰——重视阴阳五行

秦汉时代在中国服装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饰思想中。男服服饰是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华丽的衣服，不过基本上女服服饰仍受五行思想支配。

3．汉朝服饰——始有绫罗绸缎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制成的漂亮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

4．魏晋南北朝——胡服成为时尚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5．隋唐时代——最爱红、紫、黄、绿

隋唐时，一般人是穿白色圆领的长衫，低下阶层穿的是用麻、毛织成的“粗褐”。隋代女子穿窄合身的圆领或交领短衣，高腰拖地的长裙，腰上还系着两条飘带。唐代的女装主要是衫、裙和帔（披在肩上的长围巾）。隋唐的女装，以红、紫、黄、绿四种颜色最受欢迎。

6．宋代服饰——承袭唐朝

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融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7．元朝服饰——“质孙服”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善骑马打猎，因此服装的要求也是以轻便为主。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这是一种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8．明朝服饰——喜欢裹头巾

明代的男装，官员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

9．清朝服饰——长袍马褂

清代的衣服长袍马褂，早先是富贵人家才穿的服饰，到后来普遍了，变成全国的一般服饰。人们平日所戴的便帽就是瓜皮小帽，颜色是外面黑，里面红。

10．旗袍——东西方文化的糅合

旗袍是中国传统女性服饰之一，是20世纪上半叶由民国女性参考满族女性传统旗服和西洋文化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时装，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糅合的具象。在现时部分西方人的眼中，旗袍具有中国的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

11．旗袍的历史

旗袍是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的，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汉满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仿效汉族的风气日盛，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旗袍的种类有很多，如长袖、短袖、无袖、开襟、琵琶襟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12．海伦·斯诺与宋庆龄旗袍的故事

海伦·福斯特·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遗孀。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20世纪30年代，海伦的好友波莉在全美到处为中国“工合”筹款，宋庆龄得知后，送给她一件自己的旗袍，斯诺夫妇到达菲律宾继续为中国“工合”筹款时，波莉将旗袍又送给了斯诺夫妇。1998年3月17日，58年后，这件漂亮的旗袍从美国回到了北京后海北沿四十六号“宋庆龄故居”。

13．旗袍第一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无出其右者。宋美龄的旗袍件数多，和有一个勤奋的裁缝师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这位裁缝师傅叫张瑞香，他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为宋美龄制作旗袍，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做好后，就把新旗袍捧到宋美龄面前邀功。宋美龄一般只是大略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橱里妥为保管，然后便再也没见她穿过，因而，宋美龄的旗袍大概穿来穿去，总是那几套，不会有太多的更换。

14．中山服——孙中山的款式

中山服又称中山装，是根据孙中山先生曾穿着的款式命名。自公元1923年问世迄今已70多年了，它一直是中国男性喜爱的服装之一。主要特点是立领、前身四个明贴袋，款式造型朴实而干练。

15．孙中山改造中山装

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服不但穿着不便，也不大符合当时我国人民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当时我国盛行的大襟式长衫、对胸式短衫裤等“传统服饰”又不能充分表现推翻帝制后的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经过长期的考虑，孙中山提出以当时东南亚一带流行的“企领文装”（即现在已不流行的青年装）上衣为基础，稍加改进：在企领上再加一条翻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的多少而膨胀收缩的“琴衣袋”式样，这就是中山装形成的过程了。

16．龙袍上“龙”的意义

龙袍是皇帝专用的袍。龙袍上的各种龙章图案，历代有所变化。龙数一般为九条：前后身各三条，左右肩各一条，襟里藏一条，于是正背各显五条，吻合帝位“九五之尊”。清代龙袍还绣“水脚”（下摆等部位有水浪山石图案），隐喻山河统一。

17．龙袍十二章纹样的含义

龙袍上除了龙纹，还有十二章纹样，其中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衣上；其余四种藻、火、宗彝、米粉在裳上，并配用五色祥云、蝙蝠等。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镇；龙取其变；华虫取其文、会绘；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洁；火取其明；粉米取其养；黼若斧形，取其断；黻为两己相背，取其辩。这些各具含义的纹样装饰于帝王的服装，喻示帝王如日月星辰，光照大地；如龙，应机布教，善于变化；如山，行云布雨，镇重四方；如华虫之彩，文明有德；如宗彝，有知深浅之智，威猛之德；如水藻，被水涤荡，清爽洁净；如火苗，炎炎日上；如粉米，供人生存，为万物之依赖；如斧，切割果断；如两己相背，君臣相济共事”。总之，这十二章包含了至善至美的帝德。

18．土族服饰——“彩虹”穿上身

土族女性服饰的袖子用红、黄、黑、绿、白等不同颜色拼成，恰似天上彩虹，因此，互助被誉为“彩虹的故乡”。有专家认为，彩虹袖上的黑色表达了土族人民对土地的崇拜，绿色是土族人民对绿色自然的憧憬，黄色寄托了土族人民对丰收的向往，白色象征着土族人民纯洁的心灵，红色传达着人们对太阳的敬仰，而蓝色和紫色也有着土族人民对不同的自然景物的寓示和尊崇。在土族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谚，土族阿姑（未婚女性）穿上彩虹袖，“走起路来摆三摆，蜜蜂彩蝶赶不走；拂袖跳起安召舞，恰似彩虹下凡来”。这无疑是对彩虹袖最诗意的咏叹和赞美。

19．彝族服饰——宗教文化的显现

在彝族服饰中，毕摩服饰和苏尼服饰是彝族原始宗教文化中最直观而重要的，毕摩和苏尼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其服饰标记和样式的特殊性。毕摩的服饰多以青黑色为主，一般素雅无纹饰，显得庄重大方。毕摩法衣为一种特制的斗篷，与帽饰等物相配套，分羊毛斗篷、丝绸斗篷和棉麻斗篷几种，有黄、红两种颜色。丧事祭祀时穿黄色，婚嫁喜事时穿红色。在祭祖时通常要穿马尾毛披风。马尾毛披风是用四十匹好马的马尾编织而成的，乌黑发亮，为彝族服饰中的精品。比起毕摩来，苏尼的服饰相对简单得多，材质一般以麻布和棉布为主，款式一般与所在地区彝族的常装相同。

20．彝族服饰——种类繁多

彝族支系繁多，各地服饰差异大，服饰区别近百种，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滇中、滇南的未婚女子多戴鲜艳的缀有红缨和珠料的鸡冠帽，鸡冠帽常用布壳剪成鸡冠形状，又以大小数十、数百乃至上千颗银泡镶绣而成。居住在山区的彝族，过去无论男女，都喜欢披一件“擦耳瓦”（羊皮披毡）。它形似斗篷，用羊毛织成，长至膝盖之下，下端缀有毛穗子，一般为深黑色。

21．“白苗”服饰——一件衣服做一年

“白苗”制作衣服的过程十分复杂，一件衣服要一年左右才能制成。在地里种上火麻和原麻，开花时割来一匹一匹地晒干，再一匹一匹地接在一起。这是一件手工活，需要很长的时间，“白苗”妇女走路时手里都拿着麻匹在接。接好后，在纺车上纺成麻线，后用石灰、柴灰煮，煮软后洗，这个过程需要半个月左右。洗好后，原本绿色的麻线就变成了白色。把白色的麻线放到织布机上织，织好的麻布是硬的，用柴灰煮一次，煮好后洗干净，晒干。这样洗、晒，反复三四次，布就变软和了。麻布用石蜡或方蜡点成各种图案后，用黑色的染料染，染好后用清水洗，洗了再用热水把蜡煮化，这样，蜡点的地方是白色的花，其余的地方就是黑色的，这是“点花”。最讲究的要算挑花了，要数着麻线用绣花针把彩色的丝线绣上去。数错了一根，绣出来的花纹就是乱的，因为是一针一针挑上去的，所以叫“挑花”。这个工序需要的时间最长，三四个月才能挑出一件衣服的花带。

22．苗族银饰——用白银写的诗

苗族人酷爱银饰，不管在哪里生息繁衍，服饰，特别是银饰，都成为当地的亮点和人文景观。她们常常是头戴银冠、项挂银圈、身穿银衣、手配银镯、脚系银链，以多为美，以重显富。一个盛装的苗家妇女，其银饰重达二三十斤。

23．福州妇女——从发式看称呼

福州人对妇女的称呼分依妹、依嫂、依母、依婆四个层次。如果你到了福州想跟当地人说话，但是不知怎么称呼的话，这可以从她们的发式上看出来，已婚妇人梳髻，未婚姑娘打辫子，这是公认的装扮习俗，谁也不能违反。梳髻的尊称依嫂，打辫子的昵称依妹，标志明确，界线清楚，一眼就可看出，谁也不会喊错。

24．汉服五种“正色”

在服饰的色彩上，汉族视青、红、皂、白、黄等五种颜色为“正色”。不同朝代也各有崇尚，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色黄，旗帜赤，到了明代，定以赤色为宜。但从唐代以后，黄色曾长期被视为尊贵的颜色，往往天子权贵才能穿用。

25．柯尔克孜族女装

柯尔克孜族的妇女多喜红色，穿短装，也有穿连衣裙的。衬衫宽大，直领。布料衣服缝制简单，高级衣服缝制讲究，袖口和对襟处钉银扣。裙子用宽带，或用绸料叠成多褶，制成圆筒状，上端束于腰间，下端镶制皮毛。内衣翻领套坎肩，坎肩领口甚大，内衣显露。在短装外面套大衣，多为黑色，翻领敞胸，冬季内加棉絮。

26．柯尔克孜族男装

柯尔克孜族的男装多刺绣，短装，上衣多长及臂部。直领，领口绣花，袖口紧束，否则便带刺绣，上衣对襟，对襟处钉银制纽扣，内衣多白色，常刺绣，外套“坎肩”，也叫“架架”，与妇女所穿式样相似，但颜色不同。男装多黑、灰、蓝三色。外出都穿大衣，大衣无领，袖口多用黑布沾边，称“托克切克满”；亦有穿皮衣的，称“衣切克”。

27．古代鞋履

男女足下均着履，其式样有履头上翘成笏头（长方牌形）、凤头的，也有一般的翘尖鞋，还有平头及圆头的。履又可细分为舄、屦、鞋。靴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的式样。南方有木屐，取其简便凉爽，不分等级男女，闲居时都可穿用。雨天穿钉鞋，用牛皮缝制，鞋底有铁齿。南方渔民在船上多赤足。稻作区的农民有水田耕作，亦赤足，上坎则穿草鞋。

28．藏族服饰——藏袍

藏袍是藏族人民的平常衣着，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显著的特征。藏族服装的基本特点是肥大、长袖、宽腰、右襟，是一种无需量体裁衣的直线服装。袖长等身，袍长过体，无需纽扣。藏袍最讲究的是边饰、衣袖、衣襟，衣底往往镶上贵重的毛皮和丝绸滚边，内衣一般为白缎衬衫。

29．藏族妇女爱饰物

女藏胞酷爱装饰。她们的饰物——金、银、铜、铝、珊瑚、玛瑙、珍珠、螺钿、玻璃、贝类、赛璐珞以及塑料制的那些玩意儿，丁零咣啷，加上耀眼的氆氇，珍贵的水獭皮边，全部缀在一起，连同长袍最重可达三四十斤，真是又贵又重。

30．藏袍只穿一只袖的原因

藏族人穿藏袍只穿一只袖，而且是穿左袖，右袖空着，从后面拉到前面搭在右肩上。天热时，左袖也不穿，将两袖褪下来拉到前面，围系在腰间。这样穿法既有悠久历史，又有独特的原因。

藏族人民居住在青藏高原，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藏区人民常用“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来形容气候变化。藏袍的衣料好，有较强的防寒作用。袍袖宽敞，在气温升高时，可以方便地褪去一只袖子，调节气温，同时有利于起居旅行。藏袍腰襟大，白天当衣穿，保温防寒，晚上当铺盖，和衣而眠。另外，它也有利于劳动生产。藏人放牧、干活、耕作，遇天气多变，需要调温时，褪下袖子就行了。把袖子褪下系在腰间，弯腰干活也十分方便。由此慢慢形成了习惯，即使在气温正常时，藏族人穿藏袍一般也只穿一只袖。

31．景颇族——首饰越多越能干

景颇族妇女戴银首饰越多表示越能干，越富有。有的妇女还爱好用藤篾编成藤圈，涂有红漆、黑漆，围在腰部，并认为藤圈越多越美。盛装时的妇女上衣前后及肩上都缀有许多银泡泡、银片，颈上挂六七个银项圈或一串银链子或银铃，耳朵上戴比手指还长的银耳筒，手上戴一对或两对粗大刻花的银手镯。

32．珞巴族——野生植物和兽皮为原料

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和兽皮为原料，是珞巴族衣着较突出的一个特点。男子的服饰，充分显示出山林狩猎生活的特色。他们多穿用羊毛织成的黑色套头坎肩，长及腹部。背上披一块野牛皮，用皮条系在肩膀上。珞巴族妇女喜穿麻布织的对襟无领窄袖上衣，外披一张小牛皮，下身围上略过膝部的紧身筒裙。

33．白族——崇尚白色

白族男女都崇尚白色，以白色为尊贵。大理地区的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或数件皮质、绸缎领褂，俗称“三滴水”，腰系皮带或绣花兜肚，下着蓝色或黑色长裤。女子服饰则各地不一，大理地区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浅蓝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着蓝色宽裤，足穿绣花“百节鞋”。

34．门巴族——氆氇为原料

门巴族的服饰多采用氆氇为原料。氆氇是藏族制作衣服和坐垫的一种羊毛织品，种类多样，色彩艳丽，是门巴族生活中的必需品。门隅一带男子喜戴一种叫“八拉嘎”的帽子，用蓝色或黑色氆氇作帽顶，下部使用红色氆氇。门隅的妇女也是穿袍服，外边围一块白色氆氇围裙。

35．哈尼族——衣服件数越多越美丽

叶车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叶车妇女头戴白尖帽，上身穿靛青色对开式短袖土布衣，无领无扣，由宽宽的五色腰带扎腰。布衣是一件一件地套着穿，少则七八件，多达十余件，里长外短，可以看出衣服的件数。叶车人认为，衣服件数越多，服装越美，越能显示出家庭的富裕。

36．仡佬族——裙分三段

仡佬族妇女上衣短仅及腰，袖背上绣鳞状花纹，下穿无褶长筒裙，整个裙子分为三段，中段用羊毛织成，染成红色，上、下两段多用麻织，一般有青、白色条纹，外罩青色无袖长袍。

37．基诺族——耳环越大越勤劳

基诺族男女皆喜欢戴大耳环，耳环眼较大。他们认为耳环眼的大小，是一个人勤劳与否的象征，所以从小就穿耳环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如果一个人的耳环眼小，则会被人认为是胆小、懒惰。

38．回族——礼拜帽

回族在服饰上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就是礼拜帽，一般是用白布制作，式样为无檐小圆帽，也有戴黑色的，最初是做礼拜时戴，现在已成为民族标志，平日也随处可见。

39．土族——“鹰嘴啄食”

土族的服饰，色彩鲜艳，式样别致，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他们喜欢腰系绣花带，头戴织锦镶边的卷檐毡帽。其中青壮年的毡帽后檐向上翻，前檐向前展开，称之为“鹰嘴啄食”。

40．裕固族——“萨达尔格”

裕固族妇女的头饰颇富有民族特色。当姑娘到了15岁时，要戴“萨达尔格”，意味着姑娘长大成人，可以婚配了。“萨达尔格”是在用红布做成的一块方形布牌上，缀以贝壳和各色珊瑚而成。

41．锡伯族——喜穿长袍

锡伯人的长袍，系大半截的长袍，底边在膝下半尺许，袖口为马蹄形，可以卷上，可以放下，下身穿的长裤，外加“套裤”（只有两条裤腿，没有裤裆和后腰），春秋穿的是“夹套裤”，冬季则穿“棉套裤”。

42．维吾尔族——花帽是标志

花帽，是维吾尔族服饰的组成部分，也是维吾尔族美的标志之一。维吾尔族花帽作为一种民族特有的工艺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每逢重大节庆活动，维吾尔族人都要精心绣制或选购小花帽装饰打扮自己；有的还将花帽高挂在屋内壁间，以增添房间陈设的艺术情趣；有时作为珍贵礼品馈赠亲朋好友和来自远方的宾客。

43．哈萨克族——动物皮做服装

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多用羊皮、狐狸皮、鹿皮、狼皮等制作。男人戴的帽子分冬春、夏秋季两种。冬春季的帽子是用狐狸皮或羊羔皮做的尖顶四棱的“吐马克”，夏秋季的帽子是用羊羔毛制作的白毡帽，帽的翻边用黑平绒制作，这种帽既防雨又防暑。冬季，哈萨克族男子的外衣多为羊皮大氅，下穿便于骑马的大裆皮裤；夏季喜穿一种皮面布里、内夹驼毛的大衣（还可兼做雨衣）“库普”。男子穿的鞋、靴也多用皮革制成。

44．乌兹别克族——小花帽是特色

乌兹别克族的传统服饰，以男女都戴各式各样的小花帽为特点。花帽为硬壳、无沿、圆形或四棱形，带棱角的还可以折叠。花帽布料采用墨绿、黑色、白色、枣红色的金丝绒和灯芯绒，帽子顶端和四边绣有各种别具匠心的几何和花卉图案，做工精美，色彩鲜艳。

45．畲族妇女的“凤凰装”

畲族妇女最主要的装束，那就是“凤凰装”。红头绳扎的长辫高盘于头顶，象征着凤头；衣裳、围裙（合手巾）上用大红、桃红、杏黄及金银丝线镶绣出五彩缤纷的花边图案，象征着凤凰的颈项、腰身和羽毛；扎在腰后飘荡不定的金色腰带头，象征着凤尾；佩于全身的叮当作响的银饰，象征着凤鸣。

46．畲族“凤凰装”的美丽传说

畲族的始祖盘瓠王因平番有功，高辛帝把自己的女儿三公主嫁给他。成婚时帝后给女儿戴上凤冠，穿上镶着珠宝的凤衣，祝福她像凤凰一样给生活带来祥瑞。三公主有了女儿后，也把女儿打扮得像凤凰一样。当女儿出嫁时，凤凰从广东的凤凰山衔来凤凰装送给女儿做嫁衣。从此，畲家女便穿凤凰装，以示吉祥如意。有些地方把新娘直接称为“凤凰”。因为新娘具有“三公主”的崇高地位，所以在新郎家拜祖宗牌位时是不下跪的。

47．朝鲜族——“白衣民族”

朝鲜族一般喜欢素白色，以示清洁、干净、朴素、大方，故朝鲜族自古有“白衣民族”之称，自称“白衣同胞”。

48．赫哲族——鱼皮衣服

鱼皮衣服是过去赫哲族独有的民族服装。鱼皮衣服是把鲢鱼、鲤鱼等鱼皮完整地剥下来，晾干去鳞，用木棒槌打得像棉布一样柔软，用鲢鱼皮线缝制而成。受满族服饰的影响，鱼皮衣多为长衣服，主要是妇女们穿用。

49．鄂温克族——最喜爱镶边的衣服

在鄂温克族，无论男女衣服，衣边、衣领等处都有用布或羔皮制作的装饰品镶边，穿用时束上腰带。他们还喜爱蓝、黑色的衣服。

50．鄂伦春族——袍式为主

鄂伦春族的服装以袍式为主，主要有皮袍、皮袄、皮裤、皮套裤、皮靴、皮袜、皮手套、皮坎肩、狍头皮帽等，最具特色的是狍头皮帽。

第七章　民间文化建筑

1．客家土楼的起源历史

土楼民居以种姓聚族而群居为特点，这种建造特色与客家人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客家人原是中原一带的汉民，因战乱、饥荒等各种原因被迫南迁，到南宋时已有近千年的辗转历史了，在这千年的辗转生涯中，他们对困难的体会深有感触，即所有的困难都要靠自己人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地去解决。因此，他们每到一处，本姓本家人总要聚居在一起，这就形成了客家民居独特的建筑形式——土楼。

2．客家土楼形成的自然环境

由于他们居住的大多是偏僻的山区或深山密林之中，不但建筑材料匮乏，而且还时常有豺狼虎豹以及当地的盗贼。为了抵御这些侵害，当地人便建造了这种独具特色的建筑——土楼。

3．客家土楼的结构类型

客家土楼的结构有许多种类型，其中一种是内部有上、中、下三堂沿中心轴线纵深排列的三堂制，在这样的土楼内，一般下堂为出入口，放在最前边；中堂居于中心，是家族聚会、迎宾待客的地方；上堂居于最里边，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

4．客家土楼的优点

充分的经济性：客家土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是黄土和杉土。在客家人聚居的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这两种材料取之不尽。

良好的坚固性：圆筒状结构能极均匀地传递各类荷载，同时外墙底部最厚，往上渐薄并略微内倾，形成极佳的预应力向心状态，即使地震也不会使其发生变形。

5．“口”字形结构——北京四合院

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的结构。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庭院中植树栽花，备缸饲养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通风、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院内，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一家人在里面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6．北京四合院里深厚的文化内涵

四合院的营建极讲究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出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

7．北京四合院的建造材料

北京四合院多为砖木结构，房架子檩、柱、梁（柁）、槛、椽以及门窗、隔崐扇等均为木制，木制房架子周围则以砖砌墙。梁柱门窗及檐口椽头都要油漆彩画，虽然没有宫廷苑囿那样金碧辉煌，但也是色彩艳丽。墙习惯用磨砖、碎砖垒，所谓“北京城有三宝……烂砖头垒墙墙不倒”。屋瓦大多用青板瓦，正反互扣，檐前装滴水，或者不铺瓦，全用青灰抹顶，称“灰棚”。

8．浙江绍兴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是晚清绍兴府城内著名的私塾，位于都昌坊口11号，三味书屋是三开间的小花厅，本是寿家的书房。坐东朝西，北临小河，与周家老台门隔河相望。鲁迅12岁～17岁在此求学。

9．鲁迅与三味书屋

鲁迅的座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他用的是一张硬木书桌。现在这张木桌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

鲁迅13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里越来越穷，他经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到药店给父亲买药。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看到他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正是凭着这股韧劲，他终于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10．台门：鲁迅塾师寿镜吾的住宅

这里面的寿家台门曾是寿镜吾先生家的住屋。寿镜吾（1849～1930年），名怀鉴，字镜吾，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宿儒。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一生厌恶功名，自考中秀才后便不再应试，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鲁迅称赞他为“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11．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诸葛八卦村

诸葛八卦村，原名高隆村，位于兰溪市西部，它是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1996年，诸葛镇作为一个整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八卦村里的“八卦图”布列

村中建筑格局按“八阵图”样式布列，且保存了大量明清古民居，是国内仅有、举世无双的古文化村落。该村地势中间低平，四周渐高，形成一口池塘。池是诸葛八卦村的核心，也是布列“八阵图”的基点。

这口池塘面积并不大，水塘半边为水，半边为陆，形如九宫八卦图中的太极，奇妙无比。以钟池为中心，有八条小巷向四面八方延伸，直通村外八座高高的土岗，从上面俯视，其平面酷似八卦图。

13．八卦村布局原因的推测

对于诸葛镇为何如此布局，迄今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种布局是诸葛亮“八阵图”的翻版，这样设计村落，既是对祖先的一种特殊纪念，也是对“八阵图”的一种保存方式；还有人认为，如此布局是出于消防安全的考虑。中心为钟池，所以不管哪家发生了火灾，取水救火的距离都是一条直线，对扑救十分有利；还有人说，诸葛镇地处杭州外围的交通要道上，战略位置十分敏感。如此布局，有利于在钟池一呼百应，从四面八方包围来犯之敌，无形中增大了取胜的把握。如此等等，见仁见智，不一而足。

14．丞相祠堂——诸葛亮的祠堂

八卦村中的丞相祠堂也是为纪念诸葛亮而修建的，与大公堂相距百米，面积1400平方米。坐东朝西，平面按“回”字形布局，古朴浑厚，气势非凡。祠堂雕梁画栋、门窗栏杆等部件均雕刻精细，美不胜收。中庭是祠堂最精彩的部分，中间四根合抱大柱，选用上好的松、柏、桐、椿四种木料制成，取“松柏同春”之意，祈求家族世代兴旺。祠堂最后是享堂，中塑诸葛亮像，高两米余。

15．万里长城——世界上最长的墙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世界奇迹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当年，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

16．北京故宫——世界五大宫之首

北京故宫，又名紫禁城，位于北京市中心，今天人们称它为故宫，意为过去的皇宫。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也是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之首。它始建于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1420年（永乐十八年）基本竣工，历时14年，是明成祖朱棣始建。占地72万平方米（长960米，宽750米）。

17．拉萨布达拉宫——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布达拉宫（The Potala Palace）屹立在西藏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的红山上，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最初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兴建的，17世纪重建后，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居所。整座宫殿具有鲜明的藏式风格，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布达拉宫中还收藏了无数的珍宝，堪称是一座艺术的殿堂。1961年，布达拉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94年，布达拉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8．曲阜孔庙——第一座祭孔庙宇

孔庙（本庙）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初建于公元前478年，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我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在福州、北京、衢州、德阳等地都有孔庙。

19．文化名山——武当山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谢罗山、参上山、仙室山，古有“太岳”、“玄岳”、“大岳”之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十堰市丹江口境内，属大巴山东段。西界堵河，东界南河，北界汉江，南界军店河、马南河，背倚苍茫千里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面临碧波万顷的丹江口水库（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源头），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20．武当拳发源地——武当山

武当武术，又称“内家拳”，源远流长，玄妙飘灵，是中国武术的一大流派，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之说。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炼气凝神，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是极好的健身养性之术。关于武当拳，在中国文学作品里也有很多记载与演绎。《飞狐外传》写到了武当派的威名，特别是近年来历次被翻拍成电视剧的《倚天屠龙记》中，也有关于武当拳的描写。其主人公少年张三丰在武当山创立门派，最后成为中国武术史上的奇才，在作品里，金庸把这一回题拟为“武当山顶松柏长”，以此寓意张三丰开创的武当基业。

21．道教名山——武当山

武当山被世人尊称为“仙山”、“道山”。《太和山志》记载“武当”的含义源于“非真武不足当之”。千百年来，武当山因其为道教福地、神仙居所而名扬天下。历朝历代慕名朝山进香、隐居修道者不计其数，相传东周尹喜，汉时马明生、阴长生，魏晋南北朝陶弘景、谢允，唐朝姚简、孙思邈、吕洞宾，五代时陈抟，宋时胡道玄，元时叶希真、刘道明、张守清等均在此修炼。

道教徒之所以选择武当山为玄武修道的圣地，乃由于武当山在唐末五代以来，已成为道教的仙境福地之一，再加上武当山的名字与玄武都有“武”字，便附会玄武曾修炼于武当山。

22．乔家大院其实是一座城堡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的乔家堡村。乔家大院并非想象中的那种普通的院子，它实际上是一座城堡。

乔家大院的大门像一个城门，门上悬挂着的灯笼还是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留下的。乔家大院其实是在一个方形的城堡内，中间有一条巷道，巷道的一头是大门，对准大门的另一头是祠堂。巷道的左右各有3个大门，共有6个院落，每个院落中又是两三进的小院，院子左右两侧还有侧院，房屋共计313间，这样一个复杂的平面，组成了一个富有变化的建筑空间。

23．王羲之故居简介

王羲之故居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20号，为古典园林式建筑，占地约5亩。传说，因王羲之幼年时刻苦练字，并常到池中洗刷砚台，长此以往，以至于池水成了墨色，于是人们名曰“洗砚池”。如今修缮一新的洗砚池、晒书台、鹅池、禊亭等遗迹，可一窥当时王宅的模样。新建的晋墨斋、书法展室和百米长的书法碑廊，可欣赏到书圣的手迹、碑帖。

24．云南第一侨乡——和顺

沿着西南丝绸古道，翻过巍峨的高黎贡山就到了中缅边境的云南省腾冲县和顺镇。这个古镇有600多年的历史，建在古老的火山台地之上。上千幢粉墙黛瓦民居依山傍水而筑，栉比鳞次。远眺近观，沧桑岁月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小镇上留下的烙印清晰可辨。

25．消失了的千年古镇——龚滩

龚滩古镇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早在蜀汉时期，巴人和当地土著居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后来由于下游要建一座重庆市有史以来最大的能源建设项目——乌江彭水电站，这座水电站在2007年7月开始蓄水发电，受电站影响，龚滩古镇被水全部淹没。

26．川西五大禅院之宝光寺

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军攻破长安，唐僖宗李儇被迫南逃入蜀。路经新都时，曾驻跸于宝光寺。后来，他觉得这里环境很好，又距成都城不远，便在寺后修建了行宫。并派人捧着皇帝的“玺书”，请隐居在彭州九陇山的高僧知玄出山。

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三月初八夜，僖宗皇帝在行宫里辗转难眠，索性起身到宝光寺散步。忽然，他看见宝光塔的废墟上霞光迸射，便问随行的悟达国师是怎么回事。国师回答道：“此乃舍利放光，为祥瑞之兆，今黄巢已平，陛下可回长安了。”僖宗听后大喜，马上命人在放光处挖掘，果然在塔宫内发现了一个石函，这个函内有佛舍利十三粒，晶明莹彻，光彩照人。皇帝喜不自禁，于是，马上命悟达国师重修宝塔，扩建佛寺。重建的宝塔取名为无垢净光宝塔，佛寺仍叫宝光寺。因此，悟达国师被尊为宝光寺唐代的开山祖师。

27．川西五大禅院之昭觉寺

北宋崇宁年间，克勤禅师回蜀省亲，成都府帅郭知章迎请他入住昭觉寺，此后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八年，期间，他经常讲习佛经，弘扬佛法。当时全国慕名而来的僧人们不计其数，纷至沓来。从此，昭觉寺进入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并一举确立了禅门临济宗祖庭的崇高地位，赢得了“川西第一禅林”之称誉。

昭觉寺自克勤禅师入住之后，宋高宗便敕改昭觉寺为“禅林”，使之成为蜀中第一大禅窟。此后名僧辈出，为全蜀之最。

28．川西五大禅院之石经寺

楚山绍琦是明代四川最著名的高僧，他69岁时圆寂，三年之后，肉身不坏。其弟子遵师遗嘱，将其全身漆金后供奉于丹崖祖师殿内，成为蜀中佛教寺庙中罕见的“肉身菩萨”。1949年以前，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传统节日，成都地区的善男信女们就会蜂拥而至，到龙泉驿石经寺的“肉身菩萨”那里去烧香许愿，也许由于心诚则灵的原因吧，人们凡有所愿，几乎都会实现。于是，这里一时之间名声大噪。不论远近，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石经寺因此成为四川的一大名寺。

29．川西五大禅院之文殊院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一位年仅22岁的苦行僧从峨眉山来到了战乱之后荒芜遍野的成都。在一片荒蒿丛中，这位僧人发现了数尊锈迹斑斑的铁铸佛像和一些残垣石刻，于是他马上想到这里过去一定是一座盛大的寺庙。从此他发愿要在这里重建佛寺，振兴佛教。他就是慈笃和尚。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四川巡抚吉图尔、成都太守张文灿等人，发动官绅军民捐资修庙，寺成后初名信相文殊院，迎请慈笃禅师任住持。康熙四十—年（公元1702年），康熙亲书“空林”二字匾额及御书《金刚经》、《药师经》、《海月》诗轴，敕赐文殊院。

30．川西五大禅院之龙兴寺

龙兴寺则始建于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初名大空寺，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敕号“龙兴寺”，一直沿用至今。龙兴寺历来高僧辈出，素有“七佛胜地”之美称，享誉西蜀。东晋时印度佛图澄禅师、梁朝志公国师、唐代悟达国师、道因禅师、五代预知禅师、宋代圆悟国师、明代智中一天国师等都会在寺内驻锡。唐、宋、元、明、清以来，龙天护佑，香火兴旺，久盛不衰。

31．承德避暑山庄——清朝皇帝的夏宫

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曾是中国清朝皇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为中国著名的古代帝王宫苑。距离北京230千米，由皇帝宫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庙群所组成。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时89年建成。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蜿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相当于颐和园的两倍，有八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与北京紫禁城相比，避暑山庄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成为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

32．多福、多寿、多男——曹家三多堂

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恍村相继建起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尤以“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男为内容的“三多堂”。太谷曹家大院——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城西南五千米处北恍村东北角，北临南同蒲铁路和108国道线。保存着明、清、民国三代的建筑群，陈列着无数珍品，是新开发的一处晋商文化旅游景点。1995年10月开放，已成为晋中旅游的热点，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3．平遥古城——保存最完好的古城之一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北部，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同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

34．平遥古城——形如龟状

俯视平遥古城，形如龟状。城门六座，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城池南门为龟头，门外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目。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内所有积水都要经此流出。城池东西四座瓮城，双双相对，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的瓮城城门均向南开，形似龟爪前伸，唯下东门瓮城的外城门径直向东开，据说是造城时恐怕乌龟爬走，将其左腿拉直，拴在距城二十里的麓台上。乌龟乃长生之物，在古人心目中如同神灵一样圣洁。它凝聚着希冀借龟神之力，使平遥古城坚如磐石、金汤永固、安然无恙、永世长存的深刻含义。

35．丽江古城——中国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

丽江古城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丽江市，又名大研镇，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据说是因为丽江世袭统治者姓木，筑城势必如木字加框而成“困”字之故。光滑洁净的青石板路、完全手工建造的土木结构的房屋、无处不在的小桥流水，大研古城是一座具有浓烈人文气息的小城，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游览。

36．福州寺五凤楼——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稀世珍宝

五凤楼（原名法云间），位于黑龙潭公园北端，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1983年被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楼台三叠，屋担八角，三层共24个飞檐，就像五只彩凤展翅来仪，故名五凤楼。全楼共有32根柱子，天花板上绘有太极图、飞天神王、龙凤呈祥等图案，线条流畅，色彩绚丽，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稀世珍宝和典型范例。

37．离奇的松州古城——城砖有名字，糯米桐油粘

你见过砖上凿有编号与姓氏吗？

在松州就可以见到。“上窑蓝氏贰贰伍”，松州古城几乎每块城墙砖上，都标凿有类似的编号和造砖人姓氏。这种严格的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制不能不令人惊叹！

筑城所用黏合剂更离奇，是用桐油、糯米、石灰混合熬制而成，这种特殊的黏合剂历经千年而不腐，时间越长，越显牢固。在强力的黏合作用下，众多的城砖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38．离奇的松州古城——城墙似跑道，鬼子误轰炸

像松潘这样偏远的县城，抗日战争中也不可避免的遭遇了日本侵略者的轰炸，而且轰炸的原因十分离奇：鬼子飞行员“花了眼”，错把城墙当作飞机场的跑道。这着实令人称奇！

39．离奇的松州古城——四族一街居，风俗却相异

现在，松州古城内主要居住着藏、羌、回、汉四种民族，堪称阿坝州民族结构的缩影。在每条古街上，你都能看到风格迥异、相互毗邻的建筑，各族人们身着各色服饰。古城西侧的城隍庙、观音角与城北的清真寺、拱北遥遥相望，城南的藏传佛教寺庙与羌碉毗邻而建。

千百年来，藏、羌、回、汉各族人民居于一城，却没有太多被同化的现象。直到现在，各民族依旧沿袭着各自的风俗习惯，互不干扰，但也能相互尊重、相安而居，这的确让人称奇。

如今的松州，繁荣而祥和。走在古城的大街上，各色人等悠闲走过，各种物品一应俱全，身着不同服装的汉、藏、回、羌四个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40．颐和园——“壮观神州第一”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北郊，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早在元明时期，这里就以其优美自然的田园景色成为“壮观神州第一”的著名游览胜地。今之万寿山，元朝名瓮山，传说有一位老人在山上掘出一装满宝物的石瓮而得名。山前有湖名瓮山泊。公元1292年（元朝至元二十九年），科学家郭守敬开挖通慧河，将昌平及西山一带泉水汇引湖内，注入宫墙，接济漕运，瓮山泊始成为调剂京城用水的蓄水库。由此至明，环湖先后建有多座颇具影响的寺观，其中尤以湖西北岸的“大承天护圣寺”规模最巨，楼宇恢弘，汉白玉钓台延入湖中，元朝皇帝常至此泛舟游幸，捕鱼垂钓。

41．沈阳故宫——清太祖皇宫

沈阳故宫始建于公元1625年，是清朝入关前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创建的皇宫，清朝入主中原后改为陪都宫殿和皇帝东巡行宫。沈阳老城内的大街呈“井”字形，故宫就设在“井”字形大街的中心，占地6万平方米，现有古建筑114座。沈阳故宫按照建筑布局和建造先后，可以分为3个部分：东路为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时期续建的大中阙，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以及清宁宫、关睢宫、衍庆宫、启福宫等；西路则是乾隆时期增建的文溯阁等。整座皇宫楼阁林立，殿宇巍峨，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42．天坛——皇帝祭天之所

天坛在北京市东南部，崇文区永定门内大街东侧。占地约270万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今日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当年皇帝祭祖的地方，西侧的中山公园是祭祀丰收神即五谷耕地之所。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圜丘、皇穹宇、斋宫、无梁殿、长廊等，还有回音壁、三音石、七星石等名胜古迹。天坛集明、清建筑技艺之大成，是中国古建珍品，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3．羌族碉堡

羌语称碉堡为“邓笼”。碉堡多建于村寨住房旁，高度在10～30米之间，用以御敌和贮存粮食柴草。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几种形式。有的高达十三四层，建筑材料是石片和黄泥土。1988年在四川省北川县羌族乡永安村发现的一处明代古城堡遗址“永平堡”，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仍保存完好。

44．黄土高原上的“悬空村”

宁武80多万亩原始次生林海，将县东寨镇十几千米处的“王化沟”这个小村深匿其中。它不上不下，整个村庄位居于半山腰上，村庄顺崖就势而建，从谷底仰望，好似空中楼阁。“悬空村”的房屋错落有致，户户相连，有的甚至还是二层小阁楼。村民的牛、羊、骡圈等也建在悬崖绝壁边上。整个村子面向峡谷，前半部分多以木柱支撑，悬空而建。在其前面加宽，铺就木板，便是村中唯一长约不到一千米的道路，形成了罕见的“空中栈道”景观。

45．哈尼族蘑菇房的灵感

传说远古时，哈尼人住的是山洞，山高路陡，出门劳作很不方便。后来他们迁徙到一个名叫“惹罗”的地方时，看到满山遍野生长着大朵大朵的蘑菇，它们不怕风吹雨打，还能让蚂蚁和小虫在下面做窝栖息，他们就比着样子盖起了蘑菇房。

46．苗族吊脚楼

苗族的吊脚楼通常建造在斜坡上，分两层或三层。最上层很矮，只放粮食不住人，楼下堆放杂物或作牲口圈，两层者则不盖顶层。一般以竹编糊泥作墙，以草盖顶。

47．独龙江峡谷的独龙族民居

由担当力卡山和高黎贡山所形成的峡谷是独龙江的发源地，峡谷峭壁林立，176千米的流程却有4000多米的落差。江面最宽不过百米，最窄不足20米，但水深湍急，令人望江兴叹。独龙族就世居在这里。

48．傈僳族的千脚落地房

在怒江上游峡谷聚居的傈僳村寨都建在高山的半山上，其民居俗称为“千脚落地房”。说“千脚落地”虽有些夸张，但也足以形象地说明峡谷温热的气候和山高坡陡的地理条件。“千脚落地”是因建房时先在确定的屋基上依斜坡程度和住房面积打进数十根到百余根木桩为基桩，以保证居室楼板的平正。基桩打好后，除四面留几根高柱作为整个房屋的立柱外，在密集木桩所形成的平面上满铺竹篾编织的楼板，还有竹篾围墙，所有结构皆用竹篾绑扎。

49．羌族民居：标志性的建筑“化石”

羌族这种垒石为室的民居建筑历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至今，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更趋丰富。其类型集中、成片的大规模古建筑体系，在国内各民族建筑中都不多见。从一定程度上讲，羌族建筑不仅是西南大部分少数民族建筑之源，而且是中华建筑目前尚保存完好的源头遗迹。

50．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

麻扎村是吐鲁番地区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落。村子掩映在白杨和桑树之中，一条不宽的河从北向南穿村而过，沿河两边，建着零散的维吾尔族民居，村子里住着几十户维吾尔族人家。宏大的清真寺与杂乱的居室并立于沟谷，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维吾尔族传统和民俗风情。

第八章　民间传说故事

1．“沉鱼”的故事——西施

“沉鱼”讲的是西施的故事。她是吴国的一个浣纱女子，长得粉面桃花，相貌过人。传说有一天，她在河边浣纱，清澈的河水里映照出她俊俏的身影，就连鱼儿看见她的倒影也忘记了游水，而渐渐地沉到河底。从此，附近就流传开这个故事。于是 “沉鱼”便成为西施的代称，并一直流传至今。

2．“落雁”的故事——王昭君

汉元帝在位期间，南北时常交兵，边界常常不得安宁。汉元帝为安抚北匈奴，决定选派一名宫女与单于结成姻缘，以保两国永远和好。当时的宫女们都不愿意去那么荒凉的地方，但是昭君从大局出发，自愿请去匈奴。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昭君告别了故土，登程北去。一路上，马嘶雁鸣，看着渐行渐远的故乡，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在坐骑上，拨动琴弦，奏起了一首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看到骑在马上的这个美丽女子，竟然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地下。从此，昭君就得来“落雁”的代称。

3．“闭月”的故事——貂蝉

貂蝉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美女，也曾登场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传说一天晚上，貂蝉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轻风吹来，一块浮云将那皎洁的明月遮住，这时正好被其义父王允瞧见。王允为宣扬他的女儿长得如何漂亮，逢人就说，如果把我的女儿和月亮比美，月亮也比不过，只好躲在云彩后面。因此，貂蝉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了。

4．“羞花”的故事——杨贵妃

杨玉环即杨贵妃，天生丽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堪称大唐第一美女，此后千余年，无出其右者。杨玉环刚被选进宫后，常常思念家乡。有一天，她到花园赏花散心，看见盛开的牡丹、月季……想自己被关在宫内，虚度青春，不胜叹息，对着盛开的花说：“花呀，花呀！你年年岁岁还有盛开之时，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声泪俱下，她刚一摸花，花瓣立即收缩，绿叶卷起低下。这景象被一宫女看见并到处宣扬说，杨玉环和花比美，花儿都含羞低下了头。其实，杨玉环摸到的是含羞草。

5．观音的性别——由男转为女

关于观音的性别，在古印度佛教雕塑和我国早期观音造像中，其都是男性，并且嘴唇上还长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南北朝后期，我国才出现了女性观音像，其盛行则是在唐朝以后。

6．“不肯去观音院”的故事

传说观世音所住的普陀山本在印度的海岛上。但因为距离中国太远，中国的佛教徒想去朝拜很是不易，于是就舍远就近，在中国替观音寻觅了一个地方，这就是浙江舟山群岛的梅岑岛。

相传，唐时有个印度僧人在岛上的潮音石洞焚烧十指，礼拜观音，忽然洞内大放异彩，观音被其感召而现身，于是这里就被传为观音显圣的地方。此后的一日，日本僧人从五台山迎奉了一尊观音像回国，途经这里时，突遇风暴，船不能行。他们认定这是观音菩萨不愿东去，于是把像留在了岛上，人们便依此建了一座“不肯去观音院”。

7．民间传说中的“八仙”

“八仙”一般是指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神仙人物。在传说中，八仙各有不同的法器，铁拐李有铁杖及葫芦，汉钟离有芭蕉扇，张果老有纸叠驴，蓝采和有花篮，何仙姑有莲花，吕洞宾有长剑，韩湘子有横笛，曹国舅有玉板，他们随身所携带的法器各有妙用。

8．“八仙过海”的故事

相传白云仙长有一回于蓬莱仙岛牡丹盛开时，邀请八仙及五圣共同庆祝一番，回程时铁拐李（或吕洞宾）为显示自己的本领，他建议不搭船而各想各的办法，这就是后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谚语的起源。

这时只见铁拐李抛下自己的一项法器铁拐（或说葫芦），汉钟离扔了他的芭蕉扇，张果老放下坐骑“纸驴”，其他神仙也各掷法器下水，横渡东海。由于八仙的举动惊动了龙宫，东海龙王率领一批虾兵蟹将前往理论。双方唇枪舌剑，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发生了激烈的混战，战争中，蓝采和被押解到龙宫。之后八仙大开杀戒，怒斩龙子，东海龙王恼羞成怒，遂与北海、南海及西海龙王合作，一时之间惊涛骇浪，天地一片混沌。此时曹国舅拿出他的宝贝——玉板开路，将巨浪逼往两旁，这才得以顺利渡海。这场混战最后由南海观音菩萨（或说如来佛）出面劝和，直到东海龙王释放蓝采和之后，双方才停战。

9．民间悲惨版“八仙过海”

北宋建隆年间，沙门岛（今庙岛）是朝廷囚禁犯人的地方，从建隆三年开始，凡是人们犯了法，都会被发配到沙门岛。这样年复一年，岛上的犯人越来越多。但朝廷每年只拨给全岛三百人的口粮，所以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后来，沙门岛有个看守头目想了个狠毒的办法：当犯人超过三百时，便将其中一些捆住手脚，扔进海里淹死，这样岛上的犯人就总是能保持在三百人之内，如此被杀的，两年内就达七百余人，为了活命，犯人们经常跳海凫水逃命，但绝大部分都被激浪吞没，一次，有五十多名囚犯得到即将被杀的消息，选择了一个时机，避开看守，抱着葫芦、木头等轻浮的物体跳入海中，往蓬莱山方向游去。从沙门岛到蓬莱约三十里之遥，途中多数犯人因体力不支而淹死水中，只剩下八名身怀武功、体格健壮的七男一女，当他们游到岸边时，在蓬莱城北丹崖山下的狮子洞内躲了起来。第二天，当地的渔民发现了他们，当闻知八人从沙门岛游水越海而来时，无不惊奇万分，把他们称作“神人”，此后这事便在民间传开了，并且越传越神，甚至被传称为“八仙”，他们用来渡海的物品也被传为他们各自的法器，这就是民间“八仙过海”故事的由来。

10．玄奘和尚取经——《西游记》的原型

玄奘原名叫陈袆，13岁那年出家，在长安大慈恩寺做和尚，认真研究佛学，精通佛教经典，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他发现翻译过来的佛经错误很多，就决定到天竺学习。公元629年（一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经历了千辛万苦，通过西域各国进了天竺。公元645年，他带了60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在这以后，专心翻译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和弟子一起编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把到过的100多个国家和听到过的28个国家的地理情况、风俗习惯记载下来。明朝小说家吴承恩，根据民间传说作了艺术加工，写成优秀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但是那里面的故事，跟真正的玄奘取经事迹相去甚远。

11．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司马相如是西汉有名的辞赋家、音乐家。早年家贫不得志。卓文君，是汉代临邛大富豪卓王孙的掌上明珠，本来已许配给某皇孙，不料那皇孙未待成婚便匆匆辞世，所以守寡在家。卓王孙为附庸风雅，巴结司马相如的好友县令王吉，请司马相如来家做客。席间，司马相如奏了一首《凤求凰》。卓文君久慕司马相如之才，躲在帘后听出琴中求偶之意。两个人互相爱慕，但受到卓王孙的强烈阻挠，无奈之下，两人私奔。后生活窘迫，卓文君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得知消息后，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接回临邛。后司马相如渐显达，欲纳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两人白头偕老，安居林泉，司马相如终因糖尿病溘然长逝，第二年，卓文君也随司马相如于九泉之下。

12．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相传秦始皇时，劳役繁重，青年男女范喜良、孟姜女新婚三天，新郎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身背寒衣，历尽艰辛，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的噩耗。她痛哭城下，三日三夜不止，城为之崩裂，露出范喜良尸骸，孟姜女于绝望之中投海而死。

13．《白蛇传》的故事

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遇到青蛇精小青，两人结伴。白素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与许仙相识，并嫁与他。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乃蛇妖，许仙将信将疑。后来许仙按法海的办法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雄黄的酒，白素贞不得不显出原形，却将许仙吓死。白素贞上天庭盗取仙草将许仙救活。法海将许仙骗至金山寺并软禁，白素贞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却因此伤害了其他生灵。白素贞触犯天条，在生下许仕林后被法海收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下。后白素贞的儿子长大得中状元，到塔前祭母，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

14．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有个祝员外之女英台，美丽聪颖，她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了赴杭求学的会稽（今绍兴）书生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草桥亭上撮土为香，义结金兰。不一日，二人来到杭州城的万松书院，拜师入学。从此，同窗共读，形影不离。梁祝同学三年，情深似海。英台深爱山伯，但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只念兄弟之情，并没有特别的感受。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只得仓促回乡。梁祝分手，依依不舍。在十八里相送途中，英台不断借物抚意，暗示爱情。山伯忠厚纯朴，不解其故。英台无奈，谎称家中九妹，品貌与己酷似，愿替山伯做媒，可是梁山伯家贫，未能如期而至，待山伯去祝家求婚时，岂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家住鄮城（今鄞县）的太守之子马文才。美满姻缘，已成泡影。二人楼台相会，泪眼相向，凄然而别。临别时，立下誓言：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后梁山伯被朝廷诏为鄞县（今奉化县）令。然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遗命葬高桥九龙墟。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翩然跃入坟中，墓复合拢，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梁祝化为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

15．望夫石的故事

古代治水英雄大禹，他娶了涂山氏女，婚后不久便离家治水去了，一别13年不回家园。涂山氏女日夜向丈夫治水的方向远眺，但望穿秋水，也不见禹的归来。她朝思暮想，最终精诚所至，化作一块望夫石，端坐在涂山的东端，后人把它叫做启母石。而涂山氏女这一望，就望了4000多年。

16．望夫云的传说

望夫云曲折动人的传说，在大理几乎是家喻户晓。冬天，在万里无云的大好晴天，忽然在苍山的玉局峰上，出现了一朵亮如银、白似雪的云彩。蓦地，它却由白逐渐变黑，越升越高，身影也愈拉愈长，形如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披头散发，罩着一件黑色丧衣，好像在俯视着茫茫洱海大哭大喊。这，就是传说中的望夫云。

望夫云，传说是南诏阿风公主的化身，她与苍山上的一个年轻猎人相爱，父王反对，请来罗荃法师将苍山猎人害死，打入海底变为石螺，公主因此而愤郁死于苍山玉局峰上。公主的精气便化为一朵白云，怒而生风，要把海水吹开和情人相见。于是，后人便把这朵云彩称为望夫云。

17．包公拷问青石板的故事

包拯（公元999～1062年），汉族，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天圣朝进士。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有一回，包公坐轿子出去办事，看到一个小孩在路边哭，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小孩说，我卖完油炸糕，在一个青石板前看人变戏法，结果钱就变没了，于是，包公下令审青石板。百姓听说了这件奇事纷纷赶来观看，只见包公用鞭子抽打青石板，但石板还是一动不动，百姓也哈哈大笑，包公一怒之下下令将大门关上，不许百姓回去，如若回去，必须每人交出一个铜板，包公让衙役抬了一缸水，众人便把钱扔到水里，这其中有一个人扔钱的时候，缸里泛起了油花，于是包公便下令将他抓起来，百姓知道后莫不佩服他。

18．乾隆宠妃香妃的故事

传说乾隆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怀抱花公鸡的美丽姑娘，乾隆走上前去，猛地闻见一股幽香，但一抬头姑娘又不见了。于是，第二天乾隆命人到西域必须找到这样一个姑娘。一天，大臣们在西域吃饭，忽然看见街上有一个漂亮的姑娘，而她的怀中正抱着一只花公鸡，他们纷纷追上去，还没跑到就闻到一股香气，他们见了这位姑娘就行礼，喊着“贵妃娘娘”。香妃到了宫里很受皇帝的宠爱，这惹起了其他妃子的嫉妒，她们纷纷在太后面前说她的坏话，最终香妃被太后赐死。

19．风马牛不相及的来历

明代古书《夜航船》中这样解释：马喜欢逆风而奔跑，牛喜欢顺风而奔跑，因此，当北风刮来时，牛向南而马向北；当南风刮来时，牛向北而马向南，所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20．狗腿子的来历

从前，有一个富人的腿忽然断了，他的奴才为讨主人的欢心，便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腿截下，主人一听便问他：“你把自己的腿截了，那断了的腿怎么办呢？”这奴才毫不在乎地说：“我可以接上一条狗腿呀！”从此以后，人们用狗腿子来比喻那些奴颜婢膝、讨好主人的奴才们。

21．全家福的由来

秦始皇当政时，下令焚书坑儒，有一个儒生从家里跑了，一去三年没有音信，后来，又一年的中秋节，他忽然从外面回来了，全家人十分高兴，他的嫂嫂见桌上的菜不太够，就把昨晚的剩菜合在一起炒了炒，结果味道十分鲜美，他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嫂嫂一想，这是全家人的福气，就叫全家福吧。这就是全家福的由来了。

22．狗不理包子的由来

清咸丰年间，有个年轻人，名叫高贵友，因其父四十得子，为求平安养子，故取乳名“狗子”，期望他能像小狗一样好养活。狗子14岁来津学艺，三年满师后，自己开办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由于高贵友手艺好，做事又十分认真，从不掺假，制作的包子口感柔软，鲜香不腻，形似菊花，色香味形都独具特色，引得十里百里的人都来吃包子，生意十分兴隆，名声很快就响了起来。由于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多，高贵友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戏称他“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人们喊顺了嘴，都叫他“狗不理”。

23．拉祜族荡秋千的由来

拉祜族人民每年过小年都要荡秋千，为什么呢？

拉祜山每逢过年村寨都要扎一个架子，将大肥猪吊起来宰杀，为此大肥猪很不高兴，跑到天神那去告状，请求天神每年也要把人们吊起来一次，以示惩罚。天神欣然同意了，但是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后来有一个聪明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每逢过年时，他们在场地上搭一个架子，吊上两根绳索，拴上坐板，聚在一起荡秋千，天神从天上一看，以为人们真的被吊起来了。从此便有了荡秋千这一活动。

24．姑娘追的由来

相传很多年以前，阿勒泰草原上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公主，但是她却爱上一个穷牧羊人，国王很生气，决定派人去刺杀这个牧羊人。公主知道后就派自己的一个侍女去报信，结果，牧羊人以为是有人要来杀他，便骑马奔逃，一气跑了三天三夜，侍女也追了三天三夜，当他最后知道真相时，侍女也累死了。牧羊人向公主请罪，公主一气之下也骑上马跑了，一直跑了三天三夜……

此后，哈萨克人便有了“姑娘追”这个爱情游戏。

25．维吾尔族“达瓦孜”的传说

“达瓦孜”即高空走大绳的意思。这是维吾尔族的一种民间古典技艺。相传，很早以前，维吾尔族聚居的地方冒出一眼泉水，但是被一个恶魔堵死了。有一个勇敢的青年发现恶魔在云层里，于是人们用木杆接起来深入云层，这位青年沿着垂下来的大绳爬到天空与恶魔战斗，最后取得胜利。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民间就有了“达瓦孜”的活动。

26．尼姑石的传说

揭阳坪上，有一个碧波荡漾的清水潭，潭边耸立着一块大石头，形似女僧，身披袈裟，手捧钵盂，人们叫它“尼姑石”。

古时候，揭阳有一村镇，名叫云萝，镇里有一个老渔民，他的女儿叫惜珠，生得聪明美丽，许多青年甚至王公贵族都上门提亲，但惜珠单单只爱本村的一个秀才。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秀才突感风寒，不久即一命呜呼。老渔民不久也驾鹤西去，惜珠伤心欲绝，不久就归入佛门。按规定，刚入佛门的小沙尼必须五更起就做饭，然后跟着做晨课，然后上山砍柴。在山里，她常常会遇到一个青壮的青年帮助她，渐渐两人产生了感情。不料这件事被一个一直垂涎她美色的当地恶霸知道了，于是到处散布说尼姑触犯了佛门八戒，而青年樵夫也触犯了乡规。乡民们将这对情侣扔到火中，忽然看到那女尼从火中升腾而起，落到旁边的山峰上，变成了一块奇石，那幽怨的眼神仿佛在控诉这一切不平。

27．和尚背尼姑的传说

清江边有个悬崖，上立两块石头，上面的像个和尚，下面的像个尼姑，远远望去，就像是和尚背着尼姑。

很久以前，有个青年叫山郎，有个姑娘叫水姑，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无奈，算命先生说两人八字不合，不能结婚。于是，山郎下定决心，非水姑不娶，而水姑也下定决心，非山郎不嫁，两家人气不过，分别把孩子送去当了和尚与尼姑，从此两人见面就异常艰难了。一天，山郎决定带着水姑远走高飞，不料这事走漏了风声，村民们纷纷来捉这对不孝子，眼看就要追上了，山郎说：“我们现在做不了夫妻，我背着你跳江吧，到了阴间再做夫妻。”话音刚落，两人就变成了两尊石头。

28．漳州谚语“拿饭匙抵猫”的由来

从前，漳州有个老人叫陈勤，为人和善，一辈子抱着“和为贵”的处事原则，还在家门前挂了一个“无事牌”，村里的一个员外看见了，就决定戏弄他一下。跑到他家里，说：“祖上曾打死我家一只黑猫，今日特来索赔。”老人为息事宁人，答应了员外的请求，不料员外得寸进尺，说：“此猫为黑猫白肚，价值两千五。”说完拂袖而去。老人一气之下卧床不起，他的儿媳妇也是一个有心之人，决定替公公打这个官司。大堂之上，她对县衙说：“员外祖上曾欠过小的家一把饭匙，此饭匙乃曾祖父外出经商时带回来的，内有龙飞凤舞图，正中有个天然白目，闪闪发光。饭匙装饭，一粒人十，十粒化百，价值两千六，员外须再赔本家一百两银子。”员外听后，目瞪口呆，县老爷批下：“凭证欠实猫匙抵实”八个字。从此，漳州一带便有了“拿饭匙抵猫”这一谚语了。

29．“子弟兵”这种叫法的由来

人们现在对解放军都亲切地称呼“子弟兵”，这种叫法其实是聂荣臻发明的。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段文字：“我曾给边区部队起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当时是这样考虑的：边区部队从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人民子弟，同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这样的称呼可以使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30．“座上客”的来历

“孔融让梨”的故事估计大家都很清楚了。确实，孔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在朝为官时，感觉难以应付朝廷的争斗，便主动退位回家，原以为自己不当官了，求他的人少了，家里就会冷冷清清，哪知，宾客仍是络绎不绝。孔融感慨地说：“我退了官以后，家里座位上的宾客总是满满的，酒杯中的酒从没有断过。”“座上客”这个词从此就流传开了。

31．“孺子牛”的来历

鲁迅曾写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牛”是怎么来的呢？

春秋时期，齐国君王齐景公十分溺爱自己的小儿子“荼”，有一天，荼让齐景公趴在地上装牛，他则骑在上面。齐景公不但答应了，还拿了一根绳子，自己咬一头，另一头让儿子拿着，忽然，荼从父亲背上摔下来了，还把父亲的牙齿拽掉了，齐景公竟不顾自己的疼痛，慌忙先把儿子扶起来。后来齐景公死了，大臣陈僖子准备让公子阳接替王位。这时，大臣鲍牧说：“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乎？”此后，孺子牛就指溺爱子女的父母，后又引申为甘愿为他人服务的公仆。

32．“傻瓜”的由来

经常会听到人们说“傻瓜”，但傻瓜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据考证，从前有个瓜洲（今陕西省秦岭一带），那里的人们都很老实，受人雇佣当长工时，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人们把这说成是“傻”，又因为他们是“瓜洲”的人，因此，后来就直接说成是“傻瓜”了。

33．耳环的来历

据说耳环是一个叫阿优的姑娘发明的。阿优因为家里穷，被迫到别人家里当长工，她虽然勤勤恳恳地干活，但仍免不了挨主人的骂。这一天，主人对她又打又骂，并揪着耳朵把她摔在了地上。阿优到后山放羊时，就想找点草药敷到耳朵上，但是耳根这个部位不好包扎，敷了又脱，她就干脆用地上的草卷个小圆圈吊着遮丑，这两个小圆圈一摇一摆反而怪好看的。于是，村里的姑娘都学她的样子，于是便有了耳环。

34．“婆娘”的由来

“婆”指祖母，“娘”指母亲，把媳妇称作“婆娘”，这个掌故来自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古时候，有个人叫专诸，他从小是由婆婆和娘带大的，但是他的性格很暴躁，经常和别人打架，每次打架，他的婆婆就拄着拐杖出来喝止。专诸是个孝子，婆婆一喊，他就会马上住手。后来婆婆去世了，他的娘就出来制止他，再后来，娘也去世了，没人管他了。

有一次，他又跟别人打架，他媳妇灵机一动，大喊一声“住手”，专诸回头一看，媳妇拄着婆婆的拐杖，头顶着娘的包头，活像婆与娘回来了，他媳妇就教育他，今后要好好学习做人，说：“我今天这样打扮是要你好好反思一下，当年婆与娘是怎么教育你的。”从此，媳妇就又有了一个称谓“婆娘”。

35．“破天荒”的由来

破天荒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这来源于一个小故事。

唐朝时，湖北荆州地区每年都要选送一批举人进京应考进士，但是连续多年都没有人考中，后来，有一位举人终于考中了，当朝刺史崔铉认为此事应该奖励，于是，向这位举人赐银70万贯，并取名为“破天荒钱”。

36．钱六姐的故事

钱六姐，名梅窗，明弘治二年（公元1488年）冬出生于咸宁县马桥油榨钱庄。父钱舜德，母涂氏。因在兄妹中排行第六，故人称钱六姐。钱六姐不仅聪慧过人，反应敏捷、善于料事用计，常能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而且为人风趣，谈吐诙谐，富有幽默感，是我国汉族才媛型的机智人物。钱六姐的父亲当地保时，湾里的两头牛角斗，结果一头被另一头斗死了。牛是牲畜，应该怎么处置这个案子呢？钱六姐说：“两牛比角，必有强弱，活的共耕，死的公剥。”仅仅几句，就解决了父亲的难题，而且两家也都很满意。

37．馒头的传说

早年，相传宫里有个太仆，为人很和善。有一天，一个老艺人误杀了王子，太仆知道后主动把责任担下来，结果，皇帝一怒还是要杀掉太仆。老艺人灵机一动，用面塑了一个跟太仆一模一样的头型，用蒲草扎了一个身子，结果居然蒙混过关了。两人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开了一个小馆，用白面蒸了各种各样的人头，祭祀庆祝，周围的许多人也争相购买，不知是谁引头开始吃祭祀的祭品，此后，这种面食又演变为人们的日常饮食了，人们管这种面食叫“面首”，后来，“首”与“头”同义，便又渐渐演变为“馒头”了。

38．“溜须”的由来

“溜须”是指拍马屁，关于这个说法，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北宋真宗皇帝时，有个大臣叫丁渭，他千方百计地讨好皇上，官升的也很快，但始终在寇准之下，寇准是个十分正直的大臣，他很见不惯丁渭的作风。有一次，丁渭和寇准等大臣们在一起饮酒，丁渭看到寇准的胡子上沾了一些米饭，就亲手为寇准溜须拂拭，并趁机赞美寇准的胡须长得漂亮，寇准对此很反感，说：“参政是国之大臣，难道还有为官长溜须的么？”一句话，说得丁渭面红耳赤。此后，人们便用“溜须”形容阿谀奉承的人。

39．江西人为何喜欢被人称为“老表”

原来，这是朱元璋赐给他们的名字。当年，朱元璋领兵打仗时身负重伤，被江西人救下藏在山洞里养伤，其中，有一个人开玩笑说：“要是你将来当了皇帝恐怕就不认得我们了。”朱赶紧回答说：“不会，不会，到时候，你们只要说是我的老表，我就知道了。”后来，朱元璋果然当了皇帝，这一年江南大旱，但朝廷依然要征税，于是，有人想到了当年朱元璋的话，果然，皇帝召见了当年的救命恩人，并免了他们的税负。从此，“老表”就成了江西人引以为荣的词了。

40．“老手”的来历

老手是形容一个人干某件事情很熟练。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春秋时，齐桓公是个很开明的君主，他十分重视人才。一次，他请一位善制马车车轮的人到宫里来，这个人叫轮扁，当时，齐桓公一面读书，一面看老人的手艺。轮扁对君王说：“我看君王读的书全是无用的东西，真正的技艺从书里是学不会的。”齐桓公觉得他的话说得有道理，就命人把他这段话记下来，同时尊称他为“斲轮老手”。

41．拉祜族关于酒的传说

古时候，有个寡妇带着孤儿过日子。有一天，儿子要去给天神献供，从山上砍了一团芭蕉果，结果卧病在床的母亲闻见了香味想吃，儿子说：“这是贡品，母亲吃不得。”天神知道后，让小伙子把贡品拿回去给母亲吃，结果儿子在半路把芭蕉放到一棵树洞里，就回家去了。天神于是要降罪给那些吃了这个芭蕉的人，让他们吃了头晕脑昏，似睡非睡。渐渐地，芭蕉在树洞里化成了水，不知情的人们喝了都东倒西歪，后来，人们把这水挑回家掺到米里煮汤喝，都感觉好不痛快，人们把这种米当酒药，后来又慢慢烤出了酒。

42．“老佛爷”的由来

“老佛爷”是人们对慈禧的称呼，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晚清时，南方有一个很有才华的佛教大师，名为竹禅法师，他还很擅长绘画。慈禧想要一睹他的真才实学，拿了一张5尺的画布让他画一个9尺高的观世音菩萨像。只见他不慌不忙，画了一个弯腰拾净水瓶树枝的观世音。慈禧一看十分高兴，当即要求受法佛门，并让竹禅担保，从那时起，宫里便称她为老佛爷。

43．“老皇历”的由来

相传宋太宗每到年底，都要给文武百官送一本历书。因为是皇帝所赠，因此，称为“皇历”。“皇历”里记载的历法，一般是以当年为限，第二年就有所变更，如果还用去年的“皇历”就会出错。后来，人们就用此比喻用旧的一套办法对待新的事物。

44．“两口子”的由来

相传，乾隆时山东有个才子叫张继贤，喜欢上了一个朋友的妻子曹素箴，不料不久之后他的朋友因病死亡，人们便怀疑是他俩合谋害死的。当地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们打入死牢。当时，乾隆翻阅奏章时，发现张继贤的文笔很好，决定看看这个人，结果发现他长得文质彬彬，而曹素箴也很清秀，两人都不像是杀人的人，当即下令，将两人一个发配到卧虎口，一个发配到黑风口。其实，这两个口离得很近，可见乾隆的良苦用心。到了“两个口”之后，两人还是经常来往，老百姓羡慕地称他们为“两口子”。

45．水族姑娘戴手镯的传说

水族姑娘喜欢戴手镯，这里有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凶恶的妖怪，经常出来害人，一天，它看到姐妹两个，就骗她们让她们帮自己一个忙，结果姐妹双双被抓，姐姐拼命和妖怪斗争，把妹妹送出了虎口，自己却牺牲了。妹妹就到处拜师学艺准备报仇。一天，她看到有一个乞丐，就施舍了一点粮食给他，乞丐对她说：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就把这两竹筒送给你，你戴到手上，遇上妖怪，用针朝它胸前一刺就可以了。妹妹照做，果然制伏了妖怪。后来，妹妹请了一个银匠，请他照着竹筒打了一对银圈圈换下竹筒戴上。就这样，水族姑娘戴上了银镯，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46．“大丈夫”的由来

人们夸某个人时，常常会说他具有大丈夫的气概。“大丈夫”这个词出自汉高祖之口。

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到咸阳游览，看到秦始皇的遗迹时，赞叹说：“啊！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干啊！”这就是大丈夫一词的由来。

47．“二百五”的由来

相传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名叫苏秦，后来不知被谁给暗杀了。齐王得知后，下决心要捉拿凶手，但手下多方侦查都没有结果。有一天，他灵机一动，吩咐左右把苏秦的头从尸体上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然后在下面贴了一张告示：“苏秦是内奸，请杀了他的人前来领赏。”结果有4个人都声称是自己杀的，齐王点了点头，说：“你们都是勇士啊，1000两黄金，你们4个人各分得多少呢？”这4个人齐声答道：“每人250”，齐王拍案大怒道：“来人，把这4个二百五拖出去斩了。”

48．“驸马”的由来

我国古代皇帝的女婿都被称为“驸马”。其实，在古代驸马都尉是掌管副车的官，因为皇帝出巡时，身边都安排很多自己的替身以防被别人刺杀，结果后来发生了“驸马都尉”刺杀皇帝的事件，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从晋武帝司马炎起规定，担任这一要职的人，只能是自己的女婿，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刺杀皇帝的事情发生了。“驸马都尉”也成了皇帝女婿的代称了。

49．“鬼门关”的由来

“鬼门关”原来是指传说中的阳间和阴间的交口，比喻凶险可怕的地方。其实，我国确有一处地方，人们曾称它为鬼门关。这是一个古代关名，现今在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北流县西部，介于北流、玉林两县之间。这个地方原名是“桂门关”，后来这里流行过一种传染病，凡是经过这里的人几乎很少有活着回去的，所以这里便有了一个民谣：“桂门关，十去九不还。”因为“桂”与“鬼”谐音，后来就变为了“鬼门关”。

50．“饺子”的由来

古时候有个馋嘴的皇帝，每天要吃百样菜，过生日要吃千样菜，过年要吃万样菜。而且稍有不如意就暴跳如雷，甚至还要把厨师杀掉。这年大年三十，御膳房的领班又为找厨师发愁了，这时一个年轻的厨师自告奋勇要做这万样菜。只见他拿了各种肉类、蔬菜以及山珍海味，就关起门来剁菜，然后从厨房里端出这形如元宝的面食。皇帝感觉很好奇，一尝果然味道非凡，便问这是何物，厨师灵机一动说：“它是在新旧交替的子时所食，所以叫‘交子’。”后来，“交子”渐渐演变为了今天的“饺子”。

第九章　中国百家姓

1．李姓——感激木子而来

李氏系由理氏所改，是嬴政颛顼的后裔。尧时，皋陶曾担任大理（掌管刑狱的官）的职务，其子伯益被赐为嬴姓，后子孙历三代世袭大理的职务，其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官为氏，称理氏。商纣时，皋陶后裔理徵，在朝为官，因直谏得罪了商纣王，而被处死，其妻契和氏带着儿子利贞逃难到伏牛山区的伊河流域，靠吃木子充饥，才得以活命，为感谢“木子”保命之功，又因理、李同音之故，遂改姓李氏。

2．王姓——王族后裔惯用之姓

王姓之源可分为子姓之王、姬姓之王和妫姓之王。

子姓之王产生最早，始祖为比干。商纣王的叔父比干直谏被杀，葬于汲郡（今河南卫辉市），其留守汲郡看守墓地的子孙以王为氏。

姬姓之王为周文王之后，以王族爵号为氏。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因本来是王族，所以他们以王为姓。又东周灵王太子姬晋，因直谏被废为庶民，迁居于琅琊（今山东省），世人称其为“王”家，其后亦以“王”为姓，称为王氏。

妫氏之王为齐王田力的后代，以王族称谓为氏。相传为古帝虞舜之后公子完，避难逃到齐国，改姓田，其裔孙田和成为齐国国君，齐被灭后，其后人以王族身份改“妫”姓为“王”姓，称为王氏。

3．刘姓——始自尧裔刘累之姓

来源有四个：

其一，出自祈姓，始祖为刘累，祖根在河南鲁山帝尧裔孙刘累被夏王孔甲封为御龙氏，后刘累隐于鲁山，后代以刘为姓，此为刘姓主源。

其二，出于姬姓，也源于河南。西周时，周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刘邑（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号刘康公，子孙以邑为氏。

其三，西汉初年，匈奴部族强盛，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以皇室宗女嫁给匈奴单于冒顿为妻，冒顿姓挛。按匈奴习俗，贵者皆从母姓，所以挛氏子孙皆姓刘。

其四，刘汉王朝曾赐项氏、娄氏为刘氏。

4．陈姓——以国以邑命名的姓

商朝末年，舜的第33代孙遏父投附了周国，担任陶正一职，他制陶的技艺极为精湛，很得周文王的欢心。周武王灭商建周朝后，追封先贤遗民时，把遏父的儿子妫满封于陈（今河南开封以东，安徽亳州以北），国号陈，妫满死后，谥号为陈胡公，所以又被称为胡公满。按照胙土命的惯例，他以国为氏，称陈氏，为陈氏的开山始祖。

陈姓还有一支是少数民族改姓，也出自河南。

5．杨姓——出自山西洪洞的姓

杨姓出自姬姓，有以国为氏和以邑为氏两个来源，但都出自山西洪洞。西周宣王的小儿子尚父，在周幽王时被封于扬（今山西洪洞县东南），成为姬姓侯国，春秋时为晋国所并，杨侯的子孙以国为氏，姓杨。在杨姓发展的过程中，也融入了其他的支脉，系少数民族的姓或改姓。

6．林姓——源出于比干之子的姓

林姓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姓氏，相传由商朝末年的名臣比干而来。比干原是商朝王室成员，在商纣王时担任少师之职，以忠正敢言知名。纣王昏庸无道，他多次进言匡谏，后来因此获罪，被剖心而死。夫人陈氏为躲避官兵追杀，逃难于长林石室，生子名坚，因生于林被周武王赐以林为姓，史称林坚，被林姓人尊为受姓始祖。

除上述一支外，林姓还有其他来源。相传东周时，周平王有庶子名开，字林。子孙以他的字为姓，姓林。另外，北魏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汉化改革，将鲜卑族中丘林等姓改姓林。以上三支林姓是当今林姓的主要血统所出。

7．何姓——韩氏音讹而成的姓

据《路史》记载，皇帝时期已有何姓，源出归姓，惜无世系可考。其他姓氏书多认为何姓为韩姓转音而来，出自姬姓。相传黄帝是少典之子，本姓公孙，因居于姬水之滨，故而改为姬姓，其后裔后稷被周人尊为始祖。后周成王（周文王之子）弟唐叔虞裔孙韩王安为秦所灭，子孙避难逃亡到江淮一带，当地人因“韩”、“何”音不分，后误写为何，子孙沿用。

8．高姓——以邑以字命得的姓

高姓来源众多：

其一，黄帝时有大臣高元做宫室，高元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位高姓人。

其二，周初分封，姜尚被封于齐。他的后代子孙中有人食采于高，开始以“高”为氏。公子高是姜姓后代，所以有 “高氏出自姜姓”的说法。

其三，公子祁后裔以“高”为氏。

其四，齐太公之后以“高”为氏。

其五，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鲜卑族的楼氏为高氏。

其六，北齐，元景安、元文遥被文宣帝赐姓高氏。

9．谢姓——以国以邑命得的姓

关于谢姓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其一，谢姓出自姜姓，是炎帝后裔申伯的后代。西周末期，周宣王的舅父申伯率兵平定战乱，被封于谢，申伯是炎帝后裔，为姜姓。申伯就国前，宣王派伯虎等大臣先灭掉谢国，在谢国旧址上营造了谢邑，国人除一部分留在当地外，大部分外逃，他们以邑为氏，姓谢。

其二，出自任姓，为黄帝之后。相传黄帝有25个儿子。得其姓者14人，共得12姓，其中有任姓。任姓建有10个国家，其中第一为谢国，国人以国为氏，姓谢。

其三，为他姓改谢姓。据《旧唐书不文苑传》，卫州人谢偃之本为鲜卑族人，姓直勒氏，后改为谢氏。

10．唐姓——祁姬二姓派生的姓

唐姓主源有两支，一支出于祈姓，是帝尧的后裔，一支出自姬姓，是唐叔虞的后裔。

其一，出自祁姓。帝尧之子丹朱被舜封为唐侯，后其国被周成王所灭，子孙有以国为氏者，此为陕西唐姓。又周昭王时，为奉唐尧之祭祀，封丹朱裔孙在鲁县（今河南鲁山县）为唐侯，后被楚所灭，子孙以唐为氏，此为豫鲁（今属河南、山东间地）唐姓。

其二，出自姬姓。据《姓氏考略》及《世本》所载，周成王封唐国给唐叔虞，叔虞子孙中有以国为氏者，此为山西唐姓。又有春秋时，楚地（今属湖北）有一支姬姓唐诸侯国，被楚所灭后，子孙以唐为氏，此为湖北唐姓。

11．邓姓——商周邓国后裔之姓

邓姓主源出于商周时期的邓国。商代中期，商高宗武丁封其叔父于邓，建立侯爵邓国，赐姓曼。西周时，邓国是周朝异姓诸侯中势力较为强大的一个。至春秋时期邓国南邻荆楚，受到强大的楚国的压制，公元678年，邓国传至邓侯祈被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姓邓。

此外，还有一说：炎黄二帝时，有一个叫邓伯温的首领曾在黄帝时加入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并跟随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是史书所载的最早的邓姓人物，但其后裔已无世系可考。

12．萧姓——出自古代萧国的姓

春秋时，宋国有一员猛将叫南宫长万，他带领军队造反，要另立公子游为君。宋国公子纷纷逃往萧邑。萧邑大夫把这些公族子弟及他们的随从聚合起来组成一支军队，又到曹国请来援军，杀了南宫长万及其同党，平息了这次内乱。闵公的弟弟宋桓公即位后，把这个大夫封在萧为附属国，称为萧叔。萧国后来被楚国所灭，他的后世子孙遂以封地命姓，此为萧姓。

13．曾姓——源出古代鄫国的姓

出自姒姓，为夏禹的后裔。夏启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后，棋子太康荒于政事，被后羿乘机灭夏。相传夏禹的第5世孙少康中兴了夏室后，曾把自己最小的儿子曲烈封于一个叫“鄫”的地方，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少康的这一房子孙所建的鄫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大约相袭了近两千年，一直到春秋时代被莒国所灭。太子巫出奔到邻近的鲁国，并在鲁国做了官。其后代用原国名“鄫”为氏，后去邑旁，表示离开故城，称曾氏。

14．程姓——以邑以国得来的姓

程姓起源有五：

其一，商朝时把程邑分封给颛顼和重黎之后，因以为氏。

其二，周宣王时，伯林父为大司马，封于程（今河南洛阳城东），其后以程为氏，此为程姓主源。

其三，出自商、周之际的伯符之后。

其四，出自姬姓，是荀氏后裔以邑为姓而改。

其五，别的民族和姓氏改为程姓。

15．黄姓——出自河南潢川的姓

上古时，颛顼帝的曾孙陆终，有六个儿子，次子南陆公受封于黄，建立黄国（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至公元前648年，被强大的楚国所吞并。国家虽然不复存在，但黄国的臣民百姓仍念念不忘自己失去的家园，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以国号为姓，一方面可以以志不忘，以示对先人的怀念；一方面给后代的子孙们缔造出一条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精神纽带。因此，自从公元前648年开始，中国便有了“黄”这个姓氏。

16．赵姓——出自封地名称的姓

最初以赵为姓的人，是颛顼帝的子孙造父，他因为善于驾御，于周穆王的时候，被封到了赵城，于是他就以封地的名称作为自己家族之姓，而世代相传下来。当时的赵城，现在的位置大致是在山西省赵城县西南。后来，这个家族曾繁衍到天水（今甘肃省）、南阳（今河南）、金城（今甘肃）、下邳（今江苏）、颍川（今河南）一带。

17．周姓——出自古代周国的姓

构成当代汉族周姓主要有三大支：

其一，出自周国。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已经存在周部落，周昌和周书是黄帝时期的两个大臣，他们大概是最早凿井引水灌溉农田的氏族首领，他们积极发展农业，为当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仍有一些周姓人尊黄帝之臣周昌为先祖。

其二，出自姬姓。古今绝大多数的周姓人是奉黄帝玄孙后稷为周姓之先祖。正式大批使用周姓是在周朝灭亡之后。

其三，源自外族的改姓。

18．吴姓——太伯、仲雍后裔的姓

其一，太伯、仲雍后裔，也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时太王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就决定自动让贤，一起南下。他们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至周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改国号为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后来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吴氏。

其二，出自古帝颛顼时期吴权之后裔。

其三，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为吴氏。

其四，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产生吴姓。

19．梁姓——纪念亡国而来的姓

其一，据史料记载，嬴姓伯益的后裔有秦仲，他征讨西戎时不幸被杀。后秦仲的五个儿子率兵继续攻打，他们团结一致，终于打败西戎。秦仲的小儿子被封在梁，后来秦穆公灭了梁国，亡国后的梁国子孙，他们以原来的国名为姓，就是梁氏。

其二，春秋时期，晋惠公用五个封地贿赂秦国，其中就有解都梁城，后来这些地的后代就用封地名“梁”作为自己的姓氏。

其三，北魏时，少数民族代兆的拨列兰氏也改姓梁。

20．郑姓——出自姬友封国的姓

郑姓源出于姬姓，以国名为氏。据《通志》记载，周宣王分封其弟姬友于郑国 （ 在今陕西华县以东） ，是为郑桓公，桓公之后，郑武公迁都于新郑，为春秋时的郑国。后为韩国所灭。其遗族散居于淮阳、商丘一带，以原国名“郑”为姓，称郑氏。郑桓公就成了郑姓的始祖。

21．朱姓——邾氏去邑形成的姓

周武王灭商后封曹安的后裔曹挟在邾国（今山东省曲阜附近）。战国时，邾国被楚宣王所灭，子孙去邑以朱为氏。朱挟就是朱姓的受姓始祖。此支朱氏世居沛国相县，是为江苏朱氏。

22．马姓——赐号简化形成的姓

其一，由“马服”氏改变而来。战国时赵国大将赵奢于公元前270年率军在秦、赵瘀氏之战中大败秦军，赵惠文王因此把马服一地分封给赵奢，并赐其号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职位相等。赵奢的子孙后代便以“马服”为姓，后又改为单姓“马”。

其二，出自清代，满族人中的马佳氏，改姓为马。

其三，他姓改马姓。如汉代有汉戚人马宫，本姓马矢，至马宫以仕学显，改姓马。

23．郭姓——虢氏声转而成的姓

其一，来自炎黄，出自姬姓，古代“郭”与“虢”两字相通，郭氏即为虢氏，为黄帝姬姓后裔。

其二，出自夏、商时代郭支与郭崇的后代。

其三，以居处为氏。郭，字义为外城。即因住在城外，而以郭为氏。在我国大多数的姓氏起源中，这种现象是较少见的。

其四，出自冒姓或改姓。

其五，出自古郭国。

24．徐姓——出自古代徐国的姓

古代有个人叫伯益，曾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后来夏朝的皇帝将徐（今江苏泗洪县一带）封给伯益的儿子。公元前512年，吴国灭掉了徐国。亡国后的徐国子孙，就以原来的国名为姓，就形成了徐姓。

徐姓在宋人编写的《百家姓》中居150位，当今是中国的第十一大姓。

25．孙姓——祖字命名得来的姓

孙姓主要由五大来源组成：姬姓、芈姓、妫姓、子姓和外姓的改姓。

其一，姬姓。武王姬发封其弟弟康叔于卫。卫康叔的8世孙卫武公有个儿子叫惠孙，他以祖父的字命氏，即孙氏。

其二，芈姓。春秋初，楚国王族、名相孙叔敖，刚正清廉，死后其子生活困苦，楚庄王听说后把寝丘的一块地赐给他的儿子。其子以父字为姓，奉孙叔敖为孙姓始祖。因楚国的祖先以芈为姓，故为芈姓之孙。

其三，妫姓。春秋时齐景公的大夫陈无宇，因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

其四，子姓。商朝末，纣王叔父比干，因直谏而被杀，子孙避难改姓，其中一支以本为王族子孙之故，遂姓孙氏。

其五，外姓和少数民族的改姓。

26．罗姓——古代火官后裔之姓

得姓始祖颛顼，他的孙子祝融为帝喾时的火官（掌管民事），因他有功，能光融天下，被后人尊为火神。周武王时，罗姓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匡正的，奉命征商有功，被封在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为子爵，其地有罗水，故称国号为罗。公元前690年，罗国被楚国所灭，祝融子孙逐渐向南迁移，为不忘亡国之恨，遂以原国名为姓，尊颛顼为罗姓得姓始祖。

27．宋姓——源出河南商丘的姓

宋氏，起源于3100多年前的周代。周代的开国之主周武王，是一位以仁德著称的圣君。他举兵功伐暴虐无道的殷商纣王，并取而代之，开启了周朝的历史。

周武王君临天下之后，不但没有对前朝的王室赶尽杀绝，反而还把一大片土地（即今河南商丘）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这就是春秋时代宋国的由来，也是此后中国宋氏的起源。

不过，宋氏固然是源自以国为姓的宋国公族，但却不是纣王的直系血脉，而是纣王的长兄微子启的苗裔。

28．韩姓——以封地为源头的姓

韩姓由来有四：

其一，以封地为姓，源出于姬姓。周初，晋公族中有一支叫姬万的被晋献公封于韩城（在山西河津县东北），称为韩武子。武子的曾孙韩厥，以封邑名为姓氏，奉韩武子为韩姓始祖。

其二，以国名为姓。韩厥七世孙韩虔，一同参与瓜分了晋国，并创立了韩国。战国末期，被秦始皇灭掉。韩国王族子弟失国后，即以国名为姓。

其三，他姓改为韩姓。

29．曹姓——出自古代曹国的姓

其一，颛顼玄孙陆终第五子安，在禹时被封于曹（今山东定陶县一带），其后以曹为姓。

其二，周武王封其弟振铎于曹。战国时曹亡于宋，子孙有的以曹为姓。

其三，周武王移封曹安的后代曹挟于邾（今山东曲阜市东南），战国时，邾灭于楚，国人分别以邾、曹为姓。

其四，东汉中叶，大鸿胪曹蒿原姓夏侯，由于宦官曹腾收养而改为曹。

30．许姓——隐士许由后裔之姓

许由，一作许繇，字武仲，一字道开，是上古时代一位高洁清节之士。相传尧帝要把君位让给他，他推辞不受，逃于箕山下，从事农耕；尧帝让他做九州长官，他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这些世俗浊言。因此后世将他看作隐士的典范，成为古代隐士中最早名声显赫的一位，他的故事也成为千古美谈。由于年代久远，许由后世的世系已搞不清楚。许姓来源有清晰脉络可寻的是出自炎帝后裔的孙子、尧四岳伯夷之后的一支许氏。西周初年，周武王封伯夷的后代文叔于许，建立姜姓许。春秋时期，为楚所灭，后世子孙为怀念故国遂以国名“许”为氏。

31．冯姓——源出河南荥阳的姓

主要有两个来源，均系以封邑名为氏。

其中一支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后裔毕万，他西周时在晋为大夫。公元661年，晋献公灭掉魏国，以魏封万，后称魏氏。战国初期，晋国夺取了郑国的冯邑，其后子孙以邑为姓氏，称冯姓。

另一支出自归姓，为冯简子之后。冯简子是春秋时郑国大夫，因封邑在冯而得氏。

32．胡姓——以谥以国命得的姓

其一，出自妫姓，以谥号为氏，为帝舜之后裔，得姓始祖为胡公满。周武王灭商后，追封帝舜的后裔妫满于陈，建立陈国，奉守帝舜的宗祀。妫满去世后谥曰胡公，称胡公满。公元前478年，陈国被楚国所灭，其子孙以妫满谥号为氏，称胡氏。

其二，出自周时的两个胡国。一个为周初分封的姬姓小诸侯国；在今河南郾城。公元前518年左右被楚所灭；另一为归姓国，在今安徽阜阳。公元前495年被楚灭，战国时为楚邑。

其三，为他姓改胡姓。

33．丁姓——源出姜尚之子的姓

出自姜姓，为姜太公的后裔，其始祖为姜伋，以谥号为姓氏。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姜尚被封于齐。姜尚死后，其子丁公吕伋继位，成为齐国的第二代国君，丁公吕伋的子孙中有一支以丁为姓。“丁”为吕伋的谥号，所以这支丁姓属以谥为氏。

丁姓还有其他来源，多系他姓所改。

34．杜姓——始于酒神杜康的姓

其一，出自上古杜康之后。相传杜康是中华人文初祖黄帝时期的人，善于造酒。

其二，出自祁姓，以邑为氏。舜帝时，尧的儿子丹朱被封于唐，建立唐国，其裔孙刘累能驯养龙，西周时，刘累的后代建唐国，人称唐杜氏。后周成王把唐国灭了，把自己的弟弟虞封在唐，而把唐国国君迁到杜，称为杜伯。周宣王时，杜国又被灭，作为周大夫的杜伯也无罪而被杀害。杜伯的子孙大多投奔其他诸侯，而那些留在杜城的就用杜作为姓氏了。

其三，出自他族改姓。

35．田姓——出自陈公子完的姓

田姓是我国大姓之一，其源头众多，历史最久远的当属出自妫姓的一支。妫姓相传是舜的后裔。武王灭商后，被追封为陈侯。妫满史称胡公满、陈胡公。其后裔以陈为姓。春秋时，陈历公之子陈完为避祸逃亡齐国，齐桓公封他于田，陈完以地为氏，改称田氏，田完成为田姓始祖。

36．蒋姓——以国命名的姓

出自姬姓，以国名命姓。西周初期，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龄，被封在蒋，建立蒋国，是周朝的一个小国。后来蒋国被楚国所灭，伯龄的后代子孙就以原国名命姓，称蒋姓。

37．魏姓——以邑以国命得的姓

来源有二：

其一，出自姬姓，以邑为氏，或以国名为氏。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受封于毕，其孙毕万在毕国被西戎攻灭后，投奔到晋国，成为大夫。因功，被赐魏地为邑，其后子孙以邑为氏，称为魏氏。

其二，外姓改姓魏。

38．吕姓——出自古代吕国的姓

来源有三：

其一，出自姜姓，以国为氏，其始祖为姜子牙。其后代有一支就是吕部。该部落的首领建了姜姓诸侯国吕国。春秋时，吕国被楚国所灭，其后子孙以国为氏，称吕氏，史称吕姓正宗。

古时，在今河南新蔡，又有一吕国，史称东吕。春秋时，东吕为宋所灭，其后裔也以国为氏，称吕氏。

其二，出自魏氏。春秋时晋国有吕氏，系从魏氏分化而来。

其三，出自少数民族改姓。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原因之故。

39．叶姓——以封邑名得来的姓

其一，出自芈姓沈氏，为帝颛顼的后裔。传说，帝颛顼的后裔陆终第六个儿子叫季连，赐姓芈。季连的曾孙戌，在楚平王时任沈县（今安徽省临泉县）尹，又称沈尹戌。他的后代中有人以沈为姓。楚昭王封沈尹戌的儿子沈诸梁（字子高）于叶（今河南省叶县南旧城），称为叶公。叶公曾平定白云胜的叛乱以复惠王，有功于楚，得封南阳，获赐爵为公，后退于叶。其后人便以邑为姓，称叶氏。

其二，据《姓氏考略》记载，我国古代的所谓南蛮（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之中，也有以叶为姓的。春秋时吴国的叶雄就是南蛮叶姓的后代。

40．苏姓——出自昆吾之子的姓

苏姓源出有二：

其一，出自己姓，为周代昆吾之后，以封国名为氏。颛顼帝裔陆终之子为昆吾，至周武王，其后裔有司寇忿生，受封于苏，建立苏国。其后代子孙遂以国名为姓，称为苏氏。

其二，出自古代少数民族中有苏氏。据《汉书》所载，辽东乌桓在汉武帝时附汉，有改汉姓苏的。

41．余姓——源出秦臣由余的姓

余姓起源有三：

其一，春秋时，秦国有个臣医叫由余，他为秦穆公谋划征伐西戎，使秦国成为西方霸主。他的后代子孙以其名字为姓，有的姓由，有的姓余，同出一宗。

其二，出自赤狄族，为隗姓之后。

其三，系铁木复姓所改，为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代。

42．董姓——以字以职得来的姓

董姓是一个古老的姓，董姓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其中一支起源很早，相传黄帝的已姓子孙中有个叫叔安的，被封于飂（又作蓼，在今河南唐河县），称为飂叔安。飂叔安的儿子董父，为帝舜驯养龙，被舜赐姓为董，他的后代便以董为姓。

董姓的另一支是在周朝时出现的。春秋时，周大夫辛有两个儿子到晋国，与籍氏一起主管晋之典籍，因其职责是“董督晋史”，所以也称为董氏。

43．于姓——出自古代邘国的姓

于姓起源有四：

其一，周武王之子封于邘，后代子孙以国为氏，后改邘为于。

其二，出自古复姓淳于氏。唐宪宗名李纯为避讳，淳于氏改为于姓。

其三，北魏时的万忸于氏恢复本姓于。据《路史》所载，鲜卑族的万忸于氏原为山东于姓人，后随鲜卑改之，孝文帝汉化改革，又复于姓。

其四，赐姓或少数民族改于姓而来。

44．袁姓——陈国伯爰后裔的姓

其一，出自妫姓，为帝周代陈国始君胡公满裔孙诸之后，以祖名字为氏。周时陈国始君胡公满之十一世孙诸，字伯爰，从齐桓公盟会，赐邑阳夏（故城在今河南省太康），以祖父名字为姓（因古时爰、袁、辕相同），称为袁氏。

其二，出自其他少数民族有袁姓。如满、蒙、回、土家、彝、瑶、白、朝鲜族等均有此姓。

45．潘姓——以祖辈字命名的姓

其一，以祖辈字命氏，源于芈姓。据晋《潘岳家谱》记载：楚成王立长子商臣为太子，后来，商臣借一次战争失利，挑拨楚成王杀了与己有隙的令户斗勃。事后成王明白上了商臣的当，就起了废太子之心。商臣去找老师潘崇商量，潘崇说：“你去得罪一下江芈就可知道消息的真假了。”江芈是成王最宠爱的妹妹。商臣故意对她不恭敬，果然江芈发怒骂道：“你这个畜生！怪不得大王要杀你呢！”商臣告诉潘崇说：“看来是真的了。”潘崇说：“要想免死，只有先下手为强。”于是太子连夜点起东宫卫队包围了成王住的地方，逼成王自杀，商臣登上王位，是为楚穆王，封潘崇为太师，还把太子宫的财物全部赏给了他。从此，潘氏成为楚国最有势力的家族。潘崇子孙以其字命氏，奉潘崇为潘姓始祖。

其二，以国名为姓，出于姬姓，据《广韵》载：“周初四圣”之一的毕公高，他的小儿子季孙封邑在潘。春秋后国灭，其子孙不以姬为姓而以国名为姓，奉季孙为潘姓始祖。

46．彭姓——以国命名得来的姓

其一，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大彭为商代的诸侯，大彭国在江苏徐州市。其后有彭氏。一说大彭即为彭祖。

其二，为古代少数民族的姓氏。据《晋书》所载，安定胡水胡有彭氏。又据《姓氏考略》云，西羌、南蛮皆有彭氏。

47．蔡姓——出自叔度封国之姓

其一，出自姬姓，为周文王的后裔。周灭商后，封文王第五子叔度于蔡，让他与管叔、霍叔一起监管殷的遗民，称为“三监”。武王死后，周成王年纪太小，周公旦（武王的弟弟，又称周公）因此临朝摄政。管叔、蔡叔、霍叔等都很嫉妒周公摄政，便联合武庚反叛，周公讨伐武庚，事后处死管叔，并将蔡叔放逐。后成王改封蔡叔度的儿子胡于蔡，后人便以国为姓氏，称蔡氏。

其二，出自姞姓，为黄帝支裔。

48．沈姓——源出国名邑名的姓

关于沈姓的来源，古籍说法不一，但大体可分为以国为氏和以邑为氏两类。

西周初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中，有沈（一作聃），为子爵，称沈子国，公元前506年为蔡国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就是沈氏。古代还有一个沈国，在今山西汾河流域，为少昊金天氏所建，春秋时为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也姓沈。

49．姜姓——始自炎帝神农的姓

据史书记载，姜姓是炎帝的后代。传说中的炎帝，即神农氏，因炎帝生于姜水（今山西岐山县），故以姜为氏。因此，炎帝的出生地，也就是姜氏的发源地。

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齐国，创建始祖是吕国的吕尚。他就是神农氏的后裔姜太公姜子牙。其子孙世袭齐国国君，历29世。后来齐国在战国时被田和所灭，齐国变为田氏政权，其子孙后代分居各地，多以姜为姓。这样，分迁到各地的姜姓不断繁衍发展，到了汉代已发展成为一大望族。

50．范姓——出自士会采邑的姓

范姓起源有二：

其一，范姓出自祁姓。帝尧裔孙刘累事夏王孔甲，赐氏御龙。后迁鲁县，至商为豕韦氏。商末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杜，为杜伯。杜伯无罪见杀，其子奔晋为士师，其玄孙士会因功封于范（今河南范县），子孙遂以封邑范为姓。

其二，其他民族改姓。

51．任姓——出自炎黄少子的姓

其一，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后裔，以国为氏。相传黄帝少子禹阳被封在任国，其后裔以国为氏，姓任。

其二，由远古妊姓衍传。人之所以得生，在于母亲妊娠。因生得姓，从母从女，为妊姓，后传为任姓。可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产生的古姓之一。

其三，出自黄帝的后代，为天子赐姓。相传黄帝有25子，其得姓者14人，为12姓。其中被赐以任姓者，其后裔就以任为氏，即为任氏。

52．崔姓——季子让国得来的姓

崔姓出自于西周时期的齐国，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曾经长期是山东望族和中国著姓。根据多种古籍的记载，崔氏出自姜姓。齐国是西周初周武王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建都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开国君主是吕尚。吕尚本来姓姜，因为他的先祖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从其封姓，故称为吕尚。吕尚的儿子丁公佶，是齐国的第二代国君，他的嫡子叫季子，本来应该继承君位，但却让位给弟弟叔乙（即乙公得），而自己则住到食采地崔邑（今山东章丘县西北），后来以邑为氏，就是崔氏。

53．戴姓——以谥以国得来的姓

戴姓的来源主要有三支：

其一，以谥号为姓。出自子姓宋国的宋戴公。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定叛乱后，把商朝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建立宋国，宋戴公是宋国的第11位国君，宋戴公的孙辈中，有人为表明自己的血统而以祖父的谥号为氏，就是戴氏。

其二，以国名为氏。据《世本·氏姓篇》记载：戴氏，古戴子国，姬姓之后。在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中，有一个姬姓戴国，在今河南民权、兰考一带。

当时，由于戴国处于郑国和宋国两强之间，经常受到郑、宋两国的欺凌。到隐公十年，终于为郑国所灭。亡国之后的戴国公族就以原国名为氏，称为戴氏。

其三，出自少数民族改姓。

54．汪姓——源出于古汪芒国的姓

汪氏最早是源自商代汪芒氏之后。汪芒氏又称汪罔氏，是防风所改，防风是夏朝诸侯之一。夏朝国君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因为晚到，而被禹杀头。进入商朝，防风氏的后代就改为单字汪氏。汪氏子孙即是商代汪罔氏后代，而其祖先又是夏朝诸侯，所以汪氏的渊源可谓悠久异常，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同时汪氏也必是贵胄之后。

商、周后的春秋时代，又有一支汪氏子孙出现。鲁国国君成公的支庶儿子被封到汪邑，其后世子孙就以邑为氏而姓了汪。这一支汪氏，出自姬姓，是黄帝的直系子孙。

还有一支是翁氏分化出来的。

55．卢姓——复姓演变而来的姓

其一，出自复姓改单姓卢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以“卢蒲”为姓的一支，出自姜姓，是传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那位齐桓公，到后来，纷纷改了单字的卢氏。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有代北（今内蒙古中部和山西北端）复姓吐伏卢氏、伏卢氏、卢浦氏、莫芦氏改为汉字单姓卢氏。

其二，出自他姓赐卢氏。隋炀帝时，河间人章仇（复姓）太翼，善天文，赐姓卢氏。

其三，出自他姓改卢姓。如范阳有雷氏，以卢氏为著，又以雷、卢音相近，所以在后周初改姓卢氏。还有，唐时，三原（今属陕西）有闾氏，讹为卢氏。

56．钟姓——以邑以官得来的姓

钟姓来源有二：

其一，出自子姓，为商汤的后代，以邑为氏。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投奔周武王，后来他被封为宋，称宋桓公，他的儿子敖在晋国任职，敖的孙子伯宗为晋国大夫，因勇于直言遭人嫉恨而被害。他的儿子州犁逃到楚国，任楚太宰，食采钟离，他的后人于是以地名为氏或单称钟氏，代代相传。

其二，出自嬴姓，为钟离氏改钟氏。周代伯益的后人封钟离国，春秋时被楚国吞并，国人称钟离氏，是为安徽钟氏。

57．傅姓——始自商相傅说的姓

关于傅姓的起源，史书说是出自殷高宗武丁的名相傅说。相传殷商高宗武丁为使国家振兴，希望找到一位能辅佐他的得力大臣。一天晚上，武丁在梦中见到一个圣人名叫说（音yue），认为就是理想中的人，醒后找遍群臣百吏也没有，于是寻访民间，终于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部）筑土墙的奴隶中找到了说。武丁与之交谈后，认为果然是位圣人，于是任用他为相，遂天下大治，武丁也因此被誉为“中兴明主”。因为说出自傅岩，于是便让他以傅为姓。

58．江姓——出自江国后裔之姓

其一，出自嬴姓，为颛顼裔孙伯益之后。相传帝颛顼有个孙女叫女修，有一天，她捡到一只燕子蛋，吃下去以后就怀孕了，生下儿子大业。大业娶少典氏女子女华为妻，生下了伯益。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禹选定为接班人，但他辞而不受，西周初年，伯益的后代受封建立江国，公元623年为楚所灭，子民怀念故国，遂以“江”为姓氏。

其二，出自姬姓，为翁氏所分。宋初，有福建泉州人翁乾度生有6个儿子，分姓洪、江、翁、方、龚、汪6姓。其中次子处恭，分姓江，其子孙也姓江。

59．陆姓——出自陆终后裔的姓

其一，相传吴回在帝尧时任火神祝融，他的儿子名终。因为在陆乡一带，所以陆姓叫陆终。他的后世有的就以陆为姓，称陆氏。

其二，战国时田完裔孙齐宣王有个孙子叫通，受封于平原县陆乡，即陆终的故地，因此以陆为氏。史称陆氏正宗，这是山东陆氏的起源。

其三，出自陆浑国。春秋时有一国名为陆浑国，公元前525年被晋国所灭，亡国之后的陆浑国遗民依照汉人的习惯，以国为氏，后代以陆为姓。

其四，出自他族改姓。

60．廖姓——源于古代廖国的姓

古代有两个廖国，一个相传是黄帝己姓子孙叔安的封国，其地在今河南唐河县南40千米的湖阳镇，春秋时期为楚国所灭。另一个为西周时期所封，是皋陶后裔的封国，其地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公元前622年被楚所灭。亡国后的廖国子孙，以原国名廖作为姓氏。廖姓还有一支，系以人名为氏，出自周文王姬昌之子伯廖，他的后代以他的名字为氏，姓廖。

61．姚姓——源于虞舜生地的姓

姚姓的始祖为上古五帝中的舜帝。《史记》、《说文》等典籍记载，舜，也称虞舜，名重华，黄帝的八世孙。因生于姚墟（又称诸冯，今山西省永济市张营乡舜帝村），以地取氏为姚。

62．方姓——皇帝臣方雷氏之后

其一，出自姬姓，以字为氏。西周后期宣王时有大夫方叔（姬姓，字方叔），因功受封于洛（今河南洛阳），他的子孙以他的字为氏，称方氏。史称方姓正宗。

其二，出自方雷氏及方相氏之后裔。传说神农有后裔开始得雷姓。传至8代孙帝榆罔之子雷，黄帝伐蚩尤时，因功被封于方山（大致为今河南叶县南），其后子孙有以地为氏姓方。又有方相氏，黄帝时嫫母之后。亦为河南方氏。

其三，出自姬姓，为翁氏所分。西周初年，昭王的支庶子孙受封于翁山，后以邑名为氏姓“翁”。宋初有福建泉州人翁乾度，生有6子，分姓洪、江、翁、方、龚、汪6姓。其中第4子分姓方，其子孙也姓方。

63．金姓——源出少昊名号的姓

其一，上古五帝中的少昊相传是黄帝的己姓子孙，死后被尊为西方大帝。按照古人的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所以少昊又称金天氏。据说金姓就是他的后代，史称此为正宗。

其二，另外西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归顺汉朝，他为汉武帝铸造金人祭天，汉武帝赐他金姓。

64．邱姓——避孔丘讳所改的姓

邱氏原姓为丘，尊孔崇儒改姓。

邱姓，跟长久历史的“忌讳”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清朝入关以前，这个家族大多是以“丘”为姓，一直到雍正皇帝时，由于避讳孔子的名号，而下令把“丘”姓一律改为“邱”姓，在原字的右边增加一个邑旁，借以表示对至圣先师的崇高敬意。

65．夏姓——来自国名人名的姓

其一，国名。夏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400多年，后因夏帝桀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夏王族便以国为氏，称为夏氏。

其二，人名。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初年分封诸侯，夏禹的后裔东楼公受封于杞（今河南省杞县），为杞侯。至简公时，被楚国所灭。简公之弟佗（本妫姓）出奔鲁国，鲁悼公因其为夏禹的后裔，给予采地为侯，称为夏侯（复姓），其后裔以夏为姓，称夏氏。

66．龙姓——古老而又多源的姓

龙姓的来源因多涉及神话，故不可详考，源出有七：

其一，出自黄帝之臣龙行。

其二，出自舜时纳言龙之后，以官名为氏。

其三，出自古代神话传说，御龙氏之后。

其四，出自古代神话传说，豢龙氏之后。

其五，出自西汉牂牁地区有龙姓。据《华阳国志》所载，西汉时的牂牁大姓中有龙氏。牂牁郡，治今贵州省凯里县西北。

其六，出自地名，以采食地为氏。春秋时楚大夫食采于龙（今山东省泰安西南之龙乡），其子孙有以龙为氏者。

其七，出自其他源流和少数民族有龙姓。

67．白姓——以字以邑得来的姓

以字为氏之白姓源出秦国。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山西平陆东）， 后为晋所灭。虞之公族伯奚作为晋国伯姬的陪嫁奴隶到了秦国，后来得到秦穆公的赏识，受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奚生视，字孟明，孟明视有个儿子叫白乙丙，以后他的后代就以白为姓，形成了白姓的又一支。

此外，传说古代南方有个白民国，唐代在其地置白州（治所为今广西博白县），当地人以地为氏，也称白氏。

68．雷姓——出自诸侯国名的姓

其一，出自方雷氏，炎帝神农氏的九世孙方雷之后，以国名为氏。相传方雷氏因战功被黄帝封于方山（在河南省中北部嵩山一带），建立诸侯国。其子孙以国名为氏，为复姓方雷氏，后又分为两支，一支姓方氏，一支姓雷氏。

其二，出自黄帝有臣子名雷公，其后以祖名为氏。相传黄帝有大臣雷公，是个名医，精通医术，曾与黄帝讨论医学理论。

其三，出自他族改姓和少数民族中有雷姓。

69．侯姓——古老而又多源的姓

其一，出自姒姓。是夏禹的后代，相传夏后氏的后裔有的被封于侯，子孙以地为氏，称为侯氏。

其二，直接传自黄帝至轩辕氏姬姓的后代。

其三，来自叔段。春秋时，郑国的叔段因有谋反的动机被哥哥庄公发觉而受伐，他逃到共这个地方，被称做共叔段，他死后，郑庄公赐其子孙共仲为侯氏。

其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将复姓改为侯姓。

70．薛姓——出自古代薛国的姓

薛姓源出有三：

其一，出自任姓，为黄帝之子禺阳第十二世孙奚仲之后，以国名为氏。相传黄帝有25个儿子，分别得12个姓，其中一支叫禺阳的，被封于任地（约今山东省济宁），得任姓。

其二，出自妫姓，为虞舜后裔孟尝君（田文）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吴录》所载，孟尝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其父齐相田婴被齐缗王封于薛（即任姓薛国旧地），田婴死后，田文袭封，仍以薛为食邑。至秦灭六国，失封，子孙分散。西汉初，田文之孙田国、田陵到竹邑（今安徽省宿县北）居住，以封邑命氏，遂为薛氏。

其三，出自他姓或他族改姓而来。

71．阎姓——出自姬姓封邑的姓

其一，出自姬姓，为黄帝裔孙后稷之后。相传有裔孙后稷，承袭姬姓，北周人尊为始祖。12世孙古公亶父又称太王。他有三子：太伯、仲雍和季历。周武王时，封太伯的曾孙仲奕于阎乡。仲奕的后代遂以封地阎作为姓氏。

其二，出自姬姓，为周康王之后。周昭王姬瑕的小儿子手上有一个“阎”字。于是，康王封他于阎城，其后子孙以封地为姓。

其三，出自姬姓，为唐叔虞之后。春秋时，晋成公的儿子懿，被封于阎，后被晋国所灭。懿的后代散处于河洛，汉末居荥阳，其子孙以封地名为氏。

72．秦姓——以国以邑命名的姓

秦姓源自嬴姓，即秦王嬴政的祖先。上古皋陶的后裔非子善于驯马，被周孝王封为秦地首领。后来，非子后裔秦庄公屡立大功，其子秦襄公又因讨伐西戎、保护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诸侯。襄公东迁，正式建立秦国，开了秦姓辉煌之先河，后秦孝公又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国力大增，遂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到了嬴政时，秦终于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来秦灭亡后，其王族子孙后来都以国名为姓，以纪念自己家族的辉煌历史。

73．孟姓——以次以字命名的姓

其源头有三支：其一，颛顼时有大臣孟翼，其后以孟为氏。其二，出自鲁国（姬姓）。春秋时期，鲁桓公之子庆父，称仲孙氏，后叛乱未果自杀，其子以庆父在鲁桓公庶子中排行老大，改称孟孙氏。后来，孟孙氏简化为孟氏。其三，出自卫国（姬姓）。卫襄公之子，字公孟，其后以公孟为氏，后又去公为孟氏。

74．熊姓——源出黄帝国号的姓

其一，出自黄帝后裔。黄帝七世孙有季连，为芈姓，其后裔有鬻熊者，乃周文王之师，曾孙熊绎以王父字为氏。

其二，出自黄帝有熊氏之后。

其三，出自他族改姓而来。

75．石姓——卫国卫人后裔的姓

三大来源：

其一，出自姬姓，为石碏之后裔。春秋时康叔的6世孙卫靖伯有个孙子叫公孙碏，是卫国的贤臣。他的后代以祖父的字命氏，称石氏。史称石姓正宗。

其二，出自姬姓和子姓。郑国（姬姓）大夫石癸，宋国（子姓）公子段，字子石，他们的后代都称为石氏。

其三，出自他族加入或他姓改石姓的。

76．邹姓——出自山东邹城的姓

其一，出自姒姓。这种说法称邹氏为越王勾践之后。

其二，出自子姓。称邹氏为商纣王微子启的后代。公元前11世纪周平公把商的周围地区封给殷纣王庶兄微子启，建立宋国，建都于商丘，其后三朝采食于邹邑，其第五世孙叔梁仡以邑名“邹”为姓。所以称之为山东邹氏。

其三，出自曹姓，以国家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姓氏。上古时有邾娄国为狭所建，战国时鲁穆公改邾娄国为邹国。后来邹国被楚国所灭后有邹氏，亦为山东邹氏。

其四，为蚩尤之后。

77．贾姓——源出山西襄汾的姓

贾姓是黄帝的后裔，其形成的两个源头都是以国为氏和以邑为氏，均出自古代的“贾”地。

西周时，周康王姬别把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封于贾，建立贾国，公元前678年，晋曲沃武公夺取了晋地，唐改称为晋，贾国的领土被吞并。贾亡国后，其后裔子孙按当时的习惯“以国为氏”，就是贾氏，贾姓从此出现。

另一支是“以邑为氏”的贾氏。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叫狐偃的大夫，他的儿子射姑任晋国太师，晋襄公（重耳之子）把原贾国之地封给他，作为他的封邑，人称贾季。他的后代就以封邑名为姓氏了。

78．韦姓——出自古室韦国的姓

其一，出自彭姓，为颛顼高阳氏大彭之后裔，以国名为氏。

其二，出自韩姓，为汉初韩信之后裔，为避难简改为韦氏。

其三，出自汉代西北少数民族中疏勒国有韦氏。

其四，出自赐姓而来。

79．谭姓——源出山东莒县的姓

其一，出自姒姓。周初大封诸侯时，姒姓的一支被封于谭国（今山东省章丘县西），爵位为子。谭国国势一直不盛，不久就沦为齐国的附庸。到了春秋初期，齐桓公称霸诸侯，于周庄王四年（公元前683年）吞并了谭国。谭国国君之子逃亡到莒国（今山东莒县）。而留在故国的子孙就以国为氏，称谭氏，史称谭氏正宗，是为山东谭氏。

其二，出自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是为云南、贵州谭氏。

其三，谈氏有避讳改姓谭氏。

80．段姓——源出郑国叔段的姓

其一，是春秋时郑武公的儿子共叔段的后代。

其二，战国时有复姓段干木，原是晋国人，后到魏国，后代有以单姓段为姓氏的。这为山西段氏的由来。

其三，西晋时有一个部落首领叫段务目尘，被封为辽西公。其领地有三万家，分布在辽宁西部，是为辽西段姓。

其四，魏末段延末蛮代为酋帅，裔孙凭到朝廷作官后被拜为云南刺史，后传下这支段姓。

81．郝姓——出自山西太原的姓

其一，出自子姓，为其始祖为帝乙之子子期之后，以封地名为氏。殷商第27代天子帝乙即位时，将他的儿子子期封于太原郝乡（今山西省太原），其后子孙也以地为氏，称郝氏。

其二，出自复姓郝骨氏所简改。

其三，出自他族改姓和少数民族中有郝姓。

82．龚姓——共工后裔所改的姓

其一，出自黄帝之臣共工氏的后裔。据《元和姓纂》所载，黄帝之臣共工氏（炎帝的后代）在黄帝时为水官，因治水有功，被奉为社神。其后有一支开始以单字“共”为整个家族的姓氏。其后裔又再加龙字改成“龚”氏，遂演变成龚姓。

其二，出自古共国之后。

其三，出自姬姓，为共伯和之后。

83．洪姓——共氏避难而改的姓

洪姓是由原本姓共的人加上三点水改姓为洪的。共姓相传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共公氏使用的姓氏，历史上共公氏是制造洪涝灾害的祸首，其实另有一部分掌握治水技术的共公氏后裔仍在尧帝、舜帝和大禹手下得到重用，共公成为一种官职，相当于水利部长。后来，共工氏后人为了避仇，把共姓改为“共”字加三点水为“洪”，不仅因为共、洪古音相近，而且因为共公是水官，加三点水也表示不忘祖先的功德。

84．孔姓——源出子姓宋国的姓

相传黄帝有曾孙帝喾，帝喾夫人名简狄。一次，简狄出外巡游，见一只燕子（玄鸟）掉下一只蛋，就拿来吞下，不久身感有孕，后来便生下商朝始祖契。契是简狄吞食燕子（卵）所生，此后便以“子”为姓，成为商朝始祖。后商汤建立商朝，其子孙多人除继承王位外，多成为贵族，在这些人中，有人为纪念商汤，便将他的姓氏和名字加在一起，稍加变化，改成孔姓。

85．邵姓——出自周代召公的姓

邵氏的姓源较为纯正，主要是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周初大臣召康公因食邑于召，被称为召公或召伯。他后来还被封于燕国，他派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留在镐京任太保，是周初三公之一，也是文、武、成、康四朝元老，曾同周公旦一起平定武庚之乱，“成康之治”的形成也有他的功劳。他的子孙袭召公一直是周朝的执政大臣之一。周室东迁后，召公的采邑也随之东移，迁徙地在今陕西省境内。后来，燕国被秦国所亡，召公的子孙以原封地“召”为姓，称召氏。召氏和邵氏其实同出一姓，只是写法不同而已。

86．史姓——古代史官后裔之姓

相传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人称史皇氏。他生有四只眼，善于观察，见人们用结绳记事相当繁琐，便发明了文字，在其创制出文字的当夜，鬼神都为之哭泣。因仓颉造字有功，其后代便以其官职为氏，称史姓，仓颉自然成为史姓的得姓始祖。

87．毛姓——源出姬昌两子的姓

其一，系出姬姓，叔郑封于毛国说。周文王第八子叔郑封于毛（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一带），其后遂以国为氏，是为陕西毛姓。周武王灭商后，封弟弟叔郑于毛国，世称毛公。

其二，亦出自姬姓，以封邑名为氏，伯聃封于毛邑说。

其三，出自他族改姓。

88．常姓——始自黄帝大臣的姓

常姓的来源有三支。

第一支常姓是以父王字为氏的，根据《姓氏考略》上记载，黄帝的大臣中有常仪和大司空常先，常先、常仪的后代以常为姓，称为常氏。因此，常姓得姓至少有4000多年，是一个古老的姓氏。

第二支常姓出自姬姓，是以邑为氏的。卫君康叔的支孙被封于常邑，后代以邑为姓，亦称常氏。

第三支常姓出自恒姓，源自避讳改姓。

89．万姓——出自姬姓人名的姓

据《姓纂》和《姓氏考略》记载，最早的一支万姓人氏源自芮伯万，芮伯万是周朝的一个诸侯，他的子孙后来就以他的名字为姓了。

另一支万姓人氏的始祖则是周文王的裔孙毕万，而毕万的子孙后来也是采用先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

90．顾姓——出自国名封号的姓

据史书记载，夏朝时，昆吾氏的子孙受封于诸侯国顾国（今河南范县），夏末商初时，顾国被商汤灭掉，亡国后的顾国王族子孙，散居全国各地，以国名为姓氏，从此中国开始有顾姓。

而另一支顾姓源自摇的子孙。汉朝初年，越王勾践的裔孙摇，因佐诸侯灭秦有功，被封于东颐（今浙江永嘉），后来摇又封自己的儿子于会稽，人称顾余侯。后来顾余侯的子孙以“顾”为姓了。

91．赖姓——源出古赖子国的姓

其一，出自姬姓，为周文王姬昌的后代，以国名为氏。周武王有弟叔颖被封于赖国，至鲁昭公四年为楚灵王所灭，其后以国名为氏。

其二，出自姜姓，为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以国名为氏。炎帝后裔有四支，后有一支东迁，于商代在河南厉乡县建赖国，依附于商朝。周武王伐商时，赖人南迁，后来接受周武王的子爵封号，为赖子国（今河南省息县包信镇）。春秋鲁昭公四年，楚灵王灭之，其族人迁至鄢地，其后裔以国名为氏，称赖氏。是为湖北或河南赖氏。

其三，源自少数民族有赖姓。

92．武姓——以名以谥而得的姓

其一，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姬武之后。公元前770年，犬戎入侵西周，周幽王被杀，周的京都也遭破坏。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受申、许、鲁等部分诸侯拥戴，在申即位，后迁到雒邑，历史上称东周。宜臼就是周平王。平王少子因其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状纹路，故被赐为武氏，为周朝大夫，后来他的子孙，因而以武为氏，史称武姓正宗。是为河南武氏。

其二，出自以国名为氏。

其三，出自子姓，以祖字或以谥号为氏。

93．康姓——源出卫国康叔的姓

周武王灭商后，把同母幼弟姬叔封在康，故称康叔。后周公平继位后改封康叔为卫君，建立卫国，故又称卫康叔。康叔把卫国治理得很好，声誉日益上升，他死后谥号是“康”，其后便有以谥号为氏，或以封邑为氏，称康氏。

94．贺姓——庆氏避讳而改的姓

是为避帝王名讳所改的姓氏。春秋时，齐桓公（姜姓）有个孙子叫公孙庆克，她的儿子庆封以父名命氏，称为庆氏。后来国家内乱，庆氏逃到了吴国。吴王噶朱方封给庆封，庆氏宗族闻讯赶来相聚，从此，庆氏比在齐国时还要富裕。东汉时其曾孙庆纯官拜侍中，为避汉安帝的父亲刘庆的名讳，“庆”字改为同义的“贺”字。

95．严姓——庄姓避讳而改的姓

东汉初年，新登基的汉明帝姓刘名庄，按古制皇帝的名字臣民是不能用的。但是放弃祖姓，又是辱没祖先。这时，庄姓中一个叫庄严的人，大胆上书皇帝，恳求汉明帝收回成命。可是未能如愿，遭到杀身之祸。之后，庄姓人为了纪念这位敢于冒死直言的同族，就改为严姓。

96．尹姓——以地以官命得的姓

其一，自少昊的后代，以邑为姓。据说少昊为古代东夷族的首领，其子主制工失，被封于尹城，后代多用封邑名“尹”作为姓氏，是为河南尹氏和山西尹氏。

其二，以官名命名。尹是商、周时的官名，职位相当于宰相。商汤时有伊挚为尹，周宣王时有兮伯吉莆为尹，他们的后代中都有以尹为姓的，也称为尹氏。

97．钱姓——出自西周官名的姓

钱姓的来源果真与钱有关。相传，钱姓是一个由掌管钱财的官名“钱府上士”而来的姓氏。这一官职起源于周代，乃是负责钱财的管理和调度。彭祖的子孙孚任职时就拿了官名当作自己的姓，从此就有了钱姓。之后，其子孙后代沿袭了这一称呼，世世姓钱。

98．施姓——源于夏朝方国的姓

其一，出自“子”姓，为“殷民七族”之一。据《左传》所载，周初，武王之弟康叔受封为卫侯，分到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樊氏等。施氏为制旗帜的工匠。

其二，以国为氏。夏代诸侯国有（施氏）之国，在今湖北省恩施县，其后有（施）氏。

其三，出自（姬）姓，以王父字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鲁惠公之子字施父，其支孙以王父（祖父）之字为氏。

99．牛姓——宋国牛父后裔之姓

西周末年，宋国公侯大夫牛父任宋国的司寇之职，掌管军队。宋武公时，游牧民族长狄人进攻宋国，牛父率兵抵抗，不幸阵亡，其子孙即以父名为姓，是为牛氏。

还有一支牛姓为尞姓所改。

100．张姓——创作长弓得来的姓

张姓之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黄帝，是黄帝的直系后裔。黄帝第五子青阳，生子曰挥，非常聪明，他观看到天上的弧星，便仿其形状做了弓矢。原来，天上有星名“天弓”，他受到启发，最早发明了弓矢——这个古代重要的武器。他也由此而被“赐姓张氏”。

第一章　民间传统节日文化

圣诞节

1．圣诞节日期

圣诞节（Christmas），每年12月25日，是教会年历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日。

2．圣诞节大餐

像中国人过春节吃年饭一样，欧美人过圣诞节也很注重全家人围坐在圣诞树下，共进节日美餐。在传统的圣诞餐桌上，烤火鸡是不可缺少的菜式。这种风俗盛于美国。英国人的圣诞大餐是烤鹅，而非火鸡。澳大利亚人爱在平安夜里，全家老小约上亲友成群结队地到餐馆去吃一顿圣诞大餐，其中，火鸡、腊鸡、烧牛仔肉和猪腿必不可少，同时伴以名酒，吃得大家欢天喜地。

3．圣诞树

在西方，人们普遍把红、绿、白三色作为圣诞色，圣诞节来临时家家户户都要用圣诞色来装饰。红色的有圣诞花和圣诞蜡烛。绿色的是圣诞树，它是圣诞节的主要装饰品，是用砍伐来的杉、柏一类呈塔形的常青树装饰而成的。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灯、礼物和纸花，还点着圣诞蜡烛。

4．圣诞老人

红色与白色相映成趣的是圣诞老人，他是圣诞节活动特别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人物。西方儿童在圣诞夜临睡之前，要在壁炉前或枕头旁放上一只袜子，然后满怀希望地去睡觉，并期待明早醒来就会有圣诞老人的礼物。在西方，扮演圣诞老人也是一种习俗。

5．《平安夜》

《平安夜》现在几乎是世界各地教堂里过圣诞节时必唱的歌曲之一，据说这首歌是由一名神父创作的。后来被两个商人学会，为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演唱，威廉四世听后大加赞赏，下令把《平安夜》定为全国教堂过圣诞节必唱的歌曲之一。于是，这首不朽的作品一直传唱至今，成为最广为人知的圣诞歌曲。

复活节

6．复活节日期

按照西方教会传统，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是复活节。东方教会还规定，如果满月恰好出现在这第一个星期日，则复活节推迟一周。因此复活节一般大致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

7．复活节活动

在美国，游行队伍中既有身穿牛仔服踩高跷的小丑，也有活泼可爱的卡通人物米老鼠。在英国，游行多以介绍当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为主，游行者化装成为苏格兰风笛乐队以及皇宫卫士，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复活节的到来还使人们纷纷换上新衣。因为人们认为节日里不穿新衣是要倒运的。这期间，人们还喜欢彻底打扫自己的住处，表示新生活从此开始。

8．复活蛋

复活蛋是复活节最典型的象征。古时人们常把蛋视为多子多孙和生命开始和延续的象征。后来基督教徒又赋予蛋以新的含义，象征“耶稣复活，走出石墓”，复活节时人们常把蛋染成红色，代表耶稣受难时流的鲜血，同时也象征复活后的快乐。还有一种古老的习俗，就是把煮熟的彩蛋送给街头的孩子们做游戏。他们把彩蛋从山坡上滚下：谁的蛋最后破，谁就获得胜利。美国白宫每年也玩这种游戏，只不过是把蛋放在草坪上滚动而已。人们相信，彩蛋在地上不断滚动，会使恶魔不断惊颤，受尽煎熬。

9．复活兔子

兔子也是复活节的象征，又称“复活节兔子”。兔子繁殖力很强，所以人们也把它视为新生命的表现者。人们通常会给孩子们讲复活节彩蛋是兔子下的，并把彩蛋放在花园草坪里，让孩子们玩找蛋游戏。

10．复活节食物

复活节的传统食品是肉食，主要有羊肉和火腿。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含义。据《圣经》说：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把独生子以撒作为献祭。亚伯拉罕即使很痛苦，但还是照办了，在他举刀要杀以撒时，上帝命天使阻止了他，并同意了他用公羊替代他的儿子。因此用羊祭祀，是过节的一个老传统。羔羊则象征着耶稣的献身。至于吃火腿，据说是英国人的遗俗，后来被带到美国。美国人会把为复活节准备的食物放在一个篮子里，有面包、蛋卷、饮料等，而这个篮子就被称为“复活节篮子”。

现在每逢复活节，美国大小糖果店总要出售用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小兔和彩蛋。这些彩蛋小的和鸡蛋差不多，大的竟有甜瓜那么大，孩子们吃起来津津有味。送给亲戚朋友，也不失为上佳礼品。

万圣节

11．万圣节——“鬼节”

每年的10月31日是万圣节之夜。万圣节是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在西方，这一夜也是一年中最“闹鬼”的一夜，也称“鬼节”。

12．万圣节的由来

传说公元前500年前，居住在爱尔兰、苏格兰等地的凯尔特人认为，10月31日的夜晚亡魂会回到故居，在活人身上找寻生灵借此再生，而活着的人为了赶走妖魔鬼怪，便在这一天夜里熄掉炉火、烛光，使死魂在黑暗中无法找寻活人，同时又打扮成各种妖魔鬼怪的模样，想凭借可怕的装束将恶灵妖魔吓走，之后，他们重新将火种烛光燃起，开始新的一年的生活。这就是今天全球大部分人在万圣节这一天，做古灵精怪的打扮的由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万圣节的意义逐渐起了变化，死魂返世或找替身的说法渐渐被摒弃或忘却，节日中喜庆的意味成了主流。

13．万圣节“杰克灯”

“杰克灯”是儿童在万圣节最喜爱的玩具了。“杰克灯”的样子十分可爱，做法是将南瓜掏空，外面刻上笑眯眯的眼睛和大嘴巴，然后在瓜中插上一支蜡烛，把它点燃，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便能看到这张憨态可掬的笑脸。

14．万圣节游戏：“不给糖就捣乱”

万圣节这天，是儿童们最高兴的日子了，小孩装扮成各种恐怖的样子，逐门逐户按响邻居的门铃，大叫：“Trick or Treat！”（意即不请客就捣乱），主人家（可能同样穿着恐怖服装）便会拿出一些糖果、巧克力或是小礼物。部分家庭甚至使用声音特效和制烟机器营造恐怖气氛。如果大人不用糖果、零钱款待他们，这些调皮的孩子或者会把人家的门把手涂上肥皂，或者把别人的猫涂上颜色。当然，大多数人家都非常乐于款待这些可爱的小客人们。

15．万圣节游戏：“咬苹果”

万圣节前夜还流行着一个游戏是“咬苹果”。游戏时，人们让苹果漂浮在装满水的盆里，然后让孩子们在不用手的条件下用嘴去咬苹果，谁先咬到，谁就是优胜者。

狂欢节

16．狂欢节日期

欧洲和南美洲地区的人们都庆祝狂欢节。但各地庆祝节日的日期并不相同，一般来说大部分国家都在2月中下旬举行庆祝活动。

17．狂欢节由来

这个节日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木神节、酒神节都可以说是其前身。早期的狂欢节还与复活节有密切关系。复活节前有一个为期40天的大斋期，即四旬斋（lent）。斋期里，人们禁止娱乐，禁食肉食，反省、忏悔以纪念复活节前3天遭难的耶稣，生活肃穆沉闷，于是在斋期开始的前3天里，人们会专门举行宴会、舞会、游行，纵情欢乐，故有“狂欢节”之说。

18．巴西狂欢节

巴西狂欢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狂欢节，亦被称作嘉年华会，是由原宗主国西班牙传入。一百多年来，巴西狂欢节吸收了非洲桑巴舞曲和舞蹈等元素，庆典内容得到极大丰富，逐步由闹剧、上层社会的豪华假面舞会，演变为全社会全阶层共同参与的庆典活动。在巴西的狂欢节上，每个人都不愿表现自我，而是想成为别人。有的男人希望自己拥有女性的特征；而有的平时内向的女人则大跳狂热的舞蹈，狂欢节中常常出现“易装癖”，这是历史的产物。巴西狂欢节对女性化的狂热程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19．德国狂欢节

在德国，狂欢节是除圣诞节之外最大的节日了。德国的杜塞尔多夫狂欢节是欧洲参加人数最多和最热闹的狂欢节之一。数千人的游行队伍和上百万的参观者共享德国享誉世界的美味啤酒，在欢乐的氛围中或沿街歌舞狂欢，或到酒吧肆意游乐。

20．威尼斯狂欢节

这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狂欢节之一。有“狂欢节之城”的称号。

欧洲的狂欢节据说都起源于古代的神农节。而威尼斯狂欢节的起源则还有一说：公元12世纪，古老的威尼斯城邦共和国日渐强盛。1162年的初春，它战胜附近的阿奎莱亚封建城邦国，称霸一方。为庆祝这一胜利，威尼斯人走上街头高歌欢舞，一连数日不休。从此，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举行欢庆活动。

威尼斯狂欢节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面具，权贵和穷人可以通过面具融合在一起。在面具的后面，社会差异暂时被消除。富人变成了穷人，而穷人成了富人。他们互相尊敬地打着招呼，彼此愉快地在一起嬉戏。其次他们的服饰也是很华丽的。

愚人节

21．愚人节日期

愚人节是每年4月1日举行。时间的选择看来与“春分”（3月21日）有关。在这期间天气常常突然变化，恰似大自然在愚弄人类。

22．愚人节的美丽传说

据说，愚人节起源于一个很有名的希腊神话传说。

农业女神得墨忒尔，在希腊是个妇孺皆知的神祇。她具有无边的法力，可以使土地肥沃，五谷丰登，也可以令田园荒芜，万物凋零。万神之王宙斯是她的弟弟，也是她的丈夫。她和宙斯生有一个女儿佩尔塞福涅，十分聪慧美丽。后来她的女儿被冥王抢走并霸占为妻。

她只知道女儿被“强盗”劫走了，但是，这个强盗是谁，她却不知道，那些知道佩尔塞福涅下落的神灵们，全都缄口不言。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背景，因为宙斯已经默许了冥王的行为，况且冥王也是不好惹的。有几个神祇被逼问急了，也是东西南北瞎扯一通。女神按照他们的指点，没头苍蝇般乱闯乱撞，不用说，这些都成了徒劳无功的跋涉。

但是她还是始终如一地寻找着她的女儿，渐渐地，众神对她由同情转为厌恶。因为这个“女疯子”为寻找女儿，搅得世界上没有片刻安宁。他们越加拿她开起心来，忽而指向东南，忽而指向西北，无非是想把她支走，过几天太平日子。

最后她请普照一切、明察秋毫的太阳神赫利俄斯指点迷津。伟大的太阳神怜悯女神的遭遇，便把冥王抢亲的情况，仔细描述了一番。得墨忒尔恍然大悟，并因此也知道自己受了众神的欺骗、愚弄，愤懑和气恼又加深了一层。她干脆下了一道命令，让全世界的植物一起凋零，所有的庄稼全部枯死，大地上不允许出现一丝绿色。自己则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不再露面。

这一来，天上地下全部乱了套。宙斯没办法，只好让佩尔塞福涅每年有1/3时间住在冥府，2／3时间则返回人世，侍奉她的母亲。以后，每当佩尔塞福涅留居冥土时，得墨忒尔便愁眉不展，大地也是一片萧条。而女儿一旦和她团聚，女神便喜笑颜开，世界也重现草木复苏、群芳争艳的勃勃生机。

此后，人们便设立了愚人节，用善意的谎言，告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要由于轻信，干出贻笑大方的蠢事。

23．愚人节起源

较普遍的说法是起源于法国。1564年，法国首先采用新改革的纪年法格里历（即目前通用的公历），以1月1日为一年之始。但一些因循守旧的人反对这种改革，依然按照旧历固执地在4月1日这一天送礼品，庆祝新年。主张改革的人对这些守旧者的做法大加嘲弄。聪明滑稽的人在4月1日就给他们送假礼品，邀请他们参加假招待会，并把上当受骗的保守分子称为“四月傻瓜”或“上钩的鱼”。后来这一习俗受到大家的默许，人们在4月1日便互相愚弄，成为法国流行的风俗。18世纪初，愚人节习俗传到英国，接着又被英国的早期移民带到了美国。

24．传统愚人节聚会

愚人节时，人们常常组织家庭聚会，用水仙花和雏菊把房间装饰一新。典型的传统做法是布置假环境，可以把房间布置得像过圣诞节一样。也可以布置得像过新年一样，待客人来时，则祝贺他们“圣诞快乐”或“新年快乐”，令人感到别致有趣。

4月1日的鱼宴，也是别开生面的。参加鱼宴的请帖，通常是用纸板做成的彩色小鱼。餐桌用绿、白两色装饰起来，中间放上鱼缸和小巧玲珑的钓鱼竿，每个钓竿上系一条绿色飘带，挂着送给客人的礼物——或是一个精巧的赛璐珞鱼，或是一个装满糖果的鱼篮子。不言而喻，鱼宴上所有的菜都是用鱼做成的。

在愚人节的聚会上，还有一种做假菜的风俗。有人曾经描述过一个典型的愚人节菜谱：先是一道“色拉”，莴苣叶上撒满了绿胡椒，但是把叶子揭开后，才发现下面原来是牡蛎鸡尾酒；第二道菜是“烤土豆”，其实下面是甜面包屑和鲜蘑；此后上的菜还有用蟹肉作伪装的烧鸡和埋藏在西红柿色拉下面的覆盆子冰淇淋。饭后，客人还可以从丸药盒里取食糖果。

情人节

25．情人节日期

每年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又称瓦伦丁节。情侣们在这一天互相馈赠礼物，用以表达爱意或友好。时至今日，丘比特、给箭射中的心等等成为情人节的特色标志。

26．情人节送鲜花的来历

在情人节的习俗中，鲜花和巧克力是庆祝时必不可少的。用鲜花的习俗源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时期。亨利四世的女儿在情人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所有被邀请为舞伴的女士将获得男士所赠与的玫瑰。现今人们已经习惯了以玫瑰作为情人节的最佳礼物。

27．情人节来历之一

传说公元三世纪时，古罗马有一位暴君叫克劳多斯。这一时期的古罗马，战事连绵不断，暴君克劳多斯征召了大批公民前往战场，为了保证人们忠于战争，他还下令禁止人们于此时结婚，甚至连已订了婚的人也被要求马上解除婚约。许多年轻的恋人敢怒不敢言，只得带着遗憾和愤恨走向战场。

瓦伦丁神父对克劳多斯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慨。他径自在神圣的祭坛前为一对对新人悄悄地举行婚礼。后来消息终于传到了暴君的耳朵里。他暴跳如雷，命令士兵们将瓦伦丁投入地牢。公元270年的2月14日，瓦伦丁在地牢里受尽折磨而死。14世纪以后，人们就开始纪念这个日子。现在，中文译为“情人节”的这个日子，在西方国家里就被称为 Valentine's Day，用以纪念那位为情人做主而牺牲的神父。

28．情人节来历之二

据说瓦伦丁是最早的基督徒之一，在当时他为了掩护其他殉教者被抓投入了监牢。在监狱里他受到了典狱长女儿的精心照料，他也治愈了她失明的双眼，行刑的那一天早晨，瓦伦丁给典狱长的女儿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告别信。他死后，盲女在他墓前种了一棵开红花的杏树，以寄托自己的情思，这一天就是2月14日。自此以后，人们便把这一天定为情人节以纪念这一对情侣。

29．世界各地情人节

在丹麦，男子通常会写信给女子却不署名，如果收信人猜出写信人，那么这名男子要在这一年的复活节送她一份礼物。

在意大利，人们相信，未婚女子在情人节这一天日出之前站在窗前，第一个来到他窗下的男子就是她命中注定的情人。

英国伦敦市政府每年在节前都要为爱神雕像进行清洗整容。

30．黑色情人节

就像恶搞一样，4月14日，是黑色情人节。这个节日跟“光棍节”差不多，据说此节来源于韩国。

似乎这个情人节就是来自于没有过情人节的人群的怨念，是属于单身贵族们的情人日。4月14日这天，大家共聚一堂，彼此鼓励、加油打气，化悲愤为力量，倒也热热闹闹十分开怀，借此消除形单影只的落寞感。过节的人会让自己生活在百分百的黑色世界里，穿黑色套装、黑帽子、黑皮鞋，吃黑豆制成的面条，喝咖啡也不加奶精，享受黑咖啡的苦涩原味。

感恩节

31．感恩节日期

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传统节日，由美国首创的。自1941年起，感恩节是在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从这一天起将休假两天，都要和自己的家人团聚，感恩节在每年11月22日～28日之间，感恩节是美国国定假日中最地道、最美国式的节日，加拿大的感恩节则起始于1879年，是在每年10月第二个星期一，与美国的哥伦布日相同。

32．感恩节的由来

感恩节的由来要一直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发端。1620年9月，英国清教徒著名领袖布雷德福召集了102名同伴，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登上了著名的“五月花号”船到达美洲。到达美洲的第一个冬天，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冬天过后，就只剩下了半数的人。就在他们束手无策之时，当地的印第安人给这些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并且教他们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等生存方法。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些新移民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存方式。之后，已成为普利茅斯总督的布雷德福下令举行庆祝丰收的盛典，感谢上帝的眷顾，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

33．感恩节庆祝活动

在美国人眼里，感恩节是比圣诞节还要重要的节日。它是一个长达四天的假日。每逢感恩节这一天，美国举国上下热闹非凡，人们按照习俗前往教堂做感恩祈祷，城乡市镇到处举行化装游行、戏剧表演和体育比赛等，学校和商店也都按规定放假休息。孩子们还模仿当年印第安人的模样穿上离奇古怪的服装，画上脸谱或戴上面具到街上唱歌、吹喇叭。散居在他乡外地的家人也会回家过节，一家人团团围坐在一起，大嚼美味火鸡，并且对家人说：“谢谢！”

34．黑色星期五

感恩节购物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习俗。从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一个月，美国的零售业总销售额能占到全年的1/3多，是各个商家传统的打折促销旺季。疯狂的购物月从感恩节的次日（星期五）开始，这天一大早，所有人都要摸黑冲到商场排队买便宜货。这一天即被称为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

35．感恩节总统特赦火鸡仪式

每年一度的总统放生火鸡仪式始于1947年杜鲁门总统当政时期，但实际上这个传统仪式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林肯总统当政的时期。1863年的一天，林肯的儿子泰德突然闯入内阁会议为一只即将成为人们感恩节大餐的火鸡求情。2006年11月22日，布什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的感恩节放生仪式上，特赦了一只名叫“飞鸟”的火鸡。

母亲节

36．母亲节日期

母亲节（Mother's Day），作为一个感谢母亲的节日，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间是每年的一月八日，而在中国、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其他国家，则是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其他一些国家的日期也并不一样。

37．母亲节节日起源

节日起源于古希腊。在这一天，古希腊人向希腊众神之母希布莉致敬。到古罗马时，这些活动的规模就变得更大，到17世纪中叶时，母亲节开始流传到英国，英国人把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天作为母亲节。在这一天里，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将回到家中，给他们的母亲带上一些小礼物。后来这一节日广泛地流传到其他各国。

38．母亲节花语——康乃馨的由来

1934年5月，美国首次发行母亲节纪念邮票，邮票上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双手放在膝上，欣喜地看着前面的花瓶中一束鲜艳美丽的康乃馨。随着邮票的传播，许多人的心目中便把母亲节与康乃馨联系起来，康乃馨便成了象征母爱的花朵了，并因此受到人们的敬重。在母亲节送康乃馨也成为这个节日的传统了。

39．中国的母亲花——萱草

萱草，在我国一向有“母亲花”的美称。萱草花，又叫忘忧草。在母亲节，子女为母亲送上一株忘忧草，祝福母亲远离烦恼和忧愁，身心愉悦，健康长寿，这是中国人向自己的母亲表达爱意的独特方式。

40．中国版的母亲节

在辽宁南部平原上，有一座2000多年的古城——鲅鱼圈熊岳城。在熊岳城东有一座山叫望儿山，它有着一个催人泪下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熊岳城郊的海边有一户贫苦人家，只有母子二人。母亲十分疼爱儿子，她每天辛苦地劳作供儿子读书，并希望他将来能够学业有成。十几年后，朝廷举行大考，选拔人才，儿子决定进京赶考。

于是母亲昼耕夜织，等待儿子归来。但是，一年，两年，三年……母亲的头发也花白了，却不见儿子的身影。她每天都对着大海呼唤儿子的姓名，祈盼大海能够将她的儿子送回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年迈的母亲倒下了，化成了一尊石像，也没有盼到儿子归来。原来，他的儿子早在赴京赶考的途中，不幸翻船落海身亡了。上天被伟大的母爱感动了，在母亲伫立盼儿的地方，兀地矗立起一座高山；当地的乡亲们便把那拔地而起的独秀峰叫做“望儿山”，在山顶建了慈母塔，在山下修了慈母馆，好让子孙后代缅怀母亲的平凡而伟大的恩情。

父亲节

41．父亲节日期

父亲节约始于20世纪初。每个国家的父亲节日期都不尽相同，也有各种庆祝方式，大部分都与赠送礼物、家族聚餐等活动有关。世界上有52个国家和地区是在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庆祝父亲节。我国台湾地区的父亲节是每年的8月8日。

42．父亲节由来

世界上的第一个父亲节，1910年诞生在美国。是由住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的布鲁斯·多德夫人倡导的。

她的母亲在她13岁时便去世了，遗留下六个孩子。他的父亲威廉·斯马特先生是曾参加过南北战争的一个退役军人，他在妻子过世后，独自一人在华盛顿州东部的一个乡下农场，承担起抚养、教育六个孩子的重任。女性的细心特质，让她更能体会父亲的辛劳：斯马特先生白天辛劳地工作，晚上回家还要照料家务与每一个孩子的生活。几十年的辛苦，儿女们终于长大成人了，斯马特先生也应该好好安享晚年了，但他却因多年的过度劳累一病不起，于1909年辞世。

同年5月，多德夫人参加完教会的母亲节感恩礼拜后，她特别想念父亲。在她心中，父亲在养育儿女过程中所付出的爱和艰辛，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母亲。多德夫人将她的感受告诉给教会的瑞马士牧师，希望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纪念全天下伟大的父亲。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牧师的赞许，同时得到了各教会组织的支持。多德夫人随即写信向市长与州政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在她的奔走与努力下，斯波坎市市长与华盛顿州州长公开表示赞成，并把节期定在了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1910年6月19日，多德夫人所在的华盛顿州斯波坎市，举行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庆祝活动。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美国各地其他城镇的人们也开始庆祝“父亲节”。

43．中国父亲节起源

中国的父亲节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8日，上海文人发起了庆祝父亲节的活动，并得到市民的立即响应。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各界名流绅士，联名请上海市政府转呈南京“中央政府”，定“爸爸”谐音的8月8日为父亲节，又因为八月八日的两个八重叠在一起经过变形就是汉字“父”，所以这个节日就带上了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

44．父亲节花语

在父亲节这天，人们选择特定的鲜花来表示对父亲的敬意。佩戴红玫瑰表示向健在的父亲们表示爱戴，佩戴白玫瑰表示对故去的父亲的悼念。在温哥华，人们选择佩戴白丁香，宾夕法尼亚人则用蒲公英向父亲表示致意。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花。

45．父亲节礼物

父亲节在全美作为节日确定以后，众多商家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不仅鼓励儿女给父亲寄卡片，而且鼓励他们买手表、钢笔、雪茄、打火机之类的小礼品。这些商品种类相对单一，因此给父亲送礼物也最难。日本曾经推出过一款特别的父亲节大礼，某著名面包店烘焙了“父亲脸”面包，以每个3美元的价格出售，由于这款面包味道不错，样子可爱，一度在日本热销。

白色情人节

46．白色情人节起源

“白色情人节”起源于意大利的罗马，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相传，罗马皇帝在2月14日救了一对因为违反恋爱结婚禁令而将要被处死的恋人，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而设立了情人节。在一个月后的3月14日，这对获救的恋人宣誓恋情将至死不渝，为纪念这天，于是另订为白色情人节。而此节日就从欧洲开始流传到世界其他地方。

47．日本白色情人节起源

在日本的民间，2月14日这一天是女孩子对男孩子诉表情意的日子，由女孩子送情人礼物给男孩子。但是渐渐发展到最后，由谁主动送礼物已经不重要了。在日本如果一方在2月14日当天收到异性送的情人礼物表达情意，而且对对方也同样有好感或情意时，就会在3月14日回送对方一份情人礼物，那表示彼此已经心心相印，所以他们就把3月14日这一天，定为“白色情人节”。

48．“白色”的含义

一开始，3月14日是没有名字的，与2月14日一样都叫做“情人节”。后来，人们为了把两个节日区分开来，便将3月14日定为“白色情人节”。

因为白色在欧洲国家是纯洁、清纯、有灵性的代表色，就像西方人结婚要穿白色婚纱一般。

49．白色情人节习俗

相传，2月14日，男孩会给女孩送礼物，一般为玫瑰花和巧克力。经过一个月的考虑和考察，到了3月14日，如果女孩回赠男孩礼物，一般送纯手工曲奇，就表示女孩愿意跟他谈恋爱。相比2月14日的热烈，3月14日更是一个甜蜜的、相会的日子。

50．白色情人节礼物的含义

在白色情人节这天，一般会送纯手工曲奇。纯手工曲奇来源于英国的音乐家爱德华·埃尔加夫妇的爱情故事，因为爱德华的作曲灵感就是来源于他妻子所制作的纯手工曲奇——皇后恋曲，所以纯手工曲奇所代表的是女生对男生的温柔、体贴及爱意，所以成为女士回礼给男士的重要礼物。

第二章　世界各地趣味节日

1．西班牙跨婴儿节

为庆祝“天主教圣体节”，成年男子会扮成魔鬼的样子，经过新生婴儿父母的同意，从婴儿身上跳过。扮演魔鬼的人身着可怕服饰，挥着鞭子和棍子以“净化”婴儿。根据传统，越是漫不经心地从婴儿身上跳过，驱除魔鬼的效果越好。这个节日从1620年起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西班牙的一大特色。

2．西班牙番茄节

硕果累累的八月刚刚结束，人们就会迎来番茄节。节日中因每个人需在60分钟内投250磅的番茄，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战争”。每年，大约有30000名游客前来过节。人们互相攻击，手下毫不留情，把节日的欢乐气氛烘托得异常高涨。

3．英国伦敦的“钥匙典礼”

“钥匙典礼”是在英国的伦敦塔进行的。所谓的“钥匙典礼”就是关闭城堡大门的上锁仪式，禁卫长是“钥匙典礼”的主角。每晚9点53分禁卫长提着一盏点着蜡烛的灯笼，在四名荷枪卫兵的护卫下，将这座古堡的两道大门锁上。当回到内层城堡的一座拱门外时，一名在岗士兵厉声喝道：“站住，谁在那里走动？”禁卫长回答：“钥匙。”“谁的钥匙？”“伊丽莎白女王的钥匙。”“走吧，伊丽莎白女王的钥匙。大家好！”这样之后，禁卫长才能通过拱门，将钥匙交给总督保管。

4．苏格兰圣火节

这个传统节日火焰节貌似北欧海盗给岛屿的回馈和赠礼，每年一月最后一周举行，燃烧物是一艘北欧海盗船，火焰高达32英尺，极具节日盛会气氛。

5．慕尼黑啤酒节

慕尼黑啤酒节又称“十月节”，每年9月末到10月初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持续两周，是慕尼黑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起源于1810年10月12日，十月节是慕尼黑的一个传统的民间节日。因为在这个节日期间主要的饮料是啤酒，而且消耗量惊人，所以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这个节日简称为啤酒节。

6．保加利亚玫瑰节

保加利亚有300多年的玫瑰油生产历史。为保留玫瑰油生产的传统，保加利亚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将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定为“玫瑰节”。每逢玫瑰收获季节，位于巴尔干山南麓的卡赞勒克地区便会庆祝“玫瑰节”。

7．俄罗斯自由拳击节

在俄罗斯民间流行着许多有趣的节日，如没有任何规则约束的自由拳击节。在1世纪之前，拳击参与者是那些被剥夺人身权利和被否定血缘关系的低等人。而现在不同，自由拳击是人们互相嬉戏的节日，早已经没有仇恨的成分了。

8．英格兰干酪翻滚节

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可是乳酪翻滚似乎有点危险性。在陡峭的小丘上追逐7磅重的乳酪轴，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事实上，警方曾经制止过这种节日行为，但是参与者拒绝服从命令，他们能够很容易地和乳酪轴拉开距离，因为乳酪最高滚动时速可以到达70英里，人是很难追到手的。最后滚到山下，第一个赢得他的人将被赋予最高的荣誉。

9．瑞典仲夏节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它本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日，是为了纪念基督教施洗者约翰的生日而举行的活动。每年6月24日举行，这也是瑞典最美好的时光。这时候，瑞典北方太阳昼夜不落，而在南方也只有几个小时的灰暗。

傍晚时分，人们聚集在用各种各样的鲜花、树叶和花环装饰起来的十字形柱子周围，围成圆圈，随着欢快的音乐跳起舞来。彩柱的周围会有几位身穿民族服装的音乐家在演奏乐曲。在娱乐场地，在大的空房，在草地上，到处都跳着优美多姿的传统舞蹈。

10．斯德哥尔摩的露西亚日

一年之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是冬至。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冬至日的白昼只有两个小时，上午10时开始天亮，中午一过便夜幕低垂，这种严寒与黑夜对北欧人的心理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有些多愁善感的人竟然自寻短见。因此那里的医生、心理专家和社会慈善机构，以及世界“防止自杀行动委员会”纷纷行动起来，创造了“迎光节”，就是在黑夜最长的冬至那天来庆祝亮光。

瑞典的露西亚日实际就是以往的迎光节，于每年的12月13日举行。其仪式就是在家里由主妇或大姐充当露西亚，于拂晓时分，在烛光下拿出早餐给家人享用。

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个节日开始走出家庭的小天地跃居成为社会性节日。当时一家报社借圣牛之名，大搞噱头，举办露西亚小姐选举活动，只要是金发女郎就可参选。被选出的小姐戴上蜡烛冠冕，骑上马，在身穿清一色素白连衣裙的女童仪仗队的簇拥下四处游行。于是万人空巷，本来黑夜最长的一天变成了万众欢腾的一天。再者，因为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金的颁奖礼都是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所以当选的露西亚小姐都是由奖金获得者亲手加冕，这就更给节日平添了光彩。

11．丹麦的捕豚节

丹麦发罗群岛的渔民，每年6月初的一天，都要举行捕豚节。这里的渔民在海豚节这一天会举行盛大的捕豚竞技比赛，其热闹、紧张的程度不亚于西班牙的斗牛节。当第一批海豚群出现时，人们就立即把它们赶进预先布置好的海湾去，把出口堵住，然后吹响海螺，通知全岛居民去参加盛会。

岛上长者一声令下，所有青壮年渔民都赤身露体，驾艇下水，向海豚群冲去，比赛看谁抓得最多最快。比赛结束后，由长者发奖，他首先把一条最大的海豚奖赏给最先发现海豚群的人，然后才按名次给优胜者一一发奖。随后，给全体参加者分配捕获物，就连岸上的观战者和在场的任何人也都毫不例外地分到一份鲜美的海豚肉。

但是这一活动毕竟给海豚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或许可以换一种庆祝节目的方式，比如倡议当地人民共同起来保护海豚，保护大自然的动物。

12．西班牙“法耶”节

每年的3月12日至19日，在西班牙东部濒临地中海的历史名城——巴伦西亚都要庆祝“法耶节”。节日的主要活动是制作、展览和焚烧各种纸、木制造的房屋与玩偶模型。这种模型在当地被称为“法耶”。

自3月15日起，全城还要举办规模宏大的“法耶小姐”游行。“法耶小姐”们穿着艳丽的服装，在管弦乐队的引导下载歌载舞地游遍所有的大街小巷。人们根据她们的仪态容颜再评选出一年一度的“法耶皇后”，由她来主持3月19日下午的盛典。到了盛典这一天，人们聚集在市政府前的元首广场上参加庆典。会上，政府要员为评选出来的最佳“法耶”制作者颁发奖金与奖品，并指派专人负责将这独占鳌头的“法耶”收存至博物馆中陈列，沿途鼓乐齐鸣，礼炮阵阵，万众欢腾。入夜，人们在威武雄壮的《斗牛曲》和色彩缤纷的礼花的伴随下歌舞狂欢。午夜12点，兴奋异常的人们把所有的“法耶”都投入熊熊燃烧的烈焰中。望着这冲天的火光，人们欢声雷动，越发起劲地高歌狂舞。至此，狂欢活动达到顶峰。

13．日内瓦的登城节

这一节日的庆祝从12月7日开始。9日晚上，人们在市中心举行富有民族特色的游行。游行者都穿着日内瓦地区的传统服装。游行队伍由仪仗队作先导，还有骑兵、骑士以及妇女和儿童。在雄壮的进行曲中，骑兵和骑士们手握长矛和枪，推着当年用过的沉重的古炮，威武地穿过闹市区。儿童们举着火炬，妇女们则手挎装满蔬菜的篮子，表示对进行战斗的同胞们的支持。

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17世纪保卫国家的战争。那个时期，瑞士虽然成为一个共和国，但它经常受到邻邦的侵扰。1602年12月11日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邻国不怀好意、妄图趁人们在黑夜熟睡之际，偷袭日内瓦城。但是狡猾的入侵者没有逃过机警的日内瓦哨兵的眼睛。正当敌军顺着云梯往城墙上爬的时候，城里大教堂的钟声齐鸣。市民们一听到报警的钟声，就纷纷拿起武器走向街头，立即投入了保卫共和国的战争。由于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战斗，终于打败了入侵者。“登城节”就由此得名。

每年节日期间，人们还举行集会、音乐会和篝火晚会，并前往参观与这一爱国节日有关的一些古迹。

14．法国圣蜡节

圣蜡节是法国的宗教节日，也是饕餮者的节日。每年2月2日，法国的母亲们为孩子煎出薄薄的、像太阳一样金光灿灿的鸡蛋饼。当她们抖动煎锅，将饼抛向空中时，孩子们都瞪大了眼睛，恨不得那饼直接掉到自己嘴里。据说，如果在煎饼时手里握着一枚钱，这一年你就会财运亨通。

15．西班牙三王节

西班牙的1月6日是“三王节”。传说中这一天从东方来了三个国王，其中一个黑脸国王，一个黄脸国王，一个白脸国王，这三个国王来到西班牙以后，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和欢乐，从此人们安居乐业，平平安安。因此，几百年来，为了纪念这三个东方国王，西班牙人就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这个节日，主要是孩子们的节日。庆祝活动开始后，长长的车队鱼贯而行，缓缓地向市中心广场进发。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车队均张灯结彩，表演的人们一个个都穿红戴绿，化装成各种小丑和神话中的妖魔鬼怪，敲着鼓，吹着号，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引得人们喜笑颜开。

16．尼罗河泛滥节

江河泛滥，淹没良田和庄稼，夺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一般都被视为莫大的不幸和灾祸。而埃及人根据他们的传统习俗，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在尼罗河冲击成的肥沃绿洲上繁衍生息，所以当地人将尼罗河视为圣明，每年河水泛滥时，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感谢尼罗河的恩典。这就是尼罗河泛滥节。

17．多哥的摔跤节

多哥第二大部族——卡比耶族按照部族的习俗每年都要欢度本族的传统节日——摔跤节。此节日从7月第二周开始，持续一周。节日期间，人们身穿盛装，来到村边草地的比赛赛场，然后开始奏起民族乐曲，观众们开始击掌歌舞，一片沸腾，整个卡比耶族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之中。按习惯，每村选拔60名适龄青年同其他村的选手进行循环赛。摔跤对象可在对方出场人中自选。摔倒对方一次记一分，最后总积分最多者为本乡的冠军。然后，全地区16个乡的冠军再进行循环赛，保持不败或积分最多的便是卡比耶族本年度摔跤节的冠军。按规定，凡年满18岁至21岁的本族青年，必须连续3年参加摔跤锻炼，之后才可被确认为本族的一名新成员，只有参加过摔跤的青年才准予结婚。

18．埃塞俄比亚的迎春节

这个节日本来是基督教徒为了纪念公历326年海伦王后找到耶稣基督的真正十字架而举行的。几百年来，埃塞俄比亚人已经逐渐遗忘了节日的原来意义，把它变成了一个具有民族特点的迎春节日。它标志着雨季结束，田间工作即将开始。

节日前夕，人们在广场上用晒干的树枝架起像塔似的圆锥形的“达密勒”。当太阳下山后，年青男人就准备好火把，等钟声一响，典礼就开始了。薄暮中，从广场两面出现了长长的火龙，一手拿着马斯卡尔花，一手高举着火把的居民蜂拥而来，围着“达密勒”轮流用火把点燃。熊熊的火焰在千百支火把的点燃下越烧越旺，把暮色中的广场照得通明，人们围着它唱着歌曲，跳着舞蹈，直到“达密勒”的火星熄灭。

节日期间，人们互相访问久别的亲友，可以不分等级、信仰和性别，融洽地在一起纵情玩乐。这个节日还是青年男女举行婚礼的好日子，邻居、亲友有不和睦的，也在这个时候调解。

19．索马里的伊斯通卡节

索马里贝纳迪尔州阿夫高依镇的农民，每年夏天都要庆祝这一节日。这是一种模拟古代战争的游戏，用来欢庆当年丰收，希望来年雨水充足，河水奔流，庄稼茂盛。据说这一节日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游戏开始，人群分成两队，他们拿着树枝，高唱着“我们决不后退”的歌曲，列队进入阵地。一个人吹响喇叭，于是，对阵双方，右手高擎树枝，呐喊着奔向对方。突然无数根树枝在空中飞舞，人们用树枝向对方的脸上、头上、肩上、身上，劈头盖脸地抽打。这时候“战场”上烟尘飞滚，鼓声喧天，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20．突尼斯撒哈拉联欢节

到撒哈拉去，骑着“沙漠之舟”欣赏海市蜃楼，到绿洲上吃鲜椰枣，看骆驼赛跑和斗骆驼，看壮观的骆驼兵列队游行……

这些就是突尼斯杜兹镇撒哈拉联欢节的主要节日。

节日的节目多姿多彩，而又别具一格。上午第一项活动是穿越沙漠。贵宾和游客们乘上越野汽车奔向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极目远眺，只见旷野漠漠，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波接一波。半小时后，来到一个绿洲，好客的牧民把客人请到帐篷里，品尝新鲜的椰枣和羊奶。出帐篷后，人们应邀登上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驼队在椰枣林里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行进，穿过林间的农舍，越过密布的小溪，虫鸣鸟语，流水潺潺。沉甸甸的椰枣，压弯了枝头。下午3时，联欢正式开始，20名手执长枪、身披盔甲的壮士骑着骏马走在前面，游行之后，开始竞技表演。骆驼赛跑是第一个节目。然后是斗骆驼……

夜幕降临，人们围着篝火欣赏奔放有力的阿拉伯舞蹈，倾听悦耳的民族音乐。

21．尼日利亚的捕鱼节

“捕鱼节”是尼日利亚为期3天的传统体育盛会的重要内容，通常在最后一天举行。马坦法达是尼日尔河的一条支流，在这里每年3月底都要举行“捕鱼节”，这是当地人的一次狂欢盛会。

很早以前，这个地区居住着凯巴和富拉尼两个部族。他们常因捕捞索科托河中的鱼而发生争斗。1934年，两个部族的酋长在阿尔贡古城举行和平谈判并达成协议，从此两个部族友好相处，成为睦邻。为了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双方举行捕鱼比赛。这一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赋予了更多更新的含义。而且当地还流行着一种说法，称马坦法达溪中的河鱼前世是人，是先祖们死后托生成了鱼。

如今，尼日利亚政府希望将“捕鱼节”经营成当地一个有特色的旅游卖点，尼日利亚人也将这一盛会视为他们的骄傲。

22．象牙海岸的迪裴节

科特迪瓦濒临非洲几内亚湾的海岸，虽然比较小，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首都阿比让的西北有一个叫阿比迪的民族，这里的人们每年都要欢度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迪裴节。

所谓迪裴，意味着光明战胜黑暗，新生代替腐朽。这是一个庆祝胜利、庆祝新生的节日。在中世纪，它是纪念“神迹”的。现在，它的迷信色彩已逐渐有所减退，但仍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

迪裴节的日期不固定，大约是每年4月前后月亮最圆的那天。节日的早晨，村中的长者们聚集在河边，开始祭献仪式。他们把一头宰杀洗净的整羊端出来，虔诚地献上去。祭献仪式结束后，象牙号和“多多”鼓声互相呼应着，向人们宣告节日的来临。这种鼓声，没有重大的事件是很少听到的。它具有多种音色和特殊的旋律。

近子夜时分，长老们向祖先献上棕榈，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随后，整个村庄安静入睡。

23．斯威士兰芦苇舞节

斯威士兰是南部非洲的一个小国，芦苇节是斯威士兰王国的独特节日，在每年8月底或9月的第一周里举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芦苇节体现了该国的女性文化和传统。斯威士兰传统房屋的屋顶由芦苇覆盖而成，妇女则负责采集芦苇，所以芦苇节中少女们的“入场券”就是一束芦苇。在芦苇节上，成千上万的婀娜少女手持芦苇载歌载舞，尽情狂欢。据说，斯威士兰的芦苇节本意就是张扬少女们的女性气质，展示她们纯洁的身体。根据斯威士兰的习俗，未婚女子在结婚前一定要保持处女之身，因此，所有参加这一盛大节日的女孩必须是未婚的处女。

24．埃及“闻风节”

“闻风节”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埃及人的传统节日。据说这是一个慈善神战胜凶恶神的日子。经过约5000年的历史演变，人们在“闻风节”里祈祝人间祥和太平和春光永驻的习俗历久不衰。该节也是埃及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

“闻风节”在埃及又称踏青节，时间是在每年的4月间。此时天气转暖，人们纷纷外出踏青、游玩、野餐，享受清风拂面的气息，其乐融融。埃及地处沙漠，绿地不多，于是这一天首都开罗凡是有绿草树木的地方，都聚集着欢乐的人们。

25．索马里打棍子节

伊斯通卡节亦称打棍子节，是索马里阿夫高依地区每年夏天喜庆丰收的节日。连续三四天的节日活动中，最重要也最扣人心弦的是互相抽打树枝模仿古代战争的游戏。“战场”上，非洲鼓声震天动地，只见无数树枝在空中飞舞，对阵双方都毫不手软，向着对方猛抽猛打。勇者越战越狂热，经不住抽打的小伙子仓皇奔逃，遭人奚落。过去进行这种游戏是以木棍作武器，往往打得双方鲜血淋漓，出事故者屡见不鲜。近年来才改用树枝，但游戏中所体现的勇往直前、剽悍的古朴风习却依然留存。

26．美国UFO节

据说，1947年，一个外星飞行器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罗斯韦尔城市附近坠毁。为此，政府将每年7月4日定为罗斯韦尔UFO节，许多UFO的爱好者都聚集在此庆祝这个独特的节日。这一天，尖头、四条腿的外星人可能让孩子们吓一跳。当天的活动很多，包括与外星人专家和作家聊天、举行外星人选美大赛以及游行，节日期间人们还可以观赏到各种按照人们想象制作的模拟UFO。

27．纽约食品节

每年九月中旬（通常是星期日），许多纽约市民一清早就起来，打扮得整整齐齐来到纽约市闹区曼哈顿欢度一年一度的食品节。节日的当天，两旁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近千个摊子，食品几万种。许多参加食品节的人都说：“我吃了各式各样的食品，等于跑遍了全球，旅游了一次全世界！”

28．澳大利亚金枪鱼折腾节

金枪鱼的节日设在澳大利亚Eyre半岛的林肯港，这个节日开始于1962年，并于每年的1月26日举行，届时人们会把捕获的最大的金枪鱼拿出来玩耍。金枪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产业，金枪鱼罐头原产地是在这里。1998年，奥林匹克链球运动员SeanCarlin曾经耍了一只金枪鱼，足足投出37.23米。

29．秘鲁的太阳祭

太阳祭源于印加帝国的隆盛时期。每年6月24日清晨，库斯科城便沸腾起来，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揣着奶酪、玉米饼、果品等食物涌向山坡，晌午时分，仪式开始，祭坛上燃起圣火，人群顿时鸦雀无声，聆听祈祷之声。当圣火里的酒浆从大缸里溢出时，人群开始欢呼雀跃，载歌载舞。

30．悉尼同性恋狂欢节

这个节日起源于1978年，当时是为了纪念1968年纽约市同性恋者为争取合法化与社会认同而做的斗争，他们结伴上街游行，遭到了当局的禁令和逮捕。从那以后，同性恋者暗地里集会，偷偷摸摸的搞活动搞游行，均遭到警察的干涉。后来，在澳大利亚人权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式下，悉尼的同性恋者又蠢蠢欲动。他们以庆祝悉尼夏天为由，进行狂欢活动。游行队伍也首次超过1000人，游行范围也扩大到5个街口约1000米。这次警察没有干预，新闻媒体对此也没有大肆宣扬。从那以后，同性恋活动越搞越大，并定于每年3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为大游行日。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个角落的同性恋者参加人数达6000多人，前来观摩的观众最多时高达数万人。游行结束后这些同性恋者还要搞一个别开生面的大聚会，这就是号称全球最大的同性恋聚会。悉尼每年一次同性恋大游行名声大噪，也使悉尼成为同美国的旧金山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并列的世界同性恋大本营。

31．日本裸体节

裸体节是日本民族的一种节日，又叫“会阳节”。1300年前，日本和尚为净化灵魂开创此举，之后逐渐成为一项仪式。这种仪式的参加者都是男性，他们必须穿最少的衣服，只要一只缠腰带或者宽松外套即可，很少全部裸露。无论是什么衣服，这个节日中的穿着都被认为是最普通粗俗的装束。日本的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节日，一般在夏天或者冬天举行。在半裸人群里藏着一个全裸的人，人们找到他并且抚摸他，就感觉今后会幸福。这一活动开始于江户时代末期。

32．泰国猴子斗殴节

在泰国，每年每个地区大约要邀请600只猴子前来吃各种水果和蔬菜，这是罗摩教的一种信仰，罗摩教首领说这是在感谢类人猿。在节日中，这些猴子大约用3000公斤的水果和蔬菜互相嬉戏打斗，人们对这点东西还是不吝啬的。

33．印度彩色胡里节

印度胡里节也称为彩色节，是印度哇亚那、尼泊尔等地为了庆祝春天来临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互相投掷彩色粉末和水。据说春天是病毒性感冒和发热的高峰期，人们所投掷的彩色粉末成分包括Neem、Kumkum、Haldi、Bilva和其他草药。这个节日类似中国傣族的泼水节。

34．老挝塔銮节

每年公历11月上旬，是老挝全国一年一度的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有多种多样的活动：国家要员举行宣誓，普通教徒举行礼佛、布施和游神等宗教仪式，还有展览会和市集，青年男女也借此良辰谈情说爱。这时的万象十分热闹，不仅本市居民，就是外省、邻国也有很多人远道而来。

35．缅甸泼水节

泼水节是缅甸人民的传统节日，类似我国的春节。一般在公历4月中旬。其时，在缅甸，因太阳日趋直射，日照长，是全年最燥热的时期。泼水节常历时三四天。期间，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互相泼水，表示涤旧迎新之意。

36．老挝高升节

这个节日一般是在佛历6月15日举行，来源于婆罗门教的火神祭拜礼。所谓“放高升”，就是用整棵的大竹子，在竹节里装上火药，点燃以后可以把整个大竹子崩上天空百十丈，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升”。放高升的前一天，男女老少身着盛装，用高大的架子抬着各自的高升送往发射地点。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不少人装扮成野人、渔夫、方士、鬼神等，歌舞痛饮，通宵达旦。等到放高升那天，其场面也十分壮观，人们熙熙攘攘，甚至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也前来欣赏。燃放之前，四周一片寂静，高僧诵经之后，高升便被逐次点燃。只见一个个高升冲天而起，拖着长长的白烟，发出呼啸之声，直插云霄。人们狂舞高喊，鼓乐齐奏，热闹非凡。谁的高升升得最高，声音最响，组装该高升的技师便被高高举起，扔到清澈的河水里，并接受节日主持者颁发优胜奖，喝下新酿的米酒；谁的高升不响或升得最低，那位技师则被扔进污泥潭并被别人耻笑。

37．泰国春耕节

每年5月是泰国一年一度的春耕节。泰民族自古以来为农业之国，至今农业人口仍占到泰国人口的大约8成，所以全国视这一天为盛大的节日。八时左右，春耕节仪式开始，首先由国王和王后点香明烛，祭拜神明，然后主犁官膜拜诸神明，祈祷占卜当年雨量。完毕后，将两头圣牛牵到国王面前点粉，此后由婆罗门教士率领圣牛、“主犁官”（由农业部部长担任）、“四仙女”（由农业部的农业和林业女科学家分别担任）及古乐队开始耕种，“主犁官”驱圣牛松土、犁地及播种和覆土各3圈，“四仙女”随后撒播稻种40公斤。耕种完毕后，将圣牛牵到皇室婆罗门占星象的占卜台，选吃稻谷、玉米、绿豆、芝麻、青草、水和酒7种食物，以预言当年某种粮食丰收。

38．泰国蜡烛节

泰国蜡烛节是每年七月底在泰国乌汶府举行，在5天的节庆中，精心制作完成的巨型蜡烛在色彩缤纷的饰品的装点下，由人们抬着绕整个市区游行，并举办蜡烛雕刻比赛、选美比赛、音乐会及充满趣味的游戏等活动。

蜡雕巡游是蜡烛节庆祝活动的最大亮点，它充分反映了泰国人们笃信佛教，以及与佛诞节和佛教四旬斋节相关的悠久的传统和仪式，同时，还展现了泰国北部独特的文化和艺术。

39．印度十胜节

每年9、10月期间，印度教徒会聚集在一起欢庆“十胜节”。它是印度教三大节日之一。此节起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传十车王之子、英雄罗摩占陀罗曾与十首魔王罗波那激战了10天，在第10天罗摩战胜了罗波那。为了庆祝罗摩的胜利，人们过起了十胜节。

十胜节期间，人们一连10天搭台演出描写罗摩王生平的歌舞剧《罗摩哩啦》，并在第10天焚烧罗波那的模拟像，象征着罗摩的彻底胜利。每年的这个时候，印度大街小巷一片欢腾，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

40．老挝维散顿佛节

这是老挝一个较大的宗教节日，一般在佛历的4月举行。据老挝佛经记述，维散顿原是一位王子，在管理一个部落时产生了脱离尘世的念头，便把全部家产分给了穷人，远别妻儿，削发为僧，并得道成佛，此节便是为了颂扬他的功德。

节前，僧侣和信徒们一起打扫佛寺、佛塔等，在佛寺四周插上佛旗，在佛寺空场的四角放置4锅圣水。节日下午2时，信徒们便携带礼品前往佛寺共度此节。选出两名有威望的人装扮成维散顿和他的妻子玛提，前去迎接“乌巴库”神（传说中的神鸟），一位高僧带领大家来到乌巴库庙，人们献上花束，听高僧诵读迎神词，然后把乌巴库神迎回佛寺。人们一路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到达佛寺后要围着佛寺从左向右绕3周。之后，老人们集中在佛寺里听经和高僧讲述维散顿的功德，哪位僧侣诵读出色，信徒们便献上布匹和钱物。年轻人则进行各种文娱活动，听民间歌手演唱歌颂英雄人物的叙事长诗等。此节日延续数日，最后一天，要请一位高僧讲述玛提的事迹。

41．泰国素食节

泰国素食节在每年的10月中下旬，维持10天左右，在普吉尤为隆重，这些天很多餐馆都不会做肉，全是素菜，还有伊斯兰菜，这个节日是以前从中国传过来的，现在在泰国发扬光大。

素食节上，人们会在脸上穿洞，这是因为泰国均信佛教，教徒们相信，脸颊上穿金属是对信仰忠诚的一种表现，而素食节以及与之相伴的宗教仪式必将给那些参加仪式的虔诚教徒带来好运。在这期间，当地的华裔居民都会严格地遵守十天的斋戒，只吃素食，以净化灵魂，积功德。

42．泰国象节

大象是泰国的标志，是“和平”与“吉祥”的象征。它不仅能驾车、搬运木料，从事某些笨重劳动，而且可以做出各种精彩表演，给人增添乐趣，活跃节日气氛。

象节活动由检阅战象开始。指挥官打着遮阳伞坐在象背上，缓缓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大象浩浩荡荡列队进入会场。每只大象背上坐着一至两名武士。这些参加检阅的战象是从饲养的两百只大象中挑选出来的，是其中最美丽、最矫健者。它们披着彩带和盖布，挂着亮晶晶的小铃铛，各个打扮得漂漂亮亮，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十分逗人喜爱。它们一面行走，一面高高举起长长的鼻子向人们频频“招手”，观众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会举行各种表演，如大象“蹬滚筒”、“足球比赛”、“拾物比赛”等各种有趣的活动。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人们把疲倦的大象送进圈里，并为这些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健将”们准备了丰盛的节日晚餐。

43．日本的男孩节和女孩节

日本的少年儿童，除了和世界的小朋友一起欢度六一儿童节之外，还有他们自己民族传统的儿童节：5月5日是男孩节，3月3日是女孩节。

5月5日这一天，无论是城市和乡村，只要是有儿子的家庭，室外都会用竹竿挂起鲤帜。鲤帜的大小不一样，大的代表家里的大男孩，小的代表家里的小男孩，最大的鲤帜有的长达二三十尺。这些用棉布、纸和塑料布做的空心鲤鱼，分红色、蓝色和灰青色。微风吹来，在天空迎风摆动，犹如在大海里遨游。传说鲤鱼是能够勇敢地跃上“龙门”的，所以人们用它来祝愿男孩子像鲤鱼般朝气蓬勃，奋发有为。而且，这天家家户户还都会在室内摆设表现出英武气概的娃娃（如歌舞伎中常出现的古代的英雄好汉）。

冬尽春来，每年阳历3月3日是女孩节。在日本，这一天是女孩子最高兴的日子。家家户户都摆设起偶人架来，在上边摆上各式各样的古装玩偶和橘花或樱花的盆景。摆设的方法，根据习惯，各地都独具风格。陈列的玩偶，有自己制作的，也有买的，一般以姥姥家的人送来的居多。这一天，女孩子要穿漂亮的“和服”，并且邀来自己最亲密的伙伴，大家坐在古装玩偶前，尽情地吃、喝、玩耍，愉快地欢度节日。

44．老挝的迎水节和送水节

这两个节日的名称很多，迎水节又叫入腊节、宋夏节、安居节、入雨节等，相当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闭门节，老挝语称为“占沙瓦”；送水节又叫出腊节、出夏节、出雨节等，相当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开门节，老挝语称为“奥沙瓦”。之所以称为入腊节和出腊节，是因为根据佛教戒律规定，僧侣每年要守3个月的“腊期”。

在从迎水节到送水节这一段时间内，要举行5次祭奠活动。最后两次往往是合在一起举行，而且雨季也即将过去，所以规模最大，也最隆重。两个节日期间的主要活动有点灯笼、放灯、赛鼓、放灯船、赛龙舟等，其中以后两项最为热闹。

45．印度提吉节

提吉节是印度教的传统节日，也是当地妇女的节日，为期3天。节日的这天，已婚的印度妇女会斋戒一整天，为自己的丈夫祈祷；未婚的少女们，则穿上美丽的衣裳，手绘师们通常会在少女手上绘制精美绝伦的图案，以及在额头点贴上象征吉祥的印记，让装扮一新的少女顾盼生姿，祈愿自己将来能找到一个英俊如意的丈夫。

46．泰国文身节

泰国流行文身，得追溯到16世纪。当时两个泰国特使，在法国宫廷内，面对着皇家卫队的来福枪，褪去上衣，露出满身纹图，然后请枪手们朝他俩身上射击，一阵枪声后，奇迹出现了，子弹离开枪膛后竟瞬即坠地。两个泰国特使纹风不动，面露笑容，然后欣然离去。时至今日，你问泰人身上刺青的意义，他会向你做射击状，告诉你——安身立命保平安。

对于文身能趋吉避凶一说，在泰国历久不衰，通常持有这样心态的文身者，大都是从事“高危险”的行业，如置身仿佛战场的马路上讨生活的人，或那些乘着残破渔船在大海中谋生的讨海人，还有当兵的，当警察的等。

47．老挝涅槃节

据说，佛历3月15日是佛祖涅槃日，也是门徒继续传播佛教的日子。节日清晨，善男信女们向僧侣献斋、洒水，为他们祈求平安。7时左右，大家来到佛寺听经拜佛，并献上准备好的、用鲜花编成的佛塔及其他。僧侣们轮流诵经，宣扬佛祖的功德。老人们整日在佛寺听经，年轻人则还要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各种活动要延续3昼夜，最后一天晚上要举行秉烛游寺仪式。男女老少面向佛像合十盘坐，手捧蜡烛、鲜花或灯笼（鲜花只能用右手持握），跟随高僧诵读经文，接着由僧侣带领按顺时针方向绕佛寺三周。第一周悼念佛祖，第二周铭记佛法，第三周感谢僧侣。游寺活动在庄严的气氛中进行，大家缓步前行，不得嬉笑。

48．印度教大宝森节

印度教的大宝森节一般是在每年公历的1、2月间，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赎罪、奉献及感恩的时节。据说在印度本土已经看不到了，现在依旧保留这个风俗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和其他具有欢乐气氛的印度节日不同，大宝森节是个忏悔和实践诺言的节日。信徒们会用铁钉及钩子穿过身体，背起巨大的钢制弓形枷锁，从一座印度神庙游行到另一座印度神庙，全程约4～5千米，进行祷告及献祭，借此表示对神忠贞不移的信仰，并祈求神明赐福。

49．老挝稻魂节

因在佛历2月举行，人们又称此节为“2月节”，具体日期定在稻谷收割、打晒后到入库前的某一天。此节主要是庆祝丰收，向鬼神和祖先表示感谢——由于他们的保佑，才获得了好收成，同时也是为了祈求来年能有更好的收成。若某户人家确定了此节的具体日期以后，便开始准备食物斋僧和招待客人。节日当天，至少要请5位僧侣前来诵经和洒圣水，主人则把剩余的水洒到田地、看护庄稼的窝棚上以及牛身上。接着，主人和亲朋及乡邻向僧侣献斋，并祭祀诸鬼神和祖先。最后，大家欢聚一堂，主人家宴请招待，并由德高望重者诵读祈祷词庆祝丰收。

50．韩国安东国际假面舞会节

“安东国际假面舞会节”是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以世界的假面具和假面舞为主题，自1997年开始每年定期举行的大型节庆。节庆主要内容为多国假面舞表演、假面剧表演、观众假面舞竞赛、假面游行、假面创作大会、当地民俗游戏体验等。

51．日本的雪节

在素有“雪国”之称的日本北海道，每到寒冬，人们喜欢在户外举行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每年从2月1日到5日，在北海道首府札幌市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雪节。每逢这时候，宽敞的大街和公园即辟为节日活动场所。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雪像和冰雕林立其中，阳光之下，掩映生辉，熠熠闪光，分外妖娆。夜幕降临，无数盏小纸灯笼一起点亮，灯烛莹煌，映照着雪像和冰雕，更显得光怪陆离，奇异无比。在这梦幻般的世界里，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熙来攘往，尽情享受着这座不夜城里特有的美景。

雪像和冰雕都是邀请国内有名的雕刻家和艺术家雕刻的。内容多彩多姿，包括神话故事，现代人物故事，奇禽怪兽，宫殿楼宇等。在长达1500米的大通大街上，艺术家们按照街道的地形和布局，精心设计，使冰雕和周围的真实景物巧妙配合，置身其中，真好比进了神话中的雪国冰宫。

52．日本樱花节

日本政府把每年的3月15日至4月15日定为“樱花节”。这时，人们带上亲属，邀上友人，在樱花树下席地而坐，边赏樱花边畅饮，实为人生一大快事。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民认为樱花具有高雅、刚劲、清秀、质朴和独立的精神，他们把樱花作为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樱花在日本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

53．韩国的“泥巴”狂欢节

在距韩国首都首尔西南部有长达190千米的海滨浴场，这个海滨浴场每年都要举办泥巴节。一般是在每年的7月11日举行。这里的海岸上，有大量散发远红外线且含有矿物质的优质泥巴，据说能作为护肤品且具有特殊的功效，还可以帮助人们舒缓肌肤、保持肌肤嫩滑、治疗肌肉以及关节等方面的疾病，故吸引了世界上许多的游客来此休闲，同时还可以体验泥巴雕塑、泥巴化装比赛等有趣的活动。

泥巴节活动包括：泥巴按摩、泥巴游戏、泥巴小姐选美比赛、泥巴化装比赛、泥巴雕塑、展售泥巴化妆品等。

54．老挝万佛节

这个节日在佛历的7月举行，又叫“祭把节”或“送瘟节”，来源于婆罗门教，后演变成佛教节日。据传，很久以前，某地发生饥荒，人畜病死，瘟疫流行，人们只好向佛祖求救。佛祖和500名高僧跋涉7昼夜来到此地，施以佛法，并派高僧遍洒圣水，人们得以获救。从此，每逢7月便举行万佛节仪式。节日早上是向佛寺献斋，下午，信徒们带着物品前往竹棚听经，并用扫帚蘸着圣水洒在村寨里和竹桩上。之后，信徒们把受过佛法点化的物品带回家中，将白线系在子孙的手腕上，把金沙撒在庭院四周，把净水洒在牲畜身上，以保佑全家人和牲畜除病消灾。

55．泰国水灯节

在泰国的传统节日中，每年的11月份都要举行“水灯节”，这是一个充分体现泰国青年男女旖旎恋情的节日。因为每逢水灯节的夜晚，无论是在城市或在乡镇，只要是濒临河港或湖边的地方，水面上都会飘满水灯，闪烁着一片烛光，辉映着青年男女们幸福的身影，而一片花香和轻快抑扬的“放水灯”歌声，构成一个欢乐的水灯节之夜。

相传很久以前，暹罗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公主，在菩提树下遇到佛祖释迦牟尼。佛祖对她说，如果要赶走身上的病魔，就得在佛历的12月11日月圆之夜，把自己的指甲和头发剪下来，放在一个莲花形的灯座里，再点上蜡烛，拿到河里去放。这个故事流传开来，泰国人竞相跟随，发展成今日的水灯节。

第三章　世界各地人文景观

1．日本和道流空手道

和道流空手道的创始人为大塚博纪。和道流是一种融合日本柔术与琉球唐手术的空手道，即将空手道与日本柔术合而为一的意思。该流派受到“神道扬心流”柔术的影响颇深，其中“别”、“流”、“押”、“引”、“入身”、“转身”等更是柔术的技法特征。和道流最具特色的是格斗技术，是极少数在格斗中能体现流派特征的空手道，该流派出现了许多空手道格斗比赛冠军。同时该派空手道也属松涛馆一系，因此在套路上深受松涛馆流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色。

2．日本能剧——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能剧”表现的是一种超现实世界，其中的主角人物是以超自然的英雄的化身形象出现的，由他来讲述故事并完成剧情的推动。现实中的一切，则以面具遮面的形式出现，用来表现幽灵、女人、孩子和老人。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现在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3．日本狂言——亟待保护的世界古老戏剧之一

日本狂言的产生可以追溯到8世纪，以滑稽的对白、类似相声剧一样的形式来表演。随后的发展又融入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如杂技、歌曲、舞蹈和滑稽戏。剧本所采用的语言均为中世纪时的口语。这类剧主要以日本传统文学作品为脚本，在表演形式上辅以面具、服装、道具和舞蹈组成。

但在今天的社会中，它遇到的最大威胁，就是青年人对古老戏剧失去了兴趣。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狂言提出了具体的保护计划，日本政府也已经把狂言列入“文化财产”之列，其艺术家们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

4．日本相扑——源于中国

相扑，起源于中国的汉代，由两名大力士裸露上身，互相角力。公元7世纪，在允恭天皇的葬礼上，中国派遣特使到日本表演素舞致意，被认为是中国相扑首次传入日本，对日本原有的相扑造成一定影响。后来，相扑成为日本的国技、国际性的格斗术和体育运动。

5．日本合气道——以巧取胜的武术

合气道是日本一种以巧制胜的武术，是一种根源于日本大东流合气柔术的近代武术，主要特点是在“以柔克刚”、“借劲使力”、“不主动攻击”。现在一般所称的合气道又分为日本与韩国两种流派，彼此在各自发展之下已有一些差异。

合气道的特征在于切入对手死角，破坏对手重心，以关节技及摔技为主。不以蛮力攻击对方，而是将对方的力量引导至无威胁的方向，甚至吸收化为自己的力量而反击。日本合气道强调技巧与年龄、性别、体格无关，完全以调和与使用自己的气，控制与破坏对手的气来决定胜负，而韩式合气道则更讲求刚猛。

6．日本的插花艺术

日本的花道以池坊流历史较为悠久，具有500多年的传统。其发源地据说为圣德太子下命建造的六角堂。圣德太子在飞鸟时代（自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担任推古天皇的摄政，指导政治及文化。太子派小野妹子到中国（隋）建立邦交，努力传入大陆文化，并尽力于佛教的兴隆。作为遣隋使节的小野妹子，在潜心研究佛学之时，兼学佛教插花。回到日本后，他自称专务，住在六角堂池坊，积极传播插花艺术，很快把中国当时的佛前供花发展起来，形成了池坊流花道。池坊插花的历史就是日本插花的历史。

7．日本动漫——世界第一强

日本是世界第一大动漫强国，其动画发展的模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宫崎骏在日本已成为动画的代名词，其成就与地位无人能及。2001年宫崎骏摄制的《千与千寻》获得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大奖和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他的作品一般都有唯美、自然、清新的风格，传达着天、地、人、神的和谐。影片的思想触及人类心灵的深处，启发着人对神的敬畏，对生命的思考。

8．越南水上木偶戏——越南传统的文艺表演

越南水上木偶戏，为一种越南传统的文艺表演，约有1000年历史。表演方式是在水池上搭起舞台，由隐藏在后台的演员用长线或竹竿操纵木偶，使之演出各式各样的动作及情节。现在，水上木偶戏受到越南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在国际文化交流上发挥重要作用。

水上木偶戏在18世纪时达到高峰，但到19世纪中后期，法国入侵越南时，水上木偶戏曾一度衰落。到1954年以后，水上木偶戏在北越渐见复兴。到现在，水上木偶戏受到重视，河内大学影剧学系更于2007年将之列入正式课程。而较为著名的表演机构，则有河内的升龙剧院及胡志明市的金龙水上木偶剧院。

9．巴西足球——巴西人的文化盛宴

足球是巴西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对巴西人来说，足球是运动，但更是文化。每当联赛或重大国内国际比赛进行时，巴西人常常举家前往观战，整个城市万人空巷，而赛场人山人海。巴西几乎人人都是球迷，巴西人笑称“不会足球、不懂足球的人是当不上巴西总统的，也得不到高支持率”。巴西人认为，巴西足球理所当然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林。巴西人把足球称为“大众运动”，无论是在海滩上，还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人踢球。即使是在贫民窟，穷人家的孩子也光着脚把袜子塞满纸当球踢。

10．跆拳道——韩国瑰宝

跆拳道是一门韩国格斗术，以其腾空、旋踢脚法而闻名。这个名称来源于韩语的“跆”（指用脚踢打），“拳”（指用拳击打），“道”（指格斗的艺术和一种原理）。跆拳道是现代创新与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特武术，具有较高的防身自卫及强壮体魄的实用价值。

11．“恩戈玛”——东非人的歌舞

“恩戈玛”，在斯瓦希里语中是“鼓”的意思，因为鼓是舞蹈的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恩戈玛遂被引申为异彩纷呈的东非民族舞蹈的代称。东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反映在舞蹈中。部族、祭祖祈神、战事农耕、放牧狩猎、男女恋情等，都是他们最常见的舞蹈题材。东非的部族舞蹈最早多源于刚果（金），但各族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实际进行补充与改变后，使这些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

12．“赛卡”——毛里求斯人的舞蹈

“赛卡”（Sega）是毛里求斯各族人民十分喜爱的民间歌舞，俗称土风舞，是毛里求斯人大力弘扬的主流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毛里求斯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艺术品牌，“赛卡”集传统歌舞和音乐于一体，起源于19世纪初的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是黑人文化和殖民文化的融合。

13．埃及文化瑰宝——纸草画

在埃及，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旅游景点或工艺品商店，都可以见到一种特殊的画。画的纸张有些发黄，发皱，却柔韧有余，富有弹性；入画的有金字塔，埃及古代的各种神祇，也有名目繁多的吉祥物和田园风光等，画风古朴、简洁而凝重。这种画便是堪称埃及文化瑰宝的纸草画。

14．菲律宾的斗鸡

在菲律宾，从城市到乡村，斗鸡比赛非常普遍，全国设有1000多个斗鸡场。参加斗鸡比赛的有各行各业的人，甚至常常可以看到政府官员也携鸡前往相斗。菲律宾政府还规定：星期天及公共假日在场内斗鸡都是合法的消遣，如果是在场外举行，任何日子都属非法。

15．西班牙的斗牛

西班牙斗牛，起源于西班牙古代宗教活动（杀牛供神祭品）。13世纪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世开始，这种祭神活动演变为赛牛表演（真正斗牛表演则始于18世纪中叶）。现在西班牙拥有300多个斗牛场（最大的是马德里的文塔斯斗牛场，可容纳2.5万人）。每年3月～11月是西班牙斗牛节，有些时候每天都斗，通常以星期日和星期四为斗牛日（使用体重400到500公斤的非洲纯种公牛）。

16．《天鹅湖》——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之一

《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一部舞剧，取材于民间传说，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之一。其剧情为：公主奥杰塔在天鹅湖畔被恶魔变成了白天鹅。王子齐格费里德游天鹅湖，深深爱恋奥杰塔。王子挑选新娘之夜，恶魔让他的女儿黑天鹅伪装成奥杰塔以欺骗王子。王子差一点受骗，最终及时发现，奋击恶魔，扑杀之。白天鹅恢复公主原形，与王子结合，以美满结局结束。

17．美国动画片——引领世界潮流

美国的动画市场非常成熟，并借助电影业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完善自己。在世界动画史上，美国动画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一直引领着世界动画片的潮流和发展方向。它拥有比较成熟的商业动画运作模式、众多运作非常成功的制片厂以及世界一流的动画设计和制作的人才资源，所以它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和动画王国。著名的代表作品有《猫和老鼠》、《狮子王》、《玩具总动员》等。

18．缅甸人的“八大生肖”

不同于我国的“十二生肖”，缅甸人是以八种动物分配于每星期中的“八天”（他们将星期三这一天分开，上半天叫星期三，下半天叫“罗睺”）。其八大生肖是：星期日出生的人属妙翅鸟，星期一属老虎，星期二属狮子，星期三上半天属双牙象，下半天属无牙象，星期四属老鼠，星期五属天竺鼠，星期六属龙。

19．泰拳——极强的杀伤力

泰拳闻名世界，泰国涌现过不少优秀的职业拳手，泰国拳击中小级别在奥运会上一直有不错的成绩。泰拳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作为泰国的传统搏击技术，其特点是可以在极短的距离下，利用手肘、膝盖等部位进行攻击，是一种非常狠辣的武术，杀伤力很大。

20．吉兰丹的陀螺比赛——费时又费钱

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流行着一种陀螺比赛。其胜负是由陀螺的旋转速度决定的，旋转时间长久，就算做胜利。最好的陀螺可以旋转45分钟左右。但是这种比赛之前，选手们随巫师举行陀螺祭礼，队员还要守夜三天，因此不得不将工作搁在一旁，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方面都被认为是最不济的。

21．爪哇人的鞭击比赛——痛并快乐着

离印尼英雄市泗水以南约100千米的地方，有个叫布窝克多的集镇，这里的人们每到爪哇历虾月时，都要举行鞭击比赛。到时候，附近的村民都要穿着节日盛装，偕老扶幼前来观看。这是一种由两个人用特制的鞭子对打的文娱活动，比赛者都是身强力壮、机智勇敢的人。这些赛者在面对疼痛时，始终保持着微笑，而且严守纪律，彼此毫无敌视的情绪。

22．印尼斗牛——“温柔”的比赛

斗牛并不是西班牙人的专利，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泰国、印度、葡萄牙和印尼都有这一习俗。和西班牙斗牛的残酷相比，印尼的斗牛算是“温柔”多了，它不是人和牛斗，而是牛和牛斗。比赛结束后，赢的一方头上被挂满装饰品，像凯旋的战士一样接受人们的赞美；输的一方呢，则垂头丧气，“牛”不起来了。

23．马都拉人的赛牛——“文”与“武”的赛会

马都拉岛的赛牛起源于古代，那时农夫为多打粮食，常鞭打耕牛，让其快跑多干活，久而久之便形成赛牛传统。这里的赛牛方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具体的做法是，参赛的两头雄牛背上装上轭梁，梁中间设有骑师鞍座。一次比赛分若干组，每组由二三对雄牛参加。速度最快者为冠军。参赛的都是精心挑选的良种雄牛。赛前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和训练。临赛前几天，主人喂它们烈性好酒、鸡蛋及苏打水、胡椒等食品，以增强体力，亢奋精神。比赛那天，赛牛都被打扮得格外精神漂亮：头上、背上及项部全都佩以种种光彩夺目的饰物，别上五颜六色的鲜花；颈下悬挂着巨铃。一场赛牛，不仅是力量、速度的角逐，同时也是装饰、艺术的比赛。

24．西爪哇的捞鱼比赛——你争我抢捞大奖

印尼西爪哇万隆附近有一个名叫苏墨郎的山城，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房前屋后有很多鱼塘，堪称“清凉世界”。为了鼓励发展渔业，每到捕鱼季节，这里都举行一年一度的“捞鱼比赛”。捞鱼比赛是由一个临时组成的委员会主办的。委员会事先把5条身上绑有特别标志的大鱼逐条放进群众选定的一个鱼塘里，这5条有奖之鱼是选手们争夺的目标，而且每条鱼的标志上标明了得奖的名次，共分5等奖，而池塘中原有的大大小小的鱼则是无奖之鱼。

25．印度斗水牛——为斗而斗

在与西藏毗邻的喜马拉雅山的希马差地区，印度村民饲养水牛是专门用来进行水牛决斗。一般这种决斗在秋天举行，决斗场是一个两边有小山的低地，观众可以坐在高地上观看。大部分的决斗中，弱的一方往往被强的一方击倒，或者角被扭脱。优胜的一方所获的奖励可能是现金，数袋大麦和小麦，一些羊或鸡等。

26．印度斗野猪——一切为了祭祖

印度的尼科巴群岛流行着一种最古老的青年娱乐活动——斗野猪。以前这种比赛每隔两三年在祭祖节上举行一次。这是祭祖节的压轴戏。节前一天，人们就到丛林里设法捕获几只野猪，为了使它们变得更加凶猛，不给它们东西吃，赛前还要给它们喝棕榈酒，这样，本性就不驯服的野猪酒后就更加狂暴了。赛后胜利的野猪会被屠宰，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祭祖供品了。

27．阿富汗的抢羊运动——接待外宾的礼仪

阿富汗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盛产马匹和羊只，到了春秋两季气候比较温和时就在宽阔的草原上举行抢羊运动。比赛时是把一只羊放在一个圆圈中，每队都骑着马站在圈外，开始抢这只羊。抢羊运动员一般具有良好的骑术和臂力，因为一只羊有25～35公斤重，运动员抢到羊时，须迅速将羊拖起来，向目的地进攻。这种运动能够锻炼、培养人的机智勇敢和集体主义精神。阿富汗人非常喜欢这种运动，政府还常常把它作为招待外宾的一种礼仪。

28．突尼斯的斗羊——旅游业的龙头

突尼斯的斗羊至少已有1000年的历史。在古代，它是开斋节前举行的一项娱乐活动。1975年，突尼斯成立了有关斗羊的全国联合会，制定出比赛规则，使斗羊活动正式化。羊的年龄上规定，须5岁至12岁之间的公羊。每场比赛有限定时间，如果斗满25个回合仍不分胜负，那么裁判有权再增加5至10个回合。

比赛中如果一只羊被击倒、受伤或逃跑，它的主人便会抛出毛巾表示认输。胜者的主人会获得奖杯。今天，斗羊已经成为突尼斯发展旅游事业、招揽外国游客的方式之一。

29．摩洛哥新娘庙会——求偶盛会

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城东南约300千米，有个叫艾特·哈迪杜的柏伯尔部落。每年9月间，常常可以看到年轻的小伙子们骑着毛驴赶去参加穆塞姆节——一年一度的新娘庙会，在这个庙会上，他们可以尽情地挑选自己的意中人。这种节日每次历时三天。这是一种公开的求偶盛会，在这里，到达结婚年龄的青年男女，如果选中自己的意中人，只要双方父母同意，就可当即海誓山盟，订立婚约。

30．海乙那人——海乙那的好朋友

鲁迅先生提到非洲海乙那时说它是“狗的亲戚，狼的后代”，但是，埃塞俄比亚东部哈拉尔市的海乙那却不伤人，这是世界上的奇事，因此每年有成百上千的人前去观看。

那里还有专门喂养海乙那的人，被称为“海乙那人”。海乙那人傍晚时背着一袋骨头，等待多时的几十只海乙那便会跑出来把他团团围住，他却不马上掏骨头，直急得海乙那连声呼叫，团团乱转，才拿出一根，但海乙那并不蜂拥而上，而是像安排好了秩序似的一个一个地叼走骨头。剩最后一根时，海乙那人就开始用嘴来喂了，双方叼着骨头互不撒嘴，争夺片刻，才让海乙那叼走。

31．南非苏路兰人的项链情书

南非苏路兰人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的野蛮统治，没有自己的文字，只得用“会说话”的项链来互相通信。姑娘们“写在”项链上的语言，对方一看就明白，如项链是白色的，象征纯洁朴实和忠诚可靠，红色表示姑娘的眼睛因想念自己的情人而哭得发红，浅蓝色意味着幸福，黄色意味美好，绿色表示患病，黑色表示忧愁与不幸。

32．荷兰姿势优美的“撑竿跳”

荷兰的乡村，水道纵横交错，水港比比皆是，农民出门常要穿越许多水道。水道上当然有桥可过，有船可渡，但也不是到处都有桥有船。在水面不太宽的情况下，农民们采用一种更简捷的办法——“撑竿跳”。

这是荷兰农村里一项带着浓厚乡土味的运动，农民们经常在河边举行友谊比赛，看谁的姿势优美。

33．比利时的鸽子比赛——全民皆赛

皇家比利时鸽子业余联合会主席旺科佩诺莱说：“这个国家是鸽子比赛的发源地。”比利时有1000多万人，但登记注册鸽子比赛的人就有10.6万多人。参观者更是数不胜数，真可谓是一场全民运动啊！参加比赛的鸽子腿上有带编号的圈，飞回窝后，这个圈立即被主人取下放进密封的计时盒，以检查每只鸽子飞行所花的时间。

34．比利时的公鸡啼叫比赛

比利时人特别欣赏公鸡的啼叫，有的人竟愿意付出高达100英镑的奖金，奖给那些养了很会啼的公鸡的主人。人们通常比赛谁养的公鸡在一个小时之内啼叫的次数最多。而养鸡人有许多方法来鼓励他们的公鸡啼叫，如把母鸡和公鸡放在一起，这样是希望公鸡有兴趣啼叫；也有一些人绝不让公鸡看到母鸡，这样一来，公鸡在失望之余，就会拼命啼叫。

35．白金汉宫御林军换班仪式

世界各国的军人中，服装最华丽，仪表最英俊，操练最纯熟，姿态最庄严的，恐怕要数英国皇室的御林军了。其换班仪式也极为隆重，每次换班都由军乐队引导，沿途鼓乐高奏，经过通衢大街，向白金汉宫走去。仪式每日的正午举行，从不更改。乐队指挥高举指挥长杖，一声令下，顿时鼓乐齐鸣，军笛手奏出轻快急速的进行曲，全队开步启程了。在宫廷的广场上，前来接班的队伍进行各式花样的步操，一轮后，双方军官各敬军礼，接着两队军士也互相举枪为礼。军官发出“开步走”的命令，下班的队伍鱼贯走出皇宫，这历时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36．弗蒙特州狗拽雪橇赛

被认为已经落伍的狗只拖引的雪橇赛跑，却依然每年在美国弗蒙特州举行，而且这一冬季活动，颇受人们欢迎。比赛有各种不同路程的比赛和路程固定、而参加的狗数不同等项目。比赛时，每个队的主人坐在雪橇上，他起着掌握方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这种比赛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30千米左右。

37．美国的斗狗——你抓我藏，偷偷摸摸

美国斗狗有一整套规则，裁判员喊一声“放狗”，于是，决斗就开始了，常常持续两小时之久。不管狗是咬对方的耳朵、鼻子、腿还是喉咙，其咬的力量和凶猛的程度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这种斗狗往往要押很大赌注，因此，警察常常禁止此类活动。

38．“摔牛”——委内瑞拉人的独创

“斗牛”是西班牙的一种传统娱乐，而“摔牛”则是委内瑞拉别开生面的一种民间游戏。

“摔牛士”骑在马背上与牛周旋，并设法拉住牛的尾巴，然后使尽力气把它摔倒在地上，借以娱乐观众。这是委内瑞拉草原上牧民的一种独创。

39．吉普赛人——受欺侮的民族

目前全世界约有五十万吉普赛人，他们大都分布在欧洲，他们的流浪和歌舞生活曾一度引起欧洲人的狂热。但事实上，这种流浪生涯充满了辛酸和屈辱。过去，他们受欧洲人的凌辱和歧视，德国议会曾颁布一项法令：杀吉普赛人是无罪的。后来又不许他们乘火车，战争期间不许他们生育，生了孩子的妇女要和刚产下的婴儿一同处死。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固定的职业。男子多半靠修补铜器、镀锡、做马贩子等生活，妇女多靠编筐子、算命、看手相以及各种巫术过活。

40．阿内特人——从石器时代走来

阿内特人不会种地、织布。男人靠狩猎，女人靠找草莓、草根养活孩子。因此他们视自然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他们崇拜图腾，举行图腾仪式时，表演者要涂满动物脂肪，用炭粉等描上各种象征“图腾”的图案，然后用美丽的山鹰羽毛蘸着从自己手臂上抽出来的鲜血，贴在图案四周。妇女生下婴儿后，要为其举行“烟熏礼”，把孩子皮肤熏黑。这之前，在地上挖个大坑，放上干柴，用树叶盖上，然后点柴火，母亲抱着婴儿坐在上面，忍受痛苦，这之后的婴儿才被看做是阿内特人的一员。

41．巴黎赛马——还赛美人

到跑马场看赛马，是巴黎人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活动。巴黎郊外，有不少跑马场，其中比较大的就有五个，大都是有钱人私人集股并由政府协助创办。跑马场入场券分一二三等，过去女子可以半价，每场观众不下万人，而其中青年女子较多，打扮得花枝招展，故跑马场亦有人称“赛美场”。凡到赛马场，一看赛马，二看美人。

42．维乔尔人——与世隔绝的民族

墨西哥的山区至今还居住着一支只有九千多人、与世隔绝的维乔尔人。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超过世界任何文明民族，以保持自己的习俗而自豪。

他们随身带一根称之为“穆伊耶力”的圣杖。他们认为这是上天赐给的威力无比的神器，通过它可以与上天通话，祈求神仙降福于他们。他们每年初春，还要跋涉三百英里到附近的沙漠采集一种名叫“皮尤特”的仙人掌，沿途，要在每一个认为神圣的场所逗留片刻，举行献祭、忏悔和斋戒等活动。采集完了之后，作为盛大宗教典礼的贡品。

43．耍蛇艺人——坦桑尼亚的民间风景

耍蛇，是坦桑尼亚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技艺。在民间，也有很多以耍蛇为业的民间艺人。当地称他们为“巴耶耶”。巴耶耶表演时，在节奏铿锵和谐动听的鼓乐伴奏下，挥舞毒蛇，动作惊险，姿势优美，只见碗口粗细的大蟒和细如嫩竹的小蛇在耍蛇艺人的指点下，和着鼓乐，点头弯腰，翩翩起舞，十分有趣，深受观众欢迎。他们一般都经过专门的训练，通常一至两年。内容有识别蛇类，捕蛇经验，拔除蛇牙，饲养方法以及配制蛇药等。耍蛇艺人除了卖艺还经常救死扶伤。遇有穷苦病人，艺人便慷慨施药，分文不取。

44．茹毛饮血的马赛人

他们以喝牛血、牛羊奶，吃牛羊肉为主。煮肉和用铁钎子烤肉（均不加盐）是他们的美味佳肴，生血加些鲜乳是他们可口的饮料。经过煮的乳作为药物只给病人饮用。马赛人常把牛血当作传统的早点。一般情况下，一头牛每隔五六周可以抽一次血，每抽一次血可供五六个人饱餐一顿。

45．用牛粪洗手的马赛人

马赛人其实很爱干净，招待客人进餐也往往要洗手，但是洗手是用湿的和干的牛粪。只见他们跑到牛栏抓起一大把还冒着热气的鲜牛粪，反复用两手上下搓着。搓得差不多时，再用干牛粪擦擦，拍一拍，抖一抖手就好了，因为马赛人认为牛是神灵赐予他们的神圣动物，牛身上的一切都是最洁净的。

第四章　世界各地婚俗文化

1．意大利婚俗：崇尚无限自由

古时的意大利人没有自由恋爱的概念，有钱有势的人常常强迫妇女成亲，甚至出现抢亲的现象。如今，他们渐渐革除掉了这种陋习，开始实行婚姻自主，他们习惯于把婚期定在春、秋两季，一般以3月、4月、7月、9月、10月为多。婚礼分为两种，一种是民政婚礼，另一种是教堂婚礼。无论哪种形式都需要进行婚姻登记，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办理。

2．爪哇岛：先打老鼠再结婚

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因为当地老鼠成灾，州当局宣布，男女要登记结婚，必须先打死25只大老鼠送交政府，否则不予办理结婚手续。

3．法国：白色婚礼

白色是浪漫的法国婚礼的主色调，无论是布置用的鲜花，还是新娘的服饰，乃至所有的布置装饰，都是白色的，可以看出法国人眼中的婚姻应该是纯洁无瑕的。婚礼上，新娘子必会准备名为“Wedding armoire”的柜子做嫁妆，柜上刻有手工精细、象征健康以及繁荣的图案，又有“希望之匣”的美称。而新人用的杯子也有特定的名称，名为“Mariage de la Coupe”意思为“婚礼之杯”。

4．芬兰婚俗：新郎新娘被绑

在芬兰，即将做新娘、新郎的人会被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或姑娘拖着在公共场所溜达，而且要戴着面具，衣衫不整。这些年轻人实际是在欢送他们即将结婚的朋友，结束单身生活，开始新的生活。这种风俗起初只有芬兰某些市区极少的人了解，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开始流行于各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芬兰人开始摒弃很多传统仪式和风俗，这种仪式被渐渐取消，但一段时间后，人们为了取乐，又流行起这种仪式来，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5．泰国：与大树成亲

根据当地习俗，凡年满21周岁的男子都要举行一次同大树结婚的仪式。完成仪式后，便出家当和尚，在泰国，每个男子到了一定年龄，都要出家当一次和尚，如果一个男子没有当过和尚，则不能视为成人，不但亲朋看不起，就连找女朋友也很困难。等到他还俗后便可以同女子恋爱结婚，建立家庭。

在当地的传统观念中，树木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同大树结婚，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获得忠贞的爱情，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

婚礼仪式开始前，新郎身着华丽的礼服，在少女的簇拥下，来到村中长老选定的大树前。少女们将彩礼陈列在“新娘树”前，长老宣布婚礼开始。这时，新郎会拿出一打蜡烛，逐个点燃，一一插在龛玛旁边，然后倾听长老朗诵经文的有关章节。接着，新郎的父亲将一些鲜花、槟榔和几枚银元放在龛玛的枕头里，村中最为年长的老夫人代表“新娘树”接受礼物，蜡烛熄灭时，婚礼仪式结束。人们开始向新郎祝福，并一道进餐，之后一起欢歌舞蹈，直到夜幕降临。

6．丹麦婚礼：秘密进行

丹麦新人虽然筹办婚礼会有好几天，但进行时却是秘密的，因为当地人认为公开筹办会触怒鬼怪或引起他们的嫉妒。在婚庆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会把一大坛啤酒抬到园子里，新郎、新娘的手握在酒坛上方，然后将酒坛打得粉碎。在场的适婚女子会把碎片捡起来，捡到最大的碎片的女子被认为会第一个结婚，而捡到最小的被认为会终身不嫁。

7．毛里塔尼亚：专抢肥新娘

在当地人眼里，只有腰身粗、脖子短、臀部突出、乳房高耸的新娘才是公认的美人。因为肥胖的女人是财富的象征。

事实上，为了造就“美嫁娘”，做母亲的总是竞相研究肥胖之道。富贵人家的女孩子，从七八岁开始，每日都要由女仆人用油脂抹在身上，喝羊奶，吃富含脂肪的食物，很少参加户外活动。普通人家的女儿每天也要遵照父母的安排喝下大量的骆驼奶。除此之外，女孩子几乎每天还要定时脱去衣服在软沙上转动打滚，据说这样可以将身体上凹凸不平的地方磨平，成为只见肉不见骨的胖闺女。

8．希腊：婚宴上必须吃面包

希腊人爱吃面包，就是婚宴上也不例外，而且要用独特的方法烤制：和面用的水是由几位漂亮姑娘取来的清洁的泉水或河水，烤面包用的柴火是几位小伙子身背古琴、唱唱跳跳弄回来的干柏树枝。在当地人看来，婚宴上吃了这种面包，新婚夫妇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9．希腊：大摔盘子寓意“碎碎”平安

按照希腊古老的风俗，婚宴结束后要狂欢，众人尽情跳舞，既有民间舞，也有交际舞。跳到高兴时，有人举起瓷盘摔在地上，人们高喊“欧巴”，一场婚礼要摔几十个盘子。希腊语中，“让我们摔”是“让我们欢乐”的意思。狂欢直到午夜时分结束，人们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婚礼结束。

10．希腊：手套里藏糖

希腊的新娘子会在手套里放一些糖，寓意生活会甜甜美美。他们还喜欢在婚礼上跳传统的圆舞来招待顾客。婚礼中，新人还会将用糖衣包裹的扁桃仁分散给宾客，象征丰足和美满。

11．毛里塔尼亚：分分离离才恩爱

毛里塔尼亚的新婚夫妇一般在一起生活一个星期后，便各自返回自己父母身边去。两个月后，再共同生活几天，随后再分开。就这样反复循环，前后会持续两年的时间。两年后，新郎同亲朋好友一道，牵着数头骆驼来到新娘家，将新娘接回去。从此开始互不分开的夫妻生活。

毛里塔尼亚人的婚俗之所以这样，是有一定的渊源的。过去，毛里塔尼亚人结婚都很早，通常女孩十多岁就出嫁了。新娘还是个孩子，婚后每隔几天就要回到娘家，将新婚遇到的各种事情讲述给母亲，母亲则仔细教导她如何做个好媳妇。两年后，当新娘长大成人能够独立处理家事了，便离开母亲，新郎新娘便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12．越南：初夜献给旧情人

在越南北部蛮族的一些部落中，结婚时有一种让旧情人先占“初夜”的“谢恩”婚俗。一个新娘在婚前，往往有旧的情郎。如果确定与一个人订婚，就要同其他情人断绝关系。按传统习俗，新婚之夜新娘并不住在新郎的洞房里，而是去找旧情人共枕最后一夜，以示“谢恩”。从此之后，也就与旧情郎断绝一切来往，完全忠于自己的丈夫，不会再有其他的不轨行为了。

13．埃塞俄比亚：女子婚前要文身

位于埃塞俄比亚腹地的卡洛族在物质财富方面非常贫穷。卡洛族女子为了找到一个好人家，她们在进入青春期后，要在前身和腹部用刀片切割出一些口子，而后把大量竹签插进伤口，并使它们呈现一定的图案。据卡洛族的男子说，这样做后，对男人们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斯瓦希里族居住在肯尼亚的拉莫地区，为了把新娘打扮得更加美丽，新娘在出嫁的前几天，要把除头发外，脖子以下身体各部位的体毛刮得干干净净，由女亲戚往她的身上画一些花纹。

14．印第安：婚前度蜜月

印第安人度蜜月与别的民族不同，不是婚后，而是婚前。婚前小伙子会乘月夜把自己的意中人“抢”走，到森林深处过满一个月近乎与世隔绝的蜜月生活。一个月后，才双双归家拜见双方父母亲，之后才正式举行婚礼。这就是印第安人的婚恋“三部曲”：抢亲、蜜月、结婚。

15．英国：爱情保险公司

英国爱情保险公司规定，凡是结婚的人都可以购买这种爱情保险。在英国，每对夫妇只需每月交5英镑的保险金，就可以享受爱情保险了。在英国每年大约有20％的新人投交这份保险，其中还有60％左右的投保夫妻将这种爱情险作为家庭理财的重要选择。

16．尼泊尔：贝尔果婚

在尼瓦尔人家里，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女人会成为“寡妇”。因为尼瓦尔族的女孩成年之前（一般在7～9岁之间），会跟象征着永恒婚姻的贝尔树果实举行婚礼，而这个婚礼的新郎就是印度教中的西瓦大神。他们相信，参加过这个婚礼仪式的女孩能够一生拥有西瓦大神的庇佑。如今这个婚礼已演变为一个盛大的节日，所有尼泊尔未成年女孩（据说是12岁之前），只要家境好的有条件给孩子装扮的都可以参与。这一天小姑娘们穿上鲜艳的衣裙，挂满精致的首饰，额头中央点上吉祥红痣，在祭司的主持下，在母亲、外婆等女性长辈的陪伴下对着贝尔果行礼。

17．西班牙：婚礼上的蛋糕战

西班牙人婚礼上最隆重也是最热闹的时候，是新郎新娘切结婚蛋糕。当宴会进行到一定时间，服务人员会端来一盘巨大的蛋糕。蛋糕做工精细，表面有用彩色奶油制作的图案和西班牙文的“幸福”字样。新郎新娘双双走到蛋糕前，在众人的欢呼声、鼓掌声中，共同持着一把不锈钢长刀。与其他欧洲国家婚礼上新郎新娘合力切蛋糕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西班牙人的婚礼上，新郎新娘要智斗一番，看谁能够巧妙地脱下对方的一只新鞋，谁就是胜利者。据说，谁在婚礼上取得胜利，谁就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掌握家庭主宰权。

18．阿联酋：电话离婚

2001年6月，阿联酋的一名男子用移动电话给妻子发了一条“你为什么迟到？我要跟你离婚”的短信后，夫妇俩跑到法院询问，他们是否已经算是离婚了，经法院判定，这一离婚程序在法律上生效。这就是该国第一起用移动电话离婚的案件。

因为根据当地的有关法律规定，在符合有关条件时，丈夫只要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我要离婚”三次，他就可以主动和妻子离婚。但是，如果丈夫只表达了两次或更少，那么，在三个月内，他还可以改变决定。但是作为妻子的女方却没有这种权利。

19．土耳其：互换新娘的婚俗

在土耳其存在着一种两家互相交换新娘的婚俗。即如果男青年家有已到结婚年龄的妹妹，他所看中的姑娘又有兄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行换婚，这种情况下结婚的一对新人就为双方的家里省掉了一大笔的彩礼钱，但是有些人家为了省掉这笔钱，往往逼着女子与她不爱的男子结婚，可见，这种婚俗有利但也有弊。

20．印度：儿童新娘

每年5月左右是印度举行“集体童婚”的传统节日，许多父母都会为10岁左右的儿女张罗婚礼，有的“新娘”甚至还在吃奶，有的甚至是被父母抱在怀里完成结婚仪式的。

14岁的简格丽是众多不幸儿童新娘中的一个，她11岁时就嫁给了一名大她20岁的酒鬼货车司机，可结婚3天丈夫就出车祸身亡了。年仅11岁的她成了寡妇，由于婚礼没登记，她无法获得任何赔偿。

21．乌干达：勇猛者更易获得爱情

乌干达的卡拉莫贾人是以自己的勇猛来打动姑娘的芳心的，求爱时会披上自己杀死的猛兽的皮，姑娘如果为此被打动了就会扑到他的怀里，如果姑娘漠然不笑的话，那小伙子往往会只身闯入深山或到其他部落抢牲畜，如果他回来时满载“胜利品”的话，姑娘会很快坠入情网。

22．科威特：格斗示爱

科威特有一种婚俗，新郎新娘在结婚仪式举行后，要在洞房里举行“格斗”。首先新郎向新娘行跪拜礼，然后用力拉新娘，显示自己威武有力，而新娘也要不甘示弱，奋力还击。“格斗”越激烈，婚礼越隆重。新郎如果斗不过新娘，则会被认为是奇耻大辱，被人们取笑。

23．法国：婚礼前的葬礼

法国一些地方，青年男女会在结婚前举办一个“埋葬单身汉生活”和“辞行宴会”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往往要制作一个象征性的“棺材”，举行一次“葬礼”，并宴请亲友，奏哀乐，燃蜡烛，举行安魂祈祷仪式，之后众人再抬棺送到花园、田野埋葬，或扔到河里，举行这种仪式是为了向自己的单身生活做一个告别，并对自己婚后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24．马里：新娘足、手、牙龈涂黑色

马里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在那里，黑色被认为是美的象征。出嫁的姑娘都喜欢将足、手、牙龈涂成黑色，以显示自己的美丽。结婚那天妇女们采来散沫花树叶制成涂料，将其涂在手脚上，手脚就变成了灰色或黑色。涂牙龈是先用针将牙龈刺出血，将涂料抹在出血处，涂料随伤口浸入皮肉，一次染黑，终生不褪。染足、画手和涂牙龈既费神费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为了美，马里新娘甘愿作出牺牲。

25．菲律宾：“栓盖头”与“牵绳”

在菲律宾的婚礼中，有两种人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一种是“栓盖头的人”，通常由一男一女组成，婚礼进行到一定时候，他们就将一个巨大的面纱小心地拴在新娘的头顶和新郎的肩上。这个盖头象征着新婚夫妻将像这块面纱一样合二为一。另一种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就是“牵绳人”。当新娘和新郎被拴好盖头以后，牵绳人就用一根白线以“8”字形松松地绕过新娘和新郎的脖子。这根白线意味着新娘和新郎将一生不分离。

26．南斯拉夫：心意藏在咖啡里

在南斯拉夫的中部地区，小伙子到女家求婚，成与不成，尝一尝姑娘送来的咖啡就明白了，甜的咖啡说明女方全家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如果是苦的咖啡那就代表：“对不起，请另攀高门。”

27．拼婚

拼婚最初兴起于美国、日本，近年传入中国。2008年，这股风潮终于从北京、上海刮到了广州，并迅速风靡珠三角。拼婚并不等同于拼在一起结婚，它更宽泛的概念应为拼在一起置办结婚。也就是说，结婚前的一些准备，包括酒席的预订、喜糖、烟酒的采购、婚纱摄影、化妆等。“拼婚”潮流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当下，更是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实用节俭主义精神。

这些拼婚者主要在QQ群或论坛上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网上交流，再回到现实生活中，一起操办婚纱照、酒席和蜜月旅行。其中拍婚纱照、尤其是旅游婚纱照，是最热门的拼婚内容。还有新人在拼婚之余，交到好朋友，计划一起生宝宝，继续“拼产房”。

28．印第安婚礼：静悄悄的

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婚礼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婚礼地点多选择在印第安人聚居区的公共建筑物里举行，一般是一幢较大的木头房屋。举行婚礼时，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村中居民纷纷来到木房里，众人席地而坐，互致问候。男女老幼身穿民族服装，款式新颖，色泽艳丽。虽然印第安人性情开朗，但婚礼场合却显得非常安静，即使说话也是轻言细语。

29．澳大利亚：相岳母

在澳洲一些土著部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婚俗。当部落中一个小男孩尚未成年时，就要在他母亲的引导下去相亲了。他要物色的对象不是少女，而是少女的母亲。而这时少女尚未出世。更确切地说这位“岳母”是位尚未怀孕或没有成婚的女子。男孩挑选到合适的“岳母”，然后让岳母为他生育未来的妻子。这桩“娃娃亲”就算定下，直到岳母生下女孩，长大完婚。但是并非一切都像预料的那么顺利，有时小男孩选择的岳母没有生育能力，这时，男孩只好另选一位岳母。有时，选好的岳母婚后一连数胎生的都是男孩，小女婿无奈只好再选一位岳母。有时，选好的岳母却迟迟不孕，等到生下千金时，男孩子已经长大，即使完婚，但在各方面都互不般配，常常造成婚姻悲剧。按当地的习惯除非是岳母不能生育或不生女孩，否则一旦选中岳母并生下未婚妻后，男方是不允许再有婚变的。

30．俄罗斯：碎碎平安

在俄国，其婚礼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说完贺词，干杯后把玻璃杯抛向天花板，环璃杯跌成碎片，象征这对新人将有美满的婚姻，这就是“岁岁（碎碎）平安”。另外，人们可以从新人在花车车头缚上的装饰知道他们期望第一个婴儿是男还是女，若是小熊就代表想生儿子，若是洋囡囡就代表想生女儿。

31．韩国婚俗：结婚年龄从低到高

韩国人的结婚年龄呈现出从低渐高的趋势，过去13～14岁甚至更小的男孩就要娶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妻子，目的在于早抱孙子，并由妻子把丈夫侍养成人。现在法律规定男子20岁，女子18岁才能结婚，但在实际生活中，男女都致力于工作和学习，结婚比法定年龄还要晚。

32．韩国婚俗：抱“木雁”结婚

在韩国结婚，有抱木雁的习俗。结婚当日，新郎骑马与随行者一道去新娘家迎亲。随行者中的上客，系指新郎的父亲或叔父，需抱“木雁”同行。一路上撒盐，以示祝贺。新娘头戴丝绒花冠，身穿美丽的彩虹婚服，向父母告别。亲属簇拥新娘，送到中门。在院中，新郎与新娘进行“奠雁”仪式。所谓“奠雁”，就是指新郎抱雁进入女家，置于桌上，并拜见岳母，请她给雁喂面条，表示新婚夫妇将如大雁一样爱情专一，白头偕老。

33．印度婚礼：为了祭祀

在印度教徒看来，结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完成种种宗教职责，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祀；但是，只有结婚生儿子的男子才有资格向祖宗供奉祭品。因此，在结婚仪式上，夫妇双方会为此而念咒、祈祷、发誓，并且丈夫对妻子明确说道：我为了得到儿子才同你结婚。祭司等人也会为此而祝福他们。

34．日本婚俗：从问妻婚到招婿婚

据《日本书纪》载，三轮氏族的始祖大田根子的母亲还是姑娘的时候，每天晚上总有一位来历不明的男子来到她的闺房合欢。一天她的父母发现女儿怀孕了，便问女儿，孩子他爸是谁，女儿无法回答。这个故事说明问妻婚时代，男子到女方家求偶时，只准夜间进行，天明必须离开，男人不是女方家的成员，离合自由，男子无养妻育子的责任，只起传宗接代的作用，这种婚姻关系实际上是母系社会的产物。

招婿婚是7世纪以后从问妻婚过渡来的，即通过“问妻”的试验被女方招为女婿，一般男女双方都有情意时，男方可到女方家试婚三次，双方满意后，男方便与女方父母见面。结婚后男人仍然可住在女方家，也可不住，只在夜里往来，这样的婚姻关系还是很不稳定的。直到14世纪中叶，日本社会才全部改为以男家为中心的娶妻婚，比中国及西方晚了许多。

35．首次太空婚礼

2003年10月10日，是俄罗斯宇航员尤利·马兰彻科和美国女子凯特·多米耶瓦的结婚纪念日，为了度过一个浪漫而有意义的纪念日，丈夫提议举行一个全球太空婚礼，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这次婚礼仪式非常特殊：新郎马兰彻科停留在地球轨道上的太空飞船，而此刻新娘多米耶瓦在地球上。

36．“神树”结婚

2007年，印度奥里萨邦的村民们为两棵树举行了婚礼，村民们视这两棵名为“Banyan”和“Pipal”的树为“神树”，在众多村民的见证下，这两棵树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据了解，这一活动是当地居民希望人们能够重视当今森林被肆意采伐的现象，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早在印度古代传统中就有为树木举办婚礼的活动，当时那些没有子女的家庭通过举行树木婚礼，希望自己不久后能够生育子女。

37．人与蛇结婚

2006年夏天，印度一位名叫比姆芭拉·达斯的女子与一条蛇举行了特殊的婚礼。新娘身披漂亮的婚纱，但由于新郎是蛇，可能会伤及参加婚礼的客人，便用一个铜制小雕像代替。达斯说，“虽然蛇不会说话，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默契的，我们有独特的交流方式，当我将一罐牛奶放在蛇洞前，它就会出来将牛奶喝光，而从来不咬我。”

当地居民对于达斯与蛇结婚均表示认可，因为蛇在印度是一种神圣的动物，他们认为像这样的结合将给他们带来幸运和保护，避免不幸和灾祸。达斯的母亲也持相同的看法，她说，“我非常高兴！那个时候达斯非常虚弱，我们都不能有效地治疗她。然而，当达斯开始用牛奶饲养蛇时，她的身体逐渐恢复。我认为她是受蛇的保佑才得以康复。”

38．美国同性恋婚礼

为了庆祝2004年情人节的到来，美国旧金山665对同性恋情侣在市政厅举办了集体婚礼，上千位志同道合的同性恋情侣一同欢度自己的节日。此次的集体婚礼空前盛大，是同性恋同胞们以自己的方式公然反抗旧金山婚姻法规对同性恋群体的约束和限制。他们的集体婚礼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至第二天的晚上，这次婚礼的影响力很有可能会波及全美其他州的同性恋群体。

39．苏拉威西岛：新娘被麻醉举行婚礼

在苏拉威西岛的布几斯，当地的婚俗中有一个有趣的习惯，即新娘的脚不能沾地，否则会被认为不吉利。为此，在3天的结婚仪式中，新娘会被注射麻醉剂，在一家之长的肩上度过。当新娘恢复意识后，所有结婚仪式已经全部完毕。

40．日本：祝福新娘永不回娘家

日本人结婚当日，新娘家要举行“告别宴会”，同时请来亲朋好友，当新娘要出家门时，人们会在门口用扫帚将新娘的足迹扫干净，或在门口摔碎一只茶碗，甚至有的在门口挂一只白色的灯笼，用来表示新娘婚后生活和谐，永不回娘家之意。

41．日本人奇特的订婚礼

日本人订婚要赠送奇特的礼品，每一样礼品都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礼品用华丽的纸张包装，包括：干墨鱼，象征男性生殖器；海藻，用来比喻能生育的女人；一根长长的亚麻线，表示白头偕老；一把折扇，象征将来财源不断。

42．日本：“浴池约会”终结单身

在日本，如果单身男女没有找到对象的话，那他们可以尝试到浴池里来一次艳遇，这就是日本著名的“浴池约会”。

一般情形下，进浴池的男女不能带浴巾或毛巾进入，肥皂也绝不能用，进浴池前要先擦好身子。“浴池约会”是集体而不是个人活动，宽衣后，男女双方分别由房间的两面进入浴池；浴池用一扇水底闸隔开。就位后，拉门打开，双方正式见面。浴客浸在摄氏37度的水里，聊天，喝米酒，或在浮在水面的桌子上玩牌。男方或女方只要把拉门关上，便可结束约会。“浴池约会”时谈得拢的男女，稍后会到酒店大堂谈话喝酒，或者到河上划船。许多日本人认为，在这种环境下的男女双方最易坦诚相见。男人可以看到女人不被化妆蒙蔽的面孔，而吸引女人的则是男人俏皮的谈话。

43．日本“照片婚姻”的由来

据说日本人拍婚纱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明治年间，比我国的婚纱摄影历史要长得多。日本人的结婚纪念照当年曾有特别的意义。在明治时代后期，有大量的日本人到美国等地“洋插队”，这些人多半是身强力壮的单身汉。因为当时明治政府明确禁止日本人与西洋人结婚，于是这些单身汉只好通过家乡的朋友介绍，用信件的方式找对象了。而女方往往急于攀上这门海外姻缘，于是让相亲照片尽量突出优点，掩饰缺点，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而这种奇特的婚姻，在历史上则被称为“照片婚姻”。

44．俄罗斯：说媒人谎报身份

俄罗斯十月革命前，每个村庄和城镇都有职业媒婆，他们多是能说会道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受男方的委托，到女方家庭去提亲，媒人进房后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和来访目的，而是称自己是猎人、朝圣者或商人等等，过一会才花言巧语地说明来意：“你家有个小鸽，我家有只小鹰，你家有只小貂，我家有个猎人，你家有个姑娘，我家有个小伙，咱们来结个亲。姑娘是支花，为何耽误在家。”一番说服后，若女方父母同意考虑这门亲事，他们便与媒人绕桌三圈，然后商定相亲日期。

45．俄罗斯：洞房里要挂箭

俄罗斯婚礼举行到深夜时，新人开始入洞房。洞房的墙角或床上一定悬挂着箭，箭象征爱情。在俄罗斯的传说中，婚姻是由铁匠锤定的，而铁匠和箭都代表雷神。有雷才能下雨，有雨才能丰收，因而箭也象征多子多福。箭还象征威力，守护新人的幸福。

46．巴基斯坦：婚礼上，新娘越哀愁越好

按照巴基斯坦的风俗习惯，新娘在整个婚礼中即使心里充满喜悦，脸上也必须表现出哀愁的样子，而且愁容越重越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为了表现新娘对自己娘家人恋恋不舍的心情。

47．缅甸：先同居后结婚

依照缅甸历来的习俗，在婚嫁之前，双方要经过一段很长的“相互认识”的阶段。假如一个小伙子想娶某个姑娘，他便将心事告诉自己的父母，然后男方派人去女方家提亲。如女方父母不反对这门亲事，青年人便在一起生活。但这不等于开始夫妻生活，只是“认识阶段”。两三年后，如果青年男女双方发现对方初衷未变，才考虑结婚之事。

48．泰国：从妻居

泰国现在还存在一种古老的婚姻习俗——从妻居，即男方在女方家盖房、居住、生息。某些农村，还有一种“服务婚”。当男女双方相识恋爱后，由男方向女方父母求亲，女方同意后，男方去女方家居住，作为女方家的劳力，给女方家种田干活，这段时期称“服务期”。服务期的长短由女方家长定，一般两三年甚至有了两三个孩子后才举行婚礼。

49．老挝：男人爱做“上门女婿”

老挝男人结婚大多时兴“倒插门”，主动到女方家里做上门女婿，而且结婚的彩礼同样不能缺，入赘者想空手进门那是绝对“没门儿”。在老挝，假如女方家全是女儿而无男子的话，男方就必须主动“倒插门”，以便有人干活和传宗接代。当然，这时的女婿已和儿子一样平起平坐，可以继承岳父母的全部家产。

入赘为婿的老挝男子在妻子死后可以再婚，而且可以和子女在岳父母家继续生活。如果还没有子女，则由女家出资为他另娶媳妇，由此从女婿变成了“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平步青云，可以全权处理家庭的大小事务。

50．印度：婚礼上“接吻”是犯法的

在印度的婚礼上“接吻”是犯法的，因为根据印度法律，在宗教圣地接吻是一种粗俗的行为，会被判处猥亵罪，罚款1000卢比。印度是个保守的国家，对猥亵法律的行为惩罚相当严厉，公共场合接吻也是要遭到谴责的。

第五章　世界各地礼仪习惯

1．日本人的语言习惯：点头称是

日本人有一种习惯，即谈话时频繁地随声附和、点头称是，同时还伴有点头俯腰等姿势等，而且这种现象即使在日常谈话里也会每几秒钟就发生一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的这种行为并不全意味着“说得对”、“明白了”这种肯定含义，有些只不过是“啊，是吗？”“有那么回事？”等的意思，这是他们出于礼貌作为听了对方的话之后作出的一种反应。反之，对于已经习惯了随声附和的日本人来说，对那些在谈话中不表示任何反应的外国人，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个人是否在听我说呢？”

2．日本人的身体语言

鞠躬：日本人之间打招呼，基本上是以鞠躬来表示的。站着的时候，双脚合拢、直立，弯腰低头。一般性的行礼是上身弯至90度。根据礼节轻重程度的不同，低头的角度是各种各样的。

握手：一般情况下，日本人行礼致意是互不接触身体的，传统上也没有握手的习惯。但他们有时候也握手，但大多是在日本人和外国人、竞选人和选民、明星和影迷等这样特殊的场合。

坐的姿势：当今的日本人，虽然在学校、公司一般都坐椅子。但在家里，则仍然保持着坐“榻榻米”的传统。“榻榻米”上的正确坐法叫“正坐”，把双膝并拢后弯足，屁股坐在脚跟上。一般来说生活上不习惯“正座”的人，这种坐法很难受，脚会发麻。轻松的坐法有“盘腿坐”和“横坐”。盘腿坐即把脚交叉在前面，屁股着地。穿裤子的女性偶然也有盘腿坐的，但盘腿坐主要是男性的坐法。“横坐”是把“正座”的腿稍许横着，这主要见于女性。

3．日本人的手势语言

在日本，O表示正确、胜利等积极的意义，而X代表错误、输等消极的意义。作为手势，就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或者将两手臂举过头围成一个圈表示O，将两个手的食指或者两臂交叉表示X。

招手：把手掌朝下轻轻地放开，手腕从前方朝自己一边来回摆动几次。这种方法没有性别、年龄的限制，都能使用。但对地位、辈分高于自己的人像这样招手是失礼的，要尽量避免。

自己：表示“那是我”、“我吗？”等意思时，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

4．日本人不邀请工作上的客人进家门的习惯

日本人不习惯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业务上的客人或全家出来交际。他们认为在家里办公是一种不好的道德行为，而除个体经营外，妻子都不参与丈夫的工作。如果有必要和客户联系时，就到专门提供酒宴的地方举行。

但是有的干部有时也在家里招待部下、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或上司，但这也只限于建造新房的时候。

5．在日本不宜有的习惯

在人前接吻：日本人认为在人前接吻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情。

拥抱：在日本人眼里，接触他人的身体会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男女之间除恋爱关系的双方外，一般不握手。

在人前嚼口香糖：日本人允许在人前抽烟，但决不允许嚼口香糖。而且如果自己独自吃东西而别人没吃的话，也会被视为失礼的行为。

穿着鞋子进屋：进日本住宅，进门必须脱鞋，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礼仪。

窥视别人家的厨房：如果在访问别人家庭的时候窥视厨房会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6．日本人的名片

在日本，名片的使用相当广泛，特别是商人，初次见面时有互相交换名片的习惯，名片交换的礼仪是：地位低或者年轻的一方先给对方，这是一种懂礼貌的行为。递交名片时，要将名片面向对方。折叠名片或在名片上记点什么，都被看做是对对方的不礼貌。

7．日本的送礼

日本人送礼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一种习惯了，不但在婚礼、生日的时候会赠送一些礼品，就是平时的拜访也会带些礼品，表示一下敬意和好意。

在各种赠送礼品的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元和岁暮。中元是6、7月份，表示暑期问候；岁暮是在年末，表示一年来的感谢。中元和岁暮都是季节性的馈赠，向平时关心照料自己的人赠送礼品。

此外，孩子们的“七、五、三”节日、入学、升学、成人节、祝贺公司同事荣升、庆贺朋友病愈等各类馈赠活动名目繁多，使得掌管家庭经济的主妇们颇伤脑筋。

8．韩国：讲尊卑，重传统

儒家文化讲究长幼尊卑，这种现象在韩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这一传统的影响。如在公司里，低阶的人见了“领导”一定要先鞠躬问好，并且从其身边走过时要略略低头顺眉，表示对领导的尊重。如果是父母同住，那家里最大的、最舒适的、朝阳的房间一定是给老人的，周末、节假日里，平时不与父母同住的子女要回到父母身边，尤其是在中秋节、春节这样的重要传统节日里，结了婚的一定要到婆婆家里，并且操刀做饭的是儿媳而不是婆婆。这一点，颇有点中国旧社会的味道。

9．韩国用餐的规矩

韩国人平时使用的一律是不锈钢制的平尖儿的筷子。中国人、日本人都有端起饭碗吃饭的习惯，但是韩国人视这种行为不规矩。而且也不能用嘴接触饭碗。圆底儿带盖儿的碗“坐”在桌子上，没有供你手握的把。再加上米饭传导给碗的热量，不碰它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碗盖，可以取下来随意放在桌上。

既然不端碗，左手就不可在桌子上“露”出来。右手一定要先拿起勺子，从水泡菜中盛一口汤喝完，再用勺子吃一口米饭，然后再喝一口汤、再吃一口饭后，便可以随意地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韩国人吃饭的顺序。筷子在不夹菜时，传统的韩国式做法是放在右手方向的桌子上，两根筷子要拢齐，三分之二在桌上，三分之一在桌外，这是为了便于拿起来再用。

10．韩国的祭祖

韩国人十分重视孝道，因此祭祖也是他们每年必须举行的一种仪式。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在正月初一之前赶回供奉祖先的长兄（或长子、长孙）家，参加祭祖的“茶礼仪式”。“茶礼”在正月初一的清晨举行。先由主祭者焚香、下跪、叩头，祈求神降，再焚香行初献，接着是近亲行亚献，远亲行终献。然后再由主祭者劝祖先和诸神进酒进食。待祖先诸神“酒足饭饱”后，祭祀祖先的供品才由全家享用，然后相互拜年。

11．泰国：不能用手指僧侣，身体不能接触僧侣

泰国是一个很重视佛教的国家，因此僧侣在当地也是很神圣的一个职业。在泰国，尤其是女性不得与僧侣握手，在汽车上不得与僧侣邻坐，即便是僧侣主动前来打招呼也应礼貌地拉开距离。女士如果想将东西奉给僧侣，需要托男士转交，如果非要亲手赠送，那么僧侣便会张开一块黄袍或手巾，承接该女士交来的东西，而且这个过程中，僧侣是不容许碰触女性的。

12．泰国：佛像面前不得拍照

泰国人十分敬佛，决不允许任何冒犯神灵的行为发生。在泰国，每尊佛像，无论大小或是否损坏，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你绝对不可爬上佛像拍照，或对佛像作出有损尊敬的举动。遇见托钵化缘的和尚，千万不能送现金，因为这是破坏僧侣戒律的行为。

13．泰国：头部摸不得

在泰国，人的头部被认为是精灵所在的重要部位，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不能触及他人的头部，也不能弄乱他人的头发。如果无意中碰到了他人的头部，也应立即诚恳地道歉。泰国人很忌讳外人抚摸小孩（尤其是小和尚）的头部，他们的头只允许国王、僧侣和自己的父母抚摸。即使是理发师也不能乱动别人的头，在理发之前必须说一声“对不起”。

泰国人睡觉时，头部不能朝西，因为他们认为日落西方象征着死亡，只有人死后才能将尸体的头部朝西停放，泰国人建筑房屋时，也习惯房屋坐北朝南或坐南朝北，而不朝西。

14．泰国：见面礼仪

生性宽厚，温和有礼的泰国人在见面时不是握手说哈罗，而是合掌说声“沙娃滴卡”。这种合掌问候方式在泰语称为“威”（Wai）。做法是把双手提到胸前，双掌合并但不贴合，犹如在掌心握着一片棉花。这时您的双手的形状就有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

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或事时，“威”的做法便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在向同辈问好时，合掌后指尖不高过下巴。在对长辈行“威”礼时，则须低头让指尖轻触鼻尖。对尊贵的对象如德高望重的长辈表示尊敬时，则把双掌抬高至额头。泰国人遇到僧侣或象征佛陀的佛像，都会下跪，合掌，并以额头触地膜拜。一般遇到同辈向他们“威”时，泰国人都会以“威”礼回报。但若是晚辈向长辈“威”时，长辈是不需回“威”的，有些只以点头或微笑回应。

15．老挝：主人敬酒必须喝

老挝人十分好客，经常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受到邀请的朋友去之前应事先同主人联系约定，并准时赴约，主人会率家人按时恭候迎接。见面问候后，要在主人引导下进入住房。走进客厅之前，要自动脱鞋，因老挝有进屋脱鞋的习惯。进入室内后盘腿席地而坐，不可将腿往前伸，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喝坛酒是老挝人欢迎客人的传统礼节。到老族人家做客，客人都要喝坛酒，不能拒绝，否则主人便认为家庭将不吉利。喝坛酒时，酒放在坛或瓮中，插入几根竹管，大家围坐四周，边吸边掺入清水边交谈，直到酒味淡薄，大家尽欢而散。

16．老挝：见面礼仪

老挝人相互见面时习惯行双手合十礼，握手礼在农村基本不用，仅在城市及上层人士中使用。而在某些苗、瑶民族见面时，则如同过去中国人一样，行抱拳作揖礼。老挝人行双手合十礼有两种：一种是双手掌伸直，手指并拢，合十齐唇行礼，另一种是双手合十还要鞠躬施礼，并向对方表示致意，这种行礼方式只是在对对方特别尊敬的情况下才使用。

17．老挝：仪态礼仪

老挝人认为头是最神圣的部位，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触摸，脚是身体最下面的部位，决不能用脚对着人或用脚开门或移动东西。在僧侣或客人面前，两腿交叉地坐着是不礼貌的。

18．缅甸：礼节礼仪

缅甸人历来非常尊敬僧侣，黄色的袈裟是人们心目中庄严、崇高、圣洁、不可侵犯的象征。乘船坐车，人们见到和尚要起立让座；宴会、集会等场合，和尚都坐最好的位置；任何人，包括国王，谒见和尚要跣足膜拜；大法师有事见缅王时，缅王要主动让开宝座，以示尊敬。

19．缅甸：见面礼仪

缅甸佛教徒在社交场合与客人见面时，惯施合十礼。施合十礼时，如果戴有帽子，要摘掉夹在左腋下，然后双手合十施礼（施合十礼时，要双脚站定，两手合掌后举至胸前倾斜）。并说“给您请安了！”缅甸人见到不太熟悉和不经常见面的老人、领导、学者时，如他们正坐在地板上，则要施跪拜礼。若见到上述人员是比较熟悉的人，则施坐拜礼。他们凡来到僧、父母、师长面前时，都要施大礼，即“五体投地礼”。他们路遇老人、领导、学者时，一般施鞠躬礼（浅鞠身俯首约20至30度）。

20．菲律宾：见面礼仪

菲律宾人的名字通常是教名在先，随后是母姓首字，再是父姓。菲律宾人在社交场合与客人相见时，一般都行握手礼；与好友相见时通常很随便。菲律宾伊斯兰教徒见面时，要双手紧握，表示亲如兄弟。

21．菲律宾：商务礼仪

到菲律宾从事商务活动，应选择的时间是10月到次年5月。见面相互介绍时，要交换名片。初次会谈，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问问对方家庭情况，谈话中，不要批评或取笑他人。到菲律宾商人家做客，可适当带一些水果和糖果。在告别宴会上，可邀请他们唱歌。

22．英国：不能加塞

英国人有排队的良好习惯。在英国的大街上你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排队上公共汽车、火车或买报纸。在他们眼里，加塞是一种很令人不齿的行为，因此如果到英国旅游的话，一定不能加塞，这也是代表一个国家人民的素质问题。

23．英国：不能问女士的年龄

英国人非常不喜欢谈论男人的工资和女人的年龄，他们认为这都是个人的隐私问题，甚至也不能问他家里的家具值多少钱，在他们眼里这都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如果你问了一位女士的年龄，也是很不合适的，因为每个人都想永葆青春，没有比对一个中年妇女说一声“你看上去好年轻”更好的恭维了。因此女士的年龄是一个大忌，千万不能冒犯啊！

24．英国：不能砍价

在英国购物，最忌讳的就是砍价。英国人不喜欢讨价还价，认为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如果他们认为一件商品的价钱合适就买下，不合适就走开，决不啰嗦。如果你购买的是一件很贵重的艺术品或数量很大的商品时，就需要小心地与卖方商定一个合理的价钱。

25．澳大利亚：见面礼仪

澳大利亚人见面习惯于握手，不过有些女子之间不握手，女友相逢时常亲吻对方的脸。澳大利亚人大都名在前，姓在后。称呼别人先说姓，接上先生，小姐或太太之类的尊称。熟人之间可称小名。

26．澳大利亚：旅游礼仪

澳大利亚不流行小费，但服务人员如果为你提供了额外的服务，可给适当的小费，数目不宜多。到商店里买东西不要讨价还价。坐车不系安全带是违法的，小孩也要系安全带。大部分旅馆的电话拨0是外线，拨9是旅馆总机。

27．阿根廷：服饰礼仪

在正式场合，阿根廷人的着装讲究干净整齐。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就会失去阿根廷人的尊重。在一般情况下，不论是进行正式访问还是外出，一定要男穿西装套装，女着套裙或长裙。在阿根廷最好不要穿灰色的套装套裙。

28．阿根廷：社交礼仪

阿根廷人在日常交往中所采用的礼仪与欧美其他国家大体上是一致的，并以受西班牙影响为最。阿根廷人大都信奉天主教，所以一些宗教礼仪也经常见诸阿根廷人的日常生活。在交际中，普遍采取握手礼。在与交往对象相见时，阿根廷人认为与对方握手的次数是多多益善。在交际场合，对阿根廷人一般均可以“先生”“小姐”或“夫人”相称。

29．非洲人的吃饭习俗

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吃饭不用桌椅，也不使刀叉，更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饭。如果你到非洲人的家里做客的话，吃饭时应注意切勿将饭菜撒在地上，这是主人最忌讳的。饭毕，长者未离席时，晚辈要静坐等候；子女离席时，须向父母行礼致谢；客人则应等主人吃完后一道离开。非洲的不少地方，吃饭时有着严格的礼仪，甚至连牛羊鸡鸭的每个部位归谁吃都有规定。比如在马里，鸡大腿当归年长的男人吃，鸡胸脯肉当归年长的妇女吃；当家的人吃鸡脖、胃和肝；鸡的头、爪和翅膀由孩子们分食。又如在博茨瓦纳，在公众大型宴会上，宾客和男人吃牛肉，已婚的妇女吃杂碎，两者分开煮，分开食，不得混淆。

30．加拿大：仪态礼仪

加拿大人喜欢用手指比画“V”字形或“OK”字样，“V”象征胜利、成功，“OK”表示“对”、“行”、“可以”等意思。他们也常会用耸肩、两手手指交叉置于桌上等姿态来缓和紧张气氛或掩饰窘态，有时，耸肩也表示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意思。

在公共场合，不能抢着插嘴或边说话边用手顶人，也不能老盯着别人看。加拿大人从不在人前抠头发、清理手指甲缝里的污垢；如有人在公共场合这样做，就会被人看不起，认为是缺乏教养。

31．加拿大：餐饮礼仪

在加拿大，如果去赴宴时，最好先到花店买一束鲜花送给主人，以表达自己的谢意。在餐桌上，男女主宾一般分别坐在男女主人的右手边。饭前先用餐巾印一印嘴唇，以保持杯口干净。进餐时，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刀用完后，放在盘子边上。吃东西时不要发出声音，不宜说话，不要当众用牙签剔牙，切忌把自己的餐具摆到他人的位置上。

32．美国：服饰礼仪

总体而言，美国人平时的穿着打扮不太讲究。崇尚自然，偏爱宽松，讲究个性，跟美国人打交道时，应注意对方在穿着打扮上的下列讲究，免得给对方留下不良印象。

首先要注意服装的整洁，拜访美国人时，进了门一定要脱下帽子和外套，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礼貌。其次，在美国，女性最好不要穿黑色皮裙。而且不要随随便便地在男士面前脱下自己的鞋子，或者撩动自己裙子的下摆，这往往会令人产生成心引诱对方之嫌。最后穿睡衣、拖鞋会客，或是以这身打扮外出，都会被美国人视为失礼。

33．美国：餐饮礼仪

在美国跟朋友吃饭时，一定要记得以下几点：

其一，进餐时不要发出声响；

其二，不要替他人夹菜；

其三，不要吸烟；

其四，不向别人劝酒；

其五，不当众脱衣解带。

34．德国：送礼的文化

送礼在德国很受重视，被看做是一个人懂礼貌的表现。如果应邀去别人家做客，一般都要带一些礼物。大部分人带束鲜花，也有一些男性客人带瓶葡萄酒，个别人带一本有意义的书（或者是自己写的书）或者画册之类等。在欢迎客人（如车站、机场等场所）、探望病人时，也多送鲜花。在祝贺他人生日、节日或者婚嫁等时，可寄送贺卡，如送贺礼，则以实用和有意义为原则，而不是以价格高低论轻重。所送之礼物都要事先用礼品纸包好。许多人常在收到礼后会马上打开观看，并向送礼人表示感谢。

35．德国：女士优先

在德国和其他西方的许多国家，女士在许多场合下都会受到男士的照顾，如进门、进电梯、上车等，都是女士优先。男士要帮女士开轿车门、挂衣服、让座位等。女士对此只说声“谢谢”，而不必感到不好意思，或者认为对方不怀好意。

36．智利：作客礼仪

智利人一般不邀请他人到家中作客，除非是感情深厚的朋友，如果你被智利朋友邀请到家中作客，应感到荣幸，不可出自客气或其他理由而谢绝，否则会被主人认为是瞧不起他而产生误会甚至生气。

智利人的时间观念比较强，凡事都习惯按预定的时间进行，因此到人家里作客时，应按时赴约，迟到或早到都是不礼貌的，去之前应事先准备一些礼物，如买一束鲜花或糖果等，到达主人家时，将这些礼物交给女主人，并应先向女主人问候，随后再问候男主人和其他家庭成员。

37．葡萄牙：商务礼仪

到葡萄牙从事商务活动，最好选择在当年的10月至次年的6月。另外，葡萄牙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不办公，在这段时间联系商务会找不到人。商谈生意时应注意穿戴，如果他们还穿着上衣，尽管天气热你也不要脱去你的上衣。葡萄牙商人多会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与葡萄牙人谈生意要有耐心。

38．葡萄牙：服饰礼仪

葡萄牙人在正式的社交场合十分注意着装的整洁，男子要身穿深色西服，打领带或系蝴蝶结，风度很好。女子多穿华丽套服或连衣裙。在日常生活中，葡萄牙人在穿着上有着明显的的职业和性别特点。男性青年职员喜欢穿一种宽松式西服。男大学生多穿运动衫、牛仔裤；女教师多穿套服。

39．印度：见面与分别礼仪

在印度，见面与分手时，男人与男人握手。如被引见妇女，男人不与她握手而应双手合十，微微弯腰。男人不能触碰女人，在公共场所不能与单身女人说话。

40．印度：受到款待时的礼仪

来到印度人家里时，主人会给你戴花环，你应马上把它取下来以示谦让。接受或传递食品时，一定要用右手。作客时可以带水果和糖果作为礼物，或给主人的孩子们送点礼品。印度人喜欢谈论他们的文化业绩、印度的传统、有关其他民族和外国的情况。不要谈及个人私事、印度的贫困状况、军事开支以及大量的外援。

41．法国：相见礼仪

法国人在社交场合与客人见面时，大都以握手为礼。一般是女子向男子先伸手，年长者向年少者先伸手，上级向下级先伸手。少女通常是向妇女施屈膝礼。当地人还有男性互吻脸颊的习惯。男子戴礼帽时，还可施脱帽礼。

42．法国：服饰礼仪

法国人对于衣饰的讲究，在世界上是最为有名的。所谓“巴黎式样”，在世人耳中即与时尚、流行含意相同。

在正式场合：法国人通常要穿西装、套裙或连衣裙，颜色多为蓝色、灰色或黑色，质地则多为纯毛。

出席庆典仪式时：一般要穿礼服。男士所穿的多为配以蝴蝶结的燕尾服，或是黑色西装套装；女士所穿的则多为连衣裙式的单色大礼服或小礼服。

对于穿着打扮，法国人认为重在搭配是否得法。在选择发型、手袋、帽子、鞋子、手表、眼镜时，都十分强调要使之与自己的着装相协调，相一致。

43．法国：送礼习俗

在法国，被邀请到某人家里作客是很难得的，即使你们已相识很久。不过，若有这类邀请的话，给女主人送上鲜花（不要送玫瑰花或菊花）或巧克力之类小礼品将是最受欢迎的。能激起人们思维和美感的礼物特别受欢迎。不要送印有你公司名称的显眼大标志的礼品。

44．巴西：社交礼仪

从民族性格看，巴西人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大都活泼好动，幽默风趣，爱开玩笑。目前，巴西人在社交场合通常都以拥抱或者亲吻作为见面礼节。只有十分正式的活动中，他们才相互握手为礼。除此之外，巴西人还有一些独特的见面礼，即握拳礼，贴面礼和沐浴礼。

45．巴西：习俗禁忌

在巴西，与人交谈时，适于谈论的话题是足球、笑话、趣闻等，与他们打交道时，不宜向其赠送手帕或刀子。此外，英美人所采用的表示“OK”的手势，在巴西看来是非常下流的。

46．波兰：社交礼仪

波兰人十分重视对一个人的称呼。按照他们的习惯，是要尽可能地采用一些郑重其事的称呼。对于男士，波兰人言必称“潘”。对于妇女，他们则非要称之为“帕那”或“帕妮”不可。按照他们的习惯，自己在交际场合被介绍给他人之后，必须要主动同对方握手，同时还要报上自己的姓名，不然即为失礼。最常用的见面礼节有握手礼和拥抱礼。在波兰民间，吻手礼则十分通行。

47．波兰：饮食禁忌

波兰人在人际交往中非常喜欢请客吃饭。但在宴请客人时，他们往往会有不少的讲究。一是忌讳就餐者是单数。他们认定此乃不吉之兆。二是在吃整只的鸡、鸭、鹅时，波兰人通常讲究要由在座的最为年轻的女主人亲手操刀将其分割开来，然后逐一分到每位客人的食盘之中。三是不论饭菜是否合自己的口味，客人都要争取多吃一点，并要对主人的款待表示谢意。四是不能口中含着食物讲话，这在他们看来是十分粗鲁的行为。

48．墨西哥：社交礼仪

在墨西哥，熟人见面时所采用的见面礼节，主要是拥抱与亲吻。上流社会中，男士们还往往会温文而雅地向女士们行吻手礼。通常，他们最惯于使用的称呼是在交往对象的姓氏之前，加上“先生”、“小姐”或“夫人”之类的尊称。前去赴约时，墨西哥人一般都不习惯于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在通常情况下他们的露面总要比双方事先约定的时间晚上一刻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待人的礼貌。

49．墨西哥：服饰礼仪

墨西哥人的穿着打扮，既具有强烈的现代气息，又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在墨西哥人的传统服装之中，名气最大的是“恰鲁”和“支那波婆兰那”。前者是一种类似于骑士服的男装，看起来又帅又酷。后者则为一种裙式女装，穿起来让人显得又高贵，又大方。墨西哥人非常讲究在公共场合着装的严谨与庄重。在他们看来，在大庭广众之前，男子穿短裤，女子穿长裤，都是不合适的。因此，在墨西哥出入公共场合时，男子一定要穿长裤，妇女则务必要穿长裙。

50．意大利：旅游礼仪

到意大利旅游的最佳季节是每年的2月至5月，9月至11月。在意大利旅游期间，到零售店购买东西时要注意，他们的商业准则是买卖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意大利人喜欢儿童。如果你到饭店里用餐，见到一些孩子跑来跑去调皮，千万不要生气，否则当地人会对你的行为非常反感。

第六章　世界各地建筑文化

1．菲华历史博物馆——华人的纪念馆

菲律宾马尼拉的菲华历史博物馆，是一个纪念华人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是华侨华人自己捐资修建的，生动地展现了华人为当地所作出的贡献。博物馆分为“早期的接触”、“华人社会的形成”、“19世纪的生活图景”、“抗日战士”、“有华裔血统的社会名人”和“华裔菲人与国家建设”等部分。馆内除图片、资料、实物外，还别出心裁地建造了不少实景，以生动直观的人物、景物，告诉人们旅居菲律宾华侨华人的生活史、奋斗史和贡献史。

2．印度泰姬陵——“完美的建筑”

泰姬陵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是莫卧儿王朝第5代皇帝沙·贾汗为了纪念他已故皇后阿姬曼·芭奴而建立的陵墓，被誉为“完美建筑”。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伊斯兰教建筑中的代表作。2007年7月7日，成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据说沙·贾汗的宠妃阿姬曼·芭奴是一位具有波斯血统的绝世美女，她性情温柔，尤擅诗琴书画。21岁时与当时为贾汗吉尔国王的三王子库拉姆结婚。婚后，她与库拉姆同甘共苦，辅助他登上王位。终于在1628年，库拉姆在经过了一场血战之后继承了王位，并给自己取名沙·贾汗，意为世界之王。她也因此得到后宫中的最高头衔——泰姬·马哈尔。但是好景不长，1631年，阿姬曼·芭奴在跟随沙·贾汗南征时，因难产而死。当时年仅39岁。在她婚后的18年里，共为沙·贾汗生下14个子女。她的死令沙·贾汗伤心欲绝，为了纪念自己的爱妃，他决定为她建造一座全世界最美丽的陵墓，这就是今天的泰姬陵了。

3．埃及金字塔——埃及法老的陵墓

埃及金字塔（Pyramids）建于4500年前，是古埃及法老和王后的陵墓。因形似汉字“金”字，故译作“金字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古代埃及人对神十分虔诚，在他们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来世观念”，甚至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而死后才是永久的享受”。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古埃及人活着的时候，就诚心备至地为死后做准备。每一个有钱人都忙着为自己准备坟墓，并用各种物品去装饰。以法老或贵族而论，他会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建造坟墓，还命令匠人以坟墓壁画和木制模型来描绘他死后要继续从事的驾船、狩猎、欢宴活动，以及仆人们应做的活计等，使他能在死后同生前一样生活得舒适如意。

但是坟墓为什么要设计成“金”字形的呢？

原来，大约在第二至第三王朝的时候，古埃及人产生了国王死后要成为神，他的灵魂要升天的观念。在后来发现的《金字塔铭文》中有这样的话：“为他（法老）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金字塔就是这样的天梯。同时，角锥体金字塔形式又表示对太阳神的崇拜，因为古代埃及太阳神“拉”的标志是太阳光芒。金字塔象征的就是刺向青天的太阳光芒。

4．埃及狮身人面像——埃及标志之一

狮身人面像坐落在开罗西南的吉萨大金字塔近旁，是埃及著名古迹，与金字塔同为古埃及文明最有代表性的遗迹。像高21米，长57米，耳朵就有2米长。除了前伸达15米的狮爪是用大石块镶砌外，整座像是在一块含有贝壳之类杂质的巨石上雕成。面部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即国王）海夫拉的脸型。相传公元前2611年，海夫拉到此巡视自己的陵墓——海夫拉金字塔工程时，吩咐为自己雕琢石像。于是工匠们就别出心裁地雕琢了一头狮身，而以这位法老的面像作为狮子的头。在古埃及，狮子是力量的象征，狮身人面像实际上是古埃及法老的写照。

经过几千年来风吹雨打，雕像如今已是面目全非，胡子已脱落得四分五裂，埃及博物馆存有两块，大不列颠博物馆存有一块（现已归还埃及）。像的鼻部已缺损了一大块，据说是拿破仑士兵侵略埃及时打掉的，其实是被朝圣游客中世纪伊斯兰苏菲派教徒砸掉的。1981年10月，石像左后腿塌方，形成一个2米宽3米长的大窟窿。1988年2月，石像右肩上掉下两块巨石，其中一块重达2000公斤。

5．美国自由女神像——美国独立的“宣言”

自由女神像是法国政府在1876年赠送给美国的礼物，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这个自由女神像坐落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附近的自由岛，是美国重要的观光景点。自由女神像重45万磅，高46米，底座高45米，其全称为“自由女神铜像国家纪念碑”，正式名称是“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整座铜像以120根钢铁为骨架，80个铜片为外皮，30万只铆钉装配固定在支架上，总重量达225吨。铜像内部的钢铁支架是由建筑师约维雷勃杜克和以建造巴黎艾菲尔铁塔闻名于世的法国工程师艾菲尔设计制作的。

女神双唇紧闭，头戴光芒四射的冠冕，身着罗马古代长袍，右手高擎一个长达12米的火炬，左手紧抱一部象征《美国独立宣言》的书板，上面刻着《宣言》发表的日期“1776.7.4”的字样。脚上残留着被挣断了的锁链，象征暴政统治已被推翻。花岗岩构筑的神像基座上，镌刻着美国女诗人埃玛·娜莎罗其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6．巴黎埃菲尔铁塔——法国的“铁娘子”

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标志之一，被法国人称为“铁娘子”。它和纽约的帝国大厦、东京的电视塔同被誉为世界三大著名建筑。

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巴黎举办了大型国际博览会以示庆祝。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便是埃菲尔铁塔。它成为当时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的象征。

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是法国建筑师居斯塔夫·埃菲尔。早年他以旱桥专家而闻名。他一生中杰作累累，遍布世界，但使他名扬四海的还是这座以他名字命名的铁塔。用他自己的话说：埃菲尔铁塔“把我淹没了，好像我一生只是建造了她。”当初，法国政府虽然决定在巴黎建造一座世界最高的大铁塔，但提供的资金只是所需费用的1/5。埃菲尔为实现他的设计，曾将他的建筑工程公司和全部财产抵押给银行作为工程投资。

7．纽约帝国大厦——纽约的标志之一

纽约帝国大厦始建于1930年3月，是当时使用材料最轻的建筑，建成于西方经济危机时期，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象征，如今仍然和自由女神一起成为纽约永远的标志。自1931年以来，雄踞世界最高建筑的宝座达40年之久，直到1971年才被世贸中心超过。是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而华尔街的老板们却热衷于修建摩天大楼的竞赛。百万富翁拉斯科布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决意修建一座世界最高的楼房。他找来著名的建筑师威廉·拉姆，问楼房能盖多高。拉姆沉思片刻后回答说：“1050英尺。”拉斯科布对这个高度很不满意，因为这仅仅比当时纽约新建成的克莱斯勒大厦高4英尺。于是，建筑师设法增加了一节200英尺高的圆塔，使帝国大厦的高度为1250英尺。这座摩天大楼只用410天就建成了，也可算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8．美国世贸中心——曾经的世界第一

世界贸易中心位于纽约曼哈顿岛的西南端，为美国纽约的地标之一。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9·11”事件中倒塌。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双塔，纽约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它是由美国建筑师雅马萨奇建造的。在美国建筑界，特别是在建筑师的圈子中，雅马萨奇的评价是不太高的。对他的赞誉主要来自建筑专业圈子以外的社会公众，来自委托他设计房屋的许多公司、团体和美国的某些政府机构。1959年他做西雅图世界博览会美国联邦科学馆设计，他的方案遭到建筑师界的反对，《时代》周刊说，“幸而公众舆论支持才得建成”。

1962年的一天，雅马萨奇收到纽约—新泽西港务的一封信，问他可愿承担一次建筑任务，其投资额为2.8亿美元。雅马萨奇认为数额过大，怀疑是多写了一个“0”。

事实上港务局物色建筑设计人员是很谨慎的，他们对40多家建筑师事务所作了深入的调查，最后才决定聘请雅马萨奇担任世界贸易中心总建筑师。

雅马萨奇事务所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准备方案。前后共提出100多个方案，雅马萨奇说他们做到第40个时方案已经成熟，其后60多个方案是为了验证和比较而做的。

9．巴拿马运河——“世界桥梁”

巴拿马运河位于中美洲的巴拿马，横穿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是重要的航运要道，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和“世界桥梁”。巴拿马运河由巴拿马共和国拥有和管理，属于水闸式运河。

在遥远的殖民时代，巴拿马地峡是连接太平洋与西班牙宗主国的交通枢纽，每年一度的波托弗洛交易会吸引着欧洲各大商行的代理商，在这里，成吨的秘鲁白银与欧洲货物进行着交易，巴拿马的商业和海运也因此日益繁荣。19世纪，它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官僚、军官、商人、海员、工匠、奴隶和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代理商们充斥着这座城市。商业的兴盛对航运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发现在狭长的巴拿马地峡开凿一条运河，沟通两大洋，将是一项事半功倍、惠及万代的壮举。1523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明确提出了开凿一条中美洲运河的主张，这就是巴拿马运河诞生的背景。

10．美国金门大桥——“自杀圣地”

金门大桥是世界著名的桥梁之一，也是近代桥梁工程的一项奇迹。大桥雄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宽1900多米的金门海峡之上，由施特劳斯设计。

金门大桥虽然不是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但因其雄伟壮阔的造型而被世人所熟知。然而，导致这座大桥闻名遐迩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它“自杀圣地”的称号。据统计，自大桥建成以来，共有1200多人从桥上一跃而下，诀别于世。

由于桥面到海面的距离长达60米，再辅以人坠落时巨大的冲击力，自杀者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因此这里每年都有很多自杀者“慕名前来”，居高不下的自杀人数使旧金山相关部门头痛不已。于是当地桥梁管理部门于2008年10月10日投票，决定在大桥上安装不锈钢网，这样整座大桥都会被网“兜”起来，自杀者就不会直接坠落到海面了。

11．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世界最高的自立构造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高553.33米，是世界上最高的自立构造。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市，是该市的标志性建筑，每年有超过200万人次参观。1995年，加拿大国家电视塔被美国土木工程协会收入现代世界七大奇迹。同时是世界名塔联盟的成员。1996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将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的分类更改为“世界最高的建筑”和“世界最高的自立构造”。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由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建造于1976年，目的是显示加拿大强大的工业。最初只是被设计为传送广播电视信号的天线，305米高度处有用于传送预告信号的微波接收器，而广播天线位于塔的最顶端。电视塔内建有高447米的金属阶梯，有1776级，是世界上最高的金属阶梯。这些阶梯用于紧急用途。

12．伊泰普大坝——“世纪工程”

在与巴拉圭交界的巴拉那河上，有堪称世界第一的伊泰普大坝。大坝高225米，长8000米，所用混凝土达1180万立方米。用这些混凝土，可建一个供200万人居住的城市，或者建造一条从大坝通到美国纽约的高速公路。水电站的装机容量1260万千瓦，远远超出世界原居前列的美国大古力水电站（650千瓦）和俄罗斯萨场斯卡亚水电站（640千瓦）。伊泰普水电站满足了巴拉圭全国的用电量和巴西全国用电量的35％，这为巴西和巴拉圭两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人说，在伊泰普什么都是大的。这话颇有道理，就拿工程的合同来说吧，它的总重量竟达一吨重哩！

每年有很多倾慕“世纪工程”的游人前来参观。迄今为止，在电站参观纪念册上已留下一百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签名。

13．英法海底隧道——最长的海底隧道

英法海底隧道，是一条把英国英伦三岛连接往欧洲法国的铁路隧道，于1994年5月6日开通。它由三条长51千米的平行隧洞组成，总长度153千米，其中海底段的隧洞长度为3×38千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

它从1986年2月12日法、英两国签订关于隧道连接的《坎特布利条约》到1994年5月7日正式通车，历时8年多，耗资约100亿英镑（约150亿美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利用私人资本建造的工程项目。

14．吉隆坡双子塔——世界最高的双塔楼

吉隆坡石油双塔坐落于吉隆坡市中心，曾经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直到2003年10月17日被台北101超越，但仍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双塔楼，也是世界第四高的大楼。这个工程于1993年12月27日动工，1996年2月13日正式封顶，1997年建成使用。它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用20亿马币建成的，一座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办公用，另一座是出租的写字楼，在第40～41层之间有一座天桥，方便楼与楼之间的来往。

这座国际双塔楼的设计是经由国际性的比稿，最后决定采用著名的恺撒培礼建筑事务所提出的构想。整栋大楼的格局采用传统回教建筑常见的几何造型，包含了四方形和圆形。

吉隆坡双子塔是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综合办公大楼，也是游客从云端俯视吉隆坡的好地方。双子塔的设计风格体现了吉隆坡这座城市年轻、中庸、现代化的城市个性，突出了标志性景观设计的独特性理念。

15．悉尼歌剧院——橘子瓣引发的灵感

悉尼歌剧院，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悉尼市贝尼朗岬角。这座综合性的艺术中心，在现代建筑史上被认为是巨型雕塑式的典型作品，也是澳大利亚的象征性标志。悉尼歌剧院不仅是悉尼艺术文化的殿堂，更是悉尼的灵魂。

1956年，丹麦37岁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约翰·乌特松看到了澳洲政府向海外征集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的广告。他突发灵感，当即向澳洲投去了一份方案。按他后来的解释，他的设计理念既非风帆，也不是贝壳，而是切开的橘子瓣，但是他对前两个比喻也非常满意。

其实，约翰·乌特松的方案最初很早就遭到了淘汰，被大多数评委枪毙而出局。后来评选团专家之一，芬兰籍美国建筑师依洛·沙尔兰来悉尼后，提出要看所有的方案，它才被从废纸堆中重新翻出。依洛·沙尔兰看到这个方案后，立刻欣喜若狂，并力排众议，在评委间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游说工作，最终确立了其优胜地位。这才有了今天的悉尼歌剧院。

16．悉尼港湾大桥——悉尼标志之一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杰克逊海港，有一座号称世界第二单孔拱桥的宏伟大桥，位于中国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之后。这就是著名的悉尼海港大桥。悉尼海港大桥是早期悉尼的代表建筑，它像一道横贯海湾的长虹，巍峨隽秀，气势磅礴，与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隔海相望，成为悉尼的象征。悉尼海港大桥，从“怀胎”到“出世”，前后花费了100多年。在经过了40多年的酝酿之后，1857年，悉尼工程师彼得·翰德逊绘成了第一张设计图，其后经过反复修改，1924年开始破土建造桥基，1932年3月19日竣工通车，历时8年多。

17．芝加哥阿摩珂大厦——全球最高的以大理石饰面的建筑

阿摩珂大厦外表朴素，平面是正方形的，四角均有一个15英尺（4.575米）深的缺角。直至西尔斯塔楼于1974年完工前，阿摩柯大厦（当时为标准石油大厦）是芝加哥最高的大楼，又是全球最高的以大理石饰面的建筑。建造费用为l亿2千万美元。楼座仅占用基地面积的25％。塔楼的设计以一项有创造性的简状结构体系为基础密排的外檐柱形成一个空心的桶；作为框架组成部分的5英尺“V”型截面柱子承担风荷载。此项体系可使内部无柱，服务内筒与外墙之间的面积可以充分灵活使用。

18．罗马竞技场——古罗马的建筑代表

位于意大利罗马的威尼斯广场南面，它是迄今遗存的古罗马建筑工程中最卓越的代表，也是古罗马帝国国威的象征。

罗马斗兽场是在公元72年，罗马皇帝为庆祝征服耶路撒冷的胜利，用强迫沦为奴隶的八万犹太和阿拉伯俘虏修建而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将俘虏来的奴隶卖给当地的罗马人，获得了巨大的收入，从而得以支持斗兽场建造的庞大支出。

19．曼谷大皇宫——满城尽是黄金甲

大皇宫位于曼谷湄南河东岸，始建于1782年，是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的寝宫。自1946年拉玛八世在宫中被刺之后，拉玛九世便搬到新宫居住。大皇宫是泰国历代王宫中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现仅用于举行加冕典礼、宫廷庆祝等仪式。大皇宫规矩森严，任何进入者如果穿着无袖、膝上短裙、短裤、拖鞋的都不得入内。

20．泰国玉佛寺——泰国国宝之一

玉佛寺位于曼谷大王宫的东北角，是泰国最著名的佛寺，也是泰国三大国宝之一。它是泰国王族供奉玉佛像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因寺内供奉着玉佛而得名。玉佛殿是玉佛寺的主体建筑，大殿正中的神龛里供奉着被泰国视为国宝的玉佛像。玉佛高66厘米，阔48厘米，是由一整块碧玉雕刻而成。

21．希腊神庙——“希腊国宝”

希腊神庙，又称巴特农神庙，是希腊祭祀诸神之庙，以祭祀雅典娜为主，又称“雅典娜巴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447～438年，是伯里克利当政时代重建卫城山工程中的重点项目。神庙位于雅典老城区卫城山的中心，坐落在山上的最高点。殿内原来供奉着巨大的雅典娜女神，但是，这一杰作在公元5世纪失踪。中楣饰带是由92块白色大理石装饰而成的，上面有描述希腊神话的浮雕。东西庙顶的山墙上也有精美的浮雕。巴特农神庙被认为是多立克式建筑艺术的极品，有“希腊国宝”之称。

22．白金汉宫——英国的王宫

白金汉宫是英国的王宫。建造在威斯敏斯特城内，位于伦敦詹姆士公园的西边，1703年为白金汉公爵所建而得名，最早称白金汉屋，意思是“他人的家”。自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后，正式成为王宫，此后白金汉宫一直是英国王室的府邸。

在白金汉宫发生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爱德华八世与沃利斯·辛普森。1931年，沃利斯·辛普森与当时还是亲王的爱德华结识。1936年元月，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然而国家大事的重任丝毫没有减少他对沃利斯的爱，他向王室宣布要和沃利斯结婚。这时，沃利斯与丈夫欧内斯特的离婚案也摆上了日程。爱德华八世的决定遭到了朝野强烈的反对，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个结过两次婚的女人成为王后。多次交涉未果之后，爱德华八世决定逊位来完成这桩亘古未有的婚姻。1936年12月，即位不足一年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为了和离异两次的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结婚，毅然宣布退位。爱德华八世的弟弟乔治六世继位后，授予他温莎公爵的头衔。

23．法国古城堡——倾尽国家财力而建

Chambord城堡，这是一座可以和凡尔赛宫比大的城堡。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倾尽国家财政建造的。最著名的是旋转式楼梯，365节台阶，正好是一年的天数。但因城堡里的家具、装饰在法国革命时被洗劫一空，因此在今天看来，外观比内部更有意思。

24．圣家族大教堂——“永不完工”的建筑

圣家族大教堂是一个堪称“上帝的建筑”的伟大建筑物，它是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的毕生代表作。它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巴塞罗那市区中心，始建于1884年，目前仍在修建中，这件“永不完工”的艺术品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建立教堂的目的在于使其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城市社会活动的中心，原计划不仅有教堂，还有相应的学校、工厂、会议厅等。教堂的位置在城市规划中非常重要，是巴塞罗那的标志性建筑。教堂最初被命名贫民教堂，曾一度改称新教堂，最后决定取名神圣家族教堂，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25．喀山大教堂——喀山圣母显灵之处

喀山大教堂位于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由俄罗斯建筑师沃罗尼欣设计，于1801年8月开始奠基仪式。它以古罗马圣彼得教堂为原本，历经10年于1811年竣工。

在喀山教堂竣工后，里面供奉俄罗斯最灵验的喀山圣母像，喀山圣母像曾经多次显灵。第一次显灵于伊凡雷帝时。蒙古战争时，多次显灵使蒙古大军不战而逃。第二次显灵于俄法战争，元帅库图佐夫在反攻前到喀山教堂喀山圣母前祈祷，圣母托梦给库图佐夫将出现从没有过的寒流，这次寒流使拿破仑·波拿巴军队不战而逃冻死过半，而且全无战斗力，使库图佐夫一战成功。第三次显灵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正教教皇向喀山圣母像祈祷，圣母再次托梦给教皇说寒流将第二次出现，这次寒流使德军冻死过半，坦克无法开动，飞机无法起飞，手无法扣动扳机。现在喀山圣母像保存在美国的博物馆内，但是俄罗斯人民相信当俄罗斯再次出现灾难的时候喀山圣母将会再次出现。

26．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与巴黎的卢浮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齐名。该馆最早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博物馆。

“艾尔米塔什”一词源出法语，意为隐宫。该馆于1764年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宫廷收藏品基础上建立，1852年起对外开放。1922年，国立冬宫博物馆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合为一体，称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苏联卫国战争初，该馆为确保藏品安全，曾将111.8万件藏品运往后方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保存，其余藏品都被严密封存在馆地下室内，直至战争结束，运往后方的藏品才返回原地。

27．彼得保罗大教堂——圣彼得堡的重要象征

彼得保罗大教堂是俄罗斯古教堂，坐落在圣彼得堡市涅瓦河畔。1924年起该教堂被辟为博物馆。彼得保罗大教堂是一座早期俄罗斯巴洛克式大教堂。

彼得—保罗要塞最初由彼得大帝下令建造于1712年到1733年，建城后就又下令兴建了这个地点上的第一座教堂，它也是圣彼得堡的第一座石砌教堂。其金色的尖顶高达404英尺，顶部是手持十字架的天使，成为圣彼得堡的重要象征。

28．德国科隆大教堂——欧洲最高尖塔

素有欧洲最高尖塔之称的科隆大教堂，位于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清伦州，高157.38米，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整个建筑全部由磨光的石块砌成，始建于1248年左右，前后整整持续了632年才建成，具有早期基督教时代的朴素风格。1996年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9．巴黎凯旋门——拿破仑的凯旋碑

巴黎凯旋门坐落在巴黎市中心夏尔·戴高乐广场（又称星形广场）中央，是拿破仑为纪念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奥俄联军的功绩，于1806年2月下令兴建的，1836年7月29日建成。是欧洲100多座凯旋门中最大的一座。

门上有许多精美的雕刻。内壁刻的是曾经跟随拿破仑东征西讨的数百名将军的名字和宣扬拿破仑赫赫战功的上百个胜利战役的浮雕。外墙上刻有取材于1792～1815年间法国战史的巨幅雕像。所有雕像各具特色，同门楣上花饰浮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俨然是一件精美动人的艺术品。这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刻在右侧（面向田园大街）石柱上的“1792年志愿军出发远征”，即著名的《马赛曲》的浮雕，是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不朽艺术杰作。

1920年11月，在凯旋门的下方建造了一座无名烈士墓。墓是平的，里面埋葬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一位无名战士，他代表着在大战中死难的150万法国官兵。

30．英国大英博物馆——世界最大的博物馆

它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罗素广场，成立于1753年，1759年1月15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图书珍品，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目前博物馆拥有藏品600多万件。由于空间的限制，目前还有大批藏品未能公开展出。

31．克里姆林宫——世界第八奇景

克宫这一世界闻名的建筑群，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的美誉，是旅游者必到之处。12世纪上叶，多尔戈鲁基大公在波罗维茨低丘上修筑了一个木结构的城堡——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就是从这个城堡逐步发展起来的。

它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心脏地带著名建筑群，同时是俄罗斯总统官邸驻地。其南面俯瞰莫斯科河，东临圣华西里大教堂与红场，西接亚历山大花园与无名烈士墓。四周由宫墙、四座宫殿、四座大教堂、十九座塔楼围成。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式建筑的代表之作。

32．巴黎卢浮宫——法国最悠久的王宫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右岸），始建于1204年，历经800多年扩建、重修达到今天的规模。它也是法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王宫。

藏品中有被誉为世界三宝的《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更有大量希腊、罗马、埃及及东方的古董，还有法国、意大利的远古遗物。陈列面积5.5万平方米，藏品2.5万件。

33．美国国会大厦——美国的心脏建筑

国会大厦位于华盛顿25米高的国会山上，是美国的心脏建筑，也是美国国会所在地，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人把国会大厦称为Capitol，把它看做是民有、民治、民享政权的最高象征。国会大厦1793年9月18日由华盛顿总统亲自奠基，1800年投入使用。1814年第二次美英战争期间被英国人焚烧，部分建筑被毁。后增建了参、众两院会议室、圆形屋顶和圆形大厅，并多次改建和扩建。

国会大厦东面的大草坪是历届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

34．意大利比萨斜塔——世界著名遗产之一

比萨斜塔是比萨城的标志，1987年它和相邻的大教堂、洗礼堂、墓园一起因其对11世纪至14世纪意大利建筑艺术的巨大影响，而被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评选为世界遗产。

传说1590年，出生在比萨城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将两个重量不同的球体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结果两个铅球几乎同时落地，由此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此前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重的物体会先到达地面，落体的速度同它的质量成正比的观点。

35．蓝色清真寺——世界唯一的六塔建筑

奥斯曼王朝的绝美建筑蓝色清真寺位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土耳其伊斯坦堡旧城区中，它建于17世纪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最强盛时期，“蓝色清真寺”的得名来自其内壁以两万多块蓝色调的彩釉瓷砖嵌饰，透过正中央圆顶的260扇窗户的阳光照射，金蓝交灿，美得令人窒息。

蓝色清真寺的外观也是一大奇景，它是伊斯坦堡最大的圆顶建筑，30多座圆顶层层升高，向直径达41公尺的中央圆顶聚拢，庞大而优雅。除此，蓝色清真寺有一个世界之最，它的四周建有六座“宣礼塔”，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六座高塔的清真寺。

36．德国黑天鹅堡——人间的仙境

德国黑天鹅堡，位于德国南部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小城菲林近郊，也是德国浪漫大道南端的终点。城堡的建造非常具有戏剧性。最初它是由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梦想所设计，国王是艺术的爱好者，一生受着瓦格纳歌剧的影响，他构想了那传说中曾是白雪公主居住的地方。他邀请剧院画家和舞台布置者绘制了建筑草图，梦幻的气氛、无数的天鹅图画，加上围绕城堡四周的湖泊，沉沉的湖水，确实如人间仙境。

37．迪拜酒店——世界最高的酒店

阿联酋的迪拜酒店是世界上建筑高度最高的七星级酒店，开业于1999年12月，共有高级客房202间，建立在离海岸线280米处的人工岛Jumeirah Beach Resort上。迪拜糅合了最新的建筑及工程科技，迷人的景致及造型，使它看上去仿佛和天空融为一体。迪拜的工程花了5年的时间，2年半时间在阿拉伯海填出人造岛，2年半时间用在建筑本身，使用了9000吨钢铁，并把250根基建桩柱打在40米深海下。饭店由英国设计师W．S． Atkins设计，外观如同一张鼓满了风的帆，一共有56层、321米高，是全球最高的饭店，比法国艾菲尔铁塔还高上一截。

38．伦敦塔桥——伦敦的标志

伦敦塔桥是泰晤士河上诸多桥梁中，位于最下游的一座，位于伦敦塔旁，距西敏寺不远，是伦敦标志式的建筑物，采用哥特式厚重风格设计。当大型船只要通过时，全长270公尺、重约1000吨的桥身会慢慢打开成“八”字状。于1894年建成通车，屹立于泰晤士河上，已有近百年历史，外形十分典雅，结构形式也与众不同，颇具气势。

39．布鲁塞尔广场——人间幻景仙境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广场是古代布鲁塞尔市的中心，呈长方形，长110米，宽68米。市政大厅占据主位，其楼顶建有优美的钟塔，对面是国王居室，周围环绕着古代17世纪各行会办公室。广场上日间是花市，夜间灯火辉煌，使大广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幻景仙境。

布鲁塞尔广场集合了歌德式、文艺复兴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建筑精粹，广场建于12世纪，地面全用花岗岩铺砌而成。

40．圣巴西利亚大教堂——莫斯科的标志

圣巴西利亚大教堂位于莫斯科市，是为纪念1552年“伊凡雷帝”胜利占领喀山而建。传说1560年教堂竣工后，伊凡弄瞎了所有参与兴建该教堂的建筑师的眼睛，因为他不想让他们建出比该教堂更富丽堂皇的建筑。

41．巴洛克建筑

巴洛克建筑是17～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巴洛克一词的原意是奇异古怪，古典主义者用它来称呼这种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

42．古典复兴建筑

古典复兴建筑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流行于欧美一些国家的，采用严谨的古希腊、古罗马形式的建筑，又称新古典主义建筑。当时，人们受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崇尚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建筑方面，古罗马的广场、凯旋门和记功柱等纪念性建筑成为效法的榜样。当时的考古学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古希腊、罗马建筑艺术珍品大量出土，为这种思想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43．巴黎圣母院——石头的交响乐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是古老巴黎的象征。“哥特”是指野蛮人，哥特艺术是野蛮艺术之义，是一个贬义词。在欧洲人眼里罗马式是正统艺术，继而兴起的新的建筑形式就被贬为“哥特”（野蛮）了。它矗立在塞纳河中西岱岛的东南端，位于整个巴黎城的中心。它的地位、历史价值无与伦比，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建筑之一。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比喻为“石头的交响乐”。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的巴黎圣母院，原为纪念罗马主神朱庇特而建造，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成为巴黎早期基督教的教堂。

44．亨利七世礼拜堂——登峰造极的作品

它位于伦敦西敏寺的东端。建筑的精粹部分在于其内部装修的华丽，其中最著名的是室内顶棚的钟乳石状扇形装饰肋拱。每组扇形肋拱以跨度方向上1/4距离处为中心垂下并放射形展开。形成扇形肋拱的基本元素是经过雕刻的、厚约10厘米的石板，然后按照所定位置砌在一起，其施工过程的难度和最终结果的精湛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真是一件登峰造极的作品。

45．金庙——上帝之殿

金庙位于印度边境城市阿姆利则。作为锡克教的圣地，阿姆利则意为“花蜜池塘”。当年只是印度教改革派分支的锡克教，经过几代教徒的不懈努力，最终于16世纪发展成完全独立的宗教，为此，当年锡克教第4代祖师罗姆·达斯曾修建了一座水池，名为“花蜜池塘”，阿姆利则由此得名。而金庙则由锡克教第5代祖师阿尔琼1589年主持建造，1601年完工，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因该庙门及大小19个圆形寺顶均贴满金箔，在阳光照耀下，分外璀璨夺目，一直以来被锡克人尊称为“上帝之殿”。

46．墨西哥玛雅古迹——玛雅文明的活化石

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中部的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址曾是古玛雅帝国最大最繁华的城邦。始建于公元514年。城邦的主要古迹有：千柱广场，它曾支撑巨大的穹隆形房顶，可见此建筑物之大；武士庙及庙前的斜倚的两神石像；一共9层，高30米的呈阶梯形的库库尔坎金字塔；以及圣井（石灰岩竖洞）和筑在高台上呈蜗形的玛雅人古天文观象台，称“蜗台”。

47．哈利法塔——世界第一高楼

哈利法塔，是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一栋已经建成的摩天大楼，有160层，总高828米，比台北101足足高出320米。建筑设计采用了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单式结构，由连为一体的管状多塔组成，具有太空时代风格的外形，哈利法塔加上周边的配套项目，总投资超70亿美元。哈利法塔37层以下是世界上首家ARMANI酒店，45层至108层则作为公寓。第123层是一个观景台，站在上面可俯瞰整个迪拜市。建筑内有1000套豪华公寓，周边配套项目包括：龙城、迪拜MALL及配套的酒店、住宅、公寓、商务中心等项目。

此外，哈利法塔也为建筑科技掀开新的一页。为巩固建筑物结构，目前大厦已动用了超过31万立方米的强化混凝土及6.2万吨的强化钢筋，而且也是史无前例地把混凝土垂直泵送上高逾460米的地方，打破台北101大厦建造时的448米纪录。建成之后，它不仅是世界第一高楼，还是世界第一高建筑。

48．美国银行广场——美国“能量星”

美国银行广场是美国南部最高的建筑，整个建造过程仅耗时14个月，是1000英尺大厦中施工进度最快的建筑之一。它占地3.7英亩，正面以45度角面对毗邻的街道，因此北面和南面看到的轮廓最大。建筑的顶部是一个金字塔形的钢架，形成一个高90英尺的尖顶，面积为450平方英尺，采用23开金叶进行装饰。美国银行广场亦是第一栋荣获美国“能量星”效能大奖（“Energy Star” award for efficiency）的建筑物。大楼曾设计了4个建筑方案，包括兴建双子式大楼（twin tower），最终使用了现时的方案。

49．布拉格广场——剪不断的“门槛”情

布拉格是捷克的首都，也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布拉格这个名称来自德语，当地称它为布拉哈，意为“门槛”，其原因是伏尔塔瓦河在这里流经一个暗礁，水流湍急，酷似越过一个门槛。

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开始建设城市时，建筑师来到这里勘察，他遇见一个老人，正在锯木做门槛，做得异常认真、仔细，建筑师深受感动，城市建成之后，便命名为布拉格。

50．克莱斯勒大厦——第一座摩天大楼

建于1926～1931年，坐落在美国纽约市。它是第一座摩天大楼。高319米，在1931年帝国大厦完工前一直是最高大楼。不过克莱斯勒大厦依旧是世界最高砖造建筑物。在“9·11”事件后再度成为纽约第二高楼直到2007年12月美国银行大厦的建成，使克莱斯勒大厦排名下降成为纽约第三高。克莱斯勒大厦被视为一个典型的装置艺术建筑，大多数的当代建筑师认为克莱斯勒大厦仍是纽约市最优秀的装置艺术大楼。

第七章　世界各地饮食文化

1．意大利——“西餐之母”

意大利饮食历史悠久，源自于古罗马时期，当时王公贵族们都热衷于研发烹调技艺，并以拥有厨艺精湛的厨师为荣，这给坊间平民通过训练自己的烹调手艺从而置身于贵族圈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种风气也对欧洲大部分地区产生了影响，被誉为“欧洲大陆烹饪之始祖”。

2．意大利面——优质原料打造

意大利面闻名世界，外形、口味多姿多彩，仅从外形上分辨就有300多种。多以杜兰小麦为原料，杜兰小麦是小麦品种中最硬质的，密度和筋度都很高，这种小麦制成的面条，久煮不糊、口感坚韧。其酱汁搭配也十分讲究，主要分为番茄制成的红酱，香料和橄榄油制成的青酱，奶油制成的白酱及墨鱼汁制成的黑酱四种。

3．比萨——意大利的标志美食

比萨是意大利的标志性美食。是将面饼置于比萨铁盘中，在其上添加多种馅料，如猪肉、牛肉、火腿、黄瓜等，烘焙而成的。有传说这是来源于当年马可·波罗在中国吃的一种葱油馅饼，但事实已无从考究了。比萨是意大利人的日常饮食，光比萨店就有两万多家。

4．提拉米苏——“带我走吧”

关于提拉米苏的由来，有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二战时期，一个士兵将要奔赴前线，但是家中的干粮所剩无几。他的妻子就把所有能吃的饼干、面包、黄油等物品都做进了一个糕点里，这就是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在意大利文里是“带我走吧”的意思。这个妻子让丈夫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糕点，更是绵绵的爱恋。

5．法国——好“吃”之国

法国人十分喜欢吃，对他们来说，“吃”是人生的一大幸事，而且法国菜也是名扬天下，各种美味菜肴数不胜数，法国菜不仅以美味闻名，更以其精致豪华而享誉全球。一位法国烹调大师曾说：“发现一道新菜，要比发现一颗行星给人类的造福更大。”

6．法国菜——“皇冠上的明珠”

法国菜可以说是享誉全球，甚至可以说是欧美西餐的代表，被誉为西方菜系“皇冠上的明珠”。法国菜还十分讲究用料，调味汁就多达百种以上，既考虑味道上的细微差别，还讲究色泽的不同。他们忌辣，喜欢鲜嫩的食品。

7．法式焗蜗牛——法国菜代表之一

这道菜是法国蜗牛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当今最杰出的蜗牛菜之一。具有味香、质嫩的特点。其具体做法是：

（1）将预处理后的蜗牛肉切成丁，再将香菇、冬笋、蘑菇、火腿切成丁。

（2）将鸡蛋打成蛋泡糊待用。

（3）热锅注入食油，推入上述切成丁的原料，炒熟后装蜗牛壳内，用蛋泡糊封口，上笼蒸约一分钟，取出装盘即可。

8．法国鹅肝酱——法国名菜之一

鹅肝酱是法国的名菜之一，它是法国菜中绝好的作料品。法国人十分喜欢这道菜，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鹅肝酱生产国和消耗国。但是鹅肝的价格不菲，质量好的，竟高达每公斤七八百法郎。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法国人对它的狂热。

9．咸猪手——德国传统美食

今天，特别是港台媒体经常以“咸猪手”表示“性骚扰”，但这却是德国的一道传统美食。将猪肉配以土豆泥和德式酸菜，肥而不腻，咸香逼人，表皮松脆而肉质松软，不觉就会让人垂涎欲滴。

10．德国香肠——香飘万里

德国人喜欢吃猪肉，也喜欢将猪肉制成不同的食品，德国香肠就是其中一例。但是德国还用内脏、蔬菜等制成的香肠，但都十分美味。德国的国菜就是在酸卷心菜上铺满各式香肠及火腿。

11．马雅先生的香肠被收进日本的旅游手册

弗赖堡一个叫马雅（Mayer）的人，开创了弗赖堡第一个煎香肠的摊子，但更让他自豪的是，他的香肠被收进日本的旅游手册，于是在他的摊前，你常常会看到日本游客在他面前拍照、吃美食。他们大都是按图索“肠”，特地找到他的摊位的。日本人喜欢了解别人的文化，擅长拿来主义，这个特点是举世闻名的。

12．面包——德国的主食

面包是德国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而且德国盛产面包，不光美味更有营养，因为他们都是选用优质的精面、黑麦、燕麦等不同的面粉做成。他们认为面包是最营养、最利于健康的天然食品。

13．土豆博物馆

德国人十分喜爱土豆，在他们心中，土豆是十全十美的食品。在德国甚至还有专门的土豆博物馆。位于慕尼黑的土豆博物馆是德国三家土豆博物馆之一。这里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种土豆。除了通常的土黄色土豆外，还有紫色、黑色、红色等颜色的土豆。土豆的形状也各不相同，有圆形、松果形、月亮形、长条形等等。博物馆还用油画、雕刻等艺术形式向人们讲述土豆受人们欢迎的历史。

14．弗里德里希大帝大力推广土豆

18世纪中叶，瘟疫和自然灾害侵袭德国，导致农业颗料无收。危难中，弗里德里希大帝想起好种易活的土豆。他先给土豆以王室的声望，让王室女成员都戴上土豆花。接着，他又让士兵种植一大片土豆，土豆长出来后就派最精锐的部队去看守，晚上再把军队撤回。结果好奇的农民夜里纷纷到地里去偷土豆，就这样土豆的种植得到了普及。直到现在，在德国波茨坦无忧宫里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墓前，总是摆放着土豆。

15．德国——土豆和爱情一样重要

土豆曾帮助德国人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在他们眼里，土豆和爱情一样重要。如1929年德国遭遇的经济危机，使至少半数人口失业，很多人家只能买得起土豆。于是他们既把它当菜，又把它作为主食。同时，德国天气阴冷，农作物不好生长，历史上闹了好多次饥荒，但土豆的发现，让德国人找到了破解的方法。

16．德国——一切都和土豆有关

德国人对土豆的感情不仅仅是喜欢，还近乎崇拜。在德国超市里，各种土豆食品应有尽有：土豆粉、土豆条、土豆丸子、土豆蛋糕……德国人吃土豆无论是数量还是吃法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一日三餐至少两餐吃土豆。目前，德国还涌现出不少土豆新事物：土豆旅馆，提供与土豆有关的旅游服务；土豆图书馆，从土豆的历史、趣闻到土豆的学术研究的书籍都能找到。甚至在萨克森州，青年男女热恋时，也会送给对方一个土豆。

17．黑森林蛋糕——与“森林”无关

黑森林蛋糕是德国著名甜点，它最早出现于德国南部的一个山区——黑森林地区。相传，每当樱桃丰收时，农妇们除了将过剩的樱桃制成果酱外，在做蛋糕时，也会大方地将樱桃一颗颗塞在蛋糕的夹层里，在打制蛋糕的鲜奶油时，更会加入大量樱桃汁。因此“黑森林蛋糕”真正的主角应该是樱桃。

18．美国饮食——“粗犷实在”

早期美国的烹调业并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落后，受早期移民的影响，传统的美式菜肴只是用新鲜的原料，不放各式各样的调味品，更没有复杂的烹调过程。可以用“粗犷实在”来形容。如今的美国也很少有制作复杂的菜肴，倒是快餐文化享誉全球。

19．吃火鸡的由来

据说在1620年的圣诞节，大批来自英国的移民抵达美洲大陆的朴里茅斯山。当时，那儿物产贫乏，只有遍布山野的火鸡，于是他们便捉火鸡，作为过节的主菜。火鸡也帮助他们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因此，此后盛大的节日人们都要吃火鸡以纪念那段历史。

20．日本——“彻底的食鱼民族”

日本人爱吃鱼，并自称是“彻底的食鱼民族”。各种鱼类在日本都很受欢迎，特别是生鱼片，受到很多日本人的追捧。日本的这一特点也与他们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日本四面靠海，因此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海产品。

21．日本国菜——生鱼片

日本生鱼片称为刺身，一般都是用新鲜海鱼、海贝制作，蘸以酱油、山葵等，是日本菜中接近最清淡的菜式，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菜式之一。如今生鱼片已成为日本的国菜，国宴或平民宴请都以招待生鱼片为最高礼节。

22．日本料理——“五色五味五法之菜”

“五色”是指黑、白、红、黄、青；“五味”是指酸、甜、苦、辣、咸；“五法”是指生、煮、烤、炸、蒸五种做法。日本人讲究清淡，极少吃油腻食品，这也与他们平均寿命最高有关吧？

23．寿司——日本人的最爱

日本人很喜欢吃寿司，在我们中国高档饭店才能见到的寿司却是日本人的日常主食。它是用大米、海苔、芥末等材料捏成饭团后卷着吃，寿司的种类也有很多，如寿司卷、什锦饭团、油炸豆腐饭卷等等。现在，寿司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吸引着世界各国人们。

24．韩国拌饭——“五行五脏五色”

韩国的拌饭里蕴涵着“五行五脏五色”的原理。菠菜、芹菜、小南瓜、黄瓜、银杏等五行属木，利于肝脏。生牛肉片、辣椒酱、胡萝卜五行属火，利于心脏。凉粉、蛋黄、核桃、松子等黄色食品五行属土，利于脾脏。萝卜、黄豆芽、栗子、蛋白是白色食品，五行属金，利于肺脏。最后，桔梗、海带、香菇等五行属水，这些黑色食品利于肾脏。

25．韩国泡菜——营养价值丰富

韩国泡菜所取的原料都是新鲜的各种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磷等无机物，既能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营养，又能预防动脉硬化等疾病，所以自古以来，泡菜成了韩国上自国宴，下至千家万户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菜肴。到韩国家庭中做客，每家餐馆或家庭的泡菜，味道都不尽相同，都有一手叫人品尝之后回味良久的绝活。

26．最大的汉堡包

据英国媒体报道，澳大利亚一家咖啡厅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他们用81公斤的肉饼制作了一个汉堡包，这个汉堡包的烹制时间长达24个小时，得用四名男子才能搬动。这个巨型汉堡包中间内容是由一块巨型肉饼、120个鸡蛋，150片奶酪，1.5公斤甜菜，2.5公斤西红柿，将近2公斤生菜，同时还搭配一种特殊酱汁制作而成。

27．出售的最大汉堡包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美国一间餐厅曾供应过一种一人分量的汉堡包，重达11磅，相信是全球体积最大的巨无霸汉堡包。

28．最贵汉堡包

英国一间餐厅曾推出一款售价为55英镑（约合770元人民币）的汉堡包，这种汉堡包名为“和牛”，被誉为快餐里的“法拉利跑车”，大约每一口就花掉4英镑（约合56元人民币）。

29．汉堡包的起源

原始的汉堡包是剁碎的牛肉末和面做成的肉饼，后来这种做法传到德意志时，德国汉堡地区的人将其加以改进，将剁碎的牛肉泥揉在面粉中，摊成饼煎烤来吃，遂以地名而称为“汉堡肉饼”。1850年，德国移民将汉堡肉饼烹制技艺带到美国。1932年有人将这种油炸牛肉饼夹入表面撒有芝麻的小圆面包中作为主食或点心食用，后来又花样翻新，逐渐形成今天的汉堡包。

30．冰激凌的传说

关于冰激凌的由来有很多说法，一说是来自中国，但在西方，也有冰激凌的传说。公元前4世纪，希腊国王亚历山大率领他的军队开进波斯（现在伊朗），当时正是酷夏，一些士兵纷纷中暑，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大大削弱，后来有的士兵灵机一动，从高山上弄了些雪回来，把果汁、葡萄汁搀到雪里搅拌，顿觉美味无比。

后来罗马皇帝尼禄在盛暑难熬时，也学着亚历山大发明的方法。这为冰激凌的配制开了先河。

31．批发冰激凌之父

十九世纪中期，在巴尔蒂莫的一个牛奶经销商杰科波·法瑟（Jakob Fussell）决定通过制作冰激凌来处理他过量的奶油。不久他发现他的冰激凌生意远比他的牛奶生意的利润好得多，于是他把他的全部设备都用来制作冰激凌并开设了其他几个冰激凌厂。在今天，他被认为是美国批发冰激凌之父。

32．薯条“大战”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因为法国反对战争，一些愤怒的“挺战”美国人要消灭一切与法国有关的名称，甚至建议把“法式薯条”（French fry）改称“自由薯条”（Freedom fry），一时落下笑柄。

33．首次薯条案

美国加州总检察长比尔·洛克耶尔对9家著名连锁快餐店（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温迪等）和食品制造商提起诉讼，要求法庭强制它们用警告性标签标明其“炸薯条、薯片中致癌物丙烯酰胺的含量”。

这是美国检察机关首次就炸薯条含致癌物问题提出公诉。洛克耶尔提出公诉的最主要依据是加州1986年通过的“第65提案”（效力相当于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向公众“清楚而合理地”标明其产品中潜在的危险物质。

34．肯德基创始人——哈兰·山德士上校

1890年出生的上校一生充满着美国式成功的传奇，他年轻时做过各行各业的工作，40岁时才在餐饮业上找到了事业的归宿。当时他在肯德基州（即肯塔基州）经营加油站时，为了增加收入，他自己制作各种小吃，提供给过路游客；后来炸鸡的名声超出了加油站，他干脆就开起了专门的炸鸡店，到了1935年，山德士的炸鸡已闻名遐迩。肯塔基州州长为了感谢他对该州饮食所做的特殊贡献，正式向他颁发了肯塔基州上校官阶。

35．咖啡诞生地——埃塞俄比亚

据记载，公元6世纪，埃塞俄比亚的咖发（Kaffa）的一个牧羊人，偶然发现自己的羊在吃了一种红色的果实后，忽然精力旺盛，不停地蹦蹦跳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尝了尝，发现这果子非常甘甜美味，而且食后令人神清气爽。后来一位传教士途经此地，顺便带了一些给朋友品尝，他们都惊异于这些果实的神奇效力。后来，咖啡就流传到世界各地，并以“kaffa”命名，直到18世纪才正式命名为“coffee”。

36．摩卡咖啡——与“摩卡港”联姻

一百多年以前，整个中东非咖啡国家，当时向外运输业并不兴盛，也门摩卡是当时红海附近主要的一个输出商港，大部分的非洲所产咖啡都是先运送到也门摩卡港再集中向外输出到欧洲地区。百年后的今天，非洲咖啡国家已渐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港口，不再依赖摩卡港，摩卡港也已因积淤退至内陆，反而现在的Mombasa港、Durban港、Beiva港等都已成为非洲新兴的一些咖啡输出港，但在当时只要是集中到摩卡港再向外输出的非洲咖啡，都被统称摩卡咖啡。

37．牙买加蓝山咖啡——世界最贵的咖啡

蓝山咖啡是世界上最优质的咖啡。蓝山山脉拥有肥沃的火山土壤，空气清新，没有污染，气候湿润，终年多雾多雨，这样的气候造就了享誉世界的牙买加蓝山咖啡，同时也造就了世界上最高价格的咖啡。此种咖啡拥有所有好咖啡的特点，不仅口味浓郁香醇，而且由于咖啡的甘、酸、苦三味搭配完美，所以完全不具苦味，仅有适度而完美的酸味。一般都单品饮用，但是因产量极少，价格昂贵无比，所以市面上一般都以味道近似的咖啡调制。

38．雀巢咖啡——消费者最多的咖啡

雀巢咖啡是一种速溶咖啡，即用水一冲就可饮用，但却失去了咖啡调制中的厚重文化氛围，更让咖啡界人士恼火的是，这种速溶咖啡带来的后遗症是咖啡文化在年青一代中日渐消失。据权威估计，平均每秒有近3200杯雀巢咖啡被饮用。

39．啤酒的起源

据考古发现，大约8000年前，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粮仓里偶然发现，发芽和发酵的大麦一起可以生产出一种十分奇特、爽口的液体。于是，他们用原始的方法造出了啤酒，后来，埃及人进一步改进了酿造方法。据史载，公元前48年，恺撒大帝率领的罗马军队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帮助特鲁巴拉特当上了埃及女王，在一次庙会上，他喝到了这种饮料，十分欣赏，后来他们把酿造方法带到了欧洲，流传到了民间。

40．日本茶道——最繁琐的喝茶方式

日本茶道有繁琐的规程，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主持人的动作要规范，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茶道品茶很讲究场所，一般均在茶室中进行。接待宾客时，待客人入座后，由主持仪式的茶师按规定动作点炭火、煮开水、冲茶或抹茶，然后依次献给宾客。客人按规定须恭敬地双手接茶，先致谢，尔后三转茶碗，轻品、慢饮、奉还。点茶、煮茶、冲茶、献茶，是茶道仪式的主要部分，需要专门的技术和训练。

41．英国下午茶的起源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公元1840年，英国贝德芙公爵夫人安娜女士，每到下午时刻就意兴阑珊、百无聊赖，心想此时距离穿着正式、礼节繁复的晚餐Party还有段时间，又感觉肚子有点饿了，就请女仆准备几片烤面包、奶油以及茶。

后来安娜女士邀请几位知心好友伴随着茶与精致的点心，同享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没想到一时之间，在当时贵族社交圈内蔚为风尚，名媛仕女趋之若鹜，直到今天，已形成一种优雅自在的下午茶文化。

42．葡萄酒起源——因祸得福

传说古代有一位波斯国王，爱吃葡萄，曾将葡萄压紧保藏在一个大陶罐里，标上“有毒”字样，以防止别人偷吃。后来，他的一个妃子厌倦了生活，就想偷吃自杀，结果发现这种饮料十分好喝，非但没结束生命，反而令人异常兴奋。这个妃子还专门盛了一碗给国王喝。自此，国王专门颁布了一个命令，收集成熟的葡萄，压紧盛在容器内进行发酵，以便得到葡萄酒。

43．香槟酒诞生记

在距离巴黎200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叫“香槟”的地方，在1668年以前，一个修士突发奇想，希望能酿造一种甘甜清爽的葡萄酒，于是他将多种葡萄混合压榨，并在葡萄中添加糖分用软木塞密封放进酒窖。第二年，当他取出来时，下意识地摇晃了酒瓶，只听“砰”的一声，瓶塞不翼而飞，酒瞬间喷出了瓶口，瞬时间芳香四溢，世界上的第一瓶香槟酒就这样诞生了。

44．威士忌酒——“生命之水”

公元12世纪，爱尔兰岛上已有一种以大麦作为基本原料生产的蒸馏酒，公元1171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举兵入侵爱尔兰，并将这种酒的酿造法带到了苏格兰，当时居住在苏格兰北部的盖尔人称这种酒为“Uisce don Saol”，意为“生命之水”。

45．白兰地——“燃烧的葡萄酒”

白兰地起源于法国干邑镇（Cognac）。那里生产葡萄和葡萄酒。早在公元12世纪，干邑生产的葡萄酒就已经销往欧洲各国，外国商船也常来夏朗德省滨海口岸购买其葡萄酒。约在16世纪中叶，为便于葡萄酒的出口，减少海运的船舱占用空间及大批出口所需缴纳的税金，同时也为避免因长途运输发生的葡萄酒变质现象，干邑镇的酒商把葡萄酒加以蒸馏浓缩后出口，然后输入国的厂家再按比例兑水稀释出售。这种把葡萄酒加以蒸馏后制成的酒即为早期的法国白兰地。当时，荷兰人称这种酒为“Brandende wijn”，意思是“燃烧的葡萄酒”。

46．伏特加——俄罗斯人的“第一妻子”

伏特加是俄国和波兰的国酒，是北欧寒冷国家十分流行的烈性饮料，“伏特加”是苏联人对“水”的昵称。在俄罗斯，伏特加酒被看做是上帝。俄罗斯人每人每年平均要喝掉67瓶伏特加酒，俄罗斯男人更是疯狂地爱着伏特加酒，把伏特加酒看成是自己的“第一妻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看到一群群的俄罗斯人，手中握着伏特加酒瓶在公路上、公园里摇摇晃晃地喝酒。历史上的6次对伏特加酒的垄断都没有让伏特加酒消失，人们并没有改掉酗酒的习惯，反而躲在家里酿造伏特加酒。

47．印度咖喱——咖喱“鼻祖”

咖喱起源于印度。民间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所创，由于咖喱的辛辣与香味可以帮助遮掩羊肉的腥骚，此举即为用以帮助不吃猪肉与牛肉的印度人。印度咖喱是所有咖喱的延伸，假如会制作印度咖喱，其他种类的咖喱就只是再加工或转换材料而已。

48．非洲人爱吃蚂蚱和白蚁

非洲人喜欢吃蚂蚱和白蚁。他们擅长用小木棒，将之插进蚁窝里，插进去时是黑的，拔出来后是白的，然后用手一捋，这些白蚁就纷纷掉落，至于蚂蚱，那里遍地都是，一抓一麻袋，他们抓的这些虫子都是炒着吃的，但是也有人生吃，一边吃一边夸着“好吃”。

49．马来西亚肉骨茶——此“茶”非彼“茶”

提起马来西亚菜，首先就会想到肉骨茶。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肉骨茶”是一种茶品名称，其实它却是一道猪肉药材汤，汤料完全没有茶叶的成分，反而是以猪肉和猪骨，混合中药及香料，熬煮多个小时的浓汤。“肉骨”是采用猪的肋排（俗称排骨）；而“茶”则是指一道排骨药材汤。

50．价格昂贵的菲律宾烤乳猪

菲律宾佳肴中最有名的是烤乳猪。在餐厅入口处，透过透明的玻璃窗，就可以看到烤乳猪的整个制作过程。皮薄而脆的烤乳猪，端上桌来香气四溢，必须用餐刀将它切成小块，蘸上专备的酱方可入口。若佐以用白萝卜制成的酸菜，口感则更佳。烤乳猪的美味自不必说，其价格也相当昂贵，每只烤乳猪1900比索，一般以半只或一只出售。

第八章　世界各地奇风异俗

1．非洲割礼——女人的梦魇

在非洲不少国家，割礼是判断少男少女是否成年的标志。所谓割礼，就是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将男子阴茎的包皮割掉，而女子必须部分或全部割除阴核和小阴唇，甚至将阴道口部分缝合。

女子割礼历来都显得有点神秘，因为都是私下个别进行的。除少数人到医院去做之外，大多数人都遵循古代传统的做法，由民间巫医、助产妇或亲友操持。据当地一位精于此道的乌干达老妪说，传统的切割工具是铁刀或小刀片，缝合使用的是一般的针线，有的地方甚至使用荆棘。用这样落后、原始的器具切割身体的敏感部位，而经常又不使用麻醉剂，其痛苦是难以言说的。更危险的是，手术过程中还经常会发生大出血的状况。而最常使用的止血剂也不过是树胶或草灰这样传统落后而且不卫生的用品。简陋的医疗条件，器具从不消毒，这也常使受礼者手术后经常发生感染。

2．非洲割礼——男子应尽的义务

非洲男子实行割礼，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大多在11岁到18岁之间进行。如果不经这一刀，无论他活多大的年纪，也会被当地人视为“孩子”，都还不算成人。因此，当地的每个男孩子都要被割礼。即使在外地学习或工作，到割礼时也要赶回家乡挨此一刀。

如果谁家的孩子要举行割礼，那他家首先把亲朋乡邻请来，飨以酒宴，并当众宣布。然后，准备割礼的孩子要天天沐浴，净身洁体，迎接人生的新阶段。在选定的割礼日，村民们一大早就聚集到村头空旷的草地上。他们击鼓吹笛，狂歌跳舞。直跳到精疲力竭，这时亲属们跑上前来，将即将受礼的男孩子们搀扶着走到事先划好的一条白线上，用白布或香蕉叶子给他们蒙上头。由两个男子给他们进行这种仪式。由于事前没有打麻药，其疼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孩子们都咬紧牙关，忍痛以对，以此表示自己的勇敢与无畏。

3．埃及——人穷得叮当响，金饰却不少

埃及的金价比较便宜，1克白金开价75埃镑（1埃镑约合1.3元人民币），1克18K黄金价格为70埃镑。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埃及有4200多家金首饰店，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一条甚至数条“黄金街”，以满足人们对金饰的需求。在埃及，妻子有多少金首饰，是衡量丈夫是否爱她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普通的埃及妇女佩戴重达1公斤左右的金项链并不奇怪。

4．一夫多妻——苏丹男人喜不禁

苏丹现在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按照穆斯林的要求，必须对每个老婆同样对待。所有的妻子在家庭中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丈夫喜欢和哪个妻子住在一起，其他的妻子不会有丝毫的怨言，更不敢争风吃醋。而且阿拉伯的女人不怕离婚，只要丈夫提出离婚，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家产；这与我们封建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一夫多妻制据说是因为苏丹女人太多，女人的数量是男人的2～3倍，剩下的女人太多不好处理，所以有此风俗。

5．娶76个老婆，成为当地首富——苏丹男人的发家史

据《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苏丹南部朗贝克州68岁的老酋长阿夸特娶了76个老婆，并因此成为当地首富。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苏丹，男人娶妻必须给女方家一定数量的牛作为彩礼。一个男人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牛的数量来决定娶妻的多少。由于父亲早逝，阿夸特的姐妹出嫁时向男方索要的“聘金”都由他出面谈判。阿夸特介绍说，他30岁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发大财的高招。那就是先靠姐妹出嫁时积攒的牛拼命地娶老婆，然后拼命地生孩子——当然是尽可能生女儿。因为女儿一长到10岁就可以给他带来大笔财富。虽然每娶一个老婆要“投资”60头牛，但只要嫁出一个女儿就可捞回来。

6．非洲“小人国”

非洲小人国位于中非、刚果（布）和刚果（金）三国交界处的热带丛林里。小人国的居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他们大都身材矮小，平均身高为一米二三，最高的不超过1.4米。即便如此，他们身材长得还是很匀称的，这与我们印象中的侏儒形象有所不同。他们的肤色不如黑人那么黑，呈深棕色，头发也没有黑人卷得那么厉害，头大腿粗，周身是毛。

7．非洲裸体部落

非洲中部的俾格米人，他们仍然在原始的热带丛林里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这里不管男女老少都是赤身裸体，只在下腹部挂上一点儿树叶来遮挡一下。这其实与他们生活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热带原始森林因为距离赤道很近，气温一般都在30摄氏度以上，所以即使他们不穿衣服也不会感到寒冷。

8．缅甸女人以脖长为美

缅甸巴洞地区部族女子，为了使自己打扮得漂亮，在颈部套上一圈一圈类似脖套的黄铜环。由于黄铜环不断地加高，也就使脖颈逐渐伸长，最长的达一英尺。同时还常常在铜环上面挂几条银链，装饰一些硬币，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这里的女孩子五岁的时候，就由一位村医把第一根直径三分之一英尺的黄铜棍绕在她的脖子上。后来用鸡占卜黄道吉日再绕上几圈，再以后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三年加上一个新的铜环。这样，铜环数不断地增加，最后可达到30个，重量达20磅。

9．脖子会长长——探源缅甸长脖女

缅甸巴洞地区的女子的脖子看起来很长，难道这些妇女的脖子真的是那么长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脊椎变长了，还是因为脊椎的韧带拉长了？仰光医院的一位医生曾经对巴洞地区的一位妇女进行过检查，经X光透视，查出了长脖妇女的奥秘。原来长脖妇女并不是地区性特征，妇女的脖子也根本没有被拉长。而是因为沉重的铜环把锁骨和胸骨压下去了，从外表上看，好像脖子被拉长了。

10．开罗有个“死人城”

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东南方，有一座数百年历史的墓地——著名的大学生墓。它本是专门安葬埃及伊斯兰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的地方，由此得名。“死人城”地下埋着死人，而地上住着活人（大约有100万）。也因为这些特殊的“活人”居民，“死人城”变成了开罗最有名的贫民区。在人口激增、住房紧张、地皮昂贵的条件下，它逐渐成为开罗最穷者的集中地，也是犯罪活动最多的地区。

11．印度管奶牛叫“母亲”

印度鲜牛奶香味醇厚，去奶站买奶是印度人每天第一项外出活动，牛奶在印度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简直是不可一日无牛奶。在印度国语印地语里，“奶牛”一词常和“母亲”一词连用，组成复合词“奶牛母亲”，即如汉语的“祖国母亲”。

12．老鼠的天堂——印度老鼠庙

在中国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谚语。然而在印度西部的拉贾斯坦邦，人们不仅不打老鼠，还崇拜老鼠，视老鼠为神圣的动物。当地的印度教徒还为老鼠修建了一座老鼠庙，每月要花二三卢比来供养庙中的老鼠。

公元1927年，印度各地普遍流行鼠疫，死者无数，但奇怪的是，唯独这个地方没有发生鼠疫。从此以后，当地的人们更加崇拜老鼠，认为由于敬鼠才能得此善报。甚至人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想方设法供养老鼠，不让老鼠受委屈。这里每天都有许多餐点供老鼠们食用，光新鲜牛奶就有很多桶。为了避免猫来捣乱，当地人还特意在庙宇的周围建造密网，细心保卫老鼠的安全。

13．肯尼亚有个“女人村”

村民是逃离丈夫摧残的妇女，村长是打破传统枷锁的英雄。肯尼亚北部的“乌莫加”是世界上一个独具特色的村子——这里的村民清一色都是女性。她们都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摧残和性虐待而逃到这里来的。

这个村子的村长是丽贝卡·罗罗苏里，她10年前在这里建立了这个小村子，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妇女的权益。而她也俨然这里的一个斗士，带领着这个村里的村民与传统做斗争。由于她在维护妇女权益问题上作出的突出贡献，罗罗苏里甚至受邀参加了联合国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妇女权益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罗罗苏里可以看做是非洲大陆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代表。

14．印度的牛最幸福

在印度无论白牛黑牛，大牛小牛，都是圣物，绝对碰不得的。因为83％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印度教崇奉的主神之一叫湿婆神，湿婆神的坐骑是牛，因此印度教徒敬牛如敬神，而且，印度教徒认为牛是代表繁殖的象征，又是人们维持生存的基本依靠，他们把牛视为“圣牛”。圣雄甘地这样说过：“牛是印度千百万人的母亲。古代的圣贤，不论是谁，都来自牛。”

在印度，牛是凌驾于一切法规之上的。不仅不能杀、不能吃，还被散放在田野和城市中，自由行走，它们可以在街道上恣意横行，或者躺卧在马路中心，行人和汽车对它们必须让路，绕道而行。而且连喇叭也不能鸣。这是印度大都市的一大独特景观。在农村，它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入田间，饱食已经成熟的谷物，或者吃树上的果实。任何人的物品被它吃了都不能打它，反而还要拔草供养它，这就是神牛的特权。

15．摩洛哥澡堂——女子的“婚姻介绍所”

在过去，摩洛哥澡堂曾是男人们谈生意、做买卖的地方，也曾是他们议论政局、群情激昂、集结力量抵抗殖民主义的场所。而对于澡堂的女客来说，这里曾是她们谈婚论嫁、决定终身大事的场所，媒婆们常常出入于摩洛哥的传统澡堂，泡澡之余也顺便仔细打量姑娘们的相貌是否端庄，身材是否丰腴，考虑着可以说给哪家作媳妇……幸运的摩洛哥姑娘在澡堂门外会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真命天子，携手成为终身伴侣，走向浪漫的幸福生活。

16．穆尔西部落——妇女以嘴大为美

在埃塞俄比亚的穆尔西部落，妇女时兴大盘子嘴。她们的嘴里能放下直径十几厘米大的盘子，把嘴撑得大大的。专家解释说：“穆尔西女子10岁左右就开始练习往嘴里放盘子。盘子型号不同，都是泥土烧制或用木块做的。平时放在嘴里，吃喝时才摘下来。开始往嘴里放盘子前要动一个小手术，用小刀将下嘴唇和牙龈之间切开一个口子，使下嘴唇与齿根分离。然后，先放一个小盘子把口子撑开，使其不再长回去。日后逐渐将小盘子换成大盘子，嘴唇自然越撑越大，最大的嘴唇能翻到头上把脸包住。这个痛苦的过程伴随着女孩成长为妇人。”

17．瑞士过元旦要健身

瑞士人有元旦健身的习惯，这天他们有的成群结队去爬山，站在山顶面对冰天雪地，大声歌唱美好的生活；有的在山林中沿着长长的雪道滑雪，仿佛在寻找幸福之路；有的举行踩高跷比赛，男女老幼齐上阵，互祝身体健康。以健身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18．非洲巫医咬人治病

当地人所说的“病”，不仅是指身体的疾病，而指的是所有生活中不平衡的方面，包括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的因素。对他们来说，一切不好的命运都是患了一种疾病。巫术、咒语、亡灵和神，是导致死亡的原因，而这些巫医不仅是治病的大夫，也是一把给人们解脱心灵痛苦的钥匙。

19．毛里求斯——居民爱骑象龟

把毛里求斯的海龟叫成象龟真是名副其实，没亲眼见过的人很难想象这些象龟究竟有多大：它们体重通常超过250公斤，身长一米以上，远远望去，像一辆辆小坦克。这些象龟行动缓慢，性格温和，据说从不咬人。岛上的居民都喜欢坐在它又宽又硬的壳上，当作歇脚的板凳。

20．美洲食人土著——灵魂的安慰

早在1925年，图帕利族已有2000人，散居在9个村落。但是在以后的20年中，由于杀人过多，图帕利族减少到180人，90％以上的死人是被吃掉的。他们并不是因为肚子饿才吃人，丛林中有很多食物，他们是为了“心灵”上的缘故。他们相信吃了人肉，同时也吃了人的灵魂。他们相信通过吃别人的灵魂可以增加自己的灵魂。

21．马赛人的爱美方式——拔门牙

马赛人主要生活在肯尼亚南部和坦桑尼亚的中北部地区。他们身材高大苗条，男子身高大多在1.8米以上，梳着一头细小的辫子；女子皮肤黝黑细腻、明眸皓齿，不过相反总喜欢剃光头。马赛人的孩子到4、5岁时要进行“美丽修饰”，那就是门牙要被拔走。马赛人认为这样看起来会更美丽。而且拔掉门牙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当孩子病到张不开嘴时，可以直接从牙洞里灌药进去。

22．马赛人的爱美方式——切耳朵

马赛人的孩子到了7、8岁时，男孩、女孩都要把耳垂切出一个洞来，用木棍或树叶塞上，为的是让这个洞越长越大。长到成人时，耳垂上的洞已经能够穿过一个拳头！根据马赛人的审美观点，耳垂的洞越大就越美丽动人。不过这也会造成一些不便，比如赶着牛群在树林里行走时，树枝经常会将耳洞挂住，所以马赛男子就把耳朵挽起来，如同女人挽头发一样。

23．坎巴里部族——男子穿衣，姑娘裸体

在非洲西海岸边的尼日利亚，有一个古老的坎巴里部族，至今保留着赤身裸体习俗。但是，这种裸身习俗并不包括男子。男人们会穿着漂亮的衣服，女人们却要被迫继续袒胸露怀、停留在史前状态。体态丰满的年轻姑娘，仅用一条尺把宽的土布沿肚脐下一围，便可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行走。

24．印度的“痛哭元旦”“禁食元旦”

印度有的地区，元旦早上，家家户户哭声不断，人人脸上涕泪横流，他们认为岁月易逝、人生苦短，用哭来迎新年，是对人生的慨叹。有些地区的人们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由元旦凌晨开始直到午夜为止。由于这种怪异的习俗，印度的元旦被人称为“痛哭元旦”、“禁食元旦”。

25．埃及不可拿“针”打比方

埃及女性以丰腴为美。如果一位妇女被人说成“瘦得像针似的！”，那简直是对她莫大的侮辱。而且埃及人平时不愿意把自己的针借给别人，尤其是在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如果非借不可，那只有一个折中的好办法：把针插在埃及特有的圆乎乎的大饼上，把大饼递到对方面前。借针的人千万小心别碰那根针，更不能当面把针取下来，先收好大饼，事后再背着人把针取出来。

26．加纳人名字和出生日期有关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生于加纳，“安南”是父母所起的名字，不过“科菲”的来历，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在加纳和科特迪瓦，有很多人的名字里都有“科菲”，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在星期五出生的。这种“出生日期”既不是按照公历计算的几月几日，也不是按照西方人常用的星期一、星期二……而是根据阿肯族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圣历计算的“圣历星期”，一星期虽同样也是7天，但和常见的星期完全对不上茬。按圣历，从星期一至星期日，男孩分别被命名为科约、科瓦贝拉、科瓦库、雅乌、科菲、科瓦米和科瓦西，女孩则分别被命名为阿杰约雅、阿贝娜、埃娃、雅阿、阿菲娅、阿玛和阿克苏阿。

27．朝鲜人过元旦要扔钱

朝鲜人在元旦这天黎明时，把一些钞票塞进了除夕预先扎好的稻草人中，扔到十字路口，表示送走邪恶，迎接吉祥福星。黄昏，人们又将全家人一年中脱落的头发烧掉，祝愿家人四季平安。

28．丹麦杯盘碎片送朋友

丹麦人在元旦前夜，家家户户都要将平时打碎的杯盘碎片收集起来，待夜深人静时悄悄地送至朋友家的门前。元旦的早晨，谁家门前堆放的碎片越多，则说明他家的朋友越多，新的一年一定很幸运。

29．埃及楼房边住边盖

在埃及，沿逶迤的尼罗河一路下来，都会看见一些或高或低的“烂尾楼”似的建筑立在那里。仔细看去，这种楼房都没有封顶，顶部祼露着水泥和一根根钢筋，楼体没有任何装饰，墙面全是水泥和砖块的原始印迹，完工程度从10％到90％不等，让人感觉还处于待建状态。但是这些楼里大多有人居住，有的阳台上还挂晒着万国旗一样花哨的衣物。

原来，根据传统，在家境富裕、有钱置房的埃及家庭，长辈会在儿子娶妻之前为其盖一幢只有一层的小楼。而且，通常他们都会在楼顶有意留下“接口”，也就是眼前看到的那一根根钢筋和暴露无遗的水泥板。等到儿子有了后代，才有资格在“接口”上继续盖房。有条件的家庭，是生一个孩子加盖一层。没有后代的家庭则不能续盖。因此在埃及人看来，“接口”有繁衍后代的寓意。

30．苏丹——沙坑能煮茶

“抓把茶叶放进灌满凉水的军用壶，在沙漠上随便扒个坑儿，把壶放进去，几分钟后，喝口滚烫的开水泡茶不成问题。”苏丹，人称“世界火炉”，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国家之一。夏天海水能被火辣辣的日头蒸出热气，水泥地就像火炉上的钢板，鸡蛋放上去一会儿就能烤熟。人的脚踩在上面，不敢久站，否则准会烫伤脚心，必须不停地走动。

31．非洲——用头运东西

在非洲大陆，不管是什么，木头、粮食或者水果，只要你能想到的，他们几乎都能用头顶起来，而且无须手扶，行走起来轻松自如。

32．马达加斯加岛——将遗体挖出共舞

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当地有一个奇怪的纪念亲人的习俗——“翻尸节”。节日这天，人们会把亲人的遗体从墓室中请出，和在世的家人们一同共舞。

33．毛里塔尼亚——少女以肥为美

在毛里塔尼亚肤色相对较浅的摩尔人当中，一直流传着一种奇特的风俗习惯：男人成家立业后，他的妻子和女儿越是肥胖丰满，便越是显示家中富有殷实。家中的女孩子越是体态丰满，将来便越能赢得求婚男子的青睐。

许多家长为了让女儿能够嫁户好人家，便不顾一切地对待字闺中的女儿进行“填鸭式”催肥。令人发指的是，家人为了让待嫁的女儿“转移注意力”，以便能够吞下大量难以下咽的食物，甚至不惜残忍地弄断她的手指或脚趾。

34．德国——妇女元旦坐上市长交椅

德国人过元旦，要表演妇女夺权的喜剧。许多地方的妇女成群结队地冲进市政府大厅，闯入市长办公室，坐上市长办公椅，表示接管市长权力。

35．埃及——手机成了公用电话

埃及电信部门规定，只有本地的杂货店才有资格申请投币式公用电话，所以，过去有急事打电话的行人只能满大街寻找少见的投币电话。如今，埃及的手机一族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法子：在街头亮出自己的手机，向过往路人提供比投币电话更为便捷的手机服务。机主只需每月向移动电话运营商按每分钟25皮亚斯特支付账单，这样，顾客每打1分钟手机，机主就能净赚25皮亚斯特。

36．埃及——周四晚上最热闹

绝大多数埃及人是在周五休息，而且埃及人愿意也习惯在周四晚上去商店购物或上街闲逛，因此，周四晚上是埃及超市和各类临街店铺售货的黄金时间。等到了周五（即他们的“礼拜日”）上午，埃及人都在家睡懒觉，准备中午去清真寺做礼拜，所以周五的开罗显得比平时要静寂许多。但在开罗生活的外国人却愿意利用周五这个比较清静的日子出去购物。

37．荷兰——雪茄求婚

在今天荷兰的一些地方，雪茄被作为促成婚姻的媒介物。小伙子爱上某位姑娘后就带一支雪茄到她家敲门，姑娘便借火给他，然后第二次敲门，开门的如果是姑娘的父母，就表示姑娘已对他中意并和父母商量过了，会将其请进家中，进行深谈，成功的话，婚事就有了把握。第二次敲门如果没人开门，则表示姑娘已谢绝了他。

38．土耳其的鸡蛋是生育的象征

在土耳其，鸡蛋是生育的象征。如果姑娘立志不谈恋爱，不结婚的话，她是一辈子不吃鸡蛋的。吃鸡蛋的姑娘则表示她们要婚配，要做妈妈。

39．摩洛哥人——与“马”形影不离

在摩洛哥，王室举行各种庆典，全国性的宗教活动，民间的传统节日等，都有马队参加，这是庄严隆重的象征。当地的养马业很发达，据统计全国有70万匹马。农民耕种，赶庙会，运送农产品，走亲戚都离不开马。学习骑马术也是当地青年男女喜爱的体育项目。

40．马达加斯加——牛的王国

据1978年统计，全岛人口800多万，牛却有1000万头。牛在岛上有特殊的地位，钱币上有牛，童子军徽章上有牛，而且，在1960年独立纪念碑揭幕时，第一个前往拜谒的竟然也是牛！于是，人们将这头享有殊荣的牛宰杀后，经过处理，让它永远立于碑旁。公路两旁到处矗立着画有牛头标志的路碑，牛头成了马达加斯加的标志。在马岛，如果汽车与牛群相遇，汽车总是全部停下让道于牛群。

41．印度居民上厕所不用手纸

印度的居民一般厕所都有冲洗设备，普通百姓大便时则手拿一口杯水，习俗规定用左手洗屁股，所以到商店挑食品不得用左手。这种习惯使痔疮的发病率大大减低，还可以大量节约纸张，对保护地球资源，绿色工程的保护和发展，都极为有利。

42．印度阿帕塔尼妇女故意把自己弄丑

在印度的东北部有一个名为阿帕塔尼（Apatani）的部落。这支部落的女性被誉为所有阿鲁纳恰尔邦部落中最漂亮的。但美丽的外表也成为她们的一种负担，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其他部落入侵者的伤害，她们尽可能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具体做法就是将大木塞塞入鼻子。

43．不化妆不出门的日本女人

日本人重视外表，视“装扮”为一种礼仪、一种价值观，在日本，女人不化妆是不会出门的。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日本女人上街披头散发、不化妆。她们追赶时尚，让日本成了“亚洲的巴黎”；在美容化妆上也懂自我创新，使日本化妆品获得肯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化妆大国”。

44．苏丹罗图佳人——最喜文面和文身

文面和文身最初兴起时，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当时每个部族都给自己规定一种动物图案作为本部族的标记，如“青龙”“白虎”“雄狮”等，这些图案就叫图腾，开始时这些图腾纹在面部、手臂和身上，也有雕在树上和其他物品上的，后来对图腾的崇拜渐渐消失了，但文面和文身作为一种美的装饰却流传至今。

45．巴厘人——盛大的火葬

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盛行隆重的火葬仪式，他们认为，死者的灵魂要经过42天才能离开躯体，所以，有能力的人家都为死者举行火葬。为了使尸体不腐败发臭，并有足够的时间为火葬做准备，先将尸体用盐、米粉、醋、香料和檀香粉的混合液进行浸泡，然后将整个尸体用白布、草席包卷起来，放在一个竹筐里。举行火葬时，将尸体放在特设的走廊里，周围摆满了祭品，由近亲将尸体用圣水洗干净，夜幕降临时，举行点火焚烧仪式，观众狂叫，乐队高奏乐曲，因为当地人认为，如果过度悲伤会使死者留念，妨碍灵魂自由升天。

46．扎伊尔戴铜护腿的妇女

非洲扎伊尔西北部布温达地区的巴库图族部落的妇女喜欢在腿部铆上铜套。这些妇女的腿部从脚踝到膝盖都用黄铜片包裹起来，而且擦得精光锃亮。巴库图人把这种奇特的装饰品看做是美的标志。妇女一旦戴上这种装饰，就会一直戴到死去。这种东西重约10斤，与我国古代妇女缠足一样摧残身体，影响腿部发育，走路很不方便。但是当地只有受丈夫宠爱的妇女才能获得这令人羡慕的脚镣，而且，一个死去丈夫的寡妇就失去了这种“权利”，部落的铁匠就会奉命前来砸开她的铜护腿。

47．新西兰毛利人——露天分娩

毛利人对血有一种神圣感，因此毛利妇女生产时，一般在露天或临时的窝棚中。地位高的妇女临产时，可以在较舒适的临时产房中由贴身女侍服侍，除父母和丈夫外，任何人不得入内。

48．毛利人——崇拜首领

毛利人的首领负责主持宗教仪式并兼任祭司，充当涉及到财产、土地等问题的最高公断人，因此首领受到全族人的崇拜。他不参加劳动，但要负责安排农事、出猎、捕鱼以及主持葬礼等。首领本身和他的财产都是禁忌，并有权宣布任何东西，包括属下的人也是禁忌。凡列为禁忌的，普通人如有触犯，就有可能被处死。但是，地位更高、权势更大的首领可以重新宣布比他低下的首领的财产为禁忌，并列为己有。

49．尼泊尔——拉着神像游行

尼泊尔的新年在公历四月份，又名光明节。新年这天，人们首先沐浴，穿起节日盛装，然后把国王的宝剑放在神像的脚边上，再把神像安放在装饰华丽的花车上，开始上街游行，接受人们的朝拜。

50．葡萄牙——从一天看一年

在葡萄牙，人们从元旦第一天的天气看一年的光景：刮南风，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刮西风，有个捕鱼和挤奶的好年景；刮东风，水果丰收。从新年头12天的天气看12个月的气候：一月一日的天气决定一月份的气候，一月二日的天气决定二月份的气候，依此类推。

第九章　世界各地服饰文化

1．坦桑尼亚服饰——从“鸡”想到的

相传，“康加”大约在19世纪时出现。当时有人突发奇想，将6块黑白色的方头巾拼在一起披在身上，当时斯瓦希里语中有一种黑白相间的珍珠鸡叫“康加”，人们便把这种服饰也戏谑为“康加”，后来这种服饰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坦桑尼亚妇女所喜爱的日常服饰。

2．“康加”——一衣多用

“康加”受到坦桑妇女的喜爱，不仅因为它漂亮，更是由于它具有一衣多用的特点。例如劳动时可以用其包裹孩子或兜住孩子的屁股，把孩子背在身后；休息时可以把它铺在地上当垫；刮风时可以披在身上当风衣；必要时还可用其包东西……“康加”在男女爱情与婚姻生活中，也有着特殊的作用。男人向女人赠送“康加”，是求爱的表示，女人向男人赠送“康加”表明愿以身相许。

3．马赛——妇女剃头男人蓄发

马赛的已婚妇女喜欢剃成光头，剃得越光、越亮就越漂亮，而马赛的男子则好蓄长发、梳长辫，并以红泥涂身，以油脂或其他带有胶性黏合物涂在头发上，使其直挺挺地拖在脑后，这样当他手擎标枪、盾牌时，显得更加威武雄壮。

4．印度“沙丽”——穿衣服很麻烦

（1）穿沙丽之前，先穿衬裙和乔丽。

（2）沙丽的一端装饰有美丽的边饰纹样，穿时，先把没有边饰的一端自右腋下起在身上围一圈，再把上部边缘掖进衬裙。

（3）再缠绕一圈，这一圈不往衬裙里掖，然后把有边饰的一端折叠。

（4）把折叠好的一端自右下向左上绕，经左肩垂在身后。垂在身后部分的长短因沙丽的长度而定，一般垂到膝盖下的位置。

（5）自右腋下向左肩绕时，布紧贴前胸，并且把布在胸前整理出优美的褶饰。剩余部分在前中央折叠成10厘米宽的直褶。

（6）直褶折叠完后，弄整齐了掖进中心的腰围处。如果腰围处还有多余的布，就把多余的量往后摞，掖好，前面一定要尽量整理平整、干净、利落。

5．和服——“汤帷子”

帷子指单衣，即用于单穿的衣物。古时日本的浴室基本上都是蒸气式的，和现在的桑拿很相似。人们为了防止被墙壁和柱子烫伤，都穿着汤帷子入浴。后来，人们逐渐改变了入浴的形式，洗浴时不再穿衣，而是浸泡在热水中。于是，这种和服便成为洗浴完毕后穿着的简单衣物，并发展成今天的和服样式。

6．和服的种类

和服的种类很多，不仅有男女和服之分，未婚、已婚之分，而且有便服和礼服之分。男式和服款式少，色彩较单调，多深色，腰带细，穿戴也方便。女性和服款式多样，色彩艳丽，腰带宽，不同的和服腰带的结法也不同，还要配不同的发型。已婚妇女多穿“留袖”和服，未婚小姐多穿“振袖”和服。此外，根据拜访、游玩和购物等外出的目的不同，穿着和服的图样、颜色、样式等也有所差异。

7．和服——来源于中国的吴服

和服的纺织和缝制技术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京都大酒神社还祭祀着吴织女和汉织女。三国时期，东吴与日本的商贸活动日益频繁，于是中国的纺织品及衣服缝制方法也随之传到了日本。

8．波西米亚风格——小资情调

这种被称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小资情调”的服饰风格对简约风格形成了巨大冲击。但波西米亚风格，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流苏花边绳结，棉麻褶皱来武装的穿着方式，它崇尚自由个性，把没有原则当成原则的方式。把一石一木一珠一布组成时尚，是波西米亚的精髓。

9．变“滞销”为“畅销”——美国牛仔诞生记

牛仔裤的出现，最早源于某个灵机一动的创意。那是在1853年，正是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最风行的时候。淘金的工人们一直抱怨普通的裤子磨损得太厉害，也装不下淘来的黄金颗粒。当时，一位名叫Levis Strauss的商人萌发了用滞销帆布制作一种不易磨损的工装裤的想法。最早的牛仔裤并不是现在最常见的蓝色，而是棕色的，而且裤腰也裁剪得很高，便于工人们把它穿在普通裤子的外面。这种裤子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一时间供不应求。

10．美国牛仔节

休斯敦是一个很能体现牛仔文化的城市，这里每年3月都要举办全美最大的牛仔节，其中的驯马及驯野牛表演相当精彩刺激。离市区不远的乔治牧场历史公园有180年的历史，是休斯敦最能体验牛仔文化的牧场。这里的牛仔现场表演内容丰富，如赶牛入栅栏、套绳套、修牛角等。达拉斯附近的沃思堡牲畜交易所也保留了“牛”城本色，这里定期举办大型马术表演，还有游行的牛仔式的聚会。

11．短短长长——婚纱演变史

最初的婚纱是垂直线条的高腰长裙，后来又设计出长及足踝的拖地裙摆，20世纪初期，婚纱开始变短，至60年代，婚纱的长度短了许多，有的甚至跟“迷你裙”没有多大区别。70年代的婚纱，呈现出一种浓浓的怀旧情调，款式上又兴长下摆。90年代，上衣裸露居多，裙子有旗袍式、超短裙式等。

12．婚纱的由来

16世纪，欧洲爱尔兰皇室的理查伯爵爱上了平民小姐萝丝，但由于“门不当，户不对”的观念使他们的爱情受到皇室的一片反对。为了让伯爵死心，皇室提出让萝丝小姐在一夜之间缝制一件白色圣袍（当时没有穿白纱嫁娶的习惯），而且长度是要从爱尔兰皇室专署教堂的证婚台前至教堂大门。

要求提出后，萝丝小姐和整个小镇的居民们彻夜未眠，共同合作，在天亮前缝出了一件精致且线条设计极为简约又不失皇家华丽气息的16米长白色圣袍。当这件白色圣袍于次日送至爱尔兰皇室时，皇室成员都深受感动，在爱尔兰国王及王后的允诺下他们完成了童话般的神圣婚礼……

13．世界上第一件婚纱

1840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结婚时，穿上了一袭由漂亮的中国锦缎制作而成的白色礼服，拖尾长达18英尺，并配上白色头纱，从头到脚的纯白色惊艳了全场。而在维多利亚女王大婚之前，英国皇室成员的结婚礼服均是头戴宝石皇冠、配上镶满珠宝银饰的晚礼服、外披一件毛皮大衣的传统装扮。她的这一惊人之举，在令人惊艳之余，更迅速成为一大风尚并流传至今。

14．世界上最长的婚纱

一男子用2162米的婚纱迎娶娇妻，这个世界上最长的婚纱历经两个多月的制作才完成，经实际测量，婚纱宽1.5米，全长2162米，超过了世界上已有的最长婚纱1579米的纪录。

15．军装为什么是绿颜色的

世界上的军装大多数是绿色的（草绿、深绿或黄中偏绿），这也是从实战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南非的侵略战争。当时，南非有一个叫“布尔”的白人民族，他们奋起反抗，但由于寡不敌众，伤亡也很多。后来他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英军都穿红色军装，在南非森林的绿色背景中，格外显眼，从这里得到启发，他们立即把自己的服装改为草绿色，枪炮也涂成绿色。这样一来，他们便利用密草丛林的绿色背景作掩护，并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发起攻击，打得英军措手不及。从此，军装就变为了绿色。

16．西装——从渔民服发展而来

法国的奎纳泽尔是座海滨城市，这里居住着很多渔民。由于风光秀丽，还吸引了大批王公贵族前来度假，当时一个贵族菲利普钓鱼时感到自己穿紧领多扣子的贵族服装很不方便，有时拉力过猛，甚至把扣子也挣脱了。可他看到渔民却行动自如，于是，他仔细观察渔民穿的衣服，发现他们的衣服是敞领、少扣子的。他从渔夫衣服那里得到了启发，回到巴黎后，马上找来一班裁缝共同研究，便有了今天的西装。

17．比基尼——核弹与衣服的爆炸地

1946年之前，比基尼只是一个地名——杜鲁门总统批准进行核弹试爆的小岛。1946年7月，法国人路易斯·里尔德推出了一款由三块布和四条带子组成的泳装，在那之前，泳装还是很保守的，很多模特对此都望而生畏，然而一名舞女大胆地穿上了这第一款比基尼，并找来记者，这一举动的影响不亚于18天前那颗原子弹的爆发。

18．夹克——男女通穿

夹克指衣长较短、胸围宽松、紧袖口克夫、紧下摆克夫式样的上衣。夹克是英文jacket的译音，有短小之意。它是男女都能穿的短上衣的总称。夹克衫是人们现代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服装，由于它造型轻便、活泼、富有朝气，所以为广大男女青少年所喜爱。

19．领带——英国妇女的发明

传说领带是英国妇女发明的。中世纪，英国人以牛、羊肉等为主食，而且进餐时不用刀叉，而是用手拿着在嘴边啃，他们的胡子上也往往沾满了油腻，还不时地用衣袖去擦，这就给妇女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于是，她们决定在男人的衣领下挂一块布，可随时用来擦嘴，后来，人们改变了这种不卫生的习惯，这种布就渐渐演变为今天的领带了。

20．燕尾服——骑兵服演变而来

18世纪时，英国骑兵为了方便骑马，将上衣的前方下摆向后卷起，并把它别住，露出里面的里子，这样一来反而显得很漂亮，也很潇洒，于是其他的兵种也纷纷仿效。至18世纪中叶，平民和官吏都纷纷剪短前摆的服装，并以此为时尚，就这样诞生了燕尾服。

21．晚礼服——最华贵的衣服

晚礼服是晚上20点以后穿用的正式礼服，是女士礼服中最高档次、最具特色、充分展示个性的礼服样式。又称晚礼服、晚宴服、舞会服。常与披肩、外套、斗篷之类的衣服相配，与华美的装饰手套等共同构成整体装束效果。

22．午服

午服又称下午装，特指白天外出正式拜会访问时穿用的正式服装。它与晚礼服的最大区别是，不宜过于暴露肌肤，但领、袖、肩等部位，既不可过于裸露又不可过于严实，以免显得死板拘谨。

23．从教士服演变而来的学士服

在中世纪的欧洲，城镇里的男男女女都穿长袍，寒冷的大厅和透风的建筑使得人们不得不披上长及地板并连着头巾的长袍。这些长袍和头巾制作的原料和颜色，由各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决定。而早期大学的学者都是传教士，他们的穿着应与其在修道院的地位相一致，身上穿土褐色长袍，用头巾保护他们的头。于是，这种僧侣的黑色长袍和头巾演变成了今天大学流行的学士服，不但学校毕业典礼的仪式上要穿，其他一些重大庆典也要穿。

24．最早穿学士服的大学

在美国，哈佛大学率先穿上学士服，接着各大学相继使用，但式样与欧洲仍在使用的学士服不同，各校也有差别。在1895年，各校的代表开会，建立了统一的服装样式，1903年，产生了美国大学学士服的统一标准体系，后来，又在1936年和1960年两次进行了修订。因此，美国今日各大学流行的学士服规格一样，只是在诸如颜色等一些细部略有差别而已。

25．“鲁巴哈”——“割草裙”

“鲁巴哈”是俄罗斯的传统女装，其样式有点像长袖连衣裙。从前，俄国妇女下地除草时都穿鲁巴哈，因为长袖能防止稻草扎刺皮肤。鲁巴哈又被称为“割草裙”。不过，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鲁巴哈下部为直筒裙，并不太适合田间劳动。但俄国人的除草器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它的扶把很长，可站立除草，无须弯腰，除草时穿这种裙子很适合。

26．“萨拉范”——“从头到脚”

“萨拉范”也是俄罗斯的女士连衣裙，这也是俄罗斯很大众化的一种服装，款式颇像今天人们穿的太阳裙或沙滩裙，但用途绝非太阳裙那么单调，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萨拉范”一词来源于伊朗语中的“萨拉巴”一词，意为“从头到脚”。

27．羽绒服之前的主宰——“淑巴”

“淑巴”即皮大衣，是俄国人冬季必不可缺的御寒服装。淑巴有貂皮、裘皮、羊皮、兔皮和狗皮等不同货色，很久以前，俄国人的淑巴主要为羊皮。由于俄罗斯气候寒冷，淑巴一直是冬季服装的主宰，直到羽绒服的问世，才彻底打破了淑巴的垄断地位。

28．衬衫在欧洲的历史

公元前16世纪，古埃及第18王朝已有衬衫，是无领、袖的束腰衣。14世纪诺曼底人穿的衬衫有领和袖头。16世纪欧洲盛行在衬衫的领和前胸绣花，或在领口、袖口、胸前装饰花边。18世纪末，英国人穿硬高领衬衫。维多利亚女王时期，高领衬衫被淘汰，形成现代的立翻领西式衬衫。19世纪40年代，西式衬衫传入中国。衬衫最初多为男用，20世纪50年代渐被女子采用，现已成为常用服装之一。

29．韩服由来

韩服是受汉服和蒙古服饰的影响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传统服装。其实韩服以前没有固定的名称，二战后，朝鲜半岛分成了朝鲜与韩国两个国家，其中韩国影响较大，所以国际上通称为“韩服”。韩服的线条兼具曲线与直线之美，尤其是女士韩服的短上衣和长裙上薄下厚，端庄娴雅。一袭韩服透露着东方伦理和超世俗之美的完美结合。

30．朝鲜冕服——中国皇帝所赐

朝鲜冕服由冕旒冠和衮服组成，是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朱元璋赏给朝鲜国王的，一般是在祭拜以及正朝、受册和纳妃等重大场合才穿的大礼服。朝鲜国王只是郡王级别，所以朝鲜的冕旒冠只有九旒，是绝对不能僭越中国天子的十二旒。明朝的赤翟衣最初是明朝皇帝明惠宗朱允炆下赐给朝鲜国王的，是特许的亲王级别的服饰。天青色翟衣作为中国皇后的等级，朝鲜王妃不能僭越。但甲午海战失败朝鲜独立后，朝鲜开始称皇后并穿天青翟衣。

31．色彩亮丽的蒙服

蒙古族的服饰具有自己的审美特征。蒙古族特别偏爱鲜艳、光亮的颜色，这些色彩都使人感到色调明朗、身心欢娱。蒙古族又崇尚白色、天蓝色这样一些纯净、明快的色彩。蓝天白云，绿草红衣，呈现出一种天然的和谐。另外，从蒙古民族服饰的款式看，褒衣博带，既能体现人体的曲线美，又能体现蒙古族牧人宽厚大度、粗犷坦荡的性格。

32．菲律宾男子国服——“巴隆他加禄”衬衣

菲律宾男子的国服叫“巴隆他加禄”衬衣。这是一种丝质紧身衬衣，长可及臀，领口如同一般可以扎领带的衬衫，长袖，袖口如同西服上装。前领口直到下襟两侧，都有抽丝镂空图案，花纹各异，颇为大方。据说，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为了便于从远处区别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殖民者下令所有菲律宾人必须把衬衣穿在外面，不许把衬衣下摆扎在裤内。后来，菲律宾人开始在衬衣上刺绣各种图案，以此表示菲律宾人的自豪。50年代初，这种服装被正式推为菲律宾男子的国服，成为外交场合、庆祝活动和宴会的正式礼服。

33．菲律宾女子国服——“特尔诺”

菲律宾女子的国服叫“特尔诺”。这是一种圆领短袖连衣裙。由于它两袖挺直，两边高出肩稍许，宛如蝴蝶展翅，所以也叫“蝴蝶服”。这种服装结合了许多西欧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妇女服装的特点，并经过三四百年的沿革，而成为菲律宾妇女的国服。

34．刀不离身的贝加族

苏丹柏柏尔族的一支贝加族，男子要在腰带上插上两把弯刀，以表示自己的力量和尊严，这也是他们赢得姑娘倾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他们是整天的刀不离身。

35．画“花”充“衣”

苏丹的罗图佳人，男子喜欢在脸上涂一层白粉，身上涂红赭土，或从颈到膝都涂成蓝色。为了调出最美的颜色，画出最漂亮的图案，往往要占去很长时间。但他们把这当成是最好的服饰。据说有位政府要人到南方视察，在车队到达之前，政府部门特地给每人发了一条裤衩。但车队过后，他们便将裤衩全部扔掉。

36．“巴汝”——马来人的上衣

马来人上身穿的衣服叫“巴汝”。“巴汝”没有衣领，袖子十分宽大，而且长到手腕，衣身宽敞，长达臀部，盖住了整个上半身。这种服饰宽大凉爽，很适合热带地区炎热的气候。

37．马来女装——古色古香

传统的马来女装包括上衣和纱笼。衣宽如袍，袖长，衣身长过臀部，纱笼也十分宽大，一般都长达足踝。布料是普通单色，有手工编织的金黄色图案，美丽夺目。一套服装的价格除了看布质的优劣外，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光彩美丽的图案——图案繁多，设计美观，款式别致，价格相当贵。

38．尼泊尔男装——形如“马裤”

尼泊尔男人穿的是：在西服式的外套上衣里面，穿着系有带子的对襟衬衣，衬衣的身长比外套长，衬衣的下摆得露出外套很多。裤子是白色，腰大，裤角小，很像“马裤”。

39．尼泊尔女装

尼泊尔的妇女多是上身穿一件紧身的长袖胸衣，腰间用各种长度的布缠成直筒裙子。她们还用色彩鲜艳的围巾扎在头上或是披在后背，耳朵上带有耳环，此外还佩戴其他各种珠宝首饰。此外，她们还有带鼻环的习惯。

40．苏格兰男人的土风装

苏格兰男人爱穿裙子。他们通常穿有方褶的方格绒短裙和宽松的斗篷，头上戴着黑毛高冠，左边插上一支白羽毛，腰前佩一只黑白相间的饰袋，黑鞋，白鞋罩，短毛袜。

41．苏格兰男人争取穿裙子的斗争

1707年，苏格兰被并入英格兰，但作为民族特色的裙服始终没有放弃，1745年，苏格兰爆发了反对英格兰统治的武装起义，但以失败告终。英国汉诺威王朝企图消灭苏格兰人的民族意识，下令禁止苏格兰人穿格花呢裙子，违者处以六个月监禁。但是，苏格兰人同英格兰统治者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反“禁裙令”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42．澳大利亚服饰——休闲为主

澳大利亚人的衣着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休闲。在悉尼的大街上你见不到巴黎人的时尚，伦敦人的高贵，米兰人的风雅。但澳洲人五颜六色的休闲服装更突出了澳大利亚人的随和、亲善与质朴。不过澳洲人也十分清楚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应该穿什么衣服。

43．高跟鞋在西方的演变

其实，在西方高跟鞋的出现，最初是为了方便人们骑马时双脚能够扣紧马镫。直到16世纪末高跟鞋才成为贵族的时尚玩意。据说身材矮小的路易十四为了令自己看来更高大、更威武、更具自信和更具权威，于是就让鞋匠为他的鞋装上4英寸高的鞋跟，并把跟部漆成红色以示其尊贵身份。

44．高跟鞋的传说

传说15世纪时，一个威尼斯商人娶了一位美丽迷人的妻子，但他经常出差，害怕妻子会有外遇。一次，下雨的时候，他的鞋子后跟沾了很多泥，走路十分困难，受此启发，他请人做了一双高跟鞋送给妻子，因为威尼斯是水城，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他认为妻子穿了这种鞋就无法在跳板上行走，这样就可以把她困在家里。哪想，妻子穿了这种鞋反而吸引了很多人，大家都感觉很漂亮，竟慢慢地流行了起来。

45．手套——曾是吃饭的工具

当初手套产生时，不是为了御寒，而是一种吃饭的工具。据荷马史诗记载，古希腊人是用手抓着吃饭的，但是有时候饭很烫，容易伤手，所以他们就戴上特制的手套，后来，他们有了刀叉，手套才渐渐变为了御寒的工具。

46．手套里蕴含的意义

一些国家明文规定，法官判案时必须戴白手套，以示公正、廉洁。将军、骑士们戴手套，表示为神圣而战。早年的欧洲骑士把手套扔在对方面前，表示挑战决斗，被挑战的骑士拾起手套，表示应战。

47．礼帽——鲍勒尔帽

礼帽是英国人的首创，并由托马斯·鲍勒尔制帽厂生产，故称鲍勒尔帽。分冬夏两式，冬用黑色毛呢，夏用白色丝葛。其制多用圆顶，下拖宽阔帽檐。近代时，穿着中西服装都戴此帽，为男子最庄重的服饰。

48．胸罩的由来一

据说，世界上第一只胸罩是美国一位名叫菲玛莉的女士发明的。1914年的一天，菲玛莉为争当巴黎盛大舞会的皇后，一下子心血来潮，用两条手帕加丝带扎成了能支撑乳房的简单胸罩，在舞会上果然引起了与会人士的浓厚兴趣。一家紧身衣公司老板用高价购买了该专利。从此胸罩问世，并很快在全世界妇女中广泛流传，成为妇女卫生保健、身体健美的必需品之一。

49．胸罩的由来二

胸罩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早在1859年，一个叫亨利的纽约布鲁克林人为他发明的“对称圆球形遮胸”申请了专利，被认为是胸罩的雏形。1870年，波士顿有个裁缝还在报纸上登广告，售卖针对大胸女性的“胸托”。到了1907年，专门设计长袍的法国设计师保罗·波烈声称：“我以自由的名义宣布束腰的式微和胸罩的兴起。”虽然不知道他到底设计了什么，但由此被认为是胸罩的发明人。同年美版《Vogue》出现了“胸罩”（brassiere）一词，胸罩开始被大众熟悉和接受。

50．土耳其服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土耳其人目前的着装，可以说是既保留了自己的传统特征，又基本上西方化了。现在，土耳其男子大都上穿西服，下穿灯笼裤。在民间，土耳其男人十分讲究蓄须。其不同的式样，往往代表不同的年龄和地位。土耳其妇女则一般不再面罩黑纱，她们通常喜欢上着鲜艳的上衣，下穿花哨的灯笼裤。但是，在土耳其，妇女们不能穿无袖上衣和西式短裤。进入清真寺做礼拜时，她们还必须把全身包裹起来。

第十章　国外旅游胜地

1．科罗拉多大峡谷——高原裂痕

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一处举世闻名的自然奇观，奔腾的科罗拉多河从凯巴布高原中切割出这令人震撼的奇迹。无论是在南岸还是北岸，居高远望，都可以清楚看到坦如桌面的高原上的一道大裂痕，它令世人注目不但是因为它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还在于其地质学的意义：保存完好并充分暴露的岩层，记录了北美大陆早期几乎全部地质历史。这里记录了550～250万年前古生代的岩石。

2．东非大裂谷——最大的断裂带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从卫星照片上看去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当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时，从机窗向下俯视，地面上有一条硕大无朋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这条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1/6的大裂谷，气势宏伟，景色壮观，是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地球表皮上的一条大伤痕”。

3．死海——世界最低湖

死海位于约旦和巴勒斯坦交界，是世界上最低的湖泊，湖面海拔-422米，死海的湖岸是地球上已露出陆地的最低点，也是世界上最深的咸水湖、最咸的湖，最深处380米，最深处湖床海拔-800米，湖水盐度达300g/L，为一般海水的8.6倍。在这样的水中，鱼儿和其他水生物都难以生存，水中只有细菌和绿藻，没有其他生物；岸边及周围地区也没有花草生长，故人们称其为“死海”。

4．伏尔加河——俄罗斯“母亲河”

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全长3690千米，是欧洲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最长的内流河，流入里海。伏尔加河在俄罗斯的国民经济中，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俄罗斯人将伏尔加河称为“母亲河”。

5．伊瓜苏大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边界上。该河位于巴拉那河上游23千米处，为马蹄形瀑布，高82米，宽4千米，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6．多瑙河——流经国家最多的河

它发源于德国西南部的黑林山的东坡，自西向东流经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在乌克兰中南部注入黑海。它流经9个国家，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支流延伸至瑞士、波兰、意大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捷克以及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等7国，最后在罗马尼亚东部的苏利纳注入黑海。

7．莱茵河——德国最长的河

莱茵河流经德国的部分长865千米，流域面积占德国总面积的40％，是德国的摇篮。莱茵河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传统的欧洲大河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运输大动脉之一。莱茵河航运十分方便，是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河流之一。

8．富士山——“火之山”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目前处于休眠状态，但地质学家仍然把它列入活火山之类。富士名称源于虾夷语，现意为“永生”，原发音来自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的语言，意思是“火之山”或“火神”。山体呈优美的圆锥形，闻名于世，是日本的神圣象征。现在，富士山被日本人民誉为“圣岳”，是日本民族引以为傲的象征。富士山山体高耸入云，山巅白雪皑皑，放眼望去，好似一把悬空倒挂的扇子，因此也有“玉扇”之称。

9．尼罗河——世界第一长河

非洲主河流之父，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一条国际性的河流。尼罗河发源于非洲东北部布隆迪高原（探险者们相信尼罗河的发源地应该是位于卢旺达境内的纽恩威热带雨林，有关尼罗河发源地的争论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流经坦桑尼亚、乌干达、苏丹和埃及等国，最后注入地中海。干流自卡盖拉（Kagara）河源头至入海口，全长6671千米，是世界流程最长的河流。

10．巴西高原——“桌状高地”

巴西高原（葡萄牙语：PlanaltoBrasileiro）是南美洲东部位于巴西境内的广阔高原。面积500多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高原（排在南极洲冰雪大高原之后）。它和寒冷的西藏高原不同，地势南高北低，山岳、地岗、高台地之间起伏平缓，大多在海拔600～800米之间，称为“桌状高地”。

11．喜马拉雅山脉——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

它位于亚洲的中国与尼泊尔之间，分布于青藏高原南缘，西起克什米尔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南迦巴瓦峰。全长2400千米。主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8844.43米。

12．委内瑞拉天使瀑布——落差最大的瀑布

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是委内瑞拉天使瀑布，落差达3212英尺（979米）。当地的印第安人为其取名为“出龙”。丘伦河水从平顶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陡壁直泻而下，几乎未触及陡崖，瀑布分为两级，先泻下807米，落在一个岩架上，然后再跌落172米，落在山脚下一个宽152米的大水池内。

13．美国大峡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美国大峡谷是一个举世闻名的自然奇观，位于西部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凯巴布高原上，总面积2724.7平方千米。由于科罗拉多河穿流其中，故又名科罗拉多大峡谷，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受保护的天然遗产之一。

14．澳大利亚大堡礁——最长的珊瑚礁

世界上有一个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它就是有名的大堡礁。它纵贯蜿蜒于澳洲的东海岸，全长2011千米，最宽处161千米。南端最远离海岸241千米，北端离海岸仅16千米。在落潮时，部分的珊瑚礁露出水面形成珊瑚岛。

15．洛基山脉——加拿大著名山脉

洛基山脉是加拿大境内最著名的山脉。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高耸入云的山峰上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高远，令人心驰神往。山上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待到秋日来临，一片绚烂的色彩，可谓美不胜收。山间的河流、湖泊是钓鱼者的天堂，其间盛产鳟鱼，北极鮰鱼及北美狗鱼等多种鱼类，即使最挑剔的垂钓者也会对这里赞不绝口。

16．艾尔斯岩——世界最大的独块石头

艾尔斯岩高348米，长3000米，基围周长约8.5千米，东高宽而西低狭，是世界上最大的独块石头。它气势雄峻，犹如一座超越时空的自然纪念碑，突兀于茫茫荒原之上，在耀眼的阳光下散发出迷人的光辉。如今这里已辟为国家公园，每年有十多万人从世界各地纷纷慕名前来，欲求一睹艾尔斯巨石的风采。

17．尼亚加拉瀑布——横跨两国的瀑布

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瀑布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尼亚加拉河上。它号称世界7大奇景之一，以其宏伟的气势、丰沛而浩瀚的水汽，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游人。湖水经过河床绝壁上的山羊岛，分隔成两部分，分别流入美国和加拿大，形成大小两个瀑布，小瀑布称为美国瀑布，在美国境内。大瀑布称为加拿大瀑布，形状有如马蹄。

18．维多利亚瀑布——世界最大的瀑布

世界著名瀑布奇观之一。198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是非洲最大的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美丽和最壮观的瀑布之一。位于赞比西河上，宽度超过两千米，瀑布奔入玄武岩峡谷，水雾形成的彩虹远隔二十千米以外就能看到。维多利亚瀑布被赞比亚人称为“Mosi-oa-tunra（莫西奥图尼亚或译为莫西瓦图尼亚）”，津巴布韦人则称之为“曼古昂冬尼亚”，两者的意思都是“声若雷鸣的雨雾”（或 “轰轰作响的烟雾”）。

19．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约塞米蒂是火山、地震、河川、冰河各自发挥才华创造出的艺术结晶。在约塞米蒂公园内，随处可见冰河切割的痕迹，它们是历经千年不朽的岩石和花岗岩，这里有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地质沉积和侵蚀标本。5000万年前，地心迸发的热力把这里逐渐抬高，从海洋中露出来，并渐渐上升形成一片东北走向的山脉。约塞米蒂山谷，以其壮丽而神秘的景观，深深吸引了众多寻幽探胜的人。

20．佩特拉——“岩石”上的国家

佩特拉是约旦著名古城遗址，希腊文意为“岩石”。佩特拉古城位于干燥的海拔一千米的高山上，几乎全在岩石上雕刻而成，周围悬崖绝壁环绕，其中有一座能容纳两千多人的罗马式的露天剧场，舞台和观众席都是从岩石中雕琢出来，紧靠山岩巨石，风格浑然一体。

21．威尼斯——水乡之城

威尼斯建筑在最不可能建造城市的地方——水上，这是一个美丽的水上城市，它的风情总离不开“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仿佛一幅油画，充满诗情画意。这里有毁于火中又重生的凤凰歌剧院，徐志摩笔下忧伤的叹息桥，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拜占庭式建筑，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圣马可广场，等等。威尼斯以自己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22．巴塞罗那——文化与艺术的交融

巴塞罗那不仅是地中海最大的城市，而且是欧洲最灿烂的中心之一。其现代建筑、流行式样、设计水平遥遥领先。该城诞生了现代主义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艺术大师巴布罗·毕加索、胡安·米罗、帕罗·卡萨尔斯、约瑟·卡雷拉斯和孟塞莱特·卡贝雷。这里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和旅游城市，迷人的阳光、沙滩、浪漫的西班牙风情和迷人的地中海风光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世界各地游客。

23．丹麦美人鱼——从童话里走来

安徒生的《小美人鱼》改编的芭蕾舞剧在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剧院首演，剧情深深地打动了嘉士伯啤酒厂厂主卡尔·雅克布林，他决意捐资为美人鱼塑一尊供万人瞻仰的雕像。为此，他第二天就去拜访了丹麦著名雕塑家埃里克森，于是便有了这个著名的雕塑。从此，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就端坐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上，望着一湾蓝色的海水潮起潮落，思念心中的白马王子，不分朝朝暮暮。

24．美国拉什莫尔山四总统塑像

拉什莫尔山位于南达科他州的西部，花岗岩的一面山体上雕有四位美国总统的头像，他们是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和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这个高18米的作品是雕塑家古松·博格勒姆1927年开始，1941年完成的，1942年对外开放。

25．维也纳——希特勒一生的梦

维也纳城有许多著名建筑，如维也纳市政厅、城堡歌剧院、议会大厦等著名建筑群几乎全部集中分布在这里。当年从贫民窟里爬出来的希特勒就是远远看着这些恢宏大气、壮丽奢华的建筑物长大的，以至于进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建筑艺术、成为一个建筑艺术家成了他一生无暇实现的梦想，直到他当上了第三帝国的元首，在审查柏林城市规划时，还在关注着“那条大道在什么地方”，关注着要在城市的主轴线上，用石头拼出德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之实力，“我唯一的愿望是能看到这些建筑建起来，在1950年，我们要举行世界博览会——让每个德国人都恢复自我尊敬”。

26．洛杉矶——娱乐界的圣地

洛杉矶位于美国西岸加州南部的城市，按照人口排名，洛杉矶是加州的第一大城，也是美国的第二大城，仅次于纽约。洛杉矶是全世界的文化、科学、技术、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还拥有世界知名的各种专业与文化领域的机构。该市及紧邻的区域，在大众娱乐——诸如电影、电视、音乐方面构成了洛杉矶的国际声誉和全球地位的基础，闻名世界的好莱坞就位于该市。

27．巴黎——浪漫之都

巴黎人的浪漫是全世界周知的。它还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名胜古迹比比皆是，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爱丽舍宫、凡尔赛宫、卢浮宫、协和广场、巴黎圣母院、乔治·蓬皮杜全国文化艺术中心等，是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的地方，每年有许多恋人到这里度假，更增添了巴黎的浪漫气息。

28．伦敦——英国第一大城市

伦敦（London）是英国的首都、第一大城及第一大港，也是欧洲最大的都会区之一兼世界四大世界级城市之一，与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并列。从1801年到20世纪初，作为世界性帝国——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因其在政治、经济、人文文化、科技发明等领域上的卓越成就，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都市。伦敦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大都市，其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多元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城市中使用的语言超过300种。同时，伦敦还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拥有数量众多的名胜景点与博物馆等。

29．哥本哈根——古老与现代的结合

人们赞誉哥本哈根为“北欧的巴黎”。城市充满浓郁的艺术气息，有阿肯艺术中心、路易斯安那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众多艺术博物馆。从古老的古典艺术，到缤纷的现代艺术，都能在这里找到丰富的展示。在一座城市里，齐聚着古老与神奇、艺术与现代、自然与人文、激情与宁静，这就是哥本哈根，一个迷人的国度。

30．丹佛——草原上的女王城

丹佛在历史上曾被称为草原上的女王城，表示丹佛对洛基山脉东边平原上农业的重要性。美国海军也曾把数艘军舰命名为丹佛号（USS Denver）。它的食品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为美国芝加哥以西最大的屠宰和肉类加工基地。一年一度的西部牲畜展览会在此举行，有规模巨大的牛羊市场。甜菜制糖、面粉、酿酒等工业也较发达。

31．普吉岛—— 泰国的“珍珠岛”

这颗“珍珠”的光泽与早期的富裕，都来自于它500年悠长历史的锡矿生产。泰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三大锡矿出口国，最大产地的普吉岛实在功不可没。其周遭的海域，孕育了丰富的海底生物。普吉市内，则到处可见到散发着欧式风格的建筑，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它的美，涵盖了如诗如画的海滩，奇形异状的石灰礁岩，以及丛林遍布的山丘，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无数的旅客。

32．圣彼得堡——桥梁博物馆

圣彼得堡 （Saint Petersburg）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现有人口约500万（2006年7月）。圣彼得堡是名副其实的桥梁博物馆，除铁路公路桥外，300多座桥梁将这座水城连成一片。

圣彼得堡还是世界上少数具有白夜（不夜城）的城市，每年的5月至8月城市中几乎没有黑天，白夜时漫步在静静的涅瓦河畔，遥望着蔚蓝天空的北极光，感觉犹如在梦幻中一般。

33．吴哥窟——突然消失的文明

吴哥窟是由—个叫做吉篾的东南亚民族所建，时间大概从公元802年起，繁荣昌盛了600年之久。在12世纪时，吴哥建筑达到了艺术上的高潮，其建筑之精美令人望之兴叹，然而却在15世纪初突然人去城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吴哥地区又变成了树木和杂草丛生的林莽与荒原，只有—座曾经辉煌的古城隐藏在其中。直到19世纪穆奥发现这个遗迹以前，连柬埔寨当地的居民对此都—无所知。

为何它的文化竟一下子就忽然中断、忽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有人把这归于外敌的入侵，但外敌入侵可能导致王朝的改朝换代，却无法使一个民族的人民统统消失。据考察，在吴哥地区过去曾有100万人口以上居住，这个民族和这些人们到底到哪儿去了呢？这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34．世界上最短的国际桥梁

这是加拿大的千岛湖上的两个小岛，一个住着加拿大人，一个住着美国人，所以这座桥梁就成了世界上最短的国际桥梁。

35．魅力城市悉尼

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是澳大利亚的象征。悉尼歌剧院是公认的20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内设音乐厅、歌剧场、戏剧场、儿童剧场和一个摄影场，每个月甚至每星期这里都要举行拍卖会、音乐会和其他各种活动，是悉尼最受欢迎的地方。海港大桥则是为数不多的得到世界广泛赞誉的大桥，这座与众不同的灰色的拱形桥是将悉尼港连接在一起的空中长廊，它高134米、长503米的雄伟身姿也是各类电影电视中的常客。

36．马尔代夫——上帝安排的度假胜地

也许马尔代夫就是上天专为人类度假而设，旅游在这里几乎就意味着一切。无际的海面上，星罗棋布着一个个如花环般的小岛，犹如天际抖落而下的一块块翠玉。小岛中央是绿色，四周是白色，而近岛的海水是浅蓝色、水蓝、深邃的蓝，逐次渐层……阳光、海水、俊男美女，这些都构成了马尔代夫独特的赤道风情。在这里，忘记时间、忘记工作，尽情地吃喝玩乐，是上帝允许你的放纵……

37．棕榈海滩——旅游天堂

佛罗里达风景最亮丽的棕榈海滩是全球著名的旅游天堂之一，适宜的气候、美丽的海滩、精美的饮食、艺术展览和文艺演出，即使是最挑剔的游客，在棕榈海滩也能满意而归。

38．埃吉那岛——宙斯情人的住地

埃吉那岛是距离雅典最近的一个岛屿。这里曾是美丽的人间仙境，宙斯最动人的情妇就在此掩藏，也许那满山遍野的无花果树就是当年他们爱情的果实。真正让埃吉那岛扬名的是拯救希腊的萨拉密斯。曾经，波斯王泽尔士率领庞大水师进犯希腊，蝗虫般的舰只遮天蔽日。小小的雅典城邦危如累卵，但是，希腊的英明统帅铁米斯托克力思，率领精悍的水师在萨拉密斯水路一举消灭了三倍于己的战舰，让希腊的太阳重新升上天空。

39．伊兹拉岛——艺术家之城

伊兹拉岛是雅典的一个小岛。

18～19世纪，伊兹拉的海上贸易非常发达，有不少的商人因此腰缠万贯。岛上有不少豪宅大院，也是岛上的风景之一。因为小岛宁静优美，自古以来便有世界各地的年轻艺术家来到此地从事艺术创作，因此有“艺术家之岛”的美誉。他们制作的金银首饰、玻璃瓷器、装饰品都摆出来任人选购，常常会看到一些造型独特的工艺品。这个岛上还禁止一切汽车和摩托车进入，这恐怕也是人们喜欢此地的原因之一。

40．好望角——“好”望之角

到南非游览，千万不可错过到非洲尖端好望角参观的机会。好望角距离开普敦约60千米，是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登上角点，可以眺望到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壮观景色。好望角为太平洋与印度洋冷暖水流的分界，气象万变，景象奇妙，耸立于大海，更有高逾二千尺的达卡马峰，危崖峭壁，卷浪飞溅，令人眼界大开。

41．夏威夷——最宜人的度假胜地

夏威夷全年气候宜人。一年四季，各种奇花异卉无不满山遍野绽放着，令人有赏心悦目的感觉。美丽的风光，友善的邻居，到处飘扬着和谐悦耳的歌声，是赋予观光者生活充实的地方。戴上当地人赠予的沉香扑鼻的花环，会使你疲劳顿消。海上活动有风帆、滑水等项目，既富有刺激性，又无太大危险。在海滩浴场一头设有潜艇旅行，花上几十美元，乘客便可在150米深的水下观赏鱼类及其他海洋动物及海底废墟。

42．杰内古城——“尼日尔河谷的宝石”

古城坐落在尼日尔河与巴尼河交汇处，在14～16世纪末被摩洛哥军征服前，这里是西非最为美丽的商业城。尤其值得夸耀的是古城中央的那座高11米、周长56米，用椰树木为骨架，用黏土建造的造型奇特的清真寺。重建的清真寺被视为非洲建筑史上的一大杰作，也是西非伊斯兰教的象征，不过只有伊斯兰教徒才能入内。壮美的清真寺建筑，每周一的大集市以及女人鲜艳夺目的服饰是杰内古城的魅力所在。

43．“狮城”新加坡

新加坡原意为“狮城”。据马来史籍记载，公元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王子盘那乘船到达此岛，看见一头猛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遂有“狮城”之称。新加坡是梵语“狮城”之谐音。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效果显著，故亦有“花园城市”之美称。

44．斯里兰卡——“印度洋上的明珠”

斯里兰卡是个热带岛国，形如印度半岛的一滴眼泪，有“印度洋上的明珠”的美称，被马可·波罗认为是最美丽的岛屿，因为它有美丽绝伦的海滨，神秘莫测的古城，丰富的自然遗产，以及独特迷人的文化。“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意为“乐土”或“光明富庶的土地”。

45．曼谷——“天使之城”

泰国人称曼谷为“军贴”，意思是“天使之城”。将其泰文全称转为拉丁文字，长达167个字母，其意为：“天使之城、伟大的都市、玉佛的宿处、坚不可摧的城市、被赠予九块宝石的世界大都会、充满着相似统治转世神之天上住所的巍峨皇宫，一座由因陀罗给予、毗湿奴建造的大都会”。

46．巴巴多斯岛——“甘蔗之国”

在西印度洋群岛的最东端，有一个风景秀丽的珊瑚岛，犹如一颗晶莹的珍珠闪烁在碧波荡漾的加勒比海上，这就是岛国巴巴多斯。巴巴多斯岛全年气候温暖如春，加之风光奇秀，是驰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其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质肥沃，盛产甘蔗，甘蔗种植面积占全岛可耕地面积的五分之四以上，是世界闻名的“甘蔗之国”。

47．冰岛——“冰火之国”

冰岛有100多座火山，以“极圈火岛”之名著称。冰岛还是世界上温泉最多的国家，所以被称为“冰火之国”。全岛约有250个碱性温泉，最大的温泉每秒可产生200升的泉水。

48．巴厘岛——“再回来”

“巴厘”在印尼语中的意思是“再回来”。巴厘岛不但天然景色优美迷人，其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丰富多彩也驰名于世。巴厘人的古典舞蹈典雅多姿，雕刻、绘画和手工艺品也以其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遐迩闻名，故又有“艺术之岛”之誉。

49．拉斯维加斯——赌博之城

拉斯维加斯于1905年建市。20世纪30年代，内华达州决定使赌博成为合法的事业，此令一出，几乎在一夜之间，市区的赌场纷纷成立，查尔斯顿娱乐区和死谷国家博览馆就很具代表性。拉斯维加斯的“赌城”之名也就此传开。250家赌场和6万多个“吃角子老虎”，日夜开业，其气派可与欧洲摩纳哥的世界赌城蒙特卡罗相比。现在的拉斯维加斯已拥有全世界顶尖的度假酒店和世界一流的大型表演及高科技的娱乐设施。

50．爱琴海——“葡萄酒色之海”

爱琴海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大海湾，位于地中海东北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爱琴海海岸线非常曲折，港湾众多，共有大小约2500个岛屿。其中的埃吉那岛是距离雅典最近的一个岛屿，航程仅需一个半小时。这里曾是美丽的人间仙境。爱琴海还有一个非常美妙的称号：“葡萄酒色之海”，春夏二季，在阳光的照射下，爱琴海的海水呈现一种晶莹剔透的颜色，清澈中泛着灿灿的金色，到了夕阳落下的时候，海水就会变成一种绛紫色，好像杯中的葡萄酒，在盛夏的天空下，带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口气读完宦官那些事／黄小楼编著．—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39-0219-9

Ⅰ．①一…　Ⅱ．①黄…　Ⅲ．①宦官-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Ⅳ．①D691.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873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王　颂

封面设计　杜　帅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85698040　85698062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208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0219-9

定　　价　32.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录

前　言
春秋·竖貂：一刀留名史册上
秦·赵高：指鹿为马祸江山
东汉·郑众：助帝除异开先河
东汉·蔡伦：造福万世蔡黄门
东汉·张让：敛财弄权葬汉室
唐·高力士：千古贤宦第一人
唐·杨思勖：岭南平叛功彪炳
唐·李辅国：覆雨翻云有心经
唐·程元振：掌禁军用奸逞佞
唐·鱼朝恩：太嚣张引火烧身
唐·俱文珍：辅佐明君逐朋党
唐·仇士良：自有妙计来伴君
唐·杨复光：身先犯难报君恩
五代·张承业：情系故唐显丹心
宋·秦翰：勇武将星保太平
宋·童贯：成败皆因耍聪明
元·朴不花：高丽宦官掀风浪
明·郑和：龙旗猎猎海波平
明·王振：一己重造靖康耻
明·曹吉祥：二度夺门赔性命
明·汪直：首开西厂织冤狱
明·怀恩：御赐『显忠』述平生
明·刘瑾：决断独揽『立皇帝』
明·冯保：宫府同心谋中兴
明·魏忠贤：一人之下『九千岁』
清·安德海：恃功骄横赴黄泉
清·李莲英：不事张扬奉西宫
清·寇连材：位卑未敢忘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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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宦官并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纵观世界宦官史，曾兴盛一时的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等文明古国，都出现过宦官，在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宦官制度更是相当发达。这说明宦官制度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上，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而生根、发芽、结果，最终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

然而这些昔日帝国的宦官阶层较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宦官制度尽管经历了兴盛和顿挫的相互更迭，出现了专权统治与惨遭覆灭的轮回曲折，但是，宦官制度自形成以来，一直就没有失去其存在的环境和理由；宦官阶层有如野火焚烧不尽的原上之草，枯枯荣荣，生生不息。

在我国夏商两朝，专制王权和“家天下”已经取代了古老的禅让并通过宗法制度在法律上被认可，一夫多妻的特权也使得帝王们不必为过剩的荷尔蒙烦恼。血缘与政治统治相结合的宗法制度解决了王位继承问题，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和财产分配，却也给夏商的帝王们带来另一个伤脑筋的事儿：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以他一己之力肯定满足不了所有妻子的生理需求。当妻妾无法从丈夫那里得到满足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亲近其他男人的欲望，则后代的血统纯正和后妃的贞操如何保证？

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农业生产为生并奉行一夫多妻的周部落，在其部落首领姬发的率领下从西边的渭水流域一路东进，在牧野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后，灭掉了位于黄河中游的商王朝。新王朝自有新气象，周部落短寿的酋长们用自己丰富的经验解决了妻妾成群带来的困扰：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经过几代帝王的创新和发展，宦官制度得以在西周朝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场，潘多拉魔盒也就此开启。

历史的画卷徐徐打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立了少府这一专职机构，宦官从此有了编制。

到了东汉，随着制度的成熟，部分宦官由宫中走入府中，具有皇帝家奴和朝廷官员的双重身份，并在与外戚和士人的乱斗中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宦官都没有停止擅权的脚步。北魏王朝的宦官不仅冲出内廷走向朝堂，还一度把持了军权。南汉王朝更是个彻头彻尾的宦官王朝。

唐太宗李世民对宦官限制较严，但太宗死后，制度开始松弛。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局面愈演愈烈。最终唐末权阉与唐王朝一起相伴走上了覆亡之路。

自宋元而至明清，是宦官制度逐渐走向灭亡阶段，但明朝宦官专权却格外引人注目。这时，宦官势力急剧膨胀，就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泛、地位势力之显赫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周良霄先生在《皇帝与皇权》里精辟地指出：“宦官制度实际上是秦以来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派生物。从政治的角度看，由皇帝个人，采专制独断的办法，统治一个广袤的东方大国，而自己又身处九重，与外隔绝，他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是供奉在自己周围、与外界又无奥援的宦者。”皇帝之所以要“身处九重，与外隔绝”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要依靠“神力的迷信”来制造舆论和巩固统治，因此在赋予自己“隆准龙颜”等奇征异表之外，还认为自己是受天命治理天下的天子，在祭祀和面对灾谴、祥瑞的时候都要突出自己与天的特殊关系。皇帝这种被神化的地位，导致了他与阉宦的相互依存，因为皇帝需要通过“与外隔绝”来维护自己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同时又需要借重宦官来与外界沟通，协助他掌控和使用外朝的大臣和官员。在一定情况下，皇帝甚至会出于强化君权和裁抑臣权的目的，有意培植并倚重宦官的力量为自己服务。

皇权是威风凛凛的猛虎，宦官是气焰嚣张的奸狐。虎威不存，狐何以假？

作　者

春秋·竖貂：一刀留名史册上

竖貂这个名字，熟悉春秋历史的朋友想必不会陌生。他就是传说中的宦官始祖。

其实宦官在春秋时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想当初，渭水西岸的周部落挺进中原，灭掉了位于黄河下游的商王朝并建立了周王朝。新朝代自要有新气象，这其中可不能缺了宫廷管理的新经验。在宫里，陪伴君王的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后妃，君王的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把每一个都照顾到，某些妃子就难免会春心萌动，甚至红杏出墙。

这种事儿要是搁在小老百姓家里，吵吵架动动手也就罢了，最多劳燕分飞，一拍两散。但在皇家可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君王是什么？君王可不是一般人，那是天神下凡啊，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做君王呢。作为神的女人，为了一己私欲而弃侍奉天神的荣幸于不顾，这后果可就很严重了。说后果很严重倒不是因为君王很生气，而是如果后妃的贞操不保，那么君王后代的血统纯正就没法儿保证。自命天神的皇帝，如果其血脉被世间的冠笄所玷污，那他走下神坛便是迟早的事情。

周部落的酋长们不会允许这种丑闻的出现与自己神灵地位的丧失。他们有前人没有的新经验，而这新经验大展拳脚的基础也已由商部落为他们夯实。《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蛮鸟置其中”，可见当时已有大规模的宫殿苑囿。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深宫长阁，不仅象征着专制王权的威严，更构筑了一道隔绝皇帝后妃与其他男性的天然屏障。自此深居筒出的后妃们纵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却逃不脱“卧看牵牛织女星”，“斜倚薰笼坐到明”的宿命。

一大票女眷生活在宫殿里，当她们需要与男人接触时怎么办呢？周朝皇帝的新经验此时派上用场了：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置于宫殿中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成为多妻制度下后妃们和其他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这个阶段的宦官，只是受过宫刑的家务奴隶而已。可阉割是戕害身心健康的恶劣行为，周朝的皇帝们可舍不得拿自己手下的部众子民开刀，所以，宦官的最早来源都是战俘和罪犯。

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你这一章不是讲竖貂的吗？为什么主人公竖貂还不见踪影呢？您别急，前文的内容都是为主人公做铺垫呢。您想啊，从周朝立国到春秋开始，也过去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三百年里的宦官都湮没在滚滚红尘之中，唯独这位竖貂当仁不让地顶起宦官始祖的称号，还值得在这里讲他的故事呢？

因为，竖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愿阉割的，宦官。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竖貂是春秋齐国人，他出身贫寒，少年就进宫侍奉齐桓公。先为齐桓公的外侍，做着宫廷里舂米酿酒缝纫洗衣服看着肉酱醋水果等一切杂活。要说竖貂这人着实聪明伶俐，宫中这些杂事处理得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后来就被齐桓公所注意，将竖貂调为内侍来伺候自己。能够与齐桓公亲密接触，竖貂备受鼓舞，更加留心观察齐桓公的生活习性和内心需要，事事投其所好，久而久之，他就成了齐桓公的贴心小棉袄。可贴心归贴心，身边守着这么个英俊小生，齐桓公心里还是残存点儿危机意识。在宫中浸淫多年的竖貂怎么会不明白齐桓公心里的小九九？为了突破齐桓公最后的心理防线，竖貂下了决心，一咬牙，一跺脚，一刀下去，斩断了齐桓公最后的担忧。

齐桓公知道了这事儿，着实唏嘘了一阵。竖貂这孩子为了能朝夕服侍我，竟然连命根子都不要了，真不是一般人啊。感慨过自己成功人士的魅力之后，齐桓公也的确被竖貂的忠诚——至少齐桓公是这么认为的——感动了，对竖貂愈发信任和宠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齐桓公被竖貂近乎行为艺术的做法感动得一塌糊涂情有可原，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用如此自残的方式换取侍奉君主的权利，这投入产出比，未免太大了。

竖貂自残的目的当然不是终生陪伴齐桓公这么简单。用现在的话说，竖貂也是个有雄心的男子汉。大家都是堂堂七尺的丈夫，凭啥你姜小白坐拥齐国，叱咤诸侯之间，而我空有雄心壮志却只能在宫中做个奴隶，伺候你穿衣吃饭？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可不是白喊的。不过能做你姜小白的近侍也是难得的机遇，你姜小白就是那能让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好风！当然，有舍才有得的道理，我也不是不懂……

雄才大略的齐桓公这一次被竖貂亮瞎了眼，可朝堂之上有一个人看这件事情却洞若观火，这个人就是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统领诸侯的一代贤相——管仲。竖貂的这套把戏能唬住齐桓公，却瞒不了眼里不揉沙子的管仲。管仲便屡次向齐桓公进谏，劝他疏远竖貂。齐桓公也是一代明君，明白近臣和江山哪个更重要，所以对竖貂亲近归亲近，但是只限于宫廷内部，朝堂之事竖貂是没有发言权的。这样一来，竖貂便把管仲当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做梦都想着怎么除掉这个讨厌的仲父。他怕自己势单力薄，扳不倒管仲，便找了两个同样是齐桓公眼前的红人，两个同样包藏祸心的货——易牙和开方。

说来这二位也不是等闲之辈，做的事儿虽然照竖貂还有差距，但也不是普通人干得出来的。这易牙也是齐国人，他的本领是会颠大马勺，做得一手好菜。有一次齐桓公闲着没事儿嘴欠，说自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吃了个遍，就差没吃过人肉了。本是一句玩笑话，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易牙暗暗记在心里，把自己三岁的儿子烹给齐桓公吃了。开方是卫国卫懿公之子，是卫懿公派去向齐国求和的。可开方一看齐国兵强马壮便乐不思卫了，强烈要求当人质留在齐国，还把自己的两个姐妹推荐给齐桓公为妾。开方凭借自己的巧舌如簧得以留在齐国并受到宠信，这一呆就是十五年。十五年间，他的母亲和父亲卫懿公相继去世，他却坚决不回国吊丧，一门儿心思伺候自己的妹夫。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鲍鱼找鲍鱼，鲤鱼找鲤鱼。竖貂、易牙、开方，虽然为了邀宠施展的绝活儿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投其所好以博得齐桓公的欢心。齐桓公每天在朝堂上面对管仲、鲍叔牙、隰朋，听着利国利民的忠言，回到宫里却是竖貂、易牙、开方，让他沉迷声色，纵情犬马。这两股势力，一股是澎湃奔流的惊涛，一股是波涛汹涌的暗流，围绕着齐桓公这个制高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既然管仲已经成为了我荣华富贵的拦路虎，那么扳倒管仲也就排上了竖貂的日程。竖貂使出了自认为是必杀技的一招儿，拿管仲会威胁的齐桓公的皇位说事儿。这日，阳光灿烂，晴转多云，有小雨，竖貂找到了易牙，先让他做了一桌子好菜，然后俩人憧憬着美好未来，屁颠屁颠来见齐桓公，一边招呼着齐桓公吃着，一边把话题引向了管仲。小白同志吃着美食，心情愉悦，竖貂看准时机，用比平时高八度的嗓子说：“大王呀！我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粗人，说的话没那么文雅，但是道理还是清楚的。这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老天爷说了算，这和国君颁布法令，百官执行是一样一样的。您是国君，就是老天！可现在，各国诸侯国流言四起，说咱们齐国只有管仲，没有国君呀！”顿了顿，竖貂接着说，“我们齐国，得管仲这一贤人，是福气，可是大王您是不是有点儿太信任他了，凡事都有个度，您什么都让他做主了，这话传出去又传回来，料儿就比较多比较猛了！”

这话说的可是够狠，等于说管仲现在俨然就成了齐国之主，潜台词就是：只怕再过一阵子，管仲就要弑君篡位了。本来在竖貂的美好憧憬里，这话一出口，画面应该是这样的…齐桓公筷子正夹一块肉，听见这话，犹如晴天一个霹雳，那块儿肉从筷子上滑下，双眼瞪圆，若有所思，竖貂和易牙不敢作声，齐桓公放下筷子，一拍桌子：“来人呐，给我把管仲拿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可是只听得见齐桓公乐呵呵地咀嚼食物的声音，不见有其他动静。这大王光顾着吃了，没听见吧，竖貂正欲开口，只听见齐桓公酒饱饭足一串儿嗝，打断了竖貂的动作。齐桓公不紧不慢地舔了舔嘴角，要竖貂将他扶出去散散步消消食。齐桓公说了：“哎呀！我说，竖貂你呀！也就只能坐到这个位置了！我这个国君，如果没有管仲，那就真的是孤家寡之人了，哪儿还有如今的光景。”

竖貂毕竟是齐桓公的小棉袄，话已经很明白了，可是竖貂就是不死心：“那您就不怕……”

齐桓公眼睛一瞪：“没有管仲，我就不能安心的在这里，没有我哪里还有你，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吧！”说罢扬长而去。

竖貂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可他可没那么容易死心。在今后的日子里，竖貂及其心腹就如茅坑里的苍蝇一样，不停地骚扰着管仲，妄图掀起一丝波澜。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可是管仲就是把国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楞没给竖貂一丝机会。可是对于竖貂这种小人，就算鸡蛋没有缝，他也要创造条件制造出缝。

不久，这个鸡蛋缝就被竖貂创造出来了。

齐桓公某次去山间游玩，凑巧被山上的某怪物吓得不轻，回来就病了。古代人比较迷信，觉得这种东西也许是天启或者是某些重大事件的预兆，特别是他这种真龙看到了，更是不得了。于是乎，竖貂终于在这次偶然事件中，寻找到了机会。

话说，平常这种事儿，竖貂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给君王解忧，可是这次不同，因为齐桓公目前的状况属于“吓尿”级别，连看到的东西长什么样儿都说不清楚。嘿嘿，既然你管仲牛逼，那你就来解决呗！说管仲，管仲到了。

这管仲一来呀，本来软趴趴的齐桓公一下子来了精神，近乎扑向管仲，可是说又说不清楚，管仲也不好问，除了知道时间地点人物和结果（吓尿了的齐桓公）之外，最重要的信息一样都没有，齐桓公唯一一句说清楚的，就是最后一句：“管仲呀，你一定要救我呀！”齐桓公那水汪汪的无辜双眼，着实让管仲心疼，但是看着一旁偷着乐的竖貂，管仲就来气。齐桓公看到管仲一脸茫然，自己觉得没得救了，瞬间整个人就垮掉了，这病呀，轮了好几拨太医都没有些许起色。

竖貂这回乐了，虽然齐桓公病了，但是管仲已经好几天没有得到召见了，就算管仲来，齐桓公也不见，而此时的竖貂，可谓姜小白病榻前第一红人，地位是坐火箭般的嗖嗖往上飞。管仲为人正直，虽说地位没有所谓，大不了隐退山间，但是眼看小人得势，国君危在旦夕，国家人民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管仲不得不管。

竖貂在得意之时，有人回报，管仲贴了个招贤榜，以自己封邑的三分之一招能说出齐侯所见鬼怪是何物，并能预示吉凶的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几天，还真有人应榜。一个叫皇子的农夫来揭榜，告诉齐桓公说：“大王看见的这个鬼怪叫委蛇，谁看见他，谁就将称霸诸侯。这是大吉大利的事，可喜可贺！”其实，这位农夫也是瞎蒙，净挑好听的说。委蛇就是泥鳅。泥鳅谁没见过啊？

病殃殃的齐桓公一听，原来是好事，天启神示，原来是要我当霸王，这病就去了七分，再加上太医的调理，身体很快就恢复了。齐桓公把这个农夫皇子召来，准备重赏，但是农夫并不接受，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一份赏赐，已经心满意足了，古代农人就是实在，该拿的拿，不该拿的就不拿，于是农夫皇子退出了王宫。

但是齐桓公觉得，君无戏言，既然已经说出去的赏赐，再放进腰包里面，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就把这份赏赐给了管仲。管仲还没有来得及说谢，竖貂就跳起来了：“揭榜的是农夫皇子，回答问题的还是农夫皇子，功劳是他的，赏赐也应该是他的，既然人家不领，那就应该回归国库！”齐桓公大病初愈，心情极好，这竖貂相当于一盆冷水把自己的心情都弄坏了，我堂堂一国之主，想赏赐谁就赏赐谁，轮不到一个宦官在这里大呼小叫，于是乎，把这盆冷水原封不动给竖貂泼了回去：“你可拉倒吧！要是没有管仲用自己财产张榜的因，哪有皇子揭开寡人心里郁结的果？别废话啦。”竖貂再一次碰一鼻子灰。

交锋这么多回，每次竖貂攻击管仲都像往水里扔石头一样，几个水花一过，一切恢复平静，风浪稍微大一点呢，又有齐桓公这个大墙挡着，因此竖貂只能把怨恨积在心里，不敢再和管仲正面交锋，转而开始贯彻篡位要从娃娃抓起的方针，把目光挪向了太子。

齐桓公生的儿子一共十几个。庶夫人长卫姬生的无诡是长子，竖貂就跟易牙联合起来以母以子贵的道理说服长卫姬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然后竖貂负责身边，易牙负责桌边，长卫姬负责枕边，三边天天就是在齐桓公的耳边唠叨早点把无诡定为储君的事儿，齐桓公不堪其扰，就草草答应下来。可谁知立储之事在葵丘会盟的时候突生变故。在赴会途中，齐桓公与管仲说起立无诡为储君之事，管仲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知道我在这里他们没法子胡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啦，于是指点齐桓公应立公子昭为储。针对齐桓公对公子昭斗不过无诡的担忧，管仲的建议是趁着这次会盟，找一个信得过靠得住的诸侯，把公子昭托付给他。这个重托，最后落在了宋襄公的身上。这样，竖貂利用立储而篡权的阴谋也破产了。而管仲的深谋远虑，也为公子昭的未来，准备好了强大的应援。

葵丘会盟后不久管仲便一病不起。管仲病重时，对桓公分析了竖貂一切行为，揭露了竖貂媚君乱政妄图篡权的阴谋，桓公醒悟，把竖貂、易牙、开方赶出了宫廷。管仲之后，隰朋和鲍叔牙先后接任相国，齐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少了贴心小棉袄和贴胃大马勺的齐桓公吃也吃不舒坦，玩也玩不乐呵，老是想着这三位。长卫姬没事儿就煽风点火，终于让齐桓公下定决心召回这三人，并因此同鲍叔牙大吵一架，导致这位老臣不久后也郁郁而终。

随着管鲍相即去世，朝堂上已经没人能阻止竖貂祸乱宫廷了。他在长卫姬的支持下，网罗党羽，支持他们的人就给高官厚禄，反对的人就重刑相加或杀戮，齐廷人心惶惶，杀气腾腾。齐桓公对此却一无所知，一如既往地嬉戏游玩，好像管仲还在朝中一样。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终于有一天，齐桓公病倒了，对于竖貂来讲，这可真是盼了好久的机会啊，秉着错过这村就无这店的态度，竖貂等人首先假传齐桓公的旨意：任何人不准探视。接着把宫中的其他宫人全部赶走，把宫门先拿泥土封死，再在齐桓公的寝殿周围垒起三丈高的围墙，只留出一个小口。竖貂等人只顾扶持公子争夺王位，而齐桓公拖着衰朽之躯却无人照管，没吃没喝，只能靠屋檐滴下的雨水苟延残喘，几天之后便一命呜呼。桓公死后，遗体整整停放了六十七天无人收殓，尸体腐烂臭气熏天，绿头苍蝇满宫飞舞，蛆虫到处乱爬，一直爬到宫外。可怜一代叱咤风云的霸主雄杰，死状竟如此凄凉，悲哉！

齐桓公死后，竖貂等人秘不发丧，立公子无诡为太子。对反对立无诡为太子的群臣，竖貂露出了他心狠手辣的一面，对他们大肆屠杀。面对此种情形，其他公子又怎能善罢甘休？一时间齐国宫殿成了最前沿的战壕，各个公子占据不同位置互相对峙。最终经过老臣高虎的斡旋，公子无诡将早已腐烂得不成样子的齐桓公发丧然后登基，竖貂酝酿多年的计划终于实现，掌握大权的雄心也终于达成。

不过好景不长，正牌太子公子昭逃到宋国，当年在葵丘受齐桓公托孤的宋襄公集结各国联军来向齐国兴师问罪。宋襄公大军进入齐境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无诡只好派易牙出战，又任命竖貂负责调度指挥，高虎和国懿仲两位元老级人物守城。这二位老臣自然不会让这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白白错过，在周密地计划之后，高虎请竖貂上城楼商议守城方略，竖貂想着自己身为总指挥，这回一定得好好露一手，让这俩老家伙知道知道自己的手段。但是三杯酒之后，竖貂先知道了老家伙们的手段，埋伏在城楼上的兵士一拥而上，把竖貂砍成了数段。

竖貂不仅是中国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宦官，而且是第一个自宫者。即使在齐桓公时代，即使在好色的齐桓公后宫充盈的情况下，竖貂仍然得到了齐桓公的宠幸。自宫者被宠幸的荣誉，在自宫的源头处就得到了最大的兑现。而自宫者用身体残缺换来的宠幸，带给作为宠幸者的帝王的，通常是铁、火、甚至于血的代价。

秦·赵高：指鹿为马祸江山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有权势的宦官，也是唯一一位坐上丞相之位的权阉就是赵高，而历史上关于赵高的记载如浮云一般不知所踪，司马迁在《史记》中洋洋洒洒讲述了许多忠奸，也写了秦朝的丞相李斯，但却没有给下一位丞相赵高写传记，是司马迁忘了写，还是这位大历史学家根本就不屑于浪费笔墨和精力在这个赵高身上？让我们来看看关于赵高的故事。

在《史记·蒙恬列传》中，我们找到了关于赵高的些许踪影：“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这“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就是说呀，老赵家的孩子都天生下体发育不全，而这个发育不全，也为赵高当宦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后世也有说赵高不是宦官，因为司马迁只是说“隐宫”而不是“宦”，而这个争论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对于赵高而言，“非宦阉”的争论已经被他“秦王朝第一奸臣”的名号所湮灭。“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这一段儿得从赵高的身世说起，赵高的父亲是秦王的远房本家，因为犯罪，被施刑，其母受牵连沦为奴婢，所以赵高弟兄数人“世世卑贱”。赵高却逃过“卑贱”的命运，做了一名士人。您肯定问为什么了？这乃是源于一条秦律：“非史子医殳（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这句话译成现代语，就是说：你若不是“史子医殳”，是不可以进学堂的，否则就是犯罪。赵高父亲是一名刀笔吏，就是深谙法律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的大律师。大律师的儿子也就有资格学文化了，而且，赵高之所以得秦始皇的宠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秦王闻高强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秦始皇听说他（赵高）为人勤奋，又精通法律，便提拔他为中车府令掌皇帝马车，还让他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判案断狱。驾御车让赵高的政治生涯上了一个平台，而当胡亥的老师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胡亥党一员。

“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赵高善于观言察色、逢迎献媚，因而很快就博得了秦始皇和公子胡亥的赏识和信任。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蒙毅不敢阿法，要按律处他死刑，秦始皇却赦免了他并复其原职。赵高犯的什么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两点可以肯定：一，生死是老大说了算，赵高本人很受老大的关照；二，赵高明白，以后想不再有类似的情况，就得巴结好老大，就得控制好老大，甚至当老大。自此以后，赵高做事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并再次得到秦王的信任，加冕为“行符玺事”，放在明朝就是掌印太监，更具有宋朝监军太监的职责。

秦始皇喜欢游玩，其足迹可谓遍布中国各地名山大川，那么秦国第一司机每次都有机会侍奉左右，赵高的人生转折就在传说中的古宫殿“沙丘”。秦始皇暴毙，临终时身边只有他最信任的宠宦赵高、最喜爱的小儿子胡亥和最倚重的宰相李斯。可就是这三位，心里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违背了这位千古帝皇的遗诏——传位公子扶苏，蒙恬接管军权。扶苏即位是赵高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多年混迹于宫中，作为胡亥党的一员，若扶苏坐上宝座，那么自己只有远离权力中心甚至性命不保，就算活着，蒙恬手握军权，我哪里还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呀？飞黄腾达的机会就在眼前，因为秦始皇离世突然，只有贴身的人知道，而扶苏正在离沙丘几千公里之遥的上郡监督由大将蒙恬率领、防御北方匈奴的边防部队，赵高有机会施展他的阴谋。而这个阴谋得首先说服两个人：一个是只会玩乐的胡亥；另一个就是丞相李斯。

赵高兼职多年，那个傻不拉唧的胡亥很容易对付，毕竟生于君王之家，再傻也知道当老大好，而李斯就需要费一些口舌了。但是对于善于观察勤于心机的赵高，那李斯也不在话下。

丞相李斯毕竟不是个泛泛人物，他曾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参与制定律法，统一车轨、文字以及度量衡制度。但李斯不是个忠臣，更不是个正直的人。对他来讲个人利益一向重于国家利益，荣华富贵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弱点被敏锐的赵高抓住了。此时的李斯其实很矛盾，不知道旧主离世后，回到咸阳是不是还有自己的荣华富贵，这时赵高出现了，他在李斯面前一番陈述利弊，说先王的诏书和传国玉玺现在胡亥的手中，抬高了胡亥的资本，先让他先心里有个衡量，然后又说了，扶苏向来信任大将蒙恬，假如扶苏当了王，那么丞相的位子能是你李斯的吗？很明显新王会让蒙恬挤兑你的，你李斯哪儿还有荣华富贵呀！没有了，绝对不可能有的！

这一席话，处处为李斯着想，突出了个人利益，同时也说中了李斯的焦虑。若李斯不支持赵高的政变，那么以上种种可能都会是真的。讲清楚利害关系，这三个人的联盟也就结成了。

三人隐藏了秦始皇的死讯，秘不发丧，而后篡改诏书内容，立胡亥为新君，赐死长子扶苏。扶苏还真是个大孝子，接到这样的诏书，还真以为他爹赐他死，自杀了，中间没有任何节外生枝。赵高一伙立马就回到首都，给秦始皇发了丧，然后就让胡亥顺顺当当地坐上了皇帝位子，这就是秦二世。还记得蒙毅吗？之前没有把赵高咔嚓掉可以说是个大错误，蒙恬是蒙毅的哥哥。前有和蒙毅结下的梁子，后有秦始皇想将军权交予蒙恬，那蒙氏家族就不得不消失。继承大统后，赵高立马就被升职为郎中令，位列九卿，掌管宫廷警卫。

秦二世坐上宝座后一刻也离不开赵高，两人间的一段精彩对话足以描绘出一傻主一奸臣。

秦二世问：“人生在世，不过白驹过隙。我既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权有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所以我要享尽天下艳福，你以为如何？”

赵高答：“这是极聪明的见解，愚蠢的人永远想不到。”

自此，秦二世一门心思地玩乐胡闹，从未过问国家大事，权力就滑入了赵高手中。

在赵高指点下，傀儡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赢政的十二个儿子，自己的哥哥们全部砍头示众；自己十位如花似玉的姐姐们则被投入监狱，活活被赵高鞭打致死，然后剥光了衣服陈尸街头，任乡里小儿猥亵凌辱。敢于直言的功臣以及不被赵高控制的臣下都一一被解决掉了，而空下来的位置，赵高就安插了自己的党羽。

赵高教导下，这个傀儡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大兴土木，建造举世闻名的阿房宫，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导致横征暴敛，耗尽国力民财，民心大失，国家不堪重负，人民怨声载道，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激起全国沸腾的民变，而后就有了陈胜吴广起义。一年内，大半个国家已不再受中央控制，秦帝国的权力所及只剩下最初发迹的关中地区。赵高封锁变乱的消息，将报告真实消息的官员全部扔进监狱，然后一一处死。

赵高并非是有意保护民变，他是明于人而暗于事的恶人，自然对全国沸腾的民变束手无策。可他又惧怕他人在战场上立功而受到重用，使自己的权力缩小，而这个人就是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李由当时是三川郡守，正在荥阳抗击起义军，扼住敌人西进的咽喉。在李由的英明指挥下，荥阳成了挡在前面的唯一堡垒。为了大权独揽，赵高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失去半点权力，这是多么大的权力欲望呀！就是这种欲望，让当初同一战线的李斯也难逃杀身之祸。在精密的设计下，他诬陷开国元勋宰相李斯私通东方的叛徒，把他和他的儿子李由双双送上了腰斩的刑场。这一箭双雕，让赵高当上了宰相，架空了君王，也让起义军西进秦帝国的心脏地带——关中，为推翻秦王朝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接下来要上演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指鹿为马”，而这一闹剧，正是赵高的权力欲望的极致。

此刻的咸阳城外，已到处卷起了亡秦风暴。秦帝国在民变的燎原烈火中没有倾刻覆亡，全靠它的财政部长章邯。这个善于用兵的将才，在几个月内就把已打进关中，拥兵数十万的陈胜吴广等消灭，进而又打败了新兴的楚国，杀死了楚兵团司令项梁。眼看全国的叛乱就要扑灭下去的时候，赵高不乐意了，因为章邯的声望已经高过了他。恰好这时章邯在河北巨鹿被项羽击败，这一次失利给了赵高一个杀章邯的理由，一则是嫉妒章邯的战功，二则是要把民变日炽的责任推到章邯身上，他向秦二世控告章邯纵敌玩寇，养敌自重。秦二世相信了，或者说是不得不相信。同时章邯的秘书长司马欣至咸阳请求增援，宰相三天称病未上朝，正在惊疑时听到密报便赶忙从小路逃走。赵高虽派人追赶，但还是让司马欣逃脱了。章邯求助无望，听到消息后知道回去只有死，只好率领身经百战的二十万野战部队向项羽投诚。六国旧贵族见机纷纷自立为王，并力西进。刘邦带着数万兵马迂回进入武关，为了早日攻克咸阳，他派人暗中与赵高联系，希望赵高能作内应。赵高担心秦二世知道后祸及自己，私下里盘算着乘乱夺位，以达到权力的最高点。

赵高心思缜密，先做一场臣意测试，这个测试的名字就叫“指鹿为马”。

多日未上朝的丞相今儿不仅来了，还牵了一畜生上朝。秦二世很诧异，问：“赵爱卿为什么牵一只鹿进来呢？”

赵高很自信地回问：“王近日操劳过度，这是一匹马，怎么会是鹿呢？”

秦二世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没错，是鹿啊，赵爱卿弄错了吧。”

赵高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转身准备做一个臣意测验。大臣们压力很大呀！摸不着丞相唱得哪一出。精明圆滑的大臣知道这是赵高在探底，谁不跟着他的标准答案走，就不会有好下场，就赶紧低声下气说：“是马，确实是马，王眼花了”，这占了大多数；有点儿骨气的正直大臣坚持真理，表达客观事实说是鹿，这个票数最少，少得可怜；最后是中间派，投了弃权票，表示自己愚钝，沉默低头。

这结果是胡亥错了，尴尬地笑笑也就退朝了，而赵高居然看到了反对票，自然要将秦朝最后的忠良斩杀殆尽。扫清了最后的障碍，他在朝中的权力可就是百分之百了。秦二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想要改变已经不可能了，这傀儡到此时也该结束性命了。

赵高派女婿阎乐带领上千士兵来到秦二世的行宫，谎称要抓捕逃犯，实则是要杀死胡亥。秦二世这个昏君，死到临头了，还妄想同阎乐讨价还价。胡亥说自己毕竟是天子，希望让他做一个郡官，万户侯也行？哀求无果，妥协道只要保存性命，跟老婆一起做个平凡老百姓，依然被拒绝了。痛心疾首，仰天长叹之余，秦二世自个儿抹了脖子，不仅窝囊了一辈子，最后还如平民一般入了黄土。

秦二世的死亡意味着此时的赵高已经走到了最高点。那也就该掉下来了，而且事实证明是一下子摔得粉身碎骨。赵高很想坐这把龙椅，他毕竟是工于心计之人，自然了解自己坐上去后龙座下群臣的想法，权衡利弊后他释然了，这龙椅有没有无所谓，手握大权才是王道。赵高如法炮制，选择了一个更年轻的人做接班人，这人是胡亥的一个侄儿，名叫子婴，就是所谓的秦三世。不过赵高确实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胡亥的侄儿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既然能逃脱当初扶苏等众兄弟被砍头的劫数，安然地活到现在，那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子婴可不是胡亥这样的软货色，他早已对赵高有了戒备和计划。

这正是新君登基的大好日子，但是子婴没有按时来，为什么？因为他要除掉赵高，平常赵高周围都是护卫，别说近身了，就是同处一室都隔着十几个人头的距离。既然是新君，那你一个丞相也得有礼节，我不仅不去找你，还得要你自投罗网。这新君登基可是“皇帝不急太监急”，说得一点儿没错，赵高不耐烦了，派了不少人去催，还是没有结果，那就只能丞相赵高亲自去了，他想着这个小毛孩儿不能玩儿出什么花样。这一去，赵高就从天堂走进了地狱，子婴早已安排好杀手藏在附近，当赵高还在大呼小叫催子婴赶紧去时，刀斧手全部向他砍去，这一代宦官丞相就这样命丧黄泉了。

子婴的接手秦朝政权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再有能力也无力回天，很快秦王朝就塌了。刘邦进占咸阳，子婴明智地投降了，刘邦大度地给了他一个活口，不过后来的项羽可没有给子婴生存的机会，秦三世被西楚霸王解决了性命。

东汉·郑众：助帝除异开先河

东汉初年，出现过两位名叫郑众的人物。时间早些的那位，我们姑且称为先郑，字仲师，来自河南开封，是个大经学家。他跟随他的父亲，同样是造诣颇深的经学家郑兴学习《左氏春秋》，发表了《春秋难记条例》等学术成果。这位先郑不仅是学术达人，更有凛然气节和斗争智慧。汉明帝时，他以给事中的身份持节出使匈奴，见到匈奴单于傲然不跪。单于怎能受得这份窝囊？便把他锁在小黑屋里，不给吃喝还不让见光。但单于没想到先郑的脾气比他还大，骂了一通匈奴无礼之后，拔刀就要自刎。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要是先郑真的自杀了，这事儿在国际社会上好说不好听啊，没办法，单于只好吃个暗亏，把他遣返了。

后来先郑在汉章帝时官至大司农，位列三公，是个不折不扣的牛人。而我们这一节的主人公，也就是年代较晚的另一个郑众，虽然只是宫中的一介宦官，地位不及先郑，可他的所作所为对东汉一朝，甚至之后将近两千年的中国政治，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远远深于同名的前辈。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郑众，字季产，来自河南南阳。在汉明帝刘庄在位时净身进入宫廷，成为宦官大军中的一员。由于他聪明伶俐，办事勤快，汉明帝便把他派往东宫，去侍奉太子刘炬。郑众年幼入宫，在这深不可测的宫廷里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既被派到太子身边，便把刘炟当成自己依靠的亲人，出入进退不离左右。而太子刘炟亦深知萧墙之内人人自危，故当面对种种诱惑时，即便是父子兄弟下手也绝不会含糊。但看着眼前这个聪明伶俐且还不通晓宫中的尔虞我诈的孩子时，刘炟难得地与他敞开心扉，以诚相待。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与其说是主奴，实际上却更像哥们儿。到了永和十八年（公元75年），汉和帝病故，太子刘炟便继承大统，是为汉章帝。汉章帝自己当了皇上，也没有忘记宫里的小哥们儿，提拔郑众做了小黄门，掌侍在自己身边。

公元88年，这个挺吉利的年数，对东汉王朝来说却一点都不吉利，这一年汉章帝刘炟暴病身亡。当时太子刘肇虽只有十岁，但基于国不可一日无君，他就这样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汉和帝。

故事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汉章帝后宫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儿，捎带说一说小皇帝刘肇的来头。

想当初，光武帝刘秀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攻进洛阳重兴汉室，他麾下的二十八员大将效力在鞍前马后，可谓是威风凛凛，战功赫赫。陇蜀平后，天下一统，光武帝偃武修文，退武将、进文臣，很多追随汉光武打江山的功臣宿将均受到了远超出于前代的封赏，交出兵权回到封地。当光武帝故去时，当年追随他南征北战的开国功臣们亦大多去世，光武帝之子，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汉明帝刘庄，追感曾经追随其父皇南征北战的二十八位开国功臣，遂令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史称“云台二十八将”。

可是如果您细看这二十八个人的名字，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大名鼎鼎的伏波将军马援竟然未在其列！这是为什么呢？汉明帝不让马援上榜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汉明帝的昭阳正宫是由阴丽华太后钦点的马明德——马援的女儿，马援就是他刘庄的岳父老泰山。当年马援死后被权贵陷害，整个家族都快成咸鱼了，幸亏家里有优秀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才让家族咸鱼翻身，重获权势，且渐渐走出阴霾，走向兴盛。这么个家族的励志故事，自然让各名门望族都在自己女儿们的身上下足了功夫，卯足力气向钱看、向上看。就这样，有三对姊妹花先后来到了汉章帝的后宫，揭开了六个女人的宫闱争霸新剧目的序幕。

宋氏俩美人，是明德马太后的表妹，筒而言之，她们未来的丈夫应该叫她们表姨。汉章帝时期两姐妹就被封为贵人。建初三年（公元78年）姐姐大宋贵人生下了一子刘庆。第二对姊妹花，是来自马太后的仇家梁氏，是光武帝的长女婿、当年诬陷马援的梁松的侄女。梁氏姊妹自幼丧母，被伯母舞阴长公主（梁松的妻子，光武帝的长女）抚养，长大后被马太后看中而得到汉章帝的宠幸，均被封为贵人，其中妹妹小梁贵人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生下了一子刘肇。

两对姊妹花，各有一子，一般而言，地位稳当，前提是没有遇到我们今天的窦氏姐妹。从血缘上来讲，窦氏两姐妹是汉章帝的外甥女，而且也算是马太后的仇家，不过窦氏姐妹在宫中为人和善，处事公道，被马太后赏识。好景不长，这对姐妹花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

建初三年，经马太后的批准，窦大小姐被册封为皇后，此时忌惮马太后的她还不敢轻举妄动。可翌年马太后病故，窦后便磨刀霍霍，蠢蠢欲动。第一个倒霉蛋儿就是大宋贵人，她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可是让不能生育的窦太后恨得牙根儿都痒痒。虽然宋氏姐妹为人行事谨慎低调，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窦后终于捏造出一个把柄，将宋贵人姐妹逼得服毒自尽，太子刘庆也被改封为清河王，同时立刘肇为太子。

当刘肇被立为太子时，他已经被窦后抚养了几年，完全不知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根本不是自己的生母。被夺走儿子的小梁贵人纵有万般委屈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谨言慎行装作完全没有这回事儿。可即使这样，她依然是窦后的心腹大患。这次窦后采用了曲线救国的策略，通过诬陷梁氏姐妹的父亲梁竦打击她们。在梁竦瘐死后不久，梁贵人姐妹也“以忧卒”。“以忧卒”这种宫廷特有的传统疾病，只不过是史家对不明不白的死亡的隐讳说法罢了。至此，窦后对后宫的大清洗也正式完成。

说完了窦后的发迹史，还得回到汉和帝。和帝年纪太小了，没有办法处理朝政，他强悍的老妈窦太后便乘机临朝。但是这个女人毫无远见卓识，没有一点像样的政治才干，一心只想利用权力为娘家人谋好处。由于自己根本不懂得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她所能够做的就是任人唯亲——让娘家人替她管理中央核心：她把哥哥窦宪由虎贲中郎将提升为侍中，负责中央人事组织工作；让弟弟窦笃任虎贲中郎将，负责中央卫戍工作；让弟弟窦景、窦环均任中常将，负责中央宣传工作。这样，窦氏兄弟便都在小皇帝周围占了的显要的地位，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治的中枢，而窦太后将政权统于自己一人之手，独断专横，强予决策。

在头几年里，和帝完全听命于母后和舅舅，是个孩子傀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表现出聪慧明断、沉稳大气的领导气质，并表现出对母后施政手段的疑义和对窦家势力扩张的不满，这就引起了窦宪等人的担忧，朝堂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倒窦舆论使窦氏兄弟更加恐慌。窦宪便与女婿郭举、亲家郭璜、心腹部下邓叠、邓磊等人密谋，决定伺机谋害和帝，篡夺政权。

此时窦宪与邓叠统兵在外镇守凉州，郭举、邓磊深得窦太后信任，出入宫廷，权势很大，内外已成夹击之势。和帝看出苗头不对，加之又有人泄漏了窦宪等人的密谋，这个十三岁的少年此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和权位而抗争反击。但是宫廷里朝堂上到处都是窦氏的党羽爪牙，就连自己的“母亲”也是不能依赖的，和帝知道司徒丁鸿、司空任隗、尚书韩棱等忠诚正直的大臣可以信赖，却苦于自己身陷深宫无法与外界联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个小小少年能想到的最可信赖的人就是自己皇帝老子的老战友老伙计——郑众了。

此时的郑众已经升职为钩盾令，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家花园的大总管，在宫中也是个老油条了。永元四年（公元92年）的一天，老郑被和帝叫去喝茶，不知为什么，老郑心里有点儿忐忑，不知道这个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大侄子今天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和帝把这个照顾自己多年的老管家召到身边，但他还是不敢确定这老郑到底可不可靠。

他试探性地问道：“郑大伯啊，你看太后一直限制朕，朕就说两句话都挑三拣四的，太后是不是管的朕太严了？”

郑众打了一个激灵，似乎知道了皇上要说些什么，他立马答到：“陛下已经长大了，太后这样管着陛下，老奴也觉得也不妥，陛下现在应该得到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和帝一看，有谱！立刻就把话挑明：“朝中大臣都是窦氏一党，他们都不听我的话，光有自由有什么用，你可有什么计策帮朕夺回属于朕的权利！”

郑众望了望四周，没有说话，他先是把门窗关紧，然后依附到和帝耳边，低声说道：“太后所依者，乃侍中郎窦宪。陛下要想夺回大权，必须先把此人给做了，老奴建议陛下下道诏书，召窦宪回京以辅政为名，在将他骗入京师，伺机刺杀了他，窦宪一死，其所兄弟皆一群乌合之众，一击可破。如此断了太后的左右手，令其无所依靠，而陛下威信大增，即可夺回大权。”

汉和帝大喜，立刻依照郑众的建议，下旨召窦宪回京。这窦宪平日骄纵成性惯了，接到诏书后，丝毫没有怀疑，兴高采烈地带着身边众将启程回京。待他和手下将官赶到京师后，受到代表皇帝的大鸿胪卿的盛情款待。看着自己这一等一的待遇，窦宪美得都找不到北了，连吃带喝，喝高兴了再吼两嗓子跳几下，这一折腾就把太阳折腾下山了。看到天色已晚，已不能入朝进见，窦宪便告别大鸿胪卿，乐得回府睡大觉去了。

可就在当天晚上，月黑风高，风云突变。和帝刘肇驾临北宫，令司徒兼卫尉丁鸿带兵严守城门；又令执金吾、五校尉等官员分兵逮捕郭璜、郭举父子和邓叠、邓磊兄弟。次日一早窦宪刚要上朝，不成想府第早已被郑众指挥的皇宫卫队围得水泄不通。谒者、仆射闯进窦宪府第，宣读皇帝诏书，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为冠军侯，其弟窦固、窦景撤职，并限令他们各回封地不准随意离开。正当窦氏兄弟手足无措之际，家人报来消息，郭璜、郭举父子和邓叠、邓磊兄弟等人被处死，其他党羽也被下狱流放或逐回原籍。

顾念窦太后的情面，和帝没有公开处死窦氏兄弟，而是在他们回到封地后密令窦宪、窦笃、窦景三兄弟自杀，老四窦环因平时表现不错，且未参与谋反计划，侥幸留得性命。就这样，窦氏家族这个以贪欲和权势构筑成的辉煌大厦几乎就在一夜间灰飞烟灭。失去了弄权手足的窦太后则开始了孤苦伶仃的生活，最终郁郁而终。

和帝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这一战的首功则非老郑莫属。为奖赏宦官郑众的首功，和帝专门设置了一个新的官职“大长秋”。“长秋宫”是东汉皇后的宫殿名，皇后是六宫之主，大长秋就是皇后近侍的首领，权势极大。这还不算，过了几年，和帝又封郑众为鄛乡侯，并赏赐了大量金银珠宝。可郑众年轻时就不是见钱就走不动道的人，到了这把年纪，更是云淡风轻，每次和帝要赏郑众钱的时候，他都坚决推辞，不得已时才会接受皇帝的赏赐。

老郑越是这样，汉和帝越是觉得过意不去。郑众一心服侍他们刘氏父子，一不求高官厚禄，二不求荣华富贵。由于身体缺陷，他一生都没有妻子，没有子孙，没有享受过天伦之乐，这辈子唯一能图的就是权利和金钱，而郑众除了对权利略有兴趣，对其他都不太敏感了。汉和帝同情他，他绝对不能让这位尽心尽力帮助自己的老太监孤独一生，他甚至很想直接认郑众为干爹得了，但碍于九五之尊的面子，他没法那么做。于是他想了个法子，帮郑众找了个干儿子，让这个干儿子代替自己尽孝心。郑众的养儿叫郑闳，以前叫什么已不可考了，他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太监养子。郑闳做太监儿子，也没什么委屈的，郑众去世后，郑闳承袭了郑众鄛乡侯的爵位，并由自己的养子郑安又承袭了一代。

至此，主人公郑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不难看出，郑众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帮助汉和帝清算窦家班。这件事在当时就已轰动一时，此后对东汉一朝的政治生态的影响却更加深远。自和帝始，东汉的皇帝大多是幼主登基，母后代为统领朝纲便顺理成章，作为一个女人，她所能信任并依赖的只有自己的父兄，这就成为外戚作乱的滥觞。当幼主长大，抢班夺权时，外戚自然不肯交权，皇帝就只能依靠自己身边和自己一条心的近侍——宦官来对抗外戚，并作为回报允许宦官弄权，如此宦官就成为东汉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窦后为外戚势力的猖獗种下了种子，和帝则为宦官势力的上位竖起了标杆。如是，和帝之后的百余年中，东汉王朝的国运就在外戚与宦官的相互绞杀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如果我们的主人公郑众在天有灵，看到身后的林林总总，想必也只能报以一声奈何，两行浊泪。

东汉·蔡伦：造福万世蔡黄门

如果我问您，您手中正在翻阅的这本书中，都凝结了哪些人的智慧和汗水呢？您的回答也许是辛勤笔耕的作者，也许是一丝不苟的编辑，也许是慧眼识珠的策划人，也许是披沙拣金的出版商……但您很可能会忘记一个人，一个尘封在历史卷宗里的人物，如果历史上没有他的出现，您现在捧在手里的就是一卷书写着密密麻麻蝇头小篆的沉重的竹筒。

没错，这个人就是东汉宦官——蔡伦。

造纸术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已无须赘述。造纸之父蔡伦长久以来也以高大伟岸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宣传中。可是如果您仔细查看历史就会发现，蔡伦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那么光辉。作为皇宫中的高级宦官，蔡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并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但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没有人愿意成为牺牲品，所以蔡伦的行为可说是“罪无可逭，情有可原”。我们不应因为蔡伦在后宫争斗的某些行为而对他横加指责，正如他发明造纸术的丰功伟绩不能掩盖这些污点一样。

每对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漂亮，活泼可爱，这是人之常情。但在东汉初期的章帝年间，如果谁家的孩子是个智商高的小帅哥，父母在欣慰满足之余，却有着深深的隐忧，因为当朝天子汉章帝热爱艺术，是个唯美主义者，喜欢派人到全国各地挑选秀外慧中的少年入宫为领袖服务。出生于湖南耒阳农民家庭的蔡伦就不幸被选中了。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十五岁的蔡伦失去了男人的命根子，流了很多血，承受了难忍的疼痛。随后，他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被带到了几千里之外的京城洛阳，进了皇宫，开始了做太监的生活。这一切给蔡伦带来的伤害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但皇宫给蔡伦带来的不只有伤痛，更有希望与梦想。这个走出歌于斯哭于斯的茅草屋，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的懵懂少年，憧憬着在新都洛阳闯出自己的天空。

事实证明，蔡伦不仅仅是个小白脸儿，更是个有才的小白脸儿。英俊的相貌加上过人的才干，这样的蔡伦谁不爱？入宫第二年，蔡伦就当上了小黄门，之后更是被擢升为黄门侍郎。您可别小看黄门侍郎这个职位，他是皇帝的近侍之臣，负责给皇帝传达诏令，事实上相当于皇帝的新闻发言人，皇帝那里无论有什么风吹草动都得第一个经过他的耳朵。这下，蔡伦可就被一个人盯上了。

在上一章郑众的故事里，介绍了汉和帝祖孙三代六名女眷共事一夫的纠结后宫，也简要叙述了后宫斗争的梗概。蔡伦在任黄门侍郎之际，正是窦后初入长秋之时。此时的窦后对育有一子刘庆的大宋贵人颇为眼红，她觉得虽然大宋贵人名分在自己之下，但这个孩子对膝下无子的她是莫大的威胁。何况此时刘庆已被册封为太子，一旦汉章帝遭遇不测，这孩子就会荣登九五，执策而御宇。到那时纵使皇宫再大，也不会有窦氏一族的立锥之地。这种忧患意识让窦后下定决心要搞垮大宋贵人母子。儿子是太子，生活在聚光灯下，不好下手，那就从他妈开始吧。

窦后既已下定决心，就开始留心大宋贵人的小辫子。可大宋贵人也不傻，把形势看得清清楚楚：自己与扶风马氏沾亲，而当年德高望重的伏波将军马援就是被窦后的叔爷，光武帝的女婿窦固陷害，忧愤而终，两家人本来就不对付。明德马太后活着时，慑于太后的威势，姓窦的还不敢造次，和我称姐道妹的，可现在太后已死，皇宫已经成了窦后的天下，自己又怎是她的对手？所以大宋贵人在宫中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授人以柄。

可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建初七年（公元82年），大宋贵人偶恙，需要菟丝子作药引，就写了一封信交太监送去娘家托人购买。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这个太监非但没有把信交到宋贵人娘家，反而转呈到窦后手里。窦后就以此为凭据，诬陷大宋贵人“挟邪媚道”，欲以巫术诅咒皇后，想自己取而代之。章帝虽然没有完全相信，但从此在窦后妖言媚惑之下，对大宋贵人母子越看越觉得不顺眼。随后，窦后又收买了掖庭令，唆使他上书皇帝控告大宋贵人和娘家密谋诅咒皇后之罪，要求交有司调查。章帝一看，嘿，和窦后的小报告一点儿都不差，于是批准掖庭令连着小宋贵人一块儿展开调查。太子刘庆也因为自己妈妈这莫须有的罪名吃了挂漏，章帝诏告天下，说太子继承了他母亲的恶劣遗传，不能承继天下，被废为清河王。

掖庭令调查时，窦后也没闲着，她也要对宋氏姐妹做点儿什么，当然肯定不会是好事儿。挑选人选时窦后颇费了一些脑筋，最终圈定了蔡伦。她知道蔡伦做事干净利索，适合担此重任。更重要的是，蔡伦身居要职，如果能拉过来为我所用，那我岂不是如虎添翼？把审讯宋氏姐妹的任务交给蔡伦，以他的一点就透，肯定明白这件事情该怎么做。本来没有的事几经他的手变成有了，他可就说不清楚了，这就让他不得不站到我这边来，让他死心塌地为我所用。

蔡伦接到这个任务，便明白了窦后的良苦用心，可他能做什么呢？是为含冤下狱的宋氏姐妹振臂一呼，还是为如日中天的窦后顺水推舟？经过权衡，蔡伦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无论是被逼的，还是自愿以此升官，蔡伦都义无反顾地向大小宋贵人落井下石，送了她们最后一程。两个美女被刑讯逼供，罪名成立，押送暴室待决。两位贵人不堪凌辱，服毒自尽，香消玉殒。

经此一战，蔡伦取得了窦后的信任，成了窦后的心腹。公元88年，十岁的刘肇登基，是为汉和帝，窦后——此时已经升级为窦太后——临朝听政。蔡伦作为窦太后的得力干将，被提拔为中常侍，随侍幼帝左右，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秩俸二千石，地位与九卿等同，一下子从宫廷内侍变成位极人臣。而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的潘多拉魔盒也就此打开。

可惜好景不长，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在心腹宦官郑众的帮助下一举铲除窦氏一党，掌握朝政。此时的窦后已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太后，没有了兄弟几个的支援，她此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幽闭在汉宫里走完人生的最后岁月。而蔡伦因为窦氏这顶帽子，在和帝掌政期间也是郁郁不得志。但蔡伦并没有自暴自弃，因为敏锐的他发觉聪颖的头脑能够帮助自己重出江湖。于是蔡伦爱迪生般的头脑中的创造力开始迸发，他开始鼓捣起宫中的竹竿水桶，器皿刀剑，而且样样都鼓捣得有模有样。

蔡伦鼓捣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他一时失志，而移情于斯，也不是因为他突然看破红尘，童心大发。而是因为，他发现宫里面有个大人物也喜欢这些东西，他是在投其所好，囤积为奇。也正是这个人在汉和帝将要清算蔡伦的时候站了出来，力保并重用蔡伦。这个人就是邓绥——邓贵人，未来东汉帝国著名的邓皇后，邓太后。

不同于蔡伦的前任主子窦后，这个邓绥可绝非等闲之辈。她的祖父，就是光武帝当年的同班同学，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太傅邓禹；她的母亲则是中国历史上堪称第一皇后的阴丽华的堂侄女。系出名门的邓绥，在入宫第二年便升为贵人，这时和帝的皇后阴后，乃是阴丽华之兄阴识的曾孙女，论起来是邓绥的姑表亲戚，还要低邓绥一辈。可就是这个阴后，嫉妒邓绥的相貌出众与贤惠识体，觉得邓贵人迟早有一天会干掉自己，莫不如先下手为强，免得养虎为患。面对阴后的一再挑衅，邓绥为了宫中大局而步步退让，避免与之交锋，一度被逼得几欲寻死。但由于汉和帝对邓绥的宠爱，使她一次次有惊无险地躲过阴后布下的陷阱。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阴后由于暗使巫蛊妖术被汉和帝废掉，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汉和帝立邓绥为皇后，邓后从此走上了政治舞台。

蔡伦因为发现了一代天后邓绥喜欢玩弄古玩、舞文弄墨，便在这方面下了工夫，顺利地得到了邓后的赏识，并被提拔为中常侍，在自己的仕途上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而让蔡伦名垂青史的造纸术，也算是机缘巧合，因投邓后之所好而造福世界。

邓后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十分重视教育对国民性格的塑造。她在阅读典籍的过程中发觉诸书之间错讹甚多，恐怕以讹传讹，歪曲了经典的原意。于是她命蔡伦组织一批五经博士等鸿儒，先校订经书，然后抄副本并颁发到各地。这就需要大量的纸张。为了完成使命、也为投邓太后所好。蔡伦主动兼职“尚方令”。尚方令是管皇宫御用刀剑、器物的小官，蔡伦以中常侍屈尊，为的是尽快造出所需纸张，并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在前人制造的丝织纤维纸基础上，在洛阳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植物纤维纸。他将造纸过程、方法写成奏章，连同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一同呈报汉和帝，和帝看后赞不绝口，蔡伦造纸术很快传开。这种纸被人们称为“蔡侯纸”，很快便风靡全国。

史书上并未记载蔡伦如何发明造纸技术，但我们可以利用其他材料加以推断。蔡伦的造纸技术大致源于他永元四年（公元92年）的一次下基层调研。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利用职务之便常到乡间作坊查看制作技术。一次他去到乡间，见到养蚕的妇女缫丝漂絮之后，竹簟上尚留下一层短毛丝絮。蔡伦处于好奇，将此物揭下来并信手拿笔在上面画了画，发觉下笔流畅且字迹清晰，可以用来书写，由此他便开始潜心研究造纸技术。在后来的实践中，蔡伦发现树皮这种富含植物纤维的材料更适用于造纸，而且树皮来源广泛，用树皮造纸可以大幅度提高纸的产量，但其缺点在于树皮中富含木素，果胶，蛋白质等物质，因而脱胶。制浆的难度相对较大。经过多次试验，蔡伦发现用碱性较大的草木灰水制浆有利于提高纸浆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经过蒸煮、曝晒、调浆等一系列工序制成的优质书写用纸，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蔡伦的建树不仅体现在造纸上。由于职务上的关系，蔡伦得以有观察、接触生产实践的条件。每有空闲，他就闭门谢客，亲自到作坊进行技术调查，学习和总结工匠们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再结合他自己的实践进行整合与创新。蔡伦所制造的器物，无论是金属刀具还是简单机械，在质量、性能及外观上均是精工制造，工艺水平之精湛堪为后世仿效。

虽然凭着科研成果蔡侯纸享誉全国，但蔡伦心里明白，这些发明创造都是些小打小闹，不过是自己重回政治巅峰的铺路石罢了。他不曾忘记少年时被阉割的痛楚，更不曾忘记爹娘在老家辛苦一年却颗粒无收的绝望。虽然洛阳的天空因为宫廷的浊气不再蔚蓝，但他执着的梦想却一直珍藏在飘渺的云端。科学家不如公务员，这个道理他再清楚不过了。

就在蔡伦进献造纸术后不久，体弱多病却又操劳不止的汉和帝英年早逝，享年27岁。邓后自己无子，遂迎回了寄养民间，年方百日的和帝幼子刘隆继承大统，是为汉殇帝，邓太后自己临朝听政。可惜汉殇帝继承了他父亲的赢弱体质，数月之后便追随其父而去。邓太后与兄长车骑将军邓骘又拥立章帝之孙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

邓太后虽然才能足以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但她毕竟是一介女流，不便随时抛头露面，仍然需要依靠自己的兄弟邓骘等人治理国家。但前朝窦太后任人唯亲招致的外戚烈祸依然历历在目，让邓太后不得不引以为戒。一方面，她严厉约束邓氏一族，对于本家亲戚族属犯法者，从不无故释放宽贷；另一方面，她也提拔了一些宦官，借助他们来与公卿大臣传达消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其中的翘楚就是蔡伦。

邓太后在安帝朝摄政的十余年，是蔡伦政治生涯的巅峰。蔡伦一生最值得回忆，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事情，就是他辅佐了一代女皇邓绥。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邓绥时代，蔡伦在她的那些业绩中具体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但是，内宫要与外朝联系，蔡伦其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以蔡伦为首的宦官势力和以邓骘为首的外戚势力在邓太后的统领下珠联璧合，联手创造了东汉最后的太平盛世，也谱写了宦官与外戚难得的和谐乐章。蔡伦在邓太后摄政时期，晋升龙亭候，再升长乐太仆，达到了自己人生的最顶端。

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永宁二年（公元121年），邓太后薨，享年41岁。作为大宋贵人孙子的汉安帝，此时开始了对蔡伦的秋后算账。当然汉安帝清算蔡伦不仅因为他是逼死自己祖母的帮凶，更是因为他是邓太后的爪牙，前朝余孽，怎可不除？

此时，在宫廷为宦四十六年的蔡伦已年届六旬。心力交瘁的他不想再折腾下去了，没等审讯到来，就穿上华丽的衣服，喝下鸩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他聪明绝顶的选择。他所不知的是，在他身后，他的同僚邓骘也因无端蒙冤，愤而绝食而死。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就此来临。

作为一个政客，蔡伦一生为官内廷，先后侍奉四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后，节节攀升，身居列侯，位尊九卿，但让他飞黄腾达的机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科研成果；作为一个科学家，蔡伦发明造纸术，改进金属冶炼技术，却只把它们当成帝后的玩物与为自己邀功的筹码。在两种身份的切换中，蔡伦蹉跎了一生。或许没人注意到，今日在全球享有盛誉的大发明家在两千年前，他生命的意义仅存在于皇宫那几平方公里。

东汉·张让：敛财弄权葬汉室

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开篇就提到：“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但《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三国演义》也不例外。真实历史中这一批擅权的宦官并不是十个，而是十二个，都是在皇帝寝殿中侍奉的中常侍。这十几个宦官在张让的率领下，贪婪蠹政，败坏朝纲，最终将东汉王朝亲手埋葬。

汉灵帝刘宏，是东汉两位最昏聩的昏君之一，另一个就是他的前任汉恒帝刘志。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提到，刘备每每与他论及东汉衰败的原因，“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但如果我们探究历史的细节就会发现，炮制了东汉王朝悲剧的汉灵帝，其自身也是一个悲剧。

永康八年（公元167年），正值壮年的汉桓帝去世，大将军窦武立已故的河间解渎亭侯刘苌的儿子、时年十二岁的刘宏为汉灵帝。当时还是少年的刘宏被命运之神“选中”时，还看不透这其中的曲折。但不久他便明白他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仅仅因为他是擅权外戚掌中的木偶。面对人生境遇中这种极度的大起大落和变幻莫测，刘宏做梦都在担心——瞬息间获得的至尊至贵，会不会转瞬间化为乌有？甚至想再过上清贫安宁的生活，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奢望……

渐渐长大的刘宏，就承载着这样终日戚戚的心理负荷，慢慢地看清了自己的来时之路。少年天子这种心理深层的负荷在以后宫廷生活的浸润下变得愈来愈沉重，当他寻求纾解时，外戚高傲的鼻息和士人冰冷的面孔都让他望而却步，只有身边的宦官才能给他一丝温暖的感觉，就是这一丝温暖让高处不胜寒的灵帝可以暂时摆脱王位的束缚，享受普通人的快乐。灵帝常常对身边的人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娘。”借助与皇帝的这种亲密关系，张让、赵忠等权阉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终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张让等人最让汉灵帝欣赏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敛财能力。这财可不是忘国库里敛，而是往汉灵帝的腰包里敛！您可能不明白了：这汉灵帝脑子里进了八宝粥了吗？身为皇帝，国家都是你的，还攒钱干嘛！这您就有所不知了。灵帝虽然生在王侯之家，算是个官二代，可富二代跟他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他在家过的基本是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比后来编竹席卖草鞋的汉室宗亲刘皇叔也就强那么一点点。正因为如此，穷怕了的汉灵帝打起了国库的主意。可东汉内耗了这么多年，国库怎会有什么盈余呢？这没钱哪行啊，汉灵帝可就犯愁了……

关键时刻，还是干爹能指上。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这一日，张让只在灵帝身边俯身耳语了几句，便让灵帝笑得合不拢嘴，连呼“老张老张，你太有才了！”。不久后，汉宫西园便多了一个“西园卖官所”。开业大吉之日，灵帝亲自剪彩，怎一个气派了得！这个机构顾名思义，就是卖官儿的地方。除了皇帝不卖，其他的从三公九卿到县令督邮，有价钱就好商量，而且保证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款到发货，还包邮哦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皇帝家做买卖确实价格公道：年俸两千石的官职售价两千石，年俸四百石的官职售价四百石，您要是不差钱儿，您就交全款；您要是缺钱，也可以赊账，等到上任之后付点儿利息。还有，如果您真是有真才实学而被地方举荐的官员，就地打五折，眼睛都不眨！一时间在西园买官的人所排的长队，无悬念地秒杀iPhone 4S首发的盛况。

还是灵帝说的对，张让真的太有才了。在马克斯·韦伯提出“权力是一种资源”的论断一千七百年前，张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灵帝赚得盆满钵满，始作俑者张让也狠捞了一把油水，只是东汉的吏治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同时百姓的日子也过得更加水深火热。

由于天子无道，宦官横行，不堪欺辱的百姓在河北巨鹿人张角的领导下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揭竿而起，反抗朝廷。起义军都在头上包裹黄色头巾，史称“黄巾起义”。他们攻占城池，捕杀官吏，打击豪强，声势浩大。虽然起义只坚持了九个月便被皇甫嵩等人镇压下去，依然对东汉政坛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起义爆发后，郎中张钧上书灵帝，直言：“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之所以云集响应，其祸根都在十常侍身上。他们让自己的亲友任职州郡，敛财害民。黎民百姓无处申冤，只得落草为寇。如今应把十个中常侍的人头砍下，挂在南郊示众，并诏告天下，向百姓道歉。如此一来，无需刀兵之苦便可安黄巾之乱。”

灵帝走马观花地看完，压根儿没往心里去，随手把奏折扔给了张让。张让等人看罢出了一身冷汗，赶忙免冠徒跣，叩头谢罪，请求灵帝允许他们去洛阳的监狱自首，还现场捐款，把自己家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充当镇压起义的军费。灵帝本来就对张钧的奏章不以为然，看到张让等人的乞怜表现更是于心不忍，好言安抚并让他们继续任职，临了还不忘发泄一句：“这家伙真是个混蛋，难道十常侍里就没有一个好人吗？”倒霉的张钧也因此被诬陷下狱，折磨致死。

灵帝有所不知的是，自己的气话一语成谶，十常侍里面还真就没有一个好人。当黄巾风暴席卷全国之时，斗争经验丰富的张让早就为自己备好了退路。他暗中派人和张角联络，虽然具体内容无从知晓，但一旦起义成功，张让依然能在权力中心游刃有余。起义失败后，灵帝也就此事诘问过张让，但张让把事情一股脑推到侯览王甫两个死鬼身上，并找了俩倒霉蛋儿给自己垫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也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灵帝和张让的所作所为了，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南宫起了一场无名大火，烧毁了很多宫殿。看着烧焦的残垣断壁，张让心中窃喜不已：赚钱的机会又来了！

借着修葺宫殿的名义，张让、赵忠等人怂恿灵帝加征农业税，每亩田地多收十钱作为修复宫殿的费用，同时责令各个州郡代替皇家采购木材，花石。当采购好的木材运到洛阳后，监收的张让赵忠等人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这根弯了就是那根窄了，连木头上的花纹不对都不行。在他们的百般刁难下，没有一根木头是合格的。这可苦了州郡的官员们，费老大劲折腾到洛阳的木材，怎可能原封不动地再送回去？只能打折处理给宦官们再回去重新征发，而且通常卖给张让他们的价格只有收购价的十分之一，这可真算得上是跳楼价了！等到官员们回去征发新的木材时，差点儿没把他们气死！原来新征来的木材就是之前他们处理给张让的那一批！入手之后张让又高价卖出，从这剪刀差中大发横财。

在张让等人的手段下，南宫一年又一年老是修不好，可他们自己的宅第却越来越豪华，堪比灵帝的皇宫。一次灵帝想登上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们自然不能允许，因为他们怕灵帝看到自己的深宅大院，这可是僭越的大罪啊！于是他们唆使宦官元老尚但对吓唬灵帝说：“天子可不能登高啊，一旦登高人民就会叛逃。”这种混账话糊涂的灵帝竟然也没怀疑，他便打消了登高的念头，继续在宦官们营造的天下太平中尽情享乐，而张让等人也愈发肆无忌惮。

公元189年，灵帝去世，何皇后所生长子刘辩继位，何皇后被尊为何太后，何太后的哥哥，屠户出身的何进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辅佐朝政。风水轮流转，外戚再次掌握大权，这让张让等人着实紧张了一阵。紧张归紧张，但张让心里有底，因为他知道，即使何进想置常侍们于死地，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何进就只能干瞪眼儿。

这个人，就是何太后。

张让从前辈们的斗争经验中悟出，搞好统战工作与自己的安危关系重大，他统战的对象就是何太后。想当年何太后还是何皇后的时候，因为嫉妒同侍一夫的王美人所生的陈留王刘协受灵帝宠爱，便设计鸩死了王美人。灵帝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要废掉何皇后。张让和同是宦官的大将军蹇硕得知后便在灵帝面前给何皇后苦苦求情。灵帝权衡再三后，保留了何氏的皇后之尊，因此何皇后一直对张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张让的养子，两家就这么结亲了。与何皇后搞好关系的同时，张让也没忘记对何皇后的母亲舞阳君和何进的异母弟弟何苗开展银弹攻势，这一对见钱眼开的母子自然是拿人家手短，平时也没少在何进面前给宦官们说好话，因此何进对宦官们也并不是那么反感的。

但在关键时刻，光搞嘴皮子上的统战是不够的，张让需要动些真格的表示诚意。于是大将军蹇硕就成了牺牲品。蹇硕是支持陈留王刘协的，曾设计诛杀何进而未遂，张让等人自然深知何进对蹇硕的忌恨。他们把蹇硕说何进坏话的那些个书信主动拿出来给何进看，然后当着何进和何太后的面，把蹇硕诳进宫中诛杀。何进从皇宫中出来的时候，走路几乎是飘的，张让的这个举动，表明他已经赢了，多少个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终于等来了今天，宦官们彻底服输了，曾几何时那么不可一世的十常侍，如今终于拜倒在他杀猪大将军何进的脚下。而张让也长舒了一口气，一时的低头认怂消弭了杀身之虞，值了！

可这次，张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何进的部将，四世三公的著名诸侯袁绍袁本初给正在兴头上的何进泼了一瓢冷水。作为豪强地主在官僚阶层中的代言人，袁绍对破坏了大地主利益的宦官痛恨到了极点，他清醒地指出：除恶务尽，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何进突然又明白了，没错，张让等人专横跋扈多年，岂能屈居人下？今日我略占上风，他们自然认栽，他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群阉宦必然咸鱼翻身，不行，还得杀。这何进立马就往宫里跑，他要妹妹何太后立刻下旨将宦官悉数罢免。注意，是罢免，不是诛杀。

张让等人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顿时大惊失色。他们明白他们之前的作威作福不过是仗着有皇权撑腰，狐假虎威而已。如今虎威不再，狐何以假？他们必须要研究出一个自保之策。回到家中，鬓发斑白的张让跪倒在自己的儿媳的面前，不住地磕头，涕泗横流地说：“如今大将军何进加罪与我，我只能返回故里。但念及累世蒙受皇恩，而今一旦远离宫殿便再无回归之日，不禁情怀恋恋。我只想最后一次入宫当值，再侍奉一次太后和陛下，然后退就沟壑，死也没有遗憾了！”

何太后的妹妹听罢自己公公的一席话，不禁悲从中来。张常侍对我何家恩重如山，下场怎么可以如此凄凉？她立即进宫面见姐姐替张让求情。何太后本就不想对宦官赶尽杀绝，再加上自己母亲弟妹的哭诉，一怒之下将被罢免的宦官又重新召入宫中。

一计不成，袁绍又生二计，只不过是个馊主意。袁绍建议何进让外官董卓率兵围住京城，就说群情汹涌，要杀宦官，你虽为大将军，却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为了京师的安全，只有尽除阉人，就这么胁迫你妹妹就范。何进一听，好办法，妙！这样一来我也脱了干系了，天下人要杀宦官，我也没办法，我妹妹也难推搪，现在就办！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何进手下的主簿陈琳和典军校尉曹操都反对袁绍的的意见。他们认为地方部队威胁中央，势必酿成大祸。只可惜袁绍这个二傻子碰上了何进这个大傻子，董卓军队马蹄的烟尘已经遮住了洛阳城的残阳，这次引狼入室也拉开了四百年尘埃乱世的序幕。

再说张让等人，突然来个大兵围城，可把他们吓到了。好你个何进，还真要斩尽杀绝啊！事到如今，张让等人也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一咬牙豁出去了，反正我们这群人自幼受苦，谁不是自小挨打受骂长起来的？有多少人胯下挨一刀挺不过去死了？咱们混到这步，也算是富贵荣华了，既然何进不让我们活，我们也不让他活，杀一个够本，杀了他之后再胁持太后、皇帝赦免我们，可能还就不死了呢，就这么办！

很快，张让派人假传太后旨意，说何太后让大将军入宫议事，何进一听，好，我妹妹要让步了，赶紧去听听。他就往宫里走，袁绍也带着兵紧随其后，到了宫门外，按规矩何进进去，其他人在外等着，何进大模大样地走进省闼，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务院办公厅，让宦官告诉妹妹，我来了，啥时候让我进去？

宦官转身去禀报，可不是禀报何太后，而是报给张让。张让一听，来了？好，走！领着大小宦官几十个就来了，正好把何进堵在办公厅。张让盯着何进，眼睛都快瞪裂了，身后的十常侍个个怒目横眉，手持利剑。张让指着何进质问道：“天下大乱难道都是我们的错？先帝和你妹妹吵架的时候，是谁拉架来着？是谁帮你妹妹说好话来着？你都忘了么？没有我们，你们兄妹能成事么？哦，今日你发达了，却想杀光我等，你不觉着太过分么？你到处说我们贪赃枉法，污浊不堪，你呢？你干净吗？你倒给我说说看，这朝廷上到底有谁干净呢？”此时的何进，还没摸清楚情况，就成了宦官的刀下之鬼。

何进被杀的消息传到宫外，袁绍可不干了。他立刻派兵冲击皇宫，进宫后疯了一样见到没胡子的也甭管到底是不是宦官，上去就是一刀，一共杀死了两千多人，张让的好基友赵忠就死于兵士刀下。可张让聪明啊，此时的他已经和段珪劫持了皇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逃往宫外，甭管往哪儿跑，撒开丫子就奔啊！但背后的追兵很快便掩杀过来，张让等人眼见大势已去，向皇帝刘辩叉手施礼，跪倒身躯，叩头流涕：“臣等死后，天下必乱，陛下自爱吧！”说罢纵身跳入黄河，东汉最后一批专权的宦官消失在滚滚洪流之中。

张让的自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宦官时代画上了句号，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延续千年。宦官与外戚的矛盾，只是皇权与豪强矛盾的外化；士人集团经过一番血染的洗礼之后也逐渐转型，在将来以更有力的姿态在政治舞台上角逐；各路军阀已经为百年的乱战蓄势待发；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蠢蠢欲动，觊觎着丰饶的中原。自此，发育成熟的各股政治势力在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故事与沉思。

唐·高力士：千古贤宦第一人

看完了东汉时期的各种宦官，想必读者会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宦官＝大坏人，只要是个阉人，那么“佞臣贼子”的大帽子就会不由分说地扣上去。而历史上就有那么一个宦官，他是宠臣、是忠臣、是功臣、是重臣。

他就是高力士，被誉为“千古贤宦第一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就因为是宦臣，所以人们审视他时，先看到的总是那顶莫须有的“佞臣贼子”大帽子。《旧唐书》和《新唐书》就像两个小冤家，《旧唐书》把高力士往坏里写，而《新唐书》则极力为高力士翻案，和《旧唐书》互掐。既然说到这儿了，不妨多说几句这两本书，作为我们故事开头的开胃小菜。

想问这两本谁更可信，其实很难回答。《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官修的史书，成书时间接近于唐代，史料齐全而准确，但五代时期政治动乱，给这部史书的编写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旧唐书》看起来更像是将史料收集成册，叙述历史，却缺少历史观点的史书；《新唐书》则不同，成书于时局稳定且物质文化丰富的北宋年间，鼎鼎大名的欧阳修、宋祁坐镇一线，发表历史观点，评价历史人物，但《新唐书》出生的时间距离唐朝有点儿小久远，史料丢失比较多。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和分析，还原一个真实的高力士。

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一生中侍奉过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皇，官从九品一路升至一品，与唐玄宗亦仆亦友，死后墓葬成为玄宗唯一的陪葬墓。李白的花边新闻“力士脱靴，杨妃捧砚”，让许多文人津津乐道，以至于大多数人在看高力士时，多是伟岸身躯旁一个趋炎附势的阉人（高力士）为他脱靴子，一个红颜祸水（杨玉环）为他磨墨。

关于高力士的出生，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孤儿，年幼无依，各处流浪，后被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名高力士。另一说则更可信，因为冯元一家谱很全，祖籍广东高州（今茂名地区），出身名门，其曾祖父冯盎，为隋唐年间的大将军，是当时的少年英雄，曾为广、韶十八州总管，而冯盎的奶奶就是被称为“岭南圣母”的冼夫人，据说冼夫人本人也是戎马出身。高力士的祖父冯智玳为潘州刺史，父亲冯君衡承刺史之位。其系表：冯宝（夫人冼英）——冯仆——冯盎——冯智玳——冯君衡——冯元一，冯元一即高力士是冯宝与冼夫人的第五代孙。因父亲获罪，冯元一免死被阉，进宫做了小太监侍奉武则天，当时冯元一未满八岁。

小冯小朋友毕竟是官家孩儿，读过书，经历了家庭剧变，在宫中表现良好，不仅好学还很勤奋，武则天很是喜欢，但是伴君如伴虎，小朋友还是不小心犯错了，惹了武皇帝生气。新旧唐书均没有具体描述小朋友怎么犯错了，而且两书内容还有争议，但是细节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小朋友至少是活着被赶出了宫。受过教育和见过世面的小孩儿一定气质不同，宦官高廷福一眼就相中冯小朋友，将他收为养子，从此有了新名字，那就是高力士。

高力士后半生的成就，得益于幼年时打下的良好基础。

话说，高延福出自武三思门下，因而小高同志也能往来于武三思家。后来在三思的帮助下，小高在一年以后被武后召回宫中。绕了一个圈儿又回去了，但这其中辛酸恐怕只有小高才知道，于是小高更加谨小慎微。此时的高力士年仅十岁，史书对他的评价是“长六尺五寸，性谨密，能传诏敕”。用今天的话就是说呀，小高有身高有身材，为人谨慎，心思缜密，最最重要的是，他能够胜任传诏书口谕的任务。不久，就担任了宫闱丞这一官职。

如此小儿能传诏书口谕，可想而知小高确实比同龄人成熟很多，因为这个活儿可不轻松，看看电视剧里面，传诏书口谕的宦官，身型可不能猥琐，否则怎么能显示出皇帝的威严呢！而且声音还得洪亮，否则怎么能传达龙的声音，震慑下面跪倒的人！跪倒的可不是普通人啊。最重要的，你拿到诏书口谕时，还得学会揣摩上面人的心思，传完了，总不见得转头就走吧，得知会知会下面的人，圣上的弦外之音是个神马情况。而最最重要的，是你回到老大那儿，还得带回来尽可能多和尽可能正确的信息。武后毕竟是个狠角色，能被她选来宣诏，可想而知高力士天资聪颖、勤敏能干。

我们说高力士是功臣，首先他在大事上不糊涂，坚定地站在李唐王朝这一边，毕竟人们还是不能接受女人当政，对于皇权的巩固和政局的安定做出了他的两大功劳：平韦后、诛太平。

唐朝自武则天当政，局势多有变故。武则天死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昏暗的韦氏当权时代开始。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当时的临淄王李隆基在自己的藩邸积累力量，蓄势待发，准备夺取帝位。公元710年6月2日，韦后伙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阴谋篡权夺位，想当武则天第二。她知道李隆基父子是最大障碍，企图谋杀。但早有准备的李隆基更快一步，在高力士的协助下，联合太平公主，率兵攻入宫中，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平定了内乱。李隆基拥戴其父亲相王李旦当了皇帝，他自己做了太子。唐睿宗李旦才能平平，但谦虚能忍让，有自知之明，一生三次让出皇帝位，因而死后谥睿宗庙号。其大“睿”就在于能在自己众多的儿子当中，立隆基为太子。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深得母亲优良的遗传，有能力、有心计，也想做武则天第二。公元712年，李隆基披上了黄袍，是为玄宗。太平公主便与宰相肖至忠、岑羲等人结党营私，密谋篡位。在高力士的进谏谋划下，公元713年7月3日，唐玄宗派王毛仲和高力士率领三百精兵，诛杀了肖至忠、岑羲等太平党，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后离开山寺，被赐死家中。太平公主及其心腹的诛灭，结束了连续多年的宫廷内乱，稳定了自中宗以来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此刻，皇权真正收回到了李姓手中，而且是他李隆基一人的手中。玄宗面对一片大好河山，决定要让自己的国家政清人和，改国号为开元（公元714年），自此把唐朝国势发展到巅峰。

这时的主角高力士已经二十岁出头了，从一个宫闱丞升到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内廷中的老大，这是八年来向主示忠，为主立功的回报。试想一下，从小在政治场混迹，高力士那一双眼看到的李隆基，一定是身上散发着龙威的准皇帝，于是下定决心跟定了他。八年的最高权力斗争，高力士可谓用尽心机，倾尽全力，让李隆基在惊涛骇浪中扬帆闯浪，在充满艰险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终于笑到了最后。

在这里，笔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们一直说高力士是宠臣、是重臣，这宠和重是有根据的，先说升官的事儿。《高力士神道碑》和《高力士墓志铭》详细记载了高力士所任的官职和爵位。高力士的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来的，从低到高，由从九品官一直升到从一品官。不仅品位高，而且含金量也高，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高力士是两只脚走路，文武全才，而且文官武官的官阶都当上了最高级。高力士改变了唐初关于内侍省官职最高不得超过四品的规定。高力士二十九岁就官居三品，实属历史少见。

天宝十一年（公园752年），高力士奉命平乱，“高力士领飞龙小儿甲骑四百人”参加平叛（王鉷叛乱）。所谓“飞龙”，就是内飞龙厩大使，武则天执政时始置，就职能而言，内飞龙使在内诸司使中地位较高。在平定王鉷叛乱时，高力士以将军的身份手执战鼓在指挥现场下令：“领死人脑袋回来的没有功劳，逮活的回来有赏赐。”这一声命令，避免了一场无辜滥杀，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在《高力士神道碑》有这样的记载：“京有王鉷叛乱，蜀有南营之叛，仓卒起变，削而平之。临大事而有大功，皆此类也。”“临大事有大功”，是何等高的评价，显示高力士很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与将军之职匹配。

后世有人认为高力士被封高官，是唐朝“宦官之盛”的开端，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高力士和唐代其他权阉如唐肃宗时代的李辅国；唐代宗时代的程元振、鱼朝恩；唐宪宗时代的仇士良等，有着本质区别。高力士是因功受封，而且前文提到了，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高位的，而其他人则是由宠篡权，犯下了无数祸国殃民的罪行；高力士始终得到皇帝的信任，逝世后得以陪葬帝陵，其他人则积极参与皇室废立，谋取更大权力，多被贬斥诛杀；高力士始终与诸王公大臣保持良好的关系，其他权阉则与外廷朝臣水火不容。

大事儿也说到这儿了，咱歇一会儿，眼睛从政坛上挪下来，看看高力士自己的花边新闻。高力士不仅自个儿的仕途走得不错，这爱情也没落下，开元元年，娶了个老婆。他是历史上首位娶妻的宦官。高力士的妻子吕氏就是在少年流浪时认识的，想当年落魄的小高同志觅得一红颜知己，实属不易。虽然身为宦官，但是吕氏依然没有离开小高同志，直到小高为主上把大局定下来，也就将名分给她了。一个阉人要老婆干什么？但是细想，若男女仅仅是肉体上的感情，那和禽兽无二，就算是宦人，也有感情的需要。这吕氏不仅是心甘情愿嫁给高力士的，而且这桩婚姻应该是同类婚姻是最美好和最单纯的一对儿。后来者的三妻四妾，恐怕真情实意者寡而攀权富贵者众，想一想，小高同志是很幸福的。

当然，只说小高好的一面可不行，毕竟历史不可篡改，高力士也有污点，这权倾朝野的人，贪污受贿就少不了了。《旧唐书》里就很明确的写出了高力士的两个贪污受贿行为。一个是在替宫中采办之际，大肆贪污；一个是借助自己的生日，公开受贿。《新唐书》在这一点上没有给高力士翻案，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看完了花边，我们继续看看接下来精彩的故事吧。

前面的内容，也许是一个宦官跟对了主人，走上正轨的故事。很多人认为高力士不是好鸟，与赵高、魏忠贤、李莲英等是一路货色。在历朝历代的大宦官中，高力士虽然也权倾朝野，参与政事，但纵观他的一生，并没有做过祸国殃民的坏事。相反，他对唐代形成“开元盛世”的局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从他的为人处世和道德品质来看，他不仅是历代权宦中出类拔萃的高人，而且与魏忠贤之流也有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千古贤宦第一人”的来由。

高力士虽然身居高位，但为人处事却非常低调，不像那些得志小人，有些权势就作威作福、盛气凌人，因为高力士本来就不是小人。高力士的小心谨慎，被明代李贽称为“小心内侍”，虽深得玄宗信任，手握重权，但从来都安心做皇家的仆人，对于玄宗本人奉行“顺而不谀，谏而不犯”的原则，对于朝政的干预仅仅是“言而有度”，这使得他在朝臣们的心目中印象颇好，历史上说他“性情温和且少过”。您想想，写历史的多是那帮“秉笔直书”的史官们，而且宦官集团历来是君王用来制约外臣和外戚的，那么史官笔下的内臣多是穷凶极恶的大坏人，历史记录的宦者大多都没做过什么好事儿。能让外臣说“性情温和且少过”的人，可想而知高力士对人对事已经小心到了极致。

玄宗是个爱玩儿的主，有人说“开元盛世”和玄宗无关，而是当时他手下大臣们的，特别是“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三杰”（姚崇、宋璟、张九龄）的功劳。笔者不赞同以上观点，玄宗能任用这些人做宰相，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反映出他有识人之能。他不仅能识人，而且敢于放心大胆的用人，从来不怀疑他所相信的人，这些人一旦被任用，所商定出的治国方针，玄宗都是虚心接受，并且逐步实施。开元盛世就是在这种君智臣明的情况下产生的。况且，作为手握重权的内臣，高力士从来没有将贤臣与君主隔绝，而是时时提点君主，多与贤臣交流。开元初期，宰相姚崇曾就一些选择考核官员的情况来向玄宗汇报，玄宗心不在焉。姚崇退下后，高力士就提点玄宗：“陛下新即位，应多与大臣交流。方才姚崇汇报时，您的表现，不是虚心学习，广纳善言的表现啊。”而史书记载，玄宗是这样回答的：“我任用姚崇帮我干活，大事方面，我来做决断，至于小事，如果姚崇不能胜任还要来烦我，我要他何用？”玄宗就是这样一个人，小事上不计较，只要选定了一个好宰相，定好了国家方针，在具体实施上，就任他们尽情发挥才能，我就继续玩儿。

前面说，高力士没有将君主与朝臣隔绝，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开元盛世这段时间里，国家上的事都由宰相处理，朝臣递上来的奏章就全都由高力士处理。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宰相处理各种事情，若是小事，高力士就给批了；若有大事，再劳烦皇帝我了。史上的君王，对自己儿女都提防三分，唐玄宗对高力士的信任，实属罕见。对比清朝的雍正皇帝的事事亲为，唐玄宗这个皇帝当得有滋有味儿，国家大事家务事，可谓轻轻松松一扫清呐！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春，宰相张说被李林甫等人攻讦而弹劾下狱。玄宗令高力士到狱中复查，准备依律治罪。高力士认真调查，但上有怒气未消的君主，下有虎视眈眈的李林甫等人，想帮也得有方法。高力士首先对玄宗说：“张说在狱中蓬头垢面，用瓦器当餐具，正凄惨地等待判罪呢。”玄宗听了，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见玄宗心有所动，怒已去了九分，顺势说：“张说对大唐有功，虽有过错，不应治罪太深。”玄宗听后表示同意，也就对张说从轻处理。也许高力士私下也给张说时不时说点儿好话，不久玄宗再次任用张说，这不能不说是高力士的功劳。

正是因为高力士不仅是宠臣，而且是忠臣、重臣和功臣，是个好人，尊重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士人们，得到了广大人士的好评。唐肃宗李亨还是太子时以兄弟相称，王子公主叫他“阿翁”，各位附马叫他“爷爷”，连玄宗私下不唤本名而叫他“将军”。这种地位，不是因为位高权重，而是因为受人尊重。

作为功臣的又一点，就是高力士一言以定储君。玄宗为立储的事儿可愁坏了，这立储虽说是国事，但也是一场家务事。说是国事，因为新君意味着王朝的盛衰；说是家事吧，这处理不好，皇帝枕边就不好过了，况且自家人乱了，多年来的强盛说不定就给毁了。时任宰相的李林甫别有用心，多次劝谏玄宗立寿王李琄（就是杨贵妃的原配）来做太子，当时寿王的母后武惠妃正受玄宗宠爱，而李林甫是靠巴结武惠妃上位，寿王若为太子，以后自己仕途就可以扶摇直上了。但玄宗另有想法，所以举棋不定，茶饭不思，这一犹豫吧，立储之事也就拖了一年多。这事儿是个明白人都知道不应该卷进去，但是高力士可没有坐视不管，高力士不仅仅对玄宗忠心，而且处处为大唐考虑。如果是一般的宦臣给皇帝说该立谁谁，那就是一个妄议朝政的罪。就算高力士这么得宠，揣摩心思错了，说得不对，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其实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这日，在朝堂上又提起来立储之事，玄宗下朝后是怎么都吃不下饭，高力士作为总管，问是否饭菜不合胃口，这玄宗私下里和力士关系颇好，也就放下架子无奈地反问“你说呢？”，高力士也不含糊，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回答到：“您茶饭不思，是因为立储之事没有定夺吧？立长子，谁敢有异议？”这话果然是“言而有度”，恪守了“顺而不谀，谏而不犯”的原则。说立储之事未定，是对玄宗问题的回答，毕竟高力士是知道玄宗心思的，不过是左右为难不好定夺，进而说出了玄宗心底的话“推长而立”。其实高力士深知“自古，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也”，玄宗不是笨蛋，高力士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最终，玄宗定李亨（唐肃宗）做了太子，国事和家务事都解决了，避免了诸子争位的动乱局面。

亦仆亦友的关系，让高力士能在政治的关键时刻影响玄宗，也能在感情上给予玄宗关怀。开元盛世期的玄宗尚有作为，但是天宝年间，玄宗则陶醉在盛世之中。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年过花甲的玄宗纳了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27岁，原玄宗第八子寿王之妃）为妃。“从此君王不早朝”沉迷声色，任用邪奸之人。深受皇帝信任的高力士，不仅仅伺候皇帝和贵妃的起居，更重要的是多次给皇帝忠告。毕竟伴君如伴虎，高力士从武后时代一路走来，深刻体会到了其中道理。开始玄宗还听，说多了，皇帝就不高兴了，“这盛世太平的，不挺好吗，哪儿有这么多事呀，你高力士也太小题大作了”。沉醉的结果就是招来了“安史之乱”，玄宗痛悔不己“悔初不听卿言，致有今日之祸！”

接下来的故事印证了“百年累之，一朝毁之”这个道理，唐玄宗也走了帝王家的老路，虽有力士，但已经不是一人之力能回天的了。高力士依然始终相随，竭尽所能，提点玄宗。

高力士历来反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主张说真话，办实事。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六月，征服南诏的战事失利，唐七万大军全军覆没。杨国忠时任宰相，却颠倒黑白，把失败说成了胜利，让皇帝高枕无忧去吧，朝中或缄默，或附和杨国忠之“高枕无忧论”。玄宗听报后非常高兴，觉得真是高枕无忧了。而高力士此刻站出来，尖锐地指出：“臣闻，云南数次丧师，又有边将拥兵自重，陛下将用什么办法制之？臣恐一旦祸发，无可挽救，岂能说是高枕无忧呢？”

这年秋天，关中地区阴雨连绵六十多天，庄稼无法收回，饥民怨声载道。杨国忠仍然谎报国情，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可灾情之重，玄宗早有耳闻，朝堂所说与耳闻之事不符，就让高力士调查并讲出实情。高力士通过收集各方信息，将实际情况告诉了玄宗，并进谏说：“自从陛下将权力交给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怎么可能安泰？”由此可见，高力士决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之辈，但他与魏征、张九龄等人的犯颜直谏又有本质的区别，他的“谏而不犯”，足见他的高明和艺术。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攻陷两京。玄宗宠任的大臣陈希烈，附马张珀，宦官袁思兰等纷纷投向安禄山，卖主求荣去了，只有忠心耿耿的高力士陪玄宗入蜀。兵行至马嵬坡，六军驻马不发，将士哗变，要求杀杨国忠，并胁迫玄宗杀杨贵妃。在江山与美人的两难之境，多情天子犹豫不决，气恼而无奈地责问将士：“杨贵妃常年呆在深宫之中，怎么会知道杨国忠的谋反之事呢？”双方僵持不下，高力士忠言力谏：“杨贵妃确实无罪，但是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杨贵妃是您的身边人，将士们怕遭祸，怎么可能安心呢？如今将士安则陛下安，陛下安则天下安。”力士忠君护主，其肺腑之言，终于说动了玄宗，赐贵妃死，兵变随之冰消瓦解。安全至蜀地，力士因有功受封齐国公。高力士在历史舞台上最精彩的一出戏是他一手撮合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旷世姻缘。是非对错，历史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他成就了杨贵妃，也是他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真是“成也力士，败也力士”。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史之乱被平息，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玄宗在蜀中听闻后高兴地说：“现在没有什么可忧的了！”对此，高力士进言：“两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汉北，尽为战区，天下痛心，而陛下以为何忧？臣不敢闻命。”可见，力士心中不仅有玄宗，还有整个大唐。不久，高力士随玄宗还京，玄宗下台，被尊为太上皇。儿子肃宗不希望太上皇朝政。唐肃宗皇后张良娣及太监李辅国，暗中使坏，常要挟迫害玄宗，从前的旧臣，早已投靠新主，与玄宗始终相依为命的就只有高力士了。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宦臣李辅国看出玄宗肃宗父子不和，诬奏玄宗与高力士“日与外人交通”，又借口“请太上皇到太极宫游玩”，强行把玄宗迁往西内太极宫，玄宗骑马行至睿武门时，李辅国率领五百全副武装，手持兵刃的禁兵挡道，玄宗受惊，摔下马来，高力士勃然大怒，不顾个人安危，也不顾后果，上前怒斥李辅国：“休得无礼！上皇四十年太平天子，你要弑君吗？”随即斩杀了李辅国身边的一个侍从，李辅国当即语塞而退后。高力士面对李辅国的威胁面不改色，直接对那五百骑兵喊话道：“太上皇慰问众将士，你们辛苦了，你们在太上皇面前拔刀拦路，就不怕犯王法么？”他的气概把李辅国和五百禁军纷纷镇住了，皆慌忙收刀下马跪倒齐呼“太上皇万福”。高力士令“李辅国拢马”，高力士与李辅国一左一右牵马，玄宗安然到达了西内太极宫。事毕，玄宗流泪对力士说：“今日如果不是将军相救，我早已性命不保！”

李辅国觉得我这个宦臣咋能就不如你高力士呢？现在已经不是你主子当皇帝了，你就算再大的将军也没用了。梁子结大了，李辅国当然不会罢休，他在肃宗面前添油加醋的说，肃宗对玄宗的疑虑更深，为了能让玄宗老老实实呆在太极宫，不作他想，便下诏，将玄宗身旁一切人等全部遣散。高力士、陈玄礼、王承恩、魏悦等昔日玄宗之臣，以“妖言惑上”之罪，被流放。高力士流放巫州（今湖南黔阳县）。这时的高力士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在流放途中，写了世上仅存的一首诗《感巫州荠菜》：“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托物言志，表明自己无论在哪儿，无论是什么处境，都忠心不改。

唐玄宗身边已无知己，更没有人会帮助他了，曾经创造盛世的皇帝如今孤苦伶仃，而这份孤独终于让他想明白了，从前甘愿为他当牛做马的奴才和大臣们，是向着荣华富贵来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便是和杨玉环的那场倾城之恋以及与高力士一起打拼天下的主仆兼兄弟之情。美人已不可寻，唯有力士还在遥远的巫州为自己流泪，所以在死前，玄宗亲点为自己陪葬的，只有高力士一人。上元三年（公元762年）五月四日，玄宗抑郁而终，不久，唐肃宗亦死（叫你不善待老人家），李辅国被杀，唐代宗李豫即位，大赦天下，高力士被召回。踏上归途的力士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了，在朗州（今湖南常德）听见先皇驾崩的消息，痛哭流泪，而听见玄宗遗诏时，他也明白了玄宗的心，备受感动。民间传说绘声绘色，说高力士听到玄宗死亡的消息后，恸哭不已，七天没有吃东西，悲痛而死。唐代宗李豫恢复了高力士原官职，并赠封杨州大都督，依照唐玄宗的遗诏：令高力士死后陪葬泰陵。

唐明皇生前赐给高力士的财富不计其数，但唯有这封遗诏，才真正显示了这个宦臣在这位皇帝心中的地位，那不是奴才，而是朋友，是兄弟，是唯一可与之交心，与之荣辱与共的人。

唐代帝王陵，沿袭了汉代功臣贵戚陪葬的习惯，并进而确定为制度。陪葬是皇帝对有功之臣和皇亲贵戚的一种恩典和待遇。能够为皇帝陪葬，也是文武官员和皇亲贵戚至高无上的荣耀。

关中十八座帝王陵中，高祖李渊的献陵的陪葬墓就有六十七座。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陪葬墓多达一百六十座。而开创“开元盛世”辉煌的唐玄宗却只有高力士一人陪葬。

高力士陵墓作为泰陵唯一陪葬墓，孑然独立于距泰陵东南约一公里处的陕西省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六组的村边上。墓与当地村民的房子相距不过十数米。这是在高力士死后十五年（公元777年），由唐代宗李豫根据玄宗遗旨迁葬于此，并立墓碑以追念表彰，碑文中说“公（处事）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又说“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这些评语落在一个权宦头上，的确是罕见的。明代史学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感慨地说：“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宦无人？”。著名的唐史专家胡戟先生这样评价高力士：他有历史局限性，但他也为唐王朝的中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比唐王朝尔虞我诈、亲情泯灭的残酷斗争，他对唐玄宗致死不渝的忠诚，无疑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一个亮点。

唐·杨思勖：岭南平叛功彪炳

看完了前面的高力士，您的心肯定澎湃不已，但高力士总体而言毕竟是一个文宦，而李隆基前半生所创造的“开元盛世”，论宦官，那不得不提接下来这位难得的武宦——杨思勖。

听说金庸作品中的海公公海大富、东方不败，就是以杨思勖为原型所创作。这杨思勖高强的武功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也许真有那么一本《葵花宝典》被他修炼了。同高力士类似，他也是自幼进宫被宦官收为养子，改姓杨，成名时间比高力士早一点，因拥护了李隆基而走上高位。杨思勖比高力士大了二十岁有余，看来高手很有境界，深藏不露等待时机，而这个时机就在唐中宗李显时期。

唐中宗李显这个人其实是个窝囊废，比高宗更无能，总结一句就是怕女人。即位两月就被武则天赶下来贬到了长安。虽然被贬，但是还有韦后相陪，所以李显答应韦后若将来有机会咸鱼翻身，就什么愿望都满足她，可悲剧的是咸鱼真就翻身了！软货李显即位后，韦皇后就开始参预朝政了，大臣不肯但是皇帝李显巴不得清闲，于是韦后的权利越来越大，大到开始与武三思玩起了暧昧。这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有武则天给他顶着，他自然是嚣张，而且在韦后等人的特殊关系下当上了宰相。这种人自然有人看他不爽，而这个不爽的家伙就是大将李多祚。

李多祚是一手把李显推上去的，本来这好日子就要到了，可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成果被韦后抢走了，这他可不干了。于是他以“为皇帝出气”的名义，准备诛杀韦后。自古枕边风是很强劲的，这戴绿帽子的皇帝却不领情，这李多祚已经带着兵到玄武门了，却是进退两难，停下来等宫里的反应。韦后抓住这难得的喘息机会，赶紧撺掇李显：“皇上，眼下叛军军心已乱，陛下还不赶紧派兵出击！”软货李显一听，对啊，于是堂上问：“谁能击贼乎？！”主角登场，灯光齐亮：“咱家愿往。”中宗素有所闻这个宦官武艺高强，虽然不知底，但此时有人站出来甚是欢喜，问：“这里能给你的人不多。”“咱家一人即可”。“准奏”。

众兵于玄武门外等候多时，就在这这尴尬时刻，对面的门打开了，杨思勖只身一人，横刀立马出来。这李多祚闹了这么久，终于见对面有动静了，可就出来一个人！太看不起我了！李多祚令自己的女婿，大将野呼利打头阵，他坐镇后方，试想一个人也闹不出花儿，这就让他身子开花儿。野呼利上前正准备说话，杨思勖已经冲向前，挥刀砍向了野呼利，瞬间，再见杨思勖站定，已是野呼利人头在手，众人还未回神，杨思勖将人头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冲入李多祚大军之中，恍如无人，直捣黄龙。士兵见状，已经不知所措，不战自乱。李多祚还未下达命令，已败下阵来。

这一次玄武门事变，杨思勖成名了。李显大大犒劳，越级提拔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内常侍。

后来的事儿，就是李显被老婆女儿弄死了，再后来就如高力士一章所说，韦后想当武则天第二，且韦后就想拉拢身边能人——包括杨思勖。杨思勖混迹宫中多年深藏不露，他知道，武则天第一叫做天才，武则天第二就是蠢材，只有主上有了天长地久的权力，自己才有日久天长的利益，于是明智地选择了李隆基，可见杨思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不是莽夫。而后李旦登上皇位，李隆基成为太子，两年后，李旦禅位，李隆基即位。以高力士和杨思勖两名宦官为左右手的时代开始了。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杨思勖最出彩的事情登场了。安南（今越南）蛮渠首领，自称“黑帝”的梅叔鸾等起兵反叛大唐，聚集了三十二州的兵马，外结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金邻（今泰国西南部）等，占据海南岛，据记载有四十余万人，围攻唐各州郡县，攻陷安南府（今越南河内），妄图将大唐边境地区分裂出唐朝版图。消息飞一般地传到了唐玄宗耳朵里，李隆基大怒，下令武宦杨思勖奉诏剿灭那帮贼人，为何是杨思勖而不是其他人呢？人家杨思勖作为宦官，已经是官居三品的将军了，再加上玄宗身旁有高力士以及众贤臣的推荐，杨思勖也就成为了最佳人选。

玄宗问杨思勖：“爱卿此次去叛乱，需要多少兵马？朕将倾力配合你平叛。”

杨思勖回答：“蒙圣恩，臣此次一人前往即可。”

玄宗惊讶道：“据报，对方有四十万人，遍布三十二州，你一人怎么能打胜仗？”

杨思勖不紧不慢地回道：“此去安南，路途遥远，想要在距离都城这么长的战线上保证粮草的供应很是困难，况且安南气候同都城完全不同，有很重的瘴气。本来路程就很远了，更何况还要在短时间内适应环境去打仗！”杨思勖顿了顿又道：“杀鸡焉用牛刀？那帮鼠辈不配用大唐皇帝的军队，陛下给我足够的钱和足够的权，我在地方上招兵买马，为您漂漂亮亮地打一仗回来。”

玄宗将信将疑，但以上理由已经足以让玄宗点头，于是杨思勖带着玄宗的圣谕与期望，出发！

杨将军在岭南两广地区（指五岭山以南地区，今广东、广西地区）招募了十万士兵，并凭一人之力，在短时间内训练成为一批具有战斗力的精兵，杨将军看重的是他们保家卫国的心和适应地方环境的身体，稍加训练，再加上适合的兵法，胜仗是没有问题的。连同南都护府（治今越南河内，辖境包括云南的一部分，南及越南河静、广平省，东至广西西部等地）大都护光楚客一起，沿着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开辟的故道，由合浦（今属广西）沿海而进，随山开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从天降，杀向叛军。

梅叔鸾突闻大唐军队杀来，毫无对策，只好束手就擒，杨思勖则将他临阵斩首。众喽啰们看见老大已身首异处，赶紧放下武器保命。杨将军率领讨逆大军如风扫残云摧枯拉朽，杀得叛军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杨思勖打了漂亮一仗，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功劳大大的。

这名武宦了不得，不仅四肢发达，而且头脑灵活。熟知天文地理，深知用兵之法，其军事才能拿今天的潮流语言来说，就叫做骨灰级（特别厉害的意思）。也难怪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之中以他为原型，塑造了让人令人难忘的形象。

开元十二年（724年）七月，五溪（即辰溪、西溪、巫溪、武溪、沅溪，今湖南、贵州、四川、湖北交界地区）蛮夷首领覃行璋发动叛乱，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杨思勖由于有岭南一战的南方作战的经验，虽年近七旬，毅然决定再次出征。他先去往贵州，找到地方官，要了兵马，再招了一些士兵，共率六万人前往镇压。其中过程史料不详，但是杨思勖此军活捉了覃行章，并斩叛军三万余人。七旬武宦又一场胜仗，唐玄宗非常高兴，升杨思勖任辅国大将军，官至二品。按唐制，宦官品级不得超过三品，唐玄宗将他提升为二品，可见对他的信任。再多说一句，覃行章被活捉其实是福气，玄宗毕竟是皇帝，不仅赦免了他还让他当了从七品的官儿。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在开元盛世的一片胜利掌声中，东封泰山。唐玄宗李隆基懂得，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封禅泰山，对他在舆论上的意义多么重要。在各种的分析和评估过后，李隆基认为他的业绩是和封禅大典相称的。于是决定，实行封禅，这是光宗耀祖，昭告宏图大业的壮举。杨思勖作为此次封禅护驾的第一武官，被晋升为骠骑大将军（从一品武职），封虢国公。杨思勖的官职，可谓登顶了。

而后，年迈的杨思勖大将军依然在一线拼搏。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正月，邕州（今广西南宁）少数民族首领梁大海发动叛乱攻占宾州（今广西宾阳南）、横州（今广西横县南）等地方。二月得诏，杨大将军再征岭南。终在十二月顺利平叛，生擒梁大海及部下三千人余人，立功而返。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正月，春州（今广东阳春县）、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南）等地少数民族首领陈行范和广州少数民族首领冯璘（又名冯仁智）、何游鲁联合起兵叛乱，攻陷四十余城，陈行范自称天子，何游鲁自称定国大将军，冯璘自称南越王，想割据岭南。唐玄宗只得再命杨思勖出征，大武宦亲率永州（今湖南零陵区）、道州（今湖南道县西）、连州（今广东连县）等地兵马和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地，今江苏扬州市）弓弩手共十万人进讨叛乱。杨将军再一次显示出了他非凡的军事能力，仅用弓弩手就把叛乱给平息了。先将何游鲁、冯璘擒获，并斩首示众。陈行范带士兵逃窜到深州云际（今广东罗定县西南）等洞中。杨思勖穷追不舍，进洞搜掳，生擒陈行范，并当众斩首，并歼灭六万叛军，缴获马匹、金、银、玉石等无数，全部带回宫中，玄宗大喜。

看过了牛人的战绩，也许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杨思勖有一个很恐怖的缺点，也许历经沙场，少有文人墨客的儒雅，他为人凶残。他杀人不太痛快，享受让人生不如死的快感。我们经常在电视剧或者电影里看到，如果要对敌人实施酷刑的时候，总会使用一些非常残忍的手法，杨思勖也是如此，但对比起来，那些电视剧电影都太小儿科了，杨思勖才是真正做到了心狠手辣。一般的影视作品，坏人一般不会亲自动手，但是杨思勖则相反，亲口下令，亲眼目睹，还要亲自动手，动手时还纵声高论，面有喜色，简直就像是阎王身边的魔鬼。他最喜欢活剥俘虏的脸皮，或者直接拔头发并生揭开头皮。也难怪杨思勖的部下每次都是胜仗，如果不拼命，恐怕自己就得被这个地狱来的变态公公给活剥了，以至于部下向杨将军汇报工作情况，从来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杨思勖做得最狠的一件事就是杀宦官牛仙童。话说当年牛仙童为高力士手下一名得力助手，受宠于玄宗皇帝，前半生牛得不得了，连走路眼睛都看天，时任内给事的宦官牛仙童，奉命去幽州查案，张守珪为了袒护部下，所以贿赂牛仙童。如果说高力士是红得发紫的大红人，那牛仙童充其量也就是个樱桃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本是消灾的人，最后命都没有了，只因为你太嚣张呀！没有学到高力士为人低调谦虚的好作风。牛仙童因为平时太趾高气扬，所以周围的太监们联合告发。本来玄宗皇帝对腐败就是恨之入骨，当得知这个平时宠爱有加的宦官的这种行为后怒不可遏，遂下令将之诛杀。根据惯例，这种人要以最残酷的方式被咔嚓掉。玄宗将这个任务交予杨思勖。虽然说杨思勖和高力士是玄宗的左右手，但是高力士的地位始终比杨思勖高，人嘛，总有一点儿不平衡，牛仙童本是高力士手下的人，既然高力士没办法弄下台，玩玩你的得力手下也是能消气的。《旧唐书》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行刑的过程，说杨思勖先不给吃喝绑了牛仙童三天，正当难受的时候，杨思勖终于出现了，用刀割开肚皮，生挖心、砍手足、割其肉、生吞之。

杨思勖一生战功显赫，同玄宗后期祸国殃民之佞臣奸臣相比，可谓对唐王朝忠心不二，有功于国家人民。虽然屡立军功但从未居功自傲或夺取政权。八十岁高寿的杨思勖，得了善终。可以说，论其一生，绝对是一个好武宦。

唐·李辅国：覆雨翻云有心经

唐玄宗李隆基身边一文一武两个宦官，可谓左膀右臂，为李氏江山做了莫大的贡献，而接下来这个人就是在高力士一章中提到的李辅国，这人“辅国”之名源自“护国”，不过他的做所作为刚好与名字相反，正好是“乱国”、“祸国”。李辅国没有实力，只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他的欲望就是拥有更多的权利，其心胸之狭小令人发指。因为李辅国开了宦臣专权的先河，于是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当他还叫李静忠时，性别为男，当他变成皇宫弼马温时，那就是阉人李辅国了。李辅国长相及其丑陋，出生于养马人之家，后来继承家业，在宫中为奴养马，四十岁以前一直都是养马人这种小角色，无所作为。不过话说回来，二十多年的养马经验让李辅国养的马儿很争气。作为高力士的养子，李辅国多年来任劳任怨，所以高力士就把他推荐给当时的太子李亨，喂养太子的宝马。

李辅国为了赢得太子的欢心，对那匹宝马倾注了全部心血，马儿每天被梳洗得干干净净，喂养得膘肥体壮，打扮得漂漂亮亮。太子李亨非常高兴，便把李辅国调到了东宫。这日子久了，太子李亨和太子妃张良娣倍加赞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太子爷的司机，跟随太子左右，负责太子的外出安排。李辅国除了养马，就是当司机，虽然一天天没什么新鲜的，但日子也挺好过，也受周围人尊重，他巴不得就这么一辈子养马养下去，当司机当下去，毕竟一把年纪了，这个情况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不幸的是安史之乱爆发，李辅国抓住了这个机会，登上了政治舞台，从此平步青云。

安史之乱中，唐玄宗李隆基弃长安而逃往蜀地，在马嵬坡时，李辅国参与了诛杀杨国忠的秘密行动。干完这一票李辅国心里犯了嘀咕，这玄宗如果回去了，那么第一宦臣的位置依然是高力士的，我呢？还得养马当司机，如果我的老大上去了，那么我就有机会取代高力士了。皇帝不在都城，理应太子即位，这么一来我就是功臣了，这是机会，大大的机会。于是乎李辅国向太子妃张良娣分析局势，大胆地说了这个想法，并以皇后的地位怂恿太子妃张良娣。张良娣本人也很有野心，虽然深知这场变故若有不测，太子很有可能不再是太子了，不赶紧登基，别说是皇后之位了，连太子妃这个位置都保不住，到时候就不知道自个儿还能不能活着回长安城，她还是决定试一试。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七月，太子至灵武。太子妃张良娣吹着枕边风，另一边则是贴身侍卫不顾身份地位地含泪劝说：“殿下，成败关键在此一举了。皇上自从出了都城，大事全都交给您了，天下为殿下马首是瞻，请殿下以国事为重、以人民为重、以平乱为重，国不可一日无君上朝议事，请您赶紧回去平乱，再迎接圣主回京。”李亨不是傻子，谁不想当天子，俯瞰江山，这李辅国的话直接说到了李亨的心窝里。第二年，也就是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八月，太子李亨顺理成章地登基即位，即唐肃宗，将远在巴蜀的唐玄宗尊为太上皇。这下李辅国一下子成了“开朝元勋”，从一个天下第一的弼马温，天下第二的马车司机，走到了朝堂上，享受着原本家奴不能享受的礼遇，他被提拔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改名护国，后又改为辅国。

李辅国深知，若想要在皇宫中立足，不仅要有党羽，还需要有靠山，那么谁最合适呢？张良娣最合适不过了。肃宗身边，一皇妃、一宦官，臭味相投。此时，李辅国便开始了铲除异己的各种坏事儿。

唐朝有个叫李泌的传奇人物，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官至宰相，曾经四次归隐，五次离京，是南岳衡山的隐士，传说中五岳衡山派的创始人。肃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常得李泌教导，属于亦师亦友之人。李泌也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后因遭到杨国忠的诬告，一气之下，就隐居起来。肃宗即位后，为平定“安史之乱”，便派人千里迢迢去请李泌出山相助，李泌碍于情面，只得前来相助。

李泌一来，便与肃宗同吃同行，对榻而眠，彻夜长谈，情谊不减当年。所有军国大事、战争决策、将相的任免，都一一与李泌商量。李亨即位，打算封李泌为右丞相，但李泌坚辞不受。唐肃宗李亨深知他的脾气，也就不再勉强。李泌的出现使得李辅国极其不平衡，我一个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但是伺候你就不行，你什么人呀？！李辅国认为皇帝肃宗身边最亲密，可以指点江山的应该是自己，这种被取代的感觉实在不好受，再加之有几次自己给肃宗的建议让李泌给否决了，李辅国心中嫉恨不已，决定铲除这个李泌。

话说玄宗那头，听到了太子即位的消息，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所以派遣使节去灵武，赐皇妃张良娣一副七宝马鞍，以示奖励。张良娣毕竟不是武则天、韦后这种见过大世面的女人，看到这等镶嵌着奇珍异宝的漂亮玩意儿就真真实实地表露出了喜爱之情。可李泌知道了，不希望唐肃宗李亨步唐玄宗李隆基的后尘，所以建议将此物纳入国库，以备不时之需，唐肃宗同意。这事儿别人看见了没事儿，但是李辅国眼睛一亮，计上心头。张良娣还高兴着有一个漂亮的新马鞍了，李辅国便告诉她李泌要将此物收归国有，张良娣对李泌极其不满，越想越气，这么多好东西，干嘛非得抢我喜欢的，于是李辅国顺势引导张良娣，要把李泌赶走。想来这也不是大事儿，张良娣也就在下面撒撒娇发发脾气，但是心中的结儿已经打不开了。

又说，这张良娣为什么要唐肃宗赶紧登基呀！那不就是要自己站到女人的最高点——皇后。李辅国日夜伺候，还不懂女人的这点儿小心思，就说了：“你呀！一路陪伴皇上，而且力劝有功，在众多嫔妃之中最有资格了，皇后的位置不是您还是谁呀？您呀别犹豫了，这皇后还是得早立，免得夜长梦多。”张良娣这想来是呀！于是日夜磨着肃宗，肃宗耳根子都被磨出老茧了，便和李泌商议。李泌从国家社稷出发，建议此刻应该集中精力收复长安、稳定国家，册立皇后之事，应该放到后面去。张良娣不高兴了，你说马鞍给充入国库就算了，我不稀罕，但是你李泌不让我当皇后，这不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吗？

此后，张良娣与李辅国处处和李泌过不去，事事给李泌穿小鞋。这李泌对国家大事在心，对女人的事儿可没办法。现在吧，走不是，已经答应协助肃宗稳定国家；留吧，天天被皇妃和贴身的宦官为难，实在不好做呀。

建宁王李倓性格直爽、打抱不平。如果是个武官的孩子，也许是个将才，可惜生在皇家，这种性格就是找死。他将张良娣与李辅国，处处与李泌过不去的种种行为向肃宗打小报告，要求处置两人。其实这些小鞋都是小事，肃宗碍于情面，也就没有表态，支吾过去了。但是建宁王的态度和话语很快就被狼狈为奸的两人知道了。你敢打我小报告，我要你不好过，于是乎就有了一个恶毒的阴谋。

肃宗的另一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就是未来的唐代宗），特别喜欢喝酒，某次高兴，喝得酩酊大醉。半夜从梦中惊醒，发现床前一抹剑光，李俶躲闪不及，肩膀受伤。刺客仓惶逃走，而李俶则流了满身血。肃宗得知，大惊失色，连夜赶去看宝贝儿子，做父亲的看着心疼呀，命李辅国立刻捉拿刺客。不久，刺客就捉到了，肃宗见了，一语不发，拔剑就准备刺，李辅国赶紧上前制止：“息怒啊！殿下，此罪人死不足惜，但得搞清楚是谁指使。”是啊，不说出来是建宁王，那这戏不就白演了吗！

不出所料，刺客供出指使者是建宁王。肃宗听罢，心如刀绞，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会对其兄长下此毒手，心里正不是滋味呐。这时李辅国上前打断了肃宗的思绪，故意为难地说：“皇上，这可怎么办呢？”

肃宗眼中冒出了一道凶光，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杀！”

此时的建宁王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莫名其妙接到了父亲派人送来的圣旨和一杯毒酒，还来不及申诉，就已经被李辅国强行灌下了毒酒，成了冤魂野鬼。

李泌心里跟明镜儿一样，这一切均为李辅国与张良娣所为，心中悲愤不已。既然连皇子都敢谋杀，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看来我不应该久呆。不久，唐军收复失地，安史之乱平息，李泌终于归隐远去，这一计，一箭双雕，给李辅国去了一块心病。

肃宗光复京师后，封李辅国为太仆卿，立张良娣为皇后。李辅国不仅成为皇宫总管，而且掌握了禁军，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深居皇宫，每日侍奉肃宗左右。凡是肃宗发布的军政诏令，都必须经过李辅国签字才能施行，除非正式朝会能见到肃宗，平时宰相百官奏事，均由李辅国代替接奏，发布号令。李辅国大权在握，不是皇帝，胜似皇帝，出入有三百甲士护卫，就是深居皇宫的宦官也不敢直呼其名，宗室贵族则尊称他为“五郎”。当时宰相李揆以同姓，故呼李辅国为“五父”。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朝中大臣的动向，李辅国专门安置了侦察百官言行的“察事听”数十人，对不顺从自己的官员加以严厉打击，整个朝廷人人自危。李辅国根据自己的好恶处治全国的讼案，并以皇意相标榜，地方上的节度使也由李辅国一手委派。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二月，太上皇玄宗自益州回到长安，住在城东兴庆宫，肃宗居大明宫。父子俩偶尔串串门，两父子因为皇位，心中还是有些疙瘩，但是毕竟天下已定，玄宗也就没有说什么了。玄宗身边仍有些跟随他多年的心腹，如陈玄礼、高力士、玉真公主等，大家对肃宗还是很恭敬的，但是对当年的喽啰李辅国根本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以礼相待了。太上皇没什么事儿做了，贵妃也离他而去，所以经常在长庆楼设宴，款待一些将军和大臣。

李辅国现在已经权倾朝野，但是玄宗这帮人居然不把他当回事儿，于是怀恨在心，想找机会打击玄宗。他利用父子之间的不和，对肃宗说：“太上皇所居靠近市面，交通外人，玄礼、力士等将不利于陛下，六军的功臣不自安，应该把太上皇搬到禁中来。”肃宗听了，虽然感到吃惊，但没有同意。李辅国不甘心，将兴庆宫原有的三百匹马减为十匹，并假传圣旨，借口“请太上皇到太极宫游玩”，强行把玄宗迁往西内太极宫，玄宗骑马行至睿武门时，李辅国率领五百全副武装，手持兵刃的禁兵挡道。接下来就如高力士一章所讲，李辅国碰了一鼻子灰，且同高力士再结梁子。

不久，李辅国又勒令陈玄礼退隐，将高力士流放巫州，玉真公主也被强迫出居道观。此后，玄宗孤灯苦雨，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无人再敢去看望，不久抑郁而死，以高力士一人陪葬。

消灭了一批劲敌，李辅国更加嚣张，肃宗的皇帝位置基本被架空，但李辅国居然公开伸手要官。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李辅国升兵部尚书，御厨设食，宰相朝臣皆来祝贺。可李辅国并不满足这个正三品官，竟然提出要当宰相。肃宗对李辅国的无理要求非常生气，但又不敢横加拒绝，只是微微一笑，婉转地拒绝说：“以您的功劳，做什么官都可以，只是怕文武百官不同意。”李辅国碰了软钉子，并不死心。他暗中活动，拉拢朝臣，让百官上表推荐自己。肃宗也没有闲着，暗中召见宰相萧华，联络大臣裴冕，两人都是正直之人，坚决反对，由于肃宗有萧华和裴冕等大臣的支持，李辅国的宰相梦彻底破灭了。因此，李辅国对萧华和裴冕恨之入骨，准备伺机报复。

求相不得的李辅国首先对宰相萧华开始了报复。他不仅多次在肃宗面前诬陷萧华专权，要求罢免萧华的宰相之职，暗地里还对萧华做出各种威胁。肃宗知道李辅国是有意报复萧华，起初没有答应，但架不住李辅国软硬兼施，只好下诏罢免了萧华，降为礼部尚书，让李辅国的亲信元载接替了萧华的相位。就这样李辅国还是不满意，又串通元载，诬陷萧华不轨，再贬萧华为峡州司空，逐出了京师。接着，李辅国利用同样的手段，把裴冕贬为冕州刺史，也逐出了京师。眼不见心不烦，你们已经拿我没办法了，这样一来，李辅国更加目空一切，肆无忌惮地弄权于朝廷。

张良娣自从当了皇后，就有了下一步的想法，毕竟母凭子贵是皇宫中的不二法门。张皇后的小儿子叫李佋，才几岁，被封为兴王。她为了将来能当上皇太后，立于后宫的不败之地，就勾结李辅国，威逼肃宗要立自己的儿子李佋为太子。肃宗征求大臣李揆的意见，说：“成王李俶跟随朕出生入死，功劳极大，朕欲立为太子，卿意如何？”

李揆马上跪下，双手作揖：“陛下此次决定，实在是社稷的福气，恭喜陛下。”其实李揆不过是顺着皇帝的心意捧哏罢了。但是有臣子的这一席话，肃宗就有理由不答应张皇后和李辅国的要求，很快将成王李俶立为太子，并改名为李豫。

张皇后对李豫更加痛恨，一心想拉他下来，却苦于抓不到太子的小辫子。不久，张皇后的小儿子夭折，她把丧子之痛归罪于太子，决心将太子换掉。肃宗病重不能上朝，张皇后就加快了废掉李豫的步伐。

李辅国的发迹，与张皇后的暗中支持有很大关系。张皇后和李辅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表面上相处得很好，但现在却不同了。肃宗久病不愈，李辅国专权跋扈，对张皇后就不那么恭敬了。张皇后想做幕后武则天，而李辅国想独霸专权，二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肃宗病重，下令太子李豫监国。张皇后本想使出借刀杀人的手段，想利用李豫杀掉李辅国。哪知道张皇后向李豫历数李辅国罪状后，李豫却吓得哭了。这李豫不能成事，那就找肃宗的另一个儿子越王李系，越王李系野心勃勃，一口答应了下来，只是他准备先当皇帝再把李辅国罢了。越王选拔了宦官二百多人，埋伏在长生殿后，准备在李豫进宫看望肃宗时发动兵变，杀死李豫。

张皇后的阴谋不想被李辅国的亲信程元振（他就是后浪，把李辅国拍死在了沙滩上）觉察了，他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李辅国。李辅国果断采取行动，封锁了宫中的各个大门，阻止李豫进宫。张皇后见事情败露，一筹莫展，只好陪在已经不能说话的肃宗面前，泪流满面，等待死亡的到来。

月黑风高杀人夜，李辅国和程元振带着羽林军包围了皇帝的寝宫，他们见人就杀，见好东西就顺走，并直接冲进了肃宗的卧室，当场抓住了张皇后。年仅五十二岁的肃宗当场惊吓而死，李唐后人从此开始被家奴所欺。

肃宗这一去，李辅国的胆子更大了，当晚便将张良娣皇后与越王李系等党人秘密处死，受牵连的一百多人全部被斩，且株连九族。这一次，李辅国是连根拔掉了又一波劲敌，朝中恐怕无人再反对了。

第二天，李豫穿上孝服，与大臣们相见。在李辅国的拥戴下，李豫在肃宗的灵前即位，这就是唐代宗。李辅国自恃有功，愈加骄横无礼，对代宗说：“皇上只要在禁宫中好好享乐就行，朝政的事儿老奴来为您解忧。”气焰可谓嚣张到了极点。代宗十分不满，心里暗骂，狗奴才，到底你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但惧于李辅国的权势，再加上自己刚刚继位，政局不稳，只得忍气吞声，任其摆布，外表仍很敬重，尊为“尚父”。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五月，拜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实封八百户。

李辅国的专权，引起很多人不满，尤其是一个人，那就是李辅国的心腹左监门卫将军程元振。程元振不满于现有的地位，他想取代李辅国，成为政治的核心人物。于是，程元振就在私底下向代宗历数李辅国的罪状，恳请代宗加以制裁。代宗早有此意，现在有程元振的支持下，将计就计。

这日，代宗和颜悦色地对李辅国说：“尚父，你是三朝老臣了，为我大唐王朝立下了很大功劳。念你劳苦功高，年龄大了，该好生休息，军务太繁重，就交给程公公吧。你也应该享受天伦了。”

百姓听闻李辅国被罢免，奔走相告，长安城一片欢腾。

李辅国被罢免了中书令，想最后一次到中书省写一封谢表。他刚步入中书省的门槛，守门的小吏已收到“禁入”的命令，就对李辅国大声喝道：“尚父大人，您既然已经不处理朝政了，也就别进这门。”

李辅国当了这么多年官，横行霸道，哪儿吃过这种亏，气急败坏地到代宗面前，说：“我这个老奴侍候不了您这个小皇帝，我只好去侍候九泉之下的老皇帝了。”代宗依然好言好语地将他劝回了府邸。

某夜，代宗所遣刺客进入李辅国宅邸，曾红极一时的权宦身首异处，刺客砍断了他的右臂，奉命飞马去泰陵祭奠玄宗了。翌日，都城里传出了骇人听闻的凶杀案。被害人李辅国，在其府邸中被大卸数块，而且，他的脑袋和一条胳膊不翼而飞。查案官吏在李辅国家的茅厕里，找到了李辅国的脑袋。都城市民为之欢呼，而这也成为了一宗悬案。

就这样，李辅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唐·程元振：掌禁军用奸逞佞

想知道程元振这人，咱们还得从李辅国讲起。他呀，最开始就是李辅国身旁的爪牙，但是野心也跟着主子学了。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李辅国这前浪就死在了后浪程元振的阴谋下。

程元振出生贫寒，少年为养家糊口被父母送去阉割，去了长安，托人进了皇宫。他的运气比李辅国好些，没等多久，便傍上了李辅国。李辅国发达后，程元振也跟着沾光。作为提携者，程元振心里最开始是非常羡慕且崇拜李辅国的。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带着王公贵族们逃往蜀地。皇子李亨在李辅国以及爱妃张良娣等人的唆使下去了朔方节度使驻地灵武，与玄宗分开，九月即位，称作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然后开始平定安史之乱。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肃宗手下名将郭子仪收复长安、洛阳，肃宗、玄宗相继回到长安。李辅国因拥护李亨即位有功，自此官运亨通，以至于权倾朝野。政治局势的改变，与本为同盟的张良娣皇后之间不断发生权力冲突，程元振在这一系列斗争中，一直为李辅国的第一助手。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肃宗病重不能理事，让太子李豫监国。为了扳倒李捕国，张皇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说动太子，与她联合。这夜，张良娣皇后来到正在处理政事的太子身边，屏退周围人等，对太子李豫说：“李辅国统帅禁军很长时间了，连你父皇也没有办法治他，他擅自向四方发布命令，说是你父皇的旨意。从你父皇即位以来，最忌恨的就是你我。如今你父皇病重，李辅国和手下程元振一定会有动作，阴谋作乱，如不赶紧除掉二人，我们马上就大难临头了！”太子听后泪流满面地说：“父皇病重，生命垂危，李、程二人一直都服侍着父皇，为父皇办事多年，如果我们现在不声不响地杀了他们，恐怕父皇会受惊吓，况且父皇病情不稳，这个时候有任何事情发生，宫中一定大乱，还是慢慢来吧。”

张良娣皇后见这个软弱的太子无意杀掉李、程二人，只好敷衍说：“既然我儿采取怀柔政策，那我也应该再考虑考虑。”于是转头向另一个可以联盟的人走去。哪个李氏皇子不想当皇帝？于是张皇后与越王李系说了一番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若是成功，李系便能坐上宝座，有张皇后支持，那还等什么呢？于是乎两人准备发动政变、废掉皇太子李豫，逮捕宦官李辅国，篡位自立。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张皇后紧锣密鼓准备政变的活动被细心的程元振察觉了。程元振看到夜里张皇后去找太子李豫就觉得蹊跷，再看到张皇后一脸不高兴地去找越王，也就猜着三分了。此时忠心耿耿的程元振立即将这一切告诉李辅国。李辅国大惊，即令程元振调集禁军，准备反击。

越王李系命令内侍段恒俊挑选二百名身强力壮的宦官，全身披挂，于肃宗长生殿后集结，待命中……张皇后此时以肃宗名义召太子李豫到长生殿来。与此同时，掌握禁军大权的李辅国调来大批禁军，守住太子进入宫城的必经之路——凌霄门。见到太子出现，程元振迎上去说：“长生殿内将会有一场恶战，请殿下留步。”太子回答说：“怎么可能？父皇病危召唤我，怎能不去呢？”程元振苦苦哀求地说：“您的生死就是国家的生死，恳请太子殿下千万别进去。”并招禁军士兵，保护兼胁迫把太子带到玄武门外的飞龙殿里暂避，让太子暂且静观其变。

天色渐暗，程元振亲自带兵闯入宫城，火速捉拿了越王李系及埋伏在各殿的段恒俊等一百多人，并又假借太子命令将张皇后幽禁在别宫里。当日深夜，李、程二人就将张皇后、越王李系秘密处死。正处于弥留之际的肃宗闻此噩耗，随即撒手人寰。太子李豫继位，即唐代宗。唐代宗继位后，李辅国因拥戴之功进为宰相，从此居功自傲，狂妄跋扈，越来越胆大妄为，甚至要代宗将政事都交由自己为之处理。代宗虽然心中不满，但慑于他手握兵权，只好委曲求全，尊称他为“尚父”，事无大小，都要与他商量后才能决定，皇帝之位已被架空。

朝堂上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李辅国的嚣张与专权深深地刺伤了程元振，使得程元振夜不得眠、辗转反侧，心想：“皇帝啊皇帝，同样是拥立您的人，怎可对我如此轻视而对他如此青睐呢？不行，我要有所作为”。

程元振本就不是一个只会阿谀奉承、玩味俗语的宦官，跟随坏事做尽的李辅国多年，也学会了这一套。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李辅国嚣张跋扈了上一朝，这一朝的天子对你是深恶痛绝，可之所以任你嚣张，不就是因为你有禁军吗！哎，等等，谁说是你有，现在禁军可是我的啦。

李辅国架空君主后，程元振也慢慢架空了李辅国的禁军权利。换句话说，李辅国管程元振，程元振管理禁军。李辅国若是没有皇帝，没有禁军，那么剩下的就是我程元振的忠心。忠心这种东西，你李辅国恐怕也受不起哟。这小心眼儿“尚父”要是知道了，会很郁闷呀。

“尚父”的日子才体验了一个多月，程元振已经与代宗悄悄地走到了一起。代宗与程元振独处时，两人的话题时不时会提到李辅国，毕竟代宗还是担心身边这个李辅国的爪牙是派来监视他的。某日，李辅国又在代宗面前跋扈了一回，李辅国走后，程元振心想：“是时候了。”于是与代宗袒露心声。代宗无比惊喜，便问：“你有何计？”程元振凑近一步：“先削兵权，再徐图之！”代宗再靠近，附耳道：“若能成功，你就接他的位置吧。”程元振的天空一下子亮了！

后来，长安城李辅国府邸的凶杀案便传遍了大街小巷，万民皆呼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去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李辅国一死，程元振立即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接替李辅国统率全部禁军。得势后的程元振，将父亲封为司空，而程母被封为赵国夫人，众兄弟姐妹也都相继当了有油水的官。相比李辅国喜欢向上看，程元振更喜欢偷窥周围。换句话说，李辅国的权势是得益于架空皇上，而程元振对皇上很好，对周围的大臣却处处为难，设计陷害，睚眦必报。

唐朝著名大将郭子仪，战功可谓一等一，也免不了被这等小人排挤。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首功大将，肃宗即位后任副元帅，后升为中书令。当时程元振已得到代宗的宠信，他妒忌郭子仪功高位重，于是多次在代宗面前诬陷郭子仪。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在什么危险境地都能冷静沉着，却被这一个小小的阉人闹得整天坐卧不安，胆战心惊。代宗听信谗言，于是解除了郭子仪副元帅、节度使等职，加封实户七百，给了“肃宗山陵使”这样一个闲职。郭子仪上书，用当年和代宗一起讨伐安禄山，平定两京，同甘共苦时所赐的诏书千余篇以自明，代宗方才醒悟，下诏说：“我惭愧呀，居然听信谗言，差点失去一位好臣子呀。”郭子仪才继续得到信任，为大唐社稷继续效劳，却失去了兵权。平定安史之乱的另一功臣李光弼在朝中威望很高，程元振看不过去了，便勾结手握兵权的鱼朝恩一同在代宗面前说坏话。李光弼渐渐失去信任，遭到贬谪，连弟弟李光进也受到了牵连。

之前说程元振小心眼，那是有证据的。从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到襄阳，程元振请他帮忙办一件分内之事，来瑱为人正派，素以忠义闻名。程元振的请求不合章法，遭到拒绝，程元振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原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安史叛军作战失败被俘，叛乱平息后得释返朝，程元振为了网络党羽，将王仲升招到旗下。王仲升回朝后，程元振唆使王仲升诬陷来瑱，将一个“投敌罪”推到了来瑱身上，硬说来瑱与贼合谋，致使王仲升被俘。代宗闻听大怒，削掉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随后程元振假借皇帝命令，派人在途中将他杀害。一代名将来瑱就被这两个小人冤死，实在可恨。类似的事情还有宰相裴冕，因事与程元振相违，被嫁祸贬为施州刺史。再有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受程元振诬陷，忧愤自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程元振不以国家人民为重，不把君王臣子放在眼里，心中唯有权利，终于赔上了性命。

安史之乱开始后，由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很多都调回来平叛，吐蕃借此机会扩充地盘，占领了西北数十州的广大地区，为后来的吐蕃之祸埋下了祸根。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边将向朝廷告急，程元振得到消息，却根本不把消息上报给代宗。到了十月，吐蕃军便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攻打泾州，当地刺史献城之后，便成了吐蕃的向导。当这群人浩浩荡荡地过了邠州的时候，代宗才刚知道吐蕃入寇了。仓促之下代宗急忙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赴咸阳应敌。

自古打仗，双方兵力总有悬殊，但是以二十人对二十万的，估计没人见过，可这事儿就让郭子仪给碰上了。郭子仪受命之后从长安赶奔咸阳，就只带了二十骑，还是出发前临时招募的。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多万人，弥漫山野几十里。好在他们赶在吐蕃军队来之前到达了成阳，否则加上郭子仪也不过二十一人的这支唐朝“大军”，不仅会全军覆没，还会被吐蕃人笑掉大牙。

郭子仪到咸阳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中书舍人王延昌向朝廷请求增援，结果又被程元振挡住了。当然，挡不挡都一样，因为代宗无人可用了，否则郭子仪怎可能只有二十人从都城出发？但是早一些通报也能早一点应对，不至于到后来狼狈逃跑。

读者不禁要问，吐蕃党项入侵中原，堂堂皇帝诏令各地军队勤王时，竟或无人应命，或逡巡不前，只有二十人出去迎战，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且还有地方官员给吐蕃军当向导？真乃笑话！这一切都得“归功于”程元振，前有被诬陷而失去军权的郭子仪，后有李光弼、来瑱等功臣“被”下台，文武百官人人自危，地方与中央离心离德，深怕遭到程元振的诬陷，谁还敢出头，谁还敢帮皇帝？无奈之下，面对气势汹汹的吐蕃军，代宗仓皇逃离，京师陷落。吐蕃兵进占长安时，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百姓都纷纷跑到山中避难。

后来还是在老臣郭子仪的努力下，用一张老脸，集合了各方军队，这才把吐蕃人从长安赶走，将代宗迎回都城。代宗这下真火了，大大地火了，火的是硕大的国家，怎么就丢了首都呢？怎么我就这么狼狈，还得逃跑呢？怎么那些个节度使呀、将领呀、士卒们都不好好打仗？这局面谁弄的？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大家也火了，这个局面不能再次发生。

众人的矛头齐刷刷地指向了程元振，他倒行逆施、他跋扈张扬、他陷害忠良、他唯利是图……所有人都要求惩治这个宦官。以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书代宗，言辞激烈：“吐蕃以数万军队进犯关陇等地，士兵不拔刀向敌，将帅听而任之，群臣没有人敢上前进谏，四方臣子、将士以及百姓都背叛了您，陛下呀！您看看，这都已经到了灭国的境界了！天下人都恨陛下，因为您远离贤臣忠仆、良将俊才，而信任使用宦官小人，而且对他们的言行听之任之，才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若陛下还为大唐着想，为老百姓着想，您！必须将罪魁祸首程元振拉出去，当众斩首，以谢天下。”柳伉一说完，满朝大哗，各部大臣怒满胸膛。

代宗因程元振拥戴有功，留命，削官爵，贬为庶民，永不得进京。

程元振心里不服气，想着代宗既然不杀我，那么我也许还有被启用的一天。毕竟在京中栽培了多年，爪牙喽啰还是不少的。他假扮老妪（看起来肯定像老鸨），回到长安，以图咸鱼翻身。但他和各种人都积怨太深，以至于如此低调进京，依然被御史大夫王升发现，上告朝廷，代宗将程元振改判长期流放冷州。走到江陵时，程元振死了。是病死的？还是被仇人追杀的？还是被藩镇刺客所杀？这些都是后人的猜测，反正他就这样死了。程元振掌权后翻云覆雨，落井下石，谋害忠臣，残杀义士，罪恶多端，最后终于激起了众怒，前后只跋扈了一年就下台了，最后还死得莫名其妙，真是验证了一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迟与来早。

唐·鱼朝恩：太嚣张引火烧身

在杨思勖一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忠诚的武士，在战场上是一等一的大将军，在官场上是一等一的大武宦。在程元振一章中，说到了程元振勾结鱼朝恩去整郭子仪。这您就要问了：鱼朝恩又不是武宦，何来兵权？那就得说说唐朝时期一个特有的现象：宦官典领禁军。

宦官典领禁军的事例，唐代中期已多有发生。但宦官专断禁军正式形成制度，却是从德宗时期才开始的。唐代君主直接统帅的侍卫禁军，称为“北军”，主要包括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其中以神策军势力在诸禁军之上，是中央禁军中的嫡系主力，亦是大唐朝廷在藩镇割据形势下赖以生存的主要支柱。神策军的统领权，就是由皇帝的代理人——宦官，完全把持专断的。

鉴于前朝外戚和宦官轮流当政的教训，唐朝初期的皇帝在政治体制上做出了两点重要变化：

一是严格控制宦官当权。唐太宗规定内侍省不立三品官，内侍长官最高只能是四品，且不许任事，只负责宫廷守卫、洒扫和厨役等事。随着国力强盛，宫中需要增加阉人来服侍，后代君王便忘了祖训，开始重用宦臣。所以这一点在唐朝中期就被打破，只要称旨就拜三品将军，殿前供奉者委任华重，如高力士；持权监军者，节度使反在其下，这就是高仙芝、封常清被杀之由。玄宗时代，长安边上的豪宅啦，大花园啦，大片肥田啦多半为宦官所有，从下面来的地方官，来到长安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周围的豪宅奔走不迭，献贿以万计。宦官之害，埋根于此。

二是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制度将秦汉的宰相机构一分为三，起到削弱相权、加强君权的作用。朝臣的力量被削弱了，您还指望着皇帝一个人来管理，那是不可能的，那么皇帝最信任谁？不就是身边的家仆吗！而且皇室中的皇子皇孙，从出生开始便由阉人左右不离地看着长大，那么最信任的也就是从小跟自己长大的家奴，所以皇帝自然就将国事交由家奴来管理。这些就是宦臣监军的根本原因，也为鱼朝恩这等祸害给出了理论依据。肃宗、代宗时期，主上庸弱，李辅国以尚父显，程元振以援立奋，鱼朝恩以军容重，却也没有固定的兵权。等到德宗为了诛灭朱泚，加强了神策军和天威军，由宦官来统帅。至此，军权下移，政出宦官。奸邪小人，争为养子；巨镇强藩，争出其门。唐王朝的天下也就开始了血腥衰败的一页。

神策军最初的设立是在天宝年间（玄宗时期），原为陇右节度使麾下的戍边军队，与宦官八竿子打不着。安史之乱时神策军才开进中原作战，归监督九节度使的高级监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指挥，实际上是以京城为中心设置了一个直属皇帝的节度使级管区。而且这个管区的兵力比任何一个节度使都强大。神策军足可使节度使们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有所举动，皇帝可以马上动用神策军。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引出这个承上启下之人——鱼朝恩。

鱼朝恩老家在现在的四川，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是可以推断其家世一定不咋地，毕竟穷孩儿家才会送去当阉人。天宝末年鱼朝恩进入内侍省，开始了他的宫中生涯。据说，鱼朝恩狡黠聪慧，不仅识字，还懂点儿财务，在宫中也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事。在高力士这棵大树下，小宦官们日子也比较好过，如鱼朝恩这种有点才能的，就有在皇帝身边晃悠的机会。玄宗了解他以后，也挺喜欢他，屡次给他封赏，虽然不能和高力士、杨思勖、李辅国这类大人物比，那也比一直当打扫卫生、端茶送水的强。

安史之乱开始，肃宗李亨出逃时，鱼朝恩服侍左右，得到信任。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鱼朝恩在李光进的军中任监军，肃宗收复两京后升任三宫检责使，并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虽不能和同时代的李辅国、程元振相比，但是从那时起，鱼朝恩已经成为宦官中的显赫人物。

安史之乱中，郭子仪率军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九节度使之一的安庆绪被困于相州，这安庆绪就是安禄山的二子，安史之乱的祸首元凶之一，虽然性格内向，但骑马射箭都一流。肃宗命同为九节度使的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六十万大军围攻相州，讨伐叛军。为了监视这些将领，肃宗以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国家元勋难以相互统属为理由，不设立元帅，却任命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是肃宗原创的官职，这个监军没有大元帅之名，却有大元帅之实。得到信任且手握权力的鱼朝恩本性显露，对兵法一窍不通的宦官成了最高军事长官，战争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在不自量力的鱼朝恩的瞎指挥乱指挥下，相州一战，唐军大败，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丢失，六十万的大军死伤不可计数。战后，鱼朝恩却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大将郭子仪身上，当然，这里面不止一个宦官鱼朝恩在作怪，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宦官程元振在煽风点火。肃宗不明是非，居然相信了这些宦官的鬼话，召回了郭子仪并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郭子仪的表现就如前章所说，表明自己的忠贞，侥幸没有被处死，而是卸下军权，赴任一个闲职。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鱼朝恩去挖人家郭子仪的祖坟。古人比较迷信，听风水先生说，你之所以官运不畅通，是因为和你同朝的人在堵你的官运。掐指一算，这人就是郭氏。于是程元振和鱼朝恩就去掘坟，想要通过这个达到遏制郭子仪受宠，但是没有成功。

可想而知，鱼朝恩这等奸人，想要更上一层楼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做出这等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鱼朝恩仍任观军容使，驻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这时，史思明已攻占了洛阳，李光弼的军队与之对峙于河阳。肃宗这下头疼了，有忠良建议说，郭子仪不仅有军事才干，而且多年来效忠大唐，又有社稷大功，今余孽未除，不应将能用之人放在一边不用，应该让他继续为国效力，何况现实情况是也只有郭子仪能与叛军一战。肃宗别无他法，遂命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让他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以攻取邠宁、朔方，最后直捣叛军巢穴范阳。诏令下达十几天，内廷有程元振谗言，外面有鱼朝恩阻挡，这事儿也就这么拖着，没有着落。这一拖就拖到了第二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唐军中有流言传出，说洛中将士皆幽州、朔方人，战事日久，思乡心切，众兵无战心。鱼朝恩信以为真，屡次上言肃宗，建议早日攻取洛阳。于是肃宗命李光弼率军急攻洛阳，让众将士能早日归家。李光弼了解战事熟悉敌情，回报肃宗，认为贼人当下兵力雄厚，作战能力非常强，不应该冒险强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内廷中有程元振霸着，肃宗哪里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催逼李光弼打仗，于是李军只得出战。结果邙山之战，官军大败，河阳、怀州失守，鱼朝恩也狼狈逃回陕州。李光弼虽未战死，但回到朝廷后，发觉不仅有鱼朝恩在推卸责任，更有程元振在底下使暗箭。没多几年，李光弼遭贬，连累弟弟李光进一同受牵连，一代名将结局还不如战死沙场。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第一大宦官的位置从李辅国变为了程元振，程元振比李辅国更加跋扈，而鱼朝恩也从远处窥视着第一大宦官的位置。此时，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集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兵十余万于陕州，以进讨史思明。想启用郭子仪为副元帅，结果又遭程元振、鱼朝恩等人“沮之而止”。鱼朝恩更是多次从中作梗，使郭子仪这等将才无用武之地，郭子仪为了避开此等小人，忍气吞声，不做激烈反抗。此战，唐军于横水大破叛军，接连收复洛阳、汴州等地。鱼朝恩这种人带的兵能好吗！由于鱼朝恩不能约束自己的手下，唐正规军与回纥兵打破叛军后，占领城郭便大肆抢掠，老百姓恨之入骨，官兵和强盗没有两样了。而平定洛阳后，鱼朝恩被加授为开府仪同三司，封凤翔郡公。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进犯长安。这一段在程元振一章讲得很详细，这里就不赘述了。失道寡助的代宗只能出逃陕西（今河南三门峡西），样子相当狼狈。关键时刻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军威方振。但最终还是“闲置”很久的郭子仪帮忙解围。这一事件，程元振终于被众怒送进了地狱，但是鱼朝恩又火速登上高位。鱼朝恩也是看形势走的人，这次事件中，他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并统率京师神策军，前面已经说过了神策军的地位，可想而知他的地位有多高。想一想这郭子仪真亏，做了实事，终抵不过一个溜须拍马之人。

有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我想这句话体会最深的是高力士，可惜后来者都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此时的鱼朝恩恃宠骄纵，他的养子令徽，年仅十四岁，就开始在内殿供职，代宗特赐绿服。一天，小宦官们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不小心碰了令徽，这可不得了了，令徽马上跑回去向老爹告状，声称有人欺负他。阉人有个喜欢的养子不容易，听了这话，鱼朝恩非常愤怒，自己儿子被人欺负，那是因为权力不够大，地位不够高。于是乎向代宗上奏，说儿子被人欺负，因为别人看自己受宠，不能欺负自己，转而欺负自己的儿子，希望代宗给儿子封个官。其实代宗封官很容易，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但是还未等代宗许可，鱼朝恩已经令人捧来了紫服，令徽穿上后谢恩（大家都知道，紫色是贵族才能拥有的颜色），代宗表面没什么，可是心里很不满意，但还是强笑着说：“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不久，还把碰撞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

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鱼朝恩没有学乖，没有好好看前辈程元振是怎么死的，自然也没有看到潜藏的杀机。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吐蕃军再次来袭，进犯奉天城，代宗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在城中大肆搜刮老百姓家的马充军，命令城中壮年男子都得穿黑色的衣服（这意思是准备抓壮丁啦），而且城门每次只开一边（这意思就是不准你逃）。结果，城里面的老百姓吓得偷偷凿城墙，逃出去很多人。看这架势是没得守了，鱼朝恩就准备让代宗去河中府避难，以避免吐蕃军攻入城中，又担心大臣议论不一，所以准备在百官中探探风。一天百官上朝，皇帝还没来，就看见鱼朝恩带着十几个禁军持刀跑进来，宣称吐蕃军已经侵犯到京畿了，车马都准备好了，准备带领大家去幸河中避难。众大臣一时惊愕，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刘给事站出来大声质问说：“你这是要造反吧！都城周围屯军如云，你不集结军队奋力抗敌，却要胁迫天子，不顾宗庙社稷，逃出去避难。你这不是要造反是什么？”鱼朝恩听到这些话，寻思寻思确实是这么回事，惊恐万分，慌忙退下。

自从上次代宗出逃到陕州，鱼朝恩调动驻陕州之师与神策军迎接皇帝，而后回到都城，他把原驻陕州之师统归属禁军，全部由自己指挥。这次吐蕃再次迸犯京畿，鱼朝恩率神策军扈从，屯居苑中。至此，禁军分为左、右厢，位居北门六军之上，军势更盛。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代宗于国子监举行释典仪式，宰相率众常参官听讲。鱼朝恩也率六军诸将前往听讲，子弟皆穿朱紫之服为诸生。鱼朝恩不学无术，但也装模作样地学经讲文，执笔辨章句，还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德才兼备，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代宗对鱼朝恩宠信有加，加封他内寺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进封郑国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这个官就是去祸害祖国未来的花朵。他当上了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还兼职当国家礼仪中心的书记，未来不仅要给干部们讲学，还要负责皇帝开大会的各种事务。

诏令下达以后，正直之臣上表反对，代宗置之不理，却命宰相以下官员送鱼朝恩就职。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时，京兆府供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此时的鱼朝恩，可谓掌握大权，权倾朝野。

凡诏令群臣商讨国家大事时，鱼朝恩自恃贵宠，常常在大臣面前发表一些没水准的见解，宰相元载虽然善于辩说，但也多沉默不言，只有礼部郎中相里造等几个人常常跟鱼朝恩过不去，说他没水准。鱼朝恩心中自然不高兴，皇帝都不说我啥，你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某日找个机会为难这几人，无奈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但愣是被相里造给泼了一身冷水，唬得一愣一愣的，只能拂袖而去。

鱼朝恩还在宦官中网罗亲信，为所欲为。他飞扬跋扈，威慑朝廷，甚至连公卿也不敢仰视。一旦宰臣决定了政事，假如他没参与，则大发雷霆，说什么“天下大事怎么可以没有我在？”鱼朝恩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使得代宗忍无可忍。诸宰臣多次受到凌辱，也恨之入骨。这终于促成了代宗和朝臣协力除掉鱼朝恩这一祸害。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宰相元载首先密奏请除掉鱼朝恩，在得到代宗的许可之后，就以重金贿赂鱼朝恩亲信将领周皓和皇甫温两人，暗中深相交结，以随时掌握鱼朝恩的活动情况。鱼朝恩不是好货，属下自然也跟着学，历史永远是这样，鱼朝恩自己不也是这样把上面的李辅国弄下来的吗！接着，元载将凤翔尹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以皇甫温代理凤翔节度，以示宠信，麻痹鱼朝恩，这使得鱼朝恩更是骄纵。不久，元载又建议将凤翔镇的扶风、天兴二郡隶属神策军，鱼朝恩觉得军权更稳了。而元载把皇甫温暂留京师，与周皓约定诛杀鱼朝恩。元载一切准备就绪后，即把谋杀朝恩之事密奏代宗，代宗批示：“好好干！”

节日是个大家都放松的日子，鱼朝恩也不例外。三月寒食节这天，宫中举行宴会，元载坐守中书省，以备非常之事。鱼朝恩不是当了国家宴会的负责人吗！自然少不了他参加。宴会结束后，鱼朝恩将要回营，代宗诏令他留下议事。鱼朝恩多年来养得一身肥肉，常乘小车出入宫省。代宗在宫内听到重重的车轮声，正襟端坐以待。鱼朝恩一到，代宗当即责备他图谋不轨，想要弑君，鱼朝恩自我辩解的态度非常傲慢，不知自己大祸临头。这时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他，遂缢杀而死，时年四十九岁。由于宫闱事秘，鱼朝恩之死，外人一无所知。代宗隐而不宣，下诏罢免了他的职务，只保留了内侍监一职，增实封六百户。后假称鱼朝恩是自己吊死的，将尸体归还其家，并赐钱六百万以作丧葬费用。

就这样，一个借着掌握军权的宦官，在权倾朝野后跋扈骄纵，再次走上前辈的老路。但是由于鱼朝恩的掌军，后来的权宦也深知军权的重要，遂有后来弑主之仆的出现。

唐·俱文珍：辅佐明君逐朋党

鱼朝恩被斩得大快人心，但是不代表鱼朝恩这些宦官势力被斩了根，反而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鱼朝恩虽不在，但是军权已然被宦官把持。“永贞革新”失败后，宪宗李纯即位，自此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永贞革新”的失败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却与这名叫俱文珍的宦官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咱得先说说俱文珍这个人，他呀，身世不详，据说唐顺宗李诵时代就已经是宦官之首。还有人说俱文珍是“俱”姓的祖宗，这着实让人费解，因为他是阉人呀，怎么可能是什么先祖！实情怎样还有待考证。说起俱文珍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是下面这一位您可不陌生，他就是韩愈。这两人有啥关系？那我不妨一说，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曾拍过这宦臣的马屁的。虽然俱文珍是怎么当上宦官之首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断，俱文珍一定是当时的权宦。

在高力士一章曾说到《旧唐书》和《新唐书》之争，《旧唐书》对“千古贤宦”的高力士的评价基本上没有好的，可是对俱文珍的评价却颇高，说俱文珍是个忠正之人，性情刚烈而且是个有道义之人。在这里，我们不妨以韩愈之《送汴州监军俱文珍》来开启这一章的故事：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

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笔者觉得，这首诗若送给杨思勖倒是个不错的选择。送给俱文珍，在下不敢苟同。）

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皇帝本想让宦官代自己掌握禁军，哪想到这些个宦官一个个都不是东西，飞扬跋扈到不得不死，在这种背景下，唐朝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导致了藩镇叛乱，于是就有了“奉天之难”，又称“二帝四皇之难”。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地方上的大人物们也想过一把皇帝瘾。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他父亲的位置，魏博节度使田悦顺水推舟卖个人情，说说好话。唐德宗李适本来就不喜欢这帮藩王，所以坚决拒绝。李、田二人火了，你个皇帝老儿还真把自个儿当棵葱了啊！于是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又一个爹死了儿子要继承位置，皇帝还是不干（李正己死，其子李纳请袭父位，德宗不允），于是李纳也一同反唐。你不让我袭父位当节度使，我就把你打下来自己当皇帝。本来藩镇势力就大，这一千人等这么一造反，战事就慢慢不可收拾了。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四月，割据淮西（今河南汝南）的节度使李希烈加入了反叛的行列，不久就攻下了襄城（今属河南）。德宗着急了，派人讨伐未果，又增派派泾原兵去解围。而泾原节度使朱泚因其弟朱滔谋反而被软禁于京城，又因为带军队路过长安，德宗赏赐不周到，这朱泚就不高兴了。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造反，德宗被迫逃往奉天。

不得不提的是，被迫出奔奉天的德宗，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便封二人为神策中尉。本来当年斩杀鱼朝恩后，兵符已回到皇帝手中，但自“奉天之难”后，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

朱泚率军猛攻奉天而不下，朝廷援兵却已到达长安不远处。为了守住战果，朱泚退守长安。不久唐将李怀光与朱泚联合，德宗被迫又逃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五月，唐将领李晟等攻克长安，德宗于七月返回长安。朱泚被部下所杀；李怀光兵败自缢。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

藩镇割据，宦官干政，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征如虎，百姓涂炭，唐王朝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已成为朝中君臣需要正视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问题被还是太子的李纯所重视。太子身居东宫，而他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棋待诏王叔文，另一个则是侍书待诏王伾。他们常与李纯谈论唐朝时弊，深得信任（终于遇到一个不和阉人天天玩儿的皇子）。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驾崩。当年太子李纯即位，改年号为永贞，是为顺宗。“永贞革新”这场新政运动，自此拉开序幕。但顺宗在即位前，就得了中风而半身不遂。这让顺宗没法好好说话，也没法行动自如，而且到手的皇位也非常没意思，一没政权（宦官当道）；二没兵权（自李辅国时代就夺走了，鱼朝恩时代就基本定了）。顺宗不甘心内受制于宦官，外受制于各地藩王，而且自己也想振兴大唐，于是就有了这场革新。

顺宗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任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掌机密诏令；韦执谊为宰相。这些革新派有职有权，本对革新十分有利，但无奈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这两个人对朝政很不利呀！）。上传下达，要经韦执谊——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牛美人，最后才能为顺宗所知晓所传。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从一开始，也就蒙了一层阴影。

这次革新还是来真的，首先罢黜宫市和五坊；其次任命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再次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最后并停止财政上的“进奉”。

这些改革都具有社会进步性，对当下的唐王朝是非常好的，也是当时极受百姓欢迎的。但是这着实伤害了广大“上层”贵族的根本利益。

自德宗始，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进行公开抢掠，称为宫市。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的宦官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白居易晚年一首名作《卖炭翁》就控诉了这些行为。革新一出，百姓皆欢。但那些小宦官们可就惨了，正所谓由奢入俭难，这些人没了来源，好日子过不上了，那就得往上面告呀！说自己本来就身残，如今没了工作，留下来干活儿的还被欺负。上面谁是宦官头儿——俱文珍啊。

俱文珍那边也没好日子，左右神策军可是最重的军权，你皇帝说拿走就拿走，那不是把我前面积累的荣华富贵和各种权力均一并夺走了！这边刚没了军权，下面人又来告，说以后给俱公公的好处可都没有了。为啥？上面改革，宫市和五坊都没啦。

关于打击贪官和取消多余的“进奉”，属于离皇帝比较远的官吏了，但是这两点间接地打击了宦官势力。你想想，人家来宫中进奉，皇帝是有一份，但是大头儿都是宦官们的，那些贪官可都仰仗着职掌军权的宦官呢。

俱文珍大公公这下火冒三丈，但是他很清醒。知道用武力解决是行不通的，而是很有策略很有步骤地，对改革派的权力开始了步步蚕食。他召集管事宦官们，开始策划如何把这些该死的改革派处之而后快。改革派以“二王”为首，“二王”又以王叔文为核心，因此俱文珍果断决定，先除掉王叔文，其他的也就好办了。你会问，皇帝怎么不在这个策划内？宦官可没把皇帝放在眼里，一个身体健康的皇帝摆在那儿我尚且该干嘛干嘛呢，何况是个半瘫痪的皇帝！可见，俱文珍等宦官在那时猖獗到了何等地步。

做好了各种部署，俱文珍就准备借皇帝的“东风”了。这日，俱文珍来到皇帝身边上奏，说王叔文又管钱粮又管国家，权力太大了，财权、政权都在他一人之手，一旦有变，皇上如何提防？

顺宗皇帝半身不遂，身子只能靠震的，说话从来慢半拍，都是蹦字儿。他看见俱文珍来了，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拿不出半点威严来。俱文珍得寸进尺，非要让顺宗表态，这就成了逼宫，顺宗急得头上冒汗，刚开口说了一个字儿，俱文珍便抢着说话：“王叔文掌盐铁大权，此乃国家命脉，需旁人监督，怎奈翰林学士权倾天下，旁人均不敢言，还请皇帝撤掉翰林学士一职，令其只抓漕运，也好尽心为国！”所谓翰林学士，就是辅佐皇帝的责任，也正因为这个，王叔文才能成为改革派的首领，一旦此职被撤，又如何领导改革呢？

顺宗越是着急口齿越是不给力，口中之听见哼哼，却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目光急切，恨不能起身阻止，俱文珍假意听见了皇帝旨意，便在宦官李忠言和牛美人的“见证”之下，自拟了圣旨，堂而皇之地拿去宣读了。顺宗眼望俱文珍一千人等大步离去，恨得咬牙切齿，奈何只能是气喘吁吁。

王叔文等九人日夜筹划如何实施改革，此时他们已物色到几员将领，准备逐步将军权从宦官手中夺回，奏章都已经递上去了，就等着批下来了。但这帮人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交上去的奏章，在到达皇帝手里之前，早已让俱文珍等人看了个全，而宣布撤销王叔文翰林学士一职的宦官，已经走在路上，一场大祸，眼看临头。

接到圣旨的王叔文傻了，这群宦官耍赖皮，不按规则出牌！这些迂腐的酸儒就喜欢循规蹈矩，按章程办事，凭规矩出牌，问题是，他们的对手是一群从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而他们所处的时代，也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时代。自幼便受圣人文化熏陶的他们永远体会不到这流氓横行世界的黑暗。

既然皇帝得罪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皇帝给废了，宦官俱文珍的这个决定，开创了唐朝宦官废帝的先例，虽然后来者仇士良更厉害，但是俱大宦官毕竟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俱文珍逼迫顺宗起草诏书退位，由太子即位，尊顺宗为太上皇，史称“永贞内禅”。只做了二百天皇帝的顺宗就这样被俱文珍逼宫退位了，心力憔悴外加病患折磨，几个月后，带着未完成的愿望奔向了列祖列宗。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俱文珍因有拥戴大功而备受重用。这样，大宦官的权力不仅回来了，而且更甚于以往。

宪宗虽为宦官所立，但从心里说来，他还是很有野心，想干一番事业的，可眼下却是个傀儡，不敢妄动，宦官们能让他突然当皇帝，自然也能让他突然消失，所以得按兵不动，等待时机。顺宗倒台了，“二王”集团的革新派自然不能留着，在俱文珍的操纵下，王叔文不久被贬，后被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抑郁而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俱文珍自打立了宪宗做皇帝后，就开始走前面那些大宦官的老路子了，而且这人特爱得罪人。佞臣得罪百姓很正常，得罪大臣也说得过去，得罪皇帝也是必然，重点是，这人竟然把自个儿一党的人也全都得罪光了，不少宦官因为与其稍有摩擦即被处死。而且宦官之间的内斗在宫中是轮番上演，俱文珍也是一次比一次闹得厉害。有一次，他把一个叫李康的宦官节度使给杀了，这李康是平叛将领，在平叛战斗中让敌人俘虏了，好不容易被放回来，却被俱文珍杀了。对于当权宦官来说杀一个人没什么，简简单单轻轻松松也就可以把事件平息了，但是俱文珍这时得罪了太多人，而且这次杀人是他擅自杀的。这回想整他的人可是抓着大辫子了。文武百官外加各种宦官，突然间一起弹劾他俱文珍专横独断，目无圣上云云。

这叫什么？犯众怒啊！做人要给自己留后路的，看到此情此景，俱文珍也害怕了，不敢动刀。而此时趁俱文珍失了势，宪宗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俱文珍说到：“您呀，年纪大了，也该退休了，很多事还是交给那些年轻人来做吧。”俱文珍气得鼻子都歪了，现在就是有心废帝也无力回天了，要知道，他得罪的可是所有人。俱文珍心里没数，权衡再三，一咬牙，及时收手，卷了家当，告老还乡了。

宫中的舒服日子过惯了，回了家乡就开始大手大脚，有钱了，人家当你是爷，没钱了，你什么都不是。在宫中赚得再多，那也耗不起坐吃山空，而且是胡吃海塞地吃。老天对他真好，一直让他活到了没钱。晚年的俱文珍过得很凄苦，一个毫无威势的阉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一无钱，二无权，三无性福，四无朋友，五无儿孙，那些昔日的儿子义子，没有一个来探视这个失势的老阉人，一腔愤怒，竟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过了不久，这个唐朝历史上第一个废掉皇帝的宦官结束了一生。他的生命就如一片黄叶般枯萎了，没人注意他的死亡，没有人同情他，也不值得同情。

唐·仇士良：自有妙计来伴君

仇士良，是唐朝可以“媲美”“千古第一贤宦”的“唐朝第一坏宦”，他的事迹说出来吓死你，侍奉过六主，拥立过两帝，专权二十年，最传奇的是，他先后弑君两位，杀四宰相和一位妃子，在“甘露事变”中杀害了公卿大臣无数。厉害吧！是不是可以和高力士“齐名”了？先瞧这名字取的，霸气侧漏呀！虽然他姓qiu（二声），但从他这一辈子的个人品格以及经历，笔者建议您叫他chou（二声），字面意思理解为“仇视贤士、良臣”。而他的权宦生涯虽然惊世骇俗却毫无光彩可言，不仅恶贯满盈，而且血债累累，背受着千古的骂名，足以承受“唐朝第一坏宦”这一称呼。

仇士良可以说是唐朝的一个特别标志，因为他制造的“甘露之变”，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的高峰。和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宦官时代相比，两者有着质的区别。东汉宦官时代，其权力的来源是皇帝本人；唐朝前期，宦官权力也来自于皇帝，但唐朝后期，宦官权力来自于其掌控的禁卫军——以神策军为主。东汉时期，宦官从昏庸的皇帝手中可以窃取权力，如果皇帝英明神武，威风凛凛，那么宦官专政的局面就会成为痴人说梦。而且东汉时期的宦官专政以个人为主，一旦这个权宦消失了，那么宦官专政也就不复存在了。唐朝后期则完全不同，宦官权力来自统领的军队，就算皇帝不信任宦官，企图限制他们的权力，但军队若不答应，皇帝也无可奈何。宦官长期统领禁卫军，那么这支军队事实上成了他的亲军，亲军对统帅的支持力又远远大于皇帝和国家，因此皇帝是不可能取得禁卫军的合作的。宦官因有军队的支持，皇帝不但动不了他，他反而对皇帝开始动手动脚。因此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更为广泛且巩固。到了唐王朝的末期，执掌禁卫军的宦官几乎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皇帝则是他手中的一个傀儡。

也许宦官掌握军权之初，对皇帝还存有敬畏，但时间的累积，宦官一党在禁卫军中逐渐布置成熟，培植下不可动摇的势力之后，力量天平毫无悬念地倒向了宦官一侧。从唐宪宗李纯开始，皇帝被杀被立，都身不由己，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这种现象越到以后越甚，直至唐王朝的灭亡。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禁卫军历来都有统领，他们为何没有构成对皇帝的威胁，而宦官掌握禁卫军后，就有以上种种，并随意废立君王，难道阉人比非阉人能力更强？

回答当然是不！绝对不是！

对于一个完整的人来说，他们是有节操和原则的。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而且作为一个身在社会的人，他们都比较恐惧舆论压力，会顾忌说话和行为的后果。在封建社会，人们对于皇帝是神一般的看待，除非逼不得已不会反叛，因为那是犯神，失败了就得“诛九族”。宦官不一样，他们不仅仅是读书少那么简单，他们连最起码的节操都没有，行动起来也会不顾后果。对于他们来说，被逐出宫墙之外就意味着一切都完了，他们的生活只有这一圈墙内，哪怕身在唐朝各地，心也已经被困在这宫墙之内。他们本来就没有名声可败坏且没有亲属可株连，因此他们掌握军权的危险性比正常人要大得多。可见皇帝当初为了防止外臣干政而把军权授予家奴，但最后却是用毒蛇来替代老虎，而且后者的危害比前者要大得多。

咱们再说回仇士良，通过他来了解所谓的第二次宦官时代。

仇士良被阉割之前的经历文献中目前没有记载，但根据他后半生的所作所为，估计当年是个混社会的主儿，而且还是在市井之中吃得香的人，可惜得罪了什么人，混不下去，走投无路进了皇宫。

他的运气可比前面几个宦官好，成为阉人后，被分拨到太子李纯的东宫当差，他把李纯伺候得乐呵呵的，没过多久，仇士良就沾着主子光了。据官方消息称，顺宗由于长期染有风寒，口不能言，在位七个月，禅位给李纯，就是唐宪宗。当然，具体怎么回事儿咱们都清楚，您如果不记得了，笔者提醒您，在俱文珍一章中有详细的描写。

话说宪宗当皇帝了，仇士良也跟着主子一起升，爬上了自己仕途的第一个台阶——任内给事。因为侍奉东宫日久，深得宪宗信任，仇士良首次涉足军队，担任监军，开始其漫长的权力攀登生涯。

在宪宗身边伺候惯了，点头哈腰的日子久了，冷不丁当上了主子，仇士良有点不太适应角色，可是尝到了当主子的甜头，就一发不可收拾，想让更多的人对自己低头。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出行的官员，都不能再把我仇士良当奴仆，得当主子看待。对于当上监军的仇士良，这一路上，无论是住宿、骑马还是出去的行头，都得让别人伺候好了，不仅得让我过得爽，还要让别人看着羡慕。

此后，仇士良越发得意，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从宪宗元和年间到文宗大和年间，仇士良数次出任内外五坊使。五坊指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这些动物是专供皇帝狩猎作乐使用。每逢秋高气爽之际，仇士良便打着皇帝的名头去郊外先当一回“宦官皇帝”，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需供饭奉酒，否则就被仇士良一伙儿闹得无法安生，地方宫是敢怒不敢言。老百姓只能默不作声。时人对此起了一个专门名称，叫做“供奉鸟雀”。史书上称仇士良一伙的胡作非为“暴甚寇盗”。

王守澄是和仇士良同时期的权宦，那笔者必然说说这王守澄，这人毕竟是仇士良仕途上一块重要的垫脚石。

王守澄是一路艰辛得到宪宗信任的，有信任才有权力。宪宗晚年想要长生不老，天天嗑药，嗑着嗑着就看见了生命的尽头。此时恰逢新旧交接，朝廷上下各种权力争夺战，宦官内部也不例外，眼看这争斗已经白热化，就差放上台面上谈论了，可宪宗那口气就是不断。这可把宦官们急坏了。为啥？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一直伺候一个疯子——嗑多了药的宪宗。这宪宗不仅气儿没短，而且脾气还见长，他身边一个叫陈宏志的宦官实在受不了了，这时候王守澄蹦出来怂恿他，一不做二不休，不如……这陈宏志终于找到知心人了，于是真把宪宗给结果了。他把宪宗捂死后，被王守澄说成是造反，在宪宗死后不久，便随之共赴黄泉，继续服侍主子。这王守澄拥立太子李恒为新君，那就是唐穆宗。拥立后王守澄不仅除掉了敌党，更深得穆宗喜欢，于是乎他升官啦！成了皇帝身边的秘书长，王守澄开始了专擅朝政的时代。什么？你说仇士良啊！他肯定也有参加，但是属于失败的一方，不过还好，他没死，还在那儿逗鸟捞钱呐！

执政四年的穆宗不仅爱玩儿，还跟着爹学嗑药，不到三十，就得道成仙了。四年中，宦官势力发展更加壮大，为仇士良的宦官高峰时期，做好了百分之一百二的准备。王守澄立穆宗长子李湛为帝，是为唐敬宗。这小子虽是长子，但你想想，老爹活了不到三十，这小子能多大岁数，而且爱玩儿程度胜过爹爹和爷爷。这长子继位，理当如此，所以王守澄继续他的专权生涯。贪玩的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死，刘克明矫诏命绛王李悟当国，欲夺王守澄的大权，毕竟宦官们都想体验一把第一，在权力面前，没有人不眼红，更别说这些阉人了。王守澄都已经成精了，还怕你这修行不到家的小宦官造反吗？于是以卫兵迎江王李涵入宫。并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讨伐刘克明等人。将他们尽皆杀死，绛王李悟也被乱军所害，李涵为王守澄所拥立，改名李昂，即位为皇帝，这就是唐文宗了。

在这些变乱中，每个宦官的命运生死未卜，起落无常，仇士良的地位却一直都没有受影响，看来老仇还是比较能审时度势的，他及时投向得势的那一派宦官。在拥立文宗时，仇士良出过力，所以他手中的权力理所当然又得到一次进阶。但是仇士良并不满足，因为上头有个比自己更强势的王守澄，所以仇士良一直只能当个老二。

老大和老二从来都是势不两立的，对于常人如此，对于只能生活在宫墙之中的宦官更是如此。对于仇士良而言，时机就这么来了，而且是能一下子扳倒王守澄的大机会。

连续几个皇帝都是窝囊废，不代表永远都是窝囊废，文宗就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可是左右受制，对于王守澄是极其不满。小伙子刚上位，对于王守澄的反感表现很容易就被看清了。恰巧文宗身体有恙，于是乎王守澄就在文宗身边安插了两个人严密监视，一个是御医郑注，一个是心腹李训，号称在疗病时为了不忘学习治国，天天要李训给文宗讲《易经》，以便两人轮番监视。

皇帝做得来的，王守澄做不来的，就是给任何人许诺官爵与荣华富贵。于是在文宗抛出橄榄枝的时候，两人想都没有多想就跟着文宗走了，毕竟帮助一国之君胜过于一个阉人，天下还是这个小孩儿的。结果可想而知，这小皇帝反守为攻，玩了把无间道，许二人以高官厚禄，并与郑、李商议清除宦官的办法。如是乎就有，先封王公公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明升暗降，就这样杀权于无形，夺去了王守澄的实际兵权。而把同王守澄有矛盾的仇士良封为左神策中尉，掌握了神策军的实际军权，从此仇士良开始驰骋帝国二十多年不倒的神话。王守澄失去兵权，不久被人毒死家中，到底是谁下的毒手，我们不用去追究，因为幕后黑手，谁都知晓。

仇士良终于上道了，而且如洪水猛兽般着实让整个唐王朝恶梦了一把。除掉王守澄，文宗以及郑、李三人想趁机把专权拔扈的宦官集团连根拔掉。对于皇帝而言，结果重于过程，所以任由李训、郑注二人操作，可惜李、郑二人有自己的想法。当郑注被派遣出京办理王守澄后事时，李训已经按耐不住，想抢头功了，配合他的就是当朝宰相舒元舆，宰相被阉人压制多年，如此大快人心的计划，自然第一个举手赞成。两人一合计，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耶！就这样，这就有了著名的“甘露之变”。

李训虽然是这场著名事件的策划人，可惜他却没能名留青史。当然，值得庆幸的是遗臭万年的人是仇士良。这场大戏，李训找个了心理素质不怎么高的将军打头阵——韩约，韩约奏报，说昨晚上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降甘露，乃国之祥瑞景色，请陛下移驾观赏，下面的大臣连连叫好称是。但文宗这戏演得好，不愧是唐朝第一“演员”，得摆谱，于是要三省宰相率文武先行观看，是否属实。文武大臣下去一看，满脸疑惑，觉得不太像。文宗装怒：“韩将军，欺君之罪非同小可呀！”韩约赶紧下跪磕头，声言没有欺君。皇帝怒了，于是派“最亲密、最信任、最当红”的家奴仇士良同韩将军一同去左金吾仗院内察看。

仇士良领着一大帮宦官，跟着韩约走了，这一群阉人们心想着，这祥瑞之兆，回去后应该怎么邀功，他们不知道，这是圈套，彻底的杀人圈套。这心里正想着，远远的就看到那棵石榴树，韩约选的地点还是不错的，在院里面，不在大门口，为的是动起手来没人能跑。

但仇士良走到门口，却突然站住了，因为他发现，韩大将军正在冒汗。

“韩将军为何满脸是汗呀？”

“走得急，走得急，嘿嘿，嘿嘿。”

看来韩约的表演确实只是新人级别，虽然李训导演选了个烂演员，但是这场戏不能重拍，而且一旦错了，就是身家性命。

仇士良这种流氓，混了几十年了，什么人没见过，韩约样子不对，但仇士良没有多说，就在门槛边儿上，仇士良停了，因为他已经隐约看见了院子里各处躲藏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说时迟那时快，仇士良转身就跑。后面的宦臣还心里还沉浸在美好未来中，脚下没有停稳，就见仇大公公往回跑，边跑边喊：“有刺客，快回殿保护圣驾！”小的们惊慌了，跟着老大就往回跑。韩约一时没回过神，想：“追上去还是……”可就这么一犹豫，晚了，也就完了。

仇士良这人，说到内斗，绝对是个大师级人物，他刚才那一嗓子，为什么不喊“快跑”，为什么不单喊“有刺客”，而要加上个“回殿保护圣驾”？这里面学问大了，韩约一个金吾卫大将军，也就一个名头，没有实质内容，算是个没怎么见过大世面的主儿，他吃饱了撑的，来趟这个浑水，必定后面有人指使，谁指使？除了刚杀了王守澄的李训，还能有谁？李训又听谁的指挥？皇上嘛。眼下刀出鞘弓上弦，要闹人命，此时最要紧的，就是擒贼先擒王，来个“斩首行动”，蛇无头不行，军无帅自乱，到时候再组织反击也不迟。仇士良领着众宦官，以保驾为名，跑回大明宫，要劫持文宗。千钧一发之际，脑袋还能转这么多圈，你说这老狐狸狡猾不狡猾？！

文宗一看仇士良又回来了，脑袋“嗡”一下，心想：“糟了！”手脚冰凉，一下子呆坐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仇士良已经跑到了文宗前，没对着文宗喊，而是对着外面大喊：“朝臣们造反了！陛下快移驾”，边说边指挥众人架起皇帝就跑。李训见状急忙上前阻止，大声喊道：“陛下不可去！”仇士良怒叱说：“李训，你想造反吗！”文宗连忙打个掩护：“李训不会造反。”仇士良两眼冒火，露出凶相，一个直拳打向李训。这李训别看一个文弱书生，儒却不酸，迅速从靴中取出匕首欲刺仇士良。正在这时，几个宦官围上，扯倒李训，拉起仇士良就往里跑。

李训见事情败露，急忙呼喊：“兵士们怎么还不出来保护皇上？护驾有功者，赏十万钱！”这一声令下，埋伏的士兵以及担任警卫的士兵，还有御史手下的随从武士，都纷纷操起武器，呐喊着，一齐冲向院子，见到宦官就杀。霎时间含元殿前乱成一团，宦官被杀伤甚多。

另一边，文宗被仇士良的阉人党推进阁门以后，关闭了宫门。仇士良劫持了皇帝，得意地让小的们高呼万岁。接着，仇士良即命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等率禁兵五百冲出阁门，疯狂报复，逢人便杀。仇士良又令神策军分兵把守诸宫门，共抓获李训党徒一千余人，全部斩杀，血流成河，横尸遍地，惨不忍睹。这就是“甘露之变”的全部经过。

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掌握了朝中大权的仇士良，没等到秋后，当即就把账算清了。整个京城一时血雨腥风，人人自危。四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在“甘露之变”被杀后，郑覃、李石拜相，仇士良凌驾在两相之上，朝纲混乱。李石虽然想重整朝纲，终落得主动请辞，才得保命的结局。李石一走，这时朝中再没有一个敢直面仇士良的人了。

自“甘露之变”后，情绪日益低落的文宗曾与学士周墀有这么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可谓浓缩了文宗的一生所为，令人扼腕不已。

文宗问周墀：“你说，历朝历代，我可比做哪个君主呢？”

周墀不假思索，便是一嘴瞎话：“陛下乃尧舜之主也！”

文宗顿了顿，苦笑道：“你别忽悠我了，尧舜？明白地告诉你，今天朕其实就想问问，朕比周赧王、汉献帝怎样？”

周墀惊恐，忙跪下说：“他们是亡国之君，怎比圣德？”

文宗凄然一叹道：“依朕看，献帝、赧王皆受制于诸侯，如曹操、吕不韦这种有大才之人。今日我李昂，却受制于家奴，仇士良算个什么东西？这么比起来，朕连汉献、周赧尚且不如啊！”说完，便痛哭流涕，泪湿衣衫，挥手让周墀退下。一见皇帝哭了，周墀也跟着趴地上呜呜呜一番，慢慢退去。

不久文宗就病倒了，自知时日不多了，可立太子已经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了。唐文宗病逝后，仇士良等拥立皇弟李炎在文宗灵柩前继位称帝，这就是唐武宗，号称“雄峻之主”。

唐武宗继位后，对仇士良表面假宠信，先赐仇士良“纪功碑”，且封爵升官，可内心对他的专横十分不满，并且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现在自己是个傀儡，恐怕不久的未来，就是一具傀儡尸体。唐武宗暗中发誓要清除宦官，就在武宗当傀儡的这段时间里，终于看见了黑暗道路上的一缕阳光——淮南节度使、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德裕，武宗见到他大喜过望，拜为宰相。所谓一物降一物，李德裕就是仇士良的大克星。

适时正值回纥入侵唐朝。李德裕雄谋勇断，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回到朝廷，面见皇上，李德裕嘘寒问暖过后，乘机上书武宗说：“以往朝廷出征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有三：一是宦官掌权，朝臣不能参与决策；二是宦官监军，束缚将帅的行动；三是每军都有宦官作监使，而监使又挑选军中青壮之士为卫队，只留下老弱病残者到前线作战。”一切根源均在于宦官身上，在分析了原因之后，李德裕建议武宗应当立即削弱宦官的军权。这是真正说到了武宗的心坎儿上，起初还暖暖的，而后立刻被现实的冷水给泼醒了。于是将李德裕招呼到身边，说到，“甘露事变”众所周知，你说削弱！怎么削？李德裕只是自信地留给武宗一句话：“皇上放心，臣自有应付的办法。”

仇士良对李德裕又恨又惧，听说李德裕对皇帝进言要“辨邪正，专委任”，更觉此人不好对付，李仇二人开始争锋对决。

仇士良为更好控制武宗而牵制李德裕，准备使出让皇帝和臣子分离的把戏，于是便让武宗天天去玩儿，想让武宗玩物丧志。李德裕便针锋相对，劝武宗身为人君当以社稷为主，武宗的选择显然是李德裕，仇士良见武宗信宰相，无隙可乘，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李仇二人的第一次对决，李德裕胜，比分1∶0。

既然软的不行，那么仇士良就来点儿硬手段，于是从自己的神策军身上着手，对李德裕发动第二次攻击，煽动禁军起来攻击宰相李德裕。借着给皇帝上尊号这个机会，仇士良大造谣言说：“宰相主张削减禁军的钱粮，降低待遇。”同时，还公开对左右神策军的将士说：“削减钱粮的事是真的，你们想要钱可以到宰相府里去争辩论理。”受仇士良的煽动，神策军大有骚动之势，眼看着第二次“甘露之变”即将上演。李德裕闻讯后，赶忙进宫，详细地向武宗进行了报告。武宗听后，立即派出使者到神策军中宣布，说是我皇帝要削减的，宰相和这个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们要反了吗？要反就跟我来，我看你们敢怎样。仇士良纵横官场二十多年，何曾如此尴尬？明摆着，武宗这是要和他明着过不去了。看来这个“雄峻之主”的名号，果然不是盖的！李仇二人的第二次对决，李德裕胜，比分2∶0。

仇士良专权二十多年，不断被加官进爵，他已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谓官高位显。眼看这皇帝软硬不吃，李德裕和皇帝一边，也是个油盐不进的货，那么我老仇不得不为自己的“后人”多想想，于是仇士良请求以开府官品荫养子为千牛备身。千牛备身这个官职是中央禁军左右千牛卫的属官，官位并不高，但却有实际权力。李德裕知道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嘲讽仇士良说：“开府官阶从一品，是可以传位荫子的，可你仇公公的儿子在哪呢？”这意思是说：是啊！你的养子是你儿子吗？你亲生的吗？仇士良被这一质问，又羞又气，荫子一事只好作罢，嚣张气焰受到了又一次沉重打击。李仇二人的三次对决，李德裕完胜，3∶0。

此时的仇士良已经满朝树敌，四面楚歌了，在看看虎视眈眈的皇帝和宰相，如不避开锋芒，怕是人头不保，为了免去杀身之祸，以保荣禄，仇士良遂提出以退居二线的要求，武宗给了他个“内侍监”，让其知内侍省事。仇士良只好顺坡下驴。不久，仇士良又提出要告老还乡，武宗巴不得他走，于是顺水推舟，允其所请。

仇士良临行的那一天，宫中宦官们为其送行，欢送会上是被围得水泄不通。正是酒酣耳热之际，仇士良回顾了自己四十余年的宫中生活和二十年的专权生涯，在此刻，对着小的们倾诉。把自己行之有效、使自己“恩礼不衰”的一套宦官权术，明白无误地传授给了他的徒子徒孙。

仇士良摇摇晃晃地站在台上，说：“小的们，都知道我是怎么照顾皇帝么？听我说一句吧。”

众阉人鸦雀无声，唯仇公首是瞻。仇士良猛地闷了一口酒，侃侃而谈：“第一嘛，就叫做‘玩物丧志’。谁不喜欢玩儿呀，天子也一样，而且你还不能让他闲下来，他一闲下来，就会看书，看完书，他就有疑问，有疑问，就会问大臣，问了大臣，就会纳谏，一纳谏，就会减少玩乐的兴趣，就会用心治国，那时我们这群没背景没文化的阉人，可就没市场咯。接下来呢！恩宠就会少，权力也会小，所以呢，如果想过好，就不能让天子闲下来，要天天带他玩！”高！高！金石良言也！鼓掌撒花。

仇士良清清嗓子，现场继续安静：“第二嘛，那就是如何带天子玩了？一要给他尽情搜刮金银珠宝之类的玩意，引起他的兴趣。只有这个可不行，久了他会腻的，所以呀，二要带他去骑马、打猎，这个好玩，他一辈子不会腻，等他玩高兴了，再带他去打马球，他就更是忘乎所以，此时再给他极尽奢侈的宴席、女人等等，那他这辈子就甭干别的了，除了玩儿，还是玩儿，他一旦玩疯了，国家大事除了交给我们，还能交给谁呢？到时候我们想怎样就怎样，谁敢多言？”话音刚落，“呼啦”一下，全体起立，高呼：真吾师也！

这番话，使得在场的宦官们个个茅塞顿开，众宦官听后如获至宝。当然，仇士良只谈出了秘诀的一半，没有说明更重要的另一半，就是牢牢控制神策军，用禁军威胁朝廷。一番经验之谈后，仇士良带些心满意足和些许的遗憾，离席而去。仇士良临行的这一番自白，淋漓尽致地构画出一个窃国弄权宦官的罪恶嘴脸。

武宗并没有放过他，第二年，武宗随意找了个理由，下诏削其官爵，没收其家财，仅留下他一条性命，不久，仇士良郁郁而终，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唐·杨复光：身先犯难报君恩

仇士良归天的那一年，一名未来的大武宦出生了，那就是杨复光。而这名大武宦就是将来镇压黄巢起义的中流砥柱。

杨复光本姓乔，家在福建，这里是一个阉人窝，很多在宫中发迹的宦官都回到家乡建设自家庭院，当地贫富差距是可想而知。于是乎穷苦人家的孩子就成为了父母求财的牺牲品，对骨肉“施以酷刑”，并托人送入长安，祈求能改变家庭的命运。而杨复光本人也走了这条老路。从杨复光的事迹中我们可以推断，杨复光家里其实并不想让他当宦官，是被迫为之，因为杨复光是从小习武，且聪明伶俐，学习是一点就通，这也为他以后的道路埋下了很好的底子。

话说小乔到了宫中，正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战火连天之时。十几岁的小乔在宫中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通过一段时间的察言观色，他知道，自己必须投靠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后台，否则难成气候，更别说衣锦还乡了。由于小乔从小习武，且底子扎实，当时任内常侍的大宦官杨玄价，见小乔聪明伶俐又会舞枪弄剑，慷慨有节义，认准这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苗子，就收他入门下，改名为杨复光。此时，杨复光告别小乔时代，开始了真正的宫廷宦官学习课程。

有了杨玄价手把手地指导，杨复光很快就熟悉了宫中为宦的一切手段，同时也在养父的日常处事中了解到怎样谋取宦官特权，又怎样去使用特权。杨复光的权宦课程学习进步神速，杨玄价的能力已经不足以再指导他了，这个时候也就是杨复光学成之时，准备真打实凿了。于是杨复光想要“闯荡”一番，向养父杨玄价提出去地方出任监军的要求，杨玄价知道养子有这等雄心很高兴，于是向懿宗上奏，不久，杨复光就任了地方监军。虽然杨玄价在历史上没有如高力士或者仇士良般的记录，不过他的养子杨复光着实出息了一把。

杨复光虽为宦官，但是精通武艺，同时潜心学习兵法，善于布阵，在宫中多年，又颇会揣度人心，于是在军中赢得很多人好感。他深知自己需要多磨练，需要更多的实战经验，于是每次征讨作战，杨复光必定参加，常充当着指挥官的角色，这让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一定发挥。而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后面这场大仗做准备——镇压黄巢起义。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秋，懿宗病死，他的第五个儿子李儇在宦官田令孜的拥戴下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唐僖宗。僖宗是一个碌碌无为的皇帝，对国家大政不闻不问，一门心思地玩儿，每日就是斗鸡、打球什么的，这让唐朝政治更加腐败。说来这姓田的宦官肯定在欢送会上用心理解了仇士良的“心经”，把皇帝弄得乐不思蜀，自然大权在握。不过呀，老天可就不给这皇帝面子，这不，关东发生了大旱，夏收减半，秋季颗粒无收，百姓饿死的饿死，渴死的渴死，但是官吏们依然强迫百姓缴租税、服差役，没钱怎么给你皇帝玩儿呀？于是乎，百姓走投无路就要起兵造反了！以贩私盐为业的漫州人王仙芝，率数千人起义反唐。第二年六月，起义军攻下曹州，黄巢及数千人加入其中，成为了胜过王仙芝的骨干分子。

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九月，黄巢军队攻克汝州，杀唐将董汉勋，俘汝州刺史王镣，剑指东都洛阳。王镣是宰相王铎的堂弟，王镣为王仙芝写信给蕲州刺史裴偓，表示愿意接受“招安”。是年年底蕲州刺史裴偓诱降王仙芝，愿授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之职，黄巢坚决反对，对着王仙芝破口大骂，并以杖击伤王仙芝头部，顿时头破血流。招安不成，蕲州刺史裴偓逃奔鄂州。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郓州（今山东郓城），杀节度使薛崇。同年三月，又破沂州。王仙芝一度攻破鄂州（今湖北武昌），王、黄二军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方），而后王仙芝转攻郢州。

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大军不断攻城夺地，杀富济贫，引起了唐王朝的恐慌，分别从中原、江淮调集军队，镇压起义军。时任招讨都监的杨复光，通过观察局势，准备重新拿起劝降的旧招，而目标就是王仙芝，因为他有“前科”。洞悉人心的杨复光准备试一试。于是派判官吴彦宏潜入起义军内部，策划一场“王仙芝招安计”。王仙芝上一次的招安因为黄巢而以失败告终，但是对于王仙芝而言，这种生活不是他想要的，他最初只是个商人，最开始造反只是不想自己生意被毁，于是他在唐军使者的劝降下，又一次表现出了软弱，因为自己不能亲自去，于是派大将尚君长等人去谈判招安的事宜。收到消息的杨复光十分高兴，正准备着谈判的人来。谁知到人不仅没有等来，反而等来了坏消息：尚君长等人被招讨使宋威派兵给绑走了。杨复光是火冒三丈。这宋威为何绑票？因为宋威为了抢功，在向皇帝的奏章中宣称与尚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并生擒尚君长。而另一边的王仙芝好消息也没等到，等到的不仅是坏消息，还是添油加醋的坏消息，说洽谈的人中途就被绑走了，原来我们中计了，唐军根本没有让我们活命的意思，而尚君长等人已经在送往长安了。这下王仙芝是投降无望了！

宋威不仅抢了自己的功劳，而且还坏了招安大事，所以杨复光十分生气。这朝廷毕竟是宦官当道，杨复光虽然人在宫外作战，但是宫中同党的力量还是不容忽视的。于是乎杨复光上奏僖宗说尚君长等人是自愿投降的，并不是在作战中被俘的，而且杨复光势力不停在僖宗面前煽动。僖宗左右为难，派人细察，但是宋威也不是吃素的，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宋威为了防止杨复光节外生枝，在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十二月，宋威便杀害了尚君长等人。王仙芝闻听尚君长遭到杀害，气愤至极，“王仙芝招安计”彻底失败，于是王仙芝组织起义军猛攻江陵，后被唐军打败，退保申州。

这一次事件后，杨复光对宋威恨得牙根儿痒痒，他和他的党羽不断向僖宗进献谗言，诬蔑宋威，使僖宗产生了要解除宋威兵权的念头，只不过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此时，宋威被起义军打败的消息传来，僖宗趁机免除了他的招讨使职务，其职位交由杨复光接任。杨复光任招讨使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发兵进攻王仙芝，起义军在湖州道到重挫，大将徐磨莒被俘。这之后僖宗任王铎为招讨使，代宋威，杨复光仍任监军。王铎本是荆南节度使，闻听起义军南下，弃城而跑。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收复荆南后，派忠武军别将宋浩任荆南节度使，泰宁军别将段彦谟作他的副手。而这里就有一段插曲了，话说杨复光的义父杨玄价曾任忠武军监军，当时宋浩只是一股小宫，现在宋浩已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将军。这宋浩也不知礼仪，见到杨复光没有一点敬意，反而嫌弃他是阉人，时而讥讽几句，这杨复光心里不高兴，脸上却从未表现出来，那这些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不过杨复光得知，作为副手的段彦谟不愿意屈居宋浩帐下，两人貌同而心不和。

杨复光为了干掉宋浩，便从副手段彦谟这里找切入点。段彦谟知道杨复光的背景以及优势，于是投靠杨复光，在杨复光的支持下，置金收买一勇士暗杀了宋浩。宋浩死后，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便罗织罪名，强加在宋浩身上，并上奏僖宗历数宋浩的各种“罪状”。反正人死了也是死了，僖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杨复光给我守住江山任我玩乐就行。投靠了杨复光的段彦谟不久就被委任朗州刺史。此后僖宗又任命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杨复光任忠武军监军，驻扎邓州，以阻止农民军北上。

杨复光等人调集重兵驻扎邓州，准备阻止起义军北上，而一路北上的起义军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军在湖北黄梅，遭到唐军重创，伤亡五万余人，王仙芝也在此战中牺牲。王仙芝牺牲后，尚让率余部北上，在亳州与黄巢会合，王仙芝已死，众人推黄巢为黄王，自称“冲天大将军”。会合后的起义军挥师继续北上，遭到了一系列挫折，于是被迫南下，转战黄淮流域，又进军长江下游一带。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十二月，进入福州（今属福建），而后转入广东。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九月，攻克广州，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又分兵西取桂州（广西桂林），控制岭南，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朝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广州历来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黄巢军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抢劫杀害商贩，民怨沸腾。

由于岭南气候湿热，黄巢军多患瘴疫死者，诸将“劝请北归，以图大利”，农民军士气低落，于是黄巢准备再次北上。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黄巢军击败曹全晟，渡过淮河，淮北相继告急。之后起义军与唐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起义军攻下洛田，挥师潼关，驻守边关的唐军不堪一击，潼关被起义军占领。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僖宗闻听边关失守，带领嫔妃、亲王逃到成都。起义军攻下长安，黄巢当上皇帝，国号大齐。

黄巢虽然在长安建立了政权，但统治基础并不巩固。毕竟黄巢是农民出身，认为攻下都城称帝就算大功告成了，没有乘胜追击唐军，这就给唐军以喘息机会，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黄巢身在长安，确实四面楚歌。僖宗逃往成都时，诏荆南节度使郑绍业随驾入川，杨复光借机推荐段彦谟为荆南节度使（看来段彦谟是站对边儿了，这宦官可靠呀！）。为了便于指挥各部大军，枢密使杨复光被授于京西南面行营都监。不久，黄巢令大将朱温攻邓州，杨复光兵败，逃到许州，准备投靠忠武军节度使周岌。

老天算是眷顾杨复光，也眷顾大唐，这周岌曾是杨复光的旧部，起义军攻下长安后，周岌就投降了黄巢。但周岌并非一心投降黄巢。杨复光也看出了周岌的用意，这无非是保命保存实力以及看这皇帝的风往哪边刮。准备劝周岌脱离起义军，并瓦解起义军的斗志。

这天，周岌设宴，邀请杨复光，望他火速赴宴。杨复光的左右侍从都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阴谋，劝他别去。但扬复光不这么想，他认为这是一次极好的劝降机会，而且这周岌可能也是为这个事儿请他的，于是杨复光不仅亲自赴宴，为表诚意，卸下兵甲。当酒宴达到高潮时，周岌谈起了有关朝廷和战斗的事，杨复光见时机已成熟，装着非常难过的神色，对周岌说，“大丈夫应该感恩招答，你从一般的小百姓一跃成为公侯，这都是当今天子给予的，为何要舍弃天子而向贼人称臣呢？”周岌见杨复光说得痛心疾首，也伤心地说：“我并不是存心要投降黄巢，实在是迫于无奈呀，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抗拒如此多的起义军，为了保存实力再战，屈辱投降至今。看见您来了，于是今日把您召来，就是为此事”。

杨复光此时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于是当即举杯发誓，为唐王朝尽忠。第二天天未亮，杨复光的养子杨守亮率兵把起义军的使者杀死于旅馆，使者既然死了，那么战斗的号角也就响起了。周岌便重新加入了镇压起义军的行列。

其实这个能想通，你一帮农民起义军能力再大又能怎样，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向唐王朝看齐好处更多。况且就算唐朝灭了，他姓周的也能说是被迫无奈等等，都能找到理由活着，这人真厉害。当然，相比杨复光，姓周的作为武将，这气势就差了一大截。

周岌复归唐朝后，当时已投降起义军的秦宗权占据蔡州城，而且拒不服从周岌的命令。杨复光于是带领忠武军三千精兵进驻蔡州，劝秦宗权与他们一起举兵镇压起义军。秦宗权从前便听说过杨复光，今天见到了本尊，更折服于这武宦的气势，不仅听从了杨复光的劝告，还派大将王淑领兵三千跟随杨复光进攻邓州城的起义军。

行至邓州城下，王淑不愿再前进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杨复光可不能让众士兵知道他们的领导不愿前进，而且这会儿迫在眉睫，杨复光一刀杀死了王淑，并把他的三千精兵合并过来，这样加上忠武军的军队共八千人分成八都，派牙将鹿宴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分别统领一都，杨复光任总指挥。

此后，杨复光派八都将士进攻邓州，驻守邓州的农民军在朱温的率领下，奋勇抵抗，无奈力量悬殊，最后遭到失败，被迫撤出邓州，向长安败退。杨复光乘胜向北挺进，直至蓝桥，忽然军中报告说他的母亲快不行了，杨复光才被迫停止进攻起义军，返回邓州城。

杨复光的老母还是等到了看儿子的最后一眼，这个时候，杨复光为难了。按唐代礼制规定，父母死后，儿子一定要辞官返乡，守孝三年，然后才能复出。这战火连天的时候，唐朝可不能没有杨复光呀！僖宗一遍又一遍地催杨复光，而这边却是尸骨未寒的老母。自古忠孝不能全呀！可杨复光毅然选择了国家，他草草埋葬了老母，奔向了前线。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回望了老母的墓碑，他知道，母亲一定会原谅自己的。

回到前线不久，僖宗加封他为天下兵马都监，监督诸路大军，入关镇压起义军。时王重荣为东西招讨使，杨复光率兵与他会合，向长安迸发，夺回都城。恰此时，黄巢令大将朱温攻同州，同州刺史米诚兵败逃跑，朱温占据同州，自任同州刺史。之后朱温进攻河中，被王重荣打败，起义军退保同州。朱温固守同州，对唐军进攻长安来说是个障碍，只要拔掉同州，长安东北门户就敞开无阻，拿下长安指日可持。这样双方争夺的焦点就在同州。杨复光的军队数次进攻同州，但就是攻不破，可焦急的他不知道，对方指挥朱温现在也不好过。

朱温想乘胜进攻河中，数次向黄巢送信要求增兵，大将孟楷因为实在抽不出兵马增援同州，将朱温的求援信扣压下来。朱温的情绪一落千丈，开始怀疑黄巢了。在这紧急关头，杨复光收到了对方援军不来的消息，再次拿出他的劝降老招，派奸细潜入同州城，以高官重金收买了朱温的部将胡真、谢瞳，再由胡、谢极力劝朱温投降。

朱温对黄巢的万念俱灰以及对另一边的可见利益下，终于公开叛变起义军，大开城门向杨复光投降。杨复光早已准备好了皇帝的诏书，授朱温同州节度使，不久又授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使，并赐名为朱全忠。

对朱全忠的招安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起义军遭此不战之创，但是其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各种人都开始想办法了，而且杨复光面对这局势，也颇感难办。诶！我们还有人能帮忙，那就是英勇善战的沙陀将领李克用。杨复光这一招引沙陀兵的计谋颇得唐朝大将们的拥护，都统王铎当时也在河中，他采纳了杨复光的意见，并亲自给李克用下了一道命令，令李克用带领沙陀兵火速入关平乱。

于是一万七千沙陀精兵入关，唐军士气大振。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李克用大军到达同州，会同唐将王处厚、王重荣、杨复光等，在梁田陂与起义军激战，起义军战败，伤亡惨重，被迫向华州撤退。四月八日，李克用攻进长安，黄巢被迫撤出长安，转战河南，最后在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七月，在山东莱芜东南的狼虎谷，兵败自杀。黄巢的死，宣告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的失败。

长安收复后，僖宗终于回到了都城，为了表彰杨复光，下诏进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同华制置使，封弘农郡公，赐号“资忠辉武匡国平难功臣”。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六月，杨复光突然得病，在河中逝世，他手下的大小军官以及一手提拔的各种人们，闻听此讯，痛哭流涕。僖宗为了缅怀他对大唐的功绩，赠观军容使，谥号忠肃。对于腐朽的唐王朝，在宦官专权的时期，杨复光的表现相比而言，算是唐朝宦官中难得的忠义之士了。

五代·张承业：情系故唐显丹心

历史的脚步在跨入第十个世纪的时候愈发沉重，此时，曾经风华绝世的唐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严重的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不可承受之重，走投无路的他们只得选择在沉默中爆发。其中于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爆发的黄巢起义历时十年，给了本已风雨飘摇的唐王朝又一记重拳。朝廷中无休止的宫府之争与党派之争把国家的政治向腐败的泥潭中越拖越深，虎视眈眈的藩镇将领们也时刻准备着杀进长安的宫廷，过过做龙座的瘾。内忧外患中，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宣武节度使、梁王朱温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改元开平，定都开封。唐朝灭亡。

唐朝灭亡后，有不少曾为唐王室效力的文臣武将打着复兴唐朝的旗号大动刀兵。他们心中究竟对逝去的唐王朝有几分眷恋其实颇值得怀疑。但在形形色色以唐之名为自己牟利的人等中，有一位宦官，却以其忠肝义胆和文韬武略，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后人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他的名字，叫做张承业。

张承业，字继元，本姓康，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生于同州。后来进宫做了宦官，被内常侍张泰收为养子，于是改名张承业。

说起张承业，就不能不提李克用。李克用是唐末将领，沙陀部人，因一目失明，别号“独眼龙”，其造型想必与《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有几分神似。李克用的爸爸叫朱邪赤心，由于人如其名，作为一个外来户却对唐王朝赤胆忠心，被唐懿宗赐姓名李国昌。李克用早年随自己爹出兵镇压庞勋起义，经常冲锋陷阵毫无惧色，被军中称为“飞虎子”，后来被封为晋王。

在晚唐时期，宦官在干预朝政的同时还插手了国家的另外一项重要事务——掌握军权。掌握军权的一个途径就是被派到藩镇做监军。由于唐王朝的藩镇策略形成了节度使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此时宦官就带着皇帝的命令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监军藩镇，以抑制其对中央集权构成的威胁。毕竟武将掌握兵权不可靠，而宦官是宫内家奴，即使闹出些乱子，也断不至于有称孤道寡的危险。

在晋王李克用用兵陕西，讨伐地方势力时，张承业便受命往返于朝廷和李克用军中。张承业不同于一般的宦官，识大体还懂谋略的他此时就已经颇受李克用的赏识。后来唐昭宗为了摆脱李茂贞的威胁，准备去河东李克用那里避难。由于张承业和李克用关系莫逆，唐昭宗就先派张承业去通气打前站，任命他为河东监军。只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唐昭宗最终没有去成河东，而张承业却在李克用的劝说下留了下来。既来之则安之，从此张承业便扎根大西北，一心辅佐李克用。在朱温灭唐后，他更是把复兴唐朝的希望寄托于李克用及其儿子李存勖的身上。

在和朱温建立的后梁潞州争夺战中，李克用派张承业到凤翔去求援兵却没有借到。等他回到河东，李克用已经病重，临死时他拉着张承业的手托付后事：“我儿李存勖还小，没有什么经验，而群臣又骄横难制，我死之后，一切就全靠你来照顾了。”张承业奉李克用遗命立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李存勖继承晋王位时仅仅二十四岁，因为为父亲守孝而疏于管理政事。张承业便去找到李存勖，劝他节哀主持政务：“守孝不应该放弃家业，你现在的孝道不同于一般百姓的孝道，况且现在新旧交替之时，狡猾凶顽之徒也在窥视你的王位。何况当前潞州吃紧，敌军想趁我国服丧期间攻城掠地。你现在如果不节哀治国，领兵退敌，那不但长敌人的威风，恐怕内部也会出大乱，到时就难以收拾了。请听我一言，不要辜负了先王的希望，现在服丧听政，保家卫国，这才是真正的大孝！”

张承业的话句句击中要害。不仅潞州被敌军围困，后唐国内，李存勖的叔叔李克宁手掌握兵权，对王位也不是没有想法。李存勖听完张承业的话，想了想，觉得攘外必先安内，就立刻去找李克宁，对他说：“侄儿年幼，不通政务，虽然秉承先父遗命，恐怕不能服众。叔叔功劳和品德都很高，也有威望，请叔叔全权掌握军务，等侄儿以后年长一些再听候叔叔的安排。”

李克宁听罢，慌忙答道：“亡兄有遗命在，让你主政，谁敢说三道四！”说完，李克宁率先向李存勖行礼祝贺。可虽然嘴上这么说，李克宁心里却有一套小九九。他和其他一些李克用的旧将一样不服年幼的李存勖，有时不行礼，有时装病不出。他的心腹李存颢时不时还在身边挑拨：“兄终弟及，这是古来的旧例，叔叔向侄子行礼，他就能安然接受？”李克宁的妻子也在他耳边吹风煽动他叛乱夺位。终于，他们定下一个阴谋，李存颢负责在李克宁家里安排谋害张承业，然后将李存勖和李存勖母亲曹氏送往后梁朱温处做人质并一起投降朱温。

谁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的阴谋被府中的近臣听到，赶忙报告给李存勖。李存勖马上和曹太夫人商量对策，并派人将张承业秘密叫进宫里，曹太夫人指着李存勖对他说：“先人将我儿托付给张公，现在有人要将我们母子送到大梁去，张公只要给我们母子一个安身的地方就行了，只求不要让我们乞食于大梁。”李存勖也在一旁说：“叔叔这样做事，已经没有叔侄之情，但亲骨肉不应自相残杀，我还是让位为好，那样灾难也就没有了。”张承业听了，不禁火冒三丈：“老臣受命于先王，言犹在耳。李克宁之流想叛国投敌，大王您又能到哪里去求生呢？如果不立即除掉他们，那就不知什么时候遭他们暗害了！”然后，张承业紧急召集李氏族人，告诉了他们李克宁的叛国阴谋，众人商议完毕便寻机伏兵诛杀了李克宁等人，保住了李存勖的王位，也稳定了河东的局势。

从此，张承业成了河东的首功之臣，李存勖对他感激万分，异常尊敬，称他为“七哥”，而且常到张承业的府第去看他，将他的母亲请出来跪拜。张承业虽然备受尊敬，但他对官职和富贵却看得很轻，有人提议给他加官晋爵，都被他拒绝了。在他心中，荣华富贵不过是粪土，重现大唐的荣光才是他最珍贵的使命。

在梁晋交锋的关键战役——柏乡之战中，血气方刚的李存勖率领晋军已经逼近了朱温的梁军大营，但老将周德威却怕李存勖冒险冲击孤军深入，坚决要求他退守。李存勖很恼火，回到帐中就躺下了，撅着嘴一脸的不高兴。众将不敢再劝，都到张承业那里请他去劝慰。张承业就匆忙赶到李存勖的大帐，安抚他说：“现在可不是大王安睡的时候啊！周德威是员老将，洞察军事，作战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他的话不可不听啊。”李存勖翻身坐了起来，说：“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当天夜里，李存勖听从周德威的计划，退兵到高邑扎营，待机而动。这才有了柏乡大战的胜利。

张承业一直感激在朱温大杀宦官时李克用对他的救命之恩，所以对李存勖竭尽全力辅佐。李存勖将大本营移到了河北后，和梁军在黄河两岸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艰苦争夺。在这期间，李存勖将太原的一切军政事务全交给了张承业。张承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征兵买马支援前线，招抚流民生产务农，征集准备粮草充实军用，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经由张承业之手，他将河东的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李存勖不但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对付后梁，而且还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的支持。李存勖之所以能出奇兵灭掉后梁，张承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史书上才说“成是霸业者，承业之忠力也。”

张承业这个财政部长当得可谓是一丝不苟，该花的再多也花，不该花的一个铜板都不给。即使是作为顶头上司的李存勖也不能大笔一挥，说拿钱就拿钱，想拿多少拿多少。对这位铁面无私的会计，李存勖又敬又畏，拿他也没有办法，当他想拿钱时，就不得不想点儿旁门左道了。

某日，他带着亲信及儿子在钱库宴请张承业，席间他对自己儿子李继岌说：“孩子，看我和你七大爷今天难得这么尽兴，你还不把你新学的舞蹈跳来助助兴？”于是李继岌就跳了一段，跳得好不好咱们不知道了，反正张承业是很给面子地鼓了一通掌。孩子跳完了，李存勖一伸手：“七哥，看你大侄儿这么卖力，给点零花钱给孩子花呗！”

这事，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哪有上司巴结下属，而且是带着儿子巴结下属的道理？上司缺钱用，这正是行贿讨好的最佳时机，求之不得呢！可张承业是个老实人，没想那么多，王子亲自跳舞给我看，这还了得？立马解下玉带、拿出钱包里的银子，给了李存勖的儿子，一捉摸，觉着不够，又把自己的马也给出去了。要说作为零花钱，这些也不善了，可李存勖要的不是这个啊！见他点而不化，李存勖只得指着钱库中的“钱积”说：“哥们儿现在缺钱用，七哥就给我一积钱吧，宝带币马可不够啊！”

说这话时，李存勖为了套近乎已全然忘记了君臣之礼，哥们儿弟兄都论上了。“一积钱”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实在说不清，不过总不会超过今天的领导送给情妇一套房的价格吧。看到李存勖那低声下气的样子，我们有些领导恐怕会拍案而起，怒曰：“老李，你太窝囊也！要是我，毙他张承业如毙一苍蝇耳！”的确，身为晋王这样做也够窝囊了，在亲信和儿子面前，颜面何存？！事情至此，张承业也该给老板个台阶儿下了吧？然而不！张承业此时才明白自己被耍了，不过年不过节地孩子来给我表演节目，敢情是套现来啦！他正色答道：“我送你的宝带币马，都是用我的俸禄买的，库房中的钱是用来养战士的，我不能假公济私。”

到了这一步，李存勖也火了，借着酒劲儿说出来的话就不中听了。换成有些人，一看见老板大发雷霆，什么立场原则瞬间就变成老板英明神武了。而张承业却毫无畏惧地说：“先王授命要我管好府库，库中的钱，是要帮助您晋王成就霸业的。如果不是这样，大王自己取来用好了，何必问我！只不过，钱用完了，您梦寐以求的江山社稷也就拉倒了”。

此言一出，犹如火上浇油，李存勖就不干了，说我就算了，还咒起我的江山，反了你姓张的了！立刻回身找部下要宝剑。可张承业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拉着晋王的衣服，不禁潸然泪下：“我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诛杀朱温逆贼，如果我是因为保护库钱而死于大王之手，我见到先王也就无愧了，王爷就把我杀了吧！”正好旁边站着一个叫阎宝的，乃是后梁投降过来的，想借此机会表现一下，还真就去拿剑。看到这个家伙，老张可真急了，上去一拳，咣，把这位阎宝干了个仰八叉，张承业骂道：“你当初和贼朱温同流合污，降我军后也不尽心效忠我王，现在竟敢阿谀奉承献媚我王！”说完便挥拳又打了过去。

就在李存勖与张承业纠缠的时候，曹太夫人听说李存勖又开始耍酒疯，急忙派人召他进宫。这时李存勖慌了，连忙向张承业磕头道歉：“刚才小弟喝大了，冒犯了七哥，也会得罪太夫人，咱哥们儿干一个，您就一起入宫与我承担这罪过吧！”然而，刚直的张承业连这点也不通融，晋王一连饮了四杯，他也不肯饮，大概他认为，不是我的错我干嘛要替你担当呢？结果李存勖入宫挨了顿鞭子，次日曹太夫人还领着晋王到张承业的府上谢罪。

当然这也不是常态。张承业是讲究策略的人，他明白要是天天呛着领导，别说是李存勖，换谁都不爽，不能因为这些事情耽误复唐的大业啊！李存勖手下的管书记卢质虽然比较明事理，但常常喝酒撒泼，大喊李存勖的兄弟们都是猪狗之类，李存勖很是恼火。张承业怕卢质日后吃亏，便找了个机会对李存勖说：“卢质总是无理取闹，臣请大王杀掉他算了，省得他再让大家难堪，您看可以吗？”李存勖听了有些不满：“我现在正招贤纳士，开创霸业，七哥怎么这么说呢？”张承业见李存勖上了钩，便正色道：“大王既然这样说，那得天下就没什么问题了。”李存勖一听，嘿，上了套了！

后来，李存勖受众将的劝进，想称帝登基。张承业本来辅佐李存勖也是为了最后灭掉后梁，复兴唐朝，见李存勖也要称帝，顾不得身体有病，让人抬着他去劝说李存勖，他对李存勖说：“大王父子血战三十余年，都是为国报仇，复兴唐室，现在梁贼未灭而民财快要用完了，如果再称帝，财力就将要耗尽，这是臣认为不能称帝的第一个原因；臣先前在宫中时，常见国家继位大礼要举办的时候，总是准备达一年之久才能完成。假如大王非要称帝，也不可违背制度，而礼乐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是臣认为不可的第二个原因。凡做事要量力而行，不可听信他人的游说。”

李存勖见张承业老远赶来劝止，只说是众将的意思，自己不能违背。张承业苦口婆心劝说半天，李存勖根本听不进去，此时的他眼里闪动的都是统领天下的欲望。绝望的张承业恸哭不止，对李存勖说了最后一句话：“诸侯血战是为李唐王朝，现在您自己坐上帝位，把老奴我耽误苦了！”然后失魂落魄回到晋阳，忧郁成疾，不久便病故，享年七十七岁。

长久以来，宦官乱政都被认为是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在李辅国、程元振、仇士良、鱼朝恩这一干祸国殃民的权阉背后，我们也不能忘记，有一位忠肝义胆的宦官，他没有抛弃日薄西山的唐王朝，即使是唐王朝已经在历史的画卷上慢慢褪色，他依然用自己的义举为唐王朝唱响了一曲壮志难酬却感人肺腑的挽歌。

他是张承业，这是他的故事。

宋·秦翰：勇武将星保太平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后周称帝，改国号为宋，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建立北宋后，赵匡胤吸收了唐末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他和他的子孙们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宦官参政的措施，使北宋一朝的宦官之祸相对较为轻微。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宦官们虽然不能参与朝政，却在沙场上大显身手，一大批优秀的武宦在北宋涌现出来。入川定蜀的王继恩，镇守西北的李宪，南征北战的窦神兴，窦神宝兄弟，都是从宦官队伍中走出来的一代名将。然而这些璀璨的将星中的翘楚，非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主人公——秦翰莫属。

史书中对于秦翰出身的记载，大概就是以下这四句偈语：

秦翰字仲文，真定获鹿人。少有艰辛志，十三为黄门。

从这四句话中，秦翰的身世有了一个不甚清晰的轮廓。首先，史书中明确记载秦翰的籍贯——真定获鹿。诺奖名著《百年孤独》中给家乡做了完美的定义：只有埋葬了自己亲人的地方才叫做家乡。因此秦翰能被确定是真定获鹿人，这片土地必曾见证秦氏至少三代人的生活。而获鹿是现在的鹿泉市，紧挨着石家庄的西面。石家庄一带是宋辽无数次交锋的第一战场，这条线再往北一点就是雄州、易州、涿州、幽州，都是战火不断的区域，我们可以猜测，秦翰就是在宋辽战线上出生的。

其次，秦翰应该是有兄长的。他自己字仲文，他哥哥一定是字伯什么，他们都属于一个大家族。可史书中再没有记载秦翰家族里任何一个人，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全家人在某次辽军的打围谷中，全部丧生。那年，秦翰十三岁。

赵匡胤作为一个通过兵变黄袍加身的皇帝，深知后周的亡国悲剧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为了让江山稳固千万年，他先是杯酒释兵权，革了自己老伙计们的军衔。可国家初建，难免动点儿刀兵，新提拔的将领还未必比老伙计们可靠。一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赵匡胤可就干瞪眼儿没辙啊！为这事儿，一天一宿没睡觉还愁白了好几绺头发的赵匡胤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主意用现在的话说，就叫“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怎么样，听着耳熟吧？这个套路其实九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既然皇帝要实现对军队的绝对指挥，军队光有战斗力就不行了，更要有绝对过硬的政治素质。战斗力可以由将领负责，政治素质则无疑是政委的职权范围。而政委往往是不需要经过军事磨练的，只要思想高度足够，就能做到和团长一个级别的指挥位置。什么样的人足够忠君，足以担当政委的重任呢？宦官啊！

背负血海深仇的秦翰在十三岁的时候没能参军，他便选择了入宫为宦并一再在皇帝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参战意愿。终于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匡义发动第一次北伐，秦翰得以以任职都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可谁知这一开始就是三十六年，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在刀光剑影的洗礼下变成了壮心不已的白发将军。

秦翰作为政委从思想上指导的第一位将军，就是猛将崔彦进。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赵匡义倾北宋之国力进行北伐，意图收复幽云十六州，却挨了当头一闷棍。败走高粱河的赵匡义仓皇南逃，乘胜追击的辽军追至崔彦进屯兵的关南。雄赳赳气昂昂前来叩关的辽军，其势如猛虎下山，其气如浪吞沙洲。然后，他们丢下了一万具同胞的尸体，灰溜溜地走了。在其后的三年里，契丹的控弦之士们每年都要大规模的攻打一次关南以表示自己极大的愤慨。但是愤慨归愤慨，辽军每次都是很大方地丢下几千具尸体回家。在这种猛将身边，秦翰开始了自己的行伍生涯。我们可以想象，在秦翰无所畏惧地冲向契丹铁骑的时候，他也在以行动告诉广大官兵：宦官，一样可以是个优秀的军人。

在辅佐崔彦进的岁月里，秦翰得到了太宗的赏识。淳化三年（公元992年），银州观察使，党项族二把手李继迁公开推翻了投靠大宋的彰德军节度使，党项族一把手李继捧，以党项族第一发言人的身份表示：我们要和北宋对着干。对待这种挑衅，北宋方面自然不能含糊，立刻派出了以李继隆为主帅的西北军团去教训李继迁，他也光荣地拥有了秦翰这位政治业务两手抓两手硬的政委，两位历史人物的戎马情缘就此拉开。

此时李继迁已经把堂哥李继捧赶走，自己占领了党项的政治中心——灵州。无处可去的李继捧只得跑到延州去政治避难。他跑到延州不久，秦翰也领兵到了延州。为了稳住李继捧，秦翰放出传言说大宋皇帝只承认由李继捧领导的党项民族的合法权利，坚决支持李继捧，反对一切形式的分裂斗争。这些舆论造势让如惊弓之鸟般惶惶不可终日的李继捧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此时秦翰要求李继捧也要付出一点诚意，需要出城迎接以我秦翰为代表的大宋使团。好不容易找到靠山的李继捧主动出城相迎，秦翰便顺势夺取延州。在秦翰以政治攻势解放延州后，李继隆赶到并猛攻灵州，打不过的李继迁便走为上策，逃进大漠。

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贼心不死的李继迁劫下大宋五十万石粮草，攻打灵州。宋太祖任命李继隆为西北军区总司令救援灵州，进攻李继迁，他的老搭档秦翰出任总政委。但是历史却在这一刻重写，至道西征依旧无功而返。五路大军中只有东路范廷昭和王超所部遭遇了李继迁主力，虽然一场激战没有吃亏，却让李继迁再次逃进了大漠，再想擒住这个不稳定因素可就如大海捞针，太难了。两次北宋的国家级战役，秦翰都参与其中却不能建功立业，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辽国南侵。新登基的宋真宗赵恒挂旗亲征，亲信周莹、石保吉随驾。这是真宗即位以来的第一场大战，正是提升威信，提拔近臣的时候。此时的秦翰已经出任北方宋辽前线的总政委，他辅佐的元帅则是范廷昭，又是一位从军四十余年的名将。

战端起后，由于宋军将领傅潜的怯懦畏战，由萧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领的辽军迅速扑向高阳关。此时高阳关的守将是康保裔，由真宗刚刚提拔上来的亲信，整个北宋的目光都聚焦在康保裔身上。身陷孤城却奋力死守，经过两日激战仍不见傅潜援军的康保裔身先士卒，绝不后撤，最终以身殉国。

高阳关虽然失守，但这场绞肉机般的拉锯战却给宋军赢得了周转的时间。刚刚占领高阳关的辽军立足未稳就被范廷昭率兵击杀，只留下高阳关高耸的城楼冷冷注视着城下辽军的三万具尸体。高阳关大捷后秦翰率部勇追穷寇，一直追至莫州东三十里，又一场血战中，辽军也不含糊，再次盛情留下一万辽军做了异乡之鬼。范廷昭和秦翰的出现，逆转了宋辽战局，唱响了咸平北征的凯歌，秦翰这颗战场新星也就此冉冉升起。

就在秦翰随驾北伐的同时，四川再次出现叛乱。这次的叛乱和王小波李顺叛乱不同，那次是农民起义，这次却是正规军哗变，比上次更加难缠！叛军首领王均本来就是大宋将领，因待遇不公而起兵造反，并且有成熟的军事计划。在已经攻下汉州，拿下绵州无望的情况下，王均毅然决定放弃绵州，先攻剑门关。可以说，王均的这次叛乱比李顺那次成熟了很多。只是虽然王均第一时间决定进攻剑门关，但是剑门关守将在他攻打汉州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王均在剑门关再次碰上钉子，只得退守汉州。

真宗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了雷有终、石普、上官正为招讨使，入川平叛。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以上这三个名字的排序出现了问题。上官正是老将而且为人狂傲，早在剿灭李顺起义之后，他就开始狂妄自大，看不起别人还吹嘘自己。因此若干年后的王均叛乱，雷有终和石普都当上了正经招讨使，上官正还只是个跟班。这就导致在四川招讨高层领导层中，出现了将帅不和。雷有终及时将这个事儿反映到朝廷，真宗立刻给他们派了个政委来协调干部关系。这个政委就是刚从前线返回的秦翰。

秦翰入川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委作用。他把上官正撂到一边，该干嘛干嘛去，别来掺和了，随后便积极参与到剿贼行动中。此时的王均已经是强弩之末，在益州城内做困兽之斗。奈何王均也是行伍出身，宋军攻城伎俩他烂熟于胸，因此益州城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秦翰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新的三维立体攻城战术，来对付这个战场老油条。具体做法是，先在城北筑了一个和城墙一样高的高台，从空中先对益州城进行打击；在筑高台的同时又悄悄地开始挖地道，准备从地下潜入益州城，双箭齐发，一举攻破益州。

四个月后，两项工程终于完成，益州城破，秦翰立刻带领冲锋队攻进城中，开始了残酷的巷战。秦翰身先士卒，率众击贼，被流矢射中仍然带伤指挥战斗。宋军在他的率领下五战五捷，攻克益州。四川之行，让秦翰在军中的声望直线上升，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他以一个太监的身份，达到了武将无法达到的地位。

平川之后，秦翰来不及歇息便马不停蹄，再次回到回到宋辽边界出任总政委。率军大破辽军后，秦翰还来不及接受嘉奖就又立刻接受了朝廷的任命，立刻转调西北，对付李继迁。

此时西北总指挥不再是李继隆了，他还在被雪藏，此时的总指挥是北宋的另一位名将——曹玮。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北宋的国力早已经不起大动干戈。北抗契丹，西御党项，又经过四川之乱，真是焦头烂额，从秦翰马不停蹄的调转中，我们就可见一斑。但无论哪里有战争，秦翰永远站在北宋主要战场的第一线，他是宋朝皇帝最信任的武将之一。

此时北宋对党项李继迁的政策不再是打压了，因为实在是打不动了。李继迁是个游击队长，深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之道，北宋的军队跟他根本耗不起。北宋决定改变的策略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将河套地区直接让给了李继迁，同时开始和周边的诸多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并对他们进行暗示：“大宋现在也不要河套地区了，但是也不是给他李继迁，只要你们愿意，就是你们的。”

为了贯彻“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策略，思想觉悟高又足智多谋的秦翰政委被紧急调到西北前线。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河西走廊的吐蕃，以及西边的吐谷浑开始了对李继迁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持续到李继迁死去，可怜李继迁一世英名，没有死在北宋名将手下，却死在了吐蕃小国手中。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李继迁死了，西北边境终于安宁了。坏消息是辽国又南侵了，而且这次动作不小，萧太后御驾亲征，来势汹汹。十一月，辽军绕过镇州，从瀛洲取道南下，过冀州，下河南准备直取开封，形势万分危急。真宗皇帝在寇准等人极力劝告下，再次挂起北伐亲征大旗。而李继隆、秦翰这对西北老搭档被率先派往澶州，准备御敌接驾之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两人上次的合作还是在十几年前的西北战场，当时他们还都意气风发，青春年少。转瞬间十几年过去了，他们都已经是名誉朝野的名将，虽然一个顶着官二代的帽子，一个背着太监的身份，但满朝文武对他们的情感却只有尊重与敬佩。

进入澶州城，两人都认为这是宋辽的必争之地，也决定让这里变成辽军这次南下的终点站。他们也都看出了澶州城的破旧，对比起其他前线的深沟高垒，这里实在是不能算是一个军事要冲。要让它成为军事要冲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于是，秦翰以阵前总政委的身份，调集周边别人无法调动的部队，向澶州靠拢，同时亲自督促将士加宽加深护城河，以抵抗契丹铁骑。李继隆则开始操练他的士兵，那些精兵早已散布在其他前线，此时李继隆的部下是一些守卫京畿未经大战的新兵，要将他们立刻变成久经沙场的战士，只能让他们跟从一个久经沙场的大将，强将手下无弱兵，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李继隆手下的兵，不会弱。

在李继隆、秦翰的充分准备后，辽军如约抵达。那天的云一定是血色的，十数万契丹铁骑暴至，扬尘蔽天。澶州守将们却没有呆在城中，他们出兵城北，毁车为营。西风残阳中，一场绞肉机般的野战缓缓展开，决定了宋辽关系的百年变迁。

李继隆胜了，这是这位名将一生中指挥的最后一场战斗。此时他已五十五岁。这场血战中，宋军顽强抵抗住了辽军的冲击，进而进行反击，追奔数里乃还。之后李继隆一直守在澶州城，让北宋仅以每年三十万贯的岁贡换来了宋辽一百余年的相安无事，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在澶渊之盟签订之日，李继隆终于放下了身上最后的担子，然后重重的病倒，当年就死了。他在人生的最顶端，完美地谢幕。

而秦翰，他随李继隆一起坚守在澶州城，七十余日不脱甲胄，时刻戒备着。此刻他忘了自己是个太监，他从内心深处开始证明自己，同时让别人也这么认同，他是一个自古以来少有的名将。此时的秦翰已经五十二岁了，他从二十七岁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已经在军营中度过了大半生，身上的四十九处战伤是他二十五年戎马倥偬光荣的见证。

澶渊之盟后，北宋再无大的战事，秦翰也终于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成为继王继恩之后第二个获得昭宣使殊荣的宦官。大中样符八年（公元1015年），当秦翰主持修缮经过火灾的宫殿时突发急病，死于宫内的官署中，终年六十四岁。一代将星就此陨落。在他死后，北宋少年天才杨亿主动要求为他撰写碑文，当他回顾秦翰的一生，战功屡建，而不居功，不谋私，不揽财时，他也被秦翰深深感动，拒绝了秦家的财物，这一举动，还为时人所赞叹。

对国家，对人民的热血忠心伴随秦翰走过金戈铁马的一生，他对党项和契丹的征战换来了边境的百年和平。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在边境枕戈待旦的一个个不眠之夜，秦翰坚守着勇敢与忠诚。他是个宦官，更是个铁骨铮铮的军人。

宋·童贯：成败皆因耍聪明

您要是看过《水浒传》，肯定不会陌生童贯这个名字。在小说里，蔡京和童贯把持朝政，不思国强民富却一门儿心思给徽宗皇帝搜罗奇珍异宝花石纲，把北宋社会搅和的乌烟瘴气。可一到打仗时他就怂了：打水泊梁山打不赢，打辽国打不赢，打方腊还是打不赢，整个儿一个常败将军！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与历史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北宋时期的宋江起义远没有《水浒传》描写的那般波澜壮阔，同理，走出文学的窠臼才能还您一个真实的童贯。

真实的童贯，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生在天子脚下自然能享受到教育、医疗等诸多便利条件，童公公也不例外。童公公一开始走的是知识分子路线：他读过几年书，能吟两句诗，对收藏古玩字画也有些独到的见解。可突然间童公公就顿悟了，狠下心来的他一刀下去，给自己铺平了入宫为宦的道路。入宫后的童贯拜在了同样是一代骁将的武宦——李宪门下。从这一点我们也不妨做一推测：大概童贯眼见边疆不平，保家卫国的志愿如小宇宙般爆发，投笔从戎的他大概想复刻偶像星秦翰的路线，便选择以宦官的身份参军，踌躇满志的他已经开始想象建功立业的那一天了。

值得一提的是，童贯的外貌特征完全不同于从古到今的其他所有宦官。他脸上最显眼的物件莫过于稀稀拉拉的几十根儿胡子！不知道的人压根儿不会想到他是宦官。加上童公公身材高大，虎背熊腰，不说玉树临风也算得上英俊潇洒。年轻时的童贯就是这么个帅小伙，加上一身高强的武艺，谁看到都不仅要赞叹几句。

可是长得帅的童公公并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至少他的顶头上司李宪不怎么爱。在李宪麾下熬了将近二十年的童贯虽然多次深入西北边境，却始终没有找到快速提干的终南捷径。但这么长时间童贯也没有浪费，在边境的耳濡目染让他对北宋的边疆策略和地缘政治有了一些了解，并且提高了军事素养，为他以后的出人头地打下了基础。

厮混了二十年的童贯依然籍籍无名，在不眠的夜晚他也许没少辗转反侧，为啥自己能文能武却怀才不遇。可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拦都拦不住。公元1101年，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即位的春风吹来了让童贯登天的青云，这青云当然不是李宪，而是时任提举洞宵宫的蔡京。

童贯和蔡京的缘分开始于美丽的杭州。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四十八岁的童贯被徽宗任命为杭州明金局的供奉官，专门负责搜寻民间的金石书画，奇珍异宝。童贯如何获得徽宗的信任已找不到具体的记载，但史书中仍从侧面透漏出了一点信息出来，一是童贯虽然外表威猛，但却心细如发，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进而投其所好；二是童贯是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公公，他舍得把当时不多的收入全都用来投资到嫔妃宫女们身上，从她们的嘴里套出有关皇帝吃喝拉撒的一切信息。这些路数在大老粗李宪身上自然是对牛弹琴，却能把文艺青年宋徽宗捧得滴溜溜乱转。

在杭州打得火热的童贯与蔡京可谓各怀鬼胎。谪居的蔡京对京官童贯竭力巴结逢迎，形影不离，只求通过童贯来获取徽宗的常识，重回宰相之位。为达目的蔡京也真是出血了，一咬牙一跺脚，把自己珍藏的王羲之的画作都借童贯之手献给了识货的徽宗。而以童贯的聪明劲儿，怎么会不明白蔡京的小九九？只不过蔡京的作为正中他的下怀。刚刚发迹的童贯远未腾达，亟欲在朝廷找个盟友，以为晋身之阶。而蔡京以其翰林学士，户部尚书的从政经历，和他造诣深厚的书法水平，成为童贯拉拢的不二人选。于是童贯利用手中的职权将蔡京的上贡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宫，并有意无意地把蔡京一表忠心的奏章递到徽宗面前。

您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蔡京借童贯之力官升宰相后便投桃报李，推荐童贯监军西北。在蔡京的举荐下，宋徽宗大笔一挥，任命王厚为元帅，童贯为政委，率领十万大军开始了对西夏的又一轮征讨。只是大军浩浩荡荡行至湟州，誓师祭旗之时，童贯接到徽宗手书，说是宫中起火，让他停止进军。童贯看后，面不改色地对众将领说，皇上希望我们早日胜利凯旋。在皇帝所谓的“激励”下，宋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庆功宴上，童贯拿出那份手诏。众将看后大惊，忙问童贯要是打了败仗怎么办？童贯说：那就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胜了功劳是你们的；败了我一个人去面圣领罪。众将一听，不由得为这位宦官政委过人的胆识所折服。

西北大捷让童贯官运亨通，他一路由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武康军节度使升至检校司空兼凤宁军节度使，几乎位列三公。此时的童贯任命军队将官也直接与徽宗商量，不把蔡京放在眼里。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徽宗下诏封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可这道诏书却被宰相蔡京顶了回来。蔡京以大义凛然的姿态拒绝执行这道诏令：“开府仪同三司怎么能授予一个宦官呢？”

封一个虚职为何让蔡京如此不爽？这要从这个官职说起。开府仪同三司隋唐宋三朝都有，乃是虚职，虽为一品但没有实权，就像现在的政协主席。唐朝中期之前，此职是专门拿来奖励有功之臣的，长孙无忌和魏征都做过开府仪同三司。正因为唐朝开了这个先河，所以此职被后世臣子们看得极其荣耀，能在有生之年当上开府仪同三司，真是黄土盖脸也闭眼。到了宋代，由于此职彰显，因此被皇家看得十分金贵，非大功于社稷者，不封此职。不少文官把当上“开府仪同三司”看成其人生的最高目标，蔡京就是其中之一。

吃了这么个哑巴亏，童贯表面谦恭，暗地里却下足了功夫。神不知鬼不觉，一些西北骑使开始频繁入京，他们手眼通天，出手阔绰，专门请宫内的宦官出来喝茶。几番下来，无论是嫔妃还是皇帝，耳朵里都塞满了有关蔡京的坏话。舆论造势完成后，童贯通过徽宗身边的道士对蔡京发起了最后一击。徽宗号称“道君皇帝”，平生最信任道士，道士说斥退蔡京，徽宗怎能不听？就这样，蔡京被童贯扳倒了。朝堂之上，童贯已是独孤求败。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身为检校太尉的童贯受命出使辽国。以宦官为使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童贯带着威震西北的鼎鼎大名直奔北狄，辽人早知童贯大名，自然不敢怠慢。受宠至此，朝中大臣自然不满，有人便发起了牢骚：“用一个宦官为使，我宋朝没人了吗？”徽宗笑道：“童贯破青唐羌，威震辽国，辽主要见人家啊！”这话一出，谁也没词儿。皇帝的话外之音很明确：你们觉着自己挺好，倒也立个军功瞧瞧啊。此后童贯又被加封为太尉兼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不久，再封太傅、泾国公。在历史长河中，童贯是唯一一个堂堂正正凭着帝王加封登上高位的宦官。位极人臣的童贯为称为“媪相”，说白了就是母宰相，只顾和蔡京这公宰相一起呼风唤雨，却全不顾宋朝的国计民生。

就在西北边境歌舞升平之时，江南水泊却风云突变。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青溪农民方腊揭竿而起，并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奉徽宗之命征剿方腊的童贯率领十五万西北野战军杀向江南。就在童贯悠然自得地拈着那几十根胡须时，号称百万的起义军已经在西北军的屠杀中灰飞烟灭，方腊本人也被生擒，送到开封凌迟处死。

这里要插一句，生擒方腊的那个很骁勇的下级军官，不叫武松，而叫韩世忠。

人生至此，童公公已经不是一般牛了。如果童贯就此止步，也许后人尚能为其褒扬一番，不会因为他的宦官经历而有所歧视。但是后来一次出使辽国的机会发生了转机，这次具有殊荣的行旅让童贯公公声名狼藉直至后来被诛杀。

事情还要追溯到政和元年，出使辽国为辽天祚帝贺寿的童贯某天接待了一位夜半来客。这个叫马植的人想要弃辽投宋，作为见面礼，他给童贯带来了一套宏图。听了这个马植喷了一会儿唾沫童贯就明白了，这个宏图的核心观点就是背弃与辽国澶渊之盟和新崛起的女真部族共同征伐辽国，然后通过协议要回幽云十六州的所有权。

幽云十六州，是北宋上至皇帝，下至妇孺心中永远的痛。这片土地被当年的后晋皇帝石敬瑭献给辽国，便一直处于辽国的实际控制中。没有幽云十六州，宋朝失去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堡垒，失去了一块经济重地，更失去了幽云汉人的人心。于是，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荣耀冲走了本就匮乏的政治智慧，夜来客的计划也迎合了徽宗、童贯、蔡京这帮低能君臣的欲望。

宣和二年，剿平方腊的童贯率军攻击辽国。只是宋军的战斗力早已如自由落体般飞速下降，面对内忧外患，军心涣散的辽军，童贯的两次征伐换回的竟是宋军片甲无回。没法回朝交差的童贯进退维谷中想到了女真族的金国。根据之前订立的盟约，宋金合力灭辽，事成后幽云十六州归宋，宋之前给辽的岁贡归金。想到这里，童贯不禁眉开眼笑。

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指挥下，金国遵守了盟约的前半部分，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了辽国，可幽云十六州他们却无意归还。受制于人的童贯只能用每年一百万贯钱的“燕京代租税”换回了燕京一座空城和太行山以南的其他六州。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梦想着接收蔚、应二州的童贯收到的却是金人南侵的消息。在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真理面前，联金灭辽的妙计不出意料地演化为引狼入室的败招。

此时的童贯早已没有了当年矫诏的勇气。见识过金军战斗力的他此时只想着跑得越远越好，即使被太原知府张纯孝当面讥笑：“平日里童太师装模作样何等威风，事到临头却是这样没种！此时不思杀敌报国只顾抱头鼠窜，有何面目见天子？”，他也毫不在乎。此时宋朝北疆的防务尽失，内地空虚，金军长驱直入，直取东京。宋徽宗面对金兵无计可施，只得把皇位让给赵恒，是为钦宗。钦宗莫名其妙就接了这么个烂摊子，恨只恨父亲的股肱之臣现在变成了缩头乌龟。于是他下令，命童贯筹备防务，留守东京。

童贯可不是傻子，一听就不干了：这不是要我送死吗？他不听钦宗令他留守开封的命令，而跟随徽宗一起逃跑了。于是，大学士陈东上书弹劾：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六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钦宗也怒不可遏，叫你守城你居然跑人，一连气奸贼奸贼的骂个不停，骂够了下旨：将随着徽宗跑的，尽皆罢官，该流的流，该杀的杀。童贯？贬三级，流放！

不久之后，童贯就在去往流放地广东压县，当时称“吉阳军”的路上了。说是流放，实际上不说度假也差不离。此时他几乎什么职位也没有了，只挂着个节度副使的虚衔而已，但风采依旧。毕竟混了二十年，虽说眼下失势，可谁也不敢得罪，这类昔日的大红人，谁知道何时又会东山再起呢？这么着，童贯居然悠哉游哉的，往海南避风头去了，这真是胜似闲庭信步。

但童贯不知道，钦宗已经派出监察御史张澂去取他的项上人头。由于童贯在路上磨蹭，张澄紧迫慢赶的，还真就撵上了。打听到了童贯住的地方，张澂使了个缓兵计，先派个人过去，告诉童贯别跑了，皇帝派我来接您回朝呢。童贯就有些蒙圈了，不是定了六贼么？不是贬了我三级么？还请我回去作甚？这位来使倒是个机灵人，赶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礼物：皇帝说了，金兵汹汹，势不可挡，封您为河北宣抚使，即日回京。哦，童贯这才笑了，拈了拈胡须，嘿，到底掌兵二十年，没我成么？便问：钦差何时到？答：明日一早。童贯那晚睡得很美，这是他最后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晨，童贯穿戴整齐，就在家门前等着张澂。张澂呢，一边忙着赶过来，一边对手下人说：到了别废话，抓住就杀！眼看着到了，远远地望见一人，锦袍绣带，倒也光鲜，正是童贯。童贯虽说现在快七十了，加上身材高大，气度威严，乍一看如一员大将，令人生畏。

张澂看童贯还活着，心也就放下来，他整理好衣冠，一步三摇的走到童贯眼前，童贯见钦差到了，赶忙躬身相迎，刚把身子一弯，好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捆了。张澂怕节外生枝，动手真利索，肩膀一动，早把诏书拿在手里，照本宣科地朗读了十大罪状，童贯气得是血贯瞳仁，奈何被绑着，蹦不起来，张澂读完了马上一挥手：斩！扑哧一刀，血窜出几尺高，童贯，死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末的一天清晨，张澂一行数骑，由南雄州衙门出发，押着一只木匣，内装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越过梅关向汴京疾驰而去。九月初七日，张澂押回的那颗人头已在汴京城头高高挂起，观者如堵，京城轰动，这颗头颅，正是童贯的。

随着童贯的横死，北宋王朝的气数也走到了尽头。靖康之耻成了当时汉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童贯对宋金辽三者制衡关系盲人摸象般肤浅的见解和对各方局势雾里看花般低下的判断力固然令人切齿，可即使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充其量也就是让北宋苟延残喘的手段。政治腐败，经济崩毁，军备废弛，葬送了北宋的大好河山。童贯的好大喜功，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元·朴不花：高丽宦官掀风浪

公元1271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北京将蒙古汗国的国号改为“大元”。忽必烈在多年征战中使自己的领土涵盖了南宋，西夏，金，西辽，吐蕃，高丽，建立起世界历史上最辽阔的大帝国。苍狼和白鹿的子孙们终于成了中国——整个亚洲定居农民密度最高的地区——的主人。

元世祖忽必烈可能征服了中国，但他本人已经确定地被中华文明征服。正因为如此，他要成为真正的天子，使蒙古帝国变成中华帝国，以接受已经传承了二十二代的传国玉玺。这玉玺象征着他成为具有十五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获得了治理这文明古国的法理依据。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将宋朝的行政制度和宫廷制度完整地继承下来，宦官制度也在其中。宋朝遗宦李邦宁就因能说汉语、蒙古语、吐蕃语等多种语言而深受世祖赏识，后来竟坐到开府仪同三司这个蔡京求之不得的尊位。

在蒙古人大杀四方的时候，高丽尽管已经由蒙古人驻守，但高丽朝廷却没有倒下。他们撤退到与汉城隔海相望的江华小岛，遥控指挥民众的抵抗运动。直到公元1258年，高丽高宗王将世子王典作为人质派遣到大汗蒙哥的宫廷。忽必烈继任大汗后，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将这位年轻的王子送回高丽立为国君，并把自己的女儿齐国大长公主嫁给了他，通过这一联姻将高丽王朝变成了一位顺从的属臣。作为属臣，高丽每年都要上贡一定的金钱和特产。此外，他们还额外附送了另一种礼物，就是宦官。

说到这里，我们的主人公朴不花就要登场了。

朴不花是个土生土长的汉城人，在他还没记事儿的时候父亲就撒手人寰，母亲带着他改嫁后，他在后爹眼里就成了多余的人，受的苦自不必说了。虽然挨打受骂，可朴不花并不孤单，因为他有邻居家的小姑娘奇洛作伴。在幼小的朴不花眼里，奇洛是自己最贴心的人，而且他知道，奇洛也是这么想的。奇洛的家境没比他好到哪里去，她爸爸是个醉鬼加赌棍，喝醉了赌输了就只会拿老婆撒气。每当爸爸发飙时，奇洛就回跑到朴不花身边。看着倚在自己肩头低声啜泣的奇洛，朴不花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情愫正在心中慢慢地生长，如此甜蜜。

幸福的时光却总是转瞬即逝。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朴不花和奇洛一道被凶恶的蒙古兵从家乡掳走，送到北京元文宗图帖睦尔的皇宫中。历经道路坎坷与奔波辛苦的他们并不知道，命运之索已经将他们越缠越紧，此生二人都将互相影响着对方的前途和命运。

进宫后，奇洛由于天生丽质，乖巧温柔，被文宗的儿子妥懽帖睦尔一眼看中，收到自己宫中做了个煮茶的宫女。妥懂帖睦尔此前因为宫廷斗争被驱逐到高丽的平壤，此时刚刚返回北京不久，眼前这个善解人意，乖巧温柔的高丽姑娘就勾起了她在鸭绿江东侧那三千里江山那些美好的回忆，撩拨着他最深的心弦。此时年仅十二岁的妥懽帖睦尔，不经意间就成了朴不花的情敌。

公元1333年，妥懂帖睦尔即皇帝位，是为元惠宗。君临天下的惠宗没有忘记自己的相好奇洛，但他立奇洛为后的想法遭到掌权的蒙古贵族，右丞相伯颜的强烈反对。伯颜认为高贵的蒙古皇帝，怎能立血统低贱的高丽裔女子为后？经过了一番面红耳赤，年轻的惠宗妥协了，立了一个叫伯颜忽都的女子为后。但在立后上吃了亏的惠宗有自己的抗争：他根本不去伯颜忽都那里过夜，更别说其他嫔妃了。即使没有正式的名分，惠宗也把奇洛召入宫里，几乎每晚都要奇洛陪寝，两人如胶似漆，难分难离。争气的是，没有名分的奇洛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为惠宗生下了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喜得贵子的惠宗对奇洛自然倍加宠爱，封她为第二皇后，搬迁到兴圣西宫居住，号完者忽都皇后。还是那句话，宫廷中的女人一旦有了儿子，腰杆儿可就硬起来了。

可奇洛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恋朴不花。缠绵缱绻之余，奇洛便要求惠宗将朴不花调过来专侍于己。已经被美人的温香软语迷得五迷三道的惠宗看看身边可爱的儿子，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换回了莞尔一笑和一记香吻。于是原本在宫中跑腿儿打杂儿的下等太监朴不花被擢升为小黄门，并调到兴圣宫照管太子的生活起居。朴不花飞黄腾达的权利轨迹，随着奇洛的一朝得宠徐徐展开。

朴不花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太监的时候，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飞黄腾达，尤其在他受了其他太监欺辱之后。因此，他在日常活动中十分注意观察宫廷内的规则、隐规则、潜规则，成了一个心机深不可测的人。负责照料皇太子的起居后，朴不花逐渐得到元顺帝的赏识。他利用一切可以接近皇帝的机会阿谀奉承，奇洛的枕边风也不断给他造势。很快朴不花就被提升为荣禄大夫加资正院使，担任掌管财政的要职。他在朝野中的地位也日益升高。这时的朴不花已经不满足于只在内宫活动了，他要寻找在朝堂上扬名立万的机会。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南方百姓反抗蒙元暴政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张士诚、方国珍、朱元璋等人领导的起义军在打击元朝政权的同时，也让百姓生灵涂炭。由于战乱，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大批难民跑到京城避难，导致京城发生严重饥荒，死者遍布街头。朴不花敏锐地看准了这一时机，实施了自己邀买人心的计划。

这一天，朴不花向惠宗请命。他说京城街头布满饿殍，这事情成何体统？观之不雅不说，对死者也是不敬啊。皇上您让我出钱买一块墓地，让死者入土为安吧。被眼前政局烦得焦头烂额的惠宗哪还有心思管这些事情，连声称是，说小朴啊，我给你点钱，你自己看着办吧。西宫皇后奇洛知道了以后，为了响应自己的老相好，也赞助了不少费用。这么一来，东宫皇后，太子，太子妃也不能袖手旁观，各捐了一些。朴不花又拿出自己入宫多年好不容易攒下的积蓄，和捐款凑到一块儿，在京城南北各挖了一个大坑，用来埋葬尸体，凡是送来尸体的人还能领些赏钱回家。这些政策一直持续到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埋葬了二十万灾民的尸体，并在大悲寺做了道场，请僧人来超度亡灵。除此之外，朴不花还给了京城居民一些福利，没钱治病的可以免费领药，没钱办丧事的可以免费领棺材。

甭管出于什么目的，朴不花的善举确实惠及百姓，也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对小朴颇为满意的惠宗命令翰林学士张翥做文章颂扬朴不花的作为并刻在碑上，名曰“善惠之碑”。朴不花由此名声大噪，京城内外没有不说他的好话的，一跃成为受人尊重的宦官。

好名声已经钓来，朴不花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场了。此时真正临朝听政的是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惠宗已经退居二线了。对于惠宗退二线，官方说法是让太子先实习一下怎么当皇帝，其实是他实在不想处理内忧外患的元王朝那些伤心伤身伤脑筋的狗屁政事了。太子执政后，对自己现有的地位仍然不满足，怕夜长梦多，就打起了逼迫自己老爹退位的念头。太子的想法得到了奇洛皇后的支持，因为奇洛自己也想搞个“武则天”来当当。做这种事只靠自己肯定是玩儿不转的，太子的目光便落在了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朴不花身上。

得知太子的意思后，朴不花的打算是先取得大臣的支持，再集合大臣拥戴太子上台。要说这个思路，实在没什么高明之处，当然也并非愚蠢，只能说这是个正常路径。于是朴不花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了左丞相太平。太平听完朴不花的游说后，对他的想法没有发表任何见解，装聋作哑就当啥也没听见，既不声讨也不合作。太子一看太平这老家伙不给自己面子，心里很不爽，于是设计除掉了太平的左膀右臂——中书左丞成遵和参政赵中。深谙官场波谲云诡的太平深知情况不妙，便托病辞职，不趟这滩浑水，回家抱孙子去了。

太平罢相后，右丞相溯思监执掌朝廷大权。溯思监也想甩开膀子整饬朝政，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太平的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为了保全自己，他决心加入太子党。溯思监首先找到朴不花，表达了合作意愿。这正中了一心想参与政事的朴不花的下怀，两人一拍即合，朴不花也由此得以在朝廷圈子中插上一脚，甚至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和溯思监二人互为表里，欺上瞒下，结党营私，剪除异己，将个朝廷搞的是乌烟瘴气。

在被朴不花溯思监二人组陷害的诸多朝臣之中，有一个人可非同小可，他就是惠宗的亲娘舅老的沙。此时的真正执政者虽然是太子，但名义上的国家最高元首依然是元惠宗。一山不容二虎，无心问政的惠宗与野心勃勃的太子的明争暗斗已经逐渐摆到台面上来了。身为御史大夫的老的沙自然是忠于惠宗的，看不惯朴不花的所作所为，便找机会在惠宗面前狠狠参了朴不花一本，同时号召列位朝班的各位同僚以实际行动响应倒朴运动。这一招果然奏效，有一天太子上朝，惊讶地发现御史以下的官吏一个儿都没来，甚至连站岗倒茶的兵卒差役都罢工了，龙书案上倒是放着厚厚一摞的辞职信。

太子一看，嘿，这回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愤怒的太子冷静下来以后想了想，不行，光靠我这个光杆司令玩不转啊，不如以退为进，避避风头再说。于是太子下令，将朴不花和溯思监罢官免职，剥夺政治权利，但没有追究刑事责任。惠宗知道后，觉得太子让步了，很满意。但百官不干啊！他们明白这种把戏是怎么回事儿。于是纷纷上书惠宗，要求严惩两个佞臣。但是个中有的官员性格耿直，说话也不怎么注意分寸，竟然把惠宗激怒了。盛怒的徽宗把谏官们罢的罢贬的贬，朝中肯为惠宗出力的就只剩老的沙老哥儿一个了。

这种形势让朴不花和奇洛喜出望外，以退为进的这一步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在奇洛和太子的操纵下，朴不花成功复出，担任集贤大学士、崇正院使等官职。华丽转身的朴不花可没有忘记和自己作对的老的沙。他和奇洛、太子一起设计，迫使惠宗将老的沙明升暗降，封老的沙为雍王，遣回蒙古老家去了。

老的沙怎么会当温顺的小绵羊呢？离开京城的他没有回自己的封地，而是去了大同，投奔到大将孛罗帖木儿的军中。孛罗帖木儿站在惠宗一边，是不折不扣的保皇派。朴不花得知后觉得情况不妙，就指使溯思监诬陷孛罗帖木儿和老的沙谋反。惠宗心里当然明白怎么回事，但也只是心里明白而已了，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朝政上的发言权。在朴不花的指点下，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太子以惠宗的名义下草诏，革去孛罗帖木儿的兵权，并让他交出老的沙。

孛罗帖木儿也不是傻子，看到这封莫名其妙的诏书，猜想肯定不是惠宗的意思，便拒不从命。同时在京城中，宗王不颜帖木儿上表惠宗，为孛罗帖木儿申冤。惠宗心知肚明这一切都是朴不花协同太子捣的鬼，便下诏历数朴不花和溯思监相互勾结，蒙蔽君主视听之罪，将两人一个发配到岭北，一个发配到甘肃，并给孛罗帖木儿官复原职。

朴不花被流放了吗？没有！惠宗早已经被架空了，奇洛和太子就是让他过过嘴瘾罢了。所以这二人组谁也没走，顶着个“流放”的帽子，继续在京城逍遥。

孛罗帖木儿听说了朴不花依旧逍遥法外的消息，怒了，敢情太子这儿糊弄小孩儿呢啊！事到如今也没有招儿了，文的不行咱来武的呗，反正手里有枪杆子呢。至正二十四年四月，孛罗帖木儿派大将秃坚帖木儿领兵围攻京师，要求只有交出朴不花和溯思监二人，才肯撤兵。这情形传到宫里，惠宗对太子说，这下没辙了吧，人家都兵谏了，你还想怎么着呢？

忽悠不过去，那就没辙了，皇宫中是大人哭孩子叫，奇洛拉着朴不花哭个不停，与这位从小长大的玩伴之间的感情到底是亲情，还是爱情，反正早已超越友情。如果不是自幼相依为命，奇洛是否能安然度过童年还是个谜。这种情感是真挚的，宝贵的，但此时却是不得不舍弃的。朴不花与搠思监被绑缚出城了，发动政变的大军就在城外，他们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外籍宦官朴不花，就这样结束了他荒诞不羁的一生。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外籍宦官——朴不花的故事结束了。元朝由于蒙古汗国政治体制的继承性，基本上没有宦官擅权现象的发生，百年时间里只出现了一个弄权的宦官，可就是这个高丽裔把元朝送上了不归路。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明军下山东定河南入陕西进河北攻取大都，元朝灭亡。惠宗与奇洛连同太子逃往蒙古草原，建立北元政权。从朴不花的身后，我们无奈地看到，即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无法摆脱宦官专政这颗巨龙身上的痈疽。

明·郑和：龙旗猎猎海波平

是的！您没有看错，曾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伟大航海家，一生历经坎坷，前后二十八年踏上三十六个国家的国土，完成了明朝与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的和平交流，就是一位宦官。虽然他的个人生活并不完整。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海上传奇。

中国古代有脸有面的大户人家，都有家谱，郑和本人出生名门，家族显赫。咱们看看郑和的家谱便知其一二了：

所非尔→撒严（所非尔次子）→苏祖沙（撒严长子）→坎马丁（苏祖沙长子）→马哈木（坎马丁长子）→赡思丁（马哈木长子）→马速忽（赡思丁第五子）→马伯颜（马速忽长子）→察尔·米的纳（马伯颜长子）→马哈只（察尔·米的纳长子）→郑和（马哈只次子）（“哈只”不是本名，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若曾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拜过，就被人尊称为“哈只”。“哈只”是阿拉伯语，意为“巡礼人”，即朝圣者）

元朝时期上柱国、左丞相、成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第五子马速忽（“赛典赤”并非是名字，而是一种穆斯林尊称，在伊斯兰教词汇中是“圣裔”的意思，即说他们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后多冠以汉姓马氏，为回族马氏的中坚，马速忽后裔传至第三世孙马伯颜，其长子察尔·米的纳，在元朝末期被封为滇阳侯，察尔·米的纳之子米里金世袭其爵位。米里金出生于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汉称马哈只，官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其妻温氏共育有两子四女，长子马文铭，次子马和，马和就是我们最亲切的郑和。马和的祖父与父亲都曾亲自去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过，时常给马和讲述远方异域的风土人情，年少的马和早已对未曾见过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而这些儿时的理想，让马和本人成就了千古传奇人生。

家世显赫，本应是让马和一生荣华富贵的资本，却成了他受宫刑的根源。明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傅友德偕悍将沐英、蓝玉等人率军攻入云南，滇阳侯米里金（马哈只）战败被杀。马哈只死后，由长子马文铭奉枢安葬在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今郑和公园）。当时年仅十岁出头的马和被俘获，按照一般对待俘虏的习惯，马和被阉割送入宫中做了阉人。马和虽被阉割，但是并没有被立即送进宫，也没有太监的身份，而被安排在征南将军傅友德的军营中，做随军小兵。傅友德被派往辽东地区，跟随冯胜，对北元进行镇压。而后傅友德及所部跟随朱棣继续镇压北元，而此时的马和进入了朱棣府中，进入了朱棣的视线，马和的出现不是以一个太监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武宦的身份。马和此入府中，已不再是一个毛头小子了，而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铮铮汉子。在燕王府期间，马和学习刻苦，做人小心谨慎，逐渐取得了燕王朱棣的信任，被燕王选在身边作为贴身侍卫。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孙朱允炆即位，朱棣心中不甘，发动叛变。建文四年，朱棣叛乱成功，登基为帝，在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马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战功无数，成为朱棣夺取政权即位称帝的主要功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对跟随自己多年的武将文臣大都提升重用，其中也包括身为宦官的马和。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故赐“郑”姓予马和，又将其升迁为内官监太监总管，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从此称作郑和，国姓爷的名称由此而来。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朱棣称帝后，朱允炆却不知所踪。现在是我朱棣的天下，岂能让朱允炆有一丝撼动我江山的机会？

明成祖朱棣找寻朱允炆下落的这个契机，为七下西洋埋下了伏笔。这个寻人手笔颇大，分陆上海上两路寻找，为的是不给朱允炆一丝生存的机会。陆上搜寻由明朝第一特务之称的胡滢担任总负责，而海上部分就是明朝第一太监郑和全权掌握。

出海不是个容易事儿。十九世纪，英军消灭当时荷兰的无敌舰队，才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造就了自己日不落帝国的神话。而对远在十五世纪的明朝而言，这次远航的难度可想而知。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朱棣决定先肃清东海，再出海寻找朱允炆。而这一次肃清，可以说是“郑和下东洋”，也是郑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外交经历。

明永乐初年，倭寇屡次侵犯浙江沿海，直至江苏境内长江口区。成祖派人巡视，都御史赴任后即将倭情上达成祖，成祖便派郑和出使日本交涉，《明书·戎马志》记载，此次出使是为了：“谕其国王源道义”。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在源道义领导下的室町幕府时代。郑和正准备去肃清时，恰巧倭寇来扰，郑和抓住这个时机，统督楼船水师十万，果断东渡日本，准备直接质问日本幕府，为何频繁侵犯我大明国土？郑和等人未到，源道义抢先一步将那些去江浙一带骚扰的倭寇抓起来“蒸杀”了，然后把尸体列出来献给郑和看。郑和看到心里暗笑：死几个人算什么大场面，在我久经沙场郑和面前都是小菜一碟儿！源道义本想用“蒸杀”这种方式吓唬郑和等人，可是他想错了。郑和传达明成祖朱棣的旨意，告诉源道义“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日本统治者自知理亏，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于是明成祖朱棣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向源道义赠送了冠服、文绮、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十年一贡，正副使等可以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

虽然“郑和下东洋”的具体史实不够详尽，但从郑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来看，可见这一次成功的外交已经表明，郑和多年磨砺下所表现的成熟和沉稳，足以担任下西洋的重任。

终于到达七下西洋的主要部分了，笔者为读者挑选其中两个精彩故事。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从南京九江港经太仓出海的，装备可谓当时的豪华舰队。据记载，《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公元1403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域，以次遍历诸国。”翻译为今天的数字就是，郑和站在一艘长151.18米，宽61.6米，吃水达两万吨，甲板可以踢足球的的宝船上，向大明皇帝致敬，向大明土地挥手道别，信心满满驶向世界。这是个什么概念？将近一百年后的1492年，圣母玛利亚号作为哥伦布率领的打通新航路的西班牙舰队的主力舰艇之一，据考其吃水不足一百吨，和两万吨的郑和舰队可谓天壤之别，可见我国在当时世界上航海技术之发达。

郑和下西洋的第一站是爪哇岛，岛上有个国家叫麻喏八歇，而国内有东西二王，正在打内战。当然初到贵宝地的郑和并不知道这些事儿，所以很坦然地派人上岸备置船上所需货品，而上岸的明军衣着光鲜，身配宝刀，来到了西王的地盘上，西王听说有大量的不明军队突然进入辖区（实际不到二百人），误以为是东王找来的援军，立即下达斩杀命令，上岸明军这一下损失了一百七十名。郑和得知后，意外之余是震怒，可听着逃过一劫的士兵的控诉，郑和却冷静下来了，受害者是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而没有动手还击，虽然有理由去攻打西王，但郑和心里明白，背负着皇帝希望扬我大明威名的任务，不应该动用两万士兵与大炮攻击西王。

而西王这边刚得到了确切消息时，知道自己得罪大神了，派使者带着道歉信赶到郑和船上，看着四周愤怒的明军，使者颤颤巍巍地递上道歉信，带着西王的承诺，说只要让我（西王）活着，我（西王）会赔偿黄金六万两！虽说士兵们怒不可遏，想要杀使者灭了这个小国，但郑和阻止了他们并答应了使者的要求，以显大国之风。士兵们急了，分成两派争执，郑和道：不要争了，禀明皇上，再作处置。在等待皇上消息时，郑和舰队便留在了当地，记录下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郑和及其下属们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在爪哇岛上的日子还算过得去，相比之下，西王可就睡不着觉了。不久使者带来了回信，成祖对郑和的做法表示赞同，于是郑和便告诉西王：我大明皇帝很明事理，这场误杀，可以原谅，赔偿金虽不用了，但是你得定期向大明朝贡，并臣服于大明，大明朝从今日起与你世代友好。西王这一颗脑袋算是保住了，一颗心也落下来了。这爪哇岛便有了另一个地名——三宝垄，而印尼一座城市时至今日，当地依然保有六百年来定期举行的纪念郑和活动，感谢当年大国的宽容与大度。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第一次远航结束，郑和率领舰队归国，此次下西洋遍访南洋各国，出港时船上只有大明船员与士兵，回去时满载了一船的外国使者，明成祖为此高兴不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下一次的“万国朝圣”，找朱允炆这档子事儿也就没了下文，也就有了接下来的航行故事。

第三次的航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战争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

锡兰当时的国王，名叫亚烈苦奈儿，这个人很自大，郑和舰队走遍南洋，畅通无阻，各国无不奉迎，而锡兰这个小国始终不搭理这支世界第一的大明舰队。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锡兰国王便进行海域阻挠，不允许郑和舰队经锡兰去西亚，郑和进行过各种和平交涉终无果，最后只能绕道而行。第二次下西洋的时候，在锡兰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若锡兰海域不打通，那么通往非洲的海路就会受阻，而皇上的海上扬威任务就不能顺利完成，因此在第二次下西洋结束后，郑和向成祖汇报了锡兰问题的严重性。成祖听罢，下了这么个指示：打！有了皇帝做后盾，郑和心里就踏实了。

第三次下西洋，郑和再次来到了锡兰，而锡兰国王却一如既往的固执，态度不变：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郑和大怒，下令：退出锡兰海域，以备不测。此时下面来报：锡兰国王已派兵将港口封锁。兵力？五万！这锡兰国是要明目张胆地抢我的船呀！若是这里不拿下你，我大明脸面往哪儿搁呀！既然你不仁那我就不义。随后郑和下令：加强战备，准备开战。手下将士很紧张，人家是地头蛇，咱是外来客，这强龙难压地头蛇啊！何况咱只有两万七，人家五万人，能打赢吗？郑和告诉手下说：一定打得赢。

硬碰硬？这可不行，郑和从十岁便随军参战，大小战役各种场合什么没见过，兵书计谋可谓了然心中。擒贼先擒王，郑和挑选了一批精英，准备带队亲自擒王，而其他人则是吸引大部队在大战场上卖“吆喝”。郑和在夜色落下前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找路。不多时，路找到了，时间也很吻合。外面“杀”得火热，而亚烈苦奈儿则在王宫卫队的保护下等着捷报。而这一队“空降”的明军让锡兰国王傻眼了。这些不懂兵法的人，得知王城内的国王被擒，当即乱了阵脚，还打什么仗呀！回头就向王城冲去。虽说郑和这路突击队只有二千人，那可不是吃素的，内外夹击，整整守了这王城六天，五万士兵死伤无数，可就是没攻下来。既然锡兰人束手无策，郑和可要“将军”了，将锡兰国王绑在杆儿上高挂起来，推出城外，战火瞬间定格，所有人都惊呆了！郑和一队人带着亚烈苦奈儿和一家人，扬帆而去，转眼就从国王变成了囚犯。

郑和胜利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献俘，朱棣望着锡兰国王这一大家子灰溜溜的样子，可乐坏了。软禁几天后，礼部官员上报：集锡兰贵族的意见，有个叫耶巴乃的，人缘不错。朱棣立即册封他为锡兰国王，至于亚烈苦奈儿，养着他也已经没用了，放回去吧。

锡兰前国王乘坐大明的船与锡兰现国王一同回国了，明使宣布：亚烈苦奈儿下台，耶巴乃上台。这么个国家就没有一个“不”字，虽然国人真正知道中国的没有几个，却知道那里很强大。明朝的这个举动，使该海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任何一国敢恃强凌弱，也不再有人敢同大明朝为敌，也使后续几次下西洋很顺利。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驾崩，朝中忙着争权夺位，郑和被冷落了，谁也没心思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安静时，郑和又回想起儿时坐在祖父和父亲身边，听着那个遥远圣地的故事，至今他儿时的梦想依然没有实现。

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宣德帝朱瞻基突然让人去寻找郑和，并亲自召见了他，告诉他：立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向下面的国家宣布现在主子是我！宣德六年（公元1430年）十二月，郑和第七次出航了，二十八年了，回望海岸，第一次出航的盛况历历在目，而最支持他的明成祖已经仙去，心中百感交集。这一次的回望将是他投向祖国的最后一瞥。郑和的船队越过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穿越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

幸福的幼年、苦难的童年、豪情壮志的成年，到这风烛残年的老人，最后都化为虔诚，而大海是最理解他的。朝圣之后，船队开始归航，使命已经完成，最后的梦想也已实现。归家的途中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其实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家，就在这大海上。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宣德帝赐葬南京牛首山，让他能永远遥望大海！

明·王振：一己重造靖康耻

常言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一章要讲的这宦官就是一个有点儿文化的流氓宦官。而这个有文化的流氓，就是明朝的祸害——王振。

中国人，更确切地说是中华文化所及之处，都有极其浓厚的传宗接代观念。让一个有家有工作的正常男人挨一刀，哪怕能换回荣华富贵估计也没人乐意干。阉人的来源不外乎以下几种：家里穷的、犯错抵罪的，战场被俘的。但是王振不一样，他有着说不出的苦，自愿做了阉人。历史告诉我们，他确实走得很好，不过历史也告诉我们，他死得很难看。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以后，对宦官限制极严，曾在宫门口树立了一块高三尺的牌子，所刻内容就是“内臣不得干政，违者斩！”。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也和爷爷保持一致。他即位后，在管制宦官方面比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侍奉左右的宦官有一点小过失就会脑袋搬家，这种严苛的管理导致很多宦官背叛建文帝而投奔燕王朱棣。当燕王变成明成祖后，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个世界就是讲究“缘分”二字，英明的皇帝与忠良贤臣才能看对眼儿，国家也就日渐昌盛；而昏聩之君基本都和佞臣贼子臭味相投，导致国运衰微。而明英宗朱祁镇有点儿特别，他虽然不是个昏君，却就是认死理地相信王振，他的执着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咱先来看看王振为什么自愿阉割吧！

宦官有机会读书识字是从明宣宗朱瞻基一朝开始的。宣宗虽然不重用宦官，但对宦官的待遇很优厚。他曾经给宠爱的几个太监发过“免死敕书”，其文辞褒美堪比开国功臣的丹书铁券。宣宗还特地在宫内设立内书堂，让大学士陈山当先生，教宦官读书识字。这意味着明朝对宦官的要求上了一个新台阶。

王振在净身之前，是个有点儿文化的教书先生，只是书读得不怎么成功，当先生也挺失败的。虽然教书的薪水不赖，也能安安心心过日子，但王振心中很痛。作为读书人，他的前程铁定没有了，因为他确实比不过别人，但是读书人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货卖帝王家吗？他这自幼渴望的“金榜题名”已经与他渐行渐远了。

永乐末年，朝廷颁了一道旨意：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可以调到京城当官。这么好的事儿却鲜有人问津，为啥？当的是被割一刀的官儿，您说去的人能有几个！可是王振却兴奋得不得了，虽然要忍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痛苦，但王振愿意为出人头地付出这种代价！一不做二不休，王振踏上了通往京城的漫漫长路，从此与家人宫墙两隔。

王振虽然在全国的读书人中排不上号，但是在宦官里头绝对鹤立鸡群！他也因此得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赏识，得到了侍奉太子读书的美差。就这样，命运女神向王振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太子朱祁镇对王振非常尊重，并且特别信任王先生，自此以后，笔者说的是一直到王振死了，朱祁镇就没有直呼过王振本名，而是一直以“先生”称之，您可以想象王振在朱祁镇心目中的地位了。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宣宗病逝，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九岁的英宗不能亲政，国家大事由宣宗钦点的五位顾命大臣代为处理。这五位分别是被称为“三杨”的兵部尚书杨士奇、工部尚书杨荣、太常卿杨溥和英国公张辅、吏部左侍郎胡濙，还有一位编外的张太皇太后，英宗的奶奶。

这五位老臣与一位太皇太后，他们吃的盐比王振吃的饭都多，眼中自然揉不得沙子。在王振眼里，这些老不死的是他专权路上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张太皇太后，让他吃尽了苦头。

这位伟大的女性，十一年前被称为皇后，十年前被称为太后，现在被称为太皇太后。虽然每一次的被迫“升级”都让她痛苦，但她并没有独掌大权，而是默默做好皇帝身后最坚强的后盾。补充一句，在中国历史的所有朝代中，只有明朝没有女权当政。

坐上皇位的英宗自然不会亏待自己的精神导师，于是王振被任命为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司礼监是明朝二十四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由于事关重大，司礼监的职务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出任。

这里还要简单说一下皇帝的工作程序：阁臣们对国家大事提出处理意见，并拟好奏章送给皇上，皇帝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处理办法，让太监代为批红。在英宗一朝，因为代为批红的人是王振，这个之前颇为高效的办公流程开始走样儿了。

王振坐上高位后，自己的野心也逐渐暴露，虽然有老臣和太皇太后看着，但是他依然做出了一些不当的行为。贤明有德的张太皇太后可不是吃素的，她看到了王振种种抓权干政的痕迹。

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张太皇太后召集了五位元老同来开高层常委会，并把小皇帝领了出来。当然，这个常委会的主角不是他们，而是王振。

这天，太皇太后让贴身女官身着戎装，佩好刀剑，守卫在便殿旁边，肃穆凛然。五位大臣进殿时看见这个架势，都没有做声，站立在殿西侧。太皇太后领着小皇帝站定在殿东侧，她扫视五人后，低头向皇帝语重心长地说：“看清楚了，这五个人是先帝留给陛下的，以后陛下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先和这五人商量。”接着加重了口气，说出了很有分量的话：“若事情没有得到这五个人的赞成，陛下一定不能做。”英宗畏惧地看着祖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旁的大臣感动得就差涕泗横流了。

就在这个时候，王振来了。进殿时看见了女官的架势，他就知道里面肯定有大事，进来后看到国家的几位最高领导人神色凝重，识相的他赶紧下跪请安，心中惴惴不安。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天是他人生中最难过的一天。

太皇太后前面还是唱着红脸的戏，看到王振瞬间就变成黑脸了。这边厢王振一跪下就没有机会站起来了。他只听到太皇太后的怒喝：“你只是个侍奉皇帝起居饮食的太监，呆在这里，却多有不法之行，按照太祖立下的规矩，宦官干预朝政，当斩！”

听到太后的话，门口的女官们应声而上，冷飕飕的刀锋就已经架在了王振脖子上。但出人意料的是，年幼的英宗立刻给祖母跪下了。他不明白为啥之前煽情煽得好好的，现在却突然杀气腾腾。王振从小带他，皇帝不想让他死。而五位大臣虽然深知宦官祸害国家，但是皇帝都已经表态了，加上王振多年来没有大的过失，也跪下来求情。

史书上说王振“狡黠”，是个善于察颜观色的宦官，对小皇帝英宗自然没得说，在诸位阁臣面前也是极力讨好，但他深藏的祸心却逃不过深宫中太皇太后的眼睛。见这一套阵势把王振吓得够呛，足以让他乖乖辅佐皇帝，太皇太后也就顺水推舟，顺了英宗的心意，饶了王振不死。知道自己脑袋能继续留在脖子上了，抖如筛糠的王振磕头谢恩如鸡吃碎米。张太皇太后正颜厉色地说：“今后再不准干预国政，如有不遵，定不饶你性命。”

张太皇太后要是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一天就算豁出老命也要把王振杀死。

鬼门关转了一圈后，王振确实很乖，不过是不得不乖，因为太皇太后隔三岔五地就找他去聊天，还三天两头派人“慰问”。王振实在是苦不堪言呀！好不容易坐上了高位却钱也捞不着，权也没多少，还天天提心吊胆。但是王振还是忍了，都被割了一刀，都等了这么多年，那就再等等吧。

此后，王振不仅对太皇太后尊敬有加，还在五位元老面前好好表现。每次王振去内阁会议传达圣旨时，都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而不入阁。久而久之，就连“三杨”也渐渐觉得王振是可用之人。此时的王振虽然在高层面前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私底下却在培植党羽，发展势力，张开了野心的大口。同时加强对另一个人的掌控。

这个人就是英宗。王振一有机会就在英宗身边各种劝导，要英宗以重典制御臣下，反对开“经筵”，反对倡导文治，要发展军事、以武治国等等。借英宗之手，王振一点一点地压制忠臣，提拔自己的党羽。太皇太后和五元老再厉害，也抵不过昏君的宠信。

王振扬眉吐气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历经四朝的张太皇太后离开了人世，王振夺权路上最大的障碍消失了。此时的五位顾命老臣也没办法制衡王振了，毕竟岁月不饶人啊。英宗不是个昏君，他并不贪求淫乐而不理朝政，他只是过于相信王振了。凡是王振说的，他都坚决照办，立即执行，不带说一个不字的。这就为王振大权独揽，结党营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王振早就看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不爽了，独揽大权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块牌子摘下来。随后他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还特意盖了个智化寺来为自己求福。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来巴结贿赂，以求官运亨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而这些人中最无耻的，莫过于工部侍郎王祐了。

这一天，王祐到王振家中嘘寒问暖。古人都以蓄须为美，而王祐偏偏没有胡子。王振看了很奇怪，便问王祐为什么。王祐低头哈腰两眼成缝，说了一句让他家祖宗气得七窍生烟的话：“老爷您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呀？”这一句话可让王振心里美透了！于是乎，工部侍郎的位置就是这“儿子”王祐的了。

除了王祐，徐希和王文两个厚脸皮，也因善于谄媚而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多年贪污成果——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对于和自己对着干的，王振是不会给他们好下场的。翰林侍讲刘球因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建议，触犯了王振的利益而被陷害致死。刘球死后，尸体竟被肢解。这让朝廷大臣再不敢上疏言事。驸马都尉石碌，某日在家里责骂了阉佣员宝。这事儿不知怎么进了王振的耳朵，物伤其类的王振便立刻将石碌投入锦衣卫大牢。

爱权的王振更爱钱。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朝会都向王振送礼。后来王振倒台，查抄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六十余库，玉盘一百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儿戏朝政的王振胆子越来越大，大到连处理对外关系这种敏感的事情都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与北方的蒙古部落瓦剌的外交事务中，王振可谓是机关算尽，虽然赚得盆满钵满，却搭上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永乐以后，瓦剌部日益强大，先后征服了鞑靼和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为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明朝决定和他们走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怎么走呢？这条路就叫“通贡”。每年瓦剌派贡使携带良马等朝贡，明朝以高于贡品价值的物品给予回赐，这种交易保证了边境几十年的和平。王振擅权后，不但不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回赠王振作为报答。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两千五百多人的贡使团前来朝贡。为什么派这么多人？其实这就像今天开大会，每个与会者都能那点儿纪念品什么的，至于多出来的纪念品就被与会者的家属不拿白不拿了。瓦剌贡使虚报人数也是为了多拿赏赐。这事英宗不知道吗？不管吗？这就是王振的“功劳”了。

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王振因为没少接受瓦剌太师也先的贿赂，就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可这次王振不知道抽了哪根筋，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放赏赐，又将瓦剌贡马削打了两折，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这次要钱未遂可不干了，回去后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于是羽翼丰满的瓦剌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而对明宣战，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开始行动，兵分四路，攻打明王朝。此时的明军军备废弛，怎能敌得过厉兵秣马的蒙古铁骑？前线的明军很快败下阵来，向北京请求支援。接到战报的王振心中一乐：“又该我大展拳脚了！”

虽然是教书先生出身，王振还是藏着一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心，做梦都想着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这下机会来了他怎么能不兴奋呢？但是光自己去还不行，还得把英宗也拉过去，让这小孩见识见识自己的导师乃是个文武双全的盖世奇才！而且皇帝一去，肯定能把那些蒙古人都给吓跑（觉得皇帝的威慑就能把人家吓跑，你当皇帝是二炮啊！）。在皇上面前立功，那多有范儿啊，嗯，就这么定了！

于是在满朝的反对声中，王振拉着英宗御驾亲征瓦剌。五天的时间王振凑合了五十万大军，胡乱配了粮草和武器。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王振号令三军，剑指瓦剌，出征！五十万盔歪甲斜的军队跟着英宗、王振和一百多文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这么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宦官的指挥下，这五十万热血男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行军路上，随驾的官员一再请求英宗回军。这可惹恼了王振：这不是挡我建功立业的道儿吗！为了杀鸡给猴看，王振当众惩罚了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

八月一日，明军到达大同。看着打了败仗的同党郭敬，王振狠狠嘲笑了一番，末了说：“我这里有五十万大军，怎会怕他也先？”可郭敬接下来的话震惊了王振，也让王振放弃了立功的想法，做出了撤退的决定。郭敬添油加醋地把前几天的战事描述给王振听，而且说前面的瓦剌骑兵有埋伏，千万去不得。王振这个懦夫，听到心腹所说之事，估计这仗打下来不好赢，输了自己别说建功了，恐怕回去又得挨喷。所以王振给英宗做了各种汇报后下个结论：“咱回吧。”英宗对王振那是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原则，于是告诉大家散散步后该回家了。

你说回家就老老实实地回呗，可王振不！他又有了新花样。

为什么王振的心腹在大同当官呢？因为他的家乡蔚县在大同府管辖之内。王振要绕个道儿回家，让父老乡亲们都看看他衣锦还乡。而且皇帝还在呢！圣上驾临他的府邸，更是锦上添花了，最好再赐点儿啥，赏点儿啥，炫耀给当地人看。他这想法，和当下那些小青年们炫耀自己的奢侈品、名车、名表是一个样儿，就是个暴发户心理。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走了四十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据说，那些田地是他自己的），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方向行进。此时瓦剌已经得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万火急。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人向王振建议说：“这儿离紫荆关只有四十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其实不是折向，而是折回，会和瓦剌军撞个正着。

果不其然，明军和瓦剌撞上了。为掩护英宗撤退，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战死沙场。随后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骑兵前去阻击，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三万军队全部覆没。

虽然朱勇指挥不当而全军覆没，但是他们的牺牲为英宗争取了三天的宝贵时间。三天的时间，足以让英宗所带领的大军从土木堡赶到二十五里外的怀来，只要到了怀来，所有人都安全了。

此时所有人都希望赶紧前进到怀来，只有一个人不愿意，就是一把手王振。这人厉害呀！错一次还要错两次，两次不够，要一错再错。王振说：“就在这等，不要走了，我还有一千多辆车没有运到呐！”最后的脱困机会在这句话中已经化为泡影了。

八月十四日夜，也先实施突袭，猝不及防的明军全线溃退，进入土木堡据守，瓦剌军队将土木堡团团围住。

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只有南面十五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剌军队占领。数十万明军被困两天无水可饮，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两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军心，等等，哪还有什么军心呀！

也先估计这帮人已经渴得受不了了，准备一举歼灭，硬打不行，那就来个计。也先先是摆出了和谈的诚意：瓦剌军退后让出了水源。这时王振终于做出了最后一个错误，让所有的人立刻出去，所有的明军都撒开丫子跑向了水源。

还没有跑到水源，埋伏在四周的也先军就冲出来，五十万大军瞬间就没了。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他一手抓住王振，一手抡起铁锤，大喊一声说：“今天，我要为天下人诛杀此贼！”说完，他把满腔仇恨都凝聚在铁锤之上，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就这样，脑浆四溅，烂泥一般地倒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五十万大军基本覆没，从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将全部殉国。他们是大明朝数十年的积累，本不该死。还好有一个该死的人死了，只是他死得太晚了。

明·曹吉祥：二度夺门赔性命

接下来的人物，我们是接着上回讲的，“土木堡之变”让明英宗朱祁镇成为瓦剌的阶下囚，而二百五的王振则命丧铁锤。所谓风水轮流转，宦官是不缺的，你王振走了，我曹吉祥也就收拾收拾准备登台亮相了。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回北京后，整个国家都郁闷了。“靖康之变”的重演让皇宫上下炸开了锅。好在于谦这个力挽狂澜的人物挺身而出，站在了风口浪尖，为国家保驾护航。于谦在一系列措施中，将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就在于谦忙于处理大局时，始料未及的场景出现了，众大臣用最邪恶的方式伸张了正义，因为王振的愚蠢，众大臣将所有的怒火烧在了王振余党身上，他们在朝堂上当场被众朝臣殴打致死。

随着代理皇帝明代宗朱祁钰的正式登基，填补了英宗被俘后的政治真空，闹剧停歇，正式的秋后算账拉开了序幕，可这一波血腥清洗中，有一个王振的死党宦官活了下来，还在若干年后抓住机会，对自己的对手上演了一番“屌丝”宦官的逆袭。

这个宦官，叫曹吉祥。名字有点儿面熟，那是必然的，因为曹操的小名叫曹吉利，可惜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曹吉祥是河北滦州人。他净身入宫后结交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他的河北老乡——王振。虽说老乡见老乡，心中应该万分亲切，可王振对于曹吉祥而言，不过是权力路上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人，亲切这种感情，不曾在曹吉祥的字典里出现过。彼时的王振正在用心栽培当时的太子朱祁镇，这一言一行都是曹吉祥的榜样，也让曹吉祥和英宗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一路上死心塌地地为王振效命的曹吉祥没有失算。公元1435年，九岁的朱祁镇继承大统，是为明英宗，这一来王振就算是熬出头了。熬出头的王振没有忘记鞍前马后跑来跑去的小老乡曹吉祥。

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起兵叛乱。掌握实权的王振任命定小老弟曹吉祥任监军，率领十五万大军远征麓川，配合云南本地军队平息叛乱。作为王振的亲信，曹吉祥可谓位高权重。深得王振信赖的曹吉祥也给自己的老乡靠山好好地长了一把脸，战争过程中，曹吉祥尽职尽责，忠于职守，积极配合将领行动的同时出色地完成了战前动员，战后整编等政治任务，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真称得上是不辱使命。客观地说，曹吉祥在明朝守卫边疆的军事行动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不应该被抹杀的。这一次曹吉祥的西南监军工作相当出色，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汉族在西南方向统治地位的稳定。

凭借在平叛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带来的加分和王振这个身后的靠山，曹吉祥的地位如同坐火箭一般。无奈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土木堡一败后，王振一党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逃过死劫的曹吉祥也识趣地选择了韬光养晦。他不再跑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而是冷眼旁观台上人的明争暗斗，等待那个让自己东山再起的机遇。曹吉祥坚信，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这一次，曹吉祥又没有失算。因为土木堡之变后，瓦剌部落首领也先发觉，我们囚禁一个太上皇，居然没有什么油水，而且拿到哪儿都没人要，杀了还费刀，那就放回去让那帮人处理吧。别忘了，对于曹吉祥而言，能有个靠得住的皇帝肯定是最可靠的，代宗毕竟不如英宗亲切，这才有了英宗能再登帝位的基础。

所谓王不见王，曾经手足情深，也敌不过威严皇权。当在北国饱经风霜，历尽甘苦的兄长亲吻家乡的热土时，代宗正义无反顾地书写着将这个不受欢迎的人软禁在南宫的诏书，笔锋犀利而果决。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年初，代宗病重。但敬业的代宗在病榻上还是召见了武清伯右都督石亨商讨国家大事。可是对于石亨这种货色，看见皇帝病了，可不是去为皇帝考虑，而是担心自己的荣华富贵会被夺去，是个人都知道，皇帝病重意味着会有大事发生。发现代宗病重的石亨已经没心思扯国家大事的蛋了，他和皇帝打完太极，赶紧出宫，立马找来了自己的好哥们儿曹吉祥和都督张軌，又通过太常卿许彬拉来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徐有贞做参谋，几个人坐在一块儿，策划了一个惊天的阴谋。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一群人推开了南宫宫门，随着吱呀呀的开门声，走出了一个被禁闭了七年的囚徒。这个囚徒曾经受过万人朝拜，也曾经受过万人嫌弃，走出了华丽的牢房，直指东华门。

沉重的东华门打开了，正月十七日的第一缕霞光投射在奉天殿的宝座上，分外刺眼。

上朝的钟鼓依旧响亮，招呼着文武百官走向权力中心，当大家进殿时，愕然发现，坐在皇位上的是曾经的英宗。在北京城还在睡梦之中时，一场不流一滴血的宫廷政变已经悄然完成。这件事情即使拿到现在，也可说是一个奇迹。

作为这场“夺门之变”的核心人物，打开长安门的总策划徐有贞被加封为武功伯，入阁任兵部尚书，率军护驾的总司令石亨被加封为忠国公，里应外合的总调度曹吉祥被加封为司礼太监，掌管明军最精锐的部队——三大营。借朱祁镇这一奇货，曹吉祥成功杀了个回马枪。

在“利益之上”的信条下，夺门之变的三位大佬在掌握大权后就继承了内斗的光荣传统。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徐有贞坚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在历史上留下一桩千古奇冤，那就是联合三巨头，干掉了于谦，他的死意味着朝廷是真的没人了。

此时的曹吉祥和石亨在做什么呢？两件事：贪污受贿，安插党羽。

在石亨的建议下，英宗封赏的夺门有功人员前后竟多达四千人！天晓得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曹吉祥也不甘人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儿子、侄子乃至于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也都封了官，令人叹为观止。曹吉祥的养子曹钦和侄子曹铉、曹睿等人都被封为都督，曹钦后来又晋爵为昭武伯。宦官子弟加官进爵的禁令在曹吉祥这里被撕了个粉碎。

相对于石亨和徐有贞，曹吉祥这个服侍英宗的宦官家奴更能左右皇帝，曹吉祥上位以后，排挤忠良，其气焰堪比当年的王振。虽然坐到乐司礼监的高位，却是个狗屁不通的阉人，所以极力主张凡有大事都要经过内阁，希望借此拉拢那帮书呆子支持他，防止司礼监其他宦官分享权力。可惜曹吉祥不懂识人，只看给他贿赂的多少来决定这人是否胜任，这也是贪婪在作祟。这点，英宗多少也看出来了，但因为自己复位依靠的是曹吉祥，所以英宗并不直接斥责他，只密令大臣对曹吉祥稍加压抑，这又促成了内阁一些大臣与曹吉祥的矛盾，于是内阁里也有了自己的派别。

徐有贞对于两个暴发户同党是越开越不顺眼，觉得那两个人怎么可以和我相提并论呢？根本是不上档次的两只嘛！于是徐有贞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自己手下的言官对暴发户们狂轰滥炸。这一招果然奏效，英宗的耳朵都磨出老茧了，实在受不了言官的话，于是越想越是那么回事儿，英宗找了个机会狠批了曹吉祥和石亨一顿，看起来徐有贞已经占了先手。而且自此以后，皇帝和姓徐的走得很近。

面对如此，曹吉祥怎能善罢甘休？你徐有贞有言官资源，我曹吉祥有宦官资源，今儿倒要看一看是你言官嘴硬还是我宦官坚挺！不久后的一天，曹吉祥服侍英宗左右，宦官本来就善于逗主子开心，这一来二去，君臣二人聊得不亦乐乎。突然曹吉祥话锋一转，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宫内的一件事情。可英宗听到却大惊失色，因为他分明记得，这件事只和徐有贞谈起过。

好不容易看曹吉祥喷完唾沫，英宗脸色铁青，故作镇定地问：“你是从哪里听说的啊？”

“是徐有贞告诉我的。”接着曹吉祥无辜地补了一句：“皇上还不清楚吗，地球人都知道了啊！”

这句话宣布了徐有贞的结局：他彻底完了。因为背叛和泄密是皇帝绝对无法忍受的。

徐有贞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忘记了隔墙有耳的道理。而他的政治生涯，也在到达顶峰区区四个月后戛然而止。搞掉了徐有贞后，曹吉祥和石亨愈发肆无忌惮，二人的忘乎所以也引起了英宗的不满。英宗接到过无数匿名信状告曹吉祥，可是曹吉祥讨厌归讨厌，让皇帝的小日子过得很舒服，所以也就没有计划下一步的行动，直到一个人的一番话道出了夺门之变的真相，才让英宗动了杀心。

这个人叫李贤，时任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夺门之变的三巨头早就上了他的黑名单。混迹官场多年的李贤心里清楚，这三位不过是把英宗作为自己政治投机的资本。这样做本也无可厚非，这个圈子的生存法则就是如此。但当于谦被三巨头诬陷冤死的时候，温文尔雅的李贤怒了！当英宗对曹吉祥和石亨的不满达到顶峰的时候，李贤适时而动，使出他的绝技——温柔的一刀。

当李贤建议铲除无所顾忌的石亨时，英宗为难了，他对李贤说：“石亨夺门有功，这么做未免不近人情了吧？”

李贤笑了，不慌不忙地答道：“无论夺门与否，皇位本来都是陛下的，既然如此，这帮人何必搞这么一出呢？”

看着满脸狐疑的英宗，李贤娓娓道来：“陛下您想啊，如果景泰（代宗）一病不起，陛下即使身处南宫，天下也必然为陛下所有啊！景泰没有子嗣，又没有藩王觊觎大统，那即位的除了您和您儿子，还会有第三个人吗？”

望着眉头渐渐展开的英宗，李贤又加了一把火：

“石亨他们说是迎驾还勉强说得通，说是夺门可就太奇葩了！天下本就是您的，何必要夺！万一事情失败，他们那几条烂命没了也就算了，可景泰尚在，您不就尴尬了吗？如果景泰就此去世，陛下顺利继位，石亨、曹吉祥等人便没有丝毫功劳。他们拿陛下冒险，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啊！”

文人的嘴果然不一般，张口闭口都是要害，一语中的，在夺门之变四周年纪念日上，石亨被捕下狱，一个月后瘐死狱中。

看着老战友徐有贞和石亨的遭遇，曹吉祥坐不住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事久久出现在曹吉祥的梦中，让曹吉祥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一身冷汗。心乱如麻的他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出奇制胜。四年前我能帮你夺门，四年后我就能夺你的门！等我当上了皇帝，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没错，这货想当皇帝，想要改朝换代。

为了这次的造反行动，曹吉祥和他的养子曹钦做了周密的安排。经过一个月的准备与部署，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方案：曹钦带兵杀进宫，曹吉祥在内接应，杀掉英宗自己当皇帝。

当然，曹吉祥的计划这么简单也有他的道理。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皇宫内驻军不多。明朝的调兵手续极为复杂，只要他们速战速决，完全可以在大军到来之前搞定一切；第二，速战速决的保证就在于曹吉祥手下的蒙古官兵。蒙古官兵的战斗力在明军中可是响当当的，曹吉祥掌管军权这些年，没少拉拢能征惯战的蒙古将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可就派上用场了。

古人有个习惯，做大事之前都要测一测吉凶，这就类似于当今人们结婚还要选个黄道吉日一个道理。曹公公手下这么多人，就有那么一些趋炎附势的人瞎起哄，开始给曹公公家族追根溯源，想来想去，那就是曹操了！还说吉祥公公就是曹吉利的转世，说得曹吉祥心里很温暖。如果曹吉祥粗通文墨就会知道，曹操可没当上皇帝，而且死得也不怎么漂亮。

大运也测了，那就要开始安抚将士兵马了既然要用兵，那就先要让干活儿的兵吃好喝好乐一番。曹钦在家中宴请麾下的蒙古将领。举杯的曹钦慷慨陈辞，大抵说了一堆大家好好造反，认真杀人，事成之后，见者有份云云。随着气氛进入高潮，喝高了曹钦没有注意到，一个叫马亮的军官溜走了。

同样的黑夜，英宗接到了密报，拿到这份密报后，英宗可不含糊，他当机立断，将尚在宫中的曹吉祥逮捕，并关闭皇宫四门和京城九门，不准任何人出入。

不知过了多久，曹钦才发现马亮不见了，这一下就让他的酒醒了一半。见势不妙的曹钦决定立即行动，他厉声喝道：

“攻击长安门！”

众军被统帅久攻不下，曹钦命令放火烧门，但守军早在门里堆了好几层砖头，火攻这招不好使了。眼看长安门无法拿下，曹钦转攻东安门，并在路上杀死了搬兵救驾的吴瑾。到了东安门，曹钦又祭出火攻的大杀器，可没想到这里的守军更绝，你在外面烧我在里面烧。门是烧烂了，可这火光熊熊的就算是火神爷本尊也进不去啊！

正在曹钦气得眼儿蓝的时候，孙镗已经率领一部分西征军前来勤王。经过一番恶战，曹钦败走，跑回家中。孙镗乘势追击，杀入曹府。曹钦投井自尽，曹家惨遭灭门。

几天后，曹吉祥在菜市口被凌迟处死。这就是一代权阉最后的结局。

明·汪直：首开西厂织冤狱

前面说的王振是个流氓，那么这一章说的汪直就是无赖。成化元年（公元1464年），岭南地区又暴动了。暴动平息后，老家在广西的汪直就被平叛的韩雍将军押回京城，一刀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宦官。经过一系列的宦官培训课程，汪直以小聪明和溜须拍马双优秀的成绩被分配到了万贵妃门下。

虽然女人不一定是祸水，但是一定会搅得你不得安宁，还让你没处说理。宪宗平生最怕的就属万贵妃的绝招——一哭二闹三上吊莫属。

汪直不愧为宦官培训班的优秀毕业生，万贵妃这么难缠的人在他手里也被哄得服服帖帖的。不过汪直也没闲着，侍奉万贵妃的同时偷师万氏权术秘籍。万贵妃觉得汪直这人不错，就把他推荐给宪宗。就这样，汪直调离了后宫，来到宪宗身边，最终成为了御马监的大太监。

御马监是仅次于司礼监的宦官部门二当家，可是汪直不满足，他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的目标就是皇宫内最为神秘的太监管理机构——东厂。

大多数看过电视剧的同学都会对东厂没有好印象，而东厂也实在没有资本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东厂厂长尚铭是个有能力的资深厂长，东厂在他手下办得有声有色。这人小心谨慎还很讲诚信，虽然干的是打小报告的活儿，但是审时度势的功力是相当了得。东厂副业是打家劫舍，但是东厂的办事原则是“劫富不济贫，拿钱不撕票”，据说，被拉到东厂的人质，其待遇非常好，而且东厂在尚铭的领导下，居然给出了无撕票纪录的成绩单！最牛的是，京城上至百官，下到基层，对尚铭的评价都不坏，甚至在朝堂之上还有人表扬他，厂长能两面三刀到这种程度，也算是高人了。

东厂的好业绩让汪直很是眼红，这种地方除了权势熏天还有财源滚滚，于是他在宪宗的支持下着手设立西厂。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的某日，西厂举行了盛大的剪彩仪式，厂长由汪直兼任。刚刚成立的西厂缺人，汪直就从东厂和锦衣卫各处调集了各种打小报告的小能手，因为是宪宗特别支持的，其他几个带头大哥也就顺了汪直的心，给了他不少精兵强将。汪直还有厂训：“西厂特务，特务中的战斗机”。

特别提一句，这无赖为了成立西厂，在之前就做过诸多工作。早在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汪直受宪宗密旨，乔装打扮，穿戴成老百姓的模样，开始了一年多的侦探活动。他行动诡秘、侦察细密，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从议论国事，到街谈巷议，全都被他记到了小本子上，定期直接向宪宗汇报。宪宗对汪直的卖力表现极为赞赏，对他更加宠信。这才有了西厂成立的前提条件。

在汪厂长的指挥下，西厂延续了汪直的无赖作风。可声势足、气派大、能人多的西厂每到月底评比时，业绩总是老二。老被东厂压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建功心切的汪直想要办几件大事打响西厂的牌子。被汪直相中的第一个倒霉蛋儿是他的同行——号称明朝第三太监的南京镇守太监覃力鹏。为什么说是第三太监呢？因为虽然此时的首都已经是北京了，但南京作为旧都地位依然很高，毕竟那是朱元璋老祖宗住过的地儿，档次和级别不能低了，所以作为南京镇守太监的地位也不会低。

说来，覃力鹏在这个位置上犯点儿小事也很正常，百官见了也睁一眼闭一眼，所以一直相安无事。但不知为什么，那么多同行里汪直就是看覃力鹏不顺眼，于是就派人到处搜罗覃力鹏的各种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找了一阵子还真找出来一件重罪——偷贩私盐。但覃力鹏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和尚铭是一类人。利用朝中、宫中的各种关系，覃力鹏愣是将这件事压了下来，仅仅挨了几句骂就万事大吉了。厂长汪直本来和覃力鹏也没有什么恩怨，所以没有深究，因为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结果，那就皇帝的夸奖。皇帝觉得，汪直是个大义灭亲、廉洁奉公之人，于是更宠信他。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二月至五月，西厂厂长汪直的领导了“西厂雄风”的系列活动，着实让全国上下鸡犬不宁了一阵。无论平头百姓还是戴着乌纱帽的，只要进了西厂，基本上就是进阎王殿了。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厂长汪直拉帮结伙，培植党羽，铲除异己。他与御史王越、锦衣卫百户韦瑛等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策划阴谋、制造冤狱、滥杀无辜，然后欺骗宪宗，邀功请赏。

二月，汪直制造了杨泰、杨晔父子冤案。这杨晔虽说不是大官儿，可是他祖上了得呀！他是王振当年最畏惧的“三杨”中，杨荣的后人。因为被汪直抓住了小辫子，杨晔连同自个儿父亲杨泰一起被拉进了西厂。两人是竖着进去，没得出来，听说被各种虐刑，死在了牢中，而杨家的相关人员都没得到好下场。杨晔的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及不少人都连坐遭贬。

三月，无赖厂长充分发挥其本事，在全国开展了一组叫做“捕妖言”运动，指示手下的喽啰们开展钓鱼执法——设下圈套，诱使百姓前去观听，而后将他们指为“乱民”并逮捕入狱。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蒙冤而死，而西厂特务们却邀功领赏、升官进阶。

宪宗为什么这么害怕“妖言”呢？因为皇宫曾经发生过一次谋杀未遂事件，让宪宗心有余悸。那还是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彼时的汪直还是一个孤身打小报告的寡人。北京城那年有日全食，之后民间就流传有一只九尾狐常在夜间去百姓家将金银财宝搜罗一空，而见到她的人都会被挖心而死。随着谣言的越演越烈，不仅京城百姓感到很恐惧，连宪宗听说了也害怕起来。可偏偏怕啥来啥，有个身份不明的道士李子龙，用符术交结太监，借此偷偷潜入宫内，最后被冠以“行刺”之罪，斩了。此后宪宗对此类事件都很排斥，这也给了汪直进行“捕妖言”行动的思想基础。虽然不时有人告汪直的状，但宪宗对手下的不法行为非但不追究，反而更纵容。

四月至五月，礼部、刑部、太医院等都没有逃过无赖汪直的魔掌。而且汪直从来不通过皇帝，什么事都自己拍板，各种大臣被请去西厂喝茶。这一番折腾后，汪直在各部门都安插了自己的心腹。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扩大，汪直渐渐飘上天了。每次出行都前呼后拥，排场十足，当官的无论位阶高低，都要下马回避主动避让，否则就会被请去西厂“喝茶”。

以上种种激起了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尤其是杨氏含冤一案。因为“三杨”的威望实在太高，众臣见其孙辈被家奴欺辱致死，都想打这个抱不平。而杨氏含冤，也最终让汪直走到了权力尽头。

带头上疏参劾汪直的是大学士商辂。在商辂的带领下，众大臣联名参奏，罗列汪直十一条大罪，要求废西厂，罢汪直。商辂语重心长地对宪宗说：“在京官之中，无论官职的大小，一旦有罪，都应先呈请皇帝之后，再做定夺，或者问罪，或者收押。然而汪直这个太监，敢于不经皇帝擅自逮捕各级官员，甚至三品以上的京官都不能幸免。另外，大同、宣府这两个地方，是守御我朝北大门的两把锁，这里的守备官员，一天都不可缺少。可是汪直利用西厂的职务之便，在一天之内就抓了好几个重要的人。南京城是祖宗发祥的重地，连在那里的留守大臣们，汪直也敢随便逮捕。至于皇帝身边的很多近侍臣僚，汪直动不动就任意撤换。”

话说到这里，宪宗还觉得句句在理，后面的一句却把他惹恼了。商辂说：“不驱逐汪直，迟早天下大乱！”宪宗听了很不爽，吼道：“朕用个家奴，也会天下大乱吗？”但气头一过，宪宗细细地品了品，加上司礼监太监怀恩的点拨，他渐渐意识到商辂是正确的。

五月，宪宗下诏撤销西厂，将汪直调回御马监。

西厂被撤、汪直受挫。但是无赖行为并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他对上书的朝臣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而此时多年来安插的各种无赖党羽发挥了有效作用。汪直知道，自己的党羽离不开自己，因为他们都不是靠真本事往上爬的。现在汪直走了，靠山没了，他们当官的路自然不好走了。于是在汪直的指使下，投宪宗所好，上疏为汪直歌功颂德，要求恢复西厂。

这一切正合宪宗之意。为何？看看万贵妃能得宠多年您就能窥见一二了，明宪宗年少时苦难受尽，只求安安心心地过小日子，本性怯懦，只要让自己过得好的，都觉得是好人，而深得万贵妃真传的汪直自然能让宪宗找到家人的感觉，无论大臣们的话再对，失去一个家人始终心里不舒服。当年六月，宪宗下诏恢复西厂，原厂长汪直官复原职。二进宫的汪直专擅朝政的气焰更为嚣张，并在国内掀起了一场白色恐怖。兵部尚书项忠也因为得罪汪直，被削籍为民。曾经弹劾汪直的大学士商辂，被迫致仕（退休）。一批正直的朝臣遭到了排挤。戴缙、王亿和汪直的其他党羽，则纷纷加官晋爵。

再大的功劳也没有军功大，汪直也想立个大军功，作为当今第一红人，没个军功拿出去都不好意思见人。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七月，辽东生变。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汪直向宪宗毛遂自荐去安抚边防战士，第一太监怀恩觉得汪直好大喜功，表示反对。于是怀恩说服了宪宗，派马文升、詹升两人前往辽东抚慰。可辽东的事情进展不顺，又给了汪直插一脚的机会。他再次请求去辽东安抚，这次宪宗同意了。到了辽东，汪直可不受军队官兵的待见，根本没人理他，这无赖这次是吃了一鼻子灰，最后还是马文升将事情摆平。这件事儿让汪直颜面扫地，于是汪直将所有不高兴都怪罪到马文升头上。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马文升被捕入锦衣卫狱，后被贬去守卫重庆。

成化十五年十月，被汪直一手提拔的辽东巡抚陈钺请求朝廷出兵讨伐海西，以抚宁侯朱永为总兵，汪直为监军。征讨大军在路上刚好遇到海西的朝贡者。汪直非说他们是借进贡之名伺机窥探明朝虚实的，于是“一举歼灭”，然后又对边境的少数民族实行了打砸抢烧一个不留政策，拿着东西邀功去了。最逗的是朝廷还认可了这功，给汪直涨了工资，命他监督十二团营（精锐京兵）。他的俩同伙也水涨船高，朱永进封了保国公，陈钺为户部尚书。

海西一方如此受辱，怎能善罢甘休？他们深入云阳、青河等塞堡，杀掠男女老幼，并肢解无辜百姓的尸体。可是明廷边将们却约束兵马，坚持不抵抗政策。陈钺报喜不报忧，将各种不好的情况均隐瞒不报。虽然后来有人要求弹劾汪直和陈钺，但是宪宗只是对陈钺进行了罚款并口头警告，而汪直依然横行霸道，将要求弹劾他的人都弄进了锦衣卫狱，而后贬到边境。

一日，宪宗同平常一样，与几个臣子在宫中随便走走，忽然传来一个醉汉的叫骂声。宪宗眉头一皱，同臣子快步上前看个究竟。

原来这是个叫阿丑的宦官，他是皇宫中的小沈阳，常在皇帝面前表演金元时期流行的行院杂剧。而这出戏就是中宫阿丑与朝臣许宁、太监尚铭联袂主演的，许宁此时就在宪宗旁边。

此时的阿丑正在表演一个醉汉酗酒的情状，许宁便到面前假装正经地说：“许宁在此”，阿丑不予理睬，继续“借酒”骂人。许宁又说：“皇上驾到”，阿丑依然无动于衷。许宁又说：“汪太监到”，闻听此言的阿丑赶紧恢复常态，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

其实旁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有一个人不知道，那就是宪宗。宪宗虽然没说话，可是疑惑已经写在了脸上了。许宁看见了宪宗的疑惑，便问阿丑：“皇帝你都不怕，怎么会怕汪太监呢？”这阿丑依然是醉汉样，但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站在一边回答：“我只知道这世界上有汪太监，不知道有什么皇上。”

宪宗还在一旁沉思，这阿丑已经换好了行头，他的打扮就是正在监军的汪直，不过左右两手各拿一只斧头，踉踉跄跄地急步向前走，满脸傲慢。一旁的观众们早已转头看向阿丑了，有人问：“阿丑，你这衣服我懂，你这两斧头我不懂？”，阿丑说：“这两斧头，王越、陈钺是也！我带兵，全靠这两斧头了！”（王越是接任项忠的兵部尚书）

宪宗看过了这两出戏，微微一笑便带着众臣走了。自此以后，汪直的专宠就属于泰极否来。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在尚铭和右通政李孜省等人的努力下，优秀宦官、先进劳模汪直忽然变成了卑鄙小人、天下祸害。实际上，如果宪宗不是那么健忘的话，他应该记得，近几年来朝臣不断上书揭露汪直党同伐异、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罪行。而所有种种，他都是置之不理。

宪宗下令关闭西厂，将汪直贬为南京御马监（其实已经很优待了，没有要他的命，还让他去南京）。而汪直的南京行，是风餐露宿、冷冷清清，想当年那些捧我的人呢？怎么都不见了？汪直也深知官场上人走茶凉的道理，何况自己劣迹斑斑！

本来汪直已经不敢有所希冀，只是想在南京好好过个太监日子。但是毕竟由奢入俭难，他还想在南京圈个风波。尚铭觉得这种人不应该留下，于是又告了一状，汪直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奉御，只能打扫打扫卫生。再之后他就在史书中消失了。可以肯定的是他永远翻不了身了，不能肯定的是，他到底是死于衰老还是谋杀。

成化初年到成化十九年，十余年从默默无闻到权倾天下，最后又被打回原形，对于汪直而言，这更像是南柯一梦罢了。

明·怀恩：御赐“显忠”述平生

读者看了这么多宦官的故事，可能一直不理解为何明朝皇帝身旁的宦官能权倾天下？这就需要给大家来个重要的背景扫盲。

明朝皇帝要处理政事，于是就由大臣想东想西写个东西，呈递给皇帝看，这个叫做“票拟”，是处理政务的一手。“票拟”的权力一直掌握在内阁大学士手上。干活儿得两只手，那批准不批准，就得看另一只手了，这份属于皇帝的权力叫做“批红”。皇帝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呀，所以这个任务就由身旁的宦官分担了，而分担的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这“秉笔”权力够大，经常代为“批红”。可是“秉笔”上面还有人，那就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这个好理解，再重要再有用的文件，不盖章也相当于白纸一张。

太监是个“高级货”，一般的宦官是没资格叫“太监”的。您看，宦官的专门机构是二十四衙门，分别有十二监、四局、八司，每个部门的最高统领宦官才能叫太监。宦官的养成之路就是：小宦官（典簿、长随、奉御）——监丞——少监——太监。你刚进来的时候还不能站错队，比如说，二十四个衙门里，你要是去了御马监和司礼监，那么恭喜您！你还记得汪直得宠是从哪儿开始发达的吗？不就是御马监吗！而这一章讲的怀恩，就是司礼监的太监。相比于御马监，司礼监更出阉才，如果能兼职做个厂长（东、西厂），那就更是无人能敌了。

宦官们能专权，是有皇帝撑腰的，也许大家一直觉得宦官们都是坏人，宠信他们的皇帝全部都是昏君，可是笔者却需要在这里给他们正名，至少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来说这个事：

首先，历史都不是由宦官所写，历史上的宦官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写历史的都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们了。自古以来内臣就与外臣势不两立，以中国文人的性格，写史时怎可能给自己的仇人说好话？要么只言片语，要么只字不提。笔者在搜集那些对朝政有益的宦官的资料时颇费周折，毕竟那些权宦误国的事迹更让人津津乐道。

其次，皇帝都是孤独的，而明朝皇帝尤甚。明朝的文官集团十分猖獗，他们干预朝政（这个可以理解），批评皇帝（甚至是找茬），还监控朱老板的私生活，朱老板不能迟到不能早退，朱老板不能旷工不能怠工，朱老板不能好色不能嗜酒……虽然满朝文武都把这些当家常便饭，但是皇帝就是不行（比如张居正，被皇帝掘坟，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再说）。

再次，家奴是亲切的，他们从小带你长大（几乎每个皇子成长的道路都是没有亲爹亲妈的），宦官被幼小心灵信任，哪怕如魏忠贤、汪直这类被后人唾弃的权宦，皇帝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至少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理解“高处不胜寒”的皇帝之心。

最后，“票拟”的另一边，也就是由皇帝最亲切的家奴进行“批红”，是皇帝利用宦官集团去制约外臣集团的有力招数。宦官为皇帝信任，投皇帝所好，然后就回到了内臣与外臣斗争的死循环中去了。宣德年间，朱瞻基便在宫中设立内书堂，让宦官学文化，这个决定的来源，我们也就能理解了，虽然“文化流氓”占大多数，但是也不乏有一批忠宦。

成化年间，汪直、尚铭、怀恩三人同朝，可谓各有独门绝技。上一篇的主角汪直已经不知道去了哪儿，而尚铭则在汪直被贬后，被大臣弹劾，去陵墓当保洁员了，接下来出场的怀恩，则是在明朝历史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人。

《明史·宦官传》中列举了三位有积极意义的宦官，分别是怀恩、李芳、陈矩。

怀恩其实出生官宦家庭，家中本来是挺殷实的，和郑和一样，皇帝不仅抄了他家，还给了他“温柔一刀”，还不得不接受赐名，叫“怀恩”。这事儿也真够窝囊的，如果怀恩不“怀恩”而是“怀恨”在心，甚至走上汪直那条路，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庆幸的是，怀恩没有，他真正做到了“怀恩”，感怀恩德在心。

怀恩这个人是为人谦恭，为官廉洁，当然，处事圆滑是必须的，否则也坐不上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高位。值得一提的是，怀恩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位置就是在多事的成化年间被提拔上来的。彼时权宦汪直掌管西厂，梁芳、韦兴等亦很得宠，但怀恩辈分比他们高，性情耿直的他识义理，通典故，遇事常能以先朝的典故来进谏，所以在宦官中威信很高。成化年间的多位正直大臣，因得怀恩在皇帝身边美言而免遭厄运。

在汪直这个保护伞下，各色宦官作威作福。有个叫阿九的宦官，他哥哥在京城办事，仗着自个儿兄弟在宫中任职，来到京城也不把各种谁谁谁放在眼里，不久就因犯罪被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逮捕，笞打责罚。阿九他哥被鞭笞以后，怀恨在心，添油加醋地向自己兄弟描述了一番。阿九看着哥哥身上一道一道的血印子，心里难受得不行啦，这可是亲哥啊！我阿九这辈子是无后了，可是我亲哥哥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家传宗接代的事儿可就被毁了！于是阿九找了个机会，向明宪宗诬告，同时打通了汪直这边的关系，立刻就将刘大夏捕进诏狱（西厂）。不难想象，等待刘大夏的会是什么。

还好这个时候，怀恩出现了。

怀恩在宪宗身边小心地伺候着，先说了说京城里面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宪宗表示了最近的奏折我有看哟，并且对各种不公之事表示忿忿不平；怀恩又说，而这个闹事儿的人呀，叫某某某。宪宗听到这个，很天真地说这个某某某真该死。怀恩一看，时机已到，立马给皇上戴了一堆公平正义，仁慈爱民等诸如此类的高帽子。大家都是知道的，所谓“无事献殷勤”讲的就是现在这个场景。看宪宗满心欢喜，怀恩便话锋一转，说这个某某某就是阿九的哥哥，阿九也是气不过自家兄弟被欺负，所以在陛下面前说了一些狠话。刘大夏这个人是老板身边的可用之才，望老板不要太追究了，况且刘大夏现在去了西厂，肯定已经吃到苦头了，以后会小心做事的。正在兴头上的宪宗立刻拍板：准奏！在怀恩的帮助下，刘大夏就成了屈指可数的进了西厂又能出来的幸运儿之一。

梁芳和僧继晓在成化年间也是能兴风作浪的主，朝中的正直官员对这二位颇有微词。某日，员外郎林俊向皇帝揭露各种事实，目的是弹劾梁芳及僧继晓。梁芳这帮人可不是善类，怎可能任你在皇帝面前告我？弹劾之事不久便有了结果：被弹的二人平安无事，上书的林俊却被逮下西厂。在各种小人之言中，宪宗觉得林俊这个人实在太可恶了，自己做了这么多坏事还把屎盆子往别人身上扣，最重要的是要趁机弹劾我的功臣，这样的人不死实在难解我心头之恨啊。怀恩就在各种小人谗言之下，冒死谏言，还差点与宪宗吵了起来。宪宗这个人其实对周围人都挺和蔼的，也不怎么发脾气，只是这一回这个怀恩实在不识相，一再和老板唱反调。

宪宗气急败坏，拿起手边的砚台就往怀恩身上砸，大吼：“来人呐，给朕把这个大胆的太监轰出去。”怀恩半边脸上都是墨水，两个小宦官一左一右架着他，半拉半抬的弄出去，小声地说：“公公，您就少说几句吧。”怀恩根本不吃这一套，依然大声谴责梁芳等人的丑行，力保林俊。但这一次怀恩也没能劝动宪宗，林俊最终冤死狱中。

话说怀恩也是有脾气的，为了这事儿，他开始称病不工作。这司礼监虽然人不少，但是能办事，敢办事的人也数不出几个，于是宪宗无奈，专门请太医去给他诊治，私下给太医说：“给我好好劝劝，让他也顾及顾及我这一国之君的颜面。”由于林俊最终冤死，怀恩只是感慨，宪宗也没为难怀恩，最后不了了之，让怀恩安心工作。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辽东巡抚陈钺（这位哥是汪直的同党）因为错杀北方女真族前来进贡的使者而激怒了手下的兵士。权宦汪直听说后决定自己前去安抚士兵，并借此邀功。宪宗命怀恩等七人到内阁会同兵部商议此事。怀恩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要真是汪直去，那哪是安抚啊，肯定是煽风点火！所以怀恩提出派大臣前往，以阻止汪直干出没有最傻只有更傻的事儿来。怀恩的意见得到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的响应，怀恩便力挺马文升，并上奏宪宗，希望派马文升去往辽东抚慰士兵，以避免士兵哗变。这个故事的详情在汪直一章有详细记录，大家可以翻回去看一看。当然，除掉汪直这个祸害，没有怀恩肯定是不行的，这里也就不累赘了。

成化末年，万贵妃与梁芳等人勾结，欲废太子朱佑樘，立兴王朱祐杬为太子。怀恩挺身保住太子，被宪宗逐到孝陵。从明王朝之后的轨迹来看，力保太子也许是怀恩所做的功德最大的一件事。

这事儿还得从朱祐樘他爹朱见深说起。朱见深的皇太子路可不怎么平坦，他两岁时被立，从那时起就有一位万姑姑跟着他。而后五岁被废，十岁又被立，这位万姑姑都始终不离不弃。朱见深从太子变成宪宗后，这位万姑姑终于修成正果，升级为万贵妃。

您一定很惊奇，两岁时就开始照顾朱见深，那这万贵妃得多大呀？史书的记载是两人相差十七岁！万贵妃虽然在后宫中一直是默默无闻大妈级别的人物，但就是多年来的不离不弃患难与共，让万贵妃一直深受宪宗宠爱。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无冕之后”。但多年来朱见深都没有子嗣，原因也在于这个万大妈。万大妈因为自己不能再生育，所以也不允许其他人生育。如果谁有了儿子，那万贵妃地位自然不保。但百密一疏，即使在万大妈的阴影下，朱祐樘依然安然出生并茁壮成长。

万贵妃对这个威胁自己地位的皇子一无所知。当时的东厂厂长是怀恩的亲信陈准，由于有厂长太监和司礼监大太监罩着，朱祐樘这个龙种才有机会在冷宫中活到五岁，且得到废后如母亲般照料。五年对于一个秘密来说并不算长，但是为了对统治整个后宫的万贵妃瞒住这个皇子的存在，所有人都度日如年地熬过了五个春秋。朱祐樘是幸运的，从小到大，那么多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他都非常好，这五年可以说是朱祐樘一生中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光（他以后是个勤于政事的皇帝）。可当这个秘密见了天日，当朱祐樘被承认为皇太子时，那就意味着他的母亲，保他的宦官宫女们，一个都活不了。

事实的确如此。

多年前，当朱见深在内藏库查看自己的私房钱时，遇到了朱祐樘的母亲，并播下了朱祐樘这粒种子，那个时候的内藏库可是金山银山堆屋！可是当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已经成为宪宗的朱见深，再次踏入内藏库时，这里却空空如也，而当年守护内藏库的女孩儿已经不见踪影。管理内藏库的宦官梁芳可没把皇帝当回事儿，还振振有辞地说这些钱都用来给皇帝用了。宪宗火了，但是懦弱的他只是说了一句“今后自有人来管你”，便拂袖而去。管你的人是谁？

这个人自然是皇太子朱祐樘。麻烦大了，梁芳赶紧去找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去处理朱祐樘，那就是万贵妃。万贵妃恨朱祐樘恨得牙根痒痒，自然愿意做这件事，这一年朱祐樘十五岁，万贵妃此时，五十五岁。

朱见深两岁时就被万姑姑捧在怀里，到现在三十八岁的中年男人，三十六年的经历决定了没有人比万贵妃更了解宪宗。童年的苦难让这个皇帝有一个致命弱点——懦弱。虽说有了朱祐樘，但是万贵妃的地位依然没人能撼动，“无冕之后”不是盖的，枕边风吹呀吹，朱见深就有废太子的想法。

懦弱的人总是容易迷惘，当有大事决定时，就希望身边信任的人能给他指明方向，幸运的是，宪宗找对了这个指路的人。当宪宗把废太子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后，怀恩没有说话，只是脱帽、跪地、磕头，三个动作熟练而连贯。宪宗看见这个架势，惊讶了，想知道怀恩唱的是哪一出。

沉默了一会儿，宪宗打破僵局：“这是怎么了？”

怀恩的声音低沉而有力：“请陛下赐死。”

宪宗惊了，这员工真搞笑，上来就要我赐死：“何故？”

怀恩回道：“陛下想要废太子，恕奴才不能为您传这道谕令。”

宪宗怒了：“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好大的胆子。”本来老板的想法只是探探口风，问问虚实，没想到这员工动作这么大。

怀恩抬头回答：“陛下，违背您这道命令，只有您一个人杀我，但是若我照办，将来天下没有一个人会放过我。”

老板不喜欢违背他的员工，但是这个平时和气且忠实的老太监着实让他很尴尬很无奈很想找个缝儿钻。但宪宗不想他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里用不着你了，回中都替朕守灵吧！”

好事多磨，朱祐樘后来有惊无险地被老天爷和众位忠良保了下来。万贵妃死后，朱见深也随了这个缘分，相约万姑姑去天堂再相聚。公元1487年，苦命的朱祐樘终于当上了皇帝，是为明孝宗。

孝宗即位后，御史姜洪等人力荐怀恩，怀恩才得以从扫墓的小宦官回到京城，重新坐回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位置。经历这番大风大浪后的怀恩执正如故，并努力维护内臣与外臣之间的和平共处，使宫府合力辅佐孝宗，终结了成化年间留下的歪风邪气。

这里我们还要多说一句朱祐樘，这个勤劳的皇帝不仅每天要早朝，又开了一午朝，晚上还要批红，所以最后是被累死的。不过他的勤劳没有白费，大明江山在他的治理下，慢慢恢复了元气。

怀恩死后，于弘治元年闰正月赐祭葬，赐以“显忠”祠额，修建显忠祠堂，让后人祭拜（自然是养子养孙一类人祭拜啦！）。这两个字是皇帝对这个太监一身肝胆的最佳总结。

明·刘瑾：决断独揽“立皇帝”

如果说明宪宗朱见深在位的成化年间是群魔乱舞，那么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正德年间就只能说是鸡飞狗跳了。因为武宗皇帝太能玩儿了，所以朝政大事的处理都给了身边的宦官——刘瑾。这宦官厉害到什么程度？武宗被称为“坐皇帝”，而刘瑾则被人们叫做“立皇帝”！顾名思义，坐着的皇帝是武宗，那站着的皇帝就是刘瑾了！

刘瑾是为了找工作自宫进来的，这来源就注定他不是个好货。他原本不叫刘瑾，因为入宫后跟了一个姓刘的宦官学习，遂得其名。刘瑾知道，宫中竞争激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于是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让他得到了去服侍太子朱厚照的机会。当刘瑾得知这消息时，脑子里闪出来四个字“机会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明孝宗朱祐樘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早年间就去给爷爷做伴了，只剩下这个朱厚照，自然没人和他抢皇位。刘瑾觉着守着朱厚照肯定没错，事实也这是这样。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单从个人成就而言，刘谨的一生绝对可以写一部励志小说。好听点儿说，他韬光养晦了几十年，难听点儿说，这人是撞大运，可能上辈子刘谨是折翼的天使，这辈子是折根的苦命人儿，所以上天给了他五年的时间，让他只手遮天那么一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刘谨能安心待在宫中，还是学了不少东西的，也颇懂权术，否则机会来了也抓不到。公元1505年，十四岁的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而此时的刘瑾已经五十四岁，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刘老人家这个年纪对于当代人来说都该退休了了，可对于大器晚成的刘瑾，好戏才刚刚开始。

孝宗的的确确是个好皇帝，在众大臣以及内臣怀恩的辅佐下，他带领明王朝摆脱了宪宗时期的歪风邪气，走上了正轨。可惜好景不长，武宗这一上来，就可以让他老爹气得从坟里爬起来。武宗爱玩儿，当这个活宝遇到刘瑾这个老顽童的时候，便一发不可收拾。什么王公大臣好话坏话威胁他的话，都不如刘瑾一句“陛下可以不听那些老臣的话，他们都得听您的话”，武宗就把他老爹留给他的两位重臣打发回家抱孙子去了。这两位一位是坐镇吏部的马文升，另一位是统管兵部的刘大夏。很熟悉吧！想不起来去找找怀恩那一节的故事。

爱玩儿的何止武宗，能陪着玩儿的何止刘瑾，于是响当当的玩霸组合“八虎”成立了！除开刘谨，另外七个玩伴分别是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真龙天子就天天和这帮人厮混，人家都是“龙虎斗”，咱们这是“龙虎混”，混得不亦乐乎。大臣们不愿意了，您是皇上，得管这个国家啊！于是纷纷上书……有用吗？没用，照样玩儿。

刘瑾的专宠招来了两类人的不满意，一类是以吏部尚书刘健为首的外臣；一类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岳为首的内臣。两边合计合计，准备以天象有变为名干掉刘谨这个祸根，然后一气儿拔掉“八虎”这个玩霸组合。

对于武宗个人而言，那些冰块儿脸的大臣门比不得这些热心肠又笑脸的家臣，如果这些人都走了，我一定郁闷到over。可是奏折落款可不得了，那时六部九卿，您想想，这个国家政府机构的六个管事儿的头头，外加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寺三个机构的头头，让武宗迫不得已决定第二天将刘瑾等人发配南京，可是当晚内阁成员们不同意，他们要这个玩霸组合的命，于是当晚大臣们商议第二天早朝弹劾的事宜。可惜内阁里出了内鬼，同刘瑾交好的阁臣焦芳暗地向刘瑾告密。在阁臣商议的同时，八虎也行动起来。

作为文人与重要的外臣，与阉人一党交好是比较丢面子的，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可以说利益最大，所以焦芳与刘谨私下里交流比较多。

作为首虎，刘瑾首先给众位虎弟们通报形势，被逼到绝路了，没办法也得赶紧想办法。刘瑾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有一个人能救他们——武宗。天下都是他的，他就是王法。此外，还有一个人一定得扳倒，那就是王岳。这个王岳和他利益有冲突，还嫉妒他受宠，留下姓王的就是养虎为患，那就……

武宗正在玩手指甲的时候，五十几岁的刘瑾领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来了，见到武宗就哭得伤心欲绝、撕心裂肺。武宗当时毕竟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屁孩儿，看到几个大老“爷”们在自己面前哭得这个壮观，傻眼了。他忙问：“刘哥，你咋啦？被人给煮了？”

趁着王岳不在身边，刘瑾等人一唱一和地说：“陛下，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呀！这可比煮人更可怕呀！有人要我们的命呀！”说到这里刘瑾火速收起眼泪，八个人的矛头直指王岳，说王岳这小子不仗义，嫉妒自己能贴身服侍皇上，于是勾结那帮黑脸书生来污蔑我们兄弟。

聪明的刘瑾明白，这个时候可不能指责外臣，因为他们在武宗心里就是一群只会“叨叨叨”吐槽的喷子，一定要把责任推给武宗身边的内臣，这样武宗才会愤怒。因为在武宗心中，这些内臣是他从小玩到大的自己人，自己人要造反，这罪过大呀！这能陪自己的家臣就像是心头肉一样，自个心头肉坏了，自然疼。

这几个玩霸可是来了把牛逼的逆袭，这局势，一夜之间就不一样了。大家现在想想，应该好好学唱那首《听老师的话》，要“今日事今日毕，明日还有明日事”。那些外臣们应该没有我们这么好，还有流行歌可以提醒自个儿，看吧！吃亏了吧。

第二日早朝，王岳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服装穿在了刘瑾身上，而王岳呢？被发配到南京当保洁员了，可刚走出北京的他就被刘瑾的人灭了口。与此同时，东、西厂的厂长位置也分别由八虎接任。

当内阁大臣们看到了这位昨晚刚上任的刘公公时，肺都气炸了。可气炸了肺没用，日子该过还得过。失望的刘健和兵部尚书谢迁识趣地辞职，可另一位阁臣——户部尚书李东阳却留了下来。李东阳的作用我们后面再说，因为现在是刘瑾的表演时间。鼓掌，镁光灯！

两位阁臣走了，自然有一批又一批的人为他们说情，这时候刘瑾可要出一口恶气了。那帮该打的人闪得快，那这板子就让你们这帮应援团替他们挨吧。于是那段时间皇宫中最常见的景象就是各种大臣的大白屁股。注意！一开始是大白屁股，过一会儿就被打成血淋淋的大红屁股了。

这种惩戒叫廷杖。廷杖本意是对大臣进行人格侮辱而非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受刑者用毡、毯或者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怎能便宜这帮人？他要这些大臣光屁股挨打，还要锦衣卫恨恨地打，打死最好。这帮书生哪里承受得住这般酷刑，最惨的南京给事中戴铣就被活活打死。这一次的廷杖一共有二十一个人挨打，其他人则被罚米供应边境，虽然倾家荡产，可总算是保住了小命。

不顺眼的既然走了，位置就空出来了。从此刘瑾便开始了自己专权的生涯。看到这儿大家一定会疑惑，武宗不知道这些事？您说对了！他懒得知道，他烦。利用皇帝是一门学问，你一定得向皇帝汇报，还不能让皇帝知道得清清楚楚，这该怎么说呢？您听我慢慢道来。

虽然独揽大权，但是刘瑾不糊涂，他知道这个权力是武宗给的。为了不让武宗拿回去，刘瑾想了个妙招——使劲儿陪武宗玩儿。玩儿过的要玩精玩优，没玩儿过的要尝尝鲜。每当武宗最高兴的时候，刘瑾就来奏请政事，武宗就不耐烦了：“没看我忙着呢吗？什么事儿都来问我还要养你们干什么？”时间一长，刘瑾的权势就越来越大。

为了彻底控制内阁，他将告密立功的焦芳提拔为吏部尚书，安排入阁。焦芳事事唯刘瑾马首是瞻，从此开启了朝臣听命于宦官的恶例。六部之中也尽是刘瑾安插的同党。专权的刘瑾对朝廷之事倒也尽心，自己看不懂大臣的奏章就拿回家里，让在礼部为官的妹夫替他批阅，再拿到内阁让焦芳修改润色，“立皇帝”之名也由此而来。

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势，刘瑾还新建了一个厂——“内行厂”，权力压过锦衣卫和东西厂。他通过特务来监督官吏和百姓，制造恐怖气氛，维持自己的专权。当然，历史上对于刘谨来说，建立内厂也许是一个功绩，因为经历过前几任牛逼的厂长，东西两厂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以致于没有办法很好的削弱，那么只能建立一个机构制衡它们。

在谋权与谋财这两条路中，刘瑾已经迷失了自我，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立皇帝”，不容任何人反对。在短短五年的政治生涯中，被刘瑾陷害的大臣竟然超过了二百五十人。而且刘谨还不用同一种方法来折磨这些黑脸儿书生。对每一种朝臣都各有办法。

第一批着力解决的就是言官，言官烦呀！读书少的人最讨厌啰嗦了，尤其是刘谨这样，没读过书，又要做大事儿的，更何况，伦理道德虽然不能对他造成影响，但是每天有很多只蚊子在耳边嗡嗡叫，着实讨厌。那么就来点儿温柔的，先让他们不说话。于是乎，言官们从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一下子长到了十四个小时。下班了没精力讨论，回家了也没时间做别的，赶紧睡觉准备第二天工作吧。看来刘谨是富士康的鼻祖呀！

温柔的方法固然让一批人鸦雀了，但是总有一些人精力非常旺盛，依然“叨叨”地骂，总有一些朝臣在回家后还有力气写一些让刘大人不爱看的奏折。你不是力气大吗？那就看看能不能拿起一百五十斤重的枷。于是作为各大厂长的董事长，刘谨同志发明了一种刑具，就是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给犯人戴的，用来卡住脖子和双手的枷。刘董事长发明的枷是改良版，这东西架脖子上，就是西楚霸王也未必受得了啊！前面累死的说压力大，这里沉死的得回应前面的说：“我这里，压力山大”。

以上两招出去了，基本上没有人再和刘瑾作对了，可是玩霸组合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你看吧，文人就是这样，耐不住，还不长记性。不敢明着说，我悄悄说，我密奏，我放暗箭。刘瑾找不到对自己打冷枪的人时，就搞了个“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让所有嫌疑人都跪在广场上挨晒。什么时候有人承认了，什么时候有人指认了，我才放你们喝水。想回家？那就看你们的觉悟了！

内厂除了用来制衡东西厂和锦衣卫，另外一个作为就是为刘瑾敛财。刘公公如果主动伸手找你要钱，这是看得起你，你得“报恩”；你要不给，嘿嘿，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要钱还是要命？给钱有命还有官当，当官了还怕没钱么？身为刘瑾一党的刘宇刚上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一来二去，刘瑾拿到了几万两银子，刘宇就一直爬到了兵部尚书的位子。由于害怕刘瑾打击报复，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还美其名曰“拜见礼”。拜见礼每笔都以“千”为单位，一次最少一个单位，向上不封顶。刚上任的则送“贺印礼”，说白了就是没有我你还没机会当官。升了官要立即重“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成了刘瑾手上最炙手可热的商品，要拿到今天来看，那这个市场是相当高端的呀！

2001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排出了过去一千年中最富有的五十人，刘瑾赫然在列。据记载，刘瑾被抄家时，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只是富了刘瑾，却苦了地方的官吏和广大百姓。别以为官员真有钱，很多人是被送礼给穷死的，这一次得比上一次多吧，否则地位不保呀。

刘瑾在朝廷里弄权要钱也就算了，那帮儒生充其量就是动动嘴皮子，可边关将领那里刘瑾也要伸一把手。刘瑾党人到边关去，说是丈量生产建设兵团的田地，实际上却是借机侵占民田，从中捞油水。可占民田这事儿其实是边关将领们灰色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你刘瑾在皇城闹闹还不够，还来和我们抢。抢还不满意，刘瑾一伙还拿出对付京官的办法，也主动找这些人武官要钱，这就有点欺人太甚了。迫于无奈，这些将领们暂时忍下来了，可心里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刘瑾打算整死刘健和谢迁，幸亏李东阳出面营救，刘、谢二人得以保命。同年，御史姚祥、主事张伟被诬陷，又是李东阳伸出援手，保这两人不死。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御史方奎痛骂刘瑾，刘瑾准备安排他去阎王那里工作，还是李东阳，让方御史免遭工作调动。可是李东阳的所作所为不仅让刘瑾天天找茬，还得不到同行们的理解与支持，他们觉得李东阳太窝囊，不敢和坏人做正面斗争。但目光短浅的他们不明白，李东阳的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就是为了在将来的某一天一口气扳倒刘瑾！

除了李东阳，还有两个打不死的小强，一个是武宗的老师，现任吏部尚书杨廷和，一个是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的杨一清。这二位一文一武，加上谋士李东阳，三人共同上演了一出三英战刘瑾的大戏。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安化王朱寘鐇在武将们的簇拥下宣布造反，声势浩大，还打了一个“打到刘瑾，为君除害”的响亮口号。这个安化王的封地就在今天的宁夏，要啥没啥不说还要被刘瑾压榨，身为藩王，不胜其辱的安化王一气之下就造反了。

刘瑾知道了这件事儿可吓得不轻，他首先封锁消息，同时赶紧找人商量。这种大事儿当然不能找那些向自己买官的人问了，得找有真本事的，想来想去，刘瑾也只能向自己的两个仇人——李东阳和杨廷和求助。这两人商量商量，跟刘瑾说：“平乱这种事呢，要的是一劳永逸，我们看就让杨一清去吧。”

刘瑾没办法，自己也提不出人来呀。于是他先让从前被自己打压的杨一清官复原职，并从原来的三品升为二品（知道以前狂打压人家不好，恢复原职还记得升官）。但刘瑾明白李杨二人心里的小九九，你们不就是想借机抓住兵权么？我自有高招制你。很快杨一清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监军则由八虎之一的张永出任。其实张永不是刘瑾挑的，而是那两位大臣挑的。刘瑾见他们给自己留了面子也就没想那么多，顺了两位能臣。毕竟当务之急是赶紧把那个安化王搞定啊！

以杨一清的能力，干掉那个草包安化王实在是易如反掌，剩下的事儿就是琢磨怎么将刘瑾置之死地了。

杨一清平乱后，准备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可是临走之前，他同张永进行了一次密谈。杨一清利用刘瑾与张永的矛盾，先让张永忿忿不平，然后抛出一句重量级的话：“除去了刘瑾，那么这个位置理当是您的，您就是同张承业齐名的护国大太监了。”

张承业这位老本家张永熟悉啊！前面我们也介绍过他的故事，这里就不说了。榜样的力量让张永暗下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杨一清走时留给张永一个锦囊，交代了两件重要的事：“陛下答应斩刘瑾，当即就得做，不能迟疑。另外，你回去了，自会有人接应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就圆满了。”张永带着两句话以及杨一清交给他的刘瑾罪状回去了。

话说刘瑾那边接到捷报很高兴，顺便拿这个功劳封了自己哥哥一个官儿当。谁知道这个刘大哥没有福气，刚上任两天就归西了。刘瑾这个难过哟，决定要给自家兄弟办个漂亮的丧事，让哥哥入土前再威风一把，于是定了一个吉日——正德五年八月十五。张永得知后，决定就在那天向皇帝告发刘瑾。

晚宴开始了，武宗与功臣张永边说边聊。他可喜欢这种场合了，能玩儿又热闹，玩儿得再高兴都不用回去，还有不会被大臣们说三道四。张永在皇帝身边寸步不离地喝酒，这种场合，有种“不是君臣是兄弟”的感觉。可刘瑾不敢大意，他不喜欢张永，张永立功了，还老粘着皇上，他想干什么？所以刘瑾寸步不离张永。可是自个那边还有丧事要办呀，这边喝酒的架势，怕是要通宵了，况且张永此时已经烂醉如泥，这让刘瑾放心了不少。他传下命令，京城今夜不许动兵，所有宫门都关好，就跑过去给哥哥办丧事了。

一见刘瑾走了，张永立刻收住了烂醉的德行，诚恳地交出了刘瑾的罪状书。平常爱折腾爱闹腾的皇帝仔细看着，皱起了眉头。看完之后，武宗将这罪状书放到了一边，说：“这事儿明天再解决吧，咱接着喝酒。”张永连连磕头，放出一句狠话：“刘皇帝要是坐上江山了，朱皇帝您可怎么办呢？”

武宗正想发作，又忍住了。他一改玩世不恭的态度，板起脸说：“张永，朕命你即刻去逮捕刘瑾。”

张永当晚就将刘瑾抓进大牢，并派自己的人严加看管，这个时候，李东阳出现了，他告诉张永，您看好这货就行，接下来的事儿看我的吧。

第二日早朝，所有部门所有大臣一同弹劾了刘瑾，并列举了刘瑾十九条大罪，可谓条条要命。但武宗对这种叨叨叨奏章没有太大兴趣，这种东西可以让刘瑾死，但是不能让他速死。但接下来的物证就比较重量级了。在刘瑾家里搜出了假玉玺和皇帝的官服，并且在刘瑾常用的一把折扇里，藏着两把小刀。于是一条“意图谋反”的大罪让刘瑾被凌迟处死。

为何皇帝这次如此决心，很简单，这和当年刘谨扳倒王岳的道理一样——皇帝不允许背叛。自己的家臣背叛了自己，还想当皇帝，这个是皇室最不能容忍的。你刘谨还怎么闹都行，买卖官位，行贿受贿，可就是这皇位你拿不得。

古代为了图吉利，所有死刑犯都是秋后问斩，李东阳等人可不希望刘瑾有翻身的时间，凌迟处死在判决后立即执行。听说刘瑾被割了三千刀后，身上一条一条的肉都被老百姓买回家去喂狗了。这个和魏忠贤齐名的明朝权阉，倾权五年后，终于走上了该走的路。

还得多说一句，刘谨在世时，还干过一些令人侧目的事情，比如组织编纂了《通鉴纂要》，还有一些不拘礼法，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举措，如“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等。当然，无论如何，这都过去了……

明·冯保：宫府同心谋中兴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在明朝达到顶峰。在相继废除了宰相制度和三省制度后，明朝规定六部直接归皇帝管理，真正实现了“朕即国家”。可并不是每个皇帝都如朱元璋般忧国忧民，明太祖的某些不肖子孙甚至几十年懒得出一次早朝，即使太祖本人也不可能事必躬亲，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君权与行政机构的脱离。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内阁和司礼监逐渐成为加强君权的两翼。虽然这两翼的劲儿经常不往一处使，甚至还唱反调，但咱们这次说的是唯一一届内阁首辅和司礼太监不折腾不闹腾的班子，也就给奄奄一息的明王朝带来了一丝希望。

和谐相处的两位一把手，一位叫张居正，一位叫冯保。

冯保是河北深州人。一般说来，宦官出身都不怎么滴，为了能好好工作，基本上就能认识自个儿名字。冯保就不同了，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对音乐和书法也颇有造诣，绝对是个有文化有品位的宦官。关于他这方面的天赋，在他当红时期，从宫中运出的书画财宝里，有一样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精品——《清明上河图》。如果您有机会能见到这幅画，或者是仿制品，不妨看看它的收藏者印章，里面就有冯保大人的印章，在这幅画上能留下自己印章的，都是大人物。

这么一个文化人在水平普遍较低的宦官群体中很快脱颖而出。明世宗朱厚熜在位中期，冯保就进入中央机关，担任起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一重要职位，开始涉足朝政。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世宗病故，皇子朱载垕继位，是为明穆宗。新帝登基后，冯保也官运亨通，被提拔到东厂当一把手还兼管御马监的事务，一手抓军队一手抓特务，安全局和国防部的活儿他一个人给包了。

即使这样，冯保仍不满足。虽然醉心于音乐书法这些高雅玩意儿，可冯保对于闲云野鹤的生活不屑一顾。对权力与金钱的向往让他眼睛只盯着宦官中的霸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司礼监里，负责打勾的秉笔太监不少，可负责盖章的掌印太监却只有一个，既然当了太监，那就要当最牛逼的太监，要钱有，要品位我也有，我就是要这个地位，做不可替代的唯一，既然没有能力有老婆，那这个掌印太监职位就是我“老婆”，这就是冯保的目标。

熬呀！煎熬呀！前任掌印太监终于光荣退休了。按论资排辈的习俗，这个位置非冯保莫属了。狂喜不已的冯保为了做足上任的准备，没少在家演练盖章的要领。可当公布人选的诏书下达时，冯保惊讶地发觉继任者竟然不是自己！是个叫陈洪的家伙，这陈洪之前的职位是御用仓库最高保管员。

美梦无法实现，让冯保有些失落。很快他就查明了原因，原来是内阁首辅高拱搞鬼。当年陈洪为高拱的上台出过力，今天高拱就送个人情，把他推上了第一宦官的位置。冯保再不爽，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文官的扛把子咱惹不起，忍了！

要说这陈洪也真不长脸，当上老大就忘了自己姓啥了，不久就因为营私舞弊被廷臣弹劾，黯然下课。可这一次冯保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觉新的掌印太监已经走马上任了。这个人又是高拱推荐的，叫孟冲，原来是管伙食的御厨房头头。

这下冯保可不干了！好你个高拱啊，欺负老实人是不是！你对我有意见是不是！不让我当一把手，没问题，可你保举的都是些什么人啊！上次是看仓库的，这次又搞来个厨子，你这不坑爹呢嘛！敢情我能歌善写，才华横溢的冯某人还不如个只会颠大勺的伙夫？想到这里，冯保气得差点儿吐血。

可生气归生气，工作还是要继续的。再一再二不能再三，被连续打击了两次的冯保明白了一个道理：文官的能量不容小觑，要想上位，得有内阁大臣撑腰。在内阁大臣中经过多轮筛选之后，冯保最终锁定了目标：张居正。

冯保之所以选择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也与高拱不对路。张居正其人雄才大略，颇有抱负，年仅四十三岁时便出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雄心勃勃的他本希望在内阁里大展鸿图，可他的改革策略却处处遭到身为保守派的高拱的压制。高拱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用人与专横的家长作风也让张居正颇为不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野心勃勃的冯保与怀才不遇的张居正一拍即合，共同谋划铲除高拱。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穆宗病危。冯保第一时间将这个绝密飞鸽传书送给张居正，亲！没有微博哟，但是很快哟！并让张居正起草皇帝遗诏，以便借拥立新君之机除掉高拱。可不知哪个挨千刀的走漏了消息，起草遗诏这件事儿竟然被高拱知道了。指着鼻子骂了张居正一顿后，高拱也没再追究，这毕竟是他的老部下，而且能力超群，且此时此刻应该应对更难应付的人。但对冯保，他可就没那么客气了。此时的高拱已经在心里将冯保的名字上画了个大叉。

可还没等高拱对冯保动手，有一个人先不行了，这就是穆宗。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在陈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冯保和三位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的哭声中去世。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明神宗。穆宗眼睛合上那一瞬间高拱在想啥我们不得而知，可看到遗诏上的一句话后，我能想到，他连跳河的心都有了。

这句话是这样的：“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宦官辅政这一出，别说在明朝历史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头一遭啊！耻辱呀！这真是不折不扣的耻辱呀！高拱气得七窍生烟。可先帝尸骨未寒，高拱也不好发作，再仔细想想，遗诏里写的是内阁的人和掌印太监，和你冯保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我的人，不急，不急。

可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高拱闻之，仰天长叹：真的不是每个厨子都能不看菜谱改看兵法啊！

冯保主动出击，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他发动自己手下丰富的文官资源弹劾冯保，其中工部都给事中程文的措辞尤其激烈。程文指责冯保向穆宗进献春药导致穆宗死亡，还私自篡改穆宗的遗诏，总之一句话，罪不可赦！当斩！当斩！

这些要是事实，多少个脑袋也不够砍啊！冯保有点儿头大。乱了方寸的他找到了张居正，当张居正向他耳语了几句后，冯保原本阴云密布的脸上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原来首辅高拱在穆宗死后，曾经向两次在内阁另外两大佬张居正和高仪面前抱怨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可这话经过了张居正和冯保的润色，传到神宗皇帝和他妈妈李太后的耳朵里，就变成了“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神宗左耳听右耳冒，听完就跑到一边玩儿去了，可李太后着实被冯保这神一般的吐槽吓得不轻。辅政大臣如此轻视皇帝，这明摆着是要找人取而代之啊！旁边的冯保再撺掇撺掇，李太后就下了决心：高拱这个贼子，不能留。

这里大家需要知道，十岁的孩儿确实弱了点儿，但是也得看看十岁小儿背后的人——孩儿他妈！这李太后在某些历史里，据说和张居正同志比较对眼儿。闲话说到这儿，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的。

六月十六日，高拱接到了皇帝召集群臣，宣读皇帝及两宫太后诏命的消息。信心满满的高拱昂首阔步地率领群臣上朝，心中想着冯保落魄的样子，小样，跟我老头子斗是没有好下场滴！让你知道，姜还是老的辣。可当诏书宣读出来，高拱听到的却是这样的话：

“先帝走那天，你高拱居然对皇帝的遗诏表示不满，且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想要闹哪样？所以今天决定，你高拱削职为民，即日起回家闲住，不准停留！”

高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就被皇帝派来的人吼着吼着出了城，可谓狼狈不堪。

冯保对高拱的恨真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即使把高拱的官职一撸到底他也没有满足，他要让高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为此冯保设计了一个阴谋。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正月十九日，神宗清晨出宫视朝，被一名叫王大臣（就是名字，不是官职。虽然名字很牛，但是实际很傻）的男子冲撞。皇帝侍卫将王大臣擒获后，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随后由皇帝下旨，押送东厂审问。身为东厂老大的冯保得知后夜会王大臣，要他承认由高拱指使入宫行刺皇帝。一时之间，谋刺皇帝的谣言迅速传开，朝廷各个部门的官员们虽然明知这一套是“先搞臭，再搞倒，最后搞死”的俗套把戏，但看看张居正—冯保的强强联合，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看热闹吧。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吏部尚书杨博挺身而出，坚决要求将王大臣案由刑部、督察院与东厂共同审理。张居正迫于压力，只好上疏神宗，下旨让冯保会同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会审。这儿我们还得补一个八卦：杨博的儿女亲家是宣大总督王崇古，王崇古则是高拱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

接下来的审讯过程可谓啼笑皆非：在朱希孝面前，王大臣大闹公堂，言之凿凿地说是冯保指使自己诬陷前首辅高拱，还质问冯保为什么答应好让他当官现在却要让他吃板子。听着这通申辩，朱希孝想憋都憋不住笑了，冯保则只恨地上没个缝儿能让自己钻进去。最后还是朱希孝替冯保解了围：王大臣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跟高拱、冯保都没有关系。虽然案子以王大臣授首而稀里糊涂地告一段落，但冯保在朝廷中的名声又掉了N格。

高拱垮台了，张居正自然是首辅的不二人选。对权力有着强烈渴望的张居正终于坐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虽然这个过程与光明磊落沾不上一丝关系。万历元年，张居正升任首辅，开始了自己为明王朝鞠躬尽瘁的十年。

而他的盟友冯保也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身为掌印太监的他比张居正还要厉害，无论什么文件，只要他不盖章就不会生效。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冯保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势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懂得先大家后小家的道理。国家的事情是第一位的，国家的事情办好以后，我的好处就多多益善了。

张居正成为首辅后，在李太后和神宗的支持与掌印太监冯保的配合下，推出了一系列新政，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的局面。这一期间被后人称作：万历中兴。

张居正固然有大才，但之所以能被委任内阁首辅，施展政治报负，是因为有冯保的全力支持。张居正也曾送给贪财好货，广收贿赂的冯保不少宝物，以表礼尚往来。据不完全统计，张居正的礼单中包括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冯保后来花费巨款，给还活着的自己盖好了百年后的居所，张居正特地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对他做了一番让人肉麻的评价。神宗也曾多次赏赐冯保，并赐予冯保象牙印章，上印“光明正大”、“尔惟盐梅”、“汝作舟楫”、“鱼水相逢”、“风云际会”等赞扬的字眼，对他的礼数不可谓不隆重，神宗更称呼冯保为“大伴”，这更让冯保飘上了天。

张居正在操心国家大事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小皇帝神宗的教育。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对神宗管教甚严，让他多读诗书以掌握治国安邦之道，不许随意嬉闹玩耍。张居正为神宗安排了一旬之中每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跟随老师学习圣贤经传，有时还亲自给他讲经读史。神宗学习时，冯保就侍立一旁，监督小皇帝的学习情况。虽然冯保对神宗殷勤侍奉，却也约束严格。十来岁的孩子难免贪玩儿不爱读书，可这种行为一旦被冯保撞见，就会被上报到李太后那里，让神宗受到训斥。因此神宗对冯保的态度可谓又敬又怕。闲暇时神宗常与小宦官玩耍，可一旦看见冯保，神宗立刻正襟危坐，对小宦官们说：“大伴来了。”当张居正把内阁的白莲花和翰林院的双白燕弄来给皇帝赏玩时，冯保派人对张居正说：“皇帝年幼，不应该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使皇帝玩物丧志。”

这个严厉的大伴，所行之事皆是为了皇帝的健康成长，可好心未必办好事，这种过于严格的管教在年幼的神宗心里留下了不少阴影，其负面作用也在十多年后慢慢显现。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为明王朝操碎了心，磨破了嘴的张居正终于将身板儿累毁了，积劳成疾，死于任上。此时李太后也退居二线，将行政大权完全归还神宗。这么一来，万历朝的铁三角就只剩下了冯保一个。对冯保由亲而敬，由敬而畏，由畏而恨的神宗心中长久的积怨终于找到爆发的机会。

向冯保打响第一枪的并不是朝中见事儿就喷的言官们，而是他的两个同行。眼见冯保的两个靠山相继倒台，东宫的两个老宦官——一个叫张鲸，一个叫张诚——开始行动。这二位平时估计也被冯保欺负得够呛，现在终于是时候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张鲸和张诚见缝插针，一有机会就在神宗耳边叨咕冯保的坏话。他们的说辞娓娓动听，就差把掌印太监和东厂一把手的位置让他俩接替也讲出来了。

自己说还不过瘾，二位又搞起了串连，拉着朝廷上的言官们一块儿说。很快神宗就接到了会御史李植等人呈上的奏折。这些奏折里就没有好词儿，不是斥责冯保心狠手毒，贪婪成性，就是批评他作威作福，包藏祸心，最后还给他总结出十二条大罪。不明就里的人看了，肯定觉得冯保真是满肚子坏水儿，罪不容诛。

在确定对冯保的处理意见时，神宗还是有所顾虑，他问身旁的二张：

“要是大伴上来吵闹争辩，我可怎么办呢？”

张鲸答道：“有万岁爷您的旨意，冯保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妄为啊！”

于是神宗一咬牙一跺脚，下定决心，对冯保盖棺定论：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应判处极刑，念其伴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从宽发往南京闲住。冯保的财产也全部被没收。

真是不抄不知道，一抄吓一跳。冯保的财产远远超出神宗的想象。冯保的宅第店房遍布京城，不可胜数。他在北山口给自己造的坟地，其花园之壮丽，可与西苑媲美。盖在原籍的房子则有五千多间，连郡跨县，无论规模还是华美程度，都跟皇宫不相上下。至于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更是数不胜数。抄家的结果让神宗五味杂陈，正巧当时神宗的弟弟潞王成婚在即，神宗于是眼不见心不烦，将这批珠珍玉宝都做了贺礼。

曾经呼风唤雨的冯保，现在正在南京的孝陵附近管菜园子。这种地位落差让冯保不能接受，不久之后他便在郁闷中死去，去往黄泉，与张居正为伴。

明朝的宦官弄权现象十分严重，把持朝政的宦官不少，但称得上政治家的却只有冯保一人。虽然权势熏天，冯保却识大体顾大局，主动联手张居正，将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浊气一扫而空。在这对黄金搭档的主持下，万历朝的前十年呈现出一片繁荣气象。作为神宗的忠仆与严师，冯保不计个人得失，坚决不对小皇帝姑息迁就。虽然贪腐之事证据确凿，但瑕不掩瑜，冯保依然有资格昂首挺胸走进历史的深处。

明·魏忠贤：一人之下“九千岁”

明朝的金牌太监终于在这一章隆重登场了，那就是魏忠贤。

我们的魏忠贤同志，也能写一部励志小说了，相比之前说的刘瑾，魏忠贤的成名之路更励志。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五十多岁才走大运。所以说呀！一个人无论年龄多大，都不要灰心，看看这两个牛人，都是在“知天命”之年而转运的。为什么说魏忠贤的更励志，不是因为他更出名，而是这两个人“成长”过程不一样。别忘了，刘谨从小进宫，一进宫就站对位置了，只需要等时机成熟；而魏忠贤不一样，半大不小，自宫想当宦官，没当成，沦为乞丐，从保安开始，然后进宫当保洁员，当完保洁员当保管员，保管员当完就去管伙食，管伙食的同时顺便当个保姆，还得攀个老婆，最后坐上高位。按照中国传统的励志故事，我们的魏忠贤更具有励志意义！说远了，魏忠贤不是啥好东西，本段纯属幽默，我们言归正传，从头说起。

魏忠贤还不是宦官的时候，叫李进忠。李进忠有家有妻有女儿，虽然没什么钱吧，但他这样的好好生活下去，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戏码了。李进忠平生没有什么爱好，就一样，好赌。大凡这种出身的人，赌运都很差，一定会输，而且越输越多，没钱就借，然后债台高筑。好在这个李进忠小时候曾练过武，身手还不错，左右手都能拉弓，而且箭法很准。可就这么一武夫也天天被追债的烦得不行，于是他毅然卖了女儿还债，老婆看不下去了，改嫁了。这样一个赌徒不出意料地一无所有了，于是他自己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刀，进宫当宦官去了。我去当差，你们谁敢拦我！这些都发生在了万历年间。

之前说过，宦官之路不好走，难就难在一开始不能站错队，一旦站错队就前途暗淡。李进忠同志运气不好，连站队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他运气也好，因为一路都有贵人相助，一点一点将他引向了权力的最高峰。

一刀断恩仇后，李进忠并没有得到进宫的机会，一直在京城里的大小寺庙里蹭吃蹭喝，直到遇见他的第一个恩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经孙暹推荐，李进忠进宫当了一个保洁员，每天给庭院开门关门打扫卫生。这种打扫庭院的小人物，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人注意到的，偏偏李进忠就遇到了第二个恩人——马谦。在马谦的提携下，李进忠当了甲字仓库的保管员，所谓的甲字仓库就是专门用来放染料、布匹、中草药之类的货物的。他的责任不仅仅是看守，还有采购。采购从古至今都是灰色收入颇多的肥差，虽然大钱没指望，但是小钱日日进，要酒天天有。进账少归少，日积月累还不少；东西少归少，请客吃饭还不少。李进忠在这个职位上渐渐富裕起来，人缘也广了，见识也宽了。可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个宫中的有钱人，因为在这宫中，钱是好东西，但是权力到了，还怕没钱？此时的李进忠已经萌发了政治野心。

太子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地位虽不高，却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李进忠的心机不浅，他明白要想当官，现在的皇帝和皇太子是指望不上了，但可以从更小的娃娃抓起。于是李进忠找了些门路，得到了为王才人办理膳食的差事。当时管理东宫的太监是曾经给朱常洛当书童的王安，李进忠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任。这对他是个重要的转机。

皇长孙虽然是王才人所生，但是太子最宠爱的是李选侍（太子的老婆们地位是这么排的：太子妃、才人、选侍、淑女……）。而且李选侍的枕边风吹得很到位，忽悠忽悠自己就开始带小皇孙了。随着皇长孙的转移，李进忠也跟着李选侍走了，因为李进忠的目标是皇长孙，至于哪个女人手握皇长孙他是不关心的。

公元1620年，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可倒霉的光宗当皇帝的日子只有一个月。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皇宫中人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走好了，又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走不好，黑白无常就在路上等着你呢。

同年，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熹宗能坐上皇位，靠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内臣王安，他的上一个上司名叫冯保；另一个是先皇指定的顾命大臣杨涟，他敢于针砭时弊，连皇帝都是被他狠骂的对象。熹宗即位后，杨涟在一年内从七品官升到了二品。而王安在李选侍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帮助朝臣们将李选侍赶下了政治舞台。熹宗即位后，在王安和杨涟的建议下，大举提拔东林党人，东林党在朝中逐渐形成气候。

这个时候主角李进忠在做什么呢？他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王安的下属魏朝。李进忠是个善于溜须拍马，左右逢源的明白人，他深知魏朝可以为他所用，于是摆出一副相见恨晚的架势认魏朝为大哥，自己改姓“魏”，熹宗亲自赐名忠贤。终于，我们熟悉的魏忠贤登场了。

魏忠贤遇到魏朝后，同时遇到的还有另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魏朝的“老婆”，熹宗的奶娘客氏。

明王朝的布衣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定了个规矩：让正在哺乳期村妇给皇子皇孙们喂奶。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是希望皇子皇孙喝了村妇的奶，不再那么娇贵，今后能体察百姓，因为皇帝是由百姓家的奶养大的。这个客氏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夭折而被挑中当了朱由校的奶娘，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她把一腔炽热的母爱全部播撒在小皇孙的身上。本来皇子皇孙断奶之后奶娘是要被送回老家的，可是朱由校舍不得离开这个奶娘，一日不见就哭闹不止，客氏也万般不舍自己喂养长大的孩子，于是就破例留在了朱由校身边，从奶娘变身为保姆。熹宗登基后，最先升官的不是东林党，而是被封为奉贤夫人的客氏。据说客氏自从接到了皇孙，就把朱由校的胎发啊，青春痘的结痂啊保存起来，甚至在熹宗大婚那天还要求被宠幸，总之客氏和朱由校之间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当然，既然是“据说”，那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一笑而过吧。别忘了，成化年间，有个皇帝的保姆叫做万姑姑，而后变成了万贵妃。客氏可能想，但是比较矬，看她不能从一而终就知道她这辈子的老公注定是阉人。

关于客氏是魏朝的“老婆”这个事儿，得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叫“对食”，就是指太监和宫女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在古代宫廷中，太监和宫女长期不能过正常家庭生活，生理和心理不免失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对食”关系就产生了。从字面上看，“对食”是男女合伙吃饭的意思。明代的宫女因为常为一个固定的宦官热菜热饭而被称为“菜户”，而宦官虽然不是正常意义的男人，但体力还是优于宫女，所以挑水劈柴就是宦官的工作，就这样两边儿互补一下就凑成一对儿了。这种和睦的关系本来有助于稳定宫内的服务人员队伍，奈何太祖品德高尚，热爱五讲四美，对此深恶痛绝，吩咐下来：“宫中谁敢对食，剥皮抽筋伺候！”吓得明初的宦官纷纷“离异”。可太祖一死，这群人就又“复婚”了。神宗也痛恨宫中男女配对儿，曾禁止过此类关系，但人的基本需求又怎能禁住呢？后来他索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客氏原本与魏朝相好，只是见到高富帅魏忠贤就移情别恋了。高富帅魏忠贤追女人也颇有道道，买奢侈品、请吃豪华大餐，小东西一天一天少不了，更有甜言蜜语随时恭候！要说这魏朝也真不长心，戴了绿帽子，还等别人看够了笑话自己才发现。发觉自己的结拜兄弟是个白眼狼后，气不过的魏朝骂了客氏两句。可哪知看好高富帅的客氏当场翻脸，和魏朝高声对骂。此时魏忠贤也表明了态度：朋友妻，不客气！

这儿我们要插一句。常言道“面由心生”，对于魏忠贤这种反面角色，其长相后人都会刻意丑化，所以我们现在能看见的魏忠贤都是相貌丑陋的。其实明末朱长祚的《玉镜新谭》中对魏忠贤有八个字的中肯评价：形质伟岸，言辞佞利。其实哪怕没有这八个字，也能想通。客氏能被挑进宫中当皇帝的奶娘，身材样貌肯定没得说，如果魏忠贤不是帅哥，人家客氏怎么会甩了前姘头魏朝而被魏忠贤泡到手？

此时的客氏如日中天。魏忠贤掂了掂分量，魏朝的利用价值更低，况且要向上爬，魏朝已经成了他的绊脚石。所以此时他公开与客氏结成“对食”，一脚蹬了魏朝。而魏朝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其实魏朝与魏忠贤争客氏，其意义不在于争个女人，女人有得是，可是受皇帝宠的没几个，他们争的实际上是熹宗的宠信，明面暗地都激烈无比。魏忠贤这时候都已经五十多岁了，碌碌无为地过了大半辈子才好不容易抓到机会（这个机会叫客氏），怎能放过。

戴了绿帽子还窝了一肚子气，魏朝当然不甘心。

就在熹宗即位后几个月的某一凌晨，月光很好，魏忠贤和客氏在乾清宫西阁看月亮数星星，两人越来越高兴，也就忘乎所以了。恰巧魏朝刚服侍熹宗睡下，在回去的路过，听到里面的浪笑。两个熟悉的声音，不禁让魏朝气血上涌。“老婆”虽然没有了，可是自尊心还有。他一怒之下，一脚踹开门，揪住魏忠贤抡拳就打。可面对武林高手魏忠贤（记得看看前面，魏忠贤还是有点拳脚功夫的），魏朝根本不是对手，几个回合下来，魏朝已经是鼻青脸肿。吃了亏的魏朝一把拽过客氏就跑，魏忠贤在后面紧追不舍，三个人就撑起了一台大戏：一个抓着骂着，一个叫着喊着，后面还有一个追着吼着。这戏一直打到乾清宫外，惊动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东厂太监邹义、秉笔太监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等人，也惊动了已经睡下的熹宗。

大胆！

皇帝穿衣起来，到了殿内，卢受等八名太监侍立两侧，二魏一奶娘跪在御前。几个太监知情，就悄悄在皇帝耳边说：“两人为了争夺客氏，打起来了。”

熹宗一听就明白了，估计那个时候他不但没生气，心里还偷着乐呢！他态度和蔼地对客氏说：“奶娘，我给你做主，你只管说你中意的是谁？”

有皇帝撑腰，客氏扫了一眼鼻青脸肿的矮矬穷魏朝，再看看旁边的高富帅魏忠贤，大胆地表示了她的选择。有了客氏的表态，熹宗钦点鸳鸯谱，让魏忠贤今后专管客氏之事。名义上是让魏忠贤负责有关客氏的事务，实际是皇帝给他们俩做了大媒。旁边的王安看自己这个下属着实可恨，怒其不争的他狠狠打了魏朝一个耳光，勒令他去兵杖局养病，从此调离乾清宫。后来魏忠贤与客氏合谋，矫旨将魏朝打发回凤阳，派人在途中将他杀死，绝了后患。

历史的车轮就在这一夜开始转向了魏忠贤，这一场“家务事”不仅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更让明朝渐渐走向了尽头，看到了自己的终点。

魏朝的死，我们很容易预料到，但是魏朝走了，下一个就该王安了。

王公公是个正面角色，熹宗以及他爹都应该感谢这个公公，可是这一次王公公的对手是魏忠贤。魏忠贤知道，王安是他官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此人必除，可是怎么除？你忘了，魏忠贤有客氏撑腰呢！光有客氏上前说话不行，还得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天启元年（公元162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因为犯事下岗了。卢受一下来，论资排辈就该王安上位了。当时的规矩是这样的，你升官了，不能接了就上，得写点儿东西告诉皇帝：我才疏学浅，您还是另找他人吧。正常的皇帝都会把这个看成客套话，然后要升官的人又说了：这是您逼我去的，那我就不得不去了。王安也写了这么个玩意儿，可本来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上任的他到最后却打道回府养老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魏忠贤这个时候还是小角色，但是老婆不一样，所以熹宗还真把那一封客气客气的上疏当真了。

王安是看开了，走就走。魏忠贤当时的政治觉悟并不成熟，他想放过王安，可是有一个人不同意——客氏。

这一点充分证明了，女人是不能惹的，一不小心你就性命不保了。

客氏对魏忠贤说：“王安，两个皇帝能上位，都有他的功劳。此人非杀不可！”

客氏态度之坚决，语气之铿锵，眼神之凶狠让魏忠贤不寒而栗。于是两人密谋，用装满了土的沙袋压死了王安，把王安的头割了下来，身体喂了狗。一代名宦王安竟然以这种窝囊的方式死在卑鄙无耻的魏忠贤和天使脸恶魔心的客氏手里，真是让人唏嘘。

王安一死，魏忠贤在宦党中的地位算是稳当了。接替王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他的心腹王体乾，而他自己为避风头，当了个秉笔太监。

熹宗的大老婆皇后张氏，是个正直严厉的女人，曾多次向熹宗谈起客氏、魏忠贤的过失。皇后主持后宫事务，对于客氏是有直接管理权的，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个客氏不那么容易对付，作为一个奶娘能呆皇宫里这么多年，着实不简单。为了让老公明白，张后某日在老公面前看书，老公问她在看什么书，她答曰：“赵高传。”熹宗默然。

但是知道归知道，熹宗依然没有处理。客、魏这两夫妻知道了此事，又恨又怕。他们首先制造舆论，扬言张皇后是个杂牌种，借以治张家罪。是王体乾说动了魏忠贤，这才保全了张后家族。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张皇后有身孕时，客氏和魏忠贤派亲信服侍，致使其流产并不孕。

宫中的皇后来找茬，朝堂上的东林党也不消停，时刻准备着揪魏忠贤的小辫子。其实魏忠贤本来是想和东林党人交好的，他目不识丁，却很识相。可是东林党人不干呀！您看看魏忠贤手下那帮妖魔鬼怪——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四十孙，四十猴孙，五百义孙（都是一帮为了巴结魏忠贤而甘愿当儿当孙的人），身为清流的东林党人怎可能与魏忠贤和平相处！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是个重要节点，这一年，朝廷几乎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

哪个朝代都不缺乏正义之士。这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重罪，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到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字字见血，条条死罪。

魏忠贤是秉笔太监，这些奏折都得过他这一关。当他看见杨涟的奏折时，脸都白了，原来我干的事儿这么牛逼呀！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让熹宗知道，所以熹宗连续四天没有上朝。可是杨涟这人会运用舆论造势，愣是把这二十四条罪状搞得京城里妇孺皆知，众人甚至将这文章当做字帖，一时间洛阳纸贵。看着杨涟带头冲锋，那些早就憋坏了的大臣们是一个接一个的上奏，掀起了一股“倒魏”风潮。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雪片般纷至沓来。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就连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按捺不住，唯恐局势变化，纷纷倒戈开喷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事实证明，舆论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深宫之中的熹宗也听说了此事，专门找魏忠贤来喝茶，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皇帝该表态了。由于熹宗而且从小没怎么读书（其实他老爹当年就不受待见，两父子都没有怎么读书），就让魏忠贤找人把杨涟的上疏念出来。熹宗一边淡定地做着木活，一边听着杨涟的奏折，念折子的声音几乎湮没在锯木头的沙沙声里。奏折念完后熹宗头都没抬，依然淡定地说：“你就继续做你的事儿吧。”估计这皇帝只有做木工的天赋，不太知道这些事情到底会有多大的后果，当然，不排除给皇帝念奏折的人对句意进行篡改，总而言之，皇帝不管！不管就是不管，你也拿他没办法。

有了皇帝的态度，魏忠贤就什么也不怕了。同年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所有东林党高层，无一例外“被”下台，而且魏忠贤没有给他们养老的机会，而是赶尽杀绝。怎么这么熟悉？没错，四年前客氏教他的路数，四年后他活学活用了。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名臣被判入狱并相继冤死，这就是有名的六君子之狱。此后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为了方便魏忠贤分辨“善恶”，魏广徽的《缙绅便览》等一系列黑名单纷纷出炉。这其中要属给事中阮大铖最有创新精神，他作了个《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郧、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缨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魏忠贤的这些同党们，即使陷害忠良也秉承着娱乐精神，着实让人赞叹。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君子”，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至此，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党人“累累相接，骈首就诛”，大概意思就是串成串儿地挨刀，怎一个惨字了得！

魏忠贤的势力不停地扩大，称谓也不停地在变，从公公到尚公，从尚公再到殿爷，再从殿爷到九千岁，到九千岁，最后升到终极版“九千九百岁爷爷”。

九千九除了不穿龙袍，待遇和皇帝基本是一样的。九千九有个优点，任何东西都不挑剔，就是执着，简而言之“看中就要”，而且是只要不买，不给就抓。在强买强卖这个问题上，魏忠贤是讲究平等的，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全都一视同仁。至于贿赂、卖官，那是家常便饭。其实阉党发展得如此迅速的原因很简单——好处多，讲江湖规矩，不打白条，符合九千九做事的一贯风格。而东林党都是一帮高级知识分子，本来老百姓能读书的就不多，能博取功名的就更少了，而且，最重要的——没钱，也不屑于有钱，自然就搞不过阉党了。

九千九当政期间，还有很多搞笑的事儿，比如说修祠堂。祠堂是供奉祖先的地方，可是九千九是唯一一个历史上供奉的大活人（虽然不是完整的大活人）。到了这个份儿上，金钱地位权力神马的都是浮云，他想要当圣人，他想和孔孟坐一排！虽然九千九坦承自己是一个文盲，但这不是问题，拍马屁的人力量不是一般二般的强大。不就是和孔孟坐一排么，小意思啦！

好吧，到这里，九千九的巅峰也到了。

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但在阴阳学中，升到“九五”的龙还没有到最顶峰，还有往上升的可能，而最顶峰应该是“九六”。对于熟悉降龙十八掌的武侠小说迷来说，“九六”后面还有说法，就是“亢龙有悔”，你升到了最高峰，也就该掉下来了，所以才“有悔”。古人这种说法无非告诉我们物极必反的道理。魏忠贤再厉害，也逃不脱自然规律，简单点说，这个叫做命运，命运懂不？不懂！那算了，反正现在就要告诉你，这人该死了，顺便带了个大明朝为他陪葬。

熹宗在位七年，膝下无子。长子流掉了，次子一岁夭折，接下来的第三个儿子也在八个月的时候也夭折了（听说客氏“功劳”不小）。在张皇后的游说下，熹宗终于决定兄终弟及，传位给唯一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二十三岁的一代天才木匠，赛过鲁班的昏君明熹宗去世。同年八月，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

魏忠贤不喜欢这个新皇帝，但是他无可奈何。他很想控制这个皇帝，但这个皇帝可不是木匠天才政治弱智。思宗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他知道，得先让自己活着，然后再一步一步解决。他的策略，就是装傻和观察。

魏忠贤先进献国色四人附带“迷魂香”一粒，想让思宗变成有爱好的皇帝，可是思宗根本不吃这一套。此计不灵，魏忠贤又想出了一招——请辞，反正权力在我手里，再造个假旨把自己招回来就是了。出乎意料的是，思宗使劲挽留魏忠贤，坚决表态，魏公公是对我最重要的，不能走。与此同时，思宗做了另外一件事：把客氏赶出皇宫。需要你要喂奶的人都没有了，留在这里也没有用了，我对你的奶没兴趣。这算是打个巴掌给个甜枣的策略，可魏忠贤完全没当回事儿，他觉得自己稳坐权力的头把交椅，客氏出去就出去吧，现在他已经不在乎这个女人了，回家给我洗洗衣服吧。

可客氏离开皇宫后，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了。

其实这两个月，思宗一直在给九千九打太极。事实告诉我们，有文化是很重要的，魏公公虽然工于心计，却少了一点知识和文人的敏感，而下面那些读过书的人就不一样了。看见皇帝这个态度，他们大致猜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于是魏忠贤被各种弹劾各种撇清关系。思宗的态度是——没有态度！闹哪样？不晓得就往下看。

这段时间，魏忠贤是明升暗降，但是周围那些有文化，能批折子的都被皇帝一一搞下去了。这里再多一句嘴，有文化很重要的，能看懂文人路数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多读点书，多识几个字是很重要的。

十一月，思宗终于下手了。阉党的文官团体首脑被拉下台，魏忠贤被免职，发配去凤阳守陵。九千九很识时务地准备走了，不过因为京城的家宅里东西实在太多，光打包就用了六天，走的时候除了家丁仆人，还有一千人的私人护卫队。

这不是找死嘛！

果不其然，走出几十里地的魏公公一行人在某个旅店休息时接到京城密报“皇帝来拿你了”。哎！九千九这辈子虽然连一百岁都没有活到，但是人生的荣华富贵都享用尽了。这个夜晚是很奇特的，既然说不清楚那就别说清楚了，玄乎点儿挺好，不过结局是铁的事实，那就是魏忠贤死了，而且就在五更，自缢而死。

后续的故事很简单，思宗把那些想要撇清关系的奏章作者，一个没落，该杀的杀了该流放的流放了，这一弄就是两百来号人。九千九自杀也不可能清净，他和客氏是一级政治犯，魏公公愣是被皇帝从坟里挖出来凌迟才算完事。

明朝这个大太监可以和唐朝高力士齐名，不过是第一恶名。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清·安德海：恃功骄横赴黄泉

公元1644年，由李自成率领的大顺政权的军队攻占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自尽于景山，具有276年历史的明王朝就此埋没在文人们的故纸堆里。同年，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旧将吴三桂将厚重的铁门徐徐打开，任由后金铁骑明亮的铠甲在令人窒息的阳光下模糊了苍劲有力的“天下第一关”。训练有素的野战军在起义的农民们面前依然是神一般的存在。在多尔衮荡平大顺政权后不久，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虔诚地走上天坛，宣告了新王朝的诞生。

清朝的后宫中依然有嫔妃佳丽的争风吃醋，依然有九王夺嫡的血雨腥风，可就是没有只手遮天的宦官跑到前台。前朝宦官擅权，其祸之烈已在女真人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清世祖顺治皇帝死后，遗诏里给自己定了十四条罪责，其中的第十一条是重用宦官。而所谓的“重用”不过是设立了宦官十三衙门。年幼的清圣祖康熙皇帝即位后，立马撤销了十三衙门，将宦官交由内务府统一管理。宦官擅权的萌芽被生生按回了泥土里，这一按就是二百多年，直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大权。没有父兄的慈禧无人可以依靠，便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盟友。已经被压抑两个世纪的宦官看到如此好机会又怎能错过？在母后的卵翼下，这株萌芽终于得以茁壮成长，让安德海、李莲英等人走上了历史舞台。

安德海，来自清代盛产宦官的直隶省南皮县。在清文宗咸丰年间净身入宫。按清朝的规矩，小宦官进宫后要先找个师傅，跟着师傅在宫中历练。初来乍到的安德海也不知道跟着谁好啊，想来想去，最后挑了个慈眉善目的大爷做师傅。这人看着面善，跟着他兴许能少挨点儿打，惴惴不安的安德海心想。

这位慈眉善目的大爷叫刘多生，是文宗的宠嫔叶赫那拉氏寝宫的首领太监，他的徒弟安德海自然也在那拉氏的寝宫中伺候着。安德海虽然小小年纪就净身入宫，斗大的字都识不得一筐的他却深知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当时的宦官里还是正经有些文化人儿的，安德海便找机会接近他们，给他们捏腰捶腿大献殷勤只求学习文化，颇有点儿我要读书的气势。老宦官们看着这孩子聪明伶俐讨人喜欢，也乐得和他显摆显摆解解闷。要说这安德海也真是不简单，就利用自个儿不多的业余时间跟着老宦官们一来二去，愣是把《论语》，《孟子》都看了几遍，还能够讲得头头是道。听听小子的天花乱坠，再看看自己的信口雌黄，老宦官们哀叹一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古话是一点儿错都没有啊！

崭露头角的安德海可没有逃过一个人的法眼，就是他正宗的主子懿嫔。眼皮底下这么一把处事的好手，她怎能放过？懿嫔不是个简单的女人，她的目的不仅仅是向皇帝邀宠这么简单，吕雉、武则天的传记她可都看过个十遍八遍的。懿嫔想通过安德海这个位高权重的宦官去了解文宗的一举一动，所以对安德海视为心腹。而安德海在宫中无依无靠，对于主子的赏识与器重自然感恩戴德。知恩图报的安德海便为懿嫔在宫中奔走，成为懿嫔的得力干将。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懿嫔剩下皇子载淳。母以子贵，那拉氏由懿嫔进为懿妃，次年又晋升为懿贵妃，深受文宗宠爱。此时安德海在文宗和懿贵妃之间左右逢源，成为宫中炙手可热的宦官。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天津，北京岌岌可危。文宗慌忙携带皇后和懿嫔等宫眷一百余人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并命其弟恭亲王奕䜣留守京城，与侵华的英法联军谈判。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文宗病死在承德行宫。去世之前他也没忘记对身后事做一番安排：皇长子载醇继承皇帝位，是为清穆宗；封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弼幼主，主持政务；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

文宗的这些布置可谓用心良苦。相处多年，他深知懿贵妃对权力的渴求。年幼的儿子不能听政，大权肯定会落入懿贵妃手中。因此他托孤顾命八大臣，希望以他们来打压懿贵妃篡权的尝试。当然，这些大臣大权在握，能不能保持对皇室的忠诚还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两宫皇太后手中的御印就成为对他们的牵制。这种关系类似如今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文宗力图以此达到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制衡。

此时的懿贵妃已经升格成了西宫太后，文宗的病故让她内心的权力欲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这样的她又怎能容忍顾命八大臣骑在她头上？何况安德海已经得知确切消息，文宗给八大臣的手谕中分明写着“如那拉氏弄权，可除之”，这是悬在她西太后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啊！下定决心剪除八大臣的西太后，首先拉来了东宫太后，文宗的皇后钮钴禄氏作为盟友。东太后是个老实人，被西太后一顿大话拍得没了主意，就一切全由妹妹定夺了。但宫中的区区两个太后是无法同手握重权的顾命八大臣对抗的，想要抢班夺权的慈禧还需要一个实权人物作为帮手。这个人，西太后心中早已有了数，他就是恭亲王奕䜣。

此时，恭亲王正在北京主持与英法联军求和事宜。而载垣、肃顺等人在热河料理文宗丧事，对两宫太后及其身边人等防范甚严。怎么和恭亲王接头呢？这事儿让西太后皱了眉头。正巧这时安德海进来献茶，看到西太后脸上苦逼的表情，结合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式，细心的安德海把西太后的心思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把茶盘放下，安德海笑嘻嘻地问了一句：“太后，您愁什么呢？”

西太后不紧不慢地端起茶碗，取下碗盖，吹开漂浮的茶叶末子，啜了一口，才低声对安德海说：“你觉得恭亲王和载垣、端华他们斗，谁的胜算大呢？”

安德海连忙赔了个笑脸：“谁的胜算大，还不是太后您一句话的事儿嘛！”

西太后脸上依然是那副苦逼的表情：“可惜恭亲王远在天边啊……”

话说到这里，即使是个傻子也该明白了，何况安德海这么个机灵人。略一思忖，安德海对慈禧说：“太后，奴才倒有个主意。”说罢附在慈禧身边耳语了几句。

西太后听罢，脸上豁然开朗，但瞬间又布上一层阴云：“小安子，这主意好是好，只是……苦了你啦……”

安德海慌忙伏地叩头：“奴才为太后效命，万死不辞！”

第二天，热河行宫传出消息，御前宦官安德海私下议论朝政，还说了辅政大臣肃顺不少坏话。此事被西太后得知，赏了安德海五十棍子，责令其回京思过。这事儿很快也进了肃顺的耳朵。此时的肃顺忙得不亦乐乎，好家伙，皇帝一蹬腿儿走了，留下这么一大片烂摊子让我们拾掇，这不坑爹呢吗！焦头烂额的他已经没心思管宫里的宦官挨顿胖揍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了，即使这个宦官是安德海，他也没想着去琢磨琢磨。回京思过？去吧。谁让你说我坏话，活该！

趁着肃顺没留神的机会，安德海抓紧时间跑出了热河行宫，拽过来一匹快马就向北京方向狂奔而去。他明白机不可失，要是肃顺等人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他安德海的小命儿就保不住了。越想越着急的安德海只恨爹妈没给自己生出一双翅膀，飞起来可比这骑马跑得快多了，而且……也不硌屁股嘛，那五十棍子可是如假包换的真打啊！

星夜兼程的安德海一路跑到北京，找到恭亲王，把在热河行宫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大臣的职位安排，一股脑全部告诉了恭亲王。恭亲王得知西太后要和他联合发动政变，推翻顾命八大臣的计划后，就在北京就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安排好了北京的情况，奕䜣于十月以奔丧之名赶到热河。在文宗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并密谋许久。离开热河后，奕䜣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同时西太后解除了载垣的禁卫军兵权。十一月一日，西太后一行在胜保派亲兵接应下抵京，当天即与奕䜣会面秘商。次日黎明，载垣、端华刚踏入宫门，就被事先埋伏两旁的侍卫一一逮捕。肃顺扶柩到达密云时，在行馆被捕拿。三日，西太后任命奕訢为议政王，桂良、文祥等人任军机大臣，组成新的军机处。七日，清廷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并宣布载垣等三人大逆不道等罪状，当即赐载垣、端华自缢，将肃顺斩首，景寿等五人分别罢黜或遣戍。八日，那拉氏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罪状。十一日，载淳正式登基，西太后听政。这就是历史上的“辛酉政变”。

成功夺权的西太后没有忘记献苦肉计的安德海的大功，将他提拔为总管太监。西太后的宠信和宠爱使安德海忘记了朝廷祖制，慢慢干预政事。他也开始笼络朝士，使奔走他门路的人“势焰骎骎”。慈禧对他的所为起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也就完全不管了，甚至对安德海言听计从，安德海简直成了慈禧的谋士！

安德海虽然权势日盛，却不敢对西太后有半点不敬。他明白，他今天的一切都是西太后给的，西太后想拿回去也是易如反掌。为了讨西太后欢心，安德海可谓挖空心思。西太后一生好戏，安德海特地在她一年之中大约有五个月的时光逗留的西苑，建造了一座精巧绝伦的大戏楼以供看戏；并专门召集了一班一流梨园子弟，排演戏剧，供西太后享乐。高兴的时候西太后还时不时地穿上戏衣，上台走几圈，哼几句，真正是不亦乐乎，忧烦全忘，乐不可支。每当这个时候，安德海常笑容满面地进言：太后像月宫里的嫦娥，真正是仙人儿啊！一句话就让西太后眉开眼笑。

西太后垂帘听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依然被恭亲王所掌握，曾经共同推翻顾命大臣的盟友在新的政治体系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在恭亲王和西太后的冲突之中，安德海又帮了西太后的大忙。他给西太后出主意，说给恭亲王升官，但是这个升的官要明升暗降，让他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少。西太后一听，此计甚妙！便依了安德海的计策逐步削减恭亲王的权力，最终找了个借口，将恭亲王免职。借安德海之计，西太后扫清了专权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

身为西太后面前的红人，安德海渐渐肆无忌惮起来。气焰嚣张的他不仅引起了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朝臣的不满，就连穆宗皇帝也对他恨之入骨。一次，穆宗把做好的泥人一刀砍去了脑袋。身旁的太监见他砍去了泥人的脑袋，便问：“皇上这是何意呀？”穆宗毫不掩饰又愤愤不平地说道：“朕在杀小安子！”说着仍是余怒未消。

不知道是不是应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那句话，安德海的大限终于来了。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不可一世的安德海觉得在北京呆烦了，想出去散散心，于是借口置办龙衣，在慈禧太后的许可下，大摇大摆地出京了。清廷对于太监的管理和约束十分严厉。清顺治皇帝入关以后，宫内设立太监，但立下了严格的规矩，特地在后宫正宫之乾清宫后面的交泰殿内，立下铁牌，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宦官私自出京者，杀无赦。安德海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他仗着自己有西太后的面子，根本没把这条规矩放在眼里。

安德海这趟公款旅游，可说是极尽奢华。当他来到山东境内的时候，就受到了山东巡抚丁宝祯的密切关注。接到地方官汇报的丁宝桢发现安德海虽然打着奉旨钦差的名号，但实际上并没有皇帝圣旨，属于私自出京，这一条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于是丁宝桢一面密切关注安德海的一举一动，一面将安德海的种种劣行写成奏折，四百里加急飞报朝廷。

丁宝桢的奏折没有送到西太后那里，他知道西太后一定会保安德海，而是送到恭亲王手中。恭亲王看到奏折大喜过望：终于找到了让这个权阉伏法的机会了。于是恭亲王专门找了一个西太后生病的当口，在军机处拟好了一份圣旨，让穆宗在圣旨上盖上了玉玺并以特快专递的速度送回山东。穆宗平时对安德海也讨厌的不得了，此时自然积极配合。丁宝祯接到了恭亲王的圣旨，打开一看就乐了，嘿嘿，你安德海走不出山东了。

圣旨上是怎么写的呢？恭亲王以皇帝的名义写道，安姓太监安德海．以采办龙衣的名义擅自出京，着地方的政府查实证据，如果证据确凿，无需等待北京的批复，即行就地正法。丁宝祯拿到圣旨以后，马上命令手下的总兵，无论是安德海走到哪里，迅速把他给我捉来。总兵得令后，立即派人将安德海的两艘大船全部强行靠岸，把安德海和船上的其他人全部逮捕并押往巡抚衙门。

安德海到了巡抚衙门，依然飞扬跋扈。他撇着嘴看了看丁宝桢，不屑地问道：“丁大人难道不认识安某吗？区区一个巡抚就敢锁我，胆子可不小！”

丁宝桢冷笑一声：“安公公说笑了。没有圣上的旨意，我怎敢锁安公公呢？”

安德海一听不对，有点儿没底气了：“姓丁的，你可别拿话将我！你说有圣旨，拿出来呀！拿不出来，我可要告你矫诏之罪！”

丁宝桢没有答话，从袖筒中掏出圣旨，朗声读了一遍。再看安德海早已面如死灰。丁宝桢也不多说，喝令刀斧手将安德海推出斩首，一代权阉便命丧泉城。

安德海死时，年仅二十五岁。在他短暂的人生里，品尝过自戕的痛苦，也享受了荣华的滋味。在年少轻狂的年龄里，安德海却因自己的张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是可憎的，借西太后之威骄横跋扈；他也是可怜的，终其一生不过是权力斗争中的一颗棋子；他是不幸的，弱冠年华便走上黄泉之路；他也是幸运的，不必在清末的风雨飘摇中沉浮挣扎。

清·李莲英：不事张扬奉西宫

安德海在济南被丁宝桢斩杀，促成了清宫中另一个宦官的崛起。相比于安德海，他的权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比安德海更懂得处世之道。他虽然一样深得西太后的欢心，却锋芒不露，左右逢源，在宫中度过五十一个春秋后终于全身而退。他就是李莲英。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直隶河间府的一户买卖人家里，传出了哇哇的哭声，这家人家的第二个儿子诞生了。当爹的看着手里这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笑得合不拢嘴。不多工夫，他就给孩子起了个吉祥的名字：李进喜。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名字起成“李进宫”会更有预见性。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李进喜的父亲为了儿子日后的飞黄腾达，将他送到当时北京有名的“净身处”毕五家做了个外科手术。由于李进喜的爷爷和时任文宗御前太监的宦官安德海有点儿交情，他便用二十两银子做了个人情，请安德海多多关照自己的孙子。不久之后，年仅九岁的李进喜从郑亲王端华的府里送入皇宫。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了一段时间差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李进喜被调到长春宫伺候西太后，后来被西太后赐名李莲英。

李莲英刚一入宫，正值大宦官安德海当道。年纪虽小的李莲英心眼儿可不缺，初入皇宫的他看着安德海威风八面的样子，立志要像安德海一样，做个宦官中的战斗机。李莲英入宫不久就学会了察颜观色的本事，调到西太后身边后更是善于逢迎揣测西太后的心意。李莲英性格诙谐，能说会道，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讲出来的笑话玲珑婉转，一点儿不低俗，颇招人喜欢。西太后没事的时候，经常让李莲英说几个笑话来给大家解解闷，而李莲英一张嘴就能把大伙儿逗乐，即使是说一些街面上讽刺官府的政治笑话，他也能说得委婉诙谐，让人听不出有一丝酸味儿。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在西太后面前红得发紫的总管太监安德海因“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被山东巡抚丁宝桢砍头。安德海一死，李莲英就开始日渐走红。虽然是西太后跟前言听计从的大红人，可安德海的张狂遭戮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这让李莲英在宫中颇为低调，不事张扬。遇事谨小慎微的李莲英，对于一般妃嫔有了过错，惹太后不高兴，他总是尽量替人美言遮盖，曲意回护，所以在太后左右人人对他都有好感。

李莲英作为宫中的总管，对本职工作颇为精明，业务能力可谓可圈可点。宫中物品的陈设位置和礼仪程序，李莲英无不烂熟于心，宫里的太监遇到事情往往都要向他请教。宫中要办喜庆大事的时候，都由李莲英统筹安排调拨，每次的活儿做得也都让人竖大拇指。李莲英雷厉风行的作风与高效的行政能力甚至让王爷公卿们都有所侧目，其他王公大臣家有什么喜事，特别是西太后要亲自驾到的场合，往往都要请李莲英先来把礼仪和布置打个样儿，以讨西太后的喜欢。

狡黠善弄的李莲英后来宠信日专，虽然对人仍旧谦恭有礼，可不知不觉中也会露出他悖谬倨傲的气焰。恭亲王奕䜣新得一枚祖母绿扳指，整天戴在手上把玩。偏偏有一天被李莲英瞧见，就要王爷赏给他见识见识，王爷告诉他，等我玩够了再赏你玩。谁知过了没几天，西太后召见恭亲王，看见恭亲王手上戴着一汪水般的祖母绿扳指，要恭亲王摘下来瞧瞧。恭亲王也没在意，顺手就递了过去。可西太后一面把玩一面夸好，颇有爱不释手的样子。恭亲王一看扳指既然归赵无望，只好故作大方献了出去。这天，恭亲王在军机处等候朝参时，李莲英特地来到军机处，走出屋门后一挑大拇指，媚笑道：“王爷见多识广，请您鉴赏鉴赏昨天奴才新买的这只翎子？”恭亲王一看，顿时暴跳如雷。原来，自己的爱物祖母绿扳指赫然戴在李莲英拇指之上！堂堂恭亲王在洋人面前都没吃过这种亏，今日却栽在李莲英这个区区宦官手里。虽然气得浑身直突突，恭亲王却拿眼前这个猖狂的太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二十六岁的李莲英任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进宫服役三十年才有资格担任，而李莲英此时进宫刚满十七年。随着西太后逐渐将大权独揽，李莲英的声望地位也变得显赫起来。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三十一岁的他已经可以和敬事房大总管（清宫太监总头目）平起平坐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十六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这是太监中从未有过的。清世宗雍正皇帝规定太监品级以四品为限，西太后却为李莲英突破了祖上传下来的规矩，给了他破纪录的荣誉。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称北洋海军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奏请朝廷派大臣检阅。慈禧就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前去巡阅。清德宗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是一个城府极深并且小心谨慎的人，他主动要求派李莲英随行以表示自己没有二心。

西太后也想趁着这个机会让李莲英出去见见世面，风光一下，于是任命醇亲王为朝廷的正使、李莲英为副使去视察北洋海军。宦官作为朝廷钦差大臣外出视察，这要是换成唐朝明朝可一点儿不奇怪，但在清朝历史上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啊。

要是换了安德海，那尾巴肯定翘到天上去了，但李莲英可是另一番风格。规规矩矩地跟着醇亲王出发后，一路上李莲英丝毫没有钦差大臣的架子，而是一直跟在醇亲王的后面好生伺候，不知道的还以为李莲英是西太后专门派来伺候醇亲王的。就连晚上醇亲王洗脚，都是李莲英亲自给打热水，这可给醇亲王吓得够呛，自己这待遇都赶上老佛爷了啊！可李莲英却一点儿不觉着掉价，他说自己以前没机会伺候王爷，这次一定要尽点孝心，把个醇亲王感动得连连拱手，回去后也没少在西太后的面前说小李子的好话。

醇亲王离京后，每次接见文武官员，都让李莲英作陪。他的本意是避免揽权嫌疑，李莲英可以作证。检阅的时候，按理说李莲英也是检阅的领导之一，但他却刻意和醇亲王、李鸿章保持距离。他拿着醇亲王的大烟袋，退后半步，低眉敛目，活脱脱一个醇亲王的跟班儿。在这趟出差的路上，李莲英也是深居简出，不随意结交地方大员，那些准备好了贵重礼品想要讨好李莲英的人根本就进不了门。李莲英在这次公务中的表现可是给慈禧太后挣了面子，也堵住了一些大臣们的嘴。西太后对李莲英的评价都浓缩在这一句话里：“总算我没白疼他”。

因为西太后对自己宠信日坚，李莲英有时也就故态复萌，目中无人起来。光绪二十年适逢西太后六十大寿，光绪率同文武官员准备对祝寿典礼进行一次彩排。彩排之日，文武百官衣帽整齐地按时齐集仁寿宫，等候督总管李莲英驾到主持这次演习。可是这李公公坐等不来，右等还不来。直到午后，李大总管才姗姗来迟。此时的王公大臣们足足等了三个时辰，一个个已是饥肠辘辘。李莲英却像个没事儿人一样，哼哼哈哈地打过招呼后就大模大样地坐在总指挥的座位上发号施令了。这件事在朝臣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光绪恪于群臣满怀激愤，传旨把李莲英廷杖四十。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西太后带着德宗和百官仓皇出逃，直到第二年签订《辛丑条约》后才返回北京。在这一行人到达保定的时候，保定的地方官仓皇接驾。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急昏了头，在下榻之处的安排上，西太后的卧室铺陈华美，供给周备，热水地暖，电灯电话；李莲英李总管的寝室虽然寒碜了点儿，却也有被有褥，足以睡个安稳觉；可德宗皇帝光绪就惨了：除了个土炕嘛也没有，当朝天子竟然守着个空铺！夜静更深之际，德宗只能对着油灯枯坐，只希望早点儿挨到天明。

正巧李莲英伺候西太后睡下后前来探望，看到冻得瑟瑟发抖的德宗对着油灯运气，不禁惊讶地问道：“主子您怎么还不睡啊？”

德宗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答道：“你看看这屋里，让我怎么睡啊！”

李莲英这才举目观看屋里，这不看还则罢了，一看不禁悲从中来。这数九寒天的隆冬季节，皇上的屋子里竟然连被子都没有，这皇上做得也忒惨了点儿啊！德宗虽然在政治上一直被西太后压制，可平时在宫中也是养尊处优，何时受过这种委屈？想想西太后奢华的房间，再看看德宗这窘迫的处境，李莲英于心不忍啊！

想到此处，李莲英双膝跪倒，抱着光绪的腿痛哭道：“奴才们真是罪该万死！”说罢立刻便跑回自己的房间，把被褥抱过来说：“今夜已深，不能再传他们，这是他们为奴才所设被褥，请主子将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也没有办法了。”说着已经是泣不成声。

德宗看到此情此景，也感动了一番。皇上做得窝囊，连地方官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有情有义的却是自己平时最看不起的李莲英。回想在北京的岁月，自己经常被慈禧太后为难，可李莲英也没有落井下石，时不时还会给些照顾。相比其他趋炎附势的太监们来说，李莲英还真的是个厚道人。回到北京后，德宗还经常念叨这事：“如果没有李俺答，我恐怕都活不到今日啊。”（俺答在满语的意思为师傅）。

李莲英在宫中这么多年，虽然不像安德海一般干预政事，但在金钱方面他可颇为上心。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李莲英满四十岁，西太后亲自送礼给李莲英贺寿。太后都已经出手了，别人也不能不表示啊？于是上至德宗皇上，下至宦官同行，都为李莲英准备了丰厚的礼物，这一炮李莲英收的礼就“以千万计”。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按察使张荫恒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归来，给德宗和太后都带了礼物，可偏偏就忘了李公公！这一忘不要紧，李莲英在西太后面前嘴唇一动，就把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张侍郎发配到了新疆。即使在光绪二十六年的出逃中，李莲英也不忘敛财。到山西后，西太后的排场越来越大，一切费用都要地方承担，太监们则趁机勒索钱财。孝敬首领太监需要几两或十几两银子，但总管太监李莲英可没那么好打发，没有个一百两左右是绝对不行的。除此之外，李莲英还盯上了朝廷中来钱的肥缺。江宁织造是内务府设在南京的机构，负责办理绸缎服装并采买各种御用物品。江宁织造每次织办服装衣料时，都要向宫中太监请示并领回画样，按图制作，这便是李莲英索取钱财的机会。江宁织造驻京人员在与江宁织造的信函中提到，李莲英借他们拿图样勒索白银一百二十两，要是别人还能用好言好语去磨，惟有这位李总管不好对付。可见李莲英的“敛财有方”。李莲英给自己的四个养子分别捐了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的三品郎中，一共花了一万两白银，以他做宦官的俸禄是断然掏不出这笔钱的。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爆发，并以德宗支持的维新派的失败而告终。在这次政治运动中，李莲英出言谨慎，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慈禧一边，慈禧从此在感情上对他有些疏远。西逃回到北京后，李莲英认为自己这一辈子侍候皇家还是尽职尽责的，可以考虑退休了。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西太后病故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办理完慈禧的丧事，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离开生活了五十一年的皇宫。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为感谢他在宫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薪每月六十两白银退休。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一代名宦李莲英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平静地死去，享年六十四岁。

李莲英虽受慈禧恩宠，却始终未能离开西太后，当上敬事房大总管。是西太后不愿、李莲英自己不愿还是有人从中作梗，就不得而知了。西太后与李莲英几十年形成的感情非同一般，她在政治上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心狠手辣的独裁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脆弱、害怕孤独的女人。几十年来，西太后身边的奴婢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善解人意的除了安德海就只有李莲英了。根据晚清其他宦官的回忆，西太后与李莲英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能化解西太后的烦恼并最会服侍她的只有李莲英。高处不胜寒的西太后也许只有在李莲英面前，才能找回些许做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身为李莲英，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感觉，同时也不敢对落魄的皇上德宗有所怠慢，在连接宫廷两极的易断的钢丝上如履薄冰。因为他明白，伴君如伴虎这句话，从来都不是说着玩儿的。

清·寇连材：位卑未敢忘忧国

钱穆先生根据他多年治中国史的心得，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有过这样的结论：“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

证之以史实，则钱穆的这个观点大抵是不错的。以衰乱之世的晚清为例，在这个沧海横流、被李鸿章等形容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中涌现出的对于后代历史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明显比道光朝以前要“多且强”。

庙堂和江湖之上的诸多闻人暂且不论。即使是这个时期身居宫中的宦官们，竟然也能随手举出几个有名的来。其中的李莲英、安德海甚至小德张之辈，都已被小说戏剧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有的虽然名噪一时，终被尘封在历史的卷宗里无人问津，比如那个晚清时期宦官群里的异类，堪称现今“愤青”鼻祖的寇连材。

这个宦官本名叫寇成元，进宫以后被赐名为“连材”。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寇连材出生于直隶昌平州的一个小康家庭。他的父亲叫寇士通，是个典型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粗通文墨的寇世通秉性豪爽仗义，遇事好打抱不平，看到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回家也要念叨念叨。在父亲的影响下，寇连材渐渐长大。爱看书的寇连材凭着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的底子，不仅读了经史子集中的不少东西，还通过在城里做事的亲友借阅了当时流传在城里人手里的书报看个新鲜。

那年头时兴早婚，寇连材十五岁时与邻村的张家姑娘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三代其乐融融。可老天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二十三岁时，寇连材的父亲因为招惹了仇人被诬通匪，几乎被罚了个倾家荡产。老寇头一气之下，卧病不起，不久便含恨而死。生活越来越窘迫的寇连材只好横下一条心，自宫了，想找个机会到皇宫里改善生活。

寇连材的阉伤好后，就了去北京地安门外五斗钱庄，这个钱庄的东家姓王，他有一个哥哥在宫里当宦官，寇连材希望能通过这条门路入宫为宦。果不出他所料，有一次王宦官来到钱庄看弟弟，见寇连材仪表堂堂，谈吐文雅，就有几分喜爱，又当面叫寇连材写几个字，练一趟拳，看了后越发赞叹不已，连声说：“有出息，有出息！”随后叫寇连材把姓名、年龄、来路写清楚，交给他带进宫去。寇连材当即就行大礼，拜这个宦官为师父。

其实按照宫里的惯例，新宦官进宫后要在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选中以后，才准拜师。皇宫中等级森严，规矩大，礼法多，需要师父的指教和关照。当师父的都是地位较高的太监，要是徒弟有出息，师父脸上也光彩，还能得到徒弟的孝敬，因此老宦官们都盼着拣到几个好苗子来继承自己的衣钵。当下，王宦官认为寇连材准能出人头地，这么个徒弟肯定是百里挑一，于是就打破惯例，在宫外收徒了。

要说这老王宦官眼睛可够毒的。虽然主子们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但宦官在宫中的生活完全可用暗无天日来形容。在这样的一个勾心斗角、不见天日的风暴眼里要平安生活下去都是个问题，更遑论讨得主子的欢心而出人头地了。寇连材甫一入宫，便被安排在西太后的梳头房里打杂。时间一长，西太后就注意到了这个新人。寇连材的聪明能干与精细谨慎，深得西太后的喜爱与信任。久而久之，寇连材就被西太后视为心腹，还戴上了首领太监才能享受的七品顶戴。您别看寇连材入宫晚，资历浅，却很快适应了皇宫里的生活方式，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也没辜负师父的栽培。

寇连材入宫时，清德宗光绪皇帝已经在位十几年了。当年四岁的黄毛稚子已经长成了眉清目秀的弱冠男儿。眼见西太后把持朝政，百姓民不聊生的惨象，身怀一腔爱民之心与强国之志的德宗却只能做一个局外人。不甘于做一傀儡的德宗在朝廷中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力图和西太后扳一扳手腕。而政治嗅觉敏锐的西太后又怎能察觉不到？她将自己颇为倚重的寇连材派去服侍德宗。当然大家都明白，表面说是服侍，实际就是去监视。

可寇连材不同于安德海、李莲英之流，唯西太后马首是瞻。虽不能说饱读诗书，但寇连材进宫前也算半个文化人，尤其是接触了不少先进的思想，对维新、民主等敏感话题也有自己的见解。本就对西太后的施政有点儿想法的寇连材和德宗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不禁被德宗勤政为民、忧国忧民的言行所感动，对德宗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也开始同情德宗的不幸处境，有了支持德宗希望维新变法、图强求富、救民于水火的想法。此刻的寇连材可说是反戈一击，不仅没有把德宗的言行密报西太后，反而常将西太后的人事安排告诉德宗。不久后，寇连材就赢得了德宗的信任，冒着生命危险承担起了德宗与朝臣之间穿针引线、传书递筒的特殊使命。寇连材每每提到德宗都肃然起敬，表达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朝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热土上，号称勇武的淮军在明晃晃的太阳旗下节节败退；鸭绿江与黄海翻滚的浊浪里，北洋水师的坚船利炮却只升腾起无奈的硝烟。次年，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正式宣告了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

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可谓影响深远，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段最好的时代戛然而止。在短短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败给了一向不入法眼的东洋倭寇！这对清王朝上至庙堂下到江湖的刺激都十分巨大。虽然此前清王朝在英国、法国、沙俄那里吃了不少的亏，割地赔款，委曲求全，威风扫地，但那总归是非我族类的西方人，在亚洲这一亩三分地里，清廷自以为还是响当当的老大，是领袖亚洲当仁不让的盟主。可是，这个神话竟然被蕞尔几岛的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地打破。战败后的清王朝虽有李鸿章折冲调和，无奈弱国无外交，列强信誓旦旦之后还是更愿意站在边上看热闹……

甲午战争后，本来按部就班进行中的洋务运动被推到崩溃边缘，一股声势浩大的激进主义潮流席卷中国。寇连材事件亦可算作甲午战败之后激进主义潮流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宫的红墙中暗流涌动。德宗皇帝已经用自己有限的权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救亡图存的变法；西太后则凭借根深蒂固的势力网不遗余力地给德宗的新政拆台，并做好了在必要的时刻举起武器的准备。

虽然身为宦官，连匹夫都算不上，但寇连材的一腔热血告诉人们他依然是个男儿。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二月的一天早上，寇连材专程从德宗那里跑来找西太后。当时西太后还没有起床，垂帐而卧，寇连材流涕长跪于榻前。西太后一看，觉得相当扫兴，一大早起来自己的心腹就跑过来哭鼻子，这小孩儿也不是这个性格啊。于是揭开帐幔叱问道：“你有什么事啊？”

寇连材哭着说：“国家危难到了这个地步，老佛爷即便不为国家社稷着想，也要为自己的后日着想，怎么能只图眼前快乐，不怕发生变故吗？”

西太后一听，真火了。我做的千错万错也轮不到你这个伺候我的下人来给我上课啊！盛怒之下的西太后真想给寇连材一顿胖揍。但缓缓心神想了想，这小孩儿说的话糙理不糙，肯定是不知道从哪个大臣嘴里听到什么话，自己添油加醋，想表现表现吧。想到这里，西太后就手下留情，一通臭骂，把寇连材轰了出去。

寇连材见太后不听其谏言，遂抱定拼死上书的决心。他先请了五天的假，出宫与家人诀别，并把他在宫中的一本日记带了出来交予弟弟保存。身后事安排妥当后，寇连材返回宫中，把自己的积蓄分给小太监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公元1896年3月18日），寇连材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公然违背“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给西太后呈上了一道针砭时弊的奏折。

那么，这个粗通文墨的寇太监递上的折子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关于这点，此后的一些笔记野史的许多所谓“成说”，多半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已。比如说寇连材在折子里要求西太后归政于德宗，革掉李鸿章的职权等等。其实，这些内容虽然听起来铿锵有力，但都是后世作者们的臆想，在折子里并没有出现过。

这道奏折在《甲午战争有关奏折史料》中有记载，题目叫《太监寇连材死谏折》。这个折子有十条不假，但是具体内容根本没有传言所描述的那样激烈，反倒是有不少想当然的成分。整篇文法不通，思想迂腐，其水准超不出当时百姓的街谈巷议，可谓荒诞不经。在奏折中，寇连材反对修铁路，用轮船，使洋药治病，主张一律禁绝。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寇连材竟然认为洋枪打硬不打软，故而建议清兵应该用“软牛皮”做甲胄来抵挡洋人的子弹。

看到这份死谏折，西太后真是哭笑不得。虽然在官场风云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但这种充满说书艺人元素的喜感奏折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可本该一笑置之，将这个错字连篇的奏折扔进垃圾桶的西太后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想想自己身边的红人安德海和李莲英，虽然可说位高权重却根本不敢干预政事，即使在她的授意下有所行动也都不敢摆上台面。既如此，是谁给了寇连材这个奴才胆子，公然违背“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呢？西太后的直觉是：这很可能是一个政治阴谋。寇连材不过是一个在前台表演的小丑，其背后注定潜藏着一股更为复杂的政治势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问题的性质可就严重了……

于是，急火攻心的西太后马上亲自审问寇连材。起初，西太后的着力点就是想审出隐藏在寇连材背后的主使者来。但随着事情的进展，西太后渐渐觉得一拳头打在棉花上：一来这个寇连材咬紧牙关，死不承认背后有人指使，坦承上奏折这件事是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二来这个折子错字连篇，内容虽然不伦不类却笑点不断，明显不是出自政治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最令西太后惊讶的是寇连材能一字不落地背出奏折的内容，为了这篇死谏折可谓是用心良苦。

如果寇连材的鲁莽行为仅仅被认定为他自己心血来潮的冲动产物，慈禧也许会手下留情，毕竟寇太监是为自己服务了多年的身边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恰在此时，慈禧最信任的太监李莲英偷偷向慈禧透露了一个直接导致寇连材被杀的背景事件：寇连材和那个被光绪皇帝极力提携的侍读学士文廷式关系非同一般。文廷式当时是德宗的两个妃子——珍妃和瑾妃的师傅。此人依仗皇帝的宠幸，曾经参加联名上书，对太后的奢侈行为提出过激烈的批评。因此对于文廷式的这些言行，西太后早就耿耿于怀，徐图报复。经过李莲英的这一提醒，西太后更愿意相信，虽然寇连材的这个折子不一定是文廷式直接策划的，但很难说其思想没有受到文廷式的影响！于是西太后顿下狠手，立刻将寇连材正式交给刑部，明确指令从速将其正法，以儆效尤。

在他呈上死谏折十多天后，寇连材被押到菜市口开刀问斩，展现出一番令人钦佩的英雄主义气象。就刑之前，寇连材神色淡定。他掸了掸衣服，正了正襟领，望着皇宫的方向连拜了九拜，回头对刽子手说：“如此足以千古了。”说罢毅然就义，享年二十八岁。消息传到宫中，光绪皇帝痛哭流涕，一连几日未进饮食。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云变幻的中国，变革的狂澜已是一浪高过一浪，以不可阻挡之势吞没着它所能吞没的一切。寇连材也是这股浪潮的牺牲品。作为炎黄子孙，他的拳拳赤子心足以令百年之后的我们为之动容，但其肤浅的见地也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从史料看，寇连材其人和戊戌年间的维新派毫无关系，其思想倒是极像后来的义和团，和维新派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在变革狂澜的摧枯拉朽之下，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在亿万道目光的注视下轰然倒塌，但在这亿万道目光未曾触及的角落里，千千万万如寇连材般未能跟上时代脚步的热血志士也被卷进历史的漩涡，无力挣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口气读懂康熙、雍正、乾隆／杨婷婷编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5141-2605-1

Ⅰ．①一…　Ⅱ．①杨…　Ⅲ．①康熙帝（1654～1722）–评传②乾隆帝（1711～1799）–评传③雍正帝（1678～1735）–评传　Ⅳ．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103号

责任编辑：张　力

责任印制：王世伟

一口气读懂康熙、雍正、乾隆

杨婷婷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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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开　17印张　210000字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41-2605-1　定价：35.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前　言
第一篇　万民康宁天下熙盛，千古一帝——康熙
第一章　生于忧患的少年皇帝
“真命天子”，还是大难不死的“幸运儿”

知识链接　备受青睐的洋教士——汤若望

幼年登基，受制顾命大臣；祖母扶持，步履艰难走上亲政之路

知识链接　才貌双全，托起两代江山——孝庄文皇后
智擒鳌拜的历史大戏
知识链接　兴盛一时的满式摔跤——布库

第二章　治国有方，御臣有术
始创“御门听政”

知识链接　威严肃穆的皇家办公礼——听政仪轨
南书房上演的皇权集中制
知识链接　皇帝的秘书——南书房行走
以农为本与轻徭薄赋的惠民政策
知识链接　出自天子之手的新品种——御稻米
治黄河之水患，救子民于危难
知识链接　黄河治水，病死任上——靳辅
收揽人心的“博学宏词科”
知识链接　笼络亡国之士的典籍——《明史》
传说中的“满汉全席”为哪般
知识链接　满汉全席名称的由来

第三章　南征北战，不辱先祖之名
砍掉三十年的历史包袱——三藩

知识链接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与陈圆圆
收复台湾，统一中国
知识链接　郑成功收复台湾
亲征朔漠，无人能及
知识链接　历经三朝的战斗——准噶尔叛乱
坚决抵御沙俄，捍卫领土完整
知识链接　朝代更替的伏笔——古勒寨之战

第四章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乐此不疲的儒学之路

知识链接　儒学思想的创始者——孔子
《康熙字典》诞生记
知识链接　因改编字典而引发的血案
康熙到底有多喜欢狩猎
知识链接　巴林右旗博物馆中的黄马褂
独特养生之道大揭秘
知识链接　因康熙而名震京城的小吃——茯苓饼
康熙真的微服私访过吗
知识链接　历史上的宜妃

第五章　无人能懂的帝王之痛
“克妻”——留不住的皇后们

知识链接　奢华庄重的皇家婚礼
两立两废的太子
知识链接　九子夺嫡
多子多孙不见得就多福气
知识链接　清代宫廷丧葬习俗
悬而难决后继之人
知识链接　康熙之死

第二篇　功过众说纷纭，勤政无人能及——雍正
第一章　“为君难”却偏偏为君
韬光养晦的皇权争夺之路

知识链接　得不到善果的“诸葛亮”——戴铎
初登帝位却为何要手足相残
知识链接　悍妇能妻八福晋
唯一得到信赖的皇十三子
知识链接　被囚禁数年的十三阿哥
年羹尧与隆科多之死

知识链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年羹尧而获罪的官员们

第二章　锐意改革的勤勉帝王
步履维艰的“摊丁入亩”

知识链接　“摊丁入亩”的前身——一条鞭法
改革“火耗”，扭转康熙朝吏治弊端
知识链接　“养廉银”制度的创始者——高成龄
尊重人权，废除贱籍
知识链接　清朝官员朝服等级划分

第三章　政治强人的治国“铁腕”
不遗余力地打击贪污受贿

知识链接　以勤先天下的一代帝王
“密折制”与军机处双管齐下
知识链接　画家出身的军机大臣——蒋廷锡
讲究务实求真的用官之道
知识链接　李卫真的是“小混混”出身吗

第四章　真假难辨的历史谜团
“传位于四阿哥”与“传位十四阿哥”

知识链接　偏袒之心引发的母子恩怨
雍正与“血滴子”
知识链接　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
清宫最大谜案——雍正之死
知识链接　传说中的薄命红颜——竺香玉

第三篇　文武全才帝王鲜有，康乾盛世王朝顶峰——乾隆
第一章　毫无悬念的皇位继承者
身份之谜——满人？汉人

知识链接　同治皇帝的生母是慈禧吗
生前身后众说纷纭的出生地之争
知识链接　雍和宫的前世今生
未“子凭母贵”如何得到雍正青睐
知识链接　最有福气的皇后
“正大光明”背后的美好时代
知识链接　荒唐王爷——弘昼

第二章　文治武功全面开花
宽严相济的驭臣之道

知识链接　乾隆为何要替抗清名将翻案
重农恤商，大力发展经济
知识链接　封建帝王的重农抑商思想从何而来
多次平定边境，维护民族统一
知识链接　西藏缘何得名
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文化大繁荣
知识链接　《四库全书》今何在
历时三朝的万园之园——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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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盛世背后却也危机四伏
六下江南埋下的经济隐患

知识链接　乾隆下江南是否带美女回宫
“议罪银”写下王朝没落伏笔
知识链接　和珅之死
英使来访打碎天朝上国美梦
知识链接　清政府为何要“闭关锁国”

第四章　那些不得不说的皇家逸事
后宫三千，真心所爱只有一人

知识链接　同为皇后，不同命运
一波三折的继承人之选
知识链接　清廷战“痘”记
真实的“官场斗”
知识链接　乾隆君臣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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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681～1796年，中国经历了一个长达110多年的盛世王朝。这个盛世将清朝的统治推向了最高峰，也让大清帝国的三位皇帝永远地刻印在了世代子民的心中。

从古至今，关于他们的事迹总是被人们所津津而道、传诵不止。不论是宫廷小说、穿越文还是影视作品，都将他们一次次地作为题材多加演绎。因为他们总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也留给了世人太多的想象和感慨。

康熙帝8岁登基，在上演了智擒鳌拜的历史大戏之后夺得政权，之后便展示出他文治武功的雄才伟略。他的一生，南征北战，平定了不少叛乱，也推行了诸多有利于民的政策，因此被赞为“千古一帝”。

雍正帝在九王夺嫡险象环生的境遇中赢得了最后的王位继承权，虽留给世人一个冷面无情的印象，但论起勤政却是无人能及。他纲乾独断，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片别样的江山。

乾隆帝依靠正大光明牌匾之后的遗诏，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重农恤商，大推仁政，将清朝推向了一个盛世顶峰。也因晚年的故步自封和狂妄自大而将其统治抛到了谷底。他成为史籍中记录甚多、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传奇帝王。

这些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于这些帝王的剪影。看起来，他们的一生似乎多数时间都被辉煌、灿烂的光芒所笼罩，令人钦羡不已。然而，就像张爱玲所说的一样：生命就像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而这些衣袍的里边却爬满了虱子。这些帝王在享受着大权在握、万人敬仰的荣耀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着这个皇位所带给他们的苦楚。

王公大臣对于皇权的挑衅；父母兄弟间亲情的远离；来自百姓的疾苦和塞外、中原的战乱；国事与家事之间的利弊权衡……这些都无时无刻地在对帝王们进行着考验。而那些厚厚的史书告诉了我们诸多关于朝代更替、帝王治国的故事，也隐藏了不少深宫暗夜里的内幕。

这三位帝王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地排除异己，赢得万民之心，坐拥大好江山；又是怎样呕心沥血地铸就了万年传颂的盛世王朝。在这漫漫的100多年之中，他们经历了哪些政治与生活上的光辉和纠葛，而那些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情节又有几分真实？这本书中，我们就将带您穿越时光，去解读这段百年历史中埋藏在三位帝王人前背后的故事。

作　者

第一篇　万民康宁天下熙盛，千古一帝——康熙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玄烨

年号：康熙

民族：满族

生卒年：1654～1722年

出生地：北京紫禁城景仁宫

父亲：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

母亲：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原配妻子：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

子女：35个儿子，20个女儿

即位时间：1661年2月17日

在位年数：61年（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庙号：圣祖

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陵寝：景陵

继承人：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

第一章　生于忧患的少年皇帝

“真命天子”，还是大难不死的“幸运儿”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在历史画卷中所展现出的只有落日余晖般的光芒。它虽然留给世人的是腐朽、落后、衰败的背影，不可否认的是它却也曾经创造出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一幕——康乾盛世！而这一切的最初缔造者就是被世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

康熙的生母佟佳氏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汉人，而且还是明朝大将之后。佟佳氏的祖父佟养正原本是明朝末年抗击倭寇的副总兵，后来因为清朝的崛起，他又被派去参加抗击清军的战争，不过没多久就战败被俘，然后投降了大清。佟佳氏的父亲佟图赖是跟随皇太极的一位总兵，因为屡建战功，被恩赐为汉军镶黄旗，也算是半个满洲人，正因为此，佟佳氏才有了参加清帝选妃的资格。

康熙的生母佟佳氏

从顺治皇帝开始，大清才开始有了“选秀”的制度，不过参与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不在旗的女子，不管多漂亮、多有才学也不能参加；凡是在旗的适龄女子也是别想逃脱的。顺治时期选秀是每三年举办一次，满、蒙、汉军八旗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佟佳氏就是参加选秀的时候进入皇宫的，顺治九年（1652年）被册封为妃，两年后生下了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康熙。

康熙是出生在北京紫禁城里的第一位大清帝王，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据说，当年佟佳氏怀孕的时候，起初自己并不知道，还肆无忌惮地在御花园里游玩。有一天，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皇太后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佟佳氏的衣服上好像在发光，却又不是身上饰物反光，心里觉得奇怪。再仔细一看，好像是有一条金色的小龙绕着佟佳氏的肚子打转，孝庄此时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命人把佟佳氏叫到了跟前，问她：“你是不是怀孕了？”佟佳氏觉得诧异，自己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于是就回答说没有。孝庄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命人把宫里的御医找来。御医一号脉，果不其然，已经怀孕足有两个多月了。此时，孝庄就反复叮嘱她要多加留心，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得知自己有了身孕的佟佳氏也不敢掉以轻心，按照孝庄的指示又是吃又是睡又是补身子的。顺治十一年农历三月，佟佳氏顺利生下了一名阿哥，取名玄烨。

比这更神奇是，据记载，玄烨出生的时候“合宫异香，经久不散，又五色光气，充溢庭户，与日并耀”。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从玄烨降生的一刻起，整个紫禁城里都充满了特别的香气，久久都没有散去；不仅如此，还有五颜六色的光芒，大白天里比太阳光还闪耀。古人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但凡帝王、将相以及具有大德大才之人，降生的时候一定会有异象产生。如果照此看来，康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真命太子”了。

不过，记载上面这些奇闻逸事的《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虽然是正宗的官方书籍，但是主持纂修的却是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儿子为了孝顺父亲，特意把其出生写得神乎其神，以此抬高身价，却也无可厚非。可是，这些事到底是真是假呢？康熙生前曾经跟人说过：“朕之生年，并无灵异。及其长兄，亦无非常。”可见，上面的故事不足以取信。

其实，按照康熙幼年时期的遭遇来说，他确实称不上“真命天子”，就连是得皇帝宠爱的儿子，他都算不上。康熙出生之时，他的母亲佟佳氏并不得宠，当时顺治全部的宠爱都给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董鄂妃。对这位小阿哥的降生，顺治并没有为人父的喜悦，毕竟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排行老三的康熙出生后仅得到父亲匆匆一眼的探望，就再也没有更多的爱怜了。

康熙幼年的苦楚还不仅于此，他刚出生不久，就赶上宫里爆发了天花疫情，不得已之下，被奶妈抱出紫禁城，寄住在西华门外的一座宅第中“避痘”。就这样，在宫外生活的康熙，出生时既没有父亲的关注，成长时也没有得到母亲的爱护，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大的烙印。据《圣祖廷训格言》记载，康熙在晚年的时候说过：“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的抱歉之处。”

天花

天花，又名痘疮，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性较强的急性发疹性疾病，也是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被人类消灭的第一个传染病。天花是感染痘病毒引起的，患者在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子，“天花”由此得名。

没有父母疼爱的康熙在两岁的时候还是没能逃脱痘魔的侵害，感染上了天花病毒。不过，他也确实是福大命大，在奶妈的悉心照料下，终于从病魔的手中逃脱，只是脸上留下了麻子印。正所谓“福祸相依”，大难不死的康熙却也因为天花而得到了皇位。

其实，整个康熙童年时期，皇室都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之下，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就死于此病；后来，就连顺治自己都染上了天花，身体情况越来越坏。此时的顺治估计是知道自己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匆忙之间才想起来还没有立下储君，于是连忙与母亲孝庄皇太后商量继承者的人选。

顺治之所以一直没有立下继承者，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当然是因为他当时还年轻，不过二十几岁，所以也没有考虑这件事的必要；其二是因为顺治特别地宠爱董鄂妃，曾经说过其继承者一定是董鄂妃所生之子。其实，董鄂妃确实曾经为顺治生了一个儿子——皇四子。与康熙出生时备受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这位弟弟出生的时候可是锣鼓喧天，大赦天下。顺治甚至还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不过，这位得到父母无尽溺爱的四阿哥却是个福薄之人，出生没有几个月，顺治还未来得及为他取名字时就夭折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顺治追封为荣亲王。

顺治一共有八个儿子，长子也是刚出生就夭折了，按照皇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定，当时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人，一个是二阿哥爱新觉罗·福全，另外一个就是康熙。这两个竞争者，年龄相仿，才智不相上下，甚至就连生母的地位也差不多，到底应该选哪一个继承皇位呢？在这件事上，顺治与孝庄产生了分歧。

顺治其实比较喜欢福全，在顺治刚刚生病的时候，有一次两位小阿哥一同前去给父亲请安。闲聊的时候，顺治问他们说：“你们长大了想要干什么啊？”二阿哥福全说：“我要做一代贤王。”玄烨说：“我要效法皇阿玛。”顺治当时听完后，只是一笑了之，但是心里还是比较偏爱福全的回答的。不过，孝庄却看好玄烨，坚决主张立他为皇位的继承人。两个人意见相持不下，就打算听听第三个人的看法。这第三个人不是皇室成员也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外国人——西洋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在清宫效力多年，特别受到顺治的信任，皇帝甚至称他为“玛法”，也就是“爷爷”的意思。另外，他也与孝庄之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可以说，虽然他是个外国人，但是却在这母子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汤若望被皇帝母子询问有关继承者的问题时，他非常理智地思考了一下，很快就让犹豫不决的皇帝与皇太后下定了决心——立三阿哥玄烨为皇位继承人。之所以会选择玄烨，汤若望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出过天花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当时整个皇室都笼罩在天花的阴霾之下，而且皇帝所患之病也是天花。这种疾病其实有终身免疫的功能，就是只要得过一次，就再也不会得第二次了。玄烨在幼年时期已经得过此病，但是，二阿哥福全却没有出过痘，也就是说还有患病的危险。为了避免大清的下一个继承者也像顺治一样壮年而逝，所以玄烨是最佳的人选。

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正月，顺治皇帝没有躲过天花的魔掌，驾崩而逝，时年不到24岁。两个月后，年仅8岁的玄烨继承大统，成为清朝王朝的第四个皇帝，年号康熙。在别人的眼中，康熙是位大难不死的“幸运儿”，他的皇位获得的非常侥幸。但是，中道崩殂的父亲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个盛世王朝，年幼的康熙所要面对的是一个虽然庞大却危机四伏的江山。

知识链接

备受青睐的洋教士——汤若望

上面讲到玄烨之所以能够登上帝位，汤若望可谓功不可没。那么，这个汤若望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角色，为什么一个洋人的言辞能够受到如此的重视呢？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一个叫沙尔·冯·白尔的贵族之家，全家人都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奉者。

汤若望就读于耶稣会所创办的三王冕中学。上学的时候就显示出他具有很大潜力和才华，特别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更是成绩卓著。

1623年1月25日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达北京。刚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他又准确地预测了第二年9月的月食，并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了朝廷官员们的赏识。并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了中文，对中国的历法改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644年，明朝灭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多尔衮对他能预知天象，通晓物理的本领相当敬佩，允许他在天文呈报中可以加上自己的见解。因此，汤若望备受满族官员的尊敬，在朝中颇有威望。

多尔衮当政时，他曾根据自己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多尔衮健康状况的了解，作出多尔衮将不久于人世的判断。1651年1月，多尔衮病逝。汤若望为顺治帝选择了在多尔衮丧期刚满的2月1日作为亲政日期，巩固了清初的政权，汤若望也为此得到了顺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再加上汤若望曾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即后来顺治帝皇后的病。为此，皇太后很是感激，认他为“义父”，顺治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顺治帝经常请他到宫中叙谈，不需传唤，也免除了叩跪之礼，甚至还打破尊卑惯例，到汤若望所居住的馆舍去看望。除此之外，还对其多次加封，使其官至正一品。

在朝廷的政治活动中，汤若望也以其德高之势，对朝政得失多有所建言。就连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也曾向汤若望征求意见。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流行的后果，为此，他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承王位，以免新皇因罹患天花而过早夭折。就这样，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汤若望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三个朝代，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能，奠定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1666年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在科隆也有故居及雕像。

幼年登基，受制顾命大臣；祖母扶持，步履艰难走上亲政之路

登上帝位并不代表一切都尘埃落定，恰恰只是一个开始。年幼的康熙帝想要执掌大权，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让臣民们从心底臣服，自然还需要下一番苦工夫。而就康熙帝的亲政之路来讲，有一个人绝对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人便是康熙帝的祖母，后来被尊为孝庄文皇后的博尔济吉特氏。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1661年，康熙帝顺利继承皇位，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他的生母佟佳氏被尊为皇太后，原来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被尊为太皇太后。然而，毕竟康熙帝当时只有8岁。就现在来看，8岁的孩童也只是初入学堂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当时朝中的大臣也多数都是这样认为。再加上康熙帝刚刚登基，根基不稳，孝庄担心幼帝被毒杀，于是乎，便决定将国家政务暂时交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四个大臣辅理。而康熙帝只能在朝政中纯粹地听听掌权大臣处理政务，加以学习，没有任何发言权和决断权。

四大辅臣

赫舍里·索尼，满洲正黄旗人。清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一等公爵。他的孙女赫舍里氏后来成为康熙的皇后。于康熙六年辞世，谥号文忠，其职位及爵位由其子索额图继承。

苏克萨哈，姓纳喇，满洲正白旗人，其父为额驸苏纳。世祖时擢为议政大臣，后于顺治七年告摄政王多尔衮图谋不轨，多尔衮被追黜，其被晋为内大臣。后因与鳌拜不合，康熙帝亲政后，被鳌拜及大学士班布尔善诬以不欲归政，列二十四罪。于康熙六年被杀。

钮祜禄·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后金开国功臣钮祜禄·额亦都之子。康熙八年，康熙帝惩治鳌拜，遏必隆因被康亲王弹劾而被削去太师之职，夺去世爵称谓，下狱论死。次年，康熙帝念其为勋臣之子，又是顾命大臣，命其仍以公爵称谓宿卫内廷。后于康熙十二年因病辞世，谥号“恪僖”。

鳌拜，出身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以战功封公爵，因战功卓著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后则因独揽大权、结党营私，而被康熙帝擒拿，就此老死于囚牢之中。

康熙即位一年后，其生母孝康皇太后佟佳氏便因病离世，如此一来，抚养和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孝庄的身上。正如《清圣祖御制文二集》中所记载的一样，康熙帝在日后回忆祖母时常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可见，这位祖母对康熙帝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都悉心照料，而且十分严格。

虽然当初，顺治帝之所以决定起用异姓臣子辅政，就是希望四大臣联合辅政可以互相制约，避免大权旁落、专权擅政局面的形成。但是，这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体衰，而且深知辅臣同幼主的关系极为微妙，很难把握好君臣的分寸。而康熙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又是位精明过人的政治家，既然在幼主身边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祖母，自己就应该急流勇退。于是，他便经常称病不朝，使得擅长揽权的鳌拜愈发肆无忌惮，利用一切机会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

遏必隆软弱无力，处处避退，使得鳌拜根本就不将其放在眼中；苏克萨哈虽然能遇事力争，但远不是鳌拜的对手，最后被鳌拜诬陷致死。一时间，本来位列最后的鳌拜如脱缰之野马，权倾朝野。

鳌拜一手执掌着朝政大权，根本不把其他辅政大臣和康熙帝放在眼里。官员们呈送康熙帝的奏折，他经常不交给皇帝看便自作主张批阅。对于不肯党附自己的官员，更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鳌拜觉得大臣费扬古对自己不是十分恭顺，便在费扬古的儿子，即当时的御前侍卫倭赫带康熙去景山、瀛台游玩时，责其擅用御弓、擅骑御马而将其及当值的其他3位侍卫处死；后又以费扬古对儿子被处死一事心怀不满为名，将其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一并处死。

就为了泄一己私愤，而要了7人的性命，鳌拜手腕之毒辣、处事之张狂可见一斑。不但如此，就连堪称是“一言而定大计”的汤若望他也不放过。在明清之际，汤若望是个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人，同清皇室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订的中西合璧的历书在顺治元年就已颁行天下，后又因医术高超治愈孝庄皇太后的病而被皇太后尊为义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还曾保护过处境险恶的顺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清王朝贡献卓著的座上客，也难逃沦为阶下囚的厄运。

为了排挤汤若望，鳌拜率先打出“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对西方的先进科学采取排斥的方针。后来，具有排外思想的杨光先又指控汤若望传播西方天算学、传播邪教、图谋不轨。如此一来，汤若望便在劫难逃了。经过7个多月的审理，汤若望在康熙四年初遭到了凌迟处死的判决。

当这份判决被送到御前时，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厉呵斥道：“汤若望一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俱忘却，而欲置之死耶？”之后，太皇太后还利用北京地区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为由，认为这是上天的震怒所致，而驳回了对汤若望凌迟处死的判决。但是，汤若望并未平安获救，而是被奄奄一息地以戴罪之身抬出刑部大狱。

无情的现实引发了太皇太后对权柄下移的忧虑，而且，专权的鳌拜和虽然年少但要精心图治的康熙帝在很多根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康熙帝主张要通过改革使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封建化、要求对西北噶尔丹的分裂势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竭力抑制吴三桂等“三藩”的割据势力、统一台湾等等都遭到了鳌拜的一律反对。年轻的康熙帝和聪明过人的太皇太后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再继续纵容鳌拜专政，不仅会对康熙帝的帝位造成威胁，清王朝的基业恐怕也将毁于一旦。

之所以会出现鳌拜一枝独秀，权倾朝野的局面，是因为本来四大辅臣的设置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如果辅臣势力相当，势必会为了权力而竞争，使得政局动荡，朝廷不安。

第二，假如辅臣中有一人独大，就会形成像鳌拜一样独揽朝政，威胁皇权的状况。

朝廷只给了他们辅政的权力，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制约，在权力面前，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制约，就会出现失衡。即使暂时处于平衡，只是权力各方暂时的相互妥协，一旦时机成熟，人人都想独揽大权，最终给朝廷的基业带来危机。

于是乎，1667年8月，太皇太后毅然决然地决定让年已14岁的康熙皇帝撇开鳌拜开始亲理政事。此举更加激化了他与鳌拜之间的矛盾，促使鳌拜势力更为嚣张跋扈，康熙帝的亲政之路也受到了极大的干涉和阻挠。

直到1669年，康熙帝在祖母的帮助下终于设计将鳌拜一举除掉之后，才实现了真正的亲政，开始大展宏图，建功立业。可以说，康熙帝能够保住帝位，最终走上亲政之路，其祖母的帮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仅如此，康熙亲政之后，有关军国大事，仍常常向孝庄请教商议，正像《清史稿·孝庄文皇后》传中所说：“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而孝庄也多参与谋划决策，为康熙帝的江山巩固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康熙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有所作为的封建君主，与孝庄的精心培育辅佐密不可分。

因此，康熙对祖母也一往情深，几乎每天上朝前，下朝后，都要到祖母宫中请示问安。孝庄病重时，更是精心侍奉，日夜不离。在晚年时，康熙帝还曾感怀祖母的恩德日：“忆自弱龄，早失怙恃（依仗、凭借），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无以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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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貌双全，托起两代江山——孝庄文皇后

据史料记载，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特氏，名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部（在今通辽）贝勒寨桑之次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1613年3月），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87年1月）。

清初，为了定国安邦，满蒙联姻成为一项既定国策。于是，这位蒙古族女子13岁时，便嫁给了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称帝，封其为“永福宫庄妃”。

庄妃天质姿丽，生性刚毅，聪明能干，爱好读书且谋略不凡。皇太极执政时，她就是得力助手，协助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功，继续统一女真各部，连续对朝鲜及明朝用兵，稳固了皇太极的统治地位。

在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都记载和演绎着这样一件事：

崇德七年，清军俘获了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是明朝影响极大的大臣，如果能够将他收服，对于瓦解明朝统治及残余势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皇太极很是看重这件事，派大臣们对其进行轮番劝说，但洪承畴却丝毫不为所动。为此，皇太极很是忧心。庄妃得知此事之后，向皇太极请命亲自去劝说。被应允之后，她扮作一个待女，带上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一口一口将人参汁亲自喂于洪承畴，并动之以情，喻之以理，婉言规劝。数日之后，洪承畴终于答应投到清军辕下。

此事件虽广为流传于世间，也被很多后世作品所演绎，但正史中并无详细记载，其真实性在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庄妃的政治素质和才能是毋庸置疑的，当重大政治事变突然发生的时候，这种才能就显现出来了。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在未及确立继承人的情况下暴疾而逝。面对“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的复杂局势，庄妃从容不迫，施展谋略，终于由其子福临继位。而后，在福临入北京称顺治帝之后，又全力扶持其治国理政。再后，顺治帝驾崩，其孙玄烨继承帝位，是为康熙，她又精心抚育培养玄烨，指导处理各种政务，并授以治国方略，终使康熙成为史上有名的一代贤能君主。

可以说，清王朝在康熙朝能够形成第一个盛世时代，其中饱含了庄妃的功劳和心血。因此，庄妃也成了史上有名的贤后。由于她是皇太极的妃子，而皇太极的谥号是太宗文皇帝，又因其儿子和孙子均是皇帝，所以历史上称其为“孝庄文皇后”。

智擒鳌拜的历史大戏

上面讲到，四大辅政大臣中的鳌拜独揽朝政大权，丝毫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中。康熙五年，还发生圈换旗地的重大事件，突出了鳌拜专权的嚣张声势。

圈换旗地

顺治初实行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将永平府一带原定圈给镶黄旗的肥沃土地改圈给了正白旗，而将河间府一带比较贫瘠的地圈给了镶黄旗。此举曾在当时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逐渐平息了下来。但是，康熙五年，鳌拜又旧事重提，要求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受命办理换圈的户部尚书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都表示对换圈一事不赞同并竭力阻止。鳌拜因三位大臣反对换圈而大发雷霆，执意要康熙将三大臣处死，遭到了康熙的拒绝。鳌拜为了泄愤，竟然假传圣旨，将三位大臣杀害。

康熙14岁亲政时，鳌拜依旧把持着权力不放，不仅如此，当苏克萨哈要求辞职，将政权还给皇帝时，鳌拜担心失去辅政的权力，居然诬陷苏克萨哈辞职是“背负先帝”、“别怀异心”（《清史稿·苏克萨哈传》），要求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不同意，跋扈成性的鳌拜便在康熙面前疾言厉色，多加要挟，最终康熙被逼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

鳌拜像

面对如此骄横凶狠的权臣，康熙和太皇太后实在忍无可忍。但是，鳌拜为四朝勋臣，是老辣的政治人物，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易剪灭。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都被鳌拜收买，经常在康熙面前称赞鳌拜为“圣人”，可见，康熙的言行已经在鳌拜的控制之中。那么，年少的康熙如何才能将其擒拿呢？为此，历史上便上演了一场智擒鳌拜的大戏。

就当时而言，消灭鳌拜的党羽及势力，让康熙真正实现亲政自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聪慧的太皇太后和年少有为的康熙都明白，要想彻底打压鳌拜集团，绝对不可鲁莽行事。

于是，为了遏制鳌拜的嚣张势力，康熙亲政之后，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首先想到了联姻。因为清朝一直都有满蒙联姻的定制，而且孝庄对此也十分重视。于是，便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为康熙的皇后、纳遏必隆的女儿为贵妃，如此一来便把康熙与索尼、遏必隆家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使鳌拜处在了一个孤立的境地之中。

接着，她又安排索尼之子索额图辞去了一切职务，到皇帝身边担当起了侍卫的角色。为了让鳌拜疏于防范，康熙表现出了对“布库”（满族摔跤）极高的兴致，经常组织和观看身边小太监们表演“布库”，以便让鳌拜觉得皇帝贪图玩乐、不足为患的错觉。后来，康熙还以喜欢观看“布库”表演为名，招了二十几个专门表演“布库”的少年进宫留在自己的身边。鳌拜自然不把这一群小毛孩子放在眼中，可也正是这一群孩子完成了智擒鳌拜的重要戏份。

那一天，康熙在武英殿召见鳌拜，鳌拜像往常一样准备带刀上朝的。当时，正值索额图当职。他将鳌拜拦在门外，说道：“鳌少保，如今皇上已经亲政两年之久了，再带武器上朝也不合规矩，以免落得恐吓皇上之嫌，您还是卸下武器再面圣吧！”

鳌拜心想，索额图之言也不无道理。而且，当时鳌拜也丝毫没有想到皇帝会设计暗算自己，于是便将刀交给了索额图保管。

但是，像鳌拜这样的大将，即使没有了武器，一般人也绝不是他的对手。况且，他在皇帝身边的耳目众多，如果康熙事先安排了武功高强的人守候在侧，难免不为鳌拜所知。如此说来，康熙怎么做才能够万无一失的达到目的呢？

原来，康熙在召见鳌拜之前早有准备。由于鳌拜是辅政大臣，在面见皇帝的时候是要赐给座位的。于是，康熙便命人在鳌拜坐的椅子上做了手脚：将椅子的一条腿弄折，然后再用胶轻轻地粘在一起。然后，将椅子后面站立的侍卫换成了那群“布库”少年中最厉害的一个。

鳌拜进入武英殿行过君臣之礼以后，便坐在椅子上与皇上谈起事来。不久后，一位侍者按照规矩为鳌拜奉上了茶水，此人也是“布库”少年中十分厉害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位少年端给鳌拜的茶杯是用开水煮了一个多小时的，而茶托则是凉的。鳌拜接过茶托，并未觉得有何异样。但是，打开茶杯的时候，着实被烫了一下。于是，便一声惊呼，将茶杯丢在了地上，身子也随之向一侧躲去。这一侧身，那条做过手脚的椅子腿便断掉了。鳌拜一时重心不稳，摔倒在了地上。

这时，他椅子后面的少年用椅子把鳌拜扣住，送茶的少年也就势上前一按。接着，两人冲门外大叫道：“鳌少保栽倒了，快来人扶一下。”门外的十几个“布库”少年应声冲进殿中，将鳌拜死死地擒拿住了。鳌拜本来听到两位少年的喊声，还等着人来扶他，却没想到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接着，皇上就势立马宣布了鳌拜的30条罪状，命人将其关进了牢中。

这是《南亭笔记》之《清宫述闻》中关于康熙智擒鳌拜的一段记载。由于正史中对于鳌拜被擒一事的记载在《清圣祖实录》只有13个字：命议政王等拏问辅臣公鳌拜等。这13个字只说了擒拿鳌拜是皇帝命令，由议政王去办，并且的确是把鳌拜捉拿了。但是，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是由什么人捉拿的却没有任何记载。

于是，历史上便延伸出来了众多关于这一段故事的版本。除了上述故事中所讲到的之外，大体还有三种版本的史料记载：

一是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圣祖拏鳌拜》中所记载的：康熙与索额图密谋，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又以自己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然后召集侍卫武士问他们：“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大家说：“唯独畏惧皇上。”康熙便宣布了鳌拜罪状，命令大家将其擒扑。

二是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五中所记载的，皇帝不满鳌拜的跋扈，平日选了一些身强体健的小太监练习“布库”，鳌拜平日前来奏事时，皇帝也不避忌。鳌拜便以为是皇帝生性爱玩，胸无大志，便放松了警惕。一天，鳌拜去奏事的时候，皇帝便趁其不备，命十几个小太监将其擒拿住了。

三是《清史通俗演义》中所记载的：康熙帝到慈宁宫内去见太后，苦诉鳌拜的罪状，太后无计可施，只是好言抚慰。康熙忍无可忍，便向各王邸中，选了百名亲王子弟，一起练习武艺，不到一年，这些亲王子弟都学得武艺高强。于是，康熙帝不动声色，先封鳌拜为一等公，歇了数日，单召鳌拜入内议事。鳌拜欣然前往，到了内廷，这些亲王子弟便在皇帝的指令之下将鳌拜一举擒获了。

其中，在这几种史料记载中，多数学者都觉得由“布库”兵所擒一说最为可信。但无论如何，康熙大帝的智擒之举使得鳌拜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令清朝的皇权得到了巩固，扭转了倒退的政策趋势，为实现国家统一，建立繁荣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康熙大帝初展其超人睿智，优秀杰出的帝王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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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一时的满式摔跤——布库

布库，是满语中摔跤的意思，由满族古代游戏“骑马打仗”演变而来，也叫撩脚或撩跤、掼跤。进行“布库”的人着短袖跤衣，领及襟用七八层布缝之，十分坚挺。

布库分为单人布库和双人布库两种，单人布库与普通的摔跤没有太大区别，就是一对一进行角逐。双人布库在比赛时，先在地上画出一个圆形角斗区，每对分为两组，每组两人，一人背着另一人。比赛开始，两队互相接近，背在背上的人相互争斗，设法把对方推出场外或把对方从背上拉下来，以此决定胜负。

清朝“布库戏”的盛行，得从女真族说起。女真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中就有“摔跤赌羊”的习俗，而清朝的王室是女真族的后裔，因此便沿袭了祖先的传统。

《塞宴四事图》中描绘的满族布库

清王室建立大清国之后，与蒙古诸部建立了友好同盟。在清王室入关之前，蒙古族摔跤技艺尤胜满族。所以，每逢宴会，便会让有力士表演摔跤助兴。清太宗皇太极还曾赐封蒙古族的摔跤手为勇士称号，并赏赐给他们上好的衣衫物品，让他们传授蒙古的摔跤技艺。

请王室入关之后，更是提倡摔跤，其技艺也逐渐超过了蒙古族。对此，《啸亭杂录》卷二中曾有记载：

顺治年间，蒙古喀尔喀部派使臣入朝参见，并带来了草原上最好的摔跤手。顺治帝下令在招待的宴会上进行摔跤比赛以助兴，可是，几番比试下来，清朝的几个摔跤手连连失败。顺治皇帝觉得有损颜面，下旨一定要招募高手赢得比试。

礼亲王代善的儿子惠顺王是位力大无穷、跤艺超群的人，很想与蒙古摔跤手一较高下，但又碍于身份不便出面。几经斟酌之后，便假扮成了侍卫与对方进行比试，结果顷刻间便取得了胜利。此举让顺治皇帝甚是喜悦，赏赐给了惠顺王众多礼品。

不仅顺治帝喜爱“布库”表演，康熙皇帝也对其甚是爱好。他每年到木兰围场行围的时候，都要和蒙古各部台吉举行联欢，其中不可缺少的娱乐项目便是“布库”，而“布库”也因清王室的青睐而兴盛一时。

第二章　治国有方，御臣有术

始创“御门听政”

智擒鳌拜之后，康熙终于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了亲政之路。1667年7月7日，康熙帝登临太和殿，诏告天下，开始亲政。接下来，如何处理政务自然就成为康熙帝首要考虑的问题。

说起处理政务，听政是一直以来惯有的一项制度。所谓听政，就是皇帝主持朝廷会议，聆听内阁及各部院大臣的奏报或奏言，就其内容与大臣们进行商议之后作出决断，发布谕旨的过程。由于听政的时间通常安排在清晨，所以也称为“早朝”。

这项处理政务的制度在康熙之前就已经被很多皇帝所沿用，康熙帝也不例外。但是，他却将一贯的听政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名为“御门听政”的制度。至于制度和改革的内容，要先从“御门听政”这个名字说起。

先说“御”字。御字本来的意思是指御驶的车马。后演变为多义词，其中的一个意义是指同皇帝有关事物的敬称。如皇帝的文章称御制文、圣旨称御旨、吃饭称御膳等等。总之，就是皇帝亲自参与、亲自主持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御也正是取此意。

再说“门”字，就是门窗的门。以往帝王听政的门指的是奉天门（今故宫太和门），康熙帝将这个地点进行了调整，将听政的地点改在了乾清门。如在宫外，则依皇帝的行踪而定。

乾清宫内

三说“听”字，御门听政重在一个“听”字。这里的听，不仅是要用耳朵去聆听，更要用心去会意，这是皇帝正确决策的前提与基础。

四说“政”字，在这里，政主要是指军政大事、官员任免等。

另外，历来皇帝上朝，并不是全由皇帝亲自主持，朝廷会议皇帝不参加，或者不经常参加，这就造成了上朝议政的不规范和政务处理的滞后。而康熙帝设立的“御门听政”制度则规定：听政由皇帝亲自主持。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在行宫，凡是御门听政会议，一概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从来不假他人。康熙帝在京期间，每天未明便着衣，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即使在出巡期间，也要命各部院将奏章集中送到内阁，由内阁遣使转呈。若路途较近，则一日汇送一次，或隔日汇送一次；若远行外地，则三日汇送一次，递呈到行宫。

除此之外，御门听政在日期上也较之历代有所不同。历来皇帝上朝，有逢三、六、九日，或者不定期举行常朝。这样的形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使得皇帝和大臣之间处理政务因为没有规定而显得较为松懈。例如明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只有苦求皇帝上朝，而不能拿出祖制要求皇帝上朝。这也成为很多王朝政务松散甚至覆灭的一大原因。

常朝

常朝，是针对大朝而言的。大朝是指在一年当中的重大节日和特殊喜庆时所举行的朝政议事形式。但是这一庆典仪式，完全解决不了朝廷实际的政治行政问题。为了能够解决国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朝廷一般的政务处理通过常朝的形式实现，即每月选择一天或者数天来进行朝政议事。例如，顺治帝就曾规定每月逢五举行常朝。

康熙帝在其“御门听政”制度中规定：听政需每日举行，无论酷暑寒冬，也无论风雪雷雨，康熙帝都坚持御门听政，可谓“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章奏”。康熙帝从康熙六年亲政之日起，到康熙六十一年病逝之前，长达55年，除因三大节（正旦、冬至、万寿）、重大祭日、宫中变故、病卧不起等情况暂停御门听政外，寒暑不辍，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甚至为了保证早朝，康熙帝还选择在早朝前处理一些事务：如康熙帝需到太和殿视朝，接受文武升转官员谢恩、各部族首领进贡行礼时，便先视朝，再御乾清门听政。朝中曾有大臣请康熙帝“五日一听政”，以休养身体、减轻负累，遭到了康熙帝的拒绝。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

一个人能够坚持一两年做一件事并不难，但是能够像康熙帝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勤于政务，的确不易。这也就是康熙之所以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原因所在。

康熙帝进行的御门听政一般为一日一次，如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也可能一日数次。御门听政的时限，通常是一个时辰左右，因事而变，或长或短。听政的时间通常设定在早上，遇特殊或紧急事务，也有下午、晚间御门听政的，就是举行临时办公会。如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城大地震，当日早朝后，康熙帝又于下午再次传旨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齐集乾清宫，面奉谕旨。

一般来讲，每次前来听政的官员一般为大学士、学士；六部九卿；詹事、科、道以及相关的官员；负责做记录起居注官。

六部九卿

六部九卿是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

满、汉官员，除有事故者外，凡御门听政有启奏事宜，都要一同启奏。其他官员即使不能参加御门听政，也要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前，待启奏完毕之后一同离去。

御门听政决策过程，主要是奏、听、议、决、行五项。内容主要包括：吏部官员升转谪降、户部田赋钱粮、礼部典仪封爵、刑部处理大案要案等。官员上奏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有些奏报康熙帝当时作出决定，责令有关部门执行。遇到重要问题，各部要具本（请示报告）奏上，康熙帝要详细询问细节，征求各方意见，或再作调查，或再作议决。在当时，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在御门听政时决定的，如清军两次反击沙俄侵略中国的雅克萨之战的决策和撤藩平叛，都是康熙皇帝御门听政时作出的。

可以说，创立御门听政，是康熙帝善于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又能继承清初优良传统的结果。是防止外戚、宦官、佞臣、宗室、后宫专权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在中国两千年帝制管理基础上，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确立的一项更为健全、更为完善的制度。它的创立不仅体现了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也是令社会趋于稳定、开创盛世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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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严肃穆的皇家办公礼——听政仪轨

现在很多企业都很注重企业文化，因而在每周一或者每日上班之前都要进行一些相应的活动以激励人心，比如一起唱首歌或者跳操、喊口号等等。古代帝王在听政办公之前，也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礼节。只不过这样的办公礼较之现在要威严、肃穆得多。

听政一般于常规日的凌晨举行。届时，先由午门击鼓，然后文武大臣从午门左右掖门依次列队进入，并按品级分列于皇帝所定听政之所的两侧，等待皇帝的到来。

待到皇帝着朝服从寝宫来到朝堂之上，并在御座之上坐稳后。殿外鸣响鞭三声，就像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所看到的：一人手持一柄长鞭，挥舞甩至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这响鞭又称“静鞭”，旨在让朝堂之上立即肃静起来。

森严的朝仪制度

响鞭之后，大臣们行一跪三叩礼（行礼者肃立，按先左后右的顺序，依次放下马蹄袖，跪在地上，上身挺直，屁股放在脚后跟上，磕三次头）。

之后，九卿六部大臣依次奏事或敬呈奏折，由皇帝作出有关决策。奏事毕，鸣鞭，皇帝乘舆还宫，百官依次退出。

朝仪制度极严，其时有监察御史纠举礼仪，在整个听政的过程当中，所有大臣都不得喧哗、耳语、咳嗽、吐痰等，否则将以失礼罪从严处理。像很多电视剧里王公大臣在朝堂上熙熙攘攘甚至在议事之时吵翻天的景象，纯属艺术化的处理和后世的编纂，在当时真实的仪轨中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南书房上演的皇权集中制

康熙帝亲政之后，除了每天听证处理日常事务之外，还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废除了内三院，重建了内阁和翰林院，并选择翰林入值内廷。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南书房。南书房看似只是一间面积不大的屋子，却在这里开启了皇权集中制的道路。

内三院

天聪三年，皇太极在盛京设立文馆，命人在内翻译汉字书籍及记注本朝得失。天聪十年，将内馆改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为内三院。各院分别设大学士1人，掌领其事。顺治元年，又增设学士。次年，又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分别称为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和内翰林弘文院，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枢要机构。

由于受到历史局限性和民族狭隘性的影响，清朝初期是满洲贵族大臣专权的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全部由满洲贵族和八旗首脑组成，凡军国大事均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一一裁定，汉人不得参与。为了打破这种专制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稳固朝廷政权、广纳贤士，康熙皇帝设立了南书房。

南书房原为皇帝的书房，是位于故宫乾清宫西南侧的一所不大的屋子，俗称南斋。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康熙十六年十月，在经史文学上不断进取的康熙帝，产生了身边应常有内廷翰林侍值的想法，于是，便对内阁大学士提出：“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付。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厥职，且住外城，不时宣召，难以即至。著于内城拨给闲房，停其升转，在内侍从数年之后，酌量优用。”随后，内阁大学士、学士奏称：皇上勤书写，甚盛事，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康熙帝表示同意，南书房便由此诞生了。这个原本冷清的地方，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以南书房侍从身份入侍内廷，清宫档案《南书房记注》从这一天开始记载，标志着南书房作为一个内廷机构的正式设立。

南书房

南书房是专门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内廷机构，有明确的规定“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皇帝选择品学兼优的翰林院汉族官员入值，凡被召入南书房，不论官职崇卑，概称“南书房翰林”、“南书房供奉”、“内廷供奉”。

起初，翰林入值南书房是单纯地作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皇帝每外出巡幸便作为随从跟随，皇帝即兴作诗、发表议论等皆记注。康熙帝与南书房翰林讲解经史，除了加深学术修养外，重要的目的在于探讨治道。

比如，康熙帝在阅读完《资治通鉴》之后称：千古治乱不能出其范围。他评论汉朝对待功臣的政策，说：“汉高帝之待韩信，不能如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者，亦时势不同也。”从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南书房的设立使许多身份卑微的才子能参政议政

再后来，南书房便成了康熙帝的机要秘书机构，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与机务。为了使南书房的集权制得到更好的发挥，康熙帝还设置了“南书房行走”一职。

康熙帝选拔南书房行走并不看其出身，而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惟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只要是才学甚好的人，都有可能被皇帝选中。出身寒微，曾以卖字为生，但能诗、善书法、精鉴赏的高士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高士奇是浙江钱塘人，从小好学能文，但因家庭条件十分贫困，并未考取功名。流落到京城之后，靠替人写字、卖字为生。

一日，康熙身边的重臣纳兰明珠偶然间看到了高士奇所作书法，对其甚是赏识，便将其推荐给了同样喜好书法的康熙。康熙一向重视人才，便让其入内廷当了詹事府录事。能够得到纳兰明珠和皇帝的赏识，高士奇可谓是遇到了命中的贵人。那么，高士奇到底有多少学问，能有资格入选南书房，陪皇帝读书呢？

据清光绪《平湖县志》、《高士奇传》记载：高士奇擅长图书编纂，写得一手“二王小楷”；不仅会作诗写论，还懂得收藏。可见，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

二王小楷

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因父子两人在书法艺术史上的杰出成就而并称“二王”。其中《乐毅论》、《黄庭经》为王羲之小楷代表作，《洛神赋十三行》为王献之小楷代表作。

在当时，很多文人雅士都以能够成为“南书房行走”而作为荣耀。然而，每一位侍奉皇帝读书的“南书房行走”，其当值之路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拿高士奇做个比方吧。相传高士奇为了得到皇帝的恩宠，到南书房值班时常揣着几颗金豆子，一有机会便以金豆子作为报酬向乾清宫的太监打探，皇上最近读的什么书，读的是哪几页，回去之后便找来皇上正读的书，先读个滚瓜烂熟，以便在皇上问起时，可以做到对答如流。所以，在皇上眼中，这位南书房行走学问一直是那么渊博。

高士奇的做法虽然有投机取巧的成分，但这也足以说明一点：康熙帝挑选南书房行走是将学识看得十分重要的。而且，这些南书房行走绝大多数是汉人，这说明康熙帝作为满洲贵族的政治代表，能够接受汉族文化，赏识儒家学说；又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政策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笼络汉族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手段。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很注意团结汉族地主，但是，他更喜欢任用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江南士大夫多有排斥和打击，这使得江南士大夫对清朝统治怨声载道。后来，发生“三藩”叛乱时，各地纷纷响应，这使得康熙深为震动。

于是，康熙在对南书房行走的选拔中，有意对江南官僚、士大夫给予较多的关怀。南书房也成了江南汉族官僚、士大夫向皇帝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的正常渠道，继而利于加强皇权和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

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设置南书房，也实为明智之举。它是康熙实施高度中央集权的重要步骤，也为建立稳定的清朝统治进行文化上、政治上的准备，为形成其治国理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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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秘书——南书房行走

在清史读物和清宫影视作品中，常能见到“南书房行走”这个有点古怪的官名。那么，这个所谓的南书房行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职务呢？

实际上，“南书房行走”不是一个官位，而是前清时代的一个“差使”，这个差使是由当时的御用知识分子——翰林来担任的。南书房在翰林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之“南书房行走”。

所谓“行走”，是指本来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顾名思义，南书房行走，就是指原来有翰林一职，而被派到南书房中去执勤。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十分严格。如选拔张英之时，“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因此才得以入选。

南书房所有的笔、墨、砚都由内务府特供

南书房行走虽然身居高位，但因为担任着伴读的职务，又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工具，所以非常辛苦。而且，由于南书房是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因此事事都要十分保密。如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的首领，由其秘密送达御前。因此，身为南书房行走，在供职时也要处处小心谨慎。

如此看来，这个所谓的南书房行走似乎并不是什么美差。但是，因为这个职务能够直接接近皇帝，而且对于皇帝的决策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在翰林们看来，能够成为南书房行走是对自己一生学术的肯定与褒扬，是十分引以为荣的事情。清初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入值过南书房，诸如王士桢、查慎行、方苞等。

可以说，在康熙朝，南书房行走是十分抢手的职位。直到雍正朝设立了军机处之后，南书房逐渐失去了中枢机要秘书机构的作用，南书房侍从也就成了专门侍奉皇帝读书消遣、专司文词书画的文学侍从了。

以农为本与轻徭薄赋的惠民政策

《元史·食货志》中曾有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当初，明朝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广大农民没有饭吃，不得不揭竿而起。康熙帝深知农业对于稳固朝政的重要性，也十分心系百姓的安乐。他最希望的便是：寰宇之内，亦勤亦俭，衣食丰饶，安和富寿。

为了实现这样的安乐景象，康熙很重视农桑，并为了贯彻以农为本的政策，采取了很多措施。

在古代，祭祀这样的活动是被看得很重要的，尤其对于皇家来讲更是如此。几乎每年都要进行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等活动，以祈求上天、厚土的赐福和先祖的庇佑。而康熙帝同样将举行祭祀当成施行“以农为本”政策中一项不可缺少的活动来办，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亲耕礼”。

祭天

祭天起源于上古时期，在华夏先民眼中，天地哺育众生，是最高的神。因此，祭天是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仪式，也是人与天的“交流”形式。祭天仪式通常由“天子”主持，祭坛一般为圆形，称为“圜丘”，寓意天圆地方。在仪式上须诵读祭文、奏雅乐，并焚烧祭品，以表达对上天的感恩，并祈求上天的赐福和保佑。

祭地

大地生长五谷，养育万物，犹如慈爱的母亲，于是，汉代时，人们便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一般来讲，习惯将夏至作为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除此之外，祭地礼仪还有祭山神、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宗庙之祭

宗庙，指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居所。在帝王制的统治时期，宗庙的建造是有明确规定的：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祀时行“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和“肃拜”九拜礼。宗庙之祭除了祭祀祖先还要祭祀先代帝王。《礼记·曲礼》记述，凡是于民有功的先帝都要祭祀。

所谓的“亲耕礼”，即是指皇帝亲身或派遣官员示范、进行耕种。

北京天坛

康熙十一年，康熙帝首次亲自到先农坛祀神耤田。早晨8点，康熙帝身着礼服起驾赶往先农坛。到达先农坛之后，先到具服殿更换龙袍。上午10点，开始祭祀先农之神。下午2点，亲耕礼开始。康熙帝在导驾官和太常卿的引导下走到亲耕的位置，然后鸿胪寺官喊了一句：“进耒耜（古代的一种翻土农具）！”户部尚书便跪着进了耒耜。之后顺天府尹纪振疆又跪着进了牛鞭。接着，礼部、銮仪卫和太常寺堂官协助康熙帝持耒耜，耕地三推（一个来回为一推）。户部侍郎则跟在康熙身后播种，耆老随后覆土。

亲耕对大部分皇帝来说，都要提前练习。为此，光绪帝就曾经先后五次在丰泽园（今中南海）演习亲耕礼。而嘉庆帝到先农坛躬耕时，则遭遇了耕牛不驯服、耕不下去的尴尬事。结果御前侍卫十余人勉强驱驾，才勉强耕完三推。但是康熙帝却与其他的帝王有些不同，他不仅会耕地，而且还比较熟练。

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帝到京畿南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视察农耕时，曾在一块田地上耕地一亩，在场观看的多达万人。这件事说明康熙帝不仅重视农桑，还会干一点儿农活，这对一个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年，康熙帝在先农坛亲耕完毕之后，户部尚书和顺天府尹便跪着从康熙帝手里接过耒耜和牛鞭。之后，康熙帝便登上了观耕台，观看其他受命的亲王和大臣们进行耕种。待到所有的人耕种完毕，亲耕礼便宣告结束，康熙帝才起驾回到宫中。

那次亲自到先农坛，祀先农神、行亲耕礼，是康熙一生唯一的一次。但是，在他在位的61年，曾先后55次遣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这是康熙皇帝敬农、重农的有力证明。

康熙不仅敬农、重农，还十分地恤农、悯农。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时，江南人向他进献了一部《耕织图》，图中以诗画并茂的形式介绍了耕织的技术。康熙看过之后，十分喜欢，觉得这正好就是他求之不得的好教材，可以用来直观形象地教育官吏重农爱农和学习基本的农桑知识。

于是，一回到皇宫，皇帝便命宫廷画师焦秉贞重绘《耕织图》。新的《耕织图》于康熙三十五年绘成，其中包括绘画耕图23幅，织图23幅，共46幅。这46幅图画精妙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稻作和蚕桑的生产过程，再现了生产工具的使用方法和过程，是一本十分形象生动农桑教科书。

焦秉贞

焦秉贞，字尔正，山东济宁人，是耶稣会士汤若望的门生。通天文地理，会测算，又擅作画，画风兼备中西画法之所长，讲求明暗与透视等技巧。官任钦天监五官，奉职于内廷待诏。

康熙帝还亲自为《耕织图》作了序，并为每一幅图题了诗。诗文中，康熙帝并没有过多地介绍农桑知识，而是感慨农夫织女的万般辛劳，告诫人们尊农敬农。康熙帝对《耕织图》如此用心，充分表达出了康熙帝对农民、农业的关心、爱惜和怜悯。《耕织图》的绘制和普及也是一件功不可没的幸事。

《耕织图》之“耕图”

除此之外，康熙帝还是一个务农、爱农之人。他很喜欢咨询和了解与农桑有关的耕种之道和民风歌谣。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康熙帝还创造条件亲自耕田、养蚕。

西苑（今中南海和北海）一直都是皇家苑囿。康熙帝在西苑建立了丰泽园，并在园中开辟了试验田。他利用这块农田培育稻子的优良品种，先后种植的稻子有几十个品种，还培育出了有名的“御稻米”。

为了发展农业，维持民生，康熙帝还下令废除了圈地令，不允许官兵再圈占百姓土地。而且实行了诸多惠民政策，多次下令官员多次组织赈灾事宜，安置流民，对于隐瞒灾情、防救不力的官员则一律解职处治。康熙帝在位61年间，减免税粮、丁银、欠赋达500多次，普免全国钱粮总计约1.5亿两，其数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轻徭薄赋，而不仅仅像历代帝王一样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口号。康熙帝也因此成为百姓口中为民、爱民、解民之忧的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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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天子之手的新品种——御稻米

稻米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食物，但我们却未必知道稻米的品种到底有多少。在这众多的稻米品种中，曾有一种“御稻米”，它不仅名字尊贵，而且还为种植技术的改进提供了不小的贡献，其由来也十分的与众不同。

相传，一天，康熙帝来到丰泽园自己亲自耕种的田地间察看稻米的长势，赫然发现稻田里有一棵稻秆比其他稻子高出了许多，而且别的稻子才刚抽穗，而这棵稻穗却已经成熟了。康熙觉得很是惊奇，便将这株稻穗拔下来留作种子。

第二年春天耕作的时候，将其种在了园中，结果，这些稻穗在六月便成熟了。于是，康熙便这样一年又一年地种下去，终于培育出了早熟的新稻种。由于它生长在御苑田里，因此被称为“御稻米”。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建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甫田开辟了御瓜圃和御稻田，御瓜圃里种瓜豆菜蔬，御稻田又是试验庄稼田。继续种植“御稻米”，每到白露前便可收割。山庄稻田所收，除了皇上避暑时所用，还能剩余不少。而且，这种稻米较之一般稻米，不仅早熟，而且颜色微红，米粒长，气味香，口感好。

康熙帝看到早御稻在避暑山庄试种成功，便颁旨准许在北京玉泉山等地推广种植，后又推广到了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结束了长城内外沿线不种水稻的历史，也改变了江南一年一季的种植历史。津郊的水稻，在清朝得到大的发展，至今仍是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地。比如天津小站地区出产的“小站稻”就是十分有名的稻米品种。

治黄河之水患，救子民于危难

我们一直都将黄河称为“母亲河”，因为她的博大哺育了历代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但是，黄河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尤其是在古代，人们时常会遭受到水害到来的灾难。

那么，黄河为什么容易出现水患呢？自然原因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社会原因，尤其是战争的影响。例如当初金朝攻打宋朝，豫北的黄河就决了堤，沿河的民众都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特别是到了明末的时候，由于战乱频繁，多年失修，数以十万计的百姓，葬身鱼腹。到了康熙年间，黄河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灾患。黄河与淮河互相冲激，不能合流入海，以致波及运河，漕粮受阻。更加严重的是，河水漫溢不止。

康熙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自然不能任由黄河如此泛滥下去，他深知这个问题必须立即着手解决。解决了，就可以往盛世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解决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有可能再次重演起义的戏码，到时候，清朝的政权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是个问题。所以治理黄河，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灾患、恢复漕运，也是一项是摆在康熙面前一个政治问题。

因此，康熙对河患是极其关心的。康熙自登基之后，曾先后六次南巡。历代皇帝到各地巡幸也是常有的事，但康熙帝在位期间曾于20余年间连续六次南下，其次数之多，就使人对他南下的目的有些怀疑了。从表面上看，康熙南巡也是为了欣赏各地的山水风景，甚至有人说他是想到江南看美女。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要想了解康熙南巡的真正目的，我们不妨看看他都做了些什么。

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此次南巡是东巡泰山毕，移驻郯城县红花埠时决定的。他说：“上以黄河屡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示河工，命驾南巡。”（《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康熙来到宿迁，一番巡视之后，便作出了开挖海口、疏泻下河地区积水的决定，并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这项工作。

1688年，康熙进行了第二次南巡。正月初八启程，二十二日到达红花埠，次日查看宿迁的堰头黄河，并查对黄运工程。二十四日，他从宿迁起程，沿运河经泗阳李口至码头仲庄运口一一查看。二十五日，又登岸到高家堰巡视。巡视之后，提出了自己对于治河的总设想：“高家堰大堤颇坚固。然，不可无减水坝，以防大水冲决。”（《黄河志》上册卷三）另外，又作出在新开引河上“于淮水会合之处修置板闸”的决断。

康熙南巡图（局部）

康熙南巡图（局部）

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时，太湖水东一带的老百姓告状说他们的田地已经被水淹没。康熙不相信，便问守备：太湖究竟有多大？守备回答说：“八百余里。”康熙顿觉十分不解，又问道：“志书上记载太湖仅有五百里，你怎么说有八百余里呢？”守备解释说：“太湖原本的确是五百里，但是经过多年的风浪冲刷，加之堤岸坍塌，湖水向外蔓延，已经长成八百余里了。”于是，康熙便解决水患，亲自测量、规划、部署，并于次年任命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道总督。

3年之后，为了检查张鹏翮的工作，他又进行了第四次南巡。在这次南巡中，康熙两次乘船下河，亲自察看，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部署和治理意见。

1705年是康熙的第五次南巡，这一次他来到黄淮流域视察，见到当时的治河工程后，觉得比较满意，并称：“朕心甚为快然！”

1707年，张鹏翮请求康熙再次亲临治河现场指导工作，于是，康熙便应邀前往，乘船来到清河县，查看了那里的地形，并测量水位、流量，对工程中存在的技术性失误进行了纠正，并教导官员在治河的同时，不能损坏老百姓的农田，否则将严加惩处。

由此可见，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并非赏美景、看美女，而是治理黄河。自宋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相汇。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黄河多年失修，淤沙堵塞，常造成巨大水患。黄河大的决口即达80余次，给苏皖一带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严重的灾难，宿迁以东，很多农田都被洪水所浸，无法耕作。而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等地更是一片汪洋。不仅如此，黄河决口还危及淮河与运河。漕运经常因河患而受阻。

康熙深知“黄、淮两河关系运道民生，最为紧要”。早在平定三藩之前，他就把治河列为国家三大事之一，而康熙的六次南巡也正是为了处理治河的事宜。其实，早在1677年，康熙就任用了靳辅开始治河，命他修治黄、淮、运三河，以达到疏导黄、淮合流入海，恢复运河正常航行，使江北人民脱开水患，安定从事生产的目的，而后又多次南巡之道并派遣大臣进行治理工作。至康熙六十年时，黄河河道尽管仍时有溃决，但比之从前，水患已经大大受到控制。无疑这对生产发展，社会繁荣以及政权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大运河

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北起北京，南到浙江杭州，大运河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4省2市，是古代用于漕运的主要通道。南北的粮食、物品运输和贸易往来多通过运河进行。运河对清朝来说就相当于人的大动脉一样。所以淮河、黄河、运河的治理自然就成为治河的重点。

除了整治黄河沿线的水患之外，康熙还修治了浑河。此河“冲激震薄，迁徙弗常”，有“小黄河”之称，既威胁着北京对外的交通，也使沿河的人民饱受灾害。康熙先后13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他的督促下，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从此，沿河两岸景象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其修治之功效显然可见。

浑河

上游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的桑乾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纳源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流至官厅始名永定河，全长650公里，经山西、河北两省和北京、天津两市入海河，注入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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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治水，病死任上——靳辅

靳辅（1633～1692年），字紫垣，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曾先后任国史馆编修、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安徽巡抚、兵部尚书。康熙十六年，又被任命为河道总督，从此，便开始了他艰辛而伟大的治河之路。

从康熙十四年起，黄河连年泛滥成灾，治河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这样的形势让康熙帝忧虑，他决定起用政绩卓著的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自授命之日起，便决心一定要完成任务，绝不辜负皇上期望。再加之在安徽巡抚任内，就曾有兴修水利的实践，又有陈潢作为得力助手，便更加增加了他治河的决心和勇气。

在实地调查和分析之后，他的治河方案很快就制定出来了。他将方案上呈给皇上，得到批准之后便在黄、淮、运沿岸几十个州县，发动几百万民工，投入了治理黄河的实际工程中。

经过十年时间坚持不懈的治河工作，到康熙二十六年，居然使黄河安澜，运河漕运也得以畅通无阻。原来被水淹没的山阳、高邮七州县民田，皆可以再次耕种。康熙于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阅视河工时，便充分肯定了靳辅的成绩，召入行宫慰谕，并御书《阅河堤诗》赐给他，以表嘉奖。

但是，靳辅的治河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治河方法，只能用筑堤束水以冲刷泥沙，开河引水，以缓和水势，并不能根治黄河水患，不能保证黄河不会再次出现决口。

针对这一问题，大臣们对治河各持己见，争论不已。甚至就如何疏泄积水的问题，靳辅还与协同他治河的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形成了对立观点，后又提出“将涸出土地招民屯垦，收租以裕河库”的提议。此提议本是好事，但却触及了当地豪绅地主的利益。康熙二十七年，给事刘楷、御史郭绣等嫉妒靳辅的官僚，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出面弹劾他，说他屯田害民。靳辅遭到诬陷，被革了职。他的助手陈潢也因此事受到牵连下狱，最终含冤而死。

最后，实践证明，还是靳辅、陈璜的治河方法有效。于是，康熙又重新起用靳辅，依旧任命他为河道总督。靳辅受命之后，便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再次积极为治理黄河而奔走操劳，终不敌病魔纠缠，于任命当年十一月病死于任上。

收揽人心的“博学宏词科”

清初，大学士范文程曾向皇太极谏言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意思就是说士为民众之首，收揽了士心，也就等于收揽了民心。康熙帝深明此道，特别关注收揽士人之心，尤其是名士之心。

但是，历朝历代中，每逢朝代更替，总是会有一些人会心存“亡国”之恨，不愿与新朝合作。商朝时，虽然纣王残忍暴虐，但周武王灭商之后，叔齐和伯夷还是选择隐居首阳山，因不食周粟而死。

而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类似士人的“亡国”之恨更是会倍增。清迁都北京后，既江山易主，又以夷制夏，还推行了一系列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等弊政，很多中原地区汉人，特别是士人，内心深处都有怨恨。诸如张煌言等人，在明亡之后，或者参加南明朝廷，或者举旗武装抗清。被捕之后更是表现出了自己的英雄气节，宁死也不归顺清朝。

张煌言像

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南明儒将、诗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南京失守后，起兵抗清。曾联络农民军，并与郑成功配合，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坚持抗清近20年。著有《张苍水集》，还曾写《建夷宫词》影射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一事。

另外还有一类士人，虽然不抗清，但也不愿与清朝合作。既不参加科举，也不出仕做官。他们或削发为僧，或佯装疯癫，或隐遁不出……康熙深切感到把这些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对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单靠武力镇压肯定是不行的，单纯的打压政策，不仅不能服众，反而激起更大不满，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使人心悦诚服才行。

那么，如何才能收揽士心呢？康熙做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博学宏词科”。博学宏词科是科举考试制科之一种。始设于唐开元年间，以考拔能文之士。

制科

始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即由皇帝特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

由于以往的科举考试多是以八股文为主，这就使得很多有真才实学却不精通八股的人才被埋没了。康熙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开设博学宏词，主要方式是由各地的地方官和士绅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直接参加这一考试。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宏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自录用……嗣膺荐人员至京，诏户部月给廪饩，明年三月召试体仁阁。”

那一年的博学宏词科，共由内外各官举荐143人，考试内容一赋一诗，康熙帝亲览试卷。有人在试卷中出现“清彝”字样，触犯了清廷忌讳；还有人借口眼睛不好而仅赋诗一首等，康熙帝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择优加以录取。本次博学宏词科共取一等20名，二等30名。在荐举与考试过程中，被录取者，分别以考试前之身份授职，并将因老未入试之杜越、傅山等文学素著者，授内阁中书，允许回籍。

录取完毕之后，为了让这些人更加从心底归顺清朝，康熙还指派他们去修纂《明史》。同时，也借此拉拢不愿做清朝职官，却愿为前朝修史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像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朝中高级官吏以延聘方式招致而来的修史学者。

康熙帝通过这次举措，向天下人表明了他重视和优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他尊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他的宽大胸怀及关切士人的良苦用心，获得汉族士大夫的好评。例如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并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处世名言的顾炎武，虽然不接受康熙帝接见、不参加博学宏词科、不出来做官，但对于其弟子潘耒参加博学宏儒考试，修纂《明史》，他的三位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和、徐元文参加科举考试，在朝为官之事都给予理解与支持。

这些士人特别是名士反清态度的转变，表明康熙帝笼络人才的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也说明清王朝的统治已逐渐为广大士人和子民所接受，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赞誉康熙此举为“定天下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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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络亡国之士的典籍——《明史》

历史上有很多史籍，用来记录历史的更替和历朝历代所发生的重大事迹，以供后人借鉴和传阅。而《明史》的修纂，除了上述功能之外，还有着其他的目的。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从形势上来看，在立足未稳之初，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具备条件的。但清朝统治者却急于修纂《明史》，目的显而易见：一是以此宣告明朝政权的灭亡，二是希望可以以此笼络明朝遗臣，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找到一些情感上的寄托。

清康熙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之后，又经历了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战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根本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修纂工作一度停了下来。直到战乱平息之后，《明史》的修纂才又被重新提上议程。

真正动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的事。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为了笼络士人，举办了博学宏词科，诏征博学宏儒。为了进一步赢得所招募的士人之心，命众士人正式动手修纂《明史》。

此次明史的修纂历时35年，修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他们虽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历史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并基本完成了《明史》的初稿。

就这样，因为一部《明史》的修纂，很多原本对清政权存在异议和抵制情绪的士人都从而转变了态度，逐步开始接受清政权的统治。所以，不得不说，《明史》是一部清朝统治者用来笼络人心的典籍。

传说中的“满汉全席”为哪般

相信满汉全席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不论是一些饮食类的节目、书籍，还是相声、电视、电影，都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过介绍和演绎。那么，这满汉全席到底又是由谁创立的呢？没错，正是历史上有名的康熙大帝。

满族在入关以前，生活在天气严寒的东北地区。由于性格比较豪放，因而在饮食上也并不十分讲究。《满文老档》中曾有记载：“贝勒们设宴时，尚不设桌案，都席地而坐。”宴席的主食主要以是米面点心为主，菜肴，一般是火锅配以炖肉，猪肉、牛羊肉加以兽肉。皇帝出席的国宴，也不过设十几桌、几十桌，也是牛、羊、猪、兽肉，将大块的肉煮烂之后，用解食刀割肉为食。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就将整猪、整羊、整鸡等上席。

清代定都北京后，满族与汉族杂处，努尔哈赤在辽沈推广满汉和睦相处的政策，令“满汉等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对满、汉官员无论是在编制、礼仪、饮宴中都注意保持平等。这样做，无形中就增多了满、汉两族之间的烹饪技艺广泛交流的机会，饮食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满族的达官显贵，在与汉族官员的相互交往中，吸收了汉族菜肴的制作方法和宴饮程式，并进行了改造。

到了康熙年间，为了笼络汉族士人，“满汉一体”的政策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在政策的影响之下，满汉两族的官员交流更加频繁。为了表示对汉族士人的亲近和重视，康熙帝将汉席加入到了皇家的宴席上，自此，“满席”和“汉席”一起被列入了清廷的礼食制度。每到重大节庆时，康熙便以这两种不同的菜式招待宾臣，这便是“满汉全席”的由来。

当然，关于“满汉全席”的说法，这不过只是其中的一种。民间也流传着很多有关“满汉全席”的传说，而且更富传奇色彩。

相传，苏州城有一位名叫张东官的平民，他不仅拥有一手像耍杂技一般的切菜功夫，而且生得一条对味道十分敏感的舌头。

康熙皇帝在智擒鳌拜、平定三藩之后，江山稳固，百姓也变得越来越安居乐业了。但康熙并没有以此而感到满足，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打算进一步笼络民心，于是便有了巡幸江南，访求前朝大贤的打算，以求消除满汉芥蒂。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众多朝中满族权贵的反对。

为了完成这个想法，康熙以寻访美食作为幌子来到了江南。在江南，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遇到了厨艺高超的张东官。张东官不仅向康熙皇帝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还以能言善辩的口才与康熙进行了一番讨论，很快便赢得了皇帝的欢心。为表厚爱，康熙御封他为“江南第一名厨”，并让他到御膳房去工作。

然而，不幸的是张东官虽然刀工出众，但并不懂得如何做菜。再加之不懂皇宫规矩，他在宫廷中险象环生。为了保住性命，张东官被迫逃出皇宫。但是，在逃避追杀的过程中，他却博采众家之长，凭借自己的超人天赋，将中华民族各地美食熔于一炉，做得一手好菜。

后来，张东官重新被召回了皇宫，并被任命为“千叟宴”的主厨。在这次宴席上，张东官自编了一套108道的食谱，并为其取名为“满汉全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宴席举办完后，康熙帝对张东官大加封赏。但张东官却向皇帝请命辞去了御膳房的职务，说自己在京城开了一家最大的酒楼，为天下人做菜。康熙同意了张东官的请求，并御笔钦赐“满汉楼”的招牌。“满汉全席”也因此流传到了民间，逐渐成为天下第一宴。

千叟宴

千叟宴，就是年岁较大的老人参加的宫廷宴席。此宴席最早始于康熙，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在清代共举办过4次。康熙为显示盛世太平，并表示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首次举办宴席，在席上作七律诗一首，名曰《千叟宴诗》，千叟宴因此得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称：满汉全席其实并非始于皇宫，而是江南的官场菜，是扬州“大厨房”专为到扬州巡视的官员所创办的菜式。对此，清代文人李斗在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情的笔记集《扬州画舫录》中曾有描述：

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次：

第一份，头号五簋碗十件——燕窝鸡丝汤、海参烩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

第二份，二号五簋碗十件——卿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一品级汤饭碗。

第三份，细白羹碗十件——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斑鱼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级汤饭碗。

第四份，毛血盘二十件——炙、哈尔巴、小猪子、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猪杂什、羊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什锦火烧、梅花包子。

第五份，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

从这个记载上来看，此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集宫廷满席与汉席之精华于一席，的确是一桌美味佳肴。

扬州画舫录书影

由于每一次满汉全席的操办都要耗费国家大量积蓄，因此，只有举行大型宴会的时候，皇宫中才会做满汉全席。宫廷中的满汉全席不仅食物精美，宴席规矩也很多。以康熙五十二年举办的千叟宴为例：那一年，正值康熙六十大寿，各地百姓有感于康熙恩泽，纷纷自发从数十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赶到京城向皇上祝寿。康熙见到这种情形，深感民众的诚心。于是，在万寿庆典的前一日特发谕旨，在北京西郊的畅春园宴赏众叟。

为了此次宴请能够圆满举行，早在数月之前，康熙帝就多次下达谕旨，令宫廷各衙门的官员和工匠做了诸多准备工作。不仅在御膳房内增添了炊具、食具、饮具及膳桌、坐垫，将宫廷筵宴用的凉棚，以及主副食品、酒等准备齐全。还命宫人将供老叟们出入的宫门重新油饰一新，把盛宴周围的殿宇房间布置得光彩照人，以表重视。

经过一番忙碌的准备，举办宴席的这一日终于到来了。宴席开始前，宫人们先按入宴耆老品位高低将一等桌张和次等桌张摆放齐全。乾清宫地平正中摆皇帝宴桌，殿内地平下和殿外两廊下摆王公和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臣的一等宴桌，丹墀甬路和丹墀摆以下三品至九品官员、蒙古台吉、顶戴、领催、兵民等所坐的次等宴桌。不仅宴桌有尊卑之分，就连筵宴盛器和肴馔也有明显的区别。

台吉

清对蒙古贵族封爵名。源于汉语皇太子、皇太弟，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位次辅国公，分四等，自一等台吉至四等台吉，相当于一品官至四品官。

待宴桌摆放完毕之后，先由外膳房大臣率员分批引领参加宴会的各官、外国使臣和众叟入席，然后恭候皇帝驾临。伴随着鼓乐齐鸣，康熙乘坐轿子缓缓移至乾清宫。待皇帝在宝座上坐稳之后。丹陛大乐奏起，管宴大臣先引领乾清宫殿内外及东西两廊下的各级官员、蒙古王公等走至乾清宫正中，鸿胪寺赞礼官赞行三跪九叩礼，数千耆老群臣一同向皇帝叩拜。随后再由管宴大臣引着王公大臣步入殿内入席，与宴众叟群臣于座次再向皇帝行一叩礼之后方可落座。

众人向皇帝行礼过后，茶膳房大臣向皇帝进茶。皇帝饮毕，殿内及东西廊下王公大臣均得到康熙赐茶，饮后茶碗均赏于本人。被赏茶的王公大臣官员等接茶后均出坐，向乾清宫内皇帝座处行一叩礼，以谢赏茶之恩。

随后，茶膳房总管太监将果宴奉送到皇上面前，并在丹墀两边摆放银包角花梨木桌两张，每桌安放银折盂一件，金勺、银勺各一把，玉酒盅20件。接着，皇帝召集一品大臣和年届九十的老者行至御座之前，并亲赐卮酒，同时命皇子皇孙为殿内王公大臣进酒，并分赐食品。众叟向康熙帝再次谢宴。

之后，内务府大臣等执食盒上膳，群臣众叟方开始进食，清宫戏班则会进乾清宫献上歌舞助兴。待到歌舞完毕、千叟宴结束之后，众叟随着赞礼官高声唱祷向康熙帝再次行一跪三叩礼以表感激之情。礼毕，康熙帝伴随着中和韶乐起驾回宫。官宴大臣则按拟好的赏单将礼品赠予众叟。众叟跪领赏物后，再次叩谢天恩。至此，整场宴席方告结束。

整体看来，宴会的情景宏大、庄严，与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了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历史上真实的清宫筵席并不像电影电视描述得那样奢华、铺张。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上所记载，康熙钦定最昂贵的宴席也不准超过每桌价银8两的标准。按照最高比值换算，康熙皇帝所举办的最昂贵的筵席，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000元左右。这个费用与现在的奢华饭局相比，实在是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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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全席名称的由来

满汉同席的模式创办于康熙年间，这个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满汉全席”这个名字的由来，却有诸多说法。

除了上述文中所讲到了“满汉全席”由张东官所创一说之外，比较常见的说法还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说：“满汉全席”是始于清代的官场筵席，但在正史中记载不多，仅在一些笔记文集中略有记录，但都称之为“满汉席”或者“满汉大菜”。

最初，官场中宴请嘉宾时，都是先吃满菜席，再上汉菜席，以适应席中满汉宾客的不同饮食习惯。这样的宴席方式，就使制作满席和汉席的厨师间相互展开竞赛，以求席桌更为精美，让自己的厨艺更得大家赏识。久而久之，他们不光研究自己的菜式，还互相汲取对方之所长，使彼此间的菜式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融之势。后来，人们便在“满席”和“汉席”的菜肴中精选了一些珍品将其拼做一席，故有“满汉全席”之称。

还有一种是说：虽然满汉席自清代便一直都流传于世间，但被称作“满汉全席”则是源于一段相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和天津献艺的著名相声演员万人迷编了一段相声名为“报菜名”，相声中有一大段罗列大量菜名的精彩“贯口”颇得大家喜爱。他在相声中指出，这些菜名皆出自“满汉全席”。自此，便有了“满汉全席”一称。

第三章　南征北战，不辱先祖之名

砍掉三十年的历史包袱——三藩

明末，明将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和吴三桂，趁明皇朝土崩瓦解之机，各率所部先后降清。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军余部。后吴三桂将永历帝杀害，清顺治帝为表嘉奖给他很重的奖赏，封他做平西王，让他镇守云南、贵州；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耿精忠为靖南王，镇守福建。

顺治帝为鼓励他们忠心任事，辅弼皇室，不惜赐予政治上种种特权，使他们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地方官员。就这样，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

吴三桂

尚可喜

此三藩之设，并非顺治帝的主观愿望所致，而是为了顺应当时军事与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当时抗清斗争主要活动地区的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情况错综复杂，随时有可能爆发叛乱。唯有以吴三桂等威名远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以护卫王室。

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三藩兵权在握，各拥兵自重，其中以吴三桂的势力最大。吴三桂自恃功高，在云南称王称霸，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自派官吏，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耿精忠横征盐课，又利用海运之便，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进行走私贸易；尚可喜则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每年私收白银不下十余万两。这三股势力在事实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三藩势力的不断增长，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反而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强大力量。

盐课

课是指课税、征税，盐课就是中国古代的盐税。始见于约公元前21世纪以后的夏朝，相传禹平洪水，划九州，“任士作贡”，盐以贡的形式上缴国家。

三藩的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他们在其藩镇所得，都窃为己有，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康熙帝即位之初，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听任三藩所为，更助长其势力的急速膨胀。

康熙帝智擒鳌拜亲政之后，以敏锐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势焰日炽，已构成国家的心腹之患，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势力。于是，“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但又虑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找个什么办法，才能够顺利削弱并消灭“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了一道奏章，主动申请撤藩“归老辽东”。要求让他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留在广东。康熙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的请求，但却拒绝让其子接替平南王的爵位，理由是广东安定，不必再设藩王镇守。

康熙帝的这一举措，深深震撼到了其他两位藩王——吴三桂和耿精忠。他们看出了朝廷急欲撤藩的意向，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试探一下康熙帝的态度，他们也假惺惺地向康熙主动提出了撤除藩王爵位、回到北方的请求。

康熙看到这些奏章之后，召集朝臣商议。大臣们意见不统一，有主张撤的，有主张不撤的。主张不撤的大臣多数是因为觉得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

康熙帝思虑再三最终决定，这些藩王掌握兵权太久，拖得越久，越不容易解决，认为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索性一次解决。于是便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他撤藩。

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本意是希望康熙帝会做出些挽留的姿态，他们就顺水推舟留下来。谁知康熙帝会这样决断，他又惊又恨，自以为是清朝开国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撤他的权，于是决定起兵造反。

同年十一月，吴首先在云南起兵，公开抗拒朝廷撤藩。他杀掉了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布讨伐清廷的檄文，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并写信与平南王、靖南王和各地老部下以及台湾的郑经，要他们共同起兵造反。

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明朝将军的盔甲，在永历帝的墓前假惺惺地痛哭一番，说是要替明王朝报仇雪恨。但是，人们都很清楚，他引清兵入关、绞死永历帝的斑斑劣迹如在眼前，现在他居然打起恢复明朝的旗号来，人们怎能相信他“兴明讨虏”的宣传？

永历帝

明昭宗朱由榔（1623～1661年），是南明政权最后一个即皇帝位的皇帝。又称桂王。清兵入关，他于广东肇庆称帝，在位15年，被清兵追逼而逃入缅甸，后为吴三桂索回绞杀。

吴三桂在西南一带势力大，一开始，叛军打得很顺利，仅三个月，已占领湖南全境，前锋直抵长江南岸，摆开了飞渡长江天堑，直捣京师的态势。他又派人跟广东的尚之信和福建的耿精忠联系，约他们一起叛变。这两个藩王有吴三桂撑腰，也反了。这就历史上有名的“三藩之乱”。

三藩一乱，整个南方都被叛军占领。康熙帝并没有被他们吓倒，他对三藩之乱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并迅速作出反应：一面停止撤销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把他们稳住；同时削除吴三桂爵位，将其长子额驸吴应熊逮捕，不久即下令处死，以寒吴三桂之心；一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吴三桂。以荆州为大本营，与吴三桂的军队夹江对峙，阻挡其正面进攻；以山东衮州为适中之地，接济南北；在西北一翼，以重兵阻击陕西叛军，威胁四川；在东南一翼，以重兵驻杭州、南昌等地，全力挡住耿精忠军队的攻势，以防止他们轻易进入湖南与吴军合势。

康熙的这一战略部署，恰好击中了叛军的要害。吴三桂损失惨重，屯兵南岸不敢渡江，军队锐气逐渐低落下来。这就给事先毫无准备的清军以喘息的时间，并使康熙从容调兵，顺利实施其战略计划。

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不利，便向清军投降了。这样一来，吴三桂的力量渐渐削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

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已从各条战线进逼湖南，吴军节节败退。吴三桂已感到江河日下，他自己知道支撑不下去，连悔带恨，于当年八月生了一场大病断了气。

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位，改元“洪化”。然而吴三桂的死令部属人心涣散，军无斗志，不久便溃败回云南。

康熙抓住战机，展开了战略大反攻。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以长围数十里围城。延至十月，城中弹尽粮绝，城南守将暗降清军引导清军破城而入，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自杀。其部属骨干人物或自杀、自焚，或被俘处斩。

经过八年战争，清军终于平定了叛乱势力，统一了南方。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

首先，军队编制得到统一，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政府对参加变乱的部队进行了妥善安置：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察哈尔布尔尼其党附各部落于义州、锦州等地安插；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属，尚之信等家所属壮丁，则分别被编入正黄、镶黄、正白、正蓝旗汉军旗下；另外，还在荆州、福州、广州增设八旗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使得清廷统治权力得到了集中和加强。

其次，地方官吏的任命得到整肃。三藩之乱平定后，三藩任意坐缺补官的擅权行动即被废止，举官用人大权归于中央政府。

再次，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即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下令凡是三藩私自征收的赋税一概免除，按照原制定的额税征收；并将尚可喜在广东所占田庐、店舍悉数归还于民。这些举措使得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的残破局面开始好转。

三藩之乱的平定，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开发，是康熙一生中最主要的丰功伟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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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与陈圆圆

陈圆圆，本姓邢，名沅，字畹芬。母亲早亡，方随姨夫姓陈。圆圆能歌善舞，色艺冠时，为苏州名妓，享誉江南，被誉为“江南八艳”之一。

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威震朝廷，崇祯帝日夜不安。外戚周奎欲寻求美女为皇帝解忧，便派遣田妃的哥哥田畹下江南选美。后来，田畹将名妓陈圆圆等献给了崇祯皇帝。但由于当时战乱频繁，崇祯皇帝无心享乐。陈圆圆便又回到了田府，成为田畹府中的歌妓。

不久，李自成的队伍逼近京师，崇祯帝急召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田畹设宴为吴三桂饯行，陈圆圆率歌队进厅堂表演。吴三桂见到陈圆圆之后，立即一见钟情、神驰心荡。

酒过三巡，突然有人来报说李自成率军突袭，田畹恐慌地问吴三桂：“有敌军前来，该如何是好？”吴三桂回答说：“若能以圆圆相赠，吾首先保护君家无恙。”就这样，陈圆圆成了吴三桂的爱妾。

陈圆圆画像

李自成攻破北京，吴三桂的父亲投降了起义军，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刘宗敏掳走。吴三桂正欲答应投降李自成，忽闻陈圆圆已被李之部将所占，冲冠大怒，高喊：“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遂投降了清军与农民军开战，在一片石攻破李自成。

李自成战败后，将吴三桂之父及家中38口人全部杀死，然后弃京出走。吴三桂为报杀父夺妻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此时，吴三桂的部将在京城搜寻到陈圆圆，立即飞骑传送。吴三桂遂终止交战，带着陈圆圆由秦入蜀，然后独占云南。

后来，顺治封吴三桂为云南王，吴三桂欲将陈圆圆立为正妃，陈圆圆没有接受。吴三桂便娶了另外一个女子为正室。但不幸的是，这个正室生性悍妒，吴三桂的很多爱姬都被她所陷害冤杀，陈圆圆看到这样的情景，便独居到别院去了。由于失去了吴三桂的宠爱，陈圆圆心灰意冷，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吃斋念佛。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吴三桂气绝身亡。陈圆圆在寺中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自沉于寺外莲花池中。

此后，几百年来很多人都将明朝灭亡的原因推在陈圆圆身上，说吴三桂投降清军完全是因为她的缘故，为此，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梅村还曾写诗曰：“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但无论吴三桂当初引清兵入关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陈圆圆的晚景如何凄凉。毕竟，这段传说中的爱情故事还是为很多后世之人所赞叹的。

收复台湾，统一中国

康熙幼年即位，他所继承的是一个饱经战火摧残、经济凋零、国弱民贫、各股势力对抗、政权不稳的国家基业。为了稳固江山，让清朝走向更加辉煌的盛世，康熙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治和改革。在擒鳌拜、平三藩之后，他又趁着告捷余威，把注意力转向台湾。

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侵略者，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但仍然用南明永历年号，以明朝遗臣的身份继续同清廷对抗。清朝政府经过数十年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了其地位，国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逐渐趋于缓和，郑成功的做法实际上成为阻碍国家走向统一的一股割据势力。早在康熙初年，统一台湾的问题已经提到清朝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上来。

不久，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位。之后，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为争夺权力发生内讧，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路。清朝由于当时国内棘手问题很多，对台湾还不能以武力压服，只能乘机派使者，企图说服郑成功之子郑经归降清朝。

郑经为了得到喘息的机会，减轻压力，同意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和印玺。但当清朝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时，郑经坚决不同意，提出“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剔发易衣冠”的请求。清廷当然不会答应，致使首次谈判未能成功，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

清廷见招抚不成，就在第二年十月攻占了厦门、金门、铜山（东山岛）等地。郑氏在大陆沿海的主要岛屿都被清军占领，郑经的部队退出厦门，逃奔到台湾。清朝乘胜派舟师出征台湾，却在海上突遇台风，船只沉没，无功而返。次年五月，清军再度出征，又在澎湖附近遇到狂风暴雨，许多船只被摧毁，无奈又只得返回。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廷见两次渡海东征都无功而返，只好又改用和平招抚手段。

康熙六年，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再次谈判，并承诺如果郑经愿意归顺，则册封他为“八闽王”，并让他管辖沿海诸岛。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为由，拒绝清朝的招抚。

两年之后，康熙亲政了。他派刑部尚书明珠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这次，清朝廷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而郑经却仍然坚持提出只要能像朝鲜一样不削发，便可以称臣纳贡。康熙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清廷坚持一定要削发，认为不削发就不能表现归顺的诚意。由于在削发问题上互不妥协，这次招抚谈判又失败了。

此后便发生三藩之乱，中原战火弥漫。郑经乘机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发兵攻福建、广东，与清军作战，先后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后吴三桂兵败去世，郑经孤军难支，再次退回台湾。

清廷再一次派福建总督姚启圣和副将黄朝用赴台谈判。郑经要求“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而康熙则认为：“台湾人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九）。坚决不同意台湾比照琉球、高丽之例。于是，谈判再一次无果而终。

此后，清廷又派人进行了几次谈判，但谈来谈去，终未达成协议。康熙看到和谈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决定武力克台，但清廷中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

康熙二十二年，郑经病逝。其次子郑克爽监国。郑经的亲信侍卫冯锡范等人为了争夺权力，诱杀了郑经的长子郑克填，扶持郑克爽继位。就这样，台湾地方大权落入冯锡范与刘国轩二人手中。岛上争权夺利，人心十分不稳。

康熙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发动进攻，用武力夺取台湾。但是，台湾地处大海中，波涛万顷，作战需依赖水师，满族将士多生于内陆，不熟悉水战，要想夺取胜利，必须另选将帅，训练士卒。李光地、姚启圣向康熙帝推荐，觉得施琅可当此重任。

施琅画像

施琅

施琅，字尊候，号琢公，福建晋江人。早年为明将领郑芝龙（郑成功之父）部下，后随郑芝龙降清。他一贯主张攻取台湾，但因曾是郑氏部属，起初清廷并不信任他，将他安置在北京投闲13年。后被任命为同安总兵和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福建与郑氏作战多年，先后率师驻守同安、海澄、厦门。既了解台湾情况，又熟悉水师机宜及海上风涛之变幻，是位有勇有谋的将士，但由于“施琅背郑降清”的做法，使得他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康熙思虑再三，决定起用施琅，授福建水师提督一职。命令施琅于六月十四日率领官兵2万多人，战船200多艘，从铜山出发，向台湾发动进攻。郑克爽则派勇敢善战的刘国轩守澎湖，所率兵将战船与施琅相当。“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两军展开激战，历时七昼夜，两军各有伤亡。

澎湖

位地台湾海峡中流。

施琅首战不胜，只得暂时退兵，集全军船队于八罩屿。八罩屿一带潮大流急，一遇风暴则舟船难以保全。刘国轩听说施琅军集于八罩屿，不甚欢喜，觉得可以“饮酒以观其败”。谁知八罩屿接连几天都是风平浪静，刘国轩顿感惶恐不已。

二十二日，施琅再次发动进攻。双方自辰时开战，炮火交攻，及其激烈。至巳时，南风忽起，施琅命乘风放火，郑军于是大溃，战船大量被击沉焚毁，死伤12000人，浮尸遍海，一些将士阵前投降，刘国轩仅率残余的31艘船仓皇逃回台湾。

澎湖的失陷引起台湾郑氏当局的极大恐慌。刘国轩逃回台湾后，与部下密议以后的对策，冯锡范主张撤离台湾，迁往吕宋，而刘国轩则认为人心已经背离，倡议归降清朝。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对被俘的台湾兵将，优礼相待，赏给银米。800多名伤残者医治之后释放回台，令他们宣示招抚之意。

两个月后，郑克爽自觉已无抵抗之力，遂派人至澎湖施琅军前，表示愿削发称臣，但请求仍居台湾。施琅不予同意，郑氏集团无路可退，最后只得修表乞降。七月十九日，施琅派代表抵台湾，郑克爽率刘国轩、冯锡范等迎接。之后，郑克爽下令全岛兵民遵制剃发。二十七日郑克爽郑氏向清军递降表，并缴明延平王册印。自此，台湾得到统一。

郑氏投降之后，康熙并没有为难他们，反而给予了一系列的优待。封郑克爽为公爵，刘国轩为侯爵，其他投降的士兵和民众，或入伍，或归农。郑氏人众俱得到了妥善安置。

在妥善安排归降人员的同时，施琅因平台湾功，封靖海侯，并在台湾采取了安民措施。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来到台湾，颁布《谕台湾安民示》，提出：“土地既人版图，则人民皆属赤子，保义抚绥，倍加意。”为安定民心，施琅还亲自亲往郑成功之庙焚香祭祀，称其为“开台烈祖”。台湾全局于是归于安定。

在平定台湾郑氏之后，清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置台湾这个岛屿发生过分歧。有人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也有人说：“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台湾历史纲要》135页）施琅则力主坚守台湾。他认为台湾“虽为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具有巨大的军事意义；如果弃之，必定会被荷兰人重新占据。而且，台湾岛上已“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再进行大规模移民必定造成动荡不安。

康熙皇帝极重视施琅的建议，也十分赞同施琅的意见，曰：“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在与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和九卿多次商议之后，决定采纳施琅的意见。

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始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在台湾设总兵官一员、副将两员，兵8000人，分为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兵2000人，分为二营。康熙二十三年春，清朝驻台湾的第一批文武官员全部就职到位，台湾宝岛完全统一于清朝政府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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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原名福松、森，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人。其父郑芝龙，是南明隆武朝“建安伯”，曾组织向台湾移民，积极开发台湾岛。顺治二年（1645年），21岁的郑成功在福州受到隆武帝朱韦健的召见，隆武帝对他赏识有加，遂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

郑成功雕像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渡过了钱塘江，占领浙江。掌握隆武朝政大权的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虽苦苦劝阻，却未能阻止父亲，于是便率部至南澳（今属广东），起兵抗清。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厦门作为抗清根据地。但是，之后的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三次败战使得郑军兵力大伤。他考虑了全局形势，感到只靠厦门和金门作为根据地，势单力孤，不可能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而且台湾人民不堪忍受荷兰侵略者的暴行，切盼解放。于是，郑成功作出“亲征”台湾的重大决策。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披甲执剑，亲率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扬帆出发，意欲越过台湾海峡，直取台湾。然而，军队却在行进途中遇到东南逆风，白浪滔天，船队不能行进，只得返回，停泊在澎湖36屿中间，一连几天不能行进。几天的停靠，使军中粮食告急，如若再不采取行动，那就只有失败而归了。

郑成功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立即发布了一道命令，向全军将士宣告：自己此次率领大军，冒着风险东征，是为了收复被侵占的国土，而不是为了贪图享乐，所以希望全军将士能够拿出勇气，不要惧怕惊涛骇浪，万众一心，定能够战胜困难，夺回台湾。全军将士收到此番激励之后，人心振奋，顶着风浪，继续向东南进发，终于越过了台湾海峡。

郑成功决定带领将士在澎湖稍作休整便准备直取台湾。荷兰侵略军听说郑成功要进攻台湾，十分惊恐。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赤嵌（今台南）两座城堡，还在港口沉破船阻止郑成功船队登岸。

郑军的船队避开了赤嵌城海岸，绕道从鹿耳门登陆。登陆后，郑军立即包围了军事据点赤嵌，与荷兰殖民军展开了激战，打得侵略军溃不成军，赤嵌城遂被收复。

荷兰总督见赤嵌已被收复，觉得形势不妙，便玩起了缓兵之计，表示愿意年年纳贡。然而，却遭到了郑成功的坚决反对，他表示：除非你们投降，把台湾交还中国，否则我们就战斗到底。起初，盘踞台湾城的侵略军还在负隅顽抗，后来，郑成功在该城周围修筑了土台，对其进行了9个月的围攻。荷兰人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挂白旗投降，派人送出了投降书。1662年2月1日，受降仪式正式举行。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也为后来康熙统一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亲征朔漠，无人能及

收复台湾之后，东南沿海得到了稳定，清朝在全国的统治更加巩固。然而，康熙还是无法完全安心，因为西北又崛起了一支厄鲁特蒙古部落，这个部落在噶尔丹的统治之下形成了一个与中央政府相对峙的强大的地方政权。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而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四部。其中以准噶尔部势力最为强大，明末清初，该部首领台吉哈拉忽拉成为执各部牛耳的人物。哈拉忽拉死后，他的儿子巴图尔珲台吉继位，在他的领导下，准噶尔部进一步强大，先后兼并了土尔扈特部及和硕部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人转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人迁居青海。

噶尔丹执政时，又先后吞并了新疆境内的杜尔伯特和原隶属于土尔扈特的辉特部，继而进占了青海的和硕特部和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诸城。

噶尔丹

噶尔丹（1644～1697年），清代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早年赴西藏当喇嘛。康熙九年（1670年），其兄僧格（当时准噶尔首领）在准噶尔贵族争权夺利的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夺得准噶尔部统治权。

面对崛起于西北大漠的噶尔丹，清朝政府的西北边疆感受到了压力。但由于当时清廷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力西顾。面对步步逼近的噶尔丹，康熙皇帝只是下令让守边部队严加防护，而一概不过问厄鲁特部的内部事务。

康熙的这一反应，使得噶尔丹更加得意妄为了，随着准噶尔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噶尔丹分裂割据的野心愈益膨胀。此时，正是沙皇俄国疯狂向外扩张的时期，为了顺利达到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目的，沙皇俄国对噶尔丹进行了一系列的劝诱，主张噶尔丹继续向外扩张政权。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在沙俄的鼓动下，为建立自己的西北霸权和增加经济，噶尔丹将掠夺的矛头指向了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自伊犁东进，对喀尔喀蒙古发动进攻，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蒙古的首领在战乱中仓皇率众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一带，向清廷表明自己的处境，请求保护，同时表示愿意投顺清朝政府。喀尔喀与沙俄及厄鲁特接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噶尔丹进攻喀尔喀的举动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警惕。康熙一面将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

然而，噶尔丹此时气焰正盛，对于康熙的指令不但不予理会，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继而穿过车臣汗部东隅，逼近呼伦贝尔，离清朝卡伦只有七八日的距离。战火烧遍整个喀尔喀蒙古，人民陷入了灾难之中，平定噶尔丹叛乱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噶尔丹画像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康熙决定御驾亲征。早在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康熙皇帝就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以调解喀尔喀与厄鲁特矛盾为名，赴噶尔丹军营之中观察了80余天，获得大量情报。通过这些军事情报，康熙帝对噶尔丹的军事动向尽在掌握中。

此外，康熙皇帝还采取联络噶尔丹政敌、孤立打击噶尔丹的策略，并向沙俄提出警告，断绝噶尔丹寄希望于沙俄的想法。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康熙皇帝派出左右两路大军，向土拉河、克鲁伦河挺进，以图夹击噶尔丹。康熙亲临博洛和屯（今内蒙古正蓝旗南）指挥，同时令盛京（今辽宁沈阳）将军、吉林将军（今吉林市）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

右路军北进的过程中，在乌珠穆沁境内与噶尔丹军相遇，陷入了噶尔丹军队的包围之中，惨遭失败，右路军统率阿喇尼率残部勉强突围。

右路军的失败打乱了康熙帝的军事部署，噶尔丹则乘势长驱南进，抵达了乌兰布通。这时，清左路军也进至乌兰布通南，康熙急令右路军停止南撤，与左路军会合，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并派兵一部进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伺机侧击噶尔丹归路。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满文）（清）温达等纂修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内府刻本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从康熙十六年六月噶尔丹奉表入贡及饬令与喀尔喀修好一事记起，至三十七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献上噶尔丹的尸首止。着重记述康熙帝三次率军平定噶尔丹叛乱之事，卷首有康熙亲撰纪略一卷，内容是对战争经过的大致描述。该方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八月初一交战开始，清军以火器部队在前，步骑兵在后，隔河布阵，首先集中火力攻击噶尔丹的驼阵，将驼阵轰断为二之后，再挥军渡河进攻，步兵从正面攻击，骑兵则从左翼迂回侧击。不久之后，噶尔丹便大败仓皇撤往山上，后乘机率仅剩的数千人残部夜渡沙拉木伦河，逃回了科布多（今蒙古吉尔噶朗图）。

经过乌兰布通之役，噶尔丹的嚣张气焰被打压了不少，军事实力也严重受损。但噶尔丹不甘心失败，在逃回大本营科布多之后，仍继续进行对抗清朝政府的新行动。他以科布多为基地，招集散亡人员，企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而康熙也为了防止噶尔丹再次进攻，而进行了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噶尔丹率骑兵三万，再次东侵喀尔喀，向克鲁伦河以东推进，以流寇的形式在喀尔喀地区四处骚扰。在此形势下，康熙决定再次亲征。

次年二月，调集9万军队，分东中西三路进击。东路军由名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官兵约12000人，经索约尔济山，直趋克鲁伦河，实行牵制性侧击；西路军分归化城军与宁夏军两支，46000人，由安北将军费扬古统帅，越过沙漠，会师于翁金河（今蒙古德勒格尔盖西）之后北上，切断噶尔丹军西逃科布多之路；中路大军三万余人则由康熙亲率，于二月二十三日自京师出发，欲出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北上，直指克鲁伦河上游，与其他两路约期夹攻，企图歼灭噶尔丹军于克鲁伦河一带。

按预定计划，中西两路大军应于四月二十七日会师于克鲁伦河巴颜乌兰。所以，在康熙皇帝起程前，西路大军已先行出发。但由于所行之路路途遥远，又不好走，所以行进速度十分缓慢。

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进抵土剌河上游的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时，军队已因长途跋涉而饥疲不堪。鉴于这样的情况，西路军统帅费扬古决定不再前行，采取设伏截击的方针，以一部依山列阵于东，一部沿土剌河布防于西，将骑兵主力隐蔽于树林之中；振武将军孙思克则率步兵守在山顶。

战斗开始后，康熙亲率的中路军先向噶尔丹发起攻击。噶尔丹猝不及防，眼见着大队清军从天而降，不敢抵抗，率部夺路连夜西逃。厄鲁特兵刚刚逃出中路军的追击，便又钻进了西路军布下的军阵之中。噶尔丹率兵进击，企图攻占清军控制的山头。孙思克率兵据险防守，噶尔丹久攻不下。

此时，费扬古指挥沿河伏骑分兵一部迂回敌阵，宁夏总兵殷化行见敌人阵后森林中人畜丛集，却久不出动，断定是噶尔丹阵后老幼、辎重所在，便建议费扬古出精骑抄袭敌后。费扬古依计而行，噶尔丹部众果然大乱，夺路北逃。清军乘夜追击15公里以外，酋长及头目或死或降，噶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战乱中被击毙。噶尔丹见大势所去，仅率数十骑趁夜色西逃而去。至此，康熙帝的此番亲征，以圆满胜利而告终。

噶尔丹回到领地之后，发现其后方基地伊犁地区早在他东侵之际就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袭占。而连年的征战已使得噶尔丹元气大伤，丝毫没有实力再夺回领地。之后，康熙对噶尔丹进行了多次劝降，而噶尔丹却拒不应允。鉴于此，为了永绝后患，康熙于三十六年二月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抵抗无力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亡。当晚，厄尔特部族人丹济拉将其遗体火化，携骨灰及噶尔丹之女钟齐海，率300户来投顺。至此，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始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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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三朝的战斗——准噶尔叛乱

虽然康熙亲征噶尔丹取得了胜利，但是准噶尔一部的叛乱却没有因此而结束。

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之后，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随着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分裂割据的野心又开始滋长起来。再加之沙皇俄国的怂恿和支持，策妄阿拉布坦便开始了对清军的攻击，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进行分裂叛乱活动。

清政府得知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往西藏，即令出兵进藏，协同藏军对其进行围剿，这才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势力赶出西藏。

康熙逝世后，他所制定的抵抗政策，由他的儿子雍正帝、孙子乾隆帝继续推行并得到贯彻。

雍正五年（1727年）冬，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领袖。噶尔丹策零在沙俄支持下，继续进行叛乱活动。自雍正六年开始，清廷曾多次出兵平定叛军。然而，噶尔丹策零并没有一点收敛之意，他的内外政策基本上遵循其父的路线，对东边也没有放弃向喀尔喀扩展的意图。

雍正七年，雍正帝命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决定发兵征讨，噶尔丹策零闻讯惊恐不已，忙遣使求和，要求清军休战一年，得到了雍正帝的恩准。然而，噶尔丹策零却在休战期间，出兵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此战清军损失严重，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

雍正十年，噶尔丹策零率军再次袭击驻扎于塔半尔河的清军。八月初，清军奋起反击，以精骑3万夜袭其营，大败准噶尔军。噶尔丹策零见势不妙，被迫降附。此后，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维持了将近20年的和局。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乱，达瓦齐夺得汗位。接着，达瓦齐又与帮助他登上汗位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互相攻战。1754年，阿睦尔撒纳兵败之后，率领2万兵士归顺清廷。清政府认为统一西北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命将出师，一举平定准噶尔地区的叛乱。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发兵5万直捣伊犁，达瓦齐猝不及防，兵败被俘。正当清军捉获达瓦齐、获得初步平叛胜利的时候，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又叛变了。二十二年春，清廷遣军从巴里坤等地对阿睦尔撒纳进行分路进击，大败叛军，随后，阿睦尔撒纳叛逃沙俄，不久因患天花病死异域。

自此，清军迭经三朝、历时70年的平定叛乱之路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坚决抵御沙俄，捍卫领土完整

康熙皇帝不仅注重对本国领土的统一和安定团结，更重注对外来侵略者的抵御。他对沙俄的抵抗和还击就是很好的例子。

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和中国并不接壤，但是俄国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却由来已久了。

早在明万历十年（1612年），俄国的势力就越过了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翌年，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父亲死于战斗中。

之后，俄国的势力继续向东扩张。到了明万历四十一年，罗曼诺夫成为为沙皇，创建了罗曼诺夫王朝，更加紧了对西伯利亚的扩张。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哥萨克人听到达斡尔人说有一条黑龙江。五年之后俄人波雅科夫便带军侵入了达斡尔地区，这是俄军首次侵入黑龙江流域。

清顺治七年（1650年），俄国人哈巴罗夫带领70多人，翻越外兴安岭，侵入了黑龙江地方，占领了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雅克萨，次年，又带领众人侵占了索伦头人托尔加的驻地。顺治十五年（1658年），俄军重新占领了尼布楚。之后，俄国人便开始了对黑龙江地域索伦、赫哲、费牙喀等部民的抢掠活动。俄人哈巴罗夫还将托尔加城主残酷折磨，施以火烧、鞭抽的酷刑，后将托尔加城付之一炬。

眼看国土完整遭到破坏，臣民遭受涂炭，康熙帝自然无法忍受，他曾言：“朕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于是，康熙帝在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之后，便将战略目光转向了北疆。为了保卫边疆不受外来侵犯，在与沙俄交涉无果之后，他决定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出兵反击，彻底清除这伙沙俄侵略者。

为了使反击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康熙帝在出兵之前做了诸多准备工作。他总结了大清军民30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还为了解敌情进行了三次东巡。

关于侦察敌情一事，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康熙帝派蒙古副都统彭春以捕鹿为名，从墨尔根行进了16天，到达了雅克萨城下进行侦察。结果抓回了6名人质，并从他们口中探听出了敌军的居址、地形、兵力和交通等情况。

彭春

彭春（1644～1699年），满洲正红旗人，栋鄂氏，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何和礼的四世孙。他一生南征北战、功勋赫赫，为国家的统一与版图的完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三藩之乱时，彭春率军南下平叛，战功卓著。1685年，又率军攻打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一日即攻下雅克萨城。1690年，率领右翼清军在乌兰布通大败准噶尔军……彭春因“性资忠勇，器识弘通”，而为康熙皇帝所倚重，康熙称其为“干城之选”，并加以太子太保衔，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随后，彭春等回到北京报告，认为要攻取俄罗斯并不难，只要发兵3000人就足够了，并建议康熙立即行动。但是，康熙帝没有同意他们的建议，觉得单纯从军事上考虑不够周全，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才行。

随后，康熙帝先在卜魁（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黑龙江将军，又建黑龙江城（今瑷珲城），并设立驿站；之后又在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大量制造船只，准备溯水而战；并铸造战炮，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康熙决定要开始对沙俄发动进攻。但是，由于远途奔袭，人地两生，再加上传闻沙俄凶残，很多官员对反击沙俄作战充满了畏难情绪。然而康熙帝心意已决，毅然决定出师抗俄。

1685年6月，康熙帝派遣都统彭春率兵进抵雅克萨。彭春到达雅克萨后，并没有立即出兵，而是先派人送去康熙帝致沙皇的信和他本人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文中给出最后的警告，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中国。但沙俄侵略者却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不仅没有丝毫撤离的意思，反而招募新兵，增强雅克萨的兵力，并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军役贵族托尔布金为阿尔巴津督军，来到雅克萨指挥作战。

瑷珲城

6月23日，清军统帅再次来到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俄方依旧顽固不化，且言语十分的不恭敬。见此情形，清军打算放弃劝和，立即出兵攻打俄军。

6月24日，清军列阵，包围了雅克萨。俄军见此情形，立即遣兵调将请求支援。25日，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协助城内俄军作战，被清军拦截在江上，双方经过了一场激战之后，俄军告败，死伤40余人。

接着，清军架起了大炮，向雅克萨发动了猛烈的轰击，不多时，俄军便伤亡严重，败下阵来。眼看走投无路，俄军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在清军的劝降下，俄军头目托尔布金竖起了降旗。

清军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对他们采取了宽大的处理态度，准许700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返回俄国。至此，被俄军侵踞20余年的雅克萨，终于得到光复。随后，清军将胜利的捷音奏报到康熙帝的行宫。康熙帝指示：“雅克萨城虽已克取，防御决不可疏。”（《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但是，彭春等没有留军驻守雅克萨城，也没有收割田间庄稼，仅毁去城堡后，便回军黑龙江城。

托尔布金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彼顿率领的600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探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黑龙江城。于是，托尔布金便于同年六月，带领700余人，携带大炮和弹药，重新侵踞了雅克萨。

清军得知俄军再占雅克萨，不得不再次出兵抵御。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康熙帝颁发谕旨：“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

同年七月，萨布素奉命率所部2000余人及福建藤牌兵400人进抵雅克萨，随即围城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城和围困，俄军损失惨重。9月底，俄国头目托尔布金被击毙，城中俄军大多战死或病死，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最后困守在雅克萨的几十个俄军只能在城中坐以待毙。

福建藤牌兵

又称虎衣藤牌兵。藤牌，是指藤制的盾牌，油浸过后可以防弓箭、挡乌枪。历史悠久，殷商时期已出现，明代大将戚继光曾重用。清入关时已有藤牌军，此处的福建藤牌军于康熙二十四年组建，在雅克萨和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有出色表现。

康熙帝在清军兵迫雅克萨城的同时，再次表现出和平谈判解决两国边境问题的愿望。为了彻底解决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以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多次写信给沙皇。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康熙再次给沙皇彼得和伊凡发去咨文：“我领兵大臣命鄂罗斯降人伊凡·米海罗莫洛多依，持书送尼布楚、雅克萨头目，令其悔改，撤回本地。讵彼等仍收我逃人，拒不撤至伊界，朕乃进兵围雅克萨城。其鄂罗斯人，俱行投降，未戮一人，悉行放回，并再三晓谕，令其撤至伊界，毋复来犯。今鄂罗斯人乘我班师之隙，竟复占雅克萨，将我人员俱行杀害……惟虽经屡次宣谕，鄂罗斯人竟不撤回，而死守尼布楚、雅克萨地方。今仍望察汉汗撤回属民，以雅库等某地为界，各于界内打牲，彼此和睦相处。”（《兵部为俄应撤回侵兵并于雅库立界事致俄皇咨文》）

1686年11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递交沙皇要求解除雅克萨的包围和派使臣戈洛文来华议定边界的信件。康熙帝同意了俄国沙皇的请求，下令停止战斗，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并停止了进攻。1687年5月，清军撤离雅克萨返回黑龙江城。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康熙派索额图一行前往尼布楚与俄国进行谈判。临行前，康熙嘱咐索额图：“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清圣祖实录》卷一四〇）

索额图使团到达尼布楚之后，以石勒喀河为界，将大营驻扎在岸边。俄国使团首席代表戈洛文到达后，则驻扎在河的另一边。会谈的会场设在野外，位于尼布楚城与河岸的正中，双方距离相等。

七月八日，谈判正式开始。经过双方多次协商之后，索额图按照康熙帝旨意，作出最后让步，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土地，归中国所有。双方进行贸易互市。两国永为交好邻邦等。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军从中国领土上撤走，雅克萨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清朝加强了对黑龙江地区的管辖，中国东北边疆得到170多年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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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更替的伏笔——古勒寨之战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彻底打击蒙古人，便建立宗藩，以强化辽东。然而，朱棣登基之后，担心强藩在后，会威胁皇权，便撤销了辽东的封藩，并引进女真部落，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以为此举既驯服了女真人，又加强了抵御赐蒙古人的力量，实在是一举两得。

而对于女真人来讲，明朝的这种做法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天朝上国的公民，再加之有明朝政府的补贴，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自然是一件美事。

最初，女真部落在帮助明军打击蒙古人方面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但后来，随着对汉族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吸取，女真部落的势力不断壮大起来。于是，一些部落就不安分起来，走上了蒙古人的老路，不时对明朝一些地区进行劫掠。特别是建州女真一族（明代女真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在其右卫首领王杲的率领下、多次抢掠内地，并大败明军，使辽东形势十分紧张。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隆庆四年，明朝任命大将李成梁镇守辽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万历三年（1575年），王杲战败，落得凌迟处死的结局。

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袭职。阿台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他十分痛恨明朝，时常起兵对抗，谋划为父亲报仇。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为了彻底消除后患。明朝派李成梁率军进攻阿台驻地古勒寨，古勒寨地势险要，阿台带兵在此顽强抵抗，双方僵持不下。

由于阿台的妻子是建州左卫领袖塔世克的侄女，而按当时的战争规则，如果不投降，城陷以后就要屠城，为了使亲人免于危难。塔世克同其父觉昌安试图赴古埒城劝降阿台，觉昌安以自己和李成梁的交情向阿台担保，只要他投降，李成梁定会放他一条生路。而阿台却执意抵抗到底。

本来，如果以阿台部落的战斗力来讲，李成梁想要攻下古勒寨也并非易事。但是，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为讨好李成梁，见古勒寨久攻不下，就开始对城内民众进行诱降，声称李成梁有令，杀了阿台的人就能成为新的城主。阿台部下将领信以为真，将阿台杀死之后便开城投降了。

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并不是官贵荣华，而是一片腥风血雨的杀戮。李成梁非但没有履行诺言，反而下令屠城，将古勒寨中的女真人全部杀死，以绝后患。在这场杀戮中，觉安昌和塔克世也没来得及逃出来，惨死在了乱军之中。

古勒寨战役以明军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危亡的化解，反而为明朝的彻底灭亡埋下了伏笔。因为，死于杀戮中的觉安昌和塔克世正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为了保护族人、为父报仇，努尔哈赤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终结者。

第四章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乐此不疲的儒学之路

康熙帝亲政，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国内大的战事基本上宣告结束，政局开始走向稳定。但是，在这一期间，阶级矛盾和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异常尖锐，满汉文化冲突剧烈。为了适应和调整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清政府在统治思想及文化政策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

在古代中国，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无一不见国家法定或认可的礼仪存在，这和皇帝的政治观念有关。而且，古人认为，天子治国主要内容是教养二事，认为国家为政，必须养先于教，即所谓“有文治，必有武功。”武力足以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都走上正常时，文治才是国家运作的功能所在。

而众所周知，儒家尚礼，所坚持的正是“为国以礼”的思想。由于在儒学与政权之间建立起了稳固的制度化关联，儒家思想自汉武帝而后便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帝王们可以对孔子的称谓、尊祀之礼及其政治地位稍作调整或升降，但要想不尊孔崇圣那却是不可能的。正可谓“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特别是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是否尊孔更直接关系到能否稳固其统治根基。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康熙帝对此有十分自觉的认识，故其利用一切时机向臣民宣扬对孔子的尊崇之意。一方面，保持自己“国语骑射”为特色的满族文化作为回应；另一方面，主动接受并大力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传统文化，提倡尊孔读经，把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策。这样就减少了满汉文化相互之间的隔阂和摩擦，积极地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

其实，康熙对于儒学思想的推崇并不仅仅是因为上述这些政治方面的作用。就他本身而言，也是十分喜欢研究儒学的，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八年（1669年），他敕谕众官曰：“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化善俗莫能外也。朕缵承丕业，文治诞敷，景仰先哲至德。”（《圣训》）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二十三年，御驾亲临阙里圣庙，并行三跪九叩首礼，曰“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朕向来讲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扬，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御制文初集幸鲁盛典》）。之后有诏颁御制《孔子赞序》及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四《赞》并重修阙里圣庙成而特制碑文，并将自己对于孔子的盛赞和尊崇昭告天下。

康熙非常注重学习、研究儒家思想，曾曰：“朕御极五十年，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曾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

但是，康熙对于儒学的尊崇，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对孔子的称颂上，更“不徒空言”，而是期于“见诸实行”，他曾专谕讲官曰：“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尔等仍直言无隐，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

除此之外，他还钦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并用道统、治统合一论，用以论证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可见，康熙完全是从帝王实用的立场来评估儒学与儒经的。

康熙以儒治国，并在为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以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比如他认为：“臣为邦本，必使家给人乐，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故其反复向群臣宣谕“爱民”、“重民”、“安民”、“惜民”的道理，要求他们奉公守法，恪尽职守，清政廉明；还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减免赋税、惩治贪官的有利于民生安乐、社会稳定的措施；并本着程朱理学之旨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通过所谓“闲邪存诚”、“省察克治”的功夫，达到“辨明天理，决去人欲”的目的。

朱熹画像

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代的传承，到南宋又由朱熹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而最终完成。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

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要存天理、灭人欲。

康熙的这一政治思想体系，不仅对清初疗治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使社会稳定、民生安乐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还深刻影响了其子其孙，为雍正和乾隆所继承和发扬，为康乾盛世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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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的创始者——孔子

儒学思想历经千年经久不衰，曾作为皇家思想被尊崇，至今仍为世界很多人所研究和追随，可见其价值之高。而提到儒学思想，就不得不说到他的创始人——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孔姓。而关于孔子名字的由来，则流传着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因孔子出生之前曾在尼丘山祈祷，故起名为丘，排行第二，故字曰仲尼。（《孔子家语·本姓解》载：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另一种则是说孔子一生下来，头顶中间低，四边高，很像尼丘山。因此，他的父母便给他起名为丘，字仲尼。

孔子画像

孔子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碰巧当时又处于乱世，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思想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夏商周三代十分浓厚的天命鬼神观念受到了冲击，贵族垄断的教育模式也维持不下去了。在孔子的出生地鲁国，这种旧制度崩溃的迹象更为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孔子不得不自贬身价，从事一些在当时被认为卑贱的职业。然而，也正是这种逆境激发了孔子好学向上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展开了学习。为了能够获得真知，孔子还曾经亲自前往周都洛阳，专门拜访老子，向老子请教。孔子到了30岁左右，博学的名声已经流传开来，并收了第一批弟子。

孔子不仅博闻多识，而且毕生致力于研求政和为人之道。然而，仕途的大门却迟迟没有向他敞开，直到年过半百之后，他才获得了从政的机会。在治理鲁国的3个月中，孔子的才能使强大的齐国也感到了畏惧。但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于是，孔子便辞了职，继续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

孔子首创私学，开门授学，促进了文化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条重要教学原则，即重视启发式的教育，要求学生举一反三。孔子的弟子多达3000人，其中贤人72人，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

孔子曾携弟子在外周游列国14年，之后回到了故土。但厄运却在他的晚年接踵而至。

先是他的独生子孔鲤离他而去，紧接着，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渊和在卫国当官的子路也相继去世。独子和弟子的离去，使孔子悲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享年73岁。

孔子无论生前死后，其崇拜者都不可胜数。孔子逝世后，鲁哀公将孔子故居改建为庙，收藏孔子生前用过的东西。此后，除去焚书坑儒的秦朝，孔子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备受推崇。

《康熙字典》诞生记

有这样一本字典，它曾在一次拍卖会上拍出了4.4万元的高价，成为了收藏界的宠儿。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字典能拥有如此高的身价呢？它就是《康熙字典》。

康熙不仅在治国安邦方面独有一套才能，对于四声七音的渊源和古文篆隶随世递变的历史也颇有研究。而且，康熙帝十分注重对文化的普及和文人的培养。康熙觉得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一些古文的释义了解起来一定会有所困难。而若是因为不好理解就将原本一些好的思想和文化丢弃掉也实在可惜。

于是，为了使学者文人查考古文时“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初七，康熙亲令大学士、吏部尚书张玉书和陈廷敬两人为总阅官，主持编著字典。而且，在上谕中，康熙还对编纂字典的意义、方法、要点作了详尽而有原则的指导。

张玉书（1642～1711年），字素存，号润甫，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自幼刻苦读书，顺治十八年（1661年）考取进士，对史学和春秋三传都颇为精通。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曾随康熙亲征噶尔丹叛乱，著有文贞集十二卷、《清史列传》等。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侍讲学士、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太平宰相等职，朝廷甚是倚重。

陈廷敬（1638～1712年），原名陈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朝廷在其命中赐一“廷”字，改为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山人，清代泽州（现山西省阳城县皇城村）人。陈廷敬生平好学，在诗词、文章、音乐都颇有造诣，康熙皇帝对其诗作风格很是赞赏。入仕以来，曾先后担任经宴讲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

接到康熙的旨意之后，张玉书和陈廷敬便开始着手主持编纂事宜。历经六年之久，翰林院30余人参考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两书，最终将这本工程浩大的巨著编著而成。因为这本字典是康熙下令编纂的，所以称为《康熙字典》。成书后，康熙还亲自为字典拟了序。之后交由英武殿刊印，世称“殿本”。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上谕并作序的字典，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康熙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文字涵盖面十分广泛。整部字典共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志，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字典中收入的文字多达47000多个，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1915年《中华大字典》出版后，才以多收录1000多字的优势超过了它。

字典的书首附有“检字”、“辨似”，书末附有《补遗》，《补遗》中收有音有义的冷僻字或正集里某些字的异体字；《备考》中收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的字等，为汉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康熙字典》的查找方法可记为：一二子中寻，三画问丑寅，四在卯辰巳，五午六未申，七酉八九戌，其余亥部存。

如查“康”字。在部首索引中找“广（yan）”部，除部首外，“隶”为8画，再到“寅集下”“广”部8画里找，即可查到“康”字。

《康熙字典》问世后，乾隆、光绪均又作修纂再版，为以后的字典编纂奠定了基础。此后，后人在其基础上编纂出了《汉语大字典》、《中文大字典》等字典书籍，但是由于《康熙字典》注重“古”而后继者服务于“今”，因此，至今《康熙字典》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阅读古籍、整理古文献、从事古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为中外人士所注目和使用，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字典》并不是仅有武英殿一种版本，武英殿的版本多是内廷赏赐用的，装订非常豪华，民间很少见到。因此，此字典自问世以来，就版本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种。有道光七年的内府重刊本、其他木刻本，以及清末出现的石印本、铅印本等。其中，清末上海同文书局增篆石印本是发行量最大，也是最流行的一种版本。

现代也出版了一些《康熙字典》的版本，但内容较之从前的版本有所差别。现代版本收字更全，将旧版《康熙字典》最难查的补遗和备考依现代文字规范并入正篇，方便查找。对用字也进行了修订，使其更加规范。另外，还补入大量今人常用的规范字，将原字典字头的切音读法替换成了汉语拼音，使现代人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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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改编字典而引发的血案

《康熙字典》的编著为世人研究古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但也有人因为它而革职、入狱，甚至遭受到了血光之灾。本是一本造福于民的典籍，为何会成为一柄杀人的利刃呢？这话还得从一个人说起。

此人名叫王锡侯，江西新昌县（今宜丰）棠浦镇沐溪村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兄长王景云共同起蒙，为追求功名，自己锁在王氏祠堂的小房里，夜以继日地苦读，几乎连吃饭的工夫都不肯耽误。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学而优则仕”。

然而，也许是命运弄人，王锡侯的科举之路却并不十分顺畅，24岁才补博士弟子，38岁才考中举人，之后就屡试不第，再也不见起色。

于是，科举之路不顺畅的王锡侯就在家里著书了。因为他对于考证字音字义十分感兴趣，于是便将《康熙字典》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在看了数遍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康熙字典》虽然收字很多，“然而穿贯之难”，按照笔画查字，使用者只能查到字却不能知其所有组词用法，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就像散落的珠子一样贯穿不起来。

针对这个缺失，王锡侯想出了“以义贯字”的方法，把读音或意义相同、相近的字，汇集到一处，加以补强，并称“字犹零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很快，这本《字贯》就出版问世了，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40卷，使字词之间看起来更加明了，王锡侯也对自己所作的这本典籍感到很是欣慰。

但是，好景不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锡侯的一个仇家王泷南向江西巡抚海成举发，说王锡侯在《字贯》一书的自序中，写有“然而穿贯之难”的字句，声称这是在公然诋毁康熙帝的圣训。

江西巡抚海成听闻之后，立即将此事上报朝廷。乾隆听说之后，对《字贯》一书进行翻看查实。之后发现，王锡侯不仅的确在自序中书有海成所述字样，更要命的是，他竟然不顾避讳地把康熙、雍正、乾隆的名讳直书于书籍之中，而清朝时有明确规定，在不得已书写皇帝名号时，皆应减一笔或加一笔来避讳。王锡侯的做法在当时看来，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罪行。

于是，乾隆给了他“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的处置。之后，王锡侯被监送京城问斩，子孙七人都被判斩，其他家人亲属则“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就连上奏时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作为惩罚的江西巡府海成，也被乾隆认为判罚太轻，有替罪人说好话之嫌，而被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而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史冯廷丞也因之前看过《字贯》一书，却没能检出悖逆之处而遭到革职处分。

康熙到底有多喜欢狩猎

在很多描述康熙皇帝的书籍和影视作品中，都有关于康熙狩猎的描述和片段。这并不是为了显示康熙豪迈气概的艺术手法，而是在真正的历史中也确实存在的事情。康熙一生不仅狩猎多次，而且也十分喜欢狩猎这项活动。

对于现代来讲，狩猎这种事并不多见，即便是有，也多被人们当成一项娱乐来看待。而在古代，狩猎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军事才能的体现，凡是雄才大略的帝王，几乎没有不喜欢狩猎的。而满族更是生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战术都是来自狩猎，也可以说是靠着狩猎得到的兵法和政权。所以，康熙喜欢狩猎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康熙帝自幼便跟从满洲侍卫默尔根学习骑射，并且十分刻苦用功。而默尔根在教授骑射的时候也从来都不因康熙是天子而有所畏惧，只要康熙在姿势、方法等方面稍有不当时，默尔根就会严加批评，要求改正。正是因为这样严格的教学方式，才使得康熙拥有了十分精湛的狩猎技艺。虽然满人多善骑射，但是能比得上康熙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的。

康熙皇帝进行狩猎活动主要以每年的“秋狩”为主，但又不仅仅只是“秋狩”。宫廷档案中曾有记载说，康熙每到北方出巡，几乎都会进行狩猎，而且还猎获过不少猛兽。关于此事，民间还流传着一个传说：

满族骑射

秋狩

秋狩，是秋季狩猎的简称。自康熙以来，清朝的皇帝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到木兰围场（在今河北省围场县境）巡视习武，行围狩猎，是帝王演练骑射的一种方式。除了狩猎之外，皇帝往往还会邀蒙古各部王公在此相聚，以笼络蒙古上层贵族。

据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皇帝到五台山礼佛。在上山途中忽遇一只猛虎从对面一步步走下来。眼看猛虎距离康熙愈来愈近，情急之中，康熙问身边的侍卫：“老虎会吃人吗？”侍卫答曰：“启禀圣上，吃人乃是老虎的本性。”康熙一听此言，随即拿来侍卫手中的弓箭，拉满弓弦，向猛虎射去。老虎中箭后，应声倒在地上，一命归西了。

在确认老虎死后，身边的人连声称赞康熙的射箭功夫。康熙却责备随身的侍卫：“一般伤人的猛虎都是突然之间窜出来的，而这只老虎却是一步步走过来，大概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反倒像是来迎驾的。你们不动脑子就断定它是害人之物，害得我伤了它一条性命。”

随后，为了向这只老虎表达歉意，康熙命人将其抬进寺中，特制了木架，并摆放了贡品将其供了起来。不久之后，老虎的肉逐渐腐烂了，大家便取出腐肉，以草填之，眼睛部分则以玻璃球镶嵌，移到天王殿内展出，栩栩如生。为了纪念此事，从此之后，原来的红崖村就被改名为“射虎川”了。

这件事情不仅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跟随在康熙身边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和作家高士奇的著作中，都有康熙狩猎的详细描述。而《山西历史地名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883年）帝西巡经此（指台麓寺），忽遇一虎，亲挽雕射之，虎应弦而毙，因名射虎川。

由此可见，康熙的狩猎技术的确是十分超群的。为了训练军队、方便狩猎，康熙帝还于康熙二十年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千米的木兰围场。清朝前半叶，皇帝每年都要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这里举行以射猎和旅游为主要内容的“木兰秋狝”。

康熙狩猎图

木兰秋狝

木兰是满语“哨鹿”之意。哨鹿，是一种诱杀的打猎方法。八旗兵在打猎时，都会有兵士头戴雄鹿角，在树林里口学公鹿啼叫，以此来引诱母鹿出现，以便猎杀。

当时的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禽兽的分布，划分为72围。每次狩猎的时候，先由管围大臣率领骑兵，合围靠拢形成一个包围圈，并逐渐不断缩小。等圈子缩小到一定程度，野兽密集起来时，大臣就奏请皇上首射，皇子、皇孙随射，然后其他王公贵族骑射，最后是大规模的围射。

木兰围场狩猎图

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140多年间，康熙、乾隆、嘉庆先后来围场举行秋狩多达105次。雍正在位时，虽没有到过围场，但他告诫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

康熙狩猎主要是使用火枪和弓箭，在他晚年，曾对自己的狩猎收获作过统计。据《圣祖实录》记载，康熙狩猎共获“虎一百二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鹿数百只，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而且，他还曾在多伦会盟时开硬弓命中很远的靶子，令到场的蒙古王公惊骇不已。如此看来，康熙的骑射技艺确实非常人所能及。

康熙帝选择木兰围场作为皇家猎苑，除了方便训练和狩猎之外，还有其重要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义。木兰围场北控蒙古，南拱京津，是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前文讲到的平定噶尔丹叛乱的乌兰布通战役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这时的木兰围场实际上已成为清政府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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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右旗博物馆中的黄马褂

对于“黄马褂”这个词，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常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某位大臣因立了大功而得到皇上赐的黄马褂，于是便如获至宝，欣喜不已，连连谢恩。

其实，这黄马褂分为两种。一种是清代的一种官服。凡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等，皆服黄马褂。而巡行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等，也皆例准穿黄马褂。这种黄马褂就像是现在的工作服一样，并没有太多的权力夹杂。

另一种则是上文提到的御赐黄马褂，这种黄马褂就不仅仅是一件衣服了，而是一种荣耀的象征。而且，很多时候，御赐的黄马褂还代表着皇上钦赐的权力。比如，皇上钦派大臣去办案，为了行事方便，就会御赐黄马褂。而下边州府的人见到了黄马褂也就如同见到了皇上的圣谕，必定毕恭毕敬听从调遣。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旗县级博物馆——巴林右旗博物馆内也藏有一件身长及脐、袖长及肘、四面开禊的黄缎子马褂，据说这个马褂颇有来历，还有一段很神奇的传说。

黄马褂

话说一天，一队人马在巴林草原上行进，看装扮，大概是经常来草地做生意的商人，中间骑毛驴的应该是掌柜，其余的人为伙计。

走了一段，掌柜抬眼望了望天，向身边的伙计说道：“已经到了晌午，我们找个地方歇息吃饭吧！”

其中一个伙计听后说：“往南边不远就是柳泼子，那里有一个蒙古营子，我们可以到那里歇脚。”

得到掌柜的应允后，一行人便来到了那个地方。按照掌柜的吩咐，他们三三两两分别扎进了不同的蒙古包。掌柜则同其中一个伙计直奔了眼前不远处的蒙古包。

蒙古包里住着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婆婆。见有客人盈门，立即出门招待。掌柜朝老婆婆点了点头，便钻进了蒙古包。蒙古包的正中间放着一个柜子，躺柜上面有一个被黄缎子蒙着的相框，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掌柜正好坐在了柜子的前面。

老婆婆见状十分不乐意，说道：“我尊敬的客人，请你坐到右边来。”

掌柜不明所以，身边的伙计告诉他：“这是草地的习俗，北边是为尊的位置，是不可以随便坐的。”

掌柜听罢哈哈一笑道：“那么我就更应该坐在这里了。”

没等掌柜说完，老婆婆便喝道：“你这人真不识好歹，你知道，你坐的位置是供奉谁的吗？那是当今皇上的位置！”随后，老婆婆扯下了相框上的黄缎子布，露出一个用紫檀木镶边的画像来：“你们看，这就是当今的皇帝康熙爷，他带领人马在草原上打了胜仗，保佑我价这地方平平安安过好日子。我们都是虔诚地供奉着他，他的前面是连东西都不敢放的。客人，你还是靠右边坐吧。”

掌柜听了，笑得更厉害了，指着画像说：“这哪是当今的康熙，简直像是庙里的判官！”

老婆婆听后勃然大怒，推搡着便要赶二人出去。伙计见状要与老婆婆争执，被掌柜拦了下来。他往右边坐了坐，依旧笑嘻嘻地说道：“老婆婆，不要发火，我只是说你供的画像与当今皇上长得不像。我经常见到当今的皇上，他长得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你见过康熙爷？”老婆婆问。

“对。”

“你是京城来的商人？”老婆婆又问。

掌柜听罢笑而不答了。

伙计见状对老婆婆说道；“掌柜又渴又饿，快给我们弄点吃的吧，吃完还要赶路呢。”

老婆婆听说他们见过康熙爷，立即尊敬起来，赶紧备上了饭食。二人吃饱之后，又美美地睡了一觉。临走时，掌柜命伙计给老人留下饭钱，却发现钱并不在自己身上。于是，便让伙计从驴背上取来一个明黄色闪光缎马褂交给了老婆婆。并对她说：“3天后，会有人来赎这衣服，你要他一沟牛、一坡羊，否则不要给他。”说完便骑上驴离去了。

3天以后，果然有巴林王爷府的人来对老婆婆说：“前天康熙爷路过这里，将一件黄马褂抵了饭钱，我们特奉命前来赎回。”

老婆婆一听才明白那个掌柜就是康熙爷，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对儿子说：“康熙爷的衣服藏在咱家，就能保佑咱家永世安康。这件衣服我们不能交出去，快把它藏起来吧。”

从此，康熙的黄马褂和这个传说就在巴林草原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独特养生之道大揭秘

康熙是古代君主制社会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位61年，活了69岁。虽然69岁这个岁数对于现代人来讲并不算长寿，但在古代，也算是高龄之人了。古代的君王很多都是年纪轻轻便撒手人寰了，所以才有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一说。而且康熙直到老年精力也是极好的，晚年的时候，他还经常会连夜批阅奏章。那么，康熙因何会有如此健康的身体呢？这与他注重日常保养有很大的关系。

康熙非常强调饮食对健康的作用，他觉得要使身体健康，关键在于饮食得宜，绝对不能随意摄取。他说：“……养生之道，尤以饮食为要义，朕自御极以来，凡所供馔肴皆寻常品味。”在他的食谱中不见马牛羊、鸡犬豕之类的厚味，有的是鱼虾果蔬食品。他认为多吃蔬菜、水果对身体有益。同时，他还强调“适可而止”，不能有所偏嗜，更不能暴饮暴食以至形成积滞。

康熙身为最高的统治者，自然有很多人都极力向他献媚邀宠。由于康熙爱吃水果，各地官员便争先恐后采摘鲜果进贡给他，以博皇上欢喜。但他对于不到时节便进贡上来的水果从来不多吃，而是说：“现在还不是这些果子成熟的季节，等放熟了，气味甘美时再吃吧！否则，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他还认为，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胃的消化及适应能力也各有差异，因而，每个人都应该对自身的情况加以了解，以合理进食。

康熙对饮水的要求是很高的，曾著有《水性记》一文。他认为“饮食物中，水为最切”。他对各地贡来的水和巡行在外用的水，都有自己的制取方法和定夺标准。每当大雨倾盆或洪水暴发之际，他绝不饮用河水。因为他觉得洪水会把地表有害的物质、粪便等冲刷下来，这些杂物浸泡在河水之中是极不卫生的，自然也于健康无益。

康熙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即进膳后，自觉保持良好的心态，只讲开心事，只说开心话，或者欣赏自己喜爱的古玩字画。他说，“朕用膳后必说好事，或寓目于所爱珍玩器皿，如是则包含易消，于身大有益也”。

康熙还曾做了一首《膳酒自述》，说明了自己的养生之道和心得：

盈余休说帝王家，俭朴身先务戒奢。

盛馔醇酿应有损，野蔬风味亦堪佳。

樽中旨酒无能饮，案上珍肴勿过加。

淡泊宁心和五味，养生得正胜丹砂。

古代的皇帝为求长生不老，大多偏爱补药和各种丹药。但对于康熙而言，补药则是被他所杜绝的东西。他曾说：“服补药大无益。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脾，宜于肺者不宜于肾。朕尝谕人勿服补药。药补不如食补。夫好服补药者，犹人之喜逢迎者。天下岂有喜逢迎而可为善乎？先年满州内老人皆不服药，朕也从不服药。”他也从来不去可以寻求长生之道，认为人之生死是自然的现象，不必强求。

丹药

丹药多见于道教文化之中，历代以来人们将丹药的功效传的神乎其神。认为其不仅可以延年益寿，甚至能够让人成仙。唐代皇帝尊崇道教，因此也经常借道教的炼丹术来服用丹药，以求长生不老。晚唐的三个皇帝宪宗、武宗、宣宗，就是十分爱吃丹药的典型代表。

就日常起居而言，康熙提倡要“起居有常”，不可“贪睡”，而且要保持衣着和室内的洁净卫生。康熙曰：“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沌气所染。”还说“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才能保证身心的洁净顺畅。

对于烟酒方面，康熙虽不反对饮酒，而却十分反对那些成日沉湎于酒中极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他曾说：“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因此，康熙从不多饮酒，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

康熙从来都不抽烟，也十分厌恶抽烟的人，觉得这是于人于己都毫无益处的事情。而康熙身边有两位大臣史贻直和陈元龙则是烟不离手。为了让他们戒烟，据说康熙还设了一个小计策。

那年，康熙去江南出巡，史、陈两人也随同前往。在途中，康熙当面赏赐给两人各一枝水晶杆的烟袋，并让两人当面试一试烟袋好不好用。两人自然受宠若惊，马上装烟点火抽起来。可是不曾想，刚一用力吸，就清楚地看到水晶烟杆内的火星顺杆直往上冒，直到唇边，噼啪作响的声音还没有停息。史、陈二人见状，觉得惊慌不已。康熙顺势向二人说明，吸烟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直到这时，两人才明白了康熙的真正用意。从此之后便再也不敢吸烟了。

现代很提倡运动养生的方式，康熙也深谙此道。康熙一生勤于治理朝政，深悉体质的重要。他多次批判了好逸恶劳的思想，他说：“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所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堪矣。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为此，在日理万机之暇，他还在宫内种植蔬菜。秋天则到木兰围场狩猎骑射，以舒展筋骨，增强体质。

此外，康熙还很注重修身养性。对于心理的调节，他曾亲自总结了一条经验，叫做“宽怀只有数行字”，因此，康熙多通过练书法以求得身心舒畅。而“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妙方。他引庚桑子之言日：“毋使思虑营营。”就是说，不要使你的思虑焦忧不安，“心静则心和”，“心和而形全”。做到心平气和，方可以“养生”。

宽怀只有数行字

经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练习书法可对脑神经起到调节、放松的作用，还可消除疲劳，培养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耐心，从而获得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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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康熙而名震京城的小吃——茯苓饼

北京有一个十分有名的小吃——茯苓饼，相信生在北京或者到过北京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这种茯苓饼几乎大小售卖特产的商店都有。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名吃，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吃，也与康熙皇帝有着一定的联系。

康熙幼时得过“天花”，病好之后，身体十分虚弱，尤其脾胃不和，经常出现积食拉稀的症状。太医们会诊研究，认为由于幼主在出天花时药吃得太多了，现在再用药的话恐怕不妥，但又一时想不出来更好的法子。

康熙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爱孙心切，眼看着太医们想不出来医治的良方，实在急坏了。她一面下令责罚太医，一面派人打听民间的良医。后听身边的人说江南有一位大夫很有名气，可以叫来一试。

皇太后听后，立即下诏招其进宫医治。不久，这位老医生便奉诏赶到了宫中。在太医们的陪同下，给小康熙仔细地望、闻、问、切之后，只开了一味药“茯苓”，并注明一定要云南产的野生茯苓。然后采用精白面、茯苓粉、蜂蜜糖，制成了“茯苓饼”，给幼主服食即可。

太皇太后听后，随即命人找来茯苓，并按照老医生所说的方法制成了细巧的点心“茯苓饼”。结果，小康熙尝过之后，十分喜欢这种风味独特、清香可口的点心。而且，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脸色红润，能够读书习武了。太皇太后见状十分高兴，命人重赏了老医家，后又留在宫内监制“茯苓饼”。

茯苓饼

茯苓

经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野生茯苓中含有93％的β茯苓聚糖，这种物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的抵抗能力。

从此之后，“茯苓饼”的名气便响彻京城，成了京城的名点，为人们所喜爱和推崇，经久不衰。

康熙真的微服私访过吗

看过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的观众，大概都会产生疑问：从电视剧情来看，康熙在私访时遇到的趣事连连，而且查处了不少贪官污吏。那么，电视剧中所述的故事有几分是真？历史上的康熙皇帝真的去微服私访过吗？

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当时清朝的社会背景和祖制说起。

清朝是满族人在汉族人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到了康熙统治江山的时候，民心依旧不稳，社会比较动荡，全国的抗清救国运动此起彼伏，皇帝若是微服出巡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

再就是，汉族与满族自己的隔阂很深，而满洲人的长相特征十分明显，满洲人大多汉语也不是很流利，所以无法在长相和口音上隐藏自己的身份。

而且，当时皇帝外出有几匹马拉车，响几声锣，有多少人的仪仗等，都是有严格的祖制规定的。在这种祖制下是不允许皇帝默不作声、悄然离宫的。

另外，清朝设有密折制度，皇帝在各个地方都布有耳目，可以由此直接了解真实民情，大没有冒着违背祖制的罪名私自出宫的必要。

清朝采用的密折制度，是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呈密折。以便使官员、尤其是同僚之间相互监督、告密的作用。以便皇帝了解各官员的动向和实情，从而加强管理。

所以说，康熙曾经微服私访的事情多属民间的戏谈和影视剧的艺术编纂。在真正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

不过，虽然康熙未必进行过微服私访，但他的确是中国古代史中到地方上巡察社会与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

在《清圣祖实录》，有众多关于康熙皇帝出巡视察民情的记载。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城的周边之地更是频频到顾。几乎大半个国土都曾留下过圣祖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并不是微服前往，也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巡幸正是他勤政的反映。

在康熙的出巡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六次南巡。前边我们提到过，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河水患”的问题。

其次，康熙的六下江南，也逐渐化解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和文化差异，并且很注意安抚和笼络汉官。有一次，康熙南巡来到江苏，江苏巡抚来接驾，康熙便与他攀谈起来。问道：“今年多大了？”“62岁了。”巡抚答道。康熙又问：“眼睛还能看得清楚吗？”巡抚回答说：“大字还看得清楚，小字就看不见了。”于是，康熙就送了他一副眼镜。

康熙南巡图（部分）

第二日，康熙又念巡抚年老牙口不好，特命自己的随行御厨做了一道“康熙豆腐”送到他的府上。巡抚受宠若惊、感激不已之际，品尝之后急忙赶来谢恩，但言语间又为这道菜只能吃一次而感到遗憾。于是，康熙就派他的御厨再次来到巡抚府，教府上的厨师这道“康熙豆腐”，以便能够让他永久享用。另外，康熙南巡还经常“赐匾、赐字、赐宴、赐食、赐银、赐物、赐见、赐官”，使很多汉族官员都对康熙忠心耿耿。

康熙皇帝在巡幸的时候，还十分注意尽量避免骚扰百姓。他要求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而且不允许地方官向民间百姓索取，都是由衙门照时价采买供给。并且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但是，虽然节俭，也并非像一些书籍和影视作品中所描述的露宿在乡野小店，只是尽量不铺张浪费而已。

尽管如此，地方官员也唯恐接驾不周，同时也想借机敛钱，还是难免会有扰害百姓之事发生。

虽然康熙下令避免搅扰百姓正常生活，但也并不是不见百姓的。一般来说，康熙出巡的时候，经过郡邑官民都会扶老携幼，欢腾道旁。康熙皇帝曾在巡视山东时，所经城邑百姓就曾夹道欢迎，康熙皇帝询问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况，得知“连岁顺成，民生稍得安业”。

康熙皇帝自称通过到处巡幸，因此风俗民情无不洞悉。而且，康熙皇帝即使在巡视地方的时候也从来不耽误处理朝政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时，就规定奏章俱3日一送行在，有时内阁送来的时间晚了，他要批阅到深夜。

此外，康熙还在南巡时，查处了不少贪官污吏。例如，他首次南巡的时候，就在宿迁发现漕运总督邵甘涉及贪污问题，于是便当面斥责道：“朕时巡之举，原欲周览民情，察访吏治。你身为大臣，理应为僚属做个廉洁表率。谁知到任以来，不仅丝毫没有政绩，反而不谨之处甚多。”邵甘听后，急忙为自己申辩。康熙帝立即拿出了人证物证，使得邵甘不得不低头服罪。随后，康熙帝便给予了革职查办的处分。

由于康熙皇帝关心民生，勤于政务，提倡廉洁，给人们留下了十分高大良好的帝王形象。大概也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编出了康熙微服出巡的故事，以供后人传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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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宜妃

听到了康熙微服私访一事，自然就不得不提到了那个每次都会伴随他出行的女人——宜妃。既然康熙微服私访一事并不真的存在，那么宜妃是否也只是影视作品中杜撰出来的人物呢？

其实，历史上的确有宜妃这个人。她是满洲镶黄旗人，郭络罗氏，佐领三官保之女。于康熙十三年入宫，最初被赐封为贵人，三年之后晋升为嫔，康熙二十年再晋为妃。

宜妃是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禟、皇十一子胤禌的生母，生前居住在延禧宫中。康熙帝病危的时候，宜妃也正生着病，皇上便命人用软榻将宜妃抬到自己宫中，见了最后一面。由此，可见康熙帝是十分宠爱宜妃的。

而宜妃也深知自己在康熙心中以及后宫之中的地位，因此，在为康熙帝守灵的时候，她竟跪在了新君雍正生母德妃之前，这个举动让雍正皇帝感到很是生气，觉得宜妃这是以下犯上之行为，为此还重重责罚了负责安排此事的宫监。此事，在《清史稿·列传一·后妃》中曾有记载：“宜妃，郭络罗氏。当圣祖崩时，妃方病，以四人舁软榻诣丧所，出太后前，世宗见之，又傲，世宗为诘责宫监。”

后来在雍正打击胤禩集团时，又有人向雍正告发说胤禩等人原计划在夺取帝位后尊宜妃为皇太后，这就更加深了雍正和宜妃之间的嫌隙，雍正对于她越发感到不满起来。但由于当时雍正的母亲已死，这时的宜妃也年岁已高，已无太大妨碍。于是，雍正便没有将其多放在心上。

至于宜妃是否曾随康熙一起出巡一事，史料中并无记载，但就当时的宫规来讲，妃嫔想要见家人一面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更别说是出宫巡幸这样的大事，想必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吧！

而对于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所演的宜妃曾因为皇上挡箭而身亡一事，更是编纂出来的故事。历史上的宜妃是于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去世的，乾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入葬于清东陵景陵妃园寝之中。

第五章　无人能懂的帝王之痛

“克妻”——留不住的皇后们

自古以来，皇宫的女人们都以能够坐上皇后的宝座成为一国之母而感到荣耀，也为了争夺后位而展开了激烈的后宫争斗。然而，成为康熙皇帝的皇后，却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个位置就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残酷地吞噬着身居后位的女人们的生命。

康熙四年，太皇太后为了拉拢索尼家族，遏制鳌拜势力，便选定索尼的长子内大臣噶布喇的女儿赫舍里氏为皇后。此决定一出，立即遭到了鳌拜和遏必隆等人的强烈反对，说赫舍里氏是“满洲下人之女”，不可立为皇后。然而他们的反对并没有受到太皇太后的采纳，赫舍里氏还是进了宫当了皇后。那一年，她年仅12岁。

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

事实证明，太皇太后的决断没有错误。赫舍里氏不仅温柔贤淑，她的家族也在打击鳌拜势力方面贡献了不小的力量，特别是她的叔父索额图，更是功勋卓著。因此，康熙深深地感激祖母为自己的选择，钦佩祖母的眼光。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长，他与皇后之间的感情，也在逐步加深，康熙也越来越宠爱自己的这位妻子。

康熙八年十二月，赫舍里氏诞下了一名男婴，这是她跟康熙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康熙的嫡长子。康熙十分欢喜，为孩子取名承祜，意思是希望这个孩子可以得到上天的护佑，平安健康地成长。而赫舍里氏也因为皇子的出生而地位攀升，更得皇上及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喜爱。

嫡长子

正妻为嫡，嫡出就是正妻所生的孩子，嫡出的儿子谓之嫡生、嫡子。妾室为庶，所生孩子称为“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在古代通常是嫡出子嗣继位，因古代有立嫡，立长的规矩。庶出子嗣一般不考虑继位，但有立贤之说，所以也可立为太子或世子。

可惜天不遂人愿，被康熙视若掌上明珠的承祜不到3岁便夭折了。那天，由于太皇太后“身疾特甚”，康熙便陪伴祖母前往赤城汤泉（位于今天河北张家口市赤城县）疗养。刚去了十几天就得知了嫡子夭折的消息，悲痛不已，多日郁闷难解，随扈大臣见他情绪低沉，反复劝请节哀。但因为怕祖母悲伤，并没有表现出太过悲愤的情绪。

而赫舍里氏则因难以承受丧子之痛而得了一场大病。远在赤城的康熙皇帝闻知此信，征得祖母同意，即刻飞骑进京探望，并在宫内陪伴皇后整整一天，直到皇后病情好转，方才放下心来。但是，从那以后，皇后的身体就大不如前，身体每况愈下，渐渐变得孱弱、多病起来。

康熙十三年，皇后第二次临盆。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内外一片忙碌，大家都翘首以盼孩子的诞生。左等右等，小皇子终于平安降生了。康熙欣喜不已，给孩子取名保成，同样祝愿他能够平安长大。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时辰，康熙便由大喜转为大悲。皇后却因难产导致昏迷不醒，尽管御医使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挽救渐渐逝去的皇后的生命，年仅22岁（周岁仅20岁）的赫舍里氏皇后于当日下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是清代皇后中去世时年纪最轻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难产而早卒的。

得子之喜与丧妻之悲的大起大落，让康熙受到极大震撼。他为此辍朝五日；给赫舍里氏上谥号“仁孝皇后”；不久又将岳父噶布喇封为一等公，世袭罔替。

而对于皇后以生命为代价孕育的皇子，康熙帝道出“胤礽乃皇后所生，朕煦妪爱惜”之语，坚持亲自抚养这个儿子，对其宠爱至极。并在其幼年之时，便册立为皇太子。可以说，这与康熙对他母亲赫舍里皇后的宠爱有很大的关系。

赫舍里氏死后，康熙三年之久没有再立皇后。但是，毕竟是一国之母、掌管六宫的位置，也不能一直都空缺着。因此，在康熙十六年，康熙才遵照祖母之命册立了第二位皇后——钮祜禄氏。

钮祜禄氏是四大辅臣之一遏必隆的女儿，康熙初年选立皇后时，钮祜禄氏也在应选之列。以出身来看，她在当时所有应选的满族女子中居于高位，比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更具优势。而且品貌与素质也绝不比赫舍里氏差。然而，孝庄为遏制鳌拜集团势力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为了团结索尼及其家族，以加强皇权，果断决定立赫舍里氏为后，但当时钮祜禄氏也被纳入宫中，成为皇上的妾室之一。

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

虽然由于父辈卷入政治斗争，致使自己没有能当上皇后，但年幼的钮祜禄氏却清楚这是与自己终身命运息息相关之事。于是便一边发愤读书，一边极力与皇太后以及太皇太后处好关系。在其死后的追谥册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皇后钮祜禄氏……衣疏服澣，首弘俭朴之风，夜寐夙兴，克佐宵旰之治。惇五常而仁能逮下，循四教而慎以禔躬。览史披图，既媲徽于彤管，含章蕴美，洵叶吉于黄裳。”可见，钮祜禄氏在诗书方面是颇有研究和文采的。也正是因为相对较高的文化修养，使钮祜禄氏在后宫中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为她继赫舍里氏之后荣登后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记载曰：康熙十六年五月十一日，“谕礼部，朕恭奉圣祖母太皇太后慈谕，册立妃遏必隆之女为皇后，礼部即选择吉期，开俱仪来奏，特谕礼部”。就这样，钮祜禄氏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她成了康熙后宫中的第二位皇后。

而且，这位皇后也深得皇上、皇太后与太皇太后的欢心。康熙赞誉她是自己的“良配”，是“内廷之良佐”。只是红颜薄命，钮祜禄氏在入宫的10多年中，非但没有生育过一男半女。在坐上后位半年之后，就去世了。至于死因，有关史料中都没有过多的记载。只知道，这位才能出众的皇后不到30岁便香消玉殒了。

钮祜禄氏死后，康熙伤痛不已，一度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康熙还亲自将她的梓宫送至武英殿安置，而且每天必去梓宫前举哀。

梓宫

中国古代帝王、皇后所用的棺材多是用梓木制做而成的，因此称为梓宫。后世也以此借指已死而未入葬的皇帝灵柩。

不仅皇帝如此，钮祜禄氏死后，太皇太后也曾驾至乾清门，欲入宫哭临。经过大家再三劝阻，才回到自己宫中。这些举措，都是玄烨第一位皇后去世时不曾享有的。可见，钮祜禄氏在康熙及太皇太后心中的地位的确非同一般。

康熙的第三位皇后是佟佳氏，她是康熙生母孝康皇后亲弟弟佟国维之女，也就是康熙的嫡亲表妹。佟佳氏先是被封为皇贵妃，康熙所册封的妃嫔中，她是唯一一位皇贵妃。清制，“后以下，皇贵妃最尊，可总摄六宫事，即副后也”。由于钮祜禄氏皇后去世后，康熙10多年未立皇后，因此，后宫事宜自由位同副后身份的佟佳氏掌管。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

与前两位皇后一样，佟佳氏也是一位温婉端庄的女子，而且心胸十分宽容。她居于当时后宫的首位，却对服侍之人十分宽厚，从不刁难。待妃嫔们也很友善，即使康熙钟情于比她更年轻、漂亮的妃嫔，她也从不嫉妒、干涉，甚至还主动向康熙举荐一些她认为合适的女子，为此，其追谥册文中曾说她“志在进贤，荇参差而必采”（张采田编：《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第87页）。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佟佳氏为康熙诞下一个女儿。当时，因康熙正奉祖母往塞外避暑，内务府总管奏闻喜信曰：“六月十九日巳时皇贵妃诞育公主。据顾太监、大夫们讲，皇贵妃身子安康，公主安好。”康熙听后自然开心，而皇贵妃更是欣喜不已。虽然之前她时常照料其他的皇子皇女，可毕竟这是她与皇帝亲生的第一个孩子，总是不一样的。然而，令佟佳氏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可怜的女儿生下来不到一个月，甚至还没见到自己的父亲便夭折了。此事对佟佳氏打击甚大，从此身体虚弱，再未生育。

按理说，钮祜禄氏去世后，中宫久虚，康熙早就该册立佟佳氏为皇后了。康熙的生母也久有立自己的侄女为皇后的意愿。但是，也许是康熙担心佟佳氏也像之前两位皇后一样离他而去吧，一直都迟迟没有册立。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佟佳氏染患重病时，康熙才降谕礼部：“奉皇太后慈谕，‘皇贵妃佟佳氏，孝敬性成，淑仪素著，鞠育众子，备极恩勤。今忽尔遘疾，势在濒危，予心深为轸惜，应即立为皇后，以示宠褒。钦此’”。然而，佟佳氏依旧没有逃脱厄运，当上皇后的第二日，佟佳氏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成为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后。

佟佳氏逝世之后，康熙亲做了《恭挽大行皇后诗四首并序》以作为对亡妻的悼念。字里行间满是浓浓的哀思，真挚地表达了康熙对于孝懿深厚的夫妻感情。

《恭挽大行皇后诗四首并序》原文如下：

序

大行皇后秀钟华阀，德备壶信，克孝克慈。顷者正位翟愉，甫承册命，遂婴笃疾，莫挽徽音。时属新秋，候当阑暑，惊璇霄之月坠，伤碧落之星沈。物在人亡，睹遗褂而雪涕；庭虚昼永，经垂幕以怆怀。悲从中来，不能自已，握管言情，聊抒痛悼。

诗一：

月掩椒宫叹别离，伤怀始觉夜虫悲。

泪添雨点千行下，情割秋光百虑随。

雁断衡阳声已绝，鱼沉沧海信难期。

繁忧莫解衷肠梦，惆怅销魂忆昔时。

诗二：

交颐泪洒夕阳红，徒把愁眉向镜中。

露冷瑶阶曾寂寞，烟塞碧树恨西东。

旧诗咏尽难回首，新月生来枉照空。

弯影天涯无信息，断弦声在未央宫。

诗三：

淅沥动秋声，中心郁不平。

离愁逢叶落，别恨怨蛩鸣。

寂寂瑶斋隔，沉沉碧海横。

玉琴哀响辍，宵殿痛惨更。

诗四：

音容悲渐远，涕泪为谁流。

女德光千禩，坤贞应九州。

凉风销夜烛，人影散琼楼。

叹此平生苦，频经无限愁。

佟佳氏去世时，玄烨36岁，正值盛年，但直到病逝，他再也未曾册立皇后，连被称为“副后”的皇贵妃之位，也一直空缺着。

读到这里，大概有人就该问了。既然康熙再未立后，那么人们所说的康熙的第四位皇后乌雅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乌雅氏是护军参领威武的女儿，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七年，为康熙生下了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次年，被康熙晋封为德嫔，二十年晋德贵妃。雍正元年五月崩逝于永和宫，享寿64岁。也就是说她生前最高的封号即德贵妃，并未做过一天皇后。其皇后的封号是死后追封的，可以说乌雅氏皇后是母以子贵的典型代表。

其实，没有当过皇后对于乌雅氏来说，或许也是一件好事。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她做了皇后之后不会步前三位皇后的后尘。也许从未身处后位是乌雅氏一辈子的遗憾，但说不定她也是因此而躲过了一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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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庄重的皇家婚礼

提及婚礼，除了基本的程序和礼仪之外，几乎各地都有不同的习俗。比如有些地方会在结婚前由伴娘在新娘头上撑开一把红伞，意为“开枝散叶”；有的地方则会在婚礼当天让新娘子“迈火盆”，取“红红火火”之意。那么，古代的皇家婚礼又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们就以康熙迎娶赫舍里氏为例，来一起见识一下皇家婚礼的盛况。

首先是纳采礼。纳采是汉族婚礼中的一个习俗，即男家遣媒妁往女家提亲，送礼求婚，此礼是于康熙四年七月初七日举行。

之后，择定于同年九月初八举行大婚。大婚前一日，康熙帝先遣派官员去祭告天地、太庙、社稷，之后行大征礼。大征礼也叫“纳征礼”，其实就是像女方家里送去各种财物的礼节，相当于现在的“过彩礼”。由皇帝派以内务府大臣为首的一行人，把礼品送到新娘家。新娘全家人则分列庭院两侧，向北三跪九叩，以示对皇上恩宠的感激之情。

九月初八日，大婚典礼隆重举行。根据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吴秀良《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中所描述的内容，婚礼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康熙皇帝先进入太和殷察看册立皇后的封册和金印，接着，将这两件象征皇后身份和权力的物件交给钦派使臣，使臣手捧册宝，众侍臣尾随其后，送到赫舍里氏家中。

皇后从使臣手中接过这两件物品之后，行过跪叩礼，便乘轿来到皇宫。轿前由四位大臣的夫人骑马带领，轿后有七位大臣的夫人骑马跟随。两侧则由侍卫和内侍护送。

与此同时，康熙也身着大婚礼服，先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宫中行礼谢恩，接着到太和殿赐皇后亲属及诸王百官宴席。这时，皇后留在中宫（即皇后的居所），并不出席宴席。而皇太后率诸大臣和摄政大臣的夫人们到太皇太后宫中，在那里设宴招待皇后的母亲及其母系亲属。下午6时许，宴席结束后，皇帝和皇后便留在中宫休息。

第二天，皇帝会谕礼部按照先例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上尊号。皇后则会到太皇太后宫及皇太后宫行朝见礼。

第三天，皇帝在太和殿接受诸王及百官的朝贺，然后将大婚礼成的消息诏告天下。至此，这场皇家婚礼的礼仪才宣告完毕。

由此可见，古代皇家的婚礼与明间的婚礼相比。除了礼数众多之外，更主要的是凸显皇家庄重、威严、盛大的气派。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妃嫔都能够享此待遇，这是只有皇后才能享受到的荣耀。而册封其他妃嫔的时候，则只是行册封礼和聆听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的训导即可。

两立两废的太子

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正妻，她的早逝曾让康熙忧伤不已。因为感念皇后的贤淑，加之胤礽又是他们唯一的嫡子，康熙自是对其宠爱有加。

康熙十四年六月，正值皇后去世一周年之际，康熙决定册立刚满一周岁的胤礽为皇太子。特发布谕旨于礼部：“帝王绍基垂统，长治久安，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之祥，慰臣民之望。朕荷天眷，诞生嫡子，已及二龄。兹者钦承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建储大典，宜即举行。今以嫡子胤礽为皇太子。尔部详察应行典礼，选择吉期具奏。”

此次皇太子册封，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皇帝公开册立皇储，也是首开清代“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此后，从雍正朝开始，为了避免因皇储争夺而导致诸多争端和悲剧的发生，清廷便不再公开册立皇储，而是另创了秘密建储的制度，这种密立制度一直沿用到了咸丰朝。

随后，礼部选定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为吉日。这一日，胤礽被正式授予了象征着皇太子身份的皇太子册、宝，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太子的宝座。

胤礽在成为皇太子之前，就一直是由康熙亲自抚养的。在被确立为皇太子之后，更是对其倾尽全力悉心培养。康熙是学识渊博之人，对自己未来的接班人自然也寄予厚望，为此他亲自厘定了全面、周密的方针与步骤，对太子教育甚严，无论寒暑从无间断。太子亦勤学好问，对待学习认真严肃，从无懈怠。康熙曾言“皇太子从来惟知读书，嬉戏之事一切不晓”，再加之太子天资聪颖，学业进步很快。因此，早在十几岁时，就已经能熟练运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娴驭武功，“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

胤礽所用皇太子宝

等到太子年龄稍长一些之后，康熙便开始向他传授治国之道。“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

而身为储君的胤礽也具有较高的政治天赋。在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曾让皇太子代理朝中事务。胤礽不负众望，恪尽职守，赢得满朝的拥戴。而康熙帝也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他给皇太子的朱批说：“皇太子所问，甚周密而详尽，凡事皆欲明悉之意，正与朕心相同，朕不胜喜悦。且汝居京师，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多日优闲，冀此岂易得乎？朕之福泽，想由行善所致耶！朕在此凡所遇人，靡不告之。因汝之所以尽孝以事父，凡事皆诚恳敦切，朕亦愿尔年龄遐远，子孙亦若尔之如此尽孝，以敬事汝矣。因稔知尔诸事谨慎，故书此以寄。”

就这样，皇太子在父亲的喜爱和关怀之下幸福地成长起来。康熙不仅十分用心培育胤礽，也尽全力给予自己所能给的一切。为了培育太子，甚至打破自古以来封建国家有关皇帝和储君之间的规矩，破格树立胤礽的权威；并规定每年的元旦、冬至、千秋三大节，百官都要对皇太子行二拜六叩之礼；甚至为了维护太子的地位，还不惜罢斥重臣纳兰明珠……

不得不说，康熙是一位称职的慈父。但也正是康熙不分轻重的溺爱和骄纵最终惯坏了儿子，使得养尊处优的胤礽逐渐变得骄纵跋扈、不可一世起来。

胤礽不再像幼时那样谦和有礼，脾气变得日益暴躁起来。动不动就任意鞭挞诸位王公大臣，随意处置忤逆自己的人；历次外出巡游都肆意挥霍浪费，甚至还命令当地官员搜刮民脂民膏……但对于这一切，康熙总是持宽容包庇的态度。即使对太子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也只是一批批地更换太子身边的侍从，认为太子品德不坏，即使犯错也一定是他身边的小人教唆所致。康熙的这一举动，更使得太子肆无忌惮起来。长此以往，康熙觉得自己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胤礽

于是在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册封皇长子胤褆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和皇八子胤禩均为多罗贝勒，并宣布这些皇子在受封之后可以参与国家政务，并分拨佐领，各有属下之人。此次分封皇子的做法，相对削弱了皇太子的权力，但由于太子一向蛮横，早已在众皇子间树敌颇多。如此一来，随着诸皇子权力的增加，他们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也就越发显著起来。

康熙帝原本的意图是想考验太子，并让其有所收敛。然而，胤礽却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继续肆意妄为地发挥自己太子的权力和威严。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康熙帝到塞外出巡，命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皇十七子、皇十八子随驾。

出巡期间，反对皇太子的胤褆等皇子向康熙帝报告了许多皇太子的不良表现。比如，说他暴戾不仁，对手下屡施酷刑，以致兵丁“鲜不遭其荼毒”；截留蒙古贡品；放纵身边人敲诈勒索属下等。康熙听后，对太子的做法极其气愤。

之后，又赶上年仅7岁的皇十八子胤祄在随驾途中得了急病，不得不留在永安拜昂阿医治。康熙帝为此感到十分着急，而其他的皇子也纷纷表示关心，并安慰父皇要注意身体。而皇太子却始终无动于衷，就像没事人一般。康熙帝很是生气，责备皇太子说：“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可是，皇太子听后不仅丝毫没有觉得惭愧，反而因觉得康熙偏心而愤然发怒。这一下，不禁让康熙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出塞途中生病时，曾令皇太子与皇三子驰驿前迎。而胤礽到行宫时，看到自己天颜消瘦，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忧虑和安慰之情。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康熙帝越发觉得寒心不已，觉得皇太子实在冷漠无情，缺乏仁义之心。

但是，这些事情康熙都因为对儿子的疼爱而忍耐了下来。但是，皇太子接下来所做的一件事却触碰到了康熙的死穴。

在那次出巡的返京途中，一天夜里，康熙帝发现胤礽悄悄靠近了他的帐篷，并鬼鬼祟祟地从缝隙向里面窥视。这个举动不禁让康熙怀疑皇太子可能要“弑逆”，认为皇太子的行为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如此一来，康熙就不得不下决心要将太子废掉了。

于是，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在布尔哈苏台行宫中，召集了随行的诸王、大臣、文武官员和侍卫齐聚宫中，涕泪交加地宣读了皇太子胤礽的一系列罪状，并上谕曰：“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矣。回京昭告于天地、宗庙，将胤礽废斥。”

就在同一天，康熙帝还接到了皇十八子胤祄的死讯。这两件事对于康熙来说，都是相当沉重的打击。康熙帝难过不已，一连六日“未尝安寝”，每每提起都涕泣不已。

九月十六日，康熙帝回京之后，命人在自己养马的上驷院旁设毡帷，给胤礽居住。又命皇四子胤禛与皇长子胤褆共同看守。当天，康熙召集诸臣于午门内，宣谕拘执皇太子胤礽之事。之后又亲拟祭文，于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遂将废皇太子幽禁咸安宫，二十四日，颁诏天下。

此时的康熙已经步入老年，废太子一事让他觉得心力交瘁。康熙告诫自己的儿子们，希望大家可以就此安分守己，不要再多生事。然而，诸皇子为了争夺皇位，早已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集团。康熙帝废掉皇太子的举动不仅没有制止他们彼此间的争夺，反而让一些皇子重新看到了希望，因而储位之争愈演愈烈，诸皇子为争夺储位而积极活动起来，逐渐形成了九子夺嫡的局面。

面对皇子间的彼此攻击与争夺，康熙意识到要想打破这个局面，必须把太子的缺位补上，以堵塞诸子争储之路。

其实，早在最初废掉太子的时候，康熙就开始感到后悔、痛心了，并且经查实胤礽的罪名也多有不实。于是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九日，康熙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重新恢复了太子的身份。

皇太子虽然得到了复立，但并没有解决掉原有的君储矛盾。胤礽复位之后很快便由联合太子党众人再次展开了行动。

胤礽潜通信息，求托合齐等人，借助手中之权势，“保奏”他尽早即帝位。这件事让康熙帝再次变得怒不可遏。

托合齐

托合齐原来只是安亲王的家人，后转为内务府包衣，曾任广善库司库。因为他是定嫔的哥哥、皇十二子胤祹的舅舅，故受到康熙帝的照应和信任，于康熙四十一年出任步军统领一职。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日，康熙帝以托合齐有病为由，将其解职；同时任命隆科多为步军统领。十月二十七日，又命人将已经解职的托合齐拘禁于宗人府。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决定再废皇太子。九月三十日，康熙帝向诸皇子宣布：“皇太子胤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胤礽拘执看守。”十月初一，御笔朱书向诸王、贝勒、大臣等宣谕重新废黜胤礽的理由，并告诫诸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十一月十六日，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皇太子再次被正式废黜，幽禁于咸安宫内。

虽然康熙对于胤礽的做法痛心疾首，但还是难舍父子亲情。康熙晚年时，也不忘为胤礽做好打算。他担心自己去世后，胤礽会遭到不测，特命人于京郊郑家庄修建王府供胤礽居住，以使其安享一生。

这位一生跌宕起伏，曾被两立两废的太子，最终于雍正二年十二月病死于住所，时年51岁。死后被追封为理密亲王，葬于黄花山，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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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子夺嫡

自古以来，皇位对于王孙贵族而言总是充满了诱惑力的。他们总是绞尽脑汁地寻找着各种可以成为储君或者一举登上皇位的机会，甚至不惜舍弃骨肉亲情。

康熙四十七年，皇太子胤礽首次被废黜，康熙的众位成年皇子纷纷打起了太子之位的主意。为此，他们纷纷采取各自的行动，形成了大阿哥胤褆、二阿哥胤礽、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祯“九王夺嫡”的局面。

这几位皇子一共结成了五大朋党，分别为大千岁党、太子党、四爷党和八爷党。其中以大千岁党的动作最为明显。

大千岁党以皇长子胤褆为首，为首党人就是胤褆的舅舅、大学士明珠。为了争夺储位，大千岁党的人可谓是煞费苦心。

由于胤褆是康熙的皇长子，所以他们先从争取立长下手，认为父皇立嫡不成，势必立长。此外，胤褆还曾奏请父皇杀掉胤礽，指其利令智昏，并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父皇之手。”也正是此举让康熙看出了胤褆的野心，指出其杀弟之念：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天理国法，皆所不容。于是，在宣布拘执胤礽同时即明确宣谕：“朕前命直郡王胤褆善护朕躬，并无欲立胤褆为皇太子之意。”就此断了胤褆的念头。

胤褆

胤褆见自己立储无望，便将希望寄托在了与自己关系亲密的胤禩身上，说相士张明德曾说胤禩日后必定大贵。没想到却惹得康熙大怒，随即严惩了张明德。

之后，经皇三子胤祉揭发，康熙又查证出胤褆与一位会巫术的人来往密切，并让其用巫术镇魇胤礽。导致胤礽又疯又癫，险些丢了性命。此事一经查实，其母惠妃便奏称胤褆不孝，请置正法。但康熙帝不忍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革了他的封号和爵位，判其终身幽禁。

太子党是以胤礽为首的党羽，胤礽被首次废黜之后便想尽办法重新复位。并在复位之后试图早日篡夺康熙的皇权，最终再次被废，得到被终生圈禁的下场。

三皇子胤祉喜欢舞文弄墨，周围都是些文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明显的朋党之势。所以，试图成为储君的野心和动作也比其他皇子要小得多了。再加之看到胤褆和胤礽的下场，便不敢再搅这趟浑水。

四爷党以皇四子胤禛为首，胤禛在胤礽被废黜之前，本来是太子党的人，对于储位并不十分热衷。只是想辅佐好太子，尽为臣之道。直到胤礽被废才察觉到自身利益的紧迫，加入到了夺嫡的明争暗斗之中。

要论势力来讲，四爷党还是相当雄厚的。军事上有年羹尧的支撑，朝堂上有隆科多的辅佐，地方上有戴铎的响应，最主要的是还有十三阿哥胤祥的支撑。

然而，胤禛的夺嫡之路走得却并没有那么张扬，而是低调稳当地进行着。正因如此，也才没有让康熙帝迁怒于他。

剩下的便是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了。八爷党是所有朋党之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其中还包括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和十四阿哥胤祯。

胤禩

胤禩从小养成了亲切随和、“乐善好施”的待人之风，人称“八贤王”。其精明能干，在朝中有威望，党羽多，声势大。

当时废黜太子之后，康熙曾问朝中百官：储君之位谁来当最合适？谁知百官大部都举荐了八阿哥，这引起康熙极度不满。

之后，待到重新复立胤礽为太子之后，又有意不给胤禩加封。尽管如此，胤禩在朝臣中仍有较高威信，是大臣中声誉最高的皇子。但是，却始终没再受康熙重用。

此次九王夺嫡事件，让康熙深感过早立储不易，也不是明智之举。毕竟皇子众多，帝位仅有一个，储君的策立难免会惹来兄弟之间的你争我夺。于是，自胤礽二次被废之后他便不打算再立太子，决定在自己弥留之际再行昭示天下了。

多子多孙不见得就多福气

据记载，康熙一生共有子女50多个。这样多的子孙，按理说，康熙应该是可以尽享天伦之乐的。但是，命运对于康熙帝来讲似乎并不是那么公平，这些孩子在曾经给他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忧伤。

在这些子女中，康熙不仅要为平息皇子之间的皇位争夺战煞费苦心，更令康熙悲痛不已的是，不少皇子公主都寿命不长，甚至有的出生不久便夭折了。例如皇六子允祚5岁就夭折了，皇十九子允稷则只活了两岁。

从康熙朝开始，对皇子序齿作出了规定：早殇者不排行，仅附在最后。但因玉牒是十年一编，所以这项规定并不严格。例如：如有幼儿在编修前数年出生，则会序齿，但不久夭殇，却不予芟除。

康熙的孩子中，仅有24位皇子、7位公主活到了成年。单说给康熙帝生育子女最多的容妃，所生的五位皇子中就有四位皇子早殇。人生最大的哀伤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这样的伤痛却屡次在康熙身上上演。

数次经历丧子、丧女之痛的康熙，虽为一代君王，却也难掩作为父亲的哀伤，经常因为子女离世而涕泪交加，不思饮食。特别是十八皇子胤祄的死，对康熙的打击尤其巨大。

胤祄生于康熙四十年八月初八日，他的母亲是顺懿密妃，生前很得康熙宠爱。胤祄出生之后，康熙自然也是欢喜不已。

康熙向来很重视对皇子们的教育，从皇子幼年起就对他们进行骑射、诗书、礼仪、文章等方面的教育。外出征战、狩猎或者巡幸的时候，也都喜欢让皇子们陪驾随行，让他们从小就接触社会，了解民情，顺便开阔他们的视野，增加见识。而对于胤祄的教育方式更是如此。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康熙帝决定前往热河行宫避暑和行围打猎，并让七位皇子随驾同行，其中就有尚不满8岁的皇十八子胤祄。

热河行宫

热河行宫，即今承德避暑山庄，它曾是中国清朝皇帝的夏宫。从康熙开始，清朝的皇帝们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每年都要到这里过上很长一段时间，享受这里的良辰美景。承德避暑山庄经屡次扩建，最终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一行人到达热河休息了几日之后，康熙便下令队伍继续向北行进，越过大漠去行围打猎。得到旨意之后，队伍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康熙一边欣赏着大漠风光，一边摩拳擦掌地预备着在围场中一展风采。然而，刚行进了没多久，一件意外之事就发生了——十八阿哥胤祄突然病倒了。

热河行宫图

胤祄本来就年幼，又自小一直养在宫中，很少外出活动。这次塞外之行，一路上风餐露宿，加上塞外气候变化无常，一时间难以适应，就发起了高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病势逐渐严重起来，康熙在察看了十八阿哥的病情之后，决定命人留在驻地照顾他，其余人继续向前行进。

可是，没走多久，负责照顾胤祄的人就快马加鞭地赶来告诉康熙帝说十八阿哥的病情越来越重，恐有生命危险了。得知这个消息，康熙立即命队伍掉转头匆匆回到驻地探望。

等到康熙再次见到十八阿哥的时候，他已是两腮高肿，连进食都很困难。再加上连日来高烧不退，胤祄几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看着爱子如此痛苦，一向镇定的康熙也变得焦虑万分、手足无措起来。在胤祄病重的时候，康熙经常将他抱在怀中，不分昼夜地亲自照料。

由于塞外医疗条件差，药物稀缺，康熙还派人给在宫中处理政务的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送去手谕，急传宫中的御医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为胤祄医治。还在手谕的封皮上特意写道：“著降此谕火速乘驿交付三贝勒（胤祉）、四贝勒（胤禛），不得延误分秒！”

幸好太医赶来得及时，通过一番医治之后，胤祄的病情一度出现了好转。康熙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即给远在京中的三阿哥和四阿哥送去手谕，告诉他们胤祄病情好转的消息，并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虽然十八阿哥的病情稍有回转之势，但由于还没有痊愈。康熙顾念儿子的身体，决定停止此次行围，带领队伍返回宫中。尽管一路上康熙都命人小心翼翼地照看阿哥，然而胤祄的病情还是再度恶化。而且，此次发病较之前一次似乎更加严重，最后连随行的御医们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

康熙忧虑不已，一面怒气冲冲地斥责御医无用，让他们赶快想法子，一面寸步不离地守在胤礽身旁，鼓励他要坚持下去。结果，一切努力还是没有挽回这个渐渐孱弱的生命。十八阿哥还没等回到宫中，便撒手而去了。

眼睁睁地看着爱子的生命从自己的身边悄悄溜走，却又无能为力。这使得已经年过半百的康熙悲愤不已，他脸色阴沉，郁郁寡欢，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

本来胤祄的死已经让康熙感到悲痛万分了，但更令他痛心的是，面对弟弟的生病，随行的皇子们都表现得十分淡漠，几乎一点关心之意都没有。特别是作为兄长和皇太子的胤礽，不但在胤祄生病的时候不闻不问，对于胤祄的离世，也看不出有丝毫的哀伤。胤礽的这一表现，也成了康熙后来决定要废黜他皇太子之位的原因之一。

而像十八阿哥这般在外出途中离世，在康熙统治期间也不是唯一一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率皇子皇女等陪皇太后去塞外避暑时，五公主也在随行途中得病而亡，年仅20岁。

我们知道，一般当皇子、皇孙和嫔妃寿终正寝之后，都会被安葬到皇陵和妃陵之中，那么，对于这些早夭的皇子们又是如何安葬的呢？

《大清会典》记载：“康熙年间定，凡皇子初殇，皆备朱式小棺，葬于黄花山园寝，惟开墓穴平葬，不封不树。”照此说来，逝去的皇子们大部分应该都安葬于这黄花山园之中了。

但是，在这些皇子中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就是上边提到的十八阿哥。据《陵寝易知》上的葬位图和葬位歌诀所记载，十八阿哥胤祄后来被安葬在景陵妃园寝内其生母密妃王氏的墓旁。按理说，皇子是不应安葬在妃陵之中的，但是十八阿哥却成为整个陵寝中唯一的一个特例，这也是由于康熙过于喜爱这个孩子，怕这个孩子太过孤单，才让他守在生母身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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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丧葬习俗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天下，而满族人的文化习俗与汉族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同东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满族最初也是实行火葬制。火葬一般是在人死后的第二天进行，葬俗古朴粗简。火葬时，死者的子孙等族人聚集在一起，头戴白布，宰杀牛马，大哭祭奠。普通人火化后的骨灰先盛在布袋或锦袋中，然后置于瓮罐内，再埋于地下。皇帝的骨灰罐则装在金或银制的官殿式器皿内，称作“宝官”，以显示地位的尊贵。这种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朝政权稳定之后才有所改善。

康熙时，由于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火葬逐渐被土葬取而代之，只是将死者生前所用的衣物、器皿等以火焚烧，用来送葬。清宫称之为“殷奠礼”。

此外，在满族的旧俗中，家中有长辈死后，晚辈男女都要在举丧之前去掉冠饰和发饰，然后将头发剪下一些，以表示以身相殉之意。在服丧期间男子不得剃发，女子则要把头髻打开，使头发披散，以示哀悼。满族建国后，剪发习俗就被纳入宫廷丧礼中，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亡。

就丧礼而言，清朝宫延的丧礼在经过了汉族文化熏陶之后，就变得比民间丧礼复杂多了。其中以皇帝去世的规模最大、规格也最高，称之为“大丧仪”。

在皇帝去世当天先要进行小殓，给皇帝将入棺的衣服穿戴整齐。皇子、皇孙们也要穿孝服、剪发辫。次日举行大殓。而大殓当天，诸王、贝勒、贝子以及文武大臣都要到乾清门瞻仰遗容。随后，皇帝的尸体被放进梓宫中。大殓之后，将灵堂设在乾清宫内，梓宫停在正中。在梓宫前设有宝榻，宝榻前设供案，上边放置香鼎、灯台和花瓶、匙、箸、瓶等物，另外灵前还陈设早、晚膳桌和果桌。

除了小殓与大殓之外，还有朝奠、殷奠、启奠、奉移、初祭、绎祭、大祭、除服等诸多丧仪，而在皇帝的所有丧仪中，有一项丧仪特别重要，那就是颁发皇帝的遗诏。

颁发遗诏之时，亲王以下的满汉文武官员都要穿着丧服在官外跪听宣诏。然后，礼部官员捧诏出大清门，送到礼部刊刻好之后由遣官颁发各地。省中文武官员则要摘冠饰、穿素服到郊外跪迎，之后回衙跪听宣诏。此后三天内，文武官员每天两次举行哀行礼，百日内不许嫁娶和作乐，也不许剃发，总之要停止一切喜庆活动，以敬哀思。

悬而难决后继之人

康熙是一位颇有功绩的帝王，但一个人再伟大也有逐渐老去的一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二度被废之后，康熙也渐渐步入了老年。虽然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变成老人的事实，但是身体、精力等各方面的衰退，还是在每时每刻提醒着他岁月的更替。

太子被废之后，康熙感到惆怅不已。一是为了自己精心培养的储君竟如此不争气，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再就是为自己的老去和江山担忧，不清楚该把自己一生辛苦经营的事业转交到谁的手中。

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度量着自己的几个皇子，在众多的子嗣之中，能有资格列为储君的人选只有寥寥几人。

其中大儿子胤褆野心太大、有勇无谋，而且对待兄弟也表现得太过薄情寡义。所以，早已在胤礽被复立之前便被自己排除在外了。

嫡长子胤礽已经两次被废，自然也不可能再有登上储君之位的机会。

八阿哥胤禩才情出众，为人谦和，又深得朝臣的爱戴。按理说，将皇位传给他应该错不了。但是一想到胤礽和他领导的太子党所做之事，康熙还是觉得心有余悸。他刚打压了太子党，现在又出来一个皇八子集团。这让他十分担心试图“弑父杀君以图早登皇位”的历史会重演。康熙心想，自己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为了以防后患，便毫不犹豫地废除了皇八子集团，严惩了集团内部的众多臣子，皇八子也就这样退出了争夺皇位的历史舞台。

其余的孩子们中，也就剩下四阿哥胤禛和十四阿哥胤祯了。要论才能，十四阿哥自然在四阿哥之上。他自幼聪明过人，才能出众，甚有义气，为康熙帝所厚爱，从少年时代起，就频繁地扈从其父出巡。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又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兵驻在西北，平定新疆、西藏有功，很受康熙器重。

胤祯

但十四阿哥本身却似乎对争夺储君之位并不十分感兴趣。反而一直都尽心尽力地辅佐八阿哥。后来，当康熙怒斥胤禩妄蓄大志、企图谋害胤礽，要给予其处置时，胤祯挺身而出为八阿哥作保。这使得康熙更加愤怒，一度拔刀要诛杀胤祯，又经其他皇子劝解才怒气稍平，但十四阿哥还是为此而挨了康熙好几记耳光和二十大板的处罚。自此之后，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就没有以前那么亲密了。照此看来，将皇位传给胤祯显然也不是很合适。

那么，剩下了也就只有四阿哥胤禛了。在康熙看来，相对于其他几位皇子而言，胤禛倒还是比较安分守己的。他处处小心谨慎，看父亲的脸色行事，有时还不痛不痒地为胤祯说句好话，赢得一个即亲孝父皇又友爱兄弟的好名声。而对于争夺皇位的心思，他更是隐藏得严严实实，不让康熙察觉到半分。但是，胤禛自小一向不受康熙宠爱，把皇位传给他的话康熙似乎也并不是很乐意。

就这么一次次地思来想去，继承皇位的人一直都没定下来。然而，朝中的大臣们却几次三番地就这件事情展开过讨论，并上奏请求康熙为了江山社稷着想，早日立储。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康熙不得不对立储之事做出回应。

康熙五十六年时，他先搞好了皇太子仪制，限制皇太子的仪制规格，表现出他对皇权与皇储权的矛盾很头疼。

而后将诸皇子和朝廷中的主要官员召集到乾清宫，发布了一个谕旨。这个谕旨的篇幅很长，其内容主要是说自己如今已经老了，在位的50多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自己也感到身体大不如前，并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也很坦然地谈到生死之事。还说自己不会忘了立储的事情，也希望能早日放下担子，好好休息。但是皇储之事关乎江山社稷，实在不能掉以轻心。之后又表达了对朝中老臣的眷恋和对臣子们的叮嘱。

康熙的这番话让大臣们都感到很是动情，但是关于大家最关心的立储之事，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不免让臣子们有些失望。

其实，那时康熙之所以不宣布储君是谁，一是拿不定主意；再就是顾虑到宣布储君之后宫中又会鸡犬不宁，展开你争我夺的厮杀。为此，他曾拿齐桓公死后下葬难的典故来做比喻，表明自己对皇子争斗的担忧。由此看来，康熙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想多过几天安稳日子吧！

《史记》中曾有记载，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死后还未入殓，几个儿子便展开了对皇位的争夺，结果导致其去世67日，尸体腐烂、蛆虫爬窗而出都没有下葬。

但是，大概连康熙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在5年之后就突然病逝了。康熙死后，步军统领科隆多宜布了康熙的遗诏，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他在遗诏中所立的新帝居然是四阿哥胤禛。于是，在历史上便流传开了种种关于四阿哥即位之谜的传说，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从此，继康熙之后的第二盛世王朝——雍正王朝便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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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之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时年69岁的康熙帝驾崩了。由于康熙一向身体健硕，而且去世十分突然，不禁令人们产生了诸多疑惑和遐想：康熙帝到底是寿终正寝还是为人所害的呢？

历史上，关于康熙死因的说法大概有以下几个版本：

一、出游病逝说。在很多官方记载中都说康熙帝是去在去南苑行围的时候，突然病重，随后驾崩的。例如，《清圣祖实录》就曾有记载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帝前往热河避暑，八月初三日开始行围，九月初二日返回热河行宫。二十七日抵京，驻跸畅春园。十月二十一日又赴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十三日戌刻，“上崩于寝宫”。而萧的《永宪录》中也记载说：“己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上不豫。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甲午（十三日）戌刻，上崩于畅春苑。”

《永宪录》

永宪录，清江都萧著，书成于乾隆十七年，书中记录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到雍正六年（1728年）7年间发生的几桩重大历史事件。

二、含恨猝死说。也有人认为，康熙去世之前不过是偶感风寒，并没有到任何病危阶段，也未发出过任何“病危”的通知，不可能会无缘无故地突然死去。从记载来看，康熙在宣称“偶感风寒”之后，便再没有任何治病的活动与记载。这说明，当时康熙很可能已经被试图早日得到皇位的胤禛给软禁隔离起来了。一生要强的康熙晚年却遭到自己儿子的控制和威胁，自然含恨气郁，终至猝死。

三、中毒身亡说。民间盛传康熙是被雍正毒死的，原因是雍正朝吕留良一案中，曾静曾有供词曰：“圣祖皇帝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一碗人参汤，圣祖就驾崩了。”这就是说，康熙很有可能是被雍正送的参汤给毒死的。另外，意大利人马国贤也有记载说：“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而且，据记载，在十三日的白天，胤禛总共在康熙的寝殷中先后进出三次，且无他人在场。当晚戌刻（晚上7点到9点）的时候，康熙便告驾崩了。康熙猝死后，也是胤禛为其父亲自更衣，此外没有任何一名大臣、皇子、后妃在场；种种迹象表明，胤禛毒害父皇一事嫌疑巨大。

岁月更替，历史变迁，至今大概谁也无法真正断定到底哪一种说法是真，哪一种说法是假。但不管怎么说，康熙终归是撒手人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胤禛即位后，给康熙上谥号曰：“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为“圣祖”。胤禛为表孝心，还亲自弄破手指用血圈出了“圣祖”二字。由此，康熙大帝便成了清圣祖。

圣祖被安葬在距顺治孝陵东南约两里的景陵之中。可惜的是，景陵曾在民国时期两次被盗，盗匪们对陵墓进行了疯狂的盗掘，致使陵寝严重受损。可怜身前那般逞强好胜的一代帝王，身后竟落得如此劫难，实在可悲可叹。

第二篇　功过众说纷纭，勤政无人能及
——雍正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胤禛

年号：雍正

民族：满族

生卒年：1678～1735年

父亲：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

母亲：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养母：孝懿仁皇后佟佳氏

原配妻子：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

子女：10个儿子，4个女儿

即位时间：1722年11月13日

在位年数：13年

庙号：世宗

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陵寝：泰陵

继承人：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

第一章　“为君难”却偏偏为君

韬光养晦的皇权争夺之路

康熙去世之后，按照遗诏，四阿哥胤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这样的结局寓意着胤禛在夺权的道路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条路却走得并不十分顺畅。

作为康熙的众多皇子中的一个，他并没有像原本的皇太子胤礽和十四弟胤祯那样享受到康熙帝过多的宠爱，也没有八阿哥胤禩那般深得朝中众多大臣的拥戴和厚爱。但是，他却步履稳健地一步步成为清朝的又一代帝王，其间所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除去那些用来被人当做棋子扶上皇位或者“赶鸭子上架”的继位者以外。能统大业者，就必有其过人之处。雍正帝也不例外，不得不说，他是一个聪明的人。

胤禛极会揣度康熙的心思，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康熙是个热爱读书的人，自然也就希望自己的儿子们能够勤学好读。胤禛虽然不能像胤礽那样得到父皇手把手的教导，但也绝不在学习上偷懒，他像他的兄弟一样，受到全面且系统的教育。从7岁开始，胤禛到上书房开始读书，他的师傅张英、徐元梦等人都是当朝一流的学者。他不仅学习了四书五经、作诗、书法，还学习了满洲语文与骑马射箭。胤禛的书法笔力苍劲，造诣很高，有一些流传至今的作品就是证明。

雍正书法作品

除了读书之外，他还经常随从康熙出行，或举行祭祀，或军事出征，或塞外行围，或巡视地方，或代理政务等，以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

随着年龄的逐渐长大，胤禛意识到想要夺得皇位，除了增加自身的才能之外，最主要的是要讨得父亲的欢心。怎么讨好父亲呢？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父皇，即对父皇既忠诚又孝顺。胤禛自己也曾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

通过前面对康熙的描述，我们都知道，康熙最厌恶的就是皇子的忤逆和结党营私的行为。因此，在诸皇子都在激烈争夺皇位之时，胤禛既不急着结党，也不明着参加竞争。而对于兄弟们的夺权行动也不表示出任何干预和支持的意思。只是不动声色地劝慰康熙，尽一个做儿子的本分和孝道。虽然，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让胤禛得到弟兄和朝臣们的支持，但在康熙眼中，他的这个儿子是忠于他的。这一点对于赢得皇位来讲，远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后来，当康熙帝第一次废皇太子之后，大病了一场。胤禛更是抓住机遇，不忘表现自己的尊敬和孝顺。他几乎日日都去探望父皇，还奏请与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如胤祉、胤祺、胤禩和自己一同检视药方，并亲历亲为地服侍父皇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自然也就对这个尽心尽力服侍在自己身边的儿子徒增了几分好感。而本来很有希望继承皇位的胤礽却没有看到这个机会，他的不闻不问更使得康熙帝对其寒心不已。

除了诚孝父皇之外，胤禛还表现出了对兄弟们的友爱之情。胤禛知道，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众多的兄弟中无论得罪了哪一个，他们到康熙那里去参上一本都会降低自己在父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印象。况且，康熙最希望的事情就是皇子间能够友好相处，不要发生手足相残的悲剧。自己若能够跟众兄弟处好关系，自然也可以博得康熙帝的欢心。

胤禛在处理兄弟之间关系时，主要原则是既不“结党”也不“结怨”。其实，这两者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有了自己的党派，自然也就等于与其他的党派的兄弟们结下了怨仇。所以，为了谁也不得罪，胤禛一直将自己抛离在外，绝不干涉他们之间的党派之争。故他在兄弟角逐皇储时，采取一种不附不和、不排不斥的中庸态度。

此外，他还尽力与各位兄弟友好相处。比如，面对皇太子的初次被废，很多兄弟都为了给自己争夺皇位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惜落井下石。但胤禛却没有这么做，反而给予胤礽不少关照。

后来，胤禛的几位弟弟被封为贝子时，胤禛还向父皇启奏说，自己愿意降低爵位，以提高弟弟们的世爵。种种做法，都表现出了对手足之情的重视。为此，他还曾在随驾出京途中作过一首名为《早起寄都中诸弟》的诗词，诗中写道：“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表明他对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以及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胤禛如此这般的友善，自然深得康熙帝的喜欢和诸兄弟的好感。同时，这种态度，也使他躲避开父皇与兄弟两方面的抗衡和对峙。

胤禛的足迹遍及大清江山的东西南北各方。他曾数次到东陵以及关外的永陵、福陵和昭陵祭祀。在康熙一生的6次南巡中，胤禛有两次都在随行的行列中。此外，他还随父西巡五台山并巡视京畿5次，治理永定河，察看水利。而塞外的出巡更是多达十余次。

如果说，诚孝父皇和友爱弟兄都只是家长里短的小事，不足以显示一个帝王应该拥有的素质，那胤禛的勤慎敬业一定可以弥补这个空缺。对于父亲交给他去办的事情，他都会认真仔细地去办，而且也一定会办得成功，办得让康熙帝满意。

他结婚之后，多次受父皇之命，参与重大政治与祭祀活动，并屡次随父外出巡幸。每次外出办事或者作为父亲的随行者，他都尽心尽力地专心做事、勘察民情、勤于政务，力求为父亲分忧解愁。特别是在康熙三十五年，他跟随父皇远征噶尔丹，领正红旗大营，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提高。总之，多年以来对于父亲的协助，使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政治、对朝政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深切的体验，为其后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除了这些，胤禛还从自己的性格着手进行修改。他由于喜怒无常、脾气暴躁，曾不止一次地受到过康熙帝的批评。为此，他就想法来陶冶自己的性格，约束自己的这个脾气。他把父亲教导他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来约束自己。一是培养自己隐忍的个性，其次也是让父皇看到自己真正努力改变。

至此，胤禛争夺皇位的内部资本差不多就算准备就绪了。而就外力而言，胤禛也没有放松。一个人若要成为君王，自然不能缺少臣民的支持和拥戴。虽然朝堂之上，拥护他的人远没有支持八阿哥胤禩的人那么多。但是胤禛仅有的几个拥护者却都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步军统领隆科多，战功赫赫的年羹尧以及手握重兵的十三阿哥胤祥，那都是极得康熙信任的人。再加上心腹戴铎的出谋划策，胤禛自然也就后顾无忧了。

就此看来，胤禛似乎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也正是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促使胤禛一步步登上了天子的宝座，成为大清的第五代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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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善果的“诸葛亮”——戴铎

想当年，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所向披靡、稳坐江山。结果不光是刘备成了一代赫赫有名的帝王，诸葛亮的大名也是名震四海，世代流传。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帝王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军师的话，那么雍正背后的这位“诸葛亮”便是戴铎了。

戴铎原本只是四阿哥府中的一名家奴，此人善于察言观色，很会揣摩主子心思，而且有点儿小聪明，经常会替主子出些小主意，算是一个类似清客的角色。

清客

清客，是指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文人。旧时科举不顺、仕途不畅之士，只得在富贵人家做帮闲门客，写字作诗、喝酒打牌都是他们的绝活，所以凡事能应付自如、左右逢源。

在康熙晚年的时候，众多皇子围绕储位展开了争夺，这场争夺战最终以皇四子胤禛的胜利而告终。而他的成功，多半是得益于他的夺储策略，而戴铎正是为雍正帝筹划这些策略的人。

戴铎曾在1713年给雍正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地说明了自己为主子的谋划。信件原文如下：

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每思人生在世，百岁无多。上之不能从赤松子游得达摩祖髓，作古今来第一风流人物，次之又不能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甘隐逸于林泉下，而随波逐流，碌碌一世，醉生梦去，与草木同腐朽，良可悲也。幸达我主子有尧舜之德，而奴才受格外之知，惟因身居外吏，不能日近天颜，虽有微衷无由上达，即或偶言亦难尽备，此奴才之日夜抑郁而不能自安，终身饮恨，而时为愧赧者也。

然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着，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阅也。

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以上数条，万祈主子采纳。奴才身受深恩，日夜焚祝。我主子一宿根深重，学问渊宏，何事不知，何事不彻，岂容奴才大马之人当荛之见。奴才今奉差往湖广，来往似需数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冒死上陈之罪，实出中心感激之诚，万求主子恕其无知，怜其向上，俯赐详阅纳行，则奴才幸甚，天下巨民幸甚。

这封信中不仅鼓励雍正争夺成为储君的权利，还详细地告知雍正该如何不露声色地展示自己的才能；怎样处理与父亲、兄弟、朝臣以及身边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等等。不得不说，这是一封看透人性的书信，而且分析得入情入理，很有践行的价值。雍正帝也正是按照信中的指导去行动，才越来越被康熙看中，最终登上了帝位。

而对于戴铎来讲，他之所以写了这样一封密信，无非是希望雍正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从而也让自己捞到一些好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如此尽心尽力为主子出谋划策，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任何恩宠和实利，反而为以后的暴尸荒野埋下了祸根。

本来，争夺皇位就是一大禁忌，而且是康熙帝最为反感的事情。为此事，很多阿哥和大臣都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避嫌，雍正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并给自己冠以“破尘居士”、“圆明居士”等法号，表现出一副一心向佛、与世无争的样子。而戴铎却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向主子提议让其参与夺权之战。虽说，四阿哥早已有了夺权之心，但是突然被人这么赤裸裸都揭穿出来，自然也不觉得好受。

为了不使自己的野心败露，他给戴铎回信说：“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一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借此将自己与夺权之事剖离得干干净净。

但是，对于戴铎信中好的方针策略，胤禛自然也舍不得弃之不用。但若留这样一个看破天机的人在身边自然不妥，于是，胤禛便将戴铎远远打发到了杭州、福建一带。

谁知戴铎刚去了不久就连写了几封信，说自己无法适应那边的天气和环境，要求回到京城。四阿哥自然不愿让他回来，但又深知此类小人不能得罪，便应允将来给他封官，并将他的哥哥提拔做了河南省开归道的道员，这才暂时稳住了戴铎。

如果戴铎就此消停的话，还能留下一条性命。但是，野心不小的他意图得到主子更多的信任。再次出谋划策，请求四爷将其调至台湾任台湾道一职，以便四阿哥夺权失败之后有条退路。

这一得寸进尺之举，彻底惹怒了四阿哥，他去信痛斥了戴铎，并劝告他要安分守己，切勿再胡言乱语。

然而，戴铎仍不消停，康熙五十七年再次给胤禛去信提到了争储之事。得到的依旧是主子的斥责之语。

直到康熙帝去世，四阿哥真正登上了帝位。戴铎才安心下来，心想自己终于盼到了这一天，雍正帝一定会厚待他们这些“旧人”，这一下总算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可事实恰好与他所想的情况相反，雍正帝继位之后，依旧没让戴铎回京，而是将其“解往四川任布政使”，后又“发放与年羹尧军前效力”。之后，年羹尧上报说：“原任四川布政使戴铎将主子在藩邸时所批折子一扣与臣看，臣恐其在外招摇生事，敬收臣处，今附折恭缴。”（《永宪录》）

雍正接到奏报之后气愤不已，心想：戴铎一直密藏着自己从前的批折，并不时地拿给别人看，可见他果然是个颇富心机的“小人”。于是，为了永绝后患，雍正帝给他寻了个“贪污”的罪名，便将其彻底铲除了。

初登帝位却为何要手足相残

在经历了太子两立两废、九子夺嫡等一系列的夺权争斗战之后，皇位继承人终于尘埃落定，四阿哥胤禛成了新一代的皇帝。但是，兄弟之间的恩怨却并没有因此而终止。

康熙帝在世的时候，四阿哥胤禛是一向以友爱兄弟而著称的。谁知，继承大统之后，他居然一反常态，对众弟兄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打压行动。

虽然雍正的帝位是康熙在遗诏中亲传的，但是对于众阿哥来讲，他们并不十分服气。于是，雍正皇帝自继位之后，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除了十三阿哥胤祥之外，几乎没有兄弟愿意承认雍正继位的事实，并持有很大的反对意见。

于是，为了降伏各兄弟，整顿朝政，从而稳固自己作为新君的地位，雍正以“大不敬”之罪名，对他们一一进行了处置。

清朝很多皇帝继位之后，为了避讳，都会把兄弟名中与自己相同的字改掉。比如：康熙名玄烨，兄弟名字中的“玄”就被改成了“元”；于是，雍正继位之后，也就将兄弟名字中的“胤”改成了“允”。另外，由于十四阿哥名为“胤祯”，虽与雍正帝的名字“胤禛”不同字却同音，便被改成了“允禵”。

大阿哥允褆早在太子废立一事时就因得罪父皇，而被夺爵之后，幽禁于府第之中，并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允褆久不与外界沟通，已经成了一只不见天日的井底之蛙。这样的人对于已经登上大位的雍正帝来讲，丝毫不存在威胁。因此，雍正帝便索性对其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允褆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去世，死后按贝子礼仪殡葬。

二阿哥允礽，也就是原来的皇太子胤礽，虽然自被废之后就一直被禁锢在咸安宫，但由于其曾两度被立为太子，又一直都野心勃勃。所以，雍正对其还是不放心。他登基之后，先是封了允礽为理郡王，以堵住众人之口。后又命人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于此，让其远远地离开京城，这才安心。可谁知这位理郡王命薄，不到两年就在幽禁之地去世了。允礽死后，雍正帝追封其为和硕理亲王，葬于黄花山（今天津蓟县）理亲王园寝。

三阿哥允祉无论是文学、书法还是骑射，在众多的皇子里面，表现都是极突出的，也备受先帝康熙的喜爱。但是，对于皇储一事，允祉却似乎并不十分热衷，只是一门心思地读书习字。然而，即便如此，雍正帝即位后，还是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帝守陵。允祉被发配之后，难免心中不悦，便在私下里发了些牢骚。偏巧这些牢骚就传到了雍正帝的耳朵里，于是，雍正帝便发起怒来，削去了允祉的爵位，将其幽禁于景山永乐亭。雍正十年，允祉死于幽禁之地，时年56岁，以郡王礼殡葬。

五阿哥是郭络罗氏宜妃之子，康熙生前曾评价此子心性甚善，为人敦厚。允祺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允祺生性本分，从未有过争储的举动，即使在九王夺嫡的时候，他也不曾有过结党营私之举。只想安安稳稳做自己的平安皇子。但允祺这个简单的愿望并没有实现，雍正继位之后，还是借故削去了其子恒升的世子爵位。不过，相对于其他被发落的皇子而言，允祺的遭遇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雍正十年，允祺去世，享年54岁。雍正十二年立碑勒铭，称其“秉性和平”，持躬谦谨，颇具乐善之风。

八阿哥允禩是雍正帝的所有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也正因如此，他被雍正帝当成了最为强劲的政敌。早在太子被废之时，允禩为谋继位，便同大阿哥允褆、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十四阿哥允禵等结党，并且赢得了朝中多数臣子的拥戴。这对于雍正帝来讲，无疑是自己夺权路上最大的阻碍。

所以，即便雍正帝最后还是顺利登上了皇位，但是他绝不会留这样一个威胁在自己的身边。但由于允禩在朝中威望甚高，又不能毫无缘由地将其治罪。于是，雍正帝便先将其封为亲王，以显示自己亲近兄弟之意。而八阿哥的福晋在受封之时，非但没有丝毫高兴之情，反而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意思是：“没什么好庆贺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丢了脑袋呢！”）这话传到雍正帝那里，雍正帝立即命人将八福晋赶回娘家，并治了罪。不久，又借故命允禩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又多次借各种缘由斥责胤禩“怀挟私心，遇事播弄，希动摇众志，搅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

如此几次三番之后，雍正帝终于开始正式整治允禩了。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议总理事务王大臣功过时，判定胤禩无功有罪；随即革除了允禩的爵位，命每旗派马兵若干在胤禩府周围防守，又于上三旗侍卫内每日派出四员，随胤禩出入行走，名曰随行，实为监视；随即又将其囚禁于宗人府，围筑高墙。之后又命胤禩自改其名为“阿其那”，改其子弘旺名为“菩萨保”。

阿其那

“阿其那”是满语音译，在满族中是“狗”的意思。说为“俎上之鱼”之意。

菩萨保

“菩萨保”，是佛教化名字，虽无贬意，但因去除“弘”字辈，就相当于不再承认其皇族血统，如同被贬为庶民一般。

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雍正召见诸王大臣，以长篇谕旨，历数胤禩罪行，后将其40款罪状颁示全国。其中主要包括：欲谋杀胤礽，希图储位；与胤禵暗蓄刺客，谋为不轨；擅自销毁圣祖朱批折子，悖逆不敬；晋封亲王，出言怨诽；庇护私人，谋集党羽，逆理昏乱，肆意刑赏；拘禁宗人府，全无恐惧，反有不愿全尸之语……此外，雍正帝还在谕旨中称其为“凶恶之性，古今罕闻”。

就这样，允禩正式成为一名阶下囚，4个月之后，死于牢狱之中。

九阿哥允禟因与八阿哥结党，自然也难逃一劫。雍正帝在处置允禩的时候，也将允禟一同治了罪，给其定了28条罪状后，将其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禟名为“塞思黑”。后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幽禁。允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不到3个月就因患了腹疾（也有传闻说是中了毒）而卒于狱中了。

塞思黑

满语中“猪”的意思。一说为“讨厌鬼”之意。

十阿哥允也因与八阿哥结党而为雍正帝所恨，但由于他在整场事件中的活动和所起作用不大，并没有引起雍正特别的重视。雍正元年，雍正帝命他遣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灵龛到喀尔喀，允托病不行，奉差擅回。后因在疏文中连写“雍正新君”字样，被雍正帝斥为大不敬，被削去了爵位，并拘禁于京师之中。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才被释放，封为辅国公。乾隆六年卒，以固山贝子品级入葬。

呼图克图

清朝授于蒙、藏地区喇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

哲布尊丹巴

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齐名的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

十二阿哥允祹，在康熙生前时很受重用，康熙末年已任镶黄旗满洲都统，但却从未参与结党谋位之事。雍正帝即位后，先封了允祹为履郡王。但是，按雍正帝的原则来讲，他是不会给自己不信任的人以实权的，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兄弟们来讲更是如此。于是，不久之后，先借故将其降为了“在固山贝子上行走”，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后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但好在这位阿哥是个胸宽量大之人，既然已经被降职，那就安心地过起了降职后的日子。也正是这样随遇而安的心态，让他一直活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9岁。

十四阿哥允禵与雍正帝是一母所生，要论血缘关系的话应该最亲近的。但是，在当年九王夺嫡的时候，允禵非但没有站在自己的亲哥哥一边，反而与八阿哥结党，这件事情一直让雍正帝心里很不舒服。再加上雍正帝继位之后，又有传闻说康熙帝临终前是传位给“胤祯”，而被篡改成了“胤禛”，才使四阿哥登上了皇位。这就更使得两兄弟成了针锋相对的冤家，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隔阂。

雍正帝继位之后，先是不许允禵进城为先帝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不许其与外界沟通联络。直到乾隆帝继位之后，允禵才得以释放。

从雍正帝对待众兄弟的态度看来，凡是不与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似乎最终都不会得到很好的下场。应当说，雍正帝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要排除异党，令自己的江山稳固。二是要借此警告朝中的臣子，要一心一意归顺自己，不要妄图谋逆生事。

其实，自古以来，新君上任之后大多都要为自己的政权巩固做出种种努力，以树立威信，这是正常的行为。只不过，雍正皇帝将矛头指向的却是自己的兄弟们，就免不了会让大家觉得有些残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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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妇能妻八福晋

2011年众卫视热播的一部穿越剧《宫锁心玉》，一时间让历史上的八阿哥胤禩之妻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人物。在剧中，杨幂扮演的八福晋晴川机智勇敢、聪慧过人，深得众阿哥的喜爱。而上文中曾提到八福晋因在接到雍正帝的册封谕旨后，错说了一句大不敬的话而被免去福晋身份，赶回家中。那么，历史上的八福晋到底叫什么名字？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八阿哥的妻子郭络罗氏，是和硕额驸明尚之女，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由于生母早亡，郭络罗氏自幼被外祖父岳乐接至身边，在安王府中长大。这个出身名门贵族、家世显赫、身份尊贵的女孩，又从小备受宠爱，故为人比较傲慢任性。

康熙三十七年，郭络罗氏嫁给了皇八子允禩。婚后，她的豪爽大气、泼辣强悍更是出了名。这在古代看来，特别是对于名门望族而言，是绝对不能够被容忍的。为此，康熙还曾在诸皇子前指斥允禩，流露出对郭络罗氏的不满：“允禩素受制于妻，其妻系安郡王岳乐之女所出。安郡王因謟媚辅政大臣，遂得封亲王，其妃系索额图之妹，世祖皇帝时记名之女子。其子玛尔珲、景熙、吴尔占等，俱系允禩妻之母舅，并不教训允禩之妻，任其嫉妒行恶，是以允禩迄今尚未上子。”

除此之外，很多兄弟和友人也都看不惯八福晋身为一个女人却作威作福的做派，多次劝允禩要加以惩治，不能任由其如此发展下去。

而允禩对于妻子的作风却熟视无睹，并无半点责怪之意，也并没有以寻常的伦理纲常为标准来要求或评判郭络罗氏的言行。夫妻两人颇有相通之处，关系倒也十分和睦。

因此，八阿哥便落下了一个“妻管严”的称谓。就连素来与允禩要好的允禟的管家也曾说：八府中的事都是福晋做主，允禩颇为所制。可见，郭络罗氏是允禩府中的当家人。

郭络罗氏一生都未曾生育，成为八贝勒福晋后的最初10年，是她一生中最为惬意之时。自从康熙四十七年太子首次被废开始，她就与其夫一起，卷入权力之争的旋涡，愈陷愈深。在先后经历了八阿哥被先帝怀疑、被政敌陷害、被贬黜等种种事件之后，郭络罗氏又迎来了灭顶之灾。

雍正帝登基之后，晋封允禩为亲王。聪明的八福晋早就料想到雍正帝不会放过自己的夫君，于是便心直口快地说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就会掉”的话，而被雍正帝斥为大不敬，撤去了福晋的名分，休回外家。

郭络罗氏接到谕旨之后，“毫无畏惧，忿然而去”。这样的态度，使雍正帝更为愤怒，认为郭络罗氏冥顽不灵、不知悔改，“甚属可恶，亦不可容于盛世”，“令庶人允禩妻自尽，仍散骨以伏其辜。散骨谓扬灰也，一云以庶人殡殓，非邸抄之讹，则宗人府议罪如是耳”。

就这样，这位刚烈耿直的女子最终落得了自尽并被散骨扬灰的下场。生前被休去了福晋身份的她，死后都不得与丈夫同葬相伴，实在惹人怜悯。

唯一得到信赖的皇十三子

雍正帝登基之后，为了排除异己，对很多兄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治。但在众兄弟之中，却有一位是个例外。他不但没有遭受到雍正帝任何的排挤，反而还得到了重用和不少好处。这个人就是康熙朝皇十三子——胤祥。

胤祥

胤祥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初一日，是满洲正蓝旗人，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所生。14岁时，其生母章佳氏身亡，胤祥被交由胤禛的生母德妃乌雅氏抚养。

章佳氏

章佳氏的死还曾引起一场风波，按丧制，皇子在母妃去世百日内不得剃发，而三阿哥允祉却违反了这一丧仪规定，而遭到了从郡王降为贝勒的处罚。

十三阿哥自幼能文能诗，书画俱佳。且颇有办事才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系。此外，还继承了满洲人的传统技艺，骑马射箭样样精通。有记载称他“精于骑射，发必命中”。

如此才能兼备的皇子，自然是颇受康熙帝喜爱的。自康熙三十七年，自12岁的胤祥第一次随父去盛京谒陵后，之后的10年间，康熙只要是去出巡，就必定会将胤祥带在身边。从这一点足以看出，康熙对他是另眼相看的。而且，这种喜爱是旁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就连供职清廷的汉族文人也一清二楚。皇八子允禩的老师何焯就曾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了十三皇子为皇帝所钟爱者，前途无量。

谒陵

古汉语用词，意为祭扫坟墓。

但是，对于争夺太子之位，胤祥却一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而是素与四阿哥胤禛交好，他不嫌皇四子胤禛势孤力薄，与他结成一党，积极帮助四哥谋夺储位。当时，对于四阿哥来讲，就连与同母所生的十四阿哥胤祯都站在了八阿哥的一边，不肯帮助自己。而十三阿哥却能如此相助，自然令胤禛感动不已。

后来，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康熙惩处了争夺皇太子之位的皇子。为了使四阿哥不受牵连，胤祥大包大揽，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使四阿哥胤禛得以开释，摆脱干系。却也因此而失去了康熙帝的宠爱，一直到康熙病故之前再也没有受到重用。但是，胤祥的这一举动，却为自己的后来谋下了一个好前程。

在康熙皇帝去世的第二天，入承皇位的雍正帝便任命允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又将他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得到厚待的允祥感念雍正帝的恩德，更加尽心竭力地辅佐新帝。

清王朝在顺治帝与康熙帝即位之初，都曾设立过辅政大臣。很重要的原因是顺、康两帝都为幼主即位。为了稳定局势、稳固朝纲，便会任命辅政大臣协助料理朝务。雍正帝即位时已有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他经过权衡，还是任命了四位总理事务大臣：尚书隆科多、允禩、允祥和大学士马齐。

受到提拔之后，允祥以其理事之才能，识人之明达，手段之老练，迅速成为雍正帝的得力助手。

雍正元年到雍正三年之间，允祥先后担任总理事务大臣，总理户部和京畿水利营田事务。处理康熙、孝恭仁丧事，总管会考府、造办处、户部三库、户部、总理营田水利，领圆明园八旗禁军、密谋筹办军需并对用兵漠北进行战略谋划，还要承担皇帝临时交办的审断案件等，可谓职任繁多，综理万机。但即使面对这么纷杂的事务，允祥依旧是得心应手，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也就更增加了雍正帝重用他的信心。雍正帝曾经赞赏道：“朕实赖王翼赞升平，王实能佐朕治平天下。咸谓圣王贤臣之相遇数千百载而一见，今且于本支帝胄之间得之。”

雍正四年七月，由于允祥政绩卓然，雍正还亲自写了一个匾送给他，上面写了八个字：“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这八个字的评价之高一眼可见，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军机处后，允祥又出任了首席军机大臣一职，可谓是如日中天，权倾一时。

此外，雍正帝还特意为他风风光光地举办了一次封王大典，并赏赐白银万两，还允许他随便挑选一个儿子来世袭王位。随后还在自己挑选的陵寝旁边封赏了一块风水宝地给允祥作为将来的陵寝，最终在允祥的一再推辞之下才罢休。可见，雍正帝待自己的这位兄弟实在不薄。

允祥之所以能够得到雍正帝的如此重用，除了才能出众、辅佐有功之外，与他的谦恭谨慎、安分自处也有很大关系。

允祥原本天分就高，难免不被他人所嫉妒。而被皇太子党争事件牵连之后，更是将形形色色争权夺利的种种行径看得很清楚。他深知雍正是个好表现的人，决不容许别人抢自己的权力和风头。因此，为了保全自己，他一向都是处事低调、处处谦卑恭敬，绝不恃宠逞能，面对雍正的恩宠和赏赐，允祥总是表现得无比谦抑，比如补给他26万两银子，他死活不收，最后只收了一半；给他一个郡王的名额，他却有功不居，有奖不受，一再推辞。甚至他从不在家接待外臣，以免招来闲话和是非。

他的这种做法，不但让雍正放心，也使别人无从评议。所以，才能一生都为雍正帝所信任，保持荣宠不衰，被雍正称为“柱石贤弟”。

但是，这份荣宠允祥并没有享用多久。在康熙年间允祥就患上了一种名为“鹤膝风”的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再加上没有仔细调养，雍正继位之后，他对于新帝交给的一切事务都欣然接受，概不推辞并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办。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承办完雍正帝的陵寝一事时，他“往来审视”、费尽辛苦，甚至怕烦扰百姓“常至昏夜始进一餐”。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加重了他的病势，使得病情进一步恶化。

鹤膝风

鹤膝风，在中医指结核性关节炎。患此病者，以膝关节肿大疼痛，而股胫的肌肉消瘦为特征，渐渐地膝盖的形状会变得像鹤膝一般，故此得名。

允祥病后，雍正对他“医祷备至”，命太医们全力医治。但尽管如此，还是未能留住允祥的性命。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胤祥病故，年仅44岁。

对于十三弟的去世，雍正万分悲痛，在八年九月初六的上谕中曾说：“朕因忆吾弟怡贤亲王在日，八年以来诚心协赞，代朕处理之处不可悉数。从前与吾弟闲谈中，每常奏云，圣躬关系宗社至为重大，凡臣工可以办理者皆当竭诚宣力以代圣躬之劳，臣心实愿将己之年龄进献，以增圣寿。比时闻之，深为不悦，以此言为非。今日回思吾弟八年之中辅弼劻襄，夙夜匪懈，未必不因劳心殚力之故伤损精神以致享年不久。且即以人事论之，吾弟费八年之心血而朕得省八年之心血，此即默默中以弟之寿算增益于朕躬矣。”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惋惜之情。

在允祥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亲自到允祥的灵前祭奠，并宣布辍朝三日，并为之素服一月，这种哀荣是从来没有先例的。在清朝两百多座王爷园寝中，允祥的园寝是规模最大、最壮观的，其园寝的神道有3里多长，这在亲王的园寝里也是极为罕见的。从此，这位一生呕心沥血的王爷就这样永远地安寝在了这所豪华的陵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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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数年的十三阿哥

雍正帝的继位，让十三阿哥允祥成为众兄弟之中唯一备受信赖且平步青云的王爷。而自古以来有关他的传闻也是络绎不绝，曾有记载说，十三阿哥允祥曾被康熙帝囚禁十几年之久，因此而患上了名为鹤膝风的病并且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导致了最后的英年早逝。历史是否真的如此？

从康熙出行以及历史上对于允祥的记载来看，允祥自幼天资聪慧、才能过人，是深受康熙帝的喜爱的。后因在太子首次被废、众阿哥争储一事中受到牵连，才与胤提、胤礽等众皇子一起被康熙所囚禁。

此后的十几年中，允祥这个名字在康熙末年的官方文件中便基本销声匿迹，不再出现。至少在当时的官方史籍《清圣祖实录》上没有记载，允祥似乎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而且，《清圣祖实录》中记载说除了允褆，废太子允礽、允祉、胤禛、允琪和允禩都开释了，唯独没有提到允祥，于是，便有人猜测说，允祥一直都被圈禁，直到雍正帝继位之后才得以开释。以至于十三阿哥由于心情郁闷，终于患病，“湿素毒结于右腿，膝上起白泡，破后成疮，时流稀脓……”

以上说法似乎并不准确。据记载，康熙四十九年，允祥就又重新出现在康熙的随驾名单中，随同康熙帝去了五台山。而当年闰七月，允祥又被派往蒙古祭奠去世的“三公主”。这说明允祥当时已被开释，而非一直被圈禁着。只是，允祥自此便失去了康熙帝的恩宠。成了太子复立之后，众多成年皇子中唯一没有被封赏的。

而至于允祥患病之说，却是确有其事的。但康熙皇帝对于子女一向仁爱，尽管对十三阿哥允祥十分不满，但对儿子的病痛仍记挂在心。他在巡幸塞外时，经常在给皇子们的朱批中问询此事，并亲阅御医奏折，对治疗做出具体指示。如此看来，允祥生病却因无法自由行动而得不到医治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

年羹尧与隆科多之死

历史上，几乎每一位帝王的登基都离不开大臣们的辅佐，对于雍正帝而言也是如此。在雍正帝的争储道路上，有两位大臣可谓是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外臣年羹尧和内臣隆科多。但就是这样两位肱骨之臣，最终的结局也不甚圆满。

年羹尧

年羹尧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安徽怀远，汉族人，清顺治年间移至安徽凤阳年家岗，后又迁居广宁（今辽宁北镇），入汉军镶黄旗。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

先来说说年羹尧。年羹尧不仅在带兵打仗上颇有一套，而且自幼读书，颇有学识。他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取了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又被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这让年仅30岁的年羹尧更是感激，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定当“竭力图报”。

到任之后，年羹尧勤于政务，很快便弄清楚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并提出了许多很有建设性的措施和建议。并且自己带头反对贪污纳贿，“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如此做法，令康熙帝甚是满意，更加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其能将这种好的作风一直发扬下去，做个为百姓服务的好官。

之后，年羹尧更是政绩卓著，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新疆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干。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尧被封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又被升为川陕总督。之后，又利用其聪明才华平定了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更加得到康熙的信任与欣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祯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成为康熙朝的重臣要员。

由于年羹尧的妹妹是四阿哥胤禛的侧福晋，他们两家的荣辱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众皇子争夺储位的时候，年羹尧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四阿哥这边，尽心竭力地帮助他赢得储位，稳固江山。而雍正帝继位之后，也没有亏待他。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抚远大将军允禵（即胤祯）回京之际发动叛乱，妄图控制青藏地区，使得本已经平静的西北局势再起波澜。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对于刚刚即位的雍正是个不小的考验。雍正深知：此事处理得当，自会消减群臣对于自己继位的质疑；但若是处理不当，就会令群臣更加不服，甚至会威胁到自己的江山社稷。于是，雍正当即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一职坐镇西宁，平定叛乱，而且只准胜利不准失败。

年羹尧接到旨意之后，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随后下令将士“分道深入，捣其巢穴”。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将叛军打得落荒而逃。

这一战不仅让雍正帝甚是欢喜，更让年羹尧的威名传遍了大江南北，人人都知道：朝廷有个“年大将军”，带兵打仗十分厉害。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令雍正喜出望外，他为自己没有选错人而感到十分欣慰。更加上年羹尧又是自己的大舅子，自然要多加赏赐才是。于是，便给予了年羹尧破格恩赏：晋升为一等公；还赏了一个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也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至此，年羹尧已经成了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一等公

康熙朝的时候，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深得康熙喜爱，已经先后被封为三等公和二等功。

随着官职的增加，年羹尧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了。他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经常评判朝中各位臣子的优劣，并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雍正帝每遇到一些需要改革的事或者人事任免的问题时，也都会询问年羹尧的意见。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也一律都要听从年羹尧的意见来任用。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除此之外，每有稀罕之物的时候，雍正帝总是不忘了赏赐给年羹尧。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及妻子生病时，雍正都会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可以说，雍正帝对于年羹尧的恩宠几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也正是这样的荣宠，让年羹尧变得越发志得意满，狂妄不羁起来。

雍正二年十月，雍正帝命其进京觐见。在赴京途中，年羹尧令都统、直隶总督等跪道迎送。到京之后，又命王公以下官员到郊区跪接。而他安然坐在马上，从众人面前趾高气扬地行过，看都不看一眼。这使得官员们都很不忿，纷纷背后指责年羹尧恃宠而骄。

这些对于年羹尧来讲都是小事，无法动摇他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见到雍正帝的时候，他仍以功臣的身份自居，态度也很是骄横。这使得雍正帝颇为不满，在奖赏了军功之后。年羹尧回任不久就接到了雍正帝的一道谕旨，上书：“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很明显，雍正帝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愤怒之情。

然而，此后年羹尧并无半点收敛之意，继续肆意妄为。他赠送给手下官员物件后，要求他们朝着北方叩头谢恩（一般来讲，只有接到皇上的恩赐时，才行这样的谢恩礼）；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另外他还屡次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种种表现显示，他已经忘记了君臣之礼，甚至不把雍正帝放在眼里。

年羹尧如此猖獗的行为，引起了雍正帝的警惕，迫使他不得不对其采取行动了。但又碍于年羹尧手握重兵，且党羽众多，又不能贸然将其拿下。

于是，雍正帝先给朝中的主要官员们打好了招呼，要求他们一是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再是要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三是要联合起来，立场坚定地共同惩治年羹尧及其党羽。

雍正三年三月，天象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之兆，群臣为此都前来向雍正帝称贺，年羹尧也不例外。但是他的上表却字迹潦草，还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尽管年羹尧后来一再进折请罪，但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此次并非误写，而是故意。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接着雍正帝便一一更换和罢免了年羹尧任命的官员和心腹们。随后下令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并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他去做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一个个挺身而出，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又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经过大臣们群策群力的收集整理，最终向雍正提交了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同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请求立正典刑。

在这92款罪行之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雍正帝说，念及年羹尧曾有功于社稷，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天下人心不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全部没收。至此，名噪一时的年羹尧被彻底打翻在地，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说罢年羹尧，再来说说隆科多。隆科多因是雍正帝的养母佟佳氏的弟弟，而一向被雍正帝亲切地称为“隆科多舅舅”。

隆科多

隆科多

隆科多，字竹筠，清满洲镶黄旗人，祖父佟图赖，是顺治帝孝康章皇后的父亲，入关以后多次带兵出征，军功卓著，历任定南将军、礼部侍郎，晋爵至三等子，死后又被追封一等公。其父佟国维，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父亲，曾三次跟从康熙亲征噶尔丹，立功颇多。历任侍卫、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晋爵一等公。

隆科多的祖父是顺治帝的岳父，父亲又是康熙帝的岳父。有了这两层关系，降科多自然也就受到了康熙的重用。

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已经成为一等侍卫，不久又被提拔为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后因康熙发现其部属违法，遂革去其副都统、銮仪使之职。但没过几年，隆科多便又重新受到重用，担任了步军统领的重要职位。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

康熙帝之所以如此重用隆科多，不光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小舅子，也看重了他的才能。可以说，隆科多是康熙外戚中最有才能的一个人。而且，由于荣辱与共的亲戚关系，康熙认为隆科多不会对自己有异心。

事实上，隆科多果然没有辜负康熙帝的期望。他经常秘密执行一些重要使命，监视众位皇子以及其他宗室王公的动向等，并随时将情报密报康熙。隆科多尽职尽责，表现出色，成为康熙帝晚年时最得力的大臣之一。

但他一生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不在于此，而是在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之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拥立雍正帝登基。有传言说他是康熙生前最后时刻唯一同雍正帝一起进内听候遗诏的大臣，因此可以说，雍正帝能够顺利继位，隆科多功不可没。

所以，雍正帝在继位之后，对他极为尊崇，赞誉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虽然雍正并非隆科多姐姐所生，仅仅有甥舅名分而已，但他每次在称呼到隆科多的时候，必然会加上“舅舅”二字，这在自古以来的君臣史上是毫无先例的。

不仅仅是在称呼上显得特别亲昵，雍正登基之处，在处理朝政事务也是非常信任隆科多的，许多事情上都会咨询他的意见。

但是，这种君臣和睦相协、同舟共济的景象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无上的荣宠让隆科多同年羹尧一样开始居功自傲起来。他曾自夸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权力很大，一声令下就可以聚集两万兵马。而且还同年羹尧一样，对其他官员的任命予以干涉，虽然隆科多任吏部尚书，但选官这种事情一向是皇权所为，作为一个臣子干涉选官，不仅是擅权，而且有结党之嫌。

对此，雍正帝很是不满。而隆科多也早已有所察觉。于是，在雍正二年，他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的职务，而雍正也就此展开了了惩处隆科多的行动。

雍正三年五月，雍正便发动群臣谴责隆科多。雍正四年，隆科多被派往蒙古和俄国谈判疆界问题。却因“玉牒案”被突然召回。所谓“玉牒”案，是指隆科多私藏了记载皇家宗谱的玉牒，因为律法有规定，此物“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所以，雍正以“大不敬”之罪开始整肃隆科多，将其逮捕、抄家。

隆科多在失势之后，面临着的是空前孤立的境遇，不但外人弹劾的章奏如雪花片般纷而沓至，就连他的亲属也纷纷揭发他的罪行。

雍正五年，诸王大臣会议定隆科多41条大罪。其中除了以上的结党营私、大不敬等罪行之外，还包括交结、庇护年羹尧等罪状。

定罪之后，众大臣都奏请雍正帝对隆科多判处死刑。但雍正为了避免落下滥杀功臣的骂名，又顾念与隆科多之间的亲属关系，所以没有将隆科多处以死刑，而是在畅春园附近建房圈禁。

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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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年羹尧而获罪的官员们

中国有个成语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是用来比喻无辜被连累而遭受灾祸的人或物。而年羹尧的倒台也致使一些人跟着受了连累。这些人中除了年羹尧的亲属之外，还有一些素来与年羹尧交好的官员们。

当时有个名叫汪景祺的人，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汪景祺少年即有才名，但仕途坎坷，久困名场，一直到康熙五十三年才考中一个举人。

雍正二年，他投奔了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在胡期恒的引荐下结识了年羹尧。为了得到年羹尧的赏识，他曾写信给年羹尧，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还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年羹尧看过书信之后，心里自然感到美滋滋的，于是便将汪景祺收在了自己幕下。

此后，汪景祺更是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汪景祺还给年羹尧写了一封名为《功臣不可为》的信。信中大致是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多在于主子的疑心和多虑，奉劝年羹尧要仔细斟酌为臣之道，免得“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等。

后来，年羹尧获了罪，雍正帝在命人查抄年羹尧府邸时发现了这些信件。雍正帝看后勃然大怒，称其，“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命人将其脑袋砍下来悬挂在菜市口的大街上，没有旨意不得拿下，结果一挂就是十年。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五服以内的族亲全部被革职。

此外，还有一个名叫钱名世的人，也跟汪景祺犯了类似的罪。钱名世因与年羹尧是在乡试中同年中举，因此二人交情颇好。

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之后，名世赋诗八首赠之，其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诗句，颇得年羹尧喜欢。随后，钱名世还奏请雍正帝为之立碑，以表称颂。

雍正四年，年羹尧失宠被赐死之后，钱名世也被牵连获罪。雍正帝先是将其革职发回原籍，又亲自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牌匾，命人悬挂在钱名世家的大门口。随后，又命385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写得不好的人要发回重写或者革职处置。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就因“作诗谬妄”，而被发配宁古塔为军奴。诗文写好后，由雍正帝亲自审阅，通过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刊行全国。

第二章　锐意改革的勤勉帝王

步履维艰的“摊丁入亩”

历史上的雍正帝虽冷面，但却是个锐意改革的勤勉帝王。在铲除那些对皇位有威胁的王公大臣的同时，雍正帝也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之路。

在帝王制的统治模式之下，田赋和丁役一向都被认为是百姓对政府应尽的义务。一般来讲，都是田赋按田亩征收，丁役按丁口征调，各有其征派标准。但是，繁重的赋税徭役却让百姓们觉得苦不堪言。

到了康熙年间，农民反对以丁派役，提出“随地派丁”的主张，却遭到官府和富豪们的强烈反对，双方为此僵持不下，矛盾日益变得激烈起来。为了化解矛盾，康熙帝推行了“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对于丁银的具体征收方式却一直都没有得到落实。因为这一政策只承认今后滋生的人口不再征收赋税了，而现有人口还是要收税的。这就免不了会有逃税现象发生，而且由于人丁的生老病死和流动迁徙是随时变化的，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不断地重新计算每个人丁应担负的丁银额，这是一项繁复而且难度相当大的工作。

盛世滋生　永不加赋

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诏令，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为准，以后加增的人口不再加收赋银，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永不加赋”政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自雍正元年开始，雍正帝对这项政策进行了改革，命人开始实施了“摊丁入亩”的方法。摊丁入亩，又叫地丁合一。即按照土地的多少摊派丁役，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使贫富负担均平，用以减轻农民的痛苦。

首先提出摊丁入亩的是山东巡抚黄炳。雍正元年六月，黄炳因自己管辖的境内各地连年遭遇旱灾，民生艰难，便上奏朝廷请求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以解民困。当时，雍正帝则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岂可草率从事”，非但没有采纳黄炳的建议，反而责备他“冒昧渎陈”，随即驳回了他的奏请。

但是，作为关心百姓的帝王，雍正对于各地赋役之重的状况自然也不会不闻不问。六月十三日，雍正帝谕曰：“陕西、甘肃地丁银每一钱额外加征三厘，每米一斗额外加征三合，本均作为备荒之用，然而无赈济之实，着自雍正元年始，将额外加征米银永行停止，旧欠亦悉予根除。”之后，又先后停征了山东、山西、河南历年带征旧欠钱粮。

然而即便如此，赋税重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个月后，雍正帝又接到了直隶巡抚李维钧上书，要求在直隶州内将丁银并入田亩之中征收，认为这“实在是对贫民百姓大有益处”，请求雍正帝“乾纲独断”，批准他在辖区内施行。

这次，雍正帝接到陈请之后并没有急着驳斥，而是将李维钧奏疏交给户部讨论，提出意见。并明确指出：“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

在复议两次，广泛听取朝中大臣意见的基础上。四个月之后，雍正帝终于批准了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将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中，造册征收。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的政策，不光是在雍正年间被广泛推行，之后的乾隆、道光、光绪年间也被纷纷效仿。比如，山西省和贵州省就是在乾隆年间开始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盛京（今沈阳）在道光二十二年实行，吉林在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实行。至此，摊丁入亩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就基本推广开来了。

自从雍正帝批准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山东、河南、浙江、安徽等省看到这一措施简便易行、富有成效，也先后纷纷予以推行。

在实行摊丁入亩制度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各省都本着简便、高效、灵活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有效的方针政策。

经过一番实践之后，各省市实行的具体办法基本分有两种：一是着眼于田赋的方法，将各州县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中，由土地所有者统一完纳。田赋多的，摊入的丁银就多；田赋少的，摊入的丁银就少。另一种是从田亩入手的，即把一州县的丁银平均摊入到田亩之中。土地多的，摊入的就多；土地少的，摊入的就少。

可是，摊丁入亩的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顺利的。因为它虽然保护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但却变相地妨碍到了拥有大批地产的地主豪绅们的权益。因此，这项政策得到那些无地和地少的农民们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反对、阻挠和破坏。这一点，是雍正帝早就意料到的，但是他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缓解农民的苦痛，同时对地主豪绅进行打压。因此，面对种种反对和抗议之声，雍正帝并没有丝毫的动摇，而是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保证了这项改革的稳步进行。

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之后，摊丁入亩制度终于扫清了各种艰难险阻，平稳有力地实施开了。这项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变革。它不仅保证了中央政府的钱粮收入，也改变了原来丁、地分征所带来的赋役不均的状况，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可以不负担或少负担赋税，并把原来归农民负担的部分税款转摊到地多丁少的地主富户身上，这种损富益贫的政策保证了赋税负担的相对合理化和平均化。也让劳动人民和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加快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那些无地的农民再也不必像以往那样为了逃税而隐匿人口、四处逃亡了，对于社会安定来讲也是颇有益处的。

总之，摊丁入亩制度推行是雍正帝所做的一项正确的决定，而是在制度推行的过程中，雍正帝的功劳也是不可磨灭的。在他的改革治理下，清朝的农业生产发展日新月异，国力也不断地强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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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的前身——一条鞭法

雍正帝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广大农民阶级赋税重的问题。但是，任何一项赋役改革都不可能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它的产生必然有一定的社会要求和一系列的前驱活动。摊丁入亩制度也有它的前身，这个前身就是明代的“一条鞭法”。

自古以来，田赋和徭役就是农民所关心的两个主要问题。明代中叶后，由于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开始破产逃徙。

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在内阁辅臣张居正的倡导之下，明朝开始推行“一条鞭法”的制度。

一条鞭法主要针对的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赋。它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这一制度的实行将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难以巧以名目。这样做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将赋税进行了两方面的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

张居正

实际上，当年的“一条鞭法”已初步具有“摊丁入亩”的性质，明朝自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财政历年亏空的局面。但问题在于这项制度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普及和推广，但除少数府州县外，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丁还须承担多寡不等的役银。再加上后来神宗肆意搜刮，宦官弄权侵蚀，这种制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因此，直到清代实行摊丁入亩之后，这一过渡才算最终完成。

改革“火耗”，扭转康熙朝吏治弊端

除了推行“摊丁入亩”的制度之外，雍正帝还进行了另一项改革——火耗归公。

明清时期，官服向百姓征收赋税普遍以征银为主。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在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的银两。在熔炼过程中所发生的损耗就是所谓的“火耗”。对于这些损耗，官员们自然是不愿意自掏腰包的，于是便要求百姓补足这部分“火耗”，即在应缴税银之外，百姓还要另外多缴一些。

古代银两

火耗

为什么征收火耗数量巨大，而这些官员却没有得到惩治呢？明清两朝对官员采取的是薄俸政策。一名总督、巡抚一级的高官，年俸不过几十、百把两银子，办公开支也只有100两银子。这样的微薄的俸禄让官员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但朝廷又不愿意多出银子，便准许官员可以征收“火耗”，而对于官员多收的问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然而，对于火耗的征收数目，却并不是那么合理。各州县官吏都借着这个机会趁机捞取钱财，实际征收的远远要比损耗率大得多。由于朝廷没有对火耗的征收标准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而且也无洪进行有效监管。到了清康熙后期，这种贪污的行为更加严重起来，各省征收的火耗一般的已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附加税可以高达正税的70％～80％。这样繁重的赋税，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而雍正帝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登基之后，便着手整顿起了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已经有人提出了耗羡部分归公的意见，但由于这样做会影响到官僚集团的利益，必将引起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影响朝中稳定，康熙帝并没有批准实行。

雍正元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奏称：现在地方上的公事开销，都是地方上的百姓征收来的。与其这样，不如令州县官员在原有火耗银内节省出二成，交到布政司库房，用作公费之用，此外不许再向百姓征收。

不久后，山西巡抚诺敏就耗羡归公一事再次向雍正皇帝提出书面建议，要求将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征的火耗统统上缴省里，一部分抵补国库亏空，一部分作为俸禄发给各级官员，以革除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多征火耗之恶习。

雍正帝在再三斟酌之后，同意了诺敏的奏请，让他先在山西开展试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之后，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向雍正皇帝详细说明了火耗归公的功利，并请求皇帝下令各省按照山西的办法，将一省所征收的税外火耗总额上报中央，年终再发给各官“养廉银”、支付公费，用以倡导廉洁，杜绝贪污之风。

养廉银

养廉银，是指给官员生活、办公的补助费，以此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办公中的实际问题，体现皇恩，从而在使他们的基本愿望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

雍正帝听了这个建议之后，虽然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话，又难免会招来反对之声。他觉得此事绝不可鲁莽行之，得听听大臣们的意见。于是，便命令九卿会议讨论，把各自的意见奏报。

结果，正如雍正帝所料，有很多官员都对这样的制度持反对意见。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三条：

一、火耗银在历代以来都被认为是州县应得的部分，上级突然出手干涉多有不妥；

二、火耗本来不算正税，现在若要当做正税来征收的话，会给百姓赋税增加之感。

三、这样的制度等于是公开允许州县征收火耗，这就使得属于私征性质的火耗变得合法，更加会助长州县官员的贪婪之心，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内阁的这个奏议发出后，高成龄立即上书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对九卿奏议，逐条予以驳斥，并针对当时耗羡滥征的实际情况，讲解了耗羡归公的种种好处。理由充分得当，让雍正帝很是赞赏。

随后，为了保证意见的公允，雍正帝又把问题交给了总理事务的王大臣以及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讨论。讨论的结果，仍有不少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但从雍正帝屡次让大臣们复议此事的态度就可看出，他从心底是支持高成龄的。

看到大臣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统一，长期争吵下去将于事无益。雍正二年七月初六日，雍正帝发出上谕，首先批评了官员们的目光短浅，他说：“高成龄提解耗羡一事，前朕曾降谕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今观尔等所议，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接着又历数了耗羡归属地方的许多祸害：“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各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愿查参，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随即做出了实行“耗羡归公”政策的决断。

他采纳高成龄的建议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不让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遂下令从此之后，各省将征收的火耗提解归公，用于发放“养廉银”之用，作为对官员的财政补贴。而且还规定了火耗的征收标准，各省耗羡率一般在10％～15％，不得肆意乱征。

之后，经过6年的推广与监督，火耗归公的制度遍及了全国各个州县。而制度推行之后的好处也逐步显现了出来：

耗羡归公后，由于把各省征收的火耗从过去的暗取变为明收，并规定了数量和用途，大大遏制了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还使得地方官员的收支活动直接处于中央财政的监控之下，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

另外，由于朝廷每年都从耗羡中提取相当一部分用来填补国库亏空，从而也确保了国家财政的稳步增长。据统计，康熙末年（1722年）的国库结余为800万两，到了雍正末年已经增加到了6000多万两。这与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的制度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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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廉银”制度的创始者——高成龄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对于推行“火耗归公”的政策，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高成龄。

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又为何要孜孜不倦地为推行这个制度而努力呢？

高成龄，字笙三，号古愚，梁召村人。康熙三十五年就考取了举人，但一直都未步入官场，而是以开馆授课为生。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才被授予云南永平县令一职。高成龄一直将清正廉洁、为民做事作为自己为官的标准，因此，从上任的第一天起，他一直都严格约束自己和手下，不断缩减财政开支，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公正严明，深得百姓爱戴。

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因政绩突出，而升至江西赣州府同知一职。在任5年中，更是兢兢业业，不仅保持着之前的良好作风，同时还举发了不少奸匿，解决了很多积案、疑案。之后，又升任瑞州知府，一样为民所拥戴。人们为了感谢他的政绩，还在他的府衙前树起了写有“三邑福星”、“万家生佛”字样的两面大旗。

浙江巡抚朱轼听说了自己家乡出了这样一位政绩卓著的清官，便上疏朝廷，称高成龄“天下治行第一”，奏请朝廷给予重用。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也很爱惜人才，很痛快地接受了朱轼的奏荐，将高成龄越级提升为山西按察使。可以说，朱轼是高成龄仕途之路的一大贵人。

在山西按察使任上，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高成龄一直坚持亲自提审案犯，总计平反案狱40余件。此外还提出了6条禁令，使多年以来的积弊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清除。

六条禁令

六条禁令为：一、禁止人命株连；二、严禁拷问时使用过重的刑罚；三、严禁聚众要挟官府；四、禁止贿取件作之弊；五、禁止包揽讼词，挑唆罪犯；六、清查田土卷契。

之后，大学士朱轼、兵部尚书卢洵、山西巡抚诺敏都十分赞赏高成龄的才能，纷纷向雍正帝上疏荐举。于是，雍正帝便下旨召他入京，打算会一会这个传说中的有才之士。结果只见了一面，雍正帝就对其赞口不绝。之后，又先后召见了两次，每一次高成龄都会提出一些政务方面的建议，而且也都得到了雍正帝的赞许和采纳。雍正帝觉得高成龄的确是十分难得的人才，于是便将他升为山西布政使。

布政使

布政使在明清时是地方主要财政、赋税、经济工作主持人，是地方最主要的官员之一。

到任之后，高成龄继续发光发热，创立了“养廉银”的制度方案，并交由山西巡抚诺敏呈报给圣上。（所以说，“养廉银”的制度并不是诺敏创立的，他只是一个“代呈者”而已。）

因此奏请事关重大，雍正帝让朝廷众大臣再三审议，一直都没有定论。于是，高成龄再次上疏，“排众议而伸己见”。最终得到了雍正帝的认可，经过实行之后，成效也颇好。于是“养廉银”之法便成为制度，被推广开来。

高成龄一生廉洁，在任多年，从未有过贪污纳贿的行为。但最终却因受到诺敏库银亏空案的牵连而丢了官，被滞留在山西长达8年。直到乾隆皇帝继位之后，才得以赦免回到了家乡。之后，再没有踏上仕途之路。乾隆十二年，于家乡逝世，结束了其辉煌而又落寞的一生。

尊重人权，废除贱籍

在古代帝王制的统治下，社会等级的划分是相对明确的。在古代的等级制度中，除了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一种阶级，他们就是贱民。

贱民，顾名思义，就是最底下的人群。他们不能读书、参加科举，更不能做官，也不能和普通民众通婚。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而且贱籍是世代相传的，不得更改。

这种等级并非形成于清朝，而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而历代以来，贱民的人数也不少，分布于全国各地，主要有浙江惰民、广东疍户、北京乐户、陕西乐籍等。

浙江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他们男的多从事捕蛙、卖汤等，女人则做媒婆或者卖淫，古书记载中说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可见，他们在当时是十分被人瞧不起，生活之痛苦自不必言。

广东的疍户相对来说就要好得多了，他们虽不能为官，但因为靠近大海。可以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但唯一不足之处，是他们只能随处漂泊，没有上岸定居的权利。

而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则多是建文帝一朝中官员大臣们的后代，因受牵连而沦为贱民。当年，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对于坚持拥护建文帝的官员自然不会放过。不仅是他们本人受到了严酷的处置，就连他们的妻女也被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陪酒卖淫，受尽凌辱。而且世代相传，久习贱业。

教坊司

教坊司始建于唐代，称为“教坊”，是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专门管理宫廷俗乐的教习和演出事宜。明代改教坊为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主管乐舞和戏曲。当时的教坊司除负责演奏事宜之外，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培养官妓。到了清雍正年间，教坊司又被更名为和声署，掌宫廷朝会、燕飨诸乐等事宜。

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羹尧之子年熙上书，称陕西和山西的贱民均为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

雍正帝看过他的奏折之后，觉得甚为有理。遂即命礼部进行商议决定，王公大臣们商议之后也一致认为：“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

于是，雍正帝便立即下令批准山、陕两省的乐户可以改业从良。还下令开释了京中教坊司的乐户，恩准他们转业从良。命教坊司另选精通乐理之人，充当教坊司乐工。

同年七月，由于乐户除籍的施行，浙江巡盐御史噶尔泰也上奏请求雍正帝除豁浙江惰民贱籍。认为应该给惰民一条自新之路，请求照山陕乐籍例开豁。随后，雍正帝将其奏请交由礼部审议。礼部认为，在这些惰民们所从事的行业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平民糊口的职业，如卖饼、穿珠、做媒等，与普通平民并无太大区别。所以，不同意撤销他们的贱籍。

而雍正看过审议之后，却并不十分赞同。他认为消除贱籍于国于民都是好事一桩，能够让人民更安居乐业。于是，就下令惰民放弃丐籍，转为民户。

随后，雍正帝还亲自提出消除安徽各地的贱籍，得为编户良民。还恩准广东沿江沿海的疍民可以上岸居住。另亲书朱谕，命将疍民编立埠次，严加约束。

雍正八年，又批准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请，除去了江南苏州府常熟，昭文两地丐户的贱籍，列入编户。并命各省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得开豁。

贱籍废除之后，天下之贱民无不感念雍正帝之恩德，奉他为“一代明君”。雍正帝此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显示出了他敢于革除旧弊的政治气魄，也结束了贱民历代以来备受欺辱的命运，使得政治更加清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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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朝服等级划分

我们常常用“衣冠禽兽”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人。据说这个词的来历与官服有关。因为当时文官官服“补子”的图案是禽类，而武官官服“补子”的图案是兽类，所以，老百姓就把穿着官服不给百姓办实事的官员叫“衣冠禽兽”了。虽然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古时候官员所着的官服的确不一样，是有等级之分的。

补子

补子，是加在袍外的褂子，正中用金线绣织鸟、兽形的正方图案。

清朝时，官职分为九品，每品有正从两级。清朝官服，顶戴花翎，都根据这套官品级别来确定和办认。

先从顶戴花翎来看，一品通常用红宝石；二品为花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为青金石；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为花金；九品为花银。基本依据头上所用花翎的材质就能辨认其地位高低、官员大小。

顶戴花翎

而朝服蟒袍和补子上的图案也有所不同。就朝服来说：一品至三品，上绣的是九蟒五爪，四品至六品，绣的是八蟒五爪，七品至九品及“未入流”者，绣的则是五蟒四爪的图案。

补子上的图案则大分为文官和武官两种。文官所绣图案为鸟，武官所绣图案为兽。然后各自又分为：

文官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鸿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鸂；八品为鹌鹑；九品为练雀；未入流者为黄鹂。

一品文官仙鹤补服

七品文官鸂补服

武官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狮子；三品为豹子；四品为虎；五品为熊；六品为彪；七品、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这样一来，各自的身份就更好辨认了，是什么类型的官员，身居什么官位，一看便知。

一品武职麒麟补服

六品武职彪补服

除此之外，各级官员所绑的腰带，布料的颜色等也各有差别，特别是清末官员的服饰尤为繁杂。但对于等级制度森严的帝王制国家来讲，即便再繁杂，也是各有各的规矩，朝服一定要依官位大小穿戴妥当，绝对不许滥用，否则就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第三章　政治强人的治国“铁腕”

不遗余力地打击贪污受贿

康熙皇帝虽然是“康乾盛世”的缔造者、难能可贵的千古一帝，但是他的统治手段是宽厚仁慈的，尤其是到了晚年，更是因此而导致清廷贪官横行，钱粮亏空现象非常严重。康熙四十八年户部存银5000多万两，六十一年仅800多万两，存银下降这么多，原因是亏空：户部亏空250万两，江苏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亏空810万两。早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对官员的贪污、亏空行为表现得深恶痛绝。等到他登基后，就立刻着手整治、打击贪污受贿之风，而且在他统治期间，一直都不遗余力地与官场上的受贿之风斗争，其态度之强硬、手段之残酷在历代帝王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钱粮亏空情况

清朝官场上之所以会有如此严重的亏空现象，一部分是受到上司的威胁不得不亏空国家东西来孝敬上司，另外也有很多官员明着是打着向国家借钱、借粮的旗号，其实有借无还，直接都挪做私用了。雍正说的是亏空之事，但实际指的就是官员的贪污行为。

雍正登基后刚一个月，就下达了一项命令，要求各级各地官员全面查清钱粮亏空情况。康熙留给他的虽然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帝国，但实际上国家外强中干，治理水患、对外用兵都需要钱来支持，然后正是因为贪污亏空现象严重，导致国库空虚，政府根本拿不出钱来做一些更加实际也更为急迫的事情。面对这样的窘境，雍正是相当恼火的，他态度强硬地表示：自己绝不会像先皇一样好说话，对贪污的官员绝对不会姑息。

雍正是说到就要做到之人，他要求朝廷上下文武百官，凡是曾经有过亏空的，只要在3年之内把所挪用的钱粮分文不差地补齐，前提是绝对不能因此而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否则一律严惩不贷；如果3年之内如数补齐了，但是日后再有亏空现象绝对从重处理，不能宽待；同时，对于有相互徇私包庇的官员，一旦发现并查实，同样要处以重罪。正所谓“君无戏言”，雍正的这些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说说而已的，在他统治的13年里，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一旦发现有贪赃枉法的现象，他的打击力度之大简直可以称为“赶尽杀绝”。

官员一旦有亏空，雍正首先是要求他们将亏空还清，在偿还的过程中不准代赔。在雍正之前，凡事遇到这种亏空现象，通常都是由下属官民代为偿还，雍正明令禁止此事，他认为，结合众人之力代为补偿一定是另有内情，将来官员勾结，会变本加厉地贪赃枉法。虽然不准代偿，但是却要由宗友亲戚连带赔偿，就是说如果官员所贪污的赃款换不清就要由亲戚朋友平分赔偿，直到还清为止，要是有官员因此自杀身亡，那也是身死债不死，家里人还是要继续偿还。

雍正有个外号“抄家皇帝”，实际上说的就是他在惩治这些贪污官吏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落得被抄家的下场。雍正一旦查实了官员的贪污罪证，就会对他们展开抄家，不仅官员们要被抄家，雍正对自己的兄弟亲戚更是不手软，康熙的第十子敦郡王因为亏空偿还了数万两黄金但是还没有偿还完，雍正就下令对其抄家；十二子履郡王则不用皇帝动手，自己先把自己家抄了，他为了换银子把府里的东西拿到大街上变卖，以补亏空。清朝最负盛名的小说家曹雪芹的家庭因为在康熙南巡时多次负责接驾，也有许多亏空，因此被抄家。另外，雍正抄家的时候不仅是官吏自己家要被抄，那些在外地做官之人就连老家也要被抄，甚至亲戚家也要跟着遭殃，这是因为雍正怕他们将贪污的钱粮偷偷藏匿起来。

史学家认为曹雪芹家族的败落除了与亏空之案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初在“九子夺嫡”的时候，其家族并不是支持雍正的，所以抄家很有可能是雍正“秋后算账”的报复行为。

抄家当然只是惩治贪官最轻的手段，罢官同样也是在所难免的。以往，官员有亏空之举通常革职留任，但是雍正认为这些盘剥百姓的官员不可能为百姓尽心办事，将来有机会还是会再贪污的。因此，雍正时期贪官严禁复留原任，对于那些真的为官尚好、比较有能力的官员，也需要将钱彻底还清后，再由其他大臣保奏后才能有机会官复原职。

除了对以往亏空现象大力查补外，雍正对于在他统治期间新发生的贪污现象更是严厉打击。原本已经退职回乡的山西学政陈沂震、廖赓谟被人举报在任上担任主考官期间有贪赃枉法的行为，雍正派人查实后下令陈沂震拿出20万两白银以资助国家正在修建的吴淞江水利工程；又下令廖赓谟出银10万两，其中8万两用来疏通已经淤塞的苏淞河道，另外2万两则用来修补城墙。对于所贪数额较大者，雍正更是“手起刀落”，绝不留情。雍正十年，河南学政俞鸿图因为纳贿营私、贪污银两数万，雍正铁面无私，将其处以斩刑。

除了加强了打击力度外，雍正也订立了一系列制度来预防官员贪污的行为，例如“火耗归功”及增加了财政收入，有助于官员廉政。另外，雍正还取消了官场的“规礼”以杜绝行贿、受贿的发生。所谓的“规礼”就是地方上官员必须按照规定逢年过节的时候向上司馈送礼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名正言顺的行贿受贿。据记载，雍正元年，山东巡抚每年能够收到的“规礼”数额高达十余万两。雍正知道，这样的官场陋习不除，治贪就会成为空谈，所以他继位后很快就下达命令废除“规礼”，各级官员禁止再接受地方上的“孝敬”，违反者一律严厉处置。额外的，国家会拿出一部分“养廉银子”作为奖金发送给官员们。这部分银子也是从上缴的“火耗”中拨出来的，由国家统一发放，多寡从千两到万两不等，这样一来就杜绝了官员之间相互行贿、受贿的恶性循环，而以国家的名义出资奖励则把官员的“恩赐”合法化也合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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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勤先天下的一代帝王

雍正在野史及民间的名声不是很好，这主要就是因为他非常强势的治国手腕造成的，他大力惩治贪官，无论是谁只要有贪赃枉法的行为，一旦被他抓住绝对不顾及面子轻饶。这样一来就朝廷上下人人都对雍正极为害怕，他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是与父亲康熙的宽厚仁慈截然相反的，这也就使得很多历侍两朝的官员们对比之下，更为心惊。所以，雍正在大臣之间的形象也不好，在他背后恶意诋毁的言语时有产生。

然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其实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明君，他一再推行新政、大力查处贪官都是为了在根本上减轻百姓负担，这一点雍正做得绝不比父亲康熙差，而在勤政方面他更是历代帝王中的典范。

雍正在位的13年里，每天都批阅奏折到很晚，有时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据清政府统计，他在位期间一共批阅了19.2万余件奏折，平均每天批阅40多份，而且绝不敷衍了事，他所批示的很多奏折上文字甚至比臣子所写的文字还要多。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家的情况，他还允许一些官员越级上奏，这样不但能够知道地方政事，还能又快又准确地掌握官员，百姓的动向，做到心中有数。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一些地方上知府、副将等都有上奏的权力。雍正对于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奏折非常重视，一定会亲自过目，很少会假手他人。

雍正御批的奏章

在雍正所批阅的奏折中也留下他时常工作到深夜的佐证，在今天还保留下来的雍正御批的奏章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语句“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此外，在这些奏折上，雍正有时会向臣子解释：自己是在灯下批阅奏折的，因此有些自己比较潦草；同时他还会自我解嘲地说：“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可见他严格认真的态度。

同是“康乾盛世”的打造者，雍正从来没有像他的父亲或是儿子一样出外巡视、游玩过，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留在宫中兢兢业业地处理政事。雍正十三年如一日，所批阅的奏章在保和殿中堆积如山，上面的文字动辄就是上万字，这种勤勉的态度是帝王中鲜有的。而雍正在讲述自己之所以如此努力的时候曾说过：“（朕）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真正的明主不过如此！

“密折制”与军机处双管齐下

雍正帝对自己辛苦得来的帝位自然是十分珍惜的，并且他也是一个希望看到人民安居、江山稳固的明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直都在勤勤恳恳地操持政务，不仅善于从先帝那里学习优良的从政思想和方法，也在不断地摸索着建立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体系。

雍正继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朋党林立，纲纪废弛，吏治腐败的严峻局面。他的皇权取得的合法性受到了很多王公大臣的质疑，各朋党还在为争夺皇权一事感到很不甘心。而且，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存在使得决策大权并不仅仅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上。再加上雍正时中国人口众多，无业游民的数目也随之增加起来，民间秘密会社活动十分活跃，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尤以中原地区最为活跃。这种活动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难免不对江山社稷造成威胁。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雍正帝推行了一个新的制度——密折制。

经雍正朱批的密折

密折制

所谓“密折”，其实就是“密奏”，在给皇帝的奏折内附奏机密要事，主要是揭发一些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以及民情动向等，这些密折由皇帝亲自查看、批阅，从而使官员们处于相互监督、彼此牵制的境况。

原先朝廷上的各级官员总是由于怕因上奏事情得罪人，而选择密而不报。但密折制的推行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可以让雍正帝广泛地了解下情，从而有效地采取各种措施以瓦解政敌和反对势力。同时，也起到了让官员们相互监督、谨慎办事的作用。自从密折制推行以来，朝廷上下官员几乎人人自危，唯恐哪里办错了事就会被其他官员上奏。因此，做事办公都变得谨慎仔细了许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于官员的控制和管理，大大减少了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

事实证明，密折制的实行是利大于弊的一项措施。看到了效果之后，雍正帝更是乐此不疲地将此变得具体化并推而广之，要求各级官员都应当遵循密折制，鼓励他们每天都要上一道密折，要事无巨细，详略得当。

而雍正帝也给自己作了规定，就是每看过一道密折之后，都要在上面做批语，从而做到有来有往，不让官员们白忙活一场。也正因如此，雍正帝在位期间写下的奏折批文多达千万余字，堪称世界奇迹，这一字数不仅在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就连现在的一些职业作家恐怕也是望尘莫及的。

而且，为了让大家放心大胆地谏言。对于密折的保密性，雍正帝也是再三做了保证的。他说“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假若借此擅作威福。挟制上司。凌人舞弊，少存私意于其间，岂但非荣事，反为取福之捷径也”。臣下向雍正进呈的秘密奏折，都派亲信送往京师，直达御前，中间不经任何人过目。凡有权使用密折奏事的臣僚，都有雍正颁给的皮匣，匣上有锁，锁上的钥匙由具奏人和雍正各拿一把，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开启。奏折由皇帝亲自朱批之后再放进匣内，交回本人手中。中间并不将其批转给朝臣，这样就能使官臣们放言无忌，心中无虑了。

在雍正帝推行“折制”之前，臣下向皇上进呈奏折，都要先交通政司，由通政司交内阁，由内阁“票拟”后再呈送皇帝。

自密折制实行以来，天下言路广开，肯用密折上奏事宜的官员不断增加，这使得雍正帝足不出户便可通晓天下事。

以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削弱议政王大臣和内阁大臣的权力，雍正帝还设立了另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机构——军机处。

军机处

雍正六年，为了及时有效地调用军需物资以平定新疆、准噶尔的叛乱。雍正帝下令成立了“军需房”，叛乱平定之后，军需房被保留下来成为军机处。

军机处最初设在乾清门外，后迁往门内，离雍正帝寝宫养心殿很近。其主要成员称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中特旨挑选，或由军机章京升任，也可由满洲皇室亲王选任，其名额没有定数。从《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看，军机大臣最初设了3人，即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后来逐渐增加，最多时达11人。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均由皇帝亲自管理，各自办理皇帝交办的机要事务。

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开始称“办理军机大臣”，后来又改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简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

关于设立军机处的理由，雍正帝曾说：“国家政治，皆皇考所遗。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为代理，尔等安乐怡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事实上，所谓的担心大学士们太操劳，只不过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雍正帝之所以设立军机处，是因为当时的朝臣中仍有不少人是八阿哥允禩等人的亲信。但如果来一次大换血的话，又难免会让朝堂不稳。因此为了平衡之间的关系，雍正帝才决定设立这样一个用自己的亲信所组成的机构，以稳固自己的江山。

军机处

在创建军机处的同时，雍正帝就明确了军机处的主要工作职责：不时应召商议军机要务、面奉谕旨草拟文书和管理文书档案。

所谓的应召商议军机要务，其实就是指参议国家各种政事事务，议题由雍正帝本人来决定，参议范围很广泛，有军务、人事、典礼，等等。一般情况下，每天凌晨3～5时，军机大臣及军机章京就要进入值班房，早上，雍正帝召见他们。如果有紧急要务，也可能提前召见，甚至一日召见数次。

实际上，这些人虽每次参议时都会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但却并不享有对事务的决定权，只是参与谈论而已。最终事情如何处理，还得由皇帝亲自决定。这就解决了之前虽然皇帝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但对于军国大事，还是需要经过集体讨论定夺，皇帝并不可能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地处理事情的问题。

因此，虽然从表面看来，军机大臣的职责似乎以商议军机最为重要，其实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职。军机大臣真正所从事的事务中，还是以面奉谕旨草拟文书最为重要。

可以说，军机处的设置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的重要标志。当然，这种顶峰的到达自然与雍正帝的勤政也是分不开的。他通过军机处，完全控制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实现了“朝纲独揽”的绝对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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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出身的军机大臣——蒋廷锡

在雍正帝最初设立军机处的时候，所任命的军机大臣只有三位：允祥、张廷玉和蒋廷锡。其中允祥和张廷玉都是颇有政绩的臣子，而蒋廷锡却与他们有些不同，他的出身是一位画师。

蒋廷锡，字扬孙，一字西君，号南沙、西谷、青桐居士，是康熙四十二年中的进士。他擅长作画，尤其擅长画花鸟，开创了根植江南、倾动京城的“蒋派”花鸟画。雍正帝十分爱惜他的才能，继位之后，就命他担任礼部侍郎一职，后又屡次升迁，先后担任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从编修、讲官等文职，成为雍正时期位尊权重的名臣。晚年时，还加了太子太傅衔、身兼户部事，并任《明史》总裁，足见朝廷对他的看重。

蒋廷锡一生留下了不少传世名画，现在还有很多作品珍藏于各大博物院和美术馆之中，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此外，据说，蒋廷锡还与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蒋二奶奶碰不得”有些关系。

蒋廷锡所作花鸟图

清荷图

传说，乾隆皇帝的奶娘在临终之前告诉他，他并非正宗的满人，而是汉人陈世倌的儿子，当年皇后用刚生下不到3天的格格与他进行了对调。随后，陈世倌便提出告老还乡，回到苏州老家去了。

听说了此事之后，乾隆帝便决定到江南去寻找生父的下落。可到了江苏才听说，陈世倌夫妻已双双病故了，而他们的女儿也就是被对调的“格格”已经嫁给了蒋廷锡的儿子蒋溥。

蒋廷锡与陈世倌同朝为官时关系甚好，后陈世倌告老还乡后，蒋廷锡曾到江苏探望，得知他的女儿尚未婚配，便结了亲家。蒋溥就是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称呼那位“格格”为“蒋二奶奶”。

于是，乾隆帝便来到了蒋府，想要见这位“蒋二奶奶”一面。待到众人行礼之后，乾隆帝便扶起了蒋二奶奶，问她有什么要求。蒋二奶奶说：“求皇上赐一座花园。”乾隆帝立即应允道：“那朕赐你盘龙黄旗两面，你看上了哪片地方插上去就是了。”

后来，蒋廷锡把其中的一面旗插在了东墙上，将庙弄周家的后院变成了蒋家的东园。又将另一面旗插在了虞山上，在山坡下建了蒋园（燕谷园）。

而那位“蒋二奶奶”自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觉得内心十分委屈。脾气变得十分古怪刁蛮，让下人觉得很难伺候。从此之后，“蒋二奶奶碰不得”的俗语就在民间流传了开来。

讲究务实求真的用官之道

雍正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君王，同时他也非常务实，这一点就连康熙皇帝都望尘莫及。康熙到了晚年，其实在朝政上已经没有太多建树了，他满足于现状，对于官场上贪污舞弊之风，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知道而已。因此，下面的官员也大多迎合他的心态，只报喜不报忧，结果导致吏治腐败，如果长此以往，恐怕满清王朝也很难迎来真正的盛世了。不过，好在康熙大概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于是他为帝国选择了一位更加强硬的继承者来弥补自己的这点过失，为日后乾隆朝的繁荣兴盛不但作好了过渡，而且还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雍正在继位之初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手下的文武百官：“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虚诈的行为，你们不要妄想给我安排什么虚名讨好我。”这是雍正对当时官场盛行的虚伪陋习的宣战，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官员：要想在我手底下当好官，就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认真办事。例如，雍正年间著名的汉人大将岳钟琪在负责四川、陕西军政事务的时候，就将这两省存在的巧立名目向老百姓摊派、克扣的现象如实地禀报给了雍正，得到雍正皇帝的大力嘉奖。我们从雍正整治贪污的果断与严厉上也能看出他是一位讲究实效的帝王。

清初时期，官场流行浮夸之风，凡是新官员到任都要先说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吏治、民生如何糟糕，几个月后，再奏报经过自己的整顿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以此来衬托自己的政绩。对于这样的奏章，雍正曾说过：“只可信一半。”

务实认真是雍正身为帝王难能可贵的优点，历代的帝王都认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是无所不能的，但是雍正却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自己。他对于那些自己了解得不是很清楚的事情，能够坦诚地面对，而不是妄自尊大、轻率地下结论。有一次，他看到一份奏章，向他请示应该如何料理台湾的事务。雍正十分慎重地在上面批复说：“我并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不能轻易地下决定。”随后，他找来福建总督，让他与台湾官员商议去办。

不仅如此，雍正绝不是传闻中的霸道、专制的皇帝，他敢于广开言路，听从不同官员的意见，他甚至要求身边的大臣看到自己有做错的地方就要及时地指出来，他自己犯了错，也敢于承认错误，这一点也是很多皇帝都比不上的。有一次，雍正指派了一个官员到西藏办差，结果此人毫无能力，又轻浮焦躁，雍正得知此事后，向大臣们承认是自己用人不当。正是因为雍正本身就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所以，他才能够约束官员们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虚假、奉承一套官场保身之道。

雍正非常重视大臣们的奏折，他认为这是自己了解现实世界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为了保证真实性，他设立了密折制，使得地方上小官也能够向他奏报。但是，雍正对于官员在奏章所奏报的事情同样要求他们“只务实行，不在章奏”——就是说不在乎官员奏章数量的多少，但是一定要实际、言之有物。雍正还明确地指出：如果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即便是一个月内上报几次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哪怕是几年不上折子也不会被责怪。后来，云南布政使葛森就因为没事找事的总是向皇帝上折子，结果被雍正大大地申斥了一通，并警告他：“云南和北京路途遥远，你浪费人力物力就说些没用的事，如果是想讨好我则大可不必。”

岳钟琪

即便是同样的官员，对于所奏之事好的他会夸，没用的一样会责备。例如，川陕总督岳钟琪曾经将地方受旱灾的情况如实上报给皇帝，就得到了他的褒奖；后来清政府对西北用兵，身为军事统帅的岳钟琪向雍正请示进军与用兵的问题，就被雍正严厉地批评一番，他说：“你是大将军，这些事当然要你斟酌去办，难道我在千里之外可以神机妙算替你解决吗？”雍正说的话极为中肯，可见他非常重视官员的务实与求真。

雍正的这个特点也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在了选官用人方面，他对那些只会溜须拍马但做事不实际的官员是非常讨厌的。他认为，只会照着旨意行事的不一定就是好官，很可能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找后路；而那些懂得变通、因地制宜的官员才是可塑之才。云南巡抚沈廷正就是一个看着皇帝脸色办事的人，凡事都要请示，一味地迎合旨意，雍正就极为严厉地批评他是在“为自己做官”；而云贵总督鄂尔泰则正好相反，他会结合当地情况有所变通地执行皇帝下达的命令，敢于提出改进意见，雍正对他非常欣赏，称赞他是“为国家做官”，这两人孰高孰低立见分晓。

田文镜奏折

雍正也是因为十分爱惜人才的帝王，对于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才干的官员，他是非常维护的，也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雍正非常看重田文镜，雍正初年，黄河发大水，结果因为官绅勾结，导致河南百姓民不聊生，雍正任命田文镜为河南巡抚后升至总督。田文镜在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改革，坚决果断地铲除贪官，结果遭到不少人怨恨，甚至有人为他列出十项罪状告到了雍正处。雍正得知此事后，认真核查后将诬告者治罪，并亲自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此外，浙江总督李卫性情粗狂，办事严猛，但是为人清廉从不徇私，不过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比他职位高的官员，这些人联合向雍正告状。雍正却极力帮李卫说好话，并称赞李卫是“刚正之人”。

雍正选官务实还表现在他虽然痛恨贪官，但是也不代表只要为官清廉安分就一定能讨得他的欢心，平庸无能之辈在雍正手底下同样无法混日子。例如，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也是廉洁奉公的官员，但是他为人软懦，办事拖泥带水。后来，直隶巡抚李维钧认为常三乐不称职想把他调任，但是吏部却认为他没犯过错，没有批准李维钧的要求。雍正得知此事后，立刻将常三乐革职，他说：“像他这样当官软弱就是失职！”也正是因为有了雍正这种务实的精神，才打造出了一批高效的官吏队伍，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来的官场虚假之风，对革新吏治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更因此为乾隆朝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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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真的是“小混混”出身吗

雍正在治国方面的确表现得非常严苛、强硬，但这也是他表现得非常出色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他务实的作风，对满清官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他所重用的官员同样在性格上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雍正在选官方面比较公正，他重视人才，没有满汉的偏见，雍正最信任的四位大臣李卫、田文镜、张廷玉、鄂尔泰，其中两位是汉人，一位来自汉军旗，可见他对汉官的重视。

李卫

四位大臣

这四个人中，李卫和张廷玉是汉人，而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出身，雍正曾称赞他“忠诚体国，公正廉明”。

在这四个人中，对于现代人来说，恐怕当属李卫的名气最大，近年来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而李卫则被塑造成了一个原本是街头小混混，后来得到雍正赏识而走入官场的角色。然而实际上，李卫并不是“小混混”，他是在康熙年间开始做官的，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雍正时期圣眷最盛。要说到他是怎么进入官场的，其实也不是靠真才实学。

李卫是徐州人，他家在当地还算富裕，在康熙五十六年，就花钱给李卫买了官，当的是小小的员外郎。而李卫之所以能够得到雍正的赏识，那还是在雍正没有继位的时候，他亲眼看见李卫干了一件让他刮目相看的事情。当时，李卫在户部当差，而负责管理户部的官员中有一位亲王，这位王爷在收税的时候，每收1000两就要再加收10两。李卫对他劝谏了很多次，他都不听。后来，李卫就在户部的走廊上放了一个柜子，上面写着“某王赢钱”。这位王爷看到后非常尴尬，于是停止多收税钱的行为。而雍正就因为这件事看中了李卫“勇敢任事”的优点，于是给他委以重任。

而李卫对于雍正所交代他完成的事情都干得比较出色，他在任浙江、直隶总督期间着实做了几件让雍正及百姓称赞的好事。而且他不畏强权，又毫不徇私地上书弹劾官员舞弊、贪污等事，因此就更得皇帝欢心，雍正曾称赞他“嘉许之怀，笔莫能罄……非深悉朕衷，毫不瞻顾，安肯毅然直陈”。

第四章　真假难辨的历史谜团

“传位于四阿哥”与“传位十四阿哥”

据《清圣祖实录》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庚寅（初九日），上因圣躬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恭代……皇四子胤禛遵旨于斋所至斋。

……

家务（十三日），丑刻，上疾大渐，命趣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著派吴尔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亲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郭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

虽然，从这个记载和康熙的遗诏看来，雍正帝是名正言顺地成为大清国的新一代帝王。但是新帝登基之后，事态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反而引发了王公大臣们更多的猜测和质疑。甚至有猜想说，康熙帝本意是要将皇位传于十四皇子的，却被四皇子篡改之后夺了皇位。这些质疑和猜想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前边我们讲过，当初，康熙第二次废除太子胤礽之后，就再不言另立太子之事。有大臣冒死谏言，康熙怒不可遏，立即严加惩治。康熙认定，凡是劝他再立太子的大臣都是想与太子结党，图谋日后营私窃权的坏人。所以，直到康熙去世，遗诏公布之前，除了康熙帝本人，没有人知道他确定的继位者是谁。

而康熙的遗诏并非出自康熙本人之口，而是由顾命大臣隆科多宣读，而很多人都以为康熙会将皇位传给十四阿哥，却没想到最终得到皇位的却是四阿哥。于是，这份遗诏的真实性就遭到了众人质疑。很多人便对遗诏多加猜测，前有秦朝赵高、李斯传假诏“偷天换日”之例，康熙这份诏书会不会是隆科多伪造的呢？

于是，关于雍正“矫诏”得位的传言甚嚣尘上，民间流传最多的是雍正篡改了康熙遗诏，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还有人说，胤禛将遗诏中的十四皇子的名字“胤祯”二字中的“祯”字（繁体字写作“禎”）添笔改作了“禛”，并因此在即位后将胤祯的名字改为“允禵”（后为避雍正讳，康熙其他皇子名字中的“胤”字皆改为“允”）。

大家之所以觉得十四皇子应该是继承皇位的人，是因为胤祯聪明过人，才能出众，一向为康熙所厚爱，而且很得众大臣和兄弟们的拥戴。在八阿哥胤禩的夺嗣计划失败以后，原来胤禩一派的成员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明里暗里支持胤祯参与夺嫡斗争。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出兵进攻西藏，拉藏汗请求清朝发兵救援。当年十月，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奉旨西征，人称“大将军王”。

十二月，胤祯统率西征之师起程时，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祯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祯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康熙帝的重视，大军出征时的威势，握在手中实实在在的兵权，似乎都在暗示着什么，胤祯那颗本就不太安分的心更加蠢蠢欲动了。

胤禩集团的干将胤禟公开制造舆论，说胤祯“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在抬高胤祯，贬低雍正。胤祯也和胤禟频频联络，说“父皇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康熙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这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但就在胤祯踌躇满志准备得胜回京后在皇位争夺战上大展身手之际，却传来了康熙驾崩、雍正即位的消息，这对胤祯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此时，雍正下令胤祯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胤祯只能按新帝的旨令，把大将军印务叫给平逆将军延信，回到北京。

到京后，胤祯先去景山寿皇殿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胤祯只哭老皇，不拜新君。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胤祯勃然大怒，怒骂拉锡，还跑到雍正面前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胤祯大闹灵堂，存心寻衅闹事，雍正新君即位，哪能容许他挑战自己帝王的威严，当即斥责了他，并下令革去他的王爵，降为固山贝子。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梓宫运往遵化景陵安葬后，雍正谕令胤祯留住景陵附近的汤泉，不许返回京师，并命马兰峪总兵范时绎监视他的行动。这一去就是13年。

由于十四阿哥有这些政绩和行为在先，因此人们便将继位的人选之一固定在了他的身上，猜测有可能是四阿哥非法篡夺了本属于他的皇位。其实，关于雍正篡改诏书文字之说，早在康熙传位遗诏面世之时就应该不攻自破了。

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传位遗诏上，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着同一内容。其中清清楚楚写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继皇帝位……”的语句。

康熙遗诏

首先，康熙遗诏中并未出现“传位十四子”这一表述，雍亲王是四皇子胤禛的封号，十四皇子的爵位只是固山贝子，名字或许能添改笔画，封号却是改不了的。“皇四子”三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从“皇十四子”涂改而来，且该遗诏除了汉字，还采用满、蒙文字书写，不可能作假。

而且，清朝的正式文书里一般都将皇子称作“皇某某子”，若是将“十”字改为“于”字，那么“传位皇十四子”改动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这句话是个病句，根本说不通。而且，当时所用的汉字是繁体，“于”字写作“於”，根本不能由“十”改来。

既然在文字上作出改动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份诏书如秦始皇遗诏一样，压根就是伪造的呢？

康熙末年，众皇子夺嫡的戏码演到最后，最初斗得最凶的几人已然被康熙厌弃，继位无望。离储君位置最近的就剩下四皇子胤禛和十四皇子胤祯这一母所生的亲兄弟。

十四皇子在这场大戏中正式登台虽晚，却有原来的“八爷党”众人声援造势，风头极健。但是，相对于四皇子早早获得的“亲王”之位，他在获封“大将军王”之前，只是固山贝子。位于清代分封皇子的“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四个爵位之末。

大将军王

“大将军王”不是正式的王号，这是康熙为他特设的封号。清朝对于大将军的设定是因战而设，战后即废，这个“王”也没有言明是哪个等级。其实，在满人入关前贝勒，贝子皆可称王，这是有明文可稽的，贝子在满语的语法里就是贝勒的复数。汉文译作王、大王、小王均可。即使到了康、雍、乾，清朝的正式爵位制度颁布多年，但旧的习俗仍照常流行。所以，胤祯所封这个“王”未必就是指升到了“亲王”或“郡王”，而只是一个称呼。

爵位暂且不说，胤祯当时统率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号称30余万，虽然实际兵力为10多万人，也是一股庞大的军事力量，可谓实权在手。铁血的力量却是马背上打出天下的统治者们心知肚明的。将掌军之权交付到十四皇子手上，这难道不是康熙属意他的证明？

然而，有史学家认为，康熙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命不久矣，却把后继者候选人之一远远派到了西北平乱，并不符合常理。而且，康熙任命雍亲王胤禛负责事关战事成败的后勤供应，有让他们二人互相牵制之意。实际上，胤祯驻兵之所基本上就是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年氏一族早就投靠在雍正门下。而且，年羹尧的治所西安是内地通往西北前线的必经之处，能够控制胤祯与内地的联系。因此，即便胤祯在西北举兵反对胤禛，也难以进入关中，更不要说称兵犯阙了。

正如雍正所说：“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由此可见，康熙最后时刻调离胤祯，就已经下了立胤禛为君的决定。

反观在夺位大戏前期也一直保持低调的雍亲王，无论他早前心里有没有自己的算盘，最初的时候，他一直是康熙属意的继承人前太子胤礽的重要拥护者，从来都是一副踏踏实实干活辅助兄长的“贤王”模样。太子两度被废，胸有大志的各皇子都在忙着拉拢人心，建立自己的圈子，雍亲王却反其道而行，开始潜心向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天下第一闲人”，俨然一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

正是胤禛的这种“不争”的姿态得到了康熙的欣赏。他表扬胤禛说，先前拘禁太子时，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唯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屡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听了，却表示诚惶诚恐“不敢仰承”。他心里很明白，太子是保不住的。只不过除了康熙公开承认过的继承人太子外，保谁都难免背上“结党”、“谋位”的帽子。但是，这事又不能太过张扬，以免攻击太子的人反感。因此，他极力推拒康熙对自己“保太子”之事的赞誉。于是，他又得了个谦虚的美名。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后，康熙对胤禛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多重要的差使派到了他的手上，甚至在登极60年大庆时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三大陵祭祀。康熙去世前，他又代父于冬至日到南郊祭天。祭天是国家大典，可以奉派恭代的皇子，差不多已经被暗示为储君了。在康熙帝病重的最后时刻，他紧急召回的也是雍正而非十四子胤祯或在东陵的皇五子胤祺。

盛京三大陵

盛京三陵，即爱新觉罗家族远祖的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是大清王室真正的祖坟。胤禛代父祭祖，可见其在乃父心目中的地位。

另有传说，康熙一度在设立储君问题上举棋不定，于是征询当时的“布衣丞相”桐城派领袖方苞意见，方苞进言：“观圣孙。”意思是，既然儿子都差不多，那就看看皇孙中谁比较出众吧。一个好的皇孙，也就是下下任的皇帝，可以确保大清三代太平。所以后来康熙把皇孙中出类拔萃的胤禛第二子弘历召入皇宫伴读，这是康熙100余位孙子中唯一受到此等待遇的人。这位受到康熙青眼的“圣孙”，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了。所以，乾隆到了老年，已经70多岁的弘历回忆起当年和祖父相伴的日子，仍旧欷歔不已。

康熙弥留之际，毫无征兆地一口气将朝中有能力的大臣几乎罢黜干净。因为康熙知道，胤禛性子严苛，办事刻薄寡恩，而这些权臣已经位及极品，新君对他们没有多少施恩提拔的空间，难以得到他们的忠心。于是这些权臣被打发回家，以待康熙百年以后，雍正上台之后施恩重新起用这些权臣，为雍正权力过渡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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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袒之心引发的母子恩怨

自古以来，虽然有“手心手背都是肉”一说，为人父母者，却很难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地对待自己每一个孩子。郑庄公的母亲偏爱幼子叔齐，甚至于在大儿子庄公继位后还与幼子密谋篡位，事败之后，伤心的庄公立下“除非黄泉之下，再不相见”的誓言，斩断了亲情。

而雍正的母亲德妃，也是位十分偏心的母亲。

据《清史稿》记载，德妃乌雅氏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三十日生皇四子，即雍正帝。康熙二十年晋封为妃。康熙二十年册封的四妃，地位是后来的其他宫妃难以相比的。而这四人中，出身最低的就是德妃，只有她是包衣之后，不是以秀女而是以更低一级的官女子的身份入宫。德妃身为这样一个身份低微的包衣之后，却能得到康熙的宠爱，生育三子三女，确实不简单。而且只有她是十八年单独册嫔，最终存活下来的两个儿子又成为争储风暴笑到最后的人。

四妃

康熙二十年腊月的四妃，依照册封顺序分别为：惠妃纳喇氏，宜妃郭络罗氏，德妃乌雅氏和荣妃马佳氏。她们都是生育了年长的皇子且直到康熙末年一直在后宫拥有较高地位的妃嫔。

本来，康熙末年最有实力角逐大位的两个皇子——四皇子胤禛和十四皇子胤祯——都是她的儿子，无论哪个儿子登上帝位，她都能获得皇太后的尊荣。从连秀女都算不上的“官女子”到封建王朝女性的最高位皇太后，德妃俨然是后宫女子“奋斗”的榜样。然而，在最后时刻，她偏执的表现却实在没有一国太后的风范。

雍正即位之后，作为雍正生母的德妃本应从妃子居住的永和宫移居太后居住的宁寿宫，她却执意不肯，诸臣为皇太后上徽号，她也不允。并说“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摆明了不承认雍正的皇位，让继位之路本来就饱受争议的雍正更加尴尬，也因此被人拿来当做话柄质疑雍正继位的合法性。

德妃乌雅氏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血脉相连的亲生母子亲情淡漠，甚至到了母亲不承认儿子的皇位的地步呢？这还得从雍正出生时说起。

乌雅氏出身低微，得到康熙召幸之后也一直是低阶嫔妃，直到康熙十七年十月，乌雅氏生下皇四子胤禛，才在康熙十八年晋封为德嫔。一来清宫中分位低的嫔妃没有抚育皇子的资格，二来清初后宫为防母后专权，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还有一说是康熙为了安慰当时刚失去孩子的皇贵妃佟佳氏（即后来的孝懿仁皇后），就将胤禛养在了佟佳氏膝下。

当时的佟佳氏实际上已是后宫地位最为尊贵的妃子，清宫里“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被贵妃抚养对于雍正来说是件好事，皇贵妃抚育的皇子比普通嫔妃的皇子更加尊贵。

佟佳氏性情温柔，喜爱孩子，她自己没有儿子，康熙二十二年生下的皇八女也早殇，对雍正这个唯一的养子还是很不错的。雍正帝对这位养母感情也是颇深，很多年以后，四阿哥即位登极成为雍正帝，对于孝懿的养育之恩依旧铭记于心，在给孝懿的册文中说道：“孝懿皇后亲自哺育尔主”、“徽音淑德，慈抚朕躬，恩勤备至”、“抚冲龄而顾复，备萌鞠育之仁，溯十载之劬劳，莫报生成之德”、“慈抚朕躬，恩勤笃挚”，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雍正在佟佳氏的抚育下长到11岁，可惜好景不长，康熙二十八年佟佳氏突然病重离世了。

之后，雍正由康熙抚养了一段时间，便回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身边。此时，雍正的亲生母亲已经身为德妃，有资格抚养皇子了，可惜十几年的生疏，即使是血缘之亲也不能很快冲破那层阻隔。此时，雍正已经有了自己的性格，德妃也有了其他的孩子，虽然皇六子胤祚和皇七女早夭，她膝下还有皇九女、皇十二女和皇十四子胤祯，德妃对自己抚养长大的胤祯感情更为深厚，母子相处十分和睦。几年之后，雍正出宫开牙建府，与生母的交流就更加少了。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帝即位，德妃晋为皇太后。诸臣为皇太后上徽号，她执意不允，固执地对已经40多岁当了皇帝的儿子冷眼以对。也许，在她的心中，还是觉得皇帝之位是应该由自己的小儿子胤祯来继承的吧。

但是，雍正帝并没有因此而过多地责难母亲，还是尽力做着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事。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皇太后病，雍正帝亲至永和宫，昼夜侍奉汤药。二十三日丑刻孝恭仁皇后崩，终年64岁。

无论德妃生前给了雍正帝多少为难，母子二人有多少恩怨，雍正帝都在其死后给了她足够的哀荣。将她追谥为孝恭仁皇后，与康熙帝前面三位皇后一起祔奉太庙，谕旨：“恭惟孝诚仁皇后元配，宸极，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继位中宫。孝恭仁皇后诞育朕躬，母仪天下。按先儒耐庙之仪：一元后、一继立、一本生，以次并列。今母后升祔位次，当首奉孝诚仁皇后，次奉孝昭仁皇后，次奉孝懿仁皇后，次奉孝恭仁皇后。如此庶于古礼符合，而朕心亦安矣。”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葬孝恭仁皇后于景陵。乾隆、嘉庆间累加谥，全部谥号为：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

雍正与“血滴子”

雍正帝的“铁腕之治”让他落得了一个“冷面王”的称号，再加上民间一直都对雍正帝继位一事存在着颇多的疑问和传言。于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通俗小说逐渐流行了起来，而这位争议颇多的帝王自然也就成了这些小说一个十分不错的谈资。

很多小说中的雍正帝不仅因为在政治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为人所惊叹，甚至还被刻画成了武艺精湛、神通广大的阴谋家。而且为了稳固政权，他还在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超群的武林高手。并发明了一种名为“血滴子”的利器，以供杀人之用。

血滴子

古书《茅山奇谈录》里有记载说“血滴子”是清朝一位名叫泉青的茅山道人发明的，用它来降妖伏魔，二十步之内便能轻轻松松取人首级，非常恐怖。雍正得知此物之后，便把他请来，待到掌握了制造“血滴子”的秘诀之后，就将他灭了口。

据说这“血滴子”在使用时，是由那些武林高手将其抛出去罩在所杀对象的头上，顷刻之间，就能将对方的首级割下，然后再由放出血滴子的人将其收回到手中，拿到皇帝的面前复命。但这些特征也只是小说和传言中所描述的情形，而历史上并没有关于“血滴子”的任何记录。于是，那些文学作品或者电影电视中，便对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血滴子”形态各异：有的像一顶草帽，有的似一把弯刀，有的则像一个鸟笼，有的在放出去的时候，会发出“呼呼”的怪声；有的则会飞速旋转；还有的甚至长有很多锋利的“牙齿”，仿佛现在的电锯一般……不论“血滴子”的形状如何，它的作用都被描写得神乎其神，让人毛骨悚然。

文学或影视作品中的“血滴子”

虽然，历史上对于血滴子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似乎这个东西只是人们通过艺术手法而创造出来的。但即便是艺术塑造，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人们所说的“血滴子”往往与特务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个所谓的特务机构却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

在雍正帝还没有继承皇位之前，他在北京城东的北新桥附近有一处府邸，府邸的院内长有一些十分高大的树木，一到夏天的时候，树上就会爬满了鸣蝉。那些蝉日夜鸣叫，吵得人不得安宁。而雍正帝向来是喜欢清静的人，为了避免受到这些鸣蝉的打扰，他便命人成立了一个名为“粘杆处”的服务组织，专门从事粘蝉、捉蜻蜓、钓鱼等事。

后来，太子被废，众皇子为了争夺储位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各自结党，想尽办法想要夺得最后的继承大权。而雍正帝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实在上也在为了争夺储位而暗中努力。他从江湖上招募了一些武林高手加入了粘杆处，并加以严格训练，使这些人对自己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之后便将他们派遣出去，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为雍正帝的继位铺平道路。

雍正继位之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不但没有撤销“粘杆处”，反而使其更加壮大起来。并且，还给粘杆处的特务们名正言顺地安排官职。“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清世宗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一般成员则由小特务充任，称为“粘杆拜唐阿”或“粘杆拜唐”。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虽然官位不入流，薪水也不高，但因能够每天跟随在雍正帝的左右，其职位也是炙手可热的。

原来的“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而且，雍正帝登基之后，雍亲王府也没有被撤销。一直到雍正三年，雍正帝才下令将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并将其定为“龙潜禁地”，一般人不得擅自进入。

因此，有人便猜测说，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但却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

另外，紫禁城内也设有一个“粘杆处”的分部，就在御花园堆秀山的“御景亭”。堆秀山下门洞前不论昼夜都会有四名“粘杆拜唐”和四位“粘杆侍卫”坐在上面。一旦雍正帝有任务指派的时候，就由他们火速送往雍和宫派人办理。

所以，也有人说，雍正帝之所以制造“血滴子”，是因为粘杆处的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了。血滴子主要就是用来将他们灭口的。

粘杆处不仅在雍正统治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在乾隆朝也得到了继续的应用。直到乾隆皇帝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被废除。

除了上面讲到的利器说之外，还有一种关于“血滴子”的说法——秘制毒药说。有传说认为“血滴子”并非只是能够取人首级的利器，而是一种装有秘制毒药的革囊，其毒药是用毒蛇的毒液和一种毒树的汁液混合凝炼而成。其毒性具有极强的腐蚀作用，如果将人放进这种革囊之中，顷刻之间就会化为一滩血水，而“血滴子”也是因此而得名。

秘制毒药说

传说炼制这种毒药的树汁，是一种出产在广西边境深山中的名为“撒树”的树汁。据说苗人所用的毒箭上所敷的“见血封喉”的毒药，就是用撒树汁熬制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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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

了解了“粘杆处”之后，我们不仅会联想到很多谍战片中的地下工作者。其实，类似于“粘杆处”的特务机构并不是在雍正帝时期才首次形成的，早在明朝时，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特务组织，名为“东厂”。

锦衣卫

锦衣卫是明朝时期的专有军事特务机构，其全名为“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其供职人员直接听命于皇上，主要负责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他们权力甚大，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

当初，明成祖朱棣以武力非法夺取了建文帝的政权之后，社会上异议纷争不断，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也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自己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明成祖急需要一个得力的机构来帮助自己镇压反动力量。但是，原有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又不十分应手，于是，他便命人设立了一个名为“东缉事厂”的特务机构，简称“东厂”。由于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所以他觉得宦官比较可靠，于是朱棣成立“东厂”之后的第二步便是重用宦官，命所宠信的宦官担任“东厂”首领。

明成祖朱棣

东厂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权力在锦衣卫之上。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抓住嫌疑犯之后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的时候，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对于嫌犯可以不经司法审判，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锦衣卫飞鱼服

这就使得东厂的侦缉范围不断地扩大，其首领宦官的职权也随之增大起来，开启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历史。随之而产生了不少奸佞之臣，明朝有名的宦官魏忠贤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大多倚靠锦衣卫、东西厂等带有特务性质的专设监察机构，不断陷害、诬杀正直大臣，而且多用酷刑，使得很多忠臣都受到了无辜的残害。

因此，虽然东厂在早期的时候起到了反腐败和加强皇权的作用，但其在明朝社会上的口碑却是极差的。

清宫最大谜案——雍正之死

公元1735年，紫禁城中传出了噩耗——雍正帝驾崩了。这位“冷面帝王”一生勤政，也为子民的安居乐业办了不少实事，但是，却走得十分突然。

据清朝官方文书《起居手册》中记述说：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位。”《清世宗实录》也记载说，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感到身体不适，但是却依旧照常办公，接见一些官员，及至二十一日也未休息，二十二日晚病情加剧，在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王公大臣，并宣布了传位弘历之后，于二十三日去世。

按照记载看来，雍正帝似乎是病故的。但是，是什么病能够在短短三天之内就要了人的性命呢？而且，既然雍正帝在去世前两日还照常办公并召见群臣，说明病情并不十分严重，又为何突然之间就驾崩了？

这个问题让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觉得十分疑惑，于是，后人便就此事进行了各种版本的猜测。而这些猜测也让雍正之死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谜团。

自古以来，对于雍正帝死因的说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劳累致死说

雍正帝的亲政是被所有人知晓和认可的。他在位十三年里甚至比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中所批奏折还要多。经常每天只睡两个时辰便急匆匆地起床处理政务，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难免会让身体吃不消。因此，很大一部分人认为，雍正帝的匆匆离世与劳累过度有很大的关系。

服食丹药中毒说

雍正生前十分好佛崇道，甚至还将道士请进宫内养着。到了晚年的时候，雍正帝感到自己的身体多有不适，于是便四处寻找能够让自己身强体健、长身不老的方法。养在宫中的两个炼丹道士张太虚与王定乾邀功心切，便向雍正帝表明他们可以炼制出具有此奇效的丹药。雍正帝一向对于道士的炼丹术很是推崇，便下令二人行动了起来。

雍正在做皇子时，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甚至因为推崇紫阳真人，还命人为之重建道院，而且特别赞赏的是真人“发明金丹之要”，表明他对道家丹药的强烈兴趣。

对于此事，内务府的账本《活计档》中曾有记载说：雍正八年冬，内务府总管海望和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于圆明园东南角的秀清村主持操办，运入四千余斤木柴煤炭，利用矿银等物，为雍正炼丹。可见，雍正帝炼丹确有其事。

古代炼丹

丹炉一开，那些道士就忙活起来。利用自己独特的“修炼养生”之法，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丹药，雍正帝吃后也感觉甚好。因此炼丹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停过，而“丹药”二字也明明白白地载入了清宫档案中。

炼丹炉

所以，便有人猜测说，雍正帝的死因是服食了大量的丹药，丹药中汞、铅等矿石的含量很高，又是高温烧煅而成，热性很大，长期服用，丹毒成分在体内积累最终发作所致。

而乾隆在登基的第一天便下令将圆明园中的道士全部驱逐出去，这就使得持这种说法的人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了。

曹雪芹毒害说

也有人说雍正帝是被曹雪芹毒害的。因为雍正帝抢走了曹雪芹心爱的女子竺香玉，于是曹雪芹就找了一个宫中的差事，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害死了雍正帝。

吕四娘刺死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雍正帝是被前来报仇的吕四娘给削去了首级而死，这也是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

传说，雍正年间有一位名叫曾静的秀才，因为对清廷的统治颇为不满，便上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策划实施反清运动。

谁知岳钟琪却是个十足的忠臣，接到书信之后，他就立即上奏给了朝廷。雍正帝读过奏折之后勃然大怒，一面赞赏岳钟琪的忠贞，一面命人将曾静等人抓了起来。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之后，这帮人交代了自己之所以有了反清的念头，是受了浙江石门人吕留良著作的影响。

听说吕留良胆敢著书立说来宣扬反清，雍正帝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他。但经查实，吕留良早已过世，雍正帝便转而向他的子孙们大开杀戒，下令满门抄斩，一个不留。甚至就连那些读过书的人，也遭到了杀戮和流放。一时间血腥风雨，人人自危。

然而，吕留良一家却有一人得以幸免，她就是吕留良的小孙女吕四娘，四娘因为寄居在安徽乳娘的家中，从而逃过了一劫。

当时的吕四娘只有13岁，却是个很有血性的女子。她听到自己全家都被斩杀的消息之后，一时悲伤至极，随即刺破手指用血写下了“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立誓一定要为全家人报仇雪恨。

第二日一早，吕四娘便打点好了行囊，匆匆向京都赶去。不料由于风餐露宿，年幼体弱的吕四娘晕倒在了路上，被白马寺的一位名叫甘凤池的高僧救下。吕四娘苏醒之后，得知高僧武功超群，随即便拜他为师，日夜苦练武艺。

不到4年工夫，吕四娘已经成了一位能够飞檐走壁、善用刀剑的高手。之后，她便辞别了师傅来到了京城。

吕四娘先是潜伏在客栈之中，很快便摸清了雍正帝的住处。于是，便凭借着一身出奇的轻功于深夜潜入了乾清宫内，一刀便将熟睡中的雍正帝的头颅砍了下来，之后便提着雍正帝的首级匆匆离去了。

因此，民间传闻雍正帝的尸身是没有头颅的，后因四处探寻无果，只好用金子铸造了一个头颅，安在了雍正帝的尸身上下了葬。

这个故事在民间版本众多，被传得神乎其神。但是很多考古学家和史学家都认为，这种说法不大可能。因为，据记载，吕留良一案确有其事，但其家人并未全部被诛，其孙辈均被发配边远地方为奴。同时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更不能替祖上报仇了。

而且，雍正临终前一直住在圆明园，此处戒备森严，驻兵日夜巡逻，一个女子就算武功再高也不可能毫无声息地就取下了雍正帝的头颅，还能够携首级全身而退。所以，这种说法大概只是民间臆造的传言，不足为信。

据历史记载，雍正之孙嘉庆确实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宫中，行至顺贞门时，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但是还未等其近前，就被抓获了。

被宫女、太监缢死说

另有传言说雍正帝是在熟睡的时候被身边侍奉的宫女、太监用绳索缢死的。但我们都知道，雍正帝通过激烈的争夺战才登上帝位的。因此，他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一直都十分小心，对于行刺之类的事情更是多有防范的。他理应不会笨到在睡觉的时候死在太监、宫女的手中。所以，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就更不高了。

不过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的确是发生过，但却是在明世宗嘉靖皇帝的身上。历史上曾有记载说：嘉靖二十一年，世宗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后由太医许绅用药医救过来。

民间之所以会将明世宗的故事安在雍正帝的头上，大概是由于他们的庙号都是“世宗”的缘故吧。

总之，雍正暴卒，官书又不载原因，自然难免引人生疑。再加上雍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著名的“铁腕”皇帝，还曾因为争夺帝位和“文字狱”而杀了不少人，所以，大家以此大做文章，来猜测雍正帝的死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无论真相究竟如何，雍正帝骤然离世的消息却是属实的。这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不小的影响，而且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帝王，就这样急匆匆地将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留给后世子孙后，悄然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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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薄命红颜——竺香玉

虽说民间关于雍正帝被曹雪芹和竺香玉所毒害的传言也许并不可靠。但竺香玉这个人，倒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而且在一些民间传言中，她与曹雪芹也的确颇有渊源。

传说，竺香玉原名竺红玉，曾是曹家买来的一个戏子。初入曹府时只有6岁，8岁时作了曹雪芹的伴读丫头，至此一直陪伴在曹雪芹左右。当时，曹雪芹身边还有一个与他一起读书的女子名叫李香玉，是雪芹祖母的侄孙女。

曹雪芹与竺红玉朝夕相处，渐渐地产生了感情。而李香玉也是十分仰慕雪芹的才华，想要有朝一日能够嫁与雪芹为妻。

雍正六年，曹雪芹家遭了难，被下令抄了家。之后，竺红玉和李香玉便随着曹家从金陵来到了北京。按照当时的规矩，作为曹家小姐的李香玉是要将自己的资料上交给朝廷，以供第二年清宫挑选秀女之用的。但是，由于早已心有所属，李香玉并不愿意参选。于是，为了应付朝廷，李香玉的母亲就将竺红玉认作了女儿，并改名为香玉，让他去代替自己的女儿参选。

由于竺香玉才貌双全，一下就被选中了“才女”，进宫做了公主和郡主们的侍读。不久之后，又被封为了妃子。后来，雍正帝的嫡配皇后去世了，聪明伶俐的竺香玉又被雍正帝封为了贵妃，主持后宫事宜。

自从竺香玉进宫的那一日起，曹雪芹便知道自己与这个女子再也不会有结果了。悲痛之余，便听从家里的安排娶了李香玉。

后来，雍正帝驾崩了，乾隆帝继位之后，竺香玉受到了极大的排斥。无奈之余，她选择了到庙里带发修行。乾隆十六年，竺香玉在李香玉的撮合之下，为雪芹生下了一子，随后选择了悬梁自尽。

曹家第二次被抄。香玉是婢女的身份事发，有关她的全部资料被篡改或销毁。曹雪芹逃禅，事态平息后隐居香山，并休掉了妻子李香玉。随后开始著书，将自己与竺香玉的故事以及有关的清宫秘史隐藏进了书中，书名题名《石头记》，就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

当然，关于曹雪芹与竺香玉的这一段秘事在曹家家谱和其他史籍中并无记载，只是存在于野史中的说法。

但也有人认为历史中的妃子竺香玉与野史中所记载的竺香玉并非一人，而且与曹雪芹交好的女子是他的表妹，名叫“梅”，竺香玉只是后人为她取的别名而已。而民间传闻中的那个“竺香玉”娘娘本名为云惠，出生于官僚之家。但她的性格和性情倒是与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有几分相似。只因她十分喜欢天竺葵，于是伺候她的宫人们便在私下称呼她为“竺香妃”。可惜，好景不长，这个“竺香妃”只在宫中生活了三年，便香消玉殒了。

自从云惠死后，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被更名为天竺室。在天竺室的门前一直有两棵玉兰花，每到春夏季节，满屋子都笼罩着淡淡的兰花清香。人们便把两者结合在了一起，给她取名叫“竺香玉”。

总之，有关“竺香玉”这个名字的故事被传得沸沸扬扬。至于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篇　文武全才帝王鲜有，康乾盛世王朝顶峰——乾隆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弘历

年号：乾隆

民族：满族

生卒年：1711～1799年

出生地：北京雍亲王府（今雍和宫）

父亲：雍正帝——爱新觉罗•嵐禛

母亲：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原配妻子：孝贤纯皇后富察氏

子女：17个儿子，10个女儿

即位时间：1735年

在位年数：皇帝位六十年，太上皇三年

庙号：高宗

谥号：纯

陵寝：裕陵

继承人：嘉庆帝——爱新觉罗•永琰

第一章　毫无悬念的皇位继承者

身份之谜——满人？汉人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留给世人的剪影似乎用“顺风顺水”四个字足以概括，他没有经历过父亲雍正皇帝的明争暗夺、处心积虑，就轻而易举地早早被“内定”登上了至尊的皇帝位，也没有经历祖父康熙皇帝小小年纪就要面对一个庞大的江山及众多心怀叵测、虎视眈眈的臣子的压力。经过祖父与父亲的励精图治传到他手上的大清王朝就像是早上10点钟的太阳，既生机勃勃又充满了无限且更为辉煌的前景。历史上将乾隆称为“最有福气”的皇帝，不过，关于这位帝王出生的疑团却一直笼罩着他，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广受争议。

在正史当中，乾隆皇帝的生母是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朝皇家家谱《玉牒》上有明确的记载，同时在乾隆朝的《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以及《圣训》中都有相同的记载，上面清楚地写着：乾隆皇帝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此外，乾隆生前还写下了很多赞颂生母钮祜禄氏养育之恩的诗，证明乾隆对于自己的生身之母并没有半点的怀疑。因此，通过这些翔实且较为可靠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乾隆母亲的身份是没有疑问的。

玉牒

玉牒

玉牒，中国历代皇族族谱称为玉牒，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宋朝开始每10年一修，沿及明清。清代玉牒分满、汉两种文本，现存1070册，是中国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家谱。

但是，在野史及民间传说中，关于乾隆生母的故事就丰富、精彩得多了，也正因为这些足以假乱真的传奇故事讲述得头头是道，足够吸引人，充分地满足了人们猎奇的心理，所以造成了后人关于乾隆出生的猜疑。这些猜疑主要都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展开的：其一，乾隆的生母是谁？其二，乾隆到底是满人还是汉人？在所有关于此事的猜疑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乾隆实际上是汉人，甚至他的生父也不是雍正而是浙江海宁的大学士陈世倌，母亲是其夫人。

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又名《书剑江山》，著于1955年，是金庸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小说描写清乾隆年间，江南武林帮会反清复明，与清廷斗智斗勇的故事，也是这本小说把研究乾隆是否汉人一事，推到了高峰。

陈世倌也被称为“陈阁老”，他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是雍正时期的大学士，早在雍正还未继位的时候，他就与雍正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两家时常有书信来往。据说，今天陈阁老的旧宅里还保存着一块由雍正皇帝亲笔书写的“九龙匾”；乾隆六下江南有四次是住在陈阁老的家中。于是，民间、野史上就有了关于乾隆实际上是陈世倌之子的传闻。尤其是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的祖籍也是浙江海宁，在他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还详细地描写了关于乾隆的这段“身世”：

那年雍亲王府的福晋与陈世倌的夫人在同年同月同日生下了孩子，雍亲王就命陈世倌将他的孩子抱到雍王府来瞧瞧。陈世倌没有怀疑，就急忙把孩子送了过去。可是，谁知道等孩子再抱出来的时候，竟由原本的男孩变成了女孩。陈阁老知道是四王爷从中给掉了包，此事性命攸关，弄不好全家都要跟着遭殃，于是他也不敢声张，就将此事掩盖下去。而这个被掉包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而他下江南正是为了探望亲生父母。

实际上，乾隆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出身的。首先，当时雍正的长子和次子虽然过早夭折了，但是第三个儿子已经年满8岁，同时还有一位福晋即将生产，在已经有一个阿哥的前提下又怎么会想要偷一个臣子家的孩子来跟自己家的孩子掉包。其次，此时的雍正也不过30多岁而已，正当壮年，而且这时候康熙对太子还没有完全失望，他是不可能知道自己会继承大统的，因此是不会对子嗣问题如此急迫的。另外，即便雍正想要再有一个阿哥，即使不方便在兄弟中找合适的过继，但也大可在满族人中选一个，对于重视血统的大清皇族来说，又怎么会将自己家的孩子与一个汉族家庭的孩子掉包，而且日后雍正还让其继承大统，这完全不合逻辑。

至于说到乾隆下江南时期为什么会住在陈阁老家里，当然不是为了探望亲生父母。乾隆下江南的目的是为了巡查河道工程，而海宁并不是大城市，在当地陈世倌家称得上是最豪华、住宿条件最好的地方了，因此乾隆才会住在陈家。而他所居住的是陈家的一处别院，相当于现在有钱人在郊区购买的别墅，用来度假使用，平时并不居住。所以，陈家人住的实际离乾隆所居住的别院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他在此期间并没有传唤过陈家人来此相聚，就更没有所谓的“探望亲生父母”的说法了。由此可见，关于乾隆是汉人的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

不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闻盛行，大概与当时民间的各种“反清复明”运动有关。也正是因此，为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统治者之争加入许多戏剧化的成分，例如在《书剑恩仇录》中男主人公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领导者，而他恰恰也是陈世倌的小儿子，按这种说法的话他也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如此一来故事情节变得复杂也更有戏剧性。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乾隆本身很喜欢穿汉服，他的许多画像中就有一些是身穿汉服的，因此就有人说他是知道自己是汉族人因此才会经常穿汉服。

除了这个最为流行的乾隆是汉族人的说法外，关于其生母的传闻还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说法：他的生母是热河行宫的一个身份卑微的宫女。关于这个传说，也有很多作家将其放在了自己的小说等文学作品当中，例如1944年一本名为《古今文史》半月刊杂质上刊载了一篇作家周黎庵写的《清乾隆帝的出生》的文章，上面就有声有色地描写了这个传说；台湾小说家高阳也在《清朝的皇帝》一书讲述了这段故事。

据说，当年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到热河打猎，晚间喝了一碗白天猎杀的梅花鹿的鹿血。因为鹿血有壮阳的功效，服用后雍正就开始燥热难耐，而他此行也没有福晋陪伴，于是就找了一个行宫中的宫女宠幸，随后雍正就将这件事给忘了。

等到第二年，他又陪着康熙到热河行猎，没想到居然让康熙知道行宫中有宫女怀孕的事。大为震怒，于是就追究此事。怀孕的宫女正是前一年雍正宠幸过的，于是他就跪在康熙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坦白了。康熙不愿家丑外扬，于是，就让宫女偷偷地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交给雍正府中的钮祜禄氏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抚养。这个宫女偷偷生下来的孩子正是乾隆。

这个说法虽然流传很广，故事也很生动但是可信度并不高，最主要的是康熙对待孩子表现出的大多是他严父的一面，他对晚辈都是很严肃的。依照他的个性来说，是不可能在得知乾隆真实出身的前提下，还在众多孙子当中对他最为青睐，甚至在言语中有令其继承大统的意思。所以，这个传说也只能当做是野史故事来听听罢了。不过，故事中所提到的关于乾隆出生之地是热河行宫的说法，却也成为关于其出生之谜中除“生母之谜”外的另外一大疑团——出生地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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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的生母是慈禧吗

在野史和民间故事中，关于乾隆的生母到底谁，存在着诸多的说法，除了上面介绍的海宁陈夫人和热河行宫的宫女外，胡适还在其日记中写过：“乾隆帝之生母为南方人，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闻是因为民国时期曾有一位国务总理熊希龄，他在一位清宫老宫仆的口中得知了这个传闻，于是就讲述给胡适听。不过，这些都只是没有根据的野史传说而已，只是无独有偶，清朝的另外一个皇帝在野史中也有关于其生母身份的疑团。

这个皇帝是同治爱新觉罗·载淳，我们都知道他的生母可是鼎鼎大名的慈禧老佛爷。不过，野史上对于其生母另有他人的故事说得则是头头是道，也是极为精彩的。

同治皇帝

在专门报道清朝各种“八卦”消息的《清稗类钞》中曾写道：“穆宗（同治帝）为孝钦后（慈禧）所出，世皆知之。或曰，实文宗（咸丰帝）后宫某氏产，时孝钦无子，乃育之，潜使人鸩其母，而语文宗已产子月余矣。文宗闻之大喜，因命名曰载淳，封孝钦为贵妃。”根据这段说法，同治的生母并不是慈禧，而是后宫的一个普通宫女。一直没有儿子的慈禧怕自己的位置不保，于是将宫女的孩子抢过来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抚养，再将其生母毒死。然后，慈禧在对咸丰帝谎称自己生下了小阿哥。

清稗类钞

《清稗类钞》是由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他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编辑而成。书中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其中许多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也有稗于遗闻可以资为谈助，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此外，民间还流传着以女换男的说法。据说，慈禧十月怀胎诞生下的原本是一个女儿，当时最得宠的太监害怕慈禧因此地位受到影响也连累自己，所以就偷偷买通稳婆从宫外抱进来一个男婴来代替慈禧生下的这个小格格，此男婴就是日后的同治皇帝。这件事只有安德海知道，甚至连咸丰皇帝及慈禧本人都不知道。他因为担心事情会败露，所以一直囚禁、拘押着参与计划的稳婆，直到其死后才给予厚葬。

这两种说法虽然听起来很有趣，但实际上是说不通，更加没有资料佐证的。同时，根据清宫留下来的各种档案上的记载来看，同治的生母是慈禧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首先，无论是当时太医给慈禧诊脉的记载，还是宫中为了慈禧生产所做的各种准备上来看，她当时确实是怀有身孕的，所以第一种说法抢宫女之子冒任为自己之子是不成立。其次，资料上记载，慈禧生产之日中午，总管韩来玉曾经奏报咸丰，通知皇帝：懿嫔（也就是当时的慈禧）可能是要生了；等到下午两点的时候，韩来玉再次奏报皇帝：懿嫔已经成功诞下了一位小阿哥。中间间隔仅有两个小时，安德海想要偷梁换柱，即便动作再快也不可能成功，所以第二种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生前身后众说纷纭的出生地之争

在历史传说中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非凡之人就一定会有一些不一般的经历或是遭遇，无论是关于其出身的还是日后成就的。例如，之前我们在介绍关于康熙时，就有关于他出生时天降异状的种种传闻。虽然，乾隆的皇位与他的父亲雍正比起来继承得算是比较顺利，没什么悬念，但是关于他出生之谜的种种猜测，历代帝王中算是鲜有的，这一点无论是丰富性、精彩程度还是流传之广，祖父康熙的那点传言是绝对望尘莫及的。

关于乾隆的出生之谜，除了前面我们介绍过的关于其生母的各种猜测与传言外，他的出生地也同样备受争议。如果，乾隆生母之谜纯属是野史及民间的小道消息，不足为信，只能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来“八卦”一下的话，那么这位帝王的出生之地的谜团却是在皇家内部及正史上都存在疑点的，甚至就连他的亲生儿子都说不清父亲到底出生在哪里。

清朝的皇子皇孙们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都有专人将其记录在一份底稿上，每3个月就要向上呈报一次，用来日后整理皇室家谱《玉牒》之用。乾隆生卒底稿上明确的写清了他出生的时间以及生母是谁，恰恰没有写明的就是他的出生地，正因如此日后无论是在朝野还是皇室内部都产生了歧义与争论。

为何祖父康熙、父亲雍正甚至儿子嘉庆都没有关于出生之地的争议，而偏偏乾隆却存在这样的谜团呢？这主要是因为，康熙、雍正、嘉庆都是以皇帝儿子的身份出生的，而乾隆却是以皇帝孙子的身份出生的。乾隆出生的时候祖父康熙还健在，父亲不过是雍亲王，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表现出来他会是日后的皇帝，甚至可以说此时没有人会想到他竟然能够成为皇帝位的继承者。康熙儿子多，孙子更多，乾隆的父亲此时还不是最受重视的皇子，那他这个小皇孙的出生，对于子嗣够多的满清皇室以及康熙帝本身来说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所得到的重视不够也是情有可原的。

当然，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到底是在哪出生的整不清楚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自己的家事罢了。可人家乾隆可不是一般人，那是一个国家的主宰者，他的出生之地是要记录到历史中去、供后人研究的。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大事，甚至是会影响史料真实性与准确性的历史大事。所以，从乾隆登基之后，关于他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讨论就一直没有消停过。

关于乾隆出生的地点，根据大多数的历史资料的记载及乾隆自己的说法，普遍认为他是出生在雍亲王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雍和宫。不过，就在乾隆还在世的时候，关于他出生地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朝野当中很多人认为乾隆实际上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中的一座名为“狮子园”的园林之中的。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乾隆经常会在雍正的忌日里，到狮子园去小住一段时间，以缅怀圣恩。

北京雍和宫

不过，乾隆本人显然是不认同这种说法的，他在一首写雍和宫之事的诗中写道：“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不仅说明了自己的确是出生在雍和宫的，而且更明确到他是在东厢房出生的。在他72岁这年到雍和宫拜佛的时候也写了一首诗，在诗的注释中更是清清楚楚地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雍和宫的。不仅如此，在他79岁这年，同样是在雍和宫拜佛时写诗再次重申自己的出生地是雍和宫，曾在那里生活了12年。

虽然，乾隆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出生地是雍和宫，但是还有很多人认为他实际上生在狮子园的，就连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也是这样认为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嘉庆后，自己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刚继位的嘉庆也陪着去了。在这里，嘉庆写了一首表示庆贺的诗，在诗后的注释里，他说：康熙为此地题写“避暑山庄”匾额的那一年，恰好是父亲乾隆在此地降生的一年。第二年，乾隆又来这里过生日，嘉庆这次写的祝寿诗的注释中更是明明白白地写到“父皇”的出生地是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一景

不过，嘉庆对此说法也并不是很肯定的。清朝时期有一个规矩，就是新皇帝继位后要为他们的父皇撰写《实录》和《圣训》，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时，曾令大臣们认真核查此事。这时，一位翰林院出身的大臣将乾隆自己写的诗中所有提到关于自己出生之地的是雍和宫的地方都找了出来，然后拿给嘉庆看。直到此时，嘉庆才同意放弃狮子园的说法，批准在《实录》和《圣训》中写下乾隆出生在雍和宫：“高宗纯皇帝，讳弘历，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之女……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直到此时，正史才真正明确了乾隆的出生地。

即便如此，嘉庆死后的遗照还是因为此事闹出了一点风波。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居住，第二天在此去世。因为事发突然，军机处的大臣以嘉庆的名义撰写遗诏的时候写到：当年父皇乾隆皇帝就出生在此，今天我能死在此地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此遗诏都已经发出了之后，继位的道光皇帝才发现这一错误，于是连忙令人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遗诏追回来，将上面写的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改为其画像挂在此处。

后来，道光为了平息关于乾隆出生地的争论，甚至还将父亲嘉庆所写的所有提到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的诗都改成了雍和宫，以此想把这个结论确定下来。但是，嘉庆的这些诗早就已经流传开来，他这样大张旗鼓地改动反而让人觉得欲盖弥彰，结果引发了官员及百姓更大的议论，道光也算是好心办坏事、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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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的前世今生

雍和宫全景

如今，位于北京东城区的雍和宫是这“四九城”里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每天都吸引着众多虔诚的信徒来此礼佛，同时也有更多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到此参观。雍和宫除了是寺院外，它还有另一个别名——“潜龙福地”，因此从这里走出去了两位皇帝——雍正和乾隆。

雍和宫起初并不是寺院，在明朝的时候它就存在了，不过当时是给宫里的太监居住的地方；大清入关之后，这里就又改成了内务府的官用房。清朝有一个规矩：除了太子以外的其他皇子，成年之后就要离开皇宫，在宫外建立自己的府邸。据《清宗人府事例》记载，康熙将这里赐给了成年后的皇四子雍正，作为他的贝勒府。后来，雍正晋升为雍亲王，这里也就成了雍亲王府。

清朝祖制有规定，不同级别的皇子府邸有不同的规模、配备等等，也就是说，此时雍亲王府同以前的贝勒府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地方不便，但是装修档次、奢华程度则是大幅提高。不过，它真正迎来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雍亲王成为帝位的继承者，这座曾经的府邸虽然不再用来居住，不过也有了新的身份——雍正皇帝的行宫，并正式将其赐名为雍和宫。

虽然雍和宫的身份此时大不相同，但是继位后的雍正因为几乎不会有机会在这里居住，所以并没有将其大肆改建，而是直到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后它的外貌才变了样。当时，乾隆将父亲的遗体停放在这里，而雍和宫为了迎接棺椁，其主要殿堂原来的绿色琉璃瓦全都改为黄色琉璃瓦，其规格与紫禁城一样。雍正的灵柩就停放在他生前居住过的永佑殿，因此，后来这里一直供奉着雍正的影像，所以这段期间就被称为“影堂时期的雍和宫”。

直到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才正式改为喇嘛庙，并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这里的一切事务。其实，早在“影堂时期”雍和宫就已经成为藏传佛教黄教喇嘛颂经的地方了。之所以会把雍和宫改为寺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雍正本身是信佛之人；另外，乾隆出生在这里，而雍正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继承皇位，因此可以说雍和宫出了两位帝王，按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就是佛。于是就这样，雍和宫成了寺院，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雍和宫的香火之所以一直如此旺盛，除了是“福地”外，它最初接待的香客也都不是一般人。当年乾隆皇帝是每年都要来此礼佛的，他去世后这就成了一个规定，日后的皇帝每年都至少要到雍和宫来礼佛三次，包括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五乾隆的诞辰、农历正月初三的忌辰，以及五月的夏至节皇帝到地坛祭拜后也要再到雍和宫拈香拜佛。

未“子凭母贵”如何得到雍正青睐

虽然野史上对乾隆的生母有诸多的猜测，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的生母确实是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为什么会说“几乎可以肯定”呢？这是因为对于这位孝圣宪皇后的出身，历史上也是存在争议的。甚至在清朝后期还有学者专门质疑过此事。

当时，在长沙有一位名叫王闿运的学者认为，乾隆的生母虽然是钮祜禄氏，但并非正史上所写的“出身显赫”。据他在《湘绮楼文集》中介绍，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实际上是承德人，家庭条件不好，13岁的时候跑到北京来，后来混入应选秀女的队伍中，成为当时应届的秀女，最后被分配到了雍亲王府当婢女。一次偶然的机会，被雍亲王所宠幸，因此怀孕生下了乾隆。这个说法最大的漏洞就是，清朝选秀女的制度是极其严格的，而八旗门卫制度更是相当森严，随随便便一个从承德跑来的小丫头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混入秀女当中？所以，王闿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虽然钮祜禄氏不可能是混入秀女群中的，但是关于她的身世在正史上确实存在一些疑点。在《玉牒》上清楚地记录着，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是由凌柱之女、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所诞。钮祜禄这个姓氏在满清算得上是大姓了，在满语中，“钮祜禄”是“狼”的意思，这不是说这个姓氏的先祖是凶猛之人的意思，其实狼是满族前身女真族的图腾之一，女真人对狼极为崇拜，因此会以其为姓氏，可见“钮祜禄”也是满族最古老的一个姓氏。钮祜禄氏家族在女真及满族当中都出了很多有名的人才，例如孝圣宪皇后的曾祖父额亦都。

额亦都是满清王朝开国五大功臣之一（其他四人为：何和礼、费英东、安费扬古和扈尔汉），同时也被赐予“巴图鲁”称号。额亦都年纪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被仇家所杀，他13岁就将杀害父母的仇人除去为双亲报仇了，19岁的时候就跟随当时只有22岁的努尔哈赤，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与其分开过，时常护卫努尔哈赤左右，成为他最得力的部将；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后，额亦都隶属于镶黄旗。额亦都共有16个儿子，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小儿子遏必隆，他与鳌拜、索尼、苏克萨哈同为康熙朝四大辅臣，他的女儿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是康熙册封的第二位皇后。

巴图鲁

巴图鲁，满语是“勇将”的意思，明朝时女真人即开始使用此称号。后来成为清朝政府的一种荣誉封号，得此封号就是“勇将”、“能干”之意。

而乾隆的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的祖父是除遏必隆外额亦都其他的一个儿子，不过大概此子在这些儿子中并不出名，所以历史上的介绍少之又少，同时他这一脉的子孙也无法同遏必隆一脉相比，明显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到了钮祜禄•凌柱的时候几乎已经承袭不到什么爵位、官职了，早就没有了先祖的英勇之态。凌柱的女儿确实是当时的秀女，被指婚给了还是贝勒的皇四子胤禛。钮祜禄氏刚刚进入贝勒府的时候身份也不高，仅仅是格格身份。

格格

这里所说的格格并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公主”、“郡主”的意思，实际上入关前，满洲的亲贵们将没有名分的小妾也称为“格格”顺治入关，仍用此称号；到康熙时期，后宫定制，格格才从皇帝后妃中消失，但王府仍用此称谓。

虽然钮祜禄氏的出身不高，但至少其祖辈还是相当显赫的，其家族也是不容小觑的，但是根据清宫档案的记录中，她的出身是存在疑点的，似乎连这样的背景都没有。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有这样一条记录：“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这是在雍正登基后册封后宫妃嫔的旨意，而此事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上做记载的却是：“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谕旨汇编》中被册封为“熹妃”的是格格钱氏；而在《实录》中被册封为“熹妃”的则是格格钮祜禄氏。“熹妃”是不可能由两个人来担任的，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格格钱氏和格格钮祜禄氏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人。如果照此说法的话，那么乾隆的生母孝圣宪皇后很可能并不是出生在钮祜禄氏家族的女孩，而是一个出身更加卑微的女人，因为雍正登基后就将四阿哥弘历确定为了皇位的继承人，因此其生母的身份不能太寒酸了，更加不能是汉族女人，所以认了凌柱为养父，这样她就有了满族的身份以及相对较好的出身。

以上的这种猜测不管是不是真实的，总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乾隆的生母在雍正的众多妻子中身份并不高贵。那么根据清朝“子凭母贵”的规矩，乾隆显然并不符合这一要求。虽然雍正的子嗣并不多，能够活到成年就更少了，但是当时可供他选择的继承人也并不是只有弘历一人，还有年长8岁的三阿哥弘时以及与弘历同岁的五阿哥弘昼。尤其是弘时不但年龄是最大的，其生母李氏原为雍正的侧福晋，其出身也好于乾隆的生母，但是为何弘历会特别受到雍正的青睐，早早就被确定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呢？这一切大概是缘于一场“牡丹丛中的邂逅”。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一天，当时还是皇四子的胤禛正在府邸潜心礼佛，突然接到了父亲康熙皇帝传召他入宫的旨意。这次入宫对于胤禛来说就像是一次命运的转折，他不但从贝勒的身份晋升到了亲王的爵位，康熙帝更下旨将畅春园北一里开外的一座小型花园赏赐给了胤禛居住，这就是圆明园的前身。

康熙皇帝特别喜欢牡丹，已经在畅春园中的小花园居住了10余年的胤禛，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春天邀请父亲来此欣赏牡丹，康熙欣然而往。就是在这次由牡丹促成的聚会上，康熙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孙子弘历。此时弘历已经十岁了，康熙对这个孙子赞不绝口，甚至将其接到宫中抚养，并亲自教授、指点其课业，在康熙50多个孙子当中，这样的恩宠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前面介绍过，晚年时期的康熙实际上一直都活在恐慌当中，他一方面担心自己的亲生骨肉会谋夺王位，同时也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皇位继承者。但是，眼前的弘历却让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眼前一亮，他的出现大大地安慰了康熙为此事而备受煎熬的内心。

因此有很多学者都认为，雍正之所以能够继承大统很大的原因是康熙看中了弘历，他把大清帝国交到儿子胤禛的手中，实际上是把这个帝国托付给了孙子弘历，他看好的是帝国长远的发展。所以，与其说是雍正选中弘历做他的继承人，不如说是康熙亲自挑选了他一手创立的盛世的未来主人。

不过也有人认为，康熙与孙子弘历的这次牡丹丛中的邂逅，实际上是雍正有意安排的。总之，无论是偶然之举还是刻意安排，可以肯定的是弘历在少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才华与智慧，这一点才是决定他未来命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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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福气的皇后

在大清历史上，能够登上皇后宝座的女人寥寥不过几十个，其子能够登上皇帝之位，自己有机会成为皇太后的更是少之又少。这其中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孝庄皇太后，也有手握重权却备受争议的慈禧皇太后，但是她们却都称不上是最有福气的女人，这个头衔非乾隆的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莫属。

孝圣宪皇后

孝圣宪皇后同孝庄、慈禧一样，其实并没有真的登上过皇后的宝座，她这个皇后的头衔实际上是后来追封的，谁让她生了个好儿子能够成为未来帝国的主宰者呢？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说她是最有福气的皇后，钮祜禄氏几乎经历了整个康乾盛世，她算是相当高寿之人了，终年86岁，而且她这一生受到了帝国三代帝王的恩宠。

康熙帝作为钮祜禄氏的公公，对这个儿媳妇也是曾经大为称赞的。当时，康熙第一次看到弘历后，对他极为偏爱，更接到宫中抚养。临行之前，康熙也特别召见了弘历的生母。当时，钮祜禄氏不过是雍正府上的格格，并没有觐见康熙的资格，但是因为儿子她得到了这次特别觐见的机会。康熙帝在看到钮祜禄氏本人后一直称赞她是有福之人，看来康熙帝果然是金口玉言。

钮祜禄氏进入雍正府邸时的身份虽然不高，但实际上她还是比较得丈夫宠爱的。据说，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得了当时流行的传染病，病情非常严重，几乎到了有可能丧命的地步。因为病情是会传染的，因此府中身份较高的福晋、侧福晋是不能亲自伺候雍正的，而钮祜禄氏却一直在雍正身边煎汤熬药、殷勤侍奉，将雍正照顾得无微不至。等到雍正康复后，便对她十分钟爱，钮祜禄氏第二年就生下了四阿哥弘历。再加上弘历得到康熙特别的喜爱，钮祜禄氏也因此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更加特别，所以，雍正的皇后乌喇那拉氏死后就是由她代皇后职，统摄后宫的。

乾隆继位后，钮祜禄氏被尊为崇庆皇太后。乾隆是非常孝顺的帝王，他对母亲敬爱有加、百依百顺，“晨昏问侍，扶掖安辇，极尊养之，隆祝厘让，善至于终身”。乾隆的孝顺不仅仅是对母亲“有言必遵”或是舍得为母亲花钱，更重要的是他虽然政务繁忙，但经常会陪在母亲身边。乾隆每次出宫巡行、拜谒东陵或是打猎，几乎都会带着太后同行，与其左右不离。而太后的生日更是办得一次比一次隆重，特别是在太后八十大寿的时候，已经60岁的乾隆还愿意为博得母亲的开心，不惜彩衣蹈舞，这份孝心确实罕有，所以说，钮祜禄氏称得上是最有福气的皇后了。

“正大光明”背后的美好时代

在乾清宫的正殿，高悬着一块“正大光明”匾。这块匾额上的字原本出自顺治帝之手，起初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随着雍正建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后，这块匾额就成为清朝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匾额后面所藏匿的小匣子，不仅关系着整个王朝日后的走向，更决定了皇子们未来的命运——匣子内的诏书将公示谁会成为日后帝国的继承者。这种立储的方式，使得皇子们无法知道谁是皇位的继承者，也相应地减少了他们之间的争斗。这一制度是雍正创立的，他也是第一个实行之人。

“正大光明”匾

雍正刚刚登基，就将他早已经选好的继承者的名字放入了匣子里，然后高悬在“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虽然，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都不知道皇帝到底写了谁的名字在上面，但是，当时政局的走向太过明显，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能够笃定，雍正所选择的继承者一定是得到康熙赞誉的四阿哥弘历。

而对于弘历来说，当他的名字安然躺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这段日子里，大概也是他人生中最为快乐、潇洒的一段光阴了。此时的弘历正值青少年时代，他不必像父亲和祖父那样失去童年、少年时代的惬意时光，反而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父亲的特别保护。雍正的皇位得来不易，想要做好更加不容易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为了自己这不能与任何人说的野心而不得不格外的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并没有从康熙那里得到很多的父爱，当时对太子寄予厚望的康熙大概眼中除了未来的继承人外，也并没有对其他的儿子有过太多的关照，毕竟这位千古一帝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他的儿子也确实是不少。同时，雍正也没有获得太多的母爱，他被生下来后就从亲生母亲身边抱走交给其他妃嫔抚养，而亲生母亲对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十四阿哥的疼爱显然是大大超过了这个面冷、阴鸷的四阿哥。

这些过往的经历，对于雍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他跟在康熙身边，最直接地体会到了父亲年少登基所面对的巨大压力，朝廷内外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诸多隐患、问题等着父亲的裁决。大概雍正就是因为明白自己与父亲在童年、少年时代都有着极大的缺失，因此想要将这份空白弥补给最宠爱的儿子弘历，希望他在面对未来的压力前，先有一段舒心的日子过。所以说，乾隆在走进紫禁城还未登上皇位的这段时间里，享受到了父亲、祖父甚至是曾祖父顺治都未曾享受过的美好。

雍正一方面尽可能地维护弘历的继承权，让他可以免受皇子夺权斗争之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这位帝国未来主人的培养与教育。康熙是相当重视皇子们的教育的，这点对雍正的影响也很深，因此他对于弘历的老师自然挑选得格外严格、认真，这样可以帮助弘历在登基之时具备足够的资格。

早在藩邸时期，雍正就聘请了翰林福敏教育弘历、弘昼两兄弟。等到雍正继位之后，仅仅是福敏一人已经不能承担教育未来皇帝的工作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弘历身份变得特殊，雍正希望有更好更优秀的老师帮助他做好继位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弘历本身极其聪慧、好学，知识学得快、记得快，进步得也很快。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雍正在大臣当中挑选了四位无论是品行还是学问都堪称佼佼者之人来担当此职，他们是徐元梦、朱轼、张廷玉和嵇曾筠。为此，雍正还效仿汉人的规矩，在懋勤殿举行了肃穆庄重的拜师礼，让弘历正式拜这四位名臣为老师。在弘历的眼中，老师虽然有四位，但是他最为敬重且终身念念不忘是则是朱轼朱老师。

懋勤殿

懋勤殿，取“懋学勤政”之意，位于故宫西南，这里是皇帝的书斋雅室。殿内悬有“基命宥密”匾额，是乾隆皇帝的亲笔御书。皇帝常在此读书，批阅奏本及鉴赏书画，还经常与儒臣在此谈古论今，作诗赋词、铺纸研墨、挥毫丹青，这里因而呈现出儒雅的文化氛围。

朱轼

朱轼（1665～1736年），号可亭，因此乾隆也称他为“可亭先生”他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居官廉洁，刚正不阿，世人颂其“束其励行，通经史百家”。

弘历虽然在福敏的帮助下，饱读经史子集，但是福敏学问有限，弘历跟随他并不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但是，在朱轼的教导下，弘历才开始消化、吸收那些曾经困扰着他的晦涩语句，千余年积累下来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此刻才真正的在弘历面前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朱轼所为他讲解的那些儒家经典对他影响极深，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为君之道都令弘历获益匪浅。乾隆后来评价这位老师的学问造诣之深时说：“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另外，朱轼也是一位有名的清官，他的言传身教都极大的影响这这位未来的皇帝。

弘历本身就喜欢读书，所以这段勤学的经历并没有使他觉得痛苦，反而是他少年时期极为高兴的一件事。最值得弘历庆幸的是，此时的他并不是孤单一人，还有与他感情最好的弟弟弘昼一直相伴。弘昼与弘历同年，只相差几个月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母都是雍正藩邸的格格，因此他们从小相伴，九岁时也是一起跟随福敏学习的，在懋勤殿的拜师典礼上，也只有弘历、弘昼二人。后来，康熙的二十四皇子允皉和平郡王福彭才先后奉旨到此读书，成为弘历另外两个同窗。

在这四个年龄相近的皇族子弟中，弘历是读书最认真也最用功的一个，他每天上完课后，并不急着和弟弟或是二十四叔一起游戏，而是回到自己的小书房里继续诵读、研习。弘历天分高，又肯用功，自然是这四个人中学问最好的，不但老师们对他赞不绝口，就连他的同窗也是极为佩服的。弘昼曾说：“吾兄于问寝视膳之暇，每有所得，发为文词。日课文一首，虽退居私室，亦不敢自懈，手披心绎，欲力追古作者。”平郡王福彭的评价更高：“皇四子问安视膳之余，耳目心思一用之于学，考合古今，微论同异，虽单词只义必条分缕析，铢黍弗差，每为文，笔不停辍，千言立就，而文思泉涌，采翰云生。”此时，弘历“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这对于高高在上的皇族的阿哥来说是极其难得的，也难怪祖父康熙甫一见他就顿生好感。

少年时期的这段读书时光，对于弘历日后登基确实是极为重要的，他通过跟随这些汉儒名师的学习，使得其思想更倾向于儒家的“仁政”与“德治”，他坚信帝王之道“以德不以力”，所以，乾隆登基之初的施政纲领与父亲雍正截然不同，他更加宽仁，努力调整父亲严猛政治留下来的后遗症。同时，弘历也主张“宽”是有限度的，“柔懦”与“刚暴”具有同样大的危害。所以，乾隆的帝王之术是将“宽”作为一种手段，同时宽严相济，二者相互调和，均不过度。

青年时期的乾隆朝服像

作为皇储的这13年里，弘历除了读书外，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了更为广泛的兴趣爱好。乾隆一生所钟爱诗文书画也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养成的，他跟随专人学诗，而仅大他半岁的二十一叔允禧则是皇族之中杰出的书画家，尤其擅长山水画，飘逸、雅致。弘历经常与允禧切磋绘画之道，令他获益匪浅。此外，他对于狩猎、围棋、古玩、品茗等等也有着极大的兴趣；与祖父康熙一样，弘历也对西洋物品饶有兴趣。读书之余，这些爱好大大地丰富了他的皇子生活。这段时光对于弘历来说是难得的轻松、惬意的10年，但是随着父亲的离去，随着“正大光明”背后秘密的揭晓，随着一个庞大的江山落入他手中的一刻起，也宣告着这段美好时光的结束，从此以后他再不是皇子弘历，而是大清王朝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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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王爷——弘昼

弘昼

雍正子嗣不多，能够活到成年的就更少了，这一点对于乾隆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毕竟在皇位的争夺上他少了很多竞争者。在雍正成年的子女中，乾隆与五弟弘昼的关系最亲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同岁，从小到大在一起读书作伴的时间最长，另外一点则是与弘昼的个性有关。

历史上提到这位爱新觉罗•弘昼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给他戴上一顶“糊涂王爷”的帽子。弘昼是雍正的第五个儿子，因为长子和次子早夭，所以实际上弘昼只有两位兄长，弘时与弘历。虽然，弘历是康熙、雍正两位帝王肯定的继承者，但是作为年纪最长的弘时对皇位一直没有死心，也曾想要与弘历在皇位的争夺战中一较高下。但是，雍正对于选择弘历做继承者的决心是很坚定的，在这件事上他是绝对拥护弘历，并不惜为他扫除皇权道路上一切阻碍。

对于两位兄长之间的皇位争夺战，弘昼不愿被卷入，因此只能采取一种装糊涂的保身之策。他常常会有一些疯疯癫癫不合时宜的言语和行为，世人都认为他是一位荒唐王爷。据说，弘昼非常喜欢办丧事，他常说：人都是会死的，这没有什么好忌讳的。所以，他就让府上的家仆给还活得好好的自己办丧事，然后在一旁看着别人在“祭奠”自己的时候大哭，他就觉得很有趣。

大概是丧事办得太多了，历史上对于弘昼之死也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他还是在晚年的时候避无可避地卷入一场皇室风波中，结果管了自己不该管的事，惹怒了乾隆，将他三尺白绫赐死。但是，这一观点也是来自野史传闻而已，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史书对于弘昼之死写得很清楚，他是生病而死。

弘昼死前确实是犯过错的，但是乾隆只是罚了他三年俸禄而已，这对于亲王来说，并不算是很重的惩罚。而且，弘昼病重期间，乾隆还曾亲自去探望过他。据弘昼的八世孙、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讲述，当时弘昼还曾求乾隆赏赐自己这个和亲王为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不过，乾隆并没有答应。但是，他对这个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弟弟还是格外恩宠的。按照清朝的规定，除了铁帽子王外，其他的爵位后人在继承的时候是要降级承袭的，但是弘昼之子永璧袭了一代和亲王爵位，永璧死后，他的儿子才降级改袭郡王位的，从这一点上看，弘昼也不可能是获罪而死的。

第二章　文治武功全面开花

宽严相济的驭臣之道

乾隆确实是相当幸运的，他既没有像祖父康熙那样，小小年纪就要背负起整个帝国兴衰的重任；也不必像父亲雍正那样，等了三四十年才登上皇位，仅仅当了十余年的统治者就离世了。乾隆接管下皇权的接力棒时是25岁，正是一个人最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具有无限可能与希望的年纪。同时，乾隆的幸运还在于他的父亲早早就为他继承大统铺好了路，在他之前的清朝历代帝王，无论是皇太极、顺治、康熙还是雍正，他们哪一个的皇位都来得极为不易，新旧政权交替时也都充满了剑拔弩张和腥风血雨，唯有他享受到了雍正秘密立储制的优惠，毫无波澜、正大光明地成为帝国的新主人。

乾隆的幸运还远远不只如此，经过先祖们的努力，如今的大清国早就不是位于辽东的小小属国，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真正的统治者；再加上，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勤勉执政、精心经营，交到他手上的大清国正是一个如日中天、等待着攀上顶峰的盛世大国，乾隆要做的则是带领整个帝国走向更大的辉煌。不过，年轻气盛的乾隆毕竟不甘于享受祖宗福荫，做个庸庸碌碌的守成君主，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执政方针，他要让这个国家深深的打上“乾隆”的标签，上任之初，他就为这个帝国带来一股宽仁的风气。

雍正是一位极其严肃的帝王，他起早贪黑地勤勉执政，因此也就对臣子有着更高的要求，他们稍有不慎犯下过错，得到的一定是帝王毫无情面的严厉责罚。雍正如此严苛并不是没有原因，康熙留给他的就是一个因为过于宽容、放松而变得有些走样的王国。只是，雍正有点儿矫枉过正，他以铁腕政策在最初用来矫正康熙末期过于宽松的朝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却没有掌握好“严政”的度，闹得朝野上下、百官臣子人人自危。所以，乾隆刚一登基就展现了他仁慈宽和的一面，由此来矫正雍正朝过于严猛的政治走向，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即位之初掀起的一股“翻案风”。

乾隆为了缓和雍正造成的紧张的政治局势，因此上台后赦免了很多当时由雍正定罪之人，如被判死刑的岳钟琪等人。他更为很多获罪被贬的皇室中人恢复名誉和爵位，这其中还包括当初雍正夺权路上的政敌允禟、允禩。后来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时候，他还为多尔衮翻案昭雪，恢复了其王爵。乾隆的这些举措在当时对于缓解雍正朝紧张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稳定整个王朝的局势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为自己这个刚刚登基的新君主树立了宽厚仁爱的好口碑。

岳钟琪

岳钟琪（1686～1754年）清朝名将，雍正年间，因刚愎自用，坐失战机，致使准噶尔入犯哈密，因而获罪，被夺官下狱，乾隆二年得释。他一生戎马，平西藏，定青海，抗击新疆准噶尔部的分裂反叛，功勋卓著，终清之世，汉族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唯他一人。岳钟琪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乾隆赞誉“三朝武臣巨擘”。

不过，乾隆不是一味的宽厚、忍让之人，这个年轻的帝王骨子里实际上是非常坚强、决绝的，当他发现过于宽松的执政之道使得某些大臣开始钻空子的时候，他立刻就展现出了松弛有度的一面。乾隆初年，新帝王宽仁的一面虽然缓解了朝廷的紧张，但是很快就发生了令所有帝王都头疼的党派之争——以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代表的满汉两派官员斗争激烈。

鄂尔泰

张廷玉

对于粉碎朝堂之上官员结党营私、各党派之间相互争斗的恶习，雍正皇帝的铁腕手段是富有成效的。在雍正朝期间，大臣们不敢专擅结党，更不敢互相赡徇，没想到他刚刚过世，党派之争立刻死灰复燃，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局势。机敏的乾隆很快就嗅出了朝堂之上这股非比寻常的斗争风气，他立刻警觉，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驭臣之术。面对相互拆台的鄂尔泰与张廷玉两派，他不是放任不管，更没有偏向一派去打击另一派，而是同时给予他们严肃的警告，全部采取抑制的手段，让他们始终保持平衡，避免了朝臣之间更大的分裂。

鄂尔泰被雍正帝誉为“不世出之名臣”，他算是大器晚成之人，在40岁之前仕途很不顺利，只是当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官职，就在他自己都认为自己这辈子没指望的时候，雍正继位了，而且对他十分欣赏，从此仕途一片大好，后来甚至官拜保和殿大学士，更位居首席，盖过了入阁多年的张廷玉。张廷玉的仕途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其父就受到康熙帝的恩宠，官拜大学士之职。雍正继位后，张廷玉更是以汉臣的身份受到清廷一代鲜有的殊荣，他先是居内阁首辅又兼任首席军机大臣，后又与鄂尔泰一起恩准身后“配享太庙”。这对于臣子来说可是莫大的荣耀，大清开国百余年来，只有武勋王扬古利、怡贤亲王允祥等12人能身列太庙，其中更是没有一个汉臣。

配享太庙

配享太庙是清朝时期对有功臣子的极大嘉奖，清朝太庙的配享殿有东西两殿，东殿供奉宗室、外藩诸望王，如睿忠亲王多尔衮、怡贤亲王胤祥等；西殿供奉有功大臣，如乾隆时期的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等。

不过，鄂尔泰与张廷玉却没有珍惜这份难得的荣耀，反而闹起了门户之争，因为他们都是权倾朝野的重臣，下面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也都纷纷权衡利弊后各自加入不同的阵营。对于鄂尔泰与张廷玉来说，眼前的乾隆皇帝显然是个仁慈宽厚的君主，而且在年纪上，他们也是乾隆的父执辈。他们大概认为乾隆是好欺负的，所以更加无所顾忌地上演党派之争。他们这样想就是大错特错了，乾隆宽厚却绝不软弱，他骨子里的强硬绝不在父亲之下。当乾隆对这两位老臣的容忍到达限度的时候，他就开始出手。

乾隆先是下了一道极为严厉的谕旨，警告所有大臣不要胡乱揣度、妄想逢迎权臣，甚至直接质问群臣：“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你们把鄂、张当做大有权势之人，那把我这个皇帝看做什么？”聪明的大臣已经意识到，皇帝是绝对不会允许朋党与自己争权的，雍正朝血腥镇压朋党纷争的阴影恐怕又要降临了。

对个大臣发出警告后，乾隆又开始逐个击破鄂尔泰与张廷玉，首当其冲的是鄂尔泰。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还不到20岁的时候就进入军机处，成为国家中枢官员。但是他行为不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涉及国家机密的奏折他竟敢漠视除皇帝与具奏人之外绝不可有第三人知道的规矩，反而与鄂派干将仲永檀私下讨论。这件事被乾隆得知后，十分震怒，将此事交给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会同亲王大臣共审。所有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敷衍了事，很快就审出此事是由鄂尔泰幕后指使的。于是，乾隆借此机会严重打击了鄂尔泰一党，他虽然念及鄂尔泰是朝中要臣并未因此将他革职，但经此打击后，鄂尔泰从此小心翼翼，没几年就病死了，鄂派因此再不可能兴风作浪。

而张廷玉的小辫子就不像鄂尔泰这样好找了，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张廷玉最后还是栽在了这“一失”上。当时，张廷玉已经感觉到自己并不得乾隆的宠爱，再加上皇帝一再以警告“朋党”复萌之名，严词训诫过他和鄂尔泰，于是，乾隆十三年，他提出了告老回乡的愿望。君臣这次的交谈并不愉快，乾隆并没有准许他的要求。后来，大概是看他确实年纪大了，乾隆也心有不忍，因此同意了他归乡，但是张廷玉一直担心身后配享太庙这件事，于是又千方百计地让乾隆承诺会批准这个恩典。

当时，张廷玉的所言所行已经近乎要挟，乾隆心里十分反感，认为他这是得陇望蜀，不过乾隆还是仁至义尽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按规矩，张廷玉应该向皇帝谢恩，结果他只派了自己的儿子去谢恩，本人竟没现身。这算是犯了忌了，也让乾隆抓住了申斥他的把柄。乾隆于是命军机大臣写旨问他：“你到底想回乡还是愿意承受配享恩典？”不过，这道旨意拟好后当天并没有下，结果第二天张廷玉居然得到了消息，一大早上就跑去向乾隆告罪，显然其中是有人向他泄密了。除乾隆外，知道这道旨意的仅有两人——傅恒与汪由敦。傅恒与张廷玉素无渊源，绝无可能；汪由敦是张廷玉的门生，显然是他将消息透漏出去的。乾隆这回抓紧了张廷玉一党的小辫子，借此机会大力打压张党，还取消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恩宠，让他灰溜溜地回老家去了。乾隆成功地打压了前朝重臣的党派之争，也令朝野上下对这位帝王另眼相看，绝不敢有轻慢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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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要替抗清名将翻案

乾隆即位之初，掀起了一股翻案风，这股风气不仅涉及被雍正治罪的大臣以皇家子弟，更涉及明朝的大臣——抗清名将袁崇焕。而这位大清国的皇帝，为一个曾经抗击自己的前朝大将平反，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袁崇焕

袁崇焕原本是明末时期的文官，后来改为武将，他镇守山海关与辽东，阻挡清军入关，最后却被冤枉落得个通敌叛国之罪，被崇祯皇帝下令凌迟处死。可以说，袁崇焕是大清的死对头，当时死在他手下的八旗子弟不计其数。历史上有人认为他之所以会获罪就是因为清政府用了反间计，使崇祯对袁崇焕失去了信任，令他含冤而死。没想到，100多年后，乾隆却要为袁崇焕翻案，还把他的远方玄孙子接到京城做官。乾隆此举令很多人不解，甚至有人以为他是闲着没事干。

像乾隆这样精明的皇帝，绝不会因为心血来潮就为一个前明的抗清大将翻案，他这样做是有自己特殊的目的的。那乾隆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讲一件与替袁崇焕翻案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贬低钱谦益。

钱谦益原本是明末时期的大学士，在南明小朝廷官居要职。清兵兵临城下时，他却率先投降，更利用自己在文人中的号召力，力劝大家投降清廷，以此向大清邀功。不过，清朝给他的官并不大，还不如他原来的官位高，钱谦益做了没几年，觉得没意思就辞官了，此后居然摆出了晚明遗民的姿态。

乾隆在替袁崇焕翻案的同时，对钱谦益的著作大肆查封，甚至骂他“不齿为人”，还命人写了很多诗来嘲笑钱谦益。其实从对大清的贡献来看，钱谦益绝对是高于袁崇焕的，但是到了乾隆这里，对二人的褒贬整个掉了个儿。乾隆这么做不是在比较谁对大清的功劳大，而是在赞扬忠臣、贬损失节之臣。他这样做就是要告诉满朝文武，只有做忠臣才会被尊重，叛臣就是“猪狗不如”。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乾隆独特的驭臣之术。

重农恤商，大力发展经济

我们现在都知道，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乾隆之所以能够把康乾盛世推向顶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当政时期的经济是空前发达的。据有关数据统计，乾隆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0％以上，这就意味着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财富加在一块也没有大清朝多，即便到了乾隆在世的最后一年，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中心，生产及出口能力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乾隆重视经济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乾隆时期空前的经济繁荣与父亲雍正为他打下的好基础是分不开的。雍正继承皇位的时候，康熙留给他的不过是一个空有其表的盛世帝国而已，国库空虚使他处处捉襟见肘，为此，雍正大力改革，推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到了乾隆时期，他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这些惠政，摊丁入亩、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屯田垦荒等措施的实施，终于给这个庞大的帝国赢得与它身份相匹配的财富。

大清发源于辽东黑水之间，这原本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但是自从他们入关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后，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尤其是大战过后，留些了很多荒芜的土地，于是鼓励垦荒，让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有家有业是聪明的统治者为发展农业想出的好办法，康熙、雍正两朝都是积极奉行这项政策的，乾隆亦然。雍正二年，全国可耕面积仅683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扩大到741万余顷。

为了发展经济，乾隆不遗余力地巩固农业的根本地位，登基之后颁布了多道“务本足国，首重农桑”的旨意。以前，贵州遍地都是桑树，虽然当地居民会利用这里桑树来养蚕，但是却不知道如何纺织，于是，乾隆就责令地方官员向其他省市招募养蚕纺织的高手到本地去传授经验，教当地人如何纺织，增加收入。乾隆不仅把这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方式用在养蚕这一件事上，他也要求南北方农民相互学习耕种技术。例如，乾隆派南方有经验的老农到北方去传播甘薯的种植经验，并对于表现出色者给予极大的奖励。

乾隆把在青少年时期认真好学的精神也发挥到了帮助农业发展上，他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传播先进种植技术的做法，使乾隆时期传统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耕种方法、灌溉、施肥还是选种都有提高和改良的地方。乾隆还在各地推广种植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这样即便是遇到大灾之年也能保证人民的口粮供应。

与历代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思想不同，乾隆则采取了一系列的恤商政策，鼓励正当经商，这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乾隆规定商人到一些粮食收成不好的地方去销售粮食时可以减免一定的税务；另外，他也允许百姓贩运少量的食盐，这在雍正时期是绝对不允许的。

乾隆这一系列重农恤商政策的实施，使纺织、制磁、采矿等增加国家收入的行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为农桑事业的大力发展，手工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各地的能工巧匠都不甘落后的改进手工技术及生产工具，工艺更加复杂、精巧，且能使工场扩大生产的织丝机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同一时期的制磁业也达到了清朝前期的顶峰，景德镇的瓷器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等方面的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享誉世界的精品，直到今天依然有着极高的评价。而清朝的矿冶业中以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到乾隆时代中期，其产量最高达一千数百万斤。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乾隆也没有忘记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他一直坚持着清初顺治、康熙提出的“永不加赋”思想，竭尽全力地改善税收制度，减轻百姓生活负担。他在推行摊丁入亩政策的同时，又提出了减免天下钱粮的政策。乾隆在刚刚即位的时候，就颁布了一道旨意：全国上下无论哪个省份的老百姓，如果有拖欠国家钱粮超过10年以上的，只要经调查属实，赋税就可以豁免。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大的惠政，大大减轻了普通人家的经济负担。此外，像这样减免赋税的行为，乾隆时期屡见不鲜。乾隆时代减免钱粮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堪称空前，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时期，他曾先后5次豁免全国一年的钱粮，3次免除江南漕粮，累积减免的税银多大两万万两，差不多相当等于整个国家五年的财政总收入。

漕粮

古时候，朝廷在征收田赋时，既征粮食，又征银钱，总称为钱粮。最初是在唐德宗时期，杨炎提出“两税法”改变只征实物（粟帛）的办法，规定钱粮并征，以后就把田赋叫做钱粮。宋、元、明、清各代，或折征银钱，或征收粮食，但一直沿用钱粮的名称。漕粮则是明清时期政府向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山东、河南等地征收的税粮。

乾隆的惠民政策还包括兴修水利。乾隆皇帝继位时，全国多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前后对黄河、淮河、京杭大运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等进行治理。他经常委派朝廷重臣实地考察这些工程的进展情况，另外，他本人六下江南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亲自督促水利建设。乾隆这样做，不但减轻了水灾、保证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交通运输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兴修水力也帮助清朝向鼎盛迈出了极大的一步。

如果总结乾隆时期在经济上最重要的两项惠民举措的话，一个是减轻赋税，另一个就是赈济灾民。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老百姓的生存方式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靠天吃饭。一旦老天爷不给面子，无论是发洪水还是干旱，都能置百姓于死地。水旱灾害可以在一瞬间夺走人民一年甚至是几年辛辛苦苦劳作得来的成果，无数人背井离乡，严重的更是饿殍遍野，老百姓为了生存甚至还会卖儿卖女。这些灾难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巨大的痛苦，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则是巨大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好灾民的问题，聚众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常有的事。

在这个问题上，乾隆称得上是一位关心受灾百姓的帝王，一旦发现灾情他都会想尽办法缓解，保障百姓的生活。乾隆时期，坚决杜绝官员谎报、隐瞒灾情，一旦发现类似事件处罚起来绝不手软。乾隆即位后一直十分重视各省督抚关于灾情的奏报情况，出现灾情后他要求各地官员要首先关心百姓的生计，想尽办法将损失降到最低。乾隆二年（1737年），他派宫中侍卫到灾区调查赈灾情况，根据侍卫的回报，对不尽力赈灾的官员大加申斥。受灾情况一经查实，乾隆就会根据受灾严重的程度减免当地的赋税。

此外，他还要求官员要通过各种渠道平抑灾区的米价，稳灾民情绪，减少社会矛盾。这一点对于受灾地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就避免了很多不法商人趁机勾结官员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乾隆三年（1738年），他下令免除了临清、天津二关，及通州、张家湾等处码头的米税，又允许开海运，鼓励商家将米运往灾区，保证灾区粮食供应，不会出现哄抢等情况的发生。对于根本就买不起米的灾民，乾隆也会免费发放粮食，例如，乾隆二年（1737年）山东出现大旱时，很多贫苦的百姓没有粮食吃，乾隆就按照成人与儿童不同的标准由国家出钱购粮发放给他们，对于特别贫困的农民足足发放了3个月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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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帝王的重农抑商思想从何而来

乾隆为了发展帝国的经济，主张“重农恤商”的政策，这与之前绝大多数帝王所具有的“重农抑商”观念完全不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点不同，帮助乾隆将帝国的经济推向了顶峰。那么，古人为什么会有重农抑商的观念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农业不但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同时也是整个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信奉“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将重视、大力提高农业发展当做是永恒的使命。而最先提出“重农抑商”说法的就是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著名的改革家商鞅。

商鞅

商鞅

商鞅（约前395～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他原是卫国人，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商鞅在秦执政约20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但是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商鞅被车裂而死。

商鞅受到秦孝公的重视，准许他在秦国实行变法。当时的秦国非常缺少种植农作物的人，相比较而言，城市商业的活动却十分兴盛，这种情况对于依靠农业的封建国家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的。针对这种社会弊病，商鞅提出了“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在抑制商业发展方面，商鞅对商人加收重税增加他们的负担，以减少从事商业的人数；同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造成“农逸而商劳”的现象，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也对盐铁实行专卖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商人牟取暴利的机会。商鞅的这一系列的“抑商”政策的实质就是为了调整农、商人口比例，而并未真正在政治上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

战国时期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是从政治层面提出了“抑商”的理论。韩非子在他著名的《五蠹》中指出：商人是对耕种生产毫无益处的社会“五蠹”之一。这样一来，他就从根本上贬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由此继承了商鞅的抑商政策，从而进一步减少从事商业的人数。韩非子的这一理论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认可，他下令将商人的身份降低到与“治狱吏不直者，诸尝捕亡人、赘婿”等身份低贱者同级。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重农抑商”的思想正式流行起来。

韩非子

韩非子（前281～前233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原是韩国贵族，后被秦王嬴政赏识来到秦国。因为受到李斯的嫉妒，向嬴政进谗言，因而被毒死。“五蠹”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韩非子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

多次平定边境，维护民族统一

乾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此乾隆时期可谓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同时，经济的兴盛也帮助帝国成为绝对的军事强国。我们所熟悉的晚清政府是懦弱无能的，面对西方列强豺狼般的侵略，统治者却无力还击，只知道处处退让，甚至还要割地、赔款，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过，清初的几代统治者则仍然保留着祖先在马背上的彪悍与英勇，当他们面对叛乱、分裂时所表现出的态度是异常坚定与强硬的——决不允许有任何的破坏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康熙、雍正都坚决抗击所有侵犯到民族统一与国家完整的行为，这也正是一个王朝兴盛的标志。

对于这一点，乾隆也同样十分重视。在他当政的时间里，虽然没有像祖父康熙那样御驾亲征，但是每每发生到威胁民族统一、侵扰边疆的事情时，他都是坚决给予还击、绝不手软。晚年乾隆曾经总结自己一生的“十全武功”，这“十全”指的就是在乾隆朝所平定的十次战争，包括：1747年平大小金川；1755年平准噶尔部叛乱；1757年再平准噶尔部；1759年平大小和卓叛乱；1769年平缅甸；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8年平台湾；1789年平越南；1791年平廓尔喀；1792年再平廓尔喀。

十全武功

乾隆晚年自诩为“十全老人”，实际上他所指的这十次战役有一些是凑数的，还有一些也并不是出于正义的目的，例如缅甸、安南之役损兵折将，最后对方慑于满清帝国的强大主动议和才勉强找到了台阶下；两征金川虽然有较大意义，但损失巨大，胜之不武。

乾隆将这些战争全部当做是自己的功绩予以炫耀，当然是有吹嘘和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乾隆的确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对于维护民族统一一直持极其坚定的态度。所以，我们通过这十次战争可以看出来，乾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极为重视和关注，无论什么人想要以什么形式破坏边境稳定、民族团结，他不惜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稳定。他在《国朝宫史续编》坚定的表态：“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而乾隆一生确实也是一直维护着“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信念，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他一直效法康熙恩威并施，武力镇压叛乱的同时更积极寻找更好的治理方式。

我们都知道，西藏问题一直困扰着清初的统治者，从康熙到乾隆，鼎盛时期的三代君主都花费了相当大的心血在处理西藏问题上。西藏之所以会有如此频繁的动乱波折，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蒙古对西藏的长期侵扰，蒙古多信奉黄教，而西藏则是黄教宗主所在，因此蒙古各部都想通过控制西藏借助其宗教上的影响来控制整个蒙古；其次，西藏各教派之间的斗争长期存在，且越演越烈；最后，历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管理并不到位，实际上有名无实，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雍正帝才设立了驻藏大臣，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而到了乾隆登基的时候，经过了康熙、雍正两代君主的大力治理，西藏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但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其中所存在的隐患和不安定因素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西藏问题依然是困扰康、雍、乾三代统治者的难题，摆在乾隆面前的担子一点儿都不轻，要想推进王朝走向更鼎盛，西藏问题绝对不能轻视。

乾隆始终明确地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他也一再强调：“藏地关系甚要”并且不厌其烦地对大臣反复强调，西藏问题处理不好，特别是与达赖、班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对于国家来说是莫大的危险，因此，乾隆一再要求大臣们要秉承他的旨意，妥善处理涉藏问题。为了更好解决这个历史难题，他事无巨细地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同时也耐心地寻找时机果断处理，推进西藏问题更快更好地得到处理。

乾隆在位的60年里，他在解决西藏问题上做得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部对西藏的侵扰。乾隆八年和十二年，准噶尔部两次打着赴藏礼佛的旗号想要施行自己不轨的企图。乾隆不能严令禁止准噶尔部一行，但是他也做好了一系列的防范举措：限定礼佛人数；派官兵护送以此达到监视的目的；礼佛期间要有官兵陪同，准噶尔部之人不得单独接触联系。这些要求遭到了准噶尔部的不满和抗议，但是乾隆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有作出丝毫让步。此外，他还多次拒绝了准噶尔部派人请西藏喇嘛到准部的要求，只准他们向京城里的喇嘛学习；又拒绝了他们向达赖喇嘛请安的要求，这样就隔绝了准噶尔部与西藏之间的联系。

乾隆十五年，藏王珠尔默特派人潜入准噶尔部，想要得到准部的兵力支持自己的叛乱，并同意称准噶尔台吉为汗。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准部的乾隆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于是立即派人以此定罪，以叛乱的名义将其家人全部处决。当时，准部正陷入内乱之中，并没有能力侵扰西藏，再加上乾隆处理得及时、果断，从而化解了这场危机。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时候，乾隆出兵伊犁，并借此机会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变乱，至此彻底解决了准部对西藏的威胁。《清史稿》上记载：“（乾隆）二十二年，荡平伊犁，始永无准夷患。”

此外，乾隆也一直在寻找着解决西藏管理混乱上的方法。藏王珠尔默特阴谋叛乱的时候虽然被驻藏大臣所杀，但其部下余党却将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害死，乾隆借此机会，彻底废除藏王制度，确立达赖喇嘛为政教合一的代表，与驻藏大臣一起共同治理西藏一切事务。不过，此时达赖喇嘛的地位是绝对凌驾于驻藏大臣之上，西藏在管理上还是存在漏洞的，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才彻底完善了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工作。

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进攻西藏，乾隆于1788年和1792年两次派兵反击廓尔喀的进攻。第一次清军作战不利；第二次乾隆下定决心要平定此乱，清军在大将军福康安的指挥下，翻越喜马拉雅山连续作战，终于打败了廓尔喀军，成功地保卫了西藏的完整。乾隆并乘此机会于五十八年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地位平定，同时以“金瓶挚签”的制度来确定达赖和班禅的转世灵童。由此，加强了大清帝国对西藏的管辖。

乾隆时期清朝疆域图

廓尔喀

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部落，位于首都加德满都西北，它起源于14世纪的北印度月亮族契托尔王朝。乾隆时期，廓尔喀两度入侵西藏，最终被清军打败，甚至还反攻到廓尔喀首都阳布附近，从而迫使廓尔喀向清朝5年朝贡一次。这一从属关系很稳定，一直持续到1908年尼泊尔彻底为英国控制，英国禁止廓尔喀向清朝朝贡，廓尔喀因此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藩属国。

总体来说，在边疆的经营上，乾隆的格外用心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他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加强中央对南疆的管理；另外，他不惧与沙俄开战的威胁，帮助土尔扈特部东归，成为清朝历史上的一大盛世。正是有了清初康雍乾这三代帝王对边疆问题的重视以不懈的努力，及至乾隆时期，清朝的疆域从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北到恰克图（贝加尔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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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缘何得名

现在我们提到西藏这个地名，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我国的西南边陲，青藏高原西南部的这片壮齐雄伟、资源丰富，创造出了丰富灿烂民族文化的神奇土地。但是如果我们在清朝以前提到“西藏”这个地方的话，那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说的是哪里了，因此西藏这个地名是在清朝以后才确定下来的。

“西藏”一词在汉语里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那么它到底是因何而得名，目前专门从事西藏问题研究的学者也没有准确的定论。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对这片土地以及在这里生活的藏族同胞的称谓一直在变。藏族地区第一次建立政权是在7世纪的时候，松赞干布用武力降伏了古代羌人和羊同各部落，然后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些（今拉萨）。虽然按照藏族的历史，松赞干布是第三十三任吐蕃国王，但是因为在他即位之前，藏族文字还没有创制出来，所以很多说法都不能判断真伪。

文成公主入藏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松赞干布统治以后吐蕃迅速崛起。松赞干布制定了法律及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创制文字。另外，他还重视与今天的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交往，使得佛教开始传入吐蕃；他同样重视与唐朝的交往，我们所熟知的文成公主入藏就发生在此时。但是，松赞干布之后，吐蕃与大唐及周边地区多次发生冲突，频繁的战争急剧消耗了吐蕃的国力，使得吐蕃由盛转衰。尤其是到了8世纪末9世纪初，吐蕃内部矛盾激化，皇室内部成员争斗加剧，最终使吐蕃出现分裂。

元朝时期，中央政府统一西藏地区，并在此地设立一系列的军事机构。因此在元代，西藏地区属于“西域”范围，政府总称西域为西蕃，实际上今天所说的西藏是西蕃的一部分，这是西藏一词出现的第一步。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其实，从《清实录》上记载来看，直到康熙三十九年的时候，朝廷对西藏的称呼还是比较混乱的。

但是，在康熙四十八年，《清实录》上第一次出现了“西藏”一词，后来随着清政府与西藏关系的不断加深，西藏一词开始反复出现在君臣议事之中。当时，西藏所指的是“西面的藏”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后为“西藏”。1721年，清军成功驱逐了扰乱西藏的准噶尔部，康熙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正式将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就一样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文化大繁荣

帝国兴盛的标志除了有发达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外，与之相匹配的繁荣的文化也是同样重要的。乾隆很小就开始接触儒家文化，他的汉文水平极高，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所表现出来的对汉文化的兴趣及积极学习的态势，都对整个清帝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笼络汉人知识分子，他在即位之初就效法康熙举行了博学鸿词科考试，招揽有能力、有学识的汉族人入朝为官。每次外出巡行，乾隆都会亲自接见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统治期间，修纂了百余种书籍，不但完成了从顺治朝就开始编纂的《明史》以及康熙下令编写的《大清一统志》外，更重要的是由他亲自倡导并编纂完成的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图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很好地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对后世意义重大。

《四库全书》

乾隆之所以想要修纂这样一部庞大的巨著，并不是心血来潮，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文学成就。乾隆三十七（1772年）的一天，安徽学政朱筠向皇帝提出了关于《永乐大典》散佚的问题，因此得到了乾隆的重视，他认为有必要以国家的名义将所有散佚的书籍汇编到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存面临失传危险的珍贵书籍。于是，乾隆就下令各省寻找、采集图书，将其与所有辑佚书和武英殿的官刻图书汇编到一起，并起名为《四库全书》。这就是乾隆决定开始这个浩大工程的初衷。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图书七八千种。可惜，《永乐大典》完成后在历史上常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如今存世仅800卷。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量是极其大的，为了能够更好的完成任务，乾隆决定将整个编纂工程分为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皇帝决定编纂图书开始，书籍的征集工作率先进行，整个征集工作一共历时7年，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结束。其间，为了鼓励民众积极献书，乾隆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方法，例如，根据献书的数量，国家会相应地奖励一部珍贵的书籍；献书超过百种的人，就会获得乾隆皇帝的亲笔题咏，以示嘉奖；另外，还会在全书的提要中写上献书者或者藏书者的名字。大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奖励措施，图书的征集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并得到了当时很多私人藏书家的支持。

第二步，整理图书。从民间、宫廷等处收集到的所有图书并不是都可以被选入《四库全书》之中的，需要对它们进行筛选，哪些是合格的图书，可以抄写到《四库全书》中；哪些是特别珍贵的图书，不但要抄写还应当加刻广泛流传；还有哪些图书是不合格的，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只能放入存目中。这一工作是由乾隆挑选出来的专门工作人员——四库馆臣负责的。另外，对于应抄和应刻的书籍，还要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选择最好的一个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对入选书籍的内容作批注和修改，这一工作必须由校官提议、纂官认可、总纂官确定，然后报由皇帝亲自同意才行。

第三步，抄写底本。选拔专门的人员负责《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其人员主要是从乡试落地的考生中挑选字迹工整、干净之人。为了保证工作进度，先后共选拔的3826人负责抄写，同时还规定了每人每天需要抄写的字数，以5年为一个期限，按照抄写的多寡来评定等级，并授予不同官职的嘉奖；而对于抄写不合格的人员也有相应的惩罚制度。赏罚分明，使得《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顺利展开，每天都有至少600人在抄写书籍，这样就保证了每天至少抄写60万字。

第四步，检查校订。为了保证图书的准确，每册图书都要有专门的校订人员，乾隆还指定了明确的校订条例，规定：在誊写的过程中出错的情况，每错一字记一过；检查出原本错误，每找到一处记一功。整个校订工作分为分校、复校两步，然后还要再次抽检，直到完全没有问题才能最后装潢呈报。

明确的分工、合理的安排，保证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了保证全书的质量，乾隆对于负责编纂的官员也是精心挑选的，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此外，当时很多有名的学者如汉学大师戴震、史学大师邵晋涵、文学大师姚鼐等都参与到了这项工作中，鸿才瀚海会聚一堂、盛况空前。乾隆专门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来完成这项工程，编纂的官员们考虑到全书必定数量繁多，于是提议按照春、夏、秋、冬四季不同颜色分别装潢经、史、子、集，其中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月白色、集部为灰黑色，这样方便日后检阅。

纪昀

纪昀（1724～1804年），也就是纪晓岚，著名学者，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者。纪昀亦是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处称“阅微草堂”，其藏书呈献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者达105种，1868卷，入存目41种。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1773年正式开始，直到1793年才全部完成，历时20年，耗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鲜有，也只有在“康乾盛世”这样的强大国力及资金作为保障情况下，才得以完成这一文化盛举。乾隆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南北七阁的藏书楼来存放《四库全书》，而且每阁所存放的图书都钤有玺印，以示珍贵。

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其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为秘本。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古代大量优秀的文献，其中更是不乏孤本、善本、秘本以及失传很久的书籍，在古籍整理方面给后世学者以很大的帮助。国学大师季羡林评价此丛书时赞誉“嘉惠学林，功在千秋”。但是，也有学者称乾隆修纂《四库全书》却令“古书亡矣”。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到：“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由此可见，《四库全书》虽然有功，但是同样有过。

乾隆编纂丛书最初虽然是因为《永乐大典》辑佚，但是在搜集图书及编纂的过程中，却全毁、抽毁和删改其中对清政府统治不利的书籍、言辞，大批的文献因此而被毁或篡改。另外，如吕留良、顾炎武等比较有骨气的文人因为不服从清朝的统治，其著作遭到打击和焚毁，而那些愿意臣服清廷的作家的作品则受到重视。同时，《四库全书》将儒家经典放于四部之首，而轻视科技著作，更把西方现代科技视为“异端之尤”，“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对于那些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则持排斥态度，这样就造成了《四库全书》上的不足和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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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今何在

乾隆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费时之长，耗资之巨在中国文化史上都称得上是一件盛事，对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其间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乾隆所下令焚毁、篡改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如今，《四库全书》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经历过政局动荡、战火频仍后，这部丛书也同样遭遇了“前书”被焚毁以及散佚的命运。乾隆曾经为了保存《四库全书》而仿照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而修建了“南北七阁”，包括“南三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以及“北四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那么今天这七阁极其所藏书籍是否还在呢？

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修建完成，第二年位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也修建完成，由两淮盐政负责将领到的部分《四库全书》收藏于其中。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文宗阁所收藏的丛书首当其冲，部分图书遭到英军破坏；及至天平天国运动发展到江浙时，文宗阁与文汇阁内的所有图书均化为灰烬。而杭州圣因寺内的文澜阁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修建完成，1861年天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时，部分丛书散佚。所幸得到当地藏书家收集残余，但仅保存下来1/4。抗战时期，这些图书曾运至青木关躲避战火，胜利后运回浙江，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位于紫禁城内的主敬殿后殿的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第一部《四库全书》收藏于此。民国时期，藏书交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33年，日军入侵华北，这些书籍被运至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后转运至蜀中；抗战胜利后，运至南京；后几经辗转，目前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南北七阁中的文渊阁（左）与文溯阁（右）

文溯阁位于辽宁故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成，第二部《四库全书》收藏于此。1914年，运至北京保和殿保存；1925年，沈阳当地的教育人士欲办图书馆，又将丛书运回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假借“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直到1945年战败，它们才回到中国人民手中；1966年，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为了保护书籍安全，林彪下令将其秘密运至兰州，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内文津阁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成，1913年由国民政府将其中收藏的书籍运到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交由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而且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位于圆明园的文源阁则因为1860年英法联军的焚毁全部化为灰烬，就连文源阁的遗址如今也找不到了。

历时三朝的万园之园——圆明园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供奉神像，摆置异兽，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这个仙境就是大清王朝盛世的象征，经历康雍乾三代帝王之手才最终得以完成的皇家园林，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

圆明园复原图

这段精彩绝伦的描写出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之手，1861年，当他得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行后，将其称为“两个强盗的胜利”同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它汇集了一个民族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这是一个震撼人心、尚不为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亚洲文明的倩影。”

位于中国北京西北海淀区的圆明园，是一组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由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组成，通称为“圆明三园”。圆明园规模宏伟，融会了各式园林风格，运用了各种造园技巧，被大多数中国园林学家认为是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作品。圆明园于1709年正式动工建园，距今已经300多年了。

最初，圆明园是康熙皇帝恩赐给雍正的一座花园，并亲题园额“圆明园”。雍正皇帝解释“圆明”二字的含义时说：“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可见寓意。

当时圆明园的规模甚小，只有300余亩。雍正帝即位后，开始分别向东、西、北三个方向扩展，首先在原赐园的南面增建了宫殿建筑，使之成为兼具听政功能的园林。在他主政时，圆明园也利用多泉的沼泽地形修建了许多大中型水景，并筑造河道，叠石造山，形成山水层叠的格局。雍正帝命名了园中二十八景，如“牡丹台”、“杏花馆”、“字殿”等。1725年得秋天，雍正正式搬进圆明园。这里从此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个离宫。面积达到了3000亩，在它的周围，24000名皇家卫队日夜巡逻，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严禁入内。

18世纪中期，大清帝国拥有空前的财富。史无前例的圆明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从乾隆即位开始，新一轮的圆明园扩建持续了9年，形成了乾隆帝钦定的四十景，并命画师绘画修饰，此即《圆明园图咏》。在圆明园建成之后，其东面和南面又先后兴建了两座附园，即畅春园和绮春园。因此一般统称为“圆明三园”或“圆明园”。

长春园始建于乾隆三年（1738年），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落成。绮春园则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由许多亲王、公主赐园合并而成。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相对独立又互相连通，总体上以圆明园为主，因此一般统称为“圆明三园”或“圆明园”。至此，圆明园的营建才全部完成。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珍宝馆、皇家博物馆、艺术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同时它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

乾隆皇帝在位60年，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并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绮春园。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不论从建筑的布局、收纳的珍宝，还是艺术造诣各方面来说，乾隆朝时期的圆明园都称得上是“世界园林的典范”。第一次来中国的法国人王致诚在参观了圆明园后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印象：“中国皇帝的离宫，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极宏伟和美丽，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它相似的东西，中国人在建筑方面表现出来的千变万化、复杂多端，令人难以置信，我唯有钦佩他们的天才，我不得不承认，和他们比较，我们又单调又缺乏生气。”

圆明园集中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粹，融会了东西各种建筑风格，大量运用对景、障景、借景、透景等空间处理技巧，会聚各种造园手法，堪称是中国园林艺术之顶峰杰作，被西方国家称作“东方凡尔赛宫”。圆明园的设计思路模仿了中国南方迷人的自然风景，并再现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意境，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时，圆明园中也有大清帝国西学东用的影子——大水法。

西洋楼及大水法

大水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喷泉。18世纪中期，一些来往于大清宫殿的欧洲人告诉乾隆，法国凡尔赛宫的水法建筑名声显赫。在乾隆看来，大清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理应拥有媲美凡尔赛的水法建筑，于是，他就想在圆明园东边一块狭长的地带造一座豪华的西洋花园——西洋楼。

西洋楼是中国皇家宫苑中的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和园林，由意大利人郎世宁于公元1750年开始修建。在郎世宁所组织修建的西洋花园中，规模最大的欧式建筑便是位于花园中央的一组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喷泉——海晏堂。一天24小时中，12个生肖动物每隔两小时依次轮流喷水。中午12点钟，12只动物则一齐喷水。清宫档案中说，所有的喷泉同时打开的时候，洪水般的声音，几里之外都可以听到。而史籍中记载的这些生肖喷泉则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圆明园十二兽首”。

不过圆明园的这些胜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领略了。当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大兴土木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剧烈的变革在西方已经发生，东方的大清帝国却依旧按照2000年前的模式运转。1799年，89岁的乾隆在梦中离开了人世。仅仅40年后，英国就用武力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堂而皇之的倾销鸦片，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1860年，为了攫取更大的殖民利益，英国和法国联合组建了一支远征军，他们长驱直入，直达北京。10月18日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文物珍宝，并纵火焚烧圆明园。那些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宝，足以表彰往日的风格和辉煌，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被世人看到。目睹伟大的离宫被毁，就连随行的西方传教士都不禁黯然伤心。从此以后，这座一个多世纪以来为无数人向往的宫殿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两夜，包括圆明园在内，5座皇家园林都化为灰烬。当英法联军离开后，身后只留下一片空旷的土地，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和焦土。黑色的烟雾遮天蔽日，就像圆明园不散的阴魂。

圆明园遗址

将近一个世纪的积累，无数的工匠日夜劳作，为圆明园的设计建造奉献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康雍乾三代帝王更是岁岁营构，日日修华，浚水移石，费银千万，广纳天下至宝，收于园中。圆明园，这座昔日的旷世园林，奢华的帝王离宫，如今只剩下一片片铭刻了屈辱历史的瓦砾堆。玫瑰台、海晏堂这些曾经的盛景，只能留存于历史的回忆里。今天，每当提起圆明园，我们都不禁慨叹“爱新觉罗”这个满洲第一大家族的成长与没落，更会反思中国5000年封建王朝的兴盛与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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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十二兽首今何在

圆明园兽首中的猪、猴、虎、牛

1985年的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私人花园旁来了个奇怪的中年男人，连续几天这个男人都盯着花园水池旁的虎、马两个铜像看上好久，久久不肯离去。几天后，这个中年人敲开花园主人的门，提出自己很喜欢花园中那两个铜像，想要买下它们。无意中他又发现了主人浴室中竟然还有一个牛首的铜像被挂浴巾用了，于是，他提出要买下这三件兽头。花园的主人虽然觉得这个陌生中年人的请求很奇怪，但是，在他诚恳的要求下，最终还是卖给了他。这个中年男人是美国一家古董店的老板，他经过几天的认真观察终于确定，这几个铜像可不是普通意义的铜像，而是100多年前，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中有名的十二生肖铜像。

保利艺术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由国有企业出资兴办的博物馆。博物馆中的青铜艺术品、石刻佛教造像艺术品最为丰富。这次拍卖是让兽首回归祖国的一次绝佳机会，同时为了不被国外买家将其买走造成再次流落海外，保利艺术博物馆下定决心拍得兽首。经过激烈的竞拍后，三件铜首以总价2840万元人民币买了回来，其中，牛首700万元、猴首740万元、虎首1400万元。三件圆明园十二生肖铜首终于回家了。

2003年，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经过反复调查发现，猪首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博物馆借展，现藏于美国一位收藏家家中。这位收藏家出价600万元人民币，才肯转售，但一时之间基金会还拿不出这么多钱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澳门知名人士何鸿燊伸出了援手，猪首得以回归。2007年8月，何鸿燊以6900万元港币的天价将在苏富比上拍卖的马首拍下后，转赠给了保利艺术博物馆。至此，十二兽首中的牛首、猴首、虎首、马首和猪首已经回到了中国。

圆明园兽首中的鼠、兔

2008年10月，法国佳士得宣布将拍卖圆明园中的鼠首和兔首。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后，引发国人热议，并有近百人组织的律师团希望阻止此次拍卖，让这两件兽首能够以完满的方式回归。在索讨无果后，2009年2月25日，这两件兽首佳士得拍卖会上以每件1400万欧元共2800万欧元的价格被电话神秘买家拍走。2009年3月1日，兽首神秘买家——中国著名收藏家蔡铭超表示将不会付款购买兽首，将兽首事件推向高潮。鼠首和兔首目前仍流失在法国，而余下的龙、蛇、羊、鸡和狗五个铜首，从流失到海外的那一天起就杳无音信……

第三章　盛世背后却也危机四伏

六下江南埋下的经济隐患

历史上记载，乾隆同祖父康熙一样曾经六下江南，关于乾隆下江南的目的，野史上极民间传说上都说他是为了去探望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是陈世倌夫妻。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乾隆不可能是陈世倌之子，也就是说不存在探亲的可能。我们都知道，康熙下江南的目的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也说过：“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由此可见，乾隆也是为了河工之事才会六下江南。

例如，乾隆在1751年第一次下江南就视察了洪泽湖的水利工程，当时每年的夏秋两季，受到黄河水患的影响，洪泽湖的水位就会上涨，而高家堰到蒋家坝一段的黄河大堤上仅有3座水坝，因此经常会发生水灾。亲自看过并了解了真实情况后，乾隆同意再增加两座水坝，跟之前已有的3座水坝分别命名为“仁”、“义”、“智”、“礼”、“信”。这样就有了5座水坝来调节水患时期黄河水的流速和流量。乾隆还在后来的南巡过程中确定了“上坝的水位上涨一尺，下坝的闸门可以开到十丈”的规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效地确保了大堤及下游百姓的安全。

乾隆几乎每次南巡都会去浙江海宁，是因为这里是海宁的交汇处，而且一旦这里的海堤被冲垮，就会危及到整个江南的安危。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时候，浙江又一次临患水灾，但是关于堤坝是修建石塘还是柴塘，官员之间争执不休，一时之间无法决断。为此，两年后乾隆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亲自到达海堤修建现场，自己动手试验打桩。因为，海宁在历史上经常受到水患危害，早在汉代的时候朝廷就已经下令在这里修建海塘，日后历代政府均为简短过此工程。乾隆意识到，如果修建石塘的话，就必须把之前所建石塘往后移十余丈才能打桩，这样一来就一定会毁掉百姓的田地甚至是家园，这岂不是害了他们？于是，乾隆决定先修建柴塘，并每年都要用竹篓装上石头来加固。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乾隆一直没有忘记此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第五次南巡的时候发现这样加固并不稳，泥土被水流不断冲走，装石头的竹篓都露在外面了，因此乾隆又下令在不侵扰百姓的基础上，凡是能够修建石塘的地方都要改建成石塘；4年后，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时再次重申此令。

乾隆六次南巡五次视察了黄河治理工程，每次都要到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看看，并先后在徐州修筑了全长70多华里的防洪石堤大坝；四次视察了浙江的海塘工程，下令修筑公塘石坝，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繁华昌盛。

除视察水利之外，乾隆在南巡的过程中也极力笼络人心，对前来接驾的官员他都有所赏赐，尤其是对一些老臣嘘寒问暖，还赏赐了珍贵的人参、貂皮等物；而对当地百姓他都不同程度的减免了赋税；更重要的是江南是汉族文人汇聚之地，乾隆在南巡时多次祭拜各地孔庙，并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出题考试，取得好成绩之人立即授予官职，从中选拔了一部分实用的人才。另外，乾隆还在南巡期间多次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他也亲自展示了满洲历来所重视的骑射等传统技艺，向江南汉人展示大清帝国强大的力量。可惜，乾隆也有失手的时候，据嘉庆皇帝回忆，乾隆最后一次在杭州阅兵时，就曾因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成为笑谈。

当然，乾隆数次南巡也不仅仅是为了公事，他也是一个很会假公济私、贪图享受的帝王，因此野史中才有记载，说乾隆下江南是因为迷恋江南美景，于是将朝政丢给大臣自己跑到江南来休闲；还有民间传说乾隆风流成性，喜欢江南女子的温婉美丽，而清廷有规定是不准汉族女子入宫的，所以乾隆才大老远地跑到江南来快活。

这些传闻虽然不可全信，但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第一次南巡就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当时，乾隆刚刚即位不久，就听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于是打算借着巡游视察的借口饱览当地美景。他在出发前，派大学士讷亲前去给他探探路。讷亲是最不赞同乾隆南巡的人，他从江南回来后对乾隆说：“那里的风景也就一般，说是山不过就是大土堆；而且河道拥挤，运送粪便的船就停在两岸，到了中午臭气熏天。”乾隆了听了讷亲的回报，就打消了下江南的念头。直到，乾隆十四年，当地官吏为了讨皇帝喜欢，上奏请乾隆到江南巡查。此举甚得乾隆的欢心，于是，他半推半就，在两年后开始了第一次江南行。

讷亲

钮祜禄·讷亲（？～1747年），满洲镶黄旗人，钮祜禄·额亦都的曾孙，乾隆九年（1744年）巡阅河南、江南、山东诸省营伍，同时勘察海塘、河工，建言颇多；四年后，率禁旅督师讨伐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以师久无功获罪削官；乾隆十四年被斩。

与孙子乾隆比较起来，康熙的六次南巡真算是简朴的，他第一次南巡的时候昼夜行船，中间不作停留以免惊扰地方；而且多是住在地方官员的官邸，只修建了少量的行宫。而乾隆的江南行就铺张浪费不知多少倍了，虽然他一再下令禁止铺张，但各地官员为了讨好他，无不绞尽脑汁比心思、比排场、比花销。

镇江金山寺（原乾隆行宫）

乾隆下江南时仅供他自己乘坐之船就有5艘，制作极其精美，陪同的船队多达千艘，一路上的吃喝用度全部要沿途的官员事先准备好供他使用。从北京到杭州的一路上，沿途共修建的30个行宫，所费银两不计其数，甚至造成国库枯竭，给百姓带了极大的灾难。很多正直的官员都出言劝阻过乾隆停止南巡，却都遭到了他的斥责，甚至不少官员还因此被惩处及罢官。乾隆直到晚年才意识到自己南巡的错误，《清史稿》中记载，乾隆曾自己总结说：“我当皇帝的这六十年，自认为没有犯过什么大错，但是只有这六次南巡，好事办成了坏事，劳民伤财。”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乾隆南巡本来是打着视察河工的旗号，为了百姓着想，但实际上，他每次出巡所消耗的大量银两给地方百姓带来的困扰，其实已经超过了他所带来的福祉。更重要的是，国库因此枯竭，整个帝国迅速走向衰败，在他之后再没有一位帝王敢有如此奢华之举，因为大清朝的财力再也承担不起了。乾隆南巡留给人们是康乾盛世的奢华美谈，但是带给大清朝却是衰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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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下江南是否带美女回宫

在民间传说中，关于乾隆下江南的故事有很多，其中流传比较广的就有关于乾隆的风流韵事。据说，乾隆生性风流，每次南巡都少不了艳遇，甚至还曾不顾祖宗规矩而将自己在江南结识的美女带回宫中。有一次，乾隆下江南有皇后陪同，皇后就为了乾隆经常外出寻花问柳而与他吵闹，皇帝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命人将皇后遣送回北京。

当时随行的皇后是孝继纯皇后乌喇那拉氏，雍正时封为皇子弘历之侧福晋；乾隆即位后，初封娴妃；乾隆十五年册立为皇后；乾隆三十年随驾南巡，因忤旨截发失宠，提前送回京；同年被废皇后位。

关于乾隆在江南期间是否经常流连温柔乡，历史上虽没有记载，但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件就是乾隆确实是将随行的皇后打发回北京，这件事发生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第四次南巡时期，当年的《春季档》中就将此事记录下来了。另外一件可以肯定的是，乾隆的后宫之中确实是有来自江南的民间女子，此女子的入宫时间正是在第四次南巡之后。这名女子就是日后的芳妃陈氏。

据史书记载，陈氏是扬州人，父亲是普通的百姓，她在乾隆三十一年封为明常在，乾隆四十年晋升为明贵人，乾隆五十九年封芳嫔，嘉庆三年太上乾隆又将其封为芳妃。史书上记载，陈氏刚刚升为贵人时曾因为身在宫中多年，非常惦记还在民间的哥哥，于是就想派身边服侍的太监替自己回一趟家看看哥哥。太监说：“按照宫里的规矩，如果是看望父母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不允许探望哥哥。”明贵人就去找乾隆开恩，允许她派人去探望兄长，不过乾隆并没有答应，还将她训斥一番。

两年后，明贵人的哥哥跑到京城来，想要在此当差。总管内务府大臣得知此事后，将此事禀报乾隆，乾隆为此还下了一道旨意给两淮盐政，旨意上说：“我对宫里个妃嫔的亲戚管束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允许他们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生事。如果他们胆敢因为自己与我有姻亲关系而以皇亲国戚自居，给地方找麻烦，你大可不必给我面子，按照法度办理。”另外，在这道旨意中还提到了一件事：“陆常在是苏州人，你们要查明她是否还有亲戚在世，如果有一定要对他们严加管束。”

内务府

内务府为清代特有，是清朝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始设于顺治初年，其主要人员分别由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所属包衣奴仆组成。最高长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初为三品，雍正时期升为正二品，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都由内务府负责承办。

由此可见，除了芳妃陈氏外宫里还有一位来自江南的汉人女子陆氏——也就是后来的禄贵人。另外，乾隆虽然娶了汉人女子进宫，但是对她们的家人的管束是非常严格的，这样做一方面是以防其家人仗着自己是皇亲而欺压地方官员及百姓；另外，大概也是知道自己纳汉人女子入宫不太合适，不希望太多人知道此事。

“议罪银”写下王朝没落伏笔

乾隆在皇帝位60年，他将大清帝国带到了康乾盛世的顶峰，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统治期间，尤其是中后期，由于好大喜功、生活奢侈等原因给帝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甚至在他在位期间就因为人多地少而饿殍遍野，在京城之内常有许多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乞丐再抢饭吃；同时，社会矛盾异常激化，常有暴动和起义发生，例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发生农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甘肃、青海发生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起义，乾隆六十年贵州、湖南发生苗民起义，嘉庆元年（乾隆退位为太上皇的第一年）爆发了持续九年的白莲教起义。这一系列的农民反叛虽然迅速地将大清帝国推到了衰败的边缘，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吏治败坏。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神秘的宗教，源于南宋佛教的一个支系，崇奉弥勒佛，传说宋高宗绍兴三年由茅子元创立，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白莲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各派之间互不相属，教主独揽大权，父死子继；等级森严，教徒入教时举行一定仪式，交纳钱财，定期集会，烧香礼拜，宣讲经卷，教习拳棒，元明时期就多次被朝廷所禁。

乾隆中后期吏治混乱最突出的表现当属腐败成风。按理来说，乾隆惩贪之严绝不在其父雍正之下，而且他更加严格立法，以法律为依据惩治贪官，这一点不要说其后世子孙难以望其项背，就连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都没有他做得好。经过他调整的《大清律》将惩贪的条款全部记录其中，查实官员所贪银两在千两以上的话，一旦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就很难活着出来。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乾隆时期贪风之炽却与惩贪之严成正比例，朝廷抓得越严贪官就越多，这种怪现象的产生有两个最大的原因。

之所以会定银千两以上是因为白银一千两大概相当于一个县官一年的俸禄。

第一，乾隆驭臣有道，但他认为“用功不如用过”，喜欢任用、宠信那些虽然有着各种他知道的缺点、毛病但却容易被他掌控的官员，例如，乾隆四十五年查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但是乾隆却因为李侍尧曾经给自己孝敬过不少好东西，而且他确实是朝廷需要的有功有才之人而将其罪都免了；第二，乾隆时期有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制度——“议罪银”，从侧面鼓励官员贪污并帮他们找到减轻惩罚的方式。

李侍尧

李侍尧（？～1788年），汉军镶黄旗人，父亲李元亮担任过户部尚书。李侍尧在乾隆初年曾被乾隆接见，先后出任军机处章京、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等要职，为人精明干练，颇有才略。乾隆四十五年，因贪污获罪，史载他“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后来他出征台湾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

所谓的“议罪银”就是如果有官员做了什么错事，有过失的话，只要向朝廷交一部分的钱，就能减轻或是免去惩罚，而这笔银子则归乾隆所有，全部进入皇帝的私人腰包。现代学者纪连海在《正说和珅》中提到“议罪银”时说：“您要犯罪了，您拿一笔钱交到皇上这儿，然后乾隆一看，本来应该流放你10年的，算了，流放你3年，您把钱交我这儿就行了……这个议罪银制度好，您敢说您的一生不犯错误？所有的大臣还没犯罪呢，先把钱交给皇上。皇上，这是我的钱，我存这儿，将来我犯错的时候从这儿直接勾。您就甭朝我要，我都先存在您这儿了。”

正所谓“伴君如伴虎”，谁都知道自己指不定哪天因为个什么事就惹皇帝不高兴了，有了“议罪银”先把钱交给皇帝，一旦自己犯了事或是惹皇帝不高兴了，也不用太担心，皇帝看在自己交过的钱的分儿上，多少会担待点儿的。所以，议罪银制度在朝廷中是很受一些官员欢迎的，而乾隆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这样制度——不管什么说这样一来就有钱可以挥霍了。不过这个制度并不是乾隆自己的主意，而是他身边最大的宠臣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想出来的。

和珅

说到和珅，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他是乾隆时期最为得宠的臣子，关于他能够如此得到乾隆信任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他很会揣摩圣意，能够很好地了解皇帝心里到底想要什么。“议罪银”的提出就能看出来这一点，它毕竟帮助皇帝解决了缺钱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时期的几项伟大的功绩都离不开庞大的财政支持，仅仅是六下江南的开销就不是仅凭国库就能支撑的。和珅及时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帮助乾隆解决了眼前他最着急的问题，也难怪皇帝特别喜欢他。

和珅也凭借对乾隆的了解在其晚年更是达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当时的乾隆是比较孤单的，他很早以前就不再立皇后，其他的嫔妃地位较低，是不能轻易见到皇帝的，而少数还活着的皇子公主也大多住在宫外；那些他曾经赏识的官员在他晚年或死或告老还乡了，新提拔的官员则与他年龄相差悬殊，有代沟。不过这一切都因为有了和珅从中调停、上下沟通，才使得乾隆不至于寂寞难耐。另外，和珅能为皇帝背黑锅、为其奢侈的生活提供财源，别人办不成的事只有和珅能办，其实晚年的乾隆是离不开和珅的，也正因此，和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被称为“二皇帝”。

和珅也知道自己对于乾隆的重要性，因此他才敢放肆地做更多别人不敢做的事：揽权受贿、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和珅极其贪婪，他经常公开索贿，地方官员在给皇帝进贡时都会给他准备一份，所以，时间一长，和珅就积累起了巨额的家产。但是，他大概也是因为担心自己不知道哪天因为什么事惹得乾隆不高兴了，所以才想出“议罪银”这样一个方法，为自己的日后仕途平顺多加几道安全锁。

和珅这次“议罪银”的马屁拍得非常到位，也令乾隆极为舒爽。后来，内阁学士尹壮图实在看不下官场因此腐败不堪，整个帝国呈现出岌岌可危之态，于是就上奏乾隆，希望他能整顿吏治，废除“议罪银”制度。结果惹得乾隆非常不高兴，甚至差点要了尹壮图的命。其他官员看到尹壮图的下场，再也没人敢提一个不字，而和珅则更加得意。

尹壮图

尹壮图（1738～1808年），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因上书乾隆直言议罪银制为朝廷带来的不利而得罪皇帝。先是被判处斩刑，后乾隆免去了他的死罪，不久尹壮图就称故辞官回乡，直到和珅死后又被嘉庆皇帝重新起用。

其实，时至今日我们能够看到，尹壮图绝不是危言耸听，“议罪银”的坏处不胜枚举：首先，以钱赎罪破坏了国家法律的公正性，使得许多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违法乱纪，加剧了清廷的腐败；第二，“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们为了筹措“议罪银”只会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商人，造成社会动荡；第三，官员的录取也以敛财、行贿多寡为依据，行政能力被忽视，使得政府官员素质下降，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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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之死

和珅之所以能够得到乾隆如此恩宠，并非全都因为他善于揣摩圣意，了解皇帝心中所需，实际上，和珅并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他天资聪颖，小的时候就接受了正统的教育，且读书认真、成绩优秀，得到老师的称赞；他语言能力非凡，除满语、汉语外还会蒙语、藏语；年轻时候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在担任皇帝侍卫的时候，就得到了乾隆的重视和喜爱，从此仕途一帆风顺，直到乾隆晚年成为人们口中的“二皇帝”。

和珅虽然会讨好乾隆，极其善于玩弄权术，但其劣行也并不是遮掩得滴水不漏，至少被皇十五子颙琰看在眼里。乾隆后来将皇位让给颙琰，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皇权，朝中大事仍由他来决定。但是，乾隆年纪大了，很多事都要通过和珅来办，和珅则更加耀武扬威、专横无比。嘉庆帝却一直不动声色，如果有人说和珅不好，他还会维护和珅说：“我有很多事还要依仗此人，你们为什么要说他不好呢？”和珅因此也并未将嘉庆放在心上。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收拾和珅的刀才终于亮了出来。

起初，嘉庆命和珅负责乾隆丧仪大事；第二天正月初四，嘉庆就以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不用心而免去了和珅军机处大臣一职，命其昼夜守灵，不许出入，并派人监视他严禁与外界联系；初五这天，一众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和珅各项罪名的奏章；初六、初七，嘉庆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初九，在宣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将和珅革职并关押入狱，随后就开始了对和珅的会审及查抄家产；正月十一日，嘉庆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包括：欺骗皇帝、扣压军情报告、任用私人亲信、贪污聚敛钱财等，并命朝中大臣商议定罪；正月十五，在京的文武大臣奏请嘉庆将和珅凌迟处死，皇帝念在他曾任首席军机大臣，为顾全国家颜面而令其自我了断。嘉庆皇帝在处理完和珅后，除了其亲信受到处分外，而其他和珅保举的官员或是曾向和珅行贿之人，都不予追究，保证了政局稳定。

嘉庆皇帝

和珅称得上是老奸巨猾，他在官场多年，一直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而如今却在15天内就被新皇帝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称得上是盛极而衰。其实，自嘉庆登基后，和珅的家里就一直不顺，先是他最疼爱的小儿子仅仅两岁就夭折，没多久弟弟在军中染瘴气而亡；第二年，孙子也夭折；第三年，与他结发30年的妻子撒手而去；还不到一年和珅自己也命赴黄泉，最后只被儿子草草葬在河北蓟州。

英使来访打碎天朝上国美梦

1793年，乾隆皇帝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83个寿辰，这对于早已举办过极其隆重的八旬“万寿”庆典和“千寿宴”的乾隆来说并没有什么十分特别的。不过这一年的生日，他却过得并不平静，因为他收到了一份来自遥远的大不列颠的“贺礼”——乔治三世国王派出了多达800人的庞大访华使团来参加乾隆皇帝的这次寿辰庆典。

乔治·马戛尔尼和乔治·斯当东

乔治三世

乔治三世（1738～1820年），全名乔治·威廉·腓特烈，是英国及爱尔兰的国王，晚年被精神错乱所折磨。在他的执政期内，其强硬政治立场导致了北美殖民地的最终独立。

此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非常发达，他们迫切需要中国这个古老神秘、幅员广阔的市场。所以，英国使团这次打着为乾隆贺寿的旗号而来，但真正目的却是为了打开大清帝国的大门。此次来华使团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和乔治·斯当东男爵，他们乘坐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数艘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九个月才到达中国，在澳门外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靠岸，等候皇帝的召见。乾隆皇帝得知英国使团来访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并派出了长芦盐政徵瑞和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招待英国使团一行人。

得到皇帝的欢迎后，英国使团才离开澳门，从天津到达北京，在圆明园短暂休息后，就直奔乾隆寿辰庆典的举办地——承德避暑山庄而去。此次去承德的使团人员只有92人，乾隆本人早已经到达山庄，当使团到达的时候，他正站在花园的高台上观察这些人进行行宫之中。其实，乾隆本人对这次英使来访是相当重视的，清宫档案的《上谕档》中记载，皇帝亲自命令军机处制订了一系列接待方案，包括朝见、宴请、游览等各种活动。不过，这次使团来访的目的不简单，所以，双方自见面后就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

首先，在朝见是所要行的礼节上清廷与英使就产生了分歧。按照大清的规定，英国使团在面见皇帝的时候应该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但是，马戛尔尼认为这样做不符合英国人的规矩，是有损英帝国尊严的，他只愿意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乾隆对此非常生气，甚至说他们是没有教化的外邦人，如此妄自尊大，不值得优待。言外之意，已经有驱逐英使的意思。此时，马戛尔尼为了最终的目的不得不收敛态度，双方协商各让一步：在欢迎宴上英使可以行单膝下跪之礼，但在正式的寿宴上则要按照清朝的规矩行三跪九叩大礼。

双方达成共识后，乾隆态度有所缓和，命令和珅带领这些人游览避暑山庄的风景。而且英国在送上礼品后，清廷也给予了回礼。当时，英国使团所送的礼物都是英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之物，而清政府的回礼则是丝绸、瓷器、玉器等传统工艺品，两者相较，虽然中国的礼物价钱更高，但是英国显示出来的高超科技足以令清政府汗颜，只可惜乾隆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反而沉醉在受人敬仰的天朝上国美梦中。

马戛尔尼等人参加完乾隆皇帝寿辰的庆典后就启程回北京了，他们原本打算在这里过完春节才离开，但清政府有规定，所有外国使团在京城的逗留时间不能超过40天，因此他们也要离开了。马戛尔尼等人在离开之前想向乾隆递交一份英国国王的祝寿表文，并由西方传教士翻译好后呈送给乾隆亲览。乾隆这一看大为恼火，甚至急匆匆地将英使打发回国。

祝寿表

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表文，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

英使的表文上到底说了什么令乾隆如此生气，甚至还下了逐客令呢？原来，英国国王在表文中表示，希望可以派代表常驻北京。乾隆看后，已经察觉到英国使团这次来华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为自己庆祝生日，而是另有其他企图的，所以他严厉地拒绝了英国国王的要求，同时催促马戛尔尼等人赶快离开。

此时，马戛尔尼也认识到事态变得严峻，而他此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英国国王在他临走前还写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要他交给乾隆。如果表文上的内容还说得过去的话，看过英国国王的这封信后，乾隆就更加愤怒了。其实，早在承德行宫的时候，马戛尔尼就多次想通过和珅将这封信交道乾隆手中，都被和珅巧妙地回避了。后来，马戛尔尼按照信中的内容又自己重新写了一份，并千方百计地将其送到了皇帝的手中。

在马戛尔尼转述英国国王的这封信中写道：“希望皇帝可以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洋行买卖货物；请求对英商货物实行免税或减税；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使用……”可以看出信中的要求一条比一条过分，尤其是“在珠山或广州附近划割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使用”已经明显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其殖民扩张的目的不言而喻，乾隆皇帝看后自然断然拒绝，他明确地表示：中国的领土早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标示出来，无论是岛屿还是沙洲都在大清的版图之内，怎么可能说划分就划分。

嘉庆二十一年时，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使团访华，再次向清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次嘉庆皇帝因为英使不愿行三跪九叩之礼而直接将其驱逐出境，连提要求的机会都没有。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终以坚船和大炮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不仅如此，乾隆立刻将英国使团视为“危险分子”，不仅将他们驱逐出境，同时还派人一路护卫、监视，并要求沿途的官员严加防范，以防他们趁机扰民生事。得到乾隆皇帝如此坚决的拒绝，表示英国使团此次来访任务失败，不过这次东西方两大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和碰撞对双方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对于英国来说，他们见到了大清的富裕、官员的无能以及科技的落后，令他们更加希望可以找到机会打开清朝的大门，在这里获得更加丰厚的利益回报；而对于清政府来说，乾隆没有看到双方在科技上面的差距，反而只认定英国人企图不良，完全回绝了英国的所有要求，使大清失去了一次难得的与世界接轨的机会，同时乾隆坚定地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令双方差距越来越大，也注定了清政府日后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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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为何要“闭关锁国”

1757年，乾隆下达了一道圣旨给沿海各省，要求；除了广州之外，包括厦门、宁波在内的所有港口停止一切对外贸易活动。这道命令被称为“一口通商”政策，标志着清政府彻底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乾隆的这道圣旨被后人认为是导致晋代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最重要一个原因。

其实，最先提出闭关政策的并不是乾隆，早在顺治时期清政府就已经下达了类似的命令，当时闭关的目的是为了割断大陆居民与台湾郑氏之间的联系。当时清政府对于来华贸易的商船不许进入广州，只准在澳门交易，但是后来因为有郑成功占据台湾的抗清力量存在，清政府的出海禁令越来越严格。到了顺治十二年（1655年），闽浙总督要求沿海各省“无许片帆入海”；次年，清廷下达了“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无论官民皆要处以重罚；五年后，清政府就颁布了“迁海令”，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设界不得逾越。“禁海令”与“迁海令”不但严重影响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导致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

1683年，康熙皇帝收复台湾，第二年他就下达命令废止了“禁海令”，恢复海上贸易。当时，曾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康熙表示：“海上贸易不但能够增加税收，补充闽粤军队的粮饷，而且还能令沿海居民获得安养，利大于弊。”康熙年间，中国的海上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洲的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过均相继为清政府建立的贸易关系。清朝海上贸易的输出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而在双方贸易中大清一直处于有利地位。

开海禁之后，沿海每天都有人造船出海，清政府有因此担心太多人聚集海上，恐怕难以防范，于是又恢复了南洋海禁，10年后，雍正帝又下令再度开放南洋海禁。但是，到了乾隆时期，海上贸易率被禁止，直到“闭关锁国”令下，彻底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最终导致原本是世界科技强国的中国走向没落之路。

第四章　那些不得不说的皇家逸事

后宫三千，真心所爱只有一人

大概是受到野史和民间传说的影响，现代人在提起乾隆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将他冠上“风流天子”的名号，尤其是关于他六下江南时的种种有趣而生动的艳遇，在小说、影视作品中被描写得绘声绘色，难免令人印象深刻。乾隆是否真的如此风流，在江南期间周旋于各色美女之间呢？从目前我们掌握到的历史资料来看，这一点还是很难说清楚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乾隆至少是一位极重感情的皇帝。

乾隆曾经写过一首悼亡诗，诗中其中一句翻译成现代文说的是：“失去了你，即使拥有三宫六院，但是对着这些妃嫔却仿若虚空一般。”如此情深义重的一句话，很难看出是出自一位拥有无数妃嫔的帝王之手，可见乾隆用情之深已经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程度，除这名女子之外，后宫的妃嫔均非他心中真正的挚爱，而乾隆在诗中所说的失去之人其实是他的结发妻子孝贤纯皇后富察氏。

乾隆这首诗的原句为“九御咸备位，对之吁若空”，出自《教潘岳悼亡诗体即用其韵》。

孝贤纯皇后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后，同时她也是乾隆在皇子时期所娶的嫡福晋。雍正五年（1727年），乾隆还是皇子的时候，雍正就为他们在紫禁城内举办了非常隆重的婚礼；两年后雍正又将圆明园内的长春仙馆赏赐给这对小夫妻作为居所，可见雍正对于这位儿媳妇以及未来的国母也是非常满意的。此外，史书上记载，乾隆的生母也非常喜欢富察氏，在儿子众多的妻妾中，她对这个媳妇是最满意也是最恩宠的。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

乾隆一共册立过三位皇后，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是第一位皇后；第二位皇后是孝继纯皇后乌拉那拉氏，后来被废；而第三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生前并没有正式被册封为皇后，而是因为其子继位成为嘉庆帝后追封的。

富察氏确实有值得公婆及丈夫真心喜爱的资格，从清朝皇室最为看重的家世来看，富察氏的家族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上层社会里的名门望族。富察氏出身满洲上三旗之首的镶黄旗，家族世代官宦，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其先祖就率领部族归顺后劲，在同一东北、建立帝国的征战中屡立军功。祖父米思翰因为大力支持康熙撤藩的举措，因此极得康熙帝的恩宠，曾担任过议政大臣以及7年户部尚书，掌管国家财政支出；两位伯父马齐、马武在明珠、索额图相继倒台后权倾一时，甚至有谚语“二马吃尽天下草”来形容兄弟权力之大，雍正也曾称马武为“圣眷最渥之人”；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的第四子，官至察哈尔总管，掌管察哈尔八旗。

如果富察氏仅仅是有个好出身，或许能为她赢得嫡福晋或是皇后的位子，但是却不一定能够得到丈夫的真心敬爱与如此深情。乾隆在做皇子的时候除了这位嫡福晋还有侧福晋、格格等10位妻妾，他登基之后后宫妃嫔更是环肥燕瘦什么样貌的都有，但是只有这位富察氏皇后得到过乾隆多次写诗，诗中由衷赞美她身姿窈窕、风貌绰约，在后宫之中绝无仅有。不过，对于乾隆这样一位有学问、有深度、有作为的帝王来说，仅仅是外貌漂亮也不能得到他一生的深情。

除了相貌美丽外，乾隆对这位皇后称赞最多的则是她的品德修养及内涵性格，在皇帝的心目中她甚至是完美无缺、不可超越的，因此乾隆称盛赞富察氏“历观古之贤后，盖实无以加兹”。富察氏在身为后宫典范及辅助帝王方面做得确实是相当出色的，她虽然出身豪门，但是却很节俭，常常是佩戴最普通的通草绒花作为装饰品，平时很少佩戴金玉珠翠一类的奢华饰物。身为妻子，她对乾隆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尽心尽力的。有一次，乾隆生了一场大病，虽然经过诊治已经没有大碍了，但是御医还是嘱咐一定要好好休养百日之后才能完全康复、不留病根。为了更好地照顾乾隆，富察氏就搬到皇帝寝宫外面居住，亲自服侍乾隆百余天，直到皇帝复原如初后，她才又搬回自己寝宫。

乾隆之所以与富察氏关系最好，除了她是他妻子的身份外，乾隆还将她视为知己。有次乾隆要去关外出巡，临行之前与皇后聊天说起先祖在关外刚刚创建帝业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衣服袖口上的装饰并不是像现在宫里呈现的这样用金丝银线精工绣制的，而是用鹿尾绒毛搓成线所缝制的。富察氏听后就将此事记在心里，特别用鹿尾绒毛搓成线、亲手缝制了佩囊、荷包送给乾隆，以示不忘满人本色。乾隆见到皇后亲自缝制之物，非常珍爱，一直带着身边。

作为皇帝的妻子，孝贤纯皇后同时也是乾隆政治上最亲密无间的伙伴及拥护者，富察氏一直帮助皇帝分忧解劳，与他同甘共苦。当时，全国各地多处出现旱灾，乾隆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各地的降雨情况，每当下雨之时他都显得特别高兴，而后宫之中能够明白他心中所想的只有富察氏一人。因此，乾隆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取得的功劳分给皇后一份，他曾经说过：“帝国疆土广阔，我为了处理政事常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而后宫之事全靠孝贤纯皇后负责打理，帮我分忧。皇后极尽孝道，常陪伴在太后左右，承欢膝下；后宫之事，她都能处理得当，轻重缓急拿捏得很到位。因此，后宫无论是妃嫔还是一般宫娥都十分敬佩她、尊重她。这十几年来，多亏了有她的帮助，才让我免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在国事上。如果说今天我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全靠皇后的帮助。”帝王亲口出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对皇后最高的嘉奖与肯定。

不过，乾隆这段温馨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享受多少年，孝贤纯皇后很早就过世了。乾隆十二年腊月，乾隆与富察氏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皇七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此前，皇后已经失去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了。此次再次经历丧子之痛，对她的打击非常大，皇七子死后，富察氏也随之一病不起，直到次年二月才见好转。当时，乾隆正准备东巡，富察氏希望可以陪着皇帝和太后一起前去，乾隆也希望可以借着这次出巡让皇后心情变好、身体尽快康复，于是就答应让她同行。起初，皇后身体还不错，但是因为舟车劳顿，导致身体越来越差。她怕皇帝因此耽误行程，又恐怕令太后担心，所以一直强撑着东行，但是在返京途中于山东济南病情加重，最终撒手人寰。孝贤纯皇后过世时年仅37岁，而此时距皇七子夭折还不到3个月。

乾隆对富察氏的离去表现得异常悲痛，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一生挚爱的妻子。皇后的葬礼也举办得异常隆重，其规格之高在大清朝是史无前例的，皇帝素缟12日亲自戴孝服表达对皇后的感情；各省文武官员摘除冠上红缨，百日内不准剃头，穿孝服27日，并在此期间停止娱乐活动及嫁娶之事；普通百姓7日内不准戴帽子，服丧期间不得嫁娶、作乐，天下臣民均要为国母故世而服丧。乾隆为富察氏的葬礼大兴土木、耗费巨资，甚至还因为皇长子和皇三子在服丧期间表现得不够悲痛而严厉斥责，更明确表示剥夺此二人的皇位继承权，可见他对皇后之死的痛心。

富察氏死后，乾隆对她的思念之情一直没有减少，他以后每次出巡路过济南都不进城，就怕触景生情，勾起对皇后的哀思。乾隆三十年（1765年），当时富察氏已经过世17年了，乾隆再次南巡路过济南特意绕城而行，并写下了悼念之诗：“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由此可见，乾隆对这位皇后用情之深、之久，大有“十年生死两茫茫”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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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皇后，不同命运

乾隆或许是将自己一生的爱都倾注给了孝贤纯皇后富察氏，以至于在她死后，皇帝再也没有享受过温馨的夫妻生活，尤其是对他的第二位皇后孝继纯皇后乌喇那拉氏，乾隆可以说是相当冷漠无情的。

乌喇那拉氏在乾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侧福晋，乾隆继承大统后，她与皇后富察氏同一天被册封为娴妃。论出身，乌喇那拉氏无法与高贵的富察氏相比较，就连同为侧福晋的高佳氏也比她更好，但当富察氏早逝后不久，太后就开始催促乾隆尽快确立皇后位，以帮他分忧。当时，高佳氏早已于富察氏之前去世，这样论资历、辈分都是乌喇那拉氏最高，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的首选。

不过，当时乾隆还沉浸在富察氏病逝的悲痛中，根本就不愿意这么早就找人取代她，于是就将乌喇那拉氏由妃子升为皇贵妃，命她统摄六宫。直到富察氏死后3年，乾隆才在太后的不住催促下正式册立乌喇那拉氏为皇后。而此时，乾隆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因为心里总是惦记着过世的皇后，而忽略了乌喇那拉氏，要想获得如以前般幸福的生活应该从亲近这位新皇后开始。于是，乾隆也尽量多与这位新皇后亲近，正因此，乌喇那拉氏在这段时间为乾隆连生两位皇子——十二皇子与十三皇子。

但是，这样的幸福是极其短暂的，大概仅仅维持了5年。从此以后，乾隆与孝继纯皇后仅是维持着表面的和谐，而他却很少再主动接触乌喇那拉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乌喇那拉氏的年纪也不小了，难免色衰而迟，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皇后的性格太过刚毅，在乾隆的心中她与细心、体贴、温柔的富察氏简直是天壤之别，越是与乌喇那拉氏相处就越怀念过世的富察氏，这样一比较，乾隆也就越来越不喜欢孝继纯皇后了，在与她独处时常表现出冷淡与嘲弄的神情。

后来，乌喇那拉氏在陪乾隆出巡的时候，又惹得乾隆极为不高兴。她跑去找太后诉苦，结果刚毅的性子又害了她，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她竟然当着太后的面哭闹着将头发剪去。这使乾隆大为震怒，提前派人将她送回北京。随后，又废除了她的皇后之位，并将她打入冷宫，仅一年后乌喇那拉氏就凄惨离世了，死前身边只有两名宫女。而乾隆对她的葬礼也极为苛刻，仅按照皇贵妃的规格交给大臣办理，自己并未理会。同样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与乌喇那拉氏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的境遇相差如此之大，大概正是印证了那句“性格决定命运”！

一波三折的继承人之选

乾隆的子嗣并不少，他一共生了17个儿子，但是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却还是时常面临窘境，不但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坎坷，甚至最后还要在“矮子里面拔大个”才最终挑出了皇位的继承者——十五阿哥永琰。而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皇子早逝导致乾隆在挑选继承人时，候选人所剩无几。

乾隆虽然高寿，但是他的儿子们却很少有继承到这一优良基因的，尤其是他最早看中的几位皇子，要么早早夭折、要么英年早逝。其实，乾隆效仿父亲雍正在登基的第一年就确定了皇位的继承者，并将其名字藏储于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位最初的幸运儿就是二皇子永琏。永琏的确是皇位最佳的继承者，他是皇后富察氏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嫡长子；另外，他的名字是祖父雍正皇帝亲自取的，寓意就是要他将来继承大统，可见他与父亲一样都是得到祖父认同的皇位继承者。可惜，还不到三年（1738年），只有8岁的永琏就因为“偶感风寒”过世了。

永琏可以说是乾隆最喜欢的皇子，否则他也不必在自己才26岁的时候就着急着把年幼的永琏确立为继承者。永琏之死对乾隆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从年轻时期就极其勤政的皇帝甚至为此连续5天没有上朝。他还把原本放在匾后的立储密诏公布天下，上面夸奖永琏“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不仅如此，永琏生前虽然没有正式被确立为皇太子，但是他死后一切葬礼均是按照皇太子的规格举办，乾隆还追封他为端慧皇太子。永琏的陵寝也是乾隆亲自挑选的，后来他还曾多次亲自祭奠。特别是后来嘉庆被立为太子后，乾隆还因为永琏是最先被确立的太子，所以让嘉庆向他行叩拜之礼，足见他对这位儿子的喜爱是无可取代的。

永琏过世的时候，乾隆还有皇长子永璜以及皇三子永璋，但是这次他却没有再急着立嗣，而是一直等到皇七子永琮出生后才又动了立他为嗣的心思。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永琮也是皇后富察氏所生。永琏过世后，乾隆除皇长子、皇三子外，又陆续有了四、五、六三位皇子，但是他却一直没有立嗣的念头就是因为乾隆对皇后富察氏感情极深，他一直相信皇后还年轻，一定还会再有儿子的，在他心中皇位最佳的继承者就是皇后所生的嫡子。因此，1746年，已经35岁的富察氏生下永琮后，乾隆非常高兴。另外，乾隆认为永琮是有福之人，他降生这天不但是“佛诞日”而且还是久旱后下的第一场雨那天。

佛诞日

佛教认为，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为佛的生日，也就是“佛诞日”，这一天更被视为极为吉祥的日子。

所以乾隆对永琮极为珍爱，而且还偏心地认为这个孩子是他所有儿子中最漂亮、最聪明的一个。不仅皇帝表现出了大喜之色，就连皇太后也在众多皇子中最疼爱这位小孙子，因此，乾隆在永琮还在襁褓之中就想要立他为嗣。可惜，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皇子仅仅活了两年，就被“皇室杀手”天花夺去了性命。乾隆悲痛万分，将他与早逝的哥哥永琏葬在一起，而皇后富察氏更因为永琮之死而伤心过度，没过3个月也离世了。在双重打击之下，乾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过立嗣的想法，不过这不代表乾隆不关心此事，毕竟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为这个国家寻找好下一位掌舵之人也是责无旁贷之事，通过长期的观察，他后来又有了新的人选——皇五子永琪。

乾隆再次萌生立储念头时已经是1766年的事了，此时距永琮之死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0年了。在他所剩的这些皇子中，此时乾隆最喜欢的就是皇五子永琪，所以在他只有25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荣亲王。仿佛受了诅咒一样，永琪被封为亲王仅4个月后，就因病早逝了。而乾隆在此之后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立储的心思，直到七年后乾隆在他63的时候不得不为帝国考虑后继之人了。在古代63岁称得上是年纪不轻了，再不立储，乾隆也担心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惨剧很可能又会上演。所以，乾隆不得不好好考虑此事了。

这时候，乾隆的儿子们已经过世大半了，还活着的只有四阿哥永城、六阿哥永瑢、八阿哥永璇、十一阿哥永瑆、十五阿哥永琰和十七阿哥永璘这六个人，其中四阿哥和六阿哥早已分别过继给履亲王允祹和慎郡王允禧为孙，因此也就要刨除他们的继承人资格。如此一来，可以角逐地位的也就只有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和十七阿哥这四个人了。其实，这四个人都不是乾隆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但是如今也就只能再他们中挑一个最适合的了。最先被排除的就是八阿哥永璇和十七阿哥永璘！

八阿哥是此时乾隆身边最年长的儿子，而且他善于书画且技艺甚佳，但是永璇脚有残疾且长相一般，再加上他做事颠三倒四，没有什么工作能力，因此被乾隆率先放弃了。而永璇也因此彻底绝了对皇位的幻想，他甚至说：“就算皇位像天上的雨滴一样多，也不会有一滴砸在我头上。我没别的奢望，只希望将来无论哪个弟弟当了皇帝，把和珅的府邸赏赐给我，我就满足了。”而十七阿哥永璘更被视为乾隆最不成器的儿子，他从小就不爱学习，长大后更是时常留恋烟花之地，乾隆在八十大寿的时候加封各皇子为亲王，只有他是贝勒的爵位。

永璇的这个愿望后来真的实现了，十五阿哥永琰在乾隆去世后查抄和珅家，最后将其半个宅子赏赐给了永璇。永璇因此非常高兴，经常闭门不出，在里面声色自娱，活得好不快乐。

这样一来候选人就只有十一阿哥和十五阿哥了。十一阿哥永瑆在乾隆的所有儿子中是最有文学天赋的，他的诗文、书画在清朝历代皇子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据说，乾隆三十一年的一天，皇帝看见十五阿哥永琰的手里拿着一把扇子，扇面上的诗画相当有水准，再看落款竟然是年仅14岁的十一阿哥永瑆的别号“镜泉”。乾隆对此事喜忧参半，喜的是他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才华，忧的是他深染汉人陋习难免丢掉祖宗尚武之风，于国家不利。后来，乾隆对这位儿子更加失望，他性格优柔寡断不说，还有不少的怪脾气，尤其是他非常吝啬，更成为朝中大臣的笑谈。

永瑆的吝啬在皇族中少见，他的妻子是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的胞弟、当时第一大臣傅恒之女，过门之时娘家陪送了极为丰厚的嫁妆，但是却全被永瑆藏在王府银库中，而这位豪门小姐嫁过来后竟然每天只能喝粥度日。

这样一来，皇位的继承者人选只剩下十五阿哥永琰一人了，乾隆其实对他并不是十分满意，只是相比较而言他是缺点最少的一个，而且大臣多数还比较倾向他，多夸他为人稳重、处事刚明、文武兼备、品学俱优，是最有希望的皇储人选。于是，在乾隆三十八年，这位帝王最终确定了皇位的继承者；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将皇位让给了永琰，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就这样，十五阿哥永琰登基成为嘉庆皇帝，但是直到3年后乾隆去世，他才算真正开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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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战“痘”记

早在晋代时，著名药学家道家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道：“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剧者多死。”除此之外，书中还对天花的起源进行了追溯：“此病起自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关于天花病的最早记载。

天花

之所以天花对于满清子弟有如此大的威胁，很多人判断是因为这些八旗官兵都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入关后很可能有些水土不服的症状，因此比普通汉人更容易染上天花，因此丧命。

我们已经知道，康熙皇帝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帝国的继承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已经出过天花。天花又被称为“痘疮”，在清朝前期它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传染病，而且没有有效的预防和医治手段，当时人们对它简直是谈之色变。对于帝国的主宰者，高高在上的皇帝及皇子们来说，天花同样也是令他们最为担忧的一种疾病。

顺治皇帝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躲避天花的侵扰，他甚至效仿父亲皇太极，在宫外专门找了一个用来“避痘”的地方。不仅如此，他甚至整整12年没有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蒙古贵族，就是害怕被传染上当时在蒙古正流行的天花。可惜，这位少年皇帝千躲万躲最终还是丧命在天花的魔掌中。

避痘

早在大清入关之前就已经有“避痘”的先例，皇太极将盛京（今沈阳）城外的天宁寺作为皇族躲避天花的场所。

康熙皇帝是大清帝国中第一个正面迎战天花的天子，这不只是说他曾经得过天花还成功的战胜病魔，并因祸得福成为皇位的继承者，更重要的是对于天花，他不像祖父、父亲那样采取躲避的态度，而是积极地寻找预防治疗的方法。他成立了专门负责此病的“痘疹科”，并广聘天下名医；到了康熙中后期，北方的天花疫情开始减弱，同时南方的种痘法传播到了北京。当时的种痘法又叫吹鼻种痘法，分为“旱苗法”和“叫水苗法”，但实际都是让种痘者先感染上轻微的天花，然后再通过治疗令其痊愈。康熙对种痘法十分重视，不但在宫中实施而且还推广到蒙古草原，后来还传播到了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

天花患者

不过，从后来皇室的死亡记录来看，这种方法并不是十分有效的，除了乾隆最钟爱的皇七子死于天花外，后来的同治皇帝也死于此病。不过实际上，在1796年，英国医生就已经在中国种痘法的基础上研制出了著名的“牛痘法”，而且在嘉庆年间就流传到中国了。但是，当时的清政府故步自封，根本就不信任这种“洋玩意”，最终断送了皇帝的性命。

真实的“官场斗”

相声里有一个传统剧目叫《官场斗》，讲的是乾隆时期的名臣刘墉与和珅及皇帝斗智、打趣的故事。而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刘墉、纪晓岚、和珅显然成了乾隆朝里出镜率最高的三位大臣。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刘墉与纪晓岚明显成为正直清廉官员的代表，而和珅则是充当着皇帝身边权臣与弄臣的角色，他因为深得乾隆宠爱因此狐假虎威、贪赃枉法，而刘墉与纪晓岚则轮番上阵，智斗和珅，常常搞得他狼狈不堪、笑料百出。然而，这些相声故事也好、影视作品也罢，实际上为了增加矛盾冲突是虚多实少，历史上刘墉、纪晓岚、和珅与乾隆之间的关系则大相径庭。

从出身来看，这三个人里面和珅的家庭背景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说？人家不仅仅是满洲人而且还是官七代，他家祖辈就跟着努尔哈赤打天下，清兵入关后，其家族自然是帝国元老级别的，后世子孙都跟着享福，和珅一出生就有政府的津贴可以拿。刘墉的出身居第二，他是正经的官四代。清兵入关打到山东的时候，刘墉的祖辈看见清军势不可当，于是率先投降大清，“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清政府在选官的时候自然会优先考虑这样的家庭，所以刘家的先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政府部门工作，而且官是越当越大，到了刘墉父亲刘统勋的时候算是人臣之首了。

刘墉

刘墉

民间传说，太后因为喜欢小时候的刘墉聪明机智，其父亲还是朝中重臣，因此认刘墉做干儿子，与乾隆是干兄弟。这个说法纯粹是故事演义，没有历史依据。

其实，刘墉之所以能够走入官场，并屡屡得到升迁，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仰仗父亲刘统勋的光。刘统勋之所以能够得到乾隆的赏识，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其家风很好，从祖上第一代当官起就是当时有名的清官，据说刘统勋死的时候家里连碎银子都没有，只有几十个铜板，还不到一两银子，这在贪污成风的大清朝绝对上是难能可贵。更重要的原因是刘统勋为官正直，从不结党营私，在乾隆初年最令皇帝痛恨的鄂尔泰与张廷玉的党派之争中，他始终保持中立，不依附任何一党，因此得到乾隆的注意及重视。随后，加上他做事干练、认真，因此步步高升，官至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最后死于任上。刘墉能够得到乾隆的重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借着父亲的光，而不是民间传说的那样与皇帝有“干亲”。

三人当中出身最不好的就是纪晓岚，他是虽然是官二代，但是父亲当得是芝麻绿豆的小官，根本没什么机会看见皇帝，更不要说得到帝王赏识了，所以，纪晓岚后来的功名利禄全是凭借自己的文化修养努力挣来的，完全没有得到的祖上的庇佑与照顾，算是“白手起家”。

再说他们三个与皇帝之间的关系，那也是和珅跟乾隆关系最好。他打一当官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经常陪在皇帝左右，自然跟乾隆更亲近也更容易得到皇帝的注意。和珅仕途平步青云后，也一直都是在皇帝身边任职，没有外调当官的记录，更没有因罪被发配到偏远之地过，最多不过是奉命到外地出差、办案之类的。从这一点上说，虽然在三人之中他年龄最小，但实际上跟在乾隆身边的时间是最多的，而且帮皇帝办的差事也常是最私密的，因此乾隆跟和珅的关系要比与刘墉和纪晓岚要好得多。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刘墉在担任太原知府期间，因为失察下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而被判死刑。乾隆后来特别恩典，免除死刑改为发配，第二年又将他赎回。

就像之前介绍过的，刘墉为官之初，在官场上的升迁、贬谪都与父亲刘统勋有着莫大的牵连，而乾隆曾经特别关照过他也完全是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所以，在乾隆的眼中，刘墉与其说是自己宠爱的臣子，不如说是不得不照顾的宠臣之子更准确些。而刘墉所当的官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外放的，他虽然在地方办事能力出众，很得百姓的喜欢，但是回京后却官风大改，为求自保常常表现低调，行事慵懒，对于皇帝询问的事情也总是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乾隆对他并不是很满意，但也正因此他的官位还算平稳。其实，刘墉曾经当过很长时间的上书房总师傅，所以与嘉庆的关系实际上比乾隆亲密得多。

纪晓岚的确是很得乾隆赏识的，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学问好、文采出众，而且他是从皇帝的陪读干起的，因此在乾隆的心中更多的是把他当做自己书童、文友一类的角色，并没有将他看做可以仰仗办事的干将。起初，纪晓岚还曾仗着乾隆的恩宠而打算参政议政，被乾隆申斥了几次后，就彻底死了这份心，从此以后他的为官哲学就是“明哲保身”，大概就是这样他才能在政坛上数十年不倒。

最后，我们再看看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刘墉与纪晓岚的年纪差不多，刘墉比和珅大30岁，纪晓岚也比他大26岁；再加上和珅是皇帝的宠臣，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刘墉与纪晓岚都是圆滑世故之人，而在朝堂之上也都尽力自保，所以不会出现像民间传说、影视剧中所说的处处与和珅针锋相对。甚至表面上看来，他们二人与和珅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尤其是纪晓岚。据说他与和珅私交还是不错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常常陪在帝王身边，大有“同病相怜”之感，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也会相互配合讨好乾隆，可以算是好搭档了。

纪晓岚

而刘墉与纪晓岚的关系就更好了，纪晓岚是刘统勋的学生，而且他们都是有才华之人，无论是诗书还是书法，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名家。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爱好，比如他们都喜欢收藏砚台，而且经常相互赠送，并在上面相互题字，就在刘墉去世之前，纪晓岚还送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砚台过去。他们还经常在一起谈论佛法、诗文，纪晓岚特别喜欢“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这句诗，刘墉还半开玩笑地手书这句诗，作为挽联送给纪晓岚，当时二人还活得好好的呢！

刘墉与纪晓岚虽然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与和珅是死对头，但是在和珅权倾一时之际，他们还是很难得的没有讨好、依附和珅，虽然采取各种保身之法，却始终没有成为和珅的党羽。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也算是很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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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君臣逸事

虽然在真实的历史上，刘墉、纪晓岚与和珅之间并不是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关系，而他们二人对乾隆大多时候也是以溜须拍马为主，但在民间传说中却还是留下了很多诙谐幽默的趣事，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例如，民间就传说刘墉有个外号叫“刘罗锅”，说他这个人罗锅驼背，其貌不扬。而且历史上嘉庆皇帝确实也叫过他“刘驼子”，但那时他已经80多岁了，这样的年纪有点儿驼背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实际上，年轻时候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的。主要是当时清朝的选官制度中就有一项是“以貌取人”，就是在挑选官员的时候注重“同田贯日身甲气由”的外貌特征。

这八个字其实指的是一个人的外貌特点，前四个字的意思分别是：“同”和“田”指的是脸型，前者为长方脸后者为四方脸；“贯”是指身材比例，要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要高矮肥瘦适中，这有符合这四个标准的才有可能中选。而后四个字则是不合格者的标准：“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可见，清朝选官是非常注重外貌的，而刘墉既然能够进入官场，那他即便不像和珅般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至少也不能是罗锅之辈。

刘墉不可能是罗锅，但是纪晓岚确实是非常爱抽烟。刘墉与纪晓岚在当时都算是高寿之人，刘墉86岁寿终正寝，纪晓岚也活到了82岁。不过，纪晓岚的养生之道却很奇怪，他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抽烟，简直到了烟袋不离手的地步。他的门生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写到：“公（纪晓岚）善吃烟，其烟枪甚巨，烟锅有绝大，能装烟三四两，每装一次，可自家至圆明园，吸之不尽也。都中人称‘纪大锅’。一日丢失烟枪。公曰：‘勿虑，旦日至东市觅，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购还。盖此物他人得之无用，又京中无第二枝，易于物色也。”

据说有一次，乾隆突然来视察《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纪晓岚正在抽烟，来不及把烟袋收起来就随手插在了靴子里。行完礼后，乾隆觉得纪晓岚不对劲，就问他怎么了。纪晓岚说：自己靴子里失火了。乾隆连忙让他出去灭火，纪晓岚也顾不得狼狈，急忙跑出门外又是脱靴子又是脱袜子的，只见烟袋还冒着烟而腿上已经被烫掉了一块皮，很长一段时间走路一瘸一拐的，被乾隆嘲笑了好一阵子。

版权信息

书名：乾隆十三年
作者：高王凌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ISBN：978-7-5141-1926-8
排版：安然
制作：豆子书坊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中文电子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导读：秦晖论《乾隆十三年》

作者介绍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2.初政，重拾人心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4.垦政的变化
5.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
6.新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
7.提倡工业生产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11.议改土地制度
12.劝减田租
13.粮政上的新举措

五、无奈与失落
14.盛世之累

15.吏偷

16.民玩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18.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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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秦晖论《乾隆十三年》

今年夏季雨水特别多，继一场特大暴雨之后（各位还记得那场大雨吗），7月28日，在一个依然预报有大雨的日子里（结果没下），“凤凰”借助万圣的宝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专门讨论《乾隆十三年》。

这次访谈的内容，迟迟才能发表。

依稀记得，嘉宾秦晖对小书说了不少好话，也有若干批评。

当他被问到对黄仁宇的看法时，秦晖说，黄仁宇当然也很伟大，“其实我倒觉得王凌兄的水平要比黄仁宇的水平要高”……

这真使我吃了一惊。

从未敢想，也想不到也。

几位嘉宾最主要的批评，好像不是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而是我认为传统政治并不是“专制”的说法。我想，一定有很多很多人都不能认同我的说法。这多少有一点遗憾。

因为“专制”云云，在我看来，不过是历史上某些人给中国传统扣上的一顶大帽子，目的即要你自始就抬不起头来，与西方政治不能站在一个“对等地位”，就要起这么一个作用的。

诸位以为？

作者介绍

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入政治史，是一位特立独行、不尚苟同的学者。本书是他在政府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农民抗租（《租佃关系新论》）之外，第一本“纯清史”“政治史”的著述。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大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西元1735年10月7日，在历史上也许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虽然民间流传着有关皇上（庙号世宗，谥宪皇帝）的各种流言蜚语，如弑父、夺嫡、杀弟、逼母，却与百姓日常生活无大关联。对雍正行政的“苛严”，大家也逐渐习惯，甚至找出了应对的办法。尽管受害者颇有怨言，批评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几分谅解，如吏治整饰的成效，为有目共睹。

说它平常，是这天侵晨，皇帝还依然上朝。但到深夜“漏将二鼓”，“忽闻宣召甚急”。大学士张廷玉趋至圆明园，“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其时皇上已然昏迷，至子时，“龙驭上宾矣”。另一大学士鄂尔泰“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其中三日夜未进粒食。那几日间，正不知有多少的混乱、惶惧、无措，和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被遮盖了起来。

匆遽之中，诸王、大臣寻出雍正元年所封密函，拥皇四子弘历即位，改号乾隆。当时又有几人能够想到，他竟统治了中国六十四年之久（包括太上皇四年），方于八十九岁高龄驾崩（庙号高宗，谥纯皇帝）。

他名正言顺的即位了。像是一个“大少”，万贯家财的年轻继承人。也许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他继承的是一个“帝国”，手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施展开来，似乎又是那样老练，与二十五岁的年龄不符。大行皇帝《遗诏》里的一句话，“俾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就像一个预言，更像一个即将来临的前景，展现在大家眼前。

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产生，还是一个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发生一些变故。无论怎样讲求“以孝治国”，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风尚，总是要出现的。他却注定要给历史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先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并大声予以宣示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来，他既像一个传统政治理想的热诚追求者，又有几分像似今日竞选上台的民选政治家。或者，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让他一身而兼二任？

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1]

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犹寻常无事时，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每晨起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褶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也，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2]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祷：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3]果然，他就做了那么多年皇帝，于乾隆六十年退位，并未“退闲”的又做了三年太上皇，于八十九高龄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预言，不在于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虽说自己是一位“福、禄、寿、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实有几件不如意事。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盖，但却于其一生关系颇大。其中第一件，就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后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

为什么这样说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让他觉得以前的“预言”有了应验？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琏，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皆为正宫娘娘皇后富察氏亲生，看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乾隆十三年三月，终于在巡幸山东途次，不幸崩逝。

据说，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有学者根据他事后写的数百首悼亡诗，证明他对皇后情爱之笃。结果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如果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么？

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4]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5]

有如晴天霹雳，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正的刘松龄愤慨的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皇帝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6]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遂与皇上一齐许下心愿，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7]但是，

“上帝对他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不比第一个小，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据说，皇上因此“发疯”了：

“他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目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的从宫廷拉出去了。”

此刻刘松龄还不可能知道，就在两年以后，这一位皇长子也薨逝了。[8]难怪外间传说，他“踢死”了一位皇子。

其后另一位传教士费赖之引用刘松龄的话说：其时，帝已年高（按：实不到50岁），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之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9]

这样的失态，不正是他心中充满悔恨和愧疚的结果？如果皇后仅仅是“正常死亡”，皇上会出现如此失常的反应么？

关于皇后之死，自清代以来，坊间即有不同说法。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亦曾写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苏州女子，有意带回京城去。皇后通过一个太监得知皇帝有了新欢，害怕今后失宠，郁郁不乐，几天之后便以一条白绫自尽了。皇帝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十分沮丧，立即返京。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穿对丧服，皇帝恼怒之下，猛踢了一脚，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终证明乃是致命的一脚；同时，皇帝曾棒打他的两个已成年的儿子。[10]

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刘松龄继续说：

“正在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在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很长时间就存在着星星之火，现在它爆发成了一场大火。这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相反。”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三年的另一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讷亲身为一等公爵、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为皇上亲手调教培养，十余年来“第一受恩之人”，现在成了第一“负恩”之人。他的“军前正法”，使满朝为之震惊。皇上简直就是以之泄愤、立威了。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在乾隆十四年底的同一天里，刘松龄还写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专门谈到了金川之役：

“（在战斗中）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

“现在事情全部过去了。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人是比较容易赶走满洲人的，如果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

刘松龄几乎把这称为“解放”，他的立场好像是更多的多站在了“受压迫者”的一边，强调了他们和满洲人之间的矛盾。[11]

近人伊罗生说：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12]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刘松龄，似乎已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笔下，皇帝有如“凶神恶煞”。乾隆之治已有十几年了，对皇帝和他的政绩，究竟该当如何评价？

[1]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02-203。

[2] 赵翼：《簷曝杂记》卷1。

[3] 《高宗实录》卷1081。

[4] 《啸亭杂录》卷2《盛司寇》：金文淳薙髮事发，上震怒，命立诛之。刑部尚书盛安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命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后上悔悟，命侍卫驰骑并赦之。

[5]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页912～917；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页189～196。

[6] 上谕：“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谕，《高宗实录》卷三〇五；按：此日正是旧历除夕。

[7] 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页721～722；或说是去帝舜庙。

[8] 《高宗实录》卷三六〇，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谕。

[9] 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页784。

[10] 约翰·巴罗（Barrow）《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165～166、277。

[11] 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2] 伊罗生（H·I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17。

2.初政，重拾人心

虽然大行皇帝走的突然了些（他年仅五十八岁），身为皇子的弘历却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虽不能说是熟谙政务，但在父皇身边，也多少参予了一些政治事务（如对西南等地的用兵）。

他很了解，先皇在世之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其行政的“苛严”。皇帝《遗诏》中说：“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1]这成为一个信号，新的政治局面，应运而至。

这并不是后人的看法，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中曾对此有集中的记载：

禁擅造寺观；
命甄别僧道，
铸宝云钱；
禁在任守制；
丧葬循礼；
裁泰山香税；
禁擅刑大臣（嗣后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者，法司不得遽加三木）；
加教官品级；
给教职俸；
予离职封典；
禁契纸契根之法；
革除力役（禁工程捐派；凡工程用款，皆从正项开支）；
（提拿家属讯供）禁止株连妇女；
官埋无名胔骼；
加学政养廉；
革“圆扁子”番役；
停官俸扣荒；
优礼大臣；
革五城巡检；
减盐铁税；
出借仓谷免息；
减贡马银；
减热审杖责；
罚禁粮出境；
修浙省海塘；
漕粮改折色（淮、扬府属运河工程）；
增京师饭厂；
限征耗羡；
止迎送上官；
奖励老农。

然所列举，远未足备，爰据《高宗实录》补充如下，其中最重要的，为禁耕地虚报开垦、禁以文字罪人等：

（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禁陈奏祥瑞。
（十月丁卯）申禁各省贡献。
（辛未）严禁地方官匿灾。
（辛未）严禁地方官讳盗。
（乙亥）禁虚报开垦。
（辛巳）命裁落地税。
（十一月）禁以文字罪人。
（十二月辛未）严饬歧视满汉。
（壬午）劝减佃租。
（辛卯）禁督抚无故传唤属官等积习。
（乾隆元年）重举博学鸿词。开乡会试恩科。
（正月乙卯）禁盐捕私扰，失业穷黎，易米度日，不上四十觔者，不在查禁之内。
（二月戊辰）禁派绅衿杂差。
（甲戌）定江南、浙江佐杂养廉。
（六月癸未）给京员养廉。
（乙酉）禁百工当官贴费，及短发工食，或竟不给发者。
（丁亥）禁四川私派番民。
（戊午）定给穷苦佐杂回籍路费。
（庚寅）优礼生员。
（八月丁丑）加在京文员俸。
（丁丑）添给旗员空粮。
（戊寅）广陕甘武举解额。
（九月庚子）命各省秋审情实人犯，停止勾决。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并免职官生监等为奴之例。
（十月戊子）命岁征银钱并纳。
（乾隆二年三月丁巳）著八旗兵丁男女有年二十八岁以上，或力不能嫁娶者，每名赏银十五两，以完其婚嫁之事。（四月辛未）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庶不致有怨女旷夫。
（四月辛未）禁收童生卷价。

并减免各地负担“极烦苛”者。

以上，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可谓之“昭雪冤狱”、“救民水火”。不知雍正朝还留下多少“苛政”，而与一向所说的“吏治清明”不相吻合，以致今上要一一釐正，也不顾大臣王世俊讥讽“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并搬出“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新提法？[2]

时人黄卬《锡金识小录》：

至雍正十三年，今天子登极，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民欢呼。[3]

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4]

陈康祺《郎潜纪闻》：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覩闻，莫不蹈舞。[5]

昭槤《啸亭杂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跃，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6]

登极第一日，即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特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乾隆初政，禁虚报开垦，及清厘落地税、详慎刑狱、禁革滥刑，皆从大学士朱轼所请。据云，公辰入酉退（今时七八时至午后七八时），屡有密奏，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7]

大学士张廷玉辅相两朝，一时大臣皆出后进，[8]“负天下重望”，朝鲜史料称，“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9]

时“每行一政，下一诏，海内喁喁，拜泣歌舞，以为尧舜复出”。有归美于大学士鄂尔泰者，其悚然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10]

户部尚书史贻直奏停开垦、禁劝捐、循资格、用科目，疏数千言。上在藩邸习闻世宗称公，及是愈信其贤，悉允所奏。[11]

雍正十三年九月，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慎择督抚，禁以文字罪人，甄别各省开垦，“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12]

九月，召前总督、“科甲领袖”杨名时来京，以礼部尚书衔入教皇子，兼管国子监祭酒，直上书房、南书房。[13]

昭雪科甲朋党案，（原任御史）谢济世、[14]（直隶总督）李绂、（四川巡抚）蔡珽等，分别予以任用。

起用前朝革职官员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后皆位至方面）。

复召孙嘉淦来京，进《三习一弊疏》。[15]上嘉纳之，寻迁刑部尚书。

上求直言，御史金溶上《培养元气疏》，言养民、备荒，及缓开垦升科、豁免带征、免关税盈余等事。[16]

雍正十三年十月，以西北两路大军已撤，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遂裁撤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月释服，[17]总理事务王大臣请解总理事务。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办理军机大臣。初，例由讷亲一人承旨，张廷玉拟旨。

洪亮吉云：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尔泰）、朱文端（轼）、张文和（廷玉）、孙文定（嘉淦）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18]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云：乾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e、允禵公爵，复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藉。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自西北休兵，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别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迨苗疆已定，海内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矩三礼，考正八音。又复连年五谷丰登，八方朝贡，真个是全盛气象，备极荣华。

以致对清人一向抱有成见的朝鲜使臣也说：“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19]“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20]

盖“宽政”素为今上所推崇，并非仅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他自少接受纯正的儒家教育，信之极笃。就连师傅朱轼、鄂尔泰、张廷玉等亦称其学问纯正，才超学遽，往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21]其年轻时所纂《宽则得众论》，尤表达了对“宽仁之治”的憧憬：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

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22]

《尚书》是他即位后再二再三、引用最多的典籍之一。其《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克宽克仁”，又曰：“代虐以宽”，“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仁”乃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理想，也是皇上欲“回复三代”的一个基本条件。乾隆元年正月丁酉，上谕：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

嗣后各直省督抚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屏除。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

其目的，就是为了“俯顺舆情”，造成一个宽舒的政治气象，“使其心宽然自得”，“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其后又明确表示：“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舍宽而无其它。[23]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24]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25]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

[1] 遗诏为大行皇帝死后，大臣依照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所拟，其原文曰：“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处文字略有出入，见乾隆元年七月辛酉谕。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

[4]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

[5]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页353。

[6] 昭槤：《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又见徐珂《清稗类钞》《高宗初政》（第1册，中华书局，1984，页245）。

[7] 《啸亭杂录》卷1《重朱文正》；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公奉世宗诏，侍皇上清宫最久。今上既即位，凡所陈奏，无不张施。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其他语秘，外不尽知。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虚己咨询。公亦忘身殉国，竭毣毣之思（时已七十二岁），卒以成疾，辅新君九阅月而薨。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

[8] 《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

[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第11册，页4489。

[10] 《小仓山房文集》卷8；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2。

[11] 公（史贻直）入谒梓宫，上召见温论良久，赐世宗所遗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曰：“此先帝意也。”公感激呜咽，上亦泣下不止，见《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3。

[12] 其疏首曰：“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清史稿·曹一士传》。

[13] 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科甲领袖，为世宗语，因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

[14] 谢济世曾“私注经书”《大学》，其中“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为世宗所痛斥。

[15] 其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啸亭杂录》卷7《孙文定公》。

[16] 《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3。

[17] 乾隆六十年十月上谕：从前皇祖升遐时，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等再四敦劝，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礼。尔时王大臣等亦曾奏劝，朕皆不允。因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薙发。设三年之久不薙，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薙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朕初未念及此也。彼时即祇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

[18] 《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19]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0]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1] 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颜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集因以是名。

[22] 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萧奭：《永宪录续编》：（雍正）十三年，上传位今上，降谕太子仁贤，曾密奏无杀年羹尧及抄家诸事（按：时年十五岁）。时举朝无一人言及也。今上登极后，逮年希尧治罪，以其迎合希旨，摧残骨肉焉。按：说前句“非仁无以得其心”是对老百姓，后一句“非宽无以安其身”是对臣下，亦为一解，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3。

[23] 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24] 《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

[25] 《乐善堂集》卷3。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养”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将施政目标定为“先养后教”。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养民”的功夫，其后才转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回测”（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6]

清代人口增长，是所谓“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十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几点罕见的“共时现象”。据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不再倒退（实际上中国要比西方早半个世纪时间），直至现代。同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长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努力，如加强政府等，在西方国家都属于“现代现象”，在中国则仍被视为“古代行为”，讥为“封建落伍”。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这些观点，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发现的检验。可惜的是，中国学术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认自己之“理论”，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实”于不顾。

按照过去学术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发现人口问题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与西方人马尔萨斯同时，故被视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洪亮吉与圣祖相比，已晚了九十余年。特别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并无多大出入。对人口问题，洪亮吉也主张从发展经济予以解决，与圣祖并无二致。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与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长为主导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纪中叶，才在汪士铎的私人日记（《乙丙日记》）中有所表现；但它多少已偏离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较接近于欧洲国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解决政治问题的主张。[8]与中国相比，差了一个世纪。

一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陈腐老套，并没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乐见人口增加，没有“砍杀尔”，就有什么“不是”似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就此作出进一步的回答。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或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汉代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9]仍有赖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棉花、棉布产区）。

与一般认识相反，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其交换可言。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密集状态密切相关；而这种成就，又不是每一个人口高密度文明都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取得的。[10]

什么叫“比较优势”及其交换？举例来说，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土上，一亩地可以产出数石的粮食，而往往只能生产很少的棉花（如四川仁寿“利与种田等，亩可二十觔”；[11]民国初年广东棉花亩产只有几斤[12]）；在华北等棉产区，棉产量相当高（如“齐鲁人种棉者”，“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13]山东兖州“五谷之利不及其半”[14]），而粮食亩产难以过石。不难看出，这里有着比较优势的重大差别。面对这种局面，只需做一调整，如以南方地亩种植粮食，而以北方适宜地区改种棉花，社会总产量就会有很大的、甚至是成倍的增加。而且，这都是在不再增加耕地、也不需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大投入的情况下便可取得的。它扩大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增加了社会的整体产出。它的成就（如经济的商品性发展），仅用“精耕细作”一辞是不能概括的。而这正是近几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实，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15]

如果再看到最近几十年时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世界工厂”之称，就可以更容易的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尽管今日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很多“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但与此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倒霉看反面”；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虚妄史观”由来有渐），——所谓“人口众多，何罪之有”？如此形成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16]

[1]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辰，《圣祖实录》卷240。

[2]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壬戌、五十六年四月丁酉，《圣祖实录》卷268、卷272。

[3] 雍正元年四月乙亥，《世宗实录》卷6。

[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高宗实录》卷3。

[5]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2、“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32）、“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

[6]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并没有若是之多，而只有三亿八千万左右；与之不同的看法，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7] 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8]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

[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

[10]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11] 道光《仁寿县志》卷2。

[12]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06。

[13]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

[14] 万历《兖州府志》卷4。

[15]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16] 高王凌：人口众多之我观，《读书》2010年第5期。

4.垦政的变化

在新对策形成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做法逐渐被“边缘化”了。其中之一，就是土地的开垦政策。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而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种植经济作物，……那还是以后的事。

明代中国耕地面积——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仍按官方统计口径来看，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易言之，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1]其浪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重于东南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的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它并不可能突然中止，而势须向前滚动，尽管速率要降低许多。因此，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已经开垦。

但是，清朝垦政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并非像历朝历代那样，一味重视开垦。一方面，土地开辟支持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很大部分，[2]另一方面，开垦政策却发生了“适时的”转变。它的完成，正是在乾隆初年。

清初最重开垦，有利即有弊。不管出于个人还是其他方面的什么原因，圣祖皇帝自康熙二十年代即不欲“搜剔”，继之提出了“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的说法。

但是土地开垦毕竟是传统方法中最有成效的一个，并为历朝“恢复时期”屡试不爽；行政作风上，雍正皇帝又改“宽舒”为“严核”，因此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引致朝野不满。

及至今上登极，尚书史贻直首奏停开垦以杜浮冒，[3] 御史曹一士等亦上疏请清各省开垦流弊。[4]是以皇上俯顺舆情，首先就拿垦政开刀，也成为他“宽仁之政”中有力的一笔。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因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纷纷不一，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谕令禁止虚报开垦。[5]

当时问题最多的省份，一为河南，自田文镜、王士俊主政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一为广西，通过废员及报捐人员，“转托地方官，逐户传催，令民报垦”，甚至发动“田邻佃户，逐一指认”，不顾政体。它甚至引发了省级官员互讦，上达朝廷，纠缠不休。[6]

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准，大学士朱轼奏言，民间田地之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督令耕畲，为足民计，非为增赋起见。且区区报垦之粮，于国课无加毫末。不但丈量不可行，即责令首报之条，吓诈摊派，大吏名为急公，小吏兼以牟利，所奏甚为剀切，应如所请。得旨：依议速行。

其时耕地既有虚报者，亦有甚多隐匿者。对此，不能说各地尚有可垦荒地，政策转折就“错”了；也不能说没有荒芜土地，皇帝的想法才是“对”的。我们只有通过事后的完整观察，说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的想法具有前瞻性，而且根据二十世纪的经验，表明它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价值。

乾隆元年二月，河南巡抚富德奏参前任督臣王士俊报垦多罔，得旨：

今览汝奏，第一折内则称王士俊虚报开荒，种种欺罔。而第二折内又称豫省地亩，隐匿者甚多。……是汝同时两奏，而自相矛盾如是，朕竟不解汝意之所在也。

如此则只有依赖清丈。元年五月，福建巡抚卢焯奏清丈地亩。得旨：

细观汝所陈奏，总是一篇虚词，若云查丈无累于民而且有益，则民之愿查丈，吾从未之闻也。若云查丈非为加赋，……则民何以反畏查丈如水火哉？

是时，贵州学政邹一贵亦请丈田，御史包承祚驳之，事获寝。[7]

六月丁亥，户部议准河南巡抚尹会一疏言：

今欲厘定科则，非履亩丈量，实难凭信。设一丈量，必致妨废农业，纷扰闾阎。

是清丈难行，而令业户首保，亦弊多利少。正如朱轼所云：四川近经丈量，逃亡迁徙，事故纷然。究竟田土难于一一清理。[8]

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轼“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之疏，至乾隆四年被奉旨提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再度密议，遂于乾隆五年决定，零星地土，免其升科。[9]

九月己巳，因豫省地土，可改水田者尚多，但须题请加赋，是以因循观望，又谕：

嗣后有情愿将旱田改作水田者，悉从其便。钱粮仍照原定科则征收。

俨然不再增加田赋，对新垦土地的申报，也采取不积极的态度。[10]自乾隆元年始，《实录》中不再记录全国耕地数字，而其他官书（《皇朝文献通考》等）所载耕地数字，也几乎不再增加。[11]

嗣为十八直省制订免科细则。凡新垦山头地角零星土地，及其成片但不及一定亩数者（一般为一二亩，高不过五亩十亩，亦有科则上下、水田旱地之分），皆免其升科纳赋。[12]清人王庆云说，“初，犹限以亩数”；乾隆十一年，以广东高、雷、廉等府所垦本非沃壤，十八年以琼州海外瘠区，三十一年以滇省山头地角尚有旷土，“皆听民耕种，不限亩数，概免升科。不特无催科之扰，而并免查勘之烦。”[13]

因为长时间以来从未进行过全面的土地清丈（除个别地方以外，其效果亦不佳），以及奉行以“原额”为准的征税原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清代中国各省耕地数字的不准确性。结果，不但清代以前，即清朝以后，中国耕地数字始终是一笔“糊涂账”。至此，政府已失去了进一步行动的目标，努力也走到了尽头，适时地改变政策，也就成了势所必然。它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倒不妨说，恰反映了中国政治自古以来的一贯作风。

并最终认定：

（现今）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14]

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那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其农业总产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些还是中国历代没有遇到过，而其后也会一再遇到的重大挑战。

[1] 参见王业键的研究。

[2] 参见珀金斯的研究。

[3] 袁枚：《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4] “请核实地亩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清史稿·曹一士传》。

[5]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谕，《高宗实录》卷4。

[6] 关于广西“金鉷案”的研究，参见罗威廉：《政府与土地——1723-1737年广西开垦研究》（《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和卫国：《从广西捐垦案看清代垦政》（硕士论文，2005）；宋玥：《陈宏谋的三大案》（硕士论文，2011）。

[7] 《朗潜纪闻·三笔》卷3。

[8]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九册，338-341页；又，乾隆八年十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清查欺隐，得旨：宁可留有余于小民，不可为钱粮起见。况所加者，又不过太仓一粟，九牛一毛哉。

[9] 乾隆五年七月甲午，《高宗实录》卷123。

[10] 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江南道监察御史金溶奏“陈培国脉裕民生六项事宜事”：（圣祖仁皇帝）决定编审所添之丁，永免完纳丁银，请援照此例，令地方官鼓舞穷民，令其开垦，明白晓谕，概行永免升科；不过，他依然希望新开垦土地数字能够继续报告上来，申妙同学提供的档案史料（04-01-35-1381-006）。

[11] 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乙表61。

[12] 详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3] 《石渠余纪》卷4《纪劝垦》。

[14]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戊子谕，《高宗实录》卷978。

5.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

被边缘化的传统政策，除土地开垦以外，还有传统的赋税蠲免政策。

清人入关之始，即揭示了“不加赋”政策，并作为一条“祖训”留存下来。但苦于战时经费不足，三藩平定以后，方得以实施。仅康熙一朝，即免除税银一亿四千万两有余。

康熙五十一年，决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丁银固定在当年水平。雍正年间“摊丁入地”，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一举取消了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人头税（吾人亦可称之为十八世纪“现代化”的措施之一）。

乾隆初年，一面废除了各地大量的杂税负担，同时，“永不加赋”的原则又被推广到田赋方面。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轼曾疏请“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次年临终遗疏，复言：“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说，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1]其奏疏曰：

夫地丁二项本属一例，从前圣祖仁皇帝念生齿繁盛，特命编审之年，但查人丁户口之数，不必加增丁银，著为定例。则民间田地正赋既有定额，何用苛求。……若此区区报垦之粮，于国赋曾何加于毫末乎？臣愚以为不但丈量不可行，即劝令据实自首亦可不必。[2]

提出“地、丁二项本属一例”，丁银既已固定，田赋何必继续报增？清代的土地开垦，本意本非为增加税收，[3]；雍正十二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报垦荒事宜；“臣恭绎谕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励垦荒谕），总以开垦为足民本计，非欲增收课赋。”朱批：“嘉是览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5册955页）；乾隆十三年五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朝廷恩意，惟在尽地利以养穷民，不在复荒额而增赋税”（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1143号）。）如此则不仅不须清查田亩，而是直欲将“田赋”也像“丁银”一样固定化了。

朱轼的建议，经乾隆四年的再度讨论，对乾隆五年“零星地土”、“免其升科”的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标志了清初“轻赋”和“不加赋”的政策，中经康熙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朝的“地丁合一”，到乾隆初年，终告完成。

尽管后代经济史家对清代这种固定预算制度非议颇多，但它却成为清代一大“德政”。另一方面，政府又像康熙朝那样开始普免田赋，其中第一次即发生在乾隆十年，《巢林笔谈》：

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自上嗣服以来，大赦积逋，再减浮赋；岁收稍薄，辄费天庾；水患偶乘，动支国帑。天地犹有憾，皇仁蔑以加矣。[4]

据统计，乾隆朝各项蠲免，前后共达白银二亿余两。[5]但就经济发展、解决人口问题来看，蠲免政策就显得不够积极，方向也不够明确，因此不能没有一套经济发展的对策出台。

[1] 《清史稿·朱轼传》。

[2]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讷亲奏，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户科0059。

[3] 如雍正二年闰四月在署广西巡抚韩良辅奏折上的朱批：“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2册947页

[4] 龚炜：《巢林笔谈》卷4。

[5] 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69；白新良则认为共有二亿三千万两，《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166；亦有学者提出一亿四千万的数字，大约是将五次普免的银两数目，误认为总共蠲免的数额了，之外尚应计入三次漕粮及其他各种蠲免的数字。

6.新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

在传统政策被边缘化的同时，一套新的人口对策，即农业发展政策形成了。它不是针对明清鼎革之际的“恢复时期”，而是为以后的“和平时期”，特别是在人口日增，耕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为如何发展经济寻找出路的。

发现人口问题之后，圣祖曾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是后清廷一直积极寻找相应的经济对策，如欲农民改变“但狃于种地”的旧习，重视农耕以外的他种经营，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康熙五十五年谕）。又提倡农桑之外，发展“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从多方面展宽农业的经营方向（雍正二年谕、《圣谕广训》），等等。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令编纂农书《授时通考》（乾隆七年成书），以农桑为致治之本。同时，谕王大臣等：

良以食为民天，……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异，南人尚多不谙，北民率置不讲。此非牧民者之责，抑谁之责欤？命重农务本，将见俗返醇朴，家有盖藏，然后礼乐刑政之教，可渐以讲习。

乾隆三年十二月，上谕：

《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二曰园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当务矣。……小民识见短浅，不能虑及久远，必须良有司感之以至诚。使官民上下，情意流通，有言必信，奉令承教，出于自然。行之既久，渐臻家给人足之风。

因河南一年种树一百余万，“安见豫省之法，不可仿行于他省耶”，训督抚董率州县，尽心民事。

先是，乾隆元年三月，礼部尚书杨名时奏荐七人留心经学，可备录用。即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其中即有主治《周礼》的拔贡生官献瑶。[1]至乾隆七年，已为编修的官献瑶进呈经史，[2]内称：

《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生财最多者莫如农，而又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俾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泽丘陵之利。

主张于南方山林丘陵、江淮大薮大泽、北方地宜果蓏之地，复兴《周礼》之法。

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等奏，查《周礼》任地养民之制，最为综密。今官献瑶奏称，江西、岭南与淮南、燕齐一带地方，或山童林赭，弃为不毛，或极望弥漫，一无出产。虽未必该地方一律多同，但所请修举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似于筹画民生之计，不无裨补，昔(汉代循吏)黄霸治颍川，课民耕桑外，兼令种树畜牧，岁屡大穰。龚遂治勃海，专劝农桑，计口种榆薤葱韭若干，家畜二母彘五鸡，郡以富实。如是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可广收树畜佃渔之利，自当讲求经理，以裕民生。[3]

翌日（甲寅），上谕：

《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其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使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泽丘陵之利。

即是一篇政策宣言，也是一篇学术总结，成为以经术指导政事的典型。面对人口日多，不得不讲求“经久优裕之法”，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俾地无遗利，民无余力，以成经久优裕之良法。[4]

乾隆九年再谕：“田里树畜”应予并重，三农、园圃、虞衡、薮牧四职，“何一非资生养赡之术”？[5]

《周礼》所说是什么意思？按现代农学知识，“三农生九谷”，乃泛指谷类即粮食作物；“园圃毓草木”，为九谷以外各种作物种植；“虞衡作山泽之材”，乃指山林、川泽出产；“薮牧养蕃鸟兽”，是畜牧业。它们分别代表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乾隆七年六月谕，遂与雍正二年二月谕，同成为地方官员劝农时引用最多的两道谕旨。

清初曾有一段时间粮食紧张，粮价飞涨，但不过几年时间就物价平落，各地生产、交易依次恢复正常。此后一长时期，粮价低落，“谷贱伤农”，成为一大头痛问题。清代农业对策即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和针对它而发出的。

因此全面发展，并非是均平用力而无所侧重。上谕“不独以农事为先务”，已表示了政策的侧重点所在——即五谷以外的农业种植，和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至此，自康熙末叶发端的经济发展对策的探求，已经基本告成。

而且，清政府不但在说，也是在做，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乾隆前期，各地官员的劝农曾达到一个高潮，为历朝所不能及。它也使政府的关注重心，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运河省份）转移向那些内地省份。

清代劝农策的提出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本是有感于人口的压力才产生的。清代初年中国人口大约有七八千万，经乾隆一朝，已达三亿以上。如何满足这样大量而迅速增加出来的人口需要，正是清代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各种政策产生的最大背景。这使清人面临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并终于造成了经济面貌的整体性改变。

面对人口增加的重大挑战，清人从中国东部的人口稠密地区，向着其他开发中的地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耕地数字增加了一倍左右。它与优良品种的传入、水利的增修和高水平耕作技术的普及，构成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6]不过，上述几项因素的相乘结果，尚不能与总产量的增加相抵。在这中间，还存在一些长期为人们疏漏的因素，这就是：一，农业多种经营的大规模发展；二，省际交流的开展和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清代经济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舍棉业而无其他。经过农民几百年的调整，棉花种植从早期（如明代）的“普及”状态，终于形成为三大优势产区：华东（江浙），华中（以湖北为中心），华北（直隶、山东、河南，较分散）。棉花和棉纺织业，成为居第一位的粮食以外最重要的生产品和商品。[7]其结果就是引起了东西方向沿长江水路，南北方向沿大运河和近海航运，在工业产品棉布和农业产品粮食之间的省际交流，其规模和水平，是纯自给经济远不具备和不可能做到的。据近代的一个估计，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些。

在棉业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多种经营”特别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盆地（它在不放弃粮食生产这一优势的同时，发掘了一批新的构成一定规模的优势产品，如蚕桑、烟叶、染料、药材、茶叶、甘蔗、蔬果、猪只等），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几乎放弃了传统优势粮食生产，改为经营鱼塘、果树、蚕桑等商品生产），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浙江的经济作物），江苏长江三角洲则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业区”（其农业产品棉花和蚕丝都成为本地的工业原料）。

总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清朝的关税在1735～1795年间增长了四倍，尽管它只涉及全国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8]——它可能是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它虽非由政府行为一手造成，其间政府政策的贡献亦不容忽视。

[1] 《高宗实录》，卷14。

[2] 官献瑶，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在史馆日，尝进《周礼讲义》，持论侃侃，高宗览而异之”；朱轼尝谓献瑶曰：“吾老矣，斯道之讬，是在吾子”（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9，中华书局，1984，页205）。

[3] 以上见《乾隆嘉庆两朝奏议》，第6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5]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6] 目前对清代的“多种经营”情况尚缺乏完整的数字说明，美国学者珀金斯所作研究表明，民国年间中国农产品中，粮食作物产值约占75%，其他则占居25%，如果计入蔬菜、水果、山林、水产、家禽，以及乡村工业的部分，后者的比重就要大得多。

[7]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168。

[8] 张晓棠：《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第37～40页；据说，邻国，特别是越南的统治者，为清朝非农业税收的扩张规模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越南和中国模式》（马萨诸塞，剑桥，1971年），第33页。

7.提倡工业生产

在传统经济时代，农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同时存在的还有工业部门。每当提起工业，人们往往把它与近代机器工业联系起来。其实，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某种机械，以及利用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在历史中是早已存在的现象，并非近代才有。因此，它们应被统称之为“工业”。其中尤以加工、纺织、制造、营建、矿冶等等，构成传统工业的主要内容，而与农业经营判然有别。[1]

乾隆七年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从《周礼》原意而论，即已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古代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一项为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2]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清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它背后是几亿人口的庞大需求和积极努力），自然引导它从农业的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从粗放到精耕，再超出而至商品生产，复从农业种植业走向工业，……一步步迈向更高的梯次。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梯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发展梯次的逐级攀升”。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

雍正皇帝曾于《圣谕广训》中说：

朕闻养民之本，在于衣、食。农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愿吾民尽力农桑。

亦非老生常谈，而具有时代意义。

乾隆初年，更有一批官员在各地积极推行，如巡抚尹会一疏陈豫省宜行诸事，其一即“女工之宜勤”，欲使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巡抚陈宏谋在陕西咨询地方利弊，必问：“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乾隆七年，御史包祚永言，黔省“惟资楚布，岁千亿万匹；兵民穷困，职此之由”，著令通省“教民纺织”。九年，甘肃以“种棉纺织，概置不讲”，令制造纺车，请女师教织。十年，奉天以“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拟议推广。其后总督开泰请令雇募江浙工匠到湖广，设立机局，教以染造纺织。总督方观承推行于直隶，更有助于使之成为一个棉业优势产区（这一点特别可贵，因为经济发展与赈济不同，它更需要“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些都是乾隆时期推行女工、纺织较为著名的例子。

尽管清代没有实现“现代化”，没能把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但中国仍有广泛而分散的工业生产，其产值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已产生一个相对集中的“（传统）工业区”。尽管西方存在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它却并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亦不因外国没有而非。[3]它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4]其中，仅棉布产量，估计每年大约就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5]总收入将达到白银二千万两。它是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也每每为其他地区劝农时视为榜样（如在苏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

也许还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而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

清代初年，政府对矿业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许云南开矿；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者，允许开采；雍正年间矿政趋严（主要是针对广东），同时，实际开采数量却有很大增长。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时，也对矿政进行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对它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如乾隆二至三年，允两江总督庆复、两广总督鄂弥达之请，准广东开矿；五年，经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开放煤禁；八年，经大学士等九卿廷议，决定“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其后虽续有争论，但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7]尽管矿业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制之下，若仅浏览《清史稿》或《石渠余纪》一类官书的有关纪载，人们甚至看不出矿政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开放矿禁的原因，一是因为铜斤短缺。清代货币制度为银铜“复本位”制。其特点是白银的供给全视对外贸易的余缺，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控制铜钱的铸造及其数量（它也受到私铸的影响）。一方面国外白银大量进口，一方面铜钱紧缺，银钱比例往往发生不平衡。[8]因为屡患铜荒、钱贵，“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开发国内矿藏自然成为一条重要出路。[9]其结果，铜的供应在乾隆朝开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其他矿产的开发，也可有益于国计民生。如铁之用于生产工具，锡之用于日用器皿，煤则可用于解决“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灶”的困境。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10]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闲民”和众多改业的现象。[11]与清初以垦荒为主的移民颇有不同，投入的生产也从一般农业转入经济作物或工矿业。清人朱泽澐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今州县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浍，教之以远服贾，……[12]

这些表明，工矿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特别是南方一些省份，本来“生业甚少”，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余，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说：“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13]乾隆三年上谕：“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14]已把矿政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当时“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不过，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无论是朝鲜李朝，还是西洋传教士，——那里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是为什么？它们难道并不重要，在三百年后，却一一显现出了特有的价值？[15]也许，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观察重点，或是我们见识不及吧。

如根据早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告（集中体现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康熙和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极为罕见的，魁奈还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辩护：财富成倍地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写下了这句格言：“但愿人们重视人口的增长，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17]

[1] 布罗代尔也说，在有关问题上，他毫不后悔使用“工业”一词，而不说“前工业”活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二卷，页311；按，《周礼》所谓四职兼修，三农九谷之外，园圃、虞衡、薮牧三者，在古代本非属于农业范围。如“薮牧”是指畜牧；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

[2]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

[3] 据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美国学者诺斯（North）也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第一章一节。

[4]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八章二节；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参见《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页172。

[5] 据吴承明估计，江南棉区每年产布约4500万匹。但他所计入的地区只有松江、常熟、无锡等，而遗漏了太仓州（包括嘉定）、通州、海门厅各属及苏州、常州二府的多数州县，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260。又，“小土布”是徐新吾先生坚持使用的概念，1987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6] 参见《石渠余纪》卷3《纪矿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

[7] 以上参见韦庆远、鲁素：“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页113～1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页454。

[8]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第1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2种，1981，台北。

[9] 为此高宗谕：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盖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乾隆九年九月，《高宗圣训·理财门》。

[10] 当时许多农民都依赖矿业生活，如四川“偷开矿厂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食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食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贵州“土瘠民贫，不习织亶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借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课，下可便民”。广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人民繁庶，生业甚少，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为滋生之地”；“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往台湾就食”，“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浙江“温、处各属，界连闽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耕作之余，别无生业”；“乡民每于八月农事既毕之后，迄于二月，无不从事采铁，以觅绳头”；“更有淘洗载运人夫，无不借此雇工受值”；“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广西“边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东南财赋之区，且耕种之外别无资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贸易善于经营者可比”；“惟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八章一节。

[11] 李光庭《乡言解颐》：《周礼》“九职任民，终曰间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谓佣作于人，转徙不定也”，如乡村之助工、短工等，中华书局，1982，页45。

[12] 朱泽澐：《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28；《清史稿·儒林一》朱泽澐传。

[13]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五日，《圣祖实录》卷255。

[14] 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对鄂弥达的朱批，朱批奏折。以上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页1—72。

[15] 参见高王凌：“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16] 参见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

[17]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看来，十八世纪世界史上的“共时现象”，其一为人口增长，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

清朝政府制订劝农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如同官献瑶、庄存与等人，读书治学本为“通经致用”，初非为考订而考订。因此乾隆初年，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能员和循吏，积极致力于这一政策的推行。

乾隆二年九月己酉，谕：德沛在甘肃巡抚任内，声名甚好，今已用为湖广总督。伊前所奏开渠凿井、兴修水利等事，皆利益民生，爱养黎元之切务。历来督抚似此留心本计者，颇不多见。是时又有署西安巡抚崔纪劝民凿井灌田，皆“能留心民食，知本计之所当先”。[1]

是月，两江总督庆复奏：浙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应令各州县官查勘该处地方，可以植桑者，官买桑秧，分给居民种植，示以育蚕之法。得旨：农桑乃为政之本，所当时刻留心。此奏欣悦览之。

闰九月乙丑，福建巡抚卢焯疏称：闽省不知蚕织，近加劝导。并移咨浙江湖州府，拨蚕民十户到闽，教以育蚕缫丝之法，著有成效。

是月，安庆巡抚赵国麟奏：查凤阳一府，每岁收获之后，即挈妻孥游行四出，沿门觅食，习为固然。究厥根由，皆因耕织不勤之故。请严饬地方官时加劝课，务令勤于耕织。

三年十二月庚子，河南巡抚尹会一奏：臣于上年钦奉谕旨，随饬地方官责成乡地老农，多方劝谕种树，自桑柘榆柳以到枣梨桃杏之属，遇有闲隙之地，各就土性所宜，随处栽植。一年之内，实在成活之树木共计一百九十一万有余。上谕：《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二曰园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当务矣。

四年十一月，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向来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麻、荍麦，素不出产。近年设法劝种杂粮，俱有收获。山上空地，多裁茶、桐、蜡、桕等树。苗疆向无市廛，近今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俱按期交易称便。得旨：览奏，朕怀诚慰。

五年九月丙子，给事中朱凤英奏：安省庐凤地方，于秋麦小米之外，别无所种。原野萧条，百无一有。宜广植树木，以收山泽园林之利。栽桑种棉，以资纺绩。谷麦之外，兼种杂粮。

丁酉，奉天府府尹吴应枚条奏奉天应行事宜，请饬旗人学习蚕织之事。

是月，安徽巡抚陈大受奏：安省高阜斜陂处所，茂草平芜，竟成荒废。春间令民试种旱稻，现在每亩收成，竟有至两石者。明岁当令各州县，广为树艺以收地利。得旨：如此诸凡留心，甚慰朕怀也。

六年三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省城士庶相习饲蚕，上游旧无杉木，臣捐募楚匠，包栽杉树六万株于城外各山。又附郭三处，俱可引水开渠，约垦田二三千亩。得旨：欣悦览之。至蚕桑树艺，尤为政之本。所当时时留心，而教民务本足用之道，均不外此也。

丁亥，云南巡抚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奏：一、黔中无地非山，尽可储种材木。乃愚苗知伐而不知种，以致树木稀少。一、黔省自劝民养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应饬各府州厅县，酌量地方气候，从容劝导，不愿者不必勉强督责。

七年六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栽桑育蚕，惟大定、威宁地气寒泠不宜，其余各属，均设官局试养，并于省会收茧雇匠缫织。又黔山栎树，今年饲养春蚕，亦已结茧有效，似较树桑为便。得旨：此事论之似迂，行之甚难。而若果妥协办理，则实有益于农民者也。

十月，广西巡抚杨锡绂奏：民间种稻之外，不知兼种杂粮，每多旷土，责成各地方官劝种。缺乏耔种者，酌量借给。得旨：谷乃民天，应如是留心者。

十二月，贵州总督兼管巡抚张广泗奏：黔省生齿日繁，臣等广劝耕织，本年于省城设立机局，纺织紬匹。得旨：劝课农桑，临民者第一要务，实力行之。

八年七月，吏部左侍郎署湖南巡抚蒋溥奏：湖南产米之乡，考之图经，佥云一岁再获。今再获之说，已不复觏。臣拟于明春饬令一二家试种，如果有成，小民目击再获之效，便可下年照式踵行。得旨：劝民勤农，为政之本。然亦不可欲速以病民也。

十一月丁亥，四川按察使姜顺龙奏：山东有蚕二种，不须食桑叶，散置树枝，自然成茧。臣在蜀见有青杠树一种，其叶类柞，堪以喂养山蚕。大邑县知县王隽曾取东省茧数万，散给民间，两年以来，已有成效。仰请勅下东省抚臣，将作何喂养椿蚕山蚕之法，详细移咨各省，以收蚕利。

九年三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饬行各道府督率有司，购买棉子，择地试种。其实在不能种棉地方，或雇觅工匠，教民织毼。得旨：劝课农桑，为政之本。然须以久远之心行之，所谓农事无近功，而有久长之效也。

四月，河南巡抚硕色奏：豫省咸浅沙地，虽不可种五谷，未始不宜树木。因令乡耆士民，有能劝种一千株者，给以花红示奖。州县官有能劝种二三万株者，分别记名。仍不得以欲速强民，始勤终怠。得旨：甚是之举。

五月，湖南巡抚蒋溥奏：楚南有青冈栎木等树，均可放饲野蚕。且桑蚕每岁止获利于春，而山蚕可兼收于秋。据道州知州、辰州府同知等报称，已于四月间成茧络丝，州民无不欢忻鼓舞。并载为规条一册，臣即刊刷颁发各属，令其照依领种放养。

九月，河南巡抚硕色奏：豫省开封、彰德、怀庆、河南、南阳、汝宁及汝州、陕州、光州等府州属，产有柞槲等树，可喂山蚕。近有东省人民，携茧来豫，伙同放养，俱已得种得法。其余祥符等七十九州县，不产青柞等树者，或植桑以养家蚕，或纺绵以织布疋。应就土俗民情所便，时为劝导。得旨：所奏俱悉。行之以实，不懈不扰可也。

十二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宁夏、宁朔等处试种木棉有收。

十年六月甲子，巡察御史和其衷奏：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价反倍于内地。旗民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请劝喻多置纺织之具。

癸亥，编修庄存与进呈讲章内，有播种秋麦一条。著抄录寄与直隶总督那苏图阅看，令其善为劝谕百姓，广行播植。

十一年正月，江西巡抚塞楞额奏：江右山多田少，南、赣二府，种植桐梓，出产油觔，其利甚溥。请饬别府属，劝民栽植。

闰三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陕省为豳岐旧地，西、同、凤、汉、邠、乾等府州，皆可养蚕。近令地方官身先倡率，广植桑株，雇人养蚕。并于省城制机，觅匠织缣。此次呈进之缣，即系省城所织。民间知种桑养蚕，均可获利，今年计通省增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其山东放养山蚕之法，现已令各属导民试养。得旨：兴农桑，乃为政之要务。毋始勤而终怠，毋空言而行违。勉之。

十二年二月，安徽巡抚潘思榘奏：臣饬劝农人，于路傍地隙，广植榆柳果树。再芦粟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土人称为六谷。又豫省红蓣，易莳多收。东省裨子，土名穇子，较高粱更耐水潦。臣俱谕令试种。并趁此农务未殷，疏通沟洫，以备水旱。得旨：此可谓留心本计。嘉悦览之。

以上所述，多是省一级大吏所作所为，如同我们曾在地方志中所见（如四川等地），县一级官吏积极劝农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政府在各地的劝农行为，直接带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展，造成了对地方传统职守的突破。

乾隆二年五月，上谕，重农务本，责在有司。令以农事考课督抚牧令。[2]同月，特旨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3]六月，复因“地方辽阔，事务殷繁，（牧令）势难一身遍为晓谕”，令仿《周礼》《遂师》之制，于乡民中择其熟谙农务者，每一州县，量设数人，协助县令“董率而劝戒之”，“或开渠筑埝，以备蓄泄灌溉；或树桑养蚕，以资民生利用，务使农桑之业，曲尽地之所宜”。又因地方官“久于其任，与民相亲，方能区画尽善”，令谋展宽考课期限。[4]

经济事务的职责，对地方官员一向多是名义上的，乾隆二年七月，再次申饬地方有司扩大所司职责，全面关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并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乡愚无知则面加开导之，庶几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亲爱之诚，油然自生，而提撕易入。如此从容岁月，始可以收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父母之称。[5]

二年十一月，云南巡抚张允随因牧令熟谙农功者少，请定规条选举上农，以其“专司教导”，谕令通行各省。[6]两江总督那苏图请拣用废员，督劝农务。得旨：“牧民之官，课督农桑，乃第一要务”，不得“分其责于他人”。[7]

乾隆六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各州县择熟谙农务之老农，一县“不过三四人，以之劝率，势有不及”；[8]现行保甲设有村长，管牌民百户，“伊等皆谙练农务，拟将劝农一事，即责专管”；于每岁首春，传集州县，“先令将所管百户，各田土肥瘠，向收若干，造册存县，岁底核其功过”。[9]

乾隆八年六月，再训督抚率属重农，谕：养民之本莫要于务农，州县考成固应用是为殿最。而向来功令不专以此课吏者，因其事甚朴，无可炫长，其迹似迂，骤难见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难周，有司之条教易饰，不似催科、听断、捕盗等事之显而有据也。（但不知）本计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民生大有裨益，即治道亦渐致郅隆。[10]

乾隆九年，训督抚劝课州县，实行教养，复令州县“亲履田间”，深入劝导，“询问疾苦，讲求利益；度其原隰，相其泉流，审物土之宜，因闾阎之便”，兴利除害，“教养兼施”。身所不及之处，有约正、值月人等，分布四乡，代为化导，“或给之廪饩，或加之奖诱”；“务使一州一县之民，情联势合，如父子兄弟之相为扶掖，如头目手足之相为捍卫”。[11]

又令地方宣讲《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训》，除城中外，亦须及于集镇村庄、远方僻壤。一应有关教民谕旨，不可徒张告示，视为虚文。[12]

并令各省督抚，将历年所奉教养百姓之事，悉心条对。并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考核州县，岁终奏闻。[13]

乾隆十年，两江请“择力田淳谨者，设为乡长，专司劝戒”，“并于州县巡查到村之日，据实禀陈，年终考核”；因“教稼劝农，地方官职所当为”，未允复设专员。[14]

乾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从容展布”，“实能为地方兴起教化，劝课农桑，兴利祛弊”。[15]

这些终使得一时之内，政府之手，伸到一些从未插手过的地方，国家干预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十八世纪在世界历史范围出现了一些“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从斯科特所说“国家的视角”观察，[16]它们皆可视为典型例证，有助于我们把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贯穿起来。

[1] 崔纪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据云遇旱年，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续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陕省富平、蒲城亦藉此免荒。因此欲据秦、晋成效，思于陕西全省推广，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中华书局，2001，页61。

[2]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42。

[3] 《郎潜纪闻》二笔卷13（页577）。

[4] 乾隆二年六月己末谕，《高宗实录》卷44。

[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6] 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高宗实录》卷56。

[7] 乾隆二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57。

[8] 先是，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滇抚张允随奏请奖励老农，拟有十条规则，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其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请定酒礼花红奖赏之例，经部议准通行，赵慎畛：《榆巢杂识》，页53。

[9] 乾隆六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155。

[10] 乾隆八年六月壬申谕，《高宗实录》卷195，又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1] 乾隆九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217。

[12] 乾隆二年八月丁丑、八年闰四月丁卯，《高宗实录》卷49、卷190。

[13] 乾隆九年二月癸丑、九月丁亥，《高宗实录》卷210、卷224。

[14] 乾隆十年正月，《高宗实录》卷233。

[15] 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丙午，《高宗实录》卷289、卷331。

[16] 参见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政府应否大幅度的插手劝农等社会经济事务，在古今历史上时有争议。如王夫之曾在《读<通鉴 >论》中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驰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日蹙”，因此“劝农”反而会导致“伤农”。自此以后，这种争议不断发生。

乾隆五年十一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请劝农诸事：一，水田宜劝修渠堰，一，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一，树木宜多行栽种，一，蚕桑（山蚕）宜劝民兴举，一，劝民种棉织布，一，工本宜酌量借给。

刑部左侍郎张照即提出不同意见，说：臣前目睹黔省形势，觉与所提不合。如兴修水利一条，黔地古谚有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黔省自平溪、清浪以下，无地非山，间有四山不相连接，旷而且平，若四五里，即建县治。若只一里半里，即是村镇，无隙可耕。若田则多在山上，何处可以开渠？然山田无水百谷亦生者，以常有雨。是不特无地可以修渠，亦无所用修渠也。又如添种杂粮，岂不甚利？但承平八十余年，岂至今尚不知种植？则其天时地利，必有异于他省者，虽加劝导，窃恐徒滋扰累。

张照的意见，与王夫之所批评的相当接近。大学士九卿虽不大同意他的意见，却也认为黔省无蚕桑木棉之利者，“似不尽由民愚妇惰”，而另有其具体原因。[1]

对此两议具奏，皇上不好断定孰是孰非，最明智的办法，无疑是征求当地官员意见。六年七月，继任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复奏：黔省各属“未开之田，多因泉源远隔，无力疏引”。不仅有渠可开，而且开之有益。因请官为督劝，借工本开修水田。并报告说，自劝民养蚕（山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2]

七年六月，陈德荣又奏，贵阳（府）贵筑、开州、（遵义府）仁怀、（镇远府）施秉、（义兴府）普安、安南、（安顺府）镇宁、（都匀府）荔波、（平越府）余庆等府州县之各堡坪，皆可引水垦田，四五千亩不等。现亲履查勘，给本兴工。又今年饲养山蚕，亦已结茧。[3]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争论发生地贵州，“耕种之外，别无利生之业”，即有条件也不知开发利用。乾隆三年，陈玉dg来任遵义知府，就任后“日夕思所以利民”，因在巡历时发现当地多槲，即家乡“青、莱间树”，故想引进山蚕，“以富吾民”。“开先须人”，清代大多数地方官员出身乡间，对农业生产知识有较多的了解，由此才可能引入、发掘新的生产项目。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的任职期较短（新的规定亦不过三年五年），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三十余年历十二省达二十一次），无虑也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乡愚无知”，[4]对于许多地方来说，社会闭塞，信息不畅，更需要一定外部信息的输入。

找到饲养山蚕这一途径之后，陈玉dg首先要做的，就是遣人回山东购买蚕种、雇请蚕师。以后几经波折，往返再三，取回蚕种。于是遣蚕师四人，分教四乡；织师二人，教民缫煮络导牵织诸法。“事事亲酌之，白其利病”，到乾隆七年终于成功。再以蚕师、织师之徒各数十人，皆自教其乡里。从此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5]可见提供初步信息之外，引进基本原料（如种籽）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的又一层作用。中国因缺乏社会中层组织，农村自家庭或家族以上，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看起来，总不若官府有组织行动那样雷厉风行、直捷有力。如遵义在取得蚕种后，立即就能组织四乡学习、推广，显然是借助了基层组织的协助，尽管这种组织在今天看来还很“软弱”。

官府行为的又一个优势，是有财政方面的支持，而这是不计收益，甚至是不需还本和无息可计的。例如在山蚕的推广中，购种、运送、雇募匠师、置办器械、设立场所，在在需要花销。个体小农缺乏资本，“是无担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雍正以来，清廷决定“火耗归公”，其中专门划出一部分做为地方公费，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经济事业。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财政力量从事地方建设。这可能也是乾隆间政府劝农较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劝农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弥补市场的缺环或不足，特别是在那些欠发展地区。因此政府也可于试行初期或必要之时，为产品提供一定的保护。如陕西推广蚕桑，有种桑未养蚕者，给价收买，养蚕得茧不能缫丝者，“亦许卖给于官”；“纵初行无甚利息，所亏亦甚有限，身任地方，定能不吝些须，加意率作，以为小民开衣食之源”。[6]

总之，政府于劝农一事，可以依赖其知识信息、组织与财政的力量，进行较为直接而有力的行动，因而易于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方案。具体说来，从新生产项目的选择和引进（包括购入所需原料），传授生产方法（包括初级及加工生产，请匠师、设官局及组织各乡学习），提供资金（直接投资及提供借贷），以及保障销路（选择期间的包销和试行阶段的保护性措施），等等方面，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经济发展，俨然已经成了当时政务的重中之重。在一时期间和若干地区之内，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7]

另一方面，清代除少数的例外，基本上没有过强制性的推行。这与其他某些朝代相比，颇有区别，如明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亩，实与清代发展商品性经营、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8]不可同日而语。

多年后皇上在《御批纲鉴》（卷41）里，就池盐设税之必要，写道：

可知食货之经，未可因任自然矣。

好像仍在坚定的为当年的政府干预，作自我辩护。

乾隆初年，中国遇到了十八世纪最大的灾害，继乾隆七年江淮大水之后，八年直隶大旱。国家赈恤灾民，于江南动用上千万石（两），直隶复数百万。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今“天下何无备之甚也”，平日卤莽薄收，一有急，则待赈济为活计。查受灾之河间、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卫河、滹沱、漳河），支河二十有五，滀水之淀泊三十有一，蓄水之渠三，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多，莫如此二处，山东、畿辅之水，皆委输于瀛海、奔汇于直沽。若蓄泄有方，即逢旱岁，灌溉之功，可救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撑持数月。臣窃以为，与其徒费之于赈恤，不如大发帑金，将畿辅水利，尽行经理。一举两得，转败为功。

他又举前人的成功例子说，汉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今之昌平也；北齐修督亢陂溉田百余万亩，今之涿州也；宋于雄、鄚、霸州一带，兴堰六百里灌田，今东、西二淀，即其塘泺；明于天津开水田二千亩，亩收四五石；国朝李光地请兴河间水田；上年直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众情欣悦。又闻石景山有修姓庄头引浑河水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蠡县富民自行凿井灌田，愈逢旱岁，其利益饶；现在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间曾劝民开井二千余口，今颇赖之，“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

但为什么以前怡亲王与大学士朱轼经理直隶水田“垂成而坐废”呢？柴潮生以为，这是因为“强之为水田”，而非“兴水利”，其教训不难吸取。

因此他建议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经理畿辅水利，河旁开沟，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受赈之民，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非以费财，实乃阜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是谓无弊之赈恤，不竭之常平，无形之帑藏。

他最后说：“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苟舍此不为经理，其余皆为末节”；而欲尽兴西北之水田，事体至大，请先就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9]

柴潮生所提到的开井，先经顺天府尹蒋炳奏请，上谕：不知如何举行方为妥协？可否试行于天津、河间？或调曾在陕西凿井的崔纪董率办理？寻奏，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二万二千余口。一井所费，不过需银一二两。民间俱各踊跃从事。[10]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建议，如直隶总督高斌奏，桑干河为永定河上游，绵长八百余里，多开渠道，可以灌溉。前经居民捐地开浚未成，呈请借帑兴工。曾遣员查勘，事属可行，应将桑干河南北两岸各开一渠。其上游之浑源河，亦可开渠灌田。乾隆九年春融后委员承修，其后又加修理，桑干河开渠四十六里。[11]

当时不仅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来属于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或借予资本（如社仓谷等）。如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训督抚留心水旱事宜，谕：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督抚有司务体朕痌瘝乃身之意，刻刻以民生利赖为先图。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妥协办理。

又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12]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乾隆九年五月下旬，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九卿议复，柴潮生请于直隶兴修水利，诚非凿空无据之说，必使全省之地形水道，脉络贯通，决非旦夕所能奏效；若如该御使所奏，遽遣大臣赍帑，前往开浚，将现在之赈民，派令就工给值，诚恐仓卒。得旨：“依议。畿辅兴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命曾任直隶总督、布政使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前往保定，会同总督高斌详议经理。[13]

九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尊旨查勘水利，伏以（白洋淀）东、西二淀，诸水会聚，容堪毕详筹奏闻。得旨：“是。悉心详酌，成此永久有益之举。”[14]

十二月，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奏奉旨查办直隶水利事宜，履勘各属，现在应办浚牤牛河，开白沟河支河等，及营治稻田（六百六十余顷）。以上应办各工约估需银四十七万两，请拨银五十万两，春融次第兴工。是为初次工程，其后还有二次、三次工程。[15]

至乾隆十二年，据报，顺天、保定、河间、天津、顺德、广平、大名、赵州等处各工俱已完成，前后共享银七十余万两。[16]

乾隆十三年三月，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窃以为目今养民之政，尤当专意讲求者，莫如水利一事。今江湖河港之水利，其在通都孔道者，固已逐一整顿。然山乡僻壤，旧有陂塘堰坝，阅久湮废者不少。若亲民之官为之指示开导，当无不爽然悟者。

贵州按察使介锡周也力主筑坝开渠，其无力引水之田，则照例官借工本。

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总督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尚书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巡抚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17]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进展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开矿，更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清初矿禁较严，乾隆初对矿政作了较大调整。其后，乾隆八年广东布政使托庸奏请开矿，两广总督马尔泰议复，称广州等府报出铜铅等矿二百余处，现确查召商试采。九年六月，这一提议遭到御史卫廷璞、欧堪善的非议。上命军机大臣将卫、欧二折抄寄马尔泰等，“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18]

七月，马尔泰等条陈粤东开采矿厂事宜，称广州府所属州县报铜矿十二、铅矿二十二、他矿三，韶州府属报铜矿五、铅矿二十七、他矿三，惠州府属报铜矿十六、铅矿十、他矿五，潮州府属报铜矿六、铅矿七、他矿二十九，肇庆等府报铜矿二、铅矿五、他矿十八（包括金矿九），各直隶州报矿三十三，全省共铜铅金银等矿场近二百处，请召商试采。奉旨准行。[19]

九月，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奏报到粤，得旨：“两粤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20]十月，那苏图与署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策楞具折奏陈，反驳卫廷璞、欧堪善禁矿之议：粤省在在需用钱文，鼓铸一事，万难缓待。而铜斤之产于东洋者，江浙等省纷纷购买，尚虑亏缺；其产于滇南者，额解京局，及供应本处与川黔等省鼓铸，岂能源源接济？粤东现有矿厂，弃而不取，非计之得也。“臣等身膺重寄，何敢好大喜功，创此无益之举？”

议者或谓矿厂一开，奸良莫辨，事属可虑。然云南、粤西频年开矿，并未滋事。惟在弹压有方，便无意外之虑。或谓聚此数十万工丁，必致米价腾贵，产米地方，远则江楚，近则粤西，皆一帆可达，购邻省之米，养本省之人，有何食贵之虑？

况粤东山多田少，民人苦无耕作之地，与其漂流海外，何如入山佣趁，使俯仰无忧？是开采非特为鼓铸计，兼可为抚养贫民计也。现在报出铜铅各矿，可自广州、肇庆二府起，先行试采，由近至远。[21]

那苏图、策楞的建议，不久为大学士会同户部批准。[22]随后矿业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清代矿厂中约百分之五十都建立于乾隆时期，——这一事实，与清代农业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矿业的开发，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农业生产有着高度增长之后，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尽管我们不应夸大矿业在清代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或以为它一经政府批准，就能奏功（那不是单一因素就能决定的）。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清政府作出的发展矿业的决定，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相比，在规模上并不逊色。它与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已成为清代“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已，恭上孝敬宪皇后尊谥礼成。诏示天下，其一曰：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交与地方官查明验看，应修之处，该督抚奏明修理。

乾隆元年三月乙未，闻浙江绍兴府属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五县，有沿江沿海堤岸工程，向系附近里民，按照田亩，派费修筑，谕令地方大员，委员确估。于存公项内动支银两兴修，报部核销。永著为例。

八月乙酉，又谕：“南北河工，与浙江海塘，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自即位以来即动正项钱粮办理。

五月丁未，命修建州县六房公宇。

己未，命修京城房舍。

六月辛未，命定江南水利岁修。

丁丑，命修山西省南北大路。添设墩台、营房、烟墩、牌坊等。

十月乙丑，命动支运库子盐羡余银两，修广东广、肇二属沿江一带基围石堤。

乾隆二年四月癸亥，议云南开通川江水道，即金沙江工程，[23]谕令：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凡系水利及凡有关于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浚。总期有备无患，要须因地制宜。事可谋成，断不应惜费。

乾隆二年，始命建造各处不敷仓廒。[24]

乾隆二年，奉谕旨令各省督抚，将城郭工程，预为估报，遇有水旱，即可以工代赈。[25]

乾隆三年九月，谕：黔省舟车之路，虽限于地势，然万一可以尽人力者，须当留心补治。

乾隆七年四月辛丑，命各地方完备救火器具。

七月丙寅，修整京城临街房屋。

七月，议修湖广堤工。

乾隆八年五月，兴工疏浚洱海海口。

九月，浙省海宁县鱼鳞塘工告成。海塘自雍正十一年起，至乾隆八年止，各案工程，共享银二百三十余万两。

十月，开始以工代赈，兴修直隶等地城垣。

乾隆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请修直隶水利，至乾隆十二年四月，各工先后告竣，共享项至七十余万。

九年二月庚戌，谕军机大臣等：各省城垣，自应加谨防范，以资保障，毋得仍前玩视。六月庚戌，直隶总督高斌奏请修理天津府属之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河间府属之东光、交河、吴桥、宁津、故城十处城垣，以工代赈。

辛酉，贵州总督张广泗议奏，署贵州按察使宋厚条奏建城一事：黔省各处城垣，建自明季，迄今塌废几尽。新辟苗疆，多无城垣可恃，议建亦不可缓，共确估需银二十四万六千余两。

十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勘估昌平州、居庸关、居庸上关、八达岭南口、沙河、巩华城、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十二处城工。应行修理。至十三年闰七月，直隶已修城垣四十六处。

乾隆十年四月丁巳，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城垣，于乾隆三年，经调任抚臣硕色分别缓急工程，估需工料银一百二十余万。部覆俟有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今查边城十二州县卫，均应先修。按报部册核算约费二十余万两。川省实无可动之项，各州县亦无额设公费，不得不因地制宜，酌开急公之例。

庚申，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开浚赤水河，顺流直达四川重庆。开通后，每年可省每年运京铜铅脚价银一万三四千两，下部议行。翌年春，工程完竣，用银三万八千余两，以两年所省运铅脚价即可完补。

是月，山东巡抚喀尔吉善议奏：东省城垣共一百十二州县卫所。应行修理者，共约需工料银一百数十万两。需用浩繁，请酌动司库存公银，按年陆续兴修。如地非冲要，留俟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

九月，署两江总督协办河务尹继善等议奏：安省各属城垣，应修葺者，计三十九座。臣等酌情形之缓急，估银数之多寡，挨次兴工。

十一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覆奏：查修通省城垣，总计完固者五十六座，已兴工改建者一座，现饬粘补者九座，题明以工代赈者十座。惟顺宁、剑川二府州城垣，年远残缺过多，必须重建。

十二月辛亥，今因三年之内，普免天下钱粮。谕令密寄信与各省督抚，查察彼地情形。如城垣等工，若有必不可缓者，则奏请兴修。其稍可缓者，则待至二三年后，亦不为迟。

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已准部咨汇题，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食为民天，势难俟经费有余，再行动修。查前奏准兴修之甘州、河州、狄道州城工，目前尚可暂停。请即以修城估项，移作建仓廒之用。

乾隆十六年，淘挖都江堰，[26]……等等，各项工程，一时不易中止。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丁丑，命归化城设立养济院。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此即古帝王哀矜茕独之意。

五月庚戌，谕总理事务王大臣：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中产以下，每致破家。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亦保民之一端也。

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广西巡抚安图奏：粤俗尚鬼，岁时伏腊，家家赛愿。病不求医，亦惟谄祷。聚集亲朋，酣饮而散。现饬有司劝化，以除锢习。得旨：此虽探本之论，然须行之以渐，不可欲速也。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署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奏，吴俗尚鬼，素多淫祀。苏郡上方山，向有五圣邪神为崇，久经前抚臣汤斌题明毁禁，近复立有神像。又常熟地方兴行斗会，俗人道扮，拜斗书符，有干律令。臣俱严加饬禁，查拏究处。

乾隆元年五月，江西巡抚俞兆岳条奏：民间斗斛之制宜画一，禁演扮淫戏以厚风俗。得旨：王者之道，同律度量衡。盖以此民间日用最切之事，而风俗人心之所关也，宜令画一之奏是。但不可有欲速之心。

六月甲戌，从大学士兼管工部尚书迈柱之请，颁工部现用营造官尺式于直省，凡工程俱用部颁。

乾隆三年十二月丙申，谕令各省督抚转饬布政司，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了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27]

乾隆元年六月，河南巡抚富德奏：救荒之策，止凭社仓册籍，尚未尽善。请令各该地方官，每于冬间春初点查保甲时，即将逐户男妇大小名口，填注册内。则贫富已按籍而了如指掌，设遇赈济，自无脱漏。而胥役之浮冒侵渔，均无所容其伎俩。得旨：此事已遍密谕各省督抚。可照汝此议，先行于豫省。一二年后，俟有成效，则朕再降谕旨。

清初以来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只是到乾隆初年，为了赈济的方便，才考虑要新立册籍，以弥补编制赈济册这一临事统计的不足。[28]终于在乾隆五年决定统计全部男妇大小人口，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其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具折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29]于是从乾隆六年以后逐年统计，直至清末，为后人留下了一套珍贵的人口统计资料。

乾隆八年五月辛巳，谕：埋胔掩骼，亦王政之一端。所以推广仁心，不遗枯朽也。著令各省地方官查明，一并归入义冢掩埋。

九月丁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尚书讷亲奏请勅下各督抚令州县徧历境内，将某事当兴举，某事当整饬，及行之有无效验处，造册详报。该上司即据此为考成。应如所请，凡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及赌博、健讼、盗窃、打降、崇尚邪教诸事，一一得之耳闻目见，相机办理。督抚岁终汇入成效事件案内核实奏闻。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己巳，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轮诚向化。令将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以昭王会之盛。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亦可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语言）的层面，[30]而与加强政府有所区分。

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兴举各种新的项目，也引起了对财政支出不足的忧虑。

乾隆五年闰六月乙巳，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近见各省题修之工甚多，如西宁之建筑，河海之堤防，此出于万不可缓；其余言挑浚，言修建，若不问缓急，任其开销，势必有亏国帑，请勅谕各省督抚，凡地方官详请工程，必细加勘实，万难稍缓，方准题达。

户部左侍郎梁诗正亦奏，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倘有蠲缺停缓，即不足供一岁用度，须酌为裁减。各省官员毋任其增设，工程宜权其缓急。[31]

六月丙午，监察御史吴炜提出不同意见：近见度支之臣，有以国用不足为忧者，恐开言利之端。外则直省督抚，于民生利病、地方兴举，必有壅蔽之患。内则部臣，于应行动用帑项奏销之案，必有阻剥刻核之虞。祈始终以宽大为怀，祗期民用之足，无以国用为忧。得旨：但恐外省大吏观望为怀，其弊诚有如吴炜所奏者。朕甚嘉纳之。

因此并未停止各地工程的兴建。乾隆七年三月庚辰，御史丛洞请停修理热河一带行宫，以节帑金而昭圣德。上谕：我朝土木之工甚少，偶有兴作，亦皆不烦编户之差徭，不动司农之经费，断不至于劳民伤财。丛洞身为言官，有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

五月庚辰，谕军机大臣：周学健条奏江南水利一案，朕已降旨依议。朕思从前许容任苏州巡抚时，曾言每年若费银二三百万两，自然水患可免。若果于地方实在有益，即多费帑金，朕亦不惜。

但于政策也有部分修改，八月辛亥，因广东广州、肇庆围基，向来原系民修，相安无事。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岁岁多有冲决，百姓愈长刁顽。为筹久远，终非长策，谕令其详审情形，若可仍改民修，即将所见具折陈奏。

乾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乾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32]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1] 《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实录》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六月；乾隆二年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指示之下，一个省级的官员可能亲自巡视了多少地方。

[4] 所谓“小民至愚”、“乡愚无知”，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5] 见道光《遵义府志》卷16。

[6] 陈宏谋：“劝种桑树檄”、“倡种桑树檄”，《皇朝经世文编》卷37，见彭泽益书，页203。

[7]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注解。

[9] 《高宗实录》卷216，乾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35-105：39。

[10] 《高宗实录》卷211，乾隆九年二月丙寅。崔纪，原任陕西巡抚，乾隆初年曾倡导开井，旋因“务期速效”，强迫民人，遭致批评。

[11] 《高宗实录》卷205，乾隆八年十一月乙巳，《高宗实录》卷239，乾隆九年四月己巳。

[12] 广东围基向来原系民修，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因终非长策，复令围民自行修补，《高宗实录》卷173，乾隆七年八月庚戌，《高宗实录》卷183，乾隆八年正月甲申；安徽陂塘，见《高宗实录》卷259，乾隆十一年二月；即令各省城垣工程，也都曾规定不论大小，“统令动项修补”，《高宗实录》卷260，乾隆十一年三月戊辰；其后这些政策多被重新检讨。

[13] 《高宗实录》卷217，乾隆九年五月壬寅。

[14]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15] 《高宗实录》卷230，乾隆九年十二月丙午；《清史稿》，卷307，《刘于义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51-10552；直到乾隆十一年，刘于义（署直隶河道总督）仍请于天津府，“官为穿井，分给于民”，《高宗实录》卷261，乾隆十一年三月己丑。

[16] 《高宗实录》卷289，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亥。

[17]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4；《啸亭杂录》卷7，“泗”，作“汜”。

[18] 《高宗实录》卷219，乾隆九年六月己巳、辛未。

[19] 《高宗实录》卷220，乾隆九年七月乙酉。

[20]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21] 《高宗实录》卷227，乾隆九年十月。

[22] 《高宗实录》卷231，乾隆九年十二月癸亥。

[23] 赵慎畛：《榆巢杂识》：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泝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

[24] 建仓似始自乾隆二年七月癸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直隶按察使多纶奏豫筹积贮事宜。所称需用仓廒，应令该督酌请修建（又见三年五月己巳）；七月，两江请添建仓廒；十月及随后几月之内，四川、奉天、广西、浙江、江西、贵州亦请建仓；每间估银二十两（浙江）；乾隆六年六月戊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疏言：安省常平仓收捐谷石，各府州县共不敷贮谷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石，需添建廒仓二千三百四十二间；八月癸卯，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皆从之。

[25] 《高宗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彼时江苏即动用三十一万两，修建被灾几紧要处所城垣，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67）称，“两江动用藩库银五十万两大修城垣”，似误。其后，乾隆七年五月，又有宁夏等地修城。

[26]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596-597页。

[27] 参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呈报制度”（《故宫季刊》第13卷第1期）；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8：4），将之确定为乾隆三年之事；清代以前，为掌握粮情，政府主要依靠一种一年两度的灾情报告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灾害的发生而设，范围比较狭窄，也显得比较消极。报灾期限过后变化的不予考虑，被灾分数的估定不准及难以反映出实际赈济需量，是这一制度难以克服的弱点。此外还有一定的随机呈报制度为其补充。清朝自康熙中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粮价陈报制度，规定各省督、抚每月要分别将该地气候情况和粮食价格报告朝廷，使其能随时掌握各地供需的变化，以相机采取措施。但还属于不规则报告，直到乾隆初年，才和其他的许多制度一样，完善为每月奏报的经常报告制度。

[28] 乾隆元年五月壬寅，六月河南，《高宗实录》卷18，21。

[29] 乾隆五年五月戊辰，《高宗实录》卷130。

[30] 《清史稿》曰：“国家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62页）：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其间，来华外国人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538～541）：巴多明（法国人，Dominique parrenin）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JeanBaptiste Regis）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1668～1720，pierreJartoux）、费隐（奥，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另，1725年朝令雷孝思偕费隐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乾隆二十年代，西师平准平回以后，乃测绘了西北新疆的地图。

[31] 乾隆六年五月癸未。

[32] 参见《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对清代历史，学界已有过若干“现代”、“后现代”的解释。不过，在钱穆先生看来，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1]因此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他们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清人当时对自己的行为是怎样考虑的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一月的乾隆皇帝便表述了自己的追求目标——继述祖志，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2]上谕：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表示，此非“邀誉近名”，以博臣民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3]

所谓“皇考圣训”，乃指雍正五年六月壬寅，世宗谕内阁：

朕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4]

这也可以说是皇考皇祖以来三代的理想。如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圣祖谕：

朕嚮意于三代。[5]

但那时还只是虚说，而并没有付诸实施，不像乾隆初年，就打算实做了。而且，不仅是想超迈皇祖、皇父，更是打算直追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策试天下贡士赵青藜等，制曰：

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之盛治。……多士学有所得，则扬对先资，实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隐。朕将亲采择焉。[6]

乾隆二年五月戊子，策试天下贡士何其睿等，制曰：

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为盛。而虞书……言民事莫重于农，敦本计也。……多士其各摅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乾隆三年二月丙午，首举经筵大典。直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讲毕，上曰：

自昔圣帝明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

这些都可以算作意图“回向三代”的例证之一。征诸乾隆初政的许多做法，岂不正是要把“复古”作为一个重大的追求目标？[7]

中国文化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而不以未来为标的。在儒家思想里，一向有一个极大的题目，就是如何“回向三代”，回归古代“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8]乾隆初年的有关努力，正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一个重大实践。它意义深刻，既“传统”，又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在我看来。也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来得重要；它与其说是为了证实清人统治的“合法性”，不如说是在积极地确立清代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空言”为“实事”，其意义怎样说来都不过分。

但“回向三代”，却并非那么容易。在历史上，至少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尝试，一次是在汉代，[9]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10]仅就主观原因来说，前一次可谓“貌合神离”，后一次却是“君相分立”。乾隆朝则过于突出皇帝个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职。皇帝的素质暨儒学素养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谓“君孤”的现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书尹继善面奉谕旨，曰：今当“上法”三代；但经一番阅历，才知其难。只有寄望“与诸臣交相儆戒”，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意谓希圣希天，有为者亦若是耳。由今观之，不但尧舜汤武，夐乎难追。即（汉）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见天下事，责人甚易，而自处则难。局外旁观甚易，而以身阅历则又难也。[11]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续晫条奏三折，以为效法汉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谕：

若浮慕虚名，有意规仿，则效法汉唐，尚属虚假，而况于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愿改变初衷。[12]

七月庚寅，复谕：初意于“养民”有所成效之后，即兴“教化”；它不是发展经济与地方建设，办几件事就可以令人满足的，朕之初意，俟养民之政渐次就绪，闾阎略有盈宁之象，则兴行教化，易俗移风，庶几可登上理。岂封疆大臣，能办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满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抚，天下之督抚。亦当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识见短浅，过自匪薄，徒沽名誉，徒邀嘉奖，为言官之所轻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谕：本朝政治清明，并无历代之弊（如女宠、宦官、权臣、强藩等），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英主”，设若将来遇到“庸常之主”，国是岂不“必致凌替”？——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回复三代”，建立“万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图”，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14]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回向三代”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备于是矣。[15]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举十八学士登瀛洲事，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曰：

卿等无痌房杜，顾朕弗逮唐太宗耳。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亦思孜孜日赞，少效交修之责。然限于才力，痌出房杜下，有负圣谕。[16]

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他的“谋主”？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与汉代、宋代颇有不同，这次行动并非由臣下（或所谓名臣、名儒）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几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鄂（尔泰）党争一类的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而出于种种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后，就很少谈及“回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们将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事情已有了很大改变。[18]

到乾隆后期，皇上更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不谈回复三代，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的两件大事。这样做也许有着他的原因，或是难言之隐；但当事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充分了解几乎就不可能）。当然，“回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这一件事的复杂性，也使他没什么好夸耀的。相比之下，“西师”和“南巡”却都可以说是成就显著（虽然在当时即招致了不少非议）。这真使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

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却不能否认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认它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否认其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否认其一“进”一“退”，二者都极富意义。[19]

最后我们也许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宗皇帝为什么提起“回复三代”的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的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在其个人的内在性格和高傲气质之外？

显然，他从青年求学，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响，为此可以参阅他早年的文集《乐善堂集》，如《修道之谓教论》（“复三代之治”）、《治天下在得人论》、《唐总论》（“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等篇，皆可证明。

另一方面，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外在刺激的痕迹。吕留良曾说，“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均按诸天下后世之利，而“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别人夺取之心”；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20]——乾隆皇帝也许恰是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动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迈前人，比历代都做得好”？而这一点，也是他的父皇，亲自上马批斗吕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就其统治“特性”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没有着另外的一面。[21]于是乾隆“回向三代”终于也就成为了“昙花一现”。[22]

就在“回复三代”的同时，朝廷从新振兴了儒学。改正了雍正时搀杂佛学的局面。如严饬僧人，甄别僧道，[23]降低僧道待遇，等等。[24]

皇上曾于《御批纲鉴》（卷39）批道：

“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学，……事杂言庞，尚足兴教化乎？”

为使思想能“定于一”，特提倡经学。乾隆元年三月，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著该部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

元年四月，以“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命广布御纂经书，谕：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道隆羲顼，学贯天人……而尤以经学为首重。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又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正学昌明，著作大备，……著直省抚藩诸臣，加意招募坊贾人等，听其刷印，通行鬻卖。

定生员试经解，对诸生中能通一经者，则加意栽培。

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五经乃政教之原，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训士子留心经学，上谕：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具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续纂《律吕正义后编》，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礼。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诏举保荐经学宿儒，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等“潜心经学者”，谕：

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称朕意焉。[25]

《啸亭杂录》曰：上初即位，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纯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苞、任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26]

其最初目的，仍是“回向原典”，[27] 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压迫”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提倡”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嗣后，四库馆臣多为“反理学”之“考据派”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29]

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农政”：

农桑，王政之本也。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粮政”，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后文）：

迩年米价之贵徧天下，朕多方筹划，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欲停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停，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

其三为“荒政”：

至水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欤？

第四为“治水”：

治河转漕，以饷京师。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长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欤？

所言涉及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视为一篇经世派的宣言了。[30]

在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于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外，并不认为十八世纪存在一个“经世学派”。

这与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31]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修、齐、治、平“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者”的志向。

其实，“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如曾国藩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32]张之洞所说的“经济家”，有名臣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诸家皆经济显著者”。[33]何一不是十八世纪的经世派人物？

此外，见于《清史稿》的有：陈宏谋（数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斐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见于《清实录》的省级官员有：张广泗（贵州）、陈玉dg（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燿（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有：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拔（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

而《切问斋文钞》的作者陆燿[34]、今文学宗师庄存与[35]，乃至史学家章学诚等人，[36]可以说都是十八世纪经世派的“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其讨论范围，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

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

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是皆与“经济”有关。而“河渠”、“地理”、“天文”、“历算”等，尚不计在内。[37]

对上述政务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忽视的态度。在倡导拓宽学术领域的今天，这些难道不应视为思想史的范围？虽然它们不属于儒家“经学”的范围，岂非国家行政须臾不可或离的“学问”，值得认真总结？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

[2]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124。

[3]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4] 《世宗实录》卷58；世宗尝谕：“张廷玉朝夕之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6。

[5] 《圣祖实录》卷190。

[6] 《高宗实录》卷16。

[7] 乾隆七年置“乐部”，亦“仿周官遗意云”，《朗潜纪闻·三笔》卷10。

[8] “回向三代”，余英时语，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北京，2004。

[9] 参见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第三章。

[10]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三联书店，北京，2004。

[11] 《高宗实录》卷99。

[12] 《高宗实录》卷109；《乐善堂全集》卷七《贞观政要序》曰：“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贞观之治，“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如此二者间似乎也就没有偌大的距离了。其中提到“持盈保泰”云云，这些在皇上的话语中，可能都不是像初看起来那么保守、消极的。

[13] 《高宗实录》卷123。

[14] 《高宗实录》卷146；其后皇上的思想有了改变，他在“叫魂案”和其他“文字狱”中都使用了“非常规”的政治行为。这是为什么呢？过去很少有人解释这一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上谕所说，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前无古人，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看来，皇上的许多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为此，修订《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编纂刻印经书，考订礼乐，重修太学、文庙，从事各项大工程的建设，种种“一劳永逸”的提法，和以后的搜书编书……那一个不是为了后代的长久考虑呢！

[15] 《高宗实录》卷211。

[16] 《高宗实录》卷227。

[17] 这里值得一提的人物也许有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世宗时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在这个名单中我们还不要遗漏了方苞，全祖望曰：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寻迁礼部侍郎。“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和硕履亲王尝曰：“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2000，页305-310）；更不要忘了皇帝的老师蔡世远。）

[18] 如从《思辨录辑要》马负图、张伯行所作两《序》，与纪晓岚《四库全书提要》的对比中，即可多少看出端倪；马负图《序》曰：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于画一变通使古今皆可确见施行者，即大儒鲜有能言之者也；纪晓岚等《提要》曰：其言皆深切著明，……虽其中如修齐类中必欲行井田、封建，不免有迂阔之失。

[19]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20] 参见汪晖：“重读《孟子字义疏证》”，《清华历史讲堂初编》，页309。

[21] 参见高王凌：“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2010年2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满族历代社会与宗教”研讨会论文。

[22] 据吕思勉先生说，宋儒论治，但欲以古为法，遂至欲复井田封建，实具有“彻底改革之精神”（皆欲大变现局）；并此原理而不认者，必为庸俗之宋学家矣（《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568），“彻底改革”，当然就增加了它实现的困难。

[23] 据说，世宗皇帝屡屡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尝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释法”（《啸亭杂录》卷1）；并在宫内养着一批和尚、道士，甚至参与机密情事，如国师文觉日伺宸扆，参密勿，上倚之如左右手。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今上登极，皆放还山（萧奭：《永宪录续编》）；又，据梁启超云：康熙末，耶稣会党太子，喇嘛党雍正（《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御批纲鉴》（卷101）云：“方外之人，经涉世务，鲜有不生衅滋事者”。

[24] 《朗潜纪闻·三笔》卷1：国初，太常寺乐官用道士承充。乾隆间，高宗特谕廷臣：二氏异乐，不宜用之朝廷。乃别选儒士为乐官（遂有“乐部”之设）。又，乾隆五年敕部定议，嗣后正一真人不入班行，授秩五品；乾隆三十一年，重定为正三品。

[25]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352；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9《任啟运受两朝礼遇》。

[26] 《啸亭杂录》，中华书局，北京，1980，页15-16；《朗潜纪闻·二笔》卷8：“乾隆朝举经学，顾（栋高）、陈（祖范）、吴（鼎）、梁（锡屿）四君，同授司业”（即乾隆十四年事）；敕将梁锡屿所著经学，翰林、中书各誊写一部；吴鼎所著书，奉谕著录四库。“圣朝尊经重道，疏逖不遗，宜乾嘉后朴学蔚兴，继四先生而起者，家许、马而人郑、孔也”。

[27] 余英时语。

[28]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页477。

[29] 《郎潜纪闻初笔》卷9《乾隆初年太学得人之盛》。

[30] 关于十八世纪经世学派，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根据这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不是“鸦片战争”，更不是二十世纪以后），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为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这点可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参见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4，页170。

[31] 曾国藩《家书》中云：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大约是受唐鉴“为学只有三门”之说的影响。以后又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至咸丰元年，始增加第四科“经济之学”。

[32] 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所收陈宏谋的文字仅次于清初顾炎武；在魏源笔下，他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页135；据说。曾国藩也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晚清经世实学》，页320。

[33] 参见《书目答问二种》，页277-278。

[34] 陆燿，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乾隆四十年，汇集清初迄乾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如置于全书之首的“学术”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财赋”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经世”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鉴。后者在体例上也是分为“学术”、“治体”，与“六政”（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所以说“《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18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384）。

[35]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燿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时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36] 章学诚史学之长处之一，据说即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209），成为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37] 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

11.议改土地制度

就儒家思想体系来说，“回复三代”应包含有三部分内容，即“封建”、“井田”和“学校”。清代皇帝不打算恢复封建，这在世宗皇帝批驳陆生楠时，即已明确。[1]

于是“回复三代”，只能集中于“井田”这一范畴之内，如乾隆初年讨论“均田”、“限田”，当是“复古”，而在粮政上的那些重大措施，更无非是追寻“三代”。

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人主张恢复井田，他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颜元、李塨等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2]但这些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的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3]

清人入关以后，未及对现存制度作出全面反省，一时似也无力进行新的尝试。因而关于土地和租佃制度的讨论，就与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也留在了十八世纪上叶。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际，出现了对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不是偶然的。欲“回向三代”，也不可能不涉及这些问题，如“井田”、“限田”、“均田”等，在乾隆初年都曾被反复提出。

乾隆二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

（限田）其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特别针对本朝情况，指出限田之实际困难：

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

拟薛馧以悖谬见奏，议交部察议。[4]但皇帝却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似还颇为嘉许。

乾隆七年，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复请限田，下九卿议奏。户部立稿主“应毋庸议”，并于五月二十六日传集九卿会稿画题。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独持异议，另议一稿，送主稿衙门附奏，然户部不以为是，不得不将另议撤回。六月十一日，盛安具折独抒己见，首先追述古代井田之本意：

圣王知民之贵有恒产也，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人皆有土可耕，有产足倚。……自秦废井田以开阡陌，田之多寡，遂不均匀，……后世虽有爱民之君，蠲赈时行，然蠲免之惠止及有田与田多之人，而田少与无田之人不沾实惠，赈济之惠止救一时与一方之急，而究不能使家给人足，永无匮乏……

继而讨论汉代董仲舒、师丹、孔光、何武“限民名田”，北魏以至周、隋、唐代“均田”、“授亩”，元时郑介夫，特别是明臣丘浚“限田”之法，称：

为今之计，莫如渐次收买公田，……请嗣后纳监者令其捐田纳监，赎罪者令其以田赎罪。……民田既有限制，而官复收田公之于民，行之不过数十年，民皆有土可耕，有产足恃，猝遇荒歉，亦不肯轻去其乡，即加蠲赈，亦得均沾其惠。臣愚窃谓圣主仁民之政，无过于此。

为什么汉唐以来的限田之议、均田之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呢？盛安以为：

非独时势使然，乃当事者恶其不便而使然也。……限田之法一行，仕宦之家失之其所恃矣。乃将限田之法交与不便限田之人议之，无怪乎其不肯议行也。且限田国之大计也，或耻其论不由己出而力为阻挠，虽非私意，亦属忮心。又或以为千百年未经行之事，一旦举行，关系甚重，倘力持其说而行之，设有纷扰，得毋罪及首议之人，虽明知其善而又先畏其难，故议之而不果行也。

伏祈“圣明自有裁断”，排除干扰，“以立圣朝养民之大法”：

我皇上御极以来，于养民惠下之政，凡耳目所及，心思所到，无不次第举行矣。乃限田之法，实王道之大端，而自汉、唐、宋、元以来终未克举行者，将毋天心之有待于皇上也。

朱批：“大学士等议奏”。[6]直隶总督高斌遵旨覆奏：

查限田之说……其言似乎近理，而其意固亦美矣，但未尝详察而切究之也。夫直省之广，地土之高下肥硗，风俗之奢检勤惰，生民万有不齐。而欲以数条科则限之以制，将欲其均之而适有不均之叹，此事势之显然而易见者。

至于世风不古、民俗浇漓，……是限田之说一行，贫民且未必能即受均田之益，而富民之扰累，吏治之纷繁，其不便且有不可胜言之处。

明白指陈“世风不古、民俗浇漓”，今日情势已不适宜恢复古制。[7]

这样的一些议论，自然涉及传统政治理念的若干基本问题，即在儒家而言，一方面是积极入世用世的，另一方面却隐含有“悲观”、“幽暗”的一面。在社会上，对所谓“贫富不均”、“生民万有不齐”一类的问题，并无力铲除；[8]在政治上，对《儒林外史》所说的官官相护，《儿女英雄传》记载的官场倾轧，都没有打算，也不可能“彻底解决”。[9]因为眼下已经不是“三代”，而是三代以后，因此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有限的不容乐观的。《御批纲鉴》（卷93）：

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

为此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能抱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可“因时立制”，[10]不得随意鼓吹什么蛊惑视听、不负责任的美好方案。因此，乾隆初年的“回向三代”，也不过是一种尝试而已，到一定时候，便只能“见好就收”了。

寻，大学士张廷玉遵旨议奏：“今日而议复限田，诚无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势”，又有何“善策”可依，如

田以何为等差？限以何为多寡？直省风土亘异，贫富长落不时，非清查不知，而查则滋扰。纵使章程既定，券契可凭，而瓜分诡寄、改户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难按册而稽，将胥吏乘机需索讹诈，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讦，狱讼纷繁。古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毋扰之而已……

至称请收买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买时不无长短，催租时不无凌虐，完纳时不无勒索，比之民种民田实有便有不便。[11]

一年之后，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12]八年九月，上谕：“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13]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皇上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14]

十月，河东盐政吉庆具奏，一再言及皇上“既深知其不可行，犹冀望其或能行”之苦心。[15]此后几乎就不见有关修改田制的议论了。

日后，《御批纲鉴》于汉代董仲舒“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条下批曰：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实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满三十顷者本不多见，即分其所余，何以与贫民，亦且势难遍给，徒使富者诡名寄户，贫者讦告纷争而已。是岂达治体者之所为？

又就治河一事批曰：

居今之世，虽大禹复生，吾知其无善策，亦不过补偏救弊耳。

儒家既认为人世的理想社会自“三代”以后已一去不可复返，这，大约也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乾隆初年“回向三代”努力的不能成功。《御批纲鉴》（卷84）：

时非三古，而谈井田封建，皆拘儒不达世变之说。

又曰（卷101）：

古称“井田善政，行于乱之后，是求治，行于治之时，是求乱”，其说诚不可易。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田归富民”，为求解决则“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16]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理想”，也表明当日争论的核心，并不是“当”与不“当”，而是“能”与不“能”，不是其本身的“是”或“非”，而是在操作层面即如何实施的问题（也终因难度太大而予放弃）。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派”，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河东盐政吉庆，亦非汉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剥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对此，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同时，清人也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打算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租佃制度，小农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当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1] “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公。……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雍正七年七月丙午谕，《世宗实录》卷八十三。袁枚《书柳子<封建论>后》：“夫封建，非势也，圣人意也；郡县，非圣人意也，势也”。“然则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势不可。……且不特无其势，并无其道”，《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二》，李塨：《存治编书后》等，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3] 如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说：“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6] 《正蓝旗满洲都统盛安为请行限田之法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7] 《直隶总督高斌为限田之法窒碍难行应无庸议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8] 黄中坚：“限田论”（《皇朝经世文编》卷31）：“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其不能有智而无愚，有强而无弱者，势也。智者强者常有余，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势然也。夫既已不能无有余不足之分，则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为智所役。强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于强。此虽圣人复起，岂能使之均平若一哉。”王夫之亦以为，郡县天下法度之根本精神为不平等，限田以均公为目的，断然不能与之相合、勉强行之，且为民害。均田倘行，不免夺人以予人，甚至为聚敛之借口（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页585）。

[9] 《御批纲鉴》（卷97）：“吏弊固当惩治，然欲一切铲除之，则已甚矣”。

[10] 《御批纲鉴》卷39。

[11] 《澄怀园文存》，卷三，《罢限田议》。

[12]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

[13]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14] 此后直到乾隆四十年代，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上谕：“若如经生迂腐之见，拘执古制，均其田亩，限其服制，必至贫者未富而富者先贫，扰累纷纷，适以酿乱”，《高宗实录》卷1370，参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卷》，辽海出版社，1999，页66-67。

[15] 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0611-035，巡视河东盐政吉庆：“奏请禁止官商收买盐田之例以清积弊事”，《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1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乾隆元年至十年，其怀古、承古之意甚明，《皇朝经世文编》卷40。

12.劝减田租

在土地制度上的无作为，迫使政府不能不从新面对现行的土地租佃问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乾隆皇帝谕：“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惟是蠲免之典，业户邀恩者居多”，该如何使贫民亦被恩泽？

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

最好的办法，是劝谕业户减租，而非硬性规定，绳以官法，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

乾隆四年六月，翰林叶一栋进呈经史，内称田价日贵，收租之额日增而日浮，应使所在有司劝教之，务令租价平允。下大学士议奏，寻覆奏：

秋成计亩收租，原有定额，大约业户得四，佃户得六，如遇歉年，则佃户所交即减其数。业户与佃户休戚相关，亦不能不为通融体恤，此南北业户、佃户之大概情形也。

查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奉有素封之业户能加惠佃户者，令有司酌量奖赏之谕旨，即使业户鲜能加惠佃户，若另造租解租戥，甚至以子女代偿租额，佃户亦断不能受业户如此之刻剥也。

至民间典买田亩虽价值有加，而佃户所交租额从无增添之理。叶一栋所称高曾以上目睹佃户之苦如此，大约系百年以前为前明江西绅衿、富户之恶习，臣等细加访问，现在并无其事。[1]

八月，两江总督那苏图遵旨复奏，曰：

查两江各属业户收租，……所用租斛、租秤、租戥，皆就各城乡镇集，相沿行使之斗斛秤戥置用。……收租之家不能于市斛、市戥之外另为加增，亦不肯于市斛、市戥之内故为减少，……其租额之多寡，系各视其田之肥瘠及彼处斛、秤之大小斟酌而定，亦属历来相沿之旧额。虽更换业主，佃户总照旧额，立约输纳，其额亦人所共知。故田价虽昔贱今贵，而租额不能增加，昔贵今贱，而租额不能减少，此征租原有定额，从无租随价增之事……

且江南民例，凡十分收成之年，则照额完租，九分收成者，只完九分八分之租，其余以次递减。其间刁黠佃户，即十分收成之年，亦止完八九分之租，此外又有拖欠悬挂、抗不交租者。是定额之内，往往不能照额取盈，何能于定额之外滥有浮加？

朱批：所见甚属公正。知道了。[2]

但租佃关系似已日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而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遇到这类问题时，无论是更多的眷顾业主，还是偏向佃户一边，可以说都不合政体。如那苏图所说：

总之，业主佃户各有淳顽，有业主恃势欺凌佃户者，有佃户逞刁抗拒业主者，原自不一，……惟在地方官随时劝导，随事惩儆，庶可潜移默化。

虽说传统时代近于一种“人情社会”，尽管存在着地主的“情让”、“义让”，存在租额下调和地租实收率下降的事实，但此刻在主佃双方之间已出现许多问题，远非理想时代可比。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提督永常请恤佃户，令地主按蠲免之数扣除地租，大学士等议覆：

业户之与佃户，本休戚相关，租额虽有一定，原视岁之丰歉，以为多寡，彼此通融体恤，各省皆然。至于歉岁，国家正供，尚蒙格外加恩，民间地租，业主即欲按额起租，佃户断不肯如数交纳。

今永常奏请令租地之佃户，将应交地主租息悉照应行蠲免之官租原数扣除，地主无许多索，如敢阳奉阴违，许该佃赴有司控告。若如所请，是绳以官法，徒滋纷扰，且恐启顽佃抗租之渐，事属难行。[3]

得旨：“依议”。

五年六月戊寅，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

豫省佃户，均系贫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宽厚者少。往往于被灾年分，照常征租。穷民无所出，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请酌定章程，如被灾五分，则收成止五分，自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

得旨：著照所请行。至各省可否照此办理之处，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

闰六月庚子，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

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佃户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窃谓天下之田地，……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

户部议覆：

该御史所奏似属平允。请勅下各省督抚，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谕旨，实力遵行，以杜纷扰。

因此收回了六月成命。

在这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几乎没有一个汉人。

对于官府蠲免劝减田租应否硬性规定成数，历来颇有些批评意见。似乎清政府就应该站在佃户立场上，否则就大错特错了似的。又似乎清朝政府可以一会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一会又改换为“地主阶级”立场。这可以说都是对满洲统治的特性缺乏了解。

其实，这些不过是今人看法，在清人眼里恰是大异其趣。金文榜于《减租辨》（1863年）中，在引述了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后，写道：

细绎谕文“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两语，足见圣祖久有此心，并非空言。

其谓“绳以官法，则势有未能”者，亦以当时佃业，谊同亲戚，自能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耳。

又曰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者，原以此事责成有司，更无游移。

而曰“务使耕作农民有余粮以赡妻子”，则体恤农苦，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至农人之隐愿，亦止于是而已矣。

若所谓“其不愿者听之”，乃正善为调剂，曲全业主体面之意。其惠爱佃农，上文业已详言，语末自不能不兼顾业户。听之不理，则业户究竟无权矣。

盖当时朝廷政教雷厉风行，莫敢阻尼，不独业户震重天语，断无不顾之理；即使业户不愿，而佃户闻圣上一番眷恤及其妻子，又谁肯竭脂膏以输业主乎？且不愿者既已听之，则亦只不愿于心而已；索诸佃不应，告诸官又不问，隐然以可减之法听佃户自为，岂非仁术之施于无形者乎？

在他看来，当时业佃双方本就谊同亲戚，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而在政府“惠爱佃农”的政令之下，一方面，业户“究竟无权”，而“莫敢阻尼”，另一方面，佃户也不肯多交地租。这就自然达到了减租的目的，岂不正是“仁术施于无形”？[4]

乾隆十三年二月，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欲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5]

一方面谴责了“不能赡养佃户”的业户，同时，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

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政府通常不准加租，如直隶总督、名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乾隆二年二月戊寅，上谕停止增租，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视同仁，并无歧待。著……令该督保题，停止增添（地租）。

并于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

为何不许随意加租，清廷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嘉庆朝昭槤的案子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准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6]这也许就是政府不许随意加租的最有力的说明。

乾隆十三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7]追索欠租，过去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也没有什么定章可循，从此以后，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加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虽遇强佃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8]旗人取租，“乃州县中有以抑挫旗人为不畏强御者，有以袒护民人为善于抚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9] 毕竟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人头税”，而代之以“财产税”（土地税）。取消“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同时，改变身份制度，取消“贱民”名义，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上述种种作为，从“国家的视角”看，似乎便是欲使社会“平民化”，从而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

同一时期，与之相关的是，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租佃制度得以修订。

据研究，自清初（甚至明末）以来，中国的地租额和地租实收率就在不断下降。地租额的下调幅度一般是在20个百分点以上。而在十八世纪，地租实收率大约不过租额的七八成：

1.十八世纪上叶：

安徽休宁黄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趋势，实收率绝大部分为约定租额的八成左右；其中部分定额租亦呈下降趋势，以期初数为1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

福建龙溪县（1715—1743），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

福建闽清县（1718—174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

2.十八世纪中叶：

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孔府收租总帐（1736—1775），平均实收额指数：小麦52%，高粱56%，豆类47%，杂粮41%。

3.十八世纪下叶：

安徽歙县仁和堂分成租册（1754—17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左右（从早期的74%下降到七八十年代后的56%）；定额租册，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2%；

福建龙溪县（1753—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

福建闽清县（1756—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

4.十八世纪末：

直隶旗地中的八项旗租地，在十八世纪末已完数占额征数的三成到五成不等，平均为34%；

安徽祁门李姓亨嘉会租簿（1783—1800），趋势有降有升，平均实收率约为78%；

歙县亨嘉会分成租簿（1783—1800），趋势不明显，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4%；

浙江嘉兴某姓租册（1784—1796），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0%。

其中大多在八成以下，一些地方甚至只有五成、六成。可见地租占单位面积产量的比重，即地租额，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百分之五十，而不过百分之三十左右。在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全国粮食产量中，约占百分之十二的，或更低一些。[10]

十八世纪中国民间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这些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与政府的政策及法律规定间有着某种关联。

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斗争”，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即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存在若干农民大起义（十八世纪几乎没有），同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可能有很多方法来对付地主，并由此渐渐修改了制度。我们不应把农民的这种能力，总与其行为的成果割裂开来。也不应把他们的形象理解为只是逆来顺受，懦弱不堪。这，应该说是一种互动的结果，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常态（用“日对仇讐”来形容这种关系并不妥当）。

依据张五常“佃农理论”的说法：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同一地亩的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11]若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岂不恰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

[1] 《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22-423页；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如蒲松龄所说：“昔日富豪以倍称之息，析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耳。迨后贤者见其弊，又悉举而大反之……（有借贷者）一取偿，则怒目相向；质诸官，官则曰，我不为人役也。……余尝谓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谬者亦可恨也”，《聊斋志异》卷11《王大》，；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39。

[2] 朱批奏折。

[3]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881189页。

[4] 按：此文中“圣祖”有误，应为“世宗”；又，雍正七年世宗曾“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

[5]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

[6] 仁宗皇帝谕内阁：“我国家永不加赋，正赋钱粮，只于按例催征，每遇水旱偏灾，仍必加恩蠲缓”。

[7] 该例规定：“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

[8] 秦蕙田：“龙德而正中者也”，《皇朝经世文编》卷10。

[9] 乾隆七年八月，顺天府尹蒋炳奏，《高宗实录》。

[10]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1] 参见张五常：《佃农理论》。

13.粮政上的新举措

在粮政上的新举措，才是乾隆初年政事中的重中之重。雍正十三年九月，上谕王大臣等，就说到“仓廪实而知礼义”，欲“养民教民”，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1]

十月，严禁地方官匿灾。

乾隆元年殿试，制题曰：

夫民为邦本，固当爱之，爱之则必思所以养之，养之则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唐虞之盛治。[2]

其基本构想，即首先解决民生衣食的根本问题，再在“爱民”、“养民”、“足民”的基础上实行“教民”，以期达到三代之治的最高理想。同时虽提到“仓廪实”及“惟恐一夫不获其所”云云，似未确定具体的行动目标。

在乾隆初政，预期将有一番新的作为的情况下，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到乾隆元年一年之内，内阁学士方苞连上三疏（“请定常平仓谷粜籴之法札子”、“请备荒政兼修地治札子”及“请定经制札子”），以第三疏于增加积储，言之犹为激切：

臣闻三王之世，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汉唐以后，岁一不熟，民皆狼顾，犹靠海内为一，挹彼注兹，暂救时日，然每遇大祲连歉，君臣蒿目而困于无策者，比比然矣。盖由先王经世大法堕失无遗。[3]

所谓“汉唐以后”云云，似即针对清代粮政现状而言。

全祖望说：今上即位，有意大用方苞。寻迁礼部侍郎。“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和硕履亲王尝曰：“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4]

乾隆二年，方苞再以雍正八、九年间河南旱荒，“尽发数年所积仓谷五十余万石，兼截漕粮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银以代谷，而无谷可籴”的例子，证大灾大饥之必应备，复上疏称：

诸臣设更有如雍正九年卫、彰等处之旱荒，将何以赡之？倘有如汉、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数百万帑金以赈之，而水路不通之地虽有米粮，将如何转运，况邻省亦无积谷乎？……

臣愿我皇上，熟计审处，断自圣心，勿以浮言而阻实政也。[5]

方苞的上述想法，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很能动人听闻，对于皇上坚定增强仓储的决心乃至粮政上的巨大改变，可能起过重大的作用。

乾隆以前，清代仓储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清代初年，政府即使有心也无力于增加仓储。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后，屡次劝捐仓谷，但屡积屡散，实储多不足恃，有事多靠中央储备。雍正间尤赖省际调拨，而辅以民间商业流通。其时国家仓储虽有定额，实储远为不足。故曰：“康熙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6]因此不管方苞所奏是否动听，当时仓储的实际情况和粮政本身的重要性质，确实为今上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可能和施展抱负的宏大舞台。

乾隆二年五月，上宗谕：“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今天下土地不为不广，民人不为不众，以今之民耕今之地”，理应“储蓄有备，水旱无虞”；而“我国家休养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户庆盈宁，蓄积饶裕，乃犹时虞匮乏之虞，其咎安在？”[7]表示在粮政方面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清代政府手中的粮食，分为中央和地方储备两种。清初以来因财税支给制度的某些变更，本色税粮已远较明末为少，[8]其构成以漕粮为主，起运贮存京师。这四百余万石税粮，在满足宫廷、政府机构和军队使用之外，常有剩余，可以拨济受灾地区（即所谓“截漕”）。但就用途之专、数量之大而言，分布于各地的仓储则显得更为重要。其中包括常平仓（设于省、府、州、县城市），社仓（设于乡村），义仓（设于市镇），以及旗仓（设东北），营仓（设近边），盐义仓（设濒海）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专为赈恤和平抑粮价而设的常平仓，按规定于春夏出借（有息），或平价出粜，秋冬籴还；凶岁则给散贫户。其来源则主要动用正项采买及捐输（如捐监或按田粮分捐）等。

采买涉及政府财政，给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带来很大麻烦，如用何种价格买补，买价能否超过（平粜）卖价；在粮食的保管方面，则有亏损、挪移、赔补等等问题。所以当日的问题，乃一在于“买”，一在于“存”。为避开这些矛盾，最好的一个办法，可能就是捐监了。

继各地采买开始之后，乾隆三年正月谕令开捐，于本省交纳本色。[9]计划除各省额设常平仓谷二千八百余万，应予买足之外，增定捐监谷三千二百万石。[10]以使常平仓谷总数达到六千万石之多。

过去学界不免想当然的以为，皇帝是一个“热血青年”，并不了解底下的实际情况，最新利用档案资料的研究表明，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不同手段向他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无论是在仓粮的使用上，还是在其存储上），他对底情是相当了解的，只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而且，正如他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惟在卿等大吏与司道府县各员，竭力奉行，因时制宜。[11]舍尽力而为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方法。在昔日仓粮较少的情况下，这可能不难应付，在仓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注定了日后粮政努力的最终失败。[12]

随后发现，捐监的成绩并不理想，实际上大量的仓粮还是采买来的。政府采买遇到的最大难题，正是粮食交易的定价问题。清代实行轻赋与永不加赋的原则，因而预算是固定的，在总收入固定的同时，各类开支项目及款数一经确定，也历数百年不再变动，而不复能随物价的变动而加以增减。但粮价却不能使之不变，特别是经过雍正年间的相对平稳之后，乾隆年间，出现了长时间的“（微）通货膨胀”。此外，“官谷”与“市谷”相较，必须干园洁净、斗斛较满，也对价格不无影响。因此派购、勒买，弊端百出，成为仓粮买补中的常见问题，官府购买几乎成了低价强购。

仓谷粜价不敷籴买、以致赔累，是仓粮买补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些现象，乾隆元年，饬督抚筹划籴粜便民之策，禁止派买。[13]二年命筹常平仓出粜买补之法，不许短发价值。[14]并决定买补若遇价贵，“准动存公银两”，照依时价，“据实报销”；[15]改变州县“俱于本地采办”的“向例”，为向邻封价贱处购买；[16]仓粮运脚，亦准报销。[17]但都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容易解决。

为加强仓储，乾隆初年，御史陈其凝曾请将田赋照时价输谷；[18]都统布兰泰请于直隶、山西边外地亩“改折本色”，以筹边方积储；[19]七年，漕运总督顾琮请将两江来岁田赋额征（五百余万两），悉征本色；[20]八年，鸿胪寺卿梅瑴成请将漕粮已改折者暂征本色；[21]江西巡抚陈宏谋请于捐监无人、难于采买之处，“以谷代银”交纳田赋。[22]这些建议虽大部未被采纳，但仍被多次提出，并经过反复“筹量”，显见决非偶然。

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还多次提出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想法。乾隆二年，陕西暂禁商贩，饬各州县“照依时价采买”；[23]三年，令山东、河南，贸易之余，再有余粮，地方官动支库帑，照时价籴买；[24]四年，江南为防价贱伤农、商民囤积及贩卖出境，请准“不必拘定数目”，照市价收买存仓（价昂即止）。[25]甘肃亦于元年、七年数度“不拘原数广买”余粮存仓储备。[26]

为此，清政府还提出鼓励生产，限制种植烟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籴，禁止囤积，开米禁，免粮税，以及完善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人口统计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乾隆六年，随着清代第一次全国人口数字的造报，全国常平仓谷的存储数字也同时报送上来。[29]

图3 乾隆初年常平仓储数量

如果说雍正间全国实际储量不过一千数百万石，现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常平仓储数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石，加上其他各类仓粮数百万石，估计较雍正年间已增加了二千万石。这些数字仅是年终统计，并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粮食出仓入仓（流量），而只表示着一年中仓粮出入所余的净值（存量），就好象我们仅从每年的年终人口统计中，是不可能了解到当年的净出生人口一样。赈粜的数量在乾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仅以平粜而论，每年循例出陈易新，即须平粜仓粮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粜三余七，南方粜五余五）。这些表明，乾隆初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仓储增加的成就，当已极为可观。如从分省情况来看，直隶乾隆二年七月只储一百四十万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万石左右，与定额所差无几；山西元年正月常平无多，六年八月已储一百五十五万石，超过了以后的定额；广东在六年八月以前两年之中，积储几至三百万石；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福建、湖北、四川、广西、江苏等省，在这一期间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0]

除平粜外，这一时期用于赈济的粮食数量也很难统计。据时人说，从前只有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加以赈恤，小灾则由民间互相调济，自己解决，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31]可见这一部分用粮也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乾隆七—八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乾隆七年，灾害主要发生在两江即江苏、安徽的北部诸府，政府动用本色仓米二百四十万石（另动用白银七百六十万两）；[32]乾隆八年，灾荒发生在更多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直隶共赈米一百五十余万石，[33]江西赈五十五万石。[34]这一情况造成了乾隆七、八两年全国仓储额的显著下降（统计数中乾隆八年数与七年数同，显悉照抄）。无疑，在这两年之中，仓粮有着远远超出年终统计升降幅度的大规模支出，它对于政府的增储计划，显然有不利影响。

乾隆初年，对于仓谷平粜，谕令“多减价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令酌量再减。[35]平粜时一般定例北方粜三存七，南方粜五留五，原为出陈易新，以防霉变，亦使青黄不接之时，得以接济民间，著荒歉之时，减价多粜，勿拘粜三成例。[36]各省出借仓谷，秋后归还，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37]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的说法。[39]至于赈济饥馑灾伤，乾隆一朝更是“百计区划”，“一赈再赈，以安全之”，[40]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蠲赈。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在“正赈”外增设“加赈”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41]州县散赈，旧例稽其田亩，给与农夫，改为阖属贫民，均行赈济。[42]并将前朝经常使用的银赈方式，多改为赈济实物米谷，谕：“此系朕本意”，督抚总以银米兼施为便，“此朕所不解”。[43]清代康熙年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约二百九十万石，而乾隆头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余万石。[44]谕：“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45]

由于这一系列原因，乾隆八年清廷曾一度命令停止增贮。但不久之后，采买、捐监以次恢复[46]。复谕：“务期多得米粮”，“不必拘拘较量锱珠”，并更定了各省常平储额（调整为四千八百余万石）[47]。以至乾隆十年年终，全国仓储数量达到三五零零万石，较八年终增加了六百万石（实际增加当远不止此）。这都表明，乾隆初年仓储的增加，并非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而是在每年同时大量赈粜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数额的，其数量远超出年终造报数字。例如，在几个受灾严重的省份，不久之后，仓粮即有迅速的补充，如乾隆十年直隶已较定额多出四十万石，江西也买补足额，江苏到乾隆十三年亦与定额相差无多。[48]这样，在乾隆十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全国仓储年终数额便一直保持在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万石之间。如果把乾隆六年以前算做第一个，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增补高潮。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是实现“回向三代”理想目标的一个具体措施，也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的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49]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50]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51]它构成了乾隆初年仁政中的仁政，一切德政的核心。

其时政府赈济的作用不可摸灭，《啸亭杂录》（卷1）：

乾隆六年夏，霖雨数旬，永定河漫口，淹没田庐数百里，上命步军统领明安广为賙济，明亲乘木筏，施散饼饵，日以数百万计；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

《朗潜纪闻·二笔》（卷2）：

乾隆七年，淮扬大水，王(简仪亲王、两江总督德沛)虑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实麦饼千艘，蔽运河两岸，饥民嗿声如雷，菜色立变。命府县官放手开仓以振，宁滥毋隘。是役，奏动地丁、关税、盐课银一千万两。奏销时属吏皆以为危，高宗弗问。

乾隆七年冬，卫哲治迁知海州，

会州饥，设法赈救全活二十万人，流民自山东来就食者，不在此数。上闻嘉其治行，擢知淮安府。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哭声闻数百里，公急遣小舟数百，载饼饵分给流移……[52]

同年，安徽巡抚张楷奏：[53]

凤阳、泗州、颍州府属实在应赈贫民，大小口共二百二十余万。赈济月分，仰蒙皇恩，于部例月分之外，最重加展三月，次重两月，自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赈起，统赈至来年三月止。贫民感戴隆恩，自古未有。

乾隆八年，直隶大旱，总督高斌、尚书讷亲先后奏报：

天津、河间、深、冀等属二十七州县，俱于八月内，户口查完之日开赈。查明应赈极贫次贫口数，共约大小口一百八十九万余口。计至十一月大赈前，俱按日续赈，全活甚多。[54]

查勘直隶灾重十六州县，领赈贫民，咸无饥色。白叟黄童，无不感戴深仁。[55]

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政府组织不胜负荷，并几乎引发了社会政治的危机，因此不得不半途“下马”，并引致了后来政策的全面“收敛”，和一个转型期的到来。不但粮政看似回复原状，回向三代也不再提起，[56]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努力恰构成了乾隆朝统治及其“合法性”的一个基础。

可惜的是，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刘松龄私人信件中，毫无言及此一类事件的记载。但是，如果说在《清史稿》等正史记载，甚至今天的《大清史》中，都没有记录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甚至没有把乾隆“回复三代之治”，企图当中国历史上最好皇帝，这一件事放在眼里，我们也就不要苛责刘松龄等外国友人了。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5年）的记载，同为耶稣会士的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曾有一封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时在乾隆初年，[57]，但巴多明于乾隆六年（1741）即已去世，其中可能有误，所以我把它的写作日期定成乾隆初年。）写于北京。他说：“还有一件您很难理解的事，这就是在中国经常出现歉收的荒年饥岁。”因此这成为“那些贤明皇帝们自古以来最关心的国家大事。事实上，并非是今天才在所有省份和略具规模的几乎所有城市中建立起官仓，以便在困难时期减轻民众的饥苦。人们至今尚可以读到古代皇帝们的诏令和上谕，其中对于其受灾臣民充满了最温柔的辞藻。皇帝们声称，他们在未能减轻大众苦难时，寝食不安。”可惜，“事实上只有半数诏令才能有效回应。只有皇帝才爱民如子，而在皇帝依靠为其效力的官吏中，其爱民之心却无法与皇帝想媲美。因此，这就是本国出现的一切灾难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巴多明列举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其他原因，一是官吏倒腾那些仓粮，以从中牟利。一是粮食使用上的浪费，如大量酿造米酒和烧酒，无论南北诸省，各地并不实力严禁，“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纯属演戏的样子”。[58]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粮政”？

[1]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请定经制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4] 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2000，页305-310。

[5] “论禁烧酒事宜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6]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戊辰，《高宗实录》卷304。

[7] 分见乾隆二年五月丙申、庚子、戊子，《高宗实录》卷42。

[8] 明末本色税粮仍有近一千万石，见高王凌：“关于明代的田赋改征”，《中国史研究》1986：3。

[9] 乾隆三年正月庚午及二年十二月辛丑，《高宗实录》卷61、59。

[10] 见乾隆八年四月己亥，《高宗实录》卷189；为“从前议”定之额。

[11] 档案：04-01-35-1106-022，湖广总督德沛，奏议平粜买补仓谷事宜，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12] 以上参见申妙：“养民——乾隆初期粮政决策”（清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在反映底层实际情况方面，尤以乾隆二年十二月九门提督鄂善转奏的一份来自县级官员李秀会的陈情书，最具代表。一般而言，其问题症结一在平粜不公，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二在籴买费用不足，常常派累乡民；三在存储损耗，导致官员亏空。

[13] 乾隆元年七月己亥，《高宗实录》卷22。

[14] 乾隆二年十二月丁酉，《高宗实录》卷58。

[15] 乾隆三年正月山东，二月丁亥河南，甲午直隶，六月己丑四川，《高宗实录》卷61，62，70。

[16] 乾隆二年九月戊子，三年十二月乙酉，《高宗实录》卷50，82。

[17] 乾隆六年七月甲戌，《高宗实录》卷146。

[18] 见晏斯盛：“推广社仓之意疏”。

[19] 乾隆二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20] 乾隆七年九月，《高宗实录》卷175。

[21] 乾隆八年闰四月癸亥，《高宗实录》卷190。

[22] 乾隆八年七月，《高宗实录》卷197。

[23] 乾隆二年八月，《高宗实录》卷49。

[24] 乾隆三年四月己酉，《高宗实录》卷67。

[25] 《皇朝文献通考》卷36。

[26] 乾隆元年见《石渠余纪》卷4《纪籴》，七年十月见《高宗实录》卷177。

[27] 相传圣祖不饮酒、尤恶喫煙，曾传旨禁天下吸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3，中华书局，1989，页72；又，康熙以来虽“无岁不禁烧锅”，是二者皆曾禁之，惟禁而不止耳，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五章。

[28] 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上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令自今以后每岁督抚将各地户口减增、仓谷存用，详悉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

[29] 资料来源：梁方仲书，甲表76，页251；唯乾隆十一年数有误，现据实录改二五零五为三五零五万石。

[30] 见《高宗实录》有关各卷。

[31] 乾隆十三年三月舒辂奏，《高宗实录》卷311。

[32] 《石渠余纪》卷1《纪赈贷》。

[33]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关于直隶赈灾，据研究共用从外地“输入”粮一百三十八万余石，而本地仓粮只用了十五万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4] 王国斌：“清代的粮食骚乱”（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Journal ofAsian Studies》，1982：8）。

[35] 乾隆七年二月戊午，六月戊申，《高宗实录》卷161，169。

[36] 乾隆七年三月辛巳，六月辛亥，《高宗实录》卷163，169；又见《石渠余纪》卷4《纪平粜》，乾隆三年那苏图疏，等。

[37] 乾隆二年六月，三年二月丁巳，《高宗实录》卷45，63。

[38] 乾隆七年五月，《高宗实录》卷167。

[39] 乾隆三年四月壬寅，《高宗实录》卷67。

[40] 《皇朝文献通考》卷36，乾隆七年谕。

[41] 乾隆五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126；《石渠余纪》卷1《纪赈贷》。

[42] 乾隆五年六月丁亥，又见十一年八月辛巳，按，此事始于乾隆三年，《高宗实录》卷119，273。

[43] 乾隆十年十一月江苏，又见二年十月山西，《高宗实录》卷253，55。

[44]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高宗实录》卷555。

[45] 见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皇朝经世文编》卷29；以上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第六章。

[46] 见乾隆九年正月壬寅，二月癸酉，《高宗实录》卷209，211。

[47] 乾隆九年正月癸巳，《高宗实录》卷208。

[48] 分见《高宗实录》乾隆十年六月，九月，十三年闰七月各卷。

[49] 如“大司徒”之职，其一即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若遇大荒，“则令邻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孙诏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北京，246、770，参见高王凌：“中国古代的大政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页10；又，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需要救济，如黄中坚以为：“吾观三代盛时，以九职任万民，自邱陵园廛漆林而外，大率尽归于井田，……宜其民之皆有以自养。然其时即有若闲民之转移执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鳏寡孤独废疾之伦穷于天，游惰不率教之属穷于己，至不可胜纪也”（“限田论”）。

[50] “周礼遗人掌凡委积，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制莫善也”（王昶：“癸未会试策问一道”，《皇朝经世文编》卷39）；“周礼遗人之职。委积以恤艰阨。积储之所系綦重”（晏斯盛：“请分常平为社仓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1），明确就是积储的功能。

[51] 晏斯盛：“井地以后，惟社仓为长久规模”（“请分常平为社仓疏”）。

[52] 陈兆崙《紫竹山房文集》卷13《予告资政大夫前任广西巡抚工部尚书卫公别传》。

[53] 《高宗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

[54] 乾隆八年九月，《高宗实录》卷201。

[55] 乾隆九年二月，《高宗实录》卷211。

[56] 于此也不应有太大的误解，毋宁说皇上是把这想法深深埋在了心底，参见乾隆六十年四月丁酉，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

[57] 原信署为乾隆二十年（1755年9月28日

[58]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1—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五、无奈与失落

14.盛世之累

当是之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至矣哉！自唐虞三代之盛，未有过于此日者。洵足光列圣之贻谋，而永裕万年之福祚者矣”。[1]

自三代以来，类似的“盛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惜的是，即使是在“盛世”，在实际生活之中，仍有许多难以令人满意之处，足以成为“盛世之累”。乾隆初年，虽曾力行宽仁之政，祛除弊端，但不久就发现，旧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并不断有新的问题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乾隆元年正月丁酉，命督抚务休养、戒废弛，谕曰：

累民之事，往往而有，无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业，而朝廷之德施，终不能尽致闾阎于康阜也，如催征钱粮，而差票之累，数倍于正额；拘讯讼狱，而株连之累，数倍于本犯；抽分关税，而落地、守口、给票、照票，民之受累，数倍于富商巨贾。至于查拏赌博、黄铜，以及私宰、私盐之类，胥役营兵，因缘为奸，佐贰杂职，横肆贪酷，一案而化为数案，一人而波及数人。如此等者，不可枚举。

二年七月戊子，户部议覆：乾隆元年七月议准御史蒋炳奏陈漕弊案内，通饬有漕各省严革蠹役留难刁蹬，踢斛淋尖等弊。乃甫及一年，给事中马宏琦又奏有浮加斛面，自一指、二指、以至三指等弊。

闰九月庚申，户部右侍郎赵殿最奏：州牧县令、守土之官，出境迎送上司，前奉世宗宪皇帝严切申禁，载入则例。今臣奉命查勘直隶河东等处河道，所过地方，知府牧令，每于数十里外迎送，旷废职守，莫此为甚。嗣后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得轻率出城。

乾隆四年三月戊午，谕：

朕访闻得各省营缮修筑之类，其中弊端甚多，难以悉数，或胥役侵渔，或土棍包揽，或昏庸之吏限于不知，或不肖之员从中染指。且有夫头扣克之弊，处处皆然。

即如挑浚河道一事，民夫例得银八分者，则公然扣除二分。应做工一丈者，则暗中增加二尺。或分就工程，用夫一千名者，实在止有八九百人。以国家惠养百姓之金钱，饱贪官污吏奸棍豪强之溪壑，其情甚属可恶。

六月乙酉，谕：

广东征收粮米，支给本省兵食，名为兵米，闻向来州县官，皆折收银两。每一仓石，照时价多收银六七钱至加倍不等。收银之后，另买稻谷，碾米给兵。其买谷，或派富户，或派米铺，每石又照时价短发一钱，或数分不等。甚至有富家希图结交，因事请托，并不领价者。似此一出一入之间，多收少发，小民何堪赔累之苦。

六年六月，署两广总督王安国奏：乾隆四年奉旨查办广东征收粮米之弊，至今各项陋规，总未革除。请严饬广东各官两年来奉行不实之罪，彻底清查办理。

乾隆五年三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现在豫民之累，如上司经临过往或州县公事下乡，一切夫马草料，皆令乡保供应。非苦累被事之家，即科派村镇之内。再如使用工匠夫役，向有当官名色，每日止给以饭食之资，令其供役。又如州县买办米、薪、布、帛各项什物，不问时值，止给官价，亏短实多。再驿站草料，派令承应，仅给半价，复用大斗大秤收量。家人经承，更加需索，小民含怨莫伸。再州县私给印帖，准人承充牙行，在州县不过贪得些微帖费，而乡村之内，虽零星蔬菜，肩挑小贩，无不需索牙用，细民受累无穷。再州县凡遇绅衿富民，有争产告继户婚田土细事，讦讼到官，动辄议罚。以致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再，豫省各衙门挂名冗役，倍于他省。遇事生风，吸民膏血，弊难究诘。

乾隆七年三月己巳，命稽查关榷弊端：

自御极以来，于蠲租减赋外，豁除各省关税，不下百万。又令将税课规条，刊刻木榜，遍行晓谕，不许额外征收，近闻各关过往商旅，尚不能普被恩施，怨声啧啧。究其由来，皆因司榷之家人胥役，巧立名色，重戥征收，勒掯需索，弊端百出。不饱其欲，则逗遛不肯放行。

六月乙卯，谕：

朕闻得粤西地方，看守城门之兵丁，往往借盘诘为名，遇小民肩挑薪蔬米豆等物入城货卖者，必攫取些须，以资食用。民间嫁娶，经由城门出入者，则先期需索酒食，方无阻滞。

又分防塘汛之兵丁，每驱使近村民人，薙草取水，并令轮值代送公文。或塘房破损，即令村民出钱，承揽代为粘补，以余资入已。通省皆然，而偏僻之地为尤甚。

又如赌博一节，辄自恃身充营伍，差役不敢擅拏，而同类人多，风信便捷，即拏亦易于走脱。以致开设赌场，引人入伙，肆无忌惮。

七月丙子，户部议准，御史王兴吾奏称：收粮百弊丛生，乞敕下各督抚严饬地方有司，务令粮户豫备好米，开仓即收。

八月甲寅，谕：

福建盐课，颇有苦累商民之处，盖有司于应征银两外，辄以杂费无出，藉端加派，习以为常。如每盐百觔，加增钱二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名之曰长价。……皆巧取陋规。

九月辛未，谕大学士等：

近江西巡抚陈宏谋奏称，江省积棍，每年尾随学臣按试各郡，假冒学臣亲戚内幕，哄诱士民，朕思一省若是，他省谅亦相同。著各督抚等于学臣按试之前，将此等掉包患骗之弊，详明晓谕。

乾隆八年六月己巳，饬戒驿递扰累。

己卯，禁衿监充认牙行。

七月丙午，给事中锺衡奏请除征漕坐仓之弊：州县征漕，每佥派书役，因恐伊等朋比作奸，遂令内署亲戚家人长随等，坐仓看收。不肖书吏，暗通贿赂，彼此交结，致粮户交纳，分外刁难。

乾隆九年正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楚省征催钱粮，每乡每里各有里书、册书，盘踞乡曲，包揽侵收，飞洒诡寄，以及需索册费等弊。

二月壬申，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称，甘省向缘版籍脱讹，户口混淆，州县多无实征底册，花户并无易知由单，以致里甲包收代纳，随意作奸。

是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关税银多官吏染指，胥役侵渔。

七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闽省各属积年拖欠钱粮甚多，固缘户籍不清，苦于赔累。亦有粮户离城辽远，不能自赴缴纳，以致胥役揽收代完，因而假印假串，滋弊多端。

十二月丙辰，协理山东道御史胡蛟龄奏称：各省散给狱囚衣粮，有名无实。请勅下督抚严饬所属，毋使吏役人等侵蚀中饱。至有病监犯，务令刻速医治，分别取保散禁。如有病故，捏供率报详结者，即行指参。

十年五月戊戌，刑部右侍郎彭启丰按行温台诸郡，闻兵丁往往藉端凌虐穷民，不曰巡盐而曰搜盐。挨户搜查，灶前床下，稍有食盐存积，多方吓诈，得钱方行释放。苟不遂欲，即指为私煎私售拏送。甚或一家之盐无多，并数家之盐，扳指获送。

九月戊寅，太常寺少卿邹一桂奏称：律载狱具全图，自有定式。近因日久弊生，禁卒人等创立非刑。凡遇囚徒，无分多寡，概令排卧一头，于镣铐中横穿长木，锁逼两头，压住手足，狱囚缘此毙命者不少。

十一年二月壬子，湖广道监察御史沈景澜奏：顷奉恩旨将直省地丁银两蠲免一年，朝野额庆。查向来蠲免地丁清册，州县造报藩司，书吏藉端勒派，视县分大小，自数十金至数百金不等。总吏派之里胥，里胥派之甲户，不遂其欲不止。

十二月丙戌，御史朱士伋奏称：外省州县经征钱粮时，多有不贮外库，存贮内署，以便挪用。因而起解耽延，以致仓库钱粮亏额。一闻道府盘查，非搬取于邻封，即勒借于境内。

不但以前花大力气解决的并未见其解决，雍正年间已经解决的问题，又复发生。这就特别令人难堪，既感无奈，又觉气恼。

尤其是本以为民的粮政努力，却产生了新的扰民现象，就使人备感失望。

形形色色“官累”的存在，使吾人对“康乾盛世”的说法，恐怕都不得不打些折扣。不过，这也并非意在简单的否认“盛世”。许多证据表明，这类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存在的。它或许表明，我们对人世苦难的深邃，也还了解得不够。

问题在于，这些弊端为何屡禁而不止？它难道不是由于“吏偷”——官吏不能实心任事所造成的？

[1] 《世宗实录》卷末。

15.吏偷

在即位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今上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他不但清除了可能的“政敌”，消除了潜在的“朋党”威胁，甚至搭建了一个小的核心班底，来取代父皇留给他的一辈元老重臣，并在制度上也有所建树。

雍正十三年八月，即位第一日，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四人辅政。几日后，经鄂尔泰、张廷玉提议，取消“辅政”，沿用“总理事务处”名义。

十月，以西北大军已撤，裁撤“办理军机处”，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其成员为：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扶丧二十七月释服之后，庄亲王允禄等奏辞总理事务。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办理军机大臣。与雍正时不同，乾隆朝不再允许亲王宗室进入军机处。同时，规定军机大臣必须以满人为首席，所用要员也多为满人。

寻以体恤老臣为由，改由讷亲独自承旨。面奉谕旨后，再口授另一军机大臣（汪由敦）撰拟。直到乾隆十三年傅恒出任军机大臣领班后，才改为军机大臣共同进见。[1]

军机处发出皇帝谕旨，分“明发”、“廷寄”两种。明发谕旨，先送内阁，依次到部院，各司，层层下发。廷寄则直达受旨人之手，凡属重要机密事件皆用廷寄。内阁所掌票拟（草拟谕旨）范围只剩下寻常例行公事，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由于无事可办，成了一个摆设。

军机处制度虽是雍正朝建立，但主要是办理军务，直到乾隆年间，“有事无不综汇”，它才完备起来，成为一个全权的机构。西方学者将军机处描述为一种私人会议，它缩小了皇帝例行决定大事的范围，与现代华盛顿“总统办公厅”的功能相似。[2]从明代起，取消宰相，君相合一，皇帝同时兼任宰相，这种体制，也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才达到了一个顶峰。

即位第三天，皇上恢复了密摺制度。每天晨起，便开始批阅奏摺，每一份都要“详细览阅，不遗一字，遇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3]凡属机密，留中不发之件，他往往亲自缄封，有的索性默记于心，将原件当场焚毁。不论平时还是巡幸在外都是如此，从不委人代办。走到哪里，奏摺就送到哪里。奏摺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批阅奏摺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同时就是在行使他手中的权力。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奏摺的作用更为突出。遇有机密政务，官员往往先以奏摺形式报告皇上，得到首肯之后，再以提本形式向朝廷有关部门具奏，以完成一个最后的手续。传统政治，本来就是要一人负责（无论皇帝或宰相，实际上是一样的），至此终于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大致说来，皇帝已不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其它烦琐的形式了。

在清代政治里，宗室大臣一向具有很高的权力，尽管它是在不断的削弱之中。乾隆初政，宗室大臣“辅政”也只是昙花一现。先是，曾为四辅政大臣之一的庄亲王允禄与果亲王允礼，本已辞去辅政之名（雍正十三年八月），自裁撤总理事务处后（乾隆二年十一月），又未在军机处任职（允礼于数月后去世；平郡王福彭从此也不曾大用）。乾隆四年，风云突变，皇上“终于”向庄亲王允禄与理亲王弘皙等“大动干戈”了。

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结党营私。上谕，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允禄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退。

弘皙则与允禄不同，“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著革去亲王，令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亦与身死无异”），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之例，革去宗室，给与红带子。[4]弘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

乾隆七年，复禁止担任御前侍卫之宗室与大臣等来往。乾隆十八年，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限制越来越严厉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个可能的最大威胁就是所谓“朋党”。而“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5]

据说，乾隆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有所过失，张必以微语讥讽，使鄂无以自容。[8]

在苗疆事务上，二人发生了首次冲突。因为战事不利，皇上撤回了办事乖谬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张党），改任了张广泗（鄂党），却按下了两派之争的扩大。多年后他于《怀旧诗》中追忆：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

乾隆六年，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并及于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多人，致令鄂善自尽。

不久，六年夏，以黄廷桂“滥举匪人，降二级调用”一事，鄂尔泰受到皇上“严行申饬”，据说从此敛迹修身。

乾隆七年，以仲永檀与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朋党”犹可，只剩一个（独大）就令人难以容忍了。因此虽说“鄂尔泰在生时，朕屡降旨训饬，较之张廷玉尚为严切”，但皇上并未放过所谓张党。

乾隆十三年，年已七十七高龄的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为满心不悦的皇上留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廷玉竟然没看出皇上的不快，一来一往地摆起自己的理儿来。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乾隆十四年皇上终于准其原官致仕，张廷玉未能亲至谢恩，又因担心改变先皇遗命，不准其配享太庙，复“请一辞以为券”。用皇上的话来说，这就迹近“要挟”了！

张廷玉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职中枢，参予密勿，曾经雍正皇帝许诺，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在清朝祖庙中获得一个陪祀的地位。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汉人能享此“殊荣”。有，亦从张廷玉始。

皇上于盛怒之下，削去其伯爵名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更是动辄得咎，又被宣布罢免其身后配享。皇上甚至指斥他“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极尽羞侮。

随即发生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买生童”，罢官回藉途中，投水自尽一案。朱荃为张廷玉儿女亲家，曾得到他和梁诗正、汪由敦等人的先后举荐和包庇，上谕：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经“传旨询问”后复遭罚款、追缴此前赐给一切御笔、书籍等物，并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则交部察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张党受到重大打击。

乾隆二十年，借胡中藻文字狱案，继续打击鄂党。[9]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处以斩决，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休致回藉。张廷玉恰于此时病逝。上谕：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然，何事不可为也？一面警众，一面仍准二人配享太庙。并于几十年后复谕：“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10]他不但像他的父亲那样，不赞成有任何的结党行为，而且不允许大臣在上奏前互相讨论、私下交换意见。据说，乾隆朝的“朋党”从此绝迹。

同时，一向并无私属的皇上着意培养了讷亲、傅恒等一干新人（皆满族亲贵）。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班底，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以致皇上终于可以说：

（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11]

但他仍然高兴不起来，根深蒂固的吏治问题仍未解决。

经过雍正一朝的整顿，吏治曾有很大的改善。问题却不可能“一劳永逸”，根本解决。乾隆初推行宽大政治，曾将雍正朝贪劣有据的革职官员两千一百余名予以复职，所有官侵吏蚀一概豁免。但不久之后，问题就又出现，同时，也有不少新的规定出台。

乾隆元年十二月癸亥，闻近日督抚中，有收受属员馈送者，谕令禁止。

乾隆三年四月甲申，令停止督抚贡献，谕：各省督抚，向来有进贡方物之例。朕御极之初，即降谕旨，令三年之内，停止进贡。并谕令督抚等毋得收受属员土仪。[12]

乾隆四年二月丙戌，禁内外官吏侵亏国帑。

乾隆六年九月庚寅，因定例文武官员犯侵贪等罪，于限内完赃，俱减等发落。近来侵贪之案渐多，照例减等，便可结案。谕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陆续发往军台效力，以为黩货营私者之戒。

但立法虽严，自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以来，即出现不少大案。六年三月，发生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案，实出于意料之外，上谕：

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

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籍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我皇考整饬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提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踰闲之事。……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13]

甲申，御史仲永檀参奏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寻经皇上亲自鞫问，坐实其受贿事实。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成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之一品大员。庚寅，上谕：

自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皇考之仁育义正，能使百尔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灵鉴照之耳。垂泪书此，王大臣其体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五月辛卯，饬科道纠参贪墨。

乾隆十二年，情况再度严重。更严格立法，四月甲申谕：

雍正年间属员亏空，定有上司着赔分赔之例，是以官员知所畏惧，亏空之案甚少。近来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不可不加意整顿。

乾隆十三年九月庚戌，定侵贪犯员罪名：若以身试法，赃私累累，至监追二限己满，侵蚀未完尚在一千两以上，及贪婪未完尚在八十两以上者，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

鉴于近年以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侵贪之员，比比皆是”，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决定从重办理，一入“情实”，即与“勾决”，上谕：

朕今年办理情实勾到案件，于侵贪人犯及关系军务者，皆按其本罪，不少假借。……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日长，渐至酿成锢习。

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惟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网冒法。此狂澜之必不可不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转之机，端在于此。

并委派专员审理，核实无误，即行正法。但是皇上“将见天下无侵员，并且无贪员”的目标却并没有实现，[14]反而在乾隆一朝是愈演愈烈。[15]

但吏治中的问题多半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等积习，《啸亭杂录》云：

（上之初年）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16]

但利弊相因，据御史沈世枫奏称：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寅，谕：

朕见督抚中，阘茸委靡，苟且因循，……故遇有努力向前，勇于任事者，究胜于持禄尸位之辈，是以量加奖许，以示鼓励。若谓朕之简用督抚，所尚在此。而督抚意中，以为如此即足以副朕之期望，则全不知朕心者矣。沈世枫所奏亦不为无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处。……

皇上大小事务一把抓，更使得那些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应行为来对付他。当日行政实已趋向“急遽烦苛”，故不得不回复常规程序。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谕：

不得以急遽烦苛，为率作兴事之术；亦不得以蹈常袭故，博宁人息事之名。

自朕观之，整饬之道，不在多设科条，烦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以现在应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实力行之，百姓自沾实惠。

但更严重的问题，却也不在这里，而在所谓“有司奉行不善”，[17]地方官“奉行不实”等。[18]

乾隆六年二月，江苏巡抚徐士林奏有“地方官不实力举行”诸事。

六月丙辰，上谕：上年因游惰之民，不务生计，曾特颁谕旨，令各督抚董率该地方官实力稽查，多方化导……迩来留心体访，有司并未实力奉行。

至谓外省吏治“率多欺蔽”，[19]“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20]“细察近日有司，究不免奉行故事，罕有能深体朕意”，[21]“是大臣等实负朕恩矣”。[22]

在清代，乾隆朝是所谓最“专制”的一个朝代，但由以上事实看来，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反而要受到官吏和下层的制约。因此，不但追求理想如“回向三代”等等难以办到，其他次级的目标看来也不容易实现。

历来，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就是一对最复杂的矛盾。在乾隆一朝，更有多面相的表现。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他的大作《叫魂》里，自始就把眼光放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之上。他认为，君主和官僚的角色是不同的，君主又有许多理由对他之下的官僚不满。在他笔下，这些官僚（主要是地方官）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或曰“外省陋习”）：他们“迎合上意”，“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以至“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它的“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恨”官僚？怎么会对官僚制度存有这样的“极深猜忌”？传统政府对“吏”很有警戒，不料对有品秩的“官员”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尖锐紧张”？这一切当然值得吾人深思。[23]

[1] 参见赵翼：《簷曝杂记》卷1：上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由敦撰拟。国书则有舒赫德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

[2] 参见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洛杉矶，伯克利，1991，第276～278页；它显示出乾隆朝的军机处与雍正朝实有很大不同。

[3] 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谕，《高宗实录》卷143。

[4] 据刘心武考佚，弘皙一党在乾隆初年颇有活动，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杀皇上，参见《刘心武揭密<红楼梦 >》，东方出版社，2005。当然，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布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时下的观点，所有这些“考证”都是无法“证实”的。

[5]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谕，《高宗实录》卷576。

[6] 乾隆五年四月谕。

[7] 《御制诗四集》卷59，《怀旧诗·五词臣·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8] 参见《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据昭槤云：“当时，颇讥其袒比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云云。

[9] 《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

[10] 以上参见刘风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1]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

[12] 不过“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

[13] 《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癸酉谕；随后不久，山西复题参知府知州五员。

[14] 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15]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77-83。

[16] 《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水窗春呓》卷下《部吏口才》：彼时不论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术，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耳。国家全盛，此则关乎气运也；又见其《古人干练》条。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申谕。

[18] 乾隆十三年八月甲子谕。

[19] 乾隆九年三月谕。

[20] 乾隆九年五月谕庚子谕。

[21]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谕。

[22] 乾隆九年七月庚子谕。

[23] 参见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16.民玩

乾隆初年，随着国家赈济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民众“闹事”也增加了。它形成了一个“风潮”，主要发生于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至十三年这一个时段。目标也不是一般的“闹粮”，还有“闹赈”、“冒赈”。其中与日常平粜有关的，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其目标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价粮食的供给。[1]参加者多为经济作物种植者、手艺人、雇工以及营兵等，而非粮食生产者。规模一般不过几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这是与其它闹粮事件颇为不同的。它也不应称之为什么“人民反抗”，[2]而不如说是他们的“反行为”，可能更切近些。看来正是政府赈粜“福利”的扩大，反而增加了这一类的“需求”。问题就摆在这里：是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规模地扩大仓储，以至把政府干预扩大到极致呢（这将带来严重的费用及其它问题）？还是寻求其他可以行之久远的解决途径？

在处理此事时，朝廷矛盾重重，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抚孙国玺即曾“批饬预期报旱之怀宁等县愚民，及审究哄堂求赈之芜湖县劣衿等”。得旨：览奏，朕怀诚慰。汝所办理，亦觉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敛钱告赈传单胁官恶习，谕曰：

朕即位以来，偶遇水旱灾伤，真视为己饥己溺，百计经营。散赈蠲租，动辄数十百万，此薄海内外所共知者。无奈外省官员多言，屡赈之后，民情渐骄，言念及此，殊可痛恨，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纷纷具呈告赈。是不以赈为拯灾恤困之举，而以赈为博施济众之事矣。

更有一种刁民，非农非商，游手坐食。境内小有水旱，辄倡先号召。指称报灾费用，挨户敛钱。……迨州县踏勘成灾，若辈又复串通乡保胥役，捏造诡名，多开户口……不能遂其所欲，则又布贴传单，纠合乡众，拥塞街市，喧嚷公堂。甚且凌辱官长，目无法纪。以致懦弱之有司，隐忍曲从。而长吏之权，竟操于刁民之手……

再者荒岁冬春之际，常有一班奸棍，召呼灾民，择本地饶裕之家，声言借粮，百端迫胁。苟不如愿，辄肆抢夺。迨报官差缉，累月经年，尘案莫结。

乾隆六年，广东、福建、江苏等地都出现了民众“闹赈”的事件。如广东潮阳等地米价昂贵，五月初旬遽行停止平粜，因而罢市，男妇拥挤县堂，恳求粜米。该县已许开仓，尚有不法之徒，拥入典史衙署，毁碎轿椅等物，督抚竟不奏闻。七月庚午，上谕：百姓罢市，闹入官署。此风断不可长，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

此时在皇上眼中，“冒赈”还不是主要问题，更大的危险乃在于“讳灾”。乾隆七年三月戊子，因江南准、徐、凤、颍等处连年被灾，发生了民人困苦，流离载道，至有茹草伤生者；而所赈户口人数遗漏甚多的现象。上谕：

从前那苏图等俱有讳匿之意，其意不过以地方有一二奸民希冀冒滥，借口渐不可长。所属州县官员则以为上司讳言灾荒，遂承奉意旨，以重为轻，以多为少，上下相蒙，而民隐不能上达矣，独不思小民之指称饥荒，望希恩泽者，不过数人。岂可以数人之诈伪冒滥，而使千百良善之民，饥馁穷阨，至不能完其家室，保其躯命乎。况多费钱粮之害尚小，而讳灾病民之害甚大。

仍欲大行赈济，而不愿因“一二奸民”，头足倒置，于基本国策有所改变。

八月乙巳，在江苏高邮、宝应、淮安等处却发生了例不在赈的城市居民及有力之家，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的事件。是月，谕：

奸民敢于倡乱者，良由平日之恩泽不逮，及至有事，威又不能伏其心；而或者务为掩饰以期无事，是以民不知惧耳。

所应行者，当“恩”、“威”并著。时任江苏巡抚徐士林病逝，其遗疏云：

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3]

乾隆八年二月癸卯，谕：

上年上下江夏秋被水，朕恫瘝念切，蠲赈频施；又令兴修水利，整理河防；所费帑金，以千百万计，而无知愚氓，有以查赈稍迟，聚众强求者。且有并未迟缓，已得赈粮，仍随众扳号，希心分外者。更有狡猾之徒，本籍赈过，即携眷逃荒，复赴邻境留养，及至下月，又奔回本籍领赈者。甚而本非无业贫民，串通胥吏，混入赈册。或依藉声势，冒滥与赈。种种情弊，层出不穷。

而各属生监藉有贫生一体赈恤之例，即家非贫窭，亦冀邀恩。所求不遂，即从中生事，煽惑阻挠。身列衣冠，恬不知检。士习民风，浇漓若此。……不以荒歉为可忧，而以荒歉为可幸。恃特沛之恩膏，启无穷之希冀。本计不敦，骄风日炽，势将何所底止。习俗之漓，莫此为甚。

乾隆初政以来，一直以施行“仁政”而自居自傲，以“民”及“贫民”为其救济和赈济的目标。但“民”一旦拉近距离，似乎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形象上也不那么“可爱”了。

果然，不久就有严重的冒赈现象被揭发出来。八年三月，钦差大学士陈世倌奏删汰上江冒赈情形：凤阳府属汰大口二万三千九百余口，小口一万三千三百余口；颍州府属汰大口六千四百余口，小口四千三百余口；泗州并所属汰大口一千九百余口，小口四百余口。共大小五万余口。

随即，闹事的矛头又指向了“富户”人家。八年五月己酉谕：

周急之道，出于义举。百姓众多，良顽不一。若出示晓谕，勒令蠲粜，则奸民视为官法所宜然，稍不如意，即存攘夺之心，其风断不可长。

近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多有此等案件。夫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而借赒恤以行强，尤属刁恶不法。

其后，闻得江西地方，米价昂贵，奸民屡有聚众抢夺之事。六月癸酉，谕：朕观近日各省督抚，见朕加恩百姓，于地方一切事务，凡有可邀民誉者，一概丐恩请宽请免，以见其为民请命之意。

十月乙亥，因迩来福建辱官殴差之事，源源有之，上谕：朕细察其故，大抵因州县官姑息养奸，每遇恶棍不法等事，辄私自寝息，以图省事，并不申报上官。而上官又复苟且消弭，不行究诘。养痈贻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若两者俱失，则何以厚民生，肃吏治，挽薄俗，救颓风？

乾隆十年九月丁丑，礼部侍郎秦蕙田奏：近日奸民慢抗官长，有因地方偏灾，发赈稍迟，即抢夺村市，喧闹公堂者。而无识之州县，恐地方滋事，曲意优容。又或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其士民涉讼事件，或不明究是非，故直乡民而不直绅士。若此之类，皆足以长刁风。

十月己酉，有人奏称，近日民骄之处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赈济。赴工者领帑到手，私自潜逃；望赈者一有不得，哄堂闹市，因谕军机大臣等：

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办理未善……如散赈一事，被灾之始，或大吏踏勘，冀邀声誉，每至以必不可得之数，虚为慰藉。愚民无知，信为实然。迨地方按例查办，绝不如前，而哄闹之端起。

又或被灾已重，待哺甚急，有司不能实时申报，以致民情惶怖，而哄闹之端亦起。

十一月，浙江巡抚常安奏覆：地方偶值旱涝，奸民挟饥民为护符，从中鼓惑，遂不免有哄堂闹市之事。上年办理浙省赈务，亲厘冒滥，访拏百有余案。得旨：所奏已得大体，“但尚须以忠厚恻怛之心，实力行之而已”。

十二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奏：委员确查阜宁县从前捏冒各户，现有自行首缴者，有销毁不敢赴领者。其舞弊捏造之书役地保，俱经查出，提讯究处。统计删除捏冒大小口三万二千有零。民情帖服。旨批：此非小弊，应重处若辈以示警。

甚至发生了因蠲免钱粮，乡民“转恃上恩”，欲将田租四六均分的事件。乾隆十一年八月壬辰，命督抚训饬刁风，谕：

从前御史等条奏民风渐骄，不宜任其日炽，朕尚以此言为太过。今闽省刁民聚党抗拒，高斌亦奏宿迁奸徒欲报全灾，希图普赈，挟制罢市一事。可知民气日骄，洵属不诬。朕乃蹈所谓莫知其子之恶矣，至于各省民情，固不无愚悍之处，亦缘各督抚谓朕保赤惠鲜，止知奉行德意，遂不觉渐流为姑息。不知父母无不爱之子，而于子之贤者，自必恩勤抚育；若不肖之子，又须重加惩创，岂容任其骄纵，以长奸恶？

这一时期，其它各类的聚众事件，如兵丁闹事也日渐增多。

乾隆十二年四月丙子，以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上谕：

此皆愚无知之百姓，平日于地方官毫无敬畏之心，因而望恩幸泽，无有餍足。稍有未遂，遇事生风，众情汹涌，此民气所由日骄，刁风所由日炽。所谓有一利即有一弊，扶起一边又倒一边。水懦民玩，信不虚也。

朕爱育群黎，惟惠养是务，亿兆善良者众，岂肯因一二莠民，顿尚威克。但怀保不可不厚，而去恶不可不严，……俾小民咸知国宪之当遵，命吏之当敬。敛戢其浮嚣之气，慑服其骄悍之心，禁于未然，较事发而后以法绳之者，所全多矣。

发出欲改变政策的信息。[4]特别提出不得“聚众”。

为什么不许“聚众”？这一提法与今天的政治经验恰好相反，因为所有的现代政治，都离不得“聚众”，离不开“群众”（不管是采取什么形式，甚或是无形的）。传统政治理念却不主张“从众”，不主张实行“多数原则”，许多跟“众”字有关的名词，如鼓众、恃众、纠众、随众、媚众等，都是贬义词。清代更是不许鼓动群众，不许“鼓众”、“惑众”（鼓惑众听），发帖子（传帖约众），作演说，拿过高的政治口号吸引民众（干誉）。

“聚众罢市，大干法纪”，[5]大清律例本有规定。但在清代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如“从前顺治康熙年间，督抚等犹沿明季陋习，于抗官拒捕之案，每多暗为消弭，归于不办”；雍正年间有所改变，乾隆年间就变得格外严厉起来。上谕，自“朕临御以来，严饬封疆大臣，不许弥缝了事。匿不上闻”。[6]乾隆六年九月，御史李清芳奏陈，严禁学习拳棒，纠众会聚。九年正月，闽浙总督那苏图等奏，禁止民间联盟、械斗、谤讪、抗官、拒捕、罢考、罢市、造军火器械、揭旗聚众等事。随之，为之制订了更为严格的法律。乾隆十三年五月，刑部遵旨议定：

嗣后直省刁民，聚众殴官，积至四五十人以上者，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有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其被胁同行审无别情者，照例各杖一百。[7]

乾隆十二年五月癸丑，以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朕初不信，谕：

夫以普免钱粮，而民不以为恩；加赈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偶或地方有司。办理少不如意，辄呼群咆哮，挟制官长。为督抚者，或避卞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见，不询根由，不顾大体，甚或参处官员，以图结案。

夫百姓之敢于恣肆妄为，亦由平日不知尊亲大义。而平日之不知大义，则由于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先率之以教化。督抚亦惟知朕有爱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责。居恒煦呕燠休，惟恐咈百姓之意。百姓目无官长，竟若官长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群不逞哗然而起，而官长则己挂名弹章。以致益煽，习为故常。犹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无恐，且抗衡焉……

今日之顽民聚众，干犯刑章，朕得不引为已过，深自愧悔也欤？然朕虽失教于前，尚思勤恳诲迪于后，以为黎庶劝。

对生衿参与，更表示要严惩不贷。十一月辛卯，谕：晋省两年中，如天镇之抢粮，乡宁、静乐、镇宁等处之聚众抗官，皆劣衿倡首。该学政从前未报劣行，宽纵之咎，已属难辞。

乾隆初政，皇上“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穷而无告，故复定冬留春送之例”，严格实行了因灾流民的留养资送制度。“但意美而法未良”，盖从来勘灾，尚多匿饰，外来流民，无从核辨，惟有尊例资送而已；送回本籍不必核辨，惟有尊例补赈而已。定例：赈银月给钱二分，资送者日给钱二十，两相比较其利孰倍？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无灾难以入赈，不如预行外出，以求资送，又借资送文书以罔本籍，两相伪冒。[8]

所为乃是“爱民”，而突然发现，一旦如此，“民”还有那么“可爱”吗？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另作解释，也可以说他本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经历了这样那样一番思想的转变，这才把心肠硬了起来。

乾隆十三年遂发生更大规模的闹粮事件，和更严厉的镇压。事情这回又是发生在江苏。

与以前闹粮事件不同，苏州是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工商业重镇，又是通往浙江的交通孔道，每年需要大量的粮食输入。这一年因连续受灾，粮价猛涨，[9]官府虽减价平粜，市价未能即平。四月十四日，苏州民人顾尧年自缚双臂，插竹粘纸，上写“无钱买米，穷民难过”等语，前赴巡抚衙门喊诉，欲求勒令米铺减价出售，从者甚众。巡抚安宁将其发往长洲县讯究，民人叶龙等聚众齐赴县堂吁请释放，混乱中将县堂暖阁打毁，并将顾尧年抢走。随后群众拥向巡抚行辕，将栅栏挤倒。营兵即刻出动，拿获闹事者三十八人。

得到消息后，皇上命将顾尧年聚众一案主犯及首犯立即杖毙，以儆刁徒，五月丁酉，谕：近年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之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即如米价腾贵，地方官既为之劝谕，筹划平粜，而匪犯顾尧年仍复挺身而出，借端挟制，岂非光棍之尤？若不严行惩创，何以示警！并拟议在苏州添设八旗驻防（未果）。

顾尧年杖毙后，街巷出现匿名揭帖，内有立毙二十一人之语。随即青浦县罢市首犯二人也被毙于杖下。如此法外行刑，颇滋谤议。[10]

[1]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戊辰谕：民间物价。本自不齐。祇可随时调剂。不能概绳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项。今谓意在恤民。而欲官为立制。务使市价损之又损。闾阎皆得贱食。意则美矣。欲其行之于事。能乎不能乎？

[2] 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干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一书所示。

[3] 《啸亭杂录》卷7《徐中丞》。

[4] 对于此类事件，以前则往往责之于官，并不治罪于民，如乾隆九年五月，直隶总督高斌参奏滦州知州李锺俾不能体察民情，及时出借口粮，致有刁民罗天才等乘机纠众，抢割麦田，强借粮食等事。即将其掣回，并未究治“刁民”之罪。

[5] 雍正十三年十月谕。

[6]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甲辰谕。

[7] 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丑。

[8]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2，页240。

[9] 据美国学者李明珠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出现了粮价的南北“异常”，对此也许能试着作出一个解释：这一年江南粮价的特别上涨，只是一个“个别现象”，它原因于局部的灾害，一方面，它是“真实”的，并足以造成当地价格的异涨，一方面，它又不够“大”，不能引起其他地方（如华北，如广东）的“连锁反应”（与李明珠教授的讨论及来往信件，2005年）。

[10] 《永宪录续编》：乾隆十三年，江南米价昂贵，苏耆吁请平价，触安宁怒，立拘三十八人，多毙杖下。及后奉旨枷责，只余六人。原安宁放米出洋，暗受其贿，乐米贵，商船始来。布政辰垣奏之，斥回京。是其背景原因甚为复杂。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在乾隆十三年这个不祥的年头里，还发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苏州一案是所谓“大不称心”几件事中，没有提到的一件。之后复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审、朝审，皇上还一改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即行处死。

一时大狱叠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据说，昔日时的宽仁皇帝，一下子变成了铁腕皇帝，整个朝廷为之震惊。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丧妻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皇上在处决他的大臣时，不再垂泪颁谕，心中戚戚，而是怒气冲冲，心安理得。由寅畏小心，一变而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1]

刘松龄的书信中并未提及此事，但他所说假如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是否也有所指，我们就很难断言了。不过，对于“金川之役”，他却是有很多看法。

乾隆十三年处理的另一大事，正是“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为了这场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惨败，处死了经略大臣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等。[2]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它成于另一个亲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恒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3]

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谕：朕实为大不称心。如果说表达了对皇后丧仪风波的一丝自责之意，对这两次战争就更明显了。针对瞻对之役，上谕：

既已失之于前，不可文饰于后。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4]

对于金川之役，更屡次谕及：

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5]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部库帑藏，内地民力，皆所当惜。[6]

而更重要的则无过于对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粮政努力的自责。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仓储和扩大了赈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灾中——那几年灾害颇多，[7]特别是乾隆六到八年——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带来很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积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觉察，但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罢了。

在乾隆八年两江赈灾时，皇上就有过一番检讨。[8]但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短期现象，因此只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欧堪善重提这一问题。[9]十二月戊辰，终因“迩年以来，（米价）日见腾贵”，发动了一场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时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殇，尚有半个月时间。上谕：

朕思米谷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迩年以来，日见腾贵，……夫商贩流通，贵则征贱，间或暂时翔踊，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

若谓囤户居奇，此实弊薮，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垄断累民？……

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

若谓水旱偏灾，则亦向来所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

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今则处处积储，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抚“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10]

其后几个月时间里，在经过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各省督抚纷纷把他们的意见奏告上来，共有二十余份。[11]自乾隆初年以来，这种“汇议”已有过多次，如有关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12] 等等，而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粮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续了十几年时间，现在要求“下马”，这能行吗？对这样一个政体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所谓“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即使没有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官员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当心了。

封疆大吏们各执一词，又像是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各个角度开说着各自的道理，生怕没能团弄好皇上，事与愿违，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毕竟由皇上先带了头，他们那些大胆的言论，也就不显得那么尖锐和冒失了。终于，矛头都对准了人事上的原因——采买过多。[13]或可与这些地方大员媲美的，是大学士傅恒在金川战事中如何“诱导”和“维护”皇上下定“收局”的决心的。[14]

其时“运度驳杂”，[15]特别是“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16]诸项大事交织在一起，交互作用，没想倒促使皇上下了决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讷亲在金川的败报传来（同时关于粮政的大多数奏议已经上报），与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斩乱麻为好。新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上谕：

迩年以来各省米价不见其减，而日见其增，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

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著大学士等妥议具奏。[17]所谓“既知初意之失”，已与“罪己诏”相去不远，跟着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其时，几乎接到一个败报，即有一个新的决定出台。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18]

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严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谕：

朕恭阅皇考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见批示原任浙江巡抚黄叔琳缓征一折，备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誉，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隐微。仰见皇考聪明睿智洞达治体，朕远不能希踪万一。

迩年来各省督抚，凡有奏请缓带旧欠钱粮，朕必降旨俞允……督抚身任地方，固当爱养斯民，亦宜兼筹国计。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属拮据，自应据实陈奏。不然，则违道干誉之积习，与顽户猾胥之浇风，亦当深戒而切禁之，毋谓殊恩之可以滥邀也。

乾隆十七年，谕：

所有存贮实数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资买补。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19]

随后，米价也随之下降并趋于平稳。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虚夸、好名之一面，日后曾于《御批纲鉴》（卷40）中写道：

常平亦不过救什伯于千万耳，曾力行之，终无实效……利不什不变法，废之而其怨者将益众，毋宁仍旧贯而不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到乾隆十三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以致粗看起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代史书中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又像是有人蓄意隐瞒，清廷档案缺失最严重的就是乾隆朝前十三年这一段了（比照前后两个时段都少了很多）。[20]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从此，皇上放弃了他“回向三代”的宏大目标。一个常人对于普通的“失败”都难以接受，何况关乎到他——要知他虽未经民选，却是抱着一番信念，有理想，有抱负，而充满自信的走上这个位置的——的毕生事业呢！此刻皇上心中的痛苦，真是不可言喻。

历史是一个大整块，在“乾隆十三年”这件事上，不能不看到皇后之死和金川之败的原因，也很难说哪一个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只能说，粮政困扰是时间更持久，层次不同，或者也是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政治事件。它的一“进”一“退”，都亟富有意义。

皇上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退却”决非无谓。他后来追述说：乾隆初年，打算充盈仓储，一举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实行一个时期以后，“旋因市价增长，即令停罢”。开始认识到，“陈编所载余三余一之文，固为足食本计，第在当时原属地广人稀，又列国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势变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间”，政府“临时善为补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无他一劳永逸之计也”。[21]

又说：“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若“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22]“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23]

事隔多年之后，还说：“（米粮）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24]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25]

当时还很少人认识到这一高度，唯袁枚批评流民留养资送制度时说：昔日“病在恩之过少”，今之“病在恩之过多，遍地皆赈，故转而生游惰之志”，与其如此，“何必纷纷官办”？[26]

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粮政决议的真正含义，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而并不在于粮政一个方面，以及国家粮食储备的数量多少，更不是为节约钱粮起见，或为一时的财政紧张所致。[27]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28]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29]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30]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31]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32]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33]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34]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35]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36]

著停止进呈经史；[37]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38]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定关税赢余，一照雍正十三年额；[39]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40]

从初期对天主教较为和缓的做法，改为厉行禁止传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42]

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类的现象，……等等。[43]

皇上为此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经过十几年的执政，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谕：

盖执两用中，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非有意从严。且非前此从宽，而今又改为从严也。此中斟酌苦心，众人安能尽喻，是以详悉谕令知之。

所谓“阅历既久，灼见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44]“知其一不知其二”，[45]以及“务虚名而受实祸”云云，[46]大约也都是指这一类情形。

“收敛”的那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

不过，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可是还要“严”了；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宽”；对于“聚众”，始终都是“严”的；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朕降此旨，非于即位之初申饬诸臣以示威，欲其畏惧也。

明摆着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的。乾隆元年以后，即发生若干从严的实例，五月庚申谕：

朕御极以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并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传》曰：宽则得众。《易》曰：元者、善之长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倘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

为治之道，固当如是。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求当理。不当宽而宽，朕必治以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则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宽惠之泽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及赵国麟、卢焯等案，皆朕准情酌理，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即进言进讲诸臣，颇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宽大为敷陈者，则外人之议论可知矣……

从古帝王，以优柔寡断而致败者恒有之，从未有振纲肃纪，生杀予夺，大权不移而致败者也……夫栽培倾覆，惟人自取。或宽或严，总归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见不可无。朕岂中无主宰，忽然而宽，忽然而严者乎？……

若有意从宽，必且流为市恩姑息而失宽之正。则所谓宽者即严之因，而所谓严者即宽之害。是则有意从宽，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于严乎？

表明对于贪官，从立法到执法都是“严”的；而对那些部院堂官、督抚大吏，也经常严加训斥。谕：

朕并非优柔无能之主，诸臣若少错会意，致趋废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问。[48]

又于《汉元帝论》中写道：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他在《经筵御论》里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谕：

宽厚二字，非可一概视也。厚民生，纾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为宽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若辈贻民害而蠹国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则适所以成其惨刻残忍，而为不宽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谓“宽”的对立物并不是“严”。[56]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抚舒辂奏：江西省夏月溪涧水发为患，例系有贷无赈。今则无论夏秋，一遇水发，地方官即携银前往抚恤。在小民以为例当如是，望恩幸泽，无有餍时，所费实多无益，亦于风俗有关。六月辛酉，上谕：

舒辂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虽属偏灾，而所关于民瘼者甚重。竭力补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岂得因愚民望泽无餍，豫存裁抑之见？况今当国家全盛之时，……库有余帑，仓有余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赈恤，鳃鳃计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时切于怀，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穷黎，撙节锱铢升斗之米？……舒辂着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行各督抚知之。

多年后在《御批纲鉴》（卷14）中写道：

贾谊首议积贮，晁错继之以重农贵粟。其言虽杂，出于管、商，然崇本抑末，实为足食之源也。

昭槤《啸亭杂录》亦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58]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59]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而非一路下滑。尽管有些变化并非是一时的，如施政风格等较为表层的一些东西。

乾隆九年，流民留养资送制度初次取消之后，面对进退两难境地，五月丙申谕：

本年春间有旨，流民不必资送回籍，……今既雨泽沾足，究不若归而谋食之为是。亦应树之风声，凡流民有愿回籍耕种者，著地方官即行善为资送，亦不必强民之所不欲也。[60]

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呢。事过多年，于甘肃冒赈一案，特谕：

若因此稍涉靳固，则是因噎废食，爱民所以事天，朕如伤在抱，惟恐一夫失所，实出于中心至诚。此上天所鉴，亦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朕前旨所谓宁受万人欺，不可使视民如伤之心少懈，正谓此也。[61]

即“秋审”一事，虽一度从严，也不尽然。[62]金埴《不下带编》卷5论“重民命”：

（我朝）自太祖至圣祖，历朝积德累仁，轻刑薄罚，今圣天子尤不嗜杀，西曹所决罪，每岁不过三四十人或二三十人不等。上一狱则必宸虑详审，求其可生。诏曰：某情犹可矜也，某决尚可缓也。所谓胜残去杀者，惟我朝为然。

因此，与其说他“严”了，不如说是在政治上更加老练、成熟了而已。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这样过去。乾隆十五年五月，上谕：

当御极之初，如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去诸怀。……比年阅事既多，深知为治必出于大公至正，斯久而无弊。……十五年来，无时不以敬天法祖为心，无时不以勤政爱民为念，无时不思得贤才以共图政理，此可无渐衾影者。人苦不自知，惟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63]

追述往事，对“从宽好名之习”，仍“不能去诸怀”，并征引“工作过多”、“巡幸时举”几事，予以自责。虽其中也不无一二自我辩护，及归罪臣下之意。

这一种想法可谓由来已久，乾隆元年正月丁酉谕：

朕思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诚求保赤，有孚惠心，蠲免额征，宽减浮粮，……而民生犹不得宽裕者，大率由督抚大臣不能承宣德意。

按说，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皇上有了过失，不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乾隆十三年就粮政问题，上谕“朕既知初意之失”云云，已与“罪己诏”相去无多。但这乃与国家政体有关，在一般情况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奉行不实”了。从许多事例来看，这也近于当日实情，尽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错怪之处。

御史欧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说，政令行之善则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则法立弊生，恤民者每为病民之具。[64]在粮政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愿采买，不愿存粮，并不愿劝谕捐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来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组织之内，甚至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之上——难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兴，那些个“失败”，不归罪他们，该怪谁呢！

而“奉行不善”，正是官僚的一种沉默的“抵制”。“下治上”，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对的现象，历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栽”在了这个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对粮政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失败”，就不能不抱有某种“若有所憾”的心情，后来他在《御批纲鉴》（卷六）里写道：

孔子以子产为古之遗爱，而称其使民则曰义。今观其初政，固非以煦煦为爱者矣。惟能行其义，所以卒成其爱，不然民之不慢者几何？

颇有点后悔自己当日的行为，致为人所“欺”似的。所以他常常就不给那些大臣好脸子看，其后又屡兴大狱，据说“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伺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65]

其后，皇帝开始不断地“整饬”官吏。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中发生的“伪稿案”等“风波”中，[66]皇帝即迁怒地方官员，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将山东巡抚准泰革职拏问；山东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职拏问；十一月，令将江西巡抚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让解职。皇上批评一些督抚说：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背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67]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68]

对一些大员，始终不给他们好脸子看，甚至侮骂由之。[69]

到乾隆二十年左右，遂发生了一次次“整饬”官吏的“运动”，如胡中藻案、彭家屏案、庄有恭案、蒋炳案……等等，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其高潮可能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了。在该案中，皇帝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前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山西巡抚等“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因刑求逼供、误导上司，被“恼羞成怒”的皇上降职，还有一批低级官员也遭到弹劾。次年，因一相关案件又有一批官员受到处罚，其中计有68个知县、22个知府、14个道台、32个按察使、29个布政使、26个巡抚、以及14个总督。这确像是孔飞力所谓的“政治运动”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之中，恐怕都留有乾隆十三年的微妙的影子。[70]

清朝皇上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在“回向三代”这样的事业上，既很少赞同的声音，也很少有人反对，一片沉默。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和水利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71]

如果说他是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因张湄奏内有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上谕：

自古设官分职，原以佐理政务。兵农钱谷，各有专司。朕以一身而万几待理，祖宗数百年之章程，国家千百条之规制，不得不咨询于大臣……

若必欲尽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断，不交廷议，无论势不可行，且于古圣人之询于四岳，咨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谬……不又将以朕为专任已见，而不博采众论耶？[72]

当然，这一体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揽事太多，

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73]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就后者而言，一般并无“专制”与不“专制”之说（熟悉现代史事即不难了解这点）。总而言之，清代即使“专制”，其范围也很有限。这也为古今社会的不同所决定。

如果说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那么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乾隆十三年以后重点就转入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这颇有几分勉强，也有几分无奈。但是要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时间拿出什么更新的办法，恐怕也是不切实际。

其后，皇上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多年以后，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两大事，这一段“伤心事”就这样半被掩盖起来。

从此，再没了以前的那一股锐气，没有了那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了对经济对策的追求。倒有几分显得“乏”了，多了许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实在的东西。所以朝鲜使臣才说清廷“外似升平，内实蛊坏”，“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74]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几次南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相对而言，朝廷进入了一个“无策”的时期，“乾隆之治”最光彩的一幕，已经悄然落下。

虽然如此，今上却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决不甘心做一位庸庸碌碌的君王，古人所谓“庸主”。他仍以为大任在肩，也断然作出了若干努力，——举凡“十全武功”、“六次南巡”、“搜书编书”、“文字狱”，大体上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评价不一，却也颇有可观之处。

[1] 以上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刘凤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说到“心理变态”，当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仅仅妻子之丧，似还不至于此，因此还应从别的地方，或更深远因素去查找。

[2] 以上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3] 钦天监正刘松龄的私人信件，此外他还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许多问题，如它的目的和起因等，皆与众说不同（乾隆四十一年，皇上也称两次金川起衅，皆由地方官酿成）；他特别质疑清朝的军事能力，包括几年之后的准噶尔之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4] 《高宗实录》，卷263，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谕。

[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壬子谕。

[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谕；此外，皇上还说了一些关于改过的话：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朕改过不吝，……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谕）；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辛未谕）。

[7] 多年以后，皇上在《御批纲鉴》中借汉代历史解释说：“汉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累，顾有地震山崩之异，殆所谓天心仁爱，而示之以时保之义耶”？

[8] 乾隆八年四月己亥谕：朕御极以来，重农贵粟薄赋轻徭，诸如筹积贮、蠲米税，凡所以为民食计者，既周且悉。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价值平减，闾阎无艰食之虞矣。乃体察各处情形，米价非惟不减，且日见昂贵，……以为生齿日繁耶？则十数年之间岂遂众多至此？若以为年岁不登，则康熙雍正年间何尝无歉收之岁？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买之所致，《高宗实录》卷189。

[9] 江南道监察御史欧堪善奏陈积贮事宜：皇上旰食宵衣，保民如子，御极以来，加增常平仓额俾赈恤之需有备无患，尧舜爱民之心何以逾此，……其米价之不平者，必有致病之由。议者或以为生齿繁滋户口日众，或以为岁时旱涝收成歉薄，或以为小民巧诈囤积居奇。臣愚以为此数者势所必有，然米价之贵似不尽由此也。康熙雍正年间去今未远，生齿之繁固不如是之甚速，且我国家气运与天无极，岂再数百年而养民无善策乎？若旱涝灾祲何时蔑有，顾此丰彼啬，原可相济，查迩年各省虽有偏灾，而报丰稔者亦复不少；至囤积居奇久经严禁，地方官自当实力奉行，何至积弊连年，听其垄断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比较之下，不难发现欧堪善所言多不出乾隆八年上谕之范围。

[10] 《高宗实录》卷304。

[11]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可以查找到的有关奏摺已有二十六份，除一份外（山东），所有的原件差不多都找到了；参见邓海伦（Dunstan）：《政府还是商人——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过程》、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2] 参见乾隆三年十二月庚辰谕。

[13] 参见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4]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2010，未刊文稿）。

[1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辛亥谕。

[1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己未谕。

[17]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高宗实录》卷319。

[18]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壬辰，《高宗实录》卷330；按：不少学者以为仓库真的多存有1400万石粮食，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只是就那4800万石拟议存额而言的一个假设。

[19] 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寅，《高宗实录》卷396。

[20] 高王凌与王业键、白彬菊的分别谈话，1987，美国。

[21]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

[22]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23] 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高宗实录》卷314。

[24] 《清史稿·王亶望传》。

[25]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甲申，《高宗实录》卷1281。

[26]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二，240。

[27] 乾隆十五年正月辛未谕：至去岁所颁谕旨，原因外省修理工程，未能酌量缓急，所当留有用之经费，以资调剂，初不为减省钱粮起见。……上年军务告竣，岁值丰登，库帑储备，尽已宽裕，无事鳃鳃过计，《高宗实录》卷357。如果说在乾隆十三年前后曾有过财政上的考虑，那也是一时的，不是长远的，是行政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何况在那几年正在实施全国普免，所免税额在三千万以上呢。

[28] 参见和卫国：“乾隆前期纳谷捐监研究”，《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页384400。

[29] 参见邓海伦：“试论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荒政会议论文，2005年，北京。在会上就这一问题的定位，几位国外学者，如李明珠、魏丕信与邓海伦之间还发生了有益的争论。显然，所谓留养资送制度的兴废，是远不足以概括这一问题的。

[30] 参见乾隆十四年二月庚子，三月己酉，四月乙酉，丙午，五月癸亥等。

[31] 乾隆十四年三月乙卯。

[32]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子：与准噶尔交易之事，若在官承办，赀本价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减省。应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庶为妥协。

[33] 参见孙喆：“清前期蒙古地区的人口迁入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清史研究》1998：2。

[34] 在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之后，魏斐德教授（F·Wakeman）和曾小萍教授（M·Zelin）分别向高王凌指出了这点，认为它也应该划入这一“收敛”之内，1987年1月，伯克利，1989年5月，北京；又见曾小萍：《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lizing Fiscal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gChina》（《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4。

[35] 乾隆十四年六月壬午谕。

[36]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谕。

[37] 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亥；因其“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

[3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引自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页43。

[39]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谕。

[40] 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

[41] 据说皇上即位之初，以辅臣之议请，命除供奉内廷西洋传教士外，满汉军中布教之西洋人，禁其居留。尔后京师及各省教民被拘禁者甚多。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初，郎世宁乘皇上来如意馆观赏其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上谕：“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宣帝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绝迹。《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五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 参见和卫国：“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博士论文），2008，乾隆十八年。

[43] 如乾隆十四年三月庚戌谕：“朕意苗疆事体，惟当谨守章程，行所无事，自能敉宁绥辑”。后果有二次金川之用兵。

[44]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这是指不久之后与烟禁一起放弃禁“踩麯烧锅”。

[45] 乾隆十三年四月辛未谕、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谕。

[46] 如井田、封建等，方濬师：《蕉轩随录》卷11《储贰金鑑》。

[47] 如世宗屡谕徐徐办理，丰年采买，照依市价，价长而止，与乾隆有所不同。以粮政窥之，不意以严补宽、苛苛为察之世宗，较之宽严互济之高宗，似非更严更苛，参见高王凌：《知古鉴今话粮政》，《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关于乾隆的用严，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又，乾隆初的“常安事件”，也处理颇严，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101。

[48] 乾隆元年二月谕，《高宗实录》卷13。

[49] 《乐善堂集》卷4。

[50] 《御批纲鉴》，卷101；圣祖也曾说过：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庭训格言》6。

[51] 《御批纲鉴》，卷77。

[52] 《御批纲鉴》，卷25。

[53]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54] 当日此类现象之多，已足可引起重视，如乾隆五年七月庚寅，上谕，御史沈世枫奏：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如崔纪令开井灌田，郝玉麟欲以严刑重困流民，张渠请禁粮艘带酒，雅尔图抑令业主免租，李卫禁止晒曲，鄂弥达勒令盐商领帑开矿之类。又如陈大受见豫抚因捕缉多盗，蒙恩议叙，亦将所获盗犯，陈渎天听，《高宗实录》卷123。

[55] 《御制文初集》，卷1。

[56] 鄂尔泰亦曾写道：“国家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耳。但能利民，则宽严、水火，皆所以为仁”，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页146；适与乾隆六年十一月己巳谕——现在尚书侍郎中，有曾任督抚者，乃在外，则所请常过于宽。曰：吾以恤民瘼也。在内，则所驳常过于严。曰：吾以重国帑也。……随境转移，漫无定识。要之皆揣摩迎合之习，不能悛改——形成鲜明对比。

[57] 《啸亭杂录》卷10《纯皇爱民》；自乾隆十一年首次普免之后，乾隆一朝又有过数次普免，据统计乾隆朝各项蠲免，前后共达白银二亿余两，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页69。

[58] 《清史稿·食货志》，卷125。

[59] 参见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38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又据统计，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至五十三年，各省水旱灾荒赈恤及因灾蠲免豁免民欠，共计银二千四百五十五万两余、米谷二百二十万余石，《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689-690页。

[60] 《高宗实录》卷217；同时，恐其地亩无人耕种，令在籍居民。代为耕种。

[61]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癸丑谕。

[62] 乾隆十六年正月庚子谕：朕哀矜庶狱，昨岁推恩中外，已将五次缓决罪犯查明减等发落。顾念比年以来，获罪之犯，尚有羁禁圜扉者，朕心恻焉。所有直省朝审秋审各犯，缓决至三次以上者，即着该部查明，酌量案情，分别请旨减等发落。

[63] 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65。乾隆五年，曾作诗云：“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御制诗初集》，卷四，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28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6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另外，在禁烟禁酒上，亦“俱未实力奉行”，乾隆六年五月甲戌谕。

[65] 钱穆：《国史大纲》，页633。

[66] 伪稿即所谓《孙嘉淦奏稿》，其文累万言，以所谓“五不解十大过”，指责皇上即位以来之种种过误，尤为指斥南巡；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页772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398。

[67]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

[68]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

[69] 参见高王凌：《乾隆南巡》（未刊文稿）。

[70] “叫魂案”又名“割辫案”，什么是“叫魂”呢？相传那一年从南方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不法之徒正在四处游荡，通过在人的名字、辫子或衣物上施用魔法，摄取人的灵魂。这引起了地方上的恐慌，也因此惊动了朝廷，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以上参见孔非力《叫魂》，及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不过，如果说“伪稿案”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羔羊”，“叫魂案”却最终是“不了了之”了。

[71] 湖南巡抚许容诬奏谢济世，被夺职后，乾隆七年，有旨仍命抚湖北，给事中邹小山上疏：“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于黜陟之所以然。”疏入，上遂寝其事，《朗潜纪闻·三笔》卷9，此乃其小者。

[72] 周世宗以违众议，破北汉兵，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而已。推官高锡上书谏曰：“四海之广，万几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亲之，……不若选能知人，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忧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无乃失政之本乎？”不从。《御批纲鉴》（卷70）批曰：“人君躬揽庶政，则权不下移，奸欺无由得售，所全实多。高锡扭于晏安习见，但以垂拱为得大体，而不知敕几实握治原。……观周世宗事皆亲决，而美政史不胜书，可以知治要矣”，其事颇为相似。

[73]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谕。

[74] 朝鲜使臣报告，《李朝英祖实录》，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3。

18.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乾隆十三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首先，是关于清朝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刘松龄看来，通过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满洲人的军事能力已经低落了；而在稍后一封关于平定准噶尔的信里，他都没有一句话夸赞清朝的军事力量。

大约同时，金川之役在天主教传教士安德列斯·雷（1692？～1772）的日记中被翔实地记录下来。雷的传教基地在成都，他叙述了清军高昂的阵亡损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饥寒交迫成了残废，一些士兵为逃避敌军追击纵身跳下悬崖，许多将校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冻疮严重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清军阵亡士兵的遗孀在官府没有发给她们抚恤款项的情况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门门前示威抗议。在这种糟糕的形势下，谣言四起，甚至谣传乾隆帝已经驾崩。[1]亚历山大·伍德赛德（Woodside）在《剑桥清代史》中写道，满洲旗人所向无敌和办事高效的声誉在金川宝塔形状的碉堡前完全破灭（第五章《乾隆朝》）。这一件事，初传教士以外，当时还没有人道及。

第二个方面，是对金川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所谓“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本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就打破了单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国学者很容易说，刘松龄“错了”。他们更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书上有的，才算是有，没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证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们的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其结果，必然是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考订”出来，无论怎样“考异”都没有办法证明。

汉人不够重视经济贸易，这不奇怪，但周边或内地的其他民族并不是这样的。读一读《大清高宗实录》，就可以知道与北方民族打交道时，“贸易”占有了多么重要的地位！金川难道是一个“例外”？那里岂不是以盛产黄金而闻名？[2]

据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前言》中说，作者吴敬梓“摄取的故事素材有发生在1748年（即乾隆十三年）的”，[3]可能即指第三十九回所说，“过了半年，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因买卖不公，彼此吵闹起来，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又把清枫城一座强占了去”（页381）。

其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发生了第二次金川之役，起因除了官书档案所记大小金川强横不驯外，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说：附近一些汉人地方官吏敲诈欺压，故彼等倡乱反叛。[4]同样或类似的情况，是否可能也发生在第一次金川之役呢！

至于第一次金川之役，无论清军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5]刘松龄曾经希翼的“大起义”，自然也没有发生。

在以后的一些信件里，刘松龄终于承认，他的传教事业失败了，科学传播的事业也失败了。在任职钦天监二十七年之后，刘松龄奏请让出自己的职位，但为皇帝所拒绝。[6]容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页760。《实录》中对此事亦有记载：“钦天监监副刘松龄年老乞休。得旨，刘松龄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清高宗实录》，卷944。皇帝的“关怀”对刘松龄来说，也许恰是一种压力与无奈。】

当代史学家多对“科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一部“现代化”的历史，从表象上看，首先就是物质文明变革的历史。在中外历史上，也从没有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有关的“制度变革”占据了这么重要的地位。“科学”（实际上很多都是“技术”，而非“科学”）传播和应用的作用，不言可喻。

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假设：假如把那些西方人带来的先进科学仪器好好利用起来，就会出现怎样怎样的结果；[7]或是在清朝掀起一个习学西学的“热潮”，甚至能够以科学来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又当如何如何。[8]须知，在这些“一厢情愿”的凭空想象之后（假定它能够照办），还需要一个连着一个的假设，一个假设的系列，或系列的假设，单向而无变化，这怎么可能呢？[9]

在这中间还存在很大的误解。其实，在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并未曾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到较晚的阶段，科学和新发明的传播也就不是大的问题）。据弗兰克研究，在著名的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作出任何贡献。还有学者提出，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促动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10]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崇拜的不外就是“科学”和“民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松龄带给中国的，除了“科学”以外，还有什么“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可以夸耀吗？

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它前后，刘松龄所属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都处于战争之中。其中包括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83～1699、1716～1718、1737～1739、1788～1791）；同法国的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13）；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包括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及七年战争），以及十八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等等。[11]这些有的是外线作战，有的则不是，如土耳其军队即曾兵临城下，包围帝国首都维也纳。

相比之下，中国却正处于一个“百年和平”之中。从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1680年代）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来，内地几乎没有战争，乾隆朝“十全武功”，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包括西南等清人所谓“新疆”、“土司”之地）。

据研究，在欧洲各种专制君主之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最著名的。一方面，奥地利帝国在国际上经常站在“反革命”同盟一边，另一方面，在内政上它恰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并没有因刘松龄所拥有的“科学”而“现代化”，或实行政治变革。[12]

在奥地利皇帝治下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其中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比这多一倍的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13]确实，这样的政治，怎么就比中国好呢？[14]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大清帝国”除了不信耶稣基督以外（它可有着多种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各个方面，可能并不多让于奥匈帝国。不但如此，就连整个欧洲文明，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眼中，已是失望之极。[15]马戞尔尼带来那些“科学技术”及“坚船利炮”，就更不足道了。

乾隆初年，刘松龄对清政府真是充满了鄙夷。不过，他的看法逐渐也有所改变，也不再那么恨皇上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刘松龄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赞美皇上的认真和思考能力。他说到做到。很想了解所有的事，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情况，不管是在打猎时还是在出访中。他做事情非常有条理，而且下边的人都愿意听他。中国人会发命令，也会听话。

在另一封信里，他赞美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国，不像欧洲人那么喜欢打仗。中国人这么喜欢和平，是不是因为欧洲的王国都是在战争中建立的，而中国是由于和平或自愿统一的？如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全都听命于一个皇帝，而欧洲却有好几个国王？……【随文注= 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中国近代史》）；参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刘松龄研究之一）；美国人罗斯（E·A·Ross）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57）中写道：“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并不依靠警察和士兵来维持和平”。】在这中间，刘松龄还引述了孟子关于“定于一”的话。[16]

一场重要的争论，——中国是不是“专制主义”？——就在这时发生在国际汉学的重镇法国。它也许是在历史上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其中部分原因则来自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牵涉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魁奈（Quesnay）等西方哲人。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就是杜赫德（Du Halde）搜集耶稣会士报告撰写的《中华帝国志》（1735）。据此魁奈提出，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他抱怨他的对手们偏见太深。与之不同，孟德斯鸠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制。他把中国归入独裁制范畴（尽管他承认那里人民无限幸福）。相反，伏尔泰赞扬中国的政府。他认为实质上中国不是专制主义国家，而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之上的绝对君权制的国家。“这个大帝国的法律与安宁是以最自然最神圣权利为基础的：孩子尊敬老人”。在所谓专制政府那里，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与生命。但在中华帝国，情况并不是这样。伏尔泰甚至赞扬与他同时的乾隆皇帝，还打算跟他通信。[17]

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包括耶稣会士报告影响在内的“反专制”思想，在那一世纪即十八世纪之末，却引发了法国大革命。[18]而在中国，则于二十世纪之初推翻了大清，并在辛亥百年之后，仍对其不依不饶。

在所有这些方面，与“传教”问题一样，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但像基督教应否东来一样，[19]；其实，清朝皇帝就曾以此种见解质问罗马教皇。）这些也都并非刘松龄个人所应负责的问题。说到这里，我倒觉得刘松龄批评乾隆的信件，[20]。）显示出一些他个人值得称道的人品。

在中国，刘松龄似乎拥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个传教士，传教，是他的最高“使命”；照理，他只为传教，别的世俗事一丝一毫不管；[21]但在实际生活里，他同时又像是一名“外交官”，或“驻外记者”，向自己国家（或教会组织）报道驻在国的“新闻”，或在报章发表自己的发现；[22]有的时候，更像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同时也是中国的一名官员，负责“天文”等“科学”工作；有时也不免为了大清参加一些外交事务（乾隆十八年刘松龄即因迎接外国使臣“甚属黾勉”，而被给予三品职衔）。[23]

刘松龄有这些思想（包括“骂皇帝”等），并不“丢人”。因此也许还拥有了特殊的史料价值（同类的也只有那些朝鲜史料）。其实，刘松龄提出这些批评，不论他的勇气，还是内在的“道义原则”（包括他的“不同政见”、“人权思想”和锐利目光），都是很可观的，不容随意抹煞。

俗话说“一叶障目”，刘松龄等一干传教士，对乾隆仍有许多没看到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对外来的观察者一概否定。如论清代政治之失，不在所谓“专制”，而在所谓“私心”，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陞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

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天下之患常在北虏，则迨其宾服，自康熙时筑宫于热河，……今皇帝身自统御而居守之矣。

西藩强悍而甚畏黄教，则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分封名王以析其势。

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术也，独于中土似若无所用心，然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24]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方面，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25]尽管朝鲜人的态度已有所转变（如称“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26]“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27]，但仍持如此严厉的批判态度。

用人则“内满而外汉”，使臣李彝章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28]乾隆八年考选御史，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之分设)？[29]

或者，就像伦敦大学国际会议论文所说（2010年）：

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不仅表现为清初“薙发”)。[30]

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接受。

1773年，耶稣会团体被罗马教皇下令解散，第二年，作为“最后一个耶稣会士”的刘松龄，“以忧郁卒”（享年71岁），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二十年之后，乾隆皇帝终于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诺言，执政六十年后，“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才撒手西去（1799），其时已经年近九旬。

有一些问题，我们至今仍不好回答，即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刘松龄等传教士的违规行为（如涉足传教、信件不由官差递送[31]，为什么却“置而不问”，予以包容？他知道不知道，这些传教士曾在背后这样骂他，而且传诸四方？

更为重要的是，在十八世纪，一个“现代化”的年代，通过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各种途径，西方是否曾经影响了中国？而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教士又对中国政治产生过何种影响？相反，中国又曾怎样影响了西方（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些，恐怕都不好回答，也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我们只知道，就在皇上归政之后（嘉庆元年正月，1795），发生了他一生中最不称心之事，其程度远远超过乾隆十三年，这就是川楚陕白莲教起事（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许正是因此让他早年无意间决定了“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而在几乎同时，在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789），和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我们也可以说，中外历史已渐次打成一片。

[1] 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enmann）：《安德列斯·雷在四川西部的第一次金川战争1747—1749》，《中西文化关系杂志》，第19期，1997，第8、10、13页。

[2] 据二月河说；金川不但是有名的黄金产地，山里还盛产药材如藏红花、鹿茸、麝香、三七等等，都可以和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换（参见《乾隆大帝》之2《夕照空山》，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73、76）。

[3] 吴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郭成康：《清通鉴》卷一二八。

[5]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

[6] 【法

[7] 如戴逸曾提出，如果没有礼仪之争，或争执双方彼此让步，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在中国活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扩大和加深，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方式是否会有所改变？是否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页11；黄爱平：如果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统治者上层能够把握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机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中国的历史或许有可能改写，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页372。

[8] 美国学者埃尔曼的设想，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演讲，北京，1995年。

[9]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243。

[10] 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262～263。

[11] 参见保罗·肯尼迪（B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

[12] 《世界史》，页763。

[13]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页201。

[14] 密迪乐（Meadows）曾在1856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政体中的几个问题能得到修正，“我坚信，作为一种令全民幸福的政府体制，中国以其独具的某些优点，即便没有陪审团或议会，也能证明它足以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制相媲美，而且优于奥地利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国家的制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页20。

[15] 钱穆：“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331、325。

[16]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十八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

[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

[23]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

[25] 孟森也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明清史讲义》，散见各处。

[26]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7]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页4553。

[29] 乾隆八年二月癸巳谕；《朗潜纪闻·三笔》卷1：乾隆间，杭堇浦疏凡十事，其言至憨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也。

[30] 参见高王凌：“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未刊文稿）。

[31]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教案”，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明正典刑”。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瘐毙”。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in）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上帝的报复”，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金川之役”，史称“大金川之役”，又曰“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异于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即“小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君臣斗智”，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下克上”？

一

所谓“金川之役”，到乾隆十三年，已经打了两年之久。清军吃了不少败仗，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屡次失利之后，总督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因前敌相继败绩，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2]

大金川人，《广與胜览图》，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7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又命前大将军岳钟琪、傅尔丹，驰赴金川军营。

六月，经略大学士讷亲驰抵卡撒军营，“督催过激”，令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六月十四日，副将买国良中枪阵亡，两日后皇帝爱将、总兵任举遇伏阵亡。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

九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既漫无成功，诸事推诿，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4]

命协办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奏章许于沿途开看。[5]

十月壬午朔，上谕：

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

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至前后摺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

在金川战场，名将张广泗、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都失败了，年轻而缺乏战场经历的傅恒究竟有没有超过张广泗、讷亲的本领，能够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有信心吗？皇帝有这个信心吗？这些恐怕都是没有把握的，

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观其锐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克期奏凯。然军旅之事，原难遥度，倘傅恒亦仍蹈故辙，纵使粉饰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论，朕亦自有筹酌。但过犹不及，讷亲之失于不及，而观傅恒勇往之气，朕实虑其太过。

但傅恒却取得了成功，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历次上谕看来，讷亲之罪，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此其一。

不以实在情形入告；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上谕中特别提出：“不知以经略亲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备陈，如汉文不能尽者，则用满文”），此其二。

对傅恒来说，这些就是他行动的背景，也可说是他的“参照系”。他必须吸取讷亲的教训，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为此，傅恒不但要在这两个方面与讷亲有相反的“表现”，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个方面，即于“不经意间”，使得君上重新决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战而胜”。当然，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点不能对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说那样，“傅恒断不似讷亲之畏怯退缩”，而必须“锐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现在，就是他该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恒出师，定于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大举征伐。[6]

乙卯，出发后第二天，皇帝闻知大军沿途行走，部伍甚属整齐，“朕心甚为欣慰”。

第三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

朕夜间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事件，系寅刻拜发，计算大学士又复经夜不寝矣。大学士责任重大，此身尤宜保爱。

在大军出发后第二日夜间，皇帝接到了傅恒的第一道奏摺，乃于寅刻（清晨4点前后）拜发，可见他连日行军外，一夜未睡。“闻大学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特命吏部尚书达勒当阿等，嗣后朕所发事件，若在戌刻以后，即暂行收贮，“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谕：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奏报事件，系初七日巳刻于获鹿县封发。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的傅恒取代，皇帝与其之间，就会“接近”起来——或说君上是“性情中人”，好“感情用事”，亦无不可——只要傅恒通过种种“反行为”，取得他的信任。

这样一种“位移”的结果，就是皇帝开始“为他”着想，同时亦是“为己”着想，这种“你我不分”的现象，以后我们还会多次看到。

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共谋”，君上已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与臣下一同创造一个局面，一个能为彼此双方接受的“结局”。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的心理紧张会一步步消除，于是就可能反思以往的一切决定，面对各种情报，重新判断，并可能想到：这些都是“何苦来哉”？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岂不正可就此打破僵局，实现预期？

癸亥，第十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摺，……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至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

所谓傅恒走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使是事实，亦可视为“托词”。重要的是，皇帝在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战略及其得失了。他开始从不利的方面思考，这会不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早日班师，而不再一味求胜？

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郎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至经略学士在京时，曾面奏金川殄灭之后，乘我兵威搜讨班滚。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为完美。若再办班滚，未免过求万全。……即朕所身历者言之，深信太称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乐，信而有征。经略大学士应善体朕心，金川军务一竣，迅速还朝，以副朕望。[8]

己巳，谕：傅恒朝夕驰驱，兼办一切公务，心力俱烦，以致火气上升，喜服清凉，“朕心实为不忍”。

甲戌，谕曰：

（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次日有朕颁发谕旨、商办机务，又须逐一筹划陈奏。如此迅速，如此勤劳。而所奏事件，无不精详妥协。其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自非经略大学士秉性忠诚，心同金石，才猷敏练，识力优裕，安能如此。

这样夸奖臣下，亦属罕见。其“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戊寅，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9]

此后直至四川境内，傅恒依然辛苦异常。十二月辛卯，谕：

朕览经略大学士奏报，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此次经略大学士奉命遄征，每日带星就道，薄暮犹未解鞍，勤劳亦云至矣。

傅恒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性格特点，传教士多说他为人谦和，屡屡为人求情。在这点上，他也与讷亲恰恰相反，——直到此刻，皇帝才说出来讷亲种种的不是，可见他早就掌握了有关情况，只是必要时，才公之于众罢了，

（讷亲）一至西安，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及至军营，安坐帐中，从不亲身督战。每日至已午间方起，属员概不接见，遂致诸务歧误。[10]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记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11]

是以傅恒决不以“肩舆自适”，而宁肯“山行徒步，示与士卒同甘苦”；复谦恭待下，“所过地方、吏治民瘼，又无不留心体察”，就此取得了皇上特别的信任。

二

傅恒在逐步取得君上的信任之余，还须把自己对前敌情况的看法，报告给皇帝（他已被赋予拆阅前方奏摺的权利）。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对讷亲、张广泗不满的地方之一，即所谓“不明敌情”、“并无一人据实入告”。

十一月戊午，于直隶途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奏摺报匣，遵旨开看。内有小金川土司泽旺番禀一件，系告张广泗家人、通事与汉奸王秋，勒取泽旺财物，不胜骇异。细按情节，……(勾通汉奸)肆行不法，亦所不免。

得旨：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12]

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到西安及四川以后才发现的。十一月己巳，傅恒奏：

臣经过陕省，今岁有被灾之区。抚臣陈宏谋、布政使武柱虽竭蹶办理，但承办之州县，较直隶、山西稍为不及。又闻从前过陕兵，供应稍迟，即有哄闹者，将来大兵供应愈难。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朕览经略大学士所奏事件，甚为精详周到，……闻十七日自武功起行，途间讯问张广泗，耽延甚久。又行二百余里，薄暮始至宿处。

十二月甲申，上谕：

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驿，即无马匹更换。次日由水程至昭化县，见第五起云梯兵仍在该县，询称因无马阻滞。

乙酉，谕曰：

今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四川境内，并无伺候马匹。不得已只带十数人，于陕省疲乏驿马内拣选乘骑，驰赴成都，……且途次马乏。竟至步行。[13]

当然，更多的信息并不是在专门的奏报之中，而是在傅恒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侧面透露出来的。壬寅，傅恒奏：

本月初九日，臣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上下四十余里，寻常牵马步行，今因连雪，路途益滑，臣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有十数匹坠入山涧。是日惟臣马赶到，官兵皆无马，臣独乘马不忍，因步行七十里至住宿处，并未勉强。众皆欢欣随行。此路若不加修，大兵恐致迟滞。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蜀道之险峻如此，从前实所未知。[14]意识到前敌地理环境的险恶。非是“不经意间”的叙及，恐怕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勒乌围，《平定金川战图册》(按：此图展示的是第二次金川之役的情况)，《清史图典》《乾隆朝》，页54

十二月壬午，针对令人切齿的“不能据实入告”，皇帝谕曰：

（今据侍卫富成提问讷亲）讷亲云：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后来切不可轻举妄动。这句话，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此语实为巧诈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陈奏。如果贼径十分险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进攻，屡冒锋刃，犹不能克。再调劲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亿浩繁，徒糜帑项，则当以实在情形奏闻，请旨停兵。……

迨伊与张广泗久无成功，朕又屡次传谕，令其详细斟酌。倘断有不能殄灭之故，何不明言其所以然，直请班师。……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终始。讷亲以亲信近臣，膺阃外重寄，经朕如此谆切指示，亦当遵旨据实覆奏。朕岂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请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陈，则此局早已可竣。[15]

如果早知悉这些情形，“则此局早已可竣”。前敌的艰难，皇帝恐怕是越来越知晓了。

又因此时正值普免钱粮（自乾隆十一年始三年轮免），发生了财政调拨上的一时困难。十一月己卯，谕：

此番军兴供亿实为浩繁，视从前西北两路军营，费用较多数倍。彼时劳师远出，十有余年，所费不出六千万。今用兵仅二载耳，即以来岁春间奏凯言之，亦非千万不能。如运米脚价，北路经途数千里，曾减至十八两。今自成都至军前，祗数百里，而价亦如之……

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问，无以慑服诸番，宁谧疆圉。……我君臣如此办理，人事已尽，亦海内所共知。朕意此时且应亟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刻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16]

已考虑即使“不能刻期奏绩”，也要撤兵，“息事宁人”了。

十二月乙未，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从前高越奏请推广捐例……虽该省另立军粮飞班，赴捐者仍少，于军储未必有济。请将户部收捐停止，俱令于川省报捐，本折兼收。其运米至军前者，准以飞班即用。

傅恒在这里使用的策略就是：平淡叙入，点到即止，此外皆由皇帝自悟，决不多说一句。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从前只知川省用兵以来，供亿浩繁，民力拮据，而其空虚疲惫一至于此，竟无一人剀切敷陈者。即军前光景，诸人奏报，亦仅依稀闪烁。朕于金川，何曾有丝毫利其土地人民之见。使讷亲等能据实入告，朕宁不早为裁夺，何至糜费若此？是以伊等之罪，益无可逭。

也可以说，傅恒所见，即朕所见；现实情况已把君上推向了前台，想要推诿，也没处可推了，

今经略大学士思虑所及，使万里情形，了如指掌。观此则用兵一事，断不可过朕昨所谕两月之期矣。……倘尚须筹划，略有迁延，则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于蛮荒边徼一隅之地，实为可惜。朕见甚确，朕志已定。

在经略大学士以军旅自任，自不肯为撤师之言，于理亦不当为此言。但目前所急者惟马匹钱粮，马匹虽经措办，似可无误，而粮运则尚费料理。经略大学士目击该省艰窘之状，亟思接济，计及捐例一事，欲为变通，诚出于无可如何。[17]

如“撤师”一类的话，自然只能由皇帝自己来说，而不能出诸傅恒之口的。于此，他最好连一个建议都不要多说。

十二月丙申，谕军机大臣等：

朕观川省道路情形，马匹应付，实属艰难。日前经略大学士傅恒到彼，随带人数几何，即已不能承应，……若过三月，便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朕意已定，谅不出此。

否则“倘内地有意外之虞，而满兵隔越蛮徼，其何以应之”？

十二月辛卯，复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为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讷亲专图安逸，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发而自行发露耳。朕思及此，不觉悚然。[18]

事已至此，皇帝居然寻到了一个新的借口：“此番用兵，非为金川”，如此，则何所不可？

捧读上谕，傅恒内心里不知会怎样的“窃喜”呢！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具体的“台阶”了——尽管其中免不了要“装点几分”呢。

三

金川一役，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出现的呢？“准降”，又是怎样一种情况？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大金川头人得什阿朗赴党坝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往验。岳钟琪即遣派千总杨自功、把总周郁赴勒乌围看视。据称，郎卡果系病重，但莎罗奔不敢赴营投见。[19]

十二月甲午，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班第报匣内奏摺一件，系党坝头人乞降；贼势穷蹙，及郎卡病重，差员往验。臣细阅此摺，办理殊未妥协。

傅恒恐怕已经洞中窾要，其中显然有许多不明朗的地方。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摺，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为嘉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

如谓“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足见傅恒已取得高度信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所谓“共谋”，一方面是出自傅恒，一方面也是皇上自己的需要。

而清军亦已疲惫不堪。丁酉，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臣于途次，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问其在军营及打仗时，亦服此衣，甚可怜悯。此等兵临阵数次，已不得力，正可裁汰。

上谕：

金川用兵一事，朕并非利其土地人民。亦并非因御极十三年来从未用兵，欲振扬威武，成此殊功，夸耀史册也。第以贼酋私放夹坝，又骚动番境，逼近炉地。虽已驱逐回巢，未经惩创，怙恶如故。巡抚纪山奏请致讨，一面出师。朕因张广泗娴于军旅，调任总督，委以进剿之事。而张广泗初不以实在情形入告，惟妄为大言。自秋涉春，师期屡易。班第料理粮运，见伊措置乖方，迄无成效，奏请特遣重臣前往。……

而张广泗当讷亲初到，曲意逢迎，欲得其欢心。及见伊漫无成算，则转谄佞为诽议，为讪笑。又见伊大局将败，则复转轻慢为倾害，布散流言，摇惑士众，欲挤之死而攘其职。而于其种种贻误，并无一语参奏。此小人之尤。经朕于瀛台亲鞫，具得实情，是以立置重典。至蜀地民力之凋敝，贼境进取之险阻，士马刍粮跋涉输挽之艰难，从未见伊两人据实敷陈。而讷亲获罪后，始私对富成云：番蛮难办，以后不可轻举。我岂敢形之笔墨，必俟面陈。……

首先，把罪过推在了已被处斩的张广泗和讷亲身上，其次，便是为自己，而不仅仅为傅恒，寻找台阶：

大学士自请督师，仔肩重务，必不肯于进取之时，为畏难之语。但所陈奏川省可虑情形，以朕度之，尚不过十言其五耳。然即此而观，则用兵一事，断不可过朕面谕四月望前之期，更不必游移矣。

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嘓噜流匪，遇事逞凶。所赖年来秋成丰稔，小民尚有乐生之心，得以少安无事。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即如官兵经过西安，督标匪卒以牵马伺候小忿，辄持刀恣斫，伤及三人。川民疲于供亿，背负军装，徒步陟险，宁不较此更甚，……安能在在周防耶？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调遣，皆可不必。此皆讷亲、张广泗贻误，不据实入告之咎也。

因此决定，倘过四月初五，则暑雨时行，馈饷难继；若贼酋穷迫乞命，俯准纳降，亦可绥靖边徼，经略大学士即当于三五日内振旅凯还。

不期傅恒仍在“作态”，故作“积极”。癸卯，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等语。朕览之，深不以为然。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

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险阻如此，川省疲惫如此，早于今秋降旨，以万人交岳锺琪料理。更不必调派满兵，特遣重臣，费如许物力矣。奈无一人具奏。朕实不知彼地情形，……

现在酌拨帑顷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拮据。即使国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躯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谓经略大学士何？……天下其又谓朕何？……万一不能擒丑虏，得巢穴，而既有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在蛮夷绝徼，控制之方，只应如此。若再有迁延，不思转计，究将作何了局……

故谓若不听命，“朕不待至四月，必降旨召经略大学士还朝”，即使“不能擒丑虏，得巢穴”，“既有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但，这还算是什么胜利？

为免傅恒“抗命不尊”、“一意孤行”，皇帝甚至搬出来皇太后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

今晨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蒙询及此事。朕以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之语陈奏。奉皇太后懿旨：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见实为太过。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专以供一己成名之理。……(且)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

并再次强调粮草供应之紧张：

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弊，地方险阻，实不肯为此举，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类孤注矣。如四月初旬……仍不过在卡撒、党坝间，迁延观衅，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若迟至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者，且悉以掷之蛮荒绝徼，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

四川布政使高越所奏，复及于前方运输困难：蜀中挽运军需，全资民力，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一出桃关，山路歧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戊申，上谕：

观此则川省物力虚耗，大概可见。高越虽称据实直奏，恐困惫情形，尚有未尽形之章牍者。内地民情可虞，奏凯宜速。夫以江南富庶，米价偶翔，刁民辄乘机肆恶。况川省以险僻之区，值军兴旁午之会，意外易滋事端，诚不可不亟为筹虑。前所传谕，以四月初旬为期，盖深有见于此也。

因令傅恒彼时不待奏报，即可决定撤兵：

纵使莎罗奔、郎卡未遽就缚，亦不过釜底游魂，如班滚今日耳。何足介意，亦不必穷搜矣。而得勒乌围即可谓之犁庭歼丑，足以告成功。……若待询问，奏报往返，又须经月，转益劳耗。此等机宜间不容发，朕既不能遥定，惟赖经略大学士……虚衷烛理，审机度势。[20]

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辛亥，上谕：

朕阅经略大学士傅恒屡次奏报，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瘁。……所奏实不过十得其五，然即此而观，则人力之难施，大概可见。从前讷亲、张广泗若将此等情形，据实入奏，朕必早有裁酌，何至劳费若此。此固朕上年运度驳杂所致，而朦蔽之罪，伊二人实已不容于诛矣。且如天赦、班拦等处，羊肠鸟道，备极险巇。经略大学士惟躬亲跋履，乃深悉其难。

看来皇帝已洞悉“番境道路奇险”，“处处俱有碉楼”，但尚未放弃“扑碉”之计，他还需要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经略大学士密奏，扑碉终非长策，应另为筹办。朕思贼番据险负隅，凡属要害，俱有坚碉。扑碉而外，更有何计。讷亲张广泗之罪，实在欺蔽偷安，种种乖张。至于驱兵扑碉，似未可以为非。……然亦险着。未知果能奏效否？

健锐云梯营碉楼，北京香山，清军练兵之用，《清史图典》《乾隆朝》，页49

但仍“决意收局”，前敌若无进取，甚至只派“岳锺琪坐镇炉地”（打箭炉）即可了，

（小金川）原属化外，盖亦天然界限。所以古称蛮夷荒服，以不治治之。经略大学士留兵在彼弹压，想确有所见，不专为米粮火药也。此事屡经贻误，从前马良柱连有克捷，若益以三千人，早可奏功，而张广泗不与，此一误也。张广泗分兵十路，措置乖方，不能乘机前进，此二误也。讷亲身图安逸，不能鼓励士众，又不将实情入告，此三误也。……朕在数千里外，固不能豫烛其难，是以又有此番料理。经略大学士未履其境，亦无由深知其难，是以力请视师。今朕已洞悉形势，决意收局。经略大学士目击身亲，所见宁不相同。……若三月内果得勒乌围、刮耳崖，尚须斟酌，若不能，则但以万人令岳锺琪坐镇炉地，加意防御，自足绥辑蛮徼。朕熟计深思，无逾于此。

壬子，复谕：

今日阅班第所奏川省夫马钱粮拮据之状，及舒赫德所奏直隶、山、陕、一带地方情形，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然总因从前在事诸臣，并无一人据实入告。朕实不知其难，即经略大学士傅恒在朕前时，亦不知其难。近经朕悉心访问，经略大学士又身履番境，班第等亦稍稍敷陈，朕始悉其险阻困惫，举属创闻，非意料所及。若不早为转计，日引月长，劳费无已。……此种番蛮，乃依古以来所有，上天并育并生，原置之化外，……若必以中国之治治之，是以人力而抗天心也。……天不可违，则成功岂能豫必？朕目前实不敢存盼望成功之意矣。

傅恒可谓“如朕亲往”，代朕亲征，君臣之间的接近也就无以复加，

设令（大军）顿刃悬岩，军威少挫，将何以为班师之地？……究之事有难为，功有难就。兵亦人耳，以之扑碉，徒致伤生，岂遽得志？

“扑碉”之策，也就愈发可疑。甲寅，傅恒奏：

查军营习气，惟事张大其词。攻一碉伤数十百人，则云查明再报。伤贼一二人，则云数十数百，皆拖尸而去，无首级可考。一碉不过内地一户，得一户而伤人数十数百，借此报功，欺罔已极。贼碉守者七八人，敌我兵数百。攻以大砲百数，仅缺墙壁，随破随整。现恐损兵于无益之地。

丙辰，皇帝坦承了此番办理的错误：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丁巳，谕军机大臣等：番境之难，乃天生奇险。以朕所见，既知番境之难，即当见险而止。

碉堡，是双方争夺的中心，此时，傅恒终于道出“扑碉”之艰难，这也许是他唯一直言道出不同意见之处：

从前皆务攻碉，劳费无功。……枪炮惟及于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

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同时大举分地奋攻，而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出其不意，取道前进，务在破其巢穴，擒虏贼酋，于三四月间定报捷音。[21]

现在，皇帝终于了解到这些情况。当初张广泗、讷亲的无法取胜，也就难怪了。

对于傅恒此件密奏，时人程穆衡以为其意在“微示难克状，阴启罢兵之萌”，“其曰精兵直捣贼巢，无非姑为大言，以强上意，明知上必不从，而己可解于廷臣，谓非一无所能者”。[22]不错，傅恒在此是使用了“下克上”的“招术”，如果说是这样，他却不是始于此时，而且较之更难觉察罢了。

戊午，皇帝进一步质疑傅恒“力主直取刮耳崖之策”，谕：

自朕思之，究属险着。……此番大学士如朕亲往，……则经略大学士之所见，即朕之所见。朕既一一洞悉，则朕所指示机宜，与身历者无异。经略大学士虽才智颖敏，亦由朕数年以来教导而成，识见何能高出于朕。……当以朕言为是。心说诚服。凡事遵朕谕旨而行。

看来，此刻皇帝一方面是从各方面知悉了敌情，因而深切自责，另一方面，他还要“摆平”尚在一味进取的傅恒（也有几分是说服自己，尽管傅恒是有意为之）。而傅恒的“反行为”，似乎是越来越玩“大发”了。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时也难中止。

己未，谕军机大臣等，直言若傅恒仍不遵旨行事，将降旨将其召还：

金川水土恶薄，与内地迥殊。前据鄂实奏称，人易发喘，须服人参。经略大学士傅恒亦奏称番境气候不佳。观此则蛮方荒徼，非人所处也明甚。……朕今始觉悟，实悔其迟，此亦上年运度驳杂之所致也。……过犹不及，讷亲之退缩已失之不及，而观经略大学士一往之概，若执意不悟，……朕即明降谕旨，召经略大学士还京，以军事付策楞、岳锺琪等经理。

甲子，谕军机大臣等：

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据奏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攻之，只毙其半，而土兵绿旗死者已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一贼，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有是理乎？……用兵原非易事，但可希冀成功，劳瘁自所不惜。不然，则以身所目击、万无可望之举，欲违其本心，勉强从事，虽愚者亦不出此。……今朕所降谕旨，名正言顺，实经再四筹酌，见其确不可移。

且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谓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图则将无及。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

这一场“共谋”演到这时候，就快成了“闹剧”了。担心局势失控的皇帝于是提出，傅恒之姐“孝贤皇后服纪已及小祥，经略大学士理应奔赴行礼。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届期而至”，后面的话则很强硬：

朕此旨原为收局。……臣不可违君，子不可违父，乃天经地义之当然。不遵朕旨，为人臣者敢当此乎？……朕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撤兵之计。今日皇太后圣母慈谕，此即朕新运顺畅之机。适与朕前日向军机大臣所论符合，实愿大学士同此嘉祥也。[23]

看来，直是命傅恒克期启程了。

乙丑，又谕曰：

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如贼境坚碉，经略大学士亦奏称，进取不可专事攻碉，且云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

经略大学士之意，惟在直攻中坚，立成巨功。而朕料之，即令别有坦道，可直趋贼巢，而贼巢仍是坚碉，舍攻碉计将安出？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

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上年办理讷亲一案，初非豫有定见，而辗转以致于不可解免。近日撤兵之计，初犹未免希冀。两日来反复熟筹，灼见其必不可易。可见朕经理庶政，初无成见，天地神灵，鉴临在上，朕所不能自主也。……所谓顺天者昌，吉祥善事，无踰于此。若必为所难为，向后作何收局，可不为之寒心。

丙寅，谕王大臣：

金川用兵一事，朕从前实未悉彼地情形，因遣讷亲前往，谓与朕亲往无异。彼时果否可以成功，伊若据实奏闻，原可片言而定。讵意讷亲惟图安逸，高傲乖张，不恤士卒。而贼境之艰阻，从未一言奏及。与张广泗同一挟私朦蔽，以致糜帑劳师。朕已重治其罪，而情形究未深悉，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相度机宜。

大学士傅恒兼程抵营，……历陈山川形势，有云臣随侍车驾，所历诸山，从未见有此险峻者。大学士傅恒身膺重寄，锐意成功，所陈不过十之四五。而朕详加筹度。看来坚碉奇险，实非人力可施。……朕意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王大臣等可通盘筹酌，详议具奏。

辛未，谕军机大臣等：

金川撤兵一事，前两次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示以朕前后所降谕旨，及军营奏到情形。令其各出所见，具议以闻。据伊等合词公奏，佥称揆理度势，撤兵之旨，诚为允协。朕复细加体访，中外人情，并无异议。且有谓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者。此事朕志先定，绝无游移，又复询谋佥同，足见理势当然，确不可易。

“中外人情”（包括“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这是皇帝第一次提及人心之向背，而不仅及于兵锋之利钝、用兵之代价——现在，他终于可以正视所有那些“负面”的信息；如所周知，自雍正以来朝廷不能掌控的政治讯息就很少了，

据守备杨自功、周郁称贼寨周围约三四里，石墙七八尺多厚，四五丈高，内有碉房十余座等语。如此坚碉，岂易攻克？无论沿江仄径，不能直抵贼巢，即使竟达刮耳崖，将坐困石城之下，进退无据，更不知成何等大不顺意之事。……

再连年用兵以来，所费军需银两米石，实为浩繁。……又云贵督抚等会奏派雇长夫，背运军装，一时赶办不及一摺，……办理之拮据，即此可见。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属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今惟遵旨迅速还朝，其它概可勿问。倘徘徊不前，将拥重兵于外，欲何为耶？

辣手皇帝，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如果再问一句，大约就不外乎：你傅恒是不是要“图谋不轨”？想来，傅恒的“反行为”，到此一地步，就未免“出格”了点，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

乙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接到谕旨，星驰还朝，毋逾三月初旬之期，不可因此稽延时日。……回思上年用事之初，朕实限于不知，小题大做，不知何以办理至此。经略大学士果能旷观远览，亦当知此举之不值一办，转为重视莎罗奔、郎卡矣。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允降班师，实为至当。经略大学士归期一日未经奏报，则朕一日不能释然。著传谕知之。[24]

令傅恒限期还朝复命，几乎一日亦不可多待了。

就此件所论筹办受降一事，上谕：“朕思莎罗奔、郎卡虽云穷蹙求活，岂不虑及一离巢穴，便成几俎上物？或令人冒充，先为尝试，亦未可知”？可以说已经预见其“虚假”的一面。十二月甲午，傅恒亦尝质疑：“既云乞降，而逆酋并未到营；即郎卡果病重，莎罗奔何以亦不亲行”？可见其中“奥妙”不少。

先是，大金川莎罗奔遣人赴岳钟琪所驻之党坝军营，投送甘结，愿意遵依六事：一、自今以后，永不敢侵扰邻番；二、为天朝出兵供役，比各土司益加黾勉，诸事惟命是从；三、从前侵夺邻番地土尽行退出；四、向来误犯天兵凶首擒献伏诛；五、悉行送还从前侵掠内地民人、马匹；六、枪炮军器照数献出。

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率兵四五十人亲赴勒乌围山寨，“番人皆香花跪迎，壶浆夹道，至山寨，莎罗奔、郎卡次第叩拜，尽恭上所甘六事款结”。翌日，至大金川经堂，莎罗奔及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钟琪与其订期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军营前纳款。

二月初五日，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卡撒军营外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郎卡投降。莎罗奔、郎卡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受佛却银。受降既，傅恒露布飞报大捷，并于次日班师还朝。

二月十五日，傅恒自大金川报捷奏摺飞递至京师，途中仅八天而已。因降旨通行晓谕曰：金川平定，莎罗奔、郎卡俯首就降，献捷班师。[25]

就在金川之役结束的第二年，传教士刘松龄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他就说到关于战争结局的另一个“版本”：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不是，为此皇帝在整个中国都被看不起。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没有决心和胆怯的皇帝。虽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会像对一个胜利者那样崇拜他。

这也许足以说明，在金川前线一切都可能发生，莎罗奔也许曾经“乞降”，不过，那也许是主动发起“谈判”，因为战争本来即不是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成为“两败俱伤”，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26]

[1]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2]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参见郭成康《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电子版，感谢郭成康的赠与）、郭成康编写《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4]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5] 傅恒，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祖米思翰，户部尚书；父李荣保，察哈尔总管。孝贤皇后之弟。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七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八年擢户部侍郎，十年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十三年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6] 以金川现存战兵，各路止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故增拨西安、四川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云、贵、湘、鄂绿营兵二万七千人，合之原拨在营官兵，以及东三省、京旗满洲兵五千名，再加上随役人等，“数几十万”，由总兵四员、副将五员、参将七员统领，《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7]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8]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班滚，即瞻对之土司，过去传言已被烧死，实则在逃。

[9] 以上《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1] 参见高王凌“乾隆之治”（未刊文稿）。

[12]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13]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6]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8]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9]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21] 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页，《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岳钟琪亦曾奏及：“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22] 参见《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3]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

[2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5] 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三三五，《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6] 关于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所的“主导方向”，当作一面“大旗”来打（针对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与“边疆民族研究所”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宽严之辩”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收敛”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权谋政治观”。

二、儒家的“宽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宽”字的不同涵义“宽严之辩”的解释偏差“回向三代”粮政事件

实际上，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要“严”；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摆明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上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谕：“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在《经筵御论》里，皇帝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

因此所谓“宽”的对立物也不一定是“严”。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宽”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啸亭杂录》：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参见吕瑞峰论文)。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不宜把它作随意的解释。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因此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其后就转入到“教”上去了。

“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评价清朝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为此我曾在大清史会议上说，如果用三千年的长度来看历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许就是“统一”；换作二千年的长度，也许就是“盛世”；但如果写“编年史”，近距离观察(接近现场)，恐怕就不是这些了。因为自始至终，乾隆皇帝都没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2]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别的，正是“回向三代”，即追求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为什么提起这一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到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等)？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党、鄂(尔泰)党一类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乾隆初“回向三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日的重中之重正是粮政上的新举措。中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外而内“国际关系”的视角（同学不宜）“国家主义历史学”满洲统治的异质性文化信仰及意识形态迎合小民—力压士大夫薙发圈地（皆异于中国传统）限田及减轻地租（非阶级问题）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准政党特性“两张皮”（孰居主次之无谓）清史研究所的“非受迫性失误”

清人仅仅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其有关努力仅仅是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吗？

我在伦敦大学会议论文中写道：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掠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其“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套，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同时，在劝减田租的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皇帝本人，也几乎没有一个汉人。[3]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清政府的“正面贡献”，现在看来，也不应该忽视以下一些问题，如昔日学者孟森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清人之失，在其“私心”：

“清人入主中国……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层次，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南巡”中，才能看清楚满人的特点。现在看来，在那些“仁政”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这些因素，尽管表面上说是“回向三代”云云。

另一方面，用人则“内满而外汉”。乾隆八年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朝鲜使臣李彝章在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理解。

对于舒赫德之建议废除八股(非废科举)，学界一向给予了很高评价，最近则有研究指出(参见崔磊论文)，这也不过是“漠视汉员仕进门路”，出于“维护满洲利益”的考虑罢了。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对于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性，难道还不应引起三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清朝岂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四、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人口增加（面对人口众多的解决之道）加强政府新的世界史观

我的近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19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剑桥中国史》)。这几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参见《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史林》2006：5)。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当时已经存在了(与关辛秋的谈话，伦敦)。此外，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像似”罢了。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看来，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

“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参见有关清代政治史会议的博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人口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有那么“可悲”吗？反过来说，它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如在“发展序列”的不同阶段)？

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把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当下的历史贯穿起来，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进而，对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这样一些“抹黑”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作一总的清算，并称之为思想史上的“三大战役”(《读书》2010：5，及我的系列博文)。

共时现象（布罗代尔）、国家视角（斯科特）：

乾隆初年，兴修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乾隆二年七月谕：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

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其后，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开矿、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

五月庚戌，谕：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谕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的语言）的层面。[4]

政府角色问题：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在中国，不可“忘了”政府(国家)，它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开始放权)，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五、实学和经世之学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及行政考虑（孔门所谓“政事”）面对人口压力以经济发展解决问题从垦政到农政的变化讲求“六政”技术官僚群体及其专门之学从“内政”和“国计民生”出发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所谓“十八世纪经世学派”，是我的一个“发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对。

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其他几无地位可言。为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即“政事之科”，为“儒学”(注意它不等同于理学、考据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

《经世文编》中”(参见苗华国、余芬论文)。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志向。

其实《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为此，必须开阔眼界，看到国务官员一派人的思想作为(如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而不能像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一样，局限于那些民间士人(参见宋玥论文)。

对“六政”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虽然它们不属于“经学”的范围，却是传统“儒家”必不可少的“学问”。

从经济史转入政治史：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研究生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后，据唐晓峰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及其分类说明，特别是有关垦政、农政、粮政部分）

六、乾隆皇帝的“专制理念”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正面认识传统政治并不等于专制政治皇帝的位置（君相合一）“一人做主”不赞成“朋党”不得于上奏前互相讨论 反对“聚众”戒“干誉”（及“蛊惑人心”）众多的“汇议”（参见申妙论文）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正是儒家一个基本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其实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

不再迷信“科学”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在研究乾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参见《读书》2009：11，及有关博客)。

清朝皇帝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与余英时的通话)！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

如果说他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西方的“专制”当初也不是贬义词)。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一般就行政而言，并无所谓“专制”与不“专制”一说的(熟悉现代史事者即不难了解这点)。

七、统驭方法和君臣关系面对广土众民驾驭各省大吏的方法（如陈宏谋、年羹尧的例子）吏治积习（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官场文化《叫魂》官员的“反行为”

我在清代政治史会议论文中写道：金川之役是一场很难缠的战争。一代名将张广泗失败了，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也失败了，年轻的傅恒自告奋勇前往督师，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皇帝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够马到成功。而且很明显，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非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傅恒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他怎样实现了“下克上”，“操控”了皇帝，“诱导”他做出明智而灵活的选择？并最终给他找好下台的台阶？这是怎样一种“反行为”？

在有关文字中，我多次提到了“反行为”一词，“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反行为”的基本定义之一，就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下，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却在下面在暗地里实施若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将事情“反过来”。傅恒就是此道高手，乾隆十三年的金川之役，就是其典型的例证。其实，清朝许多官员(尤其是高官)也都会此道。否则，那些“官场行为”恐怕就不好解释。

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课时曾说：所谓官员的“反行为”(“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是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其二，是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其三，则要乘机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以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将“反行为”概念运用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还有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职能研究”(清史所博士论文，2009)、李燕“皇帝司法权的另类叙事——道光朝特旨交审案件为中心的考察”(法律系硕士论文，2009)；法兰西院士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也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研究之中。

八、通讯系统官府内部的信息系统邸报咨文“驻京办”

在乾隆十三年的粮政大讨论中，皇帝让督抚们发表意见，最早有个巡抚上奏，说了很多“违心”的话，结果挨了训，后来督抚们就相信他的“真意”，一致转向皇帝那边了，——督抚们是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呢，在多次的“汇议”之中？

九、舆论政策如何面对“乌合之众”

通过金川之役那些大数量的上谕看来，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皇帝的“受众”是谁？是所谓“愤青”吗？那还有没有“秘密外交”和决策的“迅速果断”？是所谓“群氓”和“乌合之众”吗？那它与“宣传”、“鼓动”又有多大距离？清朝这些所谓“古代”的做法，又与“现代”有多大区别？

十、研究方法问题

自从30年前清史研究所成立，就出现了一个主张“正面观察”，不再把清史、清代统治阶级“妖魔化”，相对而言，要把清史“写得好一点”(而不是相反)的研究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基本立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只是有人不意识，有时分寸不好把握而已。

进而言之，正史编纂中存在一个“道义原则”，就是要尊重“古人”，认真听取当年那些“当事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自己行为如何解释。如钱穆所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意见”，一是“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在研究中不免会受到种种批评，如“古已有之论”和“客观形势论”，比如说：如果乾隆时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

问题是，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长时段”的“背景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关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呢(传统史学看重的即“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这成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学发现)。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细致化”研究。以“短时段”“事件史”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长时段”的“客观物质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考据学”的方法，而必须依赖“直觉”，或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反行为”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不错，那确是我发自“一念”，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持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科学”，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例外”；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 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

[5] 严耕望《治史三书》：史学研究是要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运用理论模式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因为它是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格体系。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有书评说，美国学者罗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话，辟头便指出了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中的枢纽位置，以及它与十九世纪经世学者的密切关联。[1]这是不错的，对我们重新认识“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不无帮助。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联系就不仅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更重要的，是在十八与二十世纪之间。

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始终徘徊于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并主张“在当代经验与历史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2]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议，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黄仁宇（R·Huang）提出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3]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这说法不免“惊世骇俗”，也成为拙作出版时编辑删削的唯一文字。[4]其后，个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转向了二十世纪，……也许，它终使我不能不面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正面关联，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的认识仍须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之上，而暂把时下流行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放在一边，或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无不可。[5]理论原产生于事实之上，对史事的新发掘新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得出新的理论。

一、先从人口说起

研究十八世纪，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问题：为何要以人口开局？

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首先，就是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

在历史中，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Braudel）写道，“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减速”；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倒退”。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与（人口）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们也可以补充说，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与西方仍有一定的差异，即每个阶段都比西方大约“早”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粗略地说，明代人口增加始于1400年（人口约8000万左右），结束于1600年（约有人口15000万）；清代则始于1700年或更早（约有人口10000万）。[7]换句话说，中国自十八世纪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后），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长这一“现代现象”。

从17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30000万左右（约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统计达到43000万，[8]是即所谓中国“前现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10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所谓“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第一件事，就表现在人口的增加上。

对此，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说：在中国，随着财富的（成倍）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增加。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它在西方国家也应引起重视。[9]

在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上，是人口增加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增加？或是二者互为因果？……其中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这次人口增长视为“工业革命”的“果”，如果我们视其为“因”（哪怕只是部分或几分之一的），便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换一角度，我们如若把它当做一个“现代现象”，那么，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现代反应”，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职权加强，又一个共时现象

世界历史上的“共时现象”，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很大的兴趣。但可能争论最大，对我们来说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十八世纪这次了。[10]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共时”的，在人口增长之外，还有政府权力的加强。

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整肃吏治”，以及“反贪污”这几件事了。这种状况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十年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据说，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11]这样看来，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并与二十世纪（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扩大地方官员职责，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而一州一县地方广阔，事务繁多，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二千年间，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针对这种现象，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设官专司农事（如设巡农御史）等。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但应看到，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在保证县级以上有效控制的另外一面，是在州县以下的基层，政府既缺组织，又乏人手，势难顾及全面。从某种角度看，近于一种无组织状态，资源分散，人员难以动员，有如“一盘散沙”。为推行政府有关政策，有人建议选用老农，或利用村长、乡长及乡约等，分任职守，或给以钱粮，成为专职、半专职人员。这就提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中层”、“下层”结构的“三层重建”问题。按照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统计人口、统一度量衡标准，等等。

在所有这些方面，十八世纪的努力，可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当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们并不是说十八世纪就等同于二十世纪。在十八世纪，政府无论是对自身角色还是行动目标，似乎都还有一点“半心半意”和“犹疑不决”，而远非二十世纪可比。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才经历了一段由政府全面取代社会组织，一切亲自经理，而后又全盘反思，重新定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至今还在进行之中），——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也不是没有先例的（详见后文“福利国家”一节），——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其历史的正面接续（而不必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或与今天渺不相关）。

三、创新政治理念

政府职权的扩大不仅仅牵涉到增设官员、组建基层等组织技术手段，而势必及于基本的政治理论暨意识形态问题。如利用保甲村长，以所管农户生产情况“造册存县”，年终核查；再如通过乡约、值月人等，使一州一县之民，“情联势合，如父子兄弟之相为扶掖”，在在涉及新的政治理念。到乾隆初政，距清初的武力征伐已近百年，高宗即谕督抚“实心爱民”：

“为治之道……其本总归于爱民而已。”[12]

复谕：

“……民为邦本，固当爱之，爱之则必思所以养之，养之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爱、养、足民，……”[13]

既要“爱民”、“养民”、“足民”，所负责任自然就很宽泛，不仅关心命盗、钱粮，还要“尽心”于生产以至分配各各方面（如赈借平粜等）。为此有司当“以民事为身事，恫瘝一体”；[14]并不时巡历乡村，以使“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15]谕：

“身膺民社，即为其父母、师保。官之视民如子弟，则民之视官如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接，……”[16]

“（当）视百姓为一体，视民事如家事，……察其饥寒，恤其困苦，治其田里，安其室家，以父母斯民之诚心，行父母斯民之实政。”[17]

这些或可称为一种“天下一家”的思想。其理想大约是，天下合为一家一事（官民一体，视为家事），由政府担当领导和统筹统配的角色（为民父母师保），负起所有生养教化以至经济事务的责任（父母斯民，课督农桑乃第一要务）。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才有了各项政府职权的扩大和行政措施的改进。当然，清代十八世纪的努力，与基层组织的重新建构相去尚远，也并未由政府出面改变或代替民间自营，但在大约近千年以来的历史中，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举动，它在政府职责的扩大和权力的强化方面，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人头税”，而代之以“财产税”（土地税）。同时还取消了“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即支付劳务费）。同时，改变身份制度，取消“贱民”名义，[18]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从上述种种作为（特别是世宗皇帝的作为，包括取消有功名者特权）来看，似乎是欲使社会“平民化”。这，也许就是要造就斯科特所说的“无印记非特殊公民”，达致所谓统一和一致的公民身份吧。[19]这些，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变革的事情，大都是在清代十八世纪出现的。

魁奈曾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全依靠财富，中国繁荣，人口增加，正是由于国家真正重视农业。孟德斯鸠也不认为中国是“专制”的。据说，当时西方人非特盛称康雍乾乃有德之君，而且特别赞赏中国政府机构合于自然法程，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直可说是抛向西方弊政的炸弹。[20]

当二十世纪之时，政治理念不断翻新，可以说都是为了解决类似的意识形态问题，直到今天。如果说我们主张从较长的时间阶段来观察历史，那么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有关变革之间，就不仅止有一种“相通”的关系。

通过如上的观察，我们对于十八世纪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自然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虽然这些已属于历史的陈迹，并一直为后人所忽视和误解，有如“失落”的传统，但它却没有“泯灭”；而且，正是在二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才重新发掘出这些史实，识别它的含义和藉以重建古今的关联。

四、劝农中的官府行为

推广新的适宜产品暨优势生产项目，是十八世纪政府劝农策的要点。也可以说，各地劝农无不以此为其能事。其间常被引用的，即雍正二年二月和乾隆七年六月两道谕旨，其一劝民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孳养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

“总之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21]

其一则强调“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尤应于“农事”之外，“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全面发展农业。[22]

名臣陈宏谋于每到之处，亦咨询地方情况，推行适宜物产：

“米麦豆之外，地方出产何物以资民用，小民三时耕凿而外作何营生；……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曾试种桑养蚕否，能织绸纱否；畜牧之利若何？”[23]

特别重视九谷以外各项生产：

“三农九谷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为生财之计者，……勤于一种，必收一种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佐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贩、致富饶。”[24]

根据笔者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这与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政府行为，不能不说极为相似。

政府的这一类行为在后世却遭致了严厉的批判。有谓其所谋不臧者，有谓所产之物无人问津（或根不上市场变化）者，有谓“劝农”反致“伤农”者。[25]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课堂上也常遇到同学（特别是外国留学生）这样提问，——对此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

“开先须人”，清代地方官员大多出身田间，又多来自东部多种经营比较繁荣的地区，对农业生产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不难引入新的生产项目，这是官员劝农所能起到的第一层作用。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任职期较短，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30余年历12省达21次），无虑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移民对新作物推广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其流动多有一定方向，不像流官通达四方，且挟有官府势力，推广较易。

提供初步信息之后，引进基本原料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可以起到的第二层作用。这些事情，难道不可以由某些社会中层组织来出面承担，有如现代人们所习见的农种站、销售公司和种种服务组织？事实是，在清代中国，政府与千百万的个体小农之间，类似的中层组织俨然一无存在，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难以突破家族或小地域范围的界限。看起来总不若官府有组织行动那样雷厉风行、直捷有力。如贵州遵义取得蚕种后，立即能够组织四乡学习、推广，显然是借助了基层组织的协助，尽管这种组织在今天看来还很“软弱”。

官府行为的又一个优势，是有财政方面的支持，而这是不计收益，甚至是不需还本和无息可计的。例如在山蚕的推广中，购种、运送、雇募匠师、置办器械、设立场所，在在需要花销。个体小农缺乏资本，“是无担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在这方面，民间私人组织也许可以起到若干作用，但是怎样才能成功集资和收回投资，并使这些资金（既然作为投资）有利可图？要使参予各方都能符合“经济行为”的要求，并不容易。雍正以来，清廷决定“火耗归公”，其中专门划出一部分做为地方公费，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经济事业。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财政力量进行地方建设。这恐怕也是乾隆间政府劝农较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劝农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弥补市场的缺环或不足，特别是在那些欠发展地区。因此政府也可于试行初期或必要之时，为产品提供一定的保护。如陕西推广蚕桑，有种桑未养蚕者，给价收买，养蚕得茧不能缫丝者，“亦许卖给于官”。

总之，政府于劝农一事，可以依赖其知识信息、组织与财政的力量，进行较为直接而有力的行动，因而易于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方案。具体说来，从新生产项目的选择和引进（包括购入所需原料），传授生产方法（包括初级及加工生产，请匠师、设官局及组织各乡学习），提供资金（直接投资及提供借贷），以及销路保障（选择期间的包销和试行阶段的保护性措施），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对于一个特定的生产项目来说（如遵义山蚕业），这样的政府，就像一个大的生产组织者和经营者，作用于一定的区域范围，或不同的生产环节。处身其间的农民就像是一个个单纯的生产者，产前产后的许多“工序”，多由政府包揽负责。在一时期间和若干地区之内，十八世纪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26]

与此有关的，就是“农民不会种地论”，如世宗谕：“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高宗谕：“乡愚无知。”只有依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27]这在现代，也有相应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即清代除少数的例外，基本上没有过强制性的推行。这与明代或其他某些朝代相比，实有很大的区别。如明初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亩，是把农业导向落后的自给经济以及强制实施的著名例子。它与清代发展商品性经营、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28]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难看出，所有这些——不管它是好、是坏，是有意还是无意，或有着怎样的自身矛盾——直到二十世纪（特别是其下半叶），都还在活着，并对政府行为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五、土地的全域性开垦

对上述看法，可能有许多读者不能同意：什么“多种经营”？清代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难道不就是开垦土地？

不错，清初政府重视土地开垦，清代垦荒也有很大成绩。中国官方耕地统计数字显示，明代中国约有耕地7亿余亩，进入民国（即二十世纪初）大约增加为14亿亩。这套数据尽管并不准确，但目前为止，我们已不可能得到更为可靠的统计数字（包括各种“科学”的分析调整在内）。由此粗看之下，中国耕地面积在清代已有成倍的增加。换句话说，中国耕地当中有一半是清代开垦的，清代以前二三千年所垦亦不过一半而已。[29]这成就当然是很大了。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清代政府重视土地开垦，只是在清初的一个阶段，即所谓“恢复时期”，可以算作一种“恢复政策”，也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策。大约到康熙中叶以后，随着“恢复时期”的过去和“发展阶段”的到来，朝廷对它就不怎么重视，而逐渐为新的“发展政策”所取代。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即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是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尽量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即在“三农”之外，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30]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也不仅在“多种经营”。在随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出现了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生产优势的交换，以及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等等。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这当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可惜的是，清代这些成就多未得到应有的总结。以致到二十世纪中叶，政府以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应依靠土地的开垦，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31]尽管这时除一些边疆地区如东北以外已几无可垦之地，尽管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种“持久性”，看到了它“没有荒地”，以及土地上精心劳作和双季稻种植等。[32]

直到二十世纪末农村改革以后，中国经济才又重新走上了“旧有”的发展道路。不但农业“全面发展”，所谓区域优势交换，和农村工业的兴起，又有哪一条不是“清代的老路”？二者之间岂不存在一种直接的接续关系（尽管中间曾被打断）？

六、追求高产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一般多充满了误解。或认为它最多是“精耕细作”，或以为不过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少或基本不存在“商品生产”；即使有些交换，也多是出自“副业”，目的是为了“补助”生活，充其量不过是某种“副业-补充”而已。这些看法大多是“现代社会科学”传入初期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早就应该修正。

为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清代政策的出发点。如前所述，清代经济发展政策是作为人口对策而提出的，乾隆初年政府第一次统计大小男妇人口，即发现中国人口数量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第二年即乾隆七年报告已有一亿六千多万），远不是所谓二千几百万“丁”（虽然政府早就了解“人丁”统计的不可靠），这是历代所没有的。如此可以看到清人面临的是怎样一种局面。清代人口对策即于此时完成，面对人口增加的成倍增加（它在不久就增加到了二亿、三亿），恐怕任何“小打小闹”都不足以解决问题。[33]

因此，对粮食生产，清代政府不时表露出一种多多益善和区域自足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虽然当时还没有各种数字统计和生产指标）。康熙以来，政府于各地积极推广作物的优良品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史事。从《朱批谕旨》来看，雍正年间，政府对小麦在南方省份的推广非常关心。特别是在湖北，经总督迈柱劝导，“竭力种麦”，“从此种麦者多”。据民国初年各省小麦产量数字来看，长江流域江苏、湖北、四川和安徽已名列中国小麦产量最高省份之中。[34]世宗更不满于广东、福建等地依赖外省粮食，希望本地所产足供本省之用。[35]乾隆以来，政府厉行限制烟草种植和禁止粮食酿酒。也不时有督抚建议，民间种糯不得过百分之一，以限制酿酒；有种烟草、甘蔗、菱藕等物者，应“令其自行改复”，以保证粮田种植面积。美国学者曾小萍（M·Zelin）评价杨锡绂说：重要的是，他建议加强促进生产的政府行为，尽管这已超出了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能力。[36]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政府接近或在变相地干预和插手农业的规划。在中国数万万亩的耕地中，应当用多少来种植粮食？又应用多少种植棉花、蔬菜、油料等其他作物，每一类当种多少？对各地区不同情况应如何处理，又如何落实到每一县每一村？在当时的行政状况之下，能够依靠怎样的组织和人员去推行这些计划？又如何对待农民的规避行为和可能的“重副轻农”倾向？……可能正是这些细节和具体问题限制了清代的努力。因此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做法才被大规模的加以试验。

不能否认，清代政府在十八世纪的作为，与一个现代政府还有很大的距离。随着所谓“现代化”向世界各地的推展，各国都开始追求农业产量的增加，以及国家税收的提高。尽力增产遂成为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也许这正是清代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一个原因？尽管中国仍未脱出一个“非充分发展”（“发展不充分”）经济。[37]尽管清代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并不在于增加税收。[38]；雍正十二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报垦荒事宜；“臣恭绎谕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励垦荒谕），总以开垦为足民本计，非欲增收课赋。”朱批：“嘉是览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5册955页）；乾隆十三年五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朝廷恩意，惟在尽地利以养穷民，不在复荒额而增赋税”（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1143号）；关于清代的“不加赋”政策，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22。）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中，在这一问题上曾走过曲折的道路。这就是在生产的制度选择和方式方法上，政府的直接干预和规划种植，虽然它最终让位给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就是这点，在清朝也不是没有先例。如乾隆初年决定禁止“踩麯烧锅”，不久之后也与烟禁一起放弃，高宗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皆此类也”。[39]

于此都可看到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密切关联。

七、福利国家

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把维持大众福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美国学者王国斌（R·Bin Wong）写道，“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以前政府重视的是授田和开垦荒地，但到明清时期，“国家对农民物质福利的注意重点，从生产性活动转到了消费”。国家制定政策来稳定许多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供给。为此，清朝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中央向地方官员收集关于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严重缺粮以及如何做出反应。国家以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干预食物供给状况，其核心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储粮数百万吨的仓储系统，代表着官方对人民物质福利的责任。这些做法在欧洲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更遑论能否做到了。[40]在一篇代序中，学者李伯重说，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码生存权利的物质利益手段，“早在它们成为近代福利国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国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41]

“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南怀谨回答说，“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不过，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现在才是由政府做。[42]这样说来，中国在十八世纪，岂不是已经进入了“现代”？

就在乾隆初年，政府扩大粮食仓储的努力达到了一个高峰，其目标是把原有的仓储数量予以成倍的扩大。在鼓励私人捐监的同时，也依靠官府的采买。为此一度打算敞开收购余粮，议行田赋征实，以期“余三余一”、“一劳永逸”地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43]同时，破格赈粜救济（如平粜不拘额数、于四乡设厂、借粮减息免息、增加赈济面、正赈外复设加赈等）。谕：“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并为之完善了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了清代人口统计制度（清初以来九十余年只统计“人丁”而非大小男妇人口）。

乾隆初年粮政新措施实行的结果，使“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并在乾隆七-八年两江、直隶大灾的赈济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44]但不久之后，即发现了新的问题：粮价上涨（可见追求“平价供应”，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标之一）。经过各省督抚汇议，发现问题的症结正在：官府是否需要储存这么多的粮食，和实施这样的“福利主义”？政府究竟应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乾隆十三年，高宗下结论说：“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终于认识到，“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个高峰，也把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它虽未曾取消民间市场行为，却无异于把它置于某种控制之下，希望主要依赖政府组织本身的能力，来一举解决赈灾、济贫、吃饭等全部粮食问题。这显然构成了近几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纪的有关努力能够与之相比。[45]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现代国家的那些出于良好用意而设计的项目，为什么导致了那么多的“失败”和“悲剧”？从这种角度看来，乾隆时期的上述努力，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6]

也许，缺乏对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纪的粮政事件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特别是最后二十五年）的相关问题。

八、议改土地制度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时，出现了对于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问题是中国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尽管从宋代以来政府已很少干预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主张恢复井田，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李塨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等问题。[47]但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48]

雍正年间，政府曾在旗地上设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说：

“……（限田之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新莽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不得卖买，遂致民困思乱。西晋以降有行之者，而废坏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尝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据为施行之证。故黄义刚问限田于苏轼，而轼以为戏论。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并指出实行限田的实际困难：

“况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如江、浙等省地狭人稠，必令人各五十亩，安得如许之田？即川、陕等省似乎土满，而以人计地，亦不能各足五十亩。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50]

有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变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事情，而仅就限田而言，实行起来也确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高宗对王大臣等意见，并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1]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还颇为嘉许。因此在这之后，仍不断有议论田制的意见出现。直至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争于上前，无所挠挫”，高宗谕：

“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说也。因示谕云：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52]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田归富民”，为求解决则“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53]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理想”，但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比较而言，二十世纪就俨然是一个“土地制度变革”的世纪。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再到“集体化”，和其后的“包产到户”，于二百年后，终于实现了传统的“田制”理想。[54]在那以后也终于发现，田是否一定要“均”，“均田”之后能否即实现农业的成长，以及土地的“出让”（租佃）、“转移”（买卖）等一系列的问题。

九、干预租佃关系

康熙年间，政府屡次蠲免田赋，也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于免除历年积欠钱粮之时，再次“劝减佃租”：

“（蠲免积欠，佃户未被恩泽）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55]

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同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豫省交租之例，改为按受灾分数减租，得旨允行。[56]寻因御史陈其凝奏，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议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谕旨，实力奉行。[57]无疑问的，在所有政策制订中都存在着一个可行性问题，特别是对那些要在广大地区长时期中长期实施的政策来说，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希望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谕旨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即水旱无虞大困。……”[58]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是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从此追讨欠租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用斯科特的话来说，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59]同一时期，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大约下降了二十个百分点），租佃制度得以修订。[60]

康熙年间黄六鸿曾说，“有司诚能爱民”，应“视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庄产，四境之农夫，如己之佣佃”。[61]这种把所有田产、农夫都视为国家之产、国家之佃，以及让政府积极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并在土地与租佃制度的讨论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人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的租佃制度，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某种水平的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它于无论怎样评价，其作用却是无法抹煞的。正是这些问题，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它在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内，随着“农村改革”的发生而一一恢复。因此，在二百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就更值得今人重视。

十、划分社会阶层

十八世纪中国还存在着类似“划分社会阶层”的现象，据法国学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灾对纳税人蠲免赋税时，政府规定纳税在五两以上的算作“富户”，一两以下的即为“贫民”，介于二者之间的为“小户”（其他经济上的差别则不考虑）。其中“富户”不予蠲免，“小户”依照受灾损失程度依次减免，“贫民”则全部蠲免。在因灾赈济时，必须优先照顾最贫困者，如果情况允许，再扩展到受灾较轻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中央政府眼里，典型的救灾受益者就是只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农民家庭。乾隆初年，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把人口按照“贫”、“富”的范畴进行划分。大体上是分为几个富民阶层（如极富、次富、稍富）和几个平民阶层（极贫、次贫、稍贫）。有些时候，其划分标准是极为经验性的（如“产微力薄，无担石，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是为次贫”），有的则提出了一些量性标准。如“极贫”为：没有任何财产，无手工业、山地等副业收入，租种地少于十五亩（或拥有自耕田地不足十亩），被灾损失达到八九分者，或“赤贫无力，及四贫无告者”；“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亩以内，又全行被灾，冬春难以存济者，俱应列为次贫”，等等。人们可以看到，是佃户还是小自耕农，这种土地关系的区分在确定农民地位时具有的重要性。虽然这里并没有所谓“社会阶级”的概念，但这种方式仍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土地改革中的分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如贫农、中农、富农等。[62]

看来，在十八世纪，“富户”与“贫民”似乎已成了一个对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地主”或“富户”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名词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圣祖谕旨：

“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65]

我过去在教学中，总感觉这与其他史料对不上号。魏丕信也提到这点：较新的研究数据（约1900年）提示，在山东的多数地区，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还有少数大地主。但为什么康熙上谕（及十八世纪初年的一批类似的材料）要“夸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户的影响”呢？这显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对佃户能够“贫富相助”、“有无相资”，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关还是一个问题。[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尽管她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属于把问题贯通来看的一种努力。）

在我看来，在这种“意识形态”或是“流行看法”之下，地主（富户）已被置于一个受到质疑的地位，并且被加上了若干社会责任。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称羡的角色，而且多少带有了一点“反派”的色彩。其行为一旦不孚众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顶“为富不仁”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6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江忠源为秀水令时办赈，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率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又，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余（任建德县时）问某富家：“今年灾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许谷子？”并嘱曰：“明春乏食，尚毋再积，且必零卖也”。又称：保富安贫，“但可存于心，不可形诸口，况可施之文牍乎？”由是必将纷纷扰富户。）又因其不免“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如果一定坚持清代是什么“阶级国家”的话（虽然以二十世纪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也不无疑问），我们也可以说，其政策可能并不是向“富人”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无论是在追讨旧债，[69]还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户”都是很难如愿，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70]

以上史实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谓“大地主”）已横亘在政府与万民之间，早晚要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清理对象。这不但是逻辑使然，事实上，二百年以后国民党、共产党即分别实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业政策和工业发展

但不管我们把清史说得多好，有一件事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清代没有能实现“现代化”，没能把中国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但要把它归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责”，一切评价都以曾否“工业化”（“自行实现资本主义”）为转移，必将会带来极大的认识偏差。至少，会把本文中谈到的大多数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步。

现在已有研究发现，清代中国是有着自己的“工业”和“工业区”的。[71]李伯重写道，世界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正如美国经济学者诺斯（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72]

事实上已有许多例证表明，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无疑，它的出现应被视为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许还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

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纪某一时代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要求，在历史上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73]

因此，清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发达阶段”的一个体现。其实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国没有而“非”。

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中国古代的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昏君”、“佞臣”、“劣绅”或“愚民”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学问”（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经学”或“考据学”，而是儒家正宗的“经世之学”，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经济”之学，它已构成一个“十八世纪经世学派”。[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在通行的教科书里，十八世纪的中国仍处于“古代”，二十世纪是为“现代”，两者不但性质上截然不同，时段上相距甚远，中间尚隔着一个“近代”（无论是从1800年还是1840年算起）。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不是“一个历史”，而是被若干个关节，被无数个“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设”（若没有什么入侵），这样一类“虚妄史观”给割裂，弄得不成样子的段落。

过去认为，传统中国“封建”、“落后”、“老旧不堪”，从本文的角度看来，恐怕就不是了。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和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此看来，中国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被谁人“打断”的，或由外力“提升”了的历史。甚至也无所谓再区分什么“内因”、“外因”，更不必在意“东方”、“西方”孰为中心。[81]或者，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逻辑上岂不也能成立？[82]或许，中国具有自己的并不输于他人的“理路”，只因一向受限于传统观点，或“现代化”的固有模式，使人难以看清罢了。历史上那些最令读者扼腕太息的难以数计的危机和难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都不必那样“哀怨”，无法索解。或许，它只是没有如吾人（或某些人）之“愿”而已。

面对这样的历史，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那少数几个领头羊以外），没准都可为之“骄傲”；换做任何一个民族（就笔者游学于欧美触目所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失落悲哀”的。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古国来说，任何变革（包括革命）都不会容易，一定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也已成为中国史的主题之一，穷则思变，至变方通，它好像就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和关口都经过一样，[83]——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历史老人”究竟有怎样的安排？——对于这些，恐怕还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会如那些世俗的渺小愿望就是了。

所谓“正面观察”，并非只看历史上“好”的一面，而是对那些无数的“失败”也要抱一个“正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与某些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相同”于西方（如英国）的经济发展不同，我不过认为，中国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或十八世纪西方）的努力“相通”而已。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说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并不意味这两个世纪可以等量齐观（那样还要我们史学家做啥）。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任务，正像我们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们一样，今天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古人（否则还要我们这一辈人做啥）。

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解构”了“现代化”的命题，或者它有着多样的面孔，并不能以“成功”的领头国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所谓“现代化”，也许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构成历史的唯一视点？——例如本篇所说的“粮政”、“农政”，还有未涉及的国土疆域等等，皆为国之大政，大约是任何时代无论什么“主义”都不能抹杀的问题，——或者它只触及了历史的某些方面，还有其他许多才是亘古以来恒久的存在？或者，它只触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内涵？

站在长远的“大历史”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那一时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异”的物质成就，虽然未必是什么“镜花水月”，但又怎能成为衡量人类文化进步的唯一标尺？一部“心性”、“心灵”、“精神”和“文化”的历史，不也格外重要？[84]；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学者卡内提（Elias Canetti）也批评说，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种信仰，那就是“生产”了，《群众与权力》（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332）；而在法国心态史学家迪比看来，对于他所研究的人来说，经济的实在性显得无关紧要，真正实在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灵结构，《新史学》，页182。）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岂不既能打破现有历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谓“精英”还是“一般民众”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于“革命”也是一样。当今既有人在“痴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别”革命。其实，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与“现代化”过程亦不遑多让，它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毛泽东晚年曾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面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决的？而且，有谁可以肯定革命到底为何发生（至今国内外不少学者还为此争辩不已），又有谁能断定，革命之后，还需不需要革命？……

在许多崇信“进化论”的人士看来，“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强，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觉得，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国的传统并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她也并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伟大思想。

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端正心态，放宽视野，坦然地面对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 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9，他说：在魏源笔下，陈宏谋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据说，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320。

[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的序言中写道：在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同时，我在学术方法上的一向主张，是“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所谓“正面观察”，即非“反面来看”，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倒霉看反面”；“贯通古今”，即是在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有时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对照，亦有不可抹杀主体及其当代经验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实，马林诺斯基早在《江村经济》“序”中就写过（我只是最近才读到它）：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提出，既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历史活动有双重作用，一使现时历史化，一使历史现时化（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页14、77）。

[3]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及同期黄仁宇的文章。

[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5] 这里我倒想推介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的“国家清晰化”理论，对于二十世纪（也包括十八世纪）的中国史来说，它比所谓“工业化”的观点更有分析力，涵盖面更广，参见《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黄仁宇（R·Huang）的“数目字管理”，等等。

[6] 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7]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没有若是之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128-129。

[10]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5，《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8。

[11]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实录》卷7。《清史稿·曹一士传》：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择督抚守令，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及各省开垦流弊，“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谕，《高宗实录》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谕，《高宗实录》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随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谕，《高宗实录》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谕，《高宗实录》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除绍兴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对此南怀瑾认为，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是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学微言》，页655、656。

[19] 《国家的视角》，页36。

[20]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实录》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23] “咨询地方利弊谕”，《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陈宏谋：《耕讲堂杂录》。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北魏皇帝叫州县的父母官儿下基层劝农民种这种那，其实只是添乱、扰民，只会对正常的农业生产起到干扰的作用。这是因为，“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也。其蓏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农民他会不知道应该把地种好？会不知道什么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当下重温“王夫之定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所耳闻目睹的现代“劝农篇”还少吗？黄波：“‘三农’问题中的‘王夫之定律’”，2003年6月26日。

[2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27] 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2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按：《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解答。

[29]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30]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7。

[31] 据说，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见《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75；其后的改变，见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64年。

[32]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6、129。

[33] 以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64。

[3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83。

[3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90-91。

[36]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278。

[37] 参见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毕业论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7；“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1999，多处。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圣祖谕：“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圣祖实录》卷249）；雍正二年闰四月世宗朱批：署广西巡抚韩良辅“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册947页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

[4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99、104-105。

[41]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

[42]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307。

[43]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所谓“余三余一”，参见《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44] 这是十八世纪甚至是整个清代最大的一次灾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及相关著作。

[4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六、七两章。

[46]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47]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48]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9] 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户部侍郎寒德奏请设立井田，于是利用内务府余地20000亩，将八旗无产业人中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派往耕种。各受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世宗实录》卷21；南怀瑾认为，这件事，雍正在文书中，便有“同力共养”的要求，如从现代人的观念来讲，等于是他首先实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农场，《原本大学微言》，页657。

[50]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1]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52]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53]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0。其后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

[54] 今日之田制，大约最近于传统的“均田制”，参见高王凌：“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未刊文稿，1987）。

[5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高宗实录》卷9。

[56] 乾隆五年六月戊寅，《高宗实录》卷118。

[57] 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子，《高宗实录》卷120。

[58]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以上参见经君健：“论清代蠲免政策中减租规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

[59] 参见《国家的视角》，页，101；当然，与纳贡相对应的税收在中国是早就实现了的。另据研究，在明代十六世纪，赈济灾荒本是由地主负责，见森正夫：“一六—一八世纪にぉけろ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4号，1969，页69～111。

[60]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1] 黄六鸿：“养民四政”，《皇朝经世文编》卷28。

[62]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201-202、80-84、296。上述那些，也许可以称之为以税收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但这也是苏联（1928年）曾经实行过的方法，见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103。

[63] 如江苏巡抚觉罗雅尔哈善奏：以捐监论之，如一家收谷千石，昔年谷贱不过卖银五六百两，今可赍银千两，捐监两三名，去谷四五百石，余谷仍可卖银五六百两，是贫民食贵徒为富户捐监取赢，富户日利其贵，欲遏之贱不可得也（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第三分册“仓储项”，档案号1147-013）。

[64]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Barrow）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写道：财富在中国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受到法律的重视，因而也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在欧洲的政府中，财富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施展其影响力，使人们百般依赖。在中国，富人不敢承认自己富有，因而财富带来的一切欢愉和快感都丧失殆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79。

[65] 《圣祖实录》卷213；按：此即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所载圣祖“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

[66]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54-60；关于国家、地主、农民三者关系的研究，参见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中译本

[67] 如高宗谕，灾荒之时，富户“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乾隆八年五月己酉，《高宗实录》，卷193

[68] 乾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九日高宗谕，《乾隆朝上谕档》第一册，页226。

[69] 有研究表明，在财产纠纷中，富户或债主的权益从未得到充分的保证；如在债务清偿上，往往只归还部分利息或本金即可，参见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知识分子文丛》之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70] 参见高王凌：“清代有关农民抗租的法律和政府政令”，《清史研究》2000：4。

[71]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八章二节。

[7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第一章一节。按：此书的缺憾，如伯重本人所说，“是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进行分析”（页33）。又，伯重于1988年以前，尚未考虑过这一问题，仍“沉溺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中而不自觉”（页36），但这样是否就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究竟怎样看待“西方中心主义”，有些问题还需考虑。

[73]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3-205。

[74]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李零的谈话，1989。

[75]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89-190。

[7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24-227。

[77]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5-208、213-216。

[78]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10-213；奢俭问题，亦成为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大问题，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页780-781，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北京，1985，页1853。2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89、207-208。

[79]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20-224。

[80]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派刍论”（未刊文稿）。

[81] 这也是我在读书讨论课上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部分批评（尽管我个人对这一学派颇感“亲近”）；另外，早在十八世纪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如棉花和其他美洲作物（玉米、花生、甘薯等）的传入，国际货币（白银）的流入，西洋历法、红衣大炮的输入，甚至就连“鬼子”打到南京，也曾在明代有过，并非鸦片战争才有的。

[82] 如法国学者瓦絮代勒指出，在秘鲁编年史家波马的笔下，西方文化这一舶来品是服从于早已存在的印第安人的时空系统秩序的，因此，“整合”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极，“同化”则是另一个极，即将印加纳入西方文明和进步的时间直线，《新史学》，页358。

[83] 唐德刚说，孙中山的幸运，就是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桂林，页48。

[84] 倾读钱穆先生《晚学盲言》，于此一点多有论述，如曰：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今日科学世界，即一机器世界；中国主自然人文化，西方主人文自然化；今人重视经济人生，中国古人则重道德人生；西方进步在其具体物质，中国进步则在其人文精神；经济观点不同于文化观点；近人好言现代，亦是一时变，若言大化，则远古至于现代，一化相承，可谓如有变而实未变；今人必认现代为神奇，前世为臭腐，皆由不识此化字；若论本体，则只有化，并无变；有了电灯（及一切所谓现代物质条件），亦不得说是文化进步，此是中国人观念；今人有了电灯，可谓在生活中之物质条件上是进步了，但岂能谓是生活进步，又岂谓是人文进步；一切物质生活中，更当有一种精神生活作主宰，一切自然，则当由人文化成为理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4，页7、13、14、28、29、40、47、48、49、56、59，等

[85] 对此，秦晖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我反对把“应然”和“实然”混在一起，先假设一种价值，设定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另一个社会是坏的社会，然后又假设这个坏的社会有一种客观规律，它会经过一种比如的进化途径发展为好的社会——这一套理论，我根本就是反对的。又说：我只是坚持一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755。

版权信息

书名：重读摄政王载沣
作者：刘大胜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ISBN：9787210072171
排版：安然
制作：豆子书坊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中文电子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作者介绍
名家评论
序言：怎样“重新解读”
引言：真实的摄政王

一、亲人篇
1．父亲爱新觉罗·奕譞

2．嫡母叶赫那拉氏、生母刘佳氏
3．兄长光绪皇帝
4．六弟七弟两个至亲

二、少年得志的王爷
1．向德意志君王致歉

2．意味深长的指婚

3．初预政治，上任军机

三、乱世中的摄政（上）
1．抱着小皇帝即位

2．驱逐袁世凯
3．亲贵当道
4．收归兵权
5．重建海军

四、乱世中的摄政（下）
1．宪政向前

2．过分的国会请愿
3．尴尬的皇族内阁
4．要老命的铁路
5．黯然退位

五、下台之后
1．闭门索居

2．“总统”会“亲王”
3．不许留洋
4．皇帝躲回来了

六、被迫躲避
1．在洋教堂的日子里

2．天津寓公
3．到伪满洲国探亲
4．遭遇水灾

七、平淡的晚景
1．子媳来归

2．侧福晋去世
3．乱世波澜
4．活到新中国成立后

结论：失语者不能被随意涂抹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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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刘大胜：出生于1985年，内蒙古赤峰市人，满族，喜爱文史哲，有志于学术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博士，师从左玉河教授和马勇教授。

联系方式：shekezhengming@163.com

名家评论

在某种意义上，载沣可说是大清王朝的“送终者”。因此，透视他的一生就别有意义。青年学者刘大胜此书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和自己的分析，对载沣的生平、性格、环境和最后的命运，都作了中肯的评价和细致的描述，的确值得一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雷颐

《重读摄政王载沣》是一本具备学术积淀的畅销书，全面描述了载沣的历史，评析了载沣的性格、学识、境界、贡献及其缺失。文字优美，行文流畅，非常好读，确实值得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大清王朝最后的三年，掌舵人是摄政王载沣，大清朝在他的手里颠覆。后人常说清王朝以摄政兴，又以摄政亡。但是，大清朝的灭亡又与中国大多王朝的灭亡不同，没有血腥的仇杀，没有前朝皇族的拼死抵抗，大多王公贵族、达官贵人默默接受了政权的易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难得的一次妥协，这一切，又都与载沣有关。有关载沣的事迹，扑朔迷离，对历史不熟悉的，已经不知道载沣这个人，比较有兴趣的，信息来源也大多是野史传言。缺少系统的真正严肃的史学研究。

刘大胜先生的《重读摄政王载沣》，以史家的缜密考证，又以文学通俗的笔法，展示了载沣的平凡又不普通的一生。喜欢历史的读者，值得一读；历史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也可以从载沣的个人浮沉，观察体会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迟云飞

载沣是晚清民国政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人物，却总是被大家遗忘。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和性情功业，《重读摄政王载沣》一书进行了细致地论述，并且以小见大折射近代中国的百年进程。青年学者刘大胜有史学的积淀和文学的才情，他的书值得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左玉河

序言：怎样“重新解读”

早些天，刘大胜先生送来一部书稿《重读摄政王载沣》，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

大胜兄为本所在读博士生，好学敏思，读书广泛，时常到我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半天。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也一直鼓励他在保证写好学位论文前提下，写点自己有兴趣、有心得的东西，与同好分享。这部《重读摄政王载沣》，就是其系列写作中的一种。

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年，1951年去世。历经大清、民国、共和国，但其最风光，也是最难受的时间段只在清末那几年，尤其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直至清朝终结那三年。在过去很多年，说到摄政王载沣，不免要将清亡的责任归罪于他，大胜兄的这本书并不简单这样看。

大胜兄全面描述了载沣的历史，评述了载沣的性格、学识、境界、贡献及其缺失。文字优美，行文流畅，非常好读。我对摄政王载沣的历史缺乏全面研究，比较感兴趣的只在清末那一段。

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载沣上位属于机缘，并不表明他的智慧、能力可以掌控复杂的晚清政局。确实，载沣长于妇人之手，其智慧、能力不大可能超过其兄长光绪帝。但是，也必须承认，载沣确实为晚清第一个出洋游历的宗室要员，这个特殊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是他在清最后十年脱颖而出的关键。当然，也必须注意，载沣的见解也会反过来影响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后。

载沣真正步入政治舞台，是出使德国后的几年，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宪政改革是清政府政治统治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重要节点。宪政的实现意味着“私天下”必然变为“公天下”，清朝统治者怎样才能在“公天下”的背景下利益不受损，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宪政改革引发政治危机，是那几年的政治焦点。载沣等一批青年才俊在这个时候相继加入政治改革进程，应该说合乎历史发展大势，是势之必然。

假如载沣在军机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历练，相信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积累，性格也会有很大改变，更随和，更沉稳。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历史更没有办法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载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过两年，转正军机不过几个月，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帝、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相继去世，载沣匆忙中成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监国摄政王。

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扑朔迷离，许多传闻在疑似之间，但仔细考究许多传闻又很难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现代新闻媒介的发轫期，又因为政治改革，言论空间释放，特别是因为帝制架构依然存在，宫中的故事真相并不能及时向社会公开。朝廷或许认为没有秘密可言，清者自清，因而对于那些满天飞的传言并不刻意纠正。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仅不会让“谣言止于智者”，反而因智者的添油加醋让谣言更像事实。因此，研究晚清那个特殊时间段的历史，特别要注意区分正史、野史、传闻。

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时，满打满算二十九岁。他的搭档隆裕太后四十岁，小皇帝宣统三岁。其权力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恭亲王奕訢配对的“叔嫂组合”。那一年，恭亲王奕訢也是二十九岁，慈禧太后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四岁，小皇帝同治五岁。隆裕太后的年龄比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当年年长十几岁，而且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光绪帝身边见习了二十年。

摄政王与隆裕太后的组合，是一个并不糟糕的权力组合，在那时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个大致无可挑剔的组合，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保证皇权万世一系的唯一办法。

就大清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看，光绪帝、慈禧太后经过近十年维新、新政、宪政摸索，一路上磕磕绊绊，总算在1908年8月27日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宪政改革路线图、时间表。慈禧太后、光绪帝留给摄政王、隆裕太后的，就是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只要不出重大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大清完成了宪政改革，建立了责任政府，爱新觉罗家族就可以像宪政改革之初所期待的那样：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可惜的是，摄政王载沣接手之后，情势有变。按照帝国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重组天经地义，势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凯相继被边缘化。如果不带偏见去理解，这实际上是为年龄尚轻的摄政王扫除组建新班底的障碍。

摄政王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有很多失误，伴随着这些事变，传闻越来越多。一个最惊人的看法，是光绪帝弥留之际曾给载沣一个郑重其事的委托，让他寻机干掉袁世凯，以报戊戌年所谓“告密”之仇。

大胜在这本书中也写到这件事，说载沣召见御史赵炳麟，赵郑重建议宣布光绪帝诛杀袁世凯的手诏，明正其罪，以靖内奸，任命康梁等人为顾问，实行宪政，收揽人心。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但其效果确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断侵蚀着摄政王的政治权威。

真正让摄政王陷入万劫不复政治深渊的还是一年后的国会请愿运动。大胜这本书也对这些故事有细致的梳理。现在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好的“九年立宪”为什么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不久生变，“有计划的政治”为什么转眼间不再认账？

对于国会请愿运动，实事求是说，摄政王还是给了一些善意回应，作出巨大让步，但是当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约束了。摄政王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继续让步，解散第一届责任内阁，及时废除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或许可以平息各地的动荡，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一定对政治统治构成极大的信誉危机。

局势相激相荡终于因武昌起义而破局。稍后，滦州兵谏，摄政王在各方压力下，一方面加快宪政改革步伐，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改组内阁，授权袁世凯组阁；另一方面见机行事，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以便袁世凯协助隆裕太后收拾旧河山。

对于载沣这几年的作为，特别是最后的辞位之举，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不过我比较欣赏、认同大胜在这本书中的看法：

载沣最大的功绩，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国家的再次内战，以一个王朝的退出换来了勉强的五族共和。后人多叹惜于载沣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实这完全是内战思维的反应。载沣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没有在最终关头，强硬地领导王公贵族们负隅顽抗。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优秀的政治品质，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中国几十年的内战，已经使得人们习惯了征伐，甚至宣扬着崇拜着渴望着暴力美学，这恰恰是一种引向民族悲剧的思维。

我在一些地方说过，历史学可能并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历史学不仅需要史料，而且需要同情、理解和想象，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设身处地。我们没有办法起历史人物于九泉之下问清虚实，但我们可以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前提下，拥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胸怀，至少不能用阴谋论去猜测古人。就此而言，我觉得大胜这本《重读摄政王载沣》值得推荐。是为序。

马勇
2014年11月30日

引言：真实的摄政王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年幼时往往会由皇太后、亲王或者大臣赞襄朝政。等皇帝成年后，再将权力转交给皇帝。“摄政王”的出镜频率并不高，但在大清朝偏偏出现了两次。

大清朝第一个摄政王是多尔衮，第二个是载沣。

多尔衮纳降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指挥着八旗精锐横扫大顺政权和南明势力，奠定大清帝国长达260余年的中原统治，可谓武功赫赫。

载沣登上监国摄政王的宝座，也一度雄心勃勃，力图重振朝政。最终还落得个力不从心，勉强支撑三年，便在初冬萧瑟中黯然去位，退回藩邸。后来甚至为了避祸，被逼无奈躲到天津一段时间，可谓是失意之至。

在喜欢稗官野史的看客眼中，大清朝的崩溃乃至亡国是载沣一人的责任，其人无一丝可取之处。在他们看来，载沣阴差阳错摊上出使德国的大事，被一群迷了眼的人错当开明亲善年轻有为的亲王，然后被昏了头的老太后推上监国摄政王的宝座，毫无建树可言。

在当权者眼中，载沣的上台与其说是恰逢其会，当不如说是天意弄人。

溥仪眼中，载沣胆小怕事，难堪大任，无法给予儿子一点保护。载涛心里，载沣遇事优柔寡断，“忠厚”无用；日常生活，循规蹈矩；内廷当差，谨慎小心；勉强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其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所托非人。

徐世昌曾说，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这些小爷们的带头大哥，正是身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奕劻、载泽、铁良、溥伟、溥伦等皇亲国戚各有自己的派系，肆意地瓜分权力，还有诸亲贵之上的隆裕太后也时常出来左右人事任免。载沣没有摆平纷争的能力，政局被皇族搞得乌烟瘴气。

周总理认为，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太后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慈禧太后满以为天寿久长，有能力掌控一切，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安排。等到死期将至，想改变命令，却回天乏术。无奈之下，这位帝国最有权势的妇人，只好拟下一个极其荒唐的规矩——朝廷大事需要遵从隆裕太后的懿旨。

从民国开始，舆论对载沣的评价就一直不高，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改变。

载沣真的就如此不堪？真的如众人所说？

在一群只会遛鸟唱戏的八旗子弟中，载沣已经是个特例。作为第一位出使外国的亲王，载沣对西方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给臣民留下了谦虚好学、正直开明的印象。

作为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是皇族中最为亲贵的王爷。慈禧太后做主让他娶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载沣与所谓的后党建立亲密的关系，为弥合戊戌政变之后政治裂痕的首选人物。他的子嗣有着得天独厚的皇位继承权。载沣不爱财不爱色，对应酬和排场毫无兴趣，私德无可挑剔。

不幸的是，载沣没有那个时代执掌全国权柄所必需的杀伐果断。他处理国家事务总是茫然失措，捉襟见肘，完全没有康熙、雍正、乾隆的大略，也没有摄政王多尔衮当年的雄才。

历史的发展常让人感叹命运无常。

多年摄政，多尔衮驾驭群臣，游刃有余，当世无可匹敌，死后却一片狼藉。先被削去爵位，后被掘开坟冢，子弟眷属遭无情清算，直到乾隆时才被平反。

载沣缺乏驾驭群臣的能耐，做不出前瞻性的调整。但是退位之后，却没有遭到任何清算。孙中山前来拜访，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敬重有加。日本人没有过分为难，共产党以礼相待。余生可谓安乐平顺。

载沣像他的父亲奕譞一样，一生都在自保，急于保住自己和家族的性命。下台之后，载沣基本与政治绝缘，对政治冷眼旁观。1915年，袁世凯称帝，载沣说了两个字“胡闹”。1917年，张勋复辟，载沣还是两字评语“胡闹”。

载沣最在意的东西根本不是政治，而是性命和家庭。他见过太多的风起云涌，看过太多的头颅滚落，多少低贱的人爬上高位，多少尊贵的人瞬间跌倒。

政治人物最大的本事是玩弄政治，政治生命的终结代表着他事业的终结，而非个体生命的终结。载沣骨子里不像一个政治人物，没有殊死抵抗，没有隐忍和伺机而动，也根本不在意执掌什么天下大权。

载沣是一个中才之人，是一个忠厚之人。他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没有也不可能具备政治中所必备的才智、机变和权谋，而他下台之后，完全恢复了性情本色。

失去权力，对载沣来说不是祸患而是福气。至于大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已经足够，谢幕时也非常体面，没必要为一个注定的结局搞得血流成河，中国人的血流得够多了。

1．父亲爱新觉罗·奕譞

载沣的父亲爱新觉罗·奕譞，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的第七个儿子，清文宗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的弟弟，一个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

奕譞生于1840年10月16日，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朝禁止鸦片贸易后，远在欧洲的英国人凭借着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战争。道光皇帝任用林则徐在广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行动，却无力抵御游弋在近海的英国炮舰，一时间从南到北无一处海疆保持安宁。

道光皇帝整天为英国人的嚣张烦闷不已，对沿海疆臣和要塞军将的束手无策感到恼怒。奕譞的出生带来些许喜悦，冲淡着道光皇帝心头的不快。奕譞的母亲，初为人母的乌雅氏，如鲜花一般娇艳的十九岁美人，自然母以子贵，得以晋为琳嫔。

奕譞像

也许是老来得子的缘故，道光皇帝对乌雅氏宠爱有加。不久，乌雅氏频传喜讯，诞下皇九女寿庄固伦公主、皇八子奕詥和皇九子奕譓。1850年，道光皇帝离开了人世，年仅二十八岁的琳贵妃仅仅享受了十年的宠爱和呵护，便不得不独自照应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奕詝继承了皇位，成为著名的苦命天子。当时的奕譞还是个十多岁的娃娃，估计也能感受到五哥奕詝对六哥奕訢的提防和忌惮。皇室成员之间有太多的隔阂、矛盾与斗争，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生在宫廷的奕譞将有越来越深刻的体会。

咸丰皇帝在位的前十年，奕譞同六哥奕訢一样悄然地从群臣的视野中消失，仿佛道光皇帝根本不曾有这两个儿子，咸丰皇帝根本不曾有这两个兄弟。

1860年，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在那里纵情酒色，沉疴不起。奕訢在京城负责跟洋人议和，地位水涨船高。咸丰皇帝去世后，皇太子载淳即位，生母叶赫那拉氏晋为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两宫并尊。娶了慈禧太后妹妹的奕譞迅速上位，突然间从一个闲散王公变成了政界要角。

慈禧太后画像

一些事情就在许多人预料之外发生了。慈禧太后、慈安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和朝中部分大臣突然发动政变，除掉咸丰皇帝钦命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改次年年号为同治，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年轻的奕譞也亲自出手，将贵为八大臣之首的肃顺拿下马。整个朝廷的风向急转，务实友好的领导班子迅速组建。

慈禧太后连同慈安太后掌握大清朝的权柄，奕訢也终于吐了口气，在宏大的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全力打造希冀很久的中兴盛世。领导中枢确立新的国家大政方针，采取重用汉族大臣、同洋人交好、挟洋灭匪的政策。社会恢复了常态，似乎一切血腥都没发生，至于咸丰皇帝的遗命，顾命八大臣的性命，谁在乎呢？

慈禧太后墨迹

慈禧太后画作

奕譞拥有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等一系列头衔和职务，美好时光好像真的开始了。

年仅二十多岁的他整日神清气爽，意气风发。奕譞同慈禧太后的妹妹叶赫那拉氏的小日子也过得极为和美，次年他们的儿子载瀚诞生。不幸的是这个孩子福气太薄，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王府的美好生活，就悄悄地离开人世。没过几年，叶赫那拉氏再为奕譞诞下一子，这个出生在宣武门太平湖畔的小公子被命名为载湉，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奕譞像

1864年，朝廷军队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被打下来！洪秀全自杀，洪天贵福、洪仁玕、李秀成都被活捉！江南终于平定了！“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么大的好消息一定要让大清朝的列祖列宗知道！谁来承担告祭祖庙这么光辉伟大的使命，自然是奕譞。逆贼扫平，必须要论功行赏，前线指挥作战的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僧格林沁等人通通加官进爵！至于在中央运筹帷幄的议政王奕訢，当然大大的一个字，“赏”！长子载澄封贝勒，次子载滢封不入八分镇国公。

大清的江山再次稳定下来，新的风波也将要兴起。

1865年，慈禧太后借蔡寿祺弹劾为名，罢免奕訢的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这在朝臣和宗室中掀起轩然大波。

奕譞有“狡兔死，走狗烹”的不安与悲戚，同肃亲王华丰、通政使王拯、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使潘祖荫等纷纷上疏。无奈之下，慈禧太后只好将此事交给王公大臣讨论。结果可想而知，奕訢继续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并恢复军机大臣的职务。

奕訢也不是白给的角色，很快在安德海一案上还以颜色。

安德海是内廷的一个太监，甚得慈禧太后宠信，很是嚣张跋扈。1869年，慈禧太后违背太监不得擅出皇城的祖制，命安德海到南方采办龙衣。倘若安德海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自然什么事也没有。

但真是遗憾，有些人做大人物的奴才太久了，一旦放出去就忘了低调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安德海目空一切，扯虎皮当大旗，沿途肆意骚扰地方。山东巡抚丁宝桢援引国法，发兵追捕安德海，要求朝廷予以严惩。奕訢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会同文祥等主张加以严办。慈禧太后很想解救安德海，但也不敢公然违忤祖宗家法和朝堂公议，只得同意丁宝桢将安德海等人处死。

慈禧太后是个擅权的人，注定容不下奕訢拥有过高的权力。精明干练的奕訢也注定不是引颈受戮的待宰羔羊。两者之间的争斗让奕譞感到左右为难，一边是同父异母的王兄，一边是妻子的亲姐姐、当今的皇太后，真不知如何是好。除了偶尔的帮腔，能做的恐怕只有沉默。

皇室内部、亲兄弟之间，怎么可能有永远的和谐！天津教案让原本亲密的奕譞和奕訢有了纷争。

奕訢像

1870年，天津爆发教案，失去理智的民众在欺骗和怂恿下包围教堂，与教会人员产生殴斗。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交涉中拔枪伤人，民众激愤之下杀死丰大业及其秘书，焚毁法国领事馆和多处教堂，伤害多名领事馆人员、神职人员、外国侨民，波及英美俄等国在天津的教堂。

天津教案引发轩然大波，一时间外国军舰云集天津，以法国公使为首的公使团齐集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朝廷陷入分裂，慈禧太后、同治皇帝、奕譞、李鸿藻、翁同龢、倭仁等为一方，奕訢、曾国藩、李鸿章、文祥、宝鋆、沈桂芬、董恂等为另一方。前者基于安定民心的角度，主张强硬回应，持理力争。后者认为不能对民众的过错视而不见，暴民抢掠与所谓的民意毫不相干。是“抑民奉外”，还是“对外妥协”，见证的不仅仅是大清朝对外交往中的不公和不幸，更见证着这个国家的蹉跎和迷茫。

曾国藩墨迹

咸丰末年，奕譞目睹了英法对畿辅地区的蹂躏，但对这些西方列强到底有多强，到底如何与之相处，还缺乏足够的认知，除了基于义愤的不平和辩驳外，所能做的实属寥寥。被挑出来负责处理此事的只能是熟于洋务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根据调查结果，曾国藩做出对外妥协避免战争的决定。他首先对英美俄等国做出赔偿，然后单独同法国交涉，澄清事实，捉拿凶手后予以严惩并赔偿损失，派遣专使赴法赔礼道歉。曾国藩对教案的处理惹得朝廷内外普遍不满，一时间毁谤加身。

李鸿章像

负责接办教案善后的李鸿章一方面继承了曾国藩的方案，安抚各国；另一方面对法国提出的惩戒要求，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据理相争，争回些许权利，以消弭朝野上下的不满，为大清朝稍稍挽回些颜面。幸而当时法国卷入普法战争无暇东顾，中法之间的这场冲突得以和平解决。

奕譞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极为不满，对奕訢支持曾、李的态度也很是生气。事罢，奕譞立即向朝廷提出辞去差事，并对身居要位的奕訢大加抨击。慈禧太后对奕訢也有不满，出于大局考虑没有立即动手，只是撤去其同党文祥在国子监、理藩院等处的差事。

同治皇帝亲政后，对恭亲王奕訢的不满日益加剧，对奕譞的信任不断提升。奕譞顺势对奕訢展开政治攻击，称以前是军机大臣拟定谕旨，现在皇帝亲政了，一切都要大大的不同。奕訢对此大怒不已，上奏折辩驳。

兄弟阋墙，徒惹内外生笑。

同治皇帝画像

奕譞虽与奕訢两不相让，但在大事上还能放下成见，齐心协力去解决问题。

同治皇帝十几岁后想重修圆明园，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并频繁由内务府向户部支借巨款，这引发王公大臣的集体不满。1872年，同治皇帝下旨重修圆明园，御史沈淮请求缓修，奕訢、奕譞，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人联名上折劝谏。同治皇帝勃然大怒，斥责奕訢“此位让尔如何”，怒称奕譞“离间母子”，与王公大臣产生激烈冲突。

君臣之间剑拔弩张竟到如此地步，实在是骇人听闻。

王公大臣苦谏不已，同治皇帝最终不得不作出妥协，停修圆明园工程。随后，儿戏一样地下旨罢黜所有参与上折劝谏的亲王、御前大臣和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急忙出面劝阻，并强令同治皇帝向群臣道歉。同治皇帝从此与群臣关系冷淡，对读书勤政、不要只顾享乐的劝谏充耳不闻，整日沉迷酒色。1875年1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同治皇帝染病而死。

在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的意见是从近支子弟中过继一个载字辈的孩子给咸丰皇帝，否决同治皇帝由溥字辈继承的遗言，最终选择了载湉。奕譞听后大惊失色，趴在地上磕头不断，失声痛哭昏厥过去。

载湉随后被册立为新君，翌年改年号为光绪，由两宫继续垂帘听政。奕譞也加恩亲王世袭罔替，成为大清朝为数不多的铁帽子王。儿子成了皇帝，给奕譞带来的并非愉悦，而是惶恐和不安。

历朝历代，儿子成为皇帝时，自己还在世，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局。王公大臣的嫉妒，慈禧太后可以预见的忌惮与提防像一个魔咒困扰着奕譞。

奕譞庆祝五十大寿

醇亲王府成了潜龙藩邸，不能再住下去。载湉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刚从丧失爱子的悲痛中走出，便不得不再次忍受母子分离的悲痛，整日悲戚戚，以泪洗面。

奕譞内心苦楚，上奏折请求免去亲王世袭罔替，没有得到允许，无奈只好再上奏折请求辞去一切差事。1879年，朝廷下旨接受奕譞的请求，准许他回家养疾并解除一切职务。

从那之后，奕譞更加谦卑和恭顺，多次辞谢慈禧太后的赏赐，表示不接受任何职务，只保留了世袭罔替的醇亲王称号。在同其他人的交往中，奕譞从来没有摆出一副皇帝父亲的尊严，甚至连亲王的架子也没有，“谦卑”和“礼让”似乎成了他最突出的美德。

奕譞与光绪皇帝

在醇亲王府内，很多地方都挂着奕譞自己写的治家格言，其中有一段最能表现他的心境和生活态度，以及在政治漩涡中的恐惧与自警：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奕譞特意请人仿制一只周代的欹器，放在书房内，下面有亲手书写的铭词“满招损，谦受益”。如果把水放入一半，这只欹器便保持平衡不致溢倾；如果把水放满，便倾倒过来全部流掉。奕譞时时刻刻向世人尤其是慈禧太后表示，自己对政治没有任何野心，他只是一个乐天知命虚受爵禄的王爷。

奕譞的举动，慈禧太后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也不愿意在王公大臣中落一个小心眼的恶名。

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事起，时局紧张，奕譞受命复出参与议政，愈发地谨慎小心。然而他越是小心谨慎，慈禧太后的恩宠就越是纷至沓来，躲都躲不开。1881年，慈安太后病情急转直下，而后骤然离世，自此王公和朝臣的性命和前途便完全处在慈禧太后一念之间。1882年，奕譞的儿子载洸被封为奉恩辅国公。1883年，慈禧太后下懿旨命醇亲王奕譞会筹法越事宜。1884年，慈禧太后降懿旨，以因循贻误为由罢免奕訢的军机大臣职务，令其回家养病，并任命新的军机班子，要求军机处今后遇到重大事情同醇亲王商量决定。随后，慈禧太后下懿旨赏奕譞的儿子载沣不入八分镇国公。1885年，慈禧太后接受奕譞的建议，降下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督治北洋水师，命奕譞总理海军事务。

光绪皇帝铜像

光绪皇帝亲政的日子越来越近，奕譞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表面上他是大清皇帝的父亲，慈禧太后的妹婿，为数不多的铁帽子王，参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执掌海军衙门，可以说是风光无两。

实际上这一切都不过是梦幻泡影，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老老实实、妥妥当当把吩咐的事情办好才是做臣子的本分。只有小心谨慎地做人，才不会留下半分把柄，才能保住身家性命，让儿子稳稳当当地坐在皇位，让醇亲王一脉存续下去。

光绪皇帝的亲政给大清朝带来很多变化，皇帝与太后间的关系，王公大臣的站队以及整个朝政的调整都有很多不同。奕譞能做的只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充当缓冲，努力地调和两者的关系，避免出现对立。

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下懿旨要求钦天监于明年正月选择皇帝亲政日期。7月15日，奕譞同王公大臣们一起上奏折请求慈禧太后继续训政，遭到拒绝，皇帝亲政的日期被定在了第二年正月十五日。7月19日，奕譞联合礼亲王等再次上书请求慈禧太后训政。慈禧太后下懿旨勉强同意，命奕譞处理多项事务。

1887年2月5日，朝廷派遣官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2月7日，光绪皇帝正式亲政。

奕譞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耗尽心力调和，心力交瘁的他最终还是抗不过天命。

1887年，奕譞病重，直至次年8月病情才好转，光绪皇帝频频陪同慈禧太后到醇亲王府探望。1888年10月1日，奕譞上书提出，皇帝已经亲政一段时间，自己不方便继续主持政事，请求解除职务。慈禧太后下懿旨予以拒绝，让醇亲王奕譞继续管理海军署、神机营事务，今后上书奏事不必列衔。

1889年3月3日，吴大澂请求讨论尊崇醇亲王奕譞的典礼，慈禧太后拿出光绪皇帝继位初，醇亲王请求不为自己加尊号、预防和严惩极端幸进之徒的奏折，狠狠地斥责吴大澂。

1890年12月30日，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前往醇亲王府邸看望病重的奕譞。

1891年1月1日，奕譞去世，光绪皇帝辍朝七日，陪同慈禧太后到醇亲王府邸探看醇亲王的收殓，懿旨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并命载沣即日袭王爵。1月3日，慈禧太后降懿旨赐奕譞谥号曰“贤”，光绪皇帝穿丧服一年尽孝。5月11日，建立醇贤亲王庙。

奕譞墓

奕譞，有人说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夹着尾巴做人，拼命地讨好慈禧太后。也有人说他是一个不错的王爷，典型的好人，聪明、正直、勇敢而且很仗义。

他在辛酉政变中为两宫和奕訢沟通消息，力擒赞襄政务八大臣之首肃顺；他为天津教案中枉死的国人鸣冤叫屈，并认为处置不公愤而辞职；他支持中国现代事业的推进，扶持李鸿章修建铁路、建设现代海军，让铁路得以在中国不断延伸，让大清朝一度拥有可以保护海疆的力量；他竭力地调和各方，让大清朝的高层不致分裂。如果没有他，也许晚清的和平建设会被政争损害得更为严重。

历史来不得假设，今人能做的除了惋惜，那就是怀着温情与敬意，珍惜和保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建设时光。

2．嫡母叶赫那拉氏、生母刘佳氏

载沣的嫡母叶赫那拉·婉贞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叶赫那拉氏，是道员惠徵的次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杏贞的亲妹妹，奕譞的嫡福晋。

选秀时婉贞未能进入皇宫，却也在众多适龄女子中成为一时翘楚。进入宫中且得到咸丰皇帝喜爱的杏贞为了固宠，积极地向咸丰皇帝吹耳边风，将妹妹赐婚给奕譞。这倒成全了婉贞和奕譞的美好姻缘，婚后两人的生活非常和美。但皇室亲贵的家族成员谁也不能摆脱宫廷的干扰，这一位叶赫那拉氏也被卷了进去。

1865年2月1日，叶赫那拉氏为奕譞诞下一子，取名载瀚。不幸的是载瀚福薄，第二年就离开人世。叶赫那拉氏痛彻心扉，好在奕譞很心疼她，夫妻感情依然很好。过了几年，叶赫那拉氏又为奕譞产下一子，取名载湉。夫妻两个人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一生平安，然而现实总是很无奈。同治皇帝驾崩后，载湉被两宫太后相中，成为皇位继承人。醇亲王府对此全然无措，叶赫那拉氏的心仿佛被割了一刀。

载湉年幼不懂事，对空旷幽深而又冰冷的皇宫恐惧不已，整日哭哭闹闹，于是叶赫那拉氏得以入宫暂时照料。母子相见却不能亲亲热热地表达骨肉之情，无疑让做母亲的极为心痛。小皇帝对生母非常亲近，即使叶赫那拉氏偶尔没有入宫照料，也经常念叨“醇王福晋怎么还不来看我，醇王福晋怎么还不来看我？”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慈禧太后原本就痛失爱子，心里十分难受，整日听闻小孩子的喃喃唤母声，无疑更为心痛，对亲妹妹入宫极为介意，致使叶赫那拉氏入宫看望自家孩子的机会越来越少。

骨肉生别离，一在紫禁城，一在醇王府，一为帝国君主，一为醇亲王嫡福晋。相见难，难于上青天！

1875年，叶赫那拉氏再次为醇亲王产下一个男孩，不幸的是这个孩子身体极为孱弱，次日便夭折。过了五年，叶赫那拉氏再为奕譞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载洸，这个孩子无疑是叶赫那拉氏新的寄托。也许老天有意捉弄，这个孩子不到四岁也离开了人世。

亲生骨肉一个个去世，唯一幸存的又被姐姐强行带入宫中，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其中滋味难以形容。

自己的孩子成了帝国皇帝，丈夫位极人臣，但整个人却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天有不测，哪天大祸降临，所以整日小心翼翼紧守规矩，不敢有半分逾越。

与贵为太后的姐姐相比，叶赫那拉氏生性拘谨。她夏天轻易不到花园中走动，生怕一不小心踩死蚂蚁，积下罪过。同治皇帝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慈禧太后心情烦闷，于是请妹妹一块儿看戏，叶赫那拉氏却不领情，闭上眼睛说“国丧不能看戏”，惹得姐姐非常不满。

慈禧太后不仅夺走她的孩子，还将秀女颜札氏赐给醇亲王为侧福晋，并不时召入宫中。颜札氏仗着慈禧太后撑腰，时常与叶赫那拉氏针锋相对，搞得醇亲王府鸡犬不宁。颜札氏年轻貌美，很得醇亲王喜爱，后来产下一女，但初为人母的她不幸离世，女儿没过几年也夭折。叶赫那拉氏看到世事变幻，心性更加谨慎，整日在家吃斋念佛，为紫禁城里面的骨肉载湉祈福，希望上苍能保佑他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侧福晋颜札氏的墓碑

1891年1月1日，奕譞病重逝世，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心情异常沉重，身体每况愈下。念子之痛，每日不止，思子之苦，经年不绝，即使终日吃斋念佛也不能减轻分毫。在日复一日对儿子和丈夫的思念中，叶赫那拉氏的身子骨一点点地垮掉。

1896年6月18日，叶赫那拉氏见过儿子载湉最后一面，就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担忧离开了人世。

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是奕譞的侧福晋。刘佳氏原本是醇亲王府的一个侍女，偶然得到醇亲王宠幸，那个时候正值叶赫那拉氏因为骨肉分离而心情烦闷，颜札氏刚刚去世。

奕譞侧福晋像，从左至右为颜札氏，李佳氏，载沣生母刘佳氏

1883年2月12日，刘佳氏为奕譞诞下一子，取名载沣。过了两年，刘佳氏又为奕譞诞下一子，取名载洵。又过了两年，刘佳氏再次为奕譞诞下一子，取名载涛。诞下三个儿子的刘佳氏在醇亲王府的地位迅速提升，但却不能带来多少愉悦。自从载湉被带入宫中，醇亲王府就不得不承受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沉闷。没过几年，奕譞不幸去世，刘佳氏只得独自抚育三个孩子。

奕譞侧福晋像，左为刘佳氏，右为李佳氏

对慈禧太后这个女强人，刘佳氏望之却步。醇贤亲王奕譞坟上的白果树扰了宫中的心情，慈禧太后不顾光绪皇帝的激烈反对，强行砍掉，这导致刘佳氏痛苦不已。

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去世，慈禧太后亲往醇亲王府哭吊，让刘佳氏苦苦跪在雨中。慈禧太后在醇亲王府翻箱倒柜，命人将妹妹叶赫那拉·婉贞的珠宝全数抖落在地，穿着花盆底鞋踩来踩去。一阵折腾后，下令将完好无损的物品全数充作陪葬品，然后扬长而去。刘佳氏在雨中瑟瑟发抖，着了凉，落下腰腿痛的病。

载沣与家人合影，从左至右为载沣嫡福晋瓜尔佳氏、庶母李佳氏、生母刘佳氏、载沣

1897年，慈禧太后强行将载涛过继给贝子奕谟为嗣子。刘佳氏惊痛不已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忍痛割爱。奕谟贝子夫妇一生无子，听说醇亲王家惹人疼爱的载涛要过继过来，欣喜不已，于是大办堂会，宴请亲朋好友以示庆祝。慈禧太后竟然变卦，将载涛转而过继给钟端郡王奕詥为嗣子，令奕谟贝子夫妇空欢喜一场，两人羞愤难当，先后抑郁去世。

1901年，慈禧太后强行毁掉载沣已经订好的婚事，将宠臣荣禄的女儿指配给载沣为妻。刘佳氏原本为载沣定下希元家的姑娘，于是觐见慈禧太后苦苦哀求，说儿媳妇已向我磕过头，毫无过失，如果退婚叫人家孩子怎么办。慈禧太后为了政治打算坚持己意，最终造成希元家的女儿羞愤之下喝药自尽。

醇亲王府走廊

第二年，慈禧太后又强行将载洵过继给去世多年的奕誌为嗣子，在刘佳氏的心上又狠狠地割上一刀，让怨怼进一步加深。

醇亲王府正房

1908年，慈禧太后立溥仪为皇位继承人，让载沣赶紧带入宫中。刘佳氏眼见光绪皇帝的遭遇，对慈禧太后抢自己亲孙子当皇帝的行为极为愤怒，对今后母子、祖孙的命运也感到恐惧，当即昏厥。在祖孙分离的痛苦折磨下，刘佳氏时常大哭不已，像着了魔似的。时常让孙女韫媖、韫龢搀扶着在房中走来走去，说两个小孙女是仙童，自己是神仙，三人要往天上去，吓得已经成年的载沣赶紧请医生诊治。

原本个子不高，面容胖胖圆圆，身体不错的刘佳氏，因为不断地受刺激，精神越来越差，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脾气也越来越失控。每天早上梳洗之后，刘佳氏都打坐念诵佛经，有一天却一反常态在屋里站着念。小孙女韫龢好奇地上前看个究竟，刘佳氏将身子往前移动，韫龢也就跟上前，刘佳氏再移动，韫龢再跟上，如是者三。刘佳氏突然发火，对小孙女吼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我这里做功课你也敢来捣乱！”吓得小孙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1925年，刘佳氏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

载沣的嫡母叶赫那拉氏和生母刘佳氏在载沣的生活中留下很深的烙印。叶赫那拉氏的小心谨慎，以及对孩子与丈夫的思念，都让载沣感触良深。

刘佳氏一生小心翼翼地应对时局，无力反抗外部强权，一再退缩，对子女疼爱万分，悉心照料，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铸就着载沣的性格。

3．兄长光绪皇帝

载沣的兄长爱新觉罗·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历史上被称为清德宗或者光绪皇帝，出生于北京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

同治皇帝去世后，载湉被立为皇帝，命运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他再也不是醇亲王府享受父母疼爱的小宝贝，不能叫父亲阿玛，也不能叫母亲额娘。也许是同治皇帝的放纵，给两宫和王公大臣留下的阴影太深，光绪皇帝不得不接受最严格的教育，以满足众人的期望，预备成为一位孝顺、聪慧、勤学、亲善、贤明、仁德、进取的帝国君主。两宫太后和大臣们用最严苛的眼光与标准要求皇帝，生怕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辙，以致小皇帝的童年单调而枯燥。

慈禧太后与宫中妃嫔合影，左一为瑾妃，右一为后来的隆裕太后

慈禧太后像

光绪皇帝的身体比较孱弱，入宫以后受琐碎繁多的规矩约束，生活极为不顺。宫中很少有同龄的儿童陪伴，也没有父母的照看和疼爱，甚至饮食都得不到很好地照料，日子很是辛苦。负责照看的太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严格限制饮食和活动，甚至担心消化不良，故意让光绪皇帝吃不饱饭。冬去春来天气转暖，太监怕小皇帝受风着凉，仍然不许换装，让他整日穿着裘皮。暖则暖矣，却让光绪皇帝浑身难受，甚至烦躁不已。

光绪皇帝幼年骑马照

光绪皇帝被要求称慈禧太后“亲爸爸”。朝会时，光绪皇帝一个人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手扶着椅，脚够不着地。加上身体弱年纪小，听不懂军国大事，总想从宝座上跳下，或者就在宝座上翻跟头，甚至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慈禧太后为了保持皇权的威仪，对光绪皇帝轻则呵斥，重则处罚。小皇帝动辄被罚跪，甚至被禁食，整天面对慈禧太后板着的脸，心里战战兢兢。

幸运的是，光绪皇帝所受的教育十分完善。慈禧太后授意内阁学士翁同龢重点教授《孝经》，让小皇帝打小就认为自己是他最亲的人，并让太监李莲英随时监视。翁同龢娴熟经史，颇知教育之法，再加上奕譞不时从旁帮忙，光绪皇帝虽然偶尔闹下孩子脾气，平日里倒也能用功读书。满文、汉文，中学、西学，儒家经典、佛道典籍，历朝典制、本朝改良主义者的著作等，可以说光绪皇帝无不涉猎。

帝师总是期望皇帝成为一名知识渊博、才能出众、品德高尚的君主，并视此为毕生使命。翁同龢也有这个想法，多次教导光绪皇帝“于学以正心诚意为本，勿视为迂谈”，应身体力行，时刻保持应有的庄重。

1879年，北方久旱无雨，大地龟裂禾苗干枯，小皇帝率群臣祈雨。孩子天性上来就东张西望，走路像奔跑一样，翁同龢见状苦劝不已。1881年，光绪皇帝第一次主持演耕，天朗气清，旗帜招展，农夫披着蓑衣拿着笤帚，一幅热闹景象。小皇帝见热闹非凡，兴奋不已，冲到牛身边大喊大叫，演耕时说说笑笑。事后翁同龢苦劝，请求皇帝在典礼上诚心正意，不要顽皮懈怠，小皇帝耷拉着脑袋连连认错。

翁同龢墨迹

在翁同龢的引导下，光绪皇帝逐渐对军政、时政和外交活动有了认识，对时局的艰难和国运的竭蹶大生感慨。1879年，在南书房查看中俄伊犁交涉奏折电稿时，翁同龢借讲述新疆变乱的时机，为光绪皇帝详细分析大清臣僚中的“海防”“塞防”说以及“和”“战”之争。光绪皇帝听完慨然长叹，列祖列宗留下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丢弃，此事怎能够讲和！来自外部的屈辱深深地刺痛他的心，一颗振兴帝国、捍卫帝国领土与尊严的种子悄然萌发。

翁同龢像

光绪皇帝逐渐成长起来，立志要像圣祖康熙皇帝那样成为有为之君，无论寒暑，健康还是疾病，天不亮即到上书房读书，行立坐卧诵读不断。

他对西方事物也有浓厚的兴趣，宫中太监在东交民巷两家商店找来的玩具小车引起了他的好奇心。通过外国人的联系，欧洲玩具厂商为他量身打造玩具，以满足他一发不可收拾的好奇心。从八音盒、八音车、留声机到自行车、铁轨火车、火轮船，他对西方事物的兴趣从玩具逐渐扩展到发明创造。对西方宗教和语言，光绪皇帝也极感兴趣，特意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新约》和《旧约》。各种各样与西方有关的信息，无论是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医学，还是文学、宗教都源源不断地传入宫中，使得光绪皇帝对西方的认知非常广博。

1886年，光绪皇帝已成长为一个16岁的翩翩少年，凤眼月眉瓜子眼，清秀俊美。在翁师傅的悉心调教下，学业小有所成，称得上是胸有锦绣。对外部的事物，他也像圣祖康熙皇帝一样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经过一些历练，光绪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开始显露出来，似乎也到了结婚、亲政的时候，然而事情并不像期待得那么简单。

7月11日，慈禧太后召见奕譞，商量皇帝亲政的事情。慈禧太后称皇帝学业有成，也到了亲政的年龄，自己准备颐养天年，明年正月十五就由皇帝主持政务。醇亲王听后大吃一惊，恳请皇太后看在国事艰难和小皇帝能力尚且不足的份上，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皇帝原本听说要亲政，心里暗自激动，看到父亲醇亲王恳求不已，也黯然下跪恳请皇太后继续垂帘，暂缓亲政。慈禧太后坚持己见。身为帝师的翁同龢知道后，对奕譞说此事重大，还请王爷和大臣们面请，于是亲王大臣联袂恳求慈禧太后暂缓亲政。

礼亲王世铎等人声称皇帝亲政后，太后仍需每日召见大臣和披览奏折，皇帝应按照太后的指示办事。翁同龢等人称皇帝固然聪明，显现出一定的主政能力，但是经史浩瀚尚未精通，批阅奏折虽能知晓大概，但天下事情纷繁，还做不到一一明了，所以还是请皇太后继续垂帘，暂缓亲政。等一两年后，皇帝能力具备再亲政不迟。

光绪皇帝画像

奕譞也称，王公亲贵和中枢大臣考虑形势后，一致请求皇太后继续训政，让皇帝继续接受教育，在皇太后的熏陶下熟悉政事，年满20再考虑亲政事宜。即使皇帝亲政，也应按照现在的旧例，大事小情先向太后请示，再奏于皇帝，以便皇帝有时间和精力博览群书。

王公大臣尤其是醇亲王的意见深合慈禧太后的心思，也于国家大政不无裨益。倘使慈禧太后真的能多一份耐心和宽容，努力地培养皇帝的能力，然后风风光光地颐养天年，或者光绪皇帝真的能像嘉庆皇帝那样顺从忍耐下去，也不失一段人间佳话。

遗憾的是这些都变成了泡影，然后又被残忍地刺破，留下满地狼藉，一阵腥风血雨。

慈禧太后降下懿旨，称自己抚育教导光绪皇帝十几年如一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以后也必然会实施调护，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礼亲王世铎等拟定《训政细则》，规定祭祀和问安等礼仪一切照旧；一切召见，皇太后皆可升座训政，设纱屏为障；内外臣工呈递请安折和奏折的形式照旧；各衙门照旧例接受引见，恭候懿旨遵行；乡试、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需遵照成例，恭候皇太后过目，择定篇章页数再请皇帝亲自命题，呈皇太后过目后发下；应行批复的奏折依照旧制请朱笔批示，呈皇太后过目后发下。

按照细则的规定，光绪皇帝虽然可以独立地做出一些亲政，但一切大政最终的决策权仍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对慈禧太后名义上归政却仍把持朝政大权的局面，光绪皇帝无可奈何，只能人前强颜欢笑装出一副恭顺的模样，背地里烦躁郁闷不已。

1887年2月7日，亲政大典正式举行。光绪皇帝早早收拾停当，凌晨4点即在群臣护卫下前往大高殿、寿皇殿，向大清朝列祖列宗行大礼，并在8点许至慈宁宫，率群臣向慈禧太后行庆贺礼。之后，光绪皇帝在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朝贺，昭告天下正式亲政。

光绪皇帝在亲政以后，婚姻大事也提上议事日程。1888年7月27日，慈禧太后发布的懿旨给了光绪皇帝新的希冀。在这份懿旨中，慈禧太后声称，以前因为皇帝刚刚亲政，遇事多不能决断，才答应王公大臣的请求训政数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皇帝处理政事越来越娴熟，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如果明年正月完成大婚，皇帝将完全施政。好像只要光绪皇帝成亲了，就会真正放手，任凭他施展抱负。

光绪皇帝大婚图

光绪皇帝大婚图（局部）

光绪皇帝心中振奋不已，似乎一个美好的时代正在开启，而他将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皇后和妃子从八旗秀女中选取，慈禧太后内侄女叶赫那拉氏、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等进入内廷视域。

皇帝选妃和大婚是大清朝的头等大事，本来应该由光绪皇帝亲自选定。但是慈禧太后看中了自己的内侄女，强行立为皇后，而将光绪皇帝中意的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列为嫔妃，这无疑让光绪皇帝大为恼火。不过形势比人强，只能默默接受。

当上皇后的叶赫那拉氏已经21岁，相貌平平，又是慈禧太后选的，十分不讨光绪皇帝喜欢。而瑾嫔和珍嫔，尤其是珍嫔，相貌端庄，性格机警，居家时受开明的母亲和才华横溢的族兄志锐影响，志趣广泛，反应敏锐又不失天真，很受光绪皇帝喜爱。

光绪皇帝与珍妃

珍嫔的到来犹如一缕阳光穿透笼罩在紫禁城的阴云，又似投入沉寂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光绪皇帝对未来的热情和憧憬。两个志趣相投的人越来越亲近，或女扮男装，磨墨捧砚，谈古论今，或摇扇品茗，谈论诗词，对弈手谈。两人你侬我侬，倘若不在大清朝的紫禁城内，倒也是一对惹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光绪皇帝与珍妃画像

尽管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强加的隆裕皇后不喜欢，甚至借口身体不适，撤销了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和在京满汉大臣的宴席礼，以示不满。但光绪皇帝完成成婚大典，意味着大清朝的政治揭开新的篇章。1889年3月4日，举行光绪皇帝再一次的亲政大典，慈禧太后的训政宣告正式结束。在慈宁宫，光绪皇帝率群臣对慈禧太后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赴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再赴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叩拜，下诏颁行天下。

光绪皇帝成婚大典前夕，礼亲王世铎拟定归政办事条目，给了光绪皇帝接受和批复奏折的权力作为过渡，但仍然赋予慈禧太后最终的决定权，可谓朝廷大政，还是需要秉承慈禧太后的意志始见施行。即使光绪皇帝亲政，慈禧太后仍然要遵照训政以来的旧制，将完全归还施政大权的日期一再推后。这就让光绪皇帝的心情极为压抑，整日谨慎小心，遇事不敢自行决策，必须秉持慈禧太后命令而行。

无怪乎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中感叹，现在办事一切照旧，日常政务由光绪皇帝和军机大臣裁决，关键的政事还是要靠慈禧太后发出懿旨。

时光荏苒，当年意气风发的醇亲王奕譞老了。沉重的外部压力、繁重的帝国事务以及在慈禧太后、皇帝和王公大臣之间周旋，让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堪重负。1890年初，光绪皇帝多次前往醇亲王府探望重病不起的生父。几个月后，奕譞的病情再次加重，光绪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前往醇亲王府探望。1891年1月1日，奕譞病逝。

醇亲王的去世对光绪皇帝是个沉重的打击，虽然因为礼制父子不能相认，但从童年到亲政，尤其在光绪皇帝遭遇逆境时，醇亲王的存在和周旋总会帮助他化解危难，给他带来一丝慰藉和希望。

醇亲王的去世对大清朝来说是个灾难，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纽带断裂，缓和和调解二者矛盾的人物从此消失，大清朝高层脆弱的政治平衡一点一点被打破。

从大婚到亲政，再从亲政到醇亲王去世，时间对年轻的皇帝来说走得快了些。虽然无法真正地获得最终决策权，但并不妨碍光绪皇帝了解外部世界，渴望做个有为的君主。

1890年，光绪皇帝召见回国的驻美公使张荫桓，询问外国情况。听闻驻日参赞黄遵宪呕心沥血地著述《日本国志》，便命人取来阅读，由此对明治维新产生深刻印象。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清政府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一千五百兵丁前往戡乱。日本借口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日朝修好条约》也出兵朝鲜。东学党起义平定后，日本拒绝中国的退兵照会，并要求中日联合改革朝鲜政治，意图挑起战争。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大清朝宫廷和王公大臣对如何处理日本的挑衅产生严重分歧。慈禧太后很生气，但不希望因此影响六十大寿庆典。光绪皇帝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退步，不同意对日妥协。

王公百官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主张和平了事，有的主张对日强硬以维护帝国权威。李鸿章就朝鲜问题、日本挑衅问题上呈奏折，为朝廷分析中日军事实力，认为帝国海军舰只长期得不到更添，海军军费入不敷用并且久欠战阵，而日军不断更新和添置军舰，勤于训练，海上实力已经远超中国，此时不宜和日本开战。以翁同龢为首的朝中“清流”对李鸿章的意见嗤之以鼻，强烈要求对日作战。

在清流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对日强硬起来。甲午战争爆发，结果一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以失败告终。传统藩屏继琉球、越南之后再次萎缩，朝鲜被日本控制，帝国的对外影响力大大削弱。巨额的战争赔偿、大片领土的割让和众多权益的丧失，对帝国统治者、官僚阶层、士人阶层的信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士人阶层的强烈抗议，康有为同梁启超率领数千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拒绝和约，迁都再战。部分京官对李鸿章签署的《马关条约》也甚为不满，上书御前。

光绪皇帝认为对日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李鸿章等人指挥不力和前线将士作战不力，也有大清朝体制过于落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因为拥有更多更强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更在于大胆地抛弃旧有包袱，走上了彻底学习西方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巨大反响，帝国统治阶层在加快向西方学习速度上达成共识，但是在谁来主导今后的帝国政治以及要不要对帝国进行根本性变革产生分歧。

来自广东的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尊孔的名义下将历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指为伪作，将孔子打扮为怀有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改革者，为新形势下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在引导十八省举子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南下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以传统公羊经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为主要内容，培养维新人才，一批思想开阔、力求进取的青年才俊为其吸引，成为康氏门生。

《孔子改制考》封皮

康有为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光绪皇帝想要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因为牵强附会遭到学术界的抨击，被视为离经叛道，引起众多经学家和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光绪皇帝渴望仿效日本进行新式改革，故而十分支持康有为的主张，并将康梁等人引入改革进程，希图依靠激进变革实现政治抱负。急躁冒进的皇帝缺乏正确的变革理论和充分的政治经验，不可避免地引发无法估量的政治灾难。康梁等人盲目照搬日本维新变法经验，将慈禧太后视为政治变革最大的敌人，意图将其从政治权力核心中清除，推年轻的光绪皇帝为最高权威，然后实施全盘改革计划。这就把意图保持政治中立，甚至倾向于改革的慈禧太后推到了对立面，也造成保守势力聚集。

康有为像

康有为墨迹

经学界对康有为政治变革理论的抨击，政治领域慈禧太后对激进政治变革力量的反感与排斥，保守势力对康梁政治改革的反对，主张温和政治变革的地方督抚势力与康梁维新派的分道扬镳，致使以光绪皇帝为首、康梁为核心的维新派陷入空前孤立。康有为铤而走险，积极推动军事冒险，意图“围园杀后”，怂恿掌握军队的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敌对势力，这更让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不可容忍。

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给本就脆弱的大清朝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慈禧梁启超像太后和光绪皇帝因为“围园杀后”基本决裂，光绪皇帝丧失大部分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不仅政治生涯有可能终结，甚至还有殒命的危险。

梁启超像

慈禧太后因为反对改革，在政治上大幅后退，考虑到个人的生命安全一度遭遇威胁，不由生出更换帝国皇帝的想法。但是无法把康梁等人“围园杀后”的密谋向世人公布，传统的政治伦理更不支持后宫干政和随意更换皇帝，这就造成慈禧太后在政治上的窘境。皇室的部分亲王为了自己的子嗣能够继承大统，上演各种政治闹剧，将国家一步步推向深渊。

梁启超墨迹

朝廷的分裂在帝国的官僚、士子、百姓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无法估量。

部分官僚阶层基于传统政治价值和乌托邦的政治理想一度倾向帝国皇帝，而另一部分务实的官僚则从实际出发，倾向于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帝国的士子阶层，特别是倾向于改革的士子，要么不得不追随康梁，沉迷于康梁所编造的政治谎言，要么陷入迷茫，再寻找新的方向。而帝国的百姓，特别是遭受列强瓜分狂潮损害的百姓视列强和倾向西式改革的官吏为敌人，在随后的义和团变乱中肆意地毁灭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将整个国家推入危难。

戊戌六君子画像

光绪皇帝个人急于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急于通过全方位的变革振兴国家以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任用空有一腔改革热忱却缺乏政治经验的康梁等改革势力，轻率地发动激进政治改革，试图在短时期内实现政治目的。光绪皇帝并没有杀害慈禧太后的心思和计划，而康梁的政变图谋让他百口莫辩，在王公大臣中的威信跌到最低。自戊戌变法之后，光绪皇帝基本丧失权力，到后来差点被废黜，眼见心爱的珍妃被逼跳井身亡，再到逃亡途中与慈禧太后针锋相对，最终没熬过慈禧太后，无奈地先她而死。

大阿哥溥儁，端郡王载漪之子，慈禧太后立其为大阿哥，准备代替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的余生可谓是悲怆万分，几乎没有帝王的尊严，其中缘由恐怕难以表于人前。

瀛台，当年光绪皇帝被禁锢的地方

倘使慈禧太后的权力欲与控制欲稍有抑制，光绪皇帝的智囊团如翁同龢之辈能多一点政治智慧，躁动的康梁之辈不被权力欲和支配欲迷了心窍，帝后之间多份关爱呵护，君臣之间多些齐心协力，少些蝇营狗苟，也许光绪皇帝的命运将大不相同，大清朝也不致沉沦，中国的命运也不致如此多舛！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历史常常是在悲怆中踽踽前行！

4．六弟七弟两个至亲

奕譞一生共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三子、四子早夭，只有二子载湉、五子载沣、六子载洵、七子载涛活下来，三个女儿也仅仅存活一个。载沣与六弟载洵、七弟载涛为一母所生，关系极好。

载洵、载涛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兄长载沣的照顾，也有数不清的政治纷争。慈禧太后对醇亲王一家的感情太过复杂，与自己的亲妹妹闹别扭，还特意将颜扎氏赐给奕譞。醇亲王去世了，慈禧太后因为忌讳，将醇亲王坟上的白果树砍倒，惹得醇亲王一家怨愤不已。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去世后，慈禧太后命人将叶赫那拉氏的珠宝都抖落在地，死命地踩，把完好的珠宝全数指定为陪葬品。

对载洵、载涛兄弟，慈禧太后也把他们带进了政治漩涡，1898年先将载涛过继给奕谟贝子夫妇，后又在1902年过继给钟端郡王奕詥为嗣子。载洵也没逃过同样的命运，被慈禧太后过继给瑞敏郡王奕誌为嗣子。

奕譞与载洵、载沣像，奕譞中坐，左抱载洵，右携载沣

载洵、载涛二人自幼聪明，但兴趣爱好大不相同。

载洵喜欢吟诗作画，吹拉弹唱样样在行，篆隶行草无所不能。载涛自幼习武，尤其是喜欢骑马，曾专门到法国骑兵学校进修。他的骑术高超，在疾行如飞的马上俯身、倒立、倒骑都毫无问题，甚至第一次遇到的马，也能立刻分辨出种类和用途。除了骑马、驯马，画马，载涛也喜欢戏曲，生旦净末丑样样拿得起，唱起青衣来惟妙惟肖。

载涛像

载涛画作

三兄弟中，载沣性子比较宽厚，凡事都让着载洵与载涛。遇到事情，载洵喜欢拿主意，载涛也不甘示弱，载沣只能退让。小时候一块吃烧饼，载洵提议自己吃沾满芝麻的烧饼盖，载涛则要吃麻酱较多的烧饼底，载沣只好吃既没芝麻又没麻酱的烧饼圈。

载沣对饮食不大讲究，吃菜无非是老几样，而两个弟弟堪称美食家，吃的花样繁多。三人一起吃饭时，载沣连自己喜欢吃的菜名都说不上来，只能向两兄弟讨教。

载涛与友人合影，中为载涛，右为良弼

溥仪当上皇帝，载沣成了监国摄政王，两个弟弟开始伸手要权。起初载沣不愿意任人唯亲，以免影响形象。无奈两个弟弟一再讨要，载沣不得已只好让步。载洵以父亲创建大清朝海军为由，向载沣要去海军大臣的职位，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全国海军重建计划。载涛拿到军谘府大臣和禁卫军训练大臣的职位，也制定了宏大的全国陆军整编计划。载洵、载涛两个人一海一陆，直接掌握军权，把载沣推上风口浪尖。

载洵、载涛二人不是一层一层升上去的，缺乏军事历练，也缺乏根基和人脉，根本使唤不动下边的军队。他们制定的海陆军建设计划，也是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中的大清朝难以承受的。军队整训重建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对权威的高度认可和服从，这在当时也不具备。当危机到来时，载沣想用军队解决乱局，结果除了两个不接地气的弟弟，根本调动不了多少兵力，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袁世凯掌握政权。

辛亥革命大潮袭来，载沣急流勇退，退居醇亲王府，开始本本分分地过日子。

载洵和载涛二人不能接受帝国覆灭的现实，抗拒着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同善耆、良弼、溥伟、铁良等组成宗社党，企图夺回内阁总理职权，由载泽、毓朗组阁，铁良出任总司令与革命军决战。结局可想而知，良弼被炸死后，宗社党最终星散，一众亲贵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二人也只好接受这样的结局。

载沣、载洵和载涛三兄弟都是国家观念极为强烈的人。在日本人的引诱下，溥仪前往东北搞起复辟，成了傀儡。日本人以溥仪的名义请三人去东北，兄弟三人无一人愿意担任官职。

载洵在政权更迭之际屡屡遭受革命党人的暗杀，但是非分明，认为同革命党人之间是理念和利益之争，同日本人之间则是根本无法调和的敌我之争，不愿因为对民国党人的仇恨怨愤而投身日本人的怀抱。载涛更是如此，屡次拒绝来自东北的邀请，对家人说不愿去当亡国奴，拒绝为日本人服务。

载洵像

载洵书画

载涛酷爱马匹，在北京东城养了五匹马，并有专门的马厩。一有闲暇，载涛就骑马逛街，最爱的一匹叫“小兔子”，另一匹叫“紫燕子”。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京城，载涛在街上常常遇到横行无忌的日本人。有一次，载涛回家后气愤地喊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都欺负到家了！经家人询问，才知道载涛在街上遇到日本人像主人一样厉声盘问一个骑马的中国人。

载涛一家虽受日本人“礼遇”，但国难如此，这种特殊“礼遇”无疑是大大的羞辱！载涛羞愤之下，将心爱的马匹连同马车全部卖掉，不愿在日本人“礼遇”下骑马街衢。

日本全面侵华后，载涛的生活日益窘迫，不得已卖掉后海的贝勒府，在山老胡同购置了一处小宅院。时值乱世，物价飞涨，区区卖房所得根本不够维持全家几十口人的生活。于是载涛便和夫人一起到后海北沿摆地摊，卖家中旧物，有时阴差阳错将明瓷当新瓷卖出，让小摊位成了众人捡漏的热点。出卖旧物仅仅换点买杂合面的小钱，即便如此，载涛也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

哪怕做了汉奸的王揖唐亲自请他出面，载涛也不愿因为生活窘迫同汉奸合流，反倒戏谑地向王揖唐作揖，说：“你饶了我吧，我无福坐那个小汽车，还是骑我的自行车自在。”不因五斗米向日伪折腰，载涛的政治操守和民族气节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载涛终于松了一口气。很不幸内战再次爆发，载涛又过了几年的艰苦日子。新中国成立后，载涛渴望将所学献给国家。他不顾年事已高，奔波在西北军马场，悉心传授改良马种的知识和技术。

载涛对马的热爱和对国家的热忱得到领导人的高度认可，毛泽东聘他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顾问，定为行政十三级，称他对改良马种贡献非常多。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充当入党介绍人，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中央民主革命委员会，成为民主党派成员。

1954年，载涛当上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生活较为清贫。在一次会议中，载涛接到家中的电话，得知北房东南角塌了个窟窿，面露急色。与会人员问怎么回事，才知道这位前清皇族，当今的人大代表连房子也修不起了。此事后来被毛泽东知晓，毛泽东就从稿费中拿出2000元托章士钊转交，载涛才算有了修缮房屋的钱财。

载涛虽然从醇亲王一脉过继出去，但是对自己的子侄一辈，尤其是载涛与两个侄子，从左至右

为溥仪、载涛、溥杰溥仪，还是很关照。溥仪在新中国建立后接受劳动改造，后来毛主席发话，载涛才被允许去看看“学习不错”的溥仪。时隔多年，载涛带着两个侄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溥仪，几个人顿时抱头痛哭，感慨世事无常。

1970年，时年84岁的载涛离开人世，遗体火化，骨灰安置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第八室。与晚年染上鸦片烟瘾在1949年去世的载洵相比，载涛也算是得了善终。

1．向德意志君王致歉

1883年正月初五这一天，寒冷料峭，只有梅花盛开在凛冽的北风中，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降生在北京的醇亲王府。他的名字叫载沣，后来成为晚清时期执掌天下权力的摄政王。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无法改变的，也是绝不相同的，有的生下来就饥寒交迫，难得一顿饱饭，有的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醇亲王府的大狮子

载沣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有四个哥哥，三个已经夭折，唯一还活着的就是当时的光绪皇帝——载湉。载湉此时12岁，还是一个孩子，没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整个朝政由慈禧太后掌控。皇帝虽然还小，但是有朝一日会亲政。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未来必然成为众所瞩目的一代王爷。

醇亲王府里的花园水榭

按照清朝皇族子弟的惯例，五岁就开始读书，接受私塾启蒙。醇亲王奕譞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在王府办了家庭私塾，请来汉文教书先生专门教载沣一个人。奕譞对教书先生非常尊敬，要求王府的厨房每天都要准备上好的午餐，接送老师一律备轿。仆人们报告说教书先生从来没有动过午餐，不如不准备。奕譞每一次还是很郑重地要求仆人去准备，以体现尊师重道和礼贤下士。教书先生感谢王爷的厚意，倾囊相授自己的知识，对载沣的教育加倍用心。

醇亲王府花园长廊

奕譞要求载沣跟教书先生好好读书，不可因为是贵族子弟就骄奢放荡。清军入关后，八旗子弟由国家提供爵禄，皇亲国戚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上学都是形式，认识几个字而已，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教书先生与学生联同作弊欺骗家长的事情时有发生。载沣一直很好学，跟随老师学习汉文知识，没有八旗子弟的诸多恶习。

除了汉文老师之外，奕譞还专门为载沣聘请了满文老师。清兵入关以来，满语一直是清朝的“国语”，八旗子弟的通行语言。到了晚清，会讲满语的旗人越来越少，王府之内也没有多少人用满语交流。载沣从小就学习满语，会读会说会写，在同时代的八旗子弟中非常罕见。

醇亲王府花园的亭台

除了正式上学之外，奕譞还教导载沣如何做人做事。载沣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养成了谦卑、知足、好学的性格，但也带着安于现状的弱点，缺乏敢于闯荡的魄力与勇气。

1891年，第一代醇亲王奕譞去世，走完了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一生。奉慈禧太后的懿旨，八岁的载沣承袭世袭罔替的醇亲王，当时他还是一个不经世事的孩子。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在海陆战场均遭惨败。随后向日本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割让台湾和澎湖等地，光绪皇帝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随后，俄国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新界。列强意图瓜分中国，清朝内部再次敲响警钟。

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进行改革，施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强烈反对。这年7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人被杀。光绪皇帝开始漫长的幽禁生活，皇位也面临着严重危机。慈禧选择另外一个溥字辈的皇族子弟作为大阿哥，养在宫中，准备在合适的时间确立为光绪皇帝的接班人。

载沣此时已经十五岁，虽然不完全懂得政治，但是政治的血腥却深深地刺伤了他。随着知识的积累和人生阅历的增加，他看出了哥哥的无奈，看出了慈禧的权力淫威，看出了清朝官员可恨又可怜的重重积弊。他本来就没有多少政治野心，那仅有的少年意气也早已被残酷的政治粉碎。他逐渐有了读书避祸的思想，每日在书房中度过，很少与王府之外的臣僚交往。

义和团民众

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兴起，反对列强一意排外的浪潮席卷京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辛丑谈判中，德国方面代表不仅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还要求清朝派出亲王级别的使臣亲自前往柏林道歉。帝国的亲王们对道歉的差事唯恐避之不及，纷纷找出各种理由逃避，慈禧太后的目光投向身为醇亲王的载沣。

八国联军侵华画像

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为数不多的铁帽子王，更是慈禧太后的侄子，身份无比尊贵。在庚子乱局中，载沣谨言慎行独善其身，与义和团没有丝毫瓜葛，由他充任赴德道歉专使，德国方面自然非常欢迎。何况醇亲王一脉历来忠厚顺从，对慈禧太后的命令，哪怕再多委屈再多不情愿，也会毫无怨言地遵从，让载沣挑起这个带有羞辱性质的差事是最好的选择。

辛丑条约签约仪式蜡像

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诏，委任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由老成持重的张翼和熟悉洋务的荫昌随同，前往欧洲向德国皇帝呈递谢罪国书。接到诏书的载沣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能收拾行囊远赴欧洲，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大清朝第一次派遣亲王出使外邦，却是向对方低头认错，祈求欧洲君王原谅，以期修复两国邦交，无疑是件相当讽刺的事。

在弟弟载洵、载涛的送别下，载沣硬着头皮离开北京，自天津登上轮船招商局的安平轮，开始了远赴外邦的漫长征程。从天津到上海，从香港到南洋，从苏伊士到欧洲，载沣尽力向外界展现良好的大清亲王形象。

老上海照片

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载沣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思，饬令上海道“两宫蒙尘于外，本邸出使良非得已，诸事不求美备”，要求“一切从简，不必奢华”。他注重节俭，不铺张奢华。当地官员给他准备皇族专用的黄轿子，他也婉言谢绝，出门只坐四人抬的小轿子，并不刻意凸显亲王尊贵。

为了保持清廉形象，载沣婉言辞谢各国商务代表举办的宴会和赠送的礼品。这种低调再低调的做派，不仅表现了一个皇室成员对政治的敏感，也借大上海的平台，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体谅时艰、务实简朴的亲王形象，在官商士绅和报刊舆论圈里赢得了美誉。当外国使臣来访时，他会闲谈数语，然后派荫昌等随同人员商谈具体事情。当地方官员来访时，他会予以接待，如果有事情反映，会记下来准备来日上奏。为了给赴德做准备，载沣在张翼、荫昌、梁诚、麦信坚等人陪同下前往德国领事馆进行回访。

载沣与港督亨利·布莱克合影

载沣在上海的表现令各国使节和大小臣工满意，也让慈禧太后甚为欣慰。十里洋场是当时中国的商业中心，历来就是奢华糜烂的代名词，人们习惯了官员的豪华排场和贪污受贿，载沣弃绝这些官场陋习，表现得那么得体、谦逊和平易近人，可以说给皇家保存了脸面。

载沣途经香港时留影，右四为张翼，左五为荫昌

从上海经福建抵香港，载沣对福建茶叶的凋零、英国人经营香港的成果感慨良深。自香港南行至新加坡，载沣对德国军队的精心操练、法国人在越南的商业苛政、英国人在新加坡的码头营建、华商在南洋的生存状况都多加注意。

印度洋的海况、英国人对锡兰岛的经营、亚丁湾的状况、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的风景，也让载沣眼界大开。载沣很快过了意大利，准备从瑞士进入德国。

但是外交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方面突然提出清朝使节面见德皇时，亲王专使载沣行鞠躬礼，参随人员行跪拜礼。跪拜礼原本是下级觐见上级的礼节，在等级森严的东方社会长期盛行。中西交涉中，西方使节拒不接受这种标志着顺从和臣服的礼节，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胜利让大清朝改为象征平等的鞠躬礼。

德国方面提出如此要求，明显带有一丝羞辱。载沣与中国驻德公使吕海寰、奕劻、李鸿章等频频电文往还，商讨应对良策。

《辛丑条约》尚未最后签订，议和大臣李鸿章和奕劻还在与德国进行谈判。德国方面极为强硬，视跪拜之礼为战胜国的当然权利。慈禧太后为了尽快结束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占领，对是否接受跪拜礼没有太强调，只是告知李鸿章、奕劻和吕海寰等尽量进行外交谈判，如果实在争取不下来，跪拜礼也可以接受，但须特别声明此次为特例，今后中西交涉仍然遵照各国的通行礼。

载沣在德国，中间坐者为载沣

载沣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比较坚决，称宁愿跳海而死也不想看到同行之人向德国皇帝跪拜，不愿让大清朝因礼节交涉受辱。一轮轮的谈判在进行，时间悄悄地过去，形势发生了转变，中国方面藉此为由拒不在北京合约上签字。德国方面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最终答应免除参随人员的跪拜之礼。

载沣原来以身体不适为由在瑞士停留，接到德国方面的妥协消息后迅速启程，到达柏林后的次日就带荫昌前往皇宫，觐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载沣递交了国书，陈述去年变乱以及针对外国人的战争并非大清朝皇太后与皇帝本意，都是昏庸大臣挑动。臣民有错，皇帝也难辞其咎，为此深表歉意。现在和议已经达成，中德两国之间不再有不和谐因素，希望能够重修旧好，发展和平的外交关系。

德皇威廉二世的答词非常强硬，说不能因为亲王来道歉，就可以冰释前嫌。涉嫌挑动战争的清朝王公大臣，不能赦免，要严惩不贷。并且警告清朝皇帝以后办理国政，严格约束臣民，谨守两国已经签订的条约。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画像

致歉场面过后，德国方面给予载沣极高的礼遇，意图留下良好的外交印象，以便今后扩大在华利益。载沣多次会晤德皇、亨利亲王和德国政府官员，并被赠予头等红鹰勋章。在德国外交人员的陪同下，载沣参观了皇宫、政府机构、厂矿和各类公共设施，竭尽所能地了解这个陌生而又先进的国度。

大清朝和载沣本想借着出使德国的机会，通过亲王外交游遍欧美，缓和同欧美各国的关系，为今后的变革创造一个稳定而友好的外部环境。然而德国方面并不希望这次专使道歉之旅变成大清朝推行亲善外交的良机，不愿分美于各国，毫不客气地表示不满，迫使载沣以身体有恙为台阶结束出访计划，匆忙归国。

外国图书中的载沣像

出使德国的过程中，载沣认真观察着西方社会与民情，努力了解和学习外部事物。在两国就觐见礼节产生争端时，载沣有礼有节地表明底线，配合大清驻德公使吕海寰、外务部的外交谈判，尽可能地维护国家体面，使德国方面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

觐见德国皇帝后，载沣认真进行了考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德国社会，对皇室、军事、工商、文教、风俗等方面有了深刻认识，这不仅仅使载沣对西方文明有了较为深入的接触，也为载沣接受西方先进的政治军事制度创造了条件。

2．意味深长的指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和平的目标达成，慈禧太后偕同光绪皇帝回到北京，为恢复和巩固大清朝的统治启动了一系列的政治安排。

载沣恭顺而又颇得外界青睐，无疑让慈禧太后产生了新想法。自身年事已高，光绪皇帝身体孱弱，恭忠亲王奕訢一脉卷进了义和团运动，礼亲王世铎一系恭顺忠诚却没有能耐，奕劻贪鄙，加之参与庚子议和名誉扫地，大清朝的未来必须有人担负，从现有情形看醇贤亲王一脉最值得考察。

慈禧太后觉得光绪皇帝空有一腔抱负，缺乏耐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甲午战争和戊戌政变表明他并非一个合适的统治者。眼下载沣尚且年轻，恭顺宽厚，能力初露锋芒。再次安排醇亲王一脉继承大统，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慈禧太后想通过插手载沣的婚事，将醇亲王一系牢牢控制起来，涂上浓厚的后党色彩，避免百年之后受当权者责难。

1902年1月5日，慈禧太后为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醇亲王一家茫然不知所措，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前往宫中向慈禧太后陈情，称载沣早已订婚，女方为勋旧将军希元的女儿。希元的女儿已经磕过头，现在无缘无故退婚，于理不合，对希元家更是羞辱，让人家姑娘家怎么办，恳请收回成命。慈禧太后又如何肯为了一个女人的体面轻易改变决定，留下一句“天底下怎么有这么不知好歹的人”，便对刘佳氏置之不理。

荣禄是慈禧太后极为宠信的大臣，有足够的办事能力。

荣禄像

荣禄墨迹

戊戌政变中，荣禄立场坚定，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慈禧太后一边，率兵果断地粉碎康梁等人“围园杀后”的政治阴谋。在处理光绪皇帝问题上，荣禄一度触及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但最后的结果证明，保全光绪皇帝的性命，维持其名义上最高权威，由慈禧太后实际掌握大清国政，推行亲善温和的变革，确实是艰难时局下维系统治的不二法门。

在庚子国变中，荣禄对外国使馆围而不攻，以敌对的名义将各国使节保护起来，为事后和平解决问题保留余地，展现了一个政治人物的高明手腕。

荣禄本人年事已高，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待不了多长时间。作为补偿，慈禧太后将荣禄之女瓜尔佳氏认作义女，指给载沣为婚。倘若将来载沣与瓜尔佳氏诞下一男半女，再酌情赐予一些恩宠，也算对得起这个有能力、有眼光、有忠心的三有老人。

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溥仪的生母

1902年9月30日，载沣接受慈禧太后的安排，与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成亲，什刹海畔的醇亲王府一时间张灯结彩，车如流水马如龙，热闹非凡。载沣按部就班地走完整个流程，入洞房，揭盖头，坐帐，行合卺礼，和这个陌生而又娇美的女子结合在一起。

瓜尔佳氏就这样走进醇亲王府，冲击着载沣如湖水一般宁静的生活。

成婚对大清皇室成员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成婚标志着皇室成员有资格迈入政治舞台，有机会进入核心决策圈，而非只能承担出使德国道歉这样屈辱悲催的临时差事，或者仅仅担任内廷行走、阅兵大臣这等荣誉性差事。载沣使德归来，年纪尚轻，还不能马上将出使功劳变成政治资本。而一旦成了亲，载沣便有了涉足政治决策圈的资格。

载沣与荣禄的女儿缔结婚姻，会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加分很多。荣禄不仅是慈禧太后长期宠信的重臣，也是新兴政治力量袁世凯的恩主，看在荣禄的份上，只要载沣行政得当，袁世凯不会主动为难。

瓜尔佳氏是个野心勃勃、支配欲极强的女人。她一嫁入醇亲王家就掌握醇亲王府的大权，让仆从称自己为“老爷子”，要求府内上下绝对服从她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假设载沣与瓜尔佳氏诞下男童，必定深受其母的影响。光绪皇帝没有后嗣，按照传统可能会从载沣的后裔中过继一个，此男童无疑是最佳选择。这个男童入宫以后，慈禧太后健在，自是万事无恙。倘若慈禧太后不幸故去，那么宫中有慈禧的侄女把持，朝堂有一众亲信大臣执掌，醇亲王府又有瓜尔佳氏控制，只要大清一日不亡，那么就没人可以翻天。

为载沣指婚瓜尔佳氏，是慈禧太后处心积虑布下的一枚棋子。通过指婚，慈禧太后将醇亲王一脉同荣禄一家子绑在一块，消除所谓“帝党”和“后党”的界限，缓和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并做出深层布局。这些安排都可以引导帝国重新走上温和亲善的道路，推进因为帝后不和停滞下来的改革，尽快地弥合义和团和八国联军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巩固大清朝的统治。

载沣作为奕譞的儿子，对父亲的旧有班底有强大的号召力。奕譞在世时极力避嫌，不贪权不贪功，扶植很多颇具才干的官员上位，在他们遭遇政治困境时也曾多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所谓君子之泽必然绵长，奕譞执掌权柄时遗下的福泽自然会惠及一二代后人。只要载沣踏实从政，像其父亲一样低调做人做事，慢慢积累政治经验，逐渐提高处理政事的能力，政治前途自会远大光明。

另外，大清朝中对光绪皇帝抱有极大好感的清流、言官和士子，乃至同情光绪皇帝的各国在华势力，也对载沣抱有几许希冀。光绪皇帝以改革图强、亲善士子、对西方事物开明著称，即使因为用人失当丧失实际决策权，但仍为许多人推崇，希望他一朝重掌权柄拨云见日，引领大清朝走上富强。

载沣作为光绪皇帝的亲弟弟，对光绪皇帝的改革抱有同情，对西方事物有着浓厚兴趣，也会让希冀圣王出世的人们心怀好感。

3．初预政治，上任军机

载沣完婚之后，政治地位迅速攀升。

1902年7月担任管理旧营房事务，随后奉旨出任随扈大臣，得以随侍两宫左右，接着奉光绪皇帝谕旨管理健锐营事务。1906年8月，负责考察各国宪政的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回国，朝中开始君主立宪的实施阶段。慈禧太后为了皇权巩固，发布谕令称考察政治大臣所上条陈，由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同北洋大臣共同阅看，请旨办理。自此载沣开始参与国家大政，而且是牵涉到帝国未来的宪政大事。

军机处旧址

8月27日，载沣和军机大臣等就宪政问题举行会议。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徐世昌、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主张速行立宪，而大学士孙家鼐、学部尚书荣庆、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等则主张缓立宪，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

奕劻从安定和顺从民心的角度，主张尽快宣布立宪。孙家鼐则提出太大太快的变革容易造成混乱，主张先改革政体弊端，等政体清明后再逐渐施行立宪。徐世昌认为渐进变革已经进行一段时间，成效微弱，其原因在于国民精神没有发生变化，只有进行重大变革才能真正地变革国民精神。孙家鼐回应道，在国民开化程度尚未合格的情形下，立宪一事恐怕没有益处，应该慎之又慎。

张百熙认为国民开化程度完全在于朝廷劝导，如果要等到国民开化程度达到很高标准再行立宪，那么立宪就永难实现，故而应先预备立宪，逐渐诱导民众开化。荣庆则称当下应该整顿纲纪，制定中央驾驭外部的规则，确定上下相互维持的制度，实行若干年之后，使得官吏都能奉公守法，然后再逐渐商议立宪事宜。如果不顾中外国情的差异，贪图立宪的美名，势必导致执政者丧失权力，滋生奸猾贪婪之辈，时间一长容易引发大祸。瞿鸿禨也认为不应突然推行立宪，而应先行预备立宪。

年轻时的载沣

载沣本身倾向立宪，但对贸然推行宪政存有疑虑，称立宪之事确实繁琐，立宪一事应该按照实际的政治发展逐步实施，没有必要设定期限。各王公大臣颇有同感，意见逐渐一致，于次日当面奏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求施行立宪，宪政一事至此确立。

在建立责任内阁上，大清朝中枢再次发生分歧，载沣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奕劻、袁世凯和端方的对立面。袁世凯主张首先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通过选举建立上下议院，施行责任内阁制后将大权下放内阁。奕劻的儿子贝勒载振也称，根据考察，施行立宪政治的国家只有推行责任内阁制政治才会井然有序。

袁世凯像

袁世凯墨迹

有些木讷的载沣辩驳不过，愤怒之余拔枪要射击袁世凯，为醇亲王府长史所夺。与会众人不欢而散，袁世凯愤然返回天津，载沣因此与奕劻父子及袁世凯结下梁子。

8月31日，在改定官制会议上，载沣因裁撤八旗等事情与考察宪政的端方产生激烈冲突。他大声斥责端方办事不公，几乎与其拳脚相向，幸好与会众人竭力劝阻，才没有酿成大祸。9月2日，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匆忙离京赴任。

端方塑像

载沣刚刚参加国家大政，就屡屡与朝中重臣产生冲突，舆论顿时哗然。载沣只好上表称自己年纪尚轻，阅历尚浅，没有与朝廷重臣好好磋商。

慈禧太后原本提拔载沣参与政治改革，就是为了让其抵制奕劻和袁世凯一派势力，载沣反对贸然立宪，推行完全责任内阁制和改革八旗事务，坚持走稳定温和的改革路线，深合慈禧太后之意。载沣随后被任命为正红旗满洲都统，管理新旧营房事务。

刚刚参与政事，载沣便不得不和奕劻父子、袁世凯等人对上，可谓是无奈至极。载沣倾向德意志道路，反对过度削弱皇权。奕劻父子和袁世凯等人出于集中权力的考虑，主张尽快推行宪政，施行完全责任内阁制，以应对当前艰难时局。

谁对谁错，并无一定之数。倘若以当时时局论之，都有一定道理，却都无绝对道理，不过立场不同，屁股决定脑袋，阅历影响决定罢了。

奕劻像

奕劻墨迹

辛丑议和中，主张剿灭义和团的奕劻和荣禄迅速上位，荣禄重入军机，出任军机大臣领班，与醇亲王一系结为姻亲，可谓风光无限。荣禄辞世后，奕劻成为军机大臣领班，成为首屈一指的权臣。奕劻刚刚执掌权柄，袁世凯便送去银票十万两，试探其态度，谋求合作。奕劻假意推脱，袁世凯执意孝敬，自然是正中奕劻心意。奕劻不仅收下袁世凯的银票，对袁世凯按月按节按年送来的供奉也统统收入囊中。袁世凯看到奕劻如此开通，便进一步与其长子载振结为兄弟，相互照拂。

奕劻与袁世凯势力结为一体，一时间势力大增。

奕劻主持军机处，每遇困难，总是问计于信赖有加的袁世凯。两人权势日炽，几乎把持朝政，投效其门下谋求进步的官员多如过江之鲫。奕劻与其子载振，一个是军机大臣领班，一个是农工商部尚书。

袁世凯则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把持外交，其麾下旧臣纷纷得势。梁敦彦从天津海关道迅速攀升至外务部右侍郎，凌福彭从补授天津府知府升至保定府知府，杨士骧从直隶候补道员升至山东巡抚，赵秉钧从直隶候补道员升至巡警部右侍郎。攀附袁世凯的严修、冯汝骙、吴重熹、唐绍仪等也受大用，严修成了学部侍郎，冯汝骙擢升江西巡抚，吴重熹任职河南巡抚，唐绍仪成为邮传部侍郎。袁世凯的亲信纷纷引荐姻亲和同乡，杨士骧的弟弟杨士琦进入农工商部，徐世昌把曾经跟随他练兵的铁良引入军机处。

举目朝堂，半数都是袁党。一些督抚大员也纷纷攀缘，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对袁世凯恭顺有加。

奕劻贪婪无止境，袁世凯强势扩张势力，不仅让慈禧太后大为警惕，更让一众清流极为不满。1907年5月，东三省官员任命发表，徐世昌成了东三省总督，唐绍仪署理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整个东三省成了袁世凯的势力范围，一时间舆论哗然。天津某报传出段芝贵为讨奕劻父子欢心，献歌妓杨翠喜给载振，送白银十万两给奕劻。

一省巡抚竟然因贿而得，叫大清朝的颜面往哪儿搁！

岑春煊像

军机大臣瞿鸿禨与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准备借此机会打倒庆袁一党。岑春煊首先出手，弹劾奕劻贪污无能。慈禧太后认为岑春煊是出于个人私怨，朝中政务又离不开奕劻主持，故而要求岑春煊登门向奕劻道歉，以化解二人私人矛盾。这个处置结果不为性格耿直倔强的岑春煊接受，岑春煊并未登门，只是在朝堂相遇时敷衍一番，应付了事。

赵启霖墨迹

过了几天，御史赵启霖在瞿鸿禨的授意下，具折弹劾段芝贵、奕劻、载振，称载振上年前往东三省，路过天津，段芝贵充任随员，一路悉心照顾，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购歌妓杨翠喜献于载振。并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筹措十万金，作为寿礼献给奕劻。奕劻父子投桃报李，以黑龙江巡抚相酬。段芝贵这样没有功劳、没有才干的人，居然凭借着攀附贿赂大臣的本事跻身巡抚，可谓毫无廉耻。奕劻父子亲贵之至，朝廷信任托付大权，却只知道收受贿赂，全然没有公正廉洁。在今日这等时局艰难的关头，在东三省这等重要的地方，于改设巡抚这等大事上，朝廷上下公然互相勾结、行贿公堂、欺骗两宫，是可忍孰不可忍！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闻之大怒，奕劻惊恐之下匍匐在地，恳请严查。朝廷派出载沣、孙家鼐组成专案组，前往天津彻查。慈禧太后面授机宜，“应说实话，我自有道理”。

载沣与熟悉人事纠葛的世续沟通，认为查案应该水落石出，而世续则说事关重大，不宜轻下结论。载沣听出个中意思，将皮球踢给孙家鼐，却没料到孙大学士也是个世故官僚。孙家鼐认为，无知之人以为专案组一举一动关系政局，其实不然，专案组的言行严重影响朝廷的安危，不应有丝毫疏忽大意。当下惩治庆亲王、圈禁载振，迎合舆论博取欢心并非难事，但庆亲王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非比寻常，与袁世凯为敌的人未必有致其死地的本事，一旦打蛇不死恐怕难以善后。

专案组尚未调查，基调就已定下，结果可想而知。

孙家鼐墨迹

5月17日，载沣、孙家鼐向慈禧太后递上一手炮制出来的调查结果。慈禧太后据此降下谕旨，称杨翠喜为王益孙所买，在家内服役，王竹林为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往来，并未有借金十万两之事。御史赵启霖不加详察，以无根据之词任意污蔑，即行革职以儆效尤。与奕劻不和的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也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赶往南方上任。奕劻被责令辞职，其子载振被迫辞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一切差事。

遭受岑春煊、赵启霖等人攻击，奕劻和袁世凯一派自然会全力反击。慈禧太后愤怒之下要将奕劻开除出军机处，向瞿鸿禨询问替代人选。瞿鸿禨建议按照旧例从近支宗室中选拔，举荐了载沣。在慈禧太后还没将此意传布的情形下，瞿鸿禨不慎将谈话内容外泄，被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披露。此事为袁世凯得知，遂收买恽毓鼎，指示其具折弹劾瞿鸿禨加以报复。

瞿鸿禨墨迹

慈禧太后因私人谈话外泄，大为恼怒，下诏谕将瞿鸿禨以“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的名义罢免，派孙家鼐和铁良查办。孙家鼐、铁良二人将瞿鸿禨的过错指为择交不善、防闲不密，建议开缺回籍，为其保留大臣颜面。慈禧太后怒气已消，没必要因此给世人留下朝廷苛待大臣的恶名，一句“知道了”便开缺了瞿鸿禨。

至此，晚清中枢的斗争以瞿鸿禨、岑春煊等人败北而告终，史称“丁未政潮”。

瞿鸿禨墓

空穴来风，不是无因。奕劻的为人，慈禧太后心中有数，不过是大难之后朝廷亟需稳定，方才选择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的处置手段。言官们把慈禧太后的心思琢磨得透彻，知道不是不处置庆亲王，而是时机和火候未到，只好等待新的时机。奕劻懂得慈禧太后的心思，知道对自己不满，惶恐之下赶紧上奏，称几个月来处置事务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假若再因循恋栈，必然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请求开去军机大臣的要差，专心办理部务。

慈禧太后也想借机改组军机处，敲打一下庆亲王，无奈孙家鼐等人竭力阻拦，称奕劻是外交能手，对外交涉少了王爷没法办。慈禧太后纵使不满，也只好无奈作罢，让奕劻继续留在军机处。

6月，慈禧太后为了牵制奕劻，命载沣奉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载沣成为此次党争的最大受益者。

以此为契机，载沣显得越来越亲贵，所受恩宠也越来越惊人。9月，载沣奉旨加恩在西苑门内骑马。12月，载沣著加恩赏，穿带膆貂褂。1908年2月，载沣著加恩在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补授军机大臣。

1．抱着小皇帝即位

1908年11月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和同治皇帝一样，光绪皇帝也没有子嗣，谁将成为皇位继承人，谁将在政治女强人慈禧太后之后成为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一时间风云骤起，扑朔迷离。慈禧太后最终的选择，也耐人寻味。

11月7日，慈禧太后为了防止辛酉政变的故事重演，把奕劻调离京师，令其验收东陵陵寝工程，将段祺瑞统领的第六镇从京师调往涞水，由铁良亲掌的第一镇接手北京城防。光绪皇帝病情恶化后，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世续、那桐、张之洞等，商议并拟定继承人，下懿旨授载沣为摄政王，其长子溥仪入宫，进上书房读书，由宫中教养。其后几天，载沣代为主持朝廷日常事务。

11月14日，光绪皇帝驾崩，慈禧太后命溥仪入承大统，承继同治帝为嗣，兼承光绪帝之祧，一肩挑起了同治、光绪两朝的统绪。随后下懿旨由摄政醇亲王监国，秉持太后训示施行军国政事。光绪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病危，于是降懿旨由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重大事情由隆裕太后颁布懿旨。几个小时后，慈禧太后在仪鸾殿乘鹤西去。

仓促之间，年轻的载沣接过大清帝国统治的担子。

载沣与溥仪画像

12月2日，载沣抱着年幼的溥仪在中和殿接受内廷和执事大臣的朝贺，后又奔赴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的朝贺，完成登基大典。在群臣朝贺时，年仅三岁的小皇帝溥仪坐在冷冰冰的龙椅上，听着嘈杂的礼宾声，面对一大群陌生而又冰冷的面孔和一板一眼的礼仪，心里满是恐慌和不安，吵着闹着要回去找母亲。

载沣千头万绪纠结在心，只能单膝跪在地上，扶着按着龙椅上的小皇帝，哄着说：“别哭，别哭，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

为何慈禧太后选择溥仪这样一个哭哭闹闹的三岁孩童来继承大清皇位？为何又要载沣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亲王来监国摄政，承担起统治大清万里江山的重任？这一切不得不从晚清时期皇室的子嗣单薄说起。

故宫鸟瞰图

从咸丰皇帝起，大清朝的君王便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子嗣单薄，乃至断绝。

咸丰皇帝登基时年仅二十岁，在他一生的统治中，大清帝国遭遇一系列挫折和坎坷。身为帝国主宰的他殚精竭虑，也没有找到解决内忧外患的方法，心情异常烦闷，最后只能纵情声色犬马。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生育能力不能和先祖比，一生仅仅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在出生当日不幸夭折。在三十一岁辞世时，咸丰皇帝仅仅给这个庞大的帝国留下一个儿子，即年仅五岁的皇子载淳。载淳在两宫太后扶持下即位，改元同治，年仅十八岁就去世，没有一丝血脉留下。在同治皇帝之后即位的光绪皇帝载湉，也没有给大清留下一个子嗣。

按照当时惯例，皇帝无子嗣时，应从皇族近支中挑选承嗣之人。皇族近支中存在奕、载、溥、毓、恒、启等辈分，都是圣祖康熙皇帝的血脉。而近支诸辈中奕字辈带言字旁的，载字辈带水字旁的，溥字辈带单人旁的，毓字辈带山字旁的，都是近支中的最近支。

在近支血脉中，首先考虑的自然是道光皇帝的血裔。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中，寿命超过二十岁的仅有皇长子隐志郡王奕纬，皇四子奕詝即咸丰帝，过继给惇恪亲王的皇五子奕誴，皇六子恭忠亲王奕訢，皇七子醇贤亲王奕譞，皇八子钟端郡王奕詥，皇九子孚敬郡王奕譓。

皇长子奕纬因为骄横欺师，被道光皇帝一怒之下踢中下体，不久去世，并无子嗣留下。皇四子奕詝即咸丰皇帝。皇五子奕誴，人称小五爷，过继出去了，但他的子嗣仍然是显贵人物，其长子为载濂，次子为载漪，三子为载澜，四子为载瀛，五子为载津。皇六子恭忠亲王奕訢共有四子，长子为载澂，次子为载滢，三子为载浚，四子为载潢，其中载澂于1885年去世，载浚、载潢也早早地去世。皇七子醇贤亲王奕譞共有七子三女，长子载瀚两岁而夭，次子载湉在同治帝之后即位为光绪帝，三子出生当日夭折，四子载洸五岁而卒，五子载沣、六子载洵、七子载涛在世。1868年，皇八子奕詥因病去世，也没有子嗣。1877年，皇九子奕譓去世，没有留下子嗣。

这样有资格承继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子嗣的宗室子弟，就只能从道光皇帝的皇五子惇勤亲王奕誴系、皇六子恭忠亲王奕訢系、皇七子醇贤亲王奕譞系中选择。

由于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载字辈，按照同治十三年和光绪十五年两份上谕，继承人应从次一辈即溥字辈中挑选。

惇勤亲王奕誴系的溥字辈有载濂的长子溥偁、次子溥修，分别为三十三岁、十二岁。载漪的长子溥僎、次子溥儁分别为三十三岁、二十三岁，载澜的长子溥倬、五子溥信分别为二十六岁、八岁，载瀛的长子溥伒、五子溥僴分别为十五岁，七岁。恭忠亲王奕訢系有载澂的嗣子、载滢的长子溥伟二十八岁，载滢的次子溥儒十二岁。醇贤亲王系中，五子载沣的长子溥仪、次子溥杰分别为两岁、一岁，六子载洵的长子溥侊四岁，七子载涛的儿子溥佳才刚出生不久。

载濂、载漪和载澜由于卷入1900年的排外风潮被指为罪魁祸首，其后人不宜作为候选人。按照每系择嫡长的原则，能够入选的便只有惇勤亲王系的溥伒、恭忠亲王系的溥伟和醇亲王系的溥仪。实际上考虑到惇勤亲王系属于出继，刚刚在庚子国难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以溥伒为继承人会引来各国的责难，造成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如此一来便只有溥伟和溥仪符合标准了。

继承人与同治、光绪二帝的血缘关系，也是不得不审慎考虑的。溥伟、溥仪与同治帝血缘关系相同，都比较近。但是溥仪与光绪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其父载沣与光绪皇帝载湉是同胞兄弟，溥伟的父亲载滢与光绪皇帝仅是从兄弟。再加上隆裕皇后才40岁，同溥仪有足够的年龄差距，过继后容易培养感情，故而年幼的溥仪是上选。

溥仪之所以能够被立为皇储，载沣之所以能够成为摄政王，还和当时朝廷内外的局势、各派势力有极大的关系。随着光绪年岁渐长，帝后之间在官吏任免权、大政决策权等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便逐渐扩大，直至戊戌变法帝后两党撕破脸皮，几乎酿成母子反目相屠的悲剧。此后帝后关系日渐冷淡，慈禧太后屡有废除光绪皇帝另立新君的想法，并一度立溥儁为大阿哥，由其即位，改元保庆，最终酿成大祸，《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不得不调整帝后关系。光绪皇帝人身自由有所恢复，能够适度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但帝后关系在群臣眼中仍然紧张。

溥伟像

光绪皇帝的同胞兄弟载沣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便作为致歉专使出使德国，回国后被安排与后党铁杆人物荣禄的掌上明珠结合。完婚以后，载沣在若干职位上历练，然后迅速进入军机处，成为大清中枢决策层重要一员。在光绪皇帝病危和慈禧太后弥留之际，选择与二者都有莫大关系的载沣作为帝国实际的继承者，让其幼子溥仪充当下一任皇帝，无疑是在两宫身后弥合裂痕以避免政局动荡的有益尝试。

溥伟墨迹

溥伟是恭忠亲王奕訢的嫡孙，政治能力突出的奕訢一直被慈禧太后猜忌。1869年，奕訢在诛杀安德海一事上站错队，使得这种猜忌日渐加深。慈禧太后逐渐从皇室宗亲中选择亲贵予以牵制，奕譞的上台和奕劻的蹿升无不与之有关。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奕訢在朝中更加孤立，锐气尽消，遇事不再积极地采取对策。因为中法战争的失利，奕訢被慈禧太后以“委靡因循”免去职务，而他自上台以来营造的一套人马——宝鋆、李鸿藻、景廉等也被边缘化。甲午中日战争为奕訢的重新崛起提供机会，但是饱尝了政治斗争残酷的奕訢无意再展宏图，直至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

作为恭忠亲王孙子的溥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即便奕訢去世，慈禧太后也不希望这个政治强人的后裔对帝国产生太大影响，更不用说让溥伟继承皇位。故而奕劻力图立长，由溥伟继承皇位，以应付乱世政局，只会让慈禧更加警惕和反感。而奕訢精心营造的班子早已被慈禧太后肃清，朝中的臣僚此时更不可能贸然为溥伟说项，以免惹起老佛爷的无明业火。

世人对慈禧太后选择年幼的娃娃溥仪作为帝国新君，而非立年长的溥伟作为继承人，颇多微词，以致滥语流言充斥其间。要么说慈禧太后权力欲过大，七老八十了也不想放权，临死也要找个小孩子，挑个听话的乖宝宝。要么说这个老女人玩垂帘听政玩久了，真是不经意间上了瘾，都这把岁数了还乐此不疲。或者说慈禧太后眼拙，竟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大清朝没有几年就被折腾地亡国。如果当时让溥伟而非溥仪即位，结果铁定不一样。

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充斥着多少市井想象，掩盖了多少历史真相。愤懑、讥诮、嘲笑、侮弄不过是一时的情绪，终归不是真相。似是而非的传说无论如何诱人，却只能流传于街头巷尾作为一时的谈资，终究上不得台面算不得数。

暂时搁置载沣父子与帝后之间的渊源，不谈醇亲王一脉在继任大统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看一看后世贬抑无尽的载沣在当时的风评，便会知晓部分真相。

皇族近支亲贵中，像载沣这样有政治眼光、知进退荣辱、谦虚谨慎、好学上进、人脉深厚的可谓少之又少。载沣人品端正，忠厚正直，不爱财不爱色，也不爱唱戏遛鸟，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作为第一位出使外国的亲王，载沣以开明著称，难怪慈禧太后这个女强人会做出如此安排！无论是八旗营务的历练，还是军机任上的栽培，都是慈禧太后的深远谋划。

遗憾的是时局的恶化、人心的浮躁、甚至仅仅是不可强求的寿命，都使整个历史的车轮不可能按照这位政治巨人的安排稳步向前。载沣接受慈禧太后的安排，抱上自家的娃娃掌管帝国大小事务，统帅举国上下臣公，按照预定计划推行宪政改革，极力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势，无疑是在和整个世界角力，和天命抗争。这个谦谨为怀、肩负厚望的亲王，殚精竭虑勉力为之，却不得不感叹时局艰难，回天乏术。

2．驱逐袁世凯

慈禧太后去世后，皇权的威严有所下降。如何巩固衰微中的皇权、防止权力下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载沣看来，奕劻和袁世凯对政治权威和大清君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众多图谋在新朝跻身高位的宗室亲贵，如善耆、载泽等也视久在中枢、位高权重的庆亲王奕劻为眼中钉，莫不欲拔之而后已；把历任疆臣、权柄煊赫的汉臣袁世凯看作肉中刺，无不欲除之而后快。

奕劻像

奕劻为人贪鄙，但因其在中枢历练几十年，又被加恩为世袭罔替的庆亲王，在宗室中威望颇高，在朝臣中的分量奇重，不是小字辈亲贵能轻易动得了的。袁世凯毕竟是个汉臣，在年轻亲贵看来不过是满人奕劻像的奴仆，较之奕劻轻微得多。康梁一党为政争需要捏造故事，称袁世凯当年背弃光绪皇帝致使其被囚禁瀛台，多年郁郁寡欢后英年早逝，也让袁世凯的形象极为不堪。

新朝亲贵和同情光绪皇帝的一众臣僚非常嫉恨袁世凯，把驱袁作为当时第一要紧的事情。一场意在清除奕劻、袁世凯，巩固监国摄政王地位，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斗争悄然展开。

率先发难的是御史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等。赵启霖曾经因弹劾段芝贵献妓女杨翠喜给载振，得罪奕劻和袁世凯，被慈禧太后革职，后来得到社会声援而获复职。三位御史纷纷上奏折，参劾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也因为一系列政策纷争，给他人造成可乘之机。

赵启霖墨迹

赵炳麟像

江春霖像

袁世凯自上任外务部尚书后，着意交好欧美，抵制日俄两国对中国东北地区利权的侵占。这些巩固国家权益的举措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袁世凯筹划这些举措时，既很少与朝中其他军机大臣商议，又不向朝廷请示，这就难免触了载沣的逆鳞。12月10日，袁世凯将中美互派大使问题提交朝廷讨论，在政府内部引发激烈冲突。加上袁世凯错判美国对日外交态度，与美德两国达成中美德同盟的倡议破产，引发朝臣的抨击和日俄两国驻华公使的责难，陷入政治困境，一时间进退维谷。

袁世凯像

袁世凯墨迹

1909年1月1日，袁世凯又因财政清理问题，触怒时任度支部尚书的满族亲贵载泽。在财政清理问题上，袁世凯反对载泽集中财政权于度支部的主张，并联合军机大臣世续以会议政务处名义，绕过载泽向载沣提出建议，主张给予各省督抚必要的财政权。袁世凯的主张和行为不仅引发亲贵们的不满，也加剧了载沣的厌恶。

1月2日，御史赵炳麟、给事中陈田上奏折弹劾袁世凯，称其“机械变诈，善构骨肉”，“包藏祸心，罔知大义”，“揽权独工，冒进无等”，“久握军符，恃兵而骄”，“入议官制，气凌朝贵，动摇枢臣，颇有唐时藩镇朱温入朝之风”，政治攻击不留余地。

世续书札

载沣从御史的奏折中找到借口，决定利用有利时机除掉袁世凯。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动袁世凯，除了要有杀伐决断的魄力，还得要有过关斩将的本领。载沣刚刚拟好除袁上谕，称其“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准备夺去袁世凯的官职头衔，将其看管起来以便处置，便不得不面对朝廷重臣和外国驻华公使的反对。

久在中枢、领衔军机首席的奕劻，老成持重的世续，位高望隆的张之洞等朝廷重臣都不赞成除掉袁世凯。世续一面劝阻载沣，一面通风报信，使袁世凯闻风逃至天津盐商何颐臣住处。张之洞声称两宫大行，必须维持一个安定局面，袁世凯长期统领军队，朝臣中党羽众多，新朝需要稳定才能应付艰难时局，不应再诛戮大臣增添是非。况且袁世凯在1906年即已辞去所兼各差，将第一、三、五、六镇新军交给陆军部。1907年，袁世凯又被明升暗降调离北洋军，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可以说袁世凯大权已去，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只要不逼迫过甚就不会挑头反对。

张之洞墨迹

袁世凯逃到天津后，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亲自出面为袁世凯说情，并向袁世凯作出保证其生命安全的承诺。同时袁世凯具折上奏，以“足疾”为由不再参与军机处和外务部事务。驻扎保定的北洋将领段祺瑞，鼓动南苑兵丁闹事，准备以平定“南苑兵变”为名进京，虽然事件很快被平息，却震慑了朝廷。

面对朝廷内外的反对和北洋新军的威胁，载沣犹疑不决，最终不得不借着袁世凯的“足疾”找台阶下。同日，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上谕，称袁世凯患有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大臣的至意。袁世凯就这样安全脱险，没有被触动根本利益，只是暂时远离中枢罢了。

袁世凯垂钓图

袁世凯的去职，很难说是除袁派和保袁派哪方的胜利，只能视为双方为保持时局稳定而做的妥协。除袁派达到把袁世凯从中枢排除出去的目的，保袁派也实现保住袁世凯性命的初衷，双方的较量自然而然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对载沣来说，除了加强监视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伺机而动的袁世凯，便是逐渐剪除他在朝中的党羽，收拢分散的权力。

时任邮传部尚书的陈璧和北洋系关系密切，第一个遭受抨击。御史谢远涵上奏折弹劾陈璧，称其虚糜国帑并且徇私纳贿。载沣大怒，召开军机大臣会议，意图先将陈璧革职，再严厉惩处，遭到几位军机大陈璧像臣的劝阻，不得不同意先行查办。1月14日，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上谕，称有人具奏陈璧虚糜国帑，著派大学士孙家鼐、那桐秉公查办，据实具奏，不得隐晦。

陈壁像

陈璧知道载沣不满自己办理陵工不利、大肆卖缺卖差，再加上与袁世凯关系亲近，一旦查实落下证据，后果不堪想象。于是伙同若干属员篡改往来账目以消除痕迹，孙家鼐、那桐等前去检查邮传部，找不到多少证据，只得以铁路局局务人员薪水过高的理由坐实“虚糜国帑”。

2月6日，载沣只得据孙家鼐、那桐所奏，将陈璧交部议查处，两日后将其革职。陈璧去职后，唐绍仪、严修、杨士琦、蔡乃煌、冯汝骙、朱家宝等袁世凯党羽也遭受排挤。

3月24日，御史江春霖再次上奏折弹劾唐绍仪等，称最近坊间风闻唐绍仪与开缺的袁世凯密电很多，学部侍郎严修公开上奏希望朝廷收回袁世凯开缺的决定，这些都是袁党的政治动作。另外，很多政治谣言都由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及苏松太道蔡乃煌编造，江西巡抚冯汝骙、安徽巡抚朱家宝也在酝酿重新启用袁世凯。江春霖主张借京察之机，将诸多袁世凯党羽罢免。当天，载沣即以政绩考核中等为由，谕令民部右侍郎赵秉钧解职，并在7月9日解除唐绍仪的官职，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也在9月1日被革除官职。

一时间风声鹤唳，朝廷上下诸多袁党都惊慌不安，不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头上。面对政治倾轧，许多人纷纷设法自保，不甘心束手待毙。

杨士骧像

时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表面上迅速地划清界限，拒绝会见袁世凯以撇清关系，同时贿赂张翼，求他在醇亲王府上下疏通求情。为了迎合大权在握的载沣，杨士骧率先在直隶清理财政，上奏折大谈剔除中饱私囊的官吏，节省用度体恤民间疾苦，很是识时务。载沣将杨士骧作为典型，一面批示所奏均符合朝廷轸念民艰的本意，不愧为封疆大吏的领袖，一面在召见时大加褒奖，称他办事切实，以后应当更加勤奋，尤其加强实施宪政以继续做各省的楷模。杨士骧不久因病去世，被追赠太子少保衔。

徐世昌在东三省总督任上与同僚合影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密友和死党，更为不安，只得以身体抱恙为由请求开缺。载沣本来想借机把徐世昌拿下，但又不是很有把握。在军机大臣世续、鹿传霖的劝说下，徐世昌墨迹载沣暂时以东三省事情紧要为由回绝了徐世昌的请求，让其继续留在东三省总督的位子上。徐世昌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仍感觉不安，于是再次上折请求内调，把自己放在载沣的眼皮底下，以示自己心中别无二主。恰好陈璧被载沣革职，邮传部尚书的位子空了出来，徐世昌得以因祸得福，进入邮传部。载沣非常满意徐世昌的顺服乖巧，先给了他邮传部尚书的位子，后又加了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更让他进入军机处，可谓是荣宠有加，大有视为心腹的架势。

徐世昌墨迹

打了小老虎，下一步自然而然地是扳倒大老虎，这个大老虎就是一直以来被视为袁世凯后台的奕劻，然而事情却不那么简单。

御史江春霖等人推倒一众袁党后，火力大开，将炮口对准位高权重的奕劻。江春霖向载沣上密折称袁世凯虽去，奕劻继续留在中央，为祸还很大。御史赵炳麟也不甘人后，上奏折称袁世凯虽然被罢免，但是他的党众内有奕劻作为照应，外有直隶总督杨士骧接济财源，万一朝廷偶有疏虞，将被他们乘机要挟。主张将杨士骧从直隶总督上调离，断绝袁世凯的经济来源。载沣召见赵炳麟时，赵炳麟建议宣布光绪皇帝诛杀袁世凯的手诏，明正其罪行，罢黜袁世凯以靖内奸，并且任命张之洞为独相，以排除压制汉人的嫌疑，启用岑春煊掌管禁卫军，同时任用康梁等立宪党人为皇帝老师及摄政王顾问，实行立宪，收拢天下人心。载沣对赵炳麟的建议有所顾虑，未加采纳。张之洞明确反对罢免奕劻，认为奕劻为人持重，应该加以信任，以安抚宗室。于是载沣只能作罢，另待时机。

至此，一场以御史弹劾袁世凯开始，意在清除庆袁势力的政治斗争，终以袁世凯养疴离职，党羽暂时离散，奕劻不动如山告结。

奕劻着朝服像

为什么奕劻能在数次政争中岿然不动，而载沣意图排除的图谋只能草草收尾？其实看一看当时的时局就明白了。

奕劻作为宗室亲王，久在中枢，位高权重，一定程度被视为清宗室的象征，一旦对其采取措施，难免宗室震动权臣不安。奕劻在中央历练多年，而且是军机大臣领班，外交事务参与颇多，外国人对其有相当地好感。奕劻虽为人贪鄙，品行不足挂齿，但是行政能力在宗室中无人能够望其项背。而且经过多年的政治经营，党徒甚多，树大根深，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连根拔起，即使是慈禧太后在晚年有惩戒他的想法，也因为顾忌太多而放弃。清朝宗室中多有不能在朝中谋得要职的亲贵，不时进言隆裕太后，意图仿效同治光绪两朝旧事，重新垂帘听政，抗衡乃至剥夺摄政王权柄。载沣不得不两害取其轻，继续任用奕劻以抵制其他跃跃欲试的亲贵和虎视眈眈的隆裕太后。

袁世凯在官场经营甚久，更亲手编练了大清朝军力最强的北洋六镇，党羽遍及军政商学各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等对其非常欣赏。袁世凯与张之洞被视为汉臣在朝廷的领袖人物，杀袁世凯就有对汉臣赶尽杀绝的嫌疑，汉族士绅很容易与皇室离心离德，这就使宽厚有余魄力不足的载沣不得不投鼠忌器。

内有奕劻的阻挠，外有北洋六镇近在卧榻之侧的威胁和英美公使的警告，载沣纵有想法也只能徒唤奈何，坐视袁世凯优哉游哉。这种无奈的妥协不可避免地为摄政王今后巩固皇权，掌控军队，推行立宪政治，消弭不安定因素，埋下诸多隐患。

3．亲贵当道

一朝天子，一朝臣。年轻的摄政王登上历史舞台，自然也要打造一套自己的执政班子。在载沣的执政班子中，最为亲信和重用的莫过于胞弟载洵、载涛。

载洵、载涛与载沣为一母所生。载洵于1889年晋位辅国公，1890年晋位为镇国公，1902年封为贝勒，常被称之为“洵贝勒”。载涛于1890年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后晋升为辅国公，1902年袭封贝勒，常被称之为“涛贝勒”。与同时期只会遛鸟唱戏的皇室子弟相比，载洵、载涛勉强也算得上是人才，毕竟两人曾学于贵胄学堂。

载涛和载洵合影，左为载涛，右为载洵

载沣当上监国摄政王，对兄弟二人照顾有加。先委任载涛稽察守卫宫禁的要职，其后又任命其为训练禁卫军大臣。载洵也被派去负责承修崇陵工程的差事，兄弟二人成为亲贵中最为显赫的“太子党”。

载洵和载涛两人有几斤几两，能否胜任差事，载沣心里一清二楚。可大权刚刚抓在手中，亟需巩固。一时间没有信得过的干才，任人唯亲总是难免。

但两兄弟多少有些过分，拼命急抓权力的架势实在有些不雅。王公重臣中的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兵部尚书铁良原本负责筹建海军，善耆更是重建海军的发起人，为海军的重建奔波数月，辛苦不已，没想到刚有头绪，就被踢出局。载洵以老醇亲王曾经管理海军，自己也要管海军为由向载沣要到了这个海军的肥差，这种人事安排不能令百官臣僚心服，也让善耆生气。至于安排和载洵一起负责海军筹办事务的提督萨镇冰，也受了不少的窝囊气。

载洵才能平庸，操守较奕劻犹有不及，令满汉群臣侧目不已。载洵曾经被打发出去考察，从西伯利亚归国路经长春，竟然向东三省总督锡良索贿十万两，遭到断然拒绝。后来在奉天巡抚程德全的调解下，载洵才遂了一点心愿，于是认为程德全是个人物。奉天巡抚裁撤后，在载洵的运作下，程德全得以转任江苏巡抚，捞了个肥缺。更有甚者，载洵竟然向盛宣怀致函，请求借钱若干，帮助修建需费十余万两的西式小楼一座，名为借贷其实就是露骨的索贿。

看来，醇亲王府的载洵先不论自个儿有几两墨水，生财的本事可真是大不简单，他“荐才”的水准和依据，也委实令人侧目。

载洵出访外国

载涛着军装照

至于载涛，风评较载洵好一些。出洋考察时，载涛禁止随从接受馈赠。校阅陆军时，载涛常予以优渥赏赐，对待士卒也礼貌有加，甚至因为守门人接受江北提督雷震春的千金贿赂，将其辞退。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很大程度都是门面功夫，他一样既爱财又爱马，还屡屡为钱财替人说情，同载洵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

载沣重用两位亲弟弟的行为遭到御史的大力抨击。江春霖上奏折称，最近朝野风闻两位王弟的事情颇多，这对监国摄政的权威有所损害。两位王爷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有着非同一般的尊贵，需要自珍自爱自重，现在很多人都攀附两位王爷以求政治速进，这对国家社稷很不利。家国一体，如果国家有难，王室之家也不能幸免，请监国摄政王一定严格约束两位至亲，有错则敦促改之，无则加勉。这份上奏可谓苦口婆心，可是载沣、载洵和载涛三兄弟难以听进这些忠言。

载洵、载涛之外，载沣最为信任和重用的亲贵是载泽。载泽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恪郡王允禑的五世孙，因嘉庆皇帝第五子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没有后嗣，于1877年4月过继为嗣子，袭封奉恩辅国公，1894年晋封镇国公。载泽出身于远支宗室，因其自幼聪颖得到奕譞钟爱，被破格恩准在上书房陪光绪皇帝读书，常居醇亲王府，与载泽、载涛和载洵有着亲同兄弟一样的感情。五大臣出洋考察中，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尹李盛铎三人自京师出发至上海，经日本过美国赴欧洲，重点考察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宪政。1906年，载泽等人回国以后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极力推崇日本宪政，奏请仿日德例施行君主立宪。

载泽在英国考察宪政，中坐者为载泽

载泽像

1907年，载泽受命出任度支部尚书，1908年加贝子衔，1909年出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1910年出任纂拟宪法大臣。1911年，载泽出任皇族内阁度支部大臣，堪称大清帝国的财神爷。因为妻子是隆裕太后的妹妹，载泽有隆裕太后遥为呼应，一时间权柄赫赫，惹人注目。载沣主持政事，屡屡惹隆裕太后不满，载泽每每从中调停。载泽对奕劻和袁世凯极为反感，多次直言大清国早晚会被“老庆”给败光，劝说载沣将两人排除出中枢，杀掉袁世凯以绝后患。

另一个很受重用的皇室亲贵毓朗，生于1864年，是乾隆帝长子定安亲王爱新觉罗·永璜的后裔，为定慎郡王爱新觉罗·溥煦之子，从辈分上讲算载沣的孙子辈。毓朗很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宠信，1886年受封三等镇国将军，1902年8月得授鸿胪寺少卿，1905年5月得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0月得授巡警部左侍郎，1908年1月袭封贝勒。

毓朗像

毓朗不仅与载沣为同学，还是大清帝国皇室中第一个出洋留学的亲贵。1908年12月，毓朗受命任稽察守卫禁宫大臣，负责紫禁城的安全，接着又被任命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负责训练一支完全忠于皇族的军队。1909年1月4日，毓朗补授步军统领，权力和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1909年4月，毓朗出任贵胄法政学堂总理，负责亲贵子弟的教育，为皇室培养自己的法政人才。6月，毓朗受命担任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参与大清帝国陆军参谋部的组建工作。1910年8月，毓朗进入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

在组建和巩固新政权上，毓朗对载沣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载洵和载涛屡屡畅言维新，实际上很多事务都依赖毓朗主持。这位政坛明星表面上不显山露水，一贯谨谨慎慎，但城府极深。背靠载沣三兄弟的大山，混得委实不赖。

溥伦在圣路易斯

世界博览会隐志郡王奕纬的嗣孙、载治贝子的第四子溥伦，在宣统朝也混得风生水起。溥伦生于1874年11月10日，1881年袭封贝子，1894年加贝勒衔。1904年3月4日，溥伦率领大清帝国代表团赴美国圣路易斯参加世界博览会，主持一切与会事务。在世博会上，溥伦以个人的国内居所为原型建成中国村，向西方民众展示东方建筑艺术，推销传统优势产品瓷器、茶叶、丝绸、地毯等。借着世博会的东风，溥伦将中国传统文化、商品和现代产品推向世界，不仅使中国方面获得了一百多个大小奖项，更大大推进了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关系。

溥伦与家人合影

赴美期间，溥伦前往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游历，一方面考察美国宪政，一方面加强与在美华侨的联系，向外界传达大清帝国的友好外交政策，以及发奋自强努力改变积弱局面的决心。回国以后，溥伦向慈禧太后介绍圣路易斯世博会的详细情形，上陈在美国参观考察的感受，这些都推动了帝国上层积极实施宪政，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奠定了基础。1907年，在筹备资政院时，溥伦受命同孙家鼐共同担任资政院总裁。宣统皇帝继位，载沣对溥伦大为推重。1911年，奕劻受命组阁，溥伦出任农工商大臣。

除载洵、载涛、毓朗、溥伦等人，大清帝国皇室的一些成员也是载沣不得不任用、不得不接受的，如奕劻。载沣明知奕劻贪婪腐败，卖官鬻爵，勾结袁世凯，却不得不接受他在中枢的存在和统合全局的能力，甚至还要用来牵制皇宫中的隆裕太后，避免后宫对前朝的干涉。在组织大清帝国第一届内阁时，载沣还是请奕劻出面担任内阁总理。

奕劻之外，隆裕太后、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嫡福晋瓜尔佳氏也时而影响着载沣的政治道路。

隆裕太后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都统桂祥的女儿，也是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安排的皇后。两宫在世的时候，隆裕本人的地位全靠慈禧太后维持。后来两宫去世，侄子溥仪被过继过来做皇帝，隆裕太后成为嫡母。在慈禧太后的政治安排中，隆裕太后拥有国家要事的参与权和最终的决策权。

隆裕太后没有慈禧太后驾驭时局的能力，对大臣的影响力也稀松平常，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叶赫那拉氏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直隶总督端方遭到御史李国杰弹劾，载沣本来想重拿轻放，但是在一帮子唯恐天下不乱的亲贵怂恿下，隆裕太后出面要求罢免端方。朝中不乏随风倒的墙头草，也随声附和，载沣再无奈也只能听从。尝到甜头的隆裕太后心热起来，不久又再次出手。

1910年，载沣任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隆裕太后得知后，要求将两人从军机大臣位置上撤掉。一份刚刚发表的重要人事任命没过几天便要取消，未免太儿戏。碍于朝廷的颜面，载沣婉言告知隆裕太后不能这么干，如果要撤换两人，需要过段时间再说，别让内外看笑话。

晚清大臣合影，从左至右为赵秉钧、徐世昌、毓朗

隆裕太后看到载沣言语温和，以为事情会像上次那样以自己的胜利告终，坚持让两人立即从军机大臣位置上滚开。泥人也有三分脾气，更何况堂堂监国摄政王，载沣拿出慈禧太后的懿旨，明白地告诉隆裕太后政治不可以这么搞，像人事任命这种具体行政事务，今后还是不要插手，免得大家难堪。隆裕太后兴致勃勃，却在载沣这里吃了个钉子，虽然颇多抵触，但也知道自己做的有些过了，暂时收敛一些。

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原本性格和善，后来由于慈禧太后一再的粗暴对待，精神变得脆弱，甚至一度失常。对这样一位母亲，载沣处处小心侍奉，尽量不使其生气。这点落在有心人的眼里，夤缘之徒知晓后便千方百计疏通刘佳氏，谋取个人前程。报纸上风闻盛宣怀谋求擢升尚书一职，便是买通了醇亲王府管家向太福晋刘佳氏疏通。载沣对此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何况走得还是自家老母的路子，只能装作没看见。

至于载沣的嫡福晋、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曾被慈禧太后收为义女，生性要强，更是小皇帝溥仪的生母，不仅在醇亲王府内大权独揽，甚至还能有效地影响载沣的政治决策。虽然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母以子贵，一步登天，但并不妨碍他利用儿子和丈夫的地位，谋求一点私利。

溥仪和生母瓜尔佳氏

坊间风闻载沣的嫡福晋交通内外，卖官鬻爵，大有与奕劻一较高下的态势。瓜尔佳氏对载沣无半点温柔恭顺，多次强硬地干预政治。无怪乎盛宣怀在私人信笺中，称摄政王貌似精明，实际上大权却操在两个弟弟手中，而嫡福晋瓜尔佳氏是权力的总机关。虽说女人不败家，挣钱给谁花，但一个执掌国家权柄的监国摄政王摊上这样一个利欲熏心、不知进退的女人，无疑是个大大的灾难。

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以皇帝生父的尊贵身份执掌大清帝国宣统朝的权柄，在执政用人上根据个人对王公群僚的认知进行人事安排，有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的嫌疑。加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辞世，皇室一时间少了镇得住的权威人物，一下子就涌出了许多派系，每个派系又都见缝插针拼命扩张权力，一时间弄得堂堂的大清帝国乌烟瘴气。

满洲亲贵群体，左起为荫昌、载振、载洵、铁良、载涛、载润等

汉族官僚目睹大量的满族亲贵占据要职，一个个有分量的汉官被排挤出重要位置，心中自是多了许多不满和不安，对宣统朝政日渐失望。八旗中那些有才干，靠历练一步步上来的官僚，如端方等人眼看着一帮子亲贵凭借着血统、出身和裙带关系抢夺劳动果实，占据核心岗位，心里充满怨气。

科举制度废除后，大清帝国赖以维系的官僚士绅阶层一时间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对朝廷充满怨愤。西学培育的人才少之又少，加之制度改革缓慢，难以迅速就位施展才学。既然现有的体制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打破体制寻找出路便成了怨愤群体的不二选择。

载沣虽有巩固皇室权力的心，却绝无做独夫民贼的意，更没有为一帮子亲贵顶戴花翎牺牲国家前程的打算。但时局弄人，控制乏力，宣统朝还是涌现满进汉退、亲贵用事的局面，载沣难以撇清责任。

大清帝国换个善良温厚、开明进步的领导人，便能重整旗鼓，振衰起敝，这不过是痴人迷梦。

4．收归兵权

现实政治中，军队是政权的基础，军权是政权的基石。统一军事权力，加强军事力量是保障统治权的关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两度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对军权的认识极为深刻。作为延续着女真人血脉的满洲人建立的东方大帝国——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年轻的监国摄政王对此毫不怀疑。

尚未触摸到最高权力，载沣便在老辣的慈禧太后安排下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历练，担任阅兵大臣，考察德国军事，管理与京师安全有莫大关系的健锐营事务，跻身军机处参与军国大计。这些历练不仅仅在载沣的政治履历上添了重重的一笔，也培养了他对军事问题的敏感。

载涛出使外国考察军事留影

创建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必须培养相应的军事人才；而培养军事人才，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建立新式军事院校。载沣从德国回来后，便极力向慈禧太后建议创办军事院校以培养军事人才，特别是培养皇族军事人才。

1905年1月28日，大清出使墨西哥大臣梁诚上奏折建议建立陆军学堂、省学堂，并让王公子弟进入陆军学堂接受现代军事教育，从此揭开了王公子弟接受现代军事教育的序幕。练兵处、兵部就梁成的建议作出覆议，认为应仿效日本，建立专门的军事学堂负责王公子弟的军事教育。

10月，练兵处、兵部就该问题再次覆议，并上奏折陈述贵胄学堂章程。慈禧太后立即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上谕，称习戎振武确实是强国之基，在当今军事变革的时期，尤其应该整军经武，建立贵胄学堂以培养王公子弟军事人才。此后，兵部、练兵处不断完善陆军贵胄学堂的各项制度，从保定陆军武备学堂拣选精英充任教员。

为让整日架笼遛鸟的八旗贵胄重视军事教育，军部和练兵处更是将军事教育与王公子弟今后的前程挂钩。身为醇亲王的载沣以身作则，成为陆军贵胄学院的第一批学员，也是整个学员队伍中最为显赫的存在。如此一来，众多载字辈、溥字辈、毓字辈的亲王、郡王、贝勒、国公只得纷纷入学堂接受军事教育。

贵胄学堂毕业生合影

溥仪登基后，载沣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保证政权的稳定。为了把统治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首先应完成对驻扎在京师附近军队的完全控制。自从洪秀全酿出太平天国变乱，整个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便流转在若干督抚大臣手中，京师的拱卫也长期由直隶总督负责。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仅仅使用西式武器、过多承袭旧式战术思想的湘淮军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清末新政中，全面西化的新军迅速编练起来，但是权力仍然掌握在督抚大臣，尤其是汉族权臣手中。久握权柄的慈禧太后，这个拥有高超政治手腕的女强人，还未来得及为接班人清除所有的隐患便溘然长逝，给载沣留下一个大大的难题。尤其是由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六镇，就驻在畿辅，此情此景岂是一个卧榻之侧任由他人酣眠所能形容！

所以从监国摄政之初，载沣便立意要将分散的军事权力收归中央，并以德国为榜样，预计建立一支制度规范、规模庞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事力量。

1908年4月，监察御史赵炳麟上奏折就畿辅安全问题陈述意见，说到了还是军机大臣的载沣心坎里。赵炳麟称光绪二十七年以后，端午门内外多驻练兵，今年驻此营，明年易彼营，制度未定挑选无常，由封疆大臣统领并不是谨慎固本的方法。故而建议仿照日本近卫师团制度，建立禁卫军，挑选王公或者与皇室血缘较为亲近的支系中选人担任都督，由君主直辖。并提议厘定编制，实行征兵制，采纳西法编练，打造一支信得过的精锐部队。

12月，两宫去世，赵炳麟等人就此项事宜再上奏折。载沣此时对宫廷禁卫颇多不满，随即让陆军部、政务处讨论。陆军部认为设立禁卫军与现有体制不合，不能因为此问题动摇现有体制。奕劻更是声称此事关系到体制，根本无讨论的价值。民政部和陆军部唱反调，称既然牵涉到军国政事，摄政王就有权代表皇帝统帅全国海陆军，就有权建立禁卫军。这么做也符合君主立宪的政体，当然要大大地支持。

于是载沣便以此为由，下令设立禁卫军，由自己统辖，任命亲贵贝勒载涛、毓朗和陆军部尚书铁良为禁卫军大臣，从八旗中选精壮成军，配备先进军械，予以严格训练，将京师的安全牢牢控制在手中。

大清国的军事问题，并非单单建立禁卫军就可以了事。对载沣来说，拱卫京师的军队要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整个大清军权也要集中在中央，由可靠的机构和信得过的人掌握。

大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

1908年10月10日，暂时署理江北提督的徐绍桢上奏折，请求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军谘府。徐绍桢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东西方各国，均将军政事务与统帅权分离，由陆军大臣掌理军政，由君主掌握陆海军统帅权，以参谋本部切实负责。按照宪法条文，士兵的征集、军费的筹募按照法律和预算办理，而作战规划和国防计划等单独处理。实行宪政后，现在的陆军部大臣将成为国务大臣对国会负责，如此一来不仅会因为军事问题受制于国会，而且由于权责不明，容易引发混乱，造成冲突。故而应将与参谋本部权责相类似的军谘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比照日本的明治维新，由皇帝亲任大元帅，以振奋国民精神。

徐绍桢的奏折在10月21日被慈禧太后交到会议政务处讨论。1909年1月20日，政务处回复称军权必须统于朝廷大权之下，陆军部奏定军谘处章程应该暂归陆军部办理，所以暂时命名为军谘处，并声明为设立军谘府准备，规模大备后是否改为军谘府，则由陆军部奏明办理。载沣对此自是支持，乐见其成。

1909年4月7日，陆军部拟定了陆军改革发展的八年规划，计划在第二年制定军谘府的官职，第三年进行筹备，第四年建立军谘府。载沣当即作出回复，认可陆军部的计划。

但是言犹未远，仅仅三个月后，载沣便在良弼等人建议下，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代理海陆军大元帅，设立军谘府。担任陆军部管部大臣的奕劻对此非常不满，上奏折请求去职，载沣乐得顺水推舟，著准开去奕劻管理陆军部的职务，并不再设立陆军部管部大臣，意图将军事权力收归军谘府。

载沣依靠军谘府集中军权的行为，引起时任陆军部尚书铁良的不满。铁良在军谘府设立之初就不赞成这种做法，但碍于既成事实，只得要求明确陆军部、军谘府权限。担任军谘大臣的载涛、毓朗虽认同铁良的建议，但却要求等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回京以后商议。趁着载洵、萨镇冰出洋考察的当口，军谘府大肆地侵夺权力，除收拢作战规划权外，还插手军政，意图将军事文件通报、军官任免、军队调遣、军费军械核查等各项权力纳入囊中。对于全国陆军的编练扩充和海军章程的制定，载涛、毓朗也虎视眈眈，力图由军谘处掌控。

载沣对学自东洋日本的铁良不甚满意，对铁良主持的陆军改良大会更是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在表面做文章，于真实战力加强并无裨益。加上铁良性情直率，载沣产生了用一意师法德国的荫昌代替铁良执掌陆军部的念头。

铁良非常生气，以“口患齿痛牵及头部”为由请假，后又一再续假，并上奏折请求另派他人担任陆军部尚书。载沣对此自是极愿应承，无奈一些军机大臣认为，铁良上任以来不无微劳，应该给铁良留足面子，只好暂罢。等到一个月后，载沣准了铁良去职的请求，任命荫昌担任陆军部尚书。

铁良像

荫昌像

铁良去职后，荫昌走马上任。原来归陆军部直辖的北洋四镇和归直隶总督掌管的两镇，不可避免地要落入载沣的手中。为了加强对现有陆军力量的控制，载沣还采取措施消除铁良等人对北洋六镇的影响。铁良在去职之后，对载沣非常不满，与荣庆结党，有意请隆裕太后采前朝故事重新垂帘听政，这彻底惹恼了载沣。于是载沣颁布谕旨，著铁良补授江宁将军，将铁良赶到南京。

对铁良的党羽凤山，载沣也不放过，意图赶得远远的。先是拿凤山大肆收购金石书籍当借口，要把凤山拿掉。受阻后，借着荆州将军联芳因病离职的当口，将凤山赶到荆州。凤山临走时，非常愤慨地讲这是把他往革命党人的虎口里送。趁着赶走铁良和凤山的机会，载沣首先任命荫昌为训练近畿各镇大臣，然后接受载涛、毓朗建议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将北洋六镇全收归陆军部，由其直辖。

北洋六镇在手，载沣有了编练全国新军的胆气。然而晚清时期，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来支付到期的赔款以及因赔款而来的借款。增开新的税源，或者提高主要税项特别是关税的税率水平，确实能够提高财政收入，这种通行各国的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在大清帝国却不大可能实行。特别是后者，将会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外交难题。

清末新军画像

载沣担任摄政王后，虽有心却无力，加上筹办海军又耗费相当多的精力，致使陆军编练进展缓慢。到1910年6月，本应编练成型二十一镇，除了原有的七镇，仅仅编练成四镇，即江苏的第九镇、福建的第十镇、云南的第十九镇、奉天的第二十镇。

面对这样的局面，清政府内部就编练新式陆军三十六镇产生分歧。部分中央机构和地方督抚对按计划完成军队编练不抱希望，纷纷请求暂缓或者减少编练新式陆军。

清末新军训练图

赵尔巽上奏折称国力单薄，似乎不必限定镇数，应努力扩充军费来源和增加军费数额，等财力充盈再随时增添军镇。四川省官员上奏称编练新军需要的军费几乎占到了全省支出的三分之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按照既定计划完成两镇新式陆军的编练。河南巡抚宝棻也上奏折称河南陆军仅有一协，编练一镇需要军饷一百八十万两，本省财力根本满足不了，建议缓编。湖南巡抚杨文鼎上奏折称编练新军成镇需要的费用太大，请求保留旧式水陆防营，暂缓新军编练。直隶总督陈夔龙则在奏折中称因为人才匮乏，新式陆军将领要么任用私人，要么由留洋学生出任，参差不齐隐患很大，建议就现有的军事人才编练军镇并勤加训练，避免冗兵滋生祸端。

时任军谘大臣的载涛

载沣查看奏折后，交由陆军部、军谘府讨论，讨论后秉持原有意见回复。声称在当前形势下，如不编练足数新式陆军则无以图存，要求各省不许观望，应当克服困难，推动军事进步以加强国力。对人才匮乏和隐患颇多的问题，回应称应切实加强教育，选才任能以避免滋生祸患。对最为严重、也最为关键的军费不足问题，载沣要求将按照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的数额作为标准，专款专用，禁止挪占，由陆军部和军谘处商议办法，整顿旧式军队，以便新军编练。

随后，陆军部拟定计划，做出裁撤绿营、归并防营、腾出军饷编练新军的决定。

载沣监国摄政以来，着力集中军权，完善军事制度，加强军事力量，确保执政权力的稳固，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军事权力的集中也产生出种种问题。设立专门培养王公贵族军事人才的陆军贵胄学堂，勒令一部分亲贵子弟入学接受军事教育，却因为制度的不完善、重视力度的不足、师资力量的匮乏和开办时间的短暂，未能真正起到振衰起敝的作用。

本想专门建立禁卫军以捍卫京师安全，由于所托非人不能切实得以训练，又实行简单的关门主义，造成禁卫军并未形成可观的战斗力。设立军谘府，排挤奕劻、铁良收拢军权则造成了亲贵力量的矛盾与分裂。编练三十六镇新式陆军也因为军费来源有限，增加数额困难，人才匮乏等导致成效有限，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5．重建海军

自从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对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大帝国来说，建设并保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煊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大清帝国的海军梦受到重创。

辛丑以后，大清帝国脆弱的财政不仅需要赔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仅《辛丑条约》赔款，就需要每年支付4250万两到5350万两，而且要应对日益增加的各项开支。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和巨额银钱才能打造成出来的海军，在帝国执政者眼中便成了昂贵而又奢侈的大玩具。

于是便出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景象——在亚洲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停泊着为数众多的军舰，这些军舰随意地进出近海港口，甚至沿着河口深入帝国腹地，但其悬挂的旗帜，却表明他们都不属于这个大清帝国。

训练中的大清海军士兵

行进中的大清海军士兵

奉行真理只在炮舰射程之内的东西各大强国，一次次掠夺中国海洋资源，羞辱中国海上船只，炮击中国海岸炮台，攻灭中国海岸防御力量，甚至公然在中国沿海要地修建海军要塞。这让大清帝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再富饶的大帝国也不过是容貌姣好却衣衫单薄的丽人，只能任由醉汉群痞肆无忌惮地欺凌。载沣对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执掌权柄后便将重建帝国海军视作最为紧要的事情处理。

1909年，肃亲王善耆上奏称，近年东西各国如日本、美国、巴西、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每年都增添舰队，航驶大清海面的外国军舰越来越多，更有所谓常驻舰队常年停靠在沿海军港。由此观之，新练陆军即使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也很难维护国防。因为大清朝海岸自奉直以达闽广，延亘万余里，如果没有海军以资控驭，各省策应就会不灵，饷械的转输也会不便。不但海上财产尽在敌人炮火之下，就连陆上的设防自守也有顾此失彼之虞。善耆建议由专人负责，总管筹措海军军费、募集人才制造船舰、改良船厂船坞等各项事宜。

善耆半身像

善耆全身像

善耆的奏折受到高度重视，载沣就复兴海军事宜同各军机大臣以及陆军部尚书铁良妥善地商议筹划，拟定了重建帝国海军的宏伟规划。在规划中，大清帝国将在宣统五年成立第一舰队，在宣统八年成立第二舰队。

2月20日，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上谕，指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承担妥善规划海军基础的重任，奕劻随时稽查。

在载沣看来，中国如果不能振兴海军，那么就难以和各国抗衡，所以必须尽快办理，要在两年内建立基础，五年内卓有成效。在载沣的重视下，肃亲王善耆几个月后便提出了筹办海军的基本规划。在7月9日的奏折中，善耆提出筹办海军的具体办法。第一是统一海军教育，改现有四所海军学堂中的三所为专门学校，由烟台学堂专门培养舰只驾驶人才，黄埔学堂专门培养轮机人才，福州学堂培养工艺人才，并在京师设立海军大学以培养海军中高级将领；第二是整编现有舰只，以此作为海军舰队的基础；第三是整顿大沽、上海、福建、黄埔的修船厂坞以备修理舰只，并整顿海岸炮台，辅助海军舰只。

7月16日，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任命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等为筹办海军大臣。7月24日，载沣批准载洵和萨镇冰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的请求，这大大加快了重建海军的步伐。

载洵出国考察海军

载洵出国考察时与外国军事人员合影

8月14日，载洵、萨镇冰会同陆军部上奏折，在善耆奏折基础上拟定了重建海军具体规划和主要事项。第一项是拟定预算经费，开办经费一千八百万两，常年经费二百万两；第二项是编练舰队，以现有舰只和添购舰只编成巡洋舰队、练习舰队和长江舰队，以巡视海面，赴海外保护华侨，出海训练，稽查沿海口岸，巡视长江上下游，选择并任命各舰队统领、统制官，聘请英国海军能员为顾问、教练；第三项是开辟象山港为军港，作为海军根据地；第四项是筹办海军学堂，整顿现有烟台、福建、江南、广东等处水师学堂，师法英国成立海军专业学校和海军大学，并聘请外籍专业教员任教，仿照陆军，按省定额挑选海军学员；第五，改良大沽、上海、福州、黄埔等地厂坞，以便舰只停泊和修理；第六，整顿沿海沿江炮台，协助海军舰只，巩固国防。

大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远景

8月15日，载沣批准载洵、萨镇冰赴浙江象山港举行开港典礼，巡阅各省军舰、学堂、船坞和军械局。在与载洵、萨镇冰的会谈中，载沣提出重建海军以设立军港、推进军械局建设最为紧要，海军学堂宜设在南洋北洋，并应斟酌留下原学堂青年学生，选进整顿后的海军学堂速成班学习，海军人才匮乏，应留心访查量才奏用。

8月26日，载洵和萨镇冰等搭乘“海圻”号巡洋舰南下。9月4日，二人会同闽浙总督松寿、浙江巡抚增韫前往象山港参加开港典礼。9月24日，载洵、萨镇冰巡查汉阳兵工厂及汉阳炼钢、炼铁厂后，沿京汉路北上，历经直、浙、闽、苏、鲁、粤、皖、赣、鄂、豫十省，考察烟台、南京、黄埔、福州四所水师学堂以及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石井制造局、虎门炮台、江阴炮台、镇江炮台等处。经过此番巡视和考察，载洵和萨镇冰对中国海军基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两人回京后，即启程赴欧洲考察各国海军。

海圻舰

载沣对载洵和萨镇冰的欧洲考察极为重视，发电谕称购买海军舰只是重建大清帝国海军的发端和基础，关系重大。要求载洵和萨镇冰认真考察，慎重确定最适于中国海军的舰种和军械，并注意购舰开支。两人心领神会，经过长达四月的考察，在意大利、奥匈帝国、德国和英国共订购炮舰一艘，驱逐舰一艘，鱼雷艇三艘、浅水炮艇两艘，巡洋舰二艘。

萨镇冰像

萨镇冰墨迹

1910年，载洵、萨镇冰再次出国考察，在美、日两国共订购巡洋舰一艘，炮舰两艘。载洵、萨镇冰的出洋考察和共计12艘舰只的大手笔购舰，显示了大清帝国在艰难时局中重建帝国海军的决心和魄力。11月27日，载洵、萨镇冰上奏折建议以巡洋舰队为基础，增添若干舰只成立第一舰队，以保护中国海权。并请求建立海军部，厘定海军官制，得到了载沣的批准。

12月5日，载沣批准载洵等会同宪政编查馆拟定的《海军部暂行官制大纲》，谕令成立海军部，并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海军副大臣，为海军建设打开了新的局面。在载洵的主张下，海军部提出了宏大的发展计划，计划七年之内在全国开辟四大军港，添购一等战舰八艘，巡洋舰二十余艘，炮舰二十艘，第一、第二水雷艇若干，形成高达二十五万吨的势力，预计使用经费总计一亿五千八百余万两！该计划得到载洵的大力支持，而如此庞大的海军经费，仅仅依靠各省节省腾挪，自然难以凑齐。

帝国海军的重建得到载沣的全力支持，却不得不面对阻碍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各项改革事业推进的共同难题——经费。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又何况是海军这个吞金兽！仅宣统元年的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便高达两千万两白银，而后期看上去很完善的海军重建方案，让大清帝国从中枢到地方的官员不堪重负！

早期参与海军筹建的陆军部尚书铁良力主整顿盐务，从大家的口中扣出巨额的海军军费。而镇国公载泽则要从害人的鸦片入手，设立专司统一管理本土鸦片的产销，让吸食者吐出坚船利炮。身膺军国重任的载沣起初将问题想得更简单，居然要让帝国上下各衙门省吃俭用省出这每年的千万两白银。载洵和萨镇冰试图增添新税种，以人丁捐的名义筹措经费，却被载沣告知新增税种难以实施，只会造成大麻烦，于是只得作罢。

载沣谕令政务处举行会议，商讨解决海军军费办法。会议最后决定由各省一起想办法，按省分摊逐年凑集。各省督抚虽对此很是头疼，但涉及重建海军这头等军国大事仍不敢怠慢，只能咬牙顶上。

直隶总督作为督抚之首，江苏、广东作为南方富省，各出一百二十万作为开办经费，二十万作为常年经费，其余省份也纷纷表态。即使是奉天、吉林、黑龙江等新近建省，诸般不易，也要从各项经费中设法节省凑集，一共出十万作为常年经费。各省的方法无一不是辗转腾挪，尽力节俭勉力为之，于现有税厘下增添一二。

各省认筹的数额与重建海军所需仍然存在巨大的缺口，载沣、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以及各地方督抚在此问题上，奏折上谕频频往还，仍是难为无米之炊。

无奈之下，载沣只得请求隆裕太后调拨内帑缓解危机。好在隆裕太后也不是太过吝啬小气的人，在载沣第二次奏请时便拿出了三十万两黄金。不过隆裕太后也知道，仅靠吃老底支持不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下懿旨称其余款项无论亏欠多少，均归度支部筹措，断绝了载沣和众大臣日后再以筹措海军军费为由调拨内帑的念头。

清末军舰

想来有人会以明治天皇夫妇节衣缩食支持日本购买军舰的例子，感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与邻国的明治天皇夫妇，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揭开了政治神话的面纱，清楚明治天皇在推翻幕府以后将大量幕府财产纳入囊中，身价膨胀千万倍，却仅仅节衣缩食、捐献首饰、裁减用度支持日本的海军建设，便会明白所谓英明睿智、上体天心、下顺民意造成的举国一致现象，不过是场厚黑政客们愚弄民众的政治秀。

即使各省认筹的款项也并非一帆风顺。江西巡抚冯汝骙以预算不敷使用为由，请求江西每年减少承担的银两数额。安徽巡抚朱家宝以省库欠款支绌，难以筹集海军经费为由，请求暂停上解海军专项钱饷。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上奏折称赔款太多，各项新政举办又需要大量银款，最近民生凋敝，水旱频仍，财政极为困顿，请求分别轻重缓急，暂缓重建海军。

筹款不能及时到位，加大了海军重建的困难。两江总督张人骏上奏折称现在国家财政支绌，筹办各项新政已经有所不逮，实在没有实力再重建海军，今后海军的常年经费也难以为继。象山港不宜作为海军港口，主办人员难以承担大任，海军的创办难见成效，不过是白白地浪费民脂民膏，建议停办海军。载涛也反对大肆重建海军，认为应该循序渐进，先陆后海。

大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远景

大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近景

载沣总揽大局力排众议，统一中枢意见，坚持重建大清帝国海军，巩固帝国海陆安全。对江西、安徽等地督抚的请求，载沣一一抚慰，但是绝不退让，力勉各地督抚要公忠体国，竭尽所能筹措银两。1910年7月8日，载沣同军机大臣就海军军费问题进行会谈，达成共识，海军重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不能因为财政困难就缓建或者停建。载沣一面再次请求隆裕太后调拨内帑支持，一面恳请各省督抚体念时艰勉力为国，落实海军款项，甚至还有了借外债弥补军费不足的构想。

然而，在挑选承担重建帝国海军这一使命的中枢要员上，载沣颇让人诟病。最早任命的几个筹办大臣中，载泽、铁良态度消极，唯有担任民政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积极任事，处处出谋划策。善耆虽然不熟悉海军，但年富力强，更在步军统领衙门、民政部等多个部门历练，一直极力支持载沣的决策，可谓是重建海军的不二人选。

载沣却在其胞弟载洵一再要求和催促下，将筹办海军的职司交了出去，让载洵这个年仅二十余岁的亲贵执掌帝国重器。甚至在处理载洵和萨镇冰的关系中，再次偏袒载洵，让久孚众望的萨镇冰出局。

如此偏颇，如此无情，如此冷漠，难免拂了宗室能臣勇于任事的善意，寒了海军宿将老成持重的公心！

1．宪政向前

1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郑重宣布预备立宪期限为9年，并开列《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钦定宪法大纲这部君主立宪大法由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拟定，以1889年日本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将十四项君主权利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在规定臣民应尽纳税、当兵、遵守法律义务的同时，明确臣民享有担任文武官吏及议员的权利，享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自由，非经法律允许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财产及住所不能无故被侵扰。

钦定宪法大纲

《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系统规定了预备立宪期间，中央和地方的各个机构应推行的措施，需达到的目标及相关的责任单位，详实细致。

谨以光绪三十四年应办事项为例，需要落实的工作包括由各省督抚筹办谘议局，由民政部、宪政编查馆协同制定并颁布城镇自治章程，由民政部制定并颁布调查户口章程，由度支部制定并颁布清理财政章程，由军机处请旨设立变通旗制处，解决八旗子弟的生计，由学部编辑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由修订法律大臣编订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

到第九个年头即1916年，大清帝国就应该颁布正式的宪法、皇室法典、议院法、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章程并制定当年预算，厘定内外官制并予施行，设置弼德院顾问大臣，人民的识字率达到百分之五。倘若大清帝国的这份宪政清单能够得到落实，无疑将确立坚实的宪政基础，中国的命运也会大不相同。

大清银行兑换券上的载沣像

溥仪即位后，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重申九年立宪期限，称仍以宣统八年为限，不会改变，内外诸臣不准观望迁延，以免贻误时机，务必使得宪政顺利施行。载沣一上台，就向外界表明了推行宪政的决心。

从两宫驾崩到新皇即位，再到宣布继续执行九年预备立宪计划，留给载沣推行和完成第一年计划的时间并不多。1908年12月17日，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谕旨，设立变通旗制处，由溥伦、载泽、那桐及宝煕、煕彦、达寿负责，会同军机处办理。变通旗制处成立以后，载沣要求拟定应办各项事宜，务必妥善筹划，尽快地让这群只爱提笼遛鸟的纨绔子弟树立自强自立意识。

当然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自然不能让这些八旗子弟马上就断了炊、歇了菜，该发的钱粮兵饷还是要发的，要不然不用革命党闹腾，这些小爷们自个儿就把大清国给折腾完了。

八旗的事安顿好了，载沣才有心力催促各部、中枢大臣和地方督抚落实其他计划。想让这帮官僚兢兢业业地干活，自然要找根鞭子时不时地敲打一下，宪政编查馆就是一根好鞭子。

1909年1月2日，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下旨命令宪政编查馆设立考核专科，专门负责考核和督促中央与地方各衙门落实预备立宪事项。各衙门必须每半年做一次工作汇报，由宪政编查馆核查。核查以后，宪政编查馆按照各衙门办理的情形向载沣汇报，并对各衙门加以催促，令其尽快落实。

5月23日，载沣特意增添人员，劳乃宣被派往充任考核专科总办，杨度、吴廷燮、章宗祥、钱承銍充任会办，赵炳麟充任帮办，达寿充任提调。

宪政编查馆很快地成为载沣手中的一把利剑，悬在中央与地方衙门头上，不时催促政策的实施状况。1909年，各地陆续将已办事项奏报，载沣令宪政编查馆核实，并分列名次，宣告中外。

威海卫民众庆祝立宪合影

清末立宪时期的老照片

首年告捷，载沣松了一口气，热情也就提了上来。再次发布上谕宣告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通过改革实现国家大治，各地臣工应体会朝廷的意思，努力奋斗，有什么好的建议尽可畅所欲言。如果怀有私心，听信并散播谣言，自作聪明阻挠新政，立即查办。百官臣僚务必再接再厉，争创佳绩。

在大清国推行宪政，难免会遭到部分地方督抚反对。陕甘总督升允首先发难，认为推行预备立宪并非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本意，不过为当时大势所逼。现在事情过去了，两宫不在了，应该取消预备立宪。升允请求上京觐见。

升允像

载沣知道其进京的目的，不愿因为个别臣僚干扰预备立宪大事，明确告知军机大臣，升允在奏折里的言论让人费解，三年前提出立宪是大势所趋，现在情势较当初更为紧迫，天下臣民都能体谅朝廷推行立宪的苦衷。升允如有见解，不妨具折直陈，或者发公函、公电到军机处，由军机处代奏，没有必要来京。

升允不服，再次上奏折陈述当下推行宪政的种种弊端，建议不要轻易实施。载沣对屡屡不遵旨意、肆意抵制预备立宪的行为大为不满，申饬升允违反潮流，诋毁对抗已故慈禧太后的懿旨。

升允墨迹

升允接到载沣的电文，气也不打一处来，声称自己近来精神恍惚，眼花耳聋，口不辨香臭，请求开缺。载沣听出升允的话里话，下旨称升允几近负气，殊属非是，本应严惩，姑念久任封疆尚无大过，著照所请即行开缺。

载沣为推行宪政，不惜将陕甘总督升允这样的大员开缺，但心里也知道在这样一个挪一下桌子都可能流血的国度，要进行这样改天换地的改革，遭受的阻挠必定非同一般。

载沣能做的除了寄希望于中枢王公大臣和地方督抚体谅时艰、共赴国难之外，只能是利用自身的地位和身份，再次发表诏谕，恳请、劝说和告诫群臣莫要一味塞责。预备立宪各项要政是已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旨意，也是民众恳切的期望，关系重大，内外群臣应该振奋精神，认真整顿落实，不要虚文粉饰，徒然铺张浪费。

如果遇到实际困难，准许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详细禀报，妥善地拟定处理办法。期望内外臣工持之以恒，努力落实，不要遇事畏难不前，相互推诿。当下世事艰难，内外诸臣承受着深厚的国家恩典，理应殚精竭虑，勇于承担责任。倘若虚假应付，将来宪政不能克期实现，谁能承担责任？故令宪政编查馆随时稽查各地宪政，如果逾期不能完成，或者因循敷衍没有落实，则由宪政编查馆据实奏报，按例惩处，绝不姑息。

除了这些，地方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是施行宪政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1907年9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令在京师设立资政院，并著各省督抚在省会设立谘议局，以便采集舆论，指陈各省利弊，筹划地方长治久安的大计，为资政院储备人才。

1908年7月，宪政编查馆等拟制的《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颁布，各省督抚被要求在一年内按照章程完成谘议局的设置和议员的选举。按照这两份章程，各省谘议局被定为带有议会色彩的参政议政机构，谘议局议员的职权介于今日政协委员和欧美议员之间，各省督抚与谘议局议员之间的关系则体现为互相协商与互相监督。

《谘议局章程》封皮

《顺直谘议局文牍类要三编》扉页

《谘议局章程》共十二章六十二条，规定了谘议局的职能、各省议员的名额、选举资格和选举办法。谘议局的职能是讨论该省应兴办和革除的事务，讨论该省的财政预算决算税收公债，讨论该省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复审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

该章程对选民资格、选举办法做了明确的规定。在谘议局所在省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且卓有成绩者，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中学堂同等或中学堂毕业有文凭者，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曾任实缺官职文七品或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在该省有五千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非该省籍贯年满二十五、寄居该省年满十年，且在寄居地有万元以上营业资本者，皆具备选民资格。

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曾被处以监禁以上刑罚者，营业不正当者，失财产信用被人控告尚未结清者，吸食鸦片者，有精神类疾病者，身家不清白者，不能识文断句者，都没有选民资格。各省官吏、幕友、巡警、僧道以及其他宗教人员、在校学生、小学教员则停止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广东省谘议局旧址正面

广东省谘议局旧址侧面

《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共一百一十五条，详细规定了选举区域、办理选举人员、选举年限、初选、复选、改选、补选、选举诉讼、处罚以及专额议员等相关条目。

1909年8月23日，经过修改的《资政院院章》公布，规定资政院的职能是议定国家出入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弹劾大臣等。资政院采用一院制，设总裁二人，副总裁二至四人，常会每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需要时召开。资政院议决的各项事宜必须具折上奏，请求皇帝下旨决定可否。

10月14日，除新疆以外，各省陆续按照章程完成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各省的谘议局议员又进行资政院议员的选举。不久资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朝廷以宣统皇帝名义对资政院的召开特谕祝贺，载沣到会致开幕词。

资政院、谘议局原本是预备立宪阶段的过渡产物，但是从宪政编查馆拟定各省谘议局章程、资政院院章，到各省谘议局在各省督抚组织下相继成立、开始运作，再到各省谘议局完成议员选举，直到资政院正式运转，诸多矛盾陆续浮出水面。

资政院内景

资政院议员合影

在资政院和谘议局定位上，载沣和众多中枢决策者与立志尽快推行宪政的立宪派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载沣等认为资政院和谘议局作为一种过渡和准备，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议会和地方议会，故而其职能应予以限定，只能当成具有一定参政议政权的辅助机构，而非具有完全立法权、监督权的议会。

但在热心立宪的王公大臣和活跃分子看来，推行宪政势必要求将资政院和谘议局扩展为具有完全议会职能的机构，而非中枢决策者和地方大员的辅助机构，更不是充当宣统朝新政花瓶的角色。

载沣对待资政院、谘议局这样的新生事物，态度略有保守，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首先，作为帝国实际的执政者，载沣和整个帝国官僚群体缺乏与近代宪政机构相处的经验和自信。即使是资政院、谘议局这样的不完全议会机构，也会让载沣等人慌乱不堪。在职能设置上，资政院、谘议局过于宽泛，不仅有立法权，还有对地方包括督抚在内的官吏的监督权、纠察权。

其次，载沣等人视资政院、谘议局为宪政试验性机构，并未将资政院、谘议局放在眼里，在实际运作中习惯性地按照旧有规则去做，屡屡侵犯资政院和谘议局。

湖南谘议局旧址

在湖南巡抚杨文鼎的试办公债案上，载沣处置失宜，引发部分谘议局议员的不满。杨文鼎无视湖南谘议局拥有决议省税法及公债事件的权利，越过谘议局向中央请求试办公债一百二十万两，经度支部讨论后，载沣批准杨文鼎的请求，这就遭到湖南谘议局的抗议。

1910年10月6日，湖南谘议局致电资政院进行抗议，称该项公债湖南省概不承认。资政院认为杨文鼎绕过谘议局奏请发行公债不合法律程序，力主进行惩罚。载沣不愿过于纠缠，承认杨文鼎越过湖南省谘议局奏请发行公债不合法律程序，但仅将问题归于疏漏，认为该事已经部议而且降下圣旨，不宜再行更改，明令今后当遵守章程办理。部分议员认为这是一种和稀泥的态度，杨文鼎的行为并非疏漏而是明知故犯，载沣处置有失公允。

督抚大员违反法律，不被追究责任，大家开始怀疑皇室推行宪政的诚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载沣刚在杨文鼎一案上开罪湖南省谘议局，不久又触怒资政院。11月20日，资政院上奏三项议案：江西统税改征银元案、广西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和云南盐斤加价案。根据资政院院章，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异议事件，此省与彼省谘议局争议事件，均由资政院覆议，议决后由总裁副总裁具折上奏，请旨裁夺。但载沣和军机大臣并未照章办事，将广西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交民政部查核具奏，将云南盐斤加价案交督办盐政大臣查核具奏，引起资政院议员不满。

资政院觉得载沣有意将资政院置于各部之下，违背宪政本意，将矛头指向中枢，要求军机大臣辞职。载沣不愿让军机大臣代己受过，声称设官制禄及处置百司是朝廷大权，为宪法大纲明文规定，拒绝资政院要求。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幸而资政院内部意见不一，提出了修正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对于资政院、谘议局、议员如何定位，《钦定宪法大纲》《资政院章程》《谘议局章程》如何实施，载沣有自己的意见，但却不一定有清楚系统的认识。倘若载沣仅为一地方督抚，尚不致造成重大灾难，遗憾的是载沣屁股下的位子是监国摄政王，这种模糊不清的认识和因此产生的惯性行为，在帝国上下主张宪政的王公大臣和活跃分子中间引发混乱。

国内立宪派对如何推行宪政并无经验，所依凭的不过是对日、欧、美宪政的皮毛认识，想当然地认为在大清帝国施行宪政，就必须完全彻底地贯彻三权分立、虚君政治的原则，故而在处理与地方行政权力和中枢机构的关系上，失之颟顸，一遇不顺己意之处便鼓噪不已，大呼朝廷没有诚意。这都是没有认识到，在一个有两千多年专制集权传统的帝国推行宪政是何等不易。

其情可悯，其行可哀，也许只有在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河久了，才可能从中找到一条宪政的路子。

2．过分的国会请愿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发上谕，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将大清帝国的立宪氛围推向高潮。按照中枢王公大臣和地方督抚的意见，宪政的推行将采取较为稳妥的方式，首先进行预备立宪，在预备立宪期内奠定宪政的基础，为君主立宪制度、责任内阁和国会的召开创造条件。

预备立宪公会旗帜

但是事情很快脱离了控制，民间和部分官僚的立宪情绪迅速膨胀，对预备立宪期限太长极为不满，要求明确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甚至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并成立责任内阁，施行完全的君主立宪制度。这种盲目而又热烈的立宪氛围，在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急剧发展，以致难以收拾。

各种各样的立宪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政治和舆论舞台上尽情地发表各自的见解。1906年10月，郑孝胥、张謇等在岑春煊的支持和推动下建立预备立宪公会。会上，众人推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江浙工商界的众多要人纷纷加入，一部分官吏也为之摇旗呐喊。梁启超和杨度进而商议组建政党，倡议开办国会，杨度组建宪政公会，以湖南士绅熊范舆为会长。1907年10月，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在日本成立政闻社，宣传君主立宪，提出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等主张，并创办《政论》进行鼓吹。

张謇像

张謇墨迹

立宪派政治组织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召开国会，明确预备立宪期限。杨度出面组织的宪政公会在1907年的联名国会请愿中，主张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

1908年6月30日和7月11日，预备立宪公会的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两次致电宪政编查馆，表达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愿望，称现在各省成立很多的请愿团体，外间传言中枢将以六年为限，众情疑惧都以为太缓。现在时局艰难，需要尽快立宪一新国人耳目，莫要违背民意一意拖延。

江苏谘议局旧址

7月2日，政闻社也致电宪政编查馆，希望尽快宣布预备年限，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预备立宪年限宜短不宜长，长则容易让爱国者灰心，助增革命者气焰，所以希望公布预备立宪年限三年，期满召开国会。河南、江苏、安徽、湖南、直隶、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代表也纷纷赴京呈递请愿书。

一些地方督抚和出使各国大臣纷纷表态支持立宪派，要求尽快公布预备立宪期限，并尽可能缩短年限。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逐年筹办事宜清单》上奏，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表上谕，明确预备立宪年限为九年。

1909年各省谘议局开幕前夕，由于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以来的举措多有不合时宜之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立宪派请愿活动再次复活。

瑞澂像

张謇发起了第一次国会请愿。1909年10月13日，在江苏谘议局开幕前一天，张謇与江苏巡抚瑞澂等商议，由瑞澂联合督抚请求速速成立责任内阁，由江苏谘议局联合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湖南、安徽、江西、湖北等十几省谘议局请求速开国会。在张謇等人运作下，十几省代表相继到达上海，在位于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举行多次集会，通过了相关决议。12月30日，召开最后一次代表会议，推定上京代表，通过成稿，会后代表离沪赴京。

1910年1月各省谘议局请愿代表到北京后，于16日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都察院官员拒不接见，回复称等堂官商议后再行酌夺，初八日才能答复。但是请愿代表于阴历十二月初八到都察院，并未得到明确答复，一直到了阴历的十二月十八日，都察院在探得军机大臣意旨后方将请愿书代为递送。

载沣对如何应对国会请愿举棋不定，与军机大臣商议是否答应请愿团要求，缩短预备年限，中枢重臣认为九年立宪是先帝确定的，不易更改，且九年时间完成正式立宪准备工作本就极为紧迫，不赞成因为请愿更改立宪路线图。载沣原本有意不设年限，视立宪筹备工作具体进展决定立宪速度，此时只能认同九年立宪的进程表。

第一次国会请愿代表合影

1月30日，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上谕，对请愿团关心国家深表欣慰，但是并不认可速开国会的意见，原因是国土辽阔，准备工作没做好，国民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不但很低，而且参差不齐，马上召开国会容易造成混乱。立宪一事当循序渐进，目前召开的地方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是为国会做准备，建议各议员努力做好当下工作，为宪政打下坚实基础，等将来准备好了再召集议院。

国会请愿团从一开始便认识到，国会的召开不会因为一次请愿就实现，主张通过不断地请愿来实现国会的尽快召开。

6月16日，各省请愿代表80余人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直隶谘议局、直隶商会、直省教育会、直省绅民及旗籍代表、东三省绅民代表、苏州及上海商会、澳洲华侨等也纷纷向都察院寄递请愿书。二次国会请愿瞬间让舆论沸腾，也让中枢乱成了一锅粥。

载沣对都察院代为呈递的请求速开国会请愿书甚为头疼，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要求军机大臣解决，军机大臣也没有办法，主张将请愿书交政务处议决，政务处连续讨论数日，全无结论。军机大臣领班奕劻请求召见政务处王大臣，由其讨论后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意见始终不能一致，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主张缩短期限，法部尚书溥颋反对缩短期限，朝中元老陆润庠等则不发表倾向性意见。

载沣认为近来政事混乱，而且人民素质不高，速开国会必然会徒滋纷扰，最终决定不缩短国会筹备期。在答复上，中枢重臣意见也不一，有的主张措辞严厉加以申饬，以免哓哓不休，有的主张婉言劝慰以保持民心，避免民怨，载沣主张回复请愿代表的措辞应感人动听。

6月27日，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表上谕，称仍然要等到九年预备完全施行后再降旨召集议院，请愿人员已经充分表达了对朝政的忠心，但是宪政准备繁琐复杂，请各位就不要再进行请愿了。

载沣婉拒第二次国会请愿，并要求请愿团不要在速开国会一事纠缠，请愿的声浪逐渐降低。其后的第二次日俄密约，又再一次为缩短筹备期限和速开国会创造了条件。

日本和俄国达成第二次日俄密约，严重威胁中国东三省的安全，朝廷对此危机的处置有不同意见。载沣和隆裕太后对日俄垄断中国东北忧心忡忡，年轻气盛的载涛主张大步向前，整顿海军扩充帝国海上力量，剪革辫发一新天下耳目，并且改革内务府。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和世续反对，载沣、载涛与奕劻商议将保守的世续踢出军机处，把载沣欣赏的毓朗和徐世昌引入军机处。这样一来，改革势力大增，保守势力大幅缩减，以此为契机开启了缩短预备立宪的大门。

8月15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开会集议，形成几项决议。第一项是各团体代表必须在农历八月以前来京，九月上书资政院，请求速开国会。第二项是向各省谘议局提议，国会不开就不承认新租税，各省谘议局于宣统二年的常会只进行速开国会一个议案，不达目的，将在同一时间宣布解散。

9月29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特别会议，商议第三次请愿办法，结果商定出五条办法：上书监国，上书政务处，呈请资政院具奏，联合督抚待奏，觐见监国。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赴醇亲王府呈递请愿书。10月9日，上书资政院，请求资政院迅速提议于宣统三年内召开国会，并请提前议决代奏。

10月19日，资政院立宪派的部分议员提议搁置他案，讨论速开国会。资政院经过短时间混乱后，迅速就速开国会案进行议决，采用起立表决法通过速开国会案。10月28日，资政院奏请提前设立上下议院，称立宪政体为当前各国政体所趋，立宪政体以建设国会为第一。当前帝国立宪筹备缜密、督责严格，却未有绩效，症结在国会未开，应顺从当下民情所请速开国会，稳固民心。

一些地方督抚也对国家目前的状况不满，对王朝的命运忧心忡忡，奏请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

1910年2月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上书奏请设立责任内阁，认为目前的困局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军机大臣有职无责，设立责任内阁有利于重建政务系统，明确施政方针，理清中央与地方权力，完善各部分工，实现中央与地方、各部与各部、政府与民间团体权责明晰、有序协作。陈昭常建议接受民众请求，从速召开国会以摆脱困境。

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谟、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十九名督抚联名致电军机处，由军机处代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于明年开设国会。直隶巡抚陈夔龙和陕西巡抚恩寿分别奏请要求先设置责任内阁，缩短筹备国会时间。四川总督赵尔巽为四川谘议局代奏，请求下旨给资政院，于本年会期中编成议员选举法，并且立即召开国会，以巩固内政。

谘议局、资政院诸多议员和地方绝大多数督抚纷纷上奏折请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引起中枢乃至宫中风气变化。10月8日，肃亲王善耆代请愿团向载沣递交请愿书，讲述各代表的政治热情和学生流血事件。载沣听后叹息，承诺第二天商议应对之策。在第二天的会议中，毓朗主张速开国会，称民气不可强压，救中国无他策，国会多数人的筹划远胜政府数人筹划。

隆裕太后召见载沣询问国会请愿情形，问及哪省人请愿时割股断指以示真诚，载沣称割股断指者是奉天的学生。隆裕太后为奉天两字触动，认为请愿出于忠爱，皆为时势逼迫，并非沽名钓誉，需要审慎对待，尽可能说服反对速开国会的大臣。

载涛、载洵也主张速开国会，载洵表示同情国会请愿，载涛更积极奔走，联络亲贵王公准备联衔请愿，甚至密查反对速开国会的大臣，预备从严弹劾。亲贵中明确反对速开国会的只有奕劻，他连续五日请假，并致电云贵总督李经羲，致使其不再领衔上奏。但奕劻一人孤掌难鸣，已经不能扭转亲贵们倾向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的潮流。

载沣的态度也开始软化，逐渐倾向于缩短预备立宪期，从速召开国会。同隆裕太后会面商谈后，载沣召见军机大臣，下令致电各省督抚和各部大臣，要求就缩短国会期限问题详细回复，以博取众论从长计议。

一时间大清帝国无人不谈国会，无人不谈责任内阁，各种各样的流言传得沸反盈天。

10月29日，有消息称朝廷决定宣统五年开国会，各省纷纷致电军机处请求宣统三年就开国会。福建谘议局、陕西谘议局、贵州谘议局、湖南绅商军学界、山东教育会、河南同志会、河南教育总会、河南谘议局、江西谘议局、湖北谘议局等纷纷发表电文，请求宣统三年即开国会。民间的传言给帝国中枢带来沉重压力，王公大臣们商议后仍然拿不定主意，既害怕不同意满足不了民众希望，又怕同意以后民众情绪更加强烈。因此决定调和一下，准备宣统三年设立内阁，宣统五年召开国会。

11月3日，载沣召开御前会议。军机大臣毓朗发表意见，认为当下的舆情与国家利益不符，建议先建立责任内阁，完成目前安排，尤其是完成当前的海陆军建设。载泽认为国家利益与民众舆情不相符，国家注重国防，民众注重实业和生计，马上召开国会容易影响海陆军重建，故应先规定新内阁办法，确定各项要政。载沣认可毓朗、载泽的主张，决定缩短立宪期限三年，利用三年的时间完成财政和军事整顿。同时载沣警告，如果立宪派再次请愿，将以借词煽惑、希图破坏的名义进行整治。

载沣的让步并没有让立宪派满足，部分请愿代表团成员在《国会请愿代表通问各省同志会书》中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称中枢某些重臣表面上阐发的是老成持重之言，实际上是为了敷衍苟且，满足窃据朝炳的私心，而新近得幸大臣害怕国会一开，他们的位置将有不保，所以才会遏抑阻挠。

请愿代表团将未能完全如愿归咎于朝中重臣和新近之臣的阻挠，与事实相差不啻千里。请愿团不甘接受现有的成果，决意遵照谕旨解散请愿团，但欲从各方面进行督促，请求在宣统四年春秋召集国会，寄希望于促动政府，唤起民气。也有的请愿团成员觉得完成了历史任务，对朝廷的让步很满意，请愿团体出现了分裂。

锡良像

东三省的民众整日生活在日俄两国的侵凌中，迫切要求速开国会。12月6日，奉天谘议局、教育总会、农务总会、商务总会、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全省四十六州县代表共一万余人赴东三省总督府请愿。东三省总督锡良具折陈述东三省民情，请求宣统三年即开国会以救东三省危难。锡良称东三省各界绅民万余人伏泣公署前面，情词迫切，甚至有声嘶力竭不能控制情绪者，挽救东三省的危机，可以凭恃的只有民心，恳请朝廷答应民众的请求，定于明年召集国会。

12月20日，全国学界同志会、顺直谘议局和商会率领千余学生至督署请愿，直隶总督陈夔龙被迫代为转奏。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学生散发传单、罢课停学，要求速开国会。

载沣对仍不止息的请愿运动大为恼火，唯恐预定的计划被打断，于是回绝了东三省总督锡良和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奏请，并要求陈夔龙进行弹压，查拏严办。

12月24日，为了防止请愿运动滋扰麻烦，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诏取缔和禁止国会请愿。在谕令中，载沣称宣统五年开国会已属定议，无识之徒肆意要求，甚至挟持官长，以东三省代表的名义递呈请愿书，相关部门迅速将这类人送回原籍。载沣命令地方督抚将请愿人群视为聚众滋闹情事者，按乱民严厉查处。

1911年1月2日，载沣令军机处电寄各省督抚，防范并镇压学生请愿，称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已明白宣示。部分不安分的民众藉此为名到处煽惑，学堂里面的学生年幼无知，血气未定，往往为其愚弄，纷纷停课，这等荒废正业的行为恐怕会酿成他变，贻害民生。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早已颁布严厉谕旨，现在学生嚣张的习气重新起来，都是办学人员管教不严所致。载沣要求各省督抚严饬提学使、监督、提调、堂长、监学等，随时开导查禁，防患未然。各地督抚接到载沣的谕旨后，一一照办，很快各地继续发动请愿的人被远窜边疆，学生也恢复上课。

立宪派要求加速立宪步伐、迅速召开国会的意愿，基于帝国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本有相应的道理支持。但对是否具备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做相应的调查和深度考量，难免失之鲁莽。立宪派对载沣和中枢大臣部分满足请愿要求，先设立责任内阁，后召开国会的处置，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将同情和支持宪政的新近亲贵视为敌人而非潜在合作伙伴，不免使人唏嘘。

革命派充分利用载沣在处理民众请愿问题上生硬回应的时机，积极在各地进行反满革命宣传，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在民众特别是高度关注政治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眼中，立宪派似乎输了一局，朝廷也就是载沣似乎也输了一局，革命的吸引力增强很多。

载沣当政之前，国内外民众对其抱有很高的寄望，期待着他给大家带来惊喜。但载沣摄政当国以后，人们发现这个外表敦厚，名声极好，敢于辞退袁世凯的大清帝国实际的统治者，不过是个心志高大上、政治经验匮乏的中才之人。

他虽然坚持宪政不动摇，积极推行一系列有益于宪政的措施，也愿意对民众多做一定限度的妥协，但是却在遭遇挫折时本能地退缩，在处理问题时缺乏圆滑妥当，伤害了部分民意。这种性格和政治能力的缺陷，势必一点一点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逐渐让怀抱希望者失望，转而另觅他途。

3．尴尬的皇族内阁

1910年11月，清政府就国会请愿做出妥协，改为宣统三年即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即1913年召集国会。

载沣召开御前会议，军机大臣毓朗、镇国公载泽先后发言。毓朗认为速开国会以满足国内各界的要求，势在必行。但在召集国会之前，应先设立责任内阁，确定国家大事方针，制定海陆军整顿与重建方案，确保海陆军建设不受国会影响。载泽认为当前形势是国家税和地方税混合而未有清晰划分，民众重视民生甚于重视国防，当下有主张裁减海陆军乃至停办海军的言论，因此必须先建立责任内阁，将国是确立下来，然后再召集国会，避免国会召集之后因为海陆军建设问题造成纷扰。建议在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前，先建立责任内阁，抓住两者之间的时间完成一系列布置。

军机处外景

军机处内景

载沣认可毓朗和载泽的意见，以两人意见为蓝本发布上谕，将宣统三年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召集国会的决定作为政策宣示于众。12月25日，载沣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上谕，要求宪政编查馆迅速落实之前的修正筹备清单谕令，详细纂拟内阁官制，落实设置责任内阁一事。1911年1月17日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呈上修正后的筹备清单，拟在宣统二年厘定内阁官职，宣统三年颁布内阁官制，然后设置责任内阁。

载沣决意在宣统三年设置责任内阁是权宜之计，目的是赶在国会召集之前把重要的国家大政方针确定下来，为此希望设立的责任内阁能够听话，而非一个有完整决策权的独立行政机构。2月1日，载沣召集中枢大臣，下谕旨要求就设立责任内阁、裁并礼部和吏部并缩小宪政编查馆的职权范围等问题进行商议。3月，宪政编查馆将拟定的内阁官制呈上，载沣删去“凡经阁议决定后，可立即施行”，将草案交给各部大臣查看。

度支部尚书载泽、礼部尚书荣庆、学部尚书唐景崇对草案提出了意见。载泽建议暂时保留具奏权者的权利，以扩大言路，使下情上传。荣庆建议将内阁停止或撤销地方各省长官及藩属长官处分的权利，改为奏明停止或撤销，以赋予地方更多的处置权，缓和中央与地方矛盾，并建议保留按照旧例拥有弹劾官吏、条陈时政者的言事权。唐景崇提议赋予各部大臣特旨入对权和提议权。

3月22日，载沣于会议政务处召集军机大臣奕劻、徐世昌、那桐、度支部尚书载泽、吏部尚书李殿林、学部尚书唐景崇、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法部尚书绍昌、理藩部尚书寿耆、学部侍郎宝煕等人查看内阁官制草案，经商议后再次做出修改。4月26日，中枢重臣再次举行集体会议，经过一番讨论拟定了新的内阁暂行章程。

那桐像

徐世昌像

梁敦彦像

唐景崇像

5月8日，载沣通过并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和会议政务处联合拟定的《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内阁官制》共十九条，详细规定了内阁的组成、职权和日常运作，《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共十四条，对《内阁官制》加以补充和说明。《内阁官制》在赋予内阁总理大臣入对权的同时，赋予各部大臣请旨入对权，并保留了依旧例有具奏权者的具折奏事权，将大政的最终决定权仍归于君主。这样的设置使得内阁大臣虽然大权在握，但对各部的统辖权受到了限制。

颁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后，载沣谕令组织责任内阁。奕劻成为首位内阁总理大臣，原军机处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成为外务大臣，户部尚书善耆成为民政大臣，度支部尚书载泽成为度支大臣，学部尚书唐景崇成为学务大臣，陆军部尚书荫昌成为陆军大臣，海军部尚书载洵成为海军大臣，法部尚书绍昌成为司法大臣，农工商部尚书溥伦成为农工商大臣，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成为邮传大臣，理藩部尚书寿耆成为理藩大臣。

整个责任内阁成员都由原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充任，满族大臣共有9名，其中7名为皇族，汉族大臣仅有4名，被称为“皇族内阁”。与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中形成的满汉比例相比，“皇族内阁”很容易给人留下崇满抑汉，甚至是重满排汉的不良印象。

“皇族内阁”合影

奕劻抱怨责任内阁有全责无全权，载泽抱怨未能当上内阁总理，各地督抚抱怨责任内阁剥夺了奏事权力。长期担任史官的恽毓鼎愤愤地称，责任内阁中满人过多，宗室占据要津，在这样一个群情离叛、厝火积薪的国情下，皇室依然准备以少数控制全局，国家没有不亡的道理了。

恽毓鼎的分析很有道理，大清朝刚刚从一场巨大的动荡中获得喘息之机，身为皇帝父亲的载沣不想着好好地安抚和挽回民意，反倒想像往常一样坚持由居于少数地位的满族统治居于多数的汉族，弄出这样的责任内阁，无疑会加剧局势的紧张，帝国的灭亡势成必然。

立宪派盼来盼去，却没料到载沣弄出这样古怪的责任内阁，自然是大为不满。7月5日，奉天谘议局副议长袁金铠联合其他十八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议员34人，请求都察院代奏另行组织责任内阁。袁金铠等人称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这是君主立宪国家共同坚守的原则，现在朝廷重用宗室，失去民众的信任，也很难真实地推进立宪改革。所以请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再简派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合君主立宪的公例，满足臣民立宪的希望。

国际舆论也对监国摄政王炮制出的责任内阁大感诧异，言辞中颇有戏谑和嘲弄之意。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称这样的责任内阁不过是旧军机处的变种，载沣在这时还注重满汉界限，想让满族最大程度把持政治大权，实在是愚不可及！

东邻日本也好不给面子，大隈重信称大清帝国此次出炉责任内阁，值得注意的是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大有走亲美外交道路的趋势。但是梁敦彦不过是一个熟悉外交事务和外国语言而上台的技术人员，实际掌握外交大权者必是奕劻。内阁的中心是奕劻，那桐、徐世昌、善耆也是几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但是令人疑惑的是阁员中皇族成员占了好几人，与推行君主立宪国家中皇族不承担具体责任的惯例严重不符，难道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载沣没想到区区一个责任内阁，竟然惹出这么大风波，顿时头大如斗。面对各省谘议局的抗议，载沣大为恼怒。7月5日，载沣发布上谕对袁金铠等人严加斥责，称任命官员是君主的权力，先帝定下的宪法大纲中有明文，规定议员不得干涉。现在议员一再陈情，气焰非常嚣张，以后必然会滋生流弊。朝廷用人都是秉持大公的原则，臣民应当遵守钦定宪法大纲，不得随意干涉。

这样的解释不仅不能让立宪派满意，而且激起深深的怨恨，使立宪派日渐与帝国皇室离心离德。

袁金铠像

袁金铠墨迹

载沣接受提前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并下令制定责任内阁官制组织责任内阁，无疑也有脚踏实地推行宪政的成分，皇族内阁的出炉也有其合理一面。在载沣看来，帝国中最值得信赖的是宗室，宗室的利益和皇帝的利益最为吻合。至于满汉大臣，载沣选择和任用人才时也尽可能地任贤使能，但难免会有个人的偏好，如与其趣味相投且曾经伴随他出使德国的荫昌等，便因缘际会得以跻身高位。

组织责任内阁多用了几个满人、几个宗室，在载沣看来没有多大问题，何况大清自咸丰皇帝以来就有重用宗室的传统，设司用人属于君主权力。用满用汉，是否提拔亲贵，在载沣看来也许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意思，崇满重满抑汉排汉不过是别有用心之人的鼓噪。

载沣对民主宪政没有真切的认识和发自心底的信仰，更别说精深的理解。设立责任内阁，载沣毫无经验，仅凭他那点对德国宪政的皮毛了解，根本不足以应付时局，但是亨利亲王曾经的教诲让他记忆犹深——权力必须牢牢掌握在皇族手中。德国皇室引领德意志从分崩离析的邦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强国，创立皇族引领国家完成统一和振兴的范例。在载沣的意识里，德国可以，大清自然也可以。走德国的路让大清重新屹立于东方，未尝不是一条可行之道。

大清帝国虽无不肖之君，但鸦片战争以后的屡战屡败，丧权失地割让权益，为历代所无。民心思移，根本不具备依靠皇室再度振兴的可能，载沣效法德国不过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引皇族入主内阁使得满汉大臣比例严重失衡，剥夺内阁决策直接实施的权力，限制内阁首脑内阁总理的权力，将最高决策权收归君主，无疑与各国设立责任内阁的原则相违。载沣在责任内阁的做法令内外臣工侧目，引中外舆论抨击，受国中万民责难，致使民意乖违。

如此这般，也难怪大清帝国风雨飘摇。

4．要老命的铁路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开始了飞速的铁路建设。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修建连通南北贯穿东西的铁路，无疑要花大量金钱。遗憾的是大清帝国的国库真不宽裕，每年通过杂七杂八的税收收上来的散碎银子，用下来也就没剩多少。但再缺银子，铁路也不能不修，要不然边疆发生战事，还没等援兵到，恶邻的铁蹄就把要地占领完了，只能留下无奈的抗议。

大清国库没有银子，并不意味着在大清的土地上建铁路没有银子可图，全世界的商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谁不知晓？只要在大清造铁路，就能赚海量的银钱，无数的枕木、煤炭、铁块都会收入囊中。大清有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只要给口饭吃，有的是卖力气的汉子。大清有丰富的铁矿、煤矿，假以时日，商人有的是法子把这些深藏在地下的宝藏一点点地挖出来，换成真金白银。无论卖铁轨给大清，还是卖火车给大清，或者只是派一些管理人员到大清，都能赚来丰厚的利润。

倘若借银钱给大清，拿大清稳定的关税、盐税做担保，顺便拿下铁路沿线十里八里宽的土地，银钱要个每年四到五厘的利息，再将银钱放到自己的银行里，让大清帝国按季节支用，将获得更大的利润。倘若能一边雇佣廉价的大清劳工修铁路，一边拿闲置的钱开发沿线矿产、土地，或者弄一些只在纸面上的公司上市，在大上海拼命地圈钱，能够弄到的银子将翻上好几倍。可想而知，大清帝国的铁路有多么惹人眼馋。

蒸汽火车头

外国人知道在大清帝国修建铁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大清帝国的商人自然也知道，那么铁路交给谁来建？外国人当然说给他们，因为他们有钱、有铁轨、有技师、有管理人员、有经验。

大清的商人说在我们土地上的铁路，就该由我们建，你们有钱我们也可以筹，你们有铁轨我们可以买，你们有技师我们可以雇，你们有管理人员我们可以请，你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学。大清官吏把铁路给外人始终不放心，俄国人就是个恶劣的例子，给了个空头承诺，拟了个随意更改、随意解释的合同，便用着中国的银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铁路，还堂而皇之驻起了军队，侵占铁路沿线大量的土地和矿产，甚至设官施治起来，让中国深受其害，百姓苦不堪言。

大清帝国的官员知道修建铁路的好处，也知道铁路的巨大利润，也有意自建铁路，但是大清帝国一次次的败仗早就让帝国官员面对列强时，腿脚不自觉地发软，一次次的谈判早就让主事的王公大臣们统统成了没有底气的懦夫。银钱不能不借，关税、盐税不能不抵押，折扣不能不给，沿线的土地、矿产不能不让，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失去。

一次次的战争失败，带来的只是国土的割让；一次次无力的谈判，带来的也只有权益的丧失。

1900年7月，盛宣怀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该合同不能转让他国或他国人，三年竣工。后来美华合兴公司违规，不仅未按照合同期限完成铁路修筑，还私自将三分之二股份转售比利时人。

1905年，负责交涉的张之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大价钱才将粤汉铁路修筑权收回。损失五年时间，粤汉铁路却停留在纸面上，被美国人忽悠，还要遭受勒索，真是情何以堪。张之洞为情势所迫，动了借外债修路的念头。11月18日，张之洞向外务部提出向英国借款修路的建议，而英国政府乘人之危，不仅捞足了好处，还提出了两湖铁路的优先权。

1907年，张之洞和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的法磊斯商议借款二百万英镑，修造粤汉铁路湖北段。1908年7月，张之洞当上督办粤汉铁路大臣。1909年1月，张之洞兼办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再次向英国商议借款。英国政府代表濮兰德抬高价钱，公然违反之前签订的合同草案，提出工程师享有购料签字权等无理要求。英国的违约抬价使谈判陷入僵局，张之洞不得已要求按照津浦铁路的合同办理。英国方面想勒索最大利益，自然不同意，声明退出。

张之洞转而同德国方面接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意欲将触角伸入长江流域的德国不仅同意按照津浦铁路的合同办理，还给予比津浦铁路优惠的利息折扣。英国人看到德国人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于是出尔反尔，又无理地要求进来，毫无所谓的绅士风度。德国不想与他国交恶，愿意对英国做出一定的让步。英国人强词夺理，不经大清朝同意，又将善于放高利贷的法国人拽了进来。5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到大清帝国外务部提出交涉，称美国人有意愿参与合作。张之洞借口称合同已经拟定了，不便让美国人掺和进来。

张之洞像

美国人又和大清外务部交涉，外务部梁敦彦未与张之洞协商，便承诺美国人可以在英、法、德三国银行团同意的前提下加入。美国人直接和英、法、德接触，获得许可后强行加入到铁路扩张中。张之洞被外务部的轻易许诺所害，还是不同意美国人强行进入。电文奏稿往还，唇枪舌剑自是难免，张之洞所求的不过是为大清朝保留一分利权。

美国人在中国的扩张意欲难遂，于是塔夫脱总统直接给载沣发电文，要求利益均沾，享受同等权利。在美国人的威逼利诱之下，载沣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7月18日，载沣亲自给美国总统回电，作出承诺，称关于借款问题已经命令外务部与贵国驻京代办会商，希望谈判成功后顺利施行。梁敦彦自酿苦果，无奈只能交涉。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指示负责谈判的费莱齐提出要求，要求增加借款总额指定各款用途，给美国与英、法、德相同的利益，由四国银行团拟定合同，让中国政府签字。多方交涉，终于逐渐达成一致，张之洞也没办法强力拒绝。

10月4日，负责铁路借款和筹建的张之洞去世，各方力量纷纷动作起来，唯恐错过这场盛宴。国内反对借款筑路的团体纷纷行动，力求把铁路修筑权留在手里。

11月5日，湖北谘议局、湖北教育会、宪政筹备会暨铁路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召集会议，成立铁路协会，抵制借款筑路，坚持自筹款项自筑铁路。11月14日，士绅、商人、军人、学生代表在汉口开会，筹集股款，并致电邮传部、度支部，请求取消借款修筑川汉、粤汉铁路草案，按照成例准许商办。12月，湖北铁路代表赴京请愿，上书邮传部称湖北段粤汉、川汉铁路，所需资本已由湖北地方勉力筹措，与所需款项相差无几，恳请准许湖北段铁路商办。1910年1月，湖北籍京官黎大钧等禀请邮传部，请求同意湖北段铁路商办。

清末铁路远景

湖南一看湖北闹起来了，也不甘示弱，成立湘路公司并致电邮传部，称湘人受借外债筑路刺激，视借外债为刀刃加身，无不以筹集股款为事。湘人万口一心，请求将湖南段铁路借外款修建的草案作废，将湖南铁路交由商办。

大清帝国中枢对借外款筑路一事本就意见不一，力主借款筑路的张之洞去世，借款筑路一事变成了再议之事。有的御史称粤汉铁路借款损伤利权，列强投资心怀叵测，应该拨助官款，速招商股赶紧开办。

驻美使节伍廷芳称近来美国方面举行的政府会议中，有中国借款需要以主权做抵押的提议。美国对华借款意在扩张势力，所以才会要求中国以主权作抵押。主权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尤其对力量弱的国家来说，一旦拿主权做抵押，无异于国家灭亡。伍廷芳建议，朝廷必须顶住列强的压力，尽量将借款筑路一事作罢。

载沣听到这样的消息，自然坐卧不宁，没想到一个借外债筑路，居然有把大清朝给借没了的危险，旋即向军机大臣咨询。部分军机大臣力陈借款筑路的弊端和铁路自筑的好处，载沣听后很感兴趣，要求军机处会同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及两湖督抚妥善商议办法。

铁路商办股票存照

军机大臣那桐称借外债筑路，本来就是逼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两省既然有实在款项，自然应废约自筑，奕劻也极力赞成。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在致湖南谘议局局长谭廷闿的行文中也称，如果湖南省商办铁路有切实款项，能够按期建成铁路，自然赞成。度支部尚书载泽也表态支持两湖铁路自办。

大清邮局牌匾

有中枢大臣的赞成和邮传部、外务部两个部堂的支持，载沣心里有了底儿，于是在1月30日发布上谕称铁路商办符合国情。3月，邮传部按照载沣的意思批准湖北设立公司。

英、法、德、美四国政府眼见煮熟的鸭子要飞走，急急忙忙和大清进行交涉。四国公使联合造访邮传部，要求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给个合理解释，并联合向大清外务部发送照会。外务部将四国照会发给邮传部，邮传部将张之洞与四国银行的借款契约草案移转度支部。度支部尚书载泽对邮传部的做法大为不满，又将皮球踢了回去。

大清邮票

大清邮局职工

四国政府要求大清国将草案落实，大清方面则主张草案不具备法律效力，两方相持互不相让，照会往返了几次。徐世昌离任后，接任的唐绍仪对此事不热心，借款筑路问题就这样搁置起来。

假如没有多大意外，借款筑路问题会成为过往云烟。

唐绍仪被载沣看作是袁世凯的嫡系，不得不以疾病为由让出位置，盛宣怀入主邮传部，使借款筑路一事又生新变。盛宣怀同张之洞一样主张借款筑路，并不看好商人筹款自筑。盛宣怀称两湖商人筹款自筑铁路，不过是一纸空言，无补铁路大事。两湖所言已筹款项多不可靠，日月迁延，再过三十年铁路也只能停留在纸上口头。只要对借款筑路加以严格限制，将支配权抓在手里，外人只有投资的权益。盛宣怀指责两湖士绅民众固执己见，鼓动风潮，不忠君爱国。

盛宣怀像

盛宣怀转身与四国银行团磋商，两方有意，进展神速。5月2日，英、法、德、美四国公使照会大清外务部，称中国政府应有施行之责，毋庸再行延搁。外务部将照会转给邮传部，盛宣怀立即上奏，请求将鄂路湘路商办前案取消，以便签字借款。5月5日，主张铁路国有的给事中石长信上奏折，请求将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石长信认为商办铁路资本不足，枝节太多，难以统一管理，经营管理不善，亏空巨大，以租税为股银扰民害民，不利于国防，主张将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支路交由商办，这样既能方便军事，也能促进实业。

在铁路借债修筑或商办自筑上，载沣只想着铁路干路国有的好处，全然忘了大清帝国政府没有自建铁路的财力，一旦铁路干路国有，势必要借外款修路，弱国无外交，在借款筑路协议上弄不到太多好处。优柔寡断的载沣发布谕旨要求邮传部按照石长信的奏折妥善拟定方法。盛宣怀主持的邮传部非常欢迎，请求宣告全国。

5月9日，载沣发布上谕后，宣布铁路国有为既定国策，并将宣统三年以前准许商办的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准许商民兴办支线铁路，之前邮传部批准兴建的湖南、湖北铁路公司全数取消。5月22日，载沣再次发布谕旨，称自发布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四月之前已经收的银款，令邮传部、铁路督办大臣会同川湘各省督抚，详细查明，妥善拟定善后办法并上奏折报知，务必使商民无丝毫亏损。5月30日，载沣再降谕旨要求湖南省将以修建铁路名义从中抽收的米捐、盐捐、房捐股银及租股股银一并停止。邮传部、铁路督办大臣、湖南巡抚遵照之前的旨意详细查明已经收取的银款，妥善拟定处理办法，不使民众有丝毫亏损。

盛宣怀墨迹

铁路国有如同“紧箍咒”一样加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的商民头上。商民兴办铁路投入了大量的银钱，中间周转非常混乱，善后起来困难重重。四川铁路问题最为严重也最难收拾，四川乡绅兴办铁路筹集的款项高达三百多万，为主事的若干人亏空挪用。这么大的亏空要让载沣主持的中央政府认账，实在是太为难人了，仅仅是三百万的银款就足够让主掌大清国库的载泽头疼。

载沣询问张謇、盛宣怀、载泽如何善后，张謇主张从厚从宽体恤民情，修路的款项出自四川百姓，败坏铁路专款的是四川的士绅，建议在追查四川士绅责任的同时，由中央政府做出承诺给予完全补偿。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并非商人之间的对等贸易关系，政府有责任照顾民众。政府通过政策收回铁路，目的是贯彻政策收回铁路修筑权，应当让利于民，不与民众锱铢必较。况且四川民众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和谕旨请求政府归还路款，舆论沸腾需要审慎抚慰。

张謇的意见有其道理，但是无论如何只能是个人的建议，没有被载沣采纳。盛宣怀极不认同，主张政府收回铁路修筑权，只应按照实际支用的数目归还，不应该承担被士绅私自挪用和亏损掉的三百多万，这个意见为载沣重视和接受。1911年6月17日，负责铁路建设的邮传部、掌管国库的度支部、具体督办铁路的大臣商议出粤汉铁路的还股办法，并奏报载沣。

在这个方案中，广东铁路、湖南铁路、湖北铁路、四川铁路还股办法各不相同。

广东铁路银款六成还银，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铁路建成获利以后，余利分十年摊还。湖南铁路商人切实筹集的一百万两银款，照本发还。向民众征收的捐股，除用于归还美国赎约经费三百万两外，均充作湖南省实业公共费用，发行国家保利股票，年息四厘，五年以后分十五年摊还。湖北铁路商人切实筹集的银款将归还现银，以发行川汉铁路彩票方式筹集的股银由国家发行无利股票，等铁路兴办获利以后由余利分十年归还。动用的粜捐，除美国赎约经费，其余业已支用的部分发行年息四厘国家保利股票，五年后分十五年摊还。

四川现存七百万铁路银款，如果愿意入股，可以悉数换成国家保利股票，五年以后分十五年归还本金，也可以随时抵押，分享铁路盈利。宜昌已经支用的四百几十万两银款，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宜昌开办经费三十三万及成渝各局支用经费，则发给无利股票。但由主持四川铁路兴建的士绅倒账亏损的银钱，国家不负其责。四省铁路还款办法，根本不能满足四省商民的需求。群情汹汹，执政者颟顸，政府举措失宜，一场大祸迫在眉睫。

端方像

端方墨迹

湖南士绅、湖南谘议局、各界团体、铁路工人纷纷进行抗议，并请求湖南巡抚杨文鼎代为上奏。杨文鼎为稳定湖南各界情绪代为陈奏。载沣对杨文鼎的奏折大为不满，颁布上谕斥责湖南谘议局所称各项不但失实而且近乎要挟，批评杨文鼎代为上奏与制度不合，要求杨文鼎按照之前的谕旨，切实劝谕各界并商议妥善的处理办法。

张鸣岐像

广东铁路商办股票

湖南民情因为载沣的谕旨大为激愤，谘议局议员大量辞职，学堂相继停课。湖南地方政府如临大敌，巡防队、警察队、侦探队穿街过巷到处巡逻，严加戒备防范于未然。庆幸的是湖南省铁路还款办法，对商人股本损害相对较小，控制防范得力，尚不致酿成大祸。

广东铁路还款办法的商定颇经波折。盛宣怀原来拟定的广东铁路公司股票换国家铁路股票的方案，遭到广东省铁路公司董事的一致反对，董事们坚持铁路商办原案。两广总督张鸣岐对度支部、邮传部、督办铁路大臣拟定的铁路股本返还办法提出异议，屡次要求改进，希望按照湖北、湖南两省铁路股本返还办法办理。载沣、载泽、盛宣怀、端方、张鸣岐因广东省铁路问题电文往还，彼此磋商，希望寻觅一个广东商民满意、中央政府也能承受的方法。

1911年9月4日，盛宣怀、载泽会电张鸣岐，称铁路退全款的建议与之前的谕旨不合，主张铁路股票转换，一定期限后准许换领现银。张鸣岐声称应尽快拟定新的广东铁路还款办法，并暂时坚决不借外债，否则风潮愈演愈烈不堪收拾。端方也意识到局势的严峻，建议广东铁路限定期限，仍归广东商办。但是打定主意将铁路国有政策进行到底的盛宣怀并不买张鸣岐和端方的帐，只同意广东省铁路遵照湖南、湖北铁路方法办理，将省铁路公司股票转换成国家铁路公司股票。张鸣岐接到盛宣怀的处理意见，难以下决断，召集下属司、道集议，也未形成一致意见。

好在张鸣岐还算明智，并未一味高压，广东一地虽风潮不小，但幸未失控。

四川铁路开工仪式

四川铁路商办股票

四川省是铁路问题重灾区，高达三百多万的银钱被主持四川段铁路修建的士绅败得干干净净，盛宣怀不愿接手这笔烂账。一会铁路自筹商办，一会铁路国有，一会又借外债筑路，变来变去的政策也让四川臣民无所适从。

1911年5月15日，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致电成都总公司转谘议局，称铁路国有取消商办是政府自丧信用。路权可以收归国有，但不能以国有为名卖给外国人。倘若转卖外人，四川损失惨重，川民唯有抵死相争。铁路国有可以，但四川民众为兴办铁路花的钱财必须照数拨还现银。

5月16日，川汉铁路董事局致电邮传部，请求顺从民意，按照旧旨办理。其后，川汉铁路董事局再次致电邮传部，称按照光绪三十三年所定的铁路干路，四川至汉口的铁路不在其内，要求收回成命，照数拨还现银。盛宣怀对四川铁路董事局的请求不予理睬，视为无理取闹。

载沣下谕旨要求停止征收租股，在宜宾的四川铁路股东们自然不干，不继续征收租股不仅没办法继续捞钱，就连已经捞到手的银子也要乖乖奉还。川汉铁路公司也认为租股一旦停止征收，川汉铁路公司会立马破产，决定召集会议进行抗争。中央要接收四川铁路可以，等四川铁路公司将账目清理好了，拟定好具体的办法再进行交接不迟。四川谘议局也呈文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请求端方暂缓接收四川段铁路。王人文见局势紊乱已经难以收拾，也代四川谘议局上奏请求考虑川民实际情况顺应民意，暂缓办理四川段铁路的接收事宜。

载沣心里很是不满，认为四川谘议局和王人文不明白谕旨的真意，不清楚四川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铁路专款被四川的士绅亏空侵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四川谘议局被品行卑劣的士绅欺骗，才为其求情替他们谋求时间好做假账，王人文对四川铁路公司的弊端应该心中有数，贸然为其说情不合体统。于是要求王人文将谕旨广泛传布，好使川民周知朝廷的决定，并尽快查明已经征收的租股银款，由度支部、邮传部和督办铁路大臣会同四川护理总督共同商拟妥善的处理办法。

王人文主张对川人怀柔，将现有的七百万存款全数还给四川民众，以保持四川大局稳定。被公司的股东们以倒账名义败掉的款项由国家承担，已用的款项尽数换成国家保息股票，向四川民众表明国家仁至义尽，并无亏欠。

但盛宣怀和载泽不同意承担这三百万两的巨额亏空，也不愿将现有七百万的银款分还，只同意除亏掉的三百万外，各股全数转换成国家股票，年息六厘，约定年限从铁路盈利中归还。端方攻击王人文专门附和川民，不能有效裁制，一意沽名钓誉，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嫌疑，催促赵尔丰迅速到位。

赵尔丰像

赵尔丰在四川被杀

有“人屠”之称的赵尔丰赶到了四川，秉持着载沣多派兵丁实力弹压的旨意。盛宣怀和端方一方面要求赵尔丰将七百万现银或转为官方股票，或者转为发展实业的资本，一方面收买川汉铁路总公司宜昌总理李稷勋，暗中取得宜昌段的权利。川汉铁路总公司一见盛宣怀等下作地夺取部分路段的权利，自然大事抗议，将官司告到了载沣跟前。

两江总督瑞澂也加入进来。端方、盛宣怀和瑞澂互通声气，彼此支援，上奏折称四川召集会议者是年少无知喜欢闹事的年轻人，夹杂着众多从日本归来的留学人员，名为争持铁路，其实含有不可告人的革命阴谋。载沣认可盛宣怀、端方和瑞澂的意见，发布上谕要求三人妥善协商，严行弹压随时奏明，不得怠慢。

发个谕旨对监国摄政王来说并不算太大的事情，但对几近走投无路的四川士绅来说则是晴天霹雳。8月24日，四川铁路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声称盛宣怀、端方夺路劫财，诬陷四川士绅，政府不重视四川民众，不信任王人文，不承认光绪皇帝谕旨。号召四川铁路公司股东拒绝缴纳捐税、丁粮，拒绝承认外债，商民罢市，学堂罢课。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一时间四川大乱，成都等地相继罢课罢市，局势相当混乱。

载沣指示严行弹压，赵尔丰投鼠忌器，唯恐激起事变，所以一面弹压一面安抚，并请允许增募兵丁，遭到载沣斥责。赵尔丰等再次上奏折陈述四川情形，要求召开内阁会议商拟办法。赵尔丰希望中央出主意，内阁想办法，载沣却认准了赵尔丰，要求赵尔丰承担起责任。赵尔丰有心弹压却害怕酿成民变，有意让步但是又碰到载沣、盛宣怀、端方、瑞澂等人的一再催促。

不得已的情况下，赵尔丰逮捕四川保路同志会、谘议局、铁路公司的负责人，这一举动造成成都全城轰动，民众抱着光绪皇帝的牌位蜂拥到总督衙门抗议。赵尔丰方寸大乱，命令开枪，致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同盟会成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裁木板数百片，写上文字涂以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流，呼吁四川各地奔赴成都相救，全川登时失控。赵尔丰难以应对，请求从外部调兵入川平乱。

“成都血案”木版画

成都血案后，保路同志会发往四川各地的急救木牌

载沣此时才后悔听从盛宣怀的意见，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载沣一面褒奖赵尔丰，一面要求瑞澂率兵入川平乱，对御史陈善同等主张严惩盛宣怀、安抚民众的意见置若罔闻。9月11日，载沣发布谕令，命令学部和各学堂管理人员负起责任，严格督促学生照常上课，不准随意外出，并严禁民众聚众开会，四川所驻各军务必扑灭倡乱匪徒。但此时局势已经失控，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之势。载沣只能要求端方尽快前往解围，并令岑春煊前往协同赵尔丰办理。

岑春煊临危受命，看到事态严重，一面大打感情牌，希望四川民众念几分薄面，一面请求中央改变不承担亏空的态度，按照十成现银归还四川铁路银款。岑春煊试图对四川士绅妥协退让平息事态，却触怒了盛宣怀、端方、瑞澂、赵尔丰等先前负责四川铁路善后问题的大臣，于是处处阻挠岑春煊入川。邮传部对岑春煊按照十成现银还款的主意嗤之以鼻，载沣在乱世中缺乏必要的杀伐决断，对朝廷大臣的纷争也无可奈何，岑春煊只得托病不前。

载沣主政以后，铁路政策因时而变，时而赎回路权由商自主，时而铁路国有借债筑路，见小利而忘大义，自酿祸端。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的铁路公司问题较少，补偿政策和地方政府应对都较为合适，所以才没有酿成祸事。

四川民众因朝廷将原本同意交商人自办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前期的巨额投入打了水漂，已经筹集的现银七百万两又要被政府强行占有，所以极为愤怒。主持四川铁路公司的官绅肆意侵蚀，造成高达三百万两的亏空。为了掩盖罪行，主事者一面鼓动和利用民众，一面又挟持民意同中央交涉，却没料到碰到一群不肯低头的主。财路不但被断而且又要被追究责任，走投无路索性将事情闹大，以致不可收拾。

革命党人也在历史的关节点上，趁机制造混乱，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

载沣、盛宣怀等人缺乏处理民变的经验和智慧，不肯多做让步，一味要求地方督抚弹压，又将民怨极深的赵尔丰派往四川，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收拾。赵尔丰逮捕四川铁路公司、四川谘议局、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主事人员，虽使保路运动一时停滞，却使全川陷入彻底混乱。岑春煊临危受命，意图依靠妥协解决问题，却得不到载沣的支持，只能黯然退却。

不筑铁路国事堪忧，内地边疆几乎有不保之态势。修筑铁路内外交夺各不相让，立酿惨烈之祸。

5．黯然退位

1911年10月，载沣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奏折。在奏折中，瑞澂称拿获匪目匪党三十二名，缴获军火炸弹多件。载沣相当熟悉革命党人，也深知革命党人的厉害，他自己还差点被几个革命党人刺杀，其中一个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汪精卫。瑞澂这么能干，载沣自然不吝夸奖，称“该督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谁料想谕旨刚发出去，武汉就出大事了，瑞澂落荒而逃，全无督抚大臣的担当。

四川因为铁路问题闹成了一锅粥，湖北新军不愿意放弃这个乱世中的大好机会。眼见要派往四川平乱，害怕一旦异地用兵，革命党人的力量便要削弱许多。于是瑞澂前脚抓人，革命党人后脚开枪，仓促之间居然拿下了武汉三镇。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武昌起义浮雕

辛亥革命雕像

四川民乱，湖北兵叛，朝堂一时间定不下主意。优柔寡断的载沣难下决断，只能咨询左右。良弼主张调禁卫军南下，载涛请求率兵平叛。禁卫军承担着护卫京畿的重任，载涛只在国外学习过军事，并无统兵打仗的经验，自然都不适合。

载沣只好下谕旨要求军谘府、陆军部派两镇陆军前往湖北平叛，陆军大臣荫昌督兵前往，节制湖北及增援各军，萨镇冰带领军舰南下，程允和统率长江水师前往增援。载沣如此安排仍不放心，又命令河南巡抚宝棻调第五十二标张锡元部作为援兵前往镇压，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等沿江督抚加强防范，京汉铁路沿线督抚加强保护铁路设施。

武昌起义中激战的革命军

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军战士

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防止新军造反，载沣将近畿的北洋陆军和禁卫军重新编排配置，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由荫昌统帅赴湖北镇压叛乱，第五镇暨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由冯国璋率领听候调遣，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由载涛率领负责近畿防卫。

大清禁卫军访问奥匈帝国，右一为良弼，右四为载涛

荫昌在德国接受过军事训练，但未曾经历战阵，统帅军队力不从心。载涛更为不堪，膏粱子弟上不得战场，不足以担当大任，启用袁世凯平定叛乱的声音应时而起。北洋军将领多为袁世凯旧部，都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亲信死党，奕劻、那桐、徐世昌等王公大臣也与袁世凯交好，无不认为只有此人才有能力平定乱局。在位诸公要么尸位素餐糊涂应事，要么没有军事指挥才能，载沣无人可用，只能启用袁世凯。

10月14日，载沣任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却并不满足湖广总督的位子，以足疾未愈为由拒不赴任。载沣不满意这样的有意为难，但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于10月18日、19日两次发布谕旨，要求袁世凯迅速调治，力疾就道，并赋予节制湖北军队及各省援军、海军和长江水师舰只的全权。

段祺瑞像

袁世凯并不满足载沣开出的条件，继续稳坐在河南安阳，载沣无奈之下只好派袁世凯的密友徐世昌前往河南。袁世凯随后与徐世昌等密谋，开出六项条件。包括明年即公元1912年开国会；组织真正的责任内阁；宽容参与人员，解除党禁；授予军事全权；充足军费等。载沣无力应对危局，只能接受袁世凯的条件。

10月27日，载沣一纸谕旨将大清帝国的命运交给了心底忌恨却又无可奈何的袁世凯。在谕旨中，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获得支配平乱军队的全权，湖北临近各省督抚必须配合，陆军部、军谘府不能干预，原本由荫昌掌握的第一军回到了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手中。

载沣在任命袁世凯做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后，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坦率承认用人失当，致使四川铁路问题引发民乱和广东、湖北新军迭次叛乱，承诺实行宪政，改革法制，废除满汉藩篱。

随着战争中军队分量的加重，军人干政的苗头逐渐出现。

冯国璋像

张绍曾像

10月29日，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将领联名奏请解散内阁，由资政院制定宪法。与此同时，资政院上奏折请求重定宪法、开放党禁、解散亲贵内阁。载沣接受了意见，迅速颁布谕旨，要求溥伦等遵照《钦定宪法大纲》拟定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由皇帝过目后颁布施行，并下令赦免戊戌变法以来因为参与政变和政治革命、惧罪逃匿、被裹挟进民乱和兵乱的人员。对于取消现行内阁章程和皇族内阁，载沣也以尊崇皇室巩固国基的名义接受，准备等事态平息后重新组织完全的责任内阁，并不再以王公亲贵充任国务大臣。

张绍曾等将领并不满意载沣的表态，认为载沣推行宪政的诚意不足，有敷衍的嫌疑，要求朝廷取消宪法大纲，改由资政院制定宪法，并附上所拟的纲领十二条。

在张绍曾等人拟定的政治纲领中，国会将于本年内召集，并由国会起草宪法，议决后以皇帝名义颁布。国会选举内阁总理大臣，以皇帝名义任命，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举并任命国务大臣，皇族永不得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议院议员由具有法定资格的国民公选，军人对宪法、国会选举法及国家要事有参议权。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讨论通过，不得遵照前年预算开支。皇帝万世一系，有颁布但不得否决宪法的权力，有缔结由国会议决的国际合约的权力，有统帅海陆军的权力，但其权力行使必须遵照国会制定的宪法等。张绍曾等将领一面致电军谘府请求代为转奏，一面截留南下平叛军队的军号，要求进兵南苑。载沣对张绍曾等人的强横毫无办法，只能接受。

同时，袁世凯进行了军事部署，清军迅速行动起来，冯国璋督师南下打破湖北的军事僵局。一场大战下来，清军攻占了汉口，一把大火烧毁房屋无数。革命党人以新编紊乱的队伍对阵久经操练的北洋军，吃些败仗，也是必然。各地的革命军陆续赶往武汉增援，清军也进行了针对性布置。

革命党人在黄兴主持下发动进攻，但是无功而返，清军进行反击，军舰也配合着进行炮击，革命党人不断后撤，形势对清军相当有利。袁世凯的出山使得局势立马为之一变，乱世枭雄和治世能臣的本色显露无遗，令载沣和文武百官不得不叹服，这也坚定了汉人支持袁世凯倾覆大清的信心。

袁世凯像

11月1日，载沣降谕旨宣布解散亲贵内阁，解除载涛的军谘大臣职务，并授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令其组织责任内阁。11月3日，载沣批准并颁布了经过资政院一番润色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请求依照《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由国会选举内阁总理大臣，载沣只能接受。资政院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载沣以皇帝名义批准。载沣开缺毓朗，任命徐世昌为军谘大臣，并发布谕旨将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交由袁世凯调遣。

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心花怒放，表面上却两次请辞，以退为进攫取最高政治权力。载沣无奈只能配合袁世凯演戏给天下人看，发布谕旨命令袁世凯勉为其难，以公忠体国的诚心接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袁世凯终于不再推辞，提出了新的内阁人选。在新的内阁名单中，外务部大臣仍为梁敦彦，学部大臣仍为唐景崇，其余的全数换掉。内阁各部正副大臣，汉人居十七，满人仅有三人，袁世凯的亲信占据要职。

袁世凯虽然取得了清政府的实权，但是他的目标不是消灭革命党人，而是利用战场上的优势逼迫革命党人低头，向载沣要好处。袁世凯攻占了汉口后，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反倒派人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商讨和平，可惜革命党人不愿相商，恶语相向。袁世凯不在乎这些意气之争，转而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会晤，由其出面沟通南北和谈。

袁世凯一面利用武力和外国势力迫使革命党人服软坐到谈判桌前，一面逼迫载沣再次做出让步。11月22日，袁世凯当面奏请停止奏事入对，称除按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其余召见官员的行为均应暂时停止；总理大臣遇有事情可奉诏入对，并可随时自请入对，但不必每日入对；国务大臣按内阁官制有具奏权，其余各衙门有应奏事宜需由内阁核办代奏；与皇室有关的事务仍由内务府、銮舆卫、钦天监等按照旧例奏对，但必须有内务府大臣署名并知照内阁；各部例行及大臣专行事件毋需上奏；由奏事处的传旨均暂停止；内外奏折按照旧例均需呈递内阁，由内阁拟制进呈。载沣无奈只能应承，从此堂堂的监国摄政王便被割断了同内阁总理、各部大臣和各省督抚的联系，权力被装进了笼子里。

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唐绍仪像

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像

袁世凯拿回了大部分军队的控制权和政治的决策权，在战场上纵横捭阖，又割断了载沣同中枢要员、各省督抚的联系，还不满足，又把手伸向了载涛掌握的禁卫军。袁世凯要求载涛率兵出征，载涛没有实际作战经验，惧怕之下拱手让出禁卫军的指挥权，并自请撤销第三军名目。徐世昌取而代之，代替载涛做了禁卫军训练大臣，袁世凯就这样解除了皇族的军权。

辛亥革命形势图

载沣待在监国摄政王的位子上，不利于彻底掌握局势，袁世凯便在隆裕太后面前夸大革命党的力量，并称革命党人要求政治改革，摄政王退位方肯接受调停。受袁世凯收买的太监总管小德张也极力怂恿，隆裕太后最终心动。载沣眼见大局已定，无力回天，只能引咎辞职。

清帝退位诏书

12月6日，载沣向隆裕太后奏称，自从摄政以来，个人才智平庸加之用人失当，导致国家糜烂，恳请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从此不再干预政事。隆裕太后只能接受，发布懿旨称载沣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一心求治但济变乏术，受人蒙蔽才会贻害群生，准许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归藩修养。

载沣辞去了监国摄政王，回到醇亲王府，卸下千斤重担，大清帝国一切大权便彻底落入袁世凯手中。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颁布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南北和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袁世凯最终成为真正的赢家，终结了入关二百余年统治的大清朝。

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像

当大清国的龙旗缓慢降下时，载沣已经安心地在醇亲王府静养，他对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不感兴趣，对御前会议上哓哓不休的开战声浪也默然对之。他大概看出了民心所向，看出了几年来纷乱的政局的根源就在于亲贵干政和满汉离心。他希望的是战争双方和谈，国家尽快走出动乱的深渊。

当年，慈禧太后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肯定想不到大清朝会在他的手中终结。以摄政王入主中原，开始漫长的统治，又以摄政王终结，退回到高墙之内，这不是慈禧太后所乐见的王朝兴衰史。载沣缺乏政治智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处理事情总是捉襟见肘，疲于奔命，最终不得不黯然下台。

载沣最大的功绩，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国家的再次内战，以一个王朝的退出换来了勉强的五族共和。后人多叹惜于载沣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实这完全是内战思维的反应。载沣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没有在最终关头，强硬地领导王公贵族们负隅顽抗。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优秀的政治品质，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中国几十年的内战，已经使得人们习惯了征伐，甚至宣扬着崇拜着渴望着暴力美学，这恰恰是一种引向民族悲剧的思维。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载沣当年的决定和整个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有理由给当年主张和谈的人们和主动退位让贤的人们一些赞赏，一些掌声。

1．闭门索居

1912年，当大清朝退出历史舞台时，载沣已经不再是监国摄政王，亡国的历史责任没有由他来承担，而是留给了发布退位诏书的隆裕太后。

隆裕太后的退位让国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大规模内战，百姓短时间内免于涂炭。但是大清朝毕竟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央，龟缩在紫禁城，仅维持着一个名义上的小朝廷。

隆裕太后，这个慈禧太后临死之前托孤的侄女，这个宣统皇帝名义上的母亲，这个曾经的大清朝一代国母，这个无限忠诚于满洲八旗的女人，自认为犯下了无法饶恕的错误。是自己，没有阻止革命军的反叛；是自己，没有留住一个王朝的背影；是自己，没有保住幼年皇帝的皇权之路。

溥仪的问安，隆裕太后总是无颜面对，她深恨自己的无能、无奈与无助。身边太监和王公贵胄的唉声叹气，更是使她心如刀绞。她每日以泪洗面，心思飘摇不能沉静，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似乎总是无法排解心中的落寞，亡国的罪责和对列祖列宗的愧疚最终压垮了她。

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右为隆裕太后，中间坐者为溥仪

隆裕太后与太监们合影

1913年2月22日，也就是发布退位诏书后一年左右，隆裕太后在极度的痛苦和悔恨中离开人世，享年四十五岁。据弥留之际伴侍在侧的世续回忆，“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是逝者的遗言。

溥仪铜像

载沣却没有那么伤心，这更多的是源于秉性的豁达和对政治的淡漠。

中华民国开始了，溥仪依然住在紫禁城，享受着民国的优待条例。载沣作为溥仪的生父，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担忧着逊清皇室的存亡。虽然不可避免地卷进民国政治的漩涡，但是从他的本愿和初衷来讲，远离政治做一个安泰平顺的王爷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

从监国摄政王的高位退下来，回到醇亲王藩邸，载沣没有多少抱怨，他标榜的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那种乐天知命的生活。

他是一个非常孝顺而且讲究礼仪的人，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大事就是给额娘磕头请安。儒家的晨昏定省是必备的生活理念。完成了这项大礼，载沣就在大书房宝翰堂洗漱，吃早点，然后读书看报。直到中午，载沣才回到王府内院陪福晋用膳。

午饭后，载沣一般会睡上一段时间，补充精力。下午，载沣又回到宝翰堂继续读书看报，直到晚饭时才回到内院。晚饭后的活动比较多元，有时会去看戏，有时和家人一起玩纸牌、听唱片或者闲聊，有时在王府内转一下，更多的时候还是回到他的大书房继续读书看报写日记，直到深夜才休息。

醇亲王府的宝翰堂

退居藩邸的日子里，读书和藏书成了载沣最大的爱好。王府内藏书很多，有传统的经史子集，《资治通鉴》是载沣的必读常读之书，也有很多新发行的报纸和期刊。载沣很反感清宫秘史一类的报纸文章和小说，一概贬斥，说那是瞎编，与事实相悖甚远，读了只会惑人心智。

载沣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并购置相关书籍。载沣把书上所学用于实践，教子女初等数学知识和天文知识。夏夜乘凉时，载沣会给子女们指认天上的星座，讲出一段有意思的故事。报上说有日食，载沣和子女们做好一切准备，把玻璃片放在蜡烛上熏黑，然后透过这个玻璃片仔细观察日食。

载沣一直坚持用工笔小楷书写日记，记录着简单而平淡的人生。日记里有对子女们的担忧，也有与宗室眷属、旧日臣僚和亲朋好友的礼尚往来。载沣还曾经把日食和月食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附上简单的工笔绘图。

载沣性格平和宽厚，对仆人的过错很少过问，如果有事情必须由他来处理，通常也只是申斥两句而已。载沣言语不多，很少与人攀谈。即使和最亲密的两个弟弟在一起，经常也是两个弟弟讲，他在旁边听。

醇亲王府的日常事务，长久以来都由生母刘佳氏掌管。1925年，刘佳氏去世，载沣还是很少涉及具体的管理。当下面的人请示相关事情，载沣通常都是“照老例去办”之类的话。即使书面报告呈送上来，也仅仅在上面批示“速办”、“照老例去办”等。

醇亲王府的庭院

醇亲王府的亭子

清帝退位后，各大王府随之没落，管理明显松懈，王府的财富被很多人觊觎。自从载沣退回藩邸，王府的失窃事件就一直没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猖獗之势。载沣仅仅要求管事人员加强管理，却很少追查赃物和内鬼外贼。就连他的大书房宝翰堂丢失东西，载沣也照例在里面读书写字，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心情。如果有人询问书房的摆件，载沣会很淡定地讲是某某人所拿。

载沣不喜欢吃医生开的药，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即使是病倒了也很少请医生。碍于亲友劝导，尤其是宫里派来御医时，他也会勉强应付，然后叫太监把药全部埋掉。如果有医生回问效果如何，载沣都是回答“一切都好，效果很好”。

载沣的人生信条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病无病照旧生活。对人生，对生命，载沣有一种宿命论的情怀，听之任之，随遇而安，不求积极抗争，只愿消极防守，这是他生活哲学的核心。

载沣虽然不喜欢吃医生开的药，却经常服用十几种所谓的“小药”。他规定，家人无论大小一律都要按照节气的安排服用相应药品，这也是“照老例去办”的一部分。至于是否按照身体实际需要，这确实不是载沣考虑的，这种服药理念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当子女生病时，载沣每每都去探望。到了床榻旁边，无论孩子是发烧还是着凉，他摸摸手，总会说“吃多了”。

载沣探望完，治疗便开始。中医和西医不用提及，载沣自有他的“食物疗法”。所谓“食物疗法”，就是要子女停止吃正餐和一切甜点，而仅仅吃一种虫蛀老米熬成的“糊米稀饭”。王府内有几缸这样的糟米，载沣专门有一套保管办法。将糟米掺上麸糠放入缸中，缸上用厚木或者石板封装严密，既能防止老鼠进去，又可以保住糟米的味道，如果有需要，会取出若干。这种糟米熬出的食物，非常难吃也非常难闻，和黄连差不多。

或许是祖传，或许是独创，载沣总是相信这种“食物疗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通常子女们吃几次“糊米稀饭”，都会勉强下床，宣称病体快要痊愈。越是如此，载沣越是坚信他的治疗方法，越是坚信“食物疗法”的“奇效”。

载沣迁居天津，还专门把糟米带到那里。只是后来因为洪水把糟米全部泡烂，他才很不情愿地告别这种“食物疗法”。

2．“总统”会“亲王”

无论是大清帝国的王公亲贵，还是革命者，在1912年之前都不可能想到清室首脑和革命者领袖会进行亲切友好地攀谈。这一切在大清帝国降下高贵的龙旗后，逐渐有了可能和必要。

辛亥革命中，国家局势动荡，局部地区甚至发生排满杀满的悲剧，周边与满族关系紧密的蒙古族、藏族先后出现脱离中央王朝的独立运动。新生的中华民国亟需继承清朝的遗产，维持和改善同边疆民族的关系。

政治领袖们有必要出面采取措施，弥合辛亥革命造成的裂痕。确保大清皇室的尊严和满洲人的利益，维持中央政府与蒙古族和藏族等的关系，保持国内各个民族在相互谅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平等，对国家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像

由载沣代表清皇室和满族亲贵，由孙中山代表中华民国的革命者选择合适的时机，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形式，在恰当的地点进行一次亲切友好的会面，无疑将为这一切打下良好的基础。载沣亲民改革的皇室形象和孙中山革命共和的新朝气象，以及为此专门安排的舆论宣传将有利于安抚王公亲贵和普通民众，发挥皇室联络和友善周边诸民族和国家的功能，消除潜藏在汉族革命者和民众中的盲目反满情绪。

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的尊位，卸下千斤重担，回到醇亲王府，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四处奔走，呼吁国人巩固共和。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发表演讲，受到天津各界团体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北京和天津的逊清皇室成员对孙中山北上巡讲从猜忌、不安、恐慌逐渐转变为接受。奕劻等皇族要员进行紧急磋商，绍彝作为代表在天津时刻观察着孙中山的一举一动，而绍英则作为皇室在北京的联络员，为双方的会面做准备。

1912年9月4日，绍彝发给绍英一封信函。在信函里，奕劻等认为各界均表示欢迎孙中山的北上演讲，皇族没表示拥护非常不妥。清帝退位同以往朝代的更迭不同，皇族同民国的关系也大不一样。邀请孙中山进行会面，对缓解清室皇族同民国各界的关系大有好处，也对旗人日后的生活大有禆益。这次会面和商谈由世续、溥伦和赵秉钧妥善协商，地点初步安排在北京城内。

绍英像

赵秉钧像

事情很快有了进展，皇族代表的人选定为载沣。不久，孙中山接受前清皇族的邀请，赴醇亲王府邸同载沣进行会谈。

1912年9月10日，载沣按照惯例午睡后，便早早地做好会见孙中山的准备。

下午三点多，袁世凯的亲信步兵统领江朝宗先到醇亲王府，为接下来的会面做准备。不久，孙中山在马队的护卫下乘车抵达，载沣在宝翰堂前恭候，面带微笑迎接。两人略作寒暄后步入堂内，分宾主依次坐定。

意气风发的孙中山首先畅言，醇亲王1901年以御弟的身份代表国人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在尴尬和被动之中做到不卑不亢，为国际舆论称道。

辛亥之年，亲王能不恋栈，自动退位，承认共和，力主和平，使中国避免一场血战，这是具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品质的明智之举。亲王身为皇帝的父亲、大清的监国摄政王，在逊位的问题上能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难能可贵。亲王此举有益革命，是颇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为。今后于共和基础之上，大家应齐心协力致力于国家富强。

载沣对孙中山的态度，也逐渐地由客套和敷衍变得有些感动，为孙中山能记得自己当年出使德国时的微劳和辛亥年的菲功感到由衷欣慰。

然而这次会谈毕竟不能敞开胸怀恣意畅谈，江朝宗的存在总让会谈处在一种微妙的氛围中。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全身心投入到国家建设，兴办铁路，实业救国，效法西方走振兴国家之路，载沣明白这话是说给不在场的袁世凯听的。对于兴办铁路和实业救国的难处，载沣自然比意气风发的孙中山明了得多，但在此场合仅仅是喏喏而已。

会谈将近结束，孙中山特意赠送载沣一张半身照片，背面题有“醇亲王惠存，孙中山赠”。载沣也觉得有趣，也许这张照片另有不必言说的意味在其中，照片小而含义大。曾经的革命者同清统治者相逢一笑泯恩仇，达成和解，自此四海之内皆兄弟，再无满汉仇雠。载沣小心地保存着这张照片，这不仅仅是孙中山的赠礼，也是革命者同皇族达成谅解的象征。

也许革命者并不像曾经想象的那样可恶、可憎、可笑，他们虽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偏激、幼稚和极端，但毕竟还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很多宣传不过是处于彼时彼境，不得已而发。孙中山的形象也从十恶不赦、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赳赳武夫，变成了和气开朗、有点小可爱的政治家。

9月13日，载沣按照礼节，在江朝宗的陪同下前往孙中山临时寓所石大人胡同行馆回访。其间的寒暄自是难免，客套和马屁也少不了，至于具体谈论些什么并不重要。

同孙中山的交往颇具礼节性和戏剧性，在外人看来就像一场演出。交浅言深，自是世间常态；流于形式，乃是情理必然。

孙中山按照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在国人眼中还是革命者的领袖，中华民国第一位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始终处在舆论和闪光灯的焦点。同前清皇室之间的会面，特定的政治意味不可避免，却也因为在野的身份多了一些自在和随意。

《走向共和》海报

载沣按照政治游戏的规则，引导了清室接受和平禅位，在时人眼中颇受关注。谁都想知道清室对中华民国究竟是何态度，曾经的大清监国摄政王如今究竟是何心态。

载沣按照人们希望的剧本规规矩矩地同孙中山进行了一场表演，虽然无几人喝彩，但也颇让一些人满意。喜欢看热闹的失望了，期待日子继续水波不兴的人满意了。演员本人转身离开，回头仍然过着一如既往的日子。醇亲王回到小院，每日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安静地看书，兴之所至写上一段日记或者几句诗词，怡然自得。孙中山仍是每日宣讲自己的理想，寄希望有一天能够按照自己设想的模式建设中国。对孙中山来说，同前清醇亲王的会面不过是场表演，既是做给前清王室和旗人看，也是做给台上的袁世凯看。

一次场面宏大、气氛和谐的会见仪式就这样揭开，又落下帷幕，遗憾的是很多事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走下去。新生的中华民国陷入混乱之中，权欲熏心的袁世凯触犯民主政治的原则，毫不理会革命党人拼了性命的抗争，彻底地走上了大独裁者乃至封建帝王复辟的道路。孙中山和诸多革命者不满足充当政治配角，甚至被人无视的命运，一意要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支配整个国家的命运。

也许旧秩序破坏，新秩序尚未确立的中国，注定要遭受多种磨难才能真正走向成熟。政治协商和合作未能及时建立，旧有的民族联系未能得到很好地利用和维护，国家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片混乱。

3．不许留洋

大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后，隆裕太后紧紧地掌控着宣统小皇帝，不想他人插手内廷之事，所以一直没有给载沣安排宫内职务。载沣个人也遵从懿旨和成例，较少去紫禁城。直到1913年2月21日，隆裕太后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年幼的溥仪需要生父的保护和教诲，所以才下令其照料内廷一切事物。虽然有了这个正式的名义，载沣还是很少进宫。

清朝已经退出中央政治舞台，遗老遗少们不能忍受历史的落寞，挖空心思准备复辟。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就是一个积极的复辟分子，荣禄的这个女儿嫁给载沣本身就是一桩政治交易，她有着极强的政治渴望，对清朝的退位总是心有不甘。从子女懂事起，瓜尔佳氏就不遗余力地向他们灌输“恢复祖业”的思想，要求子女们一定要牢记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是真正的天潢贵胄，是曾经的王者至尊。她从王府账房支取大量的金钱，结交各类政客和遗老遗少以图进取。

载沣不相信瓜尔佳氏会成功，既没有积极地响应，也没有积极地劝阻，只是冷眼观之。夫妻间不同的追求，在复辟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瓜尔佳氏最常教导子女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做人，要好好地读书，好好地辅佐你们的哥哥，不要像你们阿玛那么没有志气”。

瓜尔佳氏与二子合影，左为溥杰，右为溥仪

溥仪像

载沣在同他人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表明复辟绝无可能，挖空心思终究会是黄粱一梦，不仅徒劳无益，还会招来更大灾难。载沣可以忘情于政治，但政治的漩涡却随时会卷走他和留在紫禁城的儿子，他最关心最想为之努力的是保住溥仪的逊帝地位和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优待条例。他可以为了这个目的，与人为善，与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保持着友谊。

1915年冬天，袁世凯称帝进入高潮，载沣也被卷了进去。袁世凯为了笼络清室，派人说情，明确地表示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溥仪。而清室也需要表明态度，消除袁世凯潜在的敌意。载沣不得不答应结亲要求，并且联合清室的其他王公贵族一致向袁世凯表示，拥护袁某人称帝。

1915年11月16日，袁世凯称帝的前一个月，载沣在日记中写道：“偕世太傅见四皇贵妃，禀商皇室与袁大总统结亲事宜，均承认可，命即筹办一切云。在内观密件，甚妥，一切如恒云云。”

12月12日，载沣命清室内务府大臣世续、绍英等向袁世凯上了一份函文，中间有“现由全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在一片反对声中暴病而亡，结亲的事情自然不了了之。

张勋像

黎元洪和段祺瑞当政，成为北洋政府的权威人物。每当元旦、溥仪生日和其他重大节日，载沣都向二人赠送肴馔，以保持对当权者的友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做过清朝臣民，对清室非常尊敬，愿意提供保护。

1917年，张勋发动复辟，清室又被卷进政治漩涡。民国之后，张勋的部队一直留着辫子，驻扎在江苏一带，人称“辫子军”。借调停府院之争，张勋率领辫子军进入北京，开始短暂的复辟之旅。在张勋任命的中央官员中，议政大臣、内阁阁臣、各部尚书、弼德院正副院长等职均由汉人担任，而且明确下了一道禁止亲贵干政的圣旨。

清室的王公亲贵们对此很愤慨，纷纷去找载沣商量，于是“醇亲王府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他们整日聚在一起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进了城。这倒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载沣依然安静沉稳，没有积极地劝阻，也没有积极地附和。

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溥仪

最终溥仪只当了十二天的皇帝，便随着张勋的辫子军败北而再次被迫退位。这场闹剧，要如何收场，实在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清室确实对复辟情有所钟，这次搭上张勋的顺风车，再次亲临三大殿，发布了昭告天下的复辟“圣旨”。

载沣和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最终拟定了退位诏书，中间有“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等迁就之词，把大部分责任推给了张勋。再次当政的段祺瑞和徐世昌等人认为，这种说辞说重了清室的责任，便没有采用。最终大事化小，消影于无形之中。

1918年，英国人庄士敦成了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早年在牛津大学读书，对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颇有研究，后来又在香港和威海卫等地任殖民地官员，讲得一口流利的官话，深谙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官场运作。通过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关系，庄士敦正式进入紫禁城，成为溥仪的英文老师。

庄士敦当溥仪的英文老师，在清室的遗老遗少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很多王公大臣都说溥仪学习叽里咕噜的外文是以夷变夏，蓝眼睛的外国人教皇帝外文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心等。载沣作为掌管内廷事务的一把手，在这个事情上表示了开明态度。“学习英文有什么不好？”他驳斥了反对者。

庄士敦像

载沣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开明的一面，也不惧怕和反对新生事物。他的藩邸最早安装电话、电灯，最早使用汽车。但是他的开明也表现得非常有限度，而且有的时候让人不太能够理解。比如，他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却对电的使用有莫名的恐惧，在王府内安装电灯只允许自己用，禁止子女用，因为害怕他们触电，子女们每天还是照例用蜡烛照明，插电的插座也被载沣命人用纸糊得严严实实。

在紫禁城的溥仪听到庄士敦讲述电的好处后，便命令内务府在养心殿安装一个电灯。这件事情传到载沣耳中，引起了激烈反对。载沣还特地跑到紫禁城准备说服溥仪。溥仪反问他的父亲，“王爷府上不也安上电灯了么”，接着更是大发雷霆，强令内务府在养心殿安装电灯，载沣也只好唯唯诺诺地退回藩邸。

载沣接受新生事物的限度，在溥仪、溥杰兄弟俩的留学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确。溥杰是载沣的次子，也是溥仪的兄弟和伴读。庄士敦教授溥仪和溥杰英文的同时，也讲授外面世界的精彩。这两个少年越听越感兴趣，最终按捺不住好奇心，经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只是这个想法不能被别人知道，相关准备也在秘密地进行。

出国首先要有大量的钱财，解决出走和留学过程中所需要的花费。每天放学后，溥杰总是大摇大摆地拿着溥仪赏赐的名录和名录上的书画从宫门走出去。这些书画真品被卖到琉璃厂的古物市场，兄弟俩手里有了大量可供自由支配的私房钱。当资金准备差不多时，兄弟俩开始了出洋的具体谋划。

溥仪在御花园，从右至左为溥仪、润良、毓崇、溥杰、润麒等

如何走出紫禁城是一个大问题。兄弟俩先请庄士敦帮忙，恳请他帮助离开。或许是怕溥仪出走影响教学，或许是怕辜负徐世昌委托照料小皇帝的重托，或许也是觉得小皇帝出国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而自己年纪已大筹划不会周全，人微言轻可能陷入漩涡之中。“对不起，我无能无力”，庄士敦明确拒绝。

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知道了溥仪的留学意愿，主动提出帮助。溥杰赶到荷兰驻华公使馆，很快就与欧登科商定出逃离皇宫的时间、路线、方式等。

1923年2月25日是商定好的逃离时间。这一天，北风刮得非常厉害，仿佛知道小皇帝要离开传统的皇宫，走向外面的世界。溥杰很早就赶到了皇宫，溥仪找来随身太监，用钱逐一收买，无一例外地要他们不要泄露消息，太监们也无一例外地点头称是。

当五百两白银分发完毕，所有的贴身太监都有了这个意外赏赐，或者严格意义上应该说是“贿赂”。溥仪认为钱的力量可以征服小太监们，也相信自己一言九鼎的金口玉言可以震慑住这些随身侍从。兄弟俩为他们的计划而得意，以为大功即将告成。谁曾想有太监走漏风声，把事情告诉了宗人府。宗人府的大臣们急忙顶着北风，在茫茫夜色中赶往醇亲王府。

载沣听到这个消息，不由自主地急躁起来，连说了几个“走”,就上了马车。一进紫禁城，载沣就传令各宫门一律关闭，全城戒严，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当紧张的传令声回荡在紫禁城的上空，小皇帝的留学梦彻底破灭。兄弟俩只能坐在养心殿木愣愣地发呆，被周围的小太监团团围住，似乎是监视，似乎又是安慰。

溥仪“分身”像，这是两次拍照，成像在一张照片上

载沣走入养心殿，严厉地询问溥仪是否要出国。溥仪倒是非常镇定，矢口否认，也没有多辩解什么。旁边的溥杰看到气急败坏的父亲，吓得头都不敢抬起来，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地板。载沣明确地告诉溥仪出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作为皇帝，不应去留洋，而应该在中国、在紫禁城接受正宗的传统教育。学习西方的语言是必须的，但绝不可学习太多。溥仪默默地听完这些，没有回复也没有反驳。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缺乏更多的能力和主见说服自己的父亲。

很多人都说，载沣之所以阻止溥仪和溥杰的留学计划，更多地来自于对清室优待条件的担忧。如果小皇帝出走，民国对清室的优待条件极有可能被修改，甚至被取消。优待条例中的五百多万白银中，有五万余两是给载沣的，载沣正是因为担忧银子的损失，才会阻止溥仪兄弟二人的留洋计划。

溥仪着便装像

溥仪着朝服像

这点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理由还远远不止这些。载沣的心中，最关注的还是溥仪和溥杰兄弟俩的安全。在中国，上有北洋政府高官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人的庇护，下有清室内务府和遗老遗少的随时侍奉，紫禁城外面还专门有一支“内城护卫队”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安全。留在紫禁城，溥仪的安全会受到严格的保护。而一旦留洋海外，则完全失去保护。陌生的环境里，随时会有突如其来的危险。

另外，清室的皇子和皇帝教育非常完善。载沣是正宗的天潢贵胄，倾向于按照传统结合现代的方式教育溥仪，使之成为一个合格的好“皇帝”。去海外必然与父母之邦有所疏离，这不是载沣愿意看到的事情。

载沣虽然开明，但是溥仪留洋却超出了他开明的限度。

4．皇帝躲回来了

溥仪出洋留学没成功，依然待在紫禁城，载沣满意地回到醇亲王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越来越让载沣费心，他成长的翅膀越来越硬，似乎终有一日飞出父亲的掌心。

隆裕太后去世之后，载沣负责紫禁城的管理，却不经常进宫。宗人府属于下属机构，没有多少决定权，紫禁城的管理越来越松懈。很多太监看到清室皇族的没落，守着小皇帝总有朝不保夕之感，都在为自己寻找着出路，所以紫禁城的偷盗之风越来越严重。仅1922年一年，寿皇殿就丢失了两个重有百余斤的金钟，宁寿宫也丢了数十件金器、古铜器和玉器，甚至毓庆宫的库房门锁也被人撬开，里面的藏品被偷运干净，乾清宫的后窗户也被人砸开。溥仪对此早有耳闻，只是没有想到会如此严重。

1923年，庄士敦向溥仪建议，可以把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取出拍照，作为摄影资料保存下来。溥仪这时无事消遣，就同意由庄士敦和一家美国人开的照相馆负责此事，每天下午由一个美国摄影师进宫拍照。这样拍摄了几天，再命令太监取画像，竟然取不出来，溥仪认为这是太监们监守自盗，大发雷霆，准备彻查。

太监们为避免事情败露，想出相应对策。1923年6月27日，位于紫禁城东北角的建福宫突然间燃起大火。载沣在第一时间内赶到宫中，指挥救火。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带领几乎全城的消防人员来救火，意大利使馆的三十多名士兵也参与救火行动，大火还是烧了十多个小时，建福宫变成一片瓦砾。

这场大火共烧毁房屋百余间，大藏经、金银器和历代名人字画和溥仪大婚时所收的礼品都化为灰烬。据消防人员说，他们在救火时闻到了很浓的煤油气味。很多太监私下交谈，也说这把火是某些太监放的，为的就是掩盖建福宫内画像丢失的事实。本来就怀疑太监们监守自盗的溥仪听到这些消息，更加怒火中烧。在建福宫失火的二十天后，溥仪下决心裁撤太监。

溥仪专门坐车去醇亲王府，向载沣言明这个决定。载沣当即表示反对，说祖制不可违，这些太监当差一向忠心，不至于图谋不轨。但溥仪的决心已定，载沣也没有办法，只好表示同意。就这样大部分太监被遣散回家，只有少数继续在紫禁城服侍。遣散过程中，载沣从中午到晚上都没吃饭，也没喝一口水，后来连话也很少说。他对成长中的溥仪，更多的是无可奈何。高高厚厚的宫墙内，一切事情越来越取决于溥仪的意志。

醇亲王府旧址

除了来自溥仪的烦恼，风云变幻的民国政治也让载沣捉摸不透，最令人想不到的是溥仪竟然被赶出紫禁城。

冯玉祥像

冯玉祥墨迹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直系军阀的冯玉祥突然倒戈，背叛曹锟和吴佩孚，发动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史称“首都革命”。冯玉祥先将贿选总统曹锟软禁，然后支持以投机著称的黄郛成立摄政内阁。新内阁以革命作为口号，首先拿清室开刀，以防范清室复辟为由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然地修改施行十余年的“清室优待条例”，准备将一直住在紫禁城的宣统小皇帝驱逐出宫，彻底终结这个残存的小朝廷。

11月5日，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连同知名人士李煜瀛率领全副武装的国民军，开进紫禁城。鹿钟麟等人首先将“内城守卫队”解除武装，然后把宫内的电话线切掉，自神武门起各个宫门都分置军警监视，不许任何人随意走动。

随后，鹿钟麟等人直入溥仪住处，当时溥仪和皇后婉容正在储秀宫吃水果，听到消息仓皇失措。内务府大臣绍英出面与鹿钟麟等人交涉，当听到“清室优待条例”已经被修改，溥仪必须马上出宫为民后非常震惊。鹿钟麟命令溥仪等在三个小时内必须搬出紫禁城。溥仪和多数的宫内人士尤其光绪皇帝的两位遗妃并不愿意搬离，经过交涉将撤离故宫的时间推迟至下午三点。到了下午三点，依然不见搬离的动向，鹿钟麟灵机一动，当着溥仪的面对随从讲，快去告诉外面，时间虽然到了但事情还可以商量，先不要开炮，再延长二十分钟。

鹿钟麟驱逐溥仪，中间者为鹿钟麟

新中国成立后，溥仪与鹿钟麟会面

溥仪听到开炮，当即吓得魂不附体，赶紧应允搬出紫禁城。至此，逊帝溥仪正式搬出故宫，命运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溥仪出宫时的养心殿寝宫原状

载沣这一天依然在他的大书房读书，当下午耳闻鹿钟麟等人逼宫的事情，非常着急，但却无可奈何。溥仪等人在鹿钟麟的护送和监视下，分乘五辆汽车，最终离开紫禁城。当载沣看到溥仪等人狼狈地进入醇亲王府，相当地震惊。他不明白溥仪为什么就被赶出紫禁城，也不明白冯玉祥和鹿钟麟等人接下来还要如何处置。他的家族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这一切都是未知。醇亲王府外面有军警巡查，还有各式各样的便衣走来走去，气氛非常紧张。

载沣与家人合影，从左至右为载沣、溥仪、溥杰、溥任

载沣把溥仪等人安顿在王府的树滋堂，就开始不停地进进出出，嘴里不停地唠叨，谁也不清楚他在唠叨什么。溥仪看到手足失措的父亲，烦躁的心里增添一丝恼怒。内务府的大臣们一面和外面的人联系，探听相关的消息，一面也在想着对付时局的办法。

载沣表面看上去很慌张，其实内心非常坚定。此时他所要做的就是把溥仪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绝对不能让维系着王府甚至整个皇族命运的溥仪离开自己。当天晚上，庄士敦来到醇亲王府，说他已经与黄郛摄政内阁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会面，王正廷郑重表示会保护溥仪和醇亲王府的安全。听到这些，载沣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一半。

载沣与家人合影，从左至右为溥杰、溥仪、载沣

溥仪与郑孝胥合影

庄士敦走后，郑孝胥带了两个日本人进入醇亲王府。郑孝胥讲日本公使馆可以接溥仪走，日本政府负责保护他的安全。具体实施办法是，由日本公使馆的一位副官带一名医生，以去医院治病的名义把溥仪带出醇亲王府。

郑孝胥和日本公使馆的这个办法，遭到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对，其中载沣的态度最为激烈。载沣以溥仪若走出醇亲王府进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冯玉祥不会善罢甘休等理由，拒绝这个建议。郑孝胥和日本公使馆的人感到计划不能实施，悻悻而去。

郑孝胥墨迹

到了深夜，载沣看到王府外面的军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更加着急，心中疑惑着王正廷的保证。王府的大管家张文治自告奋勇，提出去天津给奉系军阀送个信，请求军事和政治上的保护。张文治虽然只是大管家，但是在当时的政局中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疏财仗义，交友甚广，与张作霖、张景惠、汤玉麟等人是结盟兄弟。此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已经结束，奉系军阀得胜，取得了天津等要地，正准备进军北京。奉系军阀的实力远远超过国民军，所以冯玉祥对张作霖惧怕几分。

张文治的毛遂自荐马上得到载沣的赞赏，于是与王公大臣写了一封信给张作霖。信中指出宣统皇帝被软禁在醇亲王府，生命危在旦夕，请求张作霖主持正义，保护逊帝安全，早日恢复自由等等。

张文治此行不虚，很快就有了消息，张作霖等听说逊帝被困，加之与冯玉祥的其他矛盾，要与冯玉祥开战。冯玉祥最终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主张，黄郛摄政内阁被早些下台的皖系军阀头领段祺瑞取代。11月28日，军警和便衣陆续撤走，王府恢复原有秩序，载沣紧张的心绪平复下来。

载沣与子女合影

溥仪被迫出宫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进行文物清查工作，要成立故宫博物院，这主要就是为了阻止清室复辟，溥仪回宫似乎没有多少希望了。载沣并不甘心这么狼狈地终结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紫禁城的宫殿里依然残留着清朝历代皇帝的印记。就世界范围看，很多国家的皇族在亡国之后依然保持着尊荣和地位，比如英国征服印度后，印度的王公贵族照旧残存，朝鲜被日本征服后，高宗纯宗一系也保持着贵族爵位。既然很多国家的亡国贵族都能够保持既有的尊荣，中国的宣统皇帝也可以。

这时，一个名叫金梁的人来到醇亲王府。金梁是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近代有名的书画家，在满族中享有开明的称誉。他此来登门上书主要劝溥仪放弃宣统皇帝的帝号和优待费，托内事于忠贞之士，然后出洋留学。载沣还未听完就勃然大怒，大呼金梁为“疯子”，命人马上赶走他，警告他再也不要登王府大门。

金梁像

金梁被赶走后，载沣有了更强的戒备心。每天来王府求见溥仪的人怀有不同目的，很难讲年轻的溥仪不被迷惑，做出超乎自己想象的事情。当溥仪会见客人时，载沣总是在旁边倾听，似乎是在监视，似乎又在保护。最后，溥仪实在受不了父亲的“关怀”，发怒说客人想见的是他，不是他的父亲，请王爷不要再插手会谈了。载沣最终不得不让步。

日本人很早就关注溥仪，觉得清室逊帝是个可以利用的政治尤物。与日本关系亲密的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频繁地游说溥仪，劝说溥仪离开王府到外面创立更大的事业。溥仪的心思逐渐萌动，好感也在增加，觉得只有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才会实现爱新觉罗家族的复兴。

罗振玉像

日本人为了实现溥仪出走的目的，再次制造谣言。有一天，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来到醇亲王府，说冯玉祥和南方的革命军将要对溥仪采取不利行动。接着庄士敦也来到王府，按照事先排练好的说辞，称冯玉祥将要在北京再次采取行动，收拾清室贵族。上一次被迫出宫的梦魇还没有散去，溥仪哪里受得了这一吓，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在一旁也惊慌失措。最后，郑孝胥、罗振玉和庄士敦等人与溥仪商定，趁冯玉祥的军队还没有进入北京，赶紧去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避一阵。具体的逃离计划是由庄士敦陪同溥仪以到东单看租用房子为名，绕一个圈子去东交民巷，先进德国医院，然后再转入日本使馆。

罗振玉墨迹

载沣一直关注着溥仪的动向，也随时关注着郑孝胥、罗振玉和庄士敦等人的进出，虽然不清楚他们在图谋什么，但明显感到事情正在悄悄起变化。当庄士敦和溥仪乘汽车出发，载沣便派张文治乘坐另一辆汽车尾随跟踪。

为了摆脱张文治，溥仪和庄士敦临时在东交民巷的“乌利文洋行”前停车，假装去购物。溥仪刚买了块金表，就捂着肚子直喊疼。庄士敦随后告诉一旁监视的张文治，溥仪不太舒服，要去德国医院看病。张文治不太相信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看着溥仪和庄士敦进入德国医院。在外面等候许久，还未见溥仪出来，张文治感到事情有变，赶紧回去向载沣报告。当载沣顶着狂风赶到德国医院，溥仪和庄士敦早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初冬的风中，载沣伫立了许久。

溥仪从此将与自己分道扬镳，去追寻自己的皇帝梦，前途的坎坷会不会淹没这个原来的天子，载沣并不知道，也不敢想。

过了许久，眼见无力挽回，载沣只好沉默地回到醇亲王府，不安地等待着将来的一切。

1．在洋教堂的日子里

溥仪进入日本使馆，载沣终日若有所失。溥仪三岁时，是他抱着年幼的皇帝接受百官的朝贺。而现在的溥仪已经完全长大，不再受他的保护，甚至反感他的保护。以前无论溥仪在不在皇位上，总是在他的身边，紫禁城和醇亲王府也不远，父子之间的距离不曾疏离。只要溥仪在，他总有定心丸。载沣有时表现得很被动或者难堪，但终究不会阻碍父子间的交往。现在溥仪走了，紫禁城不再是皇帝的家，而是一个开放的博物馆。皇宫里已经没有爱新觉罗家族的位置，紫禁城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泡影。

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旧址

中年载沣像

载沣担忧国人会更加唾弃清室皇族。他也曾亲自到日本使馆劝说溥仪，说现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保护，醇亲王府很安全，回去绝对没有危险。此时的溥仪想的不是安全问题，而是投靠哪种政治势力以图进取。他不可能再回到醇亲王府，或者再做一个守着宫殿的没落君王，他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去飞翔。

1925年初，溥仪去了天津。政局也越来越动荡不安，各种谣言满天飞。冯玉祥第二次打进北京之说仍在流传，整日忧心忡忡的载沣考虑着自己的下一步安排。

醇亲王府有一架风琴，经常出毛病，修琴师关良成了王府常客。关良是一个天主教徒，时常带来外面的一些政治风闻，载沣也偶尔与关良聊上几句。关良提到冯玉祥正在集结力量，准备第二次攻占北京，建议载沣一家避一避。关良还说他经常去西什库教堂做礼拜，与那里的神职人员很熟悉，如果载沣愿意，不妨去那里避一避，即使不避，也可以把贵重的物品寄存在那里。

载沣仔细一想，去西什库教堂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在高位的官僚军阀都惧怕洋人三分，教堂是洋人的地盘，受洋人的保护，冯玉祥即使打进北京也不敢动教堂。载沣应允关良的建议，关良当天就去西什库教堂说明情况，教堂的神职人员一向有济世宣教的情怀，一听来的贵客竟然是原来大清朝的监国摄政王，当即表示愿意提供一部分房间。载沣有了退路非常高兴，也没有亏待关良，给了他大量金钱。

1926年春，载沣带了二十多个精干的随从仆人正式搬进西什库教堂，把醇亲王府大量贵重的物品都寄存在此，醇亲王府只留部分下人照看。

载沣住进了教堂，家人被安排分开住。他和溥杰住在西什库北堂，侧福晋邓佳氏和四子溥任住在教堂东侧，几个女儿住在教堂腾出的几间养老院。可能是教堂的房屋紧张，一时间不能安排载沣一家住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倒也符合载沣的心意，因为他想安静，想图一个清修式的环境。每天，载沣还是按照老例起居生活，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看报和记日记，晚上偶尔与子女们共享天伦之乐，有时还去教堂转一转。

西什库教堂外景

西什库教堂内景

但是，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天主教徒有宣教济世的义务，他们不懈努力，劝说人们信耶稣得永生。有好几个外国传教士把劝化载沣当做一个绝好的契机，如果原来大清的监国摄政王都信了天主，那么王公大臣会有多少跟随着信仰呢。他们轮番地动员载沣信教，载沣总是倾听完毕，礼貌地回绝说自己对中国和外国的各种宗教都不会信，因为记不住那么多教规。

传教士们以为载沣没有彻底地拒绝，一次又一次地来做说服工作，耐心地讲解信教的好处。民国时期的外国传教士合影载沣依然是礼貌地回绝，态度看上去越来越坚定。有时，载沣甚至在晚饭之后专门等候传教士，以便礼貌地进行回绝。传教士们看到载沣确实没有信教的意愿，劝说工作也松懈下来。

民国时期的外国传教士合影

十字架图样

传教士们过来时，带来很多精致的十字架，作为礼物送给载沣。载沣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很多次下来，积攒的十字架越来越多。有的小孩子过来玩，载沣随意地把十字架分发下去。当他们把十字架戴在脖子上玩耍时，很多传教士认为载沣对信教有了新的兴趣，于是新一轮的劝说工作又开始。

终于，载沣实在受不了传教士们的劝导，免去了往日的礼貌，直接说“不会信教也不会信佛”。当传教士们问询他为什么不会信教，载沣更是给出“那是迷信”的干脆回答，从此传教士们再也没有来打扰他的清净。

载沣真认为那是迷信么？对迷信就一概排斥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庚子年，义和团风起云涌。载沣时年十七岁，已经承袭了醇亲王。听说八国联军将攻占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迁往西安避难，载沣对前途充满了担忧，专门请人到府中打卦问卜。

当年的卦辞至今还保留在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中，其中载沣问询关于迁都的问题，卦辞为“何须祈祷暗通成，善恶评分汝自明，休把心急混懵懂，营求动作自然成”，关于洋人的动向，卦辞为“亥卯信吉，丑未信凶，解除心腹病，急行步向东”等。这些卦辞清楚地表明载沣并非不信神，也并非不迷信。当人力无法预测前途掌控命运时，普通人都会求助于神灵，祈求从神灵那里获得指示，获得力量，载沣也不例外。

醇亲王府每年都有祭祀的活动。满族信仰萨满教，萨满巫师是普通人通向神灵的一道桥梁，能够在凡人危难时提供一些指示，载沣对此并不排斥。他很相信老北京的仙家，比如所谓的“红黄白柳黑”。关于仙家中“黑”，有人说是老鼠，有人说是刺猬。当母亲刘佳氏患病时，载沣曾经把一个仆妇和一个丫鬟当做仙家中的“黑”，踢到王府花园中的小河，两人差点因此丧命。载沣平时对下人很少苛责，这回如此严酷地对待下人，可见他对仙家又迷又信。

萨满巫师佩戴的服饰

在吉利的日子，载沣很怕言语不慎破坏喜庆的气氛。每年正月初五，载沣总是把宝翰堂正中悬挂的日历上换成一张红纸，在纸上书写“福寿绵长”四个字，而且每次都把“寿”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有人问他什么意思，载沣总是说“长寿么”。

传统中国人认为初五有“破五”的意思，很忌讳听到这两个字，载沣也是。有几次，溥杰和几个弟弟妹妹大声嚷嚷着“要吃破五饺子”，他老大地不高兴，更正说“不要说破五，要说福寿五”。

所以，载沣说不信仰天主教不是因为自己不迷信，而是他坚持着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对西方的宗教很排斥。

溥仪《我的前半生》封皮，书中有一部分关于载沣的记述

溥仪多次来信劝说载沣去天津避难。载沣因为不愿离醇亲王府太远，加之担心车马劳顿，子女的安全缺乏保障，所以迟迟未能成行。为了保证王府的安全，载沣和七弟载涛还专门给当时的实权人物张作霖去了一封信，呼吁其保护清室财产。得到了张作霖的肯定回复后，载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西什库教堂距离醇亲王府只有几里路，载沣真正想回的还是王府的家。生活刻板的教堂始终有些陌生，载沣从未融入教徒的生活。传教士们对待载沣非常客气，但总少了几分亲近，或许从来也不曾亲近。教堂终究是外国人的地方，在这里避难仅是权宜之计，并不能长久。1928年，夏季的炎热才刚开始，载沣终于下定决心，返归王府，去过平静的生活。

此时的中国政治再次掀起波澜，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势如破竹地挺进北方，共产主义在整个中国蔓延，冯玉祥的力量再次深入到华北，张作霖已经是强弩之末，北京城随时可能更换主人。载沣对此并不熟知，回到醇亲王府的他面临着再次避难。

2．天津寓公

回到醇亲王府，事情并不如他想象得那样美好。1928年，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四派国民党军阀联合起来开始二次北伐，矛头直指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清皇室很尊崇，与王府大管家张文治是拜把兄弟，溥杰和张学良还有一定的交情，奉系军阀在载沣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现在蒋介石等人联合进攻奉系军阀，清室的宿敌冯玉祥又冲在前面，准备再次入驻北京城。此时的张作霖已经战败，准备退回东北，街上有大量的散兵游勇。刚巧溥仪打来了电话，告知载沣如果再不离开，财产和生命安全将受到损害。载沣实在没有办法，经与张学良联系，终于在1928年6月4日下午4点搭上去天津的火车，离开了原本想在此终老的醇亲王府，同车赴津的还有六弟载洵和七弟载涛两家人。

张作霖像

张作霖墨迹

这趟专列是安排奉军高级将领及其家属向东北撤退的军车，老式的蒸汽机吐着黑黑的浓烟，慢吞吞地驶出北京城。铁路两旁都是步行的奉军士兵，每一个人都无精打采地拖曳着枪支，脸上露出作战失败的愁容。乱世的政局总是让人不安，乱世中的人心也不可测度。载沣怕周围的士兵对他们打劫，或者颓丧的士兵突然发狂向火车里面射击，他命令家人把车窗关严。

专列开得很慢，总是走走停停。每次车停，载沣都要载涛打听到了什么地方，距离天津还有多远。但是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距离天津还很远，刚刚出北京不久。

到了杨村，火车甚至停了下来，天黑得怕人，车窗外攒动的士兵身影加深了夜色的恐惧。载沣总是瞅瞅外面，又低头胡乱想些什么，坐下又站起来，起来又坐下去，一夜也没合眼。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凌晨，火车获得通行的信号，慢慢地开动起来。

突然前方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就在昨天6月4日，奉系军阀的首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同行的高级军政官员也死了很多，凶犯不明。

皇姑屯事件中被炸的张作霖专列

民国时的豪华火车

张作霖的死着实让车内车外的人慌乱了一阵，载沣也跟着迷惘起来。张作霖曾经坚定地表示保护清室的安全，现在他死了，清室的命运是否会更加风雨飘摇，前途和未来在哪里？或许像行进的列车一样，有一个终点，但不晓得路途中间会发生什么意外。是蒋介石和冯玉祥所为么？还是另有其人？载沣更加迫切地希望火车尽快地开到天津，去投奔溥仪，投奔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按惯例，从北京到天津有四个小时的车程。现在火车走了一天还迟迟没到，怎不令人揪心。到了中午，火车在北仓又停了下来，久久不能开动。同车厢的军官们携家属纷纷坐军用卡车和小汽车奔向天津，火车上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只剩下少数几家。

载沣让载洵和载涛下车去截小汽车，很快截下几辆。但三家人实在太多，僧多粥少，小汽车的司机也爱莫能助。六月的天气又闷又热，载沣一直摇着扇子，汗水还是不停地流下来。载涛终于在路边拦住两辆奉军的载重卡车，司机也乐于帮忙，很快谈好价钱。载沣、载洵和载涛三家人坐上汽车，在下午五点进了天津城。外国租界区不允许军用卡车进入，三家人又分坐人力车进入目的地——英租界戈登路一百六十六号，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房。

溥仪原本派人去天津火车站迎候，迟迟也没等到，接到家人通报才命人返回。当载沣看到溥仪时，几天的奔波愁苦一扫而光，高兴地问询皇帝是否安好。当夜，溥仪请全家人吃饭，提出要在天津的这个寓所安装电话。载沣欣然同意，因为电话的便捷已经让人信服，只是这个户名怎么标明？载沣仔细地想了一下，说“直接叫王公馆就好了”。另一位王公贵族载振，即原来庆亲王奕劻的儿子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爱新觉罗氏汉语译为金，所以应该叫金公馆，载沣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天津，载沣确实有了一些新变化，连经常睡的硬木板床换都成了弹簧软床，抽水马桶、沙发、电扇一应俱全。另外载沣也同意了载涛的建议，让二女儿韫龢和三女儿韫颖去张园随郑孝胥的儿子学习英文，让最小的三个孩子溥任、韫娱、韫欢去英租界工部局办的天津耀华中学读书。

载沣与家人合影，左一为郭布罗润琪，左二为溥仪，左三为载沣，右一为溥杰

载沣在天津最想见的就是溥仪，他的大儿子。载沣去溥仪的张园都是在星期日下午，一般都由溥仪打电话给“金公馆”，邀请载沣和弟弟妹妹们，然后专车开进金公馆，载沣带着打扮一新的孩子们上车直驱张园。这样的家庭聚会从发邀请到赴宴的程序从来不变，即使哪一个星期溥仪没有约请，载沣也不会询问原因。一方面是他安于现状，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皇帝”的尊敬。

每次去张园，溥仪都早早迎出来，显得格外高兴，为家人准备口味不同的饭菜。有时是中餐，有时是西餐，各式各样的饭菜摆在桌子上，令人垂涎。

溥仪在张园留影

溥仪在张园与客人合影

但是，溥仪总是和各色人等交往，会见不同的客人，时常有日本军人和政客出入。溥仪不愿意与家人多说什么，这让载沣有些着急也有些无奈。1929年7月，溥仪的住所由张园搬到静园。载沣知道溥仪想依靠日本人搞复辟，却不清楚密谈的具体内容。当溥仪和遗老遗少们为复辟忙得不可开交时，载沣还是希望溥仪能够“安分守己”。在他的心中，复辟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会招来灾祸。

溥仪夫妇与日本驻华军队高官合影

载沣像

有一次，载涛告诉载沣外面关于溥仪与日本人密谋复辟的传闻越来越多，希望溥仪谨慎处置此事，不要上日本人的当。载沣听完很害怕，赶紧找到溥仪将载涛的话复述一遍，问溥仪是否真的在与日本人密谋。溥仪当即就很不高兴，告诉载沣绝无此事，以后载涛可以直接来问，不必通过王爷。载沣又说了一些千万不要与日本人勾结的话，甚至还掉了几滴眼泪，溥仪只好安慰说并没有外间传闻的那些事情。看着溥仪认真的表情，载沣还是半信半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加紧对溥仪的说服，威逼利诱什么花样都有。11月8日，日本人还策划了一起炸弹事件，让一个陌生人给溥仪的静园送来了两颗炸弹。溥仪为安全着想，把载沣一家人接到了静园，安慰了一番。载沣进入静园时，看到门卫没有了往日的笑容，院内外多了很多陌生的脸孔，载沣更加担心溥仪与日本人的勾结是否会招来灾祸。溥仪略微安慰一下载沣，让他在静园留住，暂时不要回去。

静园遗址门牌

静园遗址

日租界时常响起枪声，有时甚至就发生在静园旁边，不安的情绪已经占满载沣的内心。11月10日傍晚，溥仪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偷偷溜出静园。当载沣再次听到枪声准备去溥仪寝室探望时，却被随从拦了回去。第二天的探望依然被阻拦。到了第三天中午，载沣再去探望的时候，随从转交一封溥仪留给他的信，信中写道自己已经出走东北。

载沣默默地看完这封信，颤抖的双手似乎不能拿起这几页纸。多年来的担心终于被应验，溥仪和爱新觉罗家族再一次抵挡不住皇位的诱惑，跳进险恶的政治漩涡。就像从醇亲王府出走时一样，溥仪没有与他打招呼而悄悄离开。

静园的院落中，载沣伫立了良久。

溥仪到了东北，不久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元首，受国人指责。载沣住在英租界，看到国人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越来越缺少安全感，不得不考虑下一处安全住所。日本人出于对溥仪的利用，也劝说载沣住进日租界。载沣不愿意和日本人多打交道，很礼貌地予以拒绝。

静园内景

静园外景

伪满洲国溥仪登基仪式

3．到伪满洲国探亲

载沣一共有四个儿子和七个女儿，分别由嫡福晋瓜尔佳氏和侧福晋邓佳氏所生。其中，瓜尔佳氏生了长子溥仪、次子溥杰、长女韫媖、次女韫龢、三女韫颖，邓佳氏生了四女韫娴、三子溥倛、五女韫馨、四子溥任、六女韫娱、七女韫欢。多数子女都很健康，只有长女韫媖成年后死去，三子溥倛不幸早夭。

载沣长女韫媖像

溥杰是载沣的次子，溥仪入继大统后，溥杰成了醇亲王府的合法继承人。溥杰自小就陪溥仪读书，兄弟两个关系非常亲密，也有共同的志向，都想为爱新觉罗王朝的重生不懈奋斗。溥杰曾经还想与哥哥溥仪去国外留学，当一切准备停当，载沣扼杀了他们这个幼稚冒险的想法。

在天津的张园和静园，溥杰是溥仪忠实的兄弟，每天一同与各式各样谋划复辟的人打交道。十八岁时，溥杰与年长三岁的唐怡莹结婚，在醇亲王府成了说一不二的大少爷。唐怡莹是端康太妃的侄女，由端康太妃“指婚”，许配给了溥杰。溥杰和她很难说有多少真正的感情，后来甚至貌合神离，所谓的夫妻仅仅是一种名分罢了。溥杰去日本后，又娶了日本人嵯峨浩，当然那是后话。

张学良像

张学良墨迹

晚年溥杰

载沣搬到天津这件事，与其说是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倒不如说是听信了溥杰的谣传。溥杰成年后，在北京的饭店和舞会流连忘返，结识了同样喜欢跳舞和交际的张学良，两个人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溥杰一直有复辟的志向，苦于没有投笔从戎的机会，结识张学良后，便有读军校的想法。张学良性格豪爽，听到溥杰的苦楚，直接答应以后会把他送到东北讲武堂深造。

溥杰墨迹

1928年，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逼近平津，东北军势单力穷，呈现退让态势。张学良一方面担心溥杰的安全，一方面也是完成父亲张作霖对载沣一家的承诺，所以打电话给溥杰，催促其一家赶紧到天津租界避一避。

溥杰很快应承下来，只是担心自己上东北讲武堂的事情会就此搁置。张学良爽快地答应说溥杰和夫人可以先住到他在天津的二太太谷润玉家中，然后再去东北上军校。溥杰一听更坚定了去天津的意志。当天晚上，溥杰去见载沣，陈述全家搬到天津的必要性。

载沣听后一言没发，只是默默地坐着，他担忧的是车马劳顿，迁居过程中家人可能有更多危险。溥杰于是提高嗓门，讲冯玉祥打进北京城一定会清除残存的清室贵族，把一家人杀得一个不剩。载沣很怕别人虚张声势，溥仪经常通过恐吓达到目的，溥杰这一点也学溥仪，遇到难办的事情就危言耸听。

载沣颤巍巍地问，谁说的一定把咱们一家人都杀掉呢，外面的传闻未必可靠。溥杰更加大声地讲出一串理由，似乎冯玉祥马上就打进北京，一进北京就要屠杀爱新觉罗家族。载沣脆弱的意志屈从了溥杰，只好同意搬到天津。

搬到天津后，溥杰和唐怡莹真的住进张学良二太太谷润玉的家中，筹划着去东北讲武堂的事情。几个月后，谷润玉有事要去奉天，溥杰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给载沣和溥仪各留下一封信就离家出走。信中大致说自己一定要去东北讲武堂学习，学好军事技术后再去重建大清帝国，恢复爱新觉罗家族昔日的辉煌。

溥仪和溥杰

当载沣看到信时，溥杰已经坐上日本“天潮丸”驶离了天津港。拿着溥杰的这封信，还未读完，载沣就已经泪流满面，急得浑身颤抖起来。他很担忧子女的安全。溥仪遭受威胁，尤其是被驱逐出紫禁城时，他的心便碎了。三子溥倛的夭折，更让他悲痛欲绝。溥杰现在已经长大，是醇亲王府年轻的一代，还要离开自己。载沣怕他在张学良与日本人之间的斗争中遇到危险。

溥杰的事情那么突然，以至于载沣一点准备也没有。他赶紧驱车到溥仪的住处，央求把溥杰追回来。溥仪倒不是很激动，反而对溥杰的造反有几分欣赏，对载沣说一定发电报追回，便去做其他的事。

载沣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溥仪轻声地离去，再一次感到衰老和无助。溥仪的电报很快就到了大连，溥杰一下船就被日本军警扣押，过了几天被送回天津。当载沣看到垂头丧气的溥杰，高兴地流下泪水。溥仪倒是有不同的意见，当面就跟溥杰说，想当军人大可没有必要替张学良做事，可以去日本士官学校，现在应该准备日语学习。

载沣对溥仪的安排没有反对，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最小的孩子溥任留在身边，谁也别想再带走这个年幼的孩子，谁也别想让这个孩子步入政坛，那是他最后的依靠。第二年，溥杰被送到日本，后来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淹没在政治洪流。

载沣的两个女儿，左为三女韫颖，右为次女韫龢

溥仪和弟弟妹妹合影，从左至右为韫龢、韫颖、溥仪、溥杰

溥杰走后，次女韫龢、三女韫颖也有了去日本学习医学的想法。她俩先跟溥仪说了，托长兄与父亲沟通。载沣得知后表示微微的赞许，姐妹俩非常高兴，准备好了路费和行期安排。过了几天，载沣突然不同意了，大概是怕两个女儿一去不复返。

溥仪签发的执政令

载沣三女儿韫颖和郭布罗润琪

溥仪到东北后，很快就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伪满政府，很多清室皇族都在里面担任职务。载沣不赞同溥仪投靠日本人的做法，但对日本人保持着溥仪表面上的皇帝尊荣也有一定的认可。当溥仪要把两个成年的妹妹韫龢和韫颖召到长春时，载沣没有明确反对。

清室皇族一直有指婚的传统，载沣、溥杰等都是由此建立家庭。溥仪贵为“皇帝”，当然有指婚的权力，所以很快地就把二妹韫龢指配给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两个人结婚之后不久就去了英国。三妹韫颖也被指配给婉容之弟郭布罗润琪，两个人也算青梅竹马，亲上加亲，有较好的感情基础。

当子女纷纷离开，载沣感受到越来越多的落寞和孤单，对子女的思念也越来越深切。1934年，载沣再也按捺不住思念的心绪，与溥仪商定趁着溥杰暑假归国的机会，带上余下的子女去长春做一次私人探望。之所以定位为“私人探望”，是因为不想沾染政治色彩，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民国时期天津码头

民国时期大连码头

7月的一天，载沣高兴地走出金公馆，踏上探望亲人的旅程，同行的有他的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和四子溥任。经历一天的船舶劳顿，载沣终于登上大连码头。袭封的恭亲王溥伟早已经在码头等候多时，热泪盈眶地向载沣请安，一叙二十多年的离别之情。在溥伟的陪同下，载沣稍事休息后就坐上开往长春的列车。他并不感到疲惫，因为火车行走在原来的大清龙兴之地，去见的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子女，还有一些清室贵族。

伪满洲国“新京”火车站

当一声汽笛响起，列车终于驶进长春站。伪满洲国要人郑孝胥、宫内府大臣熙洽和国务总理张景惠等人列队等候在站台。溥仪为了烘托欢迎的气氛，还派出自己的侍从武官率领全副武装的护军列队欢迎。整齐的仪仗、齐鸣的鼓乐、耸动的人群和笑容满面的官员把整个欢迎会烘托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这是亲人的温暖。载沣在车队的护送下抵达伪皇宫，溥仪早已在西花园门口等候多时。载沣进入下榻的住所，溥仪率领家人以家礼跪安问候。

载沣在长春与家人合影，右四为载沣，右六为溥仪

载沣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溥仪，心情无比舒畅。周围站立的仆人和卫队在他的眼中好像并不重要，他只喜欢看着子女们互相之间的亲热与嘘寒问暖。溥仪每天都安排上好的菜肴，甚至为了迎合父亲的饮食习惯，准备了很多京津特色菜系。

家人之间的交流总是那么令人愉悦，似乎忘记了政治的浸染。虽然如此，还是偶有杂音。载沣到达的第二天晚上，溥仪就抱怨说自己的护军队伍去车站迎接，竟然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严正抗议，声称“满洲国”军队不可以进入南满铁路，以后要杜绝此类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满洲国”是日本人倡导的王道乐土，溥仪是这个国家的元首，迎接自己父亲时，却遭到日本人的抗议，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种侮辱。

过了几天，郑孝胥、熙洽和张景惠等政界要人为载沣设宴洗尘。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际，气氛渐至高潮，郑孝胥趁机提出有一个所谓的“日满文化协会”的总裁职位暂时空缺，过去预定由溥仪担任，但是现在他贵为“帝王”，已经不再适合。其他王公贵族和各界要人的名望均不能服众，而王爷恰好到东北，正好胜任这一尊贵的职位，车马费每年一万元。

载沣听到此，一改和颜悦色和沉闷少语，脸色凝重起来。他说自从辛亥革命起，自己就主动退回藩邸，一直在家闲居，从未也不想再踏入政坛。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日满文化协会”总裁的职位万万不能应允。郑孝胥等人还是不甘心，又轮番劝说一阵，怎奈载沣连番拒绝，毫无劝动的可能性，这件事就此作罢。

郑孝胥像

熙洽像

张景惠像

在长春待了没有几日，载沣看到了风尘仆仆地从日本赶回来的溥杰，多年的思念顿时化作无声的泪水，肆意地流淌。溥仪看到弟弟，也很高兴，赶紧为家人准备盛大的聚会，一次又一次的家宴次第开始。载沣对宴会没有多少热情，他更渴望与家人聊天，尤其是晚上共聚。

日本的压力无时不在，形形色色的日本人总是用很不友善的目光盯着他。最令载沣反感的就是日本人称他一家是“旧清室关系者”。溥仪是他的儿子，他是名正言顺的父亲，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旧”字。在日本人的宣传里，溥仪是“满洲国”的“执政”，“满洲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清室的某种延续。如此看来不过欺世盗名而已。

有时溥仪怀念在北京皇宫的日子，梦想着自己再次居住紫禁城，或者到颐和园赏月，甚至梦幻般地描述着带领“满洲国”军队打进北京城。载沣听到这些总是沉默不语。

在载沣心里，日本不是真正帮助清室的国家。日本人对中国，总是贪得无厌。伪满洲国是一个傀儡国家，目的是分裂中国。日本人绝不会允许溥仪入住北京，“满洲国”军队也不具备独立作战的机会。这点人所共知。

做傀儡皇帝时期的溥仪

在长春待了一个月，载沣就厌倦了，他决定回天津。溥仪当然不愿意父亲走，一方面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在长春毕竟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父亲日渐衰老。看到载沣执意要走，溥仪又开始了危言耸听，如果王爷一定要回天津，那么性命得不到保障，天津那边已经有传闻，说要暗算王爷。

载沣与家人合影

载沣很淡然，说自己退出政治多年，基本都是闭门索居，这一点中外咸知。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溥仪又开始找一堆借口，比如华北政局不稳，通往天津的客船已经停开，需要等候一段时间。载沣明白这是溥仪的小计谋，也是真诚的关心，只是不想自己离开长春。自那开始，载沣就装病，不到饭厅吃饭，只吃小点心一类的食品。这确实让溥仪担心起来，赶紧派“御医”过来调治，几天也不见效果。

载沣明确地告诉溥仪，自己在长春是“水土不服”，非常想回天津的金公馆。溥仪还是关切地问询，回到天津是否绝对的安全，载沣回答闭门索居不会有什么意外，催促赶紧预定船票。

又拖了几日，溥仪怕载沣真急出病来，就不再勉强，但提出要把四弟溥任留在长春。载沣一听就急了，无论如何不答应，那是他留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当初溥杰离开家人去外边闯荡，已经深深刺痛自己的心，如今身边只有溥任在身边，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

溥仪看载沣态度坚决，也没有勉强，只是叮嘱溥任回到京津，照顾好年迈的父亲，如果有困难要与自己联系，或者找当地的日本外交官寻求帮助。

又过了几天，载沣踏上去大连的火车，按原路返回。在车站离别时，载沣能够带走的只有溥任，四女韫娴和五女韫馨被留在长春读书。送别的场景很凄凉，欢迎仪式上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没有再来。

其实从天津出发时，载沣就下定决心不会留在东北。所以无论溥仪怎样劝阻，他都没有动摇。东北的伪满洲国，不是他的祖国，也不是自己的家。他虽然早已从高位上退下来，但还有着一颗中国人的爱国心。他的儿子在东北无时无刻不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虽然名义上贵为天子，其实不过是个傀儡，自己留在长春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的纷争之中。

曾经远离了政治漩涡，现在不可能再进去，这是他一贯的信念。

4．遭遇水灾

1934年8月26日，载沣回到了天津的金公馆。此时的华北政局非常不稳，日本人加快了侵略步伐，中国人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每日读报的载沣更加关心时局的发展，他害怕国人的抗日情绪蔓延到他的家族，也害怕溥仪不小心惹怒日本人。探亲的欢愉很快就被无助的担忧替代，渐渐淤积的苦闷占据着他的内心。从长春返回不久，载沣就病倒了。

先是四肢无力，腿脚发软，后来竟然有一定的行动困难，亲属们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着急。六弟载洵请来两位京城名医，一位中医，一位西医。载沣从来不信医生，也不吃药，碍于情面只得勉强应付，医生开了很多药，载沣一点也没吃，都叫下人埋在王府的花园内。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载沣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他还是闭门索居，读书写日记，如果心情好还会乘坐人力车到街上逛一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天津，日本人封锁英美等国的租界区，限制居民出入。租界区的检查马上严格很多，加之物资供应不及时，整个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远在长春的溥仪听到这个信息，很为载沣担心，派了皇族成员溥修和日本人吉冈安直来到天津，劝说载沣由英租界搬到日租界。吉冈安直是关东军参谋，兼任伪宫内府“帝室御用挂”，是关东军与溥仪之间的联系人。吉冈安直的地位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与溥仪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次亲自来劝说载沣，可以看出溥仪对此事的重视。

第一天，独自去劝说的溥修碰了钉子。第二天，溥修与吉冈安直一起前往金公馆，吉冈安直没有露面，只是等候在外面的屋子观察动静。此时的载沣已经行动不便，长期卧病在床。当再次看到溥修时，载沣非常坚定地告诉他，自己绝对不会搬到日租界，即使是“皇帝”和日本人的意思，他也不会屈从。后来载沣还怒拍茶几，溥修灰溜溜地退出，吉冈安直也不得不离开公馆。

溥仪看到事情一时无法得到解决，只好另想办法。四妹和五妹都已经成家，载沣还没有见过两位女婿，溥仪于是派四妹夫妇和五妹夫妇以探望的名义去了天津。韫娴和丈夫赵琪璠、韫馨和丈夫万嘉熙到了金公馆，载沣确实高兴了很多。当听到两位女婿劝说自己去日租界时，还是直接谢绝。实在没有办法，吉冈安直想到扔石子或者扔炸弹等方式迫使载沣搬家，遭到其他人的一致反对。

吉冈安直塑像

后来，还是亲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韫娴和韫馨是载沣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载沣没有那么多重男轻女的观念，在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就经常陪她们一起玩。夏天，载沣看着她们在庭院中玩耍，有时还会演示用一个放大镜把白纸点燃；冬天，载沣会漫步在皑皑的雪路，陪她们嬉闹。更多的时候，载沣会摇动她们的双肩听她们发出咯咯的笑声，人生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便会从心底生发。

现在，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两个女儿轻轻地守候在身边，温存的话语总令人感动不已。一生都在努力挣扎，在政治的夹缝中存活，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家族，无非就是想得到家庭的温暖。多年的政治浪潮翻来覆去让人不得自由，载沣也像他的父亲一样，需要儿女们的关爱与亲情，多少年了，这个愿望那么遥不可及。

韫娴和韫馨守候在载沣的身边，没有提起搬家的事。终于有一天，载沣怕儿女们担忧自己的安危，主动提出要搬进日租界，时间定在1938年2月1日。

搬到日租界伏见街十五号，载沣的身体更加衰微，他已经受不了颠沛和折腾。这次搬家仅仅是权宜之计，所以戈登路的金公馆几乎没有动，载沣幻想着一旦时局安稳下来，再次搬回那里或者北京的醇亲王府。在沉浮不安中，载沣过了一年多，又不幸遭遇了天津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

1939年农历的七月十五前后，天津城迎来了几场暴雨，本来就淤积严重的海河顿时涨满。伴随着直泄不停的雨水，河水很快漫过堤坝，向天津城区奔涌。很多建筑被洪水淹没，载沣暂住的小楼也未能幸免。刚刚午休醒来，载沣无意中看到大水漫过窗前的台阶。家中仆人也看到泛滥的洪水，急急忙忙去堵门窗，无奈肆意的洪水很快就冲破微弱的人力。仆人们匆匆背起载沣，邓佳氏和四子溥任随手拿了一点金银饰品，慌乱中也到了二楼。前后不到半个小时，小楼的整个一层被洪水灌满，水深超过两米，所有家具都被泡在水中。

民国时期的天津英租界戈登路

现在的天津戈登路

在二楼的载沣看着眼前的洪水默默无语，他真正担心的是戈登路的金公馆，那里有大部分的家产和醇亲王府传承的宝物。电路已经被切断，电话打不进金公馆，这更让载沣焦虑。

此时戈登路十六号的金公馆，早已被大水淹没，各类家具都浸泡水中。负责看护金公馆的是醇亲王府的一位老仆人，名叫赵文连，慌乱之中也搬到了顶楼。等洪水势头稍缓，老赵去楼下查看各个房间，无奈很多房间和橱柜都被上了锁，什么东西也取不出来，只好任凭洪水肆虐。老赵冒着大雨乘着小船去日租界找载沣，日本军警却以安全为借口不允许进去。老赵只好折回金公馆另想对策。后来听说可以捎信，于是赶紧写了一封说明金公馆被淹的信，给捎信人一点“小费”带给了载沣。

载沣接到信后更加着急，不知道如何是好。溥任此时已经成年，怕载沣急坏了身体，赶紧托人去想办法，费尽周折才办理了一张“自由”出入租界的通行证。

天津水灾照片远景

天津水灾照片近景

第二天，云收雨霁，天空放晴，载沣赶紧让邓佳氏带着溥任划船去金公馆。伏见街和戈登路相隔不过三四公里，现在已经变得寸步难行。洪水还在缓缓地流淌，水上浮动的破烂杂什从船边飘过，不时还有木头家具撞击船头。街道两旁的屋顶上都站着人，张望着等待救援人员，情景非常凄凉。进入戈登路，水面开阔很多，小船很快摇到目的地。金公馆没有上锁，大门自然地敞开，好像一直盼望着他真正的主人。

老赵迎接邓佳氏和溥任进来，将船拴系在一根楼柱上，几个人上了顶楼。稍事休息之后，溥任从母亲邓佳氏那接过底层库房的钥匙，与老赵一起去了库房，那里有大部分值钱家当。楼里的水深有一米多，溥任全身很快被浸透。他将钥匙插入锁孔，却怎么也打不开那把已经锈死的锁头。没有办法，只好用铁榔头连锤带砸把门锁打开。开门一看，库房里的箱柜全都泡在水里，有的还漂浮在污水的表面。

老年溥任

溥任墨迹

在老赵的帮助下，溥任将箱柜逐一搬到了楼上。待打开箱柜一看，里面的皮衣和细软早已经面目全非，历代传承的名人字画和大量的线装书也模糊一片，无法再修复。临返回伏见街时，溥任又在水中仔细地摸了一会儿，终于摸到了一只印匣，内存的“和硕醇亲王印”已不知去向，邓佳氏和溥任没有想到这次水患把一家的贵重物品都毁坏殆尽。他们把带去的食品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交给老赵，并给他在二楼安排新的住处，带了一些被水浸泡过的衣物怏怏而归。

载沣看到邓佳氏和溥任忧苦的面容，再听完戈登路金公馆现状的叙述，沉吟半晌后，长长地“唉”了一声。邓佳氏停顿了片刻，终于说出亲王金印只剩下了印匣，里面的金印不知去向。载沣马上追问，是否在水中找过，为何没有找到。邓佳氏安慰了载沣一番，答应明天再去找找，一定把金印找到。

“和硕醇亲王印”是载沣父亲留下的宝物，是两代醇亲王尊贵地位的象征，也是醇亲王府最重要的传承圣物。该金印半尺见方，总重十三斤八两，赤金锻造而成，由慈禧钦赐。若论价值，水灾中损失的字画远远要比这颗金印值钱，但这颗金印是载沣最在意的宝物，甚至说是载沣的特殊命脉所在。第二天一早，载沣嘱托家人千万要找到这颗金印。邓佳氏和溥任带了几个临时雇工，再次前往金公馆寻找“和硕醇亲王印”，顺便清理被浸泡的衣服。

小船慢慢悠悠地滑行，不久就进了戈登路十六号的金公馆。邓佳氏去了二楼，溥任带雇工去库房寻找。水实在太深，大家只好依靠双脚探路在水底寻找。怎奈水底已经有几寸厚的淤泥，寻找起来颇费周折。

后来，溥任要求大家每人负责屋子的一个角落。这一招着实见效，很快地就有一名雇工说脚下有一块砖头一样的东西。等把这块“砖头”拾起一看，正是丢失的“和硕醇亲王印”。溥任赶紧把金印冲洗擦拭干净，返回伏见街交给载沣。

和硕醇亲王印

看到这颗失而复得的金印，载沣不禁热泪盈眶，仔细端详了一阵才交给邓佳氏，嘱托千万要精心保管。到了九月初，大水还没有完全退却，载沣萌生了回北京醇亲王府的想法。住在伏见街本来就不是载沣的初衷，而金公馆已经被大水浸泡得不像样子，这次正好以水灾为借口离开天津。此时的北京伪政权已经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已经停止。

当载沣向日本人说明情况，日本人并没有阻拦，因为保护溥仪的生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稍有不慎就会受到牵累。溥仪听完载沣的这一想法，在电话的那头沉默半晌，担心天津的水灾会给父亲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所以没有再阻拦。

载沣搬回北京仅用三天的准备时间，这一方面是因为所带的贵重物品多被水灾损坏殆尽，另一方面是害怕日本人反悔，阻碍他的归程。一切工作都删繁就简，将残存的贵重物品存储在伏见街的小楼上，戈登路的金公馆仍由老赵看管，大部分房间又被锁起来。

1939年9月13日，载沣全家分乘几只小船，在大水中离开伏见街。到了天津火车站，登上一列由日本军警严密保护的专列。想当初从北京匆忙来天津，火车走了一天还未到，恐惧与无助无时无刻不占据着内心。而此次火车只走了几个小时就返回目的地，十一年类似“政治流亡”的生活就此结束。

踏上北京的一刹那，载沣下了决心，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他将不再流亡，要在他一生眷恋的北京终老。

1．子媳来归

1939年秋天，几经波折，载沣回到阔别十年的醇亲王府。呈现眼前的是一幅荒凉景象，朱色门漆已经剥落变白，砖缝和瓦脊长满一团团蒿草，时不时有狐鼠跳来窜去。曾经富丽堂皇、人气旺盛的王府，如今一片萧条。或许世事本来无常，曾经繁华的亲王府邸，早就门前冷落。一度美轮美奂的亭台楼榭，已是风华不再。

从大清国到此时，多少位尊权重的人倒下去，多少低贱卑微的人爬上来。多少人攀龙附凤成了显贵，多少人在无情的变幻中留恋往日的辉煌。此情此景，纵使再怎么豁达，也难免唏嘘。执掌权柄时的风光，偶尔掠过心头，却难以在心头激起波澜。昔日的大清皇父摄政王，随遇而安早成习惯，顺从命运已成本能。

重回昔日府邸，载沣仅仅带着几十个仆人和家丁，家人也只剩下六口。空荡荡的旧宅让载沣突然间感到极其不适应，心仿佛被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堵塞。他决定不搬回原先居住的王府正宅，而是入住花园西侧的益寿堂和畅襟斋。

醇亲王府的益寿堂

醇亲王府的畅襟斋

长期闲置的房屋已经有一些破损，载沣请人做了简单修缮。有了在天津住洋楼的经验，他已经习惯了一些便利的设施，所以在厨房里添置了电炉。厕所也被改装一番，虽然没有用抽水马桶，但也在地板中间挖一个长方形的坑，然后放入一个长抽屉，在抽屉底下铺上沙子。方便之后，下人从外面抽出抽屉，换上铺满新沙的抽屉。回到房间，仆人会准备好洗手水和漱口茶。

暖气没有办法装，冬天就只好用煤炭火炉取暖。起初王府里不用烟囱，先在室外将炉子生着，再移进室内。看着通红的火炉，载沣却说有点眼晕，几次要求仆人把火搬出去。仆人赶忙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溥任。细心的溥任发现载沣中了煤气，于是把炉子装上烟筒，并将炉盖盖紧。

载沣这才感觉头脑清醒了很多。他一直不明白自己吸入了过多的煤气，还以为是看见火就出现不良反应。照理说载沣年轻时学习过西方的格物之学，平时常常读书看报，各方面的知识还算渊博，不该出现这种情况。但落实到实际生活，他的头脑便常常像一块白板。

与载沣同住的有侧福晋邓佳氏，四子溥任夫妇和两个小女儿韫娱、韫欢，还有一些下人。大清王朝已经灭亡二十余年，王府早已经失去昔日的威风。醇亲王府旧时的编制颇为庞大，设有长史、管事官、随侍处、司房、祠堂、厨房、茶房、更房等近二十个机构。更房更分为东西两组，轮流值夜巡更。时过境迁，更夫早已不知去向。

过去的繁华已成往事，载沣还在最大程度地保持着旧时的习惯。清晨的热茶照例是必备品。每天子女们的请安也必不可少。载沣的回答还是那么刻板，比如今天天气好，或者今天天气不好一类的话，最后通常加一句“去玩吧”。随后，载沣便开始读书、写日记、看报纸、察看当天的信件。他与溥杰有着频繁的书信来往，无论溥杰在日本求学还是在伪满任职，都很少间断。总计下来，他先后写过几百封信，也曾收到溥杰几百封信，可惜这些信件基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

花园里的生活淡然从容，载沣多想就这样一直平静地过下去，像醇亲王府旁边的后海一样平静。但是生逢乱世的人们无论对太平日子多么渴望，都很难遂心如愿，烦心事还是会找上门。日本人为了严密控制溥仪，一直希望载沣去长春，名正言顺地把“皇帝”家人控制在手里。怂恿载沣再入政坛是日本人的一贯做法。他们始终不相信曾经的大清监国摄政王对权力没有一丝留恋，也不相信载沣与溥仪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儿子在积极地筹划满族人复兴，父亲却无动于衷，甚至冷眼旁观。

醇亲王府花园的长廊

溥仪也有自己的想法，“新京”的条件毕竟好一些，不像北京长期处在军事管制状态。所以他几次三番请载沣到长春。但都被载沣顶了回去。不信邪的吉冈安直要亲自出马，劝说载沣搬迁。吉冈安直是溥仪的军事顾问，一个超级自信的人。他认为载沣会像溥仪一样容易控制，夸下海口说此事十拿九稳。带着丰厚的礼物，吉冈安直来到醇亲王府求见载沣，态度异常谦恭，点头哈腰地说明了来意。他说北京很危险，而新京大大地安全！希望载沣到长春与儿子相见，这是“满洲国”人民的需要，也是各位王公贵族的期盼，更是“皇帝”最惦记的一件事情。一眼看透日本人的载沣直接拒绝，说自己年老多病不适宜搬家。在北平住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东北是苦寒之地，去长春怕是住不惯。自己早与政治绝缘，去东北再度卷进政治漩涡，非心中所愿。

吉冈安直见载沣不同意，便想慢慢软化他，经常到王府作客。载沣对此十分恼火，忍耐力到了极限。有一次，吉冈安直威胁载沣说王爷必须去新京。这可伤害了情面。载沣怒了，一反常态地摆起王爷架子，对吉冈安直大拍桌子，语气强硬，大加训斥。吉冈安直看到载沣的决心已定，一时半会难以劝动，又不能真的用强用狠，只好灰溜溜地返回长春。吉冈安直后来对人说，载沣性格非常坚毅，不容易受他人左右。中国人常讲“姜还是老的辣”，看来所言不差。

吉冈安直又怎知载沣对国家民族大是大非的坚持。让曾经大清帝国皇父摄政王装作看不清日本人的丑陋嘴脸，同侵略者在同一张桌子吃饭，还要表现得与有荣焉，未免太异想天开了。溥仪这些小辈，差点火候，瞎胡闹也就罢了。曾经掌握国家权柄的载沣，怎么可能不知道东洋鬼子的狼子野心，又怎么可能忍着恶心和衣冠禽兽的恶棍厮混。

经过这一番折腾，载沣的心情很不好，健康状况也开始恶化。他的糖尿病随之加重，伴随着腰痛、尿血、呼吸困难等症状。医生调治两个多月，才可以用轮椅在屋里转转。碰到天朗气清的好日子，倘若心情不错，载沣就让下人用藤椅抬着到西花园中闲坐一会，享受一下自然风光。

花园里的萧瑟和平静很快被一件盛事——载沣的六十大寿打破。按农历计算，出生于癸未年正月初五的载沣，在1942年正值六十。六十一甲子，代表着天干地支一纪的轮回，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载沣平时不爱热闹，对排场应酬毫无兴趣。每年生日，既不办庆典，也不摆酒席，更不会请京津名伶来唱堂会。最多就是与前来行礼的子侄辈寒暄几句，全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况且身体日见衰老，子女们天各一方，很难相聚在一起，载沣也没有过生日的心情。1942年春节，载沣在日历上写了“年复一年，不胜今昔之慨”，足见沧桑心境。

溥杰与嵯峨浩

无论是基于清宫礼仪，还是出于父子之情，远在长春的“皇帝”都不能不惦记父亲的生日。溥仪本人不能亲自前往，便派了溥杰和其夫人嵯峨浩作为代表到北京祝寿。载沣的七弟载涛平素喜欢热闹，在他的一再劝说之下，载沣也不得不顺着亲人的心意，由弟弟和亲人主事，准备酒席宴会，请人到府里演些节目，热热闹闹地欢迎第一次上门的儿媳嵯峨浩。

春节刚过，溥杰夫妇就从长春赶到北京，王府极为隆重地欢迎这位日本贵族家庭出身的儿媳。本来全家住在花园里，可以在花园大门迎接，但为了体现正式和尊重，便让她从王府正门进入。溥杰夫妇刚一迈进正门，全府的仆人就跪在地上迎接，行三跪九叩大礼。嵯峨浩作为贵族后裔也曾出入日本皇宫，熟知东方皇室的排场。即便听溥杰讲述过王府的气派，但还是被这个场景震撼，不禁感慨即使日本皇室的仪仗，也会在醇亲王府面前黯然失色。

醇亲王府的院落

嵯峨浩进入王府大门，被引导着穿过一重又一重的门庭、院落、走廊和小桥，来到载沣居住的花园。载沣在畅襟斋接见这位异国儿媳。嵯峨浩虽然是日本人，但仍按前清礼节向公公屈膝，行了一跪三叩拜见之礼，献上精心准备的寿礼和亲笔所写的祝寿词。大清王朝已经远去，载沣早就没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念头。看到这个异国儿媳如此性情温顺，还懂得清宫旧礼，载沣十分喜欢，让仆人把祝寿词挂在墙上，供客人们欣赏。听着客人们对嵯峨浩的称赞，他觉得这个新儿媳知书达理，有她陪伴，也算溥杰之幸。

载沣看着眼前的溥杰也非常高兴，这不单单是因为长久未见，更因为作为醇亲王府的继承人，溥杰已经成长为英气果敢的男人，他会承担起家族的希望。载沣并不满意溥杰过分地参与政治，但人各有所愿不能勉强，子女们已经长大，应该有个人的选择。此时回到醇亲王府，溥杰还带回了一位贤淑端庄的媳妇，这让载沣发自心底地满意。

嵯峨浩自传《流浪王妃》封面

嵯峨浩穿旗袍像

中午，全家人在食堂里吃饭。桌上放着各种西式小吃，热菜用明清官窑烧造的瓷器和纯银器皿装盛，被不断地端上来。餐桌上，嵯峨浩受到特殊优待，别的女子都必须按旧礼站着，只有她被允许坐下。嵯峨浩惊叹食物的精美可口，也惊叹王府残存的繁文缛节和仆人细致入微的侍候。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新鲜，像走入了另外一个迷宫。

晚上，王府摆开了宴会。在仆人的引导下，溥杰夫妇和其他亲友来到宴会厅。宴会规模很大，出席的人除了家中长辈和亲近子侄，还有些故旧亲朋。首先上的是餐前小点，多是各类干鲜果品。正式开席以后，所上的是中西合璧的菜系。

嵯峨浩从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场面。在王府生活两三天，她像是迷了路。醇亲王府仿佛是一个远离现实的神话世界。没落时期的醇亲王府尚且如此，何况辉煌时期。

生日庆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子女们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到来，自然让载沣感到愉悦。除了溥杰夫妇，二女儿韫龢夫妇也来了。住在府中的溥任夫妇及六女儿韫娱、七女儿韫欢和载洵、载涛的家人，也都悉数到场。亲人们寒暄中表达着渴望许久的亲情。

百寿图

溥杰送了四份寿礼，还送了一千元伪币。在日本的三女儿、四女儿、五女儿也和她们的丈夫各自托人送来四件寿礼。王府祝寿礼从来都是四件，取“四平八稳”或“四季平安”之意。其中最令载沣欣赏的寿礼是四女婿赵琪璠所书的一副对联，“云鹤翩翩寿最高，苍松韧韧福绵长”，工整雅致，含蓄隽永，寄托着浓浓祝愿。

祝寿典礼也搞得很有排场。寿堂设在花园正殿“畅襟斋”的外屋，正中挂着老寿星的画像。寿堂里、走廊上以及院子天棚里，挂满了亲友们赠送的寿联。载沣并不接见大多数晚辈。晚辈也只是献上寿礼，对着寿堂正中的老寿星像行礼后便转身告退。

唱戏是王府祝寿不可缺少的节目。载涛与北京梨园界关系甚笃，请来马连良、孟小冬等名角在花园小戏台唱堂会。孟小冬演出《盗宗卷》，马连良、黄玉华唱的《游龙戏凤》是压轴戏。大鼓、相声等节目也必不可少。载沣全家五六十口人，一起围坐在戏台下观看。载沣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看着，对演出非常满意，精神也因此好了很多。

马连良唱戏像

孟小冬唱戏像

醇亲王府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吸引不少附近的居民涌进府内。主事的溥任热情地接待他们。大清国已经灭亡二十余年，民国都经历了几次政治变革。王府早已不是戒备森严寻常人不得进入的禁地，王爷早没了尊位者的架子，民众也非昔日口称奴才的大清顺民。历史时空的更换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载沣乐于看到的。

人生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散时冷清，飘零的乱世更是如此。祝寿后仅三天，溥杰夫妇、韫龢夫妇和载洵纷纷离去，这次祝寿也成为载沣一家人最后的欢聚。看着辞别的亲人，载沣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如果上天再给一次机会，他不会选择生在帝王家。最是无情帝王家，为了一丁点的权力，父子兄弟，骨肉至亲，都能斗个你死我活。即使王朝凋零，旧时帝王家哪怕一只燕子待得久了，也会引起当权者的胡乱猜忌。平民百姓家虽然清贫，但最起码夫妻之间还有实在的温情，父子兄弟之间还有打不断的亲情。

多想亲人聚在一起的日子久些，多想一家人能暖暖地围聚在一起，说些只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闲话。越是简单的幸福，载沣越是可望而不可得。

2．侧福晋去世

生老病死，福祸无常，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天潢贵胄都逃不脱这一规律。六十大寿的喜庆刚过去不久，醇亲王府上空飘来一朵乌云，侧福晋邓佳氏的病体日渐沉重。

1942年春节后，邓佳氏染病。开始时，她只是感觉腿有点痛，渐渐地两条腿变得麻木，后来竟然和载沣一样不能独立行走。载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赶紧叫来七弟载涛，请他出面延请几位京城的名医。

起初，邓佳氏还能勉强下地配合大夫诊治。后来，病情日渐加重，就只好躺在床上，歪着头请大夫诊治。她吃了很多副中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载沣心里焦急，又请来协和医院的著名西医刘世豪。

刘大夫认为邓佳氏所患的是急性脑膜炎，开了一大堆药品，要邓佳氏每天定时打针吃药。因为已经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间，纵然华佗再世，也难以妙手回春，邓佳氏的饮食一天比一天少。

载沣心里一片冰凉。他不信医生的信条头一次变了，满心地渴望着此时有位杏林圣手出面解救，好让邓佳氏长命百岁，与自己白头偕老。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与人们的期望相反。

1942年7月初，邓佳氏几次病危，生命眼看快要走到尽头。载沣无奈，只好给外地子女发去急电，催促他们回来与母亲见最后一面。四女儿韫娴、五女儿韫馨风风火火地从日本赶回北平。7月20日，邓佳氏的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说话的力气也很微弱。在儿女们撕心裂肺的呼唤中，邓佳氏“哼”了一声便去了天国。

侧福晋邓佳氏的去世给载沣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侧福晋邓佳氏逝世，衰感弥深，悲恸不已。”他强拖着病体让家人操办着丧事。

醇亲王府鸟瞰图

一切都按旧礼进行，醇亲王府请来了成队的和尚道士做法事放焰口。王府又一次热闹起来，不过这次却是丧事。尽管时值三伏，醇亲王府还是坚持停灵二十一天。载沣倚在病床上不住地流泪，反复说：“真想不到，她这么早就去了。”

邓佳氏生于1897年，1913年进入王府。邓佳氏的父亲是普通的满族人。在嫡庶界限森严的社会里，侧福晋地位很低，溥仪和溥杰从来不向她请安，也不称呼她。邓佳氏的母亲和哥哥来王府探望，从来没有被作为宾客招待过，仅仅是以家人的名义来探望她个人。他们不能在王府随便走动，只能去她的住处，见了王府的阿哥和格格们还要向奴才一样毕恭毕敬地请安，这是邓佳氏作为侧福晋的不幸。

在王府内，生男孩是侧福晋提升地位的最好方式。邓佳氏诞下两个儿子，府中地位有了明显改变。已经退位的“宣统皇帝”册封她为载沣的侧福晋，赏赐一套凤冠霞帔，这样才有了正式名分。

邓佳氏是个要强的人，不像那些锦衣玉食的女人们，整日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专事谈天八卦。她进府之后十分认真地学习汉字，还学会了记账。王府经济每况愈下，内外事务都靠她一手操办。载沣曾开玩笑称她为“账房太太”，如果不是她的精打细算，王府生活可能会更艰难。

在天津时，载沣一家住在一座二层小楼，上下各有六间房。四子溥任1935年结婚后，住房明显地紧张起来。当时家里不宽裕，邓佳氏发挥聪明才智，在小楼一侧接盖了上下两层住房。新房与原来的建筑巧妙地融为一体，从外观上看不出明显痕迹。来往的宾客都对这种巧妙的建筑设计赞叹有加，认为邓佳氏是载沣的贤内助。

后来这件事情在爱新觉罗家族中广为流传，邓佳氏精明能干的形象一时十分突出。女子无才便是德，说的是大清王朝的那群王妃、格格们毫无理家才能，也不需要她们去打理家务。邓佳氏的这种精打细算在以前会被嘲笑，但在乱世之中，爱新觉罗家族的女人们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则会获得很多人的赞誉。

邓佳氏脾气急躁，对待子女缺乏温情。子女小时，邓佳氏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使得子女们都不愿意亲近她。后来子女们慢慢长大，邓佳氏才改变动不动就训斥人的习惯，但是急躁固执的脾气依然如故。

邓佳氏说一不二，做的决定绝难改变，在王府内令人敬畏，这一点和生性温和宽厚的载沣明显不同。有时载沣怕邓佳氏对别人太严苛，不愿意让她管理某些事情，惹得她牢骚不止。

邓佳氏和载沣通过媒妁之言走在一起，结婚时根本谈不上感情。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让两人有了很多相同的爱好。譬如他们都喜欢看报和读小说，都爱听京剧，尤其爱听梅兰芳的戏。邓佳氏的爱好更多，她有一副美妙的嗓音，还会弹风琴，用照相机拍照片，或画一些工笔花卉。她最喜欢画牡丹，牡丹几乎成了她绘画的主要题材。在送给子女的扇面上，邓佳氏一一画上了或白或红的牡丹。这些也多少让载沣的生活多了一些色彩和活力。

老来伴，老来伴，人老之时有个伴。上了年纪，身边有个人陪着照顾着，互相唠唠家常，时间过得轻松一点、快一些。邓佳氏死后，载沣一时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他总在回忆过往，给子女讲述清宫故事的兴趣越来越淡。他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渐渐地离不开轮椅，甚至坐在轮椅上的时间也慢慢减少，不得不僵卧在床。

醇亲王府的建筑

1943年除夕，王府里显得格外寂静冷清。没有爆竹声声，也没有喜庆气氛。去年六口，今年只剩下五口。除夕夜，全家人守在畅襟斋，等待着新年的到来。饭菜已经端上来，载沣却还在想着邓佳氏，迟迟没有坐下。邓佳氏死去大半年，载沣心情始终没有调整过来。过了很久，载沣才坐在餐桌旁。子女们和仆人们向他拜年。在些许悲伤的氛围中，全家人吃完了这顿不知滋味的年夜饭。

漫长的冬季终于过去，春天悄悄地来临。溥任的妻子已经怀孕有几个月，全家人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载沣一直想抱个孙子。在载沣心里，孙子是家里血脉的延续，能够继承家业。按照爱新觉罗家族的传统，“溥”字后面应该是“毓”字。载沣便急切地给还没有出生的孙子起名，这个还没从娘胎里降下的孩子便得名“毓嶂”。“嶂”字是威严雄峙的意思，寄寓着载沣对下一代的厚望。

5月3日，四儿媳马上就要分娩了。载沣躺在床上急切地等着好消息，他多么渴望生下来的是个男孩。从上午等到下午，派去的仆人都失望地回来。快吃晚饭时，溥任忽然兴冲冲跑了过来，说生了男孩。载沣兴奋之余，连问了好几次，确定男孩吧？溥任坚定地说，确实是男孩。载沣得偿所愿，终于有了第一个孙子，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1943年，与他出生的1883年同是癸未年。时光荏苒，转眼间一甲子已经过去。

《生正逢时——清皇族后裔金毓嶂口述家族史》封皮

周岁的金毓嶂，转引自《生正逢时——清皇族后裔金毓嶂口述家族史》

3．乱世波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载沣的晚年生活步入幸福时，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给这个世外桃源一样的王府带来空前震惊，病中的载沣迎来了沉重一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宣告覆亡。

溥仪下落不明，溥杰和四个妹妹及其家人逃的逃，散的散，生死不明。载沣一方面担心子女的安全，怕他们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也庆幸自己搬回了王府，为子女们保留住了这最后的栖息地。

载沣每天都听广播、读报纸，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他为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的命运担忧。是生是死？是被苏联抓走了，还是被国民政府引渡回来了？究竟还在不在中国？溥仪会不会被苏联或者国民政府判刑？

载沣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两条腿肿得很厉害，手也不住地颤抖，连笔都抓不住。他已经很久没有给子女们写信了，此时却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收到东北的信件。时间一天天过去，载沣焦急地询问下人有没有收到信。结果什么也没等到。

他的生活规律被打破，闲坐在西花园的时间有长有短，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深秋时节，终于有了溥仪和溥杰的消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一直住在长春，获知日本投降，带着孩子一路逃到葫芦岛，打算冒充开拓团家属离开中国。但是被知情人告发，国民政府逮捕了她，并押送到上海审判。经过北京时，她被允许到醇亲王府探亲。

溥杰、嵯峨浩一家

婉容像

押送的汽车缓缓进入王府大门，门口的警卫立即向府内通了电话，仆人们出来迎接嵯峨浩。到了载沣居住的畅襟斋，礼节都一如从前。嵯峨浩看到的，还是那双充满关怀和慈爱的眼神。载沣感慨万端，一个劲儿地问：“皇上、溥杰、皇后怎么样了？”嵯峨浩不忍说出坏消息，只好宽慰公公，说分开时都活得好好的。

实际上，“皇上”溥仪已经被苏联红军俘获，“皇后”婉容也死在中朝边界。久别重逢，嵯峨浩与家人一起吃了馅饼。载沣给了一笔钱，宽慰她说一旦获得自由，就快回家来。嵯峨浩离开王府后，经历种种困难和波折，终于回到日本。

不久，韫龢夫妇带着四个孩子从东北逃回到北平，韫颖也带着三个儿女归来。逃难中，载沣的这几个女儿经历了千辛万苦。真没有想过，金枝玉叶在乱世中也成了落了难的凤凰。她们被放出来时两手空空，几乎丧失生存能力，一路上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生，甚至不得不向路人乞讨。她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北平，投奔老父亲。

载沣从来没有承认过“满洲国”，对“满洲国”也不抱什么希望。恢复大清江山早已是不可能的梦，何况还要仰承日本人的鼻息。他没有积极地去做些什么，只是安心做自己的寓公。日本人软硬兼施，他还是坚持不去长春。

载沣早已预感到日本必败，日本投降之日就是“满洲国”灭亡之时。他只能无奈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但内心里又不希望有这一天。当一切突然到来时，他才明白爱新觉罗家族付出的代价多么沉重。万幸的是王府还在，可以给儿女们提供最后的港湾，这是载沣为家人做的最大贡献。乱世中的人们命运不可预测，一家人安全地聚在一起或许是最大的希冀。

抗战胜利，醇亲王府却面临着被出售和强占的危险。国民党接收北平后，不断有人到王府打听房屋是否租赁售卖，很多权贵都想住在这个昔日王府内威风一回。好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是载沣远房侄孙女婿。孙连仲夫妇前来花园认亲戚，让载沣的处境大为改善。

不过好景不长，蒋介石也想在北平买房。孙连仲要讨好蒋介石，想到了醇王府，就前来询问载沣的意见。没想到载沣回答得很干脆，坚决不卖。孙连仲碍于亲戚情面，不好干出强买强卖的勾当，却也没办法阻止他人对醇亲王府的觊觎。

醇亲王府花园

更为可怕的是，国民党的特务们看上了王府，甚至住进王府的正房，还时常去花园做客。载沣非常着急，怕有朝一日王府被完全强占，国民政府的新贵把一家人赶出家门。事情怎样才可以出现转机呢？载沣不止一次催溥任想个保全王府的“万全之策”。

1947年春天，溥任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消息称国民政府规定所有学校房屋，一律不得强行借占。溥任赶紧和载沣商量，利用王府的空房建一所学校。然后即可理直气壮地拒绝外人的无理要求，打消他们的觊觎之心。

载沣决定把东院空房腾出来做校舍。校址选好后，拟定校名却颇费周折。载沣指示溥任叫净业小学，原因是醇王府前碧波荡漾的后海，又名净业湖。以地得名，十分得当。溥任说叫净业小学会跟附近净业寺冲突，人家一听还以为是寺庙办的小学，不如换一个名字叫竞业小学。取其谐音，又有兢兢业业之意。载沣十分满意。

溥任一边向市教育局办理登记手续，一边请人打制四十套桌椅。这期间，国民党后勤部队连续几次闯进王府，要求把东院改成国民党伤兵医院。溥任告诉他们，空房已经办起了学校，按照规定可以不予外借。这些人看到桌椅板凳之物，碍于国民政府的规定悻悻而去。

经过这一波折，载沣庆幸自己的决策，他对溥任说这个小学一定要尽快办好。1947年9月1日，私立竞业小学经过半年多筹备，终于赶上了新学期开学。载沣以金静云的名字担任学校的董事长，溥任则用金友之的名字担任校长。小女儿韫欢也来抄抄写写，协助父兄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算是总务主任。学校共聘请三名教师，开设两个教学班。醇亲王府不时传来的琅琅书声，看着孩子们欢快地玩耍，载沣生起新的快乐和希望。

溥任墨迹

1947年冬季，学校放了寒假，国民党军队不顾政府规定，强行占用了王府的一部分校舍。开学以后，军队才撤出。同年夏天，载沣考虑到处境，又开了第二所学校——竞业初级职业学校，董事长和校长仍由载沣和溥任分别担任。两所学校加在一起，声势壮大不少，阻止他人强占校舍的理由更充分了一些。

竞业初级职业学校，总共不过二十几名学生。竞业小学办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校学生人数已达二百多人。如果学生的家庭生活存在困难，由家长写信说明状况，学校就酌情减免学杂费。甚至学期末考试成绩排前三的学生，学校也可以免收学杂费。昔日威严的王府大门终于向平民子弟开放，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给王府带来了朝气。

载沣的初衷是为了保全王府的产业，不知不觉中却喜欢上了这群孩子。他特意将年轻时购置的地球仪和一些标本送来当教具。载沣偶尔也会去课堂视察，甚至讲授一些天文地理知识。有一次，载沣好奇地问溥任自己讲课应该拿多少工资。可见他这个学校董事长，连学校的性质都没有搞清。

4．活到新中国成立后

1948年底，载沣从儿女们口中得知，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随时可能打进来。城内一片乱象，不安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北京城。为了彼此有个照应，载沣让家人们都搬进西侧花园的益寿堂。

隆隆的炮声从城外传到醇亲王府，载沣有了新的担心。为了防止炮弹打进王府，载沣命人用厚棉被将后窗户遮住。屋子里透不过一丝光线，变得非常黑暗，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家里人认为白天时应该把被子撤下来，载沣却坚决不同意。

载沣的这些怪异举措，在旁人看来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炮弹打进来，又岂是几床棉被能够挡得住？就像他得病，不相信医生也不吃药一样，科学和事实统统顶不过王爷一句威严的命令。

载沣一家人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国民党的宣传，充满着意识形态，一直妖魔化共产党。似乎共产党总在杀富济贫，天生是权贵和贵族们的克星。载沣并不完全相信这些。

他看过太多的政权更迭，看过太多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当年宣统皇帝逊位时，那些相信共和的人和既得利益者把明天描述得无比美好。似乎一旦实行共和，大清国的弊政就会消失，政治清明，贪污肃清。中华民国转眼实现国家复兴，帝国主义束手惊叹。可是，除了没有皇帝，民国和大清国一样，甚至比大清国还糟糕。北洋军阀倒台了，新的军阀又起来。蒋介石没有统一中国，日本人还是打进北京城，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更腐败。

无论外边的世界怎样变化，自己都只关起门来做优哉游哉的寓公，用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构建一处世外桃源。日本人那么坏，可却拿自己的儿子做“皇帝”。虽然不认同这个状况，但依然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当没落的贵族王爷。现在共产党快要进城了，事情会怎样变化？自己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平静生活？载沣在心里琢磨着，不禁有些担忧。

最让载沣不安的就是“共产”两个字。他听说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分配给贫下中农和雇农，还要批斗不听话的地主。在已经解放的城市里，也有很多有钱有势的人被抓起来。这些都是真的么？为什么那么多的权贵富户往北京跑，或者往南方逃呢？他害怕在城市里也发生没收财产的事，那样王府的房子将会不保。

正在这时，一封传单送到竞业小学，署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单是一份油印的宣传材料，上面写着解放军的“城市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机关、学校、企业在职人员各安岗位，无须惊扰，也无需逃跑。载沣静静地听着溥任念完宣传材料。他特别注意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毁坏东西要赔”这几条。在城市政策里面，规定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城市的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在他看来，这表明不要“共产”。解放军还保护私有财产，载沣紧张的心顿时轻松了许多。

从那时起，不管谁动员到王府之外去“避难”，载沣都予以拒绝。作为一家之主，他镇静处置，消除了家人的惊慌情绪。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每天，载沣都要打开那个美制“飞乐”牌收音机，尽可能地了解相关资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广播他都听，希望能对共产党作出一个清楚的判断。他早就没有了政治野心，一心向往的只是和平，满心考虑的唯有自己和家人的平安。1949年2月3日，载沣在日记中写道：“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矣……解放军入城尚俱安靖。”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

载沣感到这个政权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政权。无论是与清朝、袁世凯、日本人相比，还是与国民政府相比，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让他感到一股新鲜的气息。自解放军围城起，他就没有出过王府的大门。这一次，载沣雇了一辆洋车特意在鼓楼大街转了一圈。他看到一张张兴奋的笑脸，听到学生们的激昂歌声，到处是建设者们奋发的口号。

淹没在人群中的载沣，无需怕被人注意到，无需担心有人谋害他的性命。他从鼓楼坐车一直到地安门大街，又从地安门大街转回到鼓楼前。在烟袋斜街口，他让车夫把车停在小摊前，亲手买了几串山楂糖葫芦。

这趟“游京城”非常快乐，让载沣对新政权有了真切认识。共产党进入北京初期，努力引导着社会风气转向良好，很多人都感觉国家朝气蓬勃。

面对时代的变革，载沣也有了自己的新想法。一天，他突然向家人宣布废除沿袭了几十年的请安礼节。

王府的旧礼，男的请跪安，女的请蹲安，从北京到天津、从王府到花园，不管外界形势如何变化，王府内的请安之礼从没间断过。这是大清王府内百余年的规矩，是尊贵的象征，是祖宗的家法。

新社会提倡人人平等，代表尊卑贵贱和等级之分的请安明显落伍，宣布取消这些繁文缛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儿女们和仆人们都衷心欢迎。小女儿韫欢听到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父亲确实在时代的感召下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家人告别了旧时代，成为新中国互相平等的公民。

年轻时的韫欢

韫欢赶上了新时代，尽心尽力地参加新中国建设，还结识了一个从解放区派到北京参加接管的年轻干部。两人因工作关系接触日多，渐生情愫。

这个年轻人个既不是王公贵族，也不是清室大臣的后代，在载沣眼里门不当户不对。几经韫欢的解释和哀求，载沣终于同意婚事，1950年2月，韫欢举行简单的婚礼，载沣派溥任作为代表参加，表达衷心的祝福，这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皇家和贵族子女的婚姻向来由皇帝或家长包办，基本出于政治的考量，毫无自由可言。现在载沣同意韫欢自由恋爱，可以说他已经开始以一个父亲的角度为儿女幸福考虑，尊重她们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载沣仍然面临着王府是否出售的问题。当时中央部委纷纷成立，需要在城内寻找好的办公地点。1949年秋天，一位身着干部服的同志进入王府花园，说有要事与载沣相商。载沣让儿子溥任出面接待，来人开门见山地讲他是一个部门的高级干部，现在部属的“国立高级工业学校”需要购置房产作校舍，所以问询是否出售王府。溥任听完后不敢自作主张，回答说要与父亲商量，请过几天再来听回信。

载沣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下决心把王府出售。这中间有对时局变化的无奈，也有在时代变革中的顺势而为。本来在他的头脑中，王府属于皇上御赐，是家族的象征，他和子孙要永远守住。为了保住王府，载沣得罪过日本人，也惹恼过国民党的高官。现在改变主意，当然不是心血来潮。新国家呈现着一种朝气，各大部委急需房屋作为办公或者生产基地，很多单位都中意王府。载沣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也想为国家做些贡献。同时王府原有仆人大量离去，空闲出大批房子，维护费用占去很大一部分支出。出售王府不但减少开支，还能得到一大笔钱补贴日常开销。

几天以后，溥任代表载沣把醇亲王府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价钱为九十万斤小米。载沣和居住在府中的儿女们商定，将售房款的一半留给他自己另购住房，另一半由八个子女即溥杰、溥任、韫龢、韫颖、韫娴、韫馨、韫娱、韫欢平分，让他们到外面买房或是租房住。溥仪已经过继出去，按规矩不能分得醇王府财产。当时正值秋天，几个儿女到载沣跟前辞别，王府花园里争奇斗艳，无限美景成为最后的留恋。

国家宗教事务局，曾经是王府的一部分

宋庆龄故居，曾经是王府的一部分

载沣的新家在东城魏家胡同46号。这是一套三进院子，共有四十多间房。全部现代装修，很实用也很雅致。迁入魏家胡同后，载沣将不少文物捐赠给了北京大学。作为退位的王爷，载沣家里值钱的文物古籍还算蛮多。他也卖过一些古董，但从不卖书，一些他视为有纪念和回忆意义的文物，如和硕醇亲王金印，朱批谕旨（十四包）一直保存着。现在看来这些都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载沣以金静云的名义捐给北大的文物共十种：大清实录一百一十二函、大清会典八十二函、畿辅通志二十四函、爵秩全览四十八函、金石拓片两包、大理石插屏一件、大铜炉一件、大铜瓶一件、大瓷瓶一件、海琛号军舰模型一件。1949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收到载沣捐赠的文物，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复函表示谢意。

在魏家胡同才住了八个月，这所房子又被收归政务院。1950年夏，载沣搬至离魏家胡同不远的利溥营11号居住。

同年冬天，天气出奇的冷，整个大地一片清寒。载沣的双腿已经萎缩得很细，整个人总是团缩在一起，非常虚弱。冬天过后就是春天，载沣却没有度过这个严冬。

一天，载涛过来探望，请他去吃“菊花火锅”，以祛寒气，补一下身子骨。载沣静极思动，也想活动一下，享受久违的宫廷美食。“菊花火锅”流行于晚清宫廷之中，属上乘餐饮。据宫廷菜谱记载，“菊花火锅”以鲜鱼为主，有“四生”和“八生”之别，取白菊花洒入汤内，芬芳扑鼻别具风味，有祛寒解毒、强身壮骨的功效。载涛更是一位出了名的美食家，对菊花火锅进行了独到的改革。载涛将鱼片、鸡片、鹿肉、海参、鱿鱼丝、粉丝等依次放入鸡汤火锅中，接着投入白菊花瓣，花味浸入食材，持久地道。

吃火锅就是图热闹，一家人围坐在一口火锅旁，上下尊卑的分别自然淡去。载沣晚年疾病缠身，也很想与家人团聚，享受温馨的家庭之乐。可惜长子溥仪与次子溥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只有溥任在身边。这顿火锅似乎让他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年轻时。外面呵气成冰，屋里却热气腾腾，每个人都吃得满头大汗。弟弟载涛酒量很大，以酒助兴，谈兴大发。两位老人回忆起前朝的风风雨雨，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开怀大笑，餐桌上气氛非常活跃。

也许受了风寒，载沣回家后便一病不起。感冒，发烧，出虚汗，咳嗽不止，后来又并发尿毒症。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载沣早就看淡了生死轮回，没有拒绝家人请医诊治的心意。京城里有数的国医圣手诊脉之后都摇了摇头，说身子骨太弱了，用猛药怕身子抗不住，下得少怕缓不及急。没办法，中医西医只好一块上。打针、注射、汤药都用上了，载沣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

载涛、溥仪与溥杰合影

儿女们隔三岔五地来看一看载沣。1951年2月3日，旧历庚寅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眼看就要春节了，载沣却没熬过去。他平静地死去，没有什么痛苦。溥任和六个女儿都在身边。如果真有什么遗憾的话，也就是长子溥仪和次子溥杰仍在关押改造，没有办法见上最后一面。

丧事由溥任和载涛出面料理。载涛是位礼仪专家，对前清典制尤为精通，与北京“红白口”行业也有一些交情，伪满皇妃谭玉玲的葬礼便是由他一手承办。

载沣的侧福晋邓佳氏于1942年7月过世，用上好的棺木成殓，按照清朝旧制用64人大杠抬到墓地。王爷本身的葬礼，肯定不能低于这个规格。载涛和溥任寻遍北京，终于在东城宽街恒茂材厂发现一口金丝楠的重材，在王府大街仁顺材厂找到一口水楠重材。经过主管白事的狄恒业鉴定，前者是打着灯笼也难寻的上品。载涛和溥任毅然用高价买了下来，作为载沣的寿材。

棺材分量重，先以32人抬运空棺到家里成殓。次日，移灵于西皇城根嘉兴寺殡仪馆，停柩于二院的第三层大殿正中。旧时，嘉兴寺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而闻名，多主办富豪或权贵的大丧。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的溥儁，死后曾长期停放在这里。寺门口扎花牌楼的杉槁架子，以铁箍固定，一直不拆不卸，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景象，可见业务繁多。

1950年春天，新政权取消停灵暂厝的业务，规定在此只能停灵七天，之后必须办理出殡事宜。当时的北京处在社会转型的时期，丧事礼仪新旧并行。“五老”之一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任弼时于1950年病故，成殓后即移灵嘉兴寺，举行吊唁仪式。前清监国摄政王的葬礼在此举行是当时的一件大事，馆方请示有关管理部门后，同意载涛提出的停灵二十一天的请求。

按照旧礼，王府办理丧事要请僧道等大办道场，为亡人做些身后功德，载沣的丧事简化了这个仪式。只是头七之日请本庙僧众念了半天经，后来又请了一棚喇嘛经，一棚本庙的禅经，做了一点功德。

作为曾经的摄政王，载沣出殡应该用“落地满黄”的80人字杠，即黄杠、黄绳、黄垫、黄罩、杠夫戴的荷叶帽插黄雉翎，跟夫执黄色“拨旗”，上书“王府奉安”字样。但这次只以一辆载重汽车拉运，扣上一卷扎制的黄罩，后边载重汽车拉着64个人，分作两班杠夫。汽车下到土路，两班杠夫以32杠轮流抬棺，这才应了黄杠大换班的旧典。

福田公墓

灵柩慢慢行进到下葬的福田公墓。临近中午时，载沣的灵柩换成了16人的“软杠”，下了已经修好的马道。当时，打头的杠头站着指挥整个仪式，在一旁主管白事的狄恒业马上用脚轻轻踢了他一下，打响尺的才如梦方醒，“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原来，按照王府的旧礼，杠头必须跪着指挥王爷下葬。这是清代典制所规定的，也是长久以来的“祖宗家法”。载涛和溥任对整个丧葬仪式很满意，事后叫账房给负责人大笔赏钱。

载沣风风光光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吸引很多百姓前去观看。随着新中国对旧习俗的改革，此类风俗渐渐被废除，前清遗老的葬礼最终被时代抛弃。

结论：失语者不能被随意涂抹

载沣一生，经历了多个政权更迭，身份也像走马灯似地变换不停。

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醇贤亲王奕譞的爵位继承人。两宫辞世后，他是皇父，是监国摄政王，是整个帝国权势最为煊赫的人物。

辛亥革命爆发，南北议和，他眼见回天乏术，坦然让贤，从权力中心退回醇亲王府。民国风云迭起，他安安静静地远离政治漩涡，以一个没落王公的眼光看着群雄逐鹿中原。

不认同儿子的做法，却无力劝阻，日本人在东北扶植溥仪的傀儡政权，他又成了伪满洲国“皇帝”的父亲。日本人屡屡上门来请，他却坚决不同日本人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他不再是什么王爷、皇父，不停地忍受国民党权贵的滋扰。不得已，他办起一个小学和一个职业学校，成了董事长，时不时地客串一下教师的角色。

国共内战结束，新政权成立，他成了头号战犯的父亲，一家子有好几口不得不接受改造。对于新政权他充满惶恐和疑惑，却为眼见的新气象欣喜，迎合潮流，废除了王府内不合时宜的规矩，同意了小女儿的自由恋爱。没能熬过几个年头，没能和所有的亲人见上一面，他终究还是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人世。

这样一个煊赫而又复杂的人物，本应该是历史学者研究的热点，却因为种种原因被掩藏在谜团中。如何客观评述他的一生，无疑是个让人头疼而又兴奋的问题。躲不开近代百年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却不得不面对材料有限的尴尬，何况世人心中早就存留了一个庸碌王爷的脸谱化形象。

载沣被慈禧从众多候选人中选中，自有其道理，并非因为他懦弱好控制。

晚清重臣张之洞曾盛赞载沣的人品和能力，认为载沣作为远离义和团运动的皇室成员，第一个出洋考察的王爷，开明正直，有公心少私心。在晚清爱新觉罗氏人才凋零的形势下，可谓少见的俊秀人才。

慈禧非常看好载沣在两宫之间的作用。两宫之间虽然不像康梁等渲染得那么恶劣，但是戊戌变法留下的裂痕、义和团运动造成的尴尬却始终存在。慈禧太后于辛丑议和后，特意为载沣安排婚事，简拔从政，并在决意放权时立为摄政王，赋予他实际的政治决策权，并不能说是完全失策。

只是载沣不幸，生逢乱世之秋，没机会接受充分的教育和历练，以致资质一般的他能力平庸。即使儿子身登大宝，他贵为皇父摄政王，执掌举国权柄，却因忠厚有余，厉行不足，每遇大事，临机踌躇，不能杀伐决断，放任潜在威胁逍遥在外。处理满汉矛盾和国家宪政，又自乱阵脚，举措失当，犯下诸多致命错误，终至无可挽回。

隆裕太后本是清末政治架构中的重要一极，却因为有权柄无能力，有机心无大智，成为载沣主政时的大麻烦。她没有政治决策权，却拥有最终否决权。慈禧太后本想重新营造一个叔嫂共主江山的局面，却没有想到隆裕太后经十余年历练，完全不及格，掌控全局的真经，连个皮毛也没有学到。叔嫂共主的格局，反而生出许多事端，徒惹朝堂内外哂笑。

在晚清政治改革中，载沣力主保守稳健改革，无奈举国上下早已失却耐心，容不得分毫拖沓。面对国会请愿，载沣原本坚持原来定下的路线图，却畏于上下鼓噪，无奈做出让步。却没料想立宪派得陇望蜀，好好的局面弄得不可收拾。保路运动本来是上层政治决策紊乱的产物，倘若在铁路国有和铁路商办之间，任择一策贯彻始终，绝不会闹出天大麻烦。载沣危难临头，还举棋不定，斤斤计较，畏首畏尾，怯于担责，无怪乎为别有用心者利用。

辛亥革命后，大潮汹涌，各派力量勾心斗角，殊死相较，闹得不亦乐乎。载沣没有拼命顽抗，而是顺应潮流，急流勇退，也属知进退、识大体。乱世风云中，政治人物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虽然只有短暂的辉煌，无数人还是贪恋醒掌天下权的快感。载沣下台后，无论外间风云如何，只是退守小院，读书阅报记日记。看着政治舞台上诸般人物的热闹，他只是在漩涡之外，不屑地说声“胡闹”。如此操守，实属难得。

一旦退出权力中心，载沣便很少参与政治，只是专心于家人与庭院。只有涉及皇室尤其是溥仪时，他才会勉为其难地出面做一点事情。等到溥仪和溥杰长大，载沣就不再插手。人各有志，绝不勉强，亦不强求。他重视家庭，不像很多政治人物那样薄情寡义，家中的每个成员对他来说都是亲人。他非常关爱子女，光是给溥杰就写了几百封信，真心地希望子女健康平安。他只适合、也只想做一个太平王爷，享受全家健康平安的幸福。

载沣本属中才之人，也算忠厚之人。在政治大漩涡中，他所思所念唯有保全自己性命乃至国家命脉而已。即使阴差阳错，身居高位，终因缺乏能力、手腕和决断，屡屡铸成大错，每每错失机遇，贻误天下苍生。

在变幻莫测的时代大潮中，载沣虽非弱势群体，却因造化弄人，注定成为历史表述里的失语者。在时代的激流中，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大清皇父摄政王，没有争取到任何为自己申辩的机会。

人前一时风光，身后无尽凄凉。哪怕曾经威风八面，也难免被人贴上了愚蠢、笨蛋、懦夫的标签。这是个人的悲剧，亦是近代历史的一曲悲歌。

参考文献

（按姓氏笔画排序）

第一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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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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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是人创造的，众多人物却被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

无论是平凡，还是显赫，逝去的个体一旦在时代大潮中沉寂，便很难再被人们熟知。即使曾经贵为光绪皇帝的御弟、宣统皇帝的父亲、大清一代监国摄政王，也会被人遗忘，甚至糊抹乱涂，以致面目模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晚晴民国的很多历史人物，重现于研究领域，相关评论也归向于多元和全面。多位学者、作家也对载沣进行了深入研究，一部分皇族后裔的传记丰富了历史的全貌，没有这些成果的积淀，本书也不会问世。

陈宗舜的《末代皇父载沣》初步勾勒出载沣的形象。凌冰的《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传》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和评价载沣的新视角，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进行了精当的评价。柳白《历史上的载沣》则同样丰满了载沣的形象。李学峰的《载沣与宣统政局》对载沣作为监国摄政王的政治作为进行了学术评析。

《醇亲王载沣日记》让我们真切地了解载沣，感知他字里行间所透漏的政治风云和情感世界。《汪荣宝日记》的时间段集中在宣统年，为我们审视载沣主政大清的所作所为，提供一个视角。溥仪记述的《我的前半生》和溥杰口述、叶祖孚执笔的《溥杰自传》两本书属于个人传记，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清室贵族在百年巨变中的跌宕起伏。金毓嶂的《生正逢时——清皇族后裔金毓嶂口述家族史》以口述史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和新生。嵯峨浩的《流浪王妃》则以特殊的角度展现了末世王妃在乱世中的无奈与渺小。

前辈们在探究载沣早年、青年、中年、晚年生活和为人处事方面贡献良多，为本书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限于篇幅的限制，不能在此将众人的成果一一罗列，对众人一一感谢。

在本书创作时，一个问题常常萦绕在脑际，即历史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有人说历史就是你读的这些书，也有人说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叙事。

每个人由于阅历的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深度不同，会就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就仿佛盲人摸象一样，各有其原因、价值，却并非大象本体。要得到真实的答案，还要靠阅读和思考的读者个人去寻找和判断。

本书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仅仅是一部有学术积淀的畅销书，在史料上也没有实质突破，只是以个人的视野和对历史的感知为载沣乃至整个近代史谱写出一首哀伤的挽歌。如果这本书能让读者对载沣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有新的评判，相信便已抵偿购买它的花费。倘若在阅读之余，还能激起读者对历史的兴趣和思考乃至研究动力，便是笔者最大的满足。

刘大胜
2014年11月1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193-0020-3

Ⅰ．①中…　Ⅱ．①吕…　Ⅲ．①中国历史　Ⅳ．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3401号

责任编辑：盛利君

封面设计：张志凯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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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2.75

字　　数：45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193-0020-3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前言

绪论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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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读识堂奥·重读悟世界

出版前言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幼承家学，博通经史，著作宏富，多有创见，是我国现代重要的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

这部《中国通史》原名《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文化史，借鉴古代史书的典制体，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吕思勉先生治学勤苦，曾将《二十四史》通读过多遍，从头到尾都批注得密密麻麻，这样的学者在今天恐怕是没有了。正是因为厚积薄发，他的通史才显得凝炼扎实，通透明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民国时期有两部通史最负盛名，一部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部便是《吕著中国通史》了。史学家严耕望说：“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诚哉斯言，两部史书交相辉映，各有所长，代表着两种悠久的治史传统。

吕著通史的一大亮点是，文化史分量较重，占全书五分之三。作者认为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通史仍是很新颖的，它非常适合对中国历史有一定基础的读者，能满足他们更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

需向读者说明的是，因“中国文化史”各章篇幅较长，编者在文中加了小标题，起到提示间融作用。对民国时期文字用法，如“藉”（借）、“著”（着）、“案”（按）等，一仍其旧。

尽管已经问世半个多世纪，但本书在同类题材中，仍然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生动结合的典范，其历史地位至今难以超越。尤其在传统文化热的今天，本书实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说明书。

编者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作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原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的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家庭的起源

《易经》的《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是古代哲学家所推想的社会起源。他们以为隆古的社会，亦像后世一般，以一夫一妇为基本，成立一个家庭，由此互相联结，成为更大的组织。此等推想，确乎和我们根据后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几千年来，会奉为不刊之典。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却大是一个疑问了。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几千年，社会的情形，却已大有改变了。设使我们把历史抹杀了，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周、秦、汉、魏、唐、宋时的状况，那给研究过历史的人听了，一定是一场大笑话，何况邃古之事，去今业已几万年几十万年呢？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测，其结果，必将以为自古至今，不过如此。实系因缘起灭的现象，都将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更。这就将发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不必要的保守，而进化的前途被其阻碍了。所以近几十年来，史前史的发现，实在是学术上的一个大进步。而其在社会组织方面，影响尤大。

据近代社会学家所研究：人类男女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禁例的。其后社会渐有组织，依年龄的长幼，分别辈行。当此之时，同辈行之男女，可以为婚，异辈行则否。更进，乃于亲族之间，加以限制。最初是施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后来渐次扩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准为婚，就成所谓氏族了。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成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可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可为此一群之男之妻；绝无所谓个别的夫妇。其后禁例愈繁，不许相婚之人愈多。于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正妻；一个女子，有一个正夫。然除此之外，尚非不许与其他的男女发生关系。而夫妻亦不必同居；其关系尚极疏松。更进，则夫妻必须同居（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关系更为永久，遂渐成后世的家庭了。所以人类的婚姻，是以全无禁例始，逐渐发生加繁其禁例，即缩小其通婚的范围，而成为今日的形态的。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原始的男女关系，实属错误。

主张一夫一妻的家庭，为男女原始关系的形态的，不过说：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猿猴已有家庭，何况人类？然谓猿猴均有家庭，其观察本不正确（详见李安宅译《两性社会学》附录《近代人类学与阶级心理》第四节。商务印书馆本）。即舍此勿论，猿猴也是人类祖先的旁支，而非其正系。据生物学家之说，动物的聚居，有两种形式：一如猫虎等，雌雄同居，以传种之时为限；幼儿成长，即与父母分离；是为家庭动物。一如犬马等，其聚居除传种外，兼以互相保卫为目的；历时可以甚久，为数可以甚多；是为社群动物。人类无爪牙齿角以自卫，倘使其聚居亦以家庭为限，在隆古之世，断乎无以自存；而且语言也必不会发达。所以原始人类的状况，我们虽不得而知，其为社群而非家庭，则殆无疑义。猿类的进化不如人类，以生物界的趋势论，实渐走上衰亡之路，怕正以其群居本能，不如人类之故。而反说人类的邃初，必与猿猴一样，实未免武断偏见了。何况人类的性质，如妒忌及性的羞耻等，均非先天所固有（此观小孩便可知。动物两性聚居，只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两种形式，人类独有一妻多夫，尤妒忌非先天性质之明证）。母爱亦非专施诸子女等，足以证明其非家庭动物的，还很多呢。

现代的家庭，与其说是源于人的本性，倒不如说是源于生活情形（道德不道德的观念，根于习惯；习惯源于生活）。据社会学家所考究：在先史时期，游猎的阶级极为普遍。游猎之民，都是喜欢掠夺的，而其时可供掠夺之物极少，女子遂成为掠夺的目的。其后虑遭报复，往往掠夺之后，遗留物件，以为交换。此时的掠夺，实已渐成为贸易。女子亦为交换品之一。是为掠夺的变相，亦开卖买的远源。

掠夺来的女子，是和部族中固有的女子地位不同的。她是掠夺她的人的奴隶，须负担一切劳役。此既足以鼓励男子，使之从事于掠夺，又婚姻之禁例渐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渐少，亦益迫令男子从事于向外掠夺。所以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实无多大关系。原始人除专属于他的女子以外，满足性欲的机会，正多着呢。

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

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

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驯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

我国古代婚姻制度

以上所述，都是社会学家的成说。返观我国的古事，也无乎不同。《白虎通义·三皇篇》说，古代的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正是古代的婚姻，无所谓夫妇的证据。人类对于男女性交毫无限制的时代，去今已远，在书本上不易找到证据。至于辈行婚的制度，则是很明白无疑的。《礼记·大传》说宗子合族之礼道：“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这正是古代婚姻但论辈行一个绝好的遗迹。这所谓同姓，是指父系时代本氏族里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太爷、老爷、少爷们。异姓，郑《注》说：“谓来嫁者。”就是老太太、太太、少太太们。从宗，是要依着血系的支分派别的，如先分为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再各统率其所属的房分之类，参看下章自明。主名，郑《注》说：“主于妇与母之名耳。”谓但分别其辈行，而不复分别其支派。质而言之，就是但分为老太太、太太、少太太，而不再问其孰为某之妻，孰为某之母。“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翻作现在的话，就是：“把弟媳妇称为少太太，算作儿媳妇一辈，那嫂嫂难道可称为老太太，算作母亲一辈么？”如此分别，就可以称为男女有别，可见古代婚姻，确有一个专论辈行的时代，在周代的宗法中，其遗迹还未尽泯。

夏威夷人对于父、伯叔父、舅父，都用同一的称呼。中国人对于舅，虽有分别，父与伯叔父，母与伯叔母，从母，也是没有分别的。伯父只是大爷，叔父、季父，只是三爷、四爷罢了。再推而广之，则上一辈的人，总称为父兄，亦称父老。老与考为转注（《说文》），最初只是一语，而考为已死之父之称。下一辈则总称子弟。《公羊》何《注》说：“宋鲁之间，名结婚姻为兄弟。”（僖公二十五年）可见父母兄弟等，其初皆非专称。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家说：这不是野蛮人不知道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乃是知道了而对于他们仍用同一的称呼。殊不知野蛮人的言语，总括的名词虽比我们少，各别的名词却比我们多。略知训诂的人皆知之（如古鸟称雌雄，兽称牝牡，今则总称雌雄，即其一例）。既知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而仍用同一的称呼，这在我们，实在想不出这个理由来。难者将说：父可以不知道，母总是可以知道的，为什么母字亦是通称呢？殊不知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生物学上的母虽止一个，社会学上的母，在上一辈中，是很普遍的。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生物学上的母，实在是无甚关系的，又何必特立专名呢？然则邃初所谓夫妇之制和家庭者安在？《尔雅·释亲》：兄弟之妻，“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这就是现在的妯娌。而女子同嫁一夫的，亦称先生者为姒，后生者为娣。这也是辈行婚的一个遗迹。

社会之所以有组织，乃是用以应付环境的。其初，年龄间的区别，实在大于两性间的区别（后来受文化的影响，此等区别，才渐渐转变。《商君书·兵守篇》说，军队的组织，以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其视年龄的区别，仍重于两性的区别）。所以组织之始，是按年龄分辈分的。而婚姻的禁例，亦起于此。到后来，便渐渐依血统区别了。其禁例，大抵起于血缘亲近之人之间。违犯此等禁例者，俗语谓之“乱伦”，古语则谓之“鸟兽行”，亦谓之“禽兽行”。惩罚大抵是很严重的。至于扩而充之，对母方或父方有血缘关系之人，概不许结婚，即成同姓不婚之制。（中国古代的姓，相当于现在社会学上所谓氏族，参看下章。）

同姓不婚的理由，昔人说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氏》僖公二十三年郑叔詹说）。“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同上，昭公七年郑子产说）又说是同姓同德，异姓异德（《国语·晋语》司空季子说）。好像很知道遗传及健康上的关系的。然（一）血族结婚，有害遗传，科学上的证据古人未必知。（二）而氏族时代所谓同姓，亦和血缘远近不符。（三）至谓其有害于健康，当时更无此说。然则此等都是后来附会之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理由。以实际言，此项禁例，所以能维持久远的，大概还是由于《礼记·郊特牲》所说的“所以附远厚别”。因为文化渐进，人和人之间，妒忌之心，渐次发达，争风吃醋的事渐多，同族之中，必有因争色而致斗乱的，于是逐渐加繁其禁例，最后，遂至一切禁断。而在古代，和亲的交际，限于血缘上有关系的人。

异姓间的婚姻，虽然始于掠夺，其后则渐变为卖买，再变为聘娶，彼此之间，无复敌意，而且可以互相联络了。试看春秋战国之世，以结婚姻为外交手段者之多，便可知《郊特牲》附远二字之确。这是同姓不婚之制，所以逐渐普遍，益臻固定的理由。及其既经普遍固定之后，则制度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威权，更不必要什么理由了。

妒忌的感情，是何从而来的呢？前文不是说，妒忌不是人的本性么？然两性间的妒忌，虽非人之本性，而古人大率贫穷，物质上的缺乏，逼着他不能不生出产业上的嫉妒来。掠夺得来的女子，既是掠夺者的财产，自然不能不努力监视着她。其监视，固然是为着经济上的原因，然他男子设或与我的奴隶发生性的关系，就很容易把她带走，于是占有之欲，自物而扩及于人，而和此等女子发生性的关系，亦非得其主人许可，或给以某种利益，以为交换不可了（如租赁、借贷、交换等。《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庆封与卢蒲易内；昭公二十八年，祁胜与邬臧通室；现在有的地方，还有租妻之俗；就是这种制度的遗迹）。再进，产业上的妒忌，渐变成两性间的妒忌，而争风吃醋之事遂多。内婚的禁忌，就不得不加严，不得不加密了。所以外婚的兴起，和内婚的禁止，也是互为因果的。

掠夺婚起于游猎时代，在中国古书上，也是确有证据的。《礼记·月令》《疏》引《世本》说：大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托诸大昊，虽未必可信，而俪皮是两鹿皮，见《公羊》庄公二十二年何《注》，这确是猎人之物。古婚礼必用雁，其理由，怕亦不过如此。又婚礼必行之昏时，亦当和掠夺有关系。

曾侯乙鸳鸯盒上奏乐图案

中国农业起于女子，捕鱼在古代，亦为女子之事，说见第十一章。农渔之民，都是食物饶足，且居有定地的，畋猎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少，男子在经济上的权力不大，所以服务婚之制，亦发生于此时。赘婿即其遗迹。《战国·秦策》说：太公望是齐之逐夫，当即赘婿。古代此等婚姻，在东方，怕很为普遍的。

《汉书·地理志》说：齐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下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把此等风俗的原因，归诸人君的一道命令，其不足信，显而易见。其实齐襄公的姑姊妹不嫁，怕反系受这种风俗的影响吧？《公羊》桓公二年，有楚王妻媦之语（何《注》：媦，妹也）。可见在东南的民族，内婚制维持较久。

《礼记·大传》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庶姓见下章）而戚单于下（单同殚），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则男系同族，永不通婚，只是周道。自殷以上，六世之后，婚姻就可以通的。殷也是东方之国。《汉书·地理志》又说燕国的风俗道：“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不知燕丹的举动，系受风俗的影响，反以为风俗源于燕丹，亦与其论齐襄公同病。而燕国对于性的共有制维持较久，则于此可见。燕亦是滨海之地。然则自东南至于东北，土性肥沃，水利丰饶，农渔二业兴盛之地，内婚制及母系氏族，都是维持较久的。父系氏族，当起于猎牧之民。此可见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

人类对于父母亲族，总只能注意其一方，这是无可如何的。所以在母系氏族内，父方的亲族，并不禁止结婚；在父系氏族内，母方的亲族亦然；且有两个氏族，世为婚姻的。中国古代，似亦如此。所以夫之父与母之兄弟同称（舅），夫之母与父之姊妹同称（姑）。可见母之兄弟，所娶者即父之姊妹（并非亲姊妹，不过同氏族的姊妹行而已）。而我之所嫁，亦即父之氏族中之男子，正和我之母与我之父结婚同。古代氏族，又有在氏族之中，再分支派的。如甲乙两部族，各分为一二两组。甲一之女，必与乙二之男结婚，生子则属于甲二。甲二之女，必与乙一之男结婚，生子则属于甲一。乙组的女子亦然（此系最简单之例，实际还可以更繁复）。如此，则祖孙为同族人，父子则否。中国古代，似亦如此。所以祭祀之礼：“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礼记·曲礼》）殇与无后者，必从祖食，而不从父食（《礼记·曾子问》）。

近亲结婚，在法律上本有禁令的，并不限于父系。如《清律》：“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即是。然因此等风俗，根深柢固，法律就成为具文了。

古代所谓同姓，是自认为出于同一始祖的（在父系氏族，则为男子。在母系氏族，则为女子）。虽未必确实，他们固自以为如此。同姓与否，和血缘的远近，可谓实无关系。然他们认为同姓则同德，不可结婚，异姓则异德，可以结婚，理由虽不确实，办法尚觉一致。至后世所谓同姓，则并非同出于一源；而同出于一源的，却又不必同姓。如王莽，以姚、妫、陈、田皆黄、虞后，与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与四姓相嫁娶（《汉书·莽传》）。而王、孙咸，以得姓不同，其女转嫁为莽妻（《汉书·传》）。此等关系，后世都置诸不论了。所谓同姓异姓，只是以父系的姓，字面上的同异为据，在理论上，可谓并无理由，实属进退失据。此因同姓不婚之制，已无灵魂，仅剩躯壳之故。总而言之，现在的所谓姓氏，从各方面而论，都已毫无用处，不过是社会组织上的老废物罢了。参看下章自明。

婚礼中的聘礼，即系卖买婚的遗迹，古礼称为“纳征”。《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曲礼》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则买妾是真给身价的，聘妻虽具礼物，不过仅存形式，其意已不在于利益了。

古代婚礼，传于后世的，为《仪礼》中的《士昏礼》。其节目有六：即（一）纳采（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二）问名（女氏许婚之后，再请问许婚的是哪一位姑娘。因为纳采时只申明向女氏的氏族求婚，并未指明哪一个人之故），（三）纳吉（女氏说明许婚的系哪一位姑娘之后，男氏归卜之于庙。卜而得吉，再使告女氏），（四）纳征（亦谓之纳币。所纳者系玄束帛及俪皮），（五）请期（定吉日。吉日系男氏所定，三请于女氏，女氏不肯定，然后告之），（六）亲迎（新郎亲到女氏。执雁而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女父带着新娘出来，交结他。新郎带着新娘出门。新娘升车，新郎亲为之御。车轮三转之后，新郎下车，由御者代御。新郎先归，在门首等待。新娘车至，新郎揖之而入。如不亲迎的，则新郎三月后往见舅姑。亲迎之礼，儒家赞成，墨家是反对的，见《礼记·哀公问》《墨子·非儒篇》），是为六礼。亲迎之夕，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古人的宴会，猪牛羊等，都是每人一份的。夫妻则两个人合一份，是谓同牢。把一个瓢破而为两，各用其半，以为酒器，是为合卺。这表示“合体，同尊卑”的意思）。其明天，“赞妇见于舅姑。”又明天，“舅姑共飨妇。”礼成之后，“舅姑先降自西阶（宾阶），妇降自阼阶。”（东阶，主人所行。古人说地道尊右，故让客人走西阶。）表明把家事传给她，自己变做客人的意思。此礼是限于适妇的，谓之“著代”，亦谓之“授室”。若舅姑不在，则三月而后庙见。《礼记·曾子问》说：“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诸侯嫁女，亦有致女之礼，于三月之后，遣大夫操礼而往，见《公羊》成公九年。何《注》说：“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然则古代的婚礼，是要在结婚三个月之后，才算真正成立的。若在三月之内分离，照礼意，还只算婚姻未完全成立，算不得离婚。这也可见得婚姻制度初期的疏松。

礼经所说的婚礼，是家族制度全盛时的风俗，所以其立意，全是为家族打算的。《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可见家长权力之大。《昏义》说：“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也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尤可见娶妇全为家族打算的情形。

《曾子问》说：“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这是我们容易了解的。又说：“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此意我们就不易了解了。原来现代的人，把结婚看作个人的事情，认为是结婚者的幸福，所以多有欢乐的意思。古人则把结婚看作为家族而举行的事情。儿子到长大能娶妻，父母就近于凋谢了，所以反有感伤的意思。《曲礼》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也是这个道理。此亦可见当时家族主义的昌盛，个人价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当这时代，女子遂成为家族的奴隶，奴隶是需要忠实的，所以贞操就渐渐的被看重。“贞妇”二字，见于《礼记·丧服四制》。春秋时，鲁君的女儿，有一个嫁给宋国的，称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国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从。必待傅姆，是不独身夜行，以避嫌疑的意思。）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春秋》特书之，以示奖励（《公羊》襄公三十年）。此外儒家奖励贞节之说，还有许多，看刘向的《列女传》可知。刘向是治鲁诗的，《列女传》中，有许多是儒家相传的诗说。

秦始皇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案《管子·八观篇》说：“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矣。”又说：“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无自正矣。”（《汉书·地理志》说：郑国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这即是秦始皇所谓防隔内外。乃是把士大夫之家，“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制度（见《礼记·内则》），推广到民间去。再嫁未必能有什么禁令，不过宣布其是倍死不贞，以示耻辱，正和奖励贞节，用意相同。寄豭是因奸通而寄居于女子之家的，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则子不得母；其制裁却可谓严厉极了。压迫阶级所组织的国家，其政令，自然总是助压迫阶级张目的。

虽然如此，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古代疏松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期间所能使其十分严紧的。所以表显于古书上的婚姻，要比后世自由得多。《左氏》昭公元年，载郑国徐吾犯之妹美，子南业经聘定了她，子皙又要强行纳聘。子皙是个强宗，国法奈何不得他。徐吾犯乃请使女自择，以资决定。这虽别有用意，然亦可见古代的婚嫁，男女本可自择。不过“男不亲求，女不亲许”（见《公羊》僖公十四年），必须要有个媒妁居间；又必须要“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礼记·曲礼》），以资证明罢了。婚约的解除，也颇容易。

前述三月成妇之制，在结婚三个月之后，两造的意见觉得不合，仍可随意解除，这在今日，无论那一国，实都无此自由。至于尚未同居，则自然更为容易。《礼记·曾子问》说：“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一方等待三年，一方反可随意解约，实属不近情理。迂儒因生种种曲说。其实这只是《礼记》文字的疏忽。孔子此等说法，自为一方遭丧而一方无意解约者言之。若其意欲解约，自然毫无限制。此乃当然之理，在当日恐亦为常行之事，其事无待论列，故孔子不之及。记者贸然下了“而弗敢嫁，礼也”六字，一似非等待不可的，就引起后人的误会了。

离婚的条件，有所谓七出，亦谓之七弃〔（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又有所谓三不去〔（一）尝更三年丧不去。（二）贱取贵不去。（三）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与五不娶并列〔（一）丧妇长女。（二）世有恶疾。（三）世有刑人。（四）乱家女。（五）逆家女〕，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和《公羊》庄公二十七年何《注》，皆从男子方面立说。此乃儒家斟酌习俗，认为义所当然，未必与当时的法律习惯密合。

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种种条件，为法律习惯所认许的，不过无传于后罢了。观汉世妇人求去者尚甚多（如朱买臣之妻等），则知古人之于离婚初不重视。夫死再嫁，则尤为恒事。这是到宋以后，理学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节，上流社会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并不如此。《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现在讲究旧礼教的迂儒所乐道的。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乃是说不得以妻为妾，并非说夫死不嫁。《白虎通义·嫁娶篇》引《郊特牲》，并无“故夫死不嫁”五字；郑《注》亦不及此义；可见此五字为后人所增。郑《注》又说：“齐或为醮。”这字也是后人所改的。不过郑氏所据之本，尚作齐字，即其所见改为醮字之本，亦尚未窜入“故夫死不嫁”五字罢了。此可见古书逐渐窜改之迹。

后世男子的权利，愈行伸张，则其压迫女子愈甚。此可于其重视为女时的贞操，及其贱视再醮妇见之。女子的守贞，实为对于其夫之一种义务。以契约论，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后、持续时为有效，以事实论，亦只须如此。所以野蛮社会的风俗，无不是如此的，而所谓文明社会，却有超过这限度的要求。此无他，不过男权社会的要求，更进一步而已。

女子的离婚，在后世本较古代为难，因为古代的财产带家族共有的意思多，一家中人，当然都有享受之分。所以除所谓有所受无所归者外，离婚的女子，都不怕穷无所归。后世的财产，渐益视为个人所有，对于已嫁大归之女，大都不愿加以扶养；而世俗又贱视再醮之妇，肯娶者少；弃妇的境遇，就更觉凄惨可怜了。法律上对于女子亦未尝加以保护。如《清律》：“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似乎是为无所归的女子特设的保护条文。然追还完聚之后，当如何设法保障，使其不为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则绝无办法。又说：“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不相和谐，即可离异，似极自由。然夫之虐待其妻者，大都榨取其妻之劳力以自利，安能得其愿离？离婚而必以两愿为条件，直使被虐待者永无脱离苦海之日。而背夫私逃之罪，则系“杖一百，从夫嫁卖”。被虐待的女子，又何以自全呢？

彻底言之：现在所谓夫妇制度，本无维持之价值。然进化非一蹴所可几，即制度非旦夕所能改。以现在的立法论，在原则上当定：（一）离婚之诉，自妻提出者无不许。（二）其生有子女者，抚养归其母，费用则由其父负担。（三）夫之财产中，其一部分应视为其妻所应得，离婚后当给与其妻。（四）夫妻异财者勿论。其同财者，嫁资应视为妻之私财，离婚时给还其妻；其业经销用者应赔偿。这固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然在今日，立法上亦只得如此了。而在今日，立法上亦正该如此。

古书中所载的礼，大抵是父系家庭时代的习惯风俗。后世社会组织，迄未改变，所以奉其说为天经地义。而因此等说法被视为天经地义之故，亦有助于此制度之维持。天下事原总是互为因果的。但古书中的事实，足以表示家族主义形成前的制度的亦不少，此亦不可不注意。

《礼记·礼运》：“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管子·幼官篇》，亦有“合男女”之文。合男女，即《周官》媒氏及《管子·入国篇》的合独之政。《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谓不备聘娶之礼，说见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合独为九惠之政之一。其文云：“取鳏寡而和合之，与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实男女妃合，不由家族主持，而由部族主持之遗迹。其初盖普遍如此。到家族发达之后，部族于通常之结婚，才置诸不管，而只干涉其违法者，而救济其不能婚嫁者了。

当男女婚配由部族主持之世，结婚的年龄，和每年中结婚的季节，都是有一定的。婚年：儒家的主张，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曲礼》《内则》等篇，都是如此。《大戴礼记·本命篇》说，这是中古之礼。太古五十而室，三十而嫁。《墨子·节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则说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结婚的年龄，当然不能斠若画一。王肃说：男十六而精通，女十四而能化，自此以往，便可结婚；所谓三十、二十等，乃系为之极限，使不可过。又所谓男三十，女二十，不过大致如此，并非必以三十之男，配二十之女。其说自通（见《诗·摽有梅疏》）。《大戴礼》说：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礼。《左氏》说：天子十五而生子；三十而室，乃庶人之礼（《五经异义》）。贵族生计，较庶人为宽裕，结婚年龄，可以提早，说亦可通。至《墨子》《韩非子》之说，则系求蕃育人民之意，古代此等政令甚多，亦不足怪。所可怪者，人类生理今古相同，婚配的要求，少壮之时，最为急切，太古时何以能迟至五十、三十？

案罗维（Robert H．Lowie）所著的《初民社会》（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本），说巴西的波洛洛人（Bororo），男女性交和结婚，并非一事。当其少年时，男女之间，早已发生性的关系，然常是过着浪漫的生活，并不专于一人。倒是年事较长，性欲较淡，彼此皆欲安居时，才择定配偶，相与同居。按人类的性质，本是多婚的。男女同居，乃为两性间的分工互助，实与性欲无甚关系。波洛洛人的制度，实在是较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往往早期的较后期的为合理（这是因以往的文化，多有病态，时期愈晚，病态愈深之故）。中国太古之世，婚年较晚的理由，也可以借鉴而明了。人类性欲的开始，实在二七、二八之年。自此以往，更阅数年，遂臻极盛（此系中国古说，见《素问·上古天真论》。《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说皆同）。

根于生理的欲念，宜宣泄不宜抑压。抑压之，往往为精神病的根源。然后世将经济上的自立，责之于既结婚的夫妇，则非十余龄的男女所及；又教养子女之责，专由父母任之，亦非十余龄的男女所能；遂不得不将结婚的年龄展缓。在近代，并有因生计艰难，而抱独身主义的。性欲受抑压而横溢，个人及社会两方面，均易招致不幸的结果。这亦是社会制度与人性不能调和的一端。倘使将经济及儿童教养的问题，和两性问题分开，就不至有此患了。所以目前的办法在以节育及儿童公育，以救济迟婚及独身问题。

结婚的季节，《春秋繁露》说：“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循天之道篇》）《荀子》同（《大略篇》）。王肃说：自九月至正月（见《诗·绸缪疏》）。其说良是。古人冬则居邑，春则居野（参看第六、第十四章），结婚的月分，实在是和其聚居的时期相应的。仲春则婚时已过，至此而犹不克婚，则其贫不能备礼可知，所以奔者不禁了。

婚姻之外的现象

多妻之源，起于男子的淫侈。生物界的事实，两性的数目，常大略相等。婚姻而无禁例，或虽有禁例而不严密则已，若既限定对于法定的配偶以外，不许发生性的关系，而又有若干人欲多占异性为己有，则有多占的人，即有无偶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有夫妇之制的社会，必皆以一夫一妻为原则。但亦总有若干例外。

彩绘漆画《聘礼行迎图》，反映东周时期诸侯之间的聘礼活动。

古代贵族，妻以外发生性的关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妻家带来的，谓之媵。一种是自己家里所固有的，谓之妾（后世媵之实消灭，故其名称亦消灭，但以妾为配偶以外发生性的关系之人之总称）。媵之义为送，即妻家送女的人（并不限于女子，如伊尹为有莘氏媵臣是），与婿家跟着新郎去迎接新娘的御相同。媵御的原始，实犹今日结婚时之男女傧相，本无可发生性的关系的理由。后来有特权的男子，不止娶于一家，正妻以外的旁妻，无以名之，亦名之曰媵，媵遂有正妻以外之配偶之义。古代的婚姻，最致谨于辈行，而此规则，亦为有特权者所破坏。娶一妻者，不但兼及其娣，而且兼及其姪，于是有诸侯一娶九女之制。取一国则二国往媵，各以姪娣从。

一娶九女之制，据《白虎通义·嫁娶篇》说，天子与诸侯同。亦有以为天子娶十二女的，如《春秋繁露·爵国篇》是。此恐系以天子与诸侯同礼为不安而改之。其实在古代，天子诸侯，在实际上，未必有多大的区别。《礼记·昏义》末节说：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案《昏义》为《仪礼·士昏礼》之传，传文皆以释经，独《昏义》此节，与经无涉；文亦不类传体；其说在他处又无所见；而适与王莽立后，备和、嫔、美、御，和人三，嫔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一之制相合（见《汉书·莽传》）；其为后人窜入，自无可疑。《冠义》说：“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五十而后娶，其为再娶可知。诸侯以一娶九女之故，不得再娶（《公羊》庄公十九年），大夫若亦有媵，安得再娶？管氏有三归，孔子讥其不俭（《论语·八佾》：包咸云：三归，娶三姓女），即系讥其僭人君之礼。所以除人君以外，是决无媵的。至于妾，则为家中的女子，得与家主相接之义。

家族主义发达的时代，门以内的事情，国法本不甚干涉。家主在家庭中的地位，亦无人可以制裁他。家中苟有女奴，家主要破坏她的贞操，自无从加以制裁。所以有妾与否，是个事实问题，在法律上，或者并无制限。然古代依身份而立别的习惯，是非常之多的，或有制限，亦未可知。

后世等级渐平。依身份而立区别的习惯大半消除，娶妾遂成为男子普遍的权利了。虽然如此，法律上仍有依身份之贵贱，而定妾之有无多寡的。如《唐书·百官志》：亲王有孺人二，媵十；二品媵八；国公及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三。《明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但此等法律，多成具文，而在事实上，则多妻之权利，为富者所享受。嫡庶之别，古代颇严。因为古代等级，本来严峻，妻和妾一出于贵族，一出于贱族，其在社会上的身份，本相悬殊之故。后世等级既平，妻妾之身份，本来的相差，不如前代之甚，所以事实上贵贱之相差亦较微。仅在法律上、风俗上，因要维持家庭间的秩序，不得不略存区别而已。

《颜氏家训》说：“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室，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这是江左犹沿古代有媵不再娶的旧风，河北就荡然了。但以妾媵终家事，必本有妾媵而后能然。如其无之，自不能不再娶。再娶自不能视之为妾。《唐书·儒学传》说：“郑余庆庙有二妣，疑于祔祭，请于有司。博士韦公肃议曰：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适。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适也，两祔无嫌。”自秦以来有再娶，即因封建破坏，无复一娶九女及三归等制度之故。韦公肃之议，为前娶后继，皆为适室礼文上的明据。但从礼意上说，同时不能有二嫡的，所以世俗所谓兼祧双娶，为法律所不许（大理院解释，以后娶者为妾）。

人类的性质，本来是多婚的（男女皆然）。虽由社会的势力加以压迫，终不能改变其本性。所以压迫之力一弛，本性随即呈露。在现社会制度之下，最普遍而易见的，是为通奸与卖淫。通奸，因其为秘密之事，无从统计其多少。然就现社会和历史记载上观察，实可信其极为普遍。卖淫亦然。社会学家说：“凡是法律和习惯限制男女性交之处，即有卖淫之事，随之出现。”

史家推原卖淫之始，多以为起于宗教卖淫。王书奴著《中国倡伎史》（生活书店本），亦力主此说。然原始宗教界中淫乱的现象，实未可称为卖淫。因为男女的交际，其初本极自由。后来强横的男子，虽把一部分女子占为己有，然只限于平时。至于众人集会之时，则仍须回复其故态。所以各个民族，往往大集会之时，即为男女混杂之际。如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士女往观而相谑（《韩诗》说，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说：“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又如前文所引的燕国“嫁娶之夕，男女无别”都是。宗教上的寺院等，也是大众集会之地；而且是圣地；其地的习惯，是不易破坏的。《汉书·礼乐志》说：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颜师古《注》说：“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案《后汉书·高句骊传》说：其俗淫。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高句骊是好祠鬼神的，而乐府之立，亦和祭礼有关。然则采诗夜诵，怕不仅因其言辞或秘罢？

男女混杂之事，后世所谓邪教中，亦恒有之，正和邪有何标准？不过古代之俗，渐与后世不合，则被目为邪而已。然则宗教中初期的淫乱，实不可谓之卖淫。不过限制男女交际的自由，往往与私有财产制度伴随而起。既有私有财产，自有所谓卖买；既有所谓卖买，淫亦自可为卖买的标的。在此情形之下，本非卖买之事，变为卖买的多了，亦不仅淫之一端。

卖淫的根源，旧说以为起于齐之女闾。其事见于《战国策》的《东周策》。《东周策》载一个辩士的话道：“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则市与女闾，确为淫乐之地。《商君书·垦令篇》说：“令军市无有女子。”又说：“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亦市为淫乐之地之一证。女闾则他处无文。按《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说：“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今本无。）亦即女闾之类。女闾，盖后世所谓女户者所聚居。女户以女为户主，可见其家中是没有壮男的。《周官》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婴说：“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则古代的市，本由女子管理。所以到后来，聚居市中的女子还很多。市和女闾，都不过因其为女子聚居之所，遂成为纵淫之地罢了。其初，也未必是卖淫的。

卖淫的又一来源，是为女乐。女乐是贵族家里的婢妾，擅长歌舞等事的，令其“执技以事上”。婢妾的贞操，本来是没有保障的，自不因其为音乐队员而有异。封建制度破坏，贵族的特权，为平民所僭者甚多，自将流布于民间。《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国的女子，“鼓鸣瑟，跕屣（现在的拖鞋，在古时为舞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郑、卫俗与赵相类。”又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即其事。倡伎本来是对有技艺的人的称谓，并非专指女子。所以女子有此等技艺的，还特称为女伎。然其实是性的诱惑的成分多，欣赏其技艺的成分少。于是倡伎转变为女子卖淫者的称谓，其字也改从女旁了。即娼妓。（男子之有技艺者，不复称倡伎。）为倡伎之女子，本系婢妾之流，故自古即可卖买。《战国策·韩策》说：“韩卖美人，秦买之三千金。”其证。后世当娼妓的，也都是经济上落伍的人，自然始终是可以卖买的了。资本的势力愈盛，遂并有买得女子，使操淫业以谋利的。

古代的女伎，系婢妾所为，后世政治上还沿袭其遗制，是为乐户。系以罪人家属没入者为之。唐时，其籍属于太常。其额设的乐员，属于教坊司。此系国家的女乐队员，但因其本为贱族，贞操亦无保障，官员等皆可使之执技荐寝以自娱，是为官妓。军营中有时亦有随营的女子，则谓之营妓。民间女子卖淫的，谓之私娼。在本地的称土娼，在异乡的称流娼。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停止教坊女乐，改用内监。世宗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是时各地方的乐户，亦皆除籍为民。于是在法律上除去一种贱族，亦无所谓官妓。但私娼在当时则是无从禁止的。律例虽有“举贡生员，宿娼者斥革”的条文，亦不过为管束举贡生员起见而已，并非禁娼。

古代掠夺婚姻的习惯，仍有存于后世的。赵翼《陔余丛考》说：“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见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按《清律》：“凡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配与子孙、弟侄、家人者，罪亦如之。”此指无婚姻契约而强抢的。又说：“应为婚者，虽已纳聘财，期未至，而男家强娶者，笞五十。”（指主婚人。）“女家悔盟，男家不告官司强抢者，照强娶律减二等。”此即赵氏所谓已经许字之女，照法律亦有罪，但为习俗所囿，法律多不能实行。又有男女两家，因不能负担结婚时的费用，私相协议，令男家以强抢的形式出之的。则其表面为武力的，内容实为经济的了。抢孀等事，亦自古即有。《潜夫论·断讼篇》云：“贞洁寡妇，遭直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迫胁遣送，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者。”又有“后夫多设人客，威力胁载者”。这其中，亦含有武力的、经济的两种成分。

卖买婚姻，则无其名而有其实。《断讼篇》又说：“诸女一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抱朴子·弭讼篇》，述其姑子刘士由之论说：“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缛，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一倍裨聘（裨即现在赔偿的赔字）。其三绝者，再倍裨聘。如此，离者不生讼心，贪者无利重受。”葛洪又申说自己的意见道：“责裨聘倍，贫者所惮，丰于财者，则适其愿矣。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然则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论之，能无怨叹乎？”葛洪之意，要令“女氏受聘，礼无丰约（谓不论聘财多少），皆以即日报版。又使时人署姓名于别版，必十人以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可见汉晋之世卖买婚姻之盛。后世契约效力较强，此等事无人敢做，但嫁女计较聘礼，娶妻觊觎妆奁，其内容还是一样的，此非经济制度改变，无法可以改良了。

后世的婚姻，多全由父母做主，本人概不与闻，甚至有指腹为婚等恶习（见《南史·韦放传》。案《清律》，指腹为婚有禁），这诚然是很坏的。然论者遂以夫妇之道苦，概归咎于婚姻的不自由，则亦未必其然。人之性，本是多婚的，男女皆然，所以爱情很难持之永久。

即使结婚之时，纯出两情爱慕，绝无别种作用搀杂其间，尚难保其永久，何况现在的婚姻，有别种作用搀杂的，且居多数呢？欲救夫妇道苦之弊，与其审慎于结婚之时，不如宽大于离婚之际，因为爱情本有变动，结婚时无论如何审慎，也控制不住后来的变化的。习俗所以重视离婚，法律也尽力禁阻，不过是要维持家庭。然家庭制度，实不是怎么值得维持的东西，参看下章可明。

统观两性关系，自氏族时代以后，即已渐失其正常。其理由：因女子在产育上，所负的责任较男子为多。因而其斗争的力量，较男子为弱。不论在人类凭恃武力相斗争，或凭恃财力相斗争的时代，女子均渐沦于被保护的地位，失其独立而附属于男子。社会的组织，宜于宽平坦荡，个个人与总体直接。若多设等级，使这一部分人，隶属于那一部分人，那不公平的制度就要逐渐发生，积久而其弊愈深了。

近代女权的兴起

近代女权的渐渐伸张，实因工业革命以来，女子渐加入社会的机构，非如昔日蛰居家庭之中，专做辅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子在产育上多尽了责任，男子就该在别一方面多尽些义务，这是公道。乘此机会压迫女子，多占权利，是很不正当的。而欲实行公道，则必自铲除等级始。所以有人说：社群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敌。然则“女子回到家庭去”的口号，当然只有开倒车的人，才会去高呼了。人家都说现在的女学生坏了，不如从前旧式的女子，因其对于家政生疏了，且不耐烦。殊不知这正是现代女子进步之征兆。因为对于家政生疏，对于参与社会的工作，却熟练了。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组织，将逐渐破坏；大的、公平的、博爱的制度，将逐渐形成的征兆。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此等教育，亦只好落伍的国家去提倡。我们该教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组织。

第二章　族制

亲族关系的起源

人是非团结不能生存的。当用何法团结呢？过去的事情，已非我们所能尽知；将来的事情，又非我们所能预料。我们现在只能就我们所知道的，略加说述而已。

在有史时期，血缘是人类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恒狃于其所见闻，遂以此为人类团结唯一的因素，在过去都是如此，在将来也非如此不可了。其实人类的团结，并非是专恃血缘的。极远之事且勿论，即上章所说的以年龄分阶层之世，亦大率是分为老、壮、幼三辈（间有分为四辈的，但以分做三辈为最普通。《礼记·礼运》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论语·雍也篇》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亦都是分为三辈），而不再问其人与人间的关系的。当此之时，哪有所谓夫妇、父子、兄弟之伦呢？《礼记·礼运》说：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左氏》载富辰的话，也说“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僖公二十四年）可见亲族关系，是后起的情形了。

人类愈进步，则其分化愈甚，而其组织的方法亦愈多。于是有所谓血族团体。血族团体，其初必以女子为中心。因为夫妇之伦未立，父不可知；即使可知，而父子的关系，亦不如母子之密之故。如上章所述，人类实在是社群动物，而非家庭动物。所以其聚居，并不限于两代。母及同母之人以外，又有母的母，母的同母等。自己而下推，亦是如此。逐渐成为母系氏族。每一个母系氏族，都有一个名称，是即所谓姓。

一姓总有一个始祖母的，如殷之简狄，周之姜嫄即是。简狄之子契，姜嫄之子稷，都是无父而生的。因为在传说中，此等始祖母，本来无夫之故。记载上又说她俩都是帝喾之妃，一定是后来附会的。（契、稷皆无父而生，见《诗·玄鸟》《生民》。《史记·殷周本纪》所载，即是诗说。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所考证，太史公是用鲁诗说的。姜嫄、简狄，皆帝喾之妃，见《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亦用其说。）

女系氏族的权力，亦有时在男子手中（参看下章）。此即所谓舅权制。此等权力，大抵兄弟相传，而不父子相继。因为兄弟是同氏族人，父子则异氏族之故。我国商朝和春秋时的鲁国、吴国，都有兄弟相及的遗迹（鲁自庄公以前，都一代传子，一代传弟，见《史记·鲁世家》）。这是由于东南一带，母系氏族消灭较晚之故，已见上章。

由于生业的转变，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婚姻非复男子入居女子的氏族，而为女子入居男子的氏族（见上章），于是组织亦以男为主，而母系氏族遂变为父系氏族。商周自契稷以后，即奉契稷为始祖，便是这种转变的一件史实。

族制的变迁

族之组织，是根据于血缘的。血缘之制既兴，人类自将据亲等的远近，以别亲疏。一姓的人口渐繁，又行外婚之制，则同姓的人，血缘不必亲，异姓的人，血缘或转相接近。所谓族与姓，遂不得不分化为两种组织。族制，我们所知道的，是周代的九族：（一）父姓五服以内。（二）姑母和她的儿子。（三）姊妹和他的儿子。（四）女儿和他的儿子。是为父族四；（五）母的父姓，即现在所谓外家。（六）母的母姓，即母亲的外家。（七）母的姊妹和他们的儿子。是为母族三；（八）妻之父姓。（九）妻之母姓。是为妻族二。这是汉代今文家之说，见于《五经异义》（《诗·葛藟疏》引）。《白虎通义·宗族篇》同。古文家说，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此乃秦汉时制，其事较晚，不如今文家所说之古了。然《白虎通义》又载或说，谓尧时父母妻之族各三，周贬妻族以附父族，则今文家所说，亦已非极古之制。《白虎通义》此段，文有脱误，尧时之九族，无从知其详。然观下文引《诗》“邢侯之姨”，则其中该有妻之姊妹。总而言之，族制是随时改变的，然总是血缘上相近的人，和后世称父之同姓为族人，混同姓与同族为一不同，则是周以前所同的。九族中人，都是有服的。其无服的，则谓之党（《礼记·奔丧》郑《注》）。是为父党、母党、妻党。

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图

同姓的人，因人口众多，血缘渐见疏远，其团结是否因此就松懈了呢？不。所谓九族者，除父姓外，血缘上虽然亲近，却不是同居的。同姓则虽疏远而仍同居，所以生活共同，利害亦共同。在同居之时，固有其紧密的组织；即到人口多了，不能不分居，而彼此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结，此即所谓宗法。宗法和古代的社会组织，有极大的关系。今略述其制如下：

（一）凡同宗的人，都同奉一个始祖（均系此始祖之后）。

（二）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自此以后，嫡长子代代承袭，为大宗宗子。凡始祖的后人，都要尊奉他，受他的治理。穷困的却亦可以受他的救济。大宗宗子和族人的关系，是不论亲疏远近，永远如此的，是谓大宗“百世不迁”。

（三）始祖之众子（嫡长子以外之子），皆别为小宗宗子。其嫡长子为继祢小宗。继祢小宗的嫡长子为继祖小宗。继祖小宗的嫡长子为继曾祖小宗。继曾祖小宗的嫡长子为继高祖小宗。继祢小宗，亲兄弟宗事他（受他治理，亦受他救济）。继祖小宗，从兄弟宗事他。继曾祖小宗，再从兄弟宗事他。继高祖小宗，三从兄弟宗事他。至四从兄弟，则与继六世祖之小宗宗子，亲尽无服，不再宗事他。是为小宗“五世则迁”。（以一人之身论，当宗事与我同高、曾、祖、考四代的小宗宗子及大宗宗子。故曰：“小宗四，与大宗凡五。”）

（四）如此，则或有无宗可归的人。但大宗宗子，还是要管理他，救济他的。而同出于一始祖之人。设或殇与无后，大宗的宗子，亦都得祭祀他。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则活人的治理、救济，死人的祭祀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大宗宗子无后，族人都当绝后以后大宗。

以上是周代宗法的大略，见于《礼记·大传》的。《大传》所说大宗的始祖，是国君的众子。因为古者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礼记·郊特牲》谓不敢立其庙而祭之。其实大宗的始祖，非大宗宗子，亦不敢祭。所以诸侯和天子，大夫和诸侯，大宗宗子和小宗宗子，小宗宗子和非宗子，其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国君的众子，要别立一宗。郑《注》又推而广之，及于始适异国的大夫。据此，宗法之立，实缘同出一祖的人太多了，一个承袭始祖的地位的人，管理有所不及，乃不得不随其支派，立此节级的组织，以便管理。迁居异地的人，旧时的族长，事实上无从管理他。此等组织，自然更为必要了。观此，即知宗法与封建，大有关系。因为封建是要将本族的人，分一部分出去的。有宗法的组织，则封之者和所封者之间，就可保持着一种联结了。然则宗法确能把同姓中亲尽情疏的人联结在一起。他在九族之中，虽只联结得父姓一族。然在父姓之中，所联结者，却远较九族之制为广。怕合九族的总数，还不足以敌他。而且都是同居的人，又有严密的组织。

母系氏族中，不知是否有与此相类的制度。即使有之，其功用怕亦不如父系氏族的显著。因为氏族从母系转变到父系，本是和斗争有关系的。父系氏族而有此广大严密的组织，自然更能发挥其斗争的力量。我们所知，宗法之制以周代为最完备，周这个氏族，在斗争上是得到胜利的。宗法的组织，或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有族制以团结血缘相近的人，又有宗法以团结同出一祖的人，人类因血族而来的团结，可谓臻于极盛了。然而当其极盛之时，即其将衰之候。这是什么原因呢？

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进化尚浅之时，人类的互助，几于有合作而无分工。其后虽有分工，亦不甚繁复。大家所做的事，既然大致相同，又何必把过多的人联结在一起？所以人类联结的广大，是随着分工的精密而进展的。分工既密之后，自能将毫不相干的人，联结在一起。此等互相倚赖的人，虽然彼此未必相知，然总必直接间接，互相接触。接触既繁，前此因不相了解而互相猜忌的感情，就因之消除了。所以商业的兴起，实能消除异部族间敌对的感情。分工又是使个性显著的。有特殊才能的人，容易发挥其所长，获得致富的机会。氏族中有私财的人逐渐多，卖买婚即于此时成立（说见上章）。于是父权家庭成立了。

孟子说：当时农夫之家，是五口和八口。说者以为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农民有弟，则为余夫，要另行授田（《梁惠王》及《滕文公》上篇）。可见其家庭已和现在普通的家庭一样了。士大夫之家，《仪礼·丧服传》说大功同财，似乎比农民的家庭要大些。然又说当时兄弟之间的情形道：“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则业已各住一所屋子，各有各的财产，不过几房之中，还保有一笔公款而已。其联结实在是很薄弱的，和农夫的家庭，也相去无几了。

安徽黟县宏村汪氏宗祠，建于明万历年间，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在当时，只有有广大封土的人，其家庭要大些。这因为（一）他的原始，是以一氏族征服异氏族，而食其租税以自养的，所以宜于聚族而居，常作战斗的戒备。只要看《礼记》的《文王世子》，就知道古代所谓公族者，是怎样一个组织了。后来时异势殊，这种组织，实已无存在的必要。然既已习为故常，就难于猝然改革。这是一切制度都有这惰性的。（二）其收入既多，生活日趋淫侈，家庭中管事服役的奴仆，以及技术人员，非常众多，其家庭遂特别大。这只要看《周官》的《天官》，就可以知道其情形。然此等家庭，随着封建的消灭，而亦渐趋消灭了。虽不乏新兴阶级的富豪，其自奉养，亦与素封之家无异，但毕竟是少数。于是氏族崩溃，家庭代之而兴。家庭的组织，是经济上的一个单位，所以是尽相生相养之道的。相生相养之道，是老者需人奉养，幼者需人抚育。这些事，自氏族崩溃后，既已无人负责，而专为中间一辈所谓一夫一妇者的责任，自然家庭的组织，不能不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了。几千年以来，社会的生活情形，未曾大变，所以此种组织，迄亦未曾改变。

从以上所述，可见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自然对于人的影响，异常深刻，各种上层组织，都不得不随其变迁而变迁；而精神现象，亦受其左右而不自知了。

在氏族时代，分工未密，一个氏族，在经济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生活既互相倚赖，感情自然容易密切。不但对于同时的人如此，即对于以往的人亦然。因为我所赖以生存的团体，是由前人留诒下来的。一切知识技术等，亦自前辈递传给后辈。这时候的人，其生活，实与时间上已经过去的人关系深，而与空间上并时存在的人关系浅。尊祖、崇古等观念，自会油然而生。此等观念，实在是生活情形所造成的。后人不知此理，以为这是伦理道德上的当然，而要据之以制定人的生活，那就和社会进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了。

大家族、小家庭等字样，现在的人用来，意义颇为混淆。西洋人学术上的用语，称一夫一妇，包括未婚子女的为小家庭；超过于此的为大家庭。中国社会，（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样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则为罕有的现象了。赵翼《陔余丛考》，尝统计此等极大的家庭（第四种），见于正史孝义、孝友传的：《南史》三人，《北史》十二人，《唐书》三十八人，《五代史》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自然有（一）不在孝义、孝友传，而散见于他篇的；（二）又有正史不载，而见于他书的；（三）或竟未见记载的。然以中国之大，历史上时间之长，此等极大的家庭，总之是极少数，则理有可信。此等虽或由于伦理道德的提倡（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或累世同居，称为义门者，往往而有。”可见同居之盛，由于理学家的提倡者不少），恐仍以别有原因者居多（《日知录》：“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将近万室。《北史·薛允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夐绝。”陈宏谋《与杨朴园书》：“今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则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似由北齐之世，丧乱频仍，民皆合族以自卫；而南方山岭崎岖之地进化较迟，土著者既与合族而居之时相去未远；流移者亦须合族而居，互相保卫之故）。似可认为古代氏族的遗迹，或后世家族的变态。

然氏族所以崩溃，正由家族潜滋暗长于其中。此等所谓义门，纵或有古代之遗，亦必衰颓已甚。况又有因环境的特别，而把分立的家庭硬行联结起来的。形式是而精神非，其不能持久，自然无待于言了。《后汉书·樊宏传》，说他先代三世共财，有田三百余顷。自己的田地里，就有陂渠，可以互相灌注。又有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这是因其生产的种类较多之故）。课役童隶，各得其宜。”（分工之法。）要造器物，则先种梓漆。简直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自足的团体。历代类乎氏族的大家族，多有此意。此岂不问环境所可强为？然社会的广大，到底非此等大家族所能与之相敌，所以愈到后世，愈到开化的地方，其数愈少。这是类乎氏族的大家族，所以崩溃的真原因，毕竟还在经济上。但在政治上，亦自有其原因。因为所谓氏族，不但尽相生相养之道，亦有治理其族众之权。在国家兴起以后，此项权力，实与国权相冲突。所以国家在伦理上，对于此等大家族，虽或加以褒扬，而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加以摧折。所谓强宗巨家，遂多因国家的干涉，而益趋于崩溃了。

略大于小家庭的家庭（第二、第三种），表面上似为伦理道德的见解所维持（历代屡有禁民父母在别籍异财等诏令，可参看《日知录》卷十三《分居》条），实则亦为经济状况所限制。因为在经济上，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以昔时的生活程度论，一夫一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多不能自立的。

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夸奖某地方风俗之厚，或且自诩其教化之功，就大谬不然了。然经济上虽有此需要，而私产制度，业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牵于旧见解，迫于经济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则受私有财产风气的影响，而要求分；暗斗明争，家庭遂成为苦海。试看旧时伦理道德上的教训，戒人好货财、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说之多，便知此项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

制度果然自己站得住，何须如此扶持呢？所以到近代，除极迂腐的人外，亦都不主张维持大家庭。如李绂有《别籍异财议》，即其一证。至西洋文化输入，论者更其提倡小家庭而排斥大家庭了。然小家庭又是值得提倡的吗？

不论何等组织，总得和实际的生活相应，才能持久。小家庭制度是否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应呢？历来有句俗话，叫做“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可见所谓家庭，实以扶养老者、抚育儿童为其天职。然在今日，此等责任，不但苦于知识之不足（如看护病人，抚养教育儿童，均须专门知识），实亦为其力量所不及（兼日力财力言之。如一主妇不易看顾多数儿童，兼操家政。又如医药、教育的费用，不易负担）。在古代，劳力重于资本，丁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则适成为穷困的原因。因为生产的机键，自家庭而移于社会了，多丁不能增加生产，反要增加消费（如纺织事业）。儿童的教育，年限加长了，不但不能如从前，稍长大即为家庭挣钱，反须支出教育费。而一切家务，合之则省力，分之则多费的（如烹调，浣濯），又因家庭范围太小，而浪费物质及劳力。男子终岁劳动，所入尚不足以赡其家。女子忙得和奴隶一般，家事还不能措置得妥贴。于是独身、晚婚等现象，相继发生。这些都是舶来品，和中国旧俗，大相径庭，然不久，其思想即已普遍于中流社会了。

凡事切于生活，总是容易风行的，从今以后，穷乡僻壤的儿女，也未必死心塌地甘做家庭的奴隶了。固然，个人是很难打破旧制度，自定办法的。而性欲出于天然，自能把许多可怜的儿女，牵入此陈旧组织之中。然亦不过使老者不得其养，幼者不遂其长，而仍以生子不举等人为淘汰之法为救济罢了。这种现象，固已持续数千年，然在今日，业经觉悟之后，又何能坐视其如此呢？况且家庭的成立，本是以妇女的奴役为其原因的。在今日个人主义抬头，人格要受尊重的时代，妇女又何能长此被压制呢？

资本主义的学者，每说动物有雌雄两性，共同鞠育其幼儿，而其同居期限，亦因以延长的，以为家庭的组织，实根于人类的天性，而无可改变。姑无论其所说动物界的情形，并不确实。即使退一步，承认其确实，而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人虽然亦是动物之一，到底是动物中的人；人类的现象，安能以动物界的现象为限？他姑弗论，动物雌雄协力求食，即足以哺育其幼儿，人，为什么有夫妇协力，尚不能养活其子女的呢？或种动物，爱情限于家庭，而人类的爱情，超出于此以外，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

论者不知人之爱家，乃因社会先有家庭的组织，使人之爱，以此形式而出现，正犹水之因方而为圭，遇圆而成璧；而反以为人类先有爱家之心，然后造成家庭制度；若将家庭破坏，便要“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礼记·乐记》：“强者胁弱，众者暴寡；智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这真是倒果为因。殊不知家庭之制，把人分为五口八口的小团体，明明是互相倚赖的，偏使之此疆彼界，处于半敌对的地位，这正是疾病之所以不养，老幼孤独之所以不得其所。无后是中国人所引为大戚的，论者每说，这是拘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义（《孟子·离娄上篇》），而其以无后为不孝，则是迷信“鬼犹求食”（《左氏》宣公四年），深虑祭祀之绝。殊不知此乃古人的迷信，今人谁还迷信鬼犹求食来？其所以深虑无后，不过不愿其家之绝；所以不愿其家之绝，则由于人总有尽力经营的一件事，不忍坐视其灭亡，而家是中国人所尽力经营的，所以如此。家族之制，固然使人各分畛域，造成互相敌对的情形，然此自制度之咎，以爱家者之心论：则不但（一）夫妇、父子、兄弟之间，互尽扶养之责。（二）且推及于凡与家族有关系的人（如宗族姻亲等）。（三）并且悬念已死的祖宗。（四）以及未来不知谁何的子孙。前人传给我的基业，我必不肯毁坏，必要保持之，光大之，以传给后人，这正是极端利他心的表现。利他心是无一定形式的，在何种制度之下，即表现为何种形式。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拘制着他，一定只许他在这种制度中表现呢？

继承之法

以上论族制的变迁，大略已具。现再略论继承之法。一个团体，总有一个领袖。在血缘团体之内，所谓父或母，自然很容易处于领袖地位的。父母死后，亦当然有一个继承其地位的人。

女系氏族，在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有两种继承之法：（一）是以女子承袭财产，掌管祭祀。前章所述齐国的巫儿，即其遗迹。这大约是平时的族长。（二）至于战时及带有政治性质的领袖，则大约由男子尸其责，而由弟兄相及。殷代继承之法，是其遗迹。

男系氏族，则由父子相继。其法又有多端：（一）如《左氏》文公元年所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这大约因幼子恒与父母同居，所以承袭其遗产（蒙古人之遗产，即归幼子承袭。其幼子称斡赤斤，译言守灶）。（二）至于承袭其父之威权地位，则自以长子为宜，而事实上亦以长子为易。（三）又古代妻妾，在社会上之地位亦大异。妻多出于贵族。妾则出于贱族，或竟是无母家的。古重婚姻，强大的外家及妻家，对于个人，是强有力的外援（如郑庄公的大子忽，不婚于齐，后来以无外援失位）；对于部族，亦是一个强有力的与国，所以立子又以嫡为宜。周人即系如此。以嫡为第一条件，长为第二条件。后来周代的文化，普行于全国，此项继承之法，遂为法律和习惯所共认了。然这只是承袭家长的地位，至于财产，则总是众子均分的（《清律》：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但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无子立继者，与私生子均分）。所以中国的财产，不因遗产承袭而生不均的问题。这是众子袭产，优于一子袭产之点。

无后是人所不能免的，于是发生立后的问题。宗法盛行之世，有一大宗宗子，即生者的扶养，死者的祭祀，都可以不成问题，所以立后问题，容易解决。宗法既废，势非人人有后不可，就难了。在此情形之下，解决之法有三：（一）以女为后。（二）任立一人为后，不问其为同异姓。（三）在同姓中择立一人为后。（一）于情理最近，但宗祧继承，非徒承袭财产，亦兼掌管祭祀。以女为后，是和习惯相反的（春秋时，郑国以外孙为后，其外孙是莒国的儿子，《春秋》遂书“莒人灭郑”，见《公羊》襄公五、六年。案此实在是论国君承袭的，乃公法上的关系，然后世把经义普遍推行之于各方面，亦不管其为公法、私法了）。既和习惯相反，则觊觎财产的人，势必群起而攻，官厅格于习俗，势必不能切实保护。本欲保其家的，或反因此而发生纠纷，所以势不能行。（二）即所谓养子，与家族主义的重视血统，而欲保其纯洁的趋势不合。于是只剩得第（三）的一途。法律欲维持传统观念，禁立异姓为后，在同姓中并禁乱昭穆之序（谓必辈行相当，如不得以弟为子等。其实此为古人所不禁，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见《公羊》成公十五年），于是欲人人有后益难，清高宗时，乃立兼祧之法，以济其穷（一人可承数房之祀。生子多者，仍依次序，分承各房之后。依律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皆以大宗为重，为大宗父母服三年，为小宗父母服期。小宗子兼祧小宗，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期。此所谓大宗，指长房，所谓小宗，指次房以下，与古所谓大宗小宗者异义。世俗有为本生父母及所兼祧之父母均服三年的，与律例不合）。

宗祧继承之法，进化至此，可谓无遗憾了。然其间却有一难题。私有财产之世，法律理应保护个人的产权。他要给谁就给谁，要不给谁就不给谁。为后之子，既兼有承袭财产之权利，而法律上替他规定了种种条件，就不啻干涉其财产的传授了。于是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私有财产制度发生了冲突。到底传统的伦理观念是个陈旧不切实际的东西，表面上虽然像煞有介事，很有威权，实际上已和现代人的观念不合了。私有财产制度，乃现社会的秩序的根柢，谁能加以摇动？于是冲突之下，伦理观念乃不得不败北而让步，法律上乃不得不承认所谓立爱，而且多方保护其产权（《清律例》：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不许宗族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至于养子，法律虽禁其为嗣（实际上仍有之），亦不得不听其存在，且不得不听其酌给财产（亦见《清律例》）。因为国家到底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兼顾全国人民各方面的要求，不能专代表家族的排外自私之念。在现制度之下，既不能无流离失所之人；家族主义者流，既勇于争袭遗产，而怯于收养同宗；有异姓的人肯收养他，国家其势说不出要禁止。不但说不出要禁止，在代表人道主义和维持治安的立场上说，无宁还是国家所希望的。既承认养子的存在，在事实上，自不得不听其酌给遗产了。这也是偏私的家族观念，对于公平的人道主义的让步。也可说是伦理观念的进步。

假使宗祧继承的意思，而真是专于宗祧继承，则拥护同姓之男，排斥亲生之女，倒也还使人心服。因为立嗣之意，无非欲保其家，而家族的存在，是带着几分斗争性质的。在现制度之下，使男子从事于斗争，确较女子为适宜（这并非从个人的身心能力上言，乃是从社会关系上言），这也是事实。无如世俗争继的，口在宗祧，心存财产，都是前人所谓“其言蔼如，其心不可问”的。如此而霸占无子者的财产，排斥其亲生女，就未免使人不服了。所以国民政府以来，有废止宗祧继承，男女均分遗产的立法。这件事于理固当，而在短时间内，能否推行尽利，却是问题。

旧律，遗产本是无男归女，无女入官的（近人笔记云：“宋初新定《刑统》，户绝资产下引《丧葬令》：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此《丧葬令》乃《唐令》，知唐时所谓户绝，不必无近亲。虽有近亲，为营丧葬，不必立近亲为嗣子，而远亲不能争嗣，更无论矣。虽有近亲，为之处分，所余财产，仍传之亲女，而远亲不能争产，更无论矣。此盖先世相传之法，不始于唐。”案部曲，客女，见第四章）。入官非人情所愿，强力推行，必多流弊，或至窒碍难行（如隐匿遗产，或近亲不易查明，以致事悬不决，其间更生他弊等）。归之亲女，最协人情。然从前的立嗣，除祭祀外，尚有一年老奉养的问题。而家族主义是自私的。男系家族，尤其以男子为本位，而蔑视女子的人格。女子出嫁之后，更欲奉养其父母，势实有所为难。所以旧时论立嗣问题的人，都说最好是听其择立一人为嗣，主其奉养、丧葬、祭祀，而承袭其遗产。这不啻以本人的遗产，换得一个垂老的扶养，和死后的丧葬祭祀。

今欲破除迷信，祭祀固无问题，对于奉养及丧葬，似亦不可无善法解决。不有遗产以为交易，在私有制度之下，谁肯顾及他人的生养死葬呢？所以有子者遗产男女均分，倒无问题，无子者财产全归于女，倒是有问题的。所以变法贵全变，革命要彻底。枝枝节节而为之，总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疗法。

姓氏与世系

姓氏的变迁，今亦须更一陈论。姓的起源，是氏族的称号，由女系易而为男系，说已见前。后来姓之外又有所谓氏。什么叫做氏呢？氏是所以表一姓之中的支派的。如后稷之后都姓姬，周公封于周，则以周为氏；其子伯禽封于鲁，则以鲁为氏（国君即以国为氏）；鲁桓公的三子，又分为孟孙、叔孙、季孙三氏是。始祖之姓，谓之正姓，氏亦谓之庶姓。正姓是永远不改的，庶姓则随时可改。因为同出于一祖的人太多了，其支分派别，亦不可无专名以表之，而专名沿袭太久，则共此一名的人太多，所以又不得不改（改氏的原因甚多，此只举其要改的根本原理。此外如因避难故而改氏以示别族等，亦是改氏的一种原因）。

《后汉书·羌传》说：羌人种姓中，出了一个豪健的人，便要改用他的名字做种姓。如爰剑之后，五世至研，豪健，其子孙改称研种，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又改称烧当种是。这正和我国古代的改氏原理相同。假如我们在鲁国，遇见一个人，问他尊姓，他说姓姬。这固然足以表示他和鲁君是一家。然而鲁君一家的人太多了，鲁君未必能个个照顾到，这个人，就未必一定有势力，我们听了，也未必肃然起敬。假若问他贵氏，他说是季孙，我们就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正卿的一家。正卿的同族，较之国君的同姓，人数要少些，其和正卿的关系，必较密切，我们闻言之下，就觉得炙手可热，不敢轻慢于他了。这是举其一端，其余可以类推（如以技为官，以官为氏，问其氏，即既可知其官，又可知其技）。所以古人的氏，确是有用的。至于正姓，虽不若庶姓的亲切，然婚姻之可通与否，全论正姓的异同。所以也是有用的。

顾炎武《原姓篇》说：春秋以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在室冠之以序，如叔隗、季隗之类。出嫁，更冠以其夫之氏族，如宋伯姬、赵姬、卢蒲姜之类。在其所适之族，不必举出自己的氏族来，则亦以其父之氏族冠之，如骊姬、梁嬴之类。又有冠之以谥的，如成风、敬姜之类），这不是男子不论姓，不过举氏则姓可知罢了。女子和社会上无甚关系，所以但称姓而不称其氏，这又可以见得氏的作用。

贵族的世系，在古代是有史官为之记载的。此即《周官》小史之职。记载天子世系的，谓之帝系；记载诸侯卿大夫世系的，谓之世本。这不过是后来的异名，其初原是一物。又瞽矇之职，“讽诵诗，世奠系。”（疑当作奠世系。）《注》引杜子春说：谓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世系而可诵，似乎除统绪之外，还有其性行事迹等。颇疑《大戴礼记》的《帝系姓》，原出于小史所记；《五帝德》则是原出于瞽矇所诵的（自然不是完全的）。这是说贵族。至于平民，既无人代他记载，而他自己又不能记载，遂有昧于其所自出的。《礼记·曲礼》谓买妾不知其姓，即由于此。然而后世的士大夫，亦多不知其姓氏之所由来的。这因为谱牒掌于史官，封建政体的崩溃，国破家亡，谱牒散失，自然不能知其姓氏之所由来了。

婚姻的可通与否，既不复论古代的姓，新造姓氏之事亦甚少。即有之，亦历久不改。阅一时焉，即不复能表示其切近的关系，而为大多数人之所共，与古之正姓同。姓遂成为无用的长物，不过以其为人人之所有，囿于习惯，不能废除罢了。然各地方的强宗巨家，姓氏之所由来，虽不可知，而其在实际上的势力自在。各地方的人，也还尊奉他。在秦汉之世，习为固然，不受众人的注意。汉末大乱，各地方的强宗巨家，开始播迁，到了一个新地方，还要表明其本系某地方的某姓；而此时的选举制度，又重视门阀；于是又看重家世，而有魏晋以来的谱学了（详见第四章）。

第三章　政体

部族时代

社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出现了。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团结的方法，只靠血缘，其时重要的组织，就是氏族，对内的治理，对外的防御，都靠着它。世运渐进，血缘相异的人，接触渐多，人类的组织，遂不复以血统相同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于血统相同的人。于是氏族进而为部落。统治者的资格，非复族长而为酋长。其统治亦兼论地域，开国家领土的先河了。

从氏族变为部落，大概经过这样的情形。在氏族的内部，因职业的分化，家族渐渐兴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溃。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时代绝对平等，而有贫富之分。财富即是权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渐渐破坏，贫者和富者之间，发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权力统治。其在异氏族之间，则战斗甚烈。胜者以败者为俘虏，使服劳役，是为奴隶。其但征收其贡赋的，则为农奴。农奴、奴隶和主人之间，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强力镇压。因此，益促成征服氏族的本身发生变化。征服氏族的全体，是为平民。其中掌握事权的若干人，形成贵族。贵族中如有一个最高的首领，即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贵族与平民相去近，平民和农奴、奴隶相去远。其后血统相同的作用渐微，掌握政权与否之关系渐大，则平民与农奴、奴隶相去转近，而其与贵族相去转远（参看下章）。但平民总仍略有参政之权，农奴和奴隶则否。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

政权的决定，在名义上最后属于一人的，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于较多数人的，是为民主政体。这种分类之法，是出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虽与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论古代的政体，则仍觉其适合。

氏族与部落，在实际上，是不易严密区分的。因为进化到部落时代，其内部，总还保有若干氏族时代的意味。从理论上言，则其团结，由于血统相同（虽实际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于其团体之内，即亦和血统相同的人，一律看待），而其统治，亦全本于亲族关系的，则为氏族。其不然的，则为部落。因其两者杂糅，不易区别，我们亦可借用《辽史》上的名词，称之为部族（见《营卫志》）。至于古代所谓国家，其意义全和现在不同。古所谓国，是指诸侯的私产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为诸侯的住所。诸侯的封域以内，以财产意义言，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还是要用以分封的。对于此等地方，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其能直接收其税赋，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诸侯的采地。《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此。采地从财产上论，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乃所谓互言以相备。说天子有田，即见得诸侯亦有田；说诸侯有国，即见得天子亦有国；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乃古人语法如此）。

今之所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两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说社稷沦亡，即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邦和封是一语。封之义为累土。两个部族交界之处，把土堆高些，以为标识，则谓之封。引伸起来，任用何种方法，以表示疆界，都可以谓之封（如掘土为沟，以示疆界，亦可谓之封。故今辽宁省内，有地名沟帮子。帮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泾浜之浜字，亦当作封）。疆界所至之地，即谓之邦。古邦字和国字，意义本各不同。汉高祖名邦，汉人讳邦字，都改作国。于是国字和邦字的意义混淆了。现在古书中有若干国字，本来是当作邦字的。如《诗经》里的“日辟国百里”、“日蹙国百里”便是。封域可以时有赢缩，城郭是不能时时改造的（国与域同从或声，其初当亦系一语，则国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为两语了。古书中用国字、域字，十之九，意义是不同的）。

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然以大体言之，则君权之在中国，极为发达。君主的第（一）个资格，是从氏族时代的族长沿袭而来的，所以古书上总说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则为政治或军事上之首领。其（三）则兼为宗教上之首领。所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等（《礼记·王制》），均有代表其群下而为祭司之权，而《书经》上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权。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长，所以他的继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长的继承法。在母系社会，则为兄终弟及，在父系社会，则为父死子继。当其为氏族族长时，无甚权利可争，而其关系亦小，所以立法并不十分精密。《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说周朝的继承法，嫡庶相同则论年，“年钧以德，德钧则卜。”两个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时则甚难，何至辨不出长幼来，而要用德、卜等漫无标准的条件？可见旧法并不甚密。《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说：“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姪娣。嫡姪娣无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无子，立左媵姪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春秋》以殷为质家，周为文家）。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定得非常严密。这是后人因国君的继承，关系重大而为之补充的，乃系学说而非事实。

周厉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权不属于一人，和欧洲的贵族政体，最为相像。案《左氏》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甯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有君，实权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实际也有些相像。但形式上还是有君的。至于鲁昭公出奔，则鲁国亦并未立君，季氏对于国政，决不能一人专断，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可见贵族政体，古代亦有其端倪，不过未曾发达而成为一种制度。

至于民主政治，则其遗迹更多了。我们简直可以说：古代是确有这种制度，而后来才破坏掉的。《周官》有大询于众庶之法，乡大夫“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小司寇“摈以序进而问焉”。其事项：为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案《左氏》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亦朝国人而问，此即所谓询国危；盘庚要迁都于殷，人民不肯，盘庚“命众悉造于庭”，反复晓谕。其言，即今《书经》里的《盘庚篇》。周太王要迁居于岐，“属其父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篇》）。此即所谓询国迁；《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争立，晋侯使士景伯往问。士伯立于乾祭（城门名），而问于介众（介众，大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卫人亦致众而问。此即所谓询立君。可见《周官》之言，系根据古代政治上的习惯，并非理想之谈。《书经·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彊，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龟，（五）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并非随意询问。至于随意询问之事，如《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篇》）。以及《管子》所谓啧室之议等（见《桓公问篇》），似乎不过是周谘博采，并无必从的义务。然其初怕亦不然。

野蛮部落，内部和同，无甚矛盾，舆论自极忠实。有大事及疑难之事，会议时竟有须全体通过，然后能行，并无所谓多数决的。然则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竟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而然明欲毁乡校之事（见《左氏》襄公三十年）。然在古初，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能不从，又理有可信了。

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的。到后来，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既深；政治的性质亦益复杂；才变而由少数人专断。这是普遍的现象，无足怀疑的。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专制，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杀史实。有人举此等民权遗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

以上所述，是各部族内部的情形。至于合全国而观之，则是时正在部族林立之世。

从前的史家，率称统一以前为封建时代，此语颇须斟酌。学术上的用语，不该太拘于文字的初诂。封建两字，原不妨扩而充之，兼包列国并立的事实，不必泥定字面，要有一个封他的人。然列国本来并立，和有一个封他的人，两者之间，究应立一区别。我以为昔人所谓封建时代，应再分为（一）部族时代，或称先封建时代；（二）封建时代较妥。所谓封建，应指（甲）慑服异部族，使其表示服从；（乙）打破异部族，改立自己的人为酋长；（丙）使本部族移殖于外言之。

中国以统一之早闻于世界。然秦始皇的灭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2132年，自此上溯至有史之初，似尚不止此数，若更加以先史时期，则自秦至今的年代，凡乎微末不足道了。所以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在是到很晚的时期才出现的。

封建时代

从部族时代，进而至于封建时代，是从无关系进到有关系，这是统一的第一步。更进而开拓荒地，互相兼并，这是统一的第二步。这其间的进展，全是文化上的关系。因为必先（一）国力充实，然后可以征服他国。（二）亦必先开拓疆土，人口渐多，经济渐有进步，国力方能充实。（三）又必开拓渐广，各国间壤地相接，然后有剧烈的斗争。（四）而交通便利，风俗渐次相同，便于统治等，尤为统一必要的条件。所以从分立而至于统一，全是一个文化上的进展。向来读史的人，都只注意于政治方面，实在是挂一漏万的。

要知道封建各国的渐趋于统一，只要看其封土的扩大，便可知道。今文家说列国的封土，是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为附庸（《孟子·万章下篇》《礼记·王制》）。古文家则说：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这固然是虚拟之辞，不是事实（不论今古文和诸子书，所说的制度，都是著书的人，以为该怎样办所拟的一个草案，并不全是古代的事实）。然亦必以当时的情势为根据。《穀梁》说：“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这是古代封土，必须有一个制限，而不容任意扩大的原因。今古文异说，今文所代表的，常为早一时期的制度，古文所代表的则较晚。秦汉时的县，大率方百里（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可见方百里实为古代的一个政治区域，此今文家大国之封所由来。其超过于此的，如《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说：“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大公于齐，兼五侯地。”这都是后来开拓的结果，而说者误以为初封时的事实的。列国既开拓至此，谈封建制度的人，自然不能斫而小之，亦不必斫而小之，就有如古文家所说的制度了。

以事实言之：今文家所说的大国，在东周时代，已是小国。古文家所说的大国，则为其时的次等国。至其时的所谓大国，则子产称其“地方数圻”（圻同畿，即方数千里，见《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孟子》说：“海内之国，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梁惠王上篇》）唯晋、楚、齐、秦等足以当之。此等大国，从无受封于人的；即古文家心目中，以为当封建之国，亦不能如此其大；所以谈封建制度的不之及。

此等大国，其实际，实即当时谈封建制度者之所谓王。《礼记》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曾子问》）这只是古人的一个希望，事实上并不能如此。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是分为若干区域，每区域之中，各自有王的。所以春秋时吴、楚皆称王，战国时七国亦皆称王。公、侯、伯、子、男等，均系美称。论其实，则在一国之内，有最高主权的，皆称为君（《礼记·曲礼》：“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为一方所归往的，即为此一区域中的王。《管子·霸言》说：“强国众，则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则合小攻大以图王。”此为春秋时吴、楚等国均称王，而齐、晋等国仅称霸的原因。因为南方草昧初开，声明文物之国少，肯承认吴、楚等国为王；北方鲁、卫、宋、郑等国，就未必肯承认齐、晋为王了。倒是周朝，虽然弱小，然其称王，是自古相沿下来的，未必有人定要反对他；而当时较大之国，其初大抵是他所封建，有同姓或亲戚的关系，提起他来，还多少有点好感；而在国际的秩序上，亦一时不好否认他；于是齐桓、晋文等，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了。霸为伯的假借字。伯的本义为长。《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这又是虚拟的制度。然亦有事实做根据的。凡古书所说朝贡、巡守等制度，大抵是邦畿千里之内的规模（或者还更小于此。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说天子巡守的制度，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这只是后世知县的劝农）。后人扩而充之，以为行之于如《禹贡》等书所说的九州之地，于理就不可通了（春天跑到泰山，夏天跑到衡山，秋天跑到华山，冬天跑到恒山，无论其为回了京城再出去，或者从东跑到南，从南跑到西，从西跑到北，总之来不及）。然其说自有所本。《公羊》隐公五年说：“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此即二伯之说所由来。分《王制》的九州为左右，各方一伯，古无此事；就周初的封域，分而为二，使周公、召公各主其一，则不能谓无此事的。然则所谓八州、八伯，恐亦不过就王畿之内，再分为九，天子自治其一，而再命八个诸侯，各主一区而已。此项制度，扩而大之，则如《左氏》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所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等于《王制》中所说的一州之伯了。此自非周初的事实，然管仲之说，亦非凭空造作，亦仍以小规模的伯为根据。然则齐桓、晋文等，会盟征伐，所牵连而及的，要达于《王制》所说的数州之广，其规模虽又较大，而其霸主之称：还是根据于此等一州之伯的，又可推而知了。

任贤图治　选自张居正所撰《帝鉴图说》

春秋时晋、楚、齐、秦等国，其封土，实大于殷周之初。其会盟征伐的规模，亦必较殷周之初，有过之无不及。特以强国较多，地丑德齐，莫能相尚，不能称王（吴、楚等虽称王，只是在一定区域之内，得其小国的承认）。至于战国时，就老实不客气，各自在其区域之中，建立王号了。然此时的局势，却又演进到诸王之上，要有一个共主。而更高于王的称号，从来是没有的，乃借用天神之名，而称之为帝。齐湣王和秦昭王，曾一度并称东西帝；其后秦围邯郸，魏王又使辛垣衍劝赵尊秦为帝；即其事。此时研究历史的人，就把三代以前的酋长，拣了五个人，称之为五帝（所以大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称，是人神相同的）。后来又再推上去，在五帝以前，拣了三个酋长，以说明社会开化的次序。更欲立一专名以名之，这却真穷于辞了。乃据“始王天下”之义，加“自”字于“王”字之上，造成一个“皇”字，而有所谓三皇（见《说文》。皇王二字，形异音同，可知其实为一语）。至秦王政并天下，遂合此二字，以为自己的称号，自汉以后，相沿不改。

列国渐相吞并，在大国之中，就建立起郡县制度来。《王制》说：“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又说：“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可见内诸侯和大夫，法律上本来不该世袭的。事实上虽不能尽然，亦不必尽不然；尤其是在君主权力扩张的时候。倘使天子在其畿内，大国的诸侯，在其国内，能切实将此制推行，而于其所吞灭之国，亦能推行此制，封建就渐变为郡县了。（一）春秋战国时，灭国而以为县的很多，如楚之于陈、蔡即是。有些灭亡不见记载，然秦汉时的县名，和古国名相同的甚多，亦可推见其本为一国，没入大国之中，而为其一县。（二）还有卿大夫之地，发达而成为县的。如《左氏》昭公二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是。（三）又有因便于战守起见，有意设立起来的，如商君治秦，并小都、乡、邑，聚以为县是（见《史记·商君列传》）。至于郡，则其区域本较县为小，且为县所统属（《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其与县分立的，则较县为荒陋（《左氏》哀公二年，赵简子誓师之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然此等与县分立之郡，因其在边地之故，其兵力反较县为充足，所以后来在军事上须要控扼之地，转多设立（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皆见《史记》本传）。事实上以郡统制县，保护县，亦觉便利，而县遂转属于郡。

战国时，列国的设郡，还是在沿边新开辟之地的（如楚之巫、黔中，赵之云中、雁门、代郡，燕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等）。到秦始皇灭六国后，觉得到处都有驻兵镇压的必要，就要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了。

封建政体，沿袭了几千年，断无没有反动之力之理。所以秦灭六国未几，而反动即起。秦汉之间以及汉初的封建，是和后世不同的。在后世，像晋朝、明朝的封建，不过出于帝王自私之心。天下的人，大都不以为然。即封建之人，对于此制，亦未必敢有何等奢望，不过舍此别无他法，还想借此牵制异姓，使其不敢轻于篡夺而已。受封者亦知其与时势不宜，惴惴然不敢自安。所以唐太宗要封功臣，功臣竟不敢受（见《唐书·长孙无忌传》）。至于秦汉间人，则其见解大异。

当时的人，盖实以封建为当然，视统一转为变局。所以皆视秦之灭六国为无道之举，称之为暴秦，为强虎狼之秦。然则前此为六国所灭之国如何呢？秦灭六国，当恢复原状，为六国所灭之国，岂不当一一兴灭继绝吗？倘使以此为难，论者自将无辞可对。然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所以秦亡之后，在戏下的诸侯，立即决定分封的方法。当时所封建的：是（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此时的封建，因汉高祖藉口于项王背约，夺其关中之地而起兵，汉代史家所记述，遂像煞是由项王一个人作主，其实至少是以会议的形式决定的。所以在《太史公自序》里，还无意间透露出一句真消息来，谓之“诸侯之相王”。当时的封爵，分为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这是沿袭战国时代的故事的（战国时，列国封其臣者，或称侯，或称君，如穰侯、文信侯、孟尝君、望诸君等是。侯之爵较君为高，其地当亦较君为大。此时所封的国，大小无和战国之君相当的，故亦无君之称）。诸侯之大者皆称王，项羽以霸王为之长，而义帝以空名加于其上，也是取法于东周以后，实权皆在霸主，而天王仅存虚名的。以大体言，实不可谓之不惬当。

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所以不过五年，而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心仍未觉悟，韩信始终不肯背汉，至后来死于吕后之手，读史者多以为至愚。其实韩信再老实些，也不会以汉高祖为可信。韩信当时的见解，必以为举天下而统属于一人，乃事理所必无。韩信非自信功高，以为汉终不夺其王，实乃汉夺其王之事，为信当时所不能想象。此恐非独韩信如此，汉初的功臣，莫不如此。若使当时，韩信等预料奉汉王以皇帝的空名，汉王即能利用之把自己诛灭，又岂肯如此做？确实，汉高祖翦灭所封的异姓，也是一半靠阴谋，一半靠实力的，并非靠皇帝的虚名。若就法理而论，就自古相传列国间的习惯，当时的人心认为正义者论，皇帝对于当时的王，可否如此任意诛灭呢？也还是一个疑问。所以汉高祖的尽灭异姓之国（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卢绾。惟长沙王吴芮仅存），虽然不动干戈，实在和其尽灭戏下所封诸国，是同样的一个奇迹。不但如此，汉高祖所封同姓诸国，后来酝酿成吴楚七国这样的一个大乱，竟会在短期间戡定；戡定之后，景帝摧抑诸侯，使不得自治民补吏；武帝又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各以国邑，分封子弟；而汉初的封建，居然就名存而实亡，怕也是汉初的人所不能预料的。

封建的元素，本有两个：一为爵禄，受封者与凡官吏同。一为君国子民，子孙世袭，则其为部落酋长时固有的权利，为受封者所独。后者有害于统一，前者则不然。汉世关内侯，有虚名而无土地。后来列侯亦有如此的（《文献通考·封建考》云：“秦、汉以来，所谓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关内侯，则惟以虚名受廪禄而已。西都景、武而后，始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汉置内史治之。自是以后，虽诸侯王，亦无君国子民之实，不过食其所封之邑入，况列侯乎？然所谓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东都，始有未与国邑，先赐美名之例，如灵寿王、征羌侯之类是也。至明帝时，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请外戚子弟，以少年获封者。又肃宗赐东平王苍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此二者，皆是未有土地，先佩印，受俸廪。盖至此，则列侯有同于关内侯者矣。”）。然尚须给以廪禄。唐宋以后，必食实封的，才给以禄，则并物质之耗费而亦除去之，封建至此，遂全然无碍于政治了。

后世在中国境内，仍有封建之实的，为西南的土官。土官有两种：一是文的，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之类。一是武的，凡以司名的，如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之类皆是。听其名目，全与流官相同。其实所用的都是部族酋长，依其固有之法承袭。外夷归化中国，中国给以名号（或官或爵），本是各方面之所同，不但西南如此。但其距中国远的，实力不及，一至政教衰微之世，即行离叛而去，这正和三代以前的远国一样。惟西南诸土司，本在封域之内，历代对此的权力，渐形充足，其管理之法，亦即随之而加严。在平时，也有出贡赋，听征调的。这亦和古代诸侯对王朝，小国对大国的朝贡及从征役一样。至其（一）对中国犯顺；（二）或其部族之中，自相争阋；（三）诸部族之间，互相攻击；（四）又或暴虐其民等；中国往往加以讨伐。有机会，即废其酋长，改由中国政府派官治理，是谓“改土归流”，亦即古代之变封建为郡县。自秦至今，近二千二百年，此等土官，仍未尽绝，可见封建政体的铲除，是要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不是政治单方面的事情了。

封建之世，所谓朝代的兴亡，都是以诸侯革天子之命。此即以一强国，夺一强国的地位，或竟灭之而已。至统一之世，则朝代的革易，其形式有四：（一）为旧政权的递嬗。又分为（甲）中央权臣的篡窃，（乙）地方政权的入据。前者如王莽之于汉，后者如朱温之于唐。（二）为新政权的崛起，如汉之于秦。（三）为异族的入据，如前赵之于晋，金之于北宋，元之于南宋，清之于明。（四）为本族的恢复，如明之于元。而从全局观之，则（一）有仍为统一的，（二）有暂行分裂的。后者如三国、南北朝、五代都是。然这只是政权的分裂，社会文化久经统一，所以政权的分立，总是不能持久的。从前读史的人，每分政情为（一）内重，（二）外重，（三）内外俱轻三种。内重之世，每有权臣篡窃之变。外重之世，易招强藩割据之忧。内外俱轻之世，则草泽英雄，乘机崛起；或外夷乘机入犯。惟秦以过刚而折，为一个例外。

民主的探讨

政权当归诸一人，而大多数人，可以不必过问；甚或以为不当过问；此乃事势积重所致，断非论理之当然。所以不论哪一国，其原始的政治，必为民主。后来虽因事势的变迁，专制政治逐渐兴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后消灭。观前文所述，可以见之。大抵民主政治的废坠：（一）由于地大人众，并代表会议而不能召集。（二）大众所议，总限于特殊的事务，其通常的事务，总是由少数主持常务的人执行的。久之，此少数人日形专擅，对于该问大众的特殊事务，亦复独断独行。（三）而大众因情势涣散，无从起而加以纠正。专制政治就渐渐形成了。这是形式上的变迁。若探求其所以然，则国家大了，政情随之复杂，大的、复杂的事情，普通人对之不感兴趣，亦不能措置。此实为制度转变的原因。

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所以先秦诸子，持此议论的即很多。因后世儒术专行，儒家之书，传者独多，故其说见于儒家书中的亦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

其实孟子所诵述的，乃系孔门的书说，观其论尧舜禅让之语，与伏生之《尚书大传》，互相出入可知（司马迁《五帝本纪》亦采儒家书说）。两汉之世，此义仍极昌明。汉文帝元年，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诏云：“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预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此虽系空言，然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之义，则诏旨中也明白承认了。后来眭孟上书，请汉帝谁差天下（谁差，访求、简择之义），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为历代所无。效忠一姓，汉代的儒家，实不视为天经地义。刘歆系极博通的人，且系汉朝的宗室，而反助王莽以篡汉；扬雄亦不反对王莽；即由于此。但此等高义，懂得的只有少数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义，反日益昌盛了。

王与君，在古代是有分别的，说已见前。臣与民亦然。臣乃受君豢养的人，效忠于其一身，及其子嗣，尽力保卫其家族、财产，以及荣誉、地位的。盖起于（一）好战的酋长所豢养的武士，（二）及其特加宠任的仆役。其初，专以效忠于一人一家为主。后来（一）人道主义渐形发达。（二）又从利害经验上，知道要保一人一家的安全，或求其昌盛，亦非不顾万民所能。于是其所行者，渐须顾及一国的公益。有时虽违反君主一人一家的利益，而亦有所不能顾。是即大臣与小臣，社稷之臣与私昵嬖幸的区别。然其道，毕竟是从效忠于一人一家进化而来的，终不能全免此项色彩。至民则绝无效忠于君的义务。两者区别，在古代本极明白，然至后世，却渐渐湮晦了。无官职的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类。这在古人看起来，真要莫名其妙了（异民族当别论。民族兴亡之际，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的。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分别亡国亡天下，所谓亡天下，即指民族兴亡言，古人早见及此了）。至于国君失政，应该诛杀改立之义，自更无人提及。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写于明清之际，矛头直指君主政体。

剥极则复，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义，才再露一线的曙光。君主之制，其弊全在于世袭。以遗传论，一姓合法继承的人，本无代代皆贤之理。以教育论，继嗣之君，生来就居于优越的地位，志得意满；又和外间隔绝了；尤其易于不贤。此本显明之理，昔人断非不知，然既无可如何，则亦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君主的昏愚、淫乱、暴虐，无过于明朝之多。而时势危急，内之则流寇纵横，民生憔悴；外之则眼看异族侵入，好容易从胡元手里恢复过来的江山，又要沦于建夷之手。仁人君子，蒿目时艰，深求致祸之源，图穷而匕首见，自然要归结到政体上了。于是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出现，其《原君》、《原臣》两篇，于“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正是晴空一个霹雳。但亦只是晴空一个霹雳而已。别种条件，未曾完具，当然不会见之于行动的。于是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遂仍潜伏着，以待时势的变化。

近百年来的时势，四夷交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急极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眼看着时势的危急，国事的败坏，当然要把其大部分的原因，都归到政治上去；当然要发动了政治上的力量来救济它；当然要拟议及于政体。于是从戊戌变法急转直下，而成为辛亥革命。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自己久有根基，而亲切的观感，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代议政体，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但代议政体，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却无有。于是再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许行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是超出于政治范围之外的，因为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而孔、老、许行所想望的境界，则是没有阶级的。参看下两篇自明。

第四章　阶级

古代的阶级

古代部族之间，互相争斗；胜者把败者作为俘虏，使之从事于劳役，是为奴隶；其但收取其赋税的，则为农奴；已见上章。古代奴婢之数，似乎并不甚多（见下），最严重的问题，倒在征服者和农奴之间。

国人和野人，这两个名词，我们在古书上遇见时，似不觉其间有何严重的区别。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的。不过其时代较早，古书上的遗迹，不甚显著，所以我们看起来，不觉得其严重罢了。所谓国人，其初当系征服之族，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野人则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从事于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险之处。国内行畦田，国外行井田。（二）国人充任正式军队，野人则否。参看第八、第九、第十四三章自明。上章所讲大询于众庶之法，限于乡大夫之属。乡是王城以外之地，乡人即所谓国人。厉王的被逐，《国语》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则参与国政，和起而为反抗举动的，都是国人。若野人，则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颂德，襁负而归之；有行暴政之君，则“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在可能范围之内逃亡而已。所以一个国家，其初立国的基本，实在是靠国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

国人和野人之间，其初当有一个很严的界限；彼此之间，还当有很深的仇恨。后来此等界限，如何消灭？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约因：（一）距离战争的年代远了，旧事渐被遗忘。（二）国人移居于野，野人亦有移居于国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朘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经济上，国人富裕而野人贫穷；又都邑多为工商及往来之人所聚会，在交通上，国人频繁而野人闭塞；所以国人的性质较文，野人的性质较质。然到后来，各地方逐渐发达，其性质，亦变而相近了。再到后来，（四）选举的权利，（五）兵役的义务，亦渐扩充推广，而及于野人，则国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无甚区别，其畛域就全化除了。参看第七、第九两章自明。

《墓主人生活图》，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墓，反映当时贵族的生活情况。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可说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于职业上的区别，则已带着经济上的原因了。古代职业的区别，是为士、农、工、商。士是战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称，可见古代的用人，专在战士中拔擢。至于工商，则专从事于生业。充当战士的人，虽不能全不务农，但有种专务耕种的农民，却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乡和工商之乡（见《小匡篇》）。《左氏》宣公十二年说，楚国之法，“荆尸而举（荆尸，该是一种组织军队的法令），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有些人误以为古代是全国皆兵，实在是错误的，参看第九章自明。士和卿大夫，本来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权和军权，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论什么职业，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小匡》）

政治上的地位，当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间，自然生出严重的区别来，农、工、商更不必说了。此等阶级，如何破坏呢？其在经济上，要维持此等阶级，必须能维持严密的职业组织。如欲使农之子恒为农，则井田制度，必须维持。欲使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则工官和公家对于商业的管理规则，亦必须维持。然到后来，这种制度，都破坏了。农人要种田，你没有田给他种，岂能不许他从事别种职业？工官制度破坏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给民用，民间有从事制造的人，你岂能禁止他？尤其是经济进步，交换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间买卖的人，又岂能加以禁止？私产制度既兴，获利的机会无限，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旧制度都成为新发展的障碍了，古代由社会制定的职业组织，如何能不破坏呢？在政治上：则因（一）贵族的骄淫矜夸，自趋灭亡，而不得不任用游士（参看第七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间，互相争夺，败国亡家之事，史不绝书。一国败，则与此诸侯有关之人，都夷为平民。一家亡，则与此大夫有关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阶级，并未像喀斯德（caste）（即种姓）这样的严峻，彼此不许通婚。譬如《左氏》定公九年，载齐侯攻晋夷仪，有一个战士，唤做敝无存，他的父亲，要替他娶亲，他就辞谢，说：“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齐国的两个世卿之家。）可见贵族与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会地位的变动，自然也容易了。这都是古代阶级所以渐次破坏的原因。

奴隶的起源，由于以异族为俘虏。《周官》五隶：曰罪隶，曰蛮隶，曰闽隶，曰夷隶，曰貉隶。似乎后四者为异族，前一者为罪人。然罪人是后起的。当初本只以异族为奴隶，后来本族有罪的人，亦将他贬入异族群内，当他异族看待，才有以罪人为奴隶的事。参看第十章自明。经学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屏诸四夷，不及以政”（谓不使之当徭役。见《礼记·王制》）。古文家言，则“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尽弃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说的制度较早，初期的奴隶，多数是异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穀梁》襄公二十九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不但如此，社会学家言：氏族时代的人，不惯和同族争斗，镇压本部族之职，有时不肯做，宁愿让异族人做的。《周官》蛮、闽、夷、貉四隶，各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以守王宫及野之厉禁正是这个道理。这亦足以证明奴隶的原出于异族。女子为奴隶的谓之婢。《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安书》李《注》引韦昭云：“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归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可见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贱的界限，实亦不甚严峻。但一方面有脱离奴籍的奴隶，一方面又有沦为奴隶的平民，所以奴婢终不能尽绝。这是关系整个社会制度的了。

奴隶的免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法令。《左氏》襄公三十二年，晋国的大夫栾盈造反。栾氏有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有一个奴隶，唤做斐豹的，和执政范宣子说道：“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欢道：你杀掉他，“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斐豹大约是因犯罪而为奴隶，丹书就是写他的罪状的。一种是以财赎。《吕氏春秋·察微篇》说：鲁国之法，“鲁人有为臣妾于诸侯者，赎之者取金于府。”这大约是俘虏一类。后世奴隶的免除，也不外乎这两种方法。

以上是封建时代的事。封建社会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亦占优胜。到资本主义时代，就大不然了。《汉书·货殖列传》说：“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又说：后来自诸侯大夫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馀。”（谷货，犹言食货。谷、食，本意指食物，引申起来，则包括一切直接供给消费之物。货和化是一语。把这样东西，变成那样，就是交换的行为。所以货是指一切商品。）于是“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唅粟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隶，犹无愠色”。这几句话，最可代表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

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

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残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所以能取武力主义而代之，其根源即在于此。然前此社会的规则，都是根据武力优胜主义制定的，不是根据富力优胜主义制定的。武力优胜主义，固然也是阶级的偏私，且较富力优胜主义为更恶。然而人们（一）谁肯放弃其阶级的偏私？（二）即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亦不免为偏见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的利益；以其阶级的主张，即为社会全体的公道；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所以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以封建社会的旧眼光看起来，是很不入眼的；总想尽力打倒他，以旧秩序回复。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纷华”（《史记》本传）。就是代表这种见解，想把富与贵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复到富与贵相一致的时代的。然而这如何办得到呢？

封建时代，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紧要的有两种：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惟不好利，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维持其统治者阶级的地位的原因。在当时原非幸致。然而这种精神，也不是从天降，从地出；或者如观念论者所说，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总是随着环境变迁的。假使人而不能随着环境变迁，则亦不能制驭环境，而为万物之灵了。在封建主义全盛时，统治阶级因其靠武力得来的地位的优胜，不但衣食无忧，且其生活，总较被统治的人为优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讲到武勇，则因前此及其当时，他们的生命，是靠体力维持的（取之于自然界者如田猎。取之于人者，则为战争和掠夺），自能养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

到武力掠夺，悬为厉禁，被统治者的生活，反较统治者为优裕；人类维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体力取之于自然界，或夺之于团体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剥削团体以内的人；则环境大变了。统治者阶级的精神，如何能不随之转变呢？于是滔滔不可挽了。在当时，中坚阶层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为两派：近乎文者则为儒，近乎武者则为侠。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即是侠。儒和侠，不是孔墨所创造的两种团体，倒是孔墨就社会上固有的两种阶级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当日，何尝不想把这两个阶级振兴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儒者只成为“贪饮食，惰作务”之徒（见《墨子·非儒篇》）。侠者则成为“盗跖之居民间者”（《史记·游侠列传》）。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这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儿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在汉代，此等人已如凤毛麟角，魏晋以后，遂绝迹不可复见。岂无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时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质出现了。

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然而无足惜也。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文臣的见解，已不免于偏狭。武人则更其要不得。譬如李广，因闲居之时，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于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与他为难，还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个好尉），到再起时，就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算什么行为？他做陇西太守时，诈杀降羌八百余人，岂非武士的耻辱？至于一班出使外国之徒，利于所带的物品，可以干没；还好带私货推销；因此争求奉使。到出使之后，又有许多粗鲁的行为，讹诈的举动，以致为国生事，引起兵端（见《史记·大宛列传》），这真是所谓浪人，真是要不得的东西。中国幸而这种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还不止五胡之乱。

资本时代的阶级

封建时代的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遂全依贫富而分。当时所谓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详见下章。晁错《贵粟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俗之所贵，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见法律全然退处于无权了。

因资本的跋扈，奴婢之数，遂大为增加。中国古代，虽有奴婢，似乎并不靠他做生产的主力。因为这时候，土地尚未私有，旧有的土地，都属于农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税，强征其劳力（即役），至于夺农民的土地为己有，而使奴隶从事于耕种，那是不会有这件事的（因为如此，于经济只有不利。所以虽有淫暴之君，亦只会弃田以为苑囿。到暴力一过去，苑囿就又变做田了）。大规模的垦荒，或使奴隶从事于别种生产事业，那时候也不会有。其时的奴隶，只是在家庭中，以给使令，或从事于消费品的制造（如使女奴舂米、酿酒等）。为经济的力量所限，其势自不能甚多。到资本主义兴起后就不然了。（一）土地既已私有，向来的农奴，都随着土地，变成地主的奴隶。王莽行王田之制，称奴隶为“私属”，和田地都不得卖买。若非向来可以卖买，何必有此法令呢？这该是秦汉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虏、罪人两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多）。（二）农奴既变为奴隶，从事于大规模的垦荒的，自然可以购买奴隶，使其从事耕作。（三）还可以使之从事于别种事业。如《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闲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所以又说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数就无制限了。

此时的奴婢，大抵是因贫穷而鬻卖的。因贫穷而卖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万章上篇》，就有人说：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汉代，则贾谊说当时之民，岁恶不入，就要“请爵卖子”，成为经常的现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贫穷之故而卖身，和古代出于俘虏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国家理应制止及救济。然当时的国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为利。如汉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的增秩。其时行算缗之法，遣使就郡国治隐匿不报的人的罪，没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们分配到各苑和各机关，使之从事于生产事业（见《史记·平准书》）。像汉武帝这种举动，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从事于生产事业者，必不限于汉武帝之世，则可推想而知，奴隶遂成为此时官私生产的要角了。

汉末大乱，奴婢之数，更行增多。后汉光武一朝，用法令强迫释放奴婢很多（都见《后汉书》本纪）。然亦不过救一时之弊，终不能绝其根株。历代救济奴隶之法：（一）对于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二）对于私奴婢，则（甲）以法令强迫释放。（乙）官出资财，替他赎身。（丙）勒令以买值为佣资，计算做工的时期，足满工资之数，便把他放免。虽有此法，亦不过去其太甚而已。

用外国人做奴婢，后世还是有的。但非如古代的出于俘虏，而亦出于鬻卖。《汉书·西南夷列传》和《货殖列传》，都有所谓“僰僮”，就是当时的商人，把他当作商品贩卖的。《北史·四裔传》亦说：当时的人，多买獠人做奴仆。因此，又引起政治上的侵略。梁武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随近州镇，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贱隶。这在后世，却是少有的事，只有南北分立之世，财力困窘，政治又毫无规模，才会有之。至于贩卖，却是通常现象。如唐武后大足元年，敕北方缘边诸郡，不得畜突厥奴婢；穆宗长庆元年，诏禁登、莱州及缘海诸道，纵容海贼，掠卖新罗人为奴婢；就可见海陆两道，都有贩卖外国人口的了。南方的黑色人种，中国谓之昆仑。唐代小说中，多有昆仑奴的记载，更和欧洲人的贩卖黑奴相像。然中国人亦有自卖或被卖做外国人的奴隶的。宋太宗淳化二年，诏陕西缘边诸郡：先因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官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真宗天禧三年，诏自今掠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至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均见《文献通考》）。就是其事。

后汉末年，天下大乱，又发生所谓部曲的一个阶级。部曲二字，本是军队中一个组织的名称（《续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丧乱之际，人民无家可归，属于将帅的兵士，没有战事的时候，还是跟着他生活。或者受他豢养或者替他工作。事实上遂发生隶属的状态。用其力以生产，在经济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时候，将帅也要招人以为部曲了（《三国志·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就是战时的部曲，平时仍属于将帅之证。《卫觊传》说：觊镇关中时，四方流移之民，多有回关中的，诸将多引为部曲，就是虽不招兵之时，将帅亦招人为部曲之证）。平民因没有资本，或者需要保护，一时应他的招。久之，此等依赖关系，已成过去，而其身份，被人歧视，一时不能回复，遂成为另一阶级。部曲的女子，谓之客女。历代法律上，奴婢伤害良人，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重。良人伤害奴婢，则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轻。其部曲、客女，伤害平民的罪，较平民加重，较奴婢减轻；平民伤害部曲、客女的，亦较伤害奴婢加重，较其互相伤害减轻。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于良贱之间的。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都有这一阶级。

使平民在某种程度以内，隶属于他人，亦由来甚久。《商君书·竟内篇》说：“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有爵者不当差徭，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有爵者替公家当差徭时，庶子亦跟着他出去。）这即是《荀子·议兵篇》所说秦人五甲首而隶五家之制。秦爵二十级（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级级都可乞人为役，则人民之互相隶属者甚多，所以鲁仲连要说秦人“虏使其民”了。晋武帝平吴以后，王公以下，都得荫人为衣食客及佃客。其租调及力役等，均入私家。此即汉世封君食邑户的遗法，其身份仍为良民。辽时有所谓二税户，把良民赐给僧寺，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金世宗时免之）。亦是为此。此等使人对人直接征收，法律上虽限于某程度以下的物质或劳力，然久之，总易发生广泛的隶属关系，不如由国家征收，再行给与之为得。

封建时代的阶级，亦是相沿很久的，岂有一废除即铲灭净尽之理？所以魏晋以后，又有所谓门阀的阶级。魏晋以后的门阀，旧时的议论，都把九品中正制度（见第七章），看作他很重要的原因，这是错误的。世界上哪有这种短时间的政治制度，能造成如此深根固柢的社会风尚之理？又有说：这是由于五胡乱华，衣冠之族，以血统与异族混淆为耻，所以有这风尚的。这也不对。当时的区别，明明注重于本族士庶之间。况且五胡乱华，至少在西晋的末年，声势才浩大的，而刘毅在晋初，已经说当时中正的品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可见门阀之制，并非起源于魏晋之世。然则其缘起安在呢？

论门阀制度的话，要算唐朝的柳芳，说得最为明白（见《唐书·柳冲传》）。据他的说法：则七国以前封建时代的贵族，在秦汉之世，仍为强家。因为汉高祖起于徒步，用人不论家世，所以终两汉之世，他们在政治上，不占特别的势力。然其在社会上，势力仍在。到魏晋以后，政治上的势力和社会上的势力合流，门阀制度，就渐渐固定了。这话是对的。当时政治上扶植门阀制度的，就是所谓九品中正（见第七章），至于在社会上，则因汉末大乱，中原衣冠之族，开始播迁。一个世家大族，在本地方，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的，用不著自行表暴。迁徙到别的地方，就不然了。琅琊王氏是世族，别地方的王氏则不然。博陵崔氏是世族，别地方的崔氏则不然。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的，姓崔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哪里的崔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琊王而非别的王氏；是博陵崔而非别的崔氏了。这是讲门阀的所以要重视郡望的原因。到现在，我们旧式婚姻的柬帖上，还残留着这个老废物。这时候，所谓门第的高下，大概是根据于：（一）本来门第的高下。这是相沿的事实，为本地方人所共认，未必有谱牒等物为据。因为古代谱牒，都是史官所记。随着封建的崩坏，久已散佚无存了。（二）秦、汉以来，世家大族，似乎渐渐的都有谱牒（《隋书》著录，有家谱、家传两门。《世说新语》注，亦多引人家的家谱）。而其事较近，各家族中，有何等人物、事迹，亦多为众人所能知、所能记，在这时期以内，一个家族中，要多有名位显著的人，而切忌有叛逆等大恶的事。如此，历时稍久，即能受人承认，为其地之世家（历时不久的，虽有名位显著的人，人家还只认为暴发户，不大看得起他。至于历时究要多久，那自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三）谱牒切忌佚亡，事迹切忌湮没。倘使谱牒已亡；可以做世家的条件的事迹，又无人能记忆；或虽能记忆，而不能证明其出于我之家族中；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我为某世家大族或有名位之人之后；我的世族的资格，就要发生动摇了。要之，不要证据的事，要没人怀疑；要有证据的事，则人证物证，至少要有一件存在；这是当时判定世族资格的条件。谱牒等物，全由私家掌管，自然不免有散佚、伪造等事。政治总是跟着社会走的。为要维持此等门阀制度，官家就亦设立谱局，与私家的谱牒互相钩考；“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了（亦柳芳语）。

当这时代，寒门世族，在仕途上优劣悬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礼节，亦不容相并（可参看《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条）。此等界限，直至唐代犹存。《唐书·高士廉传》及《李义府传》说，太宗命士廉等修《氏族志》，分为九等，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又说：魏大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仍与为婚，故其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杜羔传》说：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邪？”可见唐朝中叶以后，此风尚未铲除。然此时的门阀，已只剩得一个空壳，经不起雨打风吹，所以一到五代时，就成“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之局了（《通志·氏族略》）。这时候的门阀，为什么只剩一个空壳呢？（一）因自六朝以来，所谓世族，做事太无实力。这只要看《廿二史札记·江左诸帝皆出庶族》《江左世族无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各条可见。（二）则世族多贪庶族之富，与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谱，及把自己的家谱出卖的。看《廿二史札记·财昏》《日知录通谱》两条可见。（三）加以隋废九品中正，唐以后科举制度盛行，世族在选举上，亦复不占便宜。此时的门阀，就只靠相沿已久，有一种惰力性维持，一受到（四）唐末大乱、谱牒沦亡的打击，自然无以自存了。

门阀制度，虽盛于魏晋以后，然其根源，实尚远在周秦以前，到门阀制度废除，自古相传的等级，就荡然以尽了（指由封建势力所造成的等级）。

然本族的等级虽平，而本族和异族之间，等级复起。这就不能不叹息于我族自晋以后武力的衰微了。

中国自汉武帝以后，民兵渐废。此时的兵役多以罪人和奴隶充之，亦颇用异族人为兵。东汉以后，杂用异族之风更盛。至五胡乱华之世，遂习为故常（别见第九章）。此时的汉人和异族之间，自然不能不发生阶级，史称北齐神武帝，善于调和汉人和鲜卑。他对汉人则说：“鲜卑人是汝作客（犹今言雇工），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凌之？”对鲜卑人则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疾之？”就俨然一为农奴，一为战士了。但此时期的异族，和自女真以后的异族，有一个大异点。

自辽以前（契丹为鲜卑宇文氏别部，实仍系五胡的分支），外夷率以汉族为高贵而攀援之，并极仰慕其文化，不恤牺牲其民族性，而自愿同化于汉族。至金以后则不然。这只要看五胡除羯以外，无不冒托神明之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是），金以后则无此事；北魏孝文帝，自愿消灭鲜卑语，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除此以外，亦未有拒绝汉族文化的。金世宗却极力保存女真旧风及其语言文字。这大约由于自辽以前的异族，附塞较久，濡染汉人文化较深，金、元、清则正相反之故。渤海与金、清同族，而极仰慕汉人的文化，似由其先本与契丹杂居营州，有以致之，即其一证。对于汉族的压制剥削，亦是从金朝以后，才深刻起来的。五胡虽占据中原，只是一部分政权入于其手。其人民久与汉族杂居，并未闻至此时，在社会上，享有何等特别的权利（至少在法律上大致如此）。契丹是和汉人不杂居的。其国家的组织，分为部族和州县两部分，彼此各不相干（设官分南北面，北面以治部族，南面以治州县）。财赋之官，虽然多在南面，这是因汉族的经济，较其部族为发达之故，还不能算有意剥削汉人。到金朝，则把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用集团之制，与汉族杂居，以便镇压。因此故，其所耕之地，不得不连成片段。于是或藉口官地，强夺汉人的土地（如据梁王庄，太子务等名目，硬说其地是官地之类）；或口称与汉人互换，而实系强夺。使多数人民流离失所。初迁入时，业已如此。元兵占据河北后，尽将军户（即猛安谋克户）。迁于河南，又是这么一次。遂至和汉人结成骨仇血怨，酿成灭亡以后大屠戮的惨祸了（见《廿二史札记·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条）。元朝则更为野蛮。太宗时，其将别迭，要把汉人杀尽，空其地为牧场，赖耶律楚材力争始止（见《元史·耶律楚材传》）。元朝分人为蒙古、色目（犹言诸色人等，包括蒙古及汉族以外的人。其种姓详见《辍耕录》）、汉人（灭金所得的中国人）、南人（灭宋所得的中国人）四种，一切权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的长官，必用蒙古人。又如学校及科举，汉人、南人的考试较难，而出身反劣）。汉人入奴籍的甚多（见《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明代奴仆之数骤增（见《日知录·奴仆》条），怕和此很有关系。清朝初入关时，亦圈地以给旗民。其官缺，则满、汉平分。又有蒙古、汉军、包衣（满洲人的奴仆）的专缺。刑法，则宗室、觉罗（显祖之后称宗室，自此以外称觉罗。宗室俗称黄带子，觉罗俗称红带子，因其常系红黄色的带子为饰。凡汉人杀伤红黄带子者，罪加一等。惟在茶坊酒肆中则否，以其自亵身份也）及旗人，审讯的机关都不同（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户、刑部。包衣由内务府慎刑司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地方官。旗人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审讯）。且都有换刑（宗室以罚养赡银代笞、杖，以板责、圈禁代徒、流、充军。雍正十二年，并推及觉罗。其死罪则多赐自尽。旗人以鞭责代笞、杖，枷号代徒、流、充军。死刑以斩立决为斩监候，斩监候为绞）。都是显然的阶级制度。

民族愈开化，则其自觉心愈显著，其斗争即愈尖锐。处于现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诚不可以不凛然了（近来有一派议论，以为满、蒙等族，现在既已与汉族合为一个国族了，从前互相争斗的事，就不该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恶感。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殊不知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不论何国、何族，在已往，谁没有经过斗争来？现在谁还在这里算陈账？若虑挑起恶感，而于已往之事，多所顾忌而不敢谈，则全部历史，都只好拉杂摧烧之了。汉族两字不宜用，试问在清朝时代的满汉两字，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语，当改作何字？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他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现在当和亲的道理，正可从从前的曾经斗争里看出来，正不必私智穿凿，多所顾虑）。总而言之：凡阶级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经济的。至于种族之间，则其矛盾，倒是较浅的。

近代的人，还有一种缪见，以为种族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同种间的斗争，只是一时的现象，事过之后，关系总要比较亲切些。殊不知为人类和亲的障碍的，乃是民族而非种族。种族的同异在体质上，民族的同异在文化上。体质上的同异，有形状可见，文化上的同异，无迹象可求。在寻常人想起来，总以为种族的同异，更难泯灭，这就是流俗之见，需要学术矫正之处。从古以来，和我们体质相异的人，如西域深目高鼻之民，南方卷发黑身之族，为什么彼我之间，没有造成严重的阶级呢？总而言之：社会的组织，未能尽善，则集团与集团之间，利害不能无冲突。“利惟近者为可争，害惟近者为尤切。”这是事实。至于体质异而利害无冲突，倒不会有什么剧烈的斗争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很明白的证据的。所以把种族看作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俗见。

近代有一种贱民。其起源，或因民族的异同，或因政治上的措置，或则社会上积习相沿，骤难改易。遂至造成一种特别等级。这在清朝时，法律上都曾予以解放。如雍正元年，于山、陕的乐户，绍兴的堕民；五年于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八年于常熟、昭文的丐户；都令其解放同于平民。乾隆三十六年，又命广东的户，浙江的九姓渔户，及各省有似此者，均查照雍正元年成案办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社会上的歧视，往往非政治之力所能转移。所以此等阶层，现在仍未能完全消灭。这是有待于视压迫为耻辱的人，继续努力的了。

阶级制度，在古昔是多少为法律所维持的。及文化进步乃觉得人为的不平等不合于理，此等法律，遂逐渐取消。然社会上的区别，则不能骤泯。社会地位的区别，显而易见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宫室、衣服等等，无形的如语言、举动等等。其间的界限，为社会所公认。彼此交际之间，上层阶级，会自视为优越，而对方亦承认其优越；下层阶级，会被认为低微，而其人亦自视为低微。此等阶级的区别，全由习惯相沿。而人之养成其某阶级的气质，则由于教育（广义的）。维持其某阶级的地位，则由于职业。旧时社会所视为最高阶级的，乃读书做官的人，即所谓士。此种人，其物质的享受，亦无以逾于农工商，但所得的荣誉要多些。所以农工商还多希望改而为士，而士亦不肯轻弃其地位（旧时所谓书香之家，虽甚贫穷，不肯轻易改业，即由于此）。这还是封建残余的势力。此外则惟视其财力的厚薄，以判其地位的高低。所谓贫富，应以维持其所处的阶级的生活为标准。有余的谓之富，仅足的谓之中人，不足的谓之贫。此自非指一时的状况言，而当看其地位是否稳固。所谓稳固，包含三条件：即（一）财产收入，较劳力收入为稳固。（二）有保障的职业，较无保障的为稳固。（三）独立经营的职业，较待人雇用的为稳固。

阶级的升降，全然视其财力。财力足以上升，即可升入上层阶级。财力不能维持，即将落入下层阶级。宫室、衣服等，固然如此，即教育、职业亦然。如农工商要改做士，则必须有力量能从师读书；又必须有力量能与士大夫交际，久之，其士大夫的气质，乃得养成。此系举其一端，其他可以类推。总之，除特别幸运的降临，凡社会上平流而进的，均必以经济上的地位为其基础。下层社会中人，总想升入上层的；上层社会中人，则想保持其地位。旧时的教育，如所谓奋勉以求上进，如所谓努力勿坠其家声等等，无论其用意如何，其内容总不外乎此。至于（一）铲除阶级；（二）组织同阶级中人，以与异阶级相斗争；则昔时无此思想。此因（一）阶级间之相去，并不甚远；（二）而升降也还容易之故。

新式产业兴起以后，情形就与从前不同。从前所谓富、中人、贫，相去实不甚远的，今则相去甚远（所谓中产阶级，当分新旧两种：旧的，如旧式的小企业等，势将逐渐为大企业所吞并。新的，如技术、管理人员等，则皆依附大资本家以自存。其生活形式，虽与上层阶级为侪，其经济地位的危险，实与劳工无异。既无上升之望，则终不免于坠落。所以所谓中间者，实不能成为阶级）。从下级升至上级，亦非徒恃才能所能有济（昔时的小富，个人的能力及际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豪则不然。现在文明之国，所谓实业领袖，多系富豪阶级中人，由别阶级升入的很少）。于是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上级的地位，既不易变动，下级的恶劣境遇，自然不易脱离。环境逼迫着人改变思想，阶级斗争之说，就要风靡一时了。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所以举措不可不极审慎。

第五章　财产

所有制与经济的变革

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第一期为乱世，第二期为升平世，第三期为太平世。这无疑是想把世运逆挽而上，自乱世进入升平，再进入太平的。然则所谓升平、太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们试看，凡先秦诸子，无不认为邃古之世，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后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尽理想，而必有其历史的背景。《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小康，大约就是这个思想的背景罢。大同是孔子认为最古的时代，最好的，小康则渐降而劣，再降就入于乱世了。所谓升平，是想把乱世逆挽到小康，再进而达于大同，就是所谓太平了，这是无可疑的。然则所谓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时代呢？

人是非劳动不能生存的，而非联合，则其劳动将归于无效，且亦无从劳动起，所以《荀子》说人不群则不能胜物（见《王制篇》。胜字读平声，作堪字解，即担当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训。能胜物，即能担当得起事情的意思，并非谓与物争斗而胜之）。当这时代，人是“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的，许多社会学家，都证明原始时代的人，没有个人观念。我且无有，尚何有于我之物？所以这时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种东西，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私有（如衣服及个人所用的器具之类），其实并不是私有，不过不属于这个人则无用，所以常常附属于他罢了。以财产之承袭论，亦是如此（氏族时代，男子的遗物，多传于男子，女子的遗物，多传于女子，即由于此）。当这时代，人与人之间，既毫无间隔，如何不和亲康乐呢？

人类经过原始共产时代、氏族共产时代、以入于家族集产时代，在氏族、家族时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质还很多。孔子所向往的大同，无疑的，是在这一个时代以前。今试根据古书，想象其时的情形如下。

这时代，无疑是个农业时代。耕作的方法，其初该是不分疆界的，其后则依家族之数，而将土地分配（所以孔子说“男有分，女有归”），此即所谓井田制度。井田的制度，是把一方里之地，分为九区。每区一百亩。中间的一区为公田，其外八区为私田。一方里住八家，各受私田百亩。中间的公田，除去二十亩，以为八家的庐舍（一家得二亩半），还有八十亩，由八家公共耕作。其收入，是全归公家的。私田的所入，亦即全归私家。此即所谓助法。如其田不分公私，每亩田上的收获，都酌提若干成归公，则谓之彻法。土田虽有分配，并不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有“还受”和“换主易居”之法（受，谓达到种田的年龄，则受田于公家。还，谓老了，达到无庸种田的年龄，则把田还给公家。因田非私人所有，故公家时时可重行分配，此即所谓“再分配”。三年一换主易居，即再分配法之一种）。在所种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个聚居之所，是之谓邑。合九方里的居民，共营一邑，故一里七十二家（见《礼记·杂记》注引《王度记》。《公羊》何《注》举成数，故云八十家。邑中宅地，亦家得二亩半，合田间庐舍言之，则曰“五亩之宅”），八家共一巷。中间有一所公共的建筑，是为“校室”。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种田，冬天则住在邑内。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的人做领袖。这两个领袖，后世的人，用当时的名称称呼他，谓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筑，在街的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间屋子，谓之塾。当大家要出去种田的时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开了闾门，一个坐在左塾里，一个坐在右塾里，监督着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来时，不带着薪樵以预备做晚饭；都是要被诘责的。出入的时候，该大家互相照应。所带的东西轻了，该帮人家分拿些。带的东西重了，可以分给人家代携，不必客气。有年纪、头发花白的人，该让他安逸些，空手走回来。到冬天，则父老在校室里，教训邑中的小孩子，里正则催促人家“缉绩”。住在一条巷里的娘们，聚在一间屋子里织布，要织到半夜方休。以上所说的，是根据《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汉书·食货志》，撮叙其大略。这虽是后来人传述的话，不全是古代的情形，然还可根据着他，想象一个古代农村社会的轮廓。

农田以外的土地，古人总称为山泽。农田虽按户口分配，山泽是全然公有的。只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可使用（如《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汙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田猎的规则，见《礼记·王制》。《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等官，还是管理此等地方，监督使用的人，必须遵守规则，而且指导他使用的方法的，并不封禁）。

这时候，是无所谓工业的。简单的器具，人人会造，较繁复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但这等人，绝不是借此以营利的。这等人的生活资料，是由大家无条件供给他的，而他所制造的器具，也无条件供给大家用。这是后来工官之本。

在本部族之内，因系公产，绝无所谓交易。交易只行于异部族之间。不过以剩余之品，互相交换，绝无新奇可喜之物。所以许行所主张的贸易，会简单到论量不论质（见《孟子·滕文公上篇》）。而《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言举行蜡祭之时，不许因之举行定期贸易。）蜡祭是在农功毕后举行的，年不顺成，就没有剩余之品可供交易了。此等交易，可想见其对于社会经济，影响甚浅。

倘在特别情形之下，一部族中，缺少了什么必要的东西，那就老实不客气，可以向人家讨，不必要有什么东西交换。后来国际间的乞籴，即原于此。如其遇见天灾人祸，一个部族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自己无力回复，则诸部族会聚集起来，自动替他填补的。《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国遇到火灾，诸侯会于澶渊，以更宋所丧之财（更为继续之意，即现在的赓字），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帮助人家工作，也不算得什么事的。《孟子》说：“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滕文公下》）这件事，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未免不近情理。然如齐桓公合诸侯而城杞（《春秋》僖公十四年），岂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劳么？然则古代必有代耕的习惯，才会有这传说。古代国际间有道义的举动还很多，据此推想，可以说：都是更古的部族之间留传下来的。此即孔子所谓“讲信修睦”。

虽然部族和部族之间，有此好意，然在古代，部族乞助于人的事，总是很少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很有规范的，除非真有不可抗拒的灾祸，决不会沦于穷困。他们生活的规范，是怎样呢？《礼记·王制》说：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这在后来，虽然成为冢宰的职责，然其根源，则必是农村固有的规范。不幸而遇到凶年饥馑，是要合全部族的人，共谋节省的。此即所谓凶荒札丧的变礼。在古代，礼是人人需要遵守的。其所谓礼，都是切于生活的实际规则，并不是什么虚文。所以《礼记·礼器》说：“年虽大杀，众不恇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

一团体之中，如有老弱残废的人，众人即无条件养活他。《礼记·王制》说：孤、独、鳏、寡，“皆有常饩”。又说：“喑、聋、跛、躃、断者（骨节断的人）、侏儒（体格不及标准。该包括一切发育不完全的人），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旧说：看他会做什么工，就叫他做什么工。这解释怕是错的。这一句和上句，乃是互言以相备。说对孤、独、鳏、寡供给食料，可见对此等残废的人，亦供给食料；说对此等残废的人，供给器用，可见对孤、独、鳏、寡亦供给器用。乃古人语法如此。《荀子·王制篇》作“五疾上收而养之”可证。

此等规则都实行了，确可使匹夫、匹妇，无不得其所的；而在古代，社会内部无甚矛盾之世，我们亦可以相信其曾经实行过的。如此，又何怪后人视其时为黄金时代呢？视古代为黄金时代，不但中国，希腊人也有这样思想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根本是两件事。讲物质文明，后世确是进步了。以社会组织论，断不能不承认是退步的。

有许多遗迹，的确可使我们相信，在古代财产是公有的。《书经·酒诰篇》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这是周朝在殷朝的旧土，施行酒禁时严厉的诰诫。施行酒禁不足怪，所可怪的，是当此酒禁严厉之时，何不在家独酌？何得还有群饮触犯禁令的人，致烦在上者之诰诫？然则其所好者，在于饮呢？还是在于群呢？不论什么事，根深柢固，就难于骤变了。汉时的赐酺，不也是许民群饮么？倘使人之所好，只在于饮而不在于群，赐酺还算得什么恩典？可见古人好群饮之习甚深。因其好群饮之习甚深，即可想见其在邃古时，曾有一个共食的习惯。家家做饭自己吃，已经是我们的耻辱了。《孟子》又引晏子说：“师行而粮食。”粮同量，谓留其自吃的部分，其余尽数充公。这在晏子时，变成虐政了，然推想其起源，则亦因储藏在人家的米，本非其所私有，不过借他的房屋储藏（更古则房屋亦非私有），所以公家仍可随意取去。

以上所说，都是我们根据古籍所推想的大同时代的情形。虽然在古籍中，已经不是正式记载，而只是遗迹，然有迹则必有迹所自出之履，这是理无可疑的。然则到后来，此等制度，是如何破坏掉的呢？

《天工开物》插图

旷观大势，人类全部历史，不外自塞而趋于通。人是非不断和自然争斗，不能生存的。所联合的人愈多，则其对自然争斗的力愈强。所以文明的进步，无非是人类联合范围的扩大。然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进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却不能与之并进。于是天灾虽澹，而人祸复兴。

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因为（一）农业社会，性质和平，不喜战斗。（二）资产笨重，难于迁移。（三）而猎牧社会，居无定所，去来飘忽，农业社会，即幸而战争获胜，亦很难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四）他们既习于战斗，（五）又是以侵略为衣食饭碗的，得隙即来。农业社会，遂不得不于可以忍受的条件之下，承认纳贡而言和；久之，遂夷为农奴；再进一步，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愈益密切，遂合为一个社会，一为治人者，食于人者，一为治于人者，食人者了。封建时代阶级制度的成立，即缘于此（参看上章）。

依情理推想，在此种阶级之下，治者对于被治者，似乎很容易为极端之剥削的。然（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亦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职是故，被征服的社会，内部良好的组织，得以保存。一再传后，征服者或且为其所同化，而加入于其组织之中。古语说君者善群（这群字是动词，即组织之义），而其所以能群，则由于其能明分（见《荀子·王制》《富国》两篇）。据此义，则征服之群之酋长，业已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化，依据其规则，负起组织的责任来了。当这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来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的封土，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更。士，不过禄以代耕，其生活程度，与农夫相仿佛。农则井田之制仍存。工商亦仍无大利可牟。征服之族，要与被征服之族在经济上争利益者，亦有种种禁例，如“仕则不稼，田则不渔”之类（见《礼记·坊记》。《大学》：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董仲舒对策，说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此等，在后来为道德上的教条，在当初，疑有一种禁令）。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虽然和寄生虫并存，还不至危及生命健康，总还算一个准健康体，夫是之谓小康。

小康时代，又成过去，乱世就要来了。此其根源：（一）由初期的征服者，虽然凭恃武力，然其出身多在瘠苦之地，其生活本来是简陋的。凡人之习惯，大抵不易骤变，俭者之不易遽奢，犹奢者之不能复俭。所以开国之主，总是比较勤俭的。数传之后，嗣世之君，就都变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的纨袴子弟了。其淫侈日甚，则其对于人民之剥削日深，社会上的良好规制，遂不免受其影响（如因政治不善，而人民对于公田耕作不热心，因此发生履亩而税的制度，使井田制度受其影响之类）。（二）则商业发达了，向来自行生产之物，可以不生产而求之于人；不甚生产之物，或反可多生产以与人交易。于是旧组织不复合理，而成为获利的障碍，就不免堕坏于无形了。旧的组织破坏了，新的组织，再不能受理性的支配，而一任事势的推迁。人就控制不住环境，而要受环境的支配了。

当这时代，经济上的变迁，可以述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因人口增加，土地渐感不足，而地代因之发生。在这情形之下，土地荒废了，觉得可惜，于是把向来田间的空地，留作道路和备蓄泄之用的，都加以垦辟，此即所谓“开阡陌”（开阡陌之开，即开垦之开。田间的陆地，总称阡陌。低地留作蓄水泄水之用的，总称沟洫。开阡陌时，自然把沟洫也填没了。参看朱子《开阡陌辩》）。这样一来，分地的标记没有了，自然可随意侵占，有土之君，利于租税之增加，自然也不加以禁止，或且加以倡导，此即孟子所谓“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滕文公上篇》）。一方面靠暴力侵占，一方面靠财力收买，兼并的现象，就陆续发生了。

（二）山泽之地，向来作为公有的，先被有权力的封君封禁起来，后又逐渐入于私人之手。（《史记·平准书》说：汉初山川、园池，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为私奉养。此即前代山泽之地。把向来公有的山泽，一旦作为私有，在汉初，决不会，也决不敢有这无理的措置，可见自秦以前，早已普遍加以封禁了。管子官山府海之论，虽然意在扩张国家的收入，非以供私人之用，然其将公有之地，加以封禁则同。《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诸大企业家，有从事于畜牧的，有从事于种树的，有从事于开矿的，都非占有山泽之地不行。这大约是从人君手里，以赏赐、租、买等方法取得的。）

（三）工业进化了，器用较昔时为进步，而工官的制造，未必随之进步。或且以人口增加而工官本身，未尝扩张，量的方面，亦发生问题。旧系家家自制之物，至此求之于市者，亦必逐渐增加。于是渐有从事于工业的人，其获利亦颇厚。

（四）商人，更为是时活跃的阶级。交换的事情多了，居间的商人随之而增多，这是势所必至的。商业的性质，是最自利的。依据它的原理，必须以最低的价格（只要你肯卖）买进，最高的价格（只要你肯买）卖出。于是生产者、消费者同受剥削，而居间的商人独肥。

（五）盈天地之间者皆物，本说不出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所以分为我的、你的，乃因知道劳力的可贵，我花了劳力在上面的东西，就不肯白送给你。于是东西和东西，东西和劳力，劳力和劳力，都可以交换。于是发生了工资，发生了利息。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君虽然霸占了许多财产，还颇能尽救济的责任，到后来，便要借此以博取利息了。孟子述晏子的话，说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下篇》），而《战国策》载冯煖为孟尝君收债，尽焚其券以市义，就显示着这一个转变。较早的时代，只有封君是有钱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债。后来私人有钱的渐多，困穷的亦渐众，自然放债取利的行为，渐渐的普遍了。

（六）在这时代，又有促进交易和放债的工具发生，是为货币的进步（别见《货币篇》）。货币愈进步，则其为用愈普遍，于是交易活泼，储蓄便利，就更增进人的贪欲。（物过多则无用，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济的。货币既兴，此物可以转变为他物，储蓄的亦只要储蓄其价值，就不容易觉得其过剩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发生下列三种人：

（一）大地主。其中又分为（甲）田连阡陌及（乙）擅山泽之利的两种人。

（二）大工商家。古代的工业家，大抵自行贩卖，所以古人统称为商人。然从理论上剖析之，实包括工业家在内，如汉时所称之“盐铁”（谓制盐和鼓铸铁器的人），其营业，即是侧重在制造方面的。

（三）子钱家。这是专以放债取息为营业的。

要知道这时代的经济情形，最好是看《史记》的《货殖列传》。然《货殖列传》所载的，只是当时的大富豪。至于富力较逊，而性质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贷者），那就书不胜书了。

精神现象，总是随着生活环境而变迁的。人，是独力很难自立的，所以能够生存，无非是靠着互助。家族制度盛行，业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个个的小单位。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剥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们的对立尖锐。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甚难，而要堕落下去则甚易。即使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强力，不易保持的。人们遂都汲汲皇皇，不可终日。董仲舒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剖析当时所谓贤士、隐士、廉吏、廉贾、壮士、游侠、妓女、政客、打猎、赌博、方技，犯法的吏士、农、工、商贾，各种人的用心，断言他的内容，无一而非为利。而又总结之曰：“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韩非子》说：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而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显学篇》）。话似近情，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利，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成立甚难；而且侈惰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谁之罪？而独严切地责备不幸的人，这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人心大变。此即所谓乱世。

社会改革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已见第三章。新文化的进步，就是旧组织的崩溃）。然在东周以后，社会的旧组织，虽已崩溃，而人们心上，还都觉得这新成立的秩序为不安；认为他是变态，当有以矫正之。于是有两汉时代不断的社会改革运动。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

汉代人的议论，我们要是肯细看，便可觉得他和后世的议论，绝不相同。后世的议论，都是把社会组织的缺陷，认为无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汉代人的议论，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这个，只要看最著名的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见得。若能细读《汉书》的《王贡两龚鲍》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就更可明白了。但他们有一个通蔽，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不知领导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误以为治者阶级，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而不知道这只是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实际，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少数人，只是立于两者之间，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而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他为发力机，鼓动多数治者，为被治者谋幸福，真是缘木求鱼，在理论上决不容有这回事。

理所可有，而不能实现之事多矣，理所必无，而能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闻。这种错误，固然是时代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总是不能有成，则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固定，决不会有例外。

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见《管子·轻重》各篇）。汉代还是如此。汉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复井田的。因为事不易行，所以让步到“限民名田”。其议发于董仲舒。哀帝时，师丹辅政，业已定有办法，因为权戚所阻挠，未能实行。法家的主张，桑弘羊曾行之。其最重要的政策，是盐铁官卖及均输。均输是官营商业。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贩的出口货做贡赋，官贩卖之于别地方。

弘羊的理论，略见《盐铁论》中。著《盐铁论》的桓宽，是反对桑弘羊的（《盐铁论》乃昭帝时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话，桓宽把他整理记录下来的。贤良文学都是治儒家之学的。弘羊则是法家，桓宽亦信儒家之学）。其记录，未必会有利于弘羊，然而我们看其所记弘羊的话，仍觉得光焰万丈，可知历来以弘羊为言利之臣，专趋承武帝之意，替他搜刮，实在是错误的。但弘羊虽有此种抱负，其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

在中国经学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谓今古文之争。今古文之争，固然自有其学术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关系亦绝大。提倡古文学的刘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关系的人。我们向来不大明白他们的理由，现在却全明白了。王莽是主张改革经济制度的人。他的改革，且要兼及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今文经是只有平均地权的学说，而无节制资本的学说的。这时候，社会崇古的风气正盛。欲有所作为，不得不求其根据于古书。王莽要兼行节制资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于古文经了。这是旁文。我们现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

（一）他把天下的田，都名为王田（犹今言国有）；奴婢名为私属；都不得卖买，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的，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二）设立六筦之制：（甲）盐，（乙）酒，（丙）铁，（丁）山泽，（戊）五均赊贷，（己）铁布铜冶。其中五均赊贷一项，是控制商业及借贷的。余五项，系将广义的农业和工业，收归官营。

（三）五均，《汉书·食货志》《注》引邓展，谓其出于河间献王所传的《乐语》《乐元语》。臣瓒引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这是古代的官营商业。其为事实或法家的学说未可知，而要为王莽的政策所本。王莽的制度：是改长安东西市令，又于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处，都设司市师（师是长官之意）。各以四时仲月（二、五、八、十一月），定该区中货物的平价。货物实系有用而滞销的，照他的本钱买进。物价腾贵，超过平价一钱时（汉时钱价贵，故超过一钱，即为腾贵），则照平价出卖。又在司市师之下，设泉府丞（丞是副官的意思）。经营各种事业的人，都要收税，名之为贡（其额按纯利十分之一）。泉府收了这一笔贡，用以借给困乏的人。因丧祭等事而借的，只还本，不取息，借以营利的，取年息十分之一。

王莽的变法，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其理由已述于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根本上注定要失败的事，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但是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人遂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从此告终了。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

虽然在停顿时期，枝节的改革，总还不能没有的。今亦略述其事如下：

当这时代，最可纪念的，是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经绝望，平和的限民名田政策还不能行，于是又有一种议论，说平均地权之策，当行之于大乱之后，地广人稀，土田无主之日。于是有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这三法的要点是：（一）因年龄、属性之别，以定受田的多少。（二）在北魏的均田令中，有露田和桑田的区别。唐朝则名为口分田和世业田。桑田和世业田，是可以传世的，露田和口分田，则受之于官，仍要还之于官。（三）唐制又有宽狭乡之别。田亩之数，足以照法令授与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四）有余田的乡，是要以给比连之乡的。州县亦是如此。（五）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无可卖之理。这该是奖励人民从狭乡迁到宽乡去的意思。法律上的解释，等于官收其田而卖却之，而将卖田所得之款，发给为奖励费。许其自卖，只是手续简便些罢了）。（六）虽然如此，世业田仍有其一定制限，买进的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最小限度以内，亦不得再卖却。统观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晋法定后，天下旋乱，曾否实行，论者甚至有怀疑的。北魏及唐，曾实行至何程度，历史上亦无明确的记载）。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

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济事业之量，决不能等于社会上需要救济之量，这是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的。因为救济人者，必先自觉有余，然后能斥其所余以救济人。然救济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于所救济的人，因而他所拿出来的，均摊在众人头上，必不能使被救济者之生活程度，与救济之者相等。而人之觉得足不足，并不是物质上真有什么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如此，故被救济者在心理上永无满足之时。又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一个人的财富，往往是从剥削他人得来的，而他的自觉有余必在先，斥其余以救济他人必在后。自剥削至于救济，其中必经过相当的时间。在此时间之中，被剥削者，必已负有很大的创伤，即使把所剥削去的全数都还了他，亦已不够回复，何况还不能全数还他呢），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调剂土满和人满，总不能没有移民，而在现在的文化状况之下，移民又是很难实行的。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成立的了。

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至德宗建中元年（民国纪元前1132年），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人民的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

自晋武帝太康元年（民国纪元前1632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五百年。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兼并现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厉害的，为南宋时浙西一带的兼并。因为这时候，建都在临安，浙西一带，阔人多了，竞以兼并为事，收租奇重。宋末，贾似道要筹款，就用低价硬买做官田。田主固然破产了。佃户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时“额重纳轻”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到明初平张士诚，太祖恶其民为士诚守，对于苏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为官税。后来虽屡经减免，直到现在，这一带田赋之重，还甲于全国。兼并的影响，亦可谓深了。

财产分配政策

物价的高低，东汉以后，更无人能加以干涉。只有食粮，关系人民的利害太切了，国家还不能全然放任。安定谷价的理论，始于李悝。李悝说籴（谷价）甚贱伤农，甚贵伤民（此民字指谷之消费者，与农为谷之生产者立于相对的地位）。主张当新谷登场时，国家收买其一部分，至青黄不接时卖出，以保持谷的平价。汉宣帝时，谷价大贱，大司农耿寿昌，于若干地方行其法，名其仓为常平仓。此法虽不为牟利起见，然卖出之价，必比买进之价略高，国家并无所费，而人民实受其益，实可称法良意美。然在古代，谷物卖买未盛则有效。至后世，谷物的市场日广，而官家的资本甚微，则即使实力奉行，亦难收控制市场之效；何况奉行者又多有名无实；甚或并其名而无之呢？所以常平仓在历代法令上，虽然是有的时候多，实际上并无效力。隋文帝时，工部尚书长孙平创义仓之法，令人民于收成之日，随意劝课，即于当社立仓存贮。荒歉之时，用以救济。后周时有惠民仓。将杂配钱（一种杂税的名目）的几分之几，折收谷物，以供凶年平籴之用。宋时又有广惠仓。募人耕没入和户绝田，收其租以给郭内穷苦的人民。这都是救济性质。直到王安石出来，行青苗法，才推广之，以供借贷之用。青苗法是起于李参的。李参在陕西做官时，命百姓自度耕种的赢余，告贷于官。官贷之以钱。及秋，随赋税交还。王安石推行其法于诸路。以常平、广惠仓所储的钱谷为贷本（仓本所以贮谷，后世因谷的储藏不便，亦且不能必得，遂有兼储钱的。需用时再以钱买谷，或竟发钱）。当时反对者甚多，然其本意是好的，不过官不是推行此法的机关，不免有弊罢了〔反对青苗的人，有的说他取息二分太重，这是胡说，当时民间利率，实远重于此。青苗之弊：在于（一）人民不敢与官交涉。（二）官亦不能与民直接，势必假手于吏胥，吏胥多数是要作弊的，人民更不敢与之交涉。（三）于是听其自然，即不能推行。（四）强要推行，即不免抑配。（五）借出之款，或不能偿还，势必引起追呼。（六）又有勒令邻保均赔的。（七）甚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或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的。总而言之，是由于办理的机关的不适宜〕。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州大饥。朱子请于府，得常平仓粟六百石，以为贷本。人民夏天来借的，到冬加二归还。以后逐年如此。小荒则免其半息，大荒则全免其息。如此十四年，除将原本六百石还官外，并将余利，造成仓廒，得粟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自此借贷就不再收息了。朱子此法，其以社为范围，与长孙平的义仓同。不但充平籴及救济，而兼供借贷，与王安石的青苗法同。以社为范围，则易于管理，易于监察，人民可以自司其事。如此，则有将死藏的仓谷出贷，化为有用的资本之利，而无青苗法与官交涉之弊。

所以历来论者，都以为此法最善；有与其提倡常平、义仓，不如提倡社仓的倾向。义仓不如社仓，诚然无可争辩，这是后起者自然的进步。常平和社仓，则根本不是一件事。常平是官办的，是和粮食商人斗争的。义仓和社仓，都是农民互助的事。固然，农民真正充足了，商人将无所施其剥削，然使将现在社会上一切剥削农民之事，都铲除了，农民又何至于不足呢？固然，当时的常平仓，并没有控制市场之力；至多当饥荒之际，开办平籴，惠及城市之人。然此乃常平办理之不得其法，力量的不够，并不是其本质不好。依正义及经济政策论，国家扶助农民和消费者，铲除居间者的剥削，还是有这义务；而在政策上也是必要的。所以常平和社仓，至少该并行不废。再者，青苗法以官主其事，固然不好，社仓以人民主其事，也未必一定会好的。因为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同样要吮人膏血的，并无彼此之分。主张社仓的，说社仓范围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管理的人，难于作弊。然而从来土豪劣绅都是明中把持、攘夺，并不是暗中攫取的。义仓创办未几，即或因人民不能管理，而移之于县。社仓，据《文献通考》说：亦是“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甚者拘催无异正赋”。以为非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不为功。可见防止贪污土劣的侵渔，仍不能无借于人民的自卫了。平抑粮食以外他种物价之事，东汉以后无之。只有宋神宗熙宁五年，曾立市易司，想平抑京师的物价，然其后事未能行。

借贷，亦始终是剥削的一种方法。最初只有封君之类是有钱的人，所以也只有他们能营高利贷的事业。后来事实虽然变换了，还有借他们出面的。如《汉书·谷永传》说：当时的掖庭狱，“为人起债（代人放债），分利受谢”是。亦有官自放债的。如隋初尝给内官以公廨钱，令其回易生利，这种公廨钱，就是可以放债的。其类乎封建财产的，则南北朝以后，僧寺颇多殷富，亦常为放债的机关。

私人放债取利，较大的，多为商贾所兼营，如《后汉书·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则并有代他奔走的人了。《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当时的回鹘，多放羊羔利（利上起利）。回鹘也是从西域到中国来经商的。这是因商人手中，多有流动资本，所以兼营此业最便。至于土豪劣绅之类，即在本地方营高利贷业的，其规模自然较此为小，然其数则甚多，而其手段亦极酷辣。《宋史·食货志》载司马光疏，说当时的农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陈舜俞传》说：当时放债的人，虽“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斧锜之属，皆杂取之”。便可见其一斑了。

大抵借贷有对人信用和对物信用两种。对物信用，须能鉴别其物，知其时价；对人信用，则须调查其人之财产及行为；亦有一番事情，且须有相当知识。这在放债者方面，亦须有一种组织。所以逐渐发达，而成为近代的钱庄及当铺。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

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这在当时，还无怪其然（古代学问的发达，不能不为地域所限。儒学盛于鲁。法家之学，托诸管子，疑其初盛于齐。《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泻卤，人民寡，太公劝女工，极技巧，通鱼盐，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齐冠带衣履天下。这或者出于附会。然齐鱼盐工商之业皆盛，则是不诬的。齐国在当时，资本必较发达，所以节制资本的思想，就起于其地了），然至后世，学者的眼光，仍限于这一个圈子里，就可怪了。如前述汉代儒家的议论，即其一证。宋学兴起，在中国思想界，是最有特色的。宋儒亦很留心于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纯粹的宋学家，亦只重视复井田为致太平之策，那又是其一证。然此犹其小者。至其大者，则未审国家的性质。不知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其中虽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然而总只是少数。其力量，较诸大多数的通常人，远觉绵薄。即使这少数人而得位乘时，使其监督大多数人，不敢放手虐民，即所谓去其泰甚，已觉得异常吃力。至于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则其事必不可能。

如此，所以历代所谓治世的政治，往往是趋于放任的；而一行干涉的政策，则往往召乱。然则但靠国家之力，如何能均平贫富呢？新莽以此失败了，而后世的人，还是这种思想。我们试看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他说：“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急务，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他看得天下之物，是天下人所公有；当由一个代表正义的人，为之公平分配，而不当由自私自利的人，擅其利而私其取予，以役使众人；其意昭然若揭。然欲以此重任，责之于后世的所谓天子，云胡可得呢？

中国读书人所以有这思想，是因为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在传统思想上，说这本是君之责任故。然在极古的时代，君权大而其所治之国小；而且大同时代的规则，尚未尽废；或者可以做到几分。在后世，则虽甚神圣，亦苦无下手之处了。而中国讲改革的人，都希望着他，如何能不失败呢？龚自珍是近代最有思想的人。他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标题为《平均篇》，畅发一切乱源，根本都在经济上分配的不平。最高的治法，是能使之平均。就其现象，与之相安，则不足道。其观察亦可谓极深刻。然问其方法，则仍是希望握政权者，审察各方面的情形，而有以措置之，则仍是一条不通的路而已。龚氏是距离现在不过百年的人，而其思想如此，可见旧日的学者，其思想，全然局限于这一个范围之中。这是时代为之，自然怪不得古人。然在今日，却亦不可不知道昔人所走的路是一条不通的路而再奉其思想为金科玉律。

现代的经济情形，和从前又大不相同了。自从西力东侵以来，我们的经济，已非复闭关独立之世，而与世界息息相通。在工业革命以前，最活跃的是商人阶级。所以历代的议论，都主张重农抑商。自工业革命以后，则商人反成为工业家的附属，不过略沾其余润，所以中国推销洋货的人，即世所称为买办阶级者，在中国社会里，虽俨然是个富豪，而以世界眼光观之，则仍不免在小贫之列。在现代的经济状况之下，断不容我们故步自封。

世界的经济情形，自从工业发达了，积集的资本遂多，而金融资本，又极跋扈。工业品是要寻求销路的，而且还要霸占资源，就是固定和流动的资本，也要输出国外，皆不得不以武力保其安全。于是资本主义发展而成为帝国主义。历代的劳资对立，资本家是在国内的，现在则资本家在国外。于是民生问题和民族问题，并为一谈，再不能分离解决了。我们现在，该如何审慎、勇敢、强毅，以应付这一个目前的大问题呢？

第六章　官制

历代官职的变迁

官制是政治制度中最繁复的一门。（一）历代设官既多，（二）而又时有变迁。（三）它的变迁又不是审察事实和制度不合而条理系统地改正的，而是听其迁流之所至。于是有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亦有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名实既不相符，循其名遂不能知其实。而各官的分职，亦多无理论可循。求明白其真相，就很不容易了。然官制毕竟是政治的纲领。因为国家要达其目的，必须有人以行之。这行之之人，就是所谓官。所以明于一时代所设之官，即能知其时所行之政。对于历代的官制，若能知其变迁，即亦能知其政治的变迁了。

人的见解，总是较时代落后一些的。时代只有新的，而人之所知，却限于旧。对付未来的方法，总是根据既往的情形，斟酌而出之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全合。制度才定出来，即已不适于用。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一）非格不能行，（二）即名存实亡，这是一切制度都如此的，而官制亦不能例外。我国的官制，大略可分为六期：（一）自周以前，为列国时代的制度。（二）而秦及汉初统一时代的制度，即孕育于其末期。（三）因其大体自列国时代蜕化而来，和统一时代不甚适合，不久即生变迁。各方面变迁的结果，极其错杂不整。直至唐朝，才整理之，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制度。（四）然整理甫经就绪，又和事实不符。唐中叶以后，又生变迁，而宋朝沿袭之。（五）元以异族，入主中原，其设施自有特别之处。明朝却沿袭着他。清朝的制度，又大略沿袭明朝。然因实际情形的不同，三朝的制度，又自有其大相违异之处。（六）清朝末叶，因为政体改变，官制亦随之改变。然行之未久，成效不著。直至今日，仍在动荡不定之中。以上略举其变迁的大概，以下再略加说明。因为时间所限，亦只能揭举其大纲而已。

官有内外之分。内官即中央政府之官，是分事而治的。全国的政务，都汇集于此，依其性质而分类，一官管理一类的事。又有综合全般状况，以决定施政的方针的，是即所谓宰相。外官则分地而治。在其地界以内，原则上各事都要管的。出于地界以外，则各事一概不管。地方区划，又依等级而分大小。上级大的区划，包含若干下级小的区划。在行政上，下级须听上级的指挥。这是历代官制的通则。

列国并立之世，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和统一时代的制度相近了。因为此时期，大国之中，业已包含若干郡县。但其本身，仍只等于后世一个最大的政治区域。列国官制：今文家常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这只是爵，没有说出他的职守来。三公依今文家说，是司马、司徒、司空。九卿无明文。古文家说，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冢宰（天官）、司徒（地官）、宗伯（春官）、司马（夏官）、司寇（秋官）、司空（冬官）为六卿（许慎《五经异义》）。按今文说的三公，以配天、地、人（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古文说的六卿，以配天、地、四时。此外还有以五官配五行等说法。（见《左氏》昭公十七年、二十九年。《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这不过取古代的官，随意拣几个编排起来，以合学说的条理而已。和古代的事实，未必尽合。古代重要的官，不尽于此；并非这几个官特别重要；不过这几个官，亦是重要的罢了。司马是管军事的，司徒是统辖人民的，司空是管建设事务的。古代穴居，是就地面上凿一个窟窿，所以谓之司空（空即现在所用的孔字）。《周官》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其实这句话也靠不住。性质既不相同，安可相补？不过《考工记》也是讲官制的。和《周官》性质相类，昔人视为同类之书，合编在一起，后人遂误以为补罢了）。《周官》说实未尝谓司空掌工事，后世摹仿《周官》而设六部，却以工部拟司空，这是后人之误，不可以说古事的。冢宰总统百官，兼管宫内的事务，其初该是群仆的领袖。所以大夫之家亦有宰。至于天子诸侯，则实际本来差不多的。天子和诸侯、大国和小国制度上的差异，不过被著书的人说得如此整齐，和实际亦未必尽合。宗伯掌典礼，和政治关系最少，然在古代迷信较深之世，祭祀等典礼，是看得颇为隆重的。司寇掌刑法，其初当是军事裁判（说详第十章）。三公坐而论道，三孤为之副，均无职事。案《礼记•曾子问》说：“古者男子，内有傅，外有慈母。”《内则》说：国君世子生，“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俭，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太师、太傅、太保，正和师、慈、保三母相当。古夫亦训傅，两字盖本系一语，不可以称妇人，故变文言慈。然则古文的三公，其初乃系天子私人的侍从，本与政事无关系，所以无职事可言。《周官》说坐而论道之文，乃采诸《考工记》，然《考工记》此语（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是指人君言，不是指大臣言的，说《周官》者实误采。总而言之：今文古说，都系春秋战国时的学说，未必和古代的事实密合。然后世厘定制度的人，多以经说为蓝本。所以虽非古代的事实，却是后世制度的渊源。

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列国时代的地方区划，其大的，不过是后世的乡镇。亦有两种说法：《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七十二家，参看上章）。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这是今文说。《周官》则乡以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遂以五家为邻，邻有长。五邻为里，里有宰。四里为酂，酂有长。五酂为鄙，鄙有师。五鄙为县，县有正。五县为遂，遂有大夫。这是古文说。这两种说法，前者和井田之制相合，后者和军队编制相合，在古代该都是有的。后来井田之制破坏，所以什伍之制犹存，今文家所说的组织，就不可见了。

汉初的官制，是沿袭秦朝的。秦制则沿自列国时代。中央最高的官为丞相。秦有左右，汉通常只设一丞相。丞相之副为御史大夫（中央之官，都是分事而治的。只有御史是皇帝的秘书，于事亦无所不预，所以在事实上成为丞相的副手。汉时丞相出缺，往往以御史大夫升补）。武官通称为尉。中央最高的武官，谓之太尉。这是秦及汉初的制度。今文经说行后，改太尉为司马，丞相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谓之三公，并称相职。又以太常（本名奉常，掌宗庙礼仪）、光禄勋（本名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尝改为大理）、大鸿胪（本名典客，掌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大司农（本名治粟内史，掌谷货）、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为九卿。这不过取应经说而已，并无他种意义。三公分部九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属司马。太仆、廷尉、大鸿胪属司徒。宗正、大司农、少府属司空），亦无理论根据。有大事仍合议。后汉司马仍称太尉。司徒、司空，均去大字，余皆如故。

外官：秦时以郡统县。又于各郡都设监御史。汉不遣监御史，丞相遣使分察州（案州字并非当时的区域名称，后人无以名之，乃名之为州。所以截至成帝改置州牧以前，州字只是口中的称呼，并非法律上的名词）。武帝时，置部刺史十三人，奉诏书六条，分察诸郡［（一）条察疆宗巨家。（二）条察太守侵渔聚敛。（三）条察失刑。（四）条察选举不平。（五）条察子弟不法，都是专属太守的。（六）条察太守阿附豪强］。成帝时，以何武之言，改为州牧。哀帝时复为刺史。后又改为州牧。后汉仍为刺史，而止十二州，一州属司隶校尉（武帝置，以治巫蛊的，后遂命其分察一部分郡国）。按《礼记·王制》说：“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这或者傅会周初的三监，说未必确，然天子遣使监视诸侯（实即大国之君，遣使监视其所封或所属的小国），则事所可有。大夫之爵，固较方伯为低。秦代御史之长，爵不过大夫。汉刺史秩仅六百石，太守则两千石。以卑临尊，必非特创之制，必然有所受之。以事实论，监察官宜用年少新进的人，任事的官，则宜用有阅历有资望之士，其措置亦很适宜的。何武说：“古之为治者，以尊临卑，不以卑临尊。”不但不合事宜，亦且不明经义。旧制恢复，由于朱博，其议论具载《汉书》，较之何武，通达多了。太守，秦朝本单称守，汉景帝改名。秦又于各郡置尉，景帝亦改为都尉。京师之地，秦时为内史所治。汉武帝改称京兆尹，又分其地置左冯翊，右扶风，谓之三辅。诸王之国，设官本和汉朝略同。亦有内史以治民。七国乱后，景帝乃令诸侯王不得自治民，改其丞相之名为相，使之治民，和郡守一样。县的长官，其秩是以户数多少分高下的。民满万户以上称令，不满万户称长。这由于古代的政治，是属人主义，而非属地主义之故。侯国的等级，与县相同。皇太后、公主所食的县称为邑。县中兼有蛮夷的谓之道。这亦是封建制度和属人主义的色彩。

秦汉时的县，就是古代的国，读第三章可见。县令就是古代的国君，只能总握政治的枢机，发踪指示，监督其下。要他直接办事，是做不到的。所以真正的民政，非靠地方自治不可。后世地方自治之制，日以废坠，所以百事俱废。秦汉时则还不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其时的制度系以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一里百家，有里魁检察善恶，以告监官。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管教化，体制最尊。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其权尤重。人民竟有知啬夫而不知有郡县的（见《后汉书·爰延传》）。和后世绝不相同。

以上所述，是秦及汉初的制度。行之未几，就起变迁了。汉代的丞相，体制颇尊，权限亦广。所谓尚书，乃系替天子管文书的，犹之管衣服的谓之尚衣，管食物的谓之尚食，不过是现在的管卷之流。其初本用士人，汉武帝游宴后庭，才改用宦官，谓之中书谒者令。武帝死后，此官本可废去，然自武帝以来，大将军成为武官中的高职。昭宣之世，霍光以大将军掌握政权。其时的丞相，都是无用或年老的人，政事悉从中出。沿袭未改。成帝时，才罢中书宦官，然尚书仍为政本，分曹渐广。后汉光武，要行督责之术。因为宰相都是位高望重的人，不便督责他，于是崇以虚名，而政事悉责成尚书。尚书之权遂更大。魏武帝握权，废三公，恢复丞相和御史大夫之职。此时相府复有大权，然只昙花一现。魏文帝篡汉后，丞相之官，遂废而不设。自魏晋至南北朝，大抵人臣将篡位时则一设之，已篡则又取消。此时的尚书，为政务所萃，然其亲近又不敌中书。中书是魏武帝为魏王时所设的秘书监，文帝篡位后改名的，常和天子面议机密。所以晋初荀勖从中书监迁尚书令，人家贺他，他就发怒道：“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焉”了。侍中是加官，在宫禁之中，伺候皇帝的。汉初多以名儒为之。从来贵戚子弟，多滥居其职。宋文帝自荆州入立，信任王府旧僚，都使之为侍中，与之谋诛徐羡之等，于是侍中亦参机要。至唐代，遂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相职。中书主取旨。门下主封驳。尚书承而行之。尚书诸曹，魏晋后增置愈广，皆有郎以办事。尚书亦有兼曹的。隋时，始以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分统诸司。六曹皆置侍郎，诸司则但置郎。是为后世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之始。三公一类的官，魏晋后亦时有设置，都不与政事，然仍开府分曹，设置僚属。隋唐始仿《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都不设官属。则真成一个虚名，于财政亦无所耗费了。九卿一类的官，以性质论，实在和六部重复的。然历代都相沿，未曾并废。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后，御史的机关仍在。其官且有增置。唐时分为三院：曰台院，侍御史属之。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曰监院，监察御史属之。御史为天子耳目，历代专制君主，都要防臣下的壅蔽，所以其权日重。

前汉的改刺史为州牧，为时甚暂。至后汉末年，情形就大不同了。后汉的改刺史为州牧，事在灵帝中平五年，因四方叛乱频仍，刘焉说由刺史望轻而起。普通的议论，都说自此以后，外权就重了。其实亦不尽然。在当时，并未将刺史尽行改作州牧（大抵资深者为牧，资浅者仍为刺史，亦有由刺史而升为牧的）。然无论其为刺史，为州牧，实际上都变成了郡的上级官，而非复监察之职。而且都有兵权，如此，自然要尾大不掉了。三国分离，刺史握兵之制，迄未尝改。其为乱源，在当时是人人知道的。所以晋武帝平吴后，立即罢州牧，省刺史的兵，去其行政之权，复还监察之职。这真是久安长治之规。惜乎“虽有其言，不卒其事”（《续汉书·百官志》《注》语）。而后世论者，转以晋武帝的罢州郡兵备，为召乱的根源，真是殉名而不察其实了。东晋以后，五胡扰乱，人民到处流离播迁，这时候的政治，还是带有属人主义的。于是随处侨置州郡，州的疆域，遂愈缩愈小，寖至与郡无异了（汉朝只有十三州，梁朝的疆域，远小于汉，倒有一百零七州）。此时外权之重，则有所谓都督军事，有以一人而督数州的，亦有以一人而督十数州的。甚至有称都督中外诸军的。晋南北朝，都是如此。后周则称为总管。隋时，并州郡为一级（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职同郡守。炀帝改州为郡），并罢都督府。唐初，又有大总管、总管，后改称大都督、都督，后又罢之。分天下为若干道，设观察使等官，还于监察之旧。

四骑史持戟画像砖

唐代的官制，乃系就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制度，整理而成的。其实未必尽合当时的时势。所以定制未几，变迁又起。三省长官，都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就视为相职了。而此两省的长官，实亦仍合议于政事堂，并非事后审查封驳。都督虽经废去，然中叶以后，又有所谓节度使（参看第九章）。所驻扎的地方，刺史多由其兼领。支郡的刺史，亦都被其压迫而失职。其专横，反较前代的刺史更甚。这两端，是变迁最大的。而中叶以后，立检校、试、摄、判、知等名目，用人多不依资格，又为宋朝以差遣治事的根源。

宋朝设中书省于禁中。宰相称同平章事，次相称参知政事。自唐中叶以后，户部不能尽总天下的财赋，分属于度支、盐铁二使。宋朝即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三司，各设使、副，分案办事。又设三司使、副以总之，号为计相。枢密使，唐时以宦官为之，本主传达诏命。后因宦官握兵，遂变为参与兵谋之官。宋朝亦以枢密院主兵谋。指挥使，本藩镇手下的军官。梁太祖篡位后，未加改革，遂成天子亲军。宋朝的禁军，都隶属殿前司、侍卫马军亲军司、侍卫步军亲军司。各设指挥使，谓之三衙。宋初的官，仅以寓禄秩（即借以表明其官有多大，所食的俸禄有多少），而别以差遣治事。名为某官的人，该官的职守，都是与他无涉的。从表面上看来，可谓错乱已极。但差遣的存废、离合，都较官缺为自由，可以密合事情。所以康有为所著《官制议》，有《宋官制最善》一篇，极称道其制。宋朝的改革官制，事在神宗元丰中，以《唐六典》为模范。然卒不能尽行。以三省长官为相职之制，屡经变迁，卒仍复于一个同平章事，一个参知政事之旧；枢密主兵之制，本来未能革除；三衙之制，亦未能改；便可见其一斑。

宋初惩藩镇的跋扈，悉召诸节镇入朝，赐第留之京师，而命朝臣出守列郡，谓之权知军州事。特设通判，以分其权。县令亦命京朝官出知，以削藩镇之权，而重亲民之选。特设的使官最多。其重要的，如转运使，总一路的财赋，发运使，漕淮、浙、江、湖六路之粟。他如常平茶盐、茶马、坑冶、市舶，亦都设立提举司，以集事权于中央。太宗命诸路转运使，各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州军刑狱。真宗时，遂独立为一司，称为提点刑狱，简称提刑。是为司法事务，设司监察之始。南渡后，四川有总领财赋。三宣抚司罢后（见第九章），亦设总领以筹其饷。仍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衔，则参预并及于军政了。

元朝以中书省为相职，枢密使主兵谋，御史台司纠察。尚书省之设，专以位置言利之臣。言利之臣败，省亦旋废。而六部仍存，为明清两朝制度所本。设宣政院于中央，以辖吐蕃之境，亦为清代理藩院之制所本。元代制度，关系最大的是行省。前代的尚书行台等，都是暂设的，以应付临时之事，事定即撤。元朝却于中原之地，设行中书省十，行御史台二，以统辖路府州县。明朝虽废之而设布政、按察两司，区域则仍元之旧。清朝又仍明之旧。虽然略有分析，还是庞大无伦，遂开施政粗疏，尾大不掉之渐了。唐初，惟京兆、河南称府设尹，后来梁州以为德宗所巡幸，亦升为兴元府。宋朝则大州皆升为府，几有无州不府之势。其监司所辖的区域则称为路。元于各路设宣慰司，以领府州县而上属于省。然府亦有不隶路而直隶于省的。州有隶于府的，亦有不隶于府，而直隶于路的。其制度殊为错杂。

锦衣卫木印

明清两朝的制度，大体相沿。其中关系最大的，在内为宰相的废罢，在外为省制的形成。明初本亦设中书省，以为相职。后因胡惟庸谋反，太祖遂废其官，并谕后世子孙，不得议设宰相。臣下有请设宰相的，处以极刑。于是由天子亲领六部。此非嗣世之主所能，其权遂渐入殿阁学士之手。清世宗时，又设立军机处。机要之事，均由军机处径行，事后才下内阁，内阁就渐渐的疏阔了。六部：历代皆以尚书为主，侍郎为副。清代尚、侍皆满汉并置。吏、户、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以至权责不一。明废宰相后，政务本由六部直接处理。后虽见压于内阁，究竟权力还在。吏兵二部，尤真有用人及指挥军事之权，清朝则内官五品，外官道府以上，全由内阁主持。筹边之权，全在军机。又明朝六部用人，多取少年新进，清朝则一循资格，内官迁转极难，非六七十不得至尚侍。管部又系兼差，不能负责。于是事事照例敷衍，行政全无生气了。

御史一官，至明代而其权益重，改名为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均分置左右。又有分道的监察御史。在外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漕、巡盐等事，一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其权尤重。这即是汉朝刺史之职。既有巡按，本可不必再行遣使。即或有特别事务，非遣使不可，亦以少为佳。然后来所谓巡抚者，愈遣而愈频繁。因其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权限不免冲突，乃派都御史为之。其兼军务的加提督衔，辖多事重的，则称总督。清代总督均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巡抚均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又均有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之衔，成为常设的官了。给事中一官，前代都隶门下省。明废门下省，而仍存给事中，独立为一官，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以司审查封驳。其所驳正，谓之科参，在明代是很有权威的，清世宗将给事中隶属于都察院，就将审查和纠察，混为一谈了。翰林在唐朝，为艺能之士（如书、画、弈棋等）。待诏之所，称为杂流，与学士资望悬绝，玄宗时，命文学之士居翰林中，称为供奉。与集贤殿学士分掌制诰。后改称为学士，别立学士院，即以翰林名之。中叶后颇参机密，王叔文要除宦官，即居翰林中，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宋代专以居文学之士，其望愈清。至明中叶后，则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六部长官，亦多自此而出。其重要，更非前代所及了。

外官：明废行省，于府州之上，设布政、按察两司，分理民政及刑事，实仍为监司之官。监司之官侵夺地方官权限，本来在所不免。清代督抚既成为常设之官，又明代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按察司的副使佥事，分巡各道的，至清朝，亦失其本来的性质，而在司府之间，俨若别成为一级。以府州领县，为唐宋相沿之制。元时，令知州兼理附郭县事，明时遂省县入州，于是州无附郭县。又有不领县而隶属于府的，遂有直隶州与散州之别。清时，同知、通判有驻地的谓之厅，亦或属于府，或直达布政司，称为散厅及直隶厅。地方制度，既极错杂。而（一）督抚，（二）司，（三）道，（四）府、直隶州、厅，（五）县、散州、厅，实际成为五级。上级的威权愈大，下级的展布愈难。积弊之深，和未造中央威权的不振，虽有别种原因，官制的不善，是不能不尸其咎的。藩属之地，历代都不设官治理其民，而只设官监督其酋长，清朝还是如此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称为发祥之地。其实真属于满洲部落的，不过兴京一隅。此外奉天全省，即前代的辽东西，本系中国之地。吉、黑两省，亦是分属许多部落的，并非满洲所有。此等人民，尚在部落时代，自不能治以郡县制度。清朝又立意封锁东三省，不许汉人移殖。所以其治理之法，不但不能进步，而反有趋于退步之势。奉天一省，只有奉天和锦州两府，其余均治以将军、副都统等军职。蒙古、新疆、西藏亦都治以驻防之官。这个固然历代都是如此，然清朝适当西力东侵之时，就要情见势绌了。末年回乱平后，改新疆为行省。日俄战后，改东三省为行省。蒙古、西藏，亦图改省，而未能成功。藩属之地，骤图改省，是不易办到的。不但该地方的人民感觉不安，即使侥幸成功，亦不易得治理其地的人才。蒙、藏的情形，和新疆、东三省是不同的。东三省汉人已占多数，新疆汉人亦较多，蒙、藏则异于是。自清末至民国初年，最好是中央操外交、军事、交通、币制之权，余则听其自治。清季既不审外藩情势和内地的不同，操之过急，以致激而生变。民国初年，又不能改弦易辙，许其自治，以生其回面内向之心，杜绝强邻的觊觎。因循既久，收拾愈难，这真是贾生所说，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了。

以上是中国的旧官制，中西交通以来，自然不能没有变动。其首先设立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因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要就大学士、尚书中简定一员，和英国使臣接洽而起，不过迫于无可如何，并非有意改革。内乱平后，意欲振兴海军，乃设立海军衙门。后来却将其经费，移以修理颐和园，于是中日战后，海军衙门反而裁撤了。庚子以后，又因条约，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其时举办新政，随事设立了许多部处。立宪议起，改革旧官制，增设新机关，共成外务、吏、民政（新设的巡警部改）、度支（户部改。新设的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新设的学务处改，国子监并入）、陆军（兵部改，太仆寺和新设的练兵处并入）、农工商（工部改，新设的商部并入）、邮传、理藩（理藩院改）、法（刑部改）十一部，除外务部有管理事务大臣，会办大臣各一人外，余均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都察院亦改设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前此左都御史，满汉各一。左副都御史各二。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但为督抚兼衔）。大理寺改为院，以司最高审判。宣统二年，立责任内阁。设总协理大臣。裁军机处及新设的政务处及吏、礼二部（其事务并入内阁），而增设海军部及军谘府（今之参谋部）。改尚书为大臣，与总协理负连带责任。外官则仍以督抚为长官。于其下设布政、提法（按察司改）、提学、盐运、交涉五司，劝业、巡警二道，而裁分巡、分守道。此等制度，行之为日甚浅，初无功过可言。若从理论上评论：内官增设新官，将旧官删除归并，在行政系统上，自然较为分明，于事实亦较适切。若论外官，则清末之所以尾大不掉，行政粗疏，其症结实在于省制。当时论者，亦多加以攻击。然竟未能改革，相沿以迄于今，这一点不改革，就全部官制，都没有更新的精神了。

民国成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行政分五部，为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这是根据理论规定的，后修改此条。设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九部。其时采美国制，不设总理。孙文逊位后，袁世凯就职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改为《临时约法》，设总理，分实业为农林、工商两部。三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修改《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即所谓《新约法》）。复废总理，设国务卿。并农林、工商两部为农商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为总统，复设总理。外官：民军起义时，掌握一省军权的称都督。管理民政的称民政长。废司、道、府、直隶州、厅及散州、厅的名称，但存县。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民政长为巡按使。于其下设道尹。护国军起，掌军权的人，复称都督。黎元洪为总统，改将军、都督都称督军，巡按使称省长。其兼握几省兵权，或所管之地，跨及数省的，则称巡阅使。裁兵议起，又改称督理或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然其尾大不掉如故。国民党秉政，在训政时期内，以党代人民行使政权，而以国民政府行使治权。其根本精神，和历代的官制，大不相同，其事又当别论。

官吏待遇

无官之名，而许多行政事务，实在倚以办理的为吏。凡行政，必须依照一定的手续。因此职司行政的人，必须有一定的技术。这种技术，高级官员往往不甚娴习，甚或不能彻底通晓，非有受过教育，经过实习的专门人员以辅助之不可。此等责任，从前即落在胥吏肩上。所以行政之权，亦有一部分操于其手。失去了他，事情即将无从进行的。吏之弊，在于只知照例。照例就是依旧，于是凡事都无革新的精神。照例的意思，在于但求无过，于是凡事都只重形式，而不问实际。甚至利用其专门智识以舞弊。所以历来论政的人，无不深恶痛绝于吏，尤以前清时代为甚，然其论亦有所蔽。因为非常之事，固然紧要，寻常政务，实更为紧要而不可一日停滞。专重形式，诚然不好，然设形式上的统一不能保持，政治必将大乱。此前清末年，所以诏裁胥吏，而卒不能行。其实从前所谓吏，即现在所谓公务员，其职实极重要。而其人亦实不能缺。从前制度的不善，在于（一）视其人太低，于是其人不思进取，亦不求名誉，而惟利是图。（二）又其人太无学识，所以只能办极呆板的事。公务员固以技术为要，然学识亦不可全无，必有相当的学识，然后对于所行之政，能够通知其原理，不至因过于呆板而反失原意。又行政的人，能通知政治的原理，则成法的缺点，必能被其发现。于立法的裨益，实非浅鲜。昔时之胥吏，是断不足以语此的。（三）其尤大的，则在于无任用之法，听其私相传授，交结把持。自民国以来，因为政治之革新，法律的亟变，已非复旧时的胥吏所能通晓，所以其人渐归自然淘汰，然现在公务员的任用、考核，亦尚未尽合法，这是行政的基础部分，断不可不力求改良的。

古代官职的大小，是以朝位和命数来决定的。所谓命数，就是车服之类的殊异。古人所以看得此等区别，甚为严重。然因封建制度的破坏，此等区别，终于不能维持了。朝位和俸禄的多少，虽可分别高低，终嫌其不甚明显。于是有官品之别。官品起于南北朝以来。南朝陈分九品。北朝魏则九品之中，复分正从；四品以下，且有上中下阶；较为复杂。宋以后乃专以九品分正从。官品之外，封爵仍在。又有勋官、散官等，以处闲散无事的官员。此等乃国家酬庸之典，和官品的作用，各不相同的。

官俸，历代虽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大夫以上，各有封地。家之贫富，视其封地之大小、善恶，与官职的高下无关。无封地的，给之禄以代耕，是即所谓官俸。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规。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然以近代官俸之薄，非此断无以自给的。而有等机关，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项，实亦以其一部分支给行政费用，并非全入私囊。所以官俸的问题，极为复杂。清世宗时，曾因官俸之薄，加给养廉银，然仍不足支持。现代的官俸，较之清代，已稍觉其厚。然究尚失之于薄。而下级的公务员尤甚。又司法界的俸禄，较之行政界，不免相形见绌。这亦是亟须加以注意的。

第七章　选举

古代的世袭与选举制度

国家，因为要达其目的，设立许多机关，这许多机关，都是要有人主持的。主持这些机关的人，用何法取得呢？这便是选举问题。

选举是和世袭对立的。按世袭之法，倘一个位置出缺，便有一个合法继承的人，不容加以选择。选举之法则不然，他是毫无限制，可以任有选举权者，选举最适宜的人去担任的。这是就纯粹的选举和世袭说；亦有从两方面说，都不很纯粹的，如虽可选择，仍限于某一些人之内之类是。但即使是不纯粹的选举，也总比纯粹的世袭好些。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国两汉时代的历史，和罗马相比较，他说：凡罗马衰亡的原因，中国都有的。却有一件事，为中国所有，罗马所无，那便是选举。观此，便知选举制度关系之重大了。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俞正燮《癸巳类稿》，有一篇《乡兴贤能论》，说得最好，他说：古代的选举，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这是什么理由呢？第四章已经说过：原始的政治，总是民主的，到后来，专制政治才渐渐兴起，如其一个国家是以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组成的，高级的位置自然不容被征服之族染指。即使原是一族，而专制政治既兴，掌握政权的人，也就渐渐的和群众离开了。所以选举仅限于士以下。

士以下的选举乃系古代部族，专制政治尚未兴起时的制度，留遗下来的。其遗迹略见于《周官》。据《周官》所载：凡是乡大夫的属官，都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举出其贤者能者，“献贤能之书于王。”《周官》说：“此之谓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俞正燮说：入使治之，是用为乡吏（即比闾族党之长，见上章）。出使长之，是用为伍长；这是不错的。比闾族党等，当系民主部族固有的组织，其首领，都是由大众公举的。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政府，也要加以相当的参预干涉罢了（如虽由地方公举，然仍须献贤能之书于王）。

在封建政体的初期，上级的君大夫等，其品性，或者比较优良，但到后来，就渐渐的腐化了。由于上级的腐化和下级的进步（参看第四章），主持国政者，为求政治整饬起见，不得不逐渐引用下级分子，乡间的贤能渐有升用于朝廷的机会，那便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制度。据《王制》说：是乡论秀士，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官指各种机关，谓分别其才能，适宜于在何种机关中办事），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然后因其材而用之。按《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名籍），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也是司马的属官。《礼记·射义》说：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以中之多少，定得与于祭与否，可见射宫即在太庙之中。

古代规制简陋，全国之中，只有一所讲究的屋子，谓之明堂。也就是宗庙，就是朝廷，就是君主所居的宫殿，而亦即是其讲学的学校，到后来，这许多机关才逐渐分离，而成为各别的建筑（详见第十五章）。合观《周官》《王制》《射义》之文，可知在古代，各地方的贡士，是专讲武艺的。到后来，文治渐渐兴起，于是所取的人才，才不限于一途（所以司马要辩论官材，此时的司马，乃以武职兼司选举，并非以武事做选举的标准了）。此为选举之逐渐扩大，亦即世袭之渐被侵蚀。

到战国之世，世变益亟，腐败的贵族，再也支持不了此刻的政治。而且古代的贵族，其地位，是与君主相逼的，起于孤寒之士则不然，君主要整顿政治，扩充自己的权力，都不得不用游士。而士人也有怀抱利器，欲奋志于功名的。又有蒿目时艰，欲有所藉手，以救生民于涂炭的。于是君主和游士相合，以打击贵族，贵族中较有为的，亦不得不引用游士。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然这时候，游士还是要靠上级的人引用的。到秦末，豪杰起而亡秦，则政权全入下级社会之手，更无所谓贵族和游士的对立了。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廿二史札记》有此一条，可参看）。在此情势之下，用人自然不拘门第，世袭之局，乃于此告终。

汉以后，选举之途，重要的，大概如下所述：

（一）征召：这是天子仰慕某人的才德，特地指名，请他到京的。往往有聘礼等很恭敬的手续。

（二）辟举：汉世相府等机关，僚属多由自用，谓之辟。所辟的人，并无一定的资格，做过高官的人以至布衣均可。

（三）荐举：其途甚广。做官的人，对于自己手下的属员，或虽未试用，而深知其可用的人，都可以荐举。就是不做官的布衣，深知什么人好，也未始不可以上书荐举的，并可上书求自试。此等在法律上都毫无制限，不过事实上甚少罢了。

（四）吏员：此系先在各机关中服务，或因法律的规定，或由长官的保荐，由吏而变做官的。各机关中的吏，照法律上讲，都可以有出路。但其出路的好坏，是各时代不同的。大体古代优而后世劣。

（五）任子：做到某级官吏，或由在上者的特恩，可以保荐他的儿子，得一个出身，在汉世谓之任子（亦可推及孙、弟、兄弟之子孙等）。任的本义为保，但其实，不过是一种恩典罢了，被保者设或犯罪，保之者，未必负何等责任的。任在后世谓之荫。明以后，又有荫子入监之例。即使其入国子监读书。国家既可施恩，又不令不学无术的人滥竽充选，立法之意，是很好的。惜乎入监读书，徒有其名罢了。

（六）专门技术人员：此等人员，其迁转，是限于一途的。其技术，或由自习而国家擢用，或即在本机关中养成。如天文、历法、医学等官是。（此制起源甚古。《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即是。）

（七）捐纳：这即是出钱买官做。古书中或称此为赀选，其实是不对的。赀选见《汉书·景帝本纪》后二年，乃因怕吏的贪赃，假定有钱的人，总要少贪些，于是限定有家赀若干，乃得为吏。这只是为吏的一个条件，与出钱买官做，全然无涉。又爵只是一个空名，所以卖爵也不能算作卖官的。暗中的卖官鬻爵，只是腐败的政治，并非法律所许，亦不能算作选举的一途（历代卖官之事见后）。

以上都是入官之途。但就历代立法者的意思看起来，这些都只能得通常之材，其希望得非常之材的，则还在

（八）学校

（九）科举

两途。学校别于第十五章中详之。科举又可分为（甲）乡贡，（乙）制科。乡贡是导源于汉代的郡国选举的。以人口为比例，由守相岁举若干人。制科，则汉代往往下诏，标出一个科名，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类，令内外官吏荐举。（何等官吏，有选举之权，亦无一定，由诏书临时指定。）其科目并无限制。举行与否，并无一定。到唐代，才特立制科之名。

汉代的用人，是比较没有什么阶级之见的。唐柳芳论氏族，所谓“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见《唐书·柳冲传》）。但是（一）贵族的势力，本来潜伏着；（二）而是时的选举，弊窦又甚多；遂至激成九品中正之制，使贵族在选举上，气焰复张。这时候选举上的弊窦如何呢？自其表面言之，则（甲）贵人的请托。如《后汉书·种暠传》说：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令，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便可见当时风纪之坏。然（乙）贵人的请托，实缘于士人的奔走。看《潜夫论》（《务本》《论荣》《贤难》《考绩》《本政》《潜叹》《实贡》《交际》等篇）《申鉴》（《时事》）《中论》（《考伪》《谴交》）《抱朴子》（《审举》《交际》《名实》《汉过》）诸书可知。汉代士人的出路，是或被征辟，或被郡县署用，或由公卿郡国举荐，但此等安坐不易得之。于是或矫激以立名；或则结为徒党，互相标榜，奔走运动。因其徒党众多，亦自成为一种势力，做官的人，也有些惧怕他；在积极方面，又结交之以谋进取。于是有荒废了政事，去酬应他们的。又有丰其饮食居处，厚其送迎，以敷衍他们的，官方因之大坏。究之人多缺少，奔走运动的人，还是有得有不得。有些人，因为白首无成，反把家资耗废了，无颜回家，遂至客死于外。这实在不成事体，实有制止他们在外浮游的必要。又因当时的选举，是注重品行的，而品行必须在本乡才看得出，于是举士必由乡里，而九品中正之制以生。

九品中正之制，起于曹魏的吏部尚书陈群。于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依据品行，将所管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这是因历来论人，重视乡评，所以政治上有此措置。但（一）乡评的所谓好人，乃社会上的好人：只须有德，政治上所用的人，则兼须有才。所以做中正的人，即使个个都能秉公，他所以为好的人，也未必宜于政治。（二）何况做中正的人，未必都能公正，（甲）徇爱憎，（乙）快恩仇，（丙）慑势，（丁）畏祸等弊，不免继之而起呢？其结果，就酿成晋初刘毅所说的，“惟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因为世族是地方上有势力之家，不好得罪他，至于寒门，则是自安于卑贱的，得罪了他，亦不要紧。这是以本地人公开批评本地的人物，势必如此而后已的。

九品中正，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坏的制度。然直至隋文帝开皇年间才罢。前后历三百四五十年。这制度，是门阀阶级造成的，而其维持门阀阶级之力亦极大，因为有此制度后，无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世族和寒门的进用，都绝对不同了（如后魏之制，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又如蔡兴宗守会稽郡，举孔仲智子为望计，贾原平子为望孝。仲智高门，原平一邦至行，遂与相敌，当时亦以为异数）。

科举制

九品中正之制既废，科举就渐渐的兴起了。科举之制，在取士上，是比较公平的、切实的，这是人人所承认的，为什么兴起如此之晚呢？用人的条件，第一是德，第二是才，第三才数到学识。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事实上也无人怀疑。考试之所觇，只是学识。这不是说才德可以不论，不过明知才德无从考校，与其因才德之无从考校，并其学识的试验而豁免之，尚不如就其学识而试验之，到底还有几分把握罢了。这种见解，是要积相当经验，才会有的。所以考试之制，必至唐宋之世，才会兴盛。

考试之制，其起源是颇远的。西汉以前本无所谓考试（晁错、董仲舒等的对策，乃系以其人为有学问而请教之，并非疑其意存冒滥，加以考试。所以策否并无一定；一策意有未尽，可以至于再策三策，说见《文献通考》）。直至东汉顺帝之世，郡国所举的人，实在太不成话了。左雄为尚书令，乃建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试笺奏”（家法，指所习的经学言）。史称自是牧守莫敢轻举，察选清平，就可见得考试的效验了。但是自此以后，其法未曾认真推行。历魏晋南北朝至隋，仍以不试为原则。

科举之制兴于唐。其科目甚多（秀才系最高科目，高宗永徽二年后停止。此外尚有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均见《唐书·选举志》），常行的为明经和进士。进士科是始于隋的，其起源，历史记载，不甚清楚。据杨绾说：其初尚系试策，不知什么时候，改试了诗赋。到唐朝，此科的声光大好。这是社会上崇尚文辞的风气所造成的。唐时，进士科虽亦兼试经义及策，然所重的是诗赋。

明经所重的是帖经、墨义。诗赋固然与政治无涉，经学在政治上，有用与否，自今日观之，亦成疑问。这话对从前的人，自然是无从说起，但像帖经、墨义所考的只是记诵（帖经、墨义之式，略见《文献通考》。其意，帖经是责人默写经文，墨义则责人默写传注，和今学校中专责背诵教科书的考试法一般）。其无用，即在当日，亦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异的考试法呢？这是因为把科举看作抡才大典，换言之，即在官吏登庸法上，看作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在唐以前，至多只是取才的一途罢了。所以当时的进士，虽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则所取的人并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时所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仍须应吏部释褐试，或被人荐举，方得入官；授官亦不过丞尉；见《日知录》中《中式额数》《出身授官》两条）。可见科举初兴，不过沿前代之法而渐变，并非有什么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间了。所以所试的不过是诗赋和帖经、墨义。帖经、墨义所试，大约是当时治经的成法，诗赋疑沿自隋朝。隋炀帝本好辞华，所设的进士科，或者不过是后汉灵帝的鸿都门学之类（聚集一班会做辞赋和写字的人，其中并有流品极杂的，见《后汉书》本纪及《蔡邕传》）。进士科的进而为抡才之路，正和翰林的始居杂流，后来变成清要一样。这是制度本身的变化，不能执后事以论其初制的。

科举所试之物，虽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则确是进步而可纪念的。唐制，愿应举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先试之，而后送省（尚书省）。初由户部“集阅”，考功员外郎试之。玄宗开元时，因考功员外郎望轻，士子不服，乃移其事于礼部。宋太祖时，知贡举的人，有以不公被诉的，太祖乃在殿廷上自行复试。自此省试之外，又有殿试。前此的郡国选举，其权全操于选举之人。明明有被选举之才，而选举不之及，其人固无如之何。到投牒自列之制兴，则凡来投牒者，即使都为州县所不喜，亦不得不加以考试，而于其中取出若干人；而州县所私爱的人，苟无应试的能力，即虽欲举之而不得。操选举之权者，大受限制，被选举之权，即因此而扩大。此后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云；有权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赐。所以说其制度是大可纪念的。

考试的规则逐渐加严，亦是助成选举制度的公平的。唐时，考官和士子交通，还在所不禁。考官采取声誉，士子托人游扬，或竟自怀所作文字投谒，都不算犯法的事。晚唐以后，规则逐渐加严，禁怀挟和糊名易书等制度，逐渐兴起。明清继之，考试关防，日益严密。此似不尊重人格，但利禄之途，应试者和试之者，都要作弊，事实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以上所说的，均系乡贡之制。至于制科，则由天子亲策，其科目系随时标出。举行与否，亦无一定。唐代故事，详见《文献通考·选举考》中。

对于科举的重视，宋甚于唐，所以改革之声，亦至宋而后起。科举之弊有二：（一）学非所用，（二）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从经验上证明：无学者亦可弋获，真有学问者，或反见遗。对于第一弊，只须改变其所试之物即可。对于第二弊，则非兼重学校不行。不然，一个来应试的人，究曾从事于学问与否，是无从调查的。仁宗时范仲淹的改革，便针对着这两种弊窦：（一）罢帖经、墨义，而将诗赋策论通考为去取（唐朝的进士，亦兼试帖经及策，明经亦兼试策，但人之才力有限。总只能专精一门，所以阅卷者亦只注重一种，其余的都不过敷衍了事。明清时代，应科举的人，只会做四书文，亦由于此）。（二）限定应试的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曾经应试的人一百日。他的办法，很受时人反对，罢相未几其法即废。到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才大加以改革。

安石之法：（一）罢诸科，独存进士。这是因社会上的风气，重进士而轻诸科起的。（二）进士罢试诗赋，改试论、策。其帖经、墨义，则改试大义（帖经专责记诵，大义是要说明义理，可以发抒意见的）。（三）别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业的士子。（四）安石是主张学校养士的，所以整顿太学，立三舍之法，以次递升。升至上舍生，则可免发解及礼部试，特赐之第。

熙宁贡举法，亦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一）诗赋声病易晓，策论汗漫难知，因此看卷子难了。这本不成理由。诗赋既是无用之学，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们又有如苏轼之说，谓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得人与否，全看君相有无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举等，根本无甚关系，不过不能不有此一法罢了。这话也是不对的。科举诚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过说这是取士的一法，并没有说有此一法之后，任用时之衡鉴，任用后之考课，都可置诸不论。况且国家取士之途，别种都是注重经验的；或虽注重学识，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学校、科举，是培养、拔擢有学识的人的常法。有学识的人，固然未必就能办事，然办事需用学识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人必先知其所事者为何事，然后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学识和道德，亦有相当的关系。

衡鉴之明，固然端赖君相，然君相决不能向全国人中，漫无标准，像淘沙般去觅取。终必先有一法，就全体之中，取出一部分人来，再于其中施以简择。此就全体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唯有科举是注重学识的，如何能视之过轻？经义、策、论，固亦不过纸上空谈，然其与做官所需要的学识关系的疏密，岂能视之与诗赋同等？所以旧党的议论，其实是不通的。然在当时，既成为一种势力，即不能禁其不抬头。于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宁之法复废。熙宁贡举之法虽废，旧法却亦不能回复了。因为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试非其所习，习科举之业的人，是要反对的。熙宁变法时，反对者之多，其理由实亦在此。到元祐要回复旧法时，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对了。于是折衷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连辽、金的制度，也受其影响（金诗赋、经义之外，又有律科。诗赋、经义称进士，律科称举人。又有女真进士科，则但试策论，系金世宗所立。辽、金科目，均须经过乡、府、省三试。省试由礼部主持，即明清的会试。元、明、清三代，都只有会试和本省的乡试）。

近代科举之法，起于元而成于明。元代的科举，分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为两榜。蒙古、色目人考两场：首场经义，次场策论。汉人、南人考三场：首场经义，次场古赋和诏、诰、表，三场策论。这是（一）把经义、诗赋，并做一科了。（二）而诸经皆以宋人之说为主以及（三）乡会试所试相同，亦皆为明清所沿袭。明制：首场试四书五经义，次场试论判，又于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策。清制：首场试四书义及诗一首，次场试五经义，三场亦试策。

明清科举考试层级

明清所试经义，其体裁是有一定的。（一）要代圣贤立言。（二）其文体系逐段相对，谓之八股〔八股文体的性质，尽于此二语：（一）即文中的话不算自己所说，而算代圣贤说一篇较详尽的话。（二）则历来所谓对偶文字，系逐句相对，而此则系逐段相对，所以其体裁系特别的。又八股文长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长不能过七百字，短不能不满三百字。此等规则，虽亦小有出入，但原则上是始终遵守的。因有（一）之条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后世事，这是清代学者，疏于史事的一个原因〕。其式为明太祖及刘基所定，故亦谓之制义。其用意，大概是防士子之竞鹜新奇的。（科举名额有定，而应试者多。如清末，江南乡试，连副贡取不满二百人，而应试者数逾二万。限于一定的题目，在几篇文字内，有学问者亦无所见其长。于是有将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动试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颇有。）

明清时代科举之弊，在于士子只会做几篇四书义，其余全是敷衍了事，等于不试。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此其弊，由于立法的未善。因为人之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过懂得一门两门。所以历代考试之法，无不分科，就其所习而试之。经义、诗赋的分科，就等于唐朝的明经进士。这两者，本来不易兼通。而自元以来，并两者为一。三场所试的策，绝无范围。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若要实事求是，可说是无人能应。天下事，责人以其所不能为者，人将并其所能为者而亦不为，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明清科举致弊之源，即在于此。

宋代改革科举之意，是废诗赋而存经义策论，这个办法，被元、明、清三代的制度推翻了。其学校及科举并用之意，到明朝，却在形式上办到。

明制，是非国子监生和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的（府州县学生应科举，是先须经过督学使者的试验的，谓之科考。科考录取的人，才得应乡试。但后来，除文字违式者外，大抵是无不录取的。非学生，明代间取一二，谓之“充场儒士”，其数极少）。所以《明史》谓其“学校储材，以待科举”。按科举所试，仅系一日之短长，故在事实上，并无学问，而年少气盛，善于作应试文字者，往往反易弋获，真有学问者反难。学校所授，无论如何浅近，苟使认真教学，学生终必在校肄习几年，必不能如科举之一时弋取。但课试等事，极易徒有其名，学问之事，亦即有名无实。毕业实毕年限之弊，实自古有之，并不自今日始。使两者相辅而行，确系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入学校应科举的人，其意既在于利禄，则学问仅系工具（所以从前应举的人，称应举所作文字为敲门砖），利禄才是目的。目的的达到，是愈速愈好的。（一）假使科举与学校并行，年少气盛的人，亦必愿应科举而不愿入学校。（二）况且应试所费，并来往程途计之，远者亦不过数月，平时仍可自谋生活。学校则不能然。所以士之贫者，亦能应科举而不能入学校。（三）何况学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举之美呢，职是故，明朝行学校储才以待科举之制后，就酿成这样的状况：（一）国子监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举之美，则士之衰老无大志者都归之。（二）府州县学，既并无出身；住在学校里，又学不到什么；人家又何苦而来“坐学”？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禄为目的的。志既在于得禄，照经济学的原理讲，是要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无碍于利禄，何苦而定要教人？于是府州县学，就全然有名无实了。

明初对于国子监，看得极为隆重。所以后来虽然腐败，总还维持着一个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几乎和府州县学一样了。

制科在唐朝，名义上是极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如乡贡的深刻。自宋以后，大抵用以拔取乡贡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过长于辞章，或学问较博之士（设科本意，虽非如此，然事实上不过如此，看《宋史·选举志》可知）。清圣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意还不过如此。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诏开经济特科，时值变法维新之际，颇有登用人才之意。政变以后，朝廷无复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举的人，加以考试，不过敷衍了事而已。

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来只求有做官的智识技能（此智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智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智识），别无所谓学问的。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事而已足。于是学问开始影响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搀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只许学习“当代法令”；“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是和此趋势相反的。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然汉朝却始终如此。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说“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第一种是德行，第四种是才能，都是无从以文字考试的。第二种即系儒生，第三种即系文吏。左雄考试之法，所试的亦系这两科。以后学者的议论，如《抱朴子》的《审举篇》，极力主张考试制度，亦说律令可用试经之法试之。国家的制度，则唐时明法仍与明经并行，所沿袭的还系汉制。

历千年而不知改变，已足惊奇。其后因流俗轻视诸科，把诸科概行废去，明法一科，亦随之而废，当官所需用的智识技能，在文官考试中，遂至全然不占地位。（一）政治上的制度，既难于改变；（二）而迂儒又有一种见解，以为只要经学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对付，法令等实用不着肄习；遂益使此制度固定了。历史上有许多制度，凭空揣度，是无从明白其所以然的。非考其事实，观其变迁不可。科举制度，只是其一端罢了。

近世的科举制度，实成于明太祖之手。然太祖并非重视科举的人。太祖所最重的是荐举，次之则是学校。当时曾令内外大小臣工，皆得荐举，被荐而至的，又令其转荐，由布衣至大僚的，不可胜数。国子监中，优礼名师，规则极严，待诸生亦极厚，曾于一日之中，擢六十四人为布、按两司官。

江南贡院

江南贡院中的号舍

科举初设于洪武三年，旋复停办，至十五年乃复设。当时所谓三途并用，系指（一）荐举，（二）进士贡监，（三）吏员（见《日知录·通经为吏》条）。一再传后，荐举遂废，学校寖轻，而科举独重。此由荐举用人，近于破格，非中主所能行。学校办理不能认真，近于今所谓毕业即毕年限。科举（一）者为习惯所重，（二）则究尚有一日之短长可凭，所以为社会所重视。此亦不能谓绝无理由。然凡事偏重即有弊，何况科举之本身，本无足取呢？

明制：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第二、第三人授编修。二、三甲均得选庶吉士。庶吉士本系进士观政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者之称。明初，国子监学生，派至各衙门实习的，谓之历事。进士派至各衙门实习的，谓之观政。使其于学理之外，再经验实事，意本甚善。然后亦成为具文。庶吉士初本不专属翰林。成祖时，命于进士二甲以下，择取文理优者，为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才为翰林所专。后复命就学文渊阁。选翰（翰林院）詹（詹事府）官教习。三年学成，考试授官，谓之教馆。出身特为优异。

清制：二、三甲进士，亦得考选庶吉士。其肄业之地，谓之庶常馆。选满汉学士各一人教习，视为储才之地。然其所习者，不过诗赋、小楷而已。乡举在宋朝还不过是会试之阶，并不能直接入官。明世始亦为入仕之途。举贡既特异于杂流，进士又特异于举贡。所谓三途并用者，遂成（一）进士，（二）举贡，（三）吏员（见《明史·选举志》）。在仕途中，举贡亦备遭轻视排挤，杂流更不必论了。清制以科目、贡监、荫生为正途，荐举、捐纳、吏员为异途，异途之受歧视亦殊甚。然及末造，捐纳大行，仕途拥挤，亦虽欲歧视而不可得了。

卖官之制，起于汉武帝。《史记·平准书》所谓“入羊为郎”、“入财者得补郎”、“吏得入谷补官”、买武功爵者试补吏皆是。后世虽有秕政，然不为法令。明有纳粟入监之例，亦仍须入监读书。清则仅存虚名。实官捐，顺、康时已屡开，嘉、道后尤数，内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而下，皆可报捐。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才停，从学校、科举、吏员等出身之士，虽不必有学识，究不容一物不知，捐纳则更无制限，而其数又特多。既系出资买来，自然视同营业。清季仕途人员的拥塞，流品的冗杂，贪污的特盛，实在和捐纳之制是大有关系的。

元代各机关长官，多用蒙古人。清朝则官缺分为满、汉、包衣、汉军、蒙古，这实在是一种等级制度（已见第四章）。满缺有一部分是专属于宗室的，其选举权在宗人府；包衣属内务府；均不属吏部。

官员的防弊之法

以上所说，大略都是取士之制，即从许多人民中，拔擢出一部分人来，给他以做官的资格。其就已有做官资格的人，再加选试，而授之以官，则普通称为“铨选”。其事于古当属司马，说已见前。汉朝凡有做官的资格，而还未授官的，皆拜为郎，属于光禄勋，分属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谓之三署郎。光禄勋岁于其中举茂材四行。其选授之权，初属三公府，东西曹主其事。后来尚书的吏曹，渐起而攘夺其权。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可见到后汉末，三公已不大能参预选举了。曹魏以后，既不设宰相、三公等官，亦不复参与政事，选权遂专归尚书。唐制：文选属于吏部，武选属于兵部。吏部选官，自六品以下，都先试其书、判，观其身、言。五品以上则不试，上其名于中书门下。宋初，选权分属中书、枢密及审官院，吏部惟注拟州县官。熙宁改制，才将选权还之吏部。神宗说古者文武不分途，不以文选属吏，武选属兵为然。于是文武选皆属吏部，由尚书、侍郎，分主其事。明清仍文选属吏，武选属兵。明代吏部颇有大权，高官及边任等，虽或由廷推，或由保举，然实多由吏部主其事。清代则内分于军机、内阁，外分于督、抚，吏部所司，真不过一吏之任而已。外官所用僚属，自南北朝以前，均由郡县长官自行选用（其权属于功曹），所用多系本地人。隋文帝始废之，佐官皆由吏部选授。此与选法之重资格而轻衡鉴，同为一大变迁，而其原理是相同的，即不求有功，但求防弊。

士大夫蔽于阶级意识，多以此等防弊之法为不然。然事实上，所谓官僚阶级，总是以自利为先，国事为后的。无以防之，势必至于泛滥不可收拾。所以防弊之法，论者虽不以为然，然事实上卒不能废，且只有日益严密。

用人由用之者察度其才不才，谓之衡鉴。鉴是取譬于镜子，所以照见其好坏；衡则取喻于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用人若在某范围之中，用之者得以自由决定其取舍，不受何等法律的限制，则谓之有衡鉴之权。若事事须依成法办理，丝毫不能自由，即谓之依据资格。两者是正相反对的。资格用人，起于后魏崔亮的停年格，专以停解先后为断，是因胡灵后秉政，许武人入选，仕途拥挤，用此为手段，以资对付的。崔亮自己亦不以为然。北齐文襄帝做尚书时，就把它废掉了。唐开元时，裴光庭又创循资格。然自中叶以后，检校、试、摄、判、知之法大行，皆以资格不相当之人任事，遂开宋朝以差遣治事之端。明孙丕扬创掣签法。资格相同者，纳签于筒，在吏部堂上，由候选者亲掣（不到者由吏部堂官代掣）。当时亦系用以对付中人请托的（见于慎行《笔麈》）。然其后卒不能废。大抵官吏可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以才识为重，自不能专论资格。事务官不过承上官之命依据法律，执行政务。其事较少变化。用法能得法外意，虽是极好的事，然其事太无凭据，若都借口学识，破弃资格，一定得才的希望少，徇私的弊窦多。所以破格用人，只可视为偶然之事，在常时必不能行，历来诋諆资格之论，都是凭臆为说，不察实际情形的。

回避之法，亦是防弊的一端。此事古代亦无之。因为回避之法，不外两端：（一）系防止人与人间的关系。（二）则防止人与其所治的地方的关系。在世官制度之下，世家大族，左右总是姻亲；而地不过百里，东西南北，亦总系父母之邦；何从讲起回避？地方既小，政治之监察既易，舆论之指摘亦严，要防止弊窦，亦正无藉乎回避。所以回避之法，在封建制度下，是无从发生的。郡县制度的初期，还毫无形迹，如严助、朱买臣均以胡人而为会稽守，即其明证。东汉以后，此制渐渐发生。《后汉书·蔡邕传》说：时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是为回避之法之始。然其法尚不甚严。至近世乃大为严密。在清代，惟教职只避本府，余皆须兼避原籍、寄籍及邻省五百里以内。京官父子、祖孙不得同在一署。外官则五服之内，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儿女姻亲、师生，均不得互相统属（皆以卑避尊）。此等既以防弊，亦使其人免得为难，在事实上亦不得不然。惟近代省区太大，服官的离本籍太远，以致不悉民情风俗，甚至言语不通，无从为治。以私计论，来往川资，所费大巨，到任时已不易筹措，罢官后竟有不能归家的，未免迫人使入于贪污，亦是立法未善之处。

选举之法，无论如何严密，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识与否，有时非试之以事不能知；（二）亦且不能保其终不变节；（三）又监督严密，小人亦可为善，监督松弛，中人不免为非；所以考课之法，实较选举更为重要。然其事亦倍难。因为（一）考试之法，可将考者与被考者隔离；（二）且因其时间短，可用种种方法防弊；（三）不幸有弊，所试以文字为凭，亦易于覆试磨勘；在考课则办不到。

考课之法，最早见于书传的，是《书经》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尧典》，今本《舜典》）。《周官》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亦系此法。汉朝京房欲作考功课吏法，因此为石显所排。王符著《潜夫论》极称之，谓为致太平之基（见《考绩篇》）。魏世刘劭，亦曾受命作都官考课及说略。今其所著《人物志》具存，论观人之法极精，盖远承《文王官人》之绪（《大戴礼记》篇名。《周书》亦有此篇，但称《官人》）。

按京房尝受学焦延寿，延寿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易》学，虽涉荒怪，然汉世如此者甚多，何致有亡身之惧？疑《汉书》文不完具。京房课吏之法，实受诸延寿，得我道以亡身之说，实指课吏之法言之。如此，则考课之法，在古代亦系专门之业，而至后来乃渐失其传者了。后世无能讲究此学的。其权，则初属于相府，后移于尚书，而专属于吏部。虽有种种成法，皆不过奉行故事而已（吏部系总考课的大成的。各机关的属官，由其长官考察；下级机关，由上级机关考察；为历代所同。考课有一定年限。如明代，京官六年一考察，谓之京察。外官三年一考察，谓之外察，亦谓之大计，武职谓之军政。清朝均三年一行。考察有一定的项目，如清朝文官，以守、才、政、年为四格。武官又别有字样，按格分为三等。又文武官均以不谨、罢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为六法。犯此者照例各有处分。然多不核其实，而人事的关系却颇多。高级的官，不由吏、兵部决定的，明有自陈，清有由部开列事实请旨之法，余皆由吏、兵部处理）。

第八章　赋税

上古的赋税制度

中国的赋税，合几千年的历史观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以最大多数的农民所负担的田税、军赋、力役为基本，随时代变化，而成为种种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终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赋税。其（二）自此以外的税，最初无有，后来逐渐发生，逐渐扩张，直至最近，才成为重要部分。

租、税、赋等字样，在后世看起来，意义无甚区别，古代则不然。汉代的田税，古人称之为税，亦即后世所谓田赋。其收取，据孟子说，有贡、助、彻三法。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五十、七十当系夏殷顷亩，较周为小，不然，孟子所说井田之制，就不可通了）。又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是取几年的平均额，以定一年的税额。乐岁不能多，凶年不能减。所以龙子诋为恶税。助法，据孟子说，是将一方里之地，分为九百亩。中百亩为公田，外八百亩为私田。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亩。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归公家；私田所入，亦全归私家，不再收税。彻则田不分公私，而按亩取其几分之几。按贡法当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时征服之族与被征服之族，尚未合并为一，截然是两个团体。征服之族，只责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纳农作品若干。其余一切，概非所问。（此时纳税的实系被征服之族之团体，而非其个人。）所以有此奇异的制度。至于助、彻，该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制度，在田亩自氏族分配于家族时代发生的（参看第二、第五两章自明）。三者的税额，孟子说：“其实皆十一也。”这亦不过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说明明是九一，后儒说：公田之中，以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各耕公田十亩，则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语粗略，计数更不精确，这是不足以为怀疑孟子的话而加以责难的根据。

古代的田制有两种：一种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划，是为井田。一种是崎岖之地，面积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为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于山险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规划，还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既说周朝行彻法，又说虽周亦助，也是这个道理（参看第四章自明）。

废井田开阡陌　汉画像砖

赋所出的，是人徒、车、辇、牛、马等，以供军用。今文家说：十井出兵车一乘（《公羊》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据《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递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郑《注》引）。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郑注《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引之，见《小司徒疏》）。今文家所说的制度，常较古文家早一时期，说已见前。古文家所说的军赋，较今文家为轻，理亦由此（《司马法》实战国时书。战国时国大了，所以分担的军赋也轻）。

役法，《礼记·王制》说：“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周官》均人说：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一日。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按田与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则是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总是与人民利害相关的，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则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轻重。然到后来，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尽守此规则，就不可知了。

古代当兵亦是役的一种。《王制》说：“五十不从力政（政同征，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与服戎。”《周官》乡大夫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说七尺是二十岁，六尺是十五岁。六尺是未成年之称，其说大约是对的。然则后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赋税。至于山林川泽之地，则古代是公有的。手工业，简易的人人会做，艰难的由公家设官经营。商业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说已见第五章）。既无私有的性质，自然无所谓税。然到后来，也渐渐的有税了。《礼记·曲礼》：“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数山泽，可见汉世自天子至封君，将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皆作为私奉养，由来已久（参看第五章）。

市井租税，即系商税。古代工商业的分别，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税。案《孟子·王制》，都说“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廛是民居区域之称。古代土地公有，什么地方可以造屋，什么地方可以开店，都要得公家允许的，不能乱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记“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然则市廛而不税，即系给与开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税，这是指后世所谓“住税”而言，在都邑之内。关讥而不征，自然是指后世所谓“过税”而言。然则今文住税、过税俱无。而《周官》司市，必“凶荒札丧”，才“市无征而作布”（造货币）；司关必凶荒才“无关、门之征”（门谓城门）；则住税、过税都有了。又《孟子·公孙丑下篇》说：“古之为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龙即陇字。龙断，谓陇之断者。一个人占据了，第二个人再不能走上去与之并处。罔即今网字。因为所居者高，所见者远，遥见主顾来了，可以设法招徕；而人家也容易望见他；自可把市利一网打尽了。这是在乡赶集的，而亦有税，可见商税的无孔不入了。此等山川、园池、市肆租税，都是由封建时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征收的，所以很缺乏统一性。

赋税的渐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战争的不息，然社会进化，政务因之扩张，支出随之巨大，亦是不可讳的。所以白圭说：“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则赋税的渐增，确亦出于事不获已。倘使当时的诸侯大夫，能审察情势，开辟利源，或增设新税，或就旧税之无害于人民者而增加其税额，原亦不足为病。无如当时的诸侯大夫，多数是不察情势，不顾人民的能否负担，而一味横征暴敛。于是田租则超过十一之额，而且有如鲁国的履亩而税（见《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尽力于公田，所以税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坏尽了。力役亦加多日数，且不依时令，致妨害人民的生业。此等证据，更其举不胜举。无怪乎当时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然这还不算最恶的税。最恶的税是一种无名的赋。古书中赋字有两义：一是上文所述的军赋，这是正当的。还有一种则是不论什么东西，都随时责之于民。所以《管子》说：“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国蓄篇》）轻就是价贱，重就是价贵。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无，下令责其交纳，人民只得求之于市，其物的价格就腾贵，商人就要因此剥削平民了。《管子》又说：“以室亩籍，以六畜籍，以田亩籍，以正人籍，以正户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亩籍，当谓按户摊派。以田亩籍，则按田摊派。正人、正户，当系别于穷困疲羸的人户而言。六畜，谓畜有六畜之家，当较不养者为富（《山权数》云：“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此以家无孳畜为贫穷的证据），所以以之为摊派的标准。其苛细可谓已甚了。

古代的封君，就是后世乡曲的地主。后世乡曲的地主，需要什么东西，都取之于佃户的，何况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权力呢？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这是最恶的税。

秦汉后的赋税制度

秦汉之世，去古未远，所以古代租税的系统，还觉分明。汉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税，其取之甚轻。高祖时，十五税一。文帝从晁错之说，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为三十而税一。后汉初年，尝行十一之税。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税一。除灵帝曾按亩敛修宫钱外，始终无他横敛（修宫钱只是横敛，实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谓轻极了。但古代的田，是没有私租的，汉世则正税之外，还有私租，所以国家之所取虽薄，农民的负担，仍未见减轻，还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时，诏书说汉时的私租，“厥名三十，实十税五”，则合三十税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

汉代的口钱，亦称算赋。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钱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见《汉书·高帝纪》四年，《昭帝纪》元凤四年《注》引如淳说引《汉仪注》。按《周官》太宰九赋，郑《注》说赋是“口率出泉”。又说：“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泉钱一字。观此，知汉代的算赋，所谓人出百二十钱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横敛的赋所变。盖因其取之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实在太暴虐了，乃变为总取钱若干，而其余一切豁免。这正和五代时的杂征敛，宋世变为沿纳；明时的加派，变为一条鞭一样（见下）。至于正当的赋，则本是供军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汉代的钱价，远较后世为贵，人民对于口钱的负担，很觉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岁出口钱，民至于生子不举。元帝时，贡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岁乃出口钱（见《汉书·贡禹传》）。

役法：《高帝纪》二年《注》引如淳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畴之义为类。古行世业之法，子弟的职业，恒与父兄相同（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参看阶级章）；而每一类的人，都有其官长（《国语·周语》说：宣王要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数的证据），此即所谓畴官。傅之畴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负这一类中人所应负的义务了。这该是古制，汉代的人民，分类未必如古代之繁，因为世业之制破坏了。但法律条文，是陈旧的东西，事实虽变，条文未必随之而变。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作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该当一切差徭就够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将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有役法，则公家举办事业不必要出钱雇工，所以在财政上，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财政的规模，既经扩张，自当创设新税。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此义在先秦时，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说，要直接向人民加赋，是人人要反对的。然盐是无人不吃的；铁器亦不论男女，人人要用，如针、釜、耒、耜之类；在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这是盐铁官卖或收税最古的理论。此等税或官卖，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汉代郡国，有的有盐官、铁官、工官（收工物税）、都水官（收渔税），有的又没有，即由于此。当此之时，自应由中央统筹全局，定立税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或则归之于地方。

但当时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学的；王莽实亦兼采法家之说（见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时，便筦盐铁、榷酒酤，并行均输、算缗之法（千钱为缗，估计资本所值之数，按之抽税）；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见第五章）。然行之既未尽善；当时的人，又大多数不懂得此种理论。汲黯说：天子只该“食租衣税”。晋初定律，把关于酒税等的法令，都另编为令，出之于律之外，为的是律文不可时改，而此等税法，在当时，是认为不正当，天下太平之后，就要废去的（见《晋书·刑法志》）。看这两端，便知当时的人，对于间接税法，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陈旧的见解，遂令中国的税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赋两种项目，是从晋定《户调式》以后，才合并为一的。户调之法，实起源于后汉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许每户取绵绢若干，不准多收（见《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大约这时候，（一）人民流离，田亩荒废，有能从事开垦的，方招徕之不暇，不便从田租上诛求。（二）又人民的得钱，是比较艰难的（这个历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税征收谷帛，在前代，是有益于农民的。必欲收钱，在征收租税时，钱价就昂贵，谷帛的价，就相对下落了），汉世钱价贵，丧乱之际，卖买停滞，又不能诛求其口钱。所以不如按户责令交纳布帛之类。这原是权宜之法。但到晋武帝平吴，制为定式之后，就成为定法了。

户调之法，是与官授田并行的。当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已见第五章）。

唐时，丁男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每年输粟三石，谓之租。看地方的出产，输绵及丝麻织品，谓之调。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闰加二日，不役的纳绢三尺，谓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后来，田不能授，而赋税却是按户征收了。你实际没有田，人家说官话不承认。兼并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也无人来整顿他。于是无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税。人皆托于宦、学、释、老，或诈称客户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当这时代，要想整顿，（一）除非普加清厘，责令兼并的人，将多余的田退还，由官分给无田者。（二）次则置兼并者于不问，而以在官的闲田，补给无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三）于是德宗时，杨炎为相，牺牲了社会政策的立法，专就财政上整顿，就有财产之人而收其税，令于夏秋两季交纳（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是为两税。两税法的精意，全在“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十八个字。社会立法之意，虽然牺牲了，以财政政策而论，是不能不称为良法的。

“两税以资产为宗”，倘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产者依其财产的多少，分别等第，负担赋税，而于无产者则加以豁免，则虽不能平均负赋，而在财政上，还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称许的。然后此的苛税，仍是向大多数农民剥削。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时的赋税：有田亩之赋和城郭之赋，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征收的，颇可称为合理。又有丁口之赋，则仍是身税。又有杂变之赋，亦称为沿纳，是两税以外，苛取于民，而后遂变为常税的，在理论上就不可容恕了。但各地方的税率，本来轻重不一。苛捐杂税，到整理之时，还能定为常赋，可见在理论上虽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为害还是不很大的。其自晚唐以来，厉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为害才稍除的，则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当，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所以现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项，在立法上是对的）。但是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其原因：由于此时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

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府是看守财物的。史是记事的。胥是才智之称，所做的，当系较高的杂务。“徒，众也”，是不须才智，而只要用众力之时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古代事务简单，无甚技术关系，即府史亦是多数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论了。但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必须给之禄以代耕。

后世社会进步了，凡事都有技术的关系，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事，亦有时非人人所能为，何况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为的。然在后世，有追捕盗贼等事，亦非人人所能）？然晚唐以后，却渐根据“丁”、“资”，以定户等而役之。（一）所谓丁资，计算已难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于是有等职务，至于破产而不能给。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从事生产，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可谓之残酷无伦了。欲救此弊，莫如分别役的性质。可以役使人民的，依旧签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则由公家出钱雇人充任。这本不过恢复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办法，无甚稀奇，然宋朝主张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计及此。

王安石所行的法，谓之免役。按宋代役法，原有签差雇募之分。雇役之法：（一）者成为有给职，其人不至因荒废私计而无以为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会做，有人不会做的，不会做的人要赔累，会做的人则未必然。官出资雇募，应募的自然都是会做这事情的人，决不至于受累，所以雇役之法，远较差役为良。但当时行之，甚不普遍。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来应役的人，出免役钱；不役的人，出助役钱；官以其钱募人充役。此法从我们看来，所失者，即在于未曾分别役的性质，将可以签差之事，仍留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钱雇募。使（一）农民本可以劳力代实物或货币的，亦概须以实物或货币纳税。（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劳力的事，亦因力役的习惯亡失，动须出钱雇募。于是有许多事情，尤其是建设事务，因此废而不举。这亦是公家的一笔损失。但就雇役和差役两法而论，则雇役之法，胜于差役多了。而当时的旧党，固执成见。元祐时，司马光为相，竟废雇役而仍行差役。此后虽亦差雇并行，总是以差为主，民受其害者又数百年。

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昔人总称为杂税。看这名目，便有轻视它、不列为财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这是前人见解的陈旧，说已见前。然历代当衰乱之际，此等赋税，还总是有的。如《隋书·食货志》说，晋过江后，货卖奴婢、马牛、田宅价值万钱者，输钱四百，买者一百，卖者三百，谓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税。又说：都东方山津，都西石头津，都有津主，以收获、炭、鱼、薪之税，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余，小市十余，都置官司收税；此即商税中之过税及住税。北朝则北齐后主之世，有关、市、邸、店之税。北周宣帝时，有入市税。又酒坊、盐池、盐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时，却把这些全数豁免，《文献通考·国用考》盛称之。然以现代财政学的眼光评论，则还是陈旧的见解。到唐中叶以后，藩镇擅土，有许多地方，赋税不入于中央；而此时税法又大坏；中央收入减少，乃不得不从杂税上设法。宋有天下以后，因养兵特多，此等赋税，不能裁撤，南渡以后，国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顿。于是此等杂税，遂渐渐的附庸蔚为大国了。

不论在政治上、社会上，制度的改变，总是由事实逼迫出来的多，在理论指导之下发明的少。这亦是政治家的一种耻辱。

杂税之中，最重要的是盐税。其法，始于唐之第五琦，而备于刘晏。籍民制盐（免其役），谓之灶户，亦谓之亭户。制成之盐，卖之商人，听其所之，不复过问。后人称之为就场征税。宋朝则有（一）官鬻，（二）通商两法。而通商之中，又分为二：（甲）径售之于商人，（乙）则称为入边、入中。入边是“入边刍粟”的略称，入中则是“入中钱帛”的略称。其事还和茶法及官卖香药、宝货有关系。茶税，起于唐德宗时。其初是和漆与竹木并税的。后曾裁撤，旋又恢复，且屡增其额。其法亦系籍民制造，谓之园户。园户制成的茶，由官收买。再行卖给商人。官买茶的钱，是预给园户的，谓之“本钱”。在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设立六个榷货务。除淮南十三场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这六个榷货务出卖（惟川峡、广南，听其自卖，而禁出境）。京城亦有榷货务，则是只收钱帛而不给货的。

宋初，以河东的盐，供给河北的边备。其卖盐之法：是令商人入刍粟于国家指定之处，由该地方的官吏点收，给与收据，估计其价若干，由商人持此据至国家卖盐之处，照价给之以盐，是为入边刍粟；其六榷货务出卖的茶，茶是在各榷货务取，钱帛是在京师榷货务付出的，是为入中钱帛，这是所以省运输之费，把漕运和官卖，合为一事办理的，实在是个良法。至于香药、宝货，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进口货，有半官卖性质的。有时亦以补充入边入中的不足，谓之三说（此即今兑换之兑字。兑换之兑无义，乃脱换之省写，脱说古通用）。有时并益以缗钱，谓之四说。以盐供入边入中之用，其弊在于虚估。点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将其所入之物，高抬价格，官物便变成贱价出卖，公家大受损失了。有一个时期，曾废除估价，官以实物卖出，再将所得的钱，辇至出刍粟之处买入（这不啻入边之法已废，仅以官卖某物之价，指定供给某处的边费而已）。但虚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利之所在，自然政策易于摇动，不久其法复废。到蔡京出来，其办法却聪明了。他对于商人要贩卖官盐的，给之以引。引分为长短。有若干引，则准做若干盐的卖买，而这引是要卖钱的。这不是卖盐，只是出卖贩盐的许可证了。茶，先已计算官给本钱所得的息，均摊之于园户，作为租税，而许其与商人直接卖买。至此亦行引法，谓之茶引。

蔡京是个贪污奸佞的人，然其所立盐茶之法，是颇为简易的，所以其后遂遵行不变。但行之既久，弊窦又生。因为国家既把盐卖给大商人，不能不保证其销路。于是借国家的权力，指定某处地方，为某处所产之盐行销之地，是为“引地”。其事起于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极严。盐的引额，是看销费量而定的，其引地则看水陆运道而定，两者都不能无变更，而盐法未必随之而变，商人恃有法律保护，高抬盐价，于是私盐盛行。因私盐盛行之故，不得不举办缉私，其费用亦极大，盐遂成为征收费极巨的赋税。

宋朝入边入中之法，明朝还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盐，专与商人输粮于边的相交易，谓之中盐。运粮至边方，国家固然困难，商人也是困难的。计算收买粮食，运至边方，还不如在边方开垦之有利，商人遂有自出资本，雇人到边上开垦的，谓之商屯。当时的开平卫，就是现在的多伦县一带，土地垦辟了许多。后来因户部改令商人交纳银两，作为库储，商屯才渐次撤废。

按移民实边，是一件最难的事。有移殖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殖的财力。国家出资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殖能力的人，空耗财力，毫无成绩。商人重利，其经营一定比官吏切实些。国家专卖之物，如能划出一部分，专和商人出资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奖励私人出资移民的。国家只须设官管理，规定若干条法律，使资本家不至剥削农民就够了。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行之的。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马，含有振兴中国马政，及制驭西番两种用意。因为内地无广大的牧场，亦且天时地利等，养马都不如西番的适宜，而西番马少，则不能为患。其用意，亦是很深远的。当时成绩极佳。后因官吏不良，多与西番私行交易，好马自私，驽马入官，而其法才坏。现在各民族都是一家，虽不必再存什么制驭之意，然借此以振兴边方的畜牧，亦未尝不是善策。这又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变通之的。

酒：历代有禁时多，征榷时少。因为昔人认酒为糜谷，而其物人人能制，要收税或官卖，是极难的。历代收酒税认真的，莫如宋朝。其事亦起于唐中叶以后。宋时，诸州多置“务”自酿。县和镇乡，则有许民酿而收其税的。其收税，多用投标之法，认税最多的人，许其酿造，谓之“扑买”。承酿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亏本停止，谓之“败阙”。官吏为维持税收起见，往往不许其停业。于是有勒令婚丧之家，买酒若干的；甚有均摊之于民户的，这变成强迫买酒了，如何可行？但酒税在北宋，只用为地方经费，如“酬奖役人”之类（当重难差徭的，以此调剂他）。到南宋，就列为中央经费了。官吏要维持收入，也是不得不然的。收酒税之法，最精明的，是赵开的“隔酿”，亦称为“隔槽”。行之于四川，由官辟酿酒的场所，备酿酒的器具，使凡要酿酒的，都自备原料，到这里来酿。出此范围之外，便一概是私酒。这是为便于缉私起见，其立法是较简易的，不过取民未免太苛罢了。

阬冶：在唐朝，或属州郡，或隶盐铁使。宋朝，或官置盐、冶、场、务，或由民承买，而以分数中卖于官，皆属转运使。元朝矿税称为税课，年有定额。此外还有许多无定额的，总称为额外课（额外课中，通行全国的，为契税及历本两项）。

商税是起于唐朝的藩镇的，宋朝相沿未废。分为住税和过税。住税千分之三十，过税千分之二十。州县多置“监”“务”收取，关镇亦有设置的。其所税之物，随地不同。照法律都应揭示明白，但实际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唐宋时的商税，实际上是无甚关系的。关系重要的，倒要推对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于唐朝。《文献通考》说：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案庆立事见《新唐书·柳泽传》，吕太一事见《旧唐书·代宗本纪》。又《新唐书·卢怀慎传》说怀慎之子奂，“天宝初为南海太守，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合此数事观之，似乎唐时的市舶使，多用中人。关系还不甚重要。到宋朝就不然了。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桥镇（就是现在的青岛），均曾设立市舶司。海舶至，先十榷其一。其香药、宝货，又须先尽官买，官买足了，才得和人民交易。香药、宝货，为三说之一（已见前），南宋时又用以称提关会（关子、会子系南宋时纸币之名。提高其价格，谓之称提），可见其和财政大有关系了。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于管理外商。因为明初沿海已有倭寇之故。中叶以后，废司不设。中外互市，无人管理。奸商及各地方的势家，因而欺侮夷人，欠其货款不还，为激成倭寇肆扰原因之一。

近世赋税制度

赋役之法，至近代又有变迁。《元史·食货志》说，元代的租税，取于内郡的，丁税、地税分为两，是法唐之租庸调的。取于江南的合为一，是法唐朝的两税的。这不过是名目上的异同，实际都是分两次征收，和两税之法无异。总而言之，从杨炎创两税以后，征收的时期，就都没有改变了。元朝又有所谓丝料、包银。丝料之中，又分二户丝和五户丝。二户丝入官。五户丝输于本位（后妃、公主、宗王、功臣的分地）。包银每户四两，二两收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这该是所以代户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案户役变成赋税，而仍责令人民应役；杂税变成正税，而后来需用杂物，又随时敛取于民；这是历代的通病，正不独元朝为然。

明初的赋役，就立法言之，颇为整饬。其制度的根本，是黄册和鱼鳞册两种册籍。黄册以户为主，记各户所有的丁、粮（粮指所有的田），根据之以定赋役。鱼鳞册以田为主，记其地形、地味及所在，而注明其属于何人。黄册由里长管理，照例应有两本。一本存县官处，一本存里长处，半年一换。各户丁粮增减，里长应随时记入册内，半年交官，将存在官处的一本，收回改正。其立法是很精明的。但此等责任，是否里长所能尽？先是一个问题。况且赋役是弊窦很多的。一切恶势力，是否里长所能抗拒？里长是否即系此等黑幕中的一个人？亦是很难说的。所以后来，两册都失实了。

明代的役法，分为力差和银差。力差还是征收其劳力的，银差则取其实物及货币。田税是有定额的，役法则向系量出为入。后来凡有需要，即取之于民，谓之加派。无定时、无定额，人民大困。役法向来是按人户的等第，以定其轻重、免否的。人户的等第，则根据丁口资产的多寡推定，是谓“人户物力”。其推定，是很难公平的。因为有些财产，不能隐匿，而所值转微（如牛及农具桑树等）；有些财产，易于隐匿，而所值转钜（如金帛等）。况且人户的规避，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诈、受贿等，都在所不免。历代讫无善策，以除其弊。于是发生专论丁粮和兼论一切资产的问题。论道理，自以兼论一切资产为公平。论手续，却以专论丁粮为简便。到底因为调查的手续太繁了，弊窦太多了，斟酌于两者之间，还是以牺牲理论的公平，而求手续的简便为有利，于是渐趋于专论丁粮之途。

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尤在于其无定额、无定时，使百姓无从预计。于是有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加赋偏于田亩，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从前的人，却一味歌功颂德。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清朝因有圣祖之诏，所以始终避免加赋之名。但后来田赋的附加很多，实在亦与加赋无异。

又古代的赋税，所税者何物，所取者即系何物。及货币通行以后，渐有（一）径收货币，（二）或本收货物之税，亦改收货币的。（三）又因历代（甲）币制紊乱，（乙）或数量不足，（丙）又或官吏利于上下其手，有本收此物，而改收他物的。总之收税并非全收货币。

明初，收本物的谓之“本色”，收货币的谓之“折色”。宣宗以后，纸币废而不行，铜钱又缺乏，赋税渐改征银。田赋在收本色时，本来有所谓耗。系因（子）改装，搬运时，不免有所损失；（丑）又收藏之后，或有腐败及虫蛀、鼠窃等；乃于收税之时，酌加若干。积少成多，于官吏颇有裨益。改收银两以后，因将碎银熔成整铤，经火亦有耗损，乃亦于收银时增加若干，谓之“火耗”。后来制钱充足，收赋时改而收钱，则因银钱的比价，并无一定，官吏亦可将银价抬高，其名目则仍谓之火耗，此亦为农民法外的负担。但从前州县官的行政经费，是不够的，非借此等弥补不可，所以在币制改革以后，亦仍许征税的人，于税收中提取若干成，作为征收之费。

近世田赋而外，税收发达的，当推关、盐两税。盐税自南宋以后，收入即逐渐增加。元、明、清三朝，均为次于田赋的重要赋税。关税起于明宣宗时。当时因纸币跌价，增设若干新税，并增加旧税税额，以收回钞票。后来此等新增的税目和税额，有仍复其旧的，有相沿未废的。关税亦为相沿未废者之一，故称为钞关。清朝称为常关。常关为数有限，然各关都有分关，合计之数亦不少。太平军兴之后，又有所谓厘金，属于布政司而不属于中央。于水陆要路设卡，以多为贵，全不顾交通上自然的形势。以致一种货物的运输，有重复收税，至于数次的。所税的货物及其税额，亦无一定。实为最恶的税法。

新海关设于五口通商以后，当时未知关税的重要，贸然许外人以协定税率。庚子战后，因赔款的负担重了，《辛丑和约》我国要求增税。外人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厘不能裁，增税至12.5％之议，亦不能行。民国时代，我国参加欧战，事后在美国所开太平洋会议中，提出关税自主案。外人仍只许我开关税会议，实行《辛丑条约》。十四年开会时，我国又提出关税自主案。许于十八年与裁厘同时并行，同时拟定七级税则，实际上得各国的承认。国民政府宣布关税自主，与各友邦或订关税条约，或于通商条约中订有关涉关税的条款。十八年，先将七级税实施。至二十年，将厘金裁撤后，乃将七级税废去，另订税则颁布。主权一经受损，其恢复之难如此，亦可为前车之鉴了。

关、盐两税之外，清代较为重要的，是契税、当税、牙税。此等税意亦在于加以管理，不尽在增加收入。其到晚近才发达的，则有烟酒税、印花税、矿税、所得税。其重要的货物，如卷烟、麦粉、棉纱、火柴、水泥、薰烟、啤酒、洋酒等，则征收统税。

国民政府将此等税和关税、盐税、牙税、当税，均列为中央收入。田赋划归地方，和契税、营业税同为地方收入大宗。军兴以来，各地方有许多苛捐杂税，则下令努力加以废除。在理论上，赋税已渐上轨道，但在事实上，则还待逐渐加以整顿罢了。

第九章　兵制

历代兵制大略

中国的兵制，约可分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征服之族，全体当兵，被征服之族则否，是为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后来战争剧烈了，动员的军队多，向来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为全体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统一了，不但用不着全体皆兵，即一部分人当兵，亦觉其过剩。偶尔用兵，为顾恤民力起见，多用罪人及降服的异族。因此，人民疏于军事，遂招致降服的异族的叛乱，是即所谓五胡乱华。而中国在这时代，因乱事时起，地方政府擅权，中央政府不能驾驭，遂发生所谓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乱华的末期，异族渐次和中国同化，人数减少，而战斗顾甚剧烈，不得已，乃用汉人为兵。又因财政艰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养。于是又发生一种部分民兵制，是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败的。府兵之制，因此废坏。而其时适值边方多事，遂发生所谓藩镇之兵。因此引起内乱。内乱之后，藩镇遍于内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后，竭力集权于中央。中央要有强大的常备军。又觑破兵民分业在经济上的利益。于是有极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异族，入主中原，在军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却东施效颦。其结果，到底因淤滞而败。

第（八）期，清亦以异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败。中叶曾因内乱，一度建立较强大的陆军。然值时局大变，此项军队，应付旧局面则有余，追随新时代则不足。对外屡次败北。而国内的军纪，却又久坏。遂酿成晚清以来的内乱。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压迫，走上一条旷古未有的新途径。

以上用鸟瞰之法，揭示一个大纲。以下再逐段加以说明。

历代兵制的变迁

第（一）期的阶级制度，看第四、第八两章，已可明白。从前的人，都说古代是寓兵于农的，寓兵于农，便是兵农合一，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寓兵于农，乃谓以农器为兵器，说见《六韬·农器篇》。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是铁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所谓授甲、授兵）。也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然敌兵打来，不能真个制梃以自卫。所以有如《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古无称当兵的人为兵的，寓兵于农，如何能释为兵农合一呢？江永《群经补义》中有一段，驳正此说。他举《管子》的参国伍鄙，参国，即所谓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和高子、国子，各帅五乡。伍鄙，即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乃所以处农人（案所引《管子》，见《小匡篇》）。又引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按见《左氏》定公八年）。以证兵常近国都。其说可谓甚精。案《周官》夏官序官：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则六军适出六乡。六乡之外有六遂，郑《注》说：遂以军法如六乡。其实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陈田制，无出兵法，郑《注》是错误的（说本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六乡出兵，六遂则否，亦兵在国中之证。这除用征服之族居国，被征服之族居野，无可解释。

或谓难道古代各国，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阶级吗？即谓都有此阶级，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国，数逾千百，我们略知其情形的，不过十数，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况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黩武之国，即素尚平和之国，亦不得不肆力于军事组织以相应，既肆力于军事组织，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虽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军事领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渐和民众相离，而与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又况战士必须讲守御，要讲守御，自不得不居险；而农业，势不能不向平原发展；有相同的环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四）又况我们所知道的十余国，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极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为部分民兵制，实无疑义。

古代之国，其兵数是不甚多的。说古代军队组织的，无人不引据《周官》。不过以《周官》之文，在群经中独为完具罢了。

其实《周官》之制，是和他书不合的。案《诗经·鲁颂》：“公徒三万。”则万人为一军。《管子·小匡篇》说军队组织之法正如此（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万人一军）。《白虎通义·三军篇》说：“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亦以一军为本万人。《说文》以四千人为一军，则据既加二千人后立说。《穀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这个军字，和师字同义。变换其字面，以免重复，古书有此文法），一师当得二千人。《公羊》隐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五百”两字必后人据《周官》说妄增。然则古文家所说的军队组织，较今文家扩充了，人数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说制度，代表较早的时期，古文家说，代表较晚的时期的一证。

当兵的一部分人，居于山险之地，山险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马法》所述赋法，都以井田之制为基本，如此，当兵的义务，就扩及全国人了。《司马法》之说，已见第八章，兹不再引。按《司马法》以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说：一封当得车千乘，士万人，徒二万人；一畿当得车万乘，士十万人，徒二十万人。后一说：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外，定出赋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一封有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一畿有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见于《汉书·刑法志》。若计其人数，则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万五千，一畿七十五万。《史记·周本纪》说：牧野之战，纣发卒七十万人，以拒武王。《孙子·用间篇》说：“内外骚动，殆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都系本此以立说。

《司马法》之说，固系学者所虚拟，亦必和实际的制度相近。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坑降斩级，动以万计。此等记载，必不能全属子虚，新增的兵，从何处来呢？我们看《左氏》成公二年，记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之由。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此时若了。

错金铜虎符（阳陵虎符）秦代

秦汉统一以后，全国皆兵之制，便开始破坏。《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汉官仪》（建武七年）说：“高祖令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则汉兵制实沿自秦。《汉书·高帝纪》《注》引（《汉仪注》二年）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昭帝纪》《注》引如淳说：（元凤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是为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此为秦汉时人民服兵役及戍边之制。法虽如此，事实上已不能行。

晁错说秦人谪发之制，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见《汉书》本传），此即汉世所谓七科谪（见《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注》引张晏说）。二世时，山东兵起，章邯亦将骊山徒免刑以击之。则用罪人为兵，实不自汉代始。汉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国兵之时多，武帝中年以后，亦多用谪发。此其原因，乃为免得扰动平民起见。《贾子书·属远篇》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输将起海上，一钱之赋，十钱之费弗能致。”此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

封建时代，人民习于战争，征戍并非所惧。然路途太远，旷日持久，则生业尽废。又《史记·货殖传》说，七国兵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则当时从军的人，所费川资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贷，何况平民？生业尽废，再重以路途往来之费，人民在经济上，就不堪负担了。这是物质上的原因。至于在精神上，小国寡民之时，国与民的利害，较相一致，至国家扩大时，即不能尽然，何况统一之后？王恢说战国时一代国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见《汉书·韩安国传》），而秦汉时骚动全国，究竟宣、元时匈奴之来朝，还是因其内乱之故，即由于此。

在物质方面，人民的生计，不能不加以顾恤；在精神方面，当时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渐废郡国调发之制，而改用谪发、谪戍了。这在当时，亦有令农民得以专心耕种之益。然合前后而观之，则人民因此而忘却当兵的义务，而各地方的武备，也日益空虚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时的利害，有时与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调剂于两者之间，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坏，形式上是在后汉光武之时的。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七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自此各郡国遂无所谓兵备了。（后来有些紧要的去处，亦复置都尉。又有因乱事临时设立的。然不是经常、普遍的制度。）而外强中弱之机，亦于此时开始。汉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骑、胡骑，及长水（见《汉书·百官公卿表》。长水，颜师古云：胡名）。其时用兵，亦兼用属国骑等，然不恃为主要的兵力。后汉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实在是上谷、渔阳的兵，边兵强而内地弱的机缄，肇见于此。

安帝以后，羌乱频仍，凉州一隅，迄未宁静，该地方的羌、胡，尤强悍好斗。中国人好斗的性质，诚不能如此等浅演的降夷，然战争本不是单靠野蛮好杀的事。以当时中国之力，谓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决无此理。五胡乱华的原因，全由于中国的分裂。分裂之世，势必军人专权，专权的军人，初起时或者略有权谋，或则有些犷悍的性质。然到后来，年代积久了，则必入于骄奢淫佚。一骄奢淫佚，则政治紊乱，军纪腐败，有较强的外力加以压迫，即如山崩川溃，不可复止。西晋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军阀擅权的结果，五胡扰乱的原因。

五胡乱华之世，是不甚用中国人当兵的（说已见第四章）。其时用汉兵的，除非所需兵数太多，异族人数不足，乃调发以充数。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晋诸役是。这种军队，自然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军队所靠的是训练。当时的五胡，既不用汉人做主方的军队，自然无所谓训练。《北齐书·高昂传》说：高祖讨尒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及战，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见军队只重训练，并非民族本有的强弱。）所以从刘石倡乱以来，至于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权，始终在异族手里。这是汉族难于恢复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机会，正多着呢。然则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机北伐？此则仍由军人专横，中央权力不能统一之故。试看晋朝东渡以后，荆、扬两州的相持，宋、齐、梁、陈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争斗的情形，便可知道。

足蹬弩施放图

北强南弱之势，是从东晋后养成的。三国以前，军事上的形势，是北以持重胜，南以剽悍胜。论军队素质的佳良，虽南优于北，论社会文明的程度，则北优于南，军事上胜败的原因，实在于此。后世论者，以为由于人民风气的强弱，实在是错误的。（秦虽并六国，然刘邦起沛，项籍起吴，卒以亡秦，实在是秦亡于楚。所以当时的人，还乐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为应验。刘项成败，原因在战略上，不关民气强弱，是显而易见的。吴、楚七国之乱，声势亦极煊赫，所以终于无成，则因当时天下安定，不容有变，而吴王又不知兵之故。孙策、孙权、周瑜、鲁肃、诸葛恪、陆逊、陆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矫然与北方相抗，且有吞并中原之志，而魏亦竟无如之何，均可见南方风气的强悍。）

东晋以后，文明的重心，转移于南，训卒厉兵，本可于短期间奏恢复之烈。所以终无成功，而南北分裂，竟达于二百六十九年之久，其结果且卒并于北，则全因是时，承袭汉末的余毒，（一）士大夫衰颓不振，（二）军人拥兵相猜，而南方的政权，顾全在此等北来的人手中之故。试设想：以孙吴的君臣，移而置之于东晋，究竟北方能否恢复？便可见得。“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无怪杜甫要对吕蒙营而感慨了。经过这长时期的腐化，而南弱的形势遂成。而北方当是时，则因长期的战斗，而造成一武力重心。

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说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见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实未曾变。案五胡之中，氐、羌、羯民族皆小，强悍而人数较多的，只有匈奴、鲜卑。匈奴久据中原之地，其形势实较鲜卑为佳。但其人太觉凶暴，羯亦然。被冉闵大加杀戮后，其势遂衰。此时北方之地，本来即可平靖。然自东晋以前，虎斗龙争，多在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数省境内。辽宁、热、察、绥之地，是比较安静的。鲜卑人休养生息于此，转觉气完力厚。当时的鲜卑人，实在是乐于平和生活，不愿向中原侵略的。所以北魏平文帝、昭成帝两代，都因要南侵为其下所杀（见《魏书·序纪》）。然到道武帝，卒肆其凶暴，强迫其下，侵入中原。（道武帝伐燕，大疫，群下咸思还北。帝曰：“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见《魏书·本纪》皇始二年。案《序纪》说：穆帝“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残酷如此。道武帝这话，已经给史家文饰得很温婉的了。若照他的原语，记录下来，那便是“你们要回去，我就要把你们全数杀掉”。所以群臣不敢复言了。）此时割据中原的异族，既已奄奄待毙，宋武帝又因内部矛盾深刻，不暇经略北方，北方遂为所据。然自孝文帝南迁以前，元魏立国的重心，仍在平城。属于南方的侵略，仅是发展问题，对于北方的防御，却是生死问题，所以要于平城附近设六镇，以武力为拱卫。南迁以后，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酿成六镇之乱。因六镇之乱而造成一个尒朱氏。连高氏、贺拔氏、宇文氏等，一齐带入中原。龙争虎斗者，又历五六十年，然后统一于隋。

隋、唐先世，到底是汉族还是异族，近人多有辩论。然民族是论文化的，不是论血统的。近人所辩论的，都是血统问题，在民族斗争史上，实在无甚意义。至于隋、唐的先世，曾经渐染胡风，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则无可讳言。所以自尒朱氏之起至唐初，实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代。要到唐贞观以后，此项文化的色彩，才渐渐淡灭（唐初的隐太子、巢剌王、常山愍王等，还都系带有胡化色彩的人）。五胡乱华的已事，虽然已成过去，然在军事上，重用异族的风气，还有存留。试看唐朝用蕃将蕃兵之多，便可明白。

论史者多以汉唐并称。论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较汉朝为尤大。然此乃世运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进步）。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这以一时论，亦可使中国的人民减轻负担，然通全局而观之，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都由于此。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因为久已柔靡的风气，不易于短时期中训练之使其变为强悍。而唐朝府兵的废坏，亦和其搁置不用，很有关系的。

府兵之制起于周。籍民为兵，蠲其租调，而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分为百府，每府以一郎将主之，而分属于二十四军（当时以一柱国主二大将，一将军统二开府，开府各领一军）。其众合计不满五万。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属于诸卫将军。唐制，诸府皆称折冲府。各置折冲都尉，而以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国六百三十四府，在关中的有二百六十一府，以为强干弱枝之计。

府兵之制：平时耕以自养。战时调集，命将统之。师还则将上所佩印，兵各还其府。（一）无养兵之费，而有多兵之用。（二）兵皆有业之民，无无家可归之弊。（三）将帅又不能拥兵自重。这是与藩镇之兵及宋募兵之制相较的优点。从前的论者多称之。但兵不惟其名，当有其实。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时，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于唐时征讨，多用蕃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其故，乃当时的风气使之，而亦可谓时势及国家之政策使之。

兵之精强，在于训练。主兵者之能勤于训练，则在预期其军队之有用。若时值承平，上下都不以军事为意，则精神不能不懈弛；精神一懈弛，训练自然随之而废了。所以唐代府兵制度的废坏，和唐初时局的承平，及唐代外攘，不甚调发大兵，都有关系。高宗、武后时，业已名存实亡。到玄宗时，就竟不能给宿卫了（唐时宿卫之兵，都由诸府调来，按期更换，谓之“番上”。番即现在的班字）。时相张说，知其无法整顿，乃请宿卫改用募兵，谓之彍骑，自此诸府更徒存虚籍了。

唐初边兵屯戍的，大的称军，小的称城镇守捉，皆有使以主之。统属军、城镇守捉的曰道。道有大总管，后改称大都督。大都督带使持节的，人称之为节度使。睿宗后遂以为官名。唐初边兵甚少。武后时，国威陵替。北则突厥，东北则奚、契丹，西南则吐蕃皆跋扈。玄宗时，乃于边陲置节度使，以事经略。而自东北至西北边之兵尤强。天下遂成偏重之势。安禄山、史思明皆以胡人而怀野心，卒酿成天宝之乱。乱后藩镇遂遍于内地。其中安史余孽，唐朝不能彻底铲除亦皆授以节度使。诸镇遂互相结约，以土地传子孙，不奉朝廷的命令。肃、代两世，皆姑息养痈。德宗思整顿之，而兵力不足，反召朱泚之叛。后虽削平朱泚，然河北、淮西，遂不能问。宪宗以九牛二虎之力，讨平淮西，河北亦闻风自服。然及穆宗时，河北即复叛。自此终唐之世，不能戡定了。

唐朝藩镇，始终据土自专的，固然只有河北。然其余地方，亦不免时有变乱。且即在平时，朝廷指挥统驭之力，亦总不甚完全。所以肃、代以还，已隐伏分裂之势。至黄巢乱后，遂溃决不可收拾了。然藩镇固能梗命，而把持中央政府，使之不能振作的，则禁军之患，尤甚于藩镇。禁军是唐初从征的兵，无家可归的。政府给以渭北闲田，留为宿卫。号称元从禁军。此本国家施恩之意，并非仗以战斗。玄宗时破吐蕃，于临洮之西置神策军。安史之乱，军使成如璆遣将卫伯玉率千人入援，屯于陕州。后如璆死，神策军之地，陷于吐蕃，乃即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仍屯于陕，而中官鱼朝恩以观军容使监其军。伯玉死，军遂统于朝恩。代宗时，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朝恩以神策军扈从还京。其后遂列为禁军，京西多为其防地。德宗自奉天归，怀疑朝臣，以中官统其军。其时边兵赏赐甚薄，而神策军颇为优厚，诸将遂多请遥隶神策军，军额扩充至十五万。中官之势，遂不可制。“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唐书·僖宗纪》赞语。参看《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条。）顺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诛宦官，但或遭废杀，或见幽囚。当时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铲除之势。然在宦官监制之下，朝廷又无从得有兵力（文宗时，郑注欲夺宦官之兵而败。昭宗欲自练兵以除宦官而败）。召外兵，则明知宦官除而政权将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终无人敢为。然相持至于唐末，卒不得不出于此一途。于是宦官尽而唐亦为朱梁所篡了。

宦官之祸，是历代多有的，拥兵为患的，却只有唐朝（后汉末，蹇硕欲图握兵，旋为何进所杀）。总之，政权根本之地，不可有拥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禁兵把持于内，藩镇偃蹇于外，唐朝的政局，终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为五代十国。唐时的节度使，虽不听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节制其军队。军队不满意于节度使，往往哗变而杀之，而别立一人。政府无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狡黠的人，遂运动军士，杀军帅而拥戴自己。即其父子兄弟相继的，亦非厚加赏赐，以饵其军士不可。凡此者，殆已成为通常之局。所谓“地擅于将，将擅于兵”。五代十国，惟南平始终称王，余皆称帝，然论其实，则仍不过一节度使而已。宋太祖黄袍加身，即系唐时拥立节度使的故事，其余证据，不必列举。事势至此，固非大加整顿不可。所以宋太祖务要削弱藩镇，而加强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种类有四：曰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曰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曰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曰蕃兵，则系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的。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将厢军之强者，悉升为禁军，其留为厢军者，不甚教阅，仅堪给役而已。乡兵、蕃兵，本非国家正式的军队，可以弗论。所以武力的重心，实在于禁军。全国须戍守的地方，乃遣禁军更番前往，谓之“番戍”。

宋代《武经总要》中“火牛战法”插图

昔人议论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诋毁。甚至以为唐朝的所以强，宋朝的所以弱，即由于藩镇的存废。这真是瞽目之谈。唐朝强盛时，何尝有什么藩镇？到玄宗设立藩镇时，业已因国威陵替，改取守势了。从前对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须如汉之设度辽将军、西域都护，唐之设诸都护府，对于降伏的部落，（一）监视其行动，（二）通达其情意，（三）并处理各部族间相互的关系。总而言之，不使其（一）互相并吞，（二）坐致强大，是为防患未然。其设置，是全然在夷狄境内，而不在中国境内的，此之谓“守在四夷”。是为上策。经营自己的边境，已落第二义了。然果其士马精强，障塞完固，中央的军令森严，边将亦奉令维谨，尚不失为中策。若如唐朝的藩镇擅土，则必自下策而入于无策的。因为军队最怕的是骄，骄则必不听命令，不能对外而要内讧；内讧势必引外力以为助；这是千古一辙的。以唐朝幽州兵之强，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镇遍于内地，而黄巢横行南北，如入无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后把他打平；五代时，又因中央和藩镇的内讧，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铁一般强、山一般大的证据。藩镇的为祸为福，可无待于言了。

宋朝的兵，是全出于招募的，和府兵之制相反，论者亦恒右唐而左宋，这亦是耳食之谈。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是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其性质，此辈在经济上，即是所谓“无赖”，又其性质，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只有营伍之中，规律最为森严，或可约束之，使之改变。此辈性行虽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纪律，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利用养兵之费，销纳其一部分，既可救济此辈生活上的无赖，而饷项亦不为虚糜。假若一个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则其人已经过长期的训练；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数的性质，必已改变，可以从事于生产，变做一个良民了。

以经济原理论，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以养兵，而于战阵之事，全不过问，从经济的立场论，是有益无损的。若谓行募兵之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宋代立法之时，亦自有深意。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于：（一）兵力的逐渐腐败。（二）番戍之制：（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既不便于指挥统驭。（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三）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宋开国之时，不满二十万。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后虽稍减，仍有一百一十六万。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伏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呢？

当时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顾虑召变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兵额减至过半。又革去番戍之制，择要地使之屯驻，而置将以统之（以第一、第二为名，全国共九十一将）。安石在军事上，虽然无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惟其所行民兵之制，则无甚成绩，而且有弊端。

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民兵成绩，新党亦颇自诩（如《宋史》载章惇之言，谓“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马上艺事，往往胜诸军”之类）。然据《宋史》所载司马光、王岩叟的奏疏，则其（一）有名无实，以及（二）保正长、巡检使等的诛求，真是暗无天日。我们不敢说新党的话全属子虚，然这怕是少数，其大多数，一定如旧党所说的。因为此等行政上的弊窦，随处可以发现。

民兵之制，必要的条件有二：（一）为强敌压迫于外。如此，举国上下，才有忧勤惕厉的精神，民虽劳而不怨。（二）则行政上的监督，必须严密。官吏及保伍之长，才不敢倚势虐民。当时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于利。至于伍保之法，起源甚古。《周官》大司徒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原和《孟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恤。商君令什伍相司（同伺）连坐，才使之互相稽察。前者为社会上固有的组织，后者则政治上之所要求。此惟乱时可以行之。在平时，则犯大恶者（如谋反叛逆之类），非极其秘密，即徒党众多，声势浩大（如江湖豪侠之类）；或其人特别凶悍，为良民所畏（如土豪劣绅之类）；必非人民所能检举。若使之检举小恶，则徒破坏社会伦理，而为官吏开敲诈之门，其事必不能行。所以自王安石创此法后，历代都只于乱时用以清除奸轨，在平时总是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的。（伍保之法，历代法律上本来都有，并不待王安石的保甲，然亦都不能行。）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变。自此募兵之数减少。元祐时，旧党执政，民兵之制又废。然募兵之额，亦迄未恢复。徽宗时，更利其缺额，封桩其饷，以充上供，于是募兵亦衰。至金人入犯，以陕西为著名多兵之地，种师道将以入援，仅得一万五千人而已。以兵多著名的北宋，而其结果至于如此，岂非奇谈？

南渡之初，军旅寡弱。当时诸将之兵，多是靠招降群盗或召募，以资补充的。其中较为强大的，当推所谓御前五军。杨沂中为中军，总宿卫。张俊为前军，韩世忠为后军，岳飞为左军，刘光世为右军，皆屯驻于外。是为四大将。光世死，其军叛降伪齐（一部分不叛的，归于张俊）。以四川吴玠之军补其缺。其时岳飞驻湖北，韩世忠驻淮东，张俊驻江东，皆立宣抚司。宗弼再入犯，秦桧决意言和，召三人入京，皆除枢密副使，罢三宣抚司，以副校统其兵，称为统制御前军马。驻扎之地仍旧，谓之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四川之兵，亦以御前诸军为号。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其饷，则特设总领以司之，不得自筹。其事略见《文献通考·兵考》。

北族在历史上，是个侵略民族。这是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在地理上，（一）瘠土的民族，常向沃土的民族侵略。（二）但又必具有地形平坦，利于集合的条件。所以像天山南路，沙漠绵延，人所居住的，都是星罗棋布的泉地，像海中的岛屿一般；又或仰雪水灌溉，依天山之麓而建国；以至青海、西藏，山岭崎岖，交通太觉不便；则土虽瘠，亦不能成为侵略民族。历史上侵掠的事实，以蒙古高原为最多，而辽、吉二省间的女真，在近代，亦曾两度成为侵略民族。这是因为蒙古高原，地瘠而平，于侵掠的条件，最为完具。而辽、吉两省，地形亦是比较平坦的；且与繁荣的地方相接近，亦有以引起其侵略之欲望。

北族如匈奴、突厥等，虽然强悍，初未尝侵入中国。五胡虽占据中国的一部分，然久居塞内，等于中国的乱民，而其制度亦无足观。只有辽、金、元、清四朝，是以一个异民族的资格，侵入中国的；而其制度，亦和中国较有关系。今略述其事如下。

四朝之中，辽和中国的关系最浅。辽的建国，系合部族及州县而成。部族是他的本族和所征服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州县则取自中国之地。其兵力，亦是以部族为基本的。部族的离合，及其所居之地，都系由政府指定，不能自由。其人民全体皆隶兵籍。当兵的素质，极为佳良。《辽史》称其“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能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可谓不诬了。但辽立国虽以部族为基本，而其组织军队，亦非全不用汉人。世徒见辽时的五京乡丁，只保卫本地方，不出戍，以为辽朝全不用汉人做正式军队，其实不然。辽制有所谓宫卫军者，每帝即位，辄置之。出则扈从，入则居守，葬则因以守陵。计其丁数，凡有四十万八千，出骑兵十万一千。所谓不待调发州县部族，而十万之兵已具。这是辽朝很有力的常备军。然其置之也，则必“分州县，析部族”。又太祖征讨四方，皇后述律氏居守，亦摘蕃汉精锐三十万为属珊军。可见辽的军队中，亦非无汉人了。此外辽又有所谓大首领部族军，乃亲王大臣的私甲，亦可率之以从征。国家有事，亦可向其量借。又北方部族，服属于辽的，谓之属国，亦得向其量借兵粮。

契丹的疆域颇大，兵亦颇多而强，但其组织不坚凝。所以天祚失道，金兵一临，就土崩瓦解。这不是辽的兵力不足以御金，乃是并没有从事于抵御。其立国本无根柢，所以土崩瓦解之后，亦就更无人从事于复国运动。耶律大石虽然有意于恢复，在旧地，亦竟不能自立了。

金朝的情形，与辽又异。辽虽风气敦朴，然畜牧极盛，其人民并不贫穷的。金则起于瘠土，人民非常困穷。然亦因此而养成其耐劳而好侵掠的性质。《金史》说其“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致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可见其侵掠的动机了。金本系一小部族，其兵全系集合女真诸部族而成。战时的统帅，即系平时的部长。在平时称为孛堇，战时则称为猛安谋克。猛安译言千夫长，谋克译言百夫长，这未必真是千夫和百夫，不过依其众寡，略分等级罢了。金朝的兵，其初战斗力是极强的，但迁入中原之后，腐败亦很速。看《廿二史札记·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一条，便可知道。金朝因其部落的寡少，自伐宋以后，即参用汉兵。其初契丹、渤海、汉人等，投降金朝的，亦都授以猛安谋克。女真的猛安谋克户，杂居汉地的，亦听其与契丹、汉人相婚姻，以相固结。熙宗以后，渐想把兵柄收归本族。于是罢汉人和渤海人猛安谋克的承袭。移剌窝斡乱后，又将契丹户分散，隶属于诸猛安谋克。世宗时，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其人既已腐败到既不能耕，又不能战，而宣宗南迁，仍倚为心腹，外不能抗敌，而内敛怨于民。

金朝的速亡，实在是其自私本族，有以自召之的。总而言之：文明程度落后的民族，与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遇，是无法免于被同化的。像金朝、清朝这种用尽心机，而仍不免于灭亡，还不如像北魏孝文帝一般，自动同化于中国的好。

元朝的兵制，也是以压制为政策的。其兵出于本部族的，谓之蒙古军。出于诸部族的，谓之探马赤军。既入中原后，取汉人为军，谓之汉军。其取兵之法，有以户论的，亦有以丁论的。兵事已定之后，曾经当过兵的人，即定入兵籍，子孙世代为兵。其贫穷的，将几户合并应役。甚贫或无后的人，则落其兵籍，别以民补。此外无他变动。其灭宋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带兵的人，“视兵数之多寡，为爵秩之崇卑”，名为万户、千户、百户。皆分上、中、下。初制，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职，死于病者降一等。后来不论大小及身故的原因，一概袭职。所以元朝的军官，可视为一个特殊阶级。世祖和二三大臣定计：使宗王分镇边徼及襟喉之地。河、洛、山东，是他们所视为腹心之地，用蒙古军、探马赤军戍守。江南则用汉军及新附军，但其列城，亦有用万户、千户、百户戍守的。

元朝的兵籍，汉人是不许阅看的。所以占据中国近百年，无人知其兵数。观其屯戍之制，是很有深心的。但到后来，其人亦都入洪炉而俱化。末叶兵起时，宗王和世袭的军官，并不能护卫他。

元朝以异族入据中国，此等猜防之法，固然无怪其然。明朝以本族人做本族的皇帝，却亦暗袭其法，那就很为无谓了。

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

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有私心，要把一群人团结为一党，互相护卫，以把持天下的权利，其结果，总是要自受其害的。军官世袭之制，后来腐败到无可挽救，即其一端。金朝和元朝，都是异族，他们社会进化的程度本浅，离封建之世未远，猛安谋克和万户千户百户，要行世袭之制，还无怪其然。明朝则明是本族人，却亦重视开国功臣的子孙，把他看作特别阶级，其私心就不可恕了。

抱封建思想的人，总以为某一阶级的人，其特权和权利，既全靠我做皇帝才能维持，他们一定会拥护我。所以把这一阶级的人看得特别亲密。殊不知这种特权阶级，到后来荒淫无度，知识、志气都没有了，何谓权利？怕他都不大明白。明白了；明白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了；明白自己的权利，如何才得维持了；因其懦弱无用，眼看着他人抢夺他的权利，他亦无如之何。所谓贵戚世臣，理应与国同休戚的，却从来没有这回事，即由于此。

武力是不能持久的。持久了，非腐败不可。这其原因，由于战争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其常态。变态是有其原因的，原因消失了，变态亦即随之而消失。所以从历史上看来，从没有一支真正强盛到几十年的军队（因不遇强敌，甚或不遇战事，未至溃败决裂，是有的。然这只算是侥幸。极强大的军队，转瞬化为无用，这种事实，是举不胜举的。以宋武帝的兵力，而到文帝时即一蹶不振，即其一例。又如明末李成梁的兵力，亦是不堪一击的，侥幸他未与满洲兵相遇罢了。然而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世人不知其原理，往往想就军队本身设法整顿，其实这是无法可设的。因为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广大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学上，较低的原理，是要受较高的原理的统驭的）。“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这种思想，亦是以常识论则是，而经不起科学评判的。因为到有事时，预备着的军队，往往无用，而仍要临时更造。府兵和卫所，是很相类的制度。府兵到后来，全不能维持其兵额。明朝对于卫所的兵额，是努力维持的，所以其缺额不至如唐朝之甚。然以多数的兵力，对北边，始终只能维持守势（现在北边的长城，十分之九，都是明朝所造）；末年满洲兵进来，竟尔一败涂地；则其兵力亦有等于无。此皆特殊的武力不能持久之证。

清朝太祖崛起，以八旗编制其民。太宗之世，蒙古和汉人归降的，亦都用同一的组织。这亦和金朝人以猛安谋克授渤海、汉人一样。中国平定之后，以八旗兵驻防各处，亦和金朝移猛安谋克户于中原，及元朝镇戍之制，用意相同。惟金代的猛安谋克户，系散居于民间；元朝万户分驻各处，和汉人往来，亦无禁限。清朝驻防的旗兵，则系和汉人分城而居的，所以其冲突不如金、元之烈。但其人因此与汉人隔绝，和中国的社会，全无关系，到末造，要筹画旗民生计，就全无办法了。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

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中国军队强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势，野战总是失利时居多（洪承畴松山之战，是其一例）。然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自此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内地粗觉平安，对外亦无甚激烈的战斗。武功虽盛，实多侥天之幸。所以太平军一起，就势如破竹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种潮流潜伏着。推波助澜，今犹未已，非通观前后，是不能觉悟出这种趋势来的。这两种潮流：其（一）是南方势力的兴起。南部数省，向来和大局无甚关系。自明桂王据云贵与清朝相抗；吴三桂举兵，虽然终于失败，亦能震荡中原；而西南一隅，始隐然为重于天下。其后太平军兴，征伐几遍全国。虽又以失败终，然自清末革命，至国民政府北伐之成功，始终以西南为根据。现在的抗战，还是以此为民族复兴的策源地的。其（二）是全国皆兵制的恢复。自秦朝统一以后，兵民渐渐分离，至后汉之初，而民兵之制遂废，至今已近二千年了。

康有为说，中国当承平时代，是没有兵的。虽亦有称为兵的一种人，其实性质全与普通人民无异（见《欧洲十一国游记》）。此之谓有兵之名，无兵之实。旷观历代，都是当需要用兵时，则产生出一支真正的军队来；事过境迁，用兵的需要不存，此种军队，亦即凋谢，而只剩些有名无实的军队，充作仪仗之用了。此其原理，即由于上文所说的战争是社会的变态，原不足怪。但在今日，帝国主义跋扈之秋，非恢复全国皆兵之制，是断不足以自卫的。更无论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了。这一个转变，自然是极艰难。但环境既已如此，决不容许我们的不变。

当中国和欧美人初接触时，全未知道需要改变。所想出来的法子，如引诱他们上岸，而不和他在海面作战；如以灵活的小船，制他笨重的大船等；全是些闭着眼睛的妄论。到咸、同间，外患更深了。所谓中兴将帅，（一）因经验较多，（二）与欧美人颇有相当的接触。才知道现在的局面，非复历史上所有。欲图适应，非有相当的改革不可。于是有造成一支军队以适应时势的思想。设船政局、制造局，以改良器械；陆军则改练洋操；亦曾成立过海军；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即至清末，要想推行征兵制。其实所取的办法，离民兵之制尚远，还不过是这种思想。

民国二十余年，兵制全未革新，且复演了历史上武人割据之局。然时代的潮流，奔腾澎湃，终不容我不卷入旋涡。抗战以来，我们就一步步的，走入举国皆兵之路了。这两种文化，现在还在演变的中途，我们很不容易看出其伟大。然在将来，作历史的人，一定要认此为划时代的大转变，是毫无可疑的。这两种文化，实在还只是一种。不过因为这种转变，强迫着我们，发生一种新组织，以与时代相适应，而时代之所以有此要求，则缘世界交通而起。

在中国，受世界交通影响最早的是南部。和旧文化关系最浅的，亦是南部，受旧文化的影响较浅，正是迎受新文化的一个预备条件。所以近代改革的原动力，全出于南方；南方始终代表着一个开明的势力（太平天国虽然不成气候，湘、淮军诸首领，虽然颇有学问，然以新旧论，则太平天国，仍是代表新的，湘、淮军人物，仍是代表旧的。不过新的还未成熟，旧的也还余力未尽罢了）。千回百折，似弱而卒底于有成。

几千年以来，内部比较平安，外部亦无真正大敌。因此，养成中国（一）长期间无兵，只有需要时，才产生真正的军队；（二）而这军队，在全国人中，只占一极小部分。在今日，又渐渐的改变，而走上全国皆兵的路了。而亘古未曾开发的资源，今日亦正在开发。以此广大的资源，供此众多民族之用，今后世界的战争，不更将增加其残酷的程度么？不，战争只是社会的变态。现在世界上战争的残酷，都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这亦是社会的一个变态，不过较诸既往，情形特别严重罢了。变态是决不能持久的。资本的帝国主义，已在开始崩溃了。我们虽有横绝一世的武力，大势所趋，决然要用之于打倒帝国主义之途，断不会加入帝国主义之内，而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一分子。

第十章　刑法

古代法律的演变

谈中国法律的，每喜考究成文法起于何时。其实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法律的来源有二：一为社会的风俗，一为国家对于人民的要求。前者即今所谓习惯，是不会著之于文字的。然其对于人民的关系，则远较后者为切。

中国刑法之名，有可考者始于夏。《左氏》昭公六年，载叔向写给郑子产的信，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内容，我们无从知其如何，然叔向这一封信，是因子产作刑书而起的。其性质，当和郑国的刑书相类。子产所作的刑书，我们亦无从知其如何，然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又载晋国赵鞅铸刑鼎的事。杜《注》说：子产的刑书，也是铸在鼎上的。虽无确据，然士文伯讥其“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其必著之金属物，殆无可疑。所能著者几何？而《书经·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请问如何写得下？然则《吕刑》所说，其必为习惯而非国家所定的法律，很明白可见了。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其所当守的规则。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曰俗。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故曰礼者，履也）。违礼，就是违反习惯，社会自将加以制裁，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

或疑三千条规则，过于麻烦，人如何能遵守？殊不知古人所说的礼，是极其琐碎的。一言一动之微，莫不有其当守的规则。这在我们今日，亦何尝不如此？我们试默数言语动作之间，所当遵守的规则，何减三千条？不过童而习之，不觉得其麻烦罢了。《礼记·礼器》说“曲礼三千”，《中庸》说“威仪三千”，而《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其所谓刑，系施诸违礼者可知。古以三为多数。言千乃举成数之辞。以十言之而觉其少则曰百，以百言之而犹觉其少则曰千，墨劓之属各千，犹言其各居总数三分之一。剕罚之属五百，则言其居总数六分之一。还有六分之一，宫罚又当占其五分之三，大辟占其五分之二，则云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这都是约略估计之辞。若真指法律条文，安得如此整齐呢？然则古代人民的生活，其全部，殆为习惯所支配是无疑义了。

社会的习惯，是人人所知，所以无待于教。若有国有家的人所要求于人民的，人民初无从知，则自非明白晓谕不可。《周官》布宪，“掌宪邦之刑禁（‘宪谓表而县之’，见《周官》小宰《注》）。正月之吉，执邦之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州长、党正、族师、闾胥，咸有属民读法之举。天、地、夏、秋四官，又有县法象魏之文。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师等，又有徇以木铎之说。这都是古代的成文法，用言语、文字或图画公布的。在当时，较文明之国，必无不如此。何从凿求其始于何时呢？无从自知之事，未尝有以教之，自不能以其违犯为罪。所以说“不教而诛谓之虐”（《论语·尧曰》）。而三宥、三赦之法，或曰不识，或曰遗忘，或曰老旄，或曰蠢愚（《周官》司刺），亦都是体谅其不知的。后世的法律，和人民的生活，相去愈远；其为人民所不能了解，十百倍于古昔；初未尝有教之之举，而亦不以其不知为恕。其残酷，实远过于古代。即后世社会的习惯，责人以遵守的，亦远不如古代的简易。后人不自哀其所遭遇之不幸，而反以古代的法律为残酷，而自诩其文明，真所谓“溺人必笑”了。

刑字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一切极轻微的制裁、惩戒、指摘、非笑而言。“出于礼者入于刑”，义即如此。曲礼三千，是非常琐碎的，何能一有违犯，即施以惩治呢？至于狭义之刑，则必以金属兵器，加伤害于人身，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方足当之。汉人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义即如此。此为刑字的初义，乃起于战阵，施诸敌人及间谍、内奸的，并不施诸本族。所以司用刑之官曰士师（士是战士，士师谓战士之长），曰司寇。《周官》司徒的属官，都可以听狱讼，然所施之惩戒，至于圜土、嘉石而止（见下），其附于刑者必归于士，这正和今日的司法机关和军法审判一般。因为施刑的器具（兵器），别的机关里，是没有的。

刑之施及本族，当系俘异族之人，以为奴隶，其后本族犯罪的人，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即将异族的装饰，施诸其人之身。所以越族断发纹身，而髡和黥，在我族都成为刑罪。后来有暴虐的人，把他推而广之，而伤残身体的刑罚，就日出不穷了。

五刑之名，见于《书经·吕刑》。《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劓、刵、椓、黥，欧阳、大小夏侯作膑、宫、劓、割头、庶勍（《虞书》标题下《疏》引）。膑即剕。割头即大辟。庶勍的庶字不可解，勍字即黥字，是无疑义的。然则今本的劓、刵、椓、黥是误字。《吕刑》的五刑，实苗民所创（苗民的民字乃贬辞，实指有苗之君，见《礼记·缁衣疏》引《吕刑》郑《注》）。《国语·鲁语》臧文仲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窄。薄刑用鞭朴。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肆之市、朝。”（是为“五服三次”。《尧典》说：“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亦即此。）大刑用甲兵，是指战阵。其次用斧钺，是指大辟。中刑用刀锯指劓、腓、宫。其次用钻窄指墨。薄刑用鞭朴，虽非金属兵器，然古人亦以林木为兵（《吕览·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左氏》僖公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鞭七人，可见鞭亦军刑。《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象以典刑，即《周官》的县法象魏。流宥五刑，当即《吕刑》所言之五刑。金作赎刑，亦即《吕刑》所言之法。所以必用金，是因古者以铜为兵器。可见所谓“亏体”之刑，全是源于兵争的。至于施诸本族的，则古语说“教笞不可废于家”，大约并鞭朴亦不能用。最严重的，不过逐出本族之外，是即所谓流刑。《王制》的移郊、移逐、屏诸远方，即系其事。《周官》司寇有圜土、嘉石，皆役诸司空。圜土、嘉石，都是监禁；役诸司空，是罚做苦工；怕已是施诸奴隶的，未必施诸本族了。于此见残酷的刑罚，全是因战争而起的。五刑之中，妇人的宫刑，是闭于宫中（见《周官》司刑郑《注》），其实并不亏体。其余是无不亏体的。《周官》司刑载五刑之名，惟膑作刖，余皆与《吕刑》同。《尔雅·释言》及《说文》，均以、刖为一事。惟郑玄《驳五经异义》说：“皋陶改膑为剕，周改剕为刖。”段玉裁《说文》髌字《注》说：膑是髌的俗字，乃去膝头骨，刖则汉人之斩止，其说殊不足据（髌乃生理名词，非刑名）。当从陈乔枞说，以剕为斩左趾，跀为并斩右趾为是（见《今文尚书·经说考》）。然则五刑自苗民创制以来，至作《周官》之时，迄未尝改。然古代亏体之刑，实并不止此。见于书传的，如斩（古称斩谓腰斩。后来战阵中之斩级，事与刑场上的割头异，无以名之，借用腰斩的斩字。再后来，斩字转指割头而言，腰斩必须要加一个腰字了）、磔（裂其肢体而杀之。《史记·李斯列传》作矺，即《周官》司戮之辜）、膊（谓去衣磔之，亦见《周官》司戮）、车裂（亦曰轘）、缢（《左氏》哀公二年，“绞缢以戮”。绞乃用以缢杀人之绳，后遂以绞为缢杀）、焚（亦见司戮）、烹（见《公羊》庄公四年）、脯醢等都是。脯醢当系食人之族之俗，后变为刑法的。刵即馘（割耳），亦源于战阵。

《孟子》说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梁惠王下篇》）。《左氏》昭公二十二年引《康诰》，亦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书经·甘誓》《汤誓》，都有孥戮之文。可见没入家属为奴婢，其初亦是军法。这还不过没为奴隶而已，若所谓族诛之刑，则亲属都遭杀戮。这亦系以战阵之法，推之刑罚的。因为古代两族相争，本有杀戮俘虏之事。强宗巨家，一人被杀，其族人往往仍想报复，为预防后患起见，就不得不加以杀戮了。《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父母、兄弟、妻子）。此法后相沿甚久。魏晋南北朝之世，政敌被杀的，往往牵及家属。甚至嫁出之女，亦不能免。可见战争的残酷了。

古代的用法，其观念，有与后世大异的。那便是古代的“明刑”，乃所以“弼教”（“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见《书经·尧典》），而后世则但求维持形式上的互助。人和人的相处，所以能（一）平安无事，（二）而且还可以有进步，所靠的全是善意。苟使人对人，人对社会，所怀挟的全是善意，一定能彼此相安，还可以互相辅助，日进无疆，所做的事情，有无错误，倒是无关紧要的。若其彼此之间，都怀挟敌意，仅以慑于对方的实力，社会的制裁，有所惮而不敢为；而且进而做利人之事，以图互相交换；则无论其所行的事，如何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根本上总只是商业道德。商业道德，是决无以善其后的。

人，本来是不分人我，不分群己的。然到后来，社会的组织复杂了，矛盾渐渐深刻，人我群己的利害，渐渐发生冲突，人就有破坏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以自利的。欲救此弊，非把社会阶级彻底铲除不可。古人不知此义，总想以教化来挽回世风。教化之力不足，则辅之以刑罚。所以其用法，完全注重于人的动机。所以说《春秋》断狱重志（《春秋繁露·精华篇》）。所以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此等希望，自然要终成泡影的。法律乃让步到不问人的动机，但要求其不破坏我所要维持的秩序为止。其用心如何，都置诸不问。法律至此，就失其弼教的初意，而只成为维持某种秩序的工具了。于是发生“说官话”的现象。明知其居心不可问，如其行为无可指摘，即亦无如之何。法律至此，乃自成为反社会之物。

有一事，是后世较古代为进步的。古代氏族的界限，还未化除。国家的权力，不能侵入氏族团体之内，有时并不能制止其行动。（一）氏族员遂全处于其族长权力之下。此等风气在家族时代，还有存留。（二）而氏族与氏族间的争斗，亦往往靠实力解决。《左氏》成公三年，知被楚国释放的时候，说“首（罃父）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华费遂说：“吾有谗子而弗能杀。”可见在古代，父可专杀其子。《白虎通义·诛伐篇》却说“父杀其子当诛”了。《礼记》的《曲礼》《檀弓》，均明著君父、兄弟、师长，交游报仇之礼。《周官》的调人，是专因报仇问题而设立的。亦不过令有仇者避之他处；审查报仇的合于义与否；禁止报仇不得超过相当限度而已；并不能根绝其事。报仇的风气，在后世虽相沿甚久，习俗上还视为义举，然在法律上，总是逐步遭遇到禁止的。这都是后世法律，较之古代进步之处。但家长或族长，到现在，还略有处置其家人或族众的权力，国家不能加以干涉，使人人都受到保护；而国家禁止私人复仇，而自己又不能真正替人民伸雪冤屈；也还是未尽善之处。

法律是不能一天不用的。苟非文化大变，引用别一法系的法律，亦决不会有什么根本的改革。所以总是相承而渐变。中国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经》。据《晋书·刑法志》所载陈群《魏律序》，是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所为。魏文侯在位，据《史记·六国表》，是自周威烈王二年至安王十五年，即民国纪元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至二千二百九十八年。可谓很古老的了。撰次，便是选择排比。这一部书，在当时，大约所参考者颇博，且曾经过一番斟酌去取，依条理系统编排的，算作一部佳作。所以商君“取之以相秦”，没有重纂。

这时候的趋势，是习惯之力（即社会制裁），渐渐的不足以维持社会，而要乞灵于法律。而法律还是谨守着古老的规模，所规定之事极少，渐觉其不够用，法经共分六篇：《魏律序》举其篇目，是（一）盗，（二）贼，（三）网，（四）捕，（五）杂，（六）又以一篇著其加减。盗是侵犯人的财产。贼是伤害人的身体。盗贼须网捕，所以有网捕两篇。其余的则并为杂律。古人著书，常将重要的事项，独立为篇，其余则并为一篇。总称为杂。一部自古相传的医书，号为出于张仲景的，分为伤寒、杂病两大部分（杂病或作卒病，乃误字），即其一证。网捕盗贼，分为四篇，其余事项，共为一篇，可见《法经》视盗贼独重，视其余诸事项都轻，断不足以应付进步的社会。汉高祖入关，却更做了一件违反进化趋势的事。他说：“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因为约法三章四字，给人家用惯了，很有些人误会：这是汉高祖与人民立约三条。其实据陈群《魏律序》，李悝《法经》的体例，是“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每一篇之中，包含着许多章。“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以约字断句，法字再一读。就是说六篇之法，只取三章，其余五篇多，都把他废掉了。秦时的民不聊生，实由于政治太不安静。专就法律立论，则由于当时的狱吏，自成一种风气，用法务取严酷。和法律条文的多少，实在没有关系。但此理是无从和群众说起的。约法三章，余悉除去，在群众听起来，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了。这事不过是一时收买人心之术，无足深论。其事自亦不能持久。所以《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萧何就把六篇之法恢复，且增益三篇；叔孙通又益以律所不及的旁章十八篇，共有二十七篇了。当时的趋势，是（一）法律内容要扩充，（二）既扩充了，自应依条理系统，加以编纂，使其不至杂乱。第一步，汉初已这么做了。武帝时，政治上事务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于是张汤、赵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六十篇。又当时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编次，通称谓之“令甲”，共有三百余篇。再加以断事的成案，即当时所谓比，共有九百零六卷。分量已经太多了，而编纂又极错乱。“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引用既难，学者乃为之章句（章句二字，初指一种符号，后遂用以称注释，详见予所撰《章句论》。商务印书馆本）。共有十余家。于是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任何人不能遍览，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者予死比”。所以条理系统地编纂一部法典，实在是当时最紧要的事。汉宣帝时，郑昌即创其议。然终汉世，未能有成。魏篡汉后，才命陈群等从事于此。制成新律十八篇。未及颁行而亡。晋代魏后，又命贾充等复加订定。共为二十篇。于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颁行之。是为《晋律》。泰始四年，为民国纪元前一千六百四十四年。

入关约法　选自《帝鉴图说》

《晋律》大概是将汉朝的律、令、比等，删除复重，加以去取，依条理系统编纂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整理之业，但还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则儒家的宗旨，在此时必有许多掺入法律之中，而成为条文。汉人每有援经义以折狱的。现代的人，都以为奇谈。其实这不过是广泛的应用习惯。广义的习惯法，原可包括学说的。当时儒学盛行，儒家的学说，自然要被应用到法律上去了。《汉书》《注》引应劭说：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汉文帝除肉刑诏，所引用的就是《书》说（见下）。汉武帝亦使吕步舒（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狱。可见汉时的律、令、比中，掺入儒家学说处决不少。

此等儒家学说，一定较法家为宽仁的。因为法家偏重伸张国家的权力，儒家则注重保存社会良好的习惯。章炳麟《太炎文录》里，有《五朝法律索隐》一篇，说《晋律》是极为文明的。北魏以后，参用鲜卑法，反而改得野蛮了。如《晋律》，父母杀子同凡论，而北魏以后，都得减轻。又如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论（依此，则现在马车、摩托，在市上杀人的，都当以故杀论。因为城市中行人众多，是行车者所预知的，而不特别小心，岂得谓之过失？难者将说：“如此，在城市中将不能行车了。文明愈进步，事机愈紧急，时间愈宝贵，处处顾及步行的人，将何以趋事赴功呢？”殊不知事机紧急，只是一个借口。果有间不容发的事，如军事上的运输，外交上的使命，以及弭乱、救火、急救疾病等事，自可别立为法。然在今日，撞伤路人之事，由于此等原因者，共有几分之几呢？曾记在民国十至十二年之间，上海某外人，曾因嫌人力车夫走得慢，下车后不给车资，直向前行。车夫向其追讨，又被打伤。经领事判以监禁之罪。后其人延律师辩护，乃改为罚锾了事。问其起衅之由，则不过急欲赴某处宴会而已。从来鲜车怒马疾驰的人，真有紧急事情的，不知有百分之一否？真正紧要的事情，怕还是徒行或负重的人做的）；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常人有罪不得赎等；都远胜于别一朝的法律。父杀其子当诛，明见于《白虎通义》，我们可以推想，父母杀子同凡论，渊源或出于儒家。又如法家，是最主张摧抑豪强的。城市走马杀人同凡论，或者是法家所制定。然则法律的改良，所得于各家的学说者当不少。学者虽然亦不免有阶级意识，究竟是为民请命之意居多。从前学者所做的事情，所发的言论，我们看了，或不满意，此乃时代为之。近代的人，有时严责从前的学者，而反忽忘了当时的流俗，这就未免太不知社会的情形了。

《晋律》订定以后，历代都大体相沿。宋、齐是未曾定律的。梁、陈虽各定律，大体仍沿《晋律》。即魏、周、齐亦然，不过略参以鲜卑法而已。《唐律》是现尚存在的，体例亦沿袭旧观。辽太祖时，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亦依汉法。道宗时，以国法不可异施，将不合于律令者别存之。此所谓律令，还是唐朝之旧。金当熙宗时，始合女真旧制及隋、唐、辽、宋之法，定《皇统制》。然仍并用古律。章宗泰和时定律，《金史》谓其实在就是《唐律》。元初即用金律。世祖平宋以后，才有所谓《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亦不过将新生的法令事例，加以编辑而已。明太祖定《大明律》，又是一准《唐律》的。《清律》又以《明律》为本。所以从《晋律》颁行以后，直至清末采用西法以前，中国的法律实际无大改变。

法律的审定

法律的性质，既如此陈旧，何以仍能适用呢？（一）由向来的法律，只规定较经久之事。如晋初定律，就说关于军事、田农、酤酒等，有权设其法，未合人心的，太平均当剔除，所以不入于律，别以为令。又如北齐定律，亦有《新令》四十卷和《权令》二卷，与之并行。此等区别，历代都有。总之非极永久的部分，不以入律，律自然可少变动了。（二）则律只揭举大纲。（甲）较具体及（乙）变通的办法，都在令及比之中。《唐书·刑法志》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宋神宗说：“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见《宋史·刑法志》）。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令、格、式三者，实不可谓之刑书。不过现代新生的事情，以及办事所当依据的手续，都在其中，所以不得不与律并举。

律所载的事情，大约是很陈旧而不适宜于具体应用的，但为最高原理所自出，又不便加以废弃。所以宋神宗改律、令、格、式之名为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这即是实际的应用，全然以敕代律了。到近世，则又以例辅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刑官上言：“中外巧法吏，或借例便私，律寖格不用。”于是下尚书，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自是以后，律例并行。清朝亦屡删定刑例。至乾隆以后，遂载入律内，名为《大清律例》。案例乃据成案编纂而成，成案即前世所谓比。

律文仅举大纲，实际应用时，非有业经办理的事情，以资比附不可，此比之所以不能不用。然成案太多，随意援引，善意者亦嫌出入太大，恶意者则更不堪设想，所以又非加以限制不可。由官加以审定，把（一）重复者删除；（二）可用者留；（三）无用者废；（四）旧例之不适于用者，亦于同时加以废止。此为官修则例之所由来，不徒（一）杜绝弊端，（二）使办事者得所依据，（三）而（甲）社会上新生的事态，日出不穷；（乙）旧有之事，定律时不能无所遗漏；（丙）又或法律观念改易，社会情势变迁，旧办法不适于今；皆不可不加补正。有新修刑例以济之，此等问题，就都不足为患了。清制：刑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事属刑部，临时设馆）。使新成分时时注入于法律之中；陈旧而不适用者，随时删除，不致壅积。借实际的经验，以改良法律，实在是很可取法的。

刑法内容的变化

刑法自汉至隋，起了一个大变化。刑字既引伸为广义，其初义，即专指伤害人之身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的，乃改称为“肉刑”。晚周以来，有一种象刑之论，说古代对于该受五刑的人，不须真加之以刑，只要异其冠服以为戮。此乃根据于《尧典》之“象以典刑”的，为儒家的书说。按象以典刑，恐非如此讲法（见前）。但儒家所说的象刑，在古代是确有其事的。《周官》有明刑（见司救）、明梏（见掌囚）。乃是将其人的姓名罪状，明著之以示人。《论衡·四讳篇》说：当时“完城旦以下，冠带与俗人殊”，可见历代相沿，自有此事，不过在古代，风气诚朴，或以此示戒而已足，在后世则不能专恃此罢了。儒家乃根据此种习俗，附会《书经》象以典刑之文，反对肉刑的残酷。

汉孝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防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书奏，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议：当黥者髡钳为城旦春。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按诏书言今法有肉刑三，《注》引孟康曰：“黥、劓二，斩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景帝元年诏，说孝文皇帝除宫刑。诏书下文刻肌肤指黥，断肢体指劓及斩趾，终身不息当指宫，则是时实并宫刑废之。惟系迳废而未尝有以为代，故有司之议不之及。而史亦未尝明言。此自古人文字疏略，不足为怪。至景帝中元年，《纪》载“死罪欲腐者许之”，则系以之代死罪，其意仍主于宽恤。然宫刑自此复行。直至隋初方除。象刑之论，《荀子》极驳之。《汉书·刑法志》备载其说，自有相当的理由。然刑狱之繁，实有别种原因，并非专用酷刑可止。《庄子·则阳篇》说：“柏矩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这一段文字，见得所谓犯罪者，全系个人受社会的压迫，而无以自全；受社会的教育，以至不知善恶（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其所能负的责任极微。更以严刑峻法压迫之，实属不合于理。即不论此，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于事亦属无益。所以“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这固然不是彻底的办法。然就事论事，操司法之权的，存心究当如此。

司法上的判决，总不能无错误的。别种损失，总还可设法回复，唯有肉刑，是绝对无法的，所以古人视之甚重。这究不失为仁人君子的用心。后来反对废除肉刑的人，虽亦有其理由，然肉刑究竟是残酷的事，无人敢坚决主持，始终没有能够恢复。这其中，不知保全了多少人。孝文帝和缇萦，真是历史上可纪念的人物了。

反对废除肉刑的理由安在呢？《文献通考》说：“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罪。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肢体，而才翦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案自肉刑废除之后，至于隋代制定五刑之前，刑法上的问题，在于刑罚的等级太少，用之不得其平。所以司法界中有经验的人士，间有主张恢复肉刑的。而读书偏重理论的人，则常加反对。恢复肉刑，到底是件残酷的事，无人敢坚决主张，所以肉刑终未能复。

到隋朝制定五刑以后，刑罚的等级多了，自无恢复肉刑的必要，从此以后，也就无人提及了。自汉文帝废除肉刑至此，共历七百五十余年。一种制度的进化，可谓不易了。隋唐的五刑，是各有等级的。其中死刑分斩、绞两种。而除前代的枭首、裂等。元以异族入主中原，立法粗疏，且偏于暴虐。死刑有斩无绞。又有凌迟处死，以处恶逆。明清两代均沿之。明代将刑法军政，并为一谈。五刑之外，又有所谓充军。分附近、沿海、边远、烟瘴、极边五等（清分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等）。有终身、永远两种。永远者身死之后，又勾摄其子孙；子孙绝者及其亲属（已见上章）。明制：“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太祖为求人民通晓法律起见，采辑官民过犯条文，颁行天下，谓之《大诰》。囚有《大诰》的，罪得减等。后来不问有无，一概作为有而减等。于是死刑减至流刑的，无不以《大诰》再减，流刑遂等于不用。而充军的却很多。清朝并不藉谪发维持军籍，然仍沿其制，为近代立法史上的一个污点。

我国刑法的缺陷与改良

刑法的改良，起于清末的改订旧律。其时改笞杖为罚金，以工作代徒流。后来定《新刑律》，才分主刑为死刑（用绞，于狱中行之）、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五种。从刑为没收，褫夺公权两种。

审判机关，自古即与行政不分。此即《周官》地官所谓“地治者”。但属于秋官的官，如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方士（掌都家）等，亦皆以掌狱讼为职。地官、秋官，本当有行政官与军法审判之别，读前文可明，但到后来，这两者的区别，就渐渐的泯灭了。欧洲以司法独立为恤刑之法，中国则以（一）缩小下级官吏定罪的权限，（二）增加审级，为恤刑之法。汉代太守便得专杀，然至近代，则府、厅、州、县，只能决徒以下的罪，流刑必须由按察司亲审，死刑要待御笔勾决了。

行政司法机关既不分，则行政官吏等级的增加，即为司法上审级的增加。而历代于固有的地方官吏以外，又多临时派官清理刑狱。越诉虽有制限，上诉是习惯上得直达皇帝为止的。即所谓叩阍。宋代初命转运使派官提点刑狱，后独立为一司，明朝继之，设按察司，与布政使并立，而监司之官，始有专司刑狱的。然及清代，其上级的督抚，亦都可受理上诉。自此以上，方为京控（刑部、都察院、提督，均可受理）。临时派官复审，明代尤多。其后朝审、秋审遂沿为定制。清代秋审是由督抚会同两司举行的。决定后由刑部汇奏。再命三法司（见下）复审，然后御笔句决，死刑乃得执行。在内的则由六部、大理寺、通政司、都察院会审，谓之初审。此等办法，固得慎重刑狱之意。然审级太多，则事不易决。又路途遥远，加以旷日持久，人证物证，不易调齐，或且至于湮没，审判仍未必公平，而人民反因狱事拖延受累。所以此等恤刑之法，亦是有利有弊的。

司法虽不独立，然除特设的司法官吏而外，干涉审判之官，亦应以治民之官为限。如此，（一）系统方不紊乱。（二）亦且各种官吏，对于审判，未必内行，令其干涉，不免无益有损。然历代既非司法之官，又非治民之官，而参与审判之事者，亦在所不免。如御史，本系监察之官，不当干涉审判。所以弹劾之事，虽有涉及刑狱的，仍略去告诉人的姓名，谓之风闻。唐代此制始变，且命其参与推讯，至明，遂竟称为三法司之一了。而如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五军都督等，无不可临时受命，与于会审之列，更属莫名其妙。又司法事务，最忌令军政机关参与。而历代每将维持治安及侦缉罪犯之责，付之军政机关。使其获得人犯之后，仍须交给治民之官，尚不易非理肆虐，而又往往令其自行治理，如汉代的司隶校尉，明代的锦衣卫、东厂等，尤为流毒无穷。

审判之制，贵于速断速决，又必熟悉本地方的民情。所以以州县官专司审判，于事实嫌其不给。而后世的地方官，多非本地人，亦嫌其不悉民情。廉远堂高，官民隔膜，吏役等遂得乘机舞弊。司法事务的黑暗，至于书不胜书。人民遂以入公门为戒。官吏无如吏役何，亦只得劝民息讼。国家对于人民的义务，第一事，便在保障其安全及权利，设官本意，惟此为急。而官吏竟至劝人民不必诉讼，岂非奇谈？

古代所谓“地治者”，本皆后世乡吏之类，汉代啬夫，还是有听讼之职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爰延为外黄乡啬夫，民至不知有郡县（《后汉书》本传），其权力之大可知。然治者和被治者既形成两个阶级，治者专以朘削被治者为生，则诉讼正是朘削的好机会，畀乡吏以听讼之权，流弊必至不可究诘。所以至隋世，遂禁止乡官听讼。《日知录·乡亭之职》一条说：“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今人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辞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则明太祖尝有意恢复乡官听讼之制。然《注》又引宣德七年陕西按察佥事林时之言，谓“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狱讼之繁，皆由于此”。则其事不久即废。今乡官听讼之制，固不可行。然法院亦难遍设。民国十五年，各国所派的司法调查委员（见下），以通计四百万人乃有一第一审法院，为我国司法状况缺点之一。

中国人每笑西洋人的健讼，说我国人无须警察、司法，亦能相安，足见道德优于西人。其实中国人的不愿诉讼，怕也是司法状况的黑暗逼迫而成的，并非美事。但全靠法院平定曲直，确亦非良好现象。不须多设法院，而社会上亦能发扬正义，抑强扶弱，不至如今日之豪暴横行；乡里平亭，权又操于土豪劣绅之手；是为最善。那就不得不有望于风俗的改良了。

第十一章　实业

农业为文明之源

农工商三者，并称实业，而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必有农，然后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国从前称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若除去其轻视工商，几乎视为分利之意，而单就本末两字的本义立论，其见解是不错的。所以农业的发达，实在是人类划时代的进步。有农业，然后人类的食物，乃能为无限制的扩充，人口的增加，才无限制，人类才必须定居。一切物质文明，乃有基础。精神文化，亦就渐次发达了。人类至此，剩余的财产才多，成为掠夺的目的。劳力更形宝贵，相互间的战争，自此频繁，社会内部的组织，亦更形复杂了。

世界上的文明，起源于几个特别肥沃的地点，比较正确的历史，亦是自此开始的。这和农业有极深切的关系，而中国亦是其中之一。

在农业开始以前，游猎的阶段，很为普遍。在第一章中业经提及。渔猎之民，视其所居之地，或进为畜牧，或进为农耕。中国古代，似乎是自渔猎径进于农耕的。

传说中的三皇：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伤害肠胃，显然是渔猎时代的酋长。伏羲，亦作庖牺。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为“取牺牲以供庖厨”（《礼记·月令疏》引），实为望文生义。《白虎通义·号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则羲字与化字同义，所称颂的乃其德业。至于其时的生业，则《易·系辞传》明言其“为网罟以田以渔”，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亦无疑义。伏羲之后为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就正式进入农业时代，我国文明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三皇之后为五帝。颛顼、帝喾，可考的事迹很少。黄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神农战，似乎是游牧部落的酋长。然这不过是一种荒怪的传说，《五帝本纪》同时亦言其“艺五种”，而除此之外，亦绝无黄帝为游牧民族的证据。《尧典》则有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之文。《尧典》固然是后人所作，并非当时史官的记录。然后人所作，亦不能谓其全无根据。殷周之祖，是略与尧舜同时的。《诗经》中的《生民》《公刘》，乃周人自述其祖宗之事，当不致全属子虚。《书经》中的《无逸》，乃周公诰诫成王之语，述殷周的历史，亦必比较可信。《无逸》中述殷之祖甲云：“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祖甲实即太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正指其为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云：“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皆显见其为农业时代的贤君。周之先世，如太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论了。古书的记载，诚多未可偏信。然合全体而观之，自五帝以来，社会的组织和政治上的斗争，必与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游牧或渔猎部族所能有。然则自神农氏以后，我国久已成为农业发达的民族了。古史年代，虽难确考，然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篇》）和韩非子所谓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显学篇》）；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收八百岁之畜积”（谓齐自周初建国，至为昭王所破时）；大致都相合的，决不会是臆造。然则自尧舜至周末，当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统一天下至民国纪元，相距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尧舜追溯农业发达之时，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国农业发达，总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

我国农业的演进

中国的农业，是如何进化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粗耕进于精耕。

古代有爰田之法。爰田即系换田。据《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是因为地有美恶，“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所以“三年一换主易居”。据《周官》大司徒：则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之地，是年年可种的。一易之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再易之地，种一年要休耕两年。授田时：不易之地，一家给一百亩。一易之地，给二百亩。再易之地，给三百亩。古代的田亩，固然较今日为小。然一夫百亩，实远较今日农夫所耕为大。而其成绩，则据《孟子》（《万章下篇》）和《礼记·王制》所说：是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较诸现在，并不见得佳良，可见其耕作之法，不及今人了。

汉朝有个大农业家赵过，能为代田之法。把一亩分做三个甽，播种于其中。甽以外的高处谓之陇。苗生叶以后，要勤除陇上之草，因而把陇上的土，倾颓下来，使其附着苗根。如此逐渐为之，到盛暑，则“陇尽而根深”，能够“耐风与旱”。甽和陇，是年年更换的，所以谓之代田（见《汉书·食货志》）。后来又有区田之法。把田分为一块一块的，谓之区。隔一区，种一区。其锄草和颓土，亦与代田相同。《齐民要术》（见下）极称之。后世言农业的人，亦多称道其法。但据近代研究农业的人说：则“代田区田之法，不外乎所耕者少，而耕作则精。近世江南的农耕，较诸古人所谓代田区田，其精勤实无多让。其田并不番休，而地力亦不见其竭。则其施肥及更换所种谷物之法，亦必有精意存乎其间”。这都是农业自然的进步。总而言之：农业有大农制和小农制。大农制的长处，在于资本的节约，能够使用机械，及人工的分配得宜。小农制的长处，则在以人尽其劳，使地尽其力。所以就一个人的劳力，论其所得的多少，是大农制为长。就土地同一的面积，论其所得的多少，则小农制为胜。中国农夫的技能，在小农制中，总可算首屈一指了。这都是长时间自然的进化。

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约有三端：（一）为讲究农学的人太少。即使有之，亦和农民隔绝，学问不能见诸实用。古代有许多教稼的官。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这些事，都是后世所没有的。李兆洛《凤台县志》说，凤台县人所种的地，平均是一人十六亩。穷苦异常，往往不够本。一到荒年，就要无衣无食。县人有一个唤做郑念祖的，雇佣了一个兖州人。问他：你能种多少园地？他说两亩，还要雇一个人帮忙。问他要用多少肥料？他说一亩田的肥料，要值到两千个铜钱。间壁的农人听了大笑，说，我种十亩地，只花一千个铜钱的肥料，收获的结果，还往往不够本呢。郑念祖对于这个兖州人，也是将信将疑，且依着他的话试试看呢。因其用力之勤，施肥之厚，人家的作物，都没有成熟，他先就成熟了；而且长得很好。争先入市，获利甚多。到人家蔬果等上市时，他和人家一块卖的，所得的都是赢利了。李兆洛据此一例，很想募江南的农民为农师，以开水田。这不过是一个例。其余类乎此的情形，不知凡几。使农民互相师，已可使农业获有很大的进步，何况益之以士大夫？何况使士大夫与农民互相师，以学理经验，交相补足呢？（二）古代土地公有，所以沟洫阡陌等，都井井有条。后世则不然。土地变为私有，寸寸割裂。凡水旱蓄泄等事，总是要费掉一部分土地的，谁肯牺牲？凡一切公共事业的规划，其根源，实即公共财产的规划。所以土地公有之世，不必讲地方自治，而自治自无不举。土地既已私有，公共的事务，先已无存。间有少数非联合不能举办的，则公益和私益，多少有些冲突。于是公益的举措，固有的荡然无存，当兴的阙而莫举；而违反公益之事，且日出不穷。如滥伐林木，破坏堤防，壅塞沟渠等都是。而农田遂大受其害。其最为显著的，就是水利。（三）土地既然私有了，人民谁不爱护其私产？但必使其俯仰有余；且勤劳所得，可以为其所有；农民才肯尽力。如其一饱且不可得；又偶有赢余，即为强有力者剥削以去；人民安得不苟偷呢？然封建势力和高利贷的巧取豪夺，则正是和这原则相反的。这也是农田的一个致命伤。职是故，农业有其进化的方面，而亦有其退化的方面。进退相消，遂成为现在的状况。

中国现在农业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而要推行大农制，则必须先有大农制所使用的器具。民国十七年春，俄国国营农场经理马克维次（Markevich），有多余不用的机犁百架，召集附近村落的农民，许租给他们使用，而以他们所有的土地，共同耕种为条件。当时加入的农民，其耕地共计九千余亩。到秋天，增至二万四千余亩。事为共产党所闻。于是增制机犁，并建造使用机犁的动力场。至明年，遂推行其法于全国。是为苏俄集合农场的起源（据张君劢《史泰林治下之苏俄》。再生杂志社本）。天下事口说不如实做。瘏口哓音，说了半天的话，人家还是不信。实在的行动当前，利害较然可见，就无待烦言了。

普通的议论，都说农民是最顽固的、守旧的。其实这是农民的生活，使其如此。现在为机器时代。使用旧式的器具，决不足以与之相敌。而全国最多数的农民，因其生活，而滞留于私有制度下自私自利的思想，亦实为文化进步的障碍。感化之法，单靠空言启牖是无用的。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牖民孔易”，制造出耕作用的机械来，便是化除农民私见的方法。并不是要待农民私见他除了，机械才可使用。

广义农业发展

中国的农学，最古的，自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农家。其所著录先秦的农书，今已不存。先秦农家之说，存于今的，只有《管子》中的《地员》，《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审时》数篇。汉代农家所著之书，亦俱亡佚。诸家征引，以汜胜之书为最多。据《周官》草人疏说，这是汉代农书中最佳的，未知信否。古人著述，流传到现在的，以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最早。

《井盐生产图》东汉画像砖

《弋射收获图》东汉画像砖

后世官修的巨著，有如元代的《农桑辑要》，清代的《授时通考》；私家的巨著，有如元王桢的《农书》，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均在子部农家中。此项农书，所包颇广。种植而外，蚕桑、菜果、树木、药草、孳畜等，都包括其中。田制、劝课、救荒之法，亦均论及，尚有茶经、酒史、食谱、花谱、相牛经、相马经等，前代亦隶农家，清四库书目改入谱录类。兽医之书，则属子部医家。这些，都是和农业有关系的。旧时种植之法，未必都能适用于今。然要研究农业历史的人，则不可以不读。

蚕桑之业，起于黄帝元妃嫘祖，语出《淮南·蚕经》（《农政全书》引），自不足信。《易·系辞传》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云：“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亦近附会。但我国的蚕业，发达是极早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梁惠王上篇》）久已成为农家妇女普遍的职业了。古代蚕利，盛于北方。《诗经》中说及蚕桑的地方就很多。《禹贡》兖州说桑土既蚕，青州说厥篚檿丝。檿是山桑，这就是现在的野蚕丝了。齐纨、鲁缟，汉世最为著名。南北朝、隋、唐货币都通用布帛。唐朝的调法，亦兼收丝麻织品。元朝还有五户丝及二户丝。可见北方蚕桑之业，在元代，尚非不振，然自明以后，其利就渐限于东南了。唐甄《潜书》说：“蚕桑之利，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通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此以盛衰言之，并非谓绝对无有，不可拘泥）。甚矣民之惰也。”

大概中国文化，各地不齐，农民愚陋，只会蹈常习故。便是士和工商亦然。所以全国各地，风气有大相悬殊的。《日知录》说：“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又引《盐铁论》说：“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夏不释褐，冬不离窟。”崔寔《政论》说：“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顾氏说：“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袴。”可见有许多地方，荒陋的情形，竟是古今一辙。此等情形，昔人多欲以补救之法，责之官吏，间亦有能行之的。如清乾隆时，陈宏谋做陕西巡抚。曾在西安、三原、凤翔设蚕馆、织局，招南方机匠为师。又教民种桑。桑叶、茧丝，官家都许收买，使民节节得利，可以踊跃从事，即其一例。但究不能普遍。今后交通便利，资本的流通，遍及穷乡僻壤，此等情形，必将渐渐改变了。

林政：愈到后世而愈坏。古代的山林，本是公有的，使用有一定的规则，如《礼记·王制》说“草木黄落，然后入山林”是。亦或设官管理，如《周官》的林衡是。又古代列国并立，务于设险，平地也有人造的森林，如《周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是。后世此等事都没有了。造林之事极少，只是靠天然的使用。所以愈开辟则林木愈少。如《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人民都住在板屋里。又如近代，内地的木材，出于四川、江西、贵州，而吉、黑两省，为全国最大的森林区域，都是比较上少开辟的地方。林木的缺乏，积极方面，由于国家不知保护森林，更不知造林之法。如清朝梅曾亮，有《书棚民事》一篇。他说当他替安徽巡抚董文恪做行状时，遍览其奏议，见其请准棚民开山的奏折，说棚民能攻苦食淡于崇山峻岭，人迹不通之处，开种旱谷，有裨民食，和他告讦的人，都是溺于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田，保一棺之土的，其说必不可听。梅氏说：“予览其说而是之。”又说：“及予来宣城，问诸乡人，则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缓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灌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其情形就大不然了。”梅氏说：“予亦闻其说而是之。”又说：“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于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决。而当时或不之知，或作依违之论。可见昔人对于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澈。自然不知保护，更说不到造林；历代虽有课民种桑枣等法令，亦多成为具文了。消极方面，则最大的为兵燹的摧残，而如前述开垦时的滥伐，甚至有放火焚毁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

渔猎畜牧，从农业兴起以后，就不被视为主要的事业。其中惟田猎因和武事有关，还按时举行，藉为阅习之用。渔业则被视为鄙事，为人君所弗亲。观《左氏》隐公五年所载臧僖伯谏观渔之辞可见。

牧业，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养的，亦仅以供祭祀之用。只有马是和军事、交通都有关系的，历代视之最重，常设“苑”、“监”等机关，择适宜之地，设官管理。其中如唐朝的张万岁等，亦颇有成绩。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营立论。至于民间，规模较大的，亦恒在缘边之地。如《史记·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又如《后汉书·马援传》说，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是。内地民家，势不能有大规模的畜牧。然苟能家家畜养，其数亦必不少。如《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元朔六年，卫青、霍去病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汉书·匈奴列传》。颜师古《注》：“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与之限。”）。实在是后世所少见的。民业虽由人民自营，然和国家的政令，亦有相当的关系。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明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据《日知录·马政》条）然则像汉朝，不但无畜马之禁，且有马复令者（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见《食货志》），民间的畜牧，自然要兴盛了。但这只能藏富于民，大规模的畜牧，还是要在边地加以提倡的。《辽史·食货志》述太祖时畜牧之盛，“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匹不加少”。又说：“自太宗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群不下千匹。”此等盛况，各个北族盛时，怕都是这样的，不过不能都有翔实的记载罢了。此其缘由：（一）由于天时地利的适宜。（二）亦由其地尚未开辟，可充牧场之地较多。分业应根据地理。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系域外，今则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设法振兴，不可不极端努力了。

渔税，历代视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关于渔业的记载亦较少。然古代庶人，实以鱼鳖为常食（见第十三章）。《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潟卤，人民寡，太公实以通鱼盐为致富的一策。这或是后来人的托辞，然春秋战国时，齐国渔业的兴盛，则可想见了。《左氏》昭公三年，晏子说陈氏厚施于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谓不封禁或收其税）。汉耿寿昌为大司农，增加海租三倍（见《汉书·食货志》）。可见缘海河川，渔业皆自古即盛。此等盛况，盖历代皆然。不过“业渔者类为穷海、荒岛、河上、泽畔居民，任其自然为生。内地池畜鱼类，一池一沼，只供文人学士之倘佯，为诗酒闲谈之助。所以自秦汉至明，无兴革可言，亦无记述可见”罢了（采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说，商务印书馆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计之，赖此为生的，何止千万？

组织渔业公司，以新法捕鱼，并团结渔民，加以指导保护等，均起于清季。国民政府对此尤为注意，并曾豁免渔税，然成效尚未大著。领海之内，时时受人侵渔。二十六年，中日战事起后，沿海多遭封锁，渔场受侵夺，渔业遭破坏的尤多。

狭义的农业，但指种植而言。广义的，则凡一切取得物质的方法，都包括在内，矿业，无疑的也是广义农业的一部分了。《管子·地数篇》说：“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我们据此，还可想见矿业初兴，所采取的，只是流露地表的自然金属。然《管子》又说：“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荣即今所谓矿苗，则作《管子》书时，已知道察勘矿苗之法了。

近代机器发明以来，煤和铁同为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前世，则铁较重于煤。至古代，因为技术所限，铜尤要于铁。然在古代，铜的使用，除造兵器以外，多以造宝鼎等作为玩好奢侈之品，所以《淮南子·本经篇》说：“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销铜铁，而万物不滋。”将铜铁和金玉、蚌蜃（谓采珠）同视。然社会进化，铁器遂日形重要。《左氏》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可见是时的兵器，还以南方为利。兵器在后汉以前，多数是用铜造的（参看《日知录·铜》条）。然盐铁，《管子》书已并视为国家重要的财源（见第八章），而《汉书·地理志》说，江南之俗，还是“火耕水耨”。可见南方的农业，远不如北方的发达。

古代矿业的发明，一定是南先于北。所以蚩尤尸作兵之名。然到后来，南方的文明程度，转落北方之后，则实以农业进步迟速之故。南方善造铜兵，北方重视铁铸的农器，正可为其代表。管子虽有盐铁国营之议，然铁矿和冶铸，仍入私人之手。只看汉世所谓“盐铁”者（此所谓盐铁，指经营盐铁事业的人而言），声势极盛，而自先秦时代残留下来的盐官、铁官，则奄奄无生气可知。后世也还是如此。国家自己开的矿是很少的。民间所开，大抵以金属之矿为多。采珠南海有之。玉多来自西域。

工业的发展

工业：在古代，简单的是人人能做的。其较繁难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此等人，大抵由于性之所近，有特别的技巧。后来承袭的人，则或由社会地位关系，或由其性之所近。《考工记》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此等专门技术，各部族的门类，各有不同。在这一部族，是普通的事，人人会做的，在别一部族，可以成为专门之技。所以《考工记》说：“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谓无专制此物之人。）又说：“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言非无镈其物），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函，秦之庐，胡之弓车说亦同。此等规模，该是古代公产部族，相传下来的。后世的国家沿袭之，则为工官。《考工记》的工官有两种：一种称某人，一种称某氏。称某人的，当是技术传习，不以氏族为限的，称某氏的则不然。

工用高曾之规矩（祖宗遗下的成法），古人传为美谈。此由（一）古人生活恬淡，不甚喜矜奇斗巧。（二）又古代社会，范围窄狭，一切知识技能，得之于并时观摩者少，得之于先世遗留者多，所以崇古之情，特别深厚。（三）到公产社会专司一事的人，变成国家的工官，则工业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不能废督责，督责只能以旧式为标准。司制造的人，遂事事依照程式，以求免过（《礼记·月令》说：“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中庸》说：“日省月试，饩廪称事，所以来百工也。”可见古代对于工业督责之严）。（四）封建时代，人的生活是有等级的，也是有轨范的。竞造新奇之物，此两者均将被破坏。所以《礼记·月令》说：“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王制》说：“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而《礼记·王制》竟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

此等制度，后人必将议其阻碍工业的进步，然在保障生活的轨范，使有权力和财力的人，不能任意享用，而使其余的人，（甲）看了起不平之念；（乙）或者不顾财力，互相追逐，致以社会之生活程度衡之，不免流于奢侈，是有相当价值的，亦不可以不知道。即谓专就技巧方面立论，此等制度阻碍进步也是冤枉的。为什么呢？

社会的组织，暗中日日变迁，而人所设立的机关，不能与之相应，有用的逐渐变为无用，而逐渐破坏。这在各方面皆然，工官自亦非例外。（一）社会的情形变化了，而工官未曾扩充，则所造之物，或不足以给民用。（二）又或民间已发明新器，而工官则仍守旧规，则私家之业渐盛。（三）又封建制度破坏，被灭之国，被亡之家，所设立之机关，或随其国家之灭亡而被废，技术人员也流落了。如此，古代的工官制度，就破坏无余了。《史记·货殖列传》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书·地理志》所载，至汉代尚存的工官，寥寥无几；都代表这一事实。《汉书·宣帝纪赞》，称赞他“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技巧工匠，自元成间鲜能及之”。陈寿《上诸葛氏集表》，亦称其“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三国蜀志·诸葛亮传》），实在只是一部分官制官用之物罢了，和广大的社会工业的进退，是没有关系的。

当这个时代，工业的进化安在呢？世人每举历史上几个特别智巧的人，几件特别奇异之器，指为工业的进化，其实是不相干的。公输子能削竹木以为，飞之三日不下（见《墨子·鲁问篇》《淮南子·齐俗训》）。这自然是瞎说，《论衡·儒增篇》，业经驳斥他了。然如后汉的张衡、曹魏的马钧、南齐的祖冲之、元朝的郭守敬（马钧事见《三国魏志·杜夔传》《注》，余皆见各史本传），则其事迹决不是瞎说的。他们所发明的东西安在呢？崇古的人说：“失传了。这只是后人的不克负荷，并非中国人的智巧，不及他国人。”喜新的人不服，用滑稽的语调说道：“我将来学问够了，要做一部中国学术失传史。”（见从前北京大学所出的《新潮杂志》）其实都不是这一回事。

一种工艺的发达，是有其社会条件的。指南针，世界公认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代曾用以驾车，现在为什么没有？还有那且走且测量路线长短的记里鼓车，又到什么地方去了？诸葛亮改良连弩，马钧说：我还可以再改良。后来却不曾实行，连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不久也失传了。假使不在征战之世，诸葛亮的心思，也未必用之于连弩。假使当时魏蜀的争战，再剧烈些，别方面的势力，再均平些，竟要靠连弩以决胜负，魏国也未必有马钧而不用。假使魏晋以后，在商业上，有运巴蜀之粟，以给关中的必要，木牛流马，自然会大量制造，成为社会上的交通用具的。不然，谁会来保存它？同理：一时代著名的器物，如明朝宣德、成化，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瓷器，为什么现在没有了？这都是工业发达的社会条件。还有技术方面，也不是能单独发达的。一器之成，必有互相连带的事物。如公输子以竹木为，飞之三日，固然是瞎说。王莽时用兵，募有奇技的人。有人自言能飞。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飞数百步而坠（见《汉书·王莽传》），却决不是瞎说的，其人亦不可谓之不巧。假使生在现在，断不能谓其不能发明飞机。然在当日，现今飞机上所用种种机械，一些没有，自然不能凭空造成飞行器具。所以社会条件不备具；技术的发展，而不依着一定的顺序；发明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只等于昙花一现。以为只要消费自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工艺自然会不断的进步，只是一个浅见。

工官制度破坏后，中国工业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根于运输的情形，寻常日用的器具，往往合若干地方，自成一个供求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制造的方法，和其所用的原料等，不必相同。所以各地方的物品，各有其特色。（一）此等工人，其智识，本来是蹈常习故的。（二）加以交换制度之下，商品的生产，实受销场的支配，而专司销售的商人，其见解，往往是陈旧的。因为旧的东西，销路若干，略有一定，新的就没有把握了。因此，商人不欢迎新的东西，工人亦愈无改良的机会。（三）社会上的风气，也是蹈常习故的人居其多数。所以其进步是比较迟滞的。至于特别著名的工业品，行销全国的，亦非没有。则或因（一）天产的特殊，而制造不能不限于其地。（二）或因运输的方便，别地方的出品，不能与之竞争。（三）亦或因历史上技术的流传，限于一地。如湖笔、徽墨、湘绣等，即其一例。

江南制造总局1869年建立的炮厂

近代的新式工业，是以机制品为主的。自非旧式的手工业所能与之竞争。经营新式工业，既须人才，又须资本，中外初通时的工商家，自不足以语此，自非赖官力提倡不可。然官家的提倡，亦殊不得法。同治初年，制造局、造船厂等的设立，全是为军事起见，不足以语于实业。光绪以后所办的开平煤矿、甘肃羊毛厂、湖北铁厂、纱厂等，亦因办理不得其法，成效甚少。外货既滔滔输入，外人又欲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利用我低廉的劳力，且省去运输之费。自咸丰戊午、庚申两约定后，各国次第与我订约，多提出此项要求。中国始终坚持未许。到光绪甲午，和日本战败，订立《马关条约》，才不得已而许之。我国工业所受的压迫，遂更深一层，想挣扎更难了。然中国的民智，却于甲午之后渐开，经营的能力，自亦随之而俱进。近数十年来，新兴的工业，亦非少数，惜乎兴起之初，未有通盘计划，而任企业之家，人自为战，大多数都偏于沿江沿海。二十六年战事起后，被破坏的，竟达百分之七十。这亦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然因此而（一）内地的宝藏，获得开发，交通逐渐便利。（二）全盘的企业，可获得一整个的计划，非复枝枝节节而为之。（三）而政治上对于实业的保障，如关税壁垒等，亦将于战后获得一条出路。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就要看我们怎样尽力奋斗了。

商业的发展

商业当兴起时，和后来的情形，大不相同。《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到后来，文化逐渐进步，这种孤立状况，也就逐渐打破了。然此时的商人，并非各自将本求利，乃系为其部族做交易。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伙友，盈亏都由部族担负，商人只是替公众服务而已。此时的生意，是很难做的。（一）我们所要的东西，哪一方面有？哪一方面价格低廉？（二）与人交换的东西，哪一方面要？哪一方面价格高昂？都非如后世的易于知道。（三）而重载往来，道途上且须负担危险。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实在是很可敬佩的。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别高。如郑国的弦高，能却秦师，即其一证（《左氏》僖公三十三年）。此等情形，直到东西周之世，还有留诒。《左氏》昭公十六年，郑国的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开国之初，所以要带着一个商人走，乃是因为草创之际，必要的物品，难免缺乏，庚财（见第五章）、乞籴，都是不可必得的。在这时候，就非有商人以济其穷不可了。卫为狄灭，文公立国之后，要注意于通商（《左氏》闵公二年），亦同此理。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朋友。然因社会组织的变迁，无形之中，却逐渐变做他们的敌人而不自知了。

因为交换的日渐繁盛，各部族旧有的经济组织，遂不复合理，而逐渐的遭遇破坏。旧组织既破坏，而无新组织起而代之。人遂不复能更受社会的保障，其作业，亦非为社会而作，于是私产制度兴起了。在私产制度之下，各个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设法的。然必不能物物皆自为而后用之。要用他人所生产的东西，只有（一）掠夺和（二）交换两种方法。掠夺之法，是不可以久的。于是交易大盛。然此时的交易，非复如从前行之于团体与团体之间，而是行之于团体之内的。人人直接交易，未免不便，乃渐次产生居间的人。一方面买进，一方面卖出，遂成为现在的所谓商业。非交易不能生活，非藉居间的人不能交易，而商业遂隐操社会经济的机键。

在私产制度之下，人人的损益都是要自己打算的。各人尽量寻求自己的利益。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却处于可进可退的地位，得以最低价（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买进，最高价（只要消费者能够忍痛买）卖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如之何。所以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

商业初兴之时，只有现在所谓定期贸易。《易经·系辞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指示这一事实的。此等定期贸易，大约行之于农隙之时，收成之后。所以《书经·酒诰》说：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顺成之方，其蜡乃通”（蜡祭是行于十二月的。因此，举行定期贸易）。然不久，经济愈形进步，交易益见频繁，就有常年设肆的必要了。此等商肆，大者设于国中。即《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小者则在野田墟落之间，随意陈列货物求售，此即《公羊》何《注》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公十五年）。《孟子》所谓“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亦即此类，其说已见第八章了。《管子·乘马篇》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可见商业和人民的关系，已密接而不可分离了。

古代的大商人，国家管理之颇严，《管子·揆度篇》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也是如此。这是规定设市的地点的。《礼记·王制》列举许多不鬻于市的东西。如（一）圭璧金璋，（二）命服命车，（三）宗庙之器，（四）牺牲，（五）锦文珠玉成器，是所以维持等级制度的。（六）奸色乱正色，（七）衣服饮食，是所以矫正人民的生活轨范的。（八）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广狭不中量，（九）五谷不时，（十）果实未熟，（十一）木不中伐，（十二）禽兽鱼鳖不中杀，是所以维持社会的经济制度，并保障消费人的利益的。总之，商人的交易，受着干涉的地方很多。《周官》司市以下各官，则是所以维持市面上的秩序的。我们可想见，在封建制度之下，商人并不十分自由。

封建政体破坏了，此等规则，虽然不能维持，但市总还有一定的区域。像现在通衢僻巷，到处可以自由设肆的事，是没有的。北魏胡灵后时，税入市者人一钱，即其明证。《唐书·百官志》说：“市皆建标筑土为候。凡市日，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则市之聚集，仍有定期，更无论非市区了。现在设肆并无定地，交易亦无定时，这种情形，大约是唐中叶以后，逐渐兴起的。看宋朝人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武林旧事》（周密著）等书可见。到这地步，零售商逐渐增多，商业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亦就更形密切了。

商业初兴时，所运销的，还多数是奢侈品，所以专与王公贵人为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史记·货殖列传》）。晁错说汉朝的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汉书·食货志》），即由于此。此等商人，看似势力雄厚，其实和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浅的。其厕身民众之间，做屯积和贩卖的工作的，则看似低微，而其和社会的关系，反较密切。因为这才真正是社会经济的机键。至于古代的贱视商人，则（一）因封建时代的人，重视掠夺，而贱视平和的生产事业。（二）因当时的商业，多使贱人为之。如刁间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是（《史记·货殖列传》）。此等风气，以两汉时代为最甚。后世社会阶级，渐渐平夷，轻视商人，亦就不如此之甚了。抑商则另是一事。轻商是贱视其人，抑商则敌视其业。因为古人视商业为末业，以为不能生利。又因其在社会上是剥削阶级，然抑商的政令，在事实上，并不能减削商人的势力。

国际间的贸易，自古即极兴盛。因为两国或两民族，地理不同，生产技术不同，其需要交易，实较同国同族人为尤甚。试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凡和异国异族接境之处，商务无不兴盛（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巴、蜀、上谷至辽东等），便可知道。汉朝尚绝未知西域为何地，而邛竹杖、蜀布，即已远至其地，商人的辗转贩运，其能力亦可惊异了。《货殖传》又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这许多，都是后来和外洋互市的商品（布当即棉布），可知海路的商业，发达亦极早。

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当分海、陆两路。以陆路论：《汉书·西域传》载杜钦谏止遣使报送罽宾使者的话，说得西域的路，阻碍危险，不可胜言，而其商人，竟能冒险而来。以海路论，《汉书·地理志》载中国人当时的海外航线，系自广东的徐闻出发。所经历的地方，虽难悉考，其终点黄支国，据近人所考证，即系印度的建志补罗（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编第一章）。其后大秦王安敦，自日南徼外，遣使通中国，为中欧正式交通之始。两晋南北朝之世，中国虽然丧乱，然河西、交、广，都使用金银。当时的中国，是并不以金银为货币的，独此两地，金银获有货币的资格，即由于与外国通商之故。可见当中国丧乱时，中外的贸易，依然维持着。承平之世，特别如唐朝、元朝等，疆域扩张，声威远播之时，更不必说了。但此时所贩运的总带有奢侈品性质（如香药、宝货便是，参看第八章）。对于普通人民的生活，关系并不深切。到近代产业革命以后，情形就全不相同了。

第十二章　货币

交换是现社会重要的经济机构，货币则是交换所藉之以行的。所以货币制度的完善与否，和经济的发达、安定，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货币制度，是不甚完善的。这是因为（一）中国的经济学说，注重于生产消费，而不甚注重于交换，于此部分，缺乏研究。（二）又疆域广大，各地方习惯不同，而行政的力量甚薄，不能控制之故。

古代货币的演变

中国古代，最普遍的货币，大约是贝。所以凡货财之类，字都从贝，这是捕渔的民族所用。亦有用皮的，所以国家以皮币行聘礼、婚礼的纳征，亦用鹿皮，这当是游猎民族所用。至农耕社会，才普遍使用粟帛。所以《诗经》说“握粟出卜”，又说“抱布贸丝”。珠玉金银铜等，都系贵族所需要。其中珠玉之价最贵，金银次之，铜又次之，所以《管子》说：“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国蓄》）

古代的铜价，是比较贵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说当时的粜价，都是每石自二十文至八十文。当时的衡量，都约当现代五分之一。即当时的五石，等于现在的一石（当时量法用斛，衡法称石，石与斛的量，大略相等）。其价为一百文至四百文。汉宣帝时，谷石五钱，则现在的一石谷，只值二十五文。如此，零星贸易，如何能用钱？所以孟子问陈相：许行的衣冠械器，从何而来？陈相说：都是以粟易之（《滕文公上篇》）。而汉朝的贤良文学，说当时买肉吃的人，也还是“负粟而往，易肉而归”（《盐铁论·散不足篇》）。可见自周至汉，铜钱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观此，才知道古人所以有许多主张废除货币的。若古代的货币使用，其状况一如今日，则古人即使有这主张，亦必审慎考虑，定有详密的办法，然后提出，不能说得太容易了。自周至汉，尚且如此，何况夏殷以前？所以《说文》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汉书·食货志》说货币的状况：“自夏殷以前，其详靡记”，实在最为确实。《史记·平准书》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平准书》本非《史记》原文，这数语又附着篇末，其为后人所窜入，不待言而可明了。《汉书·食货志》又说：“大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函即俗话钱眼的眼字），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辐，长四丈为匹。大公退，又行之于齐。”案《史记·货殖列传》说：“管子设轻重九府。”《管晏列传》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所谓九府圜法，确系齐国的制度。但其事起于何时不可知。说是太公所立，已嫌附会，再说是太公为周所立，退而行之于齐，就更为无据了。古代的开化，东方本早于西方。齐国在东方，经济最称发达。较整齐的货币制度，似乎就是起于齐国的。《管子·轻重》诸篇，多讲货币、货物相权之理，可见其时货币的运用，已颇灵活。《管子》虽非管仲所著，却不能不说是齐国的书。《说文》说周而有泉，可见铜钱的铸造，是起于周朝，而逐渐普遍于各地方的。并非一有铜钱，即各处普遍使用。

古代的铜钱，尚且价格很贵，而非普通所能使用，何况珠玉金银等呢？这许多东西，何以会与铜钱并称为货币？这是因为货币之始，乃是用之于远方，而与贵族交易的。《管子》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国蓄》）又说：“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汤以庄山之金，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饘卖子者。”（《山权数》）此等大批的卖买，必须求之于贵族之家。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会有大量的谷物存储（如《山权数篇》又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于此，可悟古代商人，多与贵族交接之理，而珠玉金银等的使用，亦可无疑义了。珠玉金银等，价均太贵，不适宜于普通之用。只有铜，价格稍贱，而用途极广，是普通人所宝爱，而亦是其所能使用的。铜遂发达而成普通的货币，具有铸造的形式。其价值极贵的，则渐以黄金为主，而珠玉等都被淘汰。

钱圜函方，一定是取象于贝的。所以钱的铸造，最初即具有货币的作用。其为国家因民间习用贝，又宝爱铜，而铸作此物，抑系民间自行制造不可知。观《汉书》轻重以铢四字，可见齐国的铜钱，轻重亦非一等。限制其轻重必合于铢的整数，正和限制布帛的长阔一样。则当时的钱，种类似颇复杂。观此，铜钱的铸造，其初似出于民间，若原出国家，则必自始就较整齐了。此亦可见国家自能发动的事情，实在很少，都不过因社会固有的事物，从而整齐之罢了。到货币广行以后，大量的铸造，自然是出于国家。因为非国家，不能有这大量的铜。但这只是事实如此。货币不可私铸之理，在古代，似乎不甚明白的。所以汉文帝还放民私铸。

汉代五铢钱

《汉书·食货志》说：“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可见当时的社会，对于珠玉、龟贝、银锡等，都杂用为交易的媒介，而国家则于铜钱之外，只认黄金。这不可谓非币制的一进化。《食货志》又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高后本纪》：二年，行八铢钱。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六年，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文帝以五分钱太轻小，更作四铢钱。文亦曰半两。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是也。”案既经铸造的铜钱，自与生铜不同。但几种货币杂行于市，民必信其重者，而疑其轻者；信其铸造精良者，而疑其铸造粗恶者；这是无可如何之事。古代货币，虽有多种并行，然其价格，随其大小而不齐，则彼此不会互相驱逐。今观《汉书·食货志》说：汉行荚钱之后，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初虽有战争，并未至于白骨蔽野，千里无人烟，物价的昂贵，何得如此？况且物价不应同时并涨。同时并长，即非物价之长，而为币价之跌，其理甚明。古一两重二十四铢。八铢之重，只得半两钱三分之二；四铢只得三分之一；而其文皆曰半两，似乎汉初货币，不管其实重若干，而强令其名价相等。据此推测，汉初以为秦钱重难用，似乎是一个藉口。其实是藉发行轻货，以为筹款之策的。所以物价因之增长。其时又不知货币不可私铸之理。文帝放民私铸，看《汉书》所载贾谊的奏疏，其诒害可谓甚烈。汉武帝即位后，初铸三铢钱。又铸赤仄。又将鹿皮造成皮币。又用银锡造作白金三等。纷扰者久之。

后来乃将各种铜钱取销，专铸五铢钱。既禁民私铸，并不许郡国铸造，而专令上林三官铸（谓水衡都尉属官均官、钟官、辨铜三令丞），无形中暗合货币学理。币制至此，始获安定。直至唐初，才另铸开元通宝钱。自此以前，历朝所铸的钱，都以五铢为文。五铢始终是最得人民信用的钱。

汉自武帝以后，币制是大略稳定的。其间惟王莽一度改变币制，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银、龟、贝、钱、布为六名。钱布均用铜，故为五物。其值凡二十八等），然旋即过去。至后汉光武，仍恢复五铢钱。直至汉末，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然后钱法渐坏。自此经魏、晋、南北朝，政治紊乱，币制迄未整饬。其中最坏的，如南朝的鹅眼、綖环钱，至于“入水不沉，随手破坏”。其时的交易，则多用实物做媒介。和外国通商之处，则或兼用金银。如《隋书·食货志》说：梁初，只有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广全用金银。又说：陈亡之后，岭南诸州，多以钱米布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都是。直到唐初，铸开元通宝钱，币制才算复一整理。然不久私铸即起。

用金属做货币，较之珠玉布帛等，固然有种种优点，但亦有两种劣点。其（一）是私销私铸的无法禁绝。私铸，旧说以“不爱铜不惜工”敌之。即是使铸造的成本高昂，私铸无利可图。但无严切的政令以辅之，则恶货币驱逐良货币，既为经济上不易的原则，不爱铜，不惜工，亦徒使国家增加一笔销耗而已。至于私销，则简直无法可禁。其（二）为钱之不足于用。社会经济，日有进步，交易必随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筹码必多。然铜系天产物，开矿又极劳费，其数不能骤增。此系自然的原因。从人为方面论，历代亦从未注意于民间货币的足不足，而为之设法调剂，所以货币常感不足于用。南北朝时，杂用实物及外国货币，币制的紊乱，固然是其一因，货币数量的缺乏，怕亦未尝非其一因。此等现象，至唐代依然如故。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诏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棉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并用。违者科罪。便是一个证据。当这时代，纸币遂应运而生。

交子
发行于北宋初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纸币的前身是飞钱。《唐书·食货志》说：贞元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固然是汇兑，不是纸币。然纸币就因之而产生了。《文献通考·钱币考》说：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宋史·薛田传》说：未报，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食货志》说：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三说互歧，未知孰是。总之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总是事实。一交为一缗，则为数较小，人人可以使用。以三年为一界，则为时较长，在此期间，即具有货币的效用，真可谓之纸币，而非复汇兑券了。然云废交子则贸易不便，则其初，亦是以搬运困难，而图藉此以省费的。其用意，实与飞钱相类。所以说纸币是从汇兑蜕化而出的。

交子务既由官置，交子遂变为官发的纸币。神宗熙宁间，因河东苦铁钱，置务于潞州。后又行之于陕西。徽宗崇宁时，蔡京又推行之于各处。后改名为钱引。其时惟闽、浙、湖、广不行。推行的区域，已可谓之颇广了。此种纸币，系属兑换性质。必须可兑现钱，然后能有信用。然当时已有滥发之弊。徽宗时，遂跌至一缗仅值钱数十。幸其推行的范围虽广，数量尚不甚多，所以对于社会经济，不发生甚大的影响。南宋高宗绍兴元年，令榷货务造关子。二十九年，户部始造会子。仍以三年为一界。行至十八界为止。第十九界，贾似道仍改造关子。南宋的交子，有展限和两界并行之弊。因之各界价格不等。宁宗嘉定四年，遂令十七、十八两界，更不立限，永远行使。这很易至于跌价。然据《宋史·食货志》：度宗咸淳四年，以近颁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会子，贯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准关子一，同现钱行使。此时宋朝已近灭亡，关子仅打七七折，较诸金朝，成绩好得多了。

金朝的行纸币，始于海陵庶人贞元二年。以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为小钞。当时说是铜少的权制。但（一）开矿既非易事；括民间铜器以铸；禁民间私藏铜器及运铜器出境；都是苛扰的事。铸钱因此不易积极进行。（二）当时亦设有铸钱的监，乃多毁旧钱以铸。新钱虽然铸出，旧钱又没有了。（三）既然钱钞并行，循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人民势必将现钱收藏，新铸的钱，转瞬即行匿迹。因此，铜钱永无足时，纸币势必永远行使。然使发行得法，则纸币与铜钱并行，本来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所以《金史·食货志》说：章宗即位之后，有人要罢钞法。有司说：“商旅利其致远，往往以钱买钞。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这话自是事实。有司又说：“止因有厘革之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限，令民得常用。”（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作《食货志》的人说：“自此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其实收敛和厘革，系属两事。苟能审察经济情形，不至滥发，虽无厘革之限何害？若要滥发，即有厘革之限，又何难扩充其每界印造之数，或数界并行呢？所以章宗时的有司，实在并没有错。而后来的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却是该负极大责任的。平时已苦钞多，宣宗南迁以后，更其印发无限。贞祐二年，据河东宣抚使胥鼎说，遂致每贯仅值一文。

货币形态的转变

钞法崩溃至此，业已无法挽救。铜钱则本苦其少，况经纸币驱逐，一时不能复出。银乃乘机而兴。案金银用为交易的媒介，由来已久，读前文所述可见。自经济进步以后，铜钱既苦其少，又苦运输的困难，当这时候，以金银与铜相辅而行，似极便利。然自金末以前，讫未有人想到这个法子，这是什么理由呢？原来货币是量物价的尺。尺是可有一，不可有二的。既以铜钱为货币，即不容铜钱之外，更有他种货币。（一）废铜钱而代以金银，固然无此情理。（二）将金银亦铸为货币，与铜钱严定比价，这是昔人想不到的。如此，金银自无可做货币的资格了。难者要说：从前的人，便没有专用铜钱。谷物布帛等，不都曾看作货币的代用品么？这话固然不错。然在当时，金银亦何尝不是货币的代用品。不过其为用，不如谷物布帛的普遍罢了。

金银之用，为什么不如谷帛的普遍，须知价格的根源，生于价值，金银在现今，所以为大众所欢迎，是因其为交换之媒介，既广且久，大家对他，都有一种信心，拿出去，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换到。尤其是现今世界各国，虽然都已用纸，而仍多用金银为准备。金银换到货币最为容易，且有定价，自然为人所欢迎。这是货币制度替金银造出的价值，并不是金银本身自有价值。假使现在的货币，都不用金银做准备，人家看了金银，也不当他直接或间接的货币，而只当他货物。真要使用他的人，才觉得他有价值。如此，金银的价值必缩小；要他的人亦必减少；金银的用途，就将大狭了。如此，便可知道自金末以前，为什么中国人想不到用金银做货币。因为价格生于价值，其物必先有人要，然后可做交易的媒介，而金银之为物，在从前是很少有人要的。因为其为物，对于多数人是无价值（金银本身之用，不过制器具，供玩好，两者都非通常人所急）。

到金朝末年，经济的情形，又和前此不同了。前此货币紊乱之时，系以恶的硬币，驱逐良的硬币。此时则系以纸币驱逐硬币。汉时钱价甚昂，零星交易，并不用钱，已如前述。其后经济进步，交易渐繁，货币之数，势必随公铸私造而加多。货币之数既多，其价格必日跌。于是零星贸易，渐用货币。大宗支付，转用布帛。铜钱为纸币驱逐以尽，而纸币起码是一百文，则零星贸易，无物可用了。势不能再回到古代的以粟易之，而布帛又不可尺寸分裂，乃不得已而用银。

所以银之起，乃是所以代铜钱供零星贸易之用的，并非嫌铜钱质重值轻，用之以图储藏和运输之便。所以到清朝，因铸钱的劳费，上谕屡次劝人民兼用银两，人民总不肯听。这个无怪其然。因为他们心目之中，只认铜钱为货币。储藏了银两，银两对铜钱涨价，固然好了，对铜钱跌价，他们是要认为损失的。他们不愿做这投机事业。到清末，要以银为主币，铜为辅币，这个观念，和普通一般人说明，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从不了解有两种东西可以同时并认为货币。你对他说：以银为主币，铜为辅币，这个铜币，就不该把他看作铜，也不该把他看作铜币，而该看作银圆的几分之几，他们亦很难了解。这似乎是他们的愚笨，其实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因为既不看作铜，又不看作铜币，那么，为什么不找一种本无价值的东西，来做银圆的代表，而要找铜币呢？铜的本身是有价值的，因而是有价格的，维持主辅币的比价，虽属可能，究竟费力。何不用一张纸，写明铜钱若干文，派他去充个代表，来得直接痛快呢？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而且已经实行了。那便是飞钱、交子等物。

这一种事情，如能顺利发达，可使中国货币的进化，早了一千年。因为少数的交易用铜钱，多数的授受，嫌钱笨重的，则以纸做钱的代表，如此，怎样的巨数，亦可以变为轻赍，而伸缩又极自由，较之用金银，实在合理得许多。而惜乎国家攫取其发行之权，以济财政之急，把这自然而合理的进化拗转了。

于此，又可知道纸币之敝。黄金为什么不起而代之，而必代之以银。从前的人，都说古代的黄金是多的，后世却少了，而归咎于佛事的消耗（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都如此说），其实不然。王莽败亡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其数为六十万斤。古权量当今五分之一，则得今十二万斤，即一百九十二万两。中国人数，号称四万万。女子当得半数，通常有金饰的，以女子为多。假使女子百人之中，有一人有金饰，其数尚不及一两。现在民间存金之数，何止如此？《齐书·东昏侯纪》，谓其“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这几句话，很可说明历史记载，古代金多，后世金少的原因。

古代人民生活程度低，又封建之世，服食器用，皆有等差。平民不能僭越。珠玉金银等，民间收藏必极少。这个不但金银如此，怕铜亦是如此。秦始皇的销兵，人人笑其愚笨。然汉世盗起，必劫库兵。后汉时羌人反叛，因归服久了，无复兵器，多执铜镜以象兵。可见当时民间兵器实不多。不但兵器不多，即铜亦不甚多。所以贾谊整理币制之策，是“收铜勿令布”。若铜器普遍于民间，亦和后世一样，用什么法子收之勿令布呢？铜尚且如此，何况金银？所以古代所谓金多，并非金真多于后世，乃是以聚而见其多。后世人民生活程度渐高；服食器用，等差渐破；以朝廷所聚之数，散之广大的民间，就自然不觉其多了。读史的人，恒不免为有明文的记载所蔽，而忽略于无字句处。

我之此说，一定有人不信。因为古书明明记载汉时黄金的赏赐，动辄数十斤数百斤，甚且有至数千斤的，如何能不说古代的黄金，多于后世呢？但是我有一个证据，可以折服他。王莽时，黄金一斤值钱万，朱提银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值钱千，则金价五倍于银。《日知录》述明洪武初，金一两等于银五两，则金银的比价，汉末与明初相同。我们既不见古书上有大量用银的记载，亦不闻佛法输入以后，银有大量的消耗，然则古书所载黄金大量使用之事，后世不见，并非黄金真少，只是以散而见其少，其事了然可见了。大概金银的比价，在前代，很少超过十倍的。然则在金朝末年，社会上白银固多，黄金亦不甚少。假使用银之故，是嫌铜币的笨重，而要代之以质小值巨之物，未尝不可舍银而取金，至少可以金银并用。然当时绝不如此。这明明由于银之起，乃所以代铜钱，而非以与铜钱相权，所以于金银两者之中，宁取其价之较低者。于此，可见以金银铜三品，或金银二品，或银铜二品为货币，并非事势之自然。自然之势，是铜钱嫌重，即走向纸币一条路的。

金银二物，旧时亦皆铸有定形。《清文献通考》说：“古者金银皆有定式，必铸成币而后用之。颜师古注《汉书》，谓旧金虽以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犹今时吉字金锭之类。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铸为麟趾褭蹄之形，以易旧制。然则麟趾褭蹄，即当时金币式也。汉之自选与银货，亦即银币之式。《旧唐书》载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是唐时银亦皆系铸成。”案金属货币之必须铸造，一以保证其成色，一亦所以省秤量之烦。古代金银虽有定形，然用之必仍以斤两计，似乎其分量的重轻，并无一定。而其分量大抵较重，尤不适于零星贸易之用。《金史·食货志》说：“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每锭百贯，其不能代铜钱可知。章宗承安二年，因钞法既敝，乃思乞灵于银。改铸银，名承安宝货。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钞二贯。公私同见钱行使。亦用以代钞本。后因私铸者多，杂以铜锡，寖不能行。五年，遂罢之。宣宗时，造贞祐宝券及兴定宝泉，亦皆与银相权。然民间但以银论价。于是限银一两，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案宝泉法价，每二贯等于银一两）。物价在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此令既下，“商旅不行，市肆昼闭”。乃复取销。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日知录》说：“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其时正值无钱可用的时候，其非用以与钱相权，而系以之代钱，显然可见了。

元明两朝，当开国之初，都曾踌躇于用钱、用钞之间。因铜的缺乏，卒仍舍钱而用钞。元初有行用钞，其制无可考。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宝钞。分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五百、一贯、二贯（此据《食货志》。《王文统传》云：中统钞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疑《食货志》夺三百一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两同白银一两，未曾发行。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分一文、二文、三文三等。十五年，以不便于民罢。二十四年，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等于银一两，二十贯等于金一两。武宗至大二年，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共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至大银钞，其中统、至元二钞，则终元世常行。案元朝每改钞一次，辄准旧钞五倍，可见当其改钞之时，即系钞价跌至五分之一之时。货币跌价，自不免影响于民生。所以“实钞法”实在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

元初以丝为钞本，丝价涨落太大，用作钞本，是不适宜的。求其价格变动较少的，自然还是金属。金属中的金银，都不适于零星贸易之用。厘钞及十文、五文之钞，行用亦实不适宜。所以与其以金银为钞本，实不如以铜钱为钞本。元朝到顺帝至正年间，丞相脱脱才有此议。下诏：以中统钞一贯，权铜钱一千，准至元钞二贯。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这实在是一个贤明的办法。然因海内大乱，军储赏犒，每日印造，不可数计。遂至“交料散满人间”，“人视之若敝楮”了。明初，曾设局铸钱。至洪武七年，卒因铜之不给，罢铸钱局而行钞。大明宝钞，以千文准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后因钞价下落，屡次鬻官物，或税收限定必纳宝钞以收钞。然终于不能维持。至宣宗宣德三年，遂停止造钞。其时增设新税，或加重旧税的税额，专收钞而焚之。钞法既平之后，有些新税取销，税额复旧，有的就相沿下去了。钞关即是其中之一。自此租税渐次普遍收银，银两真成为通用的货币了。

主币可以用纸，辅币则必须用金属。因其授受繁，纸易敝坏，殊不经济。所以以铜钱与纸币并行，实最合于理想。

元、明两朝，当行钞之时，并不铸钱。明朝到后来，铸钱颇多，却又并不行钞了，清朝亦然。顺、康、雍、乾四朝，颇能实行昔人不爱铜、不惜工之论。案分厘在古代，本系度名而非衡名。衡法以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二十四铢为两。因其非十进，不便计算，唐朝铸开元通宝钱，乃以一两的十分之一，即二铢四累，为其一个的重量。宋太宗淳化二年，乃改衡法。名一两的十分之一为一钱，一钱的十分之一为一分，一分的十分之一为一厘。钱即系以一个铜钱之重为名。分厘之名，则系借诸度法的。依照历朝的成法，一个铜钱，本来只要重一钱。顺、康、雍、乾四朝所铸，其重量却都超过一钱以上，铸造亦颇精工。可谓有意于整顿币制了。惜乎于货币的原理未明，所以仍无成效可见。

怎样说清朝的货币政策，不合货币原理呢？按（一）货币最宜举国一律。这不是像邮票一般，过了若干时间，就不复存在的。所以邮票可以花样翻新，货币则不宜然。此理在唐朝以前，本来明白。所以汉朝的五铢钱，最得人民信用，自隋以前，所铸的铜钱，即多称五铢。唐初改铸开元通宝，大约是因当时钱法大坏，想与民更始的，揣度当时的意思，或者想以开元为全国唯一通行的钱。所以后世所铸的钱，仍系开元通宝（高宗的乾封泉宝、肃宗的乾元重宝、重轮乾元等，虽都冠之以年号，然皆非小平钱，当时不认为正式的货币）。不过其统一的目的，未能达到罢了。宋以后才昧于此理，把历朝帝皇的年号，铸在铜钱之上。于是换一个皇帝，就可以有一种钱文（年号时有改变，则还可以不止一种）。货币形式的不统一，不是事实使然，竟是立法如此了。甚至像明朝世宗，不但铸嘉靖年号的铜钱，还补铸前此历朝未铸的年号。这不是把铜钱不看作全国的通货，而看作皇帝一个人的纪念品么？若使每朝所铸的，只附铸一个年号，以表明其铸造的年代，而其余一切，都是一律，这还可以说得过去。而历代又不能然。清朝亦是如此。且历朝所铸的铜钱，重量时有出入。这不是自己先造成不统一么？（二）虽然如此，但得所铸的钱，不至十分恶劣，则在专制时代，即但以本朝所铸之钱为限，而禁绝其余的恶薄者，亦未始不可以小康。此即明代分别制钱和古钱的办法（明天启、崇祯间，括古钱以充废铜，以统一币制论，实在是对的）。但要行此法，有一先决问题，即必须先使货币之数足用。若货币之数，实在不足于用，交易之间，发生困难，就无论何等恶劣的货币，人民也要冒险使用，禁之不可胜禁，添出整理的阻力来了。自明废除纸币以后，直至清朝，要把铜钱铸到人民够用，是极不容易办到的。当此之时，最好将纸币和铜钱相权。而明、清皆不知出此，听任银铜并行。又不知规定其主辅的关系。在明朝，租税主于收银，铜钱时有禁令，人民怀疑于铜钱之将废，不敢收受，大为铜钱流通之害。清朝则人民认铜钱为正货，不愿收受银两。而政府想要强迫使用，屡烦文告，而卒不能胜。而两种货币，同时并行，还生出种种弊窦（如租税征收等）。不明经济原理之害，真可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了。

外国银钱的输入，并不始于近代。《隋书·食货志》说南北朝时河西、交、广的情形，已见前。《日知录》引唐韩愈《奏状》，说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诗说：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集释》说：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禁海之后，绝迹不见。这可见外国货币之侵入，必限于与外国通商之时，及与外国通商之地。

前此中外交通，时有绝续；又多限于一隅；所以不能大量侵入。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外国铸造的货币，使用的便利，自胜于我国秤量的金银（其秤量之法，且不划一）。外国银圆，遂滔滔输入，而以西班牙、墨西哥两国为多。中国的自铸，始于光绪十三年（广东总督张之洞所为）。重量形式，都模仿外国银圆，以便流通。此时铜钱之数，颇感不足。光绪二十七年，广东开铸铜圆，因其名价远超于实价，获利颇多。于是各省竞铸铜圆，以谋余利，物价为之暴腾。小平钱且为其驱逐以尽。民生大感困苦。光绪三十年，度支部奏厘定币制，以银圆为本位货币，民国初年仍之。其时孙文创用纸币之议，举国的人多不解其理论，非难蜂起。直到最近，国民政府树立法币制度，才替中国的货币，画一个新纪元。

第十三章　衣食

食物的进化

《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这是古人总述衣食住的进化的。（一）古代虽无正确的历史，然其荦荦大端，应为记忆所能及。（二）又古人最重古。有许多典礼，虽在进化之后已有新的、适用的事物，仍必保存其旧的、不适用的，以资纪念。如已有酒之后，还要保存未有酒时的明水（见下），即其一例。此等典礼的流传，亦使人容易记忆前代之事。所以《礼运》这一段文字，用以说明古代衣食住进化的情形，是有用的。

据这一段文字，古人的食料共有两种：即（一）草木之实，（二）鸟兽之肉。（三）但还漏列了一种重要的鱼。古人以鱼鳖为常食。《礼记·王制》说：“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又说：“六十非肉不饱。”《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梁惠王上篇》）则兽肉为贵者、老者之食。又说：“数罟不入汙池，鱼鳖不可胜食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并举。《诗经·无羊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维丰年。”郑《笺》说：“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公羊》宣公六年，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均鱼为大众之食之征。此等习惯，亦必自隆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我们可以说：古人主要的食料有三种：（一）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猎，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二）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的地方，则食草木之实。衣的原料麻、丝，该也是这种地方发明的。（三）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

古代的食物虽有这三种，其中最主要的，怕还是第二种。因为植物的种类多，生长容易。《墨子·辞过篇》说：“古之民，素食而分处。”孙诒让《闲诂》说：“素食，谓食草木。素，疏之假字。疏，俗作蔬。”案古疏食两字有两义：（一）是谷物粗疏的。（二）指谷以外的植物。《礼记·杂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辞曰：疏食也，不足以伤吾子。”《疏》曰：“疏粗之食，不可强饱，以致伤害。”是前一义。此所谓疏食，是后一义，因其一为谷物，一非谷物，后来乃加一草字头，以资区别。《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周官》太宰九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蓏素食当十石。”《八观篇》云：“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见蔬食为古代重要的食料，到春秋战国时，还能养活很多的人口。至于动物，则其数量是比较少的。

饮血茹毛，现在只当作形容野蛮人的话，其实在古代确是事实。《义疏》引“苏武以雪杂羊毛而食之”，即其确证。隆古时代，苏武在北海边上的状况，决不是常人所难于遭遇的。《诗经·豳风》：“九月筑场圃。”郑《笺》云：“耕治之以种菜茹。”《疏》云：“茹者，咀嚼之名，以为菜之别称，故书传谓菜为茹。”菜即今所谓蔬，乃前所释疏食中的第二义。后世的菜，亦是加以选择，然后种植的，吃起来并不费力。古代的疏食，则是向山林薮泽中，随意取得的野菜，其粗粗而有劳咀嚼，怕和鸟兽的毛，相去无几。此等事实，均逼着人向以人工生产食物的一条路上走。以人工生产食料，只有畜牧和耕种两法。畜牧须有适宜的环境，而中国无广大的草原（古代黄河流域平坦之地，亦沮洳多沼泽），就只有走向种植一路了。

古人在疏食时代的状况，虽然艰苦，却替后人造下了很大的福利。因为所吃的东西多了，所以知道各种植物的性质。我国最古的药书，名为《神农本草经》。《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此乃附会之辞，古所谓神农，乃农业两字之义，并非指姜姓的炎帝其人。《礼记·月令》说“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义即如此。《孟子·滕文公上篇》“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义亦如此。《神农本草经》，乃农家推原草木性味之书，断非一个人的功绩。此书为中国几千年来药物学的根本。其发明，全是由于古代的人们，所吃的植物种类甚多之故。若照后世人的吃法，专于几种谷类和菜蔬、果品，便一万年，也不会发明什么《本草》的。

《诗经·豳风》中的“八月剥枣图”

一方面因所食之杂，而发现各种植物的性质；一方面即从各种植物中，淘汰其不适宜于为食料的，而栽培其宜于做食物的。其第（一）步，系从各种植物中，取出谷类，作为主食品。其第（二）步，则从谷类之中，再淘汰其粗的，而存留其精的。所以古人说百谷，后来便说九谷，再后来又说五谷。到现在，我们认为最适宜的主食品，只有稻和麦两种了。《墨子·辞过篇》说：“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吕氏春秋·审时篇》说：“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注》：‘四卫，四肢也。’）。气不入，身无苛殃。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观此，便知农业的发明、进步，和人民的营养、健康，有如何重要的关系了。

古人所豢养的动物，以马、牛、羊、鸡、犬、豕为最普通，是为六畜（《周官》职方氏，谓之六扰。名见郑《注》）。马、牛都供交通耕种之用，故不甚用为食料。羊的畜牧，需要广大的草地，也是比较贵重的。鸡、犬、豕则较易畜养，所以视为常食。

古人去渔猎时代近，男子畜犬的多。《管子·山权数》说：“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可见狗的畜养，和猪一样普遍。大概在古代，狗是男子所常畜，猪则是女子所畜的。家字从宀从豕，后世人不知古人的生活，则觉其难于解释。若知道古代的生活情形，则解释何难之有？猪是没有自卫能力的，放浪在外，必将为野兽所吞噬，所以不得不造屋子给它住。这种屋子，是女子所专有的。所以引申起来，就成为女子的住所的名称了。《仪礼·乡饮酒礼》记：“其牲狗。”《礼记·昏义》：“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可见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后来肉食可以卖买，男子就有以屠狗为业的了。牛、马要供给交通、耕种之用，羊没有广大的草地可资放牧，这种情形，后世还是和古代一样的，狗却因距离游猎时代远，畜养的人少了，猪就成为通常食用的兽。

烹调方法的进步，也是食物进化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根本，由于发明用火。而陶器制造的成功，也是很有关系的。《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注》云：“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犹然。”此即今人所谓“石烹”。下文的《注》云：“炮，裹烧之也。燔，加于火上。烹，煮之镬也。炙，贯之火上。”其中只有烹，是陶器发明以后的方法。据社会学家说：陶器的发明，实因烧熟食物时，怕其枯焦，涂之以土，此正郑《注》所谓裹烧。到陶器发明以后，食物煮熟时，又可加之以水。有种质地，就更易融化。调味料亦可于取熟时同煮。烹调之法，就更易进行了。烹调之法，不但使（一）其味加美，亦能（二）杀死病菌，（三）使食物易于消化，于卫生是很有关系的。

饮食的奢侈，亦是以渐而致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贤良说：“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飨（熚当即捭字）。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昏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媵腊，祭祀无酒肉。今闾巷县伯，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古者不粥絍（当作饪，熟食也），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可见汉代人的饮食，较古代为侈。然《论衡·讥日篇》说：“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怕只抵得现在的一个上海市。《隋书·地理志》说：梁州、汉中的人，“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其生活程度，就又非汉人所及了。凡此，都可见得社会的生活程度，在无形中逐渐增高。然其不平均的程度，亦随之而加甚。《礼记·王制》说：“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玉藻》说：“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曲礼》说：“岁凶，年不顺成，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这都是公产时代同甘共苦的遗规。然到战国时，孟子就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责备梁惠王了。我们试看《周官》的膳夫，《礼记》的《内则》，便知道当时的人君和士大夫的饮食，是如何奢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正不待盛唐的诗人，然后有这感慨了。

猛虎食人卣
商代晚期青铜器珍品，现藏日本，通高35.7厘米，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

《战国·魏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昔人据此，遂以仪狄为造酒的人。然仪狄只是作酒而美，并非发明造酒。古人所谓某事始于某人，大概如此。看《世本作篇》，便可知道。酒是要用谷类酿造的（《仪礼·聘礼》注：“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粟次之。”），其发明，必在农业兴起之后。《礼运》说：“汙尊而抔饮。”郑《注》说：“汙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这明明是喝的水。《仪礼·士昏礼疏》引此，谓其时未有酒醴，其说良是。《礼运》说凿地而盛酒，怕就未必然了。《明堂位》说：“夏后氏尚明水，殷人尚醴，周人尚酒。”凡祭祀所尚，都是现行的东西，前一时期的东西。据此，则酿酒的发明，还在夏后氏之先。醴之味较酒为醇，而殷人尚醴，周人尚酒；《周官》酒正，有五齐、三酒、四饮，四饮最薄，五齐次之，三酒最厚，而古人以五齐祭，三酒饮；可见酒味之日趋于厚。读《书经》的《酒诰》，《诗经》的《宾之初筵》等篇，可见古人酒德颇劣。现在的中国人，却没有酗酒之习，较之欧美人，好得多了。

就古书看起来，古人的酒量颇大。《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固然是讽谕之辞，然《考工记》说：“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五经异义》载《韩诗》说：古人的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礼》说：“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一豆就是一斗。即依《韩诗》说，亦得七升。古量法当今五分之一，普通人亦无此酒量。按《周官》浆人，六饮有凉。郑司农云：“以水和酒也。”此必古有此事，不然，断不能臆说的。窃疑古代献酬之礼，酒都是和着水喝的，所以酒量各人不同，而献酬所用的酒器，彼此若一。

刺戟品次于酒而兴起的为茶。茶之本字为荼。《尔雅·释木》：“槚，苦荼。”《注》云：“树小如桅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案荼系苦菜之称。荼之味微苦。我们创造一句新的言语，是不容易的。遇有新事物须命名时，往往取旧事物和他相类的，小变其音，以为新名。在单音语盛行时，往往如此。而造字之法，亦即取旧字而增减改变其笔画，以为新字。如角甪，刀刁，及现在所造的乒乓等字皆其例。所以从荼字会孕育出茶的语言文字来（语言从鱼韵转入麻韵，文字减去一画）。

茶是出产在四川，而流行于江南的。《三国吴志·韦曜传》说：孙皓强迫群臣饮酒时，常密赐茶荈以当酒。《世说新语》谓王濛好饮茶。客至，尝以是饷之。士大夫欲诣濛，辄曰：今日有水厄。即其证。《唐书·陆羽传》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则茶之风行全国，寖至推及外国，是从唐朝起的。所以唐中叶后，始有茶税。然据《金史》说：金人因所需的茶，全要向宋朝购买，认为费国用而资敌。章宗承安四年，乃设坊自造，至泰和五年罢。明年，又定七品以上官方许食茶。据此，即知当时的茶，并不如今日的普遍。如其像现在一样，全国上下，几于无人不饮，这种禁令，如何能立呢？平话中《水浒传》的蓝本，是比较旧的。现行本虽经金圣叹改窜，究竟略存宋元时的旧面目。书中即不甚见饮茶，渴了只是找酒喝。此亦茶在宋元时还未如今日盛行的证据。

备茶图　辽代壁画，1993年出土于河北宣化。

《日知录》引唐綦毋《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宋黄庭坚《茶赋》云：“寒中瘠气，莫甚于茶。”则在唐宋时，茶还带有药用的性质，其刺戟性，似远较今日之茶为烈。古人之茶系煎饮，亦较今日的用水泡饮为烦。如此看来，茶的名目，虽今古相同，其实则大相殊异了。这该是由于茶的制法今古不同，所以能减少其有害的性质，而成为普遍的饮料。这亦是饮食进化的一端。

次于茶而兴起的为烟草。其物来自吕宋。名为菸，亦名淡巴菰（见《本草》）。最初莆田人种之。王肱枕《蚓庵琐语》云：“烟叶出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觔。崇祯中，下令禁之。民间私种者问徒刑。利重法轻，民冒禁如故。寻下令：犯者皆斩。然不久，因军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据《陔余丛考》转引）据此，则烟草初行时，其禁令之严，几与现在的鸦片相等。

烟草可治寒疾，说系子虚，在今日事极明白。军中病寒，不过弛禁的一藉口而已。予少时曾见某书，说明末北边的农夫，有因吸烟而醉倒田中的（此系予十余龄时所见，距今几四十年，不能忆其书名。藏书毁损大半，仅存者尚在游击区中，无从查检）。在今日，无论旱烟、水烟、卷烟，其性质之烈，均不能至此。则烟草的制法，亦和茶一般，大有改良了。然因此而引起抽吸大烟，则至今仍遗害甚烈。

罂粟之名，始见于宋初的《开宝本草》。宋末杨士瀛的《直指方》，始云其壳可以治痢。明王玺《医林集要》，才知以竹刀刮出其津，置瓷器内阴干。每服用小豆一粒，空心温水化下，然皆以做药用。俞正燮《癸巳类稿》云：“明四译馆同文堂外国来文八册，有译出暹罗国来文，中有进皇帝鸦片二百斤，进皇后鸦片一百斤之语。又《大明会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国贡物，暹罗、爪哇、榜葛剌三国，俱有乌香，即鸦片。”则明时此物确系贡品。所以神宗皇帝久不视朝，有疑其为此物所困的。然其说亦无确据。

今人之用作嗜好品，则实由烟草引起。清黄玉圃《台海使槎录》云：“鸦片烟，用麻葛同雅土切丝，于铜铛内煎成鸦片拌烟。用竹筩，实以棕丝，群聚吸之。索值数倍于常烟。”《雍正硃批谕旨》：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达私贩鸦片三十四斤，拟以军罪。臣提案亲讯。陈达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须之品，并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则其时的鸦片，尚未能离烟草而独立。后来不知如何，单独抽吸，其害反十百倍于烟草了。

中国食物从外国输入的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当推蔗糖，其法系唐太宗时，得之于摩揭它的，见《唐书·西域传》。前此的饴，是用米麦制的。大徐《说文》新附字中，始有糖字。字仍从米，释以饴而不及蔗，可见宋初蔗糖尚未盛行。北宋末，王灼撰《糖霜谱》，始备详其产地及制法。到现在，蔗糖却远盛于饴糖了。此外菜类如苜蓿，果品如西瓜等，自外国输入的还很多。现在不及备考。

中国人烹调之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言之最详。但调味之美，和营养之佳良，系属两事，不可不知。又就各项费用在全体消费中所占的成分看，中国人对于饮食，是奢侈的。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说：国民的风气，侈居为上，侈衣次之，侈食为下。这亦是我国民不可不猛省的。

衣服的进化

衣服的进化，当分两方面讲：一是材料，一是裁制的方法。

《礼运》说：“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只是古人衣服材料的一种。还有一种，是用草的。《礼记·郊特牲》说：“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诗经》：“彼都人士，台笠缁撮。”《毛传》：“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郑笺》：“台，夫须也。都人之士，以台为笠。”《左氏》襄公十四年，晋人数戎子驹支道：“乃祖吾离，被苫盖。”《注》：“盖，苫之别名。”《疏》云：“言无布帛可衣，惟衣草也。”《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孙诒让《闲诂》说：“带茭，疑即《丧服》之绞带，亦即《尚贤篇》所谓带索。”案《仪礼·丧服传》云：“绞带者，绳带也。”又《孟子·尽心上篇》：“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注》云：“屣，草履。”《左氏》僖公四年，“共其资粮屝屦。”《注》云：屝，草屦。”可见古人衣服冠履，都有用草制的。

大概古代渔猎之民，以皮为衣服的材料。所以《诗经·采菽》郑《笺》说黻道：“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参看下文）而后世的甲，还是用革制的。戴在头上的有皮弁，束在身上的有革带，穿在脚上的有皮屦（夏葛屦，冬皮屦，见《仪礼·士冠礼》《士丧礼》，履以丝为之，见《方言》）。农耕之民，则以草为衣服的材料。所以《郊特牲》说黄衣、黄冠是野服。《禹贡》：扬州岛夷卉服，冀州岛夷皮服（岛当作鸟，《疏》言伪孔读鸟为岛可见），观野蛮人的生活，正可知道我族未进化时的情形。

麻丝的使用，自然是一个大发明。丝的使用，起于黄帝元妃嫘祖，说不足信，已见上章。麻的发明，起于何时，亦无可考。知用麻丝之后，织法的发明，亦为一大进步。《淮南子·汜论训》说：“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领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手经指挂，是断乎不能普遍的。织法的发明，真是造福无穷的了。但其始于何时，亦不可考。

丝麻发明以后，皮和草的用途，自然渐渐的少了。皮的主要用途只是甲。至于裘，则其意不仅在于取暖，而兼在于美观。所以古人的着裘，都是把毛着在外面，和现在人的反着一样（《新序·杂事》：“虞人反裘而负薪，彼知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外面罩着一件衣服，谓之裼衣。行礼时，有时解开裼衣，露出里面的裘来，有时又不解开，把他遮掩掉，前者谓之裼，后者谓之袭。藉此变化，以示美观（无裼衣谓之“表裘”，为不敬。絺綌之上，亦必加以襌衣谓之袗）。穷人则着毛织品，谓之褐。褐倒是专为取暖起见的。现在畜牧和打猎的事业都衰了，丝棉较皮货为贱。古代则不然。裘是比较普遍的，丝棉更贵。二十可以衣裘帛（《礼记·内则》），五十非帛不暖（《礼记·王制》）。庶人亦得衣犬羊之裘，即其明证。丝棉新的、好的谓之纩，陈旧的谓之絮。（《说文》）

西晋妇女服饰

现在衣服材料，为用最广的是木棉。其普遍于全国，是很晚的。此物，《南史·林邑传》谓之吉贝，误为木本。《新唐书》作古贝，才知为草本。《南史》姚察门生送南布一端；白居易《布裘诗》“桂布白似雪”，都是指棉布而言。但只限于交、广之域。宋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诗》：“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才推广到福建。《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江、江东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则推广到长江流域了。其所以能推广，和纺织方法，似乎很有关系的。《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由妇人。陶宗仪《辍耕录》说：松江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其功甚难。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木棉岭南久有，然直至宋、元间才推行于北方，则因无纺织之法，其物即无从利用，无利之可言了。所以农、工两业，是互相倚赖，互相促进的。（此节略据《陔余丛考》。）

衣服裁制的方法：最早有的，当即后来所谓黻。亦作。此物在后来，是着在裳之外，以为美观的。但在邃初，则当系亲体的。除此之外，全身更无所有。所以《诗经·郑笺》说：“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衣服的起源，从前多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御寒，次之是蔽体。其实不然。古人冬则穴居，并不借衣服为御寒之具。至于裸露，则野蛮人绝不以为耻，社会学上证据甚多。衣服的缘起，多先于下体，次及上体；又多先知蔽前，后知蔽后；这是主张衣服缘起，由于以裸露为耻者最大的证据。据现在社会学家的研究，则非由于以裸露为耻，而转系借装饰以相挑诱。因为裸露是人人所同，装饰则非人人所有，加以装饰，较诸任其自然，刺激性要重些。

但蔽其前为韨，兼蔽其后即为裳了。裳而加以袴管（古人谓之），短的谓之裈，长的谓之袴，所以《说文》称袴为胫衣，昔人所谓贫无袴，还是有的，并非裸露。又古人的袴、裆都是不缝合的，其缝合的谓之穷袴（转系特别的），见《汉书·外戚传》。这可见和袴，都是从裳变化出来的，裳在先，和袴在后。裳幅前三后四，都正裁。吉服襞绩（打裥）无数，丧服三襞绩（《仪礼·丧服》郑注）。着在上半身的谓之衣。其在内的：短的谓之襦。长的，有着（装棉）谓之袍，无着谓之衫。古代袍、衫不能为礼服，其外必再加以短衣和裳。

戴在头上的，最尊重的是冕。把木头做骨子。外面把布糊起来，上面是玄色，下面是朱色。戴在头上，前面是低一些的。前有旒，据说是把五彩的绳，穿了一块块的玉，垂在前面。其数，天子是十二，此外九旒、七旒等，以次减杀。两旁有纩，是用黄绵，大如丸，挂在冕上面的，垂下来，恰与两耳相当。后来以玉代黄绵，谓之瑱。冕，当系野蛮时代的装饰留诒下来的。所以其形状，在我们看起来，甚为奇怪，古人却以为最尊之服。次于冕者为弁，以皮为之。其形状亦似冕。但无旒及纩等，戴起来前后平。冠是所以豢发的。其形状，同现在旧式丧礼中孝子带的丧冠一样。中间有一个梁，阔两寸。又以布围发际，自前而后，谓之武。平居的冠，和武是连在一起的。否则分开，临时才把他合起来。又用两条绳，连在武上，引至颐下，将他结合，是为缨。有余，就把他垂下来，当作一种装饰，谓之緌。冠不用簪，冕弁则用簪。簪即女子之笄，古人重露发，必先把“缁纚”套起来，结之为紒，然后固之以冠。冠用缨，冕弁则把一条绳结在右笄上，垂下来，经过颐下，再绕上去，结在左笄上。冠是成人的服饰，亦是贵人的服饰，所以有罪要免冠。至于今之脱帽，则自免胄蜕化而来。胄是武人的帽子，因为怕受伤之故，下垂甚深，几于把脸都遮蔽掉了，看不见。所以要使人认识自己，必须将胄免去。《左氏》哀公十六年，楚国白公作乱，国人专望叶公来救援。叶公走到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可见胄的作用。现在的脱帽，是采用欧洲人的礼节。欧洲人在中古时代，战争是很剧烈的。免胄所以使人认识自己，握手所以表示没有兵器。后遂相沿，为寻常相见之礼。中国人模仿他，其实是无谓的。有人把脱帽写作免冠，那更和事实不合了。古代庶人是不冠的，只用巾。用以覆髻，则谓之帻。《后汉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说：“巾以葛为之，形如，本居士野人所服。”《玉篇》：“，帽也。”《隋书·舆服志》：“帽，古野人之服。”则巾和帽是很相近的。

着在脚上的谓之袜。其初亦以革为之。所以其字从韤。袜之外为屦。古人升堂必脱屦。脱屦则践地者为袜，立久了，未免汗湿，所以就坐又必解袜（见《左氏》哀公二十五年）。后世解袜与否无文，然脱屦之礼，则相沿甚久。所以剑履上殿，看作一种殊礼。《唐书》：棣王琰有两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于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则唐时入朝，已不脱履。然刘知幾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镫，跣而鞍，实不合于古。则祭祀还是要脱履的。大概跣礼之废，（一）由于靴之渐行，（二）由于席地而坐，渐变为高坐，参看后文及下章自明。古人亦有现在的绑腿，谓之偪。亦谓之邪偪。又谓之行縢。本是上路用的，然亦以之为饰。宋绵初《释服》说“解韤则见偪。《诗》云：邪幅在下，正是燕饮而跣以为欢之时”，则偪着在袜内。《日知录》说：“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袜，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美容止，常着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尚多。”又说袜字的从衣，始见于此，则渐变而成今日的袜了。窃疑袜本亦田猎之民之服，农耕之民，在古代本是跣足的。中国文化，本来起自南方，所以行礼时还必跣。

衣服的初兴，虽非以蔽体为目的，然到后来，着衣服成了习惯，就要把身体的各部分，都遮蔽起来，以为恭敬了。所以《礼记》的《深衣篇》说：“短毋见肤。”

做事以短衣为便，今古皆然。古代少者、贱者，是多服劳役的。《礼记·曲礼》说：“童子不衣裘裳。”《内则》说：“十年，衣不帛，袴。”就是短衣，袴就是不裳。《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述童谣，说“鸜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褰即是袴（《说文》）。此皆服劳役者不着裳之证。

然襦袴在古人，不能算作礼服，外必加之以裳。既然如此，自以照现在人的样子，于襦袴之外，罩上一件长衫为便。然古人习于衣裳、袍衫之外，亦必加之以裳。于是从古代的衣裳，转变到现在的袍衫，其间必以深衣为过渡。深衣的意思，是和现在的女子所着的衣裙合一的衣服差不多的。形式上是上衣下裳，实则缝合在一起。他的裳分为十二幅，前后各六。中间四幅对开。边上两幅斜裁，成两三角形。尖端在上。所以其裳之下端与上端（腰间），是三与二之比。如此，则不须襞绩，自亦便于行动了。深衣是白布做的，却用紬镶边，谓之纯。无纯的谓之褴褛，尤为节俭（今通作蓝缕，其义为破，此又是一义）。士以上别有朝祭之衣，庶人则即以深衣为吉服。未成年者亦然。所以戴德《丧服·变除》说：“童子当室（为父后），其服深衣不裳。”然自天子至于士，平居亦都是着一件深衣的。这正和现在的劳动者平时着短衣，行礼时着袍衫，士大夫阶级平时着袍衫，行礼时别有礼服一样。然古人苟非极隆重的典礼，亦都可以着深衣去参与的。所以说“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礼记·深衣》）。民国以来，将平时所着的袍和马褂，定为常礼服。既省另制礼服之费，又省动辄更换之烦，实在是很合理的。

《仪礼·士丧礼》疏，谓上下通直，不别衣裳者曰“通裁”，此为深衣改为长袍之始。然古人用之殊不广。后汉以后，始以袍为朝服。《续汉书·舆服志》说：若冠通天冠，则其服为深衣服。有袍，随五时色。刘昭《注》云：“今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褝衣、皂缘领袖为朝服。”《新唐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名曰缺胯，庶人服之。”据此，则深衣与袍衫之别，在于有缘无缘。其缺胯，就是现在的袍衫了。任大椿《深衣释例》说：“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不殊衣裳者为燕服。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裳者为燕服。”此即所谓裙襦。妇人以深衣之制为礼服，不殊衣裳。然古乐府《陌上桑》云：“湘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则襦与裳亦各别。然仍没有不着裳的。隋唐以来，乃有所谓袴褶（《急就篇》注云：“褶，其形若袍，短身广袖。”）。天子亲征及中外戒严时，百官服之，实为戎服。

曾三异《同话录》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即今之马褂。《陔余丛考》说：就是古代的半臂。《三国魏志·杨阜传》说：明帝着帽，披绫半袖，则其由来已久。《玉篇》说：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宋书·薛安都传》载他着绛衲两当衫，驰入贼阵。《隋书·舆服志》：诸将军侍从之服，有紫衫金玳瑁装裆甲，紫衫金装裆甲，绛衫银装裆甲。《宋史·舆服志》，范质议《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裆甲。《陔余丛考》说：就是今演剧时将帅所被金银甲。案现在我们所着，长不过腰，而无两袖的，北方谓之坎肩，南方有若干地方，谓之马甲。大概系因将帅服之之故。宋人谓之背子（见《石林燕语》）。

衣服不论在什么时代，总是大同小异的。强人人之所好，皆出于同，自然决无此理。何况各地方的气候，各种人的生活，还各有不同呢？但衣服既和社交有关，社会亦自有一种压力。少数的人，总要改从多数的。昔人所谓“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其间别无他种理由可言。《礼记·王制》：“关执禁以讥，禁异服，察异言。”其意乃在盘诘形迹可疑的人。并不在于划一服饰。《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意亦在于禁奢，非强欲使服饰齐一。服饰本有一种社会压力，不会大相悬殊的。至于小小的异同，则无论何时，皆不能免。《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观此数语，衣服因地方、阶级，小有异同，显然可见。降逮后世，叔孙通因高祖不喜儒者，改着短衣楚制（见《史记》本传）。《盐铁论》载桑弘羊之言，亦深讥文学之儒服（见《相刺篇》《刺议篇》），可见其情形还是一样的。因为社会压力，不能施于异地方和异阶级的人。然及交通进步，各阶级的交往渐多，其压力，也就随之而增大了。所以到现代，全世界的服饰，且几有合同而化之观。日本变法以后，几于举国改着西装。中国当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亦有改服饰之议，因政变而未成。后来自刻《戊戌奏稿》，深悔其议之孟浪，而自幸其未果行。在所著《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尤极称中国服饰之美。其意是（一）中国的气候，备寒、温、热三带，所以其材料和制裁的方法，能适应多种气候，合于卫生。（二）丝织品的美观，为五洲所无。（三）脱穿容易。（四）贵族平民，服饰有异，为中西之所同。中国从前，平民是衣白色的。欧洲则衣黑色。革命时，欧人疾等级之不平，乃强迫全国上下，都着黑色。中国则不然。等级渐即平夷，采章遂遍及于氓庶。质而言之：西洋是强贵族服平民之服，中国则许平民服贵族之服。所以其美观与否，大相悬殊。这一点，西人亦有意见相同的。民国元年，议论服制时，曾有西人作论载诸报端，说西方的服饰，千篇一律，并无趣味，劝中国人不必摹仿。我以为合古今中外而观之，衣服不过南北两派。南派材料轻柔，裁制宽博。北派材料紧密，裁制狭窄。这两派的衣服，本应听其并行；且折衷于两者之间，去其极端之性的。欧洲衣服，本亦有南北两派。后来改革之时，偏重北派太甚了。中国则颇能折两者之中，保存南派的色彩较多。以中西的服饰相较，大体上，自以中国的服饰为较适宜。现在的崇尚西装，不过一时的风气罢了。

中国的衣服，大体上可谓自行进化的。其仿自外国的，只有靴。《广韵》八戈引《释名》，说“靴本胡服，赵武灵王所服”。《北史》载慕容永被擒，居长安，夫妻卖靴以自活。北齐亡后，妃嫔入周的亦然。可见南北朝时，汉人能制靴者尚少，其不甚用靴可知。然唐中叶以后，朝会亦渐渐的着靴，朱文公《家礼》，并有襕衫带靴之制了。《说文》：“鞮，革履也。”《韵会》引下有“胡人履连胫，谓之络缇”九字。此非《说文》之文，必后人据靴制增入。然可悟靴所以广行之故。因为连胫，其束缚腿部较紧，可以省却行縢。而且靴用革制，亦较能抵御寒湿，且较布制者，要坚固些（此以初兴时论，后来靴亦不用革）。

古代丧服，以布之精粗为度，不是讲究颜色的。素服则用白绢，见《诗经·棘人》疏。因为古代染色不甚发达，上下通服白色，所以颜色不足为吉凶之别。后世采色之服，行用渐广，则忌白之见渐生。宋程大昌《演繁露》说：“《隋志》：宋、齐之间，天子宴私着白高帽。隋时以白通为庆吊之服。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着白接篱，窦苹《酒谱》曰：接篱，巾也。南齐桓崇祖守寿春，着白纱帽，肩舆上城。今人必以为怪。古未有以白色为忌也。郭林宗遇雨垫巾，李贤《注》云：周迁《舆服杂事》曰：巾以葛为之，形如。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其巾乃废。今国子学生服焉，以白纱为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乐府白纻歌》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今世人丽妆，必不肯以白纻为衣。古今之变，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其下服如裙、襦、袜皆以白。视朝听讼，燕见宾客，皆以进御。然其下注云：亦用乌纱。则知古制虽存，未必肯用，习见忌白久矣。”读此，便知忌白的由来。按染色之法，见于《周官》天官染人，地官染草，及《考工记》钟氏，其发明亦不可谓不早。但其能普遍于全社会，却是另一问题。

绘绣之法，见《书经·皋陶谟》（今本《益稷》）《疏》。昔人误以绘为画。其实绘之本义，乃谓以各色之丝，织成织品。见于宋绵庄《释服》，其说是不错的。染色、印花等事，只要原料减贱，机器发明，制造容易，所费人工不多，便不得谓之奢侈。唯有手工，消费人工最多，总是奢侈的事。现在的刺绣，虽然是美术，其实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天下无衣无褐的人，正多着呢。

第十四章　住行

居所的演变

住居，亦因气候地势的不同，而分为巢居、穴居两种。《礼运》说：“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桧巢。”（见上章）《孟子》亦说：“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下篇》）大抵温热之地为巢，干寒之地，则为营窟。

巢居，现在的野蛮人，犹有其制。乃将大树的枝叶，接连起来，使其上可以容人，而将树干凿成一级一级的，以便上下。亦有会造梯的。人走过后，便将梯收藏起来。《淮南子·本经训》所谓“托婴儿于巢上”，当即如此。后来会把树木砍伐下来，随意植立，再于其上横架许多木材，就成为屋子的骨干。

穴居又分穴两种：（一）最初当是就天然的洞窟，匿居其中的。（二）后来进步了，则能于地上凿成一个窟窿，而居其中，此之谓穴。古代管建设的官，名为司空，即由于此。（三）更进，能在地面上把土堆积起来，堆得像土窑一般，而于其上开一个窟窿，是之谓，亦作复。再进化而能版筑，就成为墙的起源了。以栋梁为骨格，以墙为肌肉，即成所谓宫室。所以直至现在，还称建筑为土木工程。

中国民族，最初大约是湖居的。（一）水中可居之处称洲，人所聚居之地称州，州洲虽然异文，实为一语，显而易见（古州岛同音，洲字即岛字）。（二）古代有所谓明堂，其性质极为神秘。一切政令，都自此而出（读惠栋《明堂大道录》可见）。阮元说：这是由于古代简陋，一切典礼，皆行于天子之后，后乃礼备而地分（《揅经室集明堂说》），这是不错的。《史记·封禅书》载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名为昆仑，正是岛居的遗象。明堂即是大学，亦称辟雍。辟壁同字，正谓水环宫垣。雍即今之壅字，壅塞，培壅，都指土之增高而言，正像湖中岛屿。（三）《易经》泰卦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尔雅·释言》：“隍，壑也。”壑乃无水的低地。意思还和环水是一样的。然则不但最初的建筑如明堂者，取法于湖居，即后来的造城，必环绕之以濠沟，还是从湖居的遗制，蜕化而出的。

文化进步以后，不藉水为防卫，则能居于大陆之上。斯时藉山以为险阻。读第四、第八、第九三章，可见。章炳麟《太炎文集》有《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可以参考。再进步，则城须造在较平坦之地，而藉其四周的山水以为卫，四周的山水，是不会周匝无缺的，乃用人工造成土墙，于其平夷无险之处，加以补足，是之谓郭。郭之专于一面的，即为长城。城是坚实可守的，郭则工程并不坚实，而且其占地太大，必不能守。所以古代只有守城，绝无守郭之事。即长城亦是如此。

中国历代，修造长城，有几个时期。（一）为战国以前。齐国在其南边，造有长城，秦、赵、燕三国，亦在北边造有长城。后来秦始皇把他连接起来，就是俗话所称为万里长城的。此时南方的淮夷，北方的匈奴，都是小部落。到汉朝，匈奴强大了，入塞的动辄千骑万骑，断非长城所能御；而前后两呼韩邪以后，匈奴又宾服了；所以终两汉四百年，不闻修造长城。魏晋时，北方丧乱，自然讲不到什么远大的防御规模。拓跋魏时，则于北边设六镇，藉兵力以为防卫，亦没有修造长城的必要，（二）然至其末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隋代遂屡有修筑。此为修造长城的第二时期。隋末，突厥强大了，又非长城所能御。后来的回纥、契丹亦然。所以唐朝又无修筑长城之事。（三）契丹亡后，北方的游牧部族，不能统一，又成小小打抢的局面。所以金朝又要修造一道边墙，从静州起，迤逦东北行，达女真旧地。此为修造长城的第三时期。元朝自然无庸修造长城。（四）明时，既未能将蒙古征服，而蒙古一时亦不能统一。从元朝的汗统断绝以后，至达延汗兴起以前，蒙古对中国，并无侵犯，而只有盗塞的性质，所以明朝又修长城，以为防卫。现代的长城，大概是明朝遗留下来的。总而言之，小小的寇盗，屯兵防之，未免劳费，无以防之又不可。造长城，实在是最经济的方法。

从前读史的人，有的称秦始皇造长城，能立万世夷夏之防，固然是梦话。有的议论他劳民伤财，也是胡说的。晁错说秦朝北攻胡貉，置塞河上，只是指秦始皇时使蒙恬新辟之土。至于其余的长城，因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之旧，缮修起来的，却并没有费什么工力。所以能在短时间之内，即行成功。不然，秦始皇再暴虐，也无法于短时间之内，造成延袤万余里的长城的。汉代的人，攻击秦朝暴虐的很多，未免言过其实，然亦很少提及长城的，就是一个证据。

房屋样式的演变

古代的房屋，有平民之居和士大夫之居两种。士大夫之居，前为堂，后为室。室之左右为房。堂只是行礼之地，人是居于室中的（室之户在东南，牖在西南，北面亦有牖，谓之北牖。室之西南隅，即牖下，地最深隐，尊者居之，谓之奥。西北隅为光线射入之地，谓之屋漏。东北隅称宧。宧，养也，为饮食所藏。东南隅称窔，亦深隐之义。室之中央，谓之中霤，为雨水所溜入。此乃穴居时代，洞穴开口在上的遗象。古之牖即今之窗，是开在墙上的。其所谓窗，开在屋顶上，今人谓之天窗）。平民之居，据晁错《移民塞下疏》说：“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汉书》注引张晏曰：“二内，二房也。”此即今三开间的屋。据此，则平民之居，较之士大夫之居，就是少了一个堂。这个到现在还是如此。士大夫之家，前有厅事，即古人所谓堂。平民之家无有。以中间的一间屋，行礼待客，左右两间供住居，即是一堂二内之制。简而言之，就是以室为堂，以房为室罢了。

古总称一所屋子谓之宫。《礼记·内则》说：“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则一对成年的夫妻，就有一所独立的屋子。后世则不然。一所屋子，往往包含着许多进的堂和内，而前面只有一个厅事。这就是许多房和室，合用一个堂，包含在一个宫内，较古代经济多了。这大约因为古代地旷人希，地皮不甚值钱，后世则不然之故。又古代建筑，技术的关系浅，人人可以自为，士大夫之家，又可役民为之。后世则建筑日益专门，非雇人为之不可（《论衡·量知篇》：“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土匠。”则在汉代，民间建筑，亦已有专门的人）。这亦是造屋的人，要谋节省的一个原因。

古人造楼的技术，似乎是很拙的。所以要求眺望之所，就只得于城阙之上。阙是门旁墙上的小屋。天子诸侯的宫门上，也是有的。因其可以登高眺远，所以亦谓之观。《礼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即指此。古所谓县法象魏者，亦即其地。魏与巍同字，大概因其建筑高，所以称之为魏。象字当本指法象言，与建筑无涉。因魏为县法之地，单音字变为复音词时，就称其地为象魏了。《尔雅·释宫》：“四方而高曰台。有木者谓之榭。陕而修曲曰楼。”（陕同狭。）《注》云：“台，积土为之。”榭是在土台之上，再造四方的木屋。楼乃榭之别名，不过其形状有正方修曲之异而已，这都是供游观眺望之所，并不是可以住人的。《孟子·尽心下篇》：“孟子之滕，馆于上宫。”赵《注》说：“上宫，楼也。”这句话恐未必确。

汉代住宅建筑（东汉画像砖）

因为造楼之技甚拙，所以中国的建筑，是向平面发展，而不是向空中发展的。所谓大房屋，只是地盘大，屋子多，将许多屋连结而成，而两层、三层的高楼很少。这个和建筑所用的材料，亦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建筑，用石材很少，所用的全是土木，木的支持力固不大，土尤易于倾圮。炼熟的土，即砖瓦，要好些，然其发达似甚晚。《尔雅·释宫》：“瓴甋谓之甓。”“庙中路谓之唐”。甓即砖。《诗经·陈风》说“中唐有甓”，则砖仅用以铺路。其墙，大抵是用土造的。土墙不好看，所以富者要被以文锦。我们现在婚、丧、生日等事，以绸缎等物送人，谓之幛，还是这个遗俗；而纸糊墙壁，也是从此蜕化而来的。《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说他蒸土以筑统万城，可见当时砖尚甚少。不然，何不用砖砌，而要临时蒸土呢？无怪古代的富者，造屋只能用土墙了。建筑材料，多用土木，和古代建筑的不能保存，也有关系。因为其不如石材的能持久。而用木材太多，又易于引起火患。前代的杭州，近代的汉口，即其殷鉴。

建筑在中国，是算不得发达的。固然，研究起世界建筑史来，中国亦是其中的一系（东洋建筑，有三大系统：（一）中国，（二）印度，（三）回教，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商务印书馆本）。历代著名的建筑，如秦之阿房宫，汉之建章宫，陈后主的临春、结绮、望春三阁，隋炀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岳，清朝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私家的园林等，讲究的亦属不少。然以中国之大言之，究系沧海一粟。

建筑的技术，详见宋朝的《营造法式》，明朝的《天工开物》等书。虽然亦有可观，然把别种文明比例起来，则亦无足称道。此其所以然：（一）因（甲）古代的造屋，乃系役民为之，滥用民力，是件暴虐的事。（乙）又古代最讲究礼，生活有一定的轨范，苟非无道之君，即物力有余，亦不敢过于奢侈。所以政治上相传，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二）崇闳壮丽的建筑，必与迷信为缘。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迷信，是不深的。祭神只是临时设坛或除地，根本便没有建筑。对于祖宗的祭祀，虽然看得隆重，然庙寝之制，大略相同。后世立家庙等，亦受古礼的限制，不能任意奢侈。佛教东来，是不受古礼限制的，而且其教义很能诱致人使其布施财物。道家因之，亦从事于模仿，寺观遂成为有名的建筑，印度的建筑术，亦因此而输入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时亦呈相当的盛况。然此等迷信，宋学兴起以后，又渐渐的淡了。现在佛寺、道观虽多，较之缅甸、日本等国，尚且不逮。十分崇闳壮丽的建筑，亦复很少，不过因其多在名山胜地，所以为人所赞赏罢了。（三）游乐之处，古代谓之苑囿。苑是只有草木的，囿是兼有禽兽的。均系将天然的地方，划出一区来，施以禁御，而于其中射猎以为娱，收其果实等以为利，根本没有什么建筑物。所以其大可至于方数十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见《孟子·梁惠王下篇》）。至于私家的园林，则其源起于园。园乃种果树之地，因于其间叠石穿池，造几间房屋，以资休憩，亦不是什么奢侈的事。后来虽有踵事增华，刻意经营的人，究竟为数亦不多，而且其规模亦不大。以上均系中国建筑不甚发达的原因。揆厥由来，乃由于（一）政治的比较清明，（二）迷信的比较不深，（三）经济的比较平等。以物质文明言，固然较之别国，不免有愧色，以文化论，倒是足以自豪的。

朱熹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个人的为学如是，社会的文化亦然。奢侈之弊，中国虽比较好些，然又失之简陋了。《日知录·馆舍》条说：“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刱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亭林的足迹，所至甚多，而且是极留心观察的人，其言当极可信。此等简陋苟且，是不能藉口于节俭的。其原因安在呢？亭林说：是由于“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以为（一）役法渐废，公共的建筑，不能征工，而必须雇工。（二）唐以前古市政的规制犹存，宋以后逐渐破坏（如第十一章所述，唐设市还有定地，开市还有定期，宋以后渐渐不然，亦其一证），亦是重要的原因。

从西欧文明输入后，建筑之术，较之昔日，可谓大有进步了；所用的材料亦不同；这确是文明进步之赐。惟住居与衣食，关系民生，同样重要。处处须顾及大多数人的安适，而不容少数人恃其财力，任意横行，和别种事情，也是一样的。古代的居民，本来有一定的规划。《王制》所谓“司空执度以度地，居民山川沮泽（看地形），时四时（看气候）。”即其遗制。其大要，在于“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地就是田。有多少田，要多少人种，就建筑多少人守卫所要的城邑，和居住所须的房屋。据此看来，现在大都市中的拥挤，就是一件无法度而不该放任的事情了。宫室的等级和限制，历代都是有的（可参看《明史·舆服志》所载宫室制度）。依等级而设限制，现在虽不容仿效，然限制还是该有的。对外的观瞻，也并不系于建筑的侈俭。若因外使来游，而拆毁贫民住居的房子，这种行为，就要成为隋炀帝第二了。

讲宫室既毕，请再略讲室中的器用。室中的器用，最紧要的，就是桌椅床榻等。这亦是所以供人居处，与宫室同其功的。

古人都席地而坐。其坐，略似今日的跪，不过腰不伸直。腰伸直便是跪，顿下便是坐。所以古礼跪而行之之时颇多。因为较直立反觉便利。其凭藉则用几，据阮谌《礼图》，长五尺，广一尺，高一尺二寸（《礼记·曾子问》《疏》引）。较现在的凳还低，寝则有床。所以《诗经》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后来坐亦用床。所以《高士传》说：管宁居辽东，坐一木榻，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当膝处皆穿（《三国魏志》本传《注》引）。观此，知其坐亦是跪坐。现在的垂足而坐，是胡人之习。从西域输入的。所坐的床，亦谓之胡床。从胡床输入后，桌椅等物，就渐渐兴起了。

古人室中，亦生火以取暖。《汉书·食货志》说：“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颜师古说：“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这种火，大约是煴火。是贫民之家的样子。《左氏》昭公十年说，宋元公（为太子时）恶寺人柳，欲杀之。到元公的父亲死了，元公继位为君，柳伺候元公将到之处，先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到葬时，又有宠。又定公三年，说邾子自投于床，废于炉炭（《注》：“废，堕也。”），遂卒。则贵族室中取暖皆用炭，从没有用炕的。《日知录》说：“《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则此俗源于东北夷。大约随女真输入中国北方的，实不合于卫生。

论居处及所用的器物既竟，还要略论历代的葬埋。古代的葬有两种：孟子所谓“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滕文公上篇》）。盖田猎之民所行。《易经·系辞传》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则农耕之民之俗。一个贵族，有其公共的葬地。一个都邑，亦有其指定卜葬的区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是其制。后世的人说：古人重神不重形。其理由：是古不墓祭。然孟子说齐有东郭墦间之祭者（《离娄下篇》），即是墓祭。又说孔子死后，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滕文公上篇》），此即后世之庐墓。《礼记·曲礼》：“大夫士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坟墓也？”《檀弓》：“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又说：“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则古人视坟墓，实不为不重。大概知识程度愈低，则愈相信虚无之事。愈高，则愈必耳闻目见，而后肯信。所以随着社会的开化，对于灵魂的迷信，日益动摇，对于体魄的重视，却日益加甚。《檀弓》说：“延陵季子适齐。比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这很足以表示重视精神，轻视体魄的见解，怕反是吴国开化较晚，才如此的。如此，富贵之家，有权力的，遂尽力于厚葬。厚葬之意，不徒爱护死者，又包含着一种夸耀生人的心思，而发掘坟墓之事，亦即随之而起。读《吕览》的《节丧》《安死》两篇可知。当时墨家主张薄葬，儒家反对他，然儒家的葬礼，较之流俗，亦止可谓之薄葬了。学者的主张，到底不能挽回流俗的波靡。自汉以后，厚葬之事，还书不胜书。且将死者的葬埋，牵涉到生人的祸福，而有所谓风水的迷信。死者无终极（汉刘向《谏成帝起昌陵疏》语），人人要保存其棺椁，至于无穷，其势是决不能行的。

佛教东来，火葬之俗，曾一时盛行（见《日知录·火葬》条），实在最为合理。惜乎宋以后，受理学的反对，又渐渐的式微了。现在有一部分地方，设立公墓。又有提倡深葬的。然公墓究仍不免占地，深葬费人力过多，似仍不如火葬之为得。不过风俗是守旧的，断非一时所能改变罢了。

交通的进步

交通、通信，向来不加区别。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交通是所以运输人身，通信则所以运输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后人的意思，可以离其身体而独行，于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节省。又自电报发明后，意思的传达，可以速于人身的运输，于时间方面，节省尤大。

交通的发达，是要看地势的。水陆是其大别。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远洋的航行，又有区别。即陆地，亦因其为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蛮时代，各部族之间，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时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颇险峻的。对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岖的小路，异部族的人，很难于发现使用。《庄子·马蹄篇》说：古代“山无徯隧，泽无舟梁”。所指的，便是这时代。到人智稍进，能够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渐和往昔不同了。

秦始皇陵出土二号铜车马复原图

中国的文化，是导源于东南，而发达于西北的。东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西北多陆，所以陆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观。陆路交通的发达，主要的是由牛马的使用和车的发明。此两者，都是大可节省人力的。《易经·系辞传》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虽不能确定其在何时，然其文承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见黄帝、尧、舜时，车的使用，必已很为普遍了。车有两种：一种是大车，用牛牵曳的，用以运输。一种是小车，即兵车，人行亦乘之，驾以马。用人力推曳的谓之辇。《周官》乡师《注》引《司马法》，说夏时称为余车，共用二十人，殷时称胡奴车，用十人，周时称为辎辇，用十五人。这是供战时运输用的，所以其人甚多。《说文》：“辇，挽车也。从车。”训并行，虽不必定是两人，然其人数必不能甚多。这是民间运输用的。贵族在宫中，亦有时乘坐。《周官》巾车，王后的五路，有一种唤做辇车，即其物。此制在后世仍通行。

道路：在都邑之中，颇为修整。《考工记》：匠人，国中经涂九轨。野涂亦九轨。环涂（环城之道）七轨。《礼记·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俱可见其宽广。古代的路，有一种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谓之驰道。非驰道则不能尽平。国中之道，应当都是驰道。野外则不然。古代田间之路，谓之阡陌，与沟洫相辅而行。所以《礼记·月令》《注》说：“古者沟上有路。”沟洫、阡陌之制，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说，是占地颇多的。虽亦要因自然的地势，未必尽合乎准绳，然亦必较为平直。不过书上所说的，是理想中的制度，事实上未必尽能如此。《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行辟重（使载重之车让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见驿路上还不能并行两车。《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左右抑扬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礼记·曲礼》：“送葬不避涂潦。”可见其路之不尽平坦。后人夸称古代的道路如何宽平，恐未必尽合于事实了。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术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时时要修治。不修治，就“道茀不可行”。

水路：初有船的时候，只是现在所谓独木舟。《易经·系辞传》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所指的都是此物。稍进，乃知集版以为舟。《诗经》说：“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易经》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虚。”又引《注》云：“舟谓集版，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总名皆曰舟。”案方、旁、比、并等字，古代同音通用。名舟为方，正因其比木为之之故。此即后世的舫字。能聚集许多木版，以成一舟，其进步就容易了。

渡水之法，大抵狭小的水，可以乘其浅落时架桥。桥亦以木为之。即《孟子》所说的“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离娄下篇》）。《尔雅·释宫》：“石杠谓之倚。”又说：“堤谓之梁。”《注》云：“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则后来亦用石了。较阔的水，则接连了许多船渡过去。此即《尔雅》所说的“天子造舟”，后世谓之浮桥。亦有用船渡过去的，则《诗经》所说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然徒涉的仍不少。观《礼记·祭义》，谓孝子“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可见。

航行的技术，南方是胜于北方的。观《左氏》所载，北方只有僖公十三年，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为自水路运输，此外泛舟之事极少。南方则吴楚屡有水战，而哀公十年，吴徐承且率舟师自海道伐齐。可见不但内河，就沿海交通，亦已经开始了。《禹贡》九州贡路，都有水道。《禹贡》当是战国时书，可以窥见当时交通的状况。

从平地发展到山地，这是陆地交通的一个进步，可以骑马的发达为证。古书不甚见骑马之事。后人因谓古人不骑马，只用以驾车。《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引刘炫说，以为是骑马之渐。这是错误的。古书所以不甚见骑马，（一）因其所载多贵族之事，贵族多是乘车的。（二）则因其时的交通，仅及于平地。《日知录》说：“春秋之世，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狄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此虽论兵事、交通的情形，亦可以借鉴而明。总而言之，交通所至之地愈广，而道路大抵失修，用车自不如乘马之便。骑乘的事，就日盛一日了。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性是流动的，虽然能阻碍人，使其不得过去，你只要能利用他，他却可以帮你活动，节省你的劳力。山却不然，会多费你的抵抗力的。所以到后世，水路的交通，远较陆路交通为发达。长江流域的文明，本落黄河流域之后，后来却反超过其上，即由于此。唐朝的刘晏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可以见其盛况了。《唐语林补遗》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明朝郑和航海的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共有六十二只。可以见其规模的弘大了。

因为水路交通利益之大，所以历代开凿的运河极多，长在一千里以下的运河，几乎数不着他。中国的大川，都是自西向东的，南北的水路交通，很觉得不便。大运河的开凿，多以弥补这阙憾为目的。《左氏》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此即今日的淮南运河。《史记·河渠书》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的遗迹，虽不可悉考，然其性质，则极似现在的贾鲁河，乃是所以沟通河淮两流域的。至后汉明帝时：则有从荥阳通至千乘的汴渠。此因当时的富力，多在山东，所以急图东方运输的便利。南北朝以后，富力集中于江淮，则运输之路亦一变。隋开通济渠，自东都引谷、洛两水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沟。自江以南，则自京口达余杭，开江南河八百里。此即今日的江南运河。唐朝江淮漕转；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到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因有三门之险，乃陆运以入于谓。宋朝建都汴京，有东西南北四河。东河通江淮（亦称里河）。西河通怀、孟。南河通颍、寿（亦称外河。现在的惠民河，是其遗迹）。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东河之利最大。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之货，都自此入汴京。岭表的金银、香药，亦陆运至虔州入江。陕西的货，有从西河入汴的，亦有出剑门，和四川的货，同至江陵入江的。宋史说东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虽是靠江淮等自然的动脉，运河连接之功，亦不可没的。元朝建都北平，交通之目的又异。乃引汶水分流南北，而现在的大运河告成。

海路的交通，已略见第十一章。唐咸通时，用兵交阯、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阯。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是为国家由海道运粮之始。元、明、清三代，虽有运河，仍与海运并行。海运所费，且较河运为省。近代轮船未行以前，南北海道的运输，亦是很盛的。就到现在，南如宁波，北如营口，帆船来往的仍甚多。

水道的交通，虽极发达，陆路的交通，却是颇为腐败的。《日知录》说当时的情形：“涂潦遍于郊关，汗秽钟于辇毂。”（《街道》条）又说：“古者列树以表道。”“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近代政废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官树》条）“《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藉以为利。潞河舟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顺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处，每岁水涨，及天气寒沍，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来。近为无赖之徒，冒贵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来人财物，深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严为禁止，从之。”）。况于边陲之境，能望如赵充国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桥梁》条）观此，知路政之不修，亦以宋以后为甚。其原因，实与建筑之颓败相同。前清末年，才把北京道路，加以修理。前此是与顾氏所谓“涂潦遍于郊关，汗秽钟于辇毂”，如出一辙的。

全国除新开的商埠外，街道比较整齐宽阔的，没有几处。南方多走水道，北方旱路较多，亦无不崎岖倾仄。间有石路，亦多年久失修。路政之坏，无怪全国富庶之区，都偏于沿江沿海了。

《皇都积胜图》（局部）明
描绘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盛景象

因路政之坏，交通乃不能利用动物之力而多用人力。《史记·夏本纪》：“山行乘檋。”《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案禹乘四载，又见《吕览·慎势》《淮南子·齐俗训》《淮南子·修务训》《汉书·沟洫志》。又《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皆互异。山行檋与桥外，又作梮，作蔂，作樏，作欙，蔂、樏、欙，系一字，显而易见。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轝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轝之字，《左氏》作梮（按见襄公九年）。《汉书·五行志》引作輂，《说文》：“輂，大车驾马也。”案《孟子》：“反蘽梩而掩之。”《赵注》云：“蘽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蔂、樏、欙并即蘽梩，与梮并为取土之器，驾马则称为輂，亦以音借而作桥。后又为輂之专造轿字，则即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所谓“舆轿而逾岭”。其物本亦车属，后因用诸山行，乃以人舁之。所以韦昭说：“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此物在古代只用诸山行，后乃渐用之平地。王安石终身不乘肩舆，可见北宋时用者尚少，南渡以后，临安街道，日益狭窄，乘坐的人，就渐渐的多了（《明史·舆服志》：宋中兴以后，以征伐道路险阻，诏百官乘轿，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

行旅之人不论在路途上，以及到达地头之后，均须有歇宿之所。古代交通未盛，其事率由官营。《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都是所以供给行旅的。到达之后，则“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仪礼·觐礼》）。此即《礼记·曾子问》所谓“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另有“公宫与公所为”，谓之公馆。

当时的农民，大概无甚往来，所以只有卿士大夫和工商之家，从事于招待，但到后来，农民出外的也多了。新旅客的增加，必非旧式的招待所能普遍应付，就有借此以图利的，是为逆旅。《商君书·垦令篇》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这只是陈旧的见解。《晋书·潘岳传》说，当时的人，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之人，多所依凑。要把他废掉。十里置一官，使老弱贫户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钱。以逆旅为逐末废农，就是商君的见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以伐虢，说“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见晋初的人，说逆旅使奸淫亡命，多所依凑，也是有的。但以大体言之，则逆旅之设，实所以供商贾之用，乃是随商业之盛而兴起的。看潘岳的驳议，便可明白。

无法废绝商业，就无法废除逆旅。若要改为官办，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权，一定要弊余于利的。潘岳之言，亦极有理。总而言之：（一）交通既已兴盛，必然无法遏绝，且亦不宜遏绝。（二）官吏经营事业，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两句话，就足以说明逆旅兴起的原因了。汉代的亭，还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时没有住屋，而借居其中的（见《汉书·息夫躬传》）。魏晋以后，私人所营的逆旅，日益兴盛，此等官家的事业，就愈益废坠，而寖至于灭绝了。

接力赛跑，一定较诸独走长途，所至者要远些，此为邮驿设置的原理。《说文》：“邮，境上行书舍也。”是专以通信为职的。驿则所以供人物之往来。二者设置均甚早。人物的往来，并不真要靠驿站。官家的通信，却非有驿站不可。在邮政电报开办以前，官家公文的传递，实利赖之。其设置遍于全国。

元代疆域广大，藩封之地，亦均设立，以与大汗直辖之地相连接。规模不可谓不大。惜乎历代邮驿之用，都止于投递公文，未能推广之以成今日的邮政。民间寄书，除遣专使外，就须展转托人，极为不便。到清代，人民乃有自营的信局。其事起于宁波，逐渐推广，几于遍及全国，而且推及南洋。其经营的能力，亦不可谓之不伟大了。

铁路、轮船、摩托车、有线、无线电报的发明，诚足使交通、通信焕然改观。这个，诚然是文明进步之赐，然亦看用之如何。此等文明利器，能用以开发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地方，诚足为人类造福。若只在现社会机构之下，为私人所有，用以为其图利的手段，则其为祸为福，诚未易断言。现代的物质文明，有人歌诵他，有人咒诅他，其实物质文明的本身，是不会构祸的，就看我们用之是否得当。

中国现在的开发西南、西北，在历史上，将会成为一大事。交通起于陆地，进及河川、沿海，再进及于大洋，回过来再到陆地，这是世界开发必然的程序。世界上最大最未开发的地方，就是亚洲的中央高原，其中又分为两区：（一）为蒙古、新疆等沙漠地带，（一）为西康、青海、西藏等高原。中国现在开发西南、西北，就是触着这两大块未开辟之地。我们现在还不觉得，将来这两件事的成功，会使世界焕然改观，成为另一个局面。

第十五章　教育

现在所谓教育，其意义，颇近乎从前所谓习。习是人处在环境中，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其影响，不得不与之俱化的。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居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以古人教学者，必须慎其所习。孟母教子，要三次迁居，古训多重亲师取友，均系此意。因此，现代所谓教育，要替学者另行布置出一个环境来。此自非古人所及。古人所谓，只是效法的意思。教人以当循之道谓之斅；受教于人而效法之，则谓之学；略与现在狭义的教育相当。人的应付环境，不是靠生来的本能，而是靠相传的文化。所以必须将前人之所知所能，传给后人。其机关，一为人类所附属的团体，即社团或家庭，一为社会中专司保存智识的部分，即教会。

我国古代教育的起源

读史的人，多说欧洲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深，中国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浅。这话诚然不错。但只是后世如此。在古代，中国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也未尝不密切。这是因为司高等教育的，必为社会上保存智识的一部分，此一部分智识，即所谓学术，而古代的学术，总是和宗教有密切关系的缘故。

孔子圣迹图

古代的太学，名为辟雍，与明堂即系同物（已见第七、第十四两章）。所以所谓太学，即系王宫的一部分。蔡邕《明堂论》引《易传》说：“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脱北学一句）又引《礼记·保傅篇》说：“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所指的，都是此种王宫中的太学。后来文化进步，一切机关，都从王宫中分析出来，于是明堂之外，别有所谓太学。此即《礼记·王制》所说的“太学在郊”。

《王制》又说“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案小学亦是从王宫中分化出来的。古代门旁边的屋子唤做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可见贵族之家，子弟是居于门侧的。《周官》教国子的有师氏、保氏。师氏居虎门之左，保氏守王闱。蔡邕说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见第十四章）。可见古代的明堂，只西南两面有门，子弟即居于此。子弟居于门侧，似由最初使壮者任守卫之故。后来师氏、保氏之居门闱，小学之在公宫南之左，地位方向，还是从古相沿下来的。

师氏所教的为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案至德，大概是古代宗教哲学上的训条，孝德是社会政治上的伦理训条）、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所教的为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是古代贵族所受的小学教育。至于太学，则《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此所谓礼乐，自与保氏所教六艺中的礼乐不同，当是宗教中高等的仪式所用。诗即乐的歌辞。书当系教中的古典。

古代本没有明确的历史，相沿的传说，都是和宗教夹杂的，印度即系如此。然则此等学校中，除迷信之外，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呢？有的：（一）为与宗教相混合的哲学。先秦诸子的哲学、见解，大概都自此而出，看第十七章可明。（二）为涵养德性之地。梁启超是不信宗教的。当他到美洲去时，每逢星期日，却必须到教堂里去坐坐。意思并不是信他的教，而是看他们礼拜的秩序，听其音乐，以安定精神。这就是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理（《论语·子张篇》）。仕与事相通，仕就是办事。办事有余力，就到学校中去涵养德性，一面涵养德性，一面仍应努力于当办之事，正是德育、智育并行不悖之理。

管太学的官，据《王制》是大乐正，据《周官》是大司乐。俞正燮《癸巳类稿》有《君子小人学道是歌义》，说古代乐之外无所谓学，尤可见古代大学的性质。古代乡论秀士，升诸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中的大乐正，再升诸司马，然后授之以官。又诸侯贡士，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则得与于祭（均见第七章）。这两事的根源，是同一的。即人之用舍，皆决之于宗教之府。“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礼记·王制》），这是最不可解的。为什么明明是用武之事，会牵涉到学校里来呢？可见学校的性质，决不是单纯的教育机关了。然则古代所以尊师重道，太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礼记·学记》），养老之礼，天子要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礼记·乐记》），亦非徒以其为道之所在，齿德俱尊，而因其人本为教中尊宿之故。凡此，均可见古代的太学和宗教关系的密切。

贵族的小学教育，出于家庭，平民的小学教育，则仍操诸社团之手。《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指太学言，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第五章所述：平民住居之地，在其中间立一个校室，十月里农功完了，公推有年纪的人，在这里教育未成年的人，就是校的制度。所以《孟子》说“校者教也”。又说“序者射也，庠者养也”，这是行乡射和乡饮酒礼之地。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篇》）又说一看乡饮酒礼，便知道明贵贱，辨隆杀，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等道理。所以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然则庠序都是行礼之地，使人民看了，受其感化的。正和现在开一个运动会，使人看了，知道武勇、刚毅、仁侠、秩序等等的精神，是一样的用意。行礼必作乐，古人称礼乐可以化民，其道即由于此。并非是后世的王礼，天子和百官行之于庙堂之上，而百姓不闻不见的。汉朝人所谓庠序，还系如此。与现在所谓学校，偏重智识传授的，大不相同。古代平民的教育，是偏重于道德的。所以兴学必在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孟子说庠序之制，必与制民之产并言（见《孟子·滕文公上篇》）。《王制》亦说：“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教化问题，却系属必要。所以又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篇》）又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记》）

以上是古代社会，把其传统的所谓做人的道理，传给后辈的途径（贵族有贵族立身的方法，平民有平民立身的方法，其方法虽不同，其为立身之道则一）。至于实际的智识技能，则得之必由于实习。实习即在办理其事的机关里，古称为宦。《礼记·典礼》说“宦学事师”，《疏》引熊氏云：“宦谓学仕官之事。”官就是机关，仕官，就是在机关里办事。学仕官之事，就是学习在机关里所办的事。这种学习，是即在该机关中行之的，和现在各机关里的实习生一般。

山东邹城孟子故里

《史记·秦始皇本纪》：昌平君发卒攻嫪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吕不韦列传》：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汉书·惠帝纪》：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此所谓宦，即系学仕于其家。因为古代卿大夫及皇太子之家，都系一个机关。嫪毐之家，食客求宦者至千余人，自然未必有正经的事情可办，亦未必有正经的事情可以学习。正式的机关则不然。九流之学，必出于王官者以此（参看第十七章）。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就是主张人只要在机关里实习，不必再到教会所设的学校里，或者私家教授，而其宗旨与教会教育相同的地方去学习（《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可见孔子的教育，与古代学校中传统的教育相近），并不是说不要学习，就可以办事。

古代的平民教育，有其优点，亦有其劣点。优点是切于人的生活。劣点则但把传统的见解，传授给后生，而不授以较高的智识。如此，平民就只好照着传统的道理做人，而无从再研究其是非了。太学中的宗教哲学，虽然高深，却又去实际太远。所以必须到东周之世，各机关中的才智之士，将其（一）经验所得的智识，及（二）太学中相传的宗教哲学，合而为一，而学术才能开一新纪元。此时的学术，既非传统的见解所能限，亦非复学校及机关所能容，乃一变而为私家之学。求学问的，亦只得拜私人为师。于是教育之权，亦由官家移于私家，乃有先秦诸子聚徒讲学之事。

帝制时代的教育

社会上新旧两事物冲突，新的大概都是合理的。因为必旧的摇动了，然后新的会发生，而旧的所以要摇动，即由于其不合理。但此理是不易为昔人所承认的，于是有秦始皇和李斯的办法：“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想恢复到政教合一之旧。所以要恢复政教合一，则因他们认为“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是天下所以不治；而当时的人，所以要善私学以非上所建立，全是出于朋党之私，所谓“饰虚言以乱实”（《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这固然不无相当的理由。然古代社会矛盾不深刻，政治所代表的，就是社会的公意，自然没有人出来说什么话。后世社会复杂了，各方面的矛盾，渐渐深刻，政治总只代表得一方面，其（一）反对方面，以及（二）虽非站在反对方面，而意在顾全公益的人，总不免有话说。这正是（一）有心求治者所乐闻，（二）即以手段而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亦是秉政者所应希望其宣泄的。而始皇、李斯不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误以为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至少庶人不议，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这就和时势相反了。人的智识，总不免于落后，这也无怪其然。但社会学的公例，是不因人之不知，而加以宽恕的，该失败的总是要失败，而秦遂因之倾覆（秦朝的灭亡，固非儒生所为，然人心之不平，实为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儒生亦是其中的一部分）。

汉朝的设立学校，事在武帝建元五年。此时并未立学校之名，仅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在内由太常择补。在外由县、道、邑的长官，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察其可者，令与所遣上计之吏，同诣京师。这就是公孙弘所说的“因旧官而兴焉”（不另设新机关）。但因博士弟子，都有出身，所以传业者寖盛（以上见《史记》《汉书·儒林传》）。至后汉，则光武帝下车即营建大学。明、章两代，屡次驾幸。顺帝又增修校舍。至其末年，游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况。

案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条，说两汉受学者都诣京师，其实亦不尽然。后汉所立，不过十四博士，而《汉书·儒林传》说：“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不能证明其有后人增窜之迹，则此语至少当在东汉初年。可见民间传业，亦并非不盛。然汉代国家所设立的太学，较后世为盛；事实上比较的是学问的重心；则是不诬的。此因（一）当时社会，学问不如后世的广布，求学的自有走集学问中心地的必要。（二）则利禄使然，参看第七章自明。

前汉时，博士弟子虽有出路，究系平流而进。后汉则党人劫持选举，而太学为私党聚集，声气标榜之地。又此时学术在社会上渐占重要地位。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学。于是纨袴子弟，搀杂其中，不能认真研究，而易与政治接近，就成《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了。汉末丧乱，既不能研究学问，而以朋党劫持选举的作用亦渐失。魏文帝所立的太学，遂成学生专为避役而来，博士并无学问可以教授的现状（详见《三国·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

魏晋以后，学校仅为粉饰升平之具。所谓粉饰升平，并不是学校能积极的替政治上装饰出什么东西来，而是消极的，因为倘使连学校都没有，未免说不过去。所以苟非丧乱之时，总必有所谓学校。至其制度，则历代又略有不同。

晋武帝咸宁二年，始立国子学。案今文经说，只有太学。大司乐合国之子弟，是出于《周官》的，是古文经说。两汉的政治制度，大抵是根据今文学说的。东汉之世，古学渐兴，魏晋以后，今文传授的统绪遂绝，所以此时的政治制度，亦渐采用古文学说了。自此以后，元魏国子、太学并置。周只有太学。齐只有国子学。隋时，始令国子学不隶太常，独立为一监。唐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都属国子监。后律学改隶详刑，书学改隶兰台，算学改隶秘阁。律学、书学、算学专研一种学问艺术，系专门学校性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则系普通性质。国子学、太学，都只收官吏子弟，只有四门学收一部分庶人，成为阶级性质了。这都是古文学说的流毒（四门学在历史上，有两种性质：有时以为小学。此时则模仿《礼记·王制》之说：王太子、王子、群后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可以直接入学，庶人则须节级而升，因令其先入四门小学。然古代所谓学校，本非研究学问之地。乡论秀士，升诸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大乐正再升诸司马，不过是选举的一途。贵族世袭之世，得此已算开明。后世则用人本无等级，学校为研究学问之地，庶人的学问，未必劣于贵族，而令其节级而升，未免不合于理。将庶人及皇亲、国戚、官吏子弟所入的学校分离，那更是造出等级来了）。又有弘文馆属门下省，是专收皇亲的。崇文馆属东宫，是收皇太后、皇后亲属兼及官吏子孙的。总之，学校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机关，学生只是选举上的一条出路，和学术无甚关系（学校中未必真研究学术，要研究学术，亦不一定要入学）。

把学校看作提倡学术，或兴起教化之具，其设立，是不能限于京师的。汉武帝时，虽兴起太学，尚未能注意地方。其时只有贤长官如文翁等，在其所治之地，自行提倡（见《汉书·循吏传》）。到元帝令郡国皆设五经百石卒史，才可算中央政府，以命令设立地方学校的权舆。但汉朝人眼光中，所谓庠序，还不是用以提倡学术，而是用以兴起教化的。所以元帝所为，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只能算是提倡经学，并不能算是设立地方学校。这个，只要看《汉书·礼乐志》的议论，便可知道。

隋唐时，各州县都有学（隋文帝曾尽裁大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仅留国子生七十人。炀帝时恢复），然只法令如此。在唐时，大概只有一笔释奠之费，以祭孔子（事见《唐书·刘禹锡传》）。案明清之世，亦正是如此。所谓府、州、县学，寻常人是不知其为学校，只知其为孔子庙的。所以有人疑惑：“为什么佛寺、道观，都大开了门，任人进去，独有孔子庙却门禁森严？”当变法维新之初，有人想把孔子抬出来，算作中国的教主，以和基督教相抗，还有主张把文庙开放，和教堂一样的。殊不知中国本无所谓孔子庙。孔子乃是学校里所祭的先圣或先师（《礼记·文王世子》：“凡入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先圣是发明家。先师是把发明家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人。此项风气，在中国流行颇广。凡百事业，都有其所崇奉的人，如药业崇奉神农，木匠崇奉鲁班，都是把他认作先圣，儒家是传孔子之道的，所以把孔子认作先圣，传经的人，认作先师。古文学说既行，认为孔子所传的，只是古圣王之道，尤其直接模范的是周公。周朝集古代治法的大成，而其治法的制定，皆由于周公。所以周公可以看作发明家的代表。于是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然孔子为中国所最尊的人，仅仅乎把他看作传述者，不足以餍足宗教心理。于是仍改奉孔子为先圣。自宋学兴起以后，所谓孔子之道者又一变。认为汉唐传经儒生，都不足以代表孔子之学。宋代诸儒，崛起于千载之后，乃能遥接其道统。于是将宋以后的理学家，认为先师。此即所谓从祀。汉至唐传经诸儒，除品行恶劣者外，亦不废黜。是为历代所谓先圣、先师者的变迁）。寺庙可以公开，学校是办不到的。现在的学校，从前的书院、义塾，又何尝能大开其门，任人出入呢？然令流俗之人，有此误会，亦可见学校的有名无实了。

孔庙大成殿前的祭孔大典

魏晋以后，看重学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明太祖。王安石的意思，是人才要由国家养成的。科举只是取人才，不是养人才，不能以此为已足。照安石的意思，改革科举，只是暂时的事，论根本，是要归结到学校养士的。所以于太学立三舍之法，即外舍、内舍、上舍，学生依次而升。到升入上舍，则得免发解及礼部试，而特赐之以进士第。哲宗元符二年，令诸州行三舍法。岁贡其上舍生，附于外舍。徽宗遂特建外学，以受诸州贡士。并令太学内的外舍生，亦出居外学。遂令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礼部试并停。后虽旋复，然在这一时期中的立法，亦可谓很重视学校了。

案（一）凡事都由国家主持，只有国小而社会情形简单的时代，可以办到。国大而社会复杂，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甲）国家不但不能胜此繁重的职务，（乙）并不能尽知社会的需要。因（甲）则其所办之事，往往有名无实，甚或至于有弊。因（乙）则其所办之事，多不能与社会趋势相应，甚或顽固守旧，阻碍进步。所以许多的事情，根本是不宜于国家办的。现在政治学上，虽亦有此项主张，然其理论漏洞甚多，至多只可用以应急，施诸特殊的事务。断非可以遍行常行的道理。这话太长了，现在不能详论。然可用以批评宋时的学校，总是无疑的。所以当时的学校，根本不会办得好。（二）而况自亡清以前（学堂奖励章程废止以前），国家把学校科举，都看作登庸官吏之法，入学者和应科举者一样，都是为利禄而来，又何以善其后呢？（其中固有少数才智之士。然亦如昔人论科举的话，“乃人才得科举，非科举得人才”。此等人在学校中，并不能视为学校所养成。）

安石变科举法后，感慨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科举中最高的一科，学究则是最低的。熙宁贡举法所试，较诸旧法，不能不说是有用些。成绩之所以不良，则由学问的好坏，甚而至于可以说是有无，都判之于其真假，真就是有，假就是无。真假不是判之于其所研究的门类、材料，而是判之于其研究的态度、方法的。态度和方法，判之于其有无诚意。所以以利用为目的，以学习为手段，学到的，至多是技术，绝不是学问。此其原理，在学校与科举中，并无二致。以得奖励为目的的学校，其结果，只能与科举一样。

凡国家办的事，往往只能以社会上已通行的，即大众所公认的理论为根据。而这种理论，往往是已经过时的，至少是比较陈旧的。因为不如此，不会为大众所承认。其较新鲜的，方兴的，则其事必在逐渐萌芽，理论必未甚完全，事实亦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提给大众看，国家当然无从依据之以办事。所以政治所办理的事情，往往较社会上自然发生的事情为落后。教育事业，亦是如此。

学问是不宜于孤独研究的。因为（一）在物质方面，供给不易完全；（二）在精神方面，亦不免孤陋寡闻之诮。所以研究学问的人，自然会结成一种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学校。学校的起源，本是纯洁的，专为研究学问的；惜乎后来变为国家养成人才之所。国家养成人才，原是很好的事，但因（一）事实上，国家所代表的，总是业经通行、已占势力的理论。所以公家所立的学校，其内容，总要比较陈旧些。社会上新兴的，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而并非在过去占有势力的学科，往往不能尽力提倡。（二）而且其本身，总不免因利禄关系而腐化。于是民间有一种研究学问的组织兴起来，这便是所谓书院。

书院是起于唐、五代之间的。宋初，有所谓四大书院者，朝廷咸赐之额（曰白鹿，在庐山白鹿洞，为南唐升元中所建。曰石鼓，唐元和中衡州守李宽所建。曰应天，宋真宗时，府民曹诚所建。曰岳麓，宋开宝中，潭州守朱洞所建。此系据《通考》。《玉海》有嵩阳而无石鼓。嵩阳，在登封县大宝山下，五代时所建）。此外赐额、赐田、赐书的还很多。但书院并不靠朝廷的奖励和补助。

书院之设，大概由（一）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二）或为好学者的集合，（三）或则有力者所兴办。他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而且真能跟着风气走。在理学盛行时代，则为讲学的中心；在考据之学盛行的时代，亦有许多从事于此的书院；即其确证。

新旧两势力，最好是能互相调和。以官办的学校，代表较旧的、传统的学术；以私立的学校，代表较新的、方兴的学术；实在是最好的办法。

宋朝国势虽弱，然在文化上，不能说是没有进步的。文化既进步，自然觉得有多设学校的必要。元朝的立法，就受这风气的影响。元朝的国子监，本是蒙古、色目和汉人，都可以进的（蒙古人试法从宽，授官六品；色目人试法稍密，授官七品；汉人试法最密，授官从七品；则系阶级制度）。然在京师，又有蒙古国子学。诸路有蒙古字学。仁宗延祐元年，又立回回国子学，以肄习其文字。诸路、府、州、县皆有学。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又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米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各省设提举二员，以提举学校之事。

官家竭力提倡，而仍承认私家教育的重要，不可谓非较进步的立法。此项法令，能否真正实行，固未可知，然在立法上，总是明朝的前驱。

明朝的学校，立法是很完密的。在昔时把学校看作培植人才（政治上的人才），登庸官吏的机关，而不视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的工具，其立法不过如此而止，其扩充亦只能到这地步了。然而其法并不能实行，这可见法律的拗不过事实。

明朝的太学，名为国子监。太祖看国子监是极重的。所用的监官，都是名儒，规则极严，待诸生甚厚。又创历事之法，使在各机关中实习，曾于一日之间，擢用国子生六十余人为布、按两司官。其时国子诸生，扬历中外者甚众，可谓极看重学校的了。然一再传后，科举积重，学校积轻，举贡的选用，遂远不能与进士比。而自纳粟入监之例开后，且被视为异途。国子生本是从府、州、县学里来的。府、州、县学学生升入国子监的，谓之贡生。有岁贡（按年依定额升入）、选贡（选拔特优的）、恩贡（国家有庆典时，特许学生升入国学，即以当充岁贡者充之，而以其次一名充岁贡）、纳贡（府、州、县学生纳粟出学）之别。举人亦可入监。后又取副榜若干，令其入监读书。

府、州、县学，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其副概称训导。学生各有定额。初设的都由学校供给饭食，后来增广学额，则不能然。于是称初设的为廪膳生员，增广的为增广生员。后又推广其额，谓之附学生员。于是新取入学的，概称附学生员。依考试的成绩，递升为增广、廪膳。廪膳生资格深的，即充岁贡。入学和判定成绩的考试，并非由教谕训导举行，而是另行派员主持的。入学之试，初由巡按御史或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后特置提督学政，巡历举行。（僻远之地，为巡历所不能至者，或仍由巡按御史及分巡道）。学政任期三年。三年之中，考试所属府、州、县学生两次：一次称岁考，是用以判定成绩优劣的。一次称科考，在举行科场之年，择其优者，许应乡试。国子监生毕业后可以入官的，府、州、县学生，则无所谓毕业。其出路：只有（一）应科举中试，（二）贡入国子监。如其不然，则始终只是一个学生。要到五十岁之后，方许其不应岁试。未满五十而不应岁试（试时亦可请假，但下届须补。清制，阙至三次者，即须斥革），其学籍，是要取消掉的。

非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府、州、县学生除贡入太学外，亦非应科举不能得出路，这是实行宋以来学校科举相辅而行的理想的。在当时，确是较进步的立法。然而法律拗不过事实。事实上，国家所设的学校，一定要人来读书，除非（一）学校中真有学问，为在校外所学不到的。（二）法令严切，不真在校学习，即不能得到出路。但当时的学校，即使认真教授，其程度，亦不会超过民间的教育，而况并不教授？既然并不教授，自无从强迫学生在学。于是除国子监在京师首善之地，且沿明初认真办理之余，不能竟不到监，乃斤斤和监官计较“坐监”的日数外，府、州、县学，皆阒无其人，人家仍只目他为文庙。

学校的有名无实，一方面，固表现政治的无力，一方面，也表示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进步了，到处都有指导研究的人，供给研究的器，人家自然无庸到官立的学校里来了。我们现在，如其要读中国的旧书，并不一定要进学校。如其要研究新学问，有时非进学校不可，甚至有非到外国去不可的。就因为此种学术，在社会上还未广布。

清朝的学制，是和明朝大同的。所不同的，则明朝国子监中的荫生，分为官生、恩生。官生是限以官品的（学生父兄的官品）。恩生则出自特恩，不拘品级。清制分为难荫及恩荫。恩荫即明代的官生。难荫谓父兄殉难的，其条件较恩荫为优。又清制，除恩副岁贡生外，又有优、拔两贡。优贡三岁一行。每一督学使者，岁科两试俱讫后，就教官所举优行生，加以考试，再择优送礼部考试，许其入国子监读书。拔贡十二年举行一次。合岁科两试优等生，钦命大臣会同督抚复试。送吏部再应廷试，一、二等录用，三等入监。但入监都是有名无实的。

以上所述的，大体都是官办的学校，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和选举制度有关。其非官办的，亦或具有学校的性质，如书院是。至于不具学校形式的，则有（一）私人的从师读书，（二）或延师于家教授。其教授的内容，亦分为两种：（一）是以应科举为目的的，可谓士人所受的教育。（二）又一种，但求粗知文义，为农、工、商家所受。前者既不足以语于学问，后者又不切于实用。这是因为从前对于教育，无人研究，不过模模糊糊，蹈常习故而行之而已。

至清末，变法以来，才有所谓新式的教育，就是现行的制度。对于文化的关系，人所共知，不烦深论。学校初兴时，还有所谓奖励。太学毕业视进士，太学预科、高等学堂视举人。中等学校以下，分别视贡生及附生等。这还带有政治的性质。民国时代，把奖励章程废去，才全和科举绝缘。

第十六章　语文

语文的作用和原理

语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的一个大进步。（一）有语言，然后人类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语言，然后这一个人的意思，能够传达给那一个人。而（甲）不须人人自学。（乙）且可将个人的行为，化作团体的行为。单有语言，还嫌其空间太狭，时间太短，于是又有文字，赋语言以形，以扩充其作用。总之，文字语言，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把人类联结为一的。人类是非团结不能进化的，团结的范围愈广，进化愈速，所以言语文字，实为文化进化中极重要的因素。

以语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语言，这是在语言文字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看起来是如此。在语言文字萌芽之始，则并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势。中国文字中的看字，义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势语的遗迹。与语言同表一种意象的，则有图画。图画简单化，即成象形文字。

图画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语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读音。图画更无论了。到后来，事物繁复，身势不够表示，语言乃被迫而增加。语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图画及象形文字，则不能为无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数极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语言表示，业已成为习惯；于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语言。文字既改为代表语言，自可用表示声音之法造成，而不必专于象形，文字就造的多了。

中国的文字

仓颉像

中国文字的构造，旧有六书之说。即（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种为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种为文字减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种是造字之法。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按许氏说仓颉造字，又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这话是错的。其余的话，则大概不错。

六书例字

字是用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国文字中，实具有字母的作用（旧说谓之偏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中，只有象形一种是文，余三种都是字。象形就是画成一种东西的形状，如（此字须横看。，《说文》：“象臂胫之形。”案此所画系人的侧面，而又略去其头未画。，上系头，中系两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并而为一。，《说文》：“象人形。”按此系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画其头。只有子字是连头画出的。按画人无不画其头之理，画人而不画其头，则已全失图画之意矣。于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图画的区别）等字是。（一）天下的东西，不都有形可画。（二）有形可画的，其形亦往往相类。画的详细了，到足以表示其异点，就图画也不能如此其繁。于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于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倘使不加说明，看了他的形状，是万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测，亦必极其模糊。此为象形文字与图画的异点。象形文字所以能脱离图画而独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决不能多。指事旧说是指无形可象的事，如人类的动作等。这话是错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两字，古代通用。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说文》所举的例，是上下两字。卫恒《四体书势》说“在上为上，在下为下”，其语殊不可解。我们看《周官》保氏《疏》说“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才知道《四体书势》，实有脱文。《说文》中所载古文两字，乃系省略之形。其原形当如篆文作。一画的上下系人字，借人在一画之上，或一画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这一画，并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个界画。《说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会意的会训合。会意，就是合两个字的意思，以表示一个字的意思。如《说文》所举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之类。此法所造的字，还是不能多的。只有形声字，原则上是用两个偏旁，一个表示意义，一个表示声音。凡是一句话，总自有其意义，亦自有其声音的。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费心思，只要就本语的意义，本语的声音，各找一个偏旁来表示他就够了。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于了解。而且其意义，反较象形、指事、会意为确实。所以有形声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于无穷”。转注：《说文》所举的例，是考老两字。声音相近，意义亦相近。其根源本是一句话，后来分化为两句的。语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语言，自亦当跟着语言的分化而分化。这就是昔人的所谓转注。（夥多两字，与考老同例。）假借则因语言之用，以声音为主。文字所以代表语言，亦当以声音为主。语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还要读出声音来。耳朵听了（等于听语言），而明白其意义。如此，意义相异之语，只要声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来代表他。于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二）有些字，虽造了，仍废弃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为文字之所以减少。若无此例，文字将繁至不可胜识了。

六书之说，见于许《序》及《汉书·艺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周官》保氏《注》引郑司农之说（作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昔人误以为造字之法，固属大谬。即以为保氏教国子之法，亦属不然。教学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识其形，明其音义，可以应用，断无涉及文字构造之理。以上所举六书之说，当系汉时研究文字学者之说。其说是至汉世才有的。《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当与《汉书·艺文志》所说太史以六体试学童的六体是一，乃系字的六种写法，正和现在字的有行、草、篆、隶一样。（《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十八字，定系后人窜入。惟保氏六书和太史六体是一，所以说亦著其法，若六书与六体是二，这亦字便不可通了。）

以六书说中国文字的构造，其实是粗略的（读拙撰《字例略说》可明。商务印书馆本），然大体亦尚可应用。旧时学者的风气，本来是崇古的；一般人又误以六书为仓颉造字的六法。造字是昔时视为神圣事业的，更无人敢于置议。其说遂流传迄今。《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可见仓颉只是一个会写字的人。然将长于某事的人，误认作创造其事的人，古人多有此误（如暴辛公善埙，苏成公善篪，《世本·作篇》即云：暴辛公作埙，苏成公作篪，谯周《古史考》已驳其缪。见《诗·何人斯》《疏》）。因此，生出仓颉造字之说。汉代纬书，皆认仓颉为古代的帝皇（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二章，商务印书馆本）。又有一派，因《易经·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蒙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认为上古圣人，即是黄帝。司记事者为史官，因以仓颉为黄帝之史。其实二者都是无稽的。还有《尚书》伪孔安国《传序》，以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典，而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就说文字起于伏羲时，那更是无据之谈了。

文字有形、音、义三方面，都是有变迁的。形的变迁，又有改变其字的构造和笔画形状之异两种，但除笔画形状之异一种外，其余都非寻常人所知（字之有古音古义，每为寻常人所不知。至于字形构造之变，则新形既行，旧形旋废，人并不知有此字）。所以世俗所谓文字变迁，大概是指笔画形状之异。其大别为篆书、隶书、真书、草书、行书五种。

毛公鼎铭文
毛公鼎铸于西周晚期，鼎内铭文长达499字，为古代青铜器之最，文字圆劲朴茂，为大篆成熟之作。

（一）篆书是古代的文字，流传到秦汉之世的。其文字，大抵刻在简牍之上，所以谓之篆书（篆就是刻的意思）。又因其字体的不同，而分为（甲）古文，（乙）奇字，（丙）大篆，（丁）小篆四种。大篆，又称为籀文。《汉书·艺文志》，小学家有《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说文解字·序》：“《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又说：“《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然则大篆和小篆，大同小异。现在《说文》所录籀文二百二十余，该就是其相异的。其余则与小篆同。小篆是秦以后通行的字。大篆该是周以前通行的字。至于古文，则该是在大篆以前的。即自古流传的文字，不见于《史籀》十五篇中的。奇字即古文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古文能说得出他字形构造之由，奇字则否。所谓古文，不过如此。《汉书·艺文志》《景十三王传》《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都说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得到许多古文经传。其说本属可疑。因为（一）秦始皇焚书，事在三十四年。自此至秦亡，止有七年。即下距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亦只有二十三年。孔壁藏书，规模颇大，度非一二人所为。不应其事遂无人知，而有待于鲁恭王从无意中发现。（二）假使果有此事，则在汉时实为一大事。何以仅见于《汉书》中这三处，而他书及《汉书》中这三处以外，绝无人提及其事（凡历史上较重大之事，总和别的事情有关系的，也总有人提及其事，所以其文很易散见于各处）。此三处：《鲁恭王传》，不将坏孔子宅之事，接叙于其好治宫室之下，而别为数语，缀于传末，其为作传时所无有（传成之后，再行加缀于末），显而易见。《移让太常博士》，本系刘歆所说的话。《艺文志》也是以刘歆所做的《七略》为本的。然则这两篇，根本上还是刘歆一个人的话。所以汉代得古文经一事，极为可疑。然自班固以前，还不过说是得古文经；古文经的本子、字句，有些和今文经不同而已，并没有说古文经的字，为当时的人所不识。到王充作《论衡》，其《正说篇》，才说鲁恭王得百篇《尚书》，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尚书·伪孔安国传序》，则称孔壁中字为蝌蚪书。谓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据伏生所传的《尚书》，考论文义（意谓先就伏生所传各篇，认识其字，然后再用此为根据，以读其余诸篇），才能多通得二十五篇。这纯是以意揣度的野言，古人并无此说。凡文字，总是大众合力，于无形中逐渐创造的，亦总是大众于无形之间，将其逐渐改变的。由一人制定文字，颁诸公众，令其照用，古无此事。亦不会两个时代中，有截然的异同，至于不能相识。

（二）篆书是圆笔，隶书是方笔。隶书的初起，因秦时“官狱多事”（《汉志》语。官指普通行政机关，狱指司法机关），“令隶人佐书”（《四体书势》语），故得此名。徒隶是不会写字的人，画在上面就算，所以笔画形状，因此变异了。然这种字写起来，比篆书简便得多，所以一经通行，遂不能废。初写隶书的人是徒隶，自然画在上面就算，不求美观。既经通行，写的人就不仅徒隶了。又渐求其美观，于是变成一种有挑法（亦谓之波磔）的隶书。当时的人，谓之八分书。带有美术性质的字，十之八九都用他。

（三）其实用的字，不求美观的，则仍无挑法，谓之章程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正书。所以八分书是隶书的新派，无挑法的系隶书的旧派。现在的正书，系承接旧派的，所以现在的正书，昔人皆称为隶书。王羲之，从来没有看见他写一个八分书，或者八分书以前的隶字，而《晋书》本传，却称其善隶书。

（四）正书，亦作真书，其名系对行草而立。草书的初起，其作用，当同于后来的行书。是供起草之用的。《史记·屈原列传》说：楚怀王使原造宪令，草藁未上，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所谓草藁，就是现在所谓起草。草藁是只求自己认得，不给别人看的，其字，自然可以写得将就些。这是大家都这样做的，本不能算创造一种字体，自更说不上是谁所创造。到后来，写的人，不求其疾速，而务求其美观。于是草书的字体，和真书相去渐远。导致只认得真书的人，不能认得草书。于是草书距实用亦渐远。然自张芝以前，总还是一个一个字分开的。到张芝出，乃“或以上字之下，为下字之上”，其字竟至不可认识了。后人称一个一个字分开的为章草，张芝所创的为狂草。

（五）狂草固不可用，即章草亦嫌其去正书稍远。（甲）学的人，几乎在正书之外，又要认识若干草字。（乙）偶然将草稿给人家看，不识草字的人，亦将无从看起（事务繁忙之后，给人家看的东西，未必一定能誊真的）。草书至此，乃全不适于实用。然起草之事，是决不能没有的。于是另有一种字，起而承其乏，此即所谓行书。行书之名，因“正书如立，行书如行”而起。其写法亦有两种：（子）写正书的人，把他写得潦草些，是为真行。（丑）写草书的人，把他写得凝重些，是为行草（见张怀瑾《书议》）。从实用上说，字是不能没有真草两种，而亦不能多于真草两种的。因为看要求其清楚，写要求其捷速；若多于真草两种，那又是浪费了（孟森说）。中国字现在书写之所以烦难，是由于都写真书。所以要都写正书，则由于草书无一定的体式。草书所以无一定的体式，则因字体的变迁，都因美术而起。美术是求其多变化的，所以字体愈写愈分歧。这是因向来讲究写字的人，多数是有闲阶级；而但求应用的人，则根本无暇讲究写字之故。这亦是社会状况所规定。

今后社会进化，使用文字的地方愈多。在实用上，断不能如昔日仅恃潦草的正书。所以制定草体，实为当务之急。有人说：草体离正书太远了，几乎又要认识一种字，不如用行书。这话，从认字方面论，固有相当的理由。但以书写而论，则行书较正书简便得没有多少。现在人所写潦草的正书，已与行书相去无几。若求书写的便利，至少该用行草。在正书中，无论笔画如何繁多的字，在草书里，很少超过五画的。现在求书写的便利，究竟该用行书，还该用草书，实在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至于简笔字，则是不值得提倡的。这真是徒使字体纷烦，而书写上仍简便得有限。（书写的烦难，亦由于笔画形状的工整与流走，不尽由于笔画的多少。）

中国现在古字可考的，仍以《说文》一书为大宗。此书所载，百分之九十几，系秦汉时通行的篆书。周以前文字极少。周以前的文字，多存于金石刻中（即昔人刻在金石上的文字），但其物不能全真，而后人的解释，亦不能保其没有错误。亡清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发现龟甲、兽骨，其上有的刻有文字。据后人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认其字为殷代文字。现在收藏研究的人甚多。但自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合作发掘以前所发现之品，伪造者极多。（详见《安阳发掘报告书》第一期所载《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及《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所载《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又吴县所出《国学论衡》某册所载章炳麟之言，及《制言杂志》第五十期章炳麟《答金祖同论甲骨文第二书》。）所以在中央研究院发掘所得者外，最好不必信据，以昭谨慎。

我国语文的发展

古人多造单字，后世则单音语渐变为复音，所增非复单音的字，而是复音的词。大抵春秋战国之时，为增造新字最多的时代。《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已夫”！这就是说：从前写字的人，遇见写不出的字，还空着去请教人，现在却没有了，都杜造一个字写进去。依我推想起来，孔子这种见解，实未免失之于旧。因为前此所用的文字少，写来写去，总是这几个字。自己不知道，自然可问之他人。现在所用的字多了，口中的语言，向来没有文字代表他的，亦要写在纸上。既向无此字，问之于人何益？自然不得不杜造了。（一）此等新造的字，既彼此各不相谋。（二）就旧字也有（甲）讹，（乙）变。一时文字，遂颇呈分歧之观。《说文解字·序》说七国之世，“文字异形”，即由于此。然（子）其字虽异，其造字之法仍同；（丑）而旧有习熟的字，亦决不会有改变；大体还是统一的。所以《中庸》又说：“今天下”，“书同文”。《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书同文字”。此即许《序》所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此项法令，并无效验。《汉书·艺文志》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四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这似乎是把三书合而为一，大体上把重复之字除去。假定其全无复字，则秦时通行的字，共得三千三百。然此三书都是韵文，除尽复字，实际上怕不易办到，则尚不及此数。而《说文》成于后汉时，所载之字，共得九千九百一十三。其中固有籀文及古文、奇字，然其数实不多，而音义相同之字，则不胜枚举。可见李斯所奏罢的字，实未曾罢，如此下去，文字势必日形分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幸得语言从单音变为复音，把这种祸患，自然救止了。用一个字代表一个音，实在是最为简易之法。因为复音词可以日增，单音字则只有此数。识字是最难的事，过时即不能学的。单音无甚变迁，单字即无甚增加，亦无甚改变。读古书的，研究高深文学的，所通晓的词类及文法，虽较常人为多，所识的单字，则根本无甚相异。认识了几千个字，就能读自古至今的书，也就能通并时的各种文学，即由于此。所以以一字代表一音，实在是中国文字的一个进化。至此，文字才真正成了语言的代表。这亦是文字进化到相当程度，然后实现的。

最初并非如此。《说文》：犙，三岁牛。，马八岁。犙从参声，从八声，笔之于书，则有牛马旁，出之于口，与“三八”何异？听的人焉知道是什么话？然则犙决非读作参，决非读作八；犙两字，决非代表参八两个音，而系代表三岁牛、马八岁两句话。两句话只要写两个字，似乎简便了，然以一字代表一音纯一之例破坏，总是弊余于利的。所以宁忍书写之烦，而把此等字淘汰去。这可见自然的进化，总是合理的。新造的氮等字，若读一音，则人闻之而不能解，徒使语言与文字分离，若读两音，则把一字代表一音的条例破坏，得不偿失。这实在是退化的举动。所以私智穿凿，总是无益有损的。

语言可由分歧而至统一，亦可由统一而至分歧。由分歧而至统一，系由各分立的部族，互相同化。由统一而至分歧，则由交通不便，语音逐渐讹变；新发生的事物，各自创造新名；旧事物也有改用新名的。所以（一）语音，（二）词类，都可以逐渐分歧。只有语法，是不容易变化的。中国语言，即在此等状况下统一，亦即在此等状况下分歧。所以语音、词类，各地方互有不同，语法则无问题。在崇古的时代，古训是不能不研究的。研究古训，须读古书。古书自无所谓不统一。古书读得多的人，下笔的时候，自然可即写古语。虽然古语不能尽达现代人的意思，然（一）大体用古语，而又依照古语的法则，增加一二俗语；（二）或者依据古语的法则，创造笔下有而口中无的语言；自亦不至为人所不能解。遂成文字统一，语言分歧的现象。论者多以此自豪。这在中国民族统一上，亦确曾收到相当的效果。然但能统一于纸上，而不能统一于口中，总是不够用的。因为（一）有些地方，到底不能以笔代口。（二）文字的进化，较语言为迟，总感觉其不够用。（三）文字总只有一部分人能通。于是发生（一）语言统一，（二）文言合一的两个问题。

语言统一，是随着交通的进步而进步的。即（一）各地方的往来频繁。（二）（甲）大都会，（乙）大集团的逐渐发生。用学校教授的方法，收效必小。因为语言是实用之物，要天天在使用，才能够学得成功，成功了不至于忘掉。假使有一个人，生在穷乡僻壤，和非本地的人永无交接，单用学校教授的形式，教他学国语，是断不会学得好，学好了，亦终于要忘掉的。所以这一个问题，断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希望其在短时间之内，有很大的成功。至于言文合一，则干脆的只要把口中的语言写在纸上就够了。这在一千年以来，语体文的逐渐流行，逐渐扩大，早已走上了这一条路。但还觉得其不够。而在近来，又发生一个文字难于认识的问题，于是有主张改用拼音字的。而其议论，遂摇动及于中国文字的本身。

拼音字是将口中的语言，分析之而求其音素，将音素制成字母，再将字母拼成文字的。这种文字，只要识得字母，懂得拼法，识字是极容易的，自然觉得简便。但文字非自己发生，而学自先进民族的，可以用此法造字。文字由自己创造的民族，是决不会用此法的。因为当其有文字之初，尚非以之代表语言，安能分析语言而求其音素？到后来进化了，知道此理，而文字是前后相衔的，不能舍旧而从新，拼音文字，就无从在此等民族中使用了。印度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中国和印度交通后，只采用其法于切音，而卒不能改造文字，即由于此。

使用拼音文字于中国，最早的，当推基督教徒。他们鉴于中国字的不易认识，用拉丁字母拼成中国语，以教贫民，颇有相当的效果。中国人自己提倡的，起于清末的劳乃宣。后来主张此项议论的，亦不乏人。以传统观念论，自不易废弃旧文字。于是由改用拼音字，变为用注音字注旧文字的读音。遂有教育部所颁布的注音符号。然其成效殊鲜。这是由于统一读音和统一语音，根本是两件事。因语音统一，而影响到读音，至少是语体文的读音，收效或者快些。想靠读音的统一，以影响到语音，其事的可能性怕极少。因为语言是活物，只能用之于口中。写在纸上再去读，无论其文字如何通俗，总是读不成语调的。而语言之所以不同，并非语音规定语调，倒是语调规定语音。申言之：各地方人的语调不同，并非由其所发的一个个音不同，以至积而成句，积而成篇，成为不同的语调。倒是因其语调不同，一个个音，排在一篇一句之内，而其发音不得不如此。所以用教学的方法传授一种语言，是可能的。用教学的方法，传授读音，希望其积渐而至于统一语言，则根本不会有这回事。

果真要用人为的方法，促进语言的统一，只有将一地方的言语，定为标准语，即以这地方的人作为教授的人，散布于各地方去教授，才可以有相当的效果。教授之时，宜专于语言，不必涉及读书。语言学会了，自会矫正读音，至于某程度。即使用教学的方法，矫正读音，其影响亦不过如是而止，决不会超过的。甚或两个问题，互相牵制，收效转难。注音符号，意欲据全国人所能发的音，制造成一种语言。这在现在，实际上是无此语言的。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话，总不能与国语密合。想靠注音符号等工具，及教学的方法，造成一种新语言，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所谓能说国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总还夹杂土话。既然总不密合，何不拣一种最近于国语的言语，定为标准语，来得痛快些呢？

至于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则我以为在现在状况之下，听凭两种文字同时并行，是最合理的。旧日的人视新造的拼音文字为洪水猛兽，以为将要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因而使中国人丧失其民族性；新的人，以为旧文字是阻碍中国进化的，也视其为洪水猛兽；都是一偏之见。

认识单字，与年龄有极大的关系。超过一定年龄，普通的人，都极难学习。即使勉强学习，其程度也很难相当的。所以中国的旧文字，决不能施之成人。即年龄未长，而受教育时间很短的人，也是难学的。因为几千个单字，到底不能于短时间之内认识。如平民千字识字课等，硬把文字之数减少，也是不适于用的。

怀抱旧见解的人，以为新文字一行，即将把旧文化破坏净尽，且将使中国民族丧失其统一性。殊不知旧文字本只有少数人通晓。兼用拼音字，这少数通晓旧文字的人，总还是有的。使用新文字的人，则本来都是不通旧文字的，他们所濡染的中国文化，本非从文字中得来，何至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及民族的统一性？就实际情形平心而论，中国旧文化，或反因此而得新工具，更容易推广，因之使中国的民族性，更易于统一呢？吴敬恒说：“中国的读书人，每拘于下笔千秋的思想，以为一张纸写出字来，即可以传之永久。”于是设想：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亦将像现在的旧书一般，汗牛充栋，留待后人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就因之丧失统一性了。殊不知这种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都和现在的传单报纸一般，阅过即弃，至于有永久性的著作，则必是受教育程度稍深的人然后能为，而此种人，大都能识得旧文字。所以依我推想，即使听新旧文字同时并行，也决不会有多少书籍堆积起来。而且只能学新文字的人，其生活和文字本来是无缘的。现在虽然勉强教他以几个文字，他亦算勉强学会了几个文字，对于文字的关系，总还是很浅的。怕连供一时之用的宣传品等，还不会有多少呢。何能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统一性？

准此以谈，则知有等人说：中国现在语言虽不统一，文字却是统一的。若拼音字不限于拼写国语，而许其拼写各地方的方言，将会有碍于中国语言的统一，也是一样的缪见。因为（一）现在文字虽然统一，决不能以此为工具，进而统一语言的。（二）而只能拼写方言的人，亦即不通国语的人，其语言，亦本来不曾统一。至于说一改用拼音文字，识字即会远较今日为易，因之文化即会突飞猛进，也是痴话。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数学者外，读书对于其人格的关系，是很少的。即使全国的人，都能读相当的书，亦未必其人的见解，就会有多大改变。何况识得几个字的人，还未必都会去读书呢？拼音文字，认识较旧文字为易是事实，其习熟则并无难易之分。习熟者的读书，是一眼望去便知道的，并不是一个个字拼着音去认识，且识且读的。且识且读，拼音文字是便利得多了。然这只可偶一为之，岂能常常如此？若常常如此，则其烦苦莫甚，还有什么人肯读书？若一望而知，试问Book与书有何区别？所以拼音文字在现在，只是供一时一地之用的。其最大的作用，亦即在此。既然如此，注音符号、罗马字母等等杂用，也是无妨的。并不值得争论。

《西厢记诸宫调》明刊本

主张采用罗马字母的人，说如此我们就可以采用世界各国的语言，扩大我国的语言，这也是痴话。采用外国的语言，与改变中国的文字何涉？中国和印度交通以来，佛教的语言，输入中国的何限？又何尝改用梵文呢？

语言和中国不同，而采用中国文字的，共有三法：即（一）径用中国文，如朝鲜是。（二）用中国文字的偏旁，自行造字，如辽是。（三）用中国字而别造音符，如日本是。三法中，自以第三法为最便。第二法最为无谓。所以辽人又别有小字，出于回鹘，以便应用。大抵文字非出于自造，而取自他族的，自以用拼音之法为便。所以如辽人造大字之法，毕竟不能通行。又文字所以代表语言，必不能强语言以就文字。所以如朝鲜人，所做华文，虽极纯粹，仍必另造谚文以应用（契丹文字，系用隶书之半，增损为之，见《五代史》。此系指契丹大字而言，据《辽史·太祖本纪》，事在神册五年。小字出于回鹘，为迭剌所造，见《皇子表》）。

满、蒙、回、藏四族，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回文或说出于犹太，或说出于天主教徒，或说出于大食，未知孰是（见《元史译文证补》）。藏文出于印度。是唐初吐蕃英主弃宗弄赞，派人到印度去留学，归国后所创制的。见《蒙古源流考》。蒙古人初用回文，见《元史·塔塔统阿传》。《脱卜察安》（《元秘史》。元朝人最早自己所写的历史）即系用回文所写。后来世祖命八思巴造字，则是根据藏文的。满文系太祖时额尔德尼所造。太宗时，达海又加以圈点（一种符号），又以蒙文为根据。西南诸族，惟倮儸有文字，却是本于象形字的。于此，可见文字由于自造者，必始象形，借自他族者，必取拼音之理。

文字的流传，必资印刷。所以文字的为用，必有印刷而后弘，正和语言之为用，必得文字而后大一样。古人文字，要保存永久的，则刻诸金石。此乃以其物之本身供众览，而非用以印刷，只能认为印刷的前身，不能即认为印刷事业。汉代的石经，还系如此。后来就此等金石刻，加以摹拓。摹拓既广，觉得所摹拓之物，不必以之供众览，只须用摹拓出来的东西供览即可。于是其雕刻，专为供印刷起见，就成为印刷术了。既如此，自然不必刻金石，而只要刻木。

刻板之事，现在可考的起于隋。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勅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西历五九三年。《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足见陆说之确。唐代雕本，宋人已没有著录的，惟江陵杨氏，藏有《开元杂报》七叶。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号。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西历六五五年）《阿毗达磨大毗婆裟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民国纪元前九百八十年，西历九三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刻书之始。历二十七年始成（周太祖广顺三年）。宋代又续刻义疏及诸史。书贾因牟利，私人因爱好文艺而刻的亦日多。仁宗庆历中（民国纪元前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六十四年，西历一零四一至一零四八年），毕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祯始刻木为之。明无锡华氏始用铜。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铜制）。于是印刷事业，突飞猛进，宋以后书籍，传于后世的，其数量，就远非唐以前所可比了（此节据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其详可参考原书。商务印书馆本）。

第十七章　学术

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看似虚悬无薄，实则前进的方向全是受其指导。中国是一个学术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学术分门别类，各致其精。如欲详述之，将数十百万言而不能尽。现在所讲的，只是思想转变的大略，及其和整个文化的关系。依此讲，则中国的学术思想，可分为三大时期：

（一）自上古至汉魏之际。

（二）自佛学输入至亡清。其中又分为（甲）佛学时期，（乙）理学时期。

（三）自西学输入以后。

上古至汉魏的学术流变

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人，大都偏重于其哲学方面。这个实在是错误的。先秦诸子的学术，有两个来源：其（一）从古代的宗教哲学中，蜕化而出。其（二）从各个专门的官守中，孕育而成。前者偏重玄学方面，后者偏重政治、社会方面。《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其原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一个说其因，一个说其缘，都不及古代的哲学。尤可见先秦诸子之学，实以政治、社会方面为重，玄学方面为轻。此意，近人中能见得的，只有章炳麟氏。

从古代宗教中蜕化而出的哲学思想，大致是如此的：（一）因人有男女，鸟有雌雄，兽有牝牡，自然界又有天地日月等现象，而成立阴阳的概念。（二）古代的工业，或者是分做水、火、木、金、土五类的。实际的生活影响于哲学思想，遂分物质为五行。（三）思想进步，觉得五行之说，不甚合理，乃认万物的原质为一个，而名之曰气。（四）至此，遂并觉阴阳两力，还不是宇宙的根源（因为最后的总是唯一的，也只有唯一的能算最后的）。乃再成立一个唯一的概念，是即所谓太极。（五）又知质与力并非两物，于是所谓有无，只是隐显。（六）隐显由于变动，而宇宙的根源，遂成为一种动力。（七）这种动力，是颇为机械的。一发动之后，其方向即不易改变。所以有谨小、慎始诸义。（八）自然之力，是极其伟大的。只有随顺，不能抵抗。所以要法自然。所以贵因。（九）此种动力，其方向是循环的。所以有祸福倚伏之义。所以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十）既然万物的原质，都是一个，而又变化不已，则万物根本只是一物。天地亦万物之一，所以惠施要提倡泛爱，说天地万物一体，而物论可齐（论同伦，类也）。（十一）因万物即是一物，所以就杂多的现象，仍可推出其总根源。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等思想，影响于后来，极为深刻。历代的学术家，几乎都奉此为金科玉律。诚然，此等宽廓的说法，不易发现其误谬。而因其立说的宽廓，可以容受多方面的解释，即存其说为弘纲，似亦无妨。但有等错误的观念，业已不能适用的，亦不得不加以改正。如循环之说，古人大约由观察昼夜寒暑等现象得来。此说施诸自然界，虽未必就是，究竟还可应用。若移用于社会科学，就不免误谬了。明明是进化的，如何说是循环。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依我看来：（一）农家之所本最旧，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二）道家次之，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三）墨家又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四）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五）法家最新，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以上五家，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其关系最大。其余如名家，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纵横家、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其关系较轻。

怎说农家是代表最古的思想的呢？这只要看许行的话，便可明白。许行之说有二：（一）君臣并耕，政府毫无威权。（二）物价论量不论质。如非根据于最古最简陋的社会的习俗，决不能有此思想（见《孟子·滕文公上篇》）。

怎说道家所代表的，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逆反思想呢？汉人率以黄老并称。今《列子》虽系伪书，然亦有其所本（此凡伪书皆然，不独《列子》。故伪书既知其伪之后，在相当条件下，其材料仍可利用）。此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与《老子》亦极相类。《老子》书（一）多系三四言韵语。（二）所用名词，极为特别（如有雌雄牝牡而无男女字）。（三）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足证其时代之古。此必自古口耳相传之说，老子著之竹帛的，决非老子所自作。黄帝是个武功彪炳的人，该是一个好侵略的部族的酋长。侵略民族，大抵以过刚而折。如夷羿、殷纣等，都是其适例。所以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要教之以守柔。《老子》书又主张无为。无为两字的意义每为后人所误解（为训化）。《礼记·杂记》：子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此系就农业立说。言弛而不张，虽文武亦不能使种子变化而成谷物。贾谊《谏放民私铸疏》：“奸钱日多，五谷不为”（今本作“五谷不为多”，多字系后人妄增），正是此义。

野蛮部族往往好慕效文明，而其慕效文明，往往牺牲了多数人的幸福［（一）因社会的组织，随之变迁。（二）因在上的人，务于淫侈，因此而刻剥其下］。所以有一种反动的思想，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着在下的人变化。在下的人，“化而欲作”，还该“镇之以无名之朴”。这正和现今人因噎废食，拒绝物质文明一样。

怎样说墨家所代表的，是夏代的文化呢？《汉书·艺文志》说墨家之学，“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古人的礼，往往在文明既进步之后，仍保存简陋的样子，以资纪念。如既有酒，祭祀仍用水，便是其一例。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其上犹以茅盖，见《史记·封禅书》。可见《汉志》此说之确）。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三老五更，乃他人的父兄）。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平民由此进用（参看第七章）。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人死曰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命有前定之义。顺四时而行，即《月令》所载的政令。据《月令》说：政令有误，如孟春行夏令等，即有灾异。此乃天降之罚。然则天是有意志，随时监视着人的行动，而加以赏罚的。此为墨子天志之说所由来。他家之所谓命，多含前定之义，则近于机械论了）。以孝视天下（视同示），是以上同。”都显见得是明堂中的职守。所以《汉志》说他出于清庙之官（参看第十五章）。《吕览·当染篇》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此为墨学出于清庙之官的确证。清庙中能保存较古之学说，于理是可有的。

墨家最讲究实用，而《经》《经说》《大小取》等篇，讲高深的哲学，为名家所自出的，反在墨家书中，即由于此。但此非墨子所重。墨子的宗旨，主于兼爱。因为兼爱，所以要非攻。又墨子是取法于夏的，夏时代较早，又值水灾之后，其生活较之殷、周，自然要简朴些，所以墨子的宗旨，在于贵俭。因为贵俭，所以要节用，要节葬，要非乐。又夏时代较早，迷信较深，所以墨子有天志、明鬼之说。要讲天志、明鬼，即不得不非命。

墨家所行的，是凶荒札丧的变礼（参看第五章）。其所教导的，是沦落的武士（参看第四章）。其实行的精神，最为丰富。

怎样说儒家、阴阳家是西周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呢？荀子说：“父子相传，以持王公，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荣辱篇》）国虽亡而治法犹存，这是极可能的事。然亦必其时代较近，而后所能保存的才多。又必其时的文化，较为发达，然后足为后人所取法。如此，其足供参考的，自然是夏、殷、周三代。所以儒家有通三统之说（封本朝以前两代之后以大国，使之保存其治法，以便与本朝之治，三者轮流更换。《史记·高祖本纪》赞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即是此义）。这正和阴阳家所谓五德终始一样（五德终始有两说：旧说以所克者相代。如秦以周为火德，自己是水德；汉又自以为土德是。前汉末年，改取相生之说。以周为木德，说秦朝是闰位，不承五行之运，而自以为是火德。后来魏朝又自以为是土德）。

《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说，说：“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可见五德终始，乃系用五种治法，更迭交换。邹衍之学，所以要本所已知的历史，推论未知；本所已见的地理，推所未见；正是要博观众事，以求其公例。治法随时变换，不拘一格，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此非在西周以后，前代的治法，保存的已多，不能发生。阴阳家之说，缺佚已甚，其最高的蕲向如何，已无可考。

儒家的理想，颇为高远。看第五章所述大同小康之说可见。《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大平，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大同世之规模，从升平世进至大平世的方法，其详已不可得闻。几千年来，崇信儒家之学的，只认封建完整时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为最高之境，实堪惋惜。但儒家学术的规模，是大体尚可考见的。他有一种最高的理想，企图见之于人事。这种理想，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如何次第实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诗》《书》《礼》《乐》，乃古代大学的旧教科，说已见第十五章。《易》《春秋》则为孔门最高之道所在。《易》言原理，《春秋》言具体的方法，两者互相表里，所以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儒家此等高义，既已隐晦。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乃在个人修养部分。（一）在理智方面，其说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审察环境的情形，随时随地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是随时随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二）人之感情，与理智不能无冲突。放纵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祸，抑压感情，也终于要溃决的，所以又有礼乐，以陶冶其感情。（三）无可如何之事，则劝人以安命。在这一点，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四）其待人之道，则为絜矩（两字见《大学》）。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则“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们该怎样待人，只要想一想，我们希望他怎样待我即得，这是何等简而赅。怎样糊涂的人，对这话也可以懂的，而圣人行之，亦终身有所不能尽，这真是一个妙谛。至于（五）性善之说，（六）义利之辨，（七）知言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

儒家之遗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小康之世的社会组织，较后世为专制。后人不知此为一时的组织，而认为天经地义，无可改变，欲强已进步的社会以就之，这等于以杞柳为杯棬，等于削足以适履，所以引起纠纷，而儒学盛行，遂成为功罪不相掩之局。这只可说是后来的儒家不克负荷，怪不得创始的人。但亦不能一定怪后来的任何人。因儒学是在这种社会之中，逐渐发达的。凡学术，固有变化社会之功，同时亦必受社会的影响，而其本身自起变化。这亦是无可如何的事。

怎样说法家之学，是按切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的呢？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一）裁抑贵族，以铲除封建势力。（二）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这两个条件，秦国行之，固未能全合乎理想，然在当时，毕竟是最能实行的，所以卒并天下。致秦国于富强的，前有商鞅，后有李斯，都是治法家之学的。法家之学的法字，是个大名。细别起来，则治民者谓之法，裁抑贵族者谓之术，见《韩非子·定法篇》。其富国强兵之策，则最重要的，是一民于农战。《商君书》发挥此理最透，而《管》《韩》两子中，亦有其理论。法家是最主张审察现实，以定应付的方法的，所以最主张变法而反对守旧。这确是法家的特色。其学说之能最新，大约即得力于此。

以上所述五家，是先秦诸子中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及整个的文化最有关系的。虽亦有其高远的哲学，然其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然古代的政治问题，不像后世单以维持秩序为主，而整个的社会问题，亦包括在内。所以古人说政治，亦就是说社会。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存留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在战国时，诸家之说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说，秦用之以并天下，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但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天下统一，则需要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这两者，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秦始皇坑儒时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文学士言。可见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始皇非无此志，不过天下初定，民心未服，不得不从事于镇压；又始皇对外，颇想立起一个开拓和防御的规模来，所以有所未遑罢了。

秦灭汉兴，此等积极的愿望，暂时无从说起。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所以道家之学，一时甚盛。然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乃为正常的社会说法。社会本来正常的，所以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其变化；且须镇压之，使不变化，这在事实上虽不可能，在理论上亦未必尽是，然尚能自成一说。若汉时，则其社会久已变坏，一味因循，必且迁流更甚。所以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在当时，是无人不以为急务的。看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明白。文帝亦曾听公孙臣的话，有意于兴作。后因新垣平诈觉，牵连作罢。这自是文帝脑筋的糊涂，做事的因循，不能改变当时的事势。到武帝，儒学遂终于兴起了。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论者多以为武帝一人之功，这就错了。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儒学的兴起，虽由社会情势的要求，然其得政治上的助力，确亦不少。其中最紧要的，便是为五经博士置弟子。所谓“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自然来者就多了。儒学最初起的，是《史记·儒林传》所说的八家：言《诗》：于鲁，自申培公。于齐，自辕固生。于燕，自韩太傅。言《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东汉立十四博士：《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严、颜（见《后汉书·儒林传》。《诗》齐、鲁、韩下衍毛字）。大体仍是这八家之学（惟京氏《易》最可疑）。但是在当时，另有一种势力，足以促令学术变更。那便是第五章所说：在当时，急须改正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要改正社会经济制度，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在儒家，是只知道前一义的。后者之说，实在法家。当时儒家之学，业已成为一种权威，欲图改革，自以自托于儒家为便，儒家遂不得不广采异家之学以自助，于是有所谓古文之学。读第五章所述，已可明白了。但是学术的本身，亦有促令其自起变化的。那便是由专门而趋于通学。

先秦学术，自其一方面论，可以说是最精的。因为他各专一门，都有很高的见解。自其又一方面说，亦可以说是最粗的。因为他只知道一门，对于他人的立场，全不了解。譬如墨子所主张，乃凶荒札丧的变礼，本不谓平世当然。而荀子力驳他，说天下治好了，财之不足，不足为患，岂非无的放矢？理论可以信口说，事实上，是办不到只顾一方面的。只顾一方面，一定行不通。所以先秦时已有所谓杂家之学。《汉志》说：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可见国家的施政，不得不兼顾到各方面了。情势如此，学术自然不得不受其影响，而渐趋于会通，古文之学初兴时，实系兼采异家之说，后来且自立新说，实亦受此趋势所驱使。倘使当时的人，痛痛快快，说儒家旧说不够用了，我所以要兼采异说；儒家旧说，有所未安，我所以要别立新说；岂不直捷？无如当时的思想和风气，不容如此。于是一方面说儒家之学，别有古书，出于博士所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孔壁一案，参看第十六章）；一方面，自己研究所得，硬说是某某所传（如《毛诗》与《小序》为一家言。《小序》明明是卫宏等所作，而毛公之学，偏要自谓子夏所传）；纠纷就来得多了。流俗眩于今古文之名，以为今古文经，文字必大有异同，其实不然。今古文经的异字，备见于《仪礼》郑《注》（从今文处，则出古文于注。从古文处，则出今文于注），如古文位作立，仪作义，义作谊之类，于意义毫无关系。他经度亦不过如此。有何关系之可言？

今古文经的异同，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其中重要问题，略见于许慎的《五经异义》。自大体言之：今文家说，都系师师相传。古文家说，则自由研究所得。不为古人的成说所囿，而自出心裁，从事研究，其方法似觉进步。但（一）其成绩并不甚佳。又（二）今文家言，有传讹而无臆造。传讹之说，略有其途径可寻，所以其说易于还原。一经还原，即可见古说的真相（其未曾传讹的，自然更不必说）。古文家言，则各人凭臆为说，其根源无可捉摸。所以把经学当作古史的材料看，亦以今文家言价值较高。

然古学的流弊，亦可说仍自今学开之。一种学术，当其与名利无关时，治其学者，都系无所为而为之，只求有得于己，不欲眩耀于人，其学自无甚流弊。到成为名利之途则不然。治其学者，往往不知大体，而只斤斤计较于一枝一节之间。甚或理不可通，穿凿立说。或则广罗异说，以自炫其博。引人走入旁门，反致抛荒正义。从研究真理的立场上言，实于学术有害。但流俗的人，偏喜其新奇，以为博学。此等方法，遂成为哗世取宠之资。

汉代此等风气，由来甚早。《汉书·夏侯胜传》说：“胜从父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专以应敌为务，真所谓徇外为人。此种风气既开，遂至专求闻见之博，不顾义理之安；甚且不知有事理。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说经，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而于此种学问，所研究的，究属宇宙间何种现象？研究之究有何益？以及究应如何研究？一概无所闻见。

学术走入此路，自然只成为有闲阶级，消耗日力精力之资，等于消闲遣兴，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了。此等风气，起于西汉中叶，至东汉而大盛，直至南北朝、隋唐而未改。汉代所谓章句，南北朝时所谓义疏，都系如此。读《后汉书》及《南北史》《儒林传》，最可见得。

古学既继今学而起，到汉末，又有所谓伪古文一派。据近代所考证：王肃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肃好与郑玄立异，而无以相胜。乃伪造《孔子家语》，将己说窜入其中，以折服异己，经学中最大的《伪古文尚书》一案，虽不能断为即肃之所造，然所谓《伪孔安国传》者，必系与肃同一学派之人所为，则无可疑（《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之伪，至清阎若璩作《古人尚书疏证》而其论略定。伪之者为那一派人，至清丁晏作《尚书余论》而其论略定）。此即由当时风气，专喜广搜证据，只要所搜集者博，其不合理，并无人能发觉，所以容得这一班人作伪。

儒学至此，再无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的气概。然以当时学术界的形势论，儒学业已如日中天。治国安民之责，在政治上，在社会上，都以为惟儒家足以负之。这一班人，如何当得起这个责任？他们所想出来的方案，无非是泥古而不适于时，专事模仿古人的形式。这个如何足以为治？自然要激起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了。于是魏晋玄学，乘机而起，成为儒佛之间的一个过渡。

魏晋玄学，人多指为道家之学。其实不然。玄学乃儒道两家的混合。亦可说是儒学中注重原理的一派，与拘泥事迹的一派相对立。先秦诸子的哲学，都出自古代的宗教哲学，大体无甚异同，说已见前。

儒家之书，专谈原理的是《易经》。《易》家亦有言理、言数两派。言理的，和先秦诸子的哲学，无甚异同。言数的，则与古代术数之学相出入。《易》之起源，当和术数相近；孔门言易，则当注重于其哲学；这是通观古代学术的全体，而可信其不诬的。今文《易》说，今已不传。古文《易》说，则无一非术数之谈。《汉书·艺文志》：易家有《淮南·道训》两篇。自注云：“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此书，当即今《淮南子》中的《原道训》。今《淮南子》中，引《易》说的还有几条，都言理而不及数，当系今文《易》说之遗。然则儒家的哲学，原与道家无甚出入。不过因今文《易》说失传，其残存的，都被后人误认为道家之说罢了。如此说来，则魏晋玄学的兴起，并非从儒家转变到道家，只是儒家自己的转变。不过此种转变，和道家很为接近，所以其人多兼采道家之学。观魏晋以后的玄学家，史多称其善《易》《老》可知。

儒学的本体，乃以《易》言原理，《春秋》则据此原理，而施之人事。魏晋的玄学家，则专研原理，而于措之人事的方法，不甚讲求。所以实际上无甚功绩可见，并没有具体可见之施行的方案。然经此运动之后，拘泥古人形式之弊遂除。凡言法古的，都是师其意而不是回复其形式。泥古不通之弊，就除去了，这是他们摧陷廓清莫大的功绩。（玄学家最重要的观念，为重道而遗迹。道即原理，迹即事物的形式。）

从新莽改革失败以后，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业已无人敢谈。解决人生问题的，遂转而求之个人方面。又玄学家探求原理，进而益上，其机，殊与高深玄远的哲学相近。在这一点上，印度的学术，是超过于中国的。佛学遂在这种情势之下兴起。

佛教传入中国

佛，最初系以宗教的资格输入中国的。但到后来，则宗教之外，别有其学术方面。

佛教，普通分为大小乘。依后来详细的判教，则小乘之下，尚有人天（专对人天说法，不足以语四圣。见下）；大乘之中，又分权实。所谓判教，乃因一切经论（佛所说谓之经，菩萨以下所说谓之论。僧、尼、居士等所应守的规条谓之律。经、律、论谓之三藏），立说显有高低，所以加以区别，说佛说之异，乃因其所对待的人不同而然。则教外的人，不能因此而诋佛教的矛盾，教中的人，亦不必因此而起争辩了。依近来的研究：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并不在其哲学的高深，而实由其能示人以实行的标准。缘印度地处热带，生活宽裕，其人所究心的，实为宇宙究竟、人生归宿等问题。所以自古以来，哲学思想即极发达。到佛出世时，各家之说（所谓外道），已极高深，而其派别亦极繁多了。群言淆乱，转使人无所适从。释迦牟尼出，乃截断无谓的辩论，而教人以实行修证的方法。从之者乃觉得所依归，而其精神乃觉安定。故佛非究竟真理的发现者（中国信佛的人，视佛如此），而为时代的圣者。

佛灭后百年之内，其说无甚异同。近人称为原始佛教。百年之后而小乘兴，五六百年之后而大乘出，则其说已有改变附益，而非复佛说之旧了。然则佛教的输入中国，所以前后互异，亦因其本身的前后，本有不同，并非在彼业已一时具足，因我们接受的程度，先后不同，而彼乃按其深浅，先后输入的了。此等繁碎的考据，今可勿论。但论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佛教把一切有情，分为十等：即（一）佛，（二）菩萨，（三）缘觉，（四）声闻，是为四圣。（五）天，（六）人，（七）阿修罗，（八）畜生，（九）饿鬼，（十）地狱，是为六凡。辗转于六凡之中，不得超出，谓之六道轮回。佛不可学，我们所能学的，至菩萨而止。在小乘中，缘觉、声闻，亦可成佛，大乘则非菩萨不能。所谓菩萨，系念念以利他为主，与我们念念都以自己为本位的，恰恰相反。至佛则并利他之念而亦无之，所以不可学了。缘觉、声闻鉴于人生不能离生、老、病、死诸苦，死后又要入轮回；我们幸得为人，尚可努力修持，一旦堕入他途便难了（畜生、饿鬼、地狱亦称三途，不必论了。阿修罗神通广大，易生嗔怒；诸天福德殊胜，亦因其享受优越，转易堕落；所以以修持论，皆不如人）。所以觉得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实可畏怖，生前不得不努力修持。其修持之功，固然坚苦卓绝，极可佩服。即其所守戒律，亦复极端利他。然根本观念，终不离乎自利，所以大乘斥其不足成佛。此为大小乘重要的异点。亦即大乘教理，较小乘为进化之处。又所谓佛在小乘即指释迦牟尼其人。大乘则佛有三身：（一）佛陀其人，谓之报身，是他造了为人之因，所以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人的。生理、心理等作用，一切和我们一样。不吃也要饿，不着也要冷，置诸传染病的环境中，也会害病；饿了，冷了，病重了，也是会死的。（二）至于有是而无非，威权极大。我们动一善念，动一恶念，他都无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得差错。是为佛之法身，实即自然力之象征。（三）一心信佛者，临死或在他种环境中，见有佛来接引拯救等事，是为佛之化身。佛在某种环境中，经历一定的时间，即可修成。所以过去已有无数的佛，将来还有无数的佛要成功，并不限于释迦牟尼一人。大乘的说法，当他宗教信，是很能使人感奋的。从哲学上说，其论亦圆满具足，无可非难。宗教的进化，可谓至斯而极。

佛教的宇宙观，系以识为世界的根本。有眼、耳、鼻、舌、身、意，即有色、声、香、味、触、法。此为前六识，为人人所知。第七识为末那，第八识为阿赖耶，其义均不能译，故昔人惟译其音。七识之义，为“恒审思量，常执有我”。我们念念以自己为本位（一切现象，都以自己为本位而认识。一切利害，都以自己为本位而打算），即七识之作用。至八识则为第七识之所由生，为一切识的根本。必须将他灭尽，才得斩草除根。但所谓灭识，并不是将他铲除掉，至于空无所有。有无，佛教谓之色空。色空相对，只是凡夫之见。佛说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在昼间，则昼为色，夜为空。然夜之必至，其确实性，并不减于昼之现存。所以当昼时，夜之现象，虽未实现，夜之原理，业已存在。凡原理存在者，即与其现象存在无异。已过去之事，为现在、未来诸现象之因。因果原系一事。所以已过去的事，亦并未消灭）。所以所谓灭识，并非将识消灭，而系“转识成智”。善恶同体。佛说的譬喻，是如水与波。水为善，动而为波即成恶。按照现在科学之理，可以有一个更妙的譬喻，即生理与病理。病非别有其物，只是生理作用的异常。去病得健，亦非把病理作用的本体消灭，只是使他回复到生理作用。所以说“真如无明，同体不离”（真如为本体，无明为恶的起点）。行为的好坏，不是判之于其行为的形式的，而是判之于其用意。所以所争的只在迷悟。迷时所做的事，悟了还是可以做的。不过其用意不同，则形式犹是，而其内容却正相反，一为恶业，一为净业了。喻如母亲管束子女，其形式，有时与厂主管理童工是一样的。所以说：“共行只是人间路，得失谁知霄壤分。”

佛教为什么如此重视迷悟呢？因为世界纷扰的起因，不外乎（一）怀挟恶意，（二）虽有善意，而失之愚昧。怀挟恶意的，不必论了。失之愚昧的，虽有善意，然所做的事，无一不错，亦必伏下将来的祸根。而愚昧之因，又皆因眼光只限于局部，而不能扩及全体（兼时间、空间言）。所以佛说世俗之善，“如以少水而沃冰山，暂得融解，还增其厚。”此悟之所以重要。佛教的人生问题，依以上所说而得解答。至于你要追问宇宙问题的根源，如空间有无界限，时间有无起讫等，则佛教谓之“戏论”，置诸不答（外道以此为问，佛不答，见《金七十论》）。这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完全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即因我们用现在的认识方法去认识之故。要把现在的认识方法放下，换一种方法去认识，自然不待言而可明。若要就现在的认识方法，替你说明，则非我的不肯说，仍系事之不可能。要怎样才能换用别种认识方法呢？非修到佛地位不可。佛所用的认识方法，是怎样的呢？固非我们所能知。要之是和我们现在所用，大不相同的。这个，我们名之曰证。所以佛教中最后的了义，“惟佛能知”，探求的方法，“惟证相应”。这不是用现在的方法，所能提证据给你看的。信不信只好由你。所以佛教说到最后，总还是一种宗教。

佛教派别很多，然皆小小异同，现在不必一一论述。其中最有关系的，（一）为天台、唯识、华严三宗。唯识宗亦称相宗，乃就我们所认识的相，阐发万法唯识之义。天台亦称性宗，则系就识的本身，加以阐发。实为一说的两面。华严述菩萨行相。即具体的描写一个菩萨的样子给我们看，使我们照着他做。此三宗，都有很深的教理，谓之教下三家。（二）禅宗则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专靠修证，谓之教外别传。（甲）佛教既不用我们的认识，求最后的解决，而要另换一种认识方法（所谓转识成智），则一切教理上的启发、辩论，都不过把人引上修证之路，均系手段而非目的。所以照佛教发达的趋势，终必至于诸宗皆衰，禅宗独盛为止。（乙）而社会上研究学问的风气，亦是时有转变的。佛教教理的探求，极为烦琐，实与儒家的义疏之学，途径异而性质相同。中唐以后，此等风气，渐渐衰息，诸宗就不得不衰，禅宗就不得不独盛了。（三）然（子）禅宗虽不在教义上为精深的探讨，烦琐的辩论，而所谓禅定，理论上也自有其相当的高深的。（丑）而修习禅定，亦非有优闲生活的人不能。所以仍为有闲阶级所专有。然佛教此时的声势，是非发达到普及各阶层不可的。于是适应大众的净土宗复兴。所谓净土宗，系说我们所住的世界，即娑婆世界的西方，另有一个世界，称为净土。诸佛之中，有一个唤做阿弥陀佛的，与娑婆世界特别有缘。曾发誓愿：有一心皈依他的，到临终之时，阿弥陀佛便来接引他，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有什么利益呢？原来成佛极难，而修行的人，不到得成佛，又终不免于退转。如此示人以难，未免使人灰心短气。然（A）成佛之难，（B）以及非成佛则不能不退转，又经前此的教义，说得固定了，无可动摇。于是不得不想出一个补救的方法，说我们所以易于退转，乃因环境不良使然。倘使环境优良，居于其中，徐徐修行，虽成佛依旧艰难，然可保证我们不致中途堕落。这不啻给与我们以成佛的保证，而且替我们祛除了沿路的一切危险、困难，实给意志薄弱的人以一个大安慰、大兴奋。而且净土之中，有种种乐，无种种苦，也不啻给与祈求福报的人以一个满足。所以净土宗之说，实在是把佛教中以前的某种说法取消掉了的。不过其取消之法很巧妙，能使人不觉得其立异罢了。其修持之法，亦变艰难而归简易。其法：为（A）观，（B）想，（C）持名，三者并行，谓之念佛。有一佛像当前，而我们一心注视着他，谓之观。没有时，心中仍想象其有，谓之想。口诵南无阿弥陀佛（自然心也要想着他），谓之持名。

佛法贵止观双修。止就是心住于其所应住之处，不起妄念。观有种种方法。如（A）我们最怕死，乃设想尖刀直刺吾胸，血肉淋漓，又人谁不爱女人，乃设想其病时的丑恶，死后的腐朽，及现时外观虽美，而躯壳内种种汗秽的情形；以克服我们的情意。（B）又世事因缘复杂，常人非茫无所知，即认识错误，必须仔细观察。如两人争斗，粗观之，似由于人有好斗之性。深观之，则知其实由教化的不善；而教化的不善，又由于生计的窘迫；生计的窘迫，又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如此辗转推求，并无止境。要之观察得愈精细，措施愈不至有误。这是所以增长我们的智识的。止观双修，意义诚极该括，然亦断非愚柔者所能行，净土宗代之以念佛，方法简易，自然可普接利钝了。所以在佛教诸宗皆衰之后，禅宗尚存于上流社会中，净土宗则行于下流社会，到现在还有其遗迹。

佛教教义的高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他，亦有种种治国安民的理论，读《华严经》的五十三参可知。又佛学所争，唯在迷悟。既悟了，一切世俗的事情，仍无有不可做的，所以也不一定要出家。然佛教既视世法皆非了义，则终必至于舍弃世事而后止。以消灭社会为解决社会之法，断非社会所能接受。于是经过相当的期间，而反动又起。

宋学的发展

佛教反动，是为宋学。宋学的渊源，昔人多推诸唐之韩愈。然韩愈辟佛，其说甚粗，与宋学实无多大关系。宋学实至周张出而其说始精，二程继之而后光大，朱陆及王阳明又继之，而其义蕴始尽。

哲学是不能直接应用的，然万事万物，必有其总根源。总根源变，则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及其应付的方法，俱随之而变。所以风气大转变时，哲学必随之而变更。宋儒的哲学，改变佛学之处安在呢？那就是抹杀认识论不谈，而回到中国古代的宇宙论。中国古代的哲学，是很少谈到认识论的。佛学却不然，所注重的全在乎此。既注重于认识论，而又参以宗教上的悲观，则势必至于视世界为空虚而后止。此为佛教入于消极的真原因。宋学的反佛，其最重要的，就在此点。然从认识论上驳掉佛说，是不可能的。乃将认识论抹杀不谈，说佛教的谈认识论便是错。所以宋学反佛的口号，是“释氏本心，吾徒本天”。所谓本心，即是佛家万法唯识之论。所谓本天，则是承认外界的实在性。万事万物，其间都有一个定理，此即所谓天理。所以宋学的反佛，是以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周敦颐太极图

宋学中自创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有周敦颐、张载、邵雍三人。周敦颐之说，具于《太极图说》及《通书》。他依据古说，假定宇宙的本体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复静，静极复动。如此循环不已，因生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此五种物质，是各有其性质的。人亦系此五种物质所构成，所以有智（水）、礼（火）、仁（木）、义（金）、信（土）五种性质。及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阴阳）。仁义的性质，都是好的，然用之不得其当，则皆可以变而为恶（如寒暑都是好的，不当寒而寒，不当暑而暑则为恶），所以要不离乎中正（所以配太极）。不离乎中正谓之静。所以说：“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

张载之说，具于《正蒙》。其说：亦如古代，以气为万物的原质。气是动而不已的。因此而有聚散。有聚散则有疏密。密则为吾人所能知觉，疏则否，是为世俗所谓有无。其实则是隐显。隐显即是幽明。所以鬼神之与人物，同是一气。气之运动，自有其一定的法则。在某种情形之下，则两气相迎；在某种情形之下，则两气相距；是为人情好恶之所由来（此说将精神现象的根源，归诸物质，实为极彻底的一元论）。然此等自然的迎距，未必得当。好在人的精神，一方面受制于物质，一方面仍有其不受制于物质者存。所以言性，当分为气质之性（受制于物质的）与义理之性（不受制于物质的）。人之要务，为变化其气质，以求合乎义理。此为张氏修己之说。张氏又本其哲学上的见地，创万物一体之说，见于其所著的《西铭》。与惠施泛爱之说相近。

邵雍之说，与周张相异。其说乃中国所谓术数之学。中国学术，是重于社会现象，而略于自然现象的。然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研究自然现象。此等人，其视万物，皆为物质所构成。既为物质所构成，则其运动，必有其定律可求。人若能发现此定律，就能知道万物变化的公例了。所以此等人的愿望，亦可说是希冀发现世界的机械性的。世界广大，不可遍求，然他们既承认世界的规律性，则研究其一部分，即可推之于其余。所以此一派的学者，必重视数。他们的意思，原不过借此以资推测，并不敢谓所推之必确，安敢谓据此遂可以应付事物？然（一）既曾尽力于研求，终不免有时想见诸应用。（二）又此学的初兴，与天文、历法关系极密，古人迷信较深，不知世界的规律性不易发现，竟有谓据此可以逆臆未来的。（三）而流俗之所震惊，亦恒在于逆臆未来，而不在于推求定理。所以此派中亦多逆臆未来之论，遂被称为术数之学。此派学者，虽系少数，著名的亦有数家，邵雍为其中之最善者。雍之说，见于《观物内外篇》及《皇极经世书》。《观物篇》称天体为阴阳，地体为刚柔，又各分太少两者（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星为少阳。辰为少阴。火为太刚。水为太柔。石为少刚。土为少柔。其说曰：阳燧取于日而得火，火与日相应也。方诸取于月而得水，水与月一体也。星陨为石；天无日月星之处为辰，地无山川之处为土；故以星与石，辰与土相配。其余一切物与阴阳刚柔相配，皆准此理），以说明万物的性质及变化。《皇极经世书》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日之数一为元。月之数十二为会。星之数三百六十为运。辰之数四千三百二十为世。一世三十年。以三十乘四千三百二十，得十二万九千六百）。他说：“一元在天地之间，犹一年也。”这和扬雄作《太玄》，想本一年间的变化，以窥测悠久的宇宙一样。邵雍的宗旨，在于以物观物。所谓以物观物，即系除尽主观的见解，以冀发现客观的真理，其立说精湛处甚多。但因术数之学，不为中国所重视，所以在宋学中不被视为正宗。

江西白鹿洞书院

长沙岳麓书院

经过周、张、邵诸家的推求，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可谓大致已定。二程以下，乃努力于实行的方法。大程名颢，他主张“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但何以识得此理呢？其弟小程名颐，乃替他补充，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致知之功，在于格物。即万事而穷其理，以求一旦豁然贯通。这话骤听似乎不错的。人家驳他，说天下之物多着呢，如何格得尽？这话也是误解。因为宋儒的所求，并非今日物理学家之所谓物理，乃系吾人处事之法。如曾国藩所谓：“冠履不同位，凤皇鸱鸮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鲧湮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之分际殊也。”

天下之物格不尽，吾人处事的方法，积之久，是可以知识日臻广博，操持日益纯熟的。所以有人以为格物是离开身心，只是一个误解。问题倒在（一）未经修养过的心，是否能够格物？（二）如要修养其心，其方法，是否以格物为最适宜？所以后来陆九渊出，以即物穷理为支离，要教人先发其本心之明，和赞成小程的朱熹，成为双峰并峙之局。

王守仁出，而其说又有进。守仁以心之灵明为知。即人所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此知非由学得；无论如何昏蔽，亦不能无存；所以谓之良知。知行即是一事。《大学》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恶臭之恶，好色之好，是知一方面事。恶恶臭，好好色，是行一方面事。人们谁非闻恶臭即恶，见好色即好的？谁是闻恶臭之后，别立一心去恶？见好色之后，别立一心去好？然则“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然因良知无论如何昏蔽，总不能无存，所以我们不怕不能知善知恶，知是知非，只怕明知之而不肯遵照良心去做。如此，便要在良知上用一番洗除障翳的功夫，此即所谓致知。至于处事的方法，则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知。然苟得良知精明，毫无障翳，当学时，他自会指点你去学；当用人时，他自会指点你去求助于人；正不必以此为患。心之灵明谓之知，所知的自然有一物在。不成天下之物都无了，只剩一面镜子，还说这镜子能照。所以即物穷理，功夫亦仍是用在心上。而心当静止不动时，即使之静止不动，亦即是一种功夫。所以“静处体悟，事上磨炼”，两者均无所不可。

程朱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固然把道德和知识，分成两截。陆九渊要先发人本心之明，亦不过是把用功的次序倒转了，并没有能把两者合而为一。王守仁之说，便大不相同了。所以理学从朱陆到王，实在是一个辩证法的进步。但人之性质，总是偏于一方面的，或喜逐事零碎用功夫，或喜先提挈一个大纲。所以王守仁之说，仍被认为近于陆九渊，并称为陆王。人的性质，有此两种，是一件事实，是一件无可变更的事实。有两种人自然该有两种方法给他用，而他们亦自然会把事情做成两种样子。所以章学诚说：“朱陆为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亦为千古不能无之同异。”（见《文史通义·朱陆篇》）其说最通。

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此新文化，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宋学之于佛学，亦系如此。宋学兼摄佛学之长，最显著的有两点：（一）为其律己之严。（二）为其理论的彻底。论治必严王霸之辨，论人必严君子小人之分，都系由此而出。此等精严的理论，以之律己则可，以之论事，则不免多所窒碍。又宋学家虽反对佛教的遗弃世事，然其修养的方法，受佛教的影响太深了。如其说而行之，终不免偏于内心的修养，甚至学问亦被抛荒，事为更不必说，所以在宋代，宋学中的永嘉、永康两派，就对此而起反动（永嘉派以叶适、陈傅良为魁首。反对宋学的疏于事功，疏于实学的考究。永康派以陈亮为魁首，对于朱熹王霸之辨，持异议颇坚，亦是偏于事功的）。到清代，颜元、李塨一派，亦是对此力加攻击的。然永嘉、永康两派和朱陆，根本观念上，实无甚异同，所争的只是程度问题，无关宏旨。颜李一派，则专讲实务，而反对在心上用功夫，几乎把宋学根本取消了。近来的人，因反对中国的学者多尚空言而不能实行，颇多称道颜李的。然颜、李的理论，实极浅薄，不足以自成一军。因为世界进步了，分工不得不精。一件事，合许多人而分工，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实行，和一个人幼学壮行，并无二致。研究便是实行的一部。颜、李之说，主张过甚，势必率天下人而闭目妄行。即使主张不甚，亦必变精深为浅薄。所以其说实不能成立。

从理论上反对宋儒的，还有戴震。谓宋儒主张天理人欲之辨太过，以致（一）不顾人情。视斯民饮食男女之欲，为人生所不能无的，都以为毫无价值而不足恤。（二）而在上者皆得据理以责其下，下情却不能上达，遂致有名分而无是非，人与人相处之道，日流于残酷。此两端：其前一说，乃宋学末流之弊，并非宋学的本意。后一说则由宋学家承认封建时代的秩序为社会合理的组织之故。戴氏攻之，似得其当。然戴氏亦不知其病根之所在，而说只要舍理而论情，人与人的相处，就可以无问题，其说更粗浅牵强了。在现在的文化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只要率之而行，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么？戴氏不是盲目的，何以毫无所见？

清代学术

所以宋学衰敝以后，在主义上，能卓然自立，与宋学代兴的，实无其人。梁启超说：清代的学术，只是方法运动，不是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可谓知言了。质实言之，清代考证之学，不过是宋学的一支派。宋学中陆王一派，是不讲究读书的，程朱一派本不然。朱子就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其后学如王应麟等，考据尤极精审。清学的先驱，是明末诸大儒。其中顾炎武与清代考证之学，关系尤密，也是程朱一派（其喜言经世，则颇近永嘉）。

清代所谓纯汉学，实至乾、嘉之世而后形成，前此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其门径，和宋学并无区别。清学的功绩，在其研究之功渐深，而日益趋于客观。因务求古事的真相，觉得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很不完全，很不正确；材料的解释，又极困难。乃致力于校勘；致力于辑佚；对于解释古书的工具（即训诂），尤为尽心。其结果，古书已佚而复见的，古义已晦而复明的不少，而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亦因经验多了，知道凭臆判断，自以为得事理之平，远不如调查其来路，而凭以判断者之确。于是折衷汉、宋，变为分别汉、宋，其主意，亦从求是变而为求真了（非不求是，乃以求真为求是）。清学至此，其听至，已非复宋儒所能限，然仍是一种方法的转变，不足以自成一军。

清学在宗旨上，渐能脱离宋学而自立，要到道、咸时今文之学兴起以后。西汉经师之说，传自先秦，其时社会的组织，还和秦、汉以后不同。有许多议论，都不是东汉以后人所能了解的。自今文传授绝后，久被搁置不提了。清儒因分别学派，发现汉儒亦自有派别，精心从事于搜剔，而其材料始渐发现，其意义亦渐明白。今学中有一派，专务材料的搜剔，不甚注意于义理。又一派则不然，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号称此学的开山，已渐注意于汉儒的非常异义。龚（自珍）魏（源）两氏继之，其立说弥以恢廓。到廖平、康有为出，就渐渐的引上经世一路，非复经生之业了。

廖平晚岁的学说，颇涉荒怪。然其援据纬说，要把孔道的规模，扩充到无限大，也仍是受世变的影响的。但廖氏毕竟是个经生。其思想，虽亦受世变的影响，而其所立之说，和现代的情形，隔膜太甚。所以对于学术界，并不能发生多大的影响。康氏就不然了。康氏的经学远不如廖氏的精深。然其思想，较之廖氏，远觉阔大而有条理。他怀抱着一种见解，借古人之说为材料而说明之。以《春秋》三世之义，说明进化的原理，而表明中国现在的当改革。而以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辅之。其终极的目的，则为世界大同。恰和中国人向来怀抱的远大的思想相合，又和其目前急须改革的情形相应，所以其说能风靡一时。但康有为的学说，仍只成为现代学术思想转变的一个前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术是利于通的，物穷则变，宋明以来的文化，现在也几乎走到尽头了。即使没有西学输入，我们的学术思想，也未必不变。但既与西洋学术相值，自然乐得借之以自助。何况现在西洋的科学方法，其精密，确非我们之所及呢？所以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化，虽然靠几个大思想家做前驱，而一经发动之后，其第二步，即继之以西洋学术的输入。

和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最有关系的人是梁启超。梁氏的长处：在其（一）对于新科学，多所了解。（二）最能适应社会的程度，从事于介绍。（三）且能引学说以批评事实，使多数人感觉兴味。即此趋势的说明。

近代西学的输入

西洋学术输入以来，中国人对之之态度，亦经数变。（一）其初是指采用西法者为用夷变夏，而极力加以排斥的。（二）继则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再进一步，就要打倒孔家店，指旧礼教为吃人，欢迎德谟克拉西先生、赛因斯先生，并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了。其实都不是这么一回事。欧美近代，最初发达的是自然科学。因此引起的整个学术思想的变化（即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及其应付方法），较诸旧说，都不过是程度问题。后来推及社会科学亦然。

利玛窦与徐光启

现在文化前途的改变，乃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并非一枝一节的问题。这个问题，乃中国与西洋之所同，而非中国之所独。具体言之，即是中国与西洋，以及全世界的各民族，都要携手相将，走上一条新的径路。其间固无一个民族，能够守旧而不变，也断非哪一个民族，尽弃其所固有，而仿效别一个民族的问题。因为照现状，彼此都是坏的，而且坏得极相像。然则各种学术，能指示我们以前途，且成为各学之王，而使他种学术，奔走其下，各尽其一枝一节之用的，必然是社会学。一切现象，都是整个社会的一枝一节，其变化，都是受整个社会的规定的。唯有整个社会，能说明整个社会。亦唯有整个社会，能说明一枝一节的现象的所以然。人们向来不知，只是把一枝一节的现象，互相说明，就错了。这是因为从前的人，不知道整个社会，可成为研究的对象，所以如此。现在便不同了。所以只有最近成立的社会学，为前此之所无。亦只有整个的社会学，能够说明文化之所由来，而评判其得失，而指示我们以当走的路径。即如文明愈进步，则风俗愈薄恶，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亦是向来所视为无可如何的事实。毁弃文明固不可，亦不能。任社会风俗之迁流，而日趋于薄恶，也不是一回事。提倡道德，改良政治等，则世界上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都已经努力了几千年，而证明其无效的了。人道其将终穷乎？

从社会学发明以来，才知道风俗的薄恶，全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和文明进步，毫无关系。我们若能把社会组织彻底改良，则文明进步，就只有增加人类的福利了。这是社会学指示给我们前途最大的光明。而社会学之所以能发明，则和现代各地方蛮人风俗的被重视，以及史前史的发现，有极大的关系。因此，我们才知道社会的组织，可以有多种。目前的组织，只是特种事实所造成，并非天经地义，必不可变。变的前途，实有无限的可能。变的方法，我们所知道的，亦与前人迥异了。

文学的演变

以上论中国学术思想转变的大概，以下再略论中国的文学和史学。

文学的发达，韵文必先于散文，中国古代，亦系如此。现存的先秦古书，都分明包含着两种文字：一种是辞句整齐而有韵的。一种则参差不齐，和我们的口语一样。前者是韵文，后者是散文。散文的发达，大约在东周之世，至西汉而达于极点。散文发达了，我们的意思，才能够尽量倾吐（因为到这时候，文字和语言，才真正一致），所以是文学的一个大进步。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渐求其美化。其所谓美是：（一）句多偶丽。（二）不用过长过短之句。（三）用字务求其足以引起美感。其结果，逐渐成汉魏体的骈文。汉魏体的骈文，只是字句修饰些，声调缓些，和散文相去，还不甚远。以后一直向这趋势发达，至齐梁时代，遂浮靡而不能达意了。此时供实用之文，别称为笔。然笔不过参用俗字俗语；用字眼、用典故，不及文来得多；其语调还和当时的文相近，与口语不合，还是不适于用。积重之势，已非大改革不可。改革有三条路可走：（一）径用口语。这在昔日文字为上中流社会所专有的时代，是不行的。（二）以古文为法。如苏绰的拟《大诰》是。这还是不能达意。只有第（三）条路，用古文的义法（即文字尚未浮靡时的语法），以运用今人的言语，是成功的。唐朝从韩、柳以后，才渐渐的走上这条路。散文虽兴，骈文仍自有其用，骈散自此遂分途。

宋朝为散文发达的时代。其时的骈文，亦自成一格。谓之宋四六。气韵生动，论者称为骈文中的散文。

诗歌另是一体。文是导源于语言，诗是导源于歌谣的。所以诗体，当其发生之时，即非口语之调。近人以随意写来的散文，亦称为诗（新诗）。这至少要改变向来诗字的定义然后可。古代的诗，大抵可歌，传于后世的，便是《诗经》和《楚辞》。到汉朝，风尚变了。制氏雅乐虽存，不为人之所好。汉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楚之讴，使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是为汉代可歌的诗。古代的诗，则变为五言诗，成为只可吟诵之物。论者多以此为诗体的退化，这是为尊古之见所误。其实凡事都到愈后来愈分化。吟诵的诗和合乐的诗的判而为二，正是诗体的进化。歌唱的音调，和听者的好尚的变迁，是无可如何的事。隋唐时，汉代的乐府，又不为人之所好，而其辞亦渐不能合乐了。听者的好尚，移于外国传来的燕乐。按其调而填词，谓之词。极盛于两宋之世。至元以后，又渐成为但可吟诵，不能协律之作，而可歌的限于南北曲。到清朝，按曲谱而填词的，又多可诵而不可歌了。

中国的所谓诗，扩而充之，可以连乐府、词、曲，都包括在内。因为其起源，同是出于口中的歌的。一个民族的歌谣，不容易改变。试看现代的山歌，其音调，还与汉代的乐府一样，便可知道。所以现在，非有新音乐输入，诗体是不会变化的。现在万国交通，新音乐输入的机会正多。到我国人的口耳与之相习，而能利用之以达自己的美感时，新诗体就可产生了。

文学初兴之时，总是与语言相合的。但到后来，因（一）社会情形的复杂，受教育的程度，各有不同；（二）而时间积久了，人的语言，不能不变，写在纸上的字，却不能再变；言文就渐渐的分离了。合于口语的文字，是历代都有的。如（一）禅宗和宋儒的语录。（二）元代的诏令，（三）寒山、拾得的诗，（四）近代劝人为善的书都是。（五）而其用之，要以平话为最广。这是非此不可的。从前文言、白话，各有其分野，现在却把白话的范围推广了。这因（一）受教育的人渐多，不限于有闲阶级；而所受的教育，亦和从前不同；不能专力于文字。（二）世变既亟，语言跟着扩充、变化，文字来不及相随，乃不得不即用口语。此乃事势的自然，无人提倡，也会逐渐推广的。守旧的人，竭力排斥白话，固然是不达。好新的人，以此沾沾自喜，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

所谓古文，大部分系古代的言语。其中亦有一部分，系后人依据古代的语法所造的，从未宣诸唇吻，只是形之楮墨。然楮墨之用，亦系一种广义的语言。既有其用，自不能废。而况纸上的言语，有时亦可为口语所采用。所以排斥文言，也是偏激之论。

文以载道，文贵有用之说，极为近人所诋毁。此说固未免于迂，然亦不能谓其全无道理。近人袭西洋文学的理论，贵纯文学而贱杂文学，这话固然不错。然以为说理论事之作，必是杂文学，必写景言情之作，而后可以谓之纯文学，则是皮相之谈。美的原质，论其根柢，实在还是社会性。社会性有从积极方面流露的，如屈原、杜甫的忠爱是。有从消极方面流露的，如王维、孟浩然的闲适是。积极的人人所解，消极的似乎适得其反，其实不然。积极的是想把社会改好，消极的则表示不合作。虽然无所作为，然（一）使人因此而悟现社会之坏，（二）至少亦使社会减少一部分恶势力，其功效也还是一样的。文字上的所谓美，表面上虽若流连风景，其暗中深处，都藏有这一个因素在内。诗词必须有寄托，才觉得有味，真正流连风景的，总觉得浅薄，就是为此。然则文字的美恶，以及其美的程度，即视此种性质之有无多寡以为衡，其借何种材料而表现，倒是没有关系的。忧国忧民，和风花雪月，正是一样。以说理论事，或写景言情，判别文学的为纯为杂，又是皮相之谈了。文以载道，文贵有用等说，固然不免于迂腐。然载道及有用之作，往往是富于社会性的，以此为第一等文字，实亦不为无见，不过抛荒其美的方面，而竟以载道和有用为目的，不免有语病罢了。

史学的演变

中国的有史籍甚早。《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说：“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是错的。《礼记·祭统》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即右史记言之证。）这大约是不错的。《周官》还有小史，记国君及卿大夫的世系，是为《帝系》及《世本》。

我国最古的史籍《史记》，其本纪及世家，似系据《春秋》和《系》《世》编纂而成。列传则源出记言之史。记言之史，称为《尚书》。乃因其为上世之书而得此名，其原名似称为语。语之本体，当系记人君的言语，如现在的训辞讲演之类。后来扩充之，则及于一切嘉言。嘉言的反面是莠言，间亦存之以昭炯戒。记录言语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结果，以备本事。扩充之则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为恶行。此体后来附庸蔚为大国，名卿大夫，及学术界巨子，大抵都有此等记录，甚至帝王亦有之。其分国编纂的，则谓之《国语》。关于一人的言行，分类编纂的，则谓之《论语》。记载一人的大事的，则如《礼记·乐记》，述武王之事，谓之《牧野之语》都是。《史记》的列传，在他篇中提及多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事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可见其源出于语，推而广之，则不名为语的，其实亦系语体。如《晏子春秋》及《管子》中的《大中小匡》等是。八书是记典章经制的，其源当亦出于史官，不过不能知其为何官之史罢了。

史官以外，还有民间的传述。有出于学士大夫之口的，如魏绛、伍员述少康、羿、浞之事是（见《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史记·吴太伯世家》）。亦有出于农夫野老之口的，如孟子斥咸丘蒙所述为齐东野人之语是。

古史的来源，大略如此。秦始皇烧书，《史记·六国表》说“诸侯史记尤甚”，大约史官所记载，损失极多。流行民间之书，受其影响当较少。口耳相传，未著竹帛的，自然更不必说了。

有历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学上的见地又系一事。古代史官，虽各有专职，然大体不过奉行故事。民间传述，或出惊奇之念，或出仰慕之忱（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说不上什么史学上的见地。到司马谈、迁父子出，才网罗当时所有的史料，编纂成一部大书。这时的中国，在当时人的眼光中，实已可谓之天下（因为所知者限于此。在所知的范围中，并没有屏斥异国或异族的史料不载）。所以《太史公书》（这是《史记》的本名。《汉书·艺文志》著录即如此。《史记》乃史籍通名，犹今言历史。《太史公书》，为史部中最早的著述，遂冒其一类的总名），实自国别史进于世界史，为史体一大进步。

从此以后，国家亦渐知史籍的重要了。后汉以后，乃有诏兰台、东观中人述作之事。魏晋以后，国家遂特设专官。此时作史的，在物力上，已非倚赖国家不行（一因材料的保存及搜辑，一因编纂时之费用）。至于撰述，则因材料不多，还为私人之力所能及。所以自南北朝以前，大率由国家供给材料及助力，而司编撰之事的，则仍系一二人，为私家著述性质。唐以后史料更多，不徒保存、搜集，即整理、排比，亦非私人之力所及，于是独力的著述，不得不变为集众纂修之局了。私家著述及集众纂修，昔人的议论，多偏袒前者，这亦是一偏之见。姑无论材料既多，运用为私人之力所不及。即舍此勿论，而昔时的正史，包括的门类很多，亦非一人所能兼通。所以即就学术方面论，两者亦各有长短。唐修《新晋书》（即今正史中的《晋书》），其志非前人所能及，即其一证。关于正史的历史，可参看《史通》的《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各篇，及拙撰《史通评》中这几篇的评（商务印书馆本）。

从前的历史，系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而在政治方面，则所注重的，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两类。正史中的纪传，是所以详前者的志则所以详后者（已见《绪论》中）。编年史偏详前者。《通典》《通考》一类的书，则偏详后者，都不如纪传表志体的完全。所以后来功令，独取纪传表志体为正史。然编年体和政书（《通典》《通考》等），在观览上亦各有其便，所以其书仍并为学者所重。这是中国旧日所认为史部的重心的。纪传体以人为单位，编年史以时为系统，欲句稽一事的始末，均觉不易。自袁枢因《通鉴》作《纪事本末》后，其体亦渐广行。

中国的史学，在宋时，可谓有一大进步。（一）独力著成一史的，自唐已后，已无其事。宋则《新五代史》出欧阳修一人；《新唐书》虽出修及宋祁两人，亦有私家著述性质；事非易得。（二）编年之史，自三国以后，久已废阙。至宋则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贯串古今。朱熹的《通鉴纲目》，叙事虽不如《通鉴》的精，体例却较《通鉴》为善（《通鉴》有目无纲，检阅殊为不便。司马光因此，乃有《目录》之作，又有《举要》之作。《目录》既不与本书相附丽。《举要》则朱子《答潘正叔书》，讥其“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亦系实情。所以《纲目》之作，确足以改良《通鉴》的体例）。（三）讲典章经制的书，虽起于唐杜佑的《通典》，然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搜集尤备，分类亦愈精。又有会要一体，以存当代的掌故，并推其体例，以整理前代的史实。（四）郑樵《通志》之作，网罗古今。其书虽欠精审，亦见其魄力之大。（五）当代史料，搜辑綦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偁《东都纪略》等都是。（六）自周以前的古史，实系别一性质。至宋而研究加详。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苏辙《古史考》、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等都是。（七）研究外国史的，宋朝亦加多。如叶隆礼《契丹国志》、孟珙《蒙鞑备录》等是。（八）考古之学，亦起于宋时。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始渐求材料于书籍之外。（九）倪思的《班马异同评》、吴缜的《新唐书纠缪》等，皆出于宋时。史事的考证，渐见精核。综此九端，可见宋代史学的突飞猛进。

元明时代复渐衰。此因其时之学风，渐趋于空疏之故。但关于当代史料，明人尚能留心收拾。到清朝，文字之狱大兴，士不敢言当代的史事；又其时的学风，偏于考古，而略于致用；当代史料，就除官书、碑传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了。但清代考据之学颇精。推其法以治史，能补正前人之处亦颇多。

研究史法之作，专著颇少。其言之成理，而又有条理系统的，当推刘知幾的《史通》。《史通》是在大体上承认前人的史法为不误，而为之弥缝匡救的。其回到事实上，批评历代的史法，是否得当；以及研究今后作史之法当如何的，则当推章学诚。其识力实远出刘知幾之上。此亦时代为之。因为刘知幾之时，史料尚不甚多，不虑其不可遍览，即用前人的方法撰述已足。章学诚的时代，则情形大不同，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另觅新途径了。然章氏的识力，亦殊不易及。他知道史与史材非一物，保存史材，当务求其备，而作史则当加以去取；以及作史当重客观等（见《文史通义·史德篇》），实与现在的新史学，息息相通。不过其时无他种科学，以为辅助，所以其论不如现在新史学的精审罢了。然亦不过未达一间而已，其识力亦很可钦佩了。

第十八章　宗教

宗教的原理和基础

宗教的信仰，是不论哪一个民族都有的。在浅演之时固然，即演进较深之后，亦复如此。这是因为：学问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问题，而宗教之所欲解决，则为整个的人生问题。宗教的解决人生问题，亦不是全不顾知识方面的。他在感情方面，固然要与人以满足。在知识方面，对于当时的人所提出的疑问，亦要与以一个满意的解答。所以一种宗教，当其兴起之时，总是足以解决整个人生问题的。但既兴起之后，因其植基于信仰，其说往往不易改变；而其态度亦特别不宽容；经过一定时期之后，遂成为进化的障碍，而被人斥为迷信。

宗教所给与人的，既是当下感情上和知识上的满足，其教义，自然要随时随地而异。一种宗教，名目未变，其教义，亦会因环境而变迁。原始的人，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以为凡事都有一个像人一般的东西，有知识，有感情，有意志，在暗中发动主持着。既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则视外界一切变化，皆属可能。所以其视环境，非常之可畏怖。而其视其所祈求的对象，能力之大，尤属不可思议。有形之物，虽亦为其所崇拜，然其所畏怖而祈求的，大概非其形而为寓于其中的精灵。

无形可见之物，怎会令人深信不疑呢？原来古人不知道生物与无生物之别，更不知道动物与植物、人与动物之别，一切都看作和自己一样，而人所最易经验到而难于解释的，为梦与死。明明睡在这里没有动，却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作为；明明还是这个人，而顷刻之间，有知已变为无知了；安得不相信人身之中，别有一物以为之主？既以为人是如此，就推之一切物，以为都是如此了。这是我们现在，相信人有灵魂；相信天地、日月、山川等，都有神为之主；相信老树、怪石、狐狸、蛇等等，都可以成为精怪的由来。虽然我们现在，已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了；知道生物与无生物、动物与植物、人与其他动物之别了；然此等见解，根株仍未拔尽。

古代信仰的演变

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象造作出来的。所以所谓灵界，其实还是人间世界的反映。人类社会的组织变化了，灵界的组织，也是要跟着变化的。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其第一步，便是从部族时代进于封建时代的变化。

部族的神，大抵是保护一个部族的，和别一个部族，则处于敌对的地位。所以《左氏》僖公十年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子也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到封建时代，各个神灵之间，就要有一个联系。既要互相联系，其间自然要生出一个尊卑等级来。在此时代，宗教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神灵分类。（二）确定每一类之中及各类之间尊卑等级的关系。我们在古书上看得见的，便是《周官》大宗伯所分的（一）天神，（二）地祇，（三）人鬼，（四）物魅四类。四类相互之间，自然天神最尊，地祇次之，人鬼次之，物魅最下。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和总地祇。人鬼：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祖宗。其余一切有功劳、有德行的人，也都包括在内。物魅是列举不尽的。天神、地祇、人鬼等，都是善性居多。物魅则善恶无定。这是中国人最普通的思想，沿袭自几千年以前的。

宗教发达到这一步，离一般人就渐渐的远了。“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礼记·王制》），和一般人是没有关系的。季氏旅于泰山，孔子就要讥其非礼了（《论语·八佾》），何况平民？

昊天上帝之外，还有主四时化育的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纪，主冬藏。中央黄帝含枢纽，则兼主四时化育。

每一朝天子的始祖，据说实在是上帝的儿子。譬如周朝的始祖后稷，他的母亲姜嫄，虽说是帝喾之妃，后稷却不是帝喾的儿子。有一次，姜嫄出去，见一个大的足印。姜嫄一只脚，还不如他一个拇指大。姜嫄见了，觉得奇怪。把自己的脚，在这足印里踏踏看呢。一踏上去，身体就觉得感动。从此有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稷。又如商朝的始祖契。他的母亲简狄，也是帝喾之妃，然而契也不是帝喾的儿子。简狄有一次，到河里去洗澡，有一只玄鸟，掉下一个卵来。简狄取来吞下去，因此有孕了。后来就生了契。这个谓之“感生”（见《诗·生民》及《玄鸟》。《史记·殷周本纪》述契、后稷之生，即系《诗说》。《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玄谓天有六，即五帝和昊天上帝燿魄宝。可看《礼记·祭法疏》，最简单明了。五帝之名，虽出纬候，然其说自系古说。所以《礼记·礼运》“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已经把天和帝分说了）。契、稷等因系上帝之子，所以其子孙得受命而为天子。按诸“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义，自然和平民无涉的，用不着平民去祭。其余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而且是“民所取材用”的（《礼记·祭法》），虽和人民有关系，然因尊卑等级，不可紊乱之故，也就轮不着人民去祭了。

四神瓦拓片
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宗教发达到此，神的等级愈多，上级的神威权愈大，其去一般人却愈远，正和由部族之长，发展到诸侯，由列国并立的诸侯，进步到一统全国的君主，其地位愈尊，而其和人民相去却愈远一样。

人，总是讲究实际的。所敬畏的，只会是和自己切近而有关系的神。日本田崎仁义所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说：古代宗教思想，多以生物之功，归之女性；又多视日为女神。中国古代，最隆重的是社祭（《礼记·郊特牲》说：“惟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惟社，丘乘共粢盛。”单同殚）。而这所谓社，则只是一地方的土神（据《礼记·祭法》，王、诸侯、大夫等，均各自立社），并不是与天神相对的后土。《易经·说卦传》：离为日，为中女。《山海经》和《淮南子》，以生日驭日的羲和为女神（《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天文训》：“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而《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乃所以迎“长日之至”。可见以郊祭为祭天，乃后起之事，其初只是祭日；而祭日与祭社，则同是所以报其生物之功。后来虽因哲学观念的发达，而有所谓苍苍者天，抟抟者地，然这整个的天神和整个的地神，就和人民关系不切了，虽没有政治上“天子祭天地”的禁令，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祭他的。日月星辰风雨等，太多了，祭不胜祭；亦知道其所关涉者广，用不着一地方去祭他。只有一地方的土神，向来视为于己最亲的，其祭祀还相沿不废。所以历代以来，民间最隆重的典礼是社祭，最热闹的节场是作社。还有所谓八蜡之祭，是农功既毕之后，举凡与农事有关之神，一概祭飨他一次（见《郊特牲》）。

又古代视万物皆有神，则有所谓中霤，有所谓门，有所谓行，有所谓户，有所谓灶（均见《祭法》）。此等崇拜，倒也有残留到后世的。又如古代的司命，是主人的生死的（司命亦见《祭法》。《庄子·至乐》云：“庄子之楚，见髑髅而问之。夜半，髑髅见梦。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知古谓人生死，皆司命主之）。后世则说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所以南北斗去人虽远，倒也有人崇拜他。诸如此类，悉数难终。总之于人有切近的关系的，则有人崇拜，于人无切近的关系的，则位置虽高，人视之，常在若有若无之间。

现在人的议论，都说一神教比多神教进化，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太杂，所以其宗教，还是未甚进化的。其实不然。从前俄国在专制时代，人民捐一个钱到教堂里去，名义上也要以俄皇的命令允许的。这和佛教中的阿弥陀佛有一个人皈依他，到临死时，佛都自己来接引他到净土去一样。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不管小事的，所以反映着人间社会而成的灵界组织，最高的神，亦不亲细务。假使中国宗教上的灵界组织，是以一个大神，躬亲万事的，中国人也何尝不会专崇拜这一个神？然而崇拜北斗，希冀长生，和专念阿弥陀佛，希冀往生净土的，根本上有什么区别呢？若说一神教的所谓一神，只是一种自然力的象征，所以崇拜一神教的，其哲学上的见地，业已达于泛神论了，要比多神教高些。则崇拜一神教的，都是当他自然力的象征崇拜的吗？老实说：泛神论与无神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懂得泛神论的，也就懂得无神的意义，不会再有现在某些宗教家的顽固见解了。

较神的迷信进一步的，则为术。术数两字，古每连称，其实两者是不同的，已见上章。术之起源，由于因果的误认。如说做一个木人，或者束一个草人，把他当作某人，用箭去射他，就会使这个人受伤。又如把某人贴身之物，加以破坏，就能使这个人受影响之类。苌弘在周朝，把狸首象征不来的诸侯去射他，以致为晋人所杀（见《史记·封禅书》）。豫让为赵襄子所擒，请襄子之衣，拔剑三跃而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就是此等见解。凡厌胜咒诅之术，均自此而出。又有一种，以为此地的某种现象，与彼地的某种现象；现在的某种现象，和将来的某种现象，有连带关系的。因欲依据此时此地的现象，以测知彼时彼地的现象。是为占卜之术所自始。此等都是所谓术。

更进一步则为数。《汉书·艺文志》说形法家之学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全然根据于目可见、身可触的物质，以说明现象的原因，而否认目不可见的神秘之说，卓然是科学家的路径。惜乎这种学派中人，亦渐渐的枉其所信，而和术家混合为一了。《汉志·术数略》，共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蓍龟和杂占，纯粹是术家言。天文、历谱、五行、形法都饶有数的意味，和术家混合了，为后世星相之学所自出。

洛阳龙门石窟

宗教在我国的地位与影响

中国古代所崇拜的对象，到后世，都合并起来，而被收容于道教之中。然所谓道教，除此之外，尚有一个元素，那便是神仙家。当春秋战国时，就有所谓方士者，以不死之说，诳惑人主。《左氏》昭公二十年，齐景公问于晏子，说“古而无死，其乐何如”？古代无论哲学、宗教，都没有持不死之说的，可见景公所问，为受神仙家的诳惑了。此后齐威宣王、燕昭王亦都相信他（见于《史记·封禅书》），而秦始皇、汉武帝信之尤笃，其事为人人所知，无烦赘述了。事必略有征验，然后能使人相信。说人可不死，是最无征验的。齐景公等都系有为之主，何以都为所蛊惑呢？以我推测，因燕齐一带，多有海市。古人明见空中有人物城郭宫室，而不知其理，对于神仙之说，自然深信不疑了。神仙家，《汉志》列于方技，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今所传最古的医书《素问》，中亦多载方士之言。可见方士与医药，关系甚密。想藉修炼、服食、房中等术，以求长生，虽然误缪，要不能视为迷信。然此派在汉武时，就渐渐的和古代的宗教混合了。汉武时，所谓方士，实分两派：一派讲炼丹药，求神仙，以求长生。一派则从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郊祀志》所载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当祭之神，即由献其说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遗留到后世的。《山海经》所载，某水某山有某神，当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记载。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废罢；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无效验，不复为时主所信；乃转而诳惑人民。其中规模最大的，自然是张角。次之则是张鲁。他们也都讲祠祭。但因人民无求长生的奢望，亦无炼金丹等财力（依《抱朴子》讲，当时方士炼丹，所费甚巨。葛洪即自憾无此资财，未能从事），所以不讲求神仙，而变为以符咒治病了。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术，亦古代医术中的一科。其牵合道家之学，则自张鲁使其下诵习《老子》五千言始。张鲁之道，与老子毫无干涉，何以会使人诵习《老子》呢？依我推测，大约因汉时以黄老并称，神仙家自托于黄帝，而黄帝无书，所以牵率及于老子。张鲁等的宗教，有何理论可讲？不过有一部书，以资牵合附会就够了，管什么实际合不合呢？然未几，玄学大兴，老子变为时髦之学，神仙家诳惑上流社会的，亦渐借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谓方士，所谓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离的关系来了。此等杂多的迷信，旁薄郁积，毕竟要汇合为一的。享其成的，则为北魏时的寇谦之。谦之学张鲁之术，因得崔浩的尊信，言于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为天师，道教乃成为国家所承认的宗教，俨然与儒释并列了。此事在民国纪元前1489年，公元423年（刘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后世谈起道教来，均奉张陵为始祖。陵乃鲁之祖父。据《后汉书》说：陵客蜀，学道于鹄鸣山中。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然其事羌无证据。据《三国志注》引《典略》，则为五斗米道的，实系张脩。脩乃与鲁并受命于刘焉，侵据汉中，后来鲁又袭杀脩而并其众的。鲁行五斗米道于汉中，一时颇收小效。疑其本出于脩，鲁因其有治效而沿袭之，却又讳其所自出，而自托之于父祖。历史，照例所传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话，张陵就此成为道教的始祖了。

从外国输入的宗教，最有权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输入，旧说都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说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对以西方有圣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西。此乃因其说见于《魏书·释老志》，以为出于正史之故。梁启超作《佛教之初输入》，考此说出于西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其意乃欲援释入道，殊为妖妄。然《魏书》实未以金人入梦，为佛教入中国之始。据《魏书》之意，佛教输入，当分三期：（一）匈奴浑邪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张骞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乃及明帝金人之梦。金人实与佛教无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经，事若确实，当可称为佛教输入之始。元寿元年，为民国纪元前1913年，即西历公元前2年。然则佛教输入中国，实在基督诞生后两年了（基督降生，在纪元前4年。西人因纪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据《后汉书》所载，光武帝子楚王英业已信佛，可见其输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宪与秦景，当即一人。此等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尚不可知，何况确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汉与西域，交通亦极频繁；佛教自此输入，理有可能。梁启超以南方佛像涂金；《后汉书·陶谦传》，说谦使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融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屠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输入。然此说太近臆测。即谓其系事实，亦不能断定其输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旧说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说，则尚待研究。柳诒征《梁氏佛教史评》，可以参看。佛教的特色在于（一）其说轮回，把人的生命延长了，足以救济中国旧说，（甲）限善报于今世及其子孙，及（乙）神仙家飞升尸解等说的太无征验，而满足人的欲望。（二）又其宗旨偏于出世，只想以个人的修养，解脱苦痛，全不参加政治斗争。在此点，佛教与张角、张鲁等，大不相同。所以不为政治势力所摧残，而反为其所扶植。（三）中国是时，尚缺乏统一全国的大宗教。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质偏狭而不适于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远了，而在若无若有之间。张角、张鲁等的宗教运动，又因其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且其教义怕太浅，而不足以餍上中流社会之望；并只适于秘密的结合，而不宜于平和的传布；不能通行。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是对于上中下流社会都适宜的。物我无间，冤亲平等，国界种界尚且不分，何况一国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风行全国，自然无待于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上章已略言之，今不赘述。

把一个中空的瓶抛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进去了。这是先入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佛教输入时，中国的宗教界，尚觉贫乏，所以佛教能够盛行。佛教输入后，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输入中国的虽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风行无阻。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亦较浅。

佛教以外，外国输入的宗教，自以回教为最大。此教缘起，人人知之，无待赘述。其教本名伊思兰，在中国则名清真，其寺称清真寺。其经典名《可兰》。原本为阿剌伯文，非其教中有学问的人不能读；而其译本及教中著述，流布于社会上的很少；所以在中国，除教徒外，罕有了解回教教义的。又回教教规，极为严肃。教徒生活，与普通人不甚相合。所以自元代盛行输入以来，已历七百年，仍不能与中国社会相融化。现在中国信奉回教的人约有五千万。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实甚多，然人皆称为回族，俨然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了。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在中国，除回教之外，是没有的。

中国人称伊思兰教为回教，乃因其为回纥人所信奉而然。然回纥在漠北，实本信摩尼教。其信伊思兰教，乃走入天山南路后事。摩尼教原出火教。火教为波斯国教，中国称为胡天。又造祆字，称为祆教（其字从示从天，读他烟切。或误为从夭，读作于兆切，就错了）。火教当南北朝时，传至葱岭以东，因而流入中国。然信奉他的，只有北朝的君主。唐朝时，波斯为大食所灭，中亚细亚亦为所据，火教徒颇有东行入中国的，亦未和中国社会，发生甚么影响。摩尼教则不然。唐朝安史乱后，回纥人多入中国，其教亦随之而入。自长安流行及于江淮。武宗时，回纥败亡，会昌五年（西历845年，民国纪元前1067年），中国乃加以禁断。然其教流行至南宋时仍不绝。其人自称为明教。教外人财谓之吃菜事魔，以其教徒均不肉食之故。案宗教虽似专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实则仍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为大。流行于贫苦社会中的宗教，有教人团结以和现社会相斗争的，如太平天国所创的上帝教，实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是。有教教徒自相救恤，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则取放任态度的，如张鲁在汉中，教人作义舍，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过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杀；明教徒戒肉食，崇节俭，互相救恤是。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实益，所以宋时屡加禁断不能尽绝。然社会秩序未能转变时，与之斗争的，固然不免灭亡；即欲自成一团体，独立于现社会组织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广大的社会秩序不能相容，而终遭覆灭。所以到元朝以后，明教也就默默无闻了。张鲁之治汉中，所以能经历数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规模，人民能与之相安，并非由其教义，则明教的流行较久，亦未必和其教义有甚关系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详见近人陈垣所撰《火祆教入中国考》。

基督教入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1274年（西历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始赉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为大秦寺。其教在当时，称为景教。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其事的始末。蒙古时，基督教又行输入。其徒谓之也里可温。陈垣亦有考。元时，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复绝。直到明中叶后，才从海路复行输入。近代基督教的输入，和中国冲突颇多。推其源，实出于政治上的误解。基督教的教义，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国的风俗是冲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规亦何尝不和中国风俗有异同？况近代基督教初输入时，是并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实不相容，他们岂肯因崇信科学之故，把民族国家，一齐牺牲了。当时反对西教的，莫如杨光先。试看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他们著书立说，谓中国人都是异教的子孙。万一他们蠢动起来，中国人和他相敌，岂非以子弟敌父兄？又说：“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断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原来中国历代，军政或者废弛，至于军械，则总是在外国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坚炮利，中国才自愧弗如。而中国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坚苦卓绝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来了。这也是在当日情势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为怪，然攻击西教士的虽有，而主张优容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清圣祖初年，虽因光先的攻击，汤若望等一度获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于中国文化，裨益实非浅鲜。此亦可见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无甚冲突了。教禁之起，实由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听别派教士的话，以不禁中国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为不然，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此非但教义与中国相隔阂，亦且以在中国传教的教士，而受命于外国的教皇，亦非当时中国的见解，所能容许。于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后，遂将教徒一律安置澳门；各省的天主堂，尽行改为公廨了。自此以后，至五口通商后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中国人既不知道他的真相，就把向来秘密教中的事情，附会到基督教身上。什么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妇女，本师投以药饵，使之雉鸣求牡咧，种种离奇怪诞之说，不一而足，都酿成于此时。五口通商以后，（一）中国人既怀战败之忿，视外国的传教，为藉兵力胁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词讼为护符，鱼肉乡里。（三）就是外国教士，也有倚势妄为，在中国实施其敲诈行为的（见严复译英人宓克所著《中国教案论》）。于是教案迭起，成为交涉上的大难题了。然自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悟盲目排外之无益，风气翻然一变，各省遂无甚教案。此亦可见中国人对于异教的宽容了。

基督教原出犹太。犹太教亦曾输入中国。谓之一赐乐业教。实即以色列的异译。中国谓之挑筋教。今存于河南的开封。据其教中典籍所记，其教当五代汉时（民国纪元前965至962，西历947至950年），始离本土，至宋孝宗隆兴元年（民国纪元前749，西历1163年），始在中国建寺。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止三百余。宣统元年二百余。民国八年，止有一百二十余人。初来时凡十七姓，清初，存者止有七姓了。详见陈垣《一赐乐业教考》。

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想结合徒党，有所作为的，亦往往藉宗教为工具。如前代的张角、孙恩，近代的太平天国等都是。此特其荦荦大者，其较小的，则不胜枚举。此等宗教，大率即系其人所创造，多藉当时流行之说为资料。如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疑当作赤，为汉人所讳改），系利用当时五行生胜之说；白莲教依托佛教；上帝教依托基督教是。然此实不过借为资料（利用其业已流行于社会），其教理，实与其所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智识之人，闻之失笑。上帝教和义和团之说，因时代近，传者较多，稍一披览，便可见得。然非此不足以煽动下流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橛。一为上中流知识阶级，一为下流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我们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没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会，即由于此。不可不猛省。

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间而不在别一世界之故。因此，教会之在中国，不能有很大的威权。因此，我们不以宗教问题和异族异国，起无谓的争执。此实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

现今世界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质固定之故，往往成为进化的障碍。若与之争斗，则又招致无谓的牺牲，欧洲的已事，即其殷鉴。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实际生活，总是顽强的观念论的强敌。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义总有几分禁欲性的，事实上，却从没看见多数的教徒，真能脱离俗生活。文化愈进步，人的生活情形，变更得愈快。宗教阻碍进步之处，怕更不待以干戈口舌争之了。这也是史事无复演，不容以旧眼光推测新变局的一端。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在上册中，我曾按文化的项目，把历代文化的变迁，叙述了一个大略，现在却要依据时代，略叙我们这一个民族国家几千年来盛衰的大略了。社会是整个的，作起文化史来，分门别类，不过是我们分从各方面观察，讲到最后的目的，原是要集合各方面，以说明一个社会的盛衰，即其循著曲线进化的状况的。但是这件事很不容易。史事亡失的多了，我们现在对于各方面，所知道的多很模糊（不但古代史籍缺乏之时，即至后世，史籍号称完备，然我们所要知道的事，仍很缺乏而多伪误。用现代新史学的眼光看起来，现在人类对于过去的知识，实在是很贫乏的），贸贸然据不完不备的材料，来说明一时代的盛衰，往往易流于武断。而且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我这部书，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然后这一册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读者在读这一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了了。

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消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此团体即所谓国家。一个国家之中，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着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则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国家所以重要。世界上的人多着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国家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

伏羲女娲图
此图出土于新疆哈拉和卓古冢中，图中伏羲和女娲人首蛇身，交绕在一起。伏羲执矩，女娲执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邃古时代的记载，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藉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现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Peking Man。案此名为安特生所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名之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40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见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见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J．G．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采陶起自巴比仑，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此说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文及席文，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文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濬县的大赉店，兼有彩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年发现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文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惟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彩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彩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髡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著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

正确的年代，原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两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国纪元2752年，公历纪元841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刘歆所推算：周朝867年，殷朝629年，夏朝432年，虞舜在位五十年，唐尧在位七十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2167年，公历纪元前256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215年，公历纪元前2305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268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此七百余岁但指周岁）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四千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人类学家把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他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2600至3500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1700至2600年之间。案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

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的，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案《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获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481年），二百七十六万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千纪。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十三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万六千被乘于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盘古

中国俗说，最早的帝王是盘古氏。古书有的说他和天地开辟并生，有的说他死后身体变化而成日月、山河、草木等。（徐整《三五历记》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记》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虻。”）这自然是附会之辞，不足为据。《后汉书·南蛮传》说：汉时长沙、武陵蛮（长沙、武陵，皆后汉郡名。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县）的祖宗，唤做盘瓠，乃是帝喾高辛氏的畜狗。当时有个犬戎国，为中国之患。高辛氏乃下令，说有能得犬戎吴将军的头的，赏他黄金万镒，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令下之后，盘瓠衔了吴将军的头来。遂背了高辛氏的公主，走入南山，生了五男五女，自相夫妻，成为长沙、武陵蛮的祖宗。现在广西一带，还有祭祀盘古的。闽浙的畬民，则奉盘瓠为始祖，其画像仍作狗形。有人说：盘古就是盘瓠，这话似乎很确。但是《后汉书》所记，只是长沙、武陵一支，而据古书所载，则盘古传说，分布之地极广，而且绝无为帝喾畜狗之说（据《路史》：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雩都有盘古祠，成都、淮安、京兆皆有盘古庙。会昌，今江西会昌县。湘乡，今湖南湘乡县。雩都，今江西雩都县。成都，今四川成都县。淮安，今江苏淮安县。京兆，今西京），则盘古、盘瓠，究竟是一是二，还是一个疑问。如其是一，则盘古本非中国民族的始祖；如其是二，除荒渺的传说外，亦无事迹可考；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

在盘古之后，而习惯上认为很早的帝王的，就是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官》外史氏，并没说他是谁。后来异说甚多（三皇异说：《白虎通》或说，无遂人而有祝融。《礼记·曲礼正义》说，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无燧人而有女娲。案《淮南子·天文训》、《览冥训》，《论衡·谈天》、《顺鼓》两篇，都说共工氏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而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说系共工氏与祝融战，则女娲、祝融一人。祝融为火神，燧人是发明钻木取火的，可见其仍系一个部族。五帝异说：则汉代的古学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加了一个少昊，于是五帝变成六人。郑玄注《中候敕省图》，乃谓德合五帝坐星，即可称帝，故“实六人而为五”。然总未免牵强。东晋晚出的《伪古文尚书》的《伪孔安国传序》，乃将三皇中的燧人除去，而将黄帝上升为三皇，于是六人为五的不通，给他弥缝过去了。《伪古文尚书》今已判明其为伪，人皆不之信，东汉古学家之说，则尚未显被推翻。但古学家此说，不过欲改五德终始说之相胜为相生，而又顾全汉朝之为火德，其作伪实无以异，而手段且更拙。案五德终始之说，创自邹衍，本依五行相胜的次序。依他的说法，是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所以秦始皇自以为水德，而汉初自以为土德。到刘向父子出，改五德的次序为五行相生，又以汉为尧后。而黄帝的称号为黄，黄为土色，其为土德，无可移易。如此，依五帝的旧次，颛顼金德，帝喾水德，尧是木德，与汉不同德了。于其间增一少昊为金德，则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为火德，与汉相同；尧以后则虞土，夏金，殷水，周木，而汉以火德承之，秦人则被视为闰位，不算入五德相承次序。这是从前汉末年发生，至后汉而完成的一套五德终始的新说，其说明见于《后汉书·贾逵传》，其不能据以言古代帝王的统系是毫无疑义的了），其较古的，还是《风俗通》引《含文嘉》，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说。燧人、伏羲、神农，不是“身相接”的，五帝则有世系可考。据《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记·帝系篇》，其统系如下：

案五帝之说，原于五德终始，五德终始之说，创自邹衍，邹衍是齐人，《周官》所述的制度，多和《管子》相合，疑亦是齐学。古代本没有一个天子是世代相承的；即一国的世系较为连贯的，亦必自夏以后。夏、殷两代，后世的史家都认为是当时的共主，亦是陷于时代错误的。据《史记·夏本纪》、《史纪·殷本纪》所载，明明还是盛则诸侯来朝，衰则诸侯不至，何况唐、虞以上？所以三皇、五帝，只是后人造成的一个古史系统，实际上怕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自夏以后，一国的世系，既略有可考；而自黄帝以后，诸帝王之间，亦略有不很正确的世系，总可藉以推测古史的大略了。

内蒙古阴山岩画

古代帝王的称号，有所谓德号及地号（服虔说，见《礼记·月令》《疏》），德号是以其所做的事业为根据的，地号则以其所居之地为根据。案古代国名、地名，往往和部族之名相混，还可以随着部族而迁移，所以虽有地号，其部族究在何处，仍难断言。至于德号，更不过代表社会开化的某阶段；或者某一个部族，特长于某种事业；并其所在之地而不可知，其可考见的真相，就更少了。然既有这些传说，究可略据之以为推测之资。传说中的帝王，较早而可考见社会进化的迹象的，是有巢氏和燧人氏。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见于《韩非子》的《五蠹篇》。稍后则为伏羲、神农。伏羲氏始画八卦，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见于《易经》的《系辞传》。有巢、燧人、神农都是德号，显而易见。伏羲氏，《易传》作包牺氏，包伏一声之转。据《风俗通》引《含文嘉》，是“下伏而化之”之意，羲化亦是一声。他是始画八卦的，大约在宗教上很有权威，其为德号，亦无疑义。这些都不过代表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究有其人与否，殊不可知。但各部族的进化，不会同时，某一个部族，对于某一种文化，特别进步得早，是可能有的。如此，我们虽不能说在古代确有发明巢居、取火、佃渔、耕稼的帝王，却不能否认对于这些事业，有一个先进的部族。既然有这部族，其时地就该设法推考了。伏羲古称为太昊氏，风姓，据《左氏》僖公二十一年所载，任、宿、须句、颛臾四国，是其后裔。任在今山东的济宁县，宿和须句都在东平县，颛臾在费县。神农，《礼记·月令》《疏》引《春秋说》，称为大庭氏。《左氏》昭公十八年，鲁有大庭氏之库。鲁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曲阜县（《帝王世纪》说伏羲都陈，乃因左氏有“陈太昊之墟”之语而附会，不足信，见下文。又说神农氏都陈徙鲁，则因其承伏羲之后而附会的）。然则伏羲、神农，都在今山东东南部，和第十九章所推测的汉族古代的根据地，是颇为相合的了。

汉代画像砖上的蚩尤形象

神农亦称炎帝，炎帝之后为黄帝，炎、黄之际，是有一次战事可以考见的，古史的情形，就更较明白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弗能征，而蚩尤氏最为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名轩辕，他书亦有称为轩辕氏的。案古书所谓名，兼包一切称谓，不限于名字之名。）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其说有些矛盾。《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的《五帝德》，是大同小异的，《大戴礼记》此处，却只有和炎帝战于阪泉，而并没有和蚩尤战于涿鹿之事。神农、蚩尤，都是姜姓。《周书·史记篇》说“阪泉氏徙居独鹿”，独鹿之即涿鹿，亦显而易见。然则蚩尤、炎帝，即是一人，涿鹿、阪泉，亦系一地。《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转引《世本》，说涿鹿在彭城南，彭城是今江苏的铜山县（服虔谓涿鹿为汉之涿郡，即今河北涿县。皇甫谧、张晏谓在上谷，则因汉上谷郡有涿鹿县而云然，皆据后世的地名附会，不足信。汉涿鹿县即今察哈尔涿鹿县）。《世本》是古书，是较可信据的，然则汉族是时的发展，仍和鲁东南不远了。黄帝之后是颛顼，颛顼之后是帝喾，这是五帝说的旧次序。后人于其间增一少昊，这是要改五德终始之说相胜的次序为相生，又要顾全汉朝是火德而云然，无足深论。但是有传于后，而被后人认为共主的部族，在古代总是较强大的，其事迹仍旧值得考据，则无疑义。《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炎帝、黄帝、少昊都是都于曲阜的，而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少昊氏邑于穷桑，颛顼则始都穷桑，后徙帝丘。它说“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帝王世纪》，向来认为不足信之书，但只是病其牵合附会，其中的材料，还是出于古书的，只要不轻信其结论，其材料仍可采用。《左氏》定公四年说伯禽封于少昊之墟，昭公二十年说：“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则穷桑近鲁，少昊氏都于鲁之说，都非无据。帝丘地在今河北濮阳县，为后来卫国的都城。颛顼徙帝丘之说，乃因《左氏》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而附会，然《左氏》此说，与“陈大昊之墟”，“宋大辰之虚”，“郑祝融之虚”并举，大辰，无论如何，不能说为人名或国名（近人或谓即《后汉书》朝鲜半岛的辰国，证据未免太乏），则太昊、祝融、颛顼，亦系天神，颛顼徙都帝丘之说，根本不足信了。《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此即后人指为少昊的。“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生高阳。”高阳即帝颛顼。后人以今之金沙江释此文的江水，鸦龙江释此文的若水，此乃大误。古代南方之水皆称江。《史记·殷本纪》引《汤诰》，说“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其所说的江，即明明不是长江（淮、泗、汝皆不入江，而《孟子·滕文公上篇》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亦由于此）。《吕览·古乐篇》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可见若水实与空桑相近。《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焉，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说文》桑字作，若水之若，实当作，仍系桑字，特加以象根形，后人认为若字实误。《楚辞》的若木，亦当作桑木，即神话中的扶桑，在日出之地（此据王筠说，见《说文释例》）。然则颛顼、帝喾，踪迹仍在东方了。

继颛顼之后的是尧，继尧之后的是舜，继舜之后的是禹。尧、舜、禹的相继，据儒家的传说，是纯出于公心的，即所谓“禅让”，亦谓之“官天下”。但《庄子·盗跖篇》有尧杀长子之说，《吕览·去私》、《求人》两篇，都说尧有十子，而《孟子·万章上篇》和《淮南子·泰族训》，都说尧只有九子，很像尧的大子是被杀的（俞正燮即因此疑之，见所著《癸巳类稿·奡证》）。后来《竹书纪年》又有舜囚尧，并偃塞丹朱，使不与尧相见之说。刘知幾因之作《疑古篇》，把尧、舜、禹的相继，看作和后世的篡夺一样。其实都不是真相。古代君位与王位不同，在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尧、舜、禹的相继，乃王位而非君位，这正和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的汗位一样。成吉思汗以后的大汗，也还是出于公举的（详见第二十七章）。前一个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正可见得此时各部族之间，已有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共主之位，不容空阙。自夏以后，变为父子相传，古人谓之“家天下”，又可见得被举为王的一个部族，渐次强盛，可以久居王位了。

尧、舜、禹之间，似乎还有一件大事，那便是汉族的开始西迁。古书中屡次说颛顼、帝喾、尧、舜、禹和共工，三苗的争斗（《淮南子·天文训》、《兵略训》，都说共工与颛顼争，《原道训》说共工与帝喾争。《周书·史记篇》说：共工亡于唐氏。《书经·尧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荀子·议兵篇》说：禹伐共工。《书经·尧典》又说：舜迁三苗于三危。《甫刑》说：“皇帝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皇帝，《疏》引郑注以为颛顼，与《国语》、《楚语》相合。而《战国·魏策》，《墨子》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五蠹》，亦均载禹征三苗之事）。共工、三苗都是姜姓之国，似乎姬、姜之争，历世不绝，而结果是姬姓胜利的。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国语·周语》说：“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卑，鲧称遂共工之过，禹乃高高下下，疏川导滞。”似乎共工和鲧，治水都是失败的，至禹乃一变其法。然《礼记·祭法篇》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则共工氏治水之功，实与禹不相上下。后人说禹治水的功绩，和唐、虞、夏间的疆域，大抵根据《书经》中的《禹贡》，其实此篇所载，必非禹时实事。《书经》的《皋陶谟》载禹自述治水之功道：“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九川特极言其多。四海的海字，乃晦暗之义。古代交通不便，又各部族之间，多互相敌视，本部族以外的情形，就茫昧不明，所以夷、蛮、戎、狄，谓之四海（见《尔雅·释地》，中国西北两面均无海，而古称四海者以此）。州、洲本系一字，亦即今之岛字，说见第十四章。《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系唐、虞、夏间九州的真相，决非如《禹贡》所述，跨今黄河、长江两流域。同一时代的人，知识大抵相类，禹的治水，能否一变共工及鲧之法，实在是一个疑问。堙塞和疏导之法，在一个小区域之内，大约共工、鲧、禹，都不免要并用的。但区域既小，无论堙塞，即疏导，亦决不能挽回水灾的大势，所以我疑心共工、鲧、禹，虽然相继施功，实未能把水患解决，到禹的时代，汉族的一支，便开始西迁了。尧的都城，《汉书·地理志》说在晋阳，即今山西的太原县。郑玄《诗谱》说他后迁平阳，在今山西的临汾县。《帝王世纪》说舜都蒲阪，在今山西的永济县。又说禹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安邑是今山西的夏县。这都是因后来的都邑而附会。《太平御览·州郡部》引《世本》说：尧之都后迁涿鹿；《孟子·离娄下篇》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这都是较古之说。涿鹿在彭城说已见前。诸冯、负夏、鸣条皆难确考。然鸣条为后来汤放桀之处，桀当时是自西向东走的，则鸣条亦必在东方。而《周书·度邑解》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这虽不就是禹的都城，然自禹的儿子启以后，就不闻有和共工、三苗争斗之事，则夏朝自禹以后，逐渐西迁，似无可疑。然则自黄帝至禹，对姜姓部族争斗的胜利，怕也只是姬姓部族自己夸张之辞，不过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下来，后人就认为事实罢了。为什么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于后呢？其中仍有个关键。大约当时东方的水患是很烈的，而水利亦颇饶。因其水利颇饶，所以成为汉族发祥之地。因其水患很烈，所以共工、鲧、禹相继施功而无可如何。禹的西迁，大约是为避水患的。当时西边的地方，必较东边为瘠，所以非到水久治无功时，不肯迁徙。然既迁徙之后，因地瘠不能不多用人力，文明程度转而因此进步，而留居故土的部族，反落其后了。这就是自夏以后，西方的历史传者较详，而东方较为茫昧之故。然则夏代的西迁，确是古史上的一个转折，而夏朝亦确是古史上的一个界划了。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夏代事迹，有传于后的，莫如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一事。这件事，据《左氏》、《周书》、《墨子》、《楚辞》所载（《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周书·尝麦解》，《墨子·非乐》，《楚辞·离骚》），大略是如此的。禹的儿子启，荒于音乐和饮食。死后，他的儿子太康兄弟五人，起而作乱，是为五观。太康因此失国，人民和政权，都入于有穷后羿之手。太康传弟仲康，仲康传子相（夏朝此时失掉的是王位，并非君位，所以仍旧相传）。羿因荒于游畋，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寒浞占据了羿的妻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唤做浇，一个唤做豷。夏朝这时候，依靠他同姓之国斟灌和斟寻。寒浞使浇把他们都灭掉，又灭掉夏后相。使浇住在唤做过，豷住在唤做戈的地方。夏后相的皇后是仍国的女儿，相被灭时，正有身孕，逃归母家，生了一个儿子，是为少康。做了仍国的牧正。寒浞听得他有才干，使浇去寻找他。少康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把唤做纶的地方封他。有一个唤做靡的，当羿死时，逃到有鬲氏，就从有鬲氏收合斟灌、斟寻的余众，把寒浞灭掉。少康灭掉了浇，少康的儿子杼又灭掉了豷。穷国就此灭亡。这件事，虽然带些神话和传说的性质，然其匡廓尚算明白，颇可据以推求夏代的情形。旧说的释地，是全不足据的。《左氏》说“后羿自迁于穷石”，又说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则穷石即非夏朝的都城，亦必和夏朝的都城相近。《路史》说安丰有穷谷、穷水，就是穷国所在，其地在今安徽霍邱县。《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说：有穷是偃姓之国，皋陶之后。据《史记·五帝本纪》，皋陶之后，都是封在安徽六安一带的。过不可考。戈，据《左氏》，地在宋，郑之间（见《左传》哀公十二年）。《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穀梁》作任，地在今山东的济宁县。虞国当系虞舜之后，旧说在今河南的虞城县。《周书》称太康兄弟五人为“殷之五子”。又说：“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殷似即后来的亳殷，在今河南的偃师县（即下文所引《春秋繁露》说汤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的。官宫两字古通用，作官邑就是造房屋和城郭。商朝的都城所在，都称为亳，此地大约本名殷，商朝所以又称殷朝）。彭寿该是立国于彭城的。案《世本》说禹都阳城，地在今河南的登封县，西迁未必能如此之速。综观自太康至少康之事，似乎夏朝的根据地，本在安徽西部，而逐渐迁徙到河南去，入于上章所引《周书》所说的“自洛汭延于伊汭”这一个区城的。都阳城该是夏朝后代的事，而不是禹时的事。从六安到霍邱，地势比较高一些，从苏北鲁南避水患而迁于此，又因战争的激荡而西北走向河南，似乎于情事还合。

但在这时候，东方的势力，亦还不弱，所以后来夏朝卒亡于商。商朝的始祖名契，封于商。郑玄说地在大华之阳，即今陕西的商县，未免太远。《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世本》说契居蕃，契的儿子昭明居砥石，昭明的儿子相土居商丘，扬雄《兖州牧箴》说“成汤五徙，卒归于亳”，合之恰得八数。蕃当即汉朝的蕃县，为今山东的滕县。商丘，当即后来宋国的都城，为今河南的商丘县。五迁地难悉考。据《吕览·慎大》、《具备》两篇，则汤尝居郼，郼即韦，为今河南的滑县。《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此当即亳殷之地。《诗·商颂》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顾在今山东的范县。昆吾，据《左氏》昭公十二年《传》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该在今河南的许昌县，而哀公十七年，又说卫国有昆吾之观，卫国这时候，在今河北的濮阳县，则昆吾似自河北迁于河南。《史记·殷本纪》说：“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左氏》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篇》亦有这话，仍作娀，则有娀，即有仍。鸣条为舜卒处，已见上章。合观诸说，商朝似乎兴于今鲁、豫之间，汤先平定了河南的北境，然后向南攻桀，桀败后是反向东南逃走的。观桀之不向西走而向东逃，可见此时伊、洛以西之地，还未开辟。

据《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夏朝传国共十七代，商朝则三十代。商朝的世数所以多于夏，大约是因其兼行兄终弟及之制而然。后来的鲁国，自庄公以前，都是一生一及，吴国亦有兄终弟及之法，已见第二章，这亦足以证明商朝的起于东方。商朝的事迹，较夏朝传者略多。据《史记》：成汤以后，第四代大甲，第九代大戊，第十三代祖乙，第十九代盘庚，第二十二代武丁，都是贤君，而武丁之时，尤其强盛。商朝的都城，是屡次迁徙的。第十代仲丁迁于隞地，在今河南荥泽县（隞，《书序》作嚣，《书序》不一定可信，所以今从《史记》。隞的所在，亦有异说。但古书皆东周至汉的人所述，尤其大多数是汉朝人写下来的，所以用的大抵多是当时的地名，所以古书的释地，和东周、秦汉时地名相近的，必较可信。如隞即敖，今之荥泽县，为秦汉间敖仓所在，以此释仲丁所迁之隞，确实性就较大些。这是治古史的通例，不能一一具说，特于此发其凡）。第十二代河亶甲居相，在今河南内黄县。第十三代祖乙迁于邢，在今河北邢台县。到盘庚才迁回成汤的旧居亳殷。第二十七代武乙，复去亳居河北。今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发现龟甲兽骨之处，据史学家所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不知是否武乙时所都。至其第三十代即最后一个君主纣，则居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综观商朝历代的都邑，都在今河南省里的黄河两岸，还是汤居郼，营下洛之阳的旧观。周朝的势力，却更深入西北部了。

周朝的始祖名弃，是舜之时居稷官的，封于邰。历若干代，至不，失官，奔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居邠，仍从事于农业。又十传至古公亶父，复为狄所逼，徙岐山下。邰，旧说是今陕西的武功县。邠是今陕西的邠县，岐是今陕西的岐山县。近人钱穆说，《左氏》昭公元年说金天氏之裔子台骀封于汾川，《周书·度邑篇》说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邰则因台骀之封而得名，都在今山西境内。亶父踰梁山而至岐，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见所著《周初地理考》）。据他这说法，则后来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陕西鄠县界内的，不是东下，乃是西上了。河、汾下流和渭水流域，地味最为肥沃，周朝是农业部族，自此向西拓展，和事势是很合的。古公亶父亦称太王，周至其时始强盛。传幼子季历以及文王，《论语》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见《泰伯下篇》）。文王之子武王，遂灭纣。文王时曾打破耆国，而殷人振恐，武王则渡孟津而与纣战，耆国，在今山西的黎城县，自此向朝歌，乃今出天井关南下的隘道，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武王大约是出今潼关到此的，这又可以看出周初自西向东发展的方向。然武王虽胜纣，并未能把商朝灭掉，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使其弟管叔、蔡叔监之。武王崩，子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管、蔡和武庚都叛。据《周书·作雒解》，是时叛者，又有徐、奄及熊、盈。徐即后来的徐国，地在泗水流域，奄即后来的鲁国，熊为楚国的氏族，盈即嬴，乃秦国的姓。可见东方诸侯，此时皆服商而不服周。然周朝此时颇有新兴之气。周公自己东征，平定了武庚和管叔、蔡叔，灭掉奄国。又使其子伯禽平定了淮夷、徐戎。于是封周公于鲁，使伯禽就国，又封太公望于齐，又经营今洛阳之地为东都，东方的旧势力，就给西方的新势力压服了。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据说就制礼作乐，摄政共七年，而归政于成王。周公死后，据说又有所谓“雷风之变”。这件事情，见于《书经》的《金縢篇》。据旧说：武王病时，周公曾请以身代，把祝策藏在金縢之匮中。周公死，成玉葬以人臣之礼。天大雷雨，又刮起大风，田禾都倒了，大木也拔了出来。成王大惧，开金縢之匮，才知道周公请代武王之事，乃改用王礼葬周公，这一场灾异，才告平息。据郑玄的说法，则武王死后三年，成王服满了，才称自己年纪小，求周公摄政。摄政之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说周公要不利于成王，周公乃避居东都。成王尽执周公的属党。遇见了雷风之变，才把周公请回来。周公乃重行摄政。此说颇不合情理，然亦不会全属子虚。《左氏》昭公七年，昭公要到楚国去，梦见襄公和他送行。子服惠伯说：“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据此，周公曾到过楚国，而《史记·蒙恬列传》，亦有周公奔楚之说，我颇疑心周公奔楚及其属党被执，乃是归政后之事。后来不知如何，又回到周朝。周公是否是善终，亦颇有可疑，杀害了一个人，因迷信的关系，又去求媚于其鬼魂，这是野蛮时代常有的事，不足为怪。如此，则两说可通为一。楚国封于丹阳，其地实在丹、淅两水的会口（宋翔凤说，见《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正当自武关东南出之路，据周公奔楚一事，我们又可见得周初发展的一条路线了。

周公辅成王　汉画像砖

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之时，称为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史记·周本纪》文）。这一个江字，也是南方之水的通称。其实昭王是伐楚而败，淹死在汉水里的，所以后来齐桓公伐楚，还把这件事情去诘问楚国（见《左传》僖公四年）。周朝对外的威力，开始受挫了。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时徐偃王强，《后汉书·东夷传》谓其“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后书》此语，未知何据（《博物志》亦载徐偃王之事，但《后汉书》所据，并不就是《博物志》，该是同据某一种古说的）。《礼记·檀弓下篇》载徐国容居的话，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驹王疑即偃王，则《后汉书》之说亦非全属子虚，被压服的东方，又想恢复其旧势了。然穆王使楚伐徐，偃王走死，则仍为西方所压服。穆王是周朝的雄主，在位颇久，当其时，周朝的声势，是颇振起的，穆王死后，就无此盛况了。穆王五传至厉王，因暴虐，为国人所逐，居外十四年。周朝的卿士周公、召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厉王死于外，才立其子宣王。宣王号称中兴，然其在位之三十九年，与姜氏之戎战于千畝，为其所败。千畝在今山西的介休县，则周朝对于隔河的地方，业经控制不住，西方戎狄的势力，也渐次抬头了。至于幽王，遂为犬戎和南阳地方的申国所灭。幽王灭亡的事情，《史记》所载的，恢诡有类平话，决不是真相。《左氏》昭公二十六年，载周朝的王子朝告诸侯的话，说这时候“携王干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即东都之地，见《左传》宣公三年）。则幽王死后，西畿之地，还有一个携王。周朝当时，似乎是有内忧兼有外患的。携王为诸侯所废，周朝对于西畿之地，就不能控制了。而且介休败了；出武关向丹、淅的路，又已不通，只有对于东畿，还保存着相当的势力。平王于是迁居洛阳，号称东周，其事在公元前770年。

西周散氏盘铭文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决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大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

管仲像

“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见《左传》隐公六年）即此便可见得当时王室的衰弱。古代大国的疆域，大约方百里，至春秋时则夷为三等国，其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一等国则必方千里以上，已见第三章。当西周之世，合东西两畿之地，优足当春秋时的一个大国而有余，东迁以后，西畿既不能恢复，东畿地方，又颇受列国的剥削，周朝自然要夷于鲁、卫了。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只是当时的一个希望。事实上，所谓王者，亦不过限于一区域之内，并不是普天之下，都服从他的。当春秋时，大约吴、楚等国称雄的区域，原不在周朝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各自称王。周天子所管辖的区域，因强国不止一个，没有一国能尽数摄服各国，所以不敢称王，只得以诸侯之长，即所谓霸主自居，这话在第三章中，亦已说过。所以春秋时代，大局的变迁，系于几个霸国手里。春秋之世，首起而称霸的是齐桓公。当时异民族杂居内地的颇多，也有相当强盛的，同族中的小国，颇受其压迫。（一）本来古代列国之间，多有同姓或婚姻的关系。（二）其不然的，则大国受了小国的朝贡，亦有加以保护的义务。（三）到这时候，文化相同之国，被文化不同之国所压迫，而互相救援，那更有些甫在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义在内了。所以攘夷狄一举，颇为当时之人所称道。在这一点上，齐桓公的功绩是颇大的。他曾却狄以存邢、卫，又尝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邱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即北燕的初封，我疑其亦距封邱不远，后来才迁徙到今蓟县，但其事无可考）。而他对于列国，征伐所至亦颇广。曾南伐楚，西向干涉晋国内乱，晚年又曾经略东夷。古人说“五霸桓公为盛”，信非虚语了。齐桓公的在位，系自前685至643年。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遽衰。宋襄公欲继之称霸。然宋国较小，实力不足，前638年，为楚人所败，襄公受伤而死，北方遂无霸主。前632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今山东濮县）。楚国的声势才一挫。此时的秦国，亦已尽取西周旧地，东境至河，为西方一强国，然尚未能干涉中原之事。秦穆公初和晋国竞争不胜，前624年，打败了晋国的兵，亦仅称霸于西戎。中原之地，遂成为晋、楚争霸之局。前597年，楚庄王败晋于邲（今河南郑县），称霸。前591年卒。此时齐顷公亦图与晋争霸。前589年，为晋所败。前575年，晋厉公又败楚于鄢陵（今河南鄢县）。然楚仍与晋兵争不息。至前561年，楚国放弃争郑，晋悼公才称复霸。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善于晋、楚的执政，出而合二国之成，为弭兵之会，晋、楚的兵争，至此才告休息。自城濮之战至此，凡八十七年。弭兵盟后，楚灵王强盛，北方诸侯多奔走往与其朝会。然灵王奢侈而好兵争，不顾民力，旋因内乱被弑。此时吴国日渐强盛，而楚国政治腐败，前506年，楚国的都城，为吴阖闾所破，楚昭王藉秦援，仅得复国，楚国一时陷于不振，然越国亦渐强，起而乘吴之后。前496年，阖闾伐越，受伤而死。前494年，阖闾子夫差破越。夫差自此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今河南封邱县）。前473年，越勾践灭吴，越遂徙都琅邪，与齐，晋会于徐州（今山东诸城县），称为霸王。然根基因此不固，至前333年而为楚所灭。

《孔子圣迹图》之“在川观水”

此时已入于战国之世了（春秋时代，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共242年。其明年为战国之始，算至前222年秦灭六国的前一年为止，共259年）。春秋之世，诸侯只想争霸，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一等国之间，直接的兵争较少，有之亦不过疆场细故，不甚剧烈。至战国时，则（一）北方诸侯，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而先后称王。（二）二三等国，已全然无足重轻，日益削弱，而终至于夷灭，诸一等国间，遂无复缓冲之国。（三）而其土地又日广，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战争遂更烈。始而要凌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再进一步，就要径图并吞，实现统一的欲望了。春秋时的一等国，有发展过速，而其内部的组织，还不甚完密的，至战国时，则臣强于君的，如齐国的田氏，竟废其君而代之；势成分裂的，如晋之赵、韩、魏三家，则索性分晋而独立。看似力分而弱，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边方诸国，发展的趋势，依旧进行不已，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天下遂分为燕、齐、赵、韩、魏、秦、楚七国。六国都为秦所并，读史的人，往往以为一入战国，而秦即最强，这是错误了的。秦国之强，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献公之立，在公元前385年，是入战国后的九十六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361年，是入战国后的一百二十年了。先是魏文侯任用吴起等贤臣，侵夺秦国河西之地。后来楚悼王用吴起，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亦称雄于一时。楚悼王死于公元前381年，恰是入战国后的一百年，于是楚衰而魏惠王起，曾攻拔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县）。后又伐赵，为齐救兵所败，秦人乘机恢复河西，魏遂弃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秦人渡蒲津东出的路，就开通了。然前342年，魏为逢泽之会（在开封），《战国·秦策》称其“乘夏车，称夏王（此“夏”字该是“大”字的意思），朝天子，天下皆从”，则仍处于霸主的地位。其明年，又为齐所败。于是魏衰而齐代起，宣王、湣王两代，俨然称霸东方，而湣王之时为尤盛。相传苏秦约六国，合从以摈秦，即在湣王之时。战国七雄，韩、魏地都较小，又逼近秦，故其势遂紧急，燕、赵则较偏僻，国势最盛的，自然是齐、秦、楚三国。楚袭春秋以来的声势，其地位又处于中部，似乎声光更在齐、秦之上，所以此时，齐、秦二国似乎是合力以谋楚的。《战国策》说张仪替秦国去骗楚怀王：肯绝齐，则送他商於的地方六百里（即今商县之地）。楚怀王听了他，张仪却悔约，说所送的地方只有六里。怀王大怒，兴兵伐秦。两次大败，失去汉中。后来秦国又去诱他讲和，前299年，怀王去和秦昭王相会，遂为秦人所诱执。这种类乎平话的传说，是全不足信的，事实上，该是齐、秦合力以谋楚。然而楚怀王入秦的明年，齐人即合韩、魏以伐秦，败其兵于函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此为自河南入陕西的隘道的东口，今之潼关为其西口）。前296年，怀王死于秦，齐又合诸侯以攻秦；则齐湣王似是合秦以谋楚，又以此为秦国之罪而伐之的，其手段亦可谓狡黠了。先是前314年，齐国乘燕内乱攻破燕国。宋王偃称强东方，前286年，又为齐、楚、魏所灭。此举名为三国瓜分，实亦是以齐为主的，地亦多入于齐。齐湣王至此时，可谓臻于极盛。然过刚者必折。前284年，燕昭王遂合诸侯，用乐毅为将，攻破齐国，湣王走死，齐仅存聊、莒、即墨三城（聊，今山东聊城县。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县）。后来虽藉田单之力，得以复国，然已失其称霸东方的资格了。东方诸国中，赵武灵王颇有才略。他不与中原诸国争衡，而专心向边地开拓。先灭中山（今河北定县），又向今大同一带发展，意欲自此经河套之地去袭秦。前295年，又因内乱而死。七国遂惟秦独强。秦人遂对诸侯施其猛烈的攻击。前279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明年，遂破楚都郢，楚东北徙都陈，后又迁居寿春（鄢，即鄢陵。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吴阖庐所入之郢，尚不在江陵，但其地不可考，至此时之郢，则必在江陵，今人钱穆、童书业说皆如此），直逃到今安徽境内了。对于韩、魏，亦时加攻击。前260年，秦兵伐韩，取野王，上党路绝，降赵，秦大败赵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上党，今山西晋城县。长平，今山西长平县），遂取上党，北定太原。进围邯郸，为魏公子无忌合诸国之兵所败。前256年，周朝的末主赧王为秦所灭。前249年，又灭其所分封的东周君。前246年，秦始皇立。《史记·秦本纪》说，这时候，吕不韦为相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大概并吞之计，和吕不韦是很有关系的。后来吕不韦虽废死于蜀，然秦人仍守其政策不变。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燕大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不中，秦大发兵以攻燕。前226年，燕王喜奔辽东。前225年，秦人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发兵攻辽东，灭燕。前221年，即以灭燕之兵南灭齐，而天下遂统一。

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一）它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究竟我们对于异族的同化，是怎样一回事呢？说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着眼于中国的地理。亚洲的东部，在世界上，是自成其为一个文化区域的。这一个区域，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其文化的中心。其北为蒙古高原，便于游牧民族的住居。其南的粤江、闽江两流域，则地势崎岖，气候炎热，开化虽甚早，进步却较迟。黄河、长江两流域，也不是没有山地的，但其下流，则包括淮水流域（以古地理言之，则江、河之间，包括淮、济二水。今黄河下流，为古济水入海之道，黄河则在今天津入海），扩展为一大平原，地味腴沃，气候适宜，这便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最初函毓之处。汉族，很早的就是个农耕民族，惯居于平地。其所遇见的民族，就其所居之地言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住在山地的，古代称为“山戎”，多数似亦以农为业，但其农业不及中国的进步。一种是住在平地，大约是广大的草原上，而以畜牧为业的，古人称为“骑寇”。春秋以前，我族所遇的，以山戎为多，战国以后，才开始和骑寇接触。

夷、蛮、戎、狄，是按着方位分别之辞，并不能代表民族，但亦可见得一个大概。在古代，和中国民族争斗较烈的，似乎是戎狄。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就北逐獯粥，未知确否（如《史记》此说是正确的，则当时的獯粥，决不在后来的獯粥所在之地）。到周朝初年，则和所谓獯粥或称为猃狁，犬戎或称为昆夷、串夷的，争斗甚烈（猃狁亦作狁，犬戎亦作畎戎，戎又作夷。此犬或畎字乃译音，非贱视诋毁之辞，昆夷亦作混夷、绲夷，夷亦可作戎，和串夷亦都是犬字的异译，说见《诗经·皇矣正义》），而后来周朝卒亡于犬戎。犬戎在今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泾、渭二水流域间，东周以后，大约逐渐为秦人所征服。在其东方的，《春秋》所载，初但称狄，后分为赤狄、白狄。白狄在今陕西境内，向东蔓延到中山。赤狄在今山西、河北境内，大部为晋所并。（据《左传》和杜预《注》，赤狄种类凡六：曰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昔阳县。曰廧咎如，在今山西乐平县。曰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曰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曰留吁，在今山西屯留县。曰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县。白狄种类凡三：曰鲜虞，即战国时的中山。曰肥，在今河北藁城县。曰鼓，在今河北晋县。又晋国吕相绝秦，说“白狄及君同州”，则白狄亦有在陕西的）。在周朝的西面的，主要的是后世的氐，羌。氐人在今嘉陵江流域，即古所谓巴。羌人，汉时在今黄河、大通河流域（大通河，古湟水）。据《后汉书》所载，其初本在黄河之东，后来为秦人所攘斥，才逃到黄河以西去的。据《书经·牧誓》，羌人曾从武王伐纣。又《尚书大传》说：武王伐纣的兵，前歌后舞，《后汉书》说这就是汉时所谓巴氐的兵。这话大约是对的，因为汉世还有一种出于巴氐的巴渝舞，有事实为证。然则这两族，其初必不在今四川、甘肃境内，大约因汉族的开拓，而向西南方走去的。和巴连称的蜀，则和后世的賨字是一音之转，亦即近世之所谓暹。据《牧誓》，亦曾从武王伐纣。战国时，还在今汉中之境，南跨成都。后因和巴人相攻，为秦国所并。

在东北方的民族，古称为貉。此族在后世，蔓衍于今朝鲜半岛之地，其文明程度是很高的，但《诗经》已说“王锡韩侯，其追其貉”（《韩奕》。追不可考），《周官》亦有貉隶，可见此族本在内地，箕子所封的朝鲜，决不在今朝鲜半岛境内，怕还在山海关以内呢？在后世，东北之族，还有肃慎，即今满洲人的祖宗。《左氏》昭公九年，周朝人对晋国人说。“自武王克商以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燕当即南燕，亳疑即汤所居之郼，则肃慎亦在内地，后乃随中国的拓展而东北徙。《国语·晋语》说：成王会诸侯于岐阳，楚与鲜卑守燎，则鲜卑本是南族，后来不知如何，也迁向东北了。据《后汉书》说：鲜卑和乌丸，都是东胡之后。此两族风俗极相象，其本系一个部落，毫无可疑。东胡的风俗，虽少可考，然汉代历史，传者已较详，汉人说他是乌丸、鲜卑所自出，其说该不至误。南族断发，鲜卑婚姻时尚先髡头，即其原出南族之证。然则东胡也是从内地迁徙出去的了。

在南方的有黎族，此即后世所谓俚。古称三苗为九黎之君，三苗系姜姓之国，九黎则系黎民（见《礼记·缁衣》《疏》引《书经·吕刑》郑《注》）。此即汉时之长沙武陵蛮，为南蛮的正宗。近世所云苗族，乃蛮字的转音，和古代的三苗之国无涉，有人将二者牵合为一，就错了。《史记》说三苗在江、淮、荆州（《史记·五帝本纪》），《战国·魏策》，吴起说三苗之国，在洞庭、彭蠡之间（《史记·吴起列传》，又见《韩诗外传》）。则古代长江流域之地，主要的是为黎族所占据，楚国达到长江流域后，所开辟的，大约是这一族的居地。在沿海一带的，古称为越，亦作粤。此即现在的马来人，分布在亚洲大陆的沿岸和南洋群岛，地理学上称为亚洲大陆的真沿边的。此族有断发文身和食人两种风俗，在后世犹然，古代沿海一带，亦到处有这风俗，可知其为同族。吴、越的初期，都是和此族杂居的。即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山东半岛的莱夷，亦必和此族相杂（《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此被字为髲字之假借字，即断发，可见蛮夷之俗相同。《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可见东夷亦有食人之俗。《续汉书·郡国志》：“临沂有丛亭。”注引《博物志》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临沂，今山东临沂县）。随着吴、越等国的进步，此族亦渐进于文明了。西南的大族为濮，此即现在的倮。其居地，本在今河南、湖北两省间（《国语·郑语》韦《注》：濮为南阳之国）。楚国从河南的西南部，发展向今湖北省的西部，所开辟的，大约是此族的居地。此族又从今湖北的西南境，向贵州、云南分布。战国时，楚国的庄蹻，循牂牁江而上，直达滇国（今云南昆明县）所经的，也是这一族之地。庄蹻到滇国之后，楚国的巴，黔中郡（巴郡，今四川江北县。黔中郡，今湖南沅陵县），为秦国所夺，庄蹻不能来，就在滇国做了一个王。其地虽未正式收入中国的版图，亦已戴汉人为君了。和现在西南土司，以汉人为酋长的一样了。

《礼记·王制》说：古代的疆域，“北不尽恒山”，此所谓恒山，当在今河北正定县附近，即汉朝恒山郡之地（后避文帝讳改常山）。自此以南的平地，为汉族所居，这一带山地，则山戎所处，必得把他开拓了，才会和北方骑寇相接，所以汉族和骑寇的接触，必在太原、中山和战国时北燕之地开辟以后。做这件事业的，就是燕、赵两国。赵武灵王开辟云中、雁门、代郡，燕国则开辟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云中，今山西大同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山西代县。上谷，今察哈尔怀来县。渔阳，今河北密云县。右北平，今河北卢龙县。辽西，今河北抚宁县。辽东，今辽宁辽阳县）。把现在热、察、绥、辽宁四省，一举而收入版图。

综观以上所述，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和汉族接近的民族，当汉族开拓时，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汉族的版图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带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这又是中国的文化扩展的路径。这便是在古代中国同化异民族的真相。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周和秦，是从前读史的人看作古今的界线的。我们任意翻阅旧书，总可见到“三代以上”，“秦汉以下”等辞句。前人的见解，固然不甚确实，也不会全属虚诬；而且既有这个见解，也总有一个来历。然则所谓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人，总是要维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维持生命，还要追求幸福，以扩大其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类的本性如此，无可怀疑。人类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团结，以谋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亲相爱，看得他人的苦乐，和自己的苦乐一般；喜欢受到同类的嘉奖，而不愿意受到其批评；到人己利害不相容时，宁可牺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即古人之所谓仁心者，和其爱自己的心，一样的深刻。专指七尺之躯为我，或者专指一个极小的团体为我，实在是没有这回事的。人类为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但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进行中，却不能不形成敌对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皇古之世，因环境的限制，把人类分做许多小团体。在一个团体之中，个个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团体以外却不然；又因物质的欲求，不能够都给足；团体和团体间就开始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胜败，有胜败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这句话，看似迂腐，其实却是真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报应之说去解释这句话，自然是诬罔的，若肯博观事实，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见得其丝毫不爽。对内竞争和对外竞争，虽竞争的对象不同，其为竞争则一。既然把对物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人，自可将对外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内。一个团体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说了。即使无之，而当其争斗之时，基于分工的关系，自然有一部分人，专以战争为事，这一部分人，自将处于特殊的地位。前此团体之中，个个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则形成对立。前此公众的事情，是由公众决定的，至此，则当权的一个人或少数人，渐渐不容公众过问，渐渐要做违背公众利益的措置，公众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强力镇压，或者用手段对付。于是团体之中有了阶级，而形成现代的所谓国家。以上所述，是从政治上立论的。其变迁的根源，实由于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而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则由于有些团体迫于环境，以掠夺为生产的手段。所以其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上。经济的根柢是生产方法。在古代，主要的生业是农业，农业的生产方法，是由粗而趋于精，亦即由合而趋于分的，于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个团体之中，再分为无数利害对立的小团体。从前在一个团体之内，利害即不再对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趋于崩溃了。氏族既已崩溃，则专门从事于制造，而以服务性质，无条件供给大众使用的工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人，本来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时，因生活程度的增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赖愈甚，分配之法既废，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于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商业，乃一变而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使人人的利害，都处于对立的地位。于是乎人心大变。在从前，团体与团体之间，是互相嫉视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是互视为一体的。至此时，团体之内，其互相嫉视日深。在团体与团体之间，却因生活的互相倚赖而往来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随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随之而扩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响，而内部的组织，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各地方的风俗亦日趋于统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缘此而进行。政治上的统一，不过是顺着这种趋势推进。再彻底些说，政治上的统一，只是在当时情况之下，完成统一的一个方法。并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随着世运的进展，井田制度破坏了。连公用的山泽，亦为私人所占。工商业愈活跃，其剥削消费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贵族，亦因其日趋于腐败、奢侈，而其剥削人民愈甚。习久于战争就养成一种特别阶级，视战斗为壮快、征服为荣誉的心理，认为与其出汗，毋宁出血。此即孔子和其余的先秦诸子所身逢的乱世。追想前一个时期，列国之间，战争还不十分剧烈。一国之内，虽然已有阶级的对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时的旧组织，还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坏净尽。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此即孔子所谓小康。再前一个时期，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则即所谓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道家无论已，即最切实际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记·商君列传》亦载商君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说之以富国强兵之术都是）。这不是少数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数人的暗示而然的。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的加以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这亦非古人所没有想到，先秦诸子，如儒、墨、道、法诸家，就同抱着这个志愿的，但其所主张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道家空存想望，并没有具体实行的方案的，不必说了。墨家不讲平均分配，而专讲节制消费，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复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业的跋扈；把大事业收归官营；救济事业亦由国家办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盘剥；进步些了。然单讲平均地权，本不能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在政治上，因为民主政治废坠的久了，诸家虽都以民为重，却想不出一个使人民参与政治的办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温情主义来抚恤人民，尊重舆论，用督责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在国与国之间，儒家则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能够处理列国间的纷争，而监督其内政；法家因为兴起较后，渐抱统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统一和贵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势的迁流，并不能实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进一步，就没有办法了。在伦理上，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级服从上级，臣民该服从君主，儿子要服从父亲，妇女要服从男子，少年该服从老人。他们以为上级和下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则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级的人受不到制裁，决不会安其分而尽其职。总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乱世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会前进的趋势，然其指导亦未能全然得法。他家则都是想把世运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时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虽然如此，人类生来是避苦求乐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觉的，既然感觉了，自然要求摆脱。求摆脱，总得有个办法，而人类凭空是想不出办法来的。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来的办法，总不免失之于旧，这个在今日尚然，何况古代？最好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永存于人类想望记忆之中。虽回忆之，而并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谓最好者当之。合众人的所谓最好者，而调和折衷，造成一个大略为众所共认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谓三代以前的世界。这个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实际，自然是无待于言的。这似乎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误解，无甚关系，然奉此开倒车的办法为偶像而思实践之，就不但不能达到希望，而且还要引起纠纷。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秦始皇尽灭六国，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卓，海内扰乱分裂，共四百年，称为中国的盛世。在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的历史，情形是怎样呢？“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着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他能决定英雄的趋向。然则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时势的要求，是怎样呢？依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方面，在列国竞争之时，不能注全力于内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能概括全体，只是一时的应付，而不能策划永久。统一之后，就不然了。阻碍之力既去，有志于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对外方面，当时的人看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图的地方，较强悍的部落，虑其为中国之患，该有一个对策；较弱小的，虽然不足为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个遗憾，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有其应尽的责任。所以在当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

秦始皇所行的，正顺着这种趋势。

在古代，阻碍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国的纷争。所以秦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郡的设立，本来是军事上控扼之点，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六国新灭，遗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设立据点的必要。所以秦灭六国，多以其地设郡。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当时还每郡都设立一个尉，但其权远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视的）。

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好在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和锺、鐻（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

泰山刻石
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相传为李斯手书。

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原来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不能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以上是秦始皇对内的政策。至于对外，则北自阴山以南，南自五岭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认为应当收入版图。于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现在朝鲜境内（秦长城起自乐浪郡遂城县，见《汉书·地理志》），西至现在甘肃的岷县，成立了一道新防线。南则略取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之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广西之地，南海是今广东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设立了闽中郡。楚国庄所开辟的地方，虽未曾正式收入版图，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于其地置吏。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这样，人民业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着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在骊山起坟茔（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都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之态。况且不必论理，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秦始皇帝以前210年，东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邢台县）。他大的儿子，名唤扶苏，先已谪罚到上郡去（今陕西绥德县），做蒙恬军队中的监军了。从前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不拟立他的意思。所以秦始皇的不立扶苏，是预定了的。《史记》说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宠幸宦者赵高，始皇死后，赵高替胡亥运动李斯，假造诏书，杀掉扶苏、蒙恬而立胡亥，这话是不足信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全是当时的传说，并非事实，秦汉间的史实，如此者甚多）。胡亥既立，是为二世皇帝。他诛戮群公子，又杀掉蒙恬的兄弟蒙毅。最后，连劳苦功高、资格很老的李斯都被杀掉。于是秦朝的政府，失其重心，再不能箝制天下了。皇帝的家庭之中，明争暗斗，向来是很多的，而于继承之际为尤甚。这个并不起于秦朝，但在天下统一之后，皇室所管辖的地方大了，因其内部有问题而牵动大局，使人民皆受其祸，其所牵涉的范围，也就更广大了。秦始皇之死，距其尽灭六国，不过十二年，而此祸遂作。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今安徽宿县），北取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分兵四出徇地，郡县多杀其守令以应。六国之后，遂乘机并起。秦朝政治虽乱，兵力尚强；诸侯之兵，多是乌合之众；加以心力不齐，不肯互相救援；所以秦将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先镇压了陈胜、吴广，又打死了新立的魏王。战国时楚国的名将，即最后支持楚国而战死的项燕的儿子项梁，和其兄子项籍，起兵于吴，引兵渡江而西（今江苏之江南，古称江东。古所谓江南，指今之湖南）。以居巢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的后裔于盱眙（居巢，今安徽巢县。盱眙，今安徽盱眙县），仍称为楚怀王（以祖谥为生号）。项梁引兵而北，兵锋颇锐，连战皆胜，后亦为章邯所袭杀。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北围赵王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北强南弱，乃是东晋以后逐渐转变成功的形势。自此以前，都是北方的军队，以节制胜，南方的军队，以剽悍胜的。尤其是吴、越之士，《汉书·地理志》上，还称其“轻死好用剑”。项梁既死，楚怀王分遣项籍北救赵，起兵于沛的刘邦即汉高祖西入关（沛，今江苏沛县）。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汉高祖亦自武关而入。此时二世和赵高，不知如何又翻了脸，赵高弑二世，立其兄子婴，婴又刺杀高，正当纷乱之际，汉高祖的兵已到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此事在前206年。

既称秦之灭六国为无道，斥为强虎狼，灭秦之后，自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要分封。但是分封之权，出于何人呢？读史的人，都以为是项籍。这是错了的。项籍纵使在实际上有支配之权，形式上决不能专断，况且实际上也未必能全由项籍一个人支配？项籍既破章邯之后，亦引兵西入关。汉高祖先已入关了，即遣将守关。项羽怒，把他攻破。进兵至鸿门（在今陕西临潼县），和高祖几乎开战。幸而有人居间调解，汉高祖自己去见项籍，解释了一番，战事得以未成。此时即议定了分封之事。这一件事，《史记》的《自序》称为“诸侯之相王”，可见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其所封的：为（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怀王则以空名尊为义帝，（四）实权则在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籍（都彭城，当时称其地为西楚。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这是摹仿东周以后，天子仅拥虚名，而实权在于霸主的。分封的办法，我们看《史记》所载，并不能说他不公平。汉朝人说：楚怀王遣诸将入关时，与之约：先入关者王之，所以汉高祖当王关中，项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汉中为背约。姑无论这话的真假，即使是真的，楚怀王的命令，安能约束楚国以外的人呢？这且不必论他。前文业经说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的，观于秦、汉之间而益信。封建政体既已不能维持，于是分封甫定，而叛乱即起于东方。项籍因为是霸王，有征讨的责任，用兵于齐。汉高祖乘机北定关中。又出关，合诸侯之兵，攻破彭城。项籍虽然还兵把他打败，然汉高祖坚守荥阳、成皋（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得萧何镇守关中，继续供给兵员和粮饷。遣韩信渡河，北定赵、代，东破齐。彭越又直接扰乱项籍的后方。至前202年，项籍遂因兵少食尽，为汉所灭。从秦亡至此，不过五年。

刘邦像

事实上，天下又已趋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怕不是这样看法。当楚、汉相持之时，有一策士，名唤蒯彻，曾劝韩信以三分天下之计。汉高祖最后攻击项籍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而信、越的兵都不会，到后来，约定把齐地尽给韩信，梁地尽给彭越，两人才都引兵而来，这不是以君的资格分封其臣，乃是以对等的资格立分地之约。所以汉高祖的灭楚，以实在情形论，与其说是汉灭楚，毋宁说是许多诸侯，亦即许多支新崛起的军队，联合以灭楚，汉高祖不过是联军中的首领罢了。楚既灭，这联军中的首领，自然有享受一个较众为尊的名号的资格，于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不然，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汉初异姓之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都是事实上先已存在，不得不封的，并非是皇帝的意思所设置。汉高祖灭楚之后，即从娄敬、张良之说，西都关中，当时的理由，是关中地势险固，且面积较大，资源丰富，易于据守及用以临制诸侯，可见他原只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国。但是事势所趋，人自然会做出不被思想所拘束的事情来的。不数年间，而韩信、彭越都以汉朝的诡谋被灭。张敖以罪见废。韩王信、英布、臧荼，都以反而败。臧荼之后，立了一个卢绾，是汉高祖生平第一个亲信人，亦因被谗而亡入匈奴。到前195年汉高祖死时，只剩得一个地小而且偏僻的长沙国了。天下至此，才真正可以算是姓刘的天下。其成功之速，可以说和汉高祖的灭楚，同是一个奇迹。这亦并不是汉高祖所能为，不过封建政体，到这时候业已自趋于没落罢了。

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说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既猜忌异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辅，于是随着异姓诸侯的灭亡，而同姓诸国次第建立。其中尤以高祖的长子齐王肥，封地既大，人民又多，且居东方形胜之地，为当时所重视（又有淮南王长，燕王建，赵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恒，淮阳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吴王濞，高帝兄子）。宗法社会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汉初功臣韩信、彭越等，不过因其封地大，所以特别被猜忌，其余无封地，或者仅有小封土的，亦安能“与官同心”？汉高祖东征西讨，频年在外，中央政府所委任的，却是何人呢？幸而他的皇后吕氏是很有能力的。她的母家，大约亦是当时所谓豪杰之流；她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都跟随高祖带兵；妹夫樊哙，尤其是功臣中的佼佼者；所以在当时，亦自成为一种势力。高祖频年在外，京城里的事情，把持着的便是她，这只要看韩信、彭越都死在她手里，便可知道。所以高祖死后，嗣子惠帝虽然懦弱，倒也安安稳稳的做了七年皇帝。惠帝死后，嗣子少帝，又做了四年。不知何故（吕后女鲁元公主下嫁张敖，敖女为惠帝后。《史记》说他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杀其母，名为己子。惠帝崩，立，既长，闻其事，口出怨言，为吕后所废。此非事实。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惠帝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少帝至多不过七岁，安有知怨吕后之理），为吕后所废而立其弟。吕后临朝称制。又四年而死。吕后活着的时候，虽然封了几个母家的人为王，却都没有到国。吕后其实并无推翻刘氏、重用吕氏的意思，所任用的，还是汉初的几个功臣，这班人究竟未免有些可怕，所以临死的时候，吩咐带北军的吕禄、南军的吕产（禄，释之之子。产，泽子），“据兵卫宫”，不要出去送丧，以防有人在京城里乘虚作乱。此时齐王肥已经死了，子襄继为齐王。其弟朱虚侯章在京城里，暗中派人去叫他起兵。汉朝派功臣灌婴去打他。灌婴到荥阳，和齐王连和，于是前敌形成了僵局。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乃派人运动吕禄，交出兵权。吕禄犹豫未决，周勃用诈术突入北军，运动军人，反对吕氏。把吕禄、吕产和其余吕氏的人都杀掉。于是阴谋说惠帝的儿子都不是惠帝所生的，就高帝现存的儿子中，择其最长的，迎立了代王恒，是为文帝。齐王一支人，自然是不服的。文帝乃运用手腕，即分齐地，封朱虚侯为城阳王，朱虚侯之弟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城阳治莒，今山东莒县。济北治卢，今山东长清县）。城阳王不久就死了。济北王以反被诛。汉初宗室、外戚、功臣的三角斗争，至此才告结束。

当时的功臣，所以不敢推翻刘氏，和汉朝同姓分封之多，确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封建不能说没有一时之用。然而异姓功臣都灭亡后，所患的，却又在于同姓了。要铲除同姓诸侯尾大不掉之患，自不外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这话，当文帝时，其实是已经实行了的，齐王襄传子则，则死后没有儿子，文帝就把他的地方，分为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六国（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县），菑川治剧，今山东寿光县。胶西治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胶东治即墨，今山东即墨县。立了齐王肥的庶子六人。又把淮南之地，分成三国。但吴、楚仍是大国，吴王濞尤积有反心。晁错力劝文帝以法绳诸侯，文帝是个因循的人，没有能彻底实行。前157年，文帝死，子景帝立。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即实行其所主张。前154年，吴王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造反，声势很盛。幸而吴王不懂得兵谋，“屯聚而西，无他奇道”，为周亚夫所败。于是景帝改定制度，诸侯王不得治民，令相代治其国。到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得以其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在平和的手腕中，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彻底实行了。封建政体反动的余波，至此才算解决。从秦二世元年六国复立起，到吴、楚之乱平定，共五十六年。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在第二十六章里所提出的对内对外两个问题，乃是统一以后自然存在着的问题，前文业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自前206年秦灭汉兴，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搁置着不提了。这是因为高帝、吕后时，忙于应付异姓功臣，文帝、景帝时，又存在著一个同姓诸王的问题；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两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当这时候，天下新离兵革之患，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县长官比起世袭的诸侯来，自然权力要小了许多，不敢虐民。诸侯王虽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战国以前，自然也差得远了。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办，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负担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所以据《史记·平准书》说：在武帝的初年，海内是很为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么？须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况且当时所谓有钱，只是总算起来，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富的人富了，穷的人还是一样的穷，而且因贫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觉不平，感觉不足。而对外的问题，时势亦逼着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却较文、景两帝为大，不肯蹈常习故，一事不办，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又要重被提起了。

当时对内的问题，因海内已无反侧，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于镇压，而可以谋一个长治久安之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人看起来，重要的有两方面：一个是生计，一个是教化，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衣食足而知荣辱，生计问题，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决生计问题，又不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途；这亦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最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是哪一家的学术呢？那么，言平均地权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节制资本者，莫如法家。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所以当时一个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张，他并不能行。他的功绩，最大的，只是替五经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儒家之学，得国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但是照儒家之学，生计问题本在教化问题之先；即以教化问题而论，地方上的庠序，亦重于京城里的大学，这只要看《汉书·礼志》上的议论，便可以知道。武帝当日，对于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专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至于法家，他用到了一个桑弘羊，行了些榷盐铁、酒酤、均输等政策。据《盐铁论》看来，桑弘羊是确有节制资本之意，并非专为筹款的。但是节制资本而藉官僚以行之，很难望其有利无弊，所以其结果，只达到了筹款的目的，节制资本，则徒成虚语，且因行政的腐败，转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余急不暇择的筹款方法，如算缗钱，舟车，令民生子三岁即出口钱，及令民入羊为郎，入谷补官等，更不必说了。因所行不顺民心，不得不用严切的手段，乃招致张汤、赵禹等，立了许多严切的法令，以压迫人民。秦以来的狱吏，本来是偏于残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遗害自然更深了。他用此等方法，搜括了许多钱来，做些什么事呢？除对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国家开拓疆土、防御外患外，其余如封禅、巡幸、信用方士、大营宫室等，可以说全部是浪费。山东是当时诛求剥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盗起，几至酿成大乱。
武帝对外的武功，却是怎样呢？当时还威胁著中国边境的，自然还是匈奴。此外秦朝所开辟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闽中郡，秦末汉初，又已分离为南越、闽越、东瓯三国了。现在的西康、云、贵和四川、甘肃的边境，即汉人所谓西南夷，则秦时尚未正式开辟。东北境，虽然自战国以来，燕国人业已开辟了辽东，当时的辽东，且到现在朝鲜境内（汉初守燕国的旧疆，以水为界，则秦界尚在水以西，浿水，今大同江）。然汉族的移殖，还不以此为限，自可更向外开拓。而从甘肃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随着国力的扩张，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势。在这种情势之下，推动雄才大略之主，向外开拓的，有两种动机：其一，可说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趋势，又其一则为君主个人的野心。匈奴，自秦末乘中国内乱、戍边者皆去，复入居河南。汉初，其雄主冒顿，把今蒙古东部的东胡，甘肃西北境的月氏，都征服了。到汉文帝时，他又征服了西域。西域，即今新疆省之地（西域两字，义有广狭。《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北方的大山，即今天山，南方的大山，即沙漠以南的山脉，略为新疆与西藏之界。河系今塔里木河。玉门、阳关，都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此乃今天山南路之地。其后自此西出，凡交通所及之地，亦概称为西域，则其界限并无一定，就连欧洲也都包括在内）。汉时分为三十六国（后分至五十余）。其种有塞，有氐羌。塞人属于高加索种，都是居国，其文明程度，远在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之上。匈奴设官以收其赋税。汉高祖曾出兵征伐匈奴，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七日乃解。此时中国初定，对内的问题还多，不能对外用兵，乃用娄敬之策，名家人子为长公主，嫁给冒顿，同他讲和，是为中国以公主下嫁外国君主结和亲之始。文、景两代，匈奴时有叛服，文、景不过发兵防之而已，并没建立一定的对策。到武帝，才大出兵以征匈奴，前127年，恢复河南之地，匈奴自此移于漠北。前119年，又派卫青、霍去病绝漠攻击，匈奴损折颇多。此外较小的战斗，还有多次，兵事连亘，前后共二十余年，匈奴因此又渐移向西北。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如霍去病，《史记》称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用兵，“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则不能大举兵事。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至于其通西域，则更是动于侈心。他的初意，是听说月氏为匈奴所破，逃到今阿母河滨，要想报匈奴的仇，苦于无人和他合力，乃派张骞出使。张骞回来后，知道月氏已得沃土，无报仇之心，其目的已不能达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广大，以为招致了他们来朝贡，实为自古所未有，于是动于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国。张骞在大夏时，看见邛竹杖、蜀布，问他从那里来的？他们说从身毒买来（今印度）。于是臆想，从四川、云南，可通西域。派人前去寻求道路，都不能通（当时蜀物入印度，所走的路，当系今自四川经西康、云南入缅甸的路。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即当今缅甸之地）。后来匈奴的浑邪王降汉，今甘肃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国版图，通西域的路，才正式开通。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大宛都贵山城，乃今之霍阐），不克。武帝又续发大兵，前101年，到底把他打下。大宛是离中国很远的国，西域诸国，因此慑于中国兵威，相率来朝。还有一个乌孙，也是游牧民族，当月氏在甘肃西北境时，乌孙为其所破，依匈奴以居。月氏为匈奴所破，是先逃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借匈奴的助力，把他打败，月氏才逃到阿母河流域，乌孙即占据伊犁之地。浑邪王降汉时，汉朝尚无意开其地为郡县，张骞建议，招乌孙来居之。乌孙不肯来，而匈奴因其和中国交通，颇责怪他。乌孙恐惧，愿“婿汉氏以自亲”。于是汉朝把一个宗室女儿嫁给他。从此以后，乌孙和匈奴之间有问题，汉朝就不能置之不问，《汉书·西域传》说“汉用忧劳无宁岁”，很有怨怼的意思。案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他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一）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腊、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豫烛。当时的朝鲜：汉初燕人卫满走出塞，把箕子之后袭灭了，自王朝鲜。传子至孙，于前108年，为汉武帝所灭。将其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两道之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菟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绿江上流。至前82年，罢真番、临屯，以并乐浪、玄菟）。朝鲜半岛的主要民族是貉族，自古即渐染汉族的文化，经此长时期的保育，其汉化的程度愈深，且因此而输入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今忠清、全罗两道。弁韩、辰韩，今庆尚道）和海东的日本，实为中国文化在亚洲东北部最大的根据地。南方的东瓯，因为闽越所攻击，前138年，徙居江、淮间。南越和闽越，均于前111年，为中国所灭。当时的西南夷：在今金沙江和黔江流域的，是夜郎、滇、邛都，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源的，是徙、筰都，冉，白马。在今横断山脉和澜沧、金沙两江间的，是巂昆明。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滇，今云南昆明县。邛都，今西康西昌县。徙，今四川天全县。筰都，今西康汉源县。冉，今四川茂县。白马，今甘肃成县。巂昆明，在今昆明、大理之间，乃行国）。两越既平，亦即开辟为郡县，确立了中国西南部的疆域。今青海首府附近，即汉人称为河湟之地的，为羌人所据。这一支羌人，系属游牧民族，颇为中国之患。前112年，汉武帝把他打破，设护羌校尉管理他，开辟了今青海的东境。

西汉瓦当
一为“汉并天下”，一为“单于天降”，反映西汉统一天下、降服匈奴之强盛。

吊人青铜矛西汉
云南晋宁汉墓出土，形制诡异，表现的或是受刑战俘形象。同墓出土的还有一枚黄金铸制的蛇钮印章，印章上凿有“滇王之印”四个字。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汉武帝死后，汉朝是经过一次政变的，这件事情的真相，未曾有传于后。武帝因迷信之故，方士神巫，多聚集京师，至其末年，遂有巫蛊之祸，皇后自杀。太子据发兵，把诬陷他和皇后的江充杀掉。武帝认为造反，亦发兵剿办。太子兵败出亡，后被发觉，自经而死。当太子死时，武帝儿子存在的，还有燕王旦、广陵王胥、昌邑王髆，武帝迄未再立太子。前87年，武帝死，立赵婕妤所生幼子弗陵，是为昭帝。霍光、上官桀、桑弘羊、金日同受遗诏辅政。赵婕妤先以谴死。褚先生《补外戚世家》说：是武帝怕身死之后，嗣君年少，母后专权，先行把他除去的。《汉书·霍光传》又说：武帝看中了霍光，使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赏给他。武帝临死时，霍光问当立谁？武帝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这话全出捏造。武帝生平溺于女色；他大约是个多血质的人，一生行事，全凭一时感情冲动，安能有深谋远虑，豫割嬖爱？霍光乃左右近习之流，仅可以供驱使。上官桀是养马的。金日系匈奴休屠王之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同守西边，因不肯降汉，为浑邪王所杀，乃系一个外国人，与中国又有杀父之仇。朝臣中即使无人，安得托孤于这几个人？当他们三个人以武帝遗诏封侯时，有一个侍卫，名唤王莽，他的儿子唤做王忽，扬言道：皇帝病时，我常在左右，哪里有这道诏书？霍光闻之，切责王莽，王莽只得把王忽杀掉。然则昭帝之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就可想而知了。昭帝既立，燕王谋反，不成而死。桑弘羊、上官桀都以同谋被杀。霍光的女儿，是上官桀的儿媳妇，其女即昭帝的皇后。上官桀大约因是霍光的亲戚而被引用，又因争权而翻脸的，殊不足论，桑弘羊却可惜了（金日于昭帝元年即死，故不与此次政变）。前74年，昭帝死，无子。霍光迎立昌邑王的儿子贺，旋又为光所废，而迎太子据之孙病已于民间，是为宣帝。昌邑王之废，表面上是无道，然当昌邑群臣二百余人被杀时，在市中号呼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则昌邑王因何被废，又可想而知了。太子据败时，妻妾子女悉被害，只有一个宣帝系狱，此事在前91年。到前87年，即武帝死的一年，据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就派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幸而有个丙吉，“拒闭使者”，宣帝才得保全，因而遇赦。案太子死后，武帝不久即自悔。凡和杀太子有关的人，都遭诛戮。太子系闭门自缢，脚蹋开门和解去他自缢的绳索的人都封侯。上书讼太子冤的田千秋，无德无能，竟用为丞相。武帝的举动如此，宣帝安得系狱五年不释？把各监狱中的罪人，不问罪名轻重，尽行杀掉，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这回事的，这是和中国，至少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的文化不相容的，武帝再老病昏乱些，也发不出这道命令。如其发出了，拒绝不肯执行的，又岂止一个丙吉？然则宣帝是否武帝的曾孙，又很有可疑了。今即舍此勿论，而昌邑王以有在国时的群臣，为其谋主，当断不断而败，宣帝起自民间，这一层自然无足为虑，这怕总是霍光所以迎立他的真原因了罢。宣帝既立，自然委政于光，立六年而光死，事权仍在霍氏手里。宣帝不动声色地，逐渐把他们的权柄夺去，任用自己的亲信。至前66年，而霍氏被诛灭。

霍光的事情，真相如此。因为汉时史料缺乏，后人遂认为他的废立是出于公心的，把他和向来崇拜的偶像伊尹连系在一起，称为伊、霍，史家的易欺，真堪惊叹了。当时朝廷之上，虽有这种争斗，影响却未及于民间。武帝在时，内行奢侈，外事四夷，实已民不堪命。霍光秉政，颇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宣帝起自民间，又能留意于吏治和刑狱。所以昭、宣两帝之世，即自前86至前49年凡38年之间，政治反较武帝时为清明，其时汉朝对于西域的声威，益形振起。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兼管南北两道。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后并于呼韩邪。又有一个郅支单于，把呼韩邪打败。前51年，呼韩邪入朝于汉。郅支因汉拥护呼韩邪，遁走西域。前49年，宣帝崩，子元帝立。前36年，西域副都护陈汤矫诏发诸国兵袭杀郅支。汉朝国威之盛，至此亦达于极点。然有一事，系汉朝政治败坏的根源，其端实开自霍光秉政之时的，那便是宰相之权，移于尚书。汉朝的宰相是颇有实权的。全国的政治，都以相府为总汇，皇帝的秘书御史，不过是他的助手，尚书乃皇帝手下的管卷，更其说不着了。自霍光秉政，自领尚书，宰相都用年老无气和自己的私人，政事悉由宫中而出，遂不能有正色立朝之臣。宣帝虽诛灭霍氏，于此却未能矫正。宦者弘恭、石显，当宣、元之世，相继在内用事。元帝时，士大夫如萧望之、刘向等，竭力和他们争斗，终不能胜。朝无重臣，遂至嬖倖得干相位，外戚得移朝祚，西汉的灭亡，相权的丧失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其事不但关涉汉朝，历代的政治，实都受其影响，参看第六章自明。

元帝以前33年死，子成帝立。成帝是个荒淫无度的人，喜欢了一个歌者赵飞燕，立为皇后，又立其女弟合德为婕妤。性又优柔寡断，事权遂入于外家王氏之手。前7年，成帝崩，哀帝立，颇想效法武、宣，振起威权。然宠爱嬖人董贤，用为宰相，朝政愈乱。此时王氏虽一时退避，然其势力仍在。哀帝任用其外家丁氏，祖母族傅氏，其中却并无人才，实力远非王氏之敌。前1年，哀帝崩，无子，王莽乘机复出，迎立平帝。诛灭丁、傅、董贤，旋弑平帝而立孺子婴（哀、平二帝皆元帝孙，孺子为宣帝曾孙）。王莽从居摄改称假皇帝，又从假皇帝变做真皇帝，改国号为新，而前汉遂亡。此事在公元9年。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政治家。当汉昭帝时，有一个儒者，唤做眭弘，因灾异，使其朋友上书，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时，有个盖宽饶，上封事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两个人，虽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约是霍光专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牺牲了他，以资辨白的。况且霍光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改革大计。盖宽饶则因其刚直之性，既触犯君主，又为有权势的人所忌，以致遭祸，都不是反对这种理论，视为大逆不道。至于不关涉政体，而要在政务上举行较根本的改革的，则在宣帝时有王吉，因为宣帝是个实际的政治家，不能听他的话。元帝即位，却征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贡禹。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贡禹征至，官至御史大夫。听了他的话，改正了许多奢侈的制度，又行了许多宽恤民力的政事。其时又有个翼奉，劝元帝徙都成周。他说：长安的制度，已经坏了，因袭了这种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则其规模更为阔大了。哀帝多病，而且无子，又有个李寻，保荐了一个贺良，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劝他改号为陈圣刘皇帝。陈字和田字同音，田地两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陈圣刘皇帝，大约是说皇帝虽然姓刘，所行的却是土德。西汉人五德终始之说，还不是像后世专讲一些无关实际，有类迷信的空话的，既然要改变“行序”，同时就有一大套实际的政务，要跟著改变。这只要看贾谊说汉朝应当改革，虽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拟的具体方案，“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五德终始，本来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统的政治方案，这在第十七章中，业经说过了。这种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无意识的反对，和实际于他权利有损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当然之事。所以贺良再进一步要想改革实际的政务，就遭遇反对而失败了。但改革的气势，既然如此其旁薄郁积，自然终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这个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无所谓篡窃的。他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要实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权；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实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毋宁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所以应天顺人（《易·鼎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当时也并不是一句门面话。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还是生计问题，王莽所实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为王田，这即是现在的宣布土地国有，和附着于土地的奴隶，都不准卖买，而举当时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举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事业收归官营。（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价，使消费者、生产者、交换者，都不吃亏。收有职业的人的税，以供（甲）要生利而无资本的人，及（乙）有正当消费而一时周转不灵的人的借贷。其详已见第五章。他的办法，颇能综合儒法两家，兼顾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规模可称阔大，思虑亦可谓周详。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举行这种大改革，必须民众有相当的觉悟，且能作出相当的行动，专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因为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总只有少数，官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其利害总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责不行。以中国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而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监督更难。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而达到目的，因此而生的流弊，则无一事不有，且无一事不厉害。其余无关实际，徒资纷扰的，更不必说了。王莽是个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锐思于制作”，而把眼前的政务搁起。尤其无谓的，是他的改革货币，麻烦而屡次改变，势不可行，把商业先破坏了。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旧交易之法，先已破坏，遂使生计界的秩序大乱，全国的人，无一个不受到影响。王莽又是个拘泥理论、好求形式上的整齐的人。他要把全国的政治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和郡县制度。这固然是一种根本之图，然岂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纷纭，名称屡变，吏弗能纪。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时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禄，自然贪求更甚了。对于域外，也是这么一套。如更改封号及印章等，无关实际、徒失交涉的圆滑，加以措置失宜，匈奴、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王莽对于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则连年征讨，骚扰殊甚。对于匈奴，他更有一个分立许多小单于而发大兵深入穷追，把其不服的赶到丁令地方去的一个大计划（此乃欲将匈奴驱入今西伯利亚之地，而将漠北空出）。这个计划，倒也是值得称赞的，然亦谈何容易？当时调兵运饷，牵动尤广，屯守连年，兵始终没有能够出，而内乱却已蔓延了。

莽末的内乱，是起于公元17年的。今山东地方，先行吃紧。湖北地方，亦有饥民屯聚。剿办连年弗能定。公元22年，藏匿在今当阳县绿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阳和南郡（汉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入南阳的谓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谓之下江兵。又有起于今随县的平林乡的，谓之平林兵。汉朝的宗室刘玄，在平林兵中。刘、刘秀则起兵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和新市、平林兵合。刘玄初称更始将军，后遂被立为帝。入据宛。明年，王莽派大兵四十万去剿办，多而不整，大败于昆阳（今河南叶县）。莽遂失其控制之力，各地方叛者并起。更始分兵两支：一攻洛阳，一入武关。长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杀。更始移居长安，然为新市、平林诸将所制，不能有为。此时海内大乱，而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更甚。刘为新市、平林诸将所杀。刘秀别为一军，出定河北。即帝位于鄗（改名高邑县），是为后汉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许多小股的流寇。其大股赤眉，因食尽西上，另立了一个汉朝的宗室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兵败出降，旋被杀。光武初以河内为根据地（汉河内郡，治怀，在今河南武陟县），派兵留守，和服从更始的洛阳对峙。至此遂取得了洛阳，定都其地。派兵去攻关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食尽东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此时东方还有汉朝的宗室刘永割据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方诸将，多与之合。又有秦丰、田戎等，割据今湖北沿江一带，亦被他次第打平。只有陇西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较有规模，到最后才平定。保据河西的窦融，则不烦兵力而自下。到公元36年，天下又算平定了。从公元17年东方及荆州兵起，算到这一年，其时间实四倍于秦末之乱；其破坏的程度，怕还不止这一个比例。光武平定天下之后，自然只好暂顾目前，说不上什么远大的计划了。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后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光武帝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乱之后，急于要休养生息，所以一味的减官省事。退功臣，进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礼貌，而自己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虽然有时不免失之过严，然颇得专制政治“严以察吏，宽以驭民”的秘诀，所以其时的政治，颇为清明。公元57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遗法。公元75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虽渐见宽弛，然尚能蒙业而安。章帝以公元88年崩。自公元36年公孙述平定至此，共计五十二年，为东汉治平之世。匈奴呼韩邪单于约诸子以次继立。六传至呼都而尸单于，背约而杀其弟。前单于之子比，时领南边，不服。公元48年，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来降。中国人处之于今绥远境内。匈奴自此分为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乱。公元89年，南单于上书求并北庭。时和帝新立，年幼，太后窦氏临朝。后兄窦宪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赎，乃以宪为大将军，出兵击破匈奴。后年，又大破之于金微山（大约系今蒙古西北的阿尔泰山）。北匈奴自此远遁，不能为中国之患了。西域的东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则自脱离汉朝都护的管辖后，强国如莎车、于阗等，出而攻击诸国，意图并吞。后汉初兴，诸国多愿遣子入侍，请派都护。光武不许。明帝时，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备，带了少数的人，留居西域，调发诸国的兵，征讨不服，至公元91年而西域平定。汉朝复设都护，以超为之。后汉之于域外，并没有出力经营，其成功，倒亦和前汉相仿佛，只可谓之适值天幸而已。

后汉的乱源，共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从前的皇室，其前身，本来是一个强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继承法。当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从族中推出一个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则即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而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来是前汉的一个政冶习惯。虽然前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一种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人们总认为是人的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的。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的制度来，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来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为接近的。到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的嬖倖近习易于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败坏的一个原因。

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的皇后窦氏是没有儿子的。宋贵人生子庆，立为太子。梁贵人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宋贵人，废庆为清河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后兄窦宪专权。和帝既长，与宦者郑众谋诛之，是为后汉皇帝和宦官合谋以诛外威之始。105年，和帝崩。据说和帝的皇子，屡次夭殇，所以生才百余日的殇帝，是寄养于民间的。皇后邓氏迎而立之。明年，复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儿子，是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凡十五年。太后崩后，安帝亲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阎显，又宠信宦官和乳母王圣，政治甚为紊乱。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保，立为太子。后谮杀李氏而废保。125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秘丧驰归，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懿。当年即死。宦者孙程等迎立废太子保，是为顺帝。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谴斥。顺帝任用皇后的父亲梁商，梁商为人还算谨慎。商死后，子冀继之，其骄淫纵恣，为前此所未有。144年，顺帝崩，子冲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孙质帝。因年小聪明，为冀所弑。又迎立章帝的曾孙桓帝。桓帝立十三年后，才和宦者单超等五人合谋把梁冀诛戮，自此宦官又得势了。

因宦官的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宦官和阉人，本来是两件事。宦字的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来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的意思，第十五章中，业经说过了。皇室的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事他的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曾施恩于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伺候他的人）。本不专用阉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令，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高，而可以用为宦官了。后汉邓太后临朝后，宫中有好几种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词。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种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乱。中国和外夷，其间本来总有边塞隔绝着的。论民族主义的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的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在同化的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乱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汉时的羌乱，业已导其先路了。今青海省的东北境，在汉时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摄政时，讽羌人献地，设立了一个西海郡。既无实力开拓，边塞反因之撤废，羌人就侵入内地。后汉初年，屡有反叛，给中国征服了，又都把他们迁徙到内地来。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肃之地者日多。安帝时，遂酿成大规模的叛乱。这时候，政治腐败，地方官无心守土，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人民不乐迁徙，则加以强迫驱遣，流离死亡，不可胜数。派兵剿办，将帅又腐败，历时十余年，用费达二百四十亿，才算勉强结束。顺帝时又叛，兵费又至八十余亿，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诛戮，才算镇定下来。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帅又渐形骄横，隐伏着一个很大的乱源了。

遇事都诉之理性，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其余大多数人，和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配的。此种习惯和传统的思想，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若要仔细追究起来，往往和我们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而无条件加以承认，此即所谓迷信。给迷信以一种力量的则为宗教。宗教鼓动人的力量是颇大的。当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义，亦只限于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别部族人。到统一之后就不然了。各种小宗教，渐渐混合而产生大宗教的运动，在第十八章中说过。在汉时，上下流社会，是各别进行的。在上流社会中，孔子渐被视为一个神人，看当时内学家（东汉时称纬为内学）尊崇孔子的话，便可见得。但在上流社会中，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理性较为发达，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在下流社会，则各种迷信，逐渐结合，而形成后世的道教。在汉时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道教到北魏时的寇谦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协，前此，则是很激烈的反对政府的。他们以符咒治病等，为煽动和结合的工具。张修造反，旋即平定。张鲁后来虽割据汉中，只是设立鬼卒等，闭关自守，实行其神权政治而已，于大局亦无甚关系。张角却声势浩大。以公元184年起事。他的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张角似是一个只会煽惑而并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败。然此时的小乱事，则已到处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黄巾的余党亦难于肃清。于是改刺史为州牧，将两级制变成了三级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称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权的郡守。分裂之势渐次形成，静待着一个机会爆发。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公元189年，灵帝崩。灵帝皇后何氏，生子辩。美人王氏，生子协。灵帝属意于协，未及定而崩，属协于宦者蹇硕。这蹇硕，大约是有些武略的。当黄巾贼起时，汉朝在京城里练兵，共设立八个校尉，蹇硕便是上军校尉，所以灵帝把废嫡立庶的事情付托他。然而这本是不合法的事，皇帝自己办起来，还不免遭人反对，何况在其死后？这自然不能用法律手段解决。蹇硕乃想伏兵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杀掉，然后举事。事机不密，被何进知道了，就拥兵不朝。蹇硕无可如何，而辩乃得即位，是为废帝。何进把蹇硕杀掉，因想尽诛宦官。而何氏家本寒微，向来是尊敬宦官的。何太后的母亲和何进的兄弟，又受了宦官的贿赂，替他在太后面前说好话。太后因此坚持不肯。何进无奈，乃召外兵进京，欲以胁迫太后。宦官见事急，诱进入宫，把他杀掉。何进的官属，举兵尽诛宦官。京城大乱，而凉州将董卓适至，拥兵入京，大权遂尽入其手。董卓只是个强盗的材料。他把废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是为献帝。山东州郡起兵反对他，他乃移献帝于长安，接近自己的老家，以便负隅抵抗。东方州郡实在是人各有心的，都各占地盘，无意于进兵追讨。后来司徒王允，和董卓亲信的将官吕布相结，把董卓杀掉。董卓的将校李傕、郭汜，又回兵替董卓报仇。吕布出奔，王允被杀。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汉朝的中央政府就从此解纽，不再能号令全国了。

曹操像

各地方割据的：幽州有公孙瓒。冀州有袁绍。兖州有曹操。徐州始而是陶谦，后来成为刘备和吕布争夺之场。扬州，今寿县一带，为袁术所据，江东则入于孙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焉。这是较大而在中原之地的，其较小较偏僻的，则汉中有张鲁，凉州有马腾、韩遂，辽东有公孙度。当时政治的重心，是在山东的。（古书所谓山东系指华山以东，今之河南、山东，都包括在内）。袁绍击灭了公孙瓒，又占据了并州，地盘最大，而曹操最有雄才大略。献帝因不堪李傕、郭汜的压迫，逃归洛阳，贫弱不能自立，召曹操入卫，操移献帝于许昌，遂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刘备为吕布所破，逃归曹操，曹操和他合力击杀了吕布。袁术因荒淫无度，不能自立，想走归袁绍，曹操又使刘备邀击，术退走，旋死。刘备叛操，操又击破之。河南略定。公元200年，袁绍举大兵南下，与操相持于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北），为操所败。绍气愤死。公元205年，绍二子并为操所灭。于是北方无与操抗者。208年，操南征荆州。刘表适死，其幼子琮，以襄阳降（今湖北襄阳县，当时荆州治此）。刘备时在荆州，走江陵。操追败之。备奔刘表的长子琦于江夏（汉郡，后汉时，郡治在今湖北黄冈县境），和孙权合力，败操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鱼县）。于是刘备屯兵荆州，而孙权亦觊觎其地。后备乘刘焉的儿子刘璋暗弱，夺取益州。孙权想攻荆州，刘备同他讲和，把荆州之地平分了。时马腾的儿子马超和韩遂反叛，曹操击破之。又降伏了张鲁。刘备北取汉中。曹操自争之，不能克，只得退回。天下渐成三分之势。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诸葛亮替他计划，就是据有荆、益两州，天下有变，命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而自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这时的形势，颇合乎这个条件。备乃命关羽自荆州北伐，取襄阳，北方颇为震动，而孙权遣兵袭取江陵，羽还救，为权所杀。刘备忿怒，自将大兵攻权，又大败于猇亭（在今湖北宜都县西）。于是荆州全入于吴。备旋以惭愤而死，此事在公元223年。先是220年，曹操死，子丕篡汉自立，是为魏文帝。其明年，刘备称帝于蜀，是为蜀汉昭烈帝。孙权是到229年才称帝的，是为吴大帝。天下正式成为三分之局。蜀的地方最小，只有今四川一省，其云南、贵州，全是未开发之地。吴虽自江陵而下，全据长江以南，然其时江南的开化，亦远在北方之后。所以三国以魏为最强，吴、蜀二国，常合力以与之抗。

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汉以后，虽然统一了，然此等见解，还未能全行破除。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赤壁战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所以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的，如张昭等，都主张迎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主张抵抗，和孙权的意见相合。《三国志》载周瑜的话，说曹操名为汉相，实系汉贼，这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甚或竟是事后附会之谈。东吴的君臣，自始至终，所作所为，何曾有一件事有汉朝在心目之中？说这话要想欺谁？在当时东吴朝廷的空气中，这话何能发生效力？孙权一生最赏识的是周瑜，次之则是鲁肃。孙权当称帝时，说鲁子敬早有此议，鲁肃如此，周瑜可知。为什么要拥戴孙权做皇帝？这个绝无理由，不过是一种崛强之气，不甘为人下，孙权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则更不过是一种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赤壁之战，是天下三分的关键，其事在公元208年，至280年晋灭吴，天下才见统一，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

《关羽擒将图》明商喜

刘备的嗣子愚弱，所以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是有志于恢复中原的；而且蜀之国势，非以攻为守，亦无以自立；所以自先主死后，诸葛亮即与吴弃衅言和，连年出兵伐魏。吴则除诸葛恪辅政之时外，多系疆场小战。曹操自赤壁败后，即改从今安徽方面经略东南。三国时，吴、魏用兵，亦都在这一带，彼此均无大成功。魏文帝本来无甚才略。死后，儿子明帝继立，荒淫奢侈，朝政更坏。其时司马懿屡次带兵在关中和诸葛亮相持，又平定了辽东。明帝死后，于齐王芳年幼，司马懿和曹爽同受遗诏辅政。其初大权为曹爽所专。司马懿托病不出，而暗中运用诡谋，到底把曹爽推翻，大权遂尽入其手。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把持朝局。扬州方面，三次起兵反对司马氏，都无成。蜀自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继之，不复能出兵北伐。费祎死后，姜维继之，频年出兵北伐而无功，民力颇为疲敝。后主又信任宦官，政局渐坏。司马昭乘此机会，于263年发兵灭蜀。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之，于265年篡魏，是为晋武帝。至280年而灭吴统一中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吴、蜀灭亡，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乱源正潜伏著。这乱源是什么呢？

自后汉以来，政治的纲纪久经废弛，试看第三十一章所述可知。政治上的纲纪若要挽回，最紧要的是以严明之法行督责之术。魏武帝和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暂时的效果的。然而一两个严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会上江河日下的风气，到魏、晋之世，纲纪又复颓败了。试看清谈之风，起于正始（魏齐王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8年），至晋初而更甚，直绵延至南朝之末可知。所谓清谈，所谈的就是玄学。玄学的内容已见第十七章。谈玄本不是坏事，以思想论，玄学要比汉代的儒学高明得多。不过学问是学问，事实是事实。因学问而忽视现实问题，在常人尚且不可，何况当时因谈玄而蔑视现实的，有许多是国家的官吏，所抛弃的是政治上的职务？

汉朝人讲道家之学的所崇奉的是黄、老，所讲的是清静不扰，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术。魏晋以后的人所崇奉的是老、庄，其宗旨为委心任运。狡黠的讲求趋避之术，养成不负责任之风。懦弱的则逃避现实，以求解除痛苦。颓废的则索性蔑视精神，专求物质上的快乐。到底人是现实主义的多，物质容易使人沉溺，于是奢侈之风大盛。当曹爽执政时，曾引用一班名士。虽因政争失败，未能有所作为，然从零碎的材料看来，他们是有一种改革的计划，而其计划且颇为远大的（如夏侯玄有废郡之议，他指出郡已经是供镇压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从来讲官制的人，没有这么彻底注重民治的）。曹爽等的失败，我们固然很难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无疑的总是其原因之一。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马氏，司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义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无轨范。何曾、石崇等人正是这一个时代的代表。

封建时代用人本来是看重等级的。东周以后，世变日亟，游士渐起而夺贵族之席。秦国在七国中是最能任用游士的，读李斯《谏逐客书》可见。秦始皇灭六国后，仍保持这个政治习惯，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汉高起自徒步，一时将相大臣，亦多刀笔吏或家贫无行者流，就更不必说了。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改革选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国上计之吏和州郡所察举的秀才、孝廉，都从广大的地方和各种不同的阶层中来。其他擢用上书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机关的征辟，亦都是以人才为主的。虽或不免采取虚誉，及引用善于奔走运动的人，究与一阶级中人世据高位者不同。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渐次形成，影响及于选举，高位多为贵族所盘据，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败。如上章所述，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两汉时儒学盛行。儒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颇笃于君臣之义的。两汉时，此项运动，亦颇收到相当的效果。汉末政治腐败，有兵权的将帅，始终不敢背叛朝廷（说本《后汉书·儒林传论》）。以魏武帝的功盖天下，亦始终只敢做周文王（参看《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这句句都是真话），就是为此。司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义理的军阀得势（《晋书·宣帝纪》说：“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司马氏之说可见），自此风气急变。宋、齐、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运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门阀用人之习既成，贵游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贵吾所自有，朝代变换，这班人却并不更动，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说本《南史·褚渊传论》）。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下，国家观念，本不甚发达；五胡乱华，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尚未能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纲纪，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而其颓败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

秦汉时虽有所谓都尉，调兵和统率之权，是属于太守的。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时并无军队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即仍称刺史的，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晋武帝深知其弊，平吴之后，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权，回复其监察之职。然沿习既久，人心一时难于骤变。平吴之后，不久内乱即起，中央政府，顾不到各地方，仍藉各州郡自行镇压，外重之势遂成，迄南朝不能尽革。

自秦汉统一之后，国内的兵争既息，用不到人人当兵。若说外征，则因路途窎远，费时失业，人民在经济上的损失太大，于是多用谪发及谪戍。至后汉光武时，省郡国都尉，而民兵之制遂废。第九章中，业经说过了。国家的强弱，固不尽系乎兵，然若多数人民都受过相当军事的训练，到缓急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是不可轻侮的。后汉以来，此条件业经丧失，反因贪一时便利之故，多用降伏的异族为兵，兵权倒持在异族手里，遂成为五胡扰乱的直接原因。

晋初五胡的形势，是如此的：（一）匈奴。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内。（二）羯。史籍上说是匈奴的别种，以居于上党武乡的羯室而得名的（在今山西辽县）。案古书上的种字，不是现在所谓种族之义。古书所谓种或种姓，其意义，与姓氏或氏族相当。羯人有火葬之俗，与氐、羌同，疑系氐、羌与匈奴的混种，其成分且以氐、羌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因居羯室之地而称羯。（三）鲜卑。《后汉书》说东胡为匈奴所破，余众分保乌丸、鲜卑两山，因以为名。事实上，怕亦是山以部族名的。此二山，当在今蒙古东部苏克苏鲁，索岳尔济一带。乌桓在南，鲜卑在北。汉朝招致乌桓，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塞上，以捍御匈奴。后汉时，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其酋长檀石槐，曾一时控制今蒙古之地，东接夫余（与高句丽同属貉族。其都城，即今吉林的长春县），西至西域。所以乌丸和中国，较为接近，而鲜卑则据地较广。曹操和袁绍相争时，乌丸多附袁绍。袁氏既灭，曹操袭破之于柳城（汉县，今热河凌源县）。乌桓自此式微，而鲜卑则东起辽东，西至今甘肃境内，部族历历散布，成为五胡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族。（四）氐。氐人本来是居于武都的（即白马氐之地，今甘肃成县），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把他迁徙到关中。（五）羌。即后汉时叛乱之余。氐、羌都在泾、渭两水流域。当时的五胡大部分是居于塞内的，间或有在塞外的，亦和边塞很为接近。其人亦多散处民间，从事耕织，然犷悍之气未消，而其部族首领，又有野心勃勃，想乘时恢复故业的。一旦啸聚起来，“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江统《徙戎论》语），其情势，自又非从塞外侵入之比。所以郭钦、江统等要想乘天下初定，用兵力将他们迁回故地。这虽不是民族问题根本解决之方，亦不失为政治上一时措置之策，而晋武帝因循不能用。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五胡之乱，已经蓄势等待着了，而又有一个八王之乱（八王，谓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做他的导火线。封建亲戚以为屏藩之梦，此时尚未能醒。我们试看：魏武帝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下令，说从前朝廷恩封我的几个儿子，我辞而不受，现在想起来，却又要受了，因为执掌政权年久，怕要谋害我的人多，想借此自全之故，就可见得这时候人的思想。魏虽亦有分封之制，但文帝当未做魏世子时，曾和他的兄弟争立，所以猜忌宗室诸王特甚，名为分藩，实同囚禁，绝不能牵掣晋朝的篡弑。晋人有鉴于此，所以得国之后，就大封同姓，体制颇为崇隆，而且各国都有卫兵。晋武帝是文帝的儿子，景帝之后，自然不甘退让。在武帝时，齐王攸颇有觊觎储位之意，似乎也有党附于他的人。然未能有成，惠帝卒立。惠帝是很昏愚的。其初太后父杨骏执政。皇后贾氏和楚王玮合谋，把他杀掉，而用汝南王亮，又把他杀掉，后又杀楚王，旋弑杨太后。太子遹非后所生，后亦把他废杀。赵王伦时总宿卫，因人心不服，弑后，遂废惠帝而自立。时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今河南临漳县），河间王颙镇关中，连兵攻杀伦。惠帝复位。齐王入洛专政。河间王和长沙王乂合谋攻杀之。又和成都王颖合谋，攻杀乂。东海王越合幽、并两州的兵，把河间、成都两王打败。遂弑惠帝而立怀帝。此等扰乱之事，在公元291至306的十六年间。

匈奴单于，自后汉之末失位，入居中国。单于死后，中国分其部众为五，各立酋帅。其中左部最强，中国将其酋帅羁留在邺，以资驾驭，至晋初仍未释放。东海王之兵既起，刘渊说成都王回去合五部之众，来帮他的忙，成都王才释放了他。刘渊至并州，遂自立，是为十六国中的前赵。此时中原之地，盗贼蜂起，刘渊如能力征经营，很可以有所成就。然刘渊是个无甚才略的人，自立之后，遂安居不出。羯人石勒，才略却比较优长。东方群盗，尽为所并。名虽服从前赵，实则形同独立。东海王既定京师，出兵征讨，死于军中，其兵为石勒所追败。晋朝遂成坐困之势。310年，刘渊的族子刘曜攻破洛阳，怀帝被虏。明年，被弑。愍帝立于长安。316年，又被虏。明年，被弑。元帝时督扬州，从下邳迁徙到建业（下邳，今江苏邳县。建业，今南京。东晋后避愍帝讳，改曰建康），自立，是为东晋元帝。此时，在北方，只有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刘琨，崎岖和戎狄相持。南方则豫州刺史祖逖，从淮北经略今之豫东，颇有成绩。然王浚本是个狂妄的人，刘琨则窘困太甚，终于不能支持，为石勒所破灭。祖逖因中央和荆州互相猜忌，知道功不能成，愤慨而死。就无能抗拒石勒的人。328年，勒灭前赵。除割据凉州的前凉，辽东、西的前燕外，北方几尽入其手。

南方的情势，是荆州强于扬州。元帝即位之后，要想统一上流的事权，乃派王敦去都督荆州。王敦颇有才能，能把荆州的实权收归掌握，却又和中央互相猜忌。322年，终于决裂。王敦的兵入据京城。元帝忧愤而死。子明帝立，颇有才略。乘王敦病死，把其余党讨平。然明帝在位仅三年。明帝崩，子成帝立，年幼，太后庾氏临朝，后兄庾亮执政，和历阳内史苏峻不协（今安徽和县）。苏峻举兵造反。亮奔温峤于寻阳（今江西九江县）。温峤是很公忠体国的，邀约荆州刺史陶侃，把苏峻打平。陶侃时已年老，故无跋扈之心。侃死后，庾亮出镇荆州。庾亮死后，其弟庾翼、庾冰继之。此时内外的大权，都在庾氏手里，所以成帝、康帝之世，相安无事。344年，康帝崩，子穆帝立。明年，庾翼死，表请以其子继任，宰相何充不听，而用了桓温。于是上下流之间，又成对立之势了。

石勒死于333年。明年，勒从子虎杀勒子而自立。石虎是个淫暴无人理的，然兵力尚强。庾翼于343年出兵北伐，未能有功。349年，石虎死，诸子争立。汉人冉闵为虎养子，性颇勇悍。把石虎诸子尽行诛灭。闵下令道：“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而“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遂下令大诛胡、羯。单是一个邺中，死者就有二十多万。四方亦都承令执行。胡、羯经此打击，就不能再振了。先是鲜卑慕容廆，兴于辽西，兼并辽东。至其子皝，迁都龙城（今热河朝阳县）。慕容氏是远较前后赵为文明的。地盘既广，兵力亦强。石虎死的前一年，慕容皝死，子儁立。乘北方丧乱，侵入中原。冉闵与战，为其所杀。于是河北之地，尽入于慕容氏。羌酋姚弋仲，氐酋苻洪，其初为后赵所压服的，至此亦乘机自立。苻洪死，子苻健入关。姚弋仲死，其子姚襄降晋，想借晋力以自图发展。晋朝因和桓温互相猜忌，引用了名士殷浩做宰相，想从下流去经略中原。殷浩亦不是没有才能的人，但扬州势成积弱，殷浩出而任事，又没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以资准备，自然只得就固有的力量加以利用。于是即用姚襄为前锋，反为其所邀击，大败，军资丧失甚众。此事在354年。先是桓温已灭前蜀，至此，遂迫胁朝廷，废掉殷浩，他却出兵北伐，击破了姚襄，恢复洛阳。然亦未能再进。慕容儁死后，子慕容继之，虽年幼无知，然有慕容恪辅政，慕容垂带兵，仍有相当的力量。姚襄败后入关，为秦人所杀，弟苌以众降秦。秦苻健死后，子生无道，为苻坚所弑，自立。能任用王猛以修国政，其势尤张。此时的北方，已较难图，所以当后赵、冉闵纷纭争夺之时，晋朝实在坐失了一个恢复中原的机会。此时燕人频年出兵，以经略河南，洛阳又为所陷。369年，桓温出兵伐燕，大败于枋头（城名，今河南濬县）。桓温之意，本来要立些功业，再图篡夺的。至此，自顾北伐已无成功之望，乃于371年入朝，行废立之事（康帝崩，子穆帝立。崩，成帝子哀帝立。崩，弟海西公立。至是为桓温所废，而立元帝子简文帝）。温以禅让之意，讽示朝臣。谢安、王坦之当国，持之以静。373年，桓温死。他的兄弟桓冲，是个没有野心的人，把荆州让出，政局乃获暂安。

《东晋都建康图》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东晋时的五胡十六国，实在并不成其为一个国家，所以其根基并不稳固。看似声势雄张，只是没有遇见强敌，一战而败，遂可以至于覆亡。枋头战后，慕容垂因被猜忌出奔。前秦乘机举兵。其明年，前燕竟为所灭。前秦又灭掉前涼，又有统一北方之势。然其根基亦并不是稳固的。此时北方的汉族，因为没有政府的领导，虽有强宗巨室和较有才力的人，能保据一隅，或者潜伏山泽，终产生不出一个强大的政权来，少数的五胡，遂得横行无忌。然他们亦是人各有心，而且野蛮成习，颇难于统驭的。五胡中苟有英明的酋长出来，亦只得希望汉族拥戴他，和他一心，要联合许多异族以制汉族，根本上是没有这回事的。若要专恃本族，而把汉族以外的异族铲除；则（一）因限于实力；（二）则汉族此时，并不肯替此等异族出死力，而此等异族，性本蛮悍，加以志在掠夺，用之为兵，似乎颇为适宜，所以习惯上都是靠他们做主力的军队，尽数剪除，未免削弱兵力；所以其势又办不到。苻坚的政策，是把氐人散布四方，行驻防政策，而将其余被征服的异族置之肘腋之下，以便监制。倘使他的威力，能够始终维持，原亦未为非计。然若一朝失足，则氐人散处四方，不能聚集，无复基本队伍，就糟了。所以当时，苻坚要想伐晋以图混一，他手下的稳健派，如王猛，如其兄弟苻融等，都是反对的。而苻坚志得意满，违众举兵，遂以383年大败于淝水。北方异族，乘机纷纷而起。而慕容垂据河北为后燕，姚苌据关中为后秦。苻坚于385年为姚苌所杀。子丕，族子登，相继自立，至394年，卒为姚苌之子姚兴所灭。此时侵入中原的五胡，已成强弩之末。因为频年攻战，死亡甚多，人口减少，而汉族的同化作用，仍在逐渐进行，战斗力也日益衰弱。其仍居塞外的，却比较气完力厚。此等情势，自公元四世纪末，夏及拓跋魏之兴，至六世纪前半尒朱氏、宇文氏等侵入中原，迄未曾变。自遭冉闵的大屠戮后，胡、羯之势，业已不能复振。只有匈奴铁弗氏，根据地在新兴（今山西忻县），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落。拓跋氏自托于黄帝之后，说其初建国北荒，后来南迁大泽，因其地“昏冥沮洳”，乃再南迁至匈奴故地。自托于黄帝之后，自不足信，其起源发迹之地，该不是骗人的。他大约自西伯利亚迁徙到外蒙古，又逐渐迁徙到内蒙古的。晋初，其根据地在上谷之北，今滦河上源之西。刘琨藉其兵力以御匈奴，畀以雁门关以北之地。拓跋氏就据有平城，东至今察哈尔的西部。这时候，自辽东至今热河东部，都是慕容氏的势力范围。其西为宇文氏，再西就是拓跋氏。慕容氏盛时，宇文氏受其压迫，未能自强，拓跋氏却不然。拓跋氏和匈奴铁弗氏是世仇。苻坚时，拓跋氏内乱，铁弗的酋长刘卫辰引秦兵把他打破。苻坚即使刘卫辰和其族人刘库仁分管其部落。刘库仁是拓跋氏的女婿，反保护其遗裔拓跋珪。其时塞外，从阴山至贺兰山，零星部落极多，拓跋珪年长后，逐渐加以征服，势力复张。刘卫辰为其所灭。其子勃勃奔后秦。姚兴使其守御北边，勃勃遂叛后秦自立。后秦屡为所败，国势益衰。395年，慕容垂之子宝伐后魏，大败于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明年，慕容垂自将伐魏。魏人退出平城，以避其锋。慕容垂入平城，而实无所得。还至参合陂，见前此战败时的尸骸，堆积如山，军中哭声振天，惭愤而死。慕容宝继立。拓跋珪大举来攻，势如排山倒海。慕容宝弃其都城中山，逃到龙城，被弑。少子盛定乱自立，旋亦被弑。弟熙立，因淫虐，为其将冯跋所篡，是为北燕。其宗族慕容德南走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自立，是为南燕。拓跋珪服寒食散，散发不能治事，不复出兵。北方形势，又暂告安静。

谢安像

南方当这时候，却产生出一种新势力来。晋朝从东渡以后，长江上流的形势，迄较下流为强，以致内外相持，坐视北方的丧乱而不能乘。当淝水战前六年，谢玄镇广陵（今江苏江都县）。才创立一支北府兵，精锐无匹，而刘牢之为这一支军队的领袖。淝水之战，就是倚以制胜的。下流的形势，至此实已较上流为强。东晋孝武帝是一个昏愦糊涂的人。始而信任琅邪王道子，后来又猜忌他，使王恭镇京口（今江苏镇江），殷仲堪镇江陵以防之。慕容垂死的一年，孝武帝也死了，子安帝立。398年，王恭、殷仲堪同时举兵。道子嗜酒昏愚，而其世子元显，年少有些才气。使人勾结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而上流之兵已逼，牢之不肯再战。殷仲堪并不会用兵，军事都是委任南郡相杨佺期的（南郡，治江陵）。而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在荆州，仍有势力，此时亦在军中。晋朝乃以杨佺期刺雍州，桓玄刺江州，各给了一个地盘，上流之兵才退。后来殷仲堪和杨佺期，都给桓玄所并。402年，元显乘荆州饥馑，举兵伐玄，刘牢之又倒戈，桓玄入京城，元显和道子都被杀。桓玄是个狂妄的人，得志之后，夺掉了刘牢之的兵权，牢之谋反抗，而手下的人不满他的屡次倒戈，不肯服从，牢之自缢而死。桓玄以为天下无事了，就废安帝自立。然刘牢之虽死，北府兵中人物尚多。404年，刘裕等起兵讨玄，玄遂败死。安帝复位。刘裕入居中央，掌握政权，一时的功臣，都分布州郡，南方的形势一变。

409年，刘裕出兵灭南燕。想要停镇下邳，经营河、洛，而后方又有变故。先是399年，孙恩起兵会稽（今浙江绍兴），剽掠沿海。后为刘牢之及刘裕所破，入海岛而死。其党卢循袭据广州。桓玄不能讨，用为刺史。卢循又以其妹夫徐道覆为始兴相（今广东曲江县）。刘裕北伐时，卢循、徐道覆乘机北出，沿江而下，直逼京城。此时情势确甚危急。刘裕速回兵，以疲敝之众，守住京城。卢循、徐道覆不能克，退回上流，为裕所袭败。裕又遣兵从海道袭据广州，把他们打平。刘裕于是剪除异己。至417年，复大举以灭后秦。此时后魏正值中衰；涼州一隅，目前秦亡后，复四分五裂，然其中并无强大之国（氐酋吕光，为苻坚将，定西域。苻坚败后，据姑臧自立，是为后凉。后匈奴酋沮渠蒙逊据张掖叛之，为北凉。汉族李暠据敦煌，为西凉。鲜卑秃发乌孤据乐都为南凉。后凉之地遂分裂。又有鲜卑乞伏国仁，据陇右，为西秦。后凉为后秦所灭。西凉为北凉所灭。南凉为西秦所灭。西秦为夏所灭。北凉为后魏所灭。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张掖，敦煌，今县皆同名。乐都，今碾伯县。西秦初居勇士川，在今甘肃金县后徙苑川，在今甘肃靖远县）；夏虽有剽悍之气，究系偏隅小国；倘使刘裕能在关中驻扎几年，扩清扫荡之效，是可以预期的，则当南北朝分立之初，海内即可有统一之望，以后一百七十年的分裂之祸，可以免除了。然旧时的英雄，大抵未尝学问。个人权势意气之争，重于为国为民之念。以致同时并起，资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相容，而要互相翦灭，这个实在使人才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刘裕亦是如此，到灭秦时，同起义兵诸人，都已被翦除尽了。手下虽有几个勇将，资格都是相等的，谁亦不能统率谁。而刘裕后方的机要事务，全是交给一个心腹刘穆之的，这时候，刘穆之忽然死了，刘裕放心不下，只得弃关中而归，留一个小儿子义真，以镇守长安。诸将心力不齐，长安遂为夏所陷。刘裕登城北望，流涕而已。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对外，真可谓深刻极了。420年，刘裕篡晋，是为宋武帝。三年而崩。子少帝立，为宰相徐羡之等所废，迎立其弟文帝。文帝亦是个中主，然无武略，而功臣宿将，亦垂垂向尽。自北府兵创立至此，不足五十年，南方新兴的一种中心势力，复见衰颓。北魏拓跋珪自立，是为道武帝。道武帝末年，势颇不振。子明元帝，亦仅谨守河北。明元帝死，子太武帝立，复强。公元431年，灭夏。436年，灭燕。凉州之地，亦皆为其所吞并。天下遂分为南北朝。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南北朝的对立，起于公元420年宋之代晋，终于公元589隋之灭陈，共一百七十年。其间南北的强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败及侯景的乱梁为两个重要关键。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时，历时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迁为界限，其治乱则以尒朱氏的侵入为关键。自尒朱氏、宇文氏等相继失败后，五胡之族，都力尽而衰，中国就复见盛运了。

宋文帝即位后，把参与废立之谋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都诛灭。初与其谋而后来反正的檀道济，后亦被杀。于是武帝手里的谋臣勇将，几于靡有孑遗了。历代开国之主，能够戡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卓绝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值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使大难能够及身戡定，则继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其不然，则非更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远，亦不能谓并时必无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辅之士。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授，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益了。无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义，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徒效忠于豢养自己的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利和意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以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辅助，反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中主，坏的并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这亦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一个病态了。宋初虽失关中，然现在的河南、山东，还是中国之地。宋武帝死后，魏人乘丧南伐，取青、兖、司、豫四州（时青州治广固，兖州治滑台，司州治虎牢，豫州治睢阳。滑台，今河南滑县。虎牢，今河南汜水县。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此时的魏人，还是游牧民族性质，其文化殊不足观，然其新兴的剽悍之气，却亦未可轻视，而文帝失之于轻敌。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文帝经营累年，至450年，又大举北伐。然兵皆白丁，将非材勇，甫进即退。魏太武帝反乘机南伐，至于瓜步（镇名，今江苏六合县），所过之处，赤地无馀，至于燕归巢于林木，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的，经此一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公元453年，宋文帝为其子劭所弑。劭弟孝武帝，定乱自立。死后，子前废帝无道，为孝武弟明帝所废。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专以屠戮宗室为务。明帝死后，大权遂为萧道成所窃。荆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粲，先后谋诛之，都不克。明帝子后废帝及顺帝，都为其所废。479年，道成遂篡宋自立，是为齐高帝。在位四年。子武帝，在位十一年。高、武两帝，都很节俭，政治较称清明。武帝太子早卒，立大孙郁林王，为武帝兄子明帝所废。明帝大杀高、武两帝子孙。明帝死后，子东昏侯立。时梁武帝萧衍刺雍州，其兄萧懿刺豫州。梁武帝兄弟，本与齐明帝同党。其时江州刺史陈显达造反，东昏侯使宿将崔慧景讨平之。慧景还兵攻帝，势甚危急，萧懿发兵入援，把他打平。东昏侯反把萧懿杀掉，又想削掉萧衍。东昏侯之弟宝融，时镇荆州，东昏侯使就其长史萧颖胄图之。颖胄奉宝融举兵，以梁武帝为前锋。兵至京城，东昏侯为其下所弑。宝融立，是为和帝。旋传位于梁。此事在502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其早年政治颇清明。自宋明帝时，和北魏交兵，尽失淮北之地。齐明帝时又失沔北。东昏侯时，因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并失淮南（时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时，大破魏兵于钟离（在今安徽凤阳县），恢复了豫州之地。对外的形势，也总算稳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废弛。又因太子统早卒，不立嫡孙而立次子简文帝为太子，心不自安，使统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儿子出刺诸郡，以与之相参。彼此乖离，已经酝酿著一个不安的形势。而北方侯景之乱，又适于此时发作。

北魏太武帝，虽因割据诸国的不振，南朝的无力恢复，侥幸占据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实在平城，其视中国，不过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还不能自视为和中国一体，所以也不再图南侵。因为其所有的，业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为其立国根本之地，却不可不严加维护。所以魏太武帝要出兵征伐柔然、高车，且于北边设立六镇（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抚冥，在武川东。怀朔，在今绥远五原县。怀荒，在今大同东北察哈尔境内。柔玄，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御夷，在今察哈尔沽源县），盛简亲贤，配以高门子弟，以厚其兵力。孝文帝是后魏一个杰出人物。他仰慕中国的文化，一意要改革旧俗。但在平城，终觉得环境不甚适宜。乃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自此以后，鲜卑人就渐和汉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视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为当然之事，因而日入于骄奢淫佚，这是不能因文明程度的增进而改变的，而且因为环境的不同，其流于骄奢淫佚更易。论者因见历来的游牧民族同化于汉族之后，即要流于骄奢淫佚，以至失其战斗之力，以为这是中国的文明害了他，摹仿了中国的文明，同时亦传染了中国的文明病。其实他们骄奢淫佚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供给他的，骄奢淫佚的意志，却是他们所自有；而这种意志，又是与其侵略事业，同时并存的，因为他们的侵略，就是他们的生产事业。如此，所以像金世宗等，要禁止他的本族人华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华化，就是要一切生活都照旧，那等于只生产而不消费，经济学上最后的目的安在呢？所以以骄奢淫佚而灭亡，殆为野蛮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运。后魏当日，便是如此。孝文帝传子宣武帝至孝明帝。年幼，太后胡氏临朝。荒淫纵恣，把野蛮民族的病态，悉数现出。中原之民，苦于横征暴敛，群起叛乱。而六镇将士，因南迁以后，待遇不如旧时，魏朝又怕兵力衰颓，禁其浮游在外，亦激而生变。有一个部落酋长唤做尒朱荣，起而加以镇定。尒朱氏是不曾侵入中原的部族，还保持着犷悍之风。胡太后初为其亲信元义等所囚，后和明帝合谋，把他们诛灭。又和明帝不协。明帝召尒朱荣入清君侧，已而又止之。胡太后惧，弑明帝。尒朱荣举兵入洛，杀胡太后而立孝庄帝。其部众既劲健，而其用兵亦颇有天才。中原的叛乱，都给他镇定了。然其人起于塞外，缺乏政治手腕，以为只要靠兵力屠杀，就可以把人压服。当其入洛之日，就想做皇帝，乃纵兵士围杀朝士两千余人。居民惊惧，逃入山中，洛阳只剩得一座空城。尒朱荣无可如何，只得退居晋阳，遥执朝权。然其篡谋仍不息。孝庄帝无拳无勇，乃利用宣传为防御的工具。当尒朱荣篡谋急时，孝庄帝就散布他要进京的消息，百姓就逃走一空，尒朱荣只得自止。到后来，看看终非此等手段所能有济了。530年，乃索性召他入朝。孝庄帝自藏兵器于衣内，把他刺死。其侄儿尒朱兆，举兵弑帝，别立一君。此时尒朱氏的宗族，分居重镇，其势力如日中天。然尒朱兆是个鲁莽之夫，其宗族中人，亦与之不协。532年，其将高欢起兵和尒朱氏相抗。两军相遇于韩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阳县），论兵力，尒朱氏是远过于高欢，然因其暴虐过甚，高欢手下的人都齐心死战，而尒朱氏却心力不齐，遂至大败。晋阳失陷，尒朱兆逃至秀容川（在今山西朔县），为高欢所掩杀。其余尒朱氏诸人亦都被扑灭。高欢入洛，废尒朱氏所立，而别立孝武帝。高欢身居晋阳，继承了尒朱荣的地位。孝武帝用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图与高欢相抗。高欢使其党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杀岳（秦州，今甘肃天水县）。夏州刺史宇文泰攻杀悦（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孝武帝即以泰继岳之任。534年，孝武帝举兵讨欢，高欢亦自晋阳南下，夹河而军，孝武帝不敢战，奔关中，为宇文泰所弑。于是高欢，宇文泰，各立一君，魏遂分为东西。至550年，而东魏为高欢子洋所篡，是为北齐文宣帝。557年，西魏为宇文泰之子觉所篡，是为北周孝闵帝。

敦煌257窟　鹿王本生故事图　北魏

敦煌249窟　狩猎图　西魏

当东西魏分裂后，高欢、宇文泰曾剧战十余年，彼此都不能逞志，而其患顾中于梁。这时候，北方承剧战之后，兵力颇强，而南方武备久废弛，欲谋恢复，实非其时，而梁武帝年老昏耄，却想乘机侥幸，其祸就不可免了。高欢以547年死。其将侯景，是专管河南的。虽然野蛮粗鲁，在是时北方诸将中，已经算是狡黠的了。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嗣为魏相。侯景不服，遂举其所管之地来降。梁武帝使子渊明往援。为魏所败，渊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袭据寿阳，梁朝不能制。旋又中魏人反间之计，想牺牲侯景，与魏言和。侯景遂反，进陷台城（南朝之宫城），梁武帝忧愤而崩，时为549年。子简文帝立，551年，为侯景所弑。武帝子湘东王绎即位于江陵，是为元帝。时陈武帝陈霸先自岭南起兵勤王。元帝使其与王僧辩分道东下，把侯景诛灭。先是元帝与诸王互相攻击。郢州的邵陵王纶（郢州，今湖北武昌县。纶，武帝子），湘州的河东王誉（誉、詧皆昭明太子统之子），皆为所并。襄阳的岳阳王詧，则因求救于西魏而得免。至元帝即位后，武陵王纪亦称帝于成都（纪，武帝子），举兵东下。元帝亦求救于西魏，西魏袭陷成都。武陵王前后受敌，遂败死。而元帝又与西魏失和。554年，西魏陷江陵，元帝被害。魏人徙岳阳王詧于江陵，使之称帝，而对魏则称臣，是为西梁。王僧辩、陈霸先立元帝之子方智于建康，是为敬帝。而北齐又送渊明回国，王僧辩战败，遂迎立之。陈霸先讨杀僧辩，奉敬帝复位。557年，遂禅位于陈。这时候，梁朝骨肉相残，各引异族为助，南朝几至不国。幸得陈武帝智勇足备，卓然不屈，才得替汉族保存了江南之地。

陈武帝即位后三年而崩。无子，传兄子文帝。文帝死后，弟宣帝，废其子废帝而代之。文、宣两帝，亦可称中主，但南方当丧乱之余，内部又多反侧，所以不能自振。北方则北齐文宣、武成两帝，均极荒淫。武成帝之子纬，尤为奢纵。而北周武帝，颇能励精图治。至577年，齐遂为周所灭。明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又荒淫。传位于子静帝，大权遂入后父杨坚之手。581年，坚废静帝自立，是为隋文帝。高齐虽自称是汉族，然其性质实在是胡化了的。隋文帝则勤政恤民，俭于自奉，的确是代表了汉族的文化。自西晋覆亡以来，北方至此才复建立汉人统一的政权。此时南方的陈后主，亦极荒淫。589年，为隋所灭。西梁则前两年已被灭。天下复见统一。

两晋、南北朝之世，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这一时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会的文化，还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时局的动荡，而文化乃得为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汉书·地理志》叙述楚地的生活情形，还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果蓏蜯蛤，饮食还足，是故呰窳媮生，而无积聚，而《宋书·孔季恭传》叙述荆、扬两州的富力，却是“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鄠，今陕西鄠县；杜，在今陕西长安县南，汉时农业盛地价高之处）；又说：“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成为全国富力的中心了。三国之世，南方的风气，还是很剽悍的，读第三十二章所述可见。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这是最彰明较著的。其他东北至辽东，西南至交阯，莫不有中原民族的足迹，其有裨于增进当地的文化，亦决非浅鲜，不过不如长江流域的显著罢了。还有一层。陶潜的《桃花源诗》，大家当他是预言，其实这怕是实事。自东汉之末，至于南北朝之世，北方有所谓山胡，南方有所谓山越。听了胡、越之名，似乎是异族蛰居山地的，其实不然。试看他们一旦出山，便可和齐民杂居，服兵役，输赋税，绝无隔阂，便可知其实非异族，而系汉族避乱入山的。此等避乱入山的异族，为数既众，历时又久，山地为所开辟，异族为所同化的，不知凡几，真是拓殖史上的无名英雄了。以五胡论：固然有荒淫暴虐如石虎、齐文宣、武成之流的，实亦以能服从汉族文化的居其多数。石勒在兵戈之际，已颇能引用士人，改良政治。苻坚更不必说。慕容氏兴于边徼，亦是能慕效中国的文明的。至北魏孝文帝，则已举其族而自化于汉族。北周用卢辩、苏绰，创立法制，且有为隋唐所沿袭的。这时候的异族，除血统之外，几乎已经说不出其和汉族的异点了。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良非偶然。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葱岭以东，西伯利亚以南，后印度半岛以东北，在历史上实自成其为一个区域。这一个区域中，以中国的产业和文化最为发达，自然成为史事的重心。自秦汉至南北朝，我们可以把他看做一个段落，隋唐以后，却又是一个新段落了。这一个新段落中，初期的形势，乃是从五胡侵入中原以后逐渐酝酿而成的，在隋唐兴起以前，实有加以一番检讨的必要。

漠南北之地，对于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继匈奴而居其地的为鲜卑。自五胡乱华以来，鲜卑纷纷侵入中国。依旧保持完整的只有一个拓跋氏，然亦不过在平城附近。自此以东，则有宇文氏的遗落奚、契丹，此时部落尚小。其余的地方都空虚了。铁勒乃乘机入据。铁勒，异译亦作敕勒，即汉时的丁令。其根据地，东起贝加尔湖，西沿西域之北，直抵里海。鲜卑侵入中原后，铁勒踵之而入漠北。后魏道武帝之兴，自阴山以西，漠南零星的部落，几于尽被吞并。只有一个柔然不服，为魏太武帝所破，逃至漠北，臣服铁勒，藉其众以抗魏。魏太武帝又出兵把他打破。将降伏的铁勒迁徙到漠南。这一支，历史上特称为高车，其余则仍称铁勒。南北朝末年，柔然又强了。东西魏和周、齐都竭力敷衍他。后来阿尔泰山附近的突厥强盛。公元552年，柔然为其所破。突厥遂征服漠南北，继承了柔然的地位，依旧受着周、齐的敷衍。

西域对中国，是无甚政治关系的，因为他不能侵略中国，而中国当丧乱之时，亦无暇经营域外之故。两晋、南北朝之世，只有苻坚，曾遣吕光去征伐过一次西域，其余都在平和的状态中。但彼此交通仍不绝。河西一带，商业亦盛，这只要看这一带兼用西域的金银钱可知。西域在这时期，脱离了中国和匈奴的干涉，所以所谓三十六国者，得以互相吞并。到隋唐时，只剩得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几个大国。

东北的文明，大略以辽东、西和汉平朝鲜后所设立的四郡为界线。自此以南，为饱受中国文明的貉族。自此以北，则为未开化的满族，汉时称为挹娄，南北朝、隋、唐时称为勿吉，亦作靺鞨。貉族的势力，在前汉时，曾发展到今吉林省的长春附近，建立一个夫余国。后汉时，屡通朝贡。晋初，为鲜卑慕容氏所破。自此渐归澌灭，而辽东、西以北，乃全入鲜卑和靺鞨之手。貉族则专向朝鲜半岛发展。其中一个部落，唤做高句丽的，自中国对东北实力渐衰，遂形成一个独立国。慕容氏侵入中原后，高句丽尽并辽东之地，侵略且及于辽西。其支族又于其南建立一个百济国。半岛南部的三韩，自秦时即有汉人杂居，谓之秦韩。后亦自立为国，谓之新罗。高句丽最强大。其初新罗、百济，尝联合以御之。后百济转附高句丽，新罗势孤，乃不得不乞援于中国，为隋唐时中国和高句丽、百济构衅的一个原因。

南方海路的交通，益形发达。前后印度及南洋群岛，入贡于中国的很多。中国是时方热心于佛学，高僧往印度求法，和彼土高僧来中国的亦不少。高句丽、百济亦自海道通南朝。日本当后汉时，其大酋始自通于中国。至东晋以后，亦时向南朝通贡，传受了许多文明。侯景乱后，百济贡使到建康来，见城阙荒毁，至于号恸涕泣，可见东北诸国，对我感情的深厚了。据阿剌伯人所著的古旅行记，说公元1世纪后半，西亚的海船，才达到交阯。公元1世纪后半，为后汉光武帝至和帝之时。其后桓帝延熹九年，当公元166年，而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生于公元121年，即后汉安帝建光六年，没于180年，即后汉灵帝光和三年），遣使自日南徼外通中国，可见这记载的不诬。他又说：公元3世纪中叶，中国商船开始西向，从广州到槟榔屿，4世纪至锡兰，5世纪至亚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到7世纪之末，阿剌伯人才与之代兴。3世纪中叶，当三国之末，7世纪之末，则当唐武后时。这四百五十年之中，可以说是中国人握有东西洋航权的时代了。至于偶尔的交通所及，则还不止此。据《梁书·诸夷传》：倭东北七千余里有文身国，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有大汉国，大汉国东两万余里有扶桑国。这扶桑国或说它是现在的库页岛，或说它是美洲的墨西哥，以道里方向核之，似乎后说为近。据《梁书》所载：公元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又晋时法显著《佛国记》，载其到印度求法之后，自锡兰东归，行三日而遇大风，十三日到一岛，又九十余日而到耶婆提，自耶婆提东北行，一月余，遇黑风暴雨，凡七十余日，折西北行，十二日而抵长广郡（今山东即墨县）。章炳麟作《法显发见西半球说》，说他九十余日的东行，实陷入太平洋中。耶婆提当在南美。自此向东，又被黑风吹入大西洋中，超过了中国海岸，折向西北，才得归来。衡以里程及时日，说亦可信。法显的东归，在公元416年，比哥伦布的发见美洲要早1077年了。此等偶然的漂泊，和史事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除非将来再有发现，知道美洲的开化，中国文化确占其中重要的成分。此时代的关系：在精神方面，自以印度的佛教为最大；在物质方面，则西南洋一带，香药、宝货和棉布等，输入中国的亦颇多。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励精图治的，前一种代表了胡风，后一种代表了汉化。隋文帝是十足的后一种的典型。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突厥狃于南北朝末年的积习，求索无厌。中国不能满其欲，则拥护高齐的遗族，和中国为难。文帝决然定计征伐，大破其兵。又离间其西方的达头可汗和其大可汗沙钵略构衅，突厥由是分为东西。文帝又以宗女妻其东方的突利可汗。其大可汗都蓝怒，攻突利。突利逃奔中国，中国处之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北。胜州，在今绥远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赐号为启民可汗。都蓝死，启民因隋援，尽有其众，臣服于隋。从南北朝末期以来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一变。

隋文帝时代，中国政局确是好转了的。但是文化不能一时急转，所以还不能没有一些曲折。隋文帝的太子勇，是具有胡化的性质的。其次子炀帝，却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质。太子因失欢于文帝后独孤氏被废。炀帝立，以洛阳为东都。开通济渠，使其连接邗沟及江南河。帝乘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又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所过之地，都要大营供帐。又诱西突厥献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郡，当系青海附近之地。河源郡该在其西南。鄯善、且末，皆汉时西域国名，郡当设于其故地。鄯善国在今罗布泊之南。且末国在车尔成河上），谪罪人以实之。又于611、613、614年，三次发兵伐高句丽，天下骚动，乱者四起。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滞留江都，618年，为其下所弑。其时北方的群雄，以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李密为最大。而唐高祖李渊，以太原留守，于617年起兵，西据关中，又平定河西、陇右，形势最为完固。炀帝死后，其将王世充拥众北归，据洛阳。李密为其所败，降唐。又出关谋叛，为唐将所击斩。唐兵围洛阳，窦建德来救，唐兵大败擒之，世充亦降。南方割据的，以江陵的萧铣为最大，亦为唐所灭。江、淮之间，有陈稜、李子通、沈法兴、杜伏威等，纷纷而起，后皆并于杜伏威，伏威降唐。北边群雄依附突厥的，亦次第破灭。隋亡后约十年，而天下复定。

唐朝自称为西涼李暠之后，近人亦有疑其为胡族的，信否可不必论，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的性质，因和此时的文化不相容而被废外，其余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质来，其当认为汉民族无疑了。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天下既定之后，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齐王元吉，要想谋害他，为太宗所杀。高祖传位于太宗，遂开出公元627至649的二十三年间的“贞观之治”。历史上记载他的治绩，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三十九人，这固然是粉饰之谈，然其时天下有丰乐之实，则必不诬的了。隋唐时的制度，如官制、选举、赋税、兵、刑等，亦都能将前代的制度加以整理，参看第六至第十章可明。

对外的情势，此时亦开一新纪元。突厥因隋末之乱，复强盛，控弦之士至百万。北边崛起的群雄，都尊奉他，唐高祖初起时亦然，突厥益骄。天下既定，赠遗不能满其欲，就连年入寇，甚至一年三四入，北边几千里，无处不被其患。太宗因其饥馑和属部的离叛，于630年，发兵袭击，擒其颉利可汗。突厥的强盛，本来是靠铁勒归附的。此时铁勒诸部，以薛延陀、回纥为最强。突厥既亡，薛延陀继居其地。644年，太宗又乘其内乱加以剪灭。回纥徙居其地，事中国颇谨。在西域，则太宗曾用兵于高昌及焉耆、龟兹，以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之地为四镇。在西南，则绥服了今青海地方的吐谷浑。西藏之地，隋时始有女国和中国往来。唐时有一个部落，其先该是从印度迁徙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是为吐蕃。其英主弃宗弄赞，太宗时始和中国交通，尚宗女文成公主，开西藏佛化的先声。太宗又通使于印度。适直其内乱，使者王玄策调吐蕃和泥婆罗的兵，把他打败。而南方海路交通，所至亦甚广。只有高句丽，太宗自将大兵去伐他，仍未能有功。此乃因自晋以来，东北过于空虚，劳师远攻不易之故。直至663、668两年，高宗才乘其内乱，把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掉。突厥西方的疆域，本来是很广的。其最西的可萨部，已和东罗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内乱，把他戡定。分置两个都督府。其所辖的羁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对外的声威，至此可谓达于最高峰了。因国威之遐畅，而我国的文化，和别国的文化，就起了交流互织的作用。东北一隅，自高句丽、百济平后，新罗即大注意于增进文化。日本亦屡遣通唐使，带了许多僧侣和留学生来。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的举国华文化，实在此时。其余波且及于满族。公元7世纪末年，遂有渤海国的建立，一切制度，都以中国为模范。南方虽是佛化盛行之地，然安南在此时，仍为中国的郡县，替中国在南方留了一个文化的据点。西方则大食帝国勃兴于此时。其疆域东至葱岭。大食在文化上实在是继承希腊，而为欧洲近世的再兴导其先路的。中国和大食，政治上无甚接触，而在文化上则彼此颇有关系。回教的经典和历数等知识，都早经输入中国。就是末尼教和基督教，也是受了回教的压迫，才传播到东方来的。而称为欧洲近世文明之源的印刷术、罗盘针、火药，亦都经中国人直接传入回教国，再经回教国人之手，传入欧洲。

《步辇图》宋人摹阎立本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比美贞观。公元655年，高宗惑于才人武氏，废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风眩之故，委任于她，政权遂渐入其手。高句丽、百济及西突厥虽于此时平定，而吐蕃渐强。吐谷浑为其所破，西域四镇亦被其攻陷，唐朝的外患，于是开始。683年，高宗崩，子中宗立。明年，即为武后所废，徙之房州（今湖北竹山县），立其弟豫王旦（即后来的睿宗）。690年，又废之，改国号为周，自称则天皇帝。后以宰相狄仁杰之言，召回中宗，立为太子。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后卧病，结宿卫将，奉中宗复位。自武后废中宗执掌政权至此，凡二十二年，若并其为皇后时计之，则达五十五年之久。武后虽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她是一种只计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大局的政治家。当其握有政权之时，滥用禄位，以收买人心；又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威吓异己的人，而防其反动；骄奢淫佚的事情，更不知凡几；以致政治大乱。突厥余众复强。其默啜可汗公然雄踞漠南北，和中国对抗。甚至大举入河北，残数十州县。契丹酋长李尽忠亦一度入犯河北，中国不能讨，幸其为默啜所袭杀，乱乃定。因契丹的反叛，居于营州的靺鞨（营州，为热河朝阳县，为唐时管理东北异族的机关），就逃到东北，建立了一个渤海国。此为满族开化之始，中国对东北的声威，却因此失坠了。设在今朝鲜平壤地方的安东都护府，后亦因此不能维持，而移于辽东。高句丽、百济旧地，遂全入新罗之手。西南方面，西域四镇，虽经恢复，青海方面对吐蕃的战事，却屡次失利。中宗是个昏庸之主，他在房州，虽备尝艰苦，复位之后，却毫无觉悟，并不能铲除武后时的恶势力。皇后韦氏专权，和武后的侄儿子武三思私通，武氏因此复盛。张柬之等反遭贬谪而死。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中宗的婕妤上官婉儿，亦都干乱政治。政界情形的混浊，更甚于武后之时。710年，中宗为韦后所弑。相王旦之子临淄王隆基定乱而立相王，是为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仍干政，惮太子英明，要想摇动他。幸而未能有成，太平公主被谪，睿宗亦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玄宗用姚崇为相，廓清从武后以来的积弊。又用宋璟及张九龄，亦都称为能持正。自713至741年，史家称为开元之治。末年，突厥复衰乱，744年，乘机灭之；连年和吐蕃苦战，把中宗时所失的河西九曲之地亦收复；国威似乎复振。然自武后已来，荒淫奢侈之习，渐染已深。玄宗初年，虽能在政治上略加整顿，实亦堕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中岁以后，遂渐即怠荒。宠爱杨贵妃，把政事都交给一个奸佞的李林甫。李林甫死后，又用一个善于夤缘的杨国忠。天宝之乱，就无可遏止了。一个团体，积弊深的，往往无可挽回，这大约是历时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个原因罢。

集安高句丽遗址

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乱为关键。安史之乱，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汉武帝时，攻击匈奴，前后凡数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护乌孙，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则多因利乘便，且对外多用蕃兵。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二）胡字本是匈奴的专称，后渐移于一切北族。再后，又因文化的异同易泯，种族的外观难改，遂移为西域白种人的专称（详见拙著《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西域人的文明程度，远较北族为高。他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以不受注意。然虽无直接的政治关系，间接的政治关系却是有的，而且其作用颇大。从来北族的盛衰，往往和西胡有关涉。冉闵大诛胡、羯时，史称高鼻多须，颇有滥死，可见此时之胡，已非尽匈奴人。拓跋魏占据北方后，有一个盖吴，起而与之相抗，一时声势很盛，盖吴实在是个胡人（事在公元446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见《魏书·本纪》和《宋书·索虏传》）。唐玄宗时，北边有康待宾、康愿子相继造反，牵动颇广（事在公元721、722年，即玄宗开元九年、十年），康亦是西域姓。突厥颉利的衰亡，史称其信任诸胡，疏远宗族，后来回纥的灭亡亦然，可见他们的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以致渐失其武健之风，还不尽由于中国的渐染。从反面看，就知道他们的进于盛强，如物质文明的进步，政治、军事组织的改良等，亦必有受教于西胡的了。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唐末的沙陀，五代时的契丹，其侵入中国，实在都是这一种性质，而安史之乱，就是一个先期的警告。安禄山，《唐书》说他是营州柳城胡。他本姓康，随母嫁虏将安延偃，因冒姓安。安、康都是西域姓。史思明，《唐书》虽说他是突厥种，然其状貌，“鸢肩伛背，廞目侧鼻”，怕亦是一个混血儿。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能通六蕃译，为互市郎，可见其兼具西胡和北族两种性质。任用番将，本是唐朝的习惯，安禄山遂以一身而兼做了范阳、平卢两镇的节度使（平卢军，治营州。范阳军，治幽州，今北平）。此时安禄山的主要任务，为镇压奚、契丹，他就收用其壮士，名之曰曳落河。其军队在当时藩镇之中，大约最为剽悍。目睹玄宗晚年政治腐败，内地守备空虚，遂起觊觎之念。并又求为河东节度使。755年，自范阳举兵反。不一月而河北失陷，河南继之，潼关亦不守，玄宗逃向成都。于路留太子讨贼，太子西北走向灵武（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县），即位，是为肃宗。安禄山虽有强兵，却无政治方略，诸将亦都有勇无谋，既得长安之后，不能再行进取。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朔方军，治灵州），乃得先平河东，就借回纥的兵力，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邺。因号令不一，久而无功。史思明既降复叛，自范阳来救，九节度之师大溃。思明杀庆绪，复陷东京。李光弼与之相持。思明又为其子朝义所杀。唐朝乃得再借回纥之力，将其打平。此事在762年。其时肃宗已死，是代宗的元年了。安史之乱首尾不过八年，然对外的威力自此大衰，内治亦陷于紊乱、唐朝就日入于衰运了。

《马球图》　明人绘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自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直到公元907年朱全忠篡位为止，唐朝一共还有了一百五十二年的天下。在这一个时期中，表面上还维持着统一，对外的威风亦未至于全然失坠，然而自大体言之，则终于日入于衰乱而不能够复振了。

因安史之乱而直接引起的，是藩镇的跋扈。唐朝此时兵力不足，平定安史，颇藉回纥的助力。铁勒仆骨部人仆固怀恩，于引用回纥颇有功劳，亦有相当的战功。军事是要威克厥爱的，一个战将，没有人能够使之畏服，便不免要流于骄横，何况他还是一个蕃将呢？他要养寇自重，于是昭义、成德、天雄、卢龙诸镇（昭义军，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县。成德军，治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天雄军，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卢龙军，即范阳军），均为安史遗孽所据，名义上虽投降朝廷，实则不奉朝廷的命令。唐朝自己所设的节度使，也有想学他们的样子，而且有和他们互相结托的。次之则为外患的复兴。自玄宗再灭突厥后，回纥占据其地。因有助平安史之功，骄横不堪。而吐蕃亦乘中国守备空虚，尽陷河西、陇右，患遂中于京畿。又云南的南诏（诏为蛮语王之称，当时，今云南、西康境有六诏：曰蒙巂诏，在今西康西昌县。曰越析诏亦称磨些诏，在今云南丽江县。曰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县。曰邆睒诏，在今云南邓川县。曰施浪诏，在洱源县之东。曰蒙舍诏，在今云南蒙化县。地居最南，亦称南诏。余五诏皆为所并），天宝时，杨国忠与之构兵，南诏遂投降吐蕃，共为边患，患又中于西川。

公元779年，代宗崩，子德宗立，颇思振作。此时昭义已为天雄所并，卢龙亦因易帅恭顺朝廷，德宗遂因成德的不肯受代，发兵攻讨。成德和天雄、平卢连兵拒命。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阳县）亦叛与相应，德宗命淮西军讨平之（淮西军，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攻三镇未克，而淮西、卢龙复叛，再发泾原兵东讨（泾原军，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过京师，因赏赐菲薄作乱。德宗出奔奉天（唐县，今山西武功县）。乱军奉朱泚为主，大举进攻。幸得浑瑊力战，河中李怀光入援（河中军，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奉天才未被攻破。而李怀光因和宰相卢杞不合，又反。德宗再逃到梁州（今陕西南郑县），听了陆贽的话，赦诸镇的罪，专讨朱泚，才得将京城收复。旋又打平了河中。然其余的事，就只好置诸不问了。德宗因屡遭叛变，不敢相信臣下。回京之后，使宦官带领神策军。这时候，神策军饷糈优厚，诸将多自愿隶属，兵数骤增至十五万，宦官就从此握权。805年，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在东宫时，即深知宦官之弊。即位后，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想要除去宦官。然顺宗在位仅八个月，即传位于子宪宗，王叔文等都遭斥逐，其系为宦官所逼，不言而喻了。宪宗任用裴度，削平了淮西，河北三镇亦惧而听命，实为中央挽回威信的一个良机。然宪宗死后，穆宗即位，宰相以为河北已无问题，对善后事宜，失于措置，河北三镇，遂至复叛，终唐之世，不能削平了。穆宗崩，敬宗立，为宦官刘克明所弑。宦官王守澄讨贼而立文宗。文宗初用宋申锡为宰相，与之谋诛宦官，不克。后又不次擢用李训、郑注，把王守澄毒死。郑注出镇凤翔（凤翔军，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想选精兵进京送王守澄葬，因此把宦官尽数杀掉。不知何故，李训在京城里，又诈称某处有甘露降，想派宦官往看，因而杀掉他们。事机不密，反为宦官所杀。郑注在凤翔，亦被监军杀掉。文宗自此受制于宦官，几同傀儡。相传这时候，有一个翰林学士，唤做崔慎由，曾缘夜被召入宫，有一班宦官，以仇士良为首，诈传皇太后的意旨，要他拟废掉文宗的诏书。崔慎由誓死不肯。宦官默然良久，乃开了后门，把崔慎由引到一个小殿里。文宗正在殿上，宦官就当面数说他。文宗低头不敢开口。宦官道：“不是为了学士，你就不能再坐这宝位了。”于是放崔慎由出宫，叮嘱他不许泄漏，泄漏了是要祸及宗族的。崔慎由虽然不敢泄漏，却把这件事情密记下来，临死时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便是唐末的宰相崔胤。文宗死后，弟武宗靠着仇士良之力，杀太子而自立。武宗能任用李德裕，政治尚称清明。宣宗立，尤能勤于政事，人称之为小太宗。然于宦官，亦都无可如何。宣宗死后，子懿宗立。886年，徐、泗卒戍桂州者作乱（徐州，今江苏铜山县。泗州，今安徽泗县。桂州，今广西桂林县），用沙陀兵讨平之，沙陀入据中原之祸，遂于是乎开始。

唐朝中叶后的外患，最严重的是回纥、吐蕃，次之则南诏。南诏的归服吐蕃，本出于不得已，吐蕃待之亦甚酷。9世纪初，韦皋为西川节度使，乃与之言和，共击吐蕃，西南的边患，才算解除（西川军，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县。后来南诏仍有犯西川之事，并曾侵犯安南，但其性质，不如和吐蕃结合时严重）。840年，回纥为黠戛斯所破，遽尔崩溃。吐蕃旋亦内乱。849年，中国遂克复河、湟。河西之地亦来归。三垂的外患，都算靠天幸解除了。然自身的纲纪不振，沙陀突厥遂至能以一个残破的部落而横行中国。

沙陀是西突厥的别部，名为处月（朱邪，即处月之异译）。西突厥亡后，依北庭都护府以居（今新疆迪化县）。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称为沙陀突厥。河西、陇右既陷，安西、北庭（安西都护府，治龟兹），朝贡路绝，假道回纥，才得通到长安。回纥因此需索无厌。沙陀苦之，密引吐蕃陷北庭。久之，吐蕃又疑其暗通回纥，想把他迁到河外。沙陀乃又投奔中国。吐蕃追之，且战且走。三万部落之众，只剩得两千到灵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众于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后来范希朝移镇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县），沙陀又随往，居于现在山阴县北的黄瓜堆。希朝简其精锐的为沙陀军。沙陀虽号称突厥，其形状，据史籍所载，亦是属于白种人的。既定徐、泗之乱，其酋长朱邪赤心，赐姓名为李国昌，镇守大同（治云州，今山西大同县），就有了一个地盘了。873年，懿宗崩，子僖宗立。年幼，信任宦官田令孜。时山东连年荒歉。875年，王仙芝起兵作乱，黄巢聚众应之。后来仙芝被杀，而黄巢到处流窜。从现在的河南打到湖北，沿江东下，经浙东入福建，到广东。再从湖南、江西、安徽打回河南，攻破潼关。田令孜挟僖宗走西川。黄巢遂入长安。时为880年。当黄巢横行时，藩镇都坐视不肯出兵剿讨。京城失陷之后，各路的援兵又不肯进攻。不得已，就只好再借重沙陀。先是李国昌移镇振武（治单于都护府。今绥远和林格尔县），其子李克用叛据大同，为幽州兵所败，父子都逃入鞑靼（居阴山）。这时候，国昌已死，朝廷乃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来。打败黄巢，收复长安。李克用镇守河东，沙陀的根据地更深入腹地了。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黄巢既败，东走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降之。后来黄巢被李克用追击，为其下所杀，而宗权转横。其残虐较黄巢为更甚。河南、山东被其剽掠之处，几于无复人烟。朝廷之上，宦官依然专横。关内一道，亦均为军人所蟠踞。其中华州的韩建，邠州的王行瑜（镇国军，治华州，今陕西华县。邠宁军，治邠州，今陕西邠县），凤翔的李茂贞尤为跋扈，动辄违抗命令，胁迫朝廷，遂更授沙陀以干涉的机会。

在此情势之下，汉民族有一个英雄，能够和沙陀抵抗的，那便是朱全忠。全忠本名温，是黄巢的将，巢败后降唐，为宣武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县）。初年兵力甚弱，而全忠智勇足备，先扑灭了秦宗权，渐并今河南、山东之地，又南取徐州。北服河北三镇。西并河中，取义武（义武军，治定州，今河北定县），又取泽、潞（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潞州，今山西长子县）及邢、洺、磁诸州（邢州，今河北邢台县。洺州，今河北永年县。磁州，今河北磁县）。河东的形势，就处于其包围之中了。僖宗死于888年，弟昭宗立，颇为英武。然其时的事势，业已不能有为。此时朝廷为关内诸镇所逼，大都靠河东解围。然李克用是个无谋略的人，想不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击杀了一个王行瑜，关内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朱全忠其初是不问中央的事务，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的。到10世纪初年，全忠的势力已经远超出乎李克用之上了。唐朝的宰相崔胤，乃结合了他，以谋宦官。宦官见事急，挟昭宗走凤翔。全忠围凤翔经年，李茂贞不能抗，只得把皇帝送出，同朱全忠讲和。昭宗回到京城，就把宦官悉行诛灭。唐朝中叶后的痼疾，不是藩镇，实在是宦官。因为唐朝的藩镇，并没有敢公然背叛，或者互相攻击，不过据土自专，更代之际，不听命令而已。而且始终如此的，还不过河北三镇。倘使朝廷能够振作，实在未尝不可削平。而唐朝中叶后的君主，如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又都未尝不可与有为。其始终不能有为，则全是因被宦官把持之故。事势至此，已非用兵力铲除，不能有别的路走了。一个集团当其恶贯满盈，走向灭亡之路时，在他自己，亦是无法拔出泥淖的。

宦官既亡，唐朝亦与之同尽。公元903年，朱全忠迁帝于洛阳，弑之而立其子昭宣帝。至907年，遂废之而自立，是为梁太祖。此时海内割据的：淮南有杨行密，是为吴。两浙有钱镠，是为吴越。湖南有马殷，是为楚。福建有王审知，是为闽。岭南有刘岩，是为南汉。剑南有王建，是为前蜀。遂入于五代十国之世。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凡内争，是无有不引起外患的，沙陀的侵入，就是一个例。但沙陀是整个部族侵入中国的，正和五胡一样。过了几代之后，和汉族同化了。他的命运也就完了。若在中国境外，立有一国，以国家的资格侵入，侵入之后，其本国依然存在的，则其情形自又不同。自公元840年顷回纥崩溃后，漠南北遂无强部，约历七十年而契丹兴。

契丹，大约是宇文氏的遗落。其居中国塞外，实已甚久。但当6世纪初，曾遭到北齐的一次袭击，休养生息，到隋时元气才渐复。7世纪末，又因李尽忠的反叛而大遭破坏。其后又和安禄山相斗争，虽然契丹也曾打过一二次胜仗，然其不得安息，总是实在的。唐朝管理东北方最重要的机关是营州都督府，中叶后业已不能维持其威力，但契丹仍时时受到幽州的干涉，所以他要到唐末才能够兴起。契丹之众，是分为八部的。每部有一个大人。八个大人之中，公推一人司旗鼓。到年久了，或者国有疾疫而畜牧衰，则另推一个大人替代。他亦有一个共主，始而是大贺氏，后来是遥辇氏，似乎仅有一个虚名。他各部落间的连结，大概是很薄弱的，要遇到战斗的事情，才能互相结合，这或者也是他兴起较晚的一个原因。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经不知有过若干次。大抵（一）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殖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他们完全同化。（二）在人数上我们比较很少，而文明程度相去悬绝时，移殖的人民，就可在他们的部落中做蛮夷大长。（三）若他们亦有相当的程度，智识技术上，虽然要请教于我，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却决不容以客族侵入而握有权柄的，则我们移殖的人民，只能供他们之用，甚至造成了他们的强盛，而我们传授给他的智识技术，适成为其反噬之用。时间是进步的良友。一样的正史四裔传中的部族，名称未变，或者名称虽异而统系可寻，在后一代，总要比前一代进步些。所以在前代，中国人的移殖属于前两型的居多，到近世，就多属于后一种了，这是不可以不懔然的，而契丹就是一个适例。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据《五代史》说，亦是八部大人之一。当公元10世纪之初，幽州刘守光暴虐，中国人逃出塞的很多。契丹太祖都把他招致了去，好好的抚慰他们，因而跟他们学得了许多知识，经济上和政治组织上，都有进步了。就以计诱杀八部大人，不再受代。公元916年，并废遥辇氏而自立。这时候，漠南北绝无强部，他遂得纵横如意。东北灭渤海，服室韦，西南服党项、吐谷浑，直至河西回鹘。《辽史》中所列，他的属国，有四五十部之多。

《出猎图》契丹画师胡瑰作
描绘猎人携鹰狩猎之情景，人物着典型契丹族衣冠。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后仅六年而遇弑。末帝定乱自立，柔懦无能，而李克用死后，其子存勖袭位，颇有英锐之气。梁、晋战争，梁多不利。河北三镇及义武，复入于晋。923年，两军相持于郓州（今山东东平县），晋人乘梁重兵都在河外，以奇兵径袭大梁，末帝自杀，梁亡。存勖是时已改国号为唐，于是定都洛阳，是为后唐庄宗。中原之地，遂为沙陀所占据。后唐庄宗，本来是个野蛮人，灭梁之后，自然志得意满。于是纵情声色，宠爱伶人，听信宦官，政治大乱。925年，使宰相郭崇韬傅其子魏王继岌伐前蜀，把前蜀灭掉。而刘皇后听了宦官的话，疑心郭崇韬要不利于魏王，自己下命令给魏王，叫他把郭崇韬杀掉。于是人心惶骇，谣言四起。天雄军据邺都作乱。庄宗派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去征伐，李嗣源的军队也反了，胁迫李嗣源进了邺城。嗣源用计，得以脱身而出。旋又听了女婿石敬瑭的话，举兵造反。庄宗为伶人所弑。嗣源立，是为明宗。明宗年事较长，经验亦较多，所以较为安静。933年，明宗死，养子从厚立，是为闵帝。时石敬瑭镇河东，明宗养子从珂镇凤翔，闵帝要把他们调动，从珂举兵反。闵帝派出去的兵，都倒戈投降。闵帝出奔被杀。从珂立，是为废帝。又要调动石敬瑭，敬瑭又反。废帝鉴于闵帝的失败，是预备了一个不倒戈的张敬达，然后发动的，就把石敬瑭围困起来。敬瑭乃派人到契丹去求救，许割燕、云十六州之地（幽州、云州已见前。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肃宁县。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河北密云县。顺州，今河北顺义县。新州，今察哈尔涿鹿县。妫州，今察哈尔怀来县。儒州，今察哈尔延庆县。武州，今察哈尔宣化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马邑县。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察哈尔蔚县）。他手下的刘知远劝他：只要赂以金帛，就可如愿，不可许割土地，以遗后患。敬瑭不听。此时契丹太祖已死，次子太宗在位，举兵南下，反把张敬达围困起来，废帝不能救。契丹太宗和石敬瑭南下，废帝自焚死。敬瑭定都于大梁，是为晋高祖，称臣割地于契丹。942年，晋高祖死，兄子重贵立，是为出帝。听了侍卫景延广的话，对契丹不复称臣，交涉亦改强硬态度。此时契丹已改国号为辽。辽兵南下，战事亦互有胜负。但石晋国力疲敝，而勾通外敌，觊觎大位之例已开，即不能禁人的不效尤。于是晋将杜重威降辽，辽人入大梁，执出帝而去。时在946年。辽太宗是个粗人，不懂得政治的。既入大梁，便派人到各地方搜括财帛。又多派他的亲信到各地方去做刺史，汉奸附之以虐民。辽人的行军，本来是不带粮饷的，大军中另有一支军队，随处剽掠以自给，谓之打草谷军，入中国后还是如此。于是反抗者四起。辽太宗无如之何，只得弃汴梁而去，未出中国境而死。太宗本太祖次子，因皇后述律氏的偏爱而立。其兄突欲，汉名倍，定渤海后封于其地，谓之东丹王。东丹王奔后唐，辽太宗入中国时，为晋人所杀，述律后第三子李胡，较太宗更为粗暴，辽人怕述律后要立他，就军中拥戴了东丹王的儿子，是为世宗。李胡兴兵拒战，败绩。世宗在位仅四年，太宗之子穆宗继立，沉湎于酒，政治大乱，北边的风云，遂暂告宁静。此时侵入中国的，幸而是辽太宗，倘使是辽太祖，怕就没有这么容易退出去了。

契丹虽然退出，中原的政权，却仍落沙陀人之手。刘知远入大梁称帝，是为后汉高祖。未几而死，子隐帝立。950年，为郭威所篡，是为后周太祖。中原的政权，始复归于汉人。后汉高祖之弟旻，自立于太原，称侄于辽，是为北汉，亦称东汉。后周太祖立四年而死，养子世宗立。北汉乘丧来伐，世宗大败之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县）。先是吴杨行密之后，为其臣李昪所篡，改国号为唐，是为南唐。并有江西之地，疆域颇广。而后唐庄宗死后，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攻并东川而自立，是为后蜀。李昪之子璟，乘闽、楚之衰，将其吞并，意颇自负；孟知祥之子昶，则是一个昏愚狂妄之人，都想交结契丹，以图中原，世宗要想恢复燕、云，就不得不先膺惩这两国。唐代藩镇之弊，总括起来，是“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八个字。一地方的兵甲、财赋，固为节度使所专，中央不能过问。节度使更代之际，也至少无全权过问，或竟全不能过问。然节度使对于其境内之事，亦未必能全权措置，至少是要顾到其将校的意见，或遵循其军中的习惯的。尤其当更代之际，无论是亲子弟，或是资格相当的人，也必须要得到军中的拥戴，否则就有被杀或被逐的危险。节度使如失众心，亦会为其下所杀。又有野心的人，煽动军队，饵以重赏，推翻节度使而代之的。此等军队，真乃所谓骄兵。凡兵骄，则对外必不能作战，而内部则被其把持，一事不可为，甚且纲纪全无，变乱时作。唐中叶以后的藩镇，所以坐视寇盗的纵横而不能出击；明知强邻的见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一遇强敌，其军队即土崩瓦解；其最大的原因，实在于此。这是非加以彻底的整顿，不足以有为的。周世宗本就深知其弊，到高平之战，军队又有兵刃未接，而望风解甲的，乃益知其情势的危险。于是将禁军大加裁汰，又令诸州募兵，将精强的送至京师，其军队乃焕然改观，而其政治的清明，亦足以与之相配合，于是国势骤张。先伐败后蜀，又伐南唐，尽取江北之地。959年，遂举兵伐辽，恢复了瀛、莫、易三州，直逼幽州。此时正直契丹中衰之际，倘使周世宗不死，燕、云十六州，是很有恢复的希望的，以后的历史，就全然改观了。惜乎世宗在途中遇疾，只得还军，未几就死了。嗣子幼弱，明年，遂为宋太祖所篡。

宋太祖的才略，亦和周世宗不相上下，或者还要稳健些。他大约知道契丹是大敌，燕、云一时不易取，即使取到了，也非有很重的兵力不能守的，而这时候割据诸国，非弱即乱，取之颇易，所以要先平定了国内，然后厚集其力以对外。从梁亡后，其将高季兴据荆、归、峡三州自立（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峡州，今湖北西陵县），是为南平。而楚虽为唐所灭，朗州亦旋即独立（朗州，今湖南常德县）。962年宋太祖因朗州和衡州相攻击（衡州，今湖南衡山县），遣人来求救，遣兵假道南平前往，把南平和朗州都破掉（衡州先已为朗州所破）。965年，遣兵灭后蜀。971年，遣兵灭南汉。975年，遣兵灭南唐。是年，太祖崩，弟太宗立。976年，吴越纳土归降。明年，太宗遂大举灭北汉。于是中国复见统一。自907年朱梁篡唐至此，共计七十二年。若从880年僖宗奔蜀，唐朝的中央政权实际崩溃算起，则适得一百年。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两个民族的竞争，不单是政治上的事。虽然前代的竞争，不像现代要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国政治上的趋向，无形中总是受整个社会文化的指导的。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中，适宜于竞争与否，就要看这一个民族，在这一个时代中文化的趋向。

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一千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六百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其事起于10世纪初契丹的盛强，终于1911年中国的革命。将来的史家，亦许要把他算到现在的东北问题实际解决时为止，然为期亦必不远了。这一期总算起来，为时亦历千余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经过五胡和沙陀之乱，中国也可谓受到相当的创痛了。但是以中国之大，安能就把这个看做很大的问题。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里，北族的侵入，还只是治化的缺陷，只要从根本上把中国整顿好了，所谓夷狄，自然不成问题。这时代先知先觉者的眼光，还是全副注重于内部，民族的利害冲突，虽不能说没有感觉，民族主义却未能因此而发皇。

虽然如此，在唐、宋之间，中国的文化，也确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呢？

中国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前，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诸子之学。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第三期为宋、元、明时代的理学。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

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原来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参看第五、第十七两章自明。王莽变法失败以后，大家认为此路不通，而此等议论，渐趋消沉。魏、晋以后，文化乃渐转向，不向社会而向个人方面求解决。他们所讨论的，不是社会的组织如何，使人生于其间，能够获得乐利，可以做个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坏的？用何法，把坏人改做好人，使许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会得以实现？这种动机，确和佛教相契。在这一千年中，传统的儒家，仅仅从事于笺疏，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学和佛学一路，就是其明证。但其结果却是怎样呢？显然的，从个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极小一部分，合全体而观之，依然无济于事。而其改善个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处，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务上的，自然少了。他们既把社会看做各个分子所构成；社会的好坏，原因在于个人的好坏，而个人的好坏，则原于其内心的好坏；如此，社会上一切问题，自然都不是根本。而他们的所谓好，则实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们最彻底的思想，是要消灭这一个世界。明知此路不通，则又一转变而认为现在的世界就是佛国；只要心上觉悟，一切行为虽和俗人一样，也就是圣人。这么一来，社会已经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这两种见解，都是和常识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只是他们所谓“戏论”，总要给大多数在常识中生活的人所反对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他的致命伤。物极必反，到唐朝佛学极盛时，此项矛盾，业经开始发展了，于是有韩愈的辟佛。他的议论很粗浅，不过在常识范围中批评佛说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学上取得一个立足点。这话在第十七章中，亦经说过。宋学从第十一世纪的中叶起，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止，支配中国的思想界，约六百年。他们仍把社会看做是各分子所构成的；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要改良个人，还是注重在内心上；这些和佛学并无以异。所不同的，则佛家认世界的现状，根本是坏的，若其所谓好的世界而获实现，则现社会的组织，必彻底被破坏，宋学则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当处的地位，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以致不好。而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则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在商业兴起，广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扩充，每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规模，业已破坏净尽，含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大家族，亦不复存在之时，早已不复适宜了。宋儒还要根据这一个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种方案，而强人以实行，岂非削足适屦？岂非等人性于杞柳，而欲以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不过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诸子和玄学、佛学两种思想中抉择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这个结果的，而文化进化的趋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导。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就是所谓君臣之义这种纲纪，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够维持的。到兵荒马乱，人人习惯于裂冠毁裳之日，就不免要动摇了。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贵族，第三十三章中，业经说过。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于是既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又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二）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们否认“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所以能如此，乃是读了经书而然。而经书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给自足，有互助而无矛盾的社会所留诣，到封建势力逐渐发展时，此等组织，就逐渐破坏了。宋儒不知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正和这一种规制相反，却要藉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达到这一个目的。其极端的，遂至要恢复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视智愚贤不肖为自然不可泯的，一切繁密的社会制度，还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导着实行，而其所谓组织，亦仍脱不了阶级的对立。所以其结果，还是打不倒土豪劣绅，而宋学家，特如其中关学一派，所草拟的极详密的计划，以极大的热心去推行，终于实现的寥若晨星，而且还是昙花一现。这时候，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最需要的，是严肃的官僚政治，而宋学家好作诛心之论，而忽略形迹；又因党争而淆乱是非，则适与之相反。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第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五代末年，偏方割据诸国，多微弱不振。契丹则是新兴之国，气完力厚的，颇不容易对付，所以宋太祖要厚集其力以对付他。契丹的立国，是合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而成的。属国仅有事时量借兵粮，州县亦仅有益于财赋（辽朝的汉兵，名为五京乡丁，只守卫地方，不出戍），只有部族，是契丹立国的根本，这才可以真正算是契丹的国民。他们都在指定的地方，从事于畜牧。举族皆兵，一闻令下，立刻聚集，而且一切战具，都系自备。马既多，而其行军又不带粮饷，到处剽掠自资（此即所谓“打草谷”），所以其兵多而行动极速。周世宗时，正是契丹中衰之会，此时却又兴盛了（辽惟穆宗最昏乱。969年，被弑，景宗立，即复安。983年，景宗死，圣宗立。年幼，太后萧氏同听政。圣宗至1030年乃死，子兴宗立。1054年死。圣宗时为辽全盛之世。兴宗时尚可蒙业而安，兴宗死，子道宗立，乃衰）。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几十万大兵，能够连年出征，攻下了城能够守，对于契丹地方，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而太宗失之轻敌，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敝，立刻进攻。于是有高梁河之败（在北平西）。至公元985年，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频岁南侵。自燕、云割弃后，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泺以限戎马，是可以御小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契丹大举深入，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胁殊甚。1004年，辽圣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今河北濮阳县）。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御驾亲征，才算把契丹吓退。然毕竟以岁币成和（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开国未几，国势业已陷于不振了。

假使言和之后，宋朝能够秣马厉兵，以伺其隙，契丹是个浅演之国，他的强盛必不能持久，亦未必无隙可乘。宋朝却怕契丹启衅，伪造天书，要想愚弄敌人（宋朝伪造天书之真意在此，见《宋史·真宗本纪论》）。敌人未必被愚弄，工于献媚和趁风打劫、经手侵渔的官僚，却因此活跃了。斋醮、宫观，因此大兴，财政反陷于竭蹶。而西夏之乱又起。唐朝的政策，虽和汉朝不同，不肯招致异族，入居塞内，然被征服的民族多了，乘机侵入，总是不免的。尤其西北一带，自一度沦陷后，尤为控制之力所不及。党项酋长拓跋氏（拓跋是鲜卑的民族，党项却系羌族，大约是鲜卑人入于羌部族而为其酋长的），于唐太宗时归化。其后裔拓跋思敬，以平黄巢有功，赐姓李氏。做了定难节度使，据有夏、银、绥、宥、静五州（夏州，今陕西怀远县。银州，今陕西米脂县。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宥州，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静州，在米脂县西），传八世至继捧，于宋太宗的时候来降，而其弟继迁叛去。袭据银州和灵州，降于辽，宋朝未能平定。继迁传子德明，三十年未曾窥边，却征服了河西，拓地愈广。1022年，真宗崩，仁宗立。1034年，德明之子元昊反，兵锋颇锐。宋朝屯大兵数十万于陕西，还不能戢其侵寇。到1044年，才以岁赐成和（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此时辽圣宗已死，兴宗在位，年少气盛，先两年，遣使来求关南之地（瓦桥关，在雄县。周世宗复瀛、莫后，与辽以此为界），宋朝亦增加了岁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然后和议得以维持。给付岁币的名义，《宋史》说是纳字，《辽史》却说是贡字，未知谁真谁假。然即使用纳字，亦已经不甚光荣了。仁宗在位岁久，政颇宽仁，然亦极因循腐败。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已成不能振作之势。1063年，仁宗崩，英宗立，在位仅四年。神宗继之，乃有用王安石变法之事。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参看第五、第七、第八三章自明。宋朝当日，相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不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他改革的规模，固不止此，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参看第九章自明。安石为相仅七年，然终神宗之世，守其法未变。1085年，神宗崩，子哲宗立。神宗之母高氏临朝，起用旧臣，尽废新法。其死后，哲宗亲政，复行新法，谓之“绍述”。1100年，哲宗崩，徽宗立，太后向氏权同听政。想调和新旧之见，特改元为建中靖国。徽宗亲政后，仍倾向于新法。而其所用的蔡京，则是反复于新旧两党间的巧宦。徽宗性极奢侈，蔡京则搜括了各方面的钱，去供给他浪用。政治情形一落千丈。恢复燕、云和西北，可说是神宗和王安石一个很大的抱负。但因事势的不容许，只得先从事于其易。王安石为相时，曾用王韶征服自唐中叶以后杂居于今甘、青境内的蕃族，开其地为熙河路。这可说是进取西夏的一个预备。然神宗用兵于西夏却不利。哲宗时，继续筑寨，进占其地。夏人力不能支，请辽人居间讲和。宋因对辽有所顾忌，只得许之。徽宗时，宦者童贯，继续用兵西北，则徒招劳费而已。总之：宋朝此时的情势，业已岌岌难支，幸辽、夏亦已就衰，暂得无事，而塞外有一个新兴民族崛起，就要大祸临头了。

金朝的先世，便是古代的所谓肃慎，南北朝、隋、唐时的靺鞨。宋以后则称为女真（女真两字，似即肃慎的异译。清人自称为满洲，据明人的书，实作满住，乃大酋之称，非部族之名。愚案靺鞨酋长之称为大莫弗瞒咄，瞒咄似即满住，而靺鞨两字，似亦仍系瞒咄的异译。至汉时又称为挹娄，据旧说：系今叶鲁两字的转音。而现在的索伦两字，又系女真的异译，此推测而确，则女真民族之名，自古迄今，实未曾变）。其主要的部落，在今松花江流域。在江南的系辽籍，称为熟女真，江北的不系籍，谓之生女真。女真的文明程度，是很低的，到渤海时代，才一度开化。金朝的始祖名唤函普，是从高句丽旧地入居生女真的完颜部，而为其酋长的。部众受其教导，渐次开化。其子孙又以渐征服诸部族，势力渐强。而辽自兴宗后，子道宗立，政治渐乱。道宗死，子天祚帝立，荒于游畋，竟把国事全然置诸不顾。女真本厌辽人的羁轭，天祚帝遣使到女真部族中去求名鹰，骚扰尤甚，遂致激起女真的叛变。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1114年起兵与辽相抗。契丹控制女真的要地黄龙府、咸州、宁江州（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咸州，今辽宁铁岭县。宁江州，在吉林省城北），次第失陷。天祚帝自将大兵东征，因有内乱西归。旋和金人讲和，又迁延不定。东京先陷，上京及中、西两京继之（上京临潢府，在今热河开鲁县南。中京大定府，在今热河建昌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县。南京析津府，即幽州。西京大同府，即云州）。南京别立一君，意图自保，而宋人约金攻辽之事又起。先是童贯当权，闻金人攻辽屡胜，意图侥幸。遣使于金，求其破辽之后，将石晋所割之地，还给中国。金人约以彼此夹攻，得即有之。而童贯进兵屡败，乃又求助于金。金太祖自居庸关入，把南京攻下。太祖旋死，弟太宗立。天祚帝展转漠南，至1125年为金人所获，辽亡。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朝本约金夹攻的，此时南京之下，仍藉金人之力，自无坐享其成之理，乃输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并许给岁币。金人遂以石晋所割之地来归。女真本系小部族，此时吞并全辽，已觉消化不下，焉有余力经营中国的土地？这是其肯将石晋所割之地还给中国的理由。但女真此时，虽不以地狭为忧，却不免以土满为患。文明国民，生产能力高强的，自然尤为其所欢迎。于是军行所至，颇以掳掠人口为务。而汉奸亦已有献媚异族，进不可割地之议的。于是燕京的归还，仅系一个空城，尽掳其人民以去。而营、平、滦三州（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滦州，今河北滦县），本非石晋所割让，宋朝向金要求时，又漏未提及，则不肯归还，且将平州建为南京，命辽降将张觉守之。燕京被掳的人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过平州时，求张觉做主。张觉就据地来降。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交涉。宋朝当时，应该抚恤其人民，而对于金朝，则另提出某种条件，以足其欲而平其愤。金朝此时，虽已有汉奸相辅，究未脱野蛮之习，且值草创之际，其交涉是并不十分难办的。如其处置得宜，不但无启衅之忧，营、平、滦三州，也未尝不可乘机收复。而宋朝贸然受之，一无措置。到金人来诘责，则又手忙脚乱，把张觉杀掉，函首以畀之。无益于金朝的责言，而反使降将解体，其手段真可谓拙劣极了。

辽朝灭亡之年，金朝便举兵南下。宗翰自云州至太原，为张孝纯所阻，而宗望自平州直抵汴京。时徽宗已传位于钦宗。初任李纲守御，然救兵来的都不能解围。不得已，许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宋主称金主为伯父；并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讲和。宗望的兵才退去。金朝此时，是不知什么国际的礼法的，宗翰听闻宗望得了赂，也使人来求赂。宋人不许。宗翰怒，攻破威胜军和隆德府（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县）。宋人认为背盟，下诏三镇坚守。契丹遗臣萧仲恭来使，又给以蜡书，使招降契丹降将耶律余睹。于是宗翰、宗望再分道南下，两路都抵汴京。徽、钦两宗，遂于1127年北狩。金朝这时候，是断没有力量，再占据中国的土地的，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个傀儡，供其驱使而已。乃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退兵而去。张邦昌自然是要靠金朝的兵力保护，然后能安其位的。金兵既去，只得自行退位。而宋朝是时，太子、后妃、宗室多已被掳，只得请哲宗的废后孟氏出来垂帘。“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孟后立高宗诏语），这时候的民族主义，自然还要联系在忠君思想上，于是孟后下诏，命高宗在归德正位（今河南商丘县）。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语云：“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这话亦不尽然。“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事情，决不是没有的，只看奋斗的精神如何罢了。宋朝当南渡时，并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而且群盗如毛，境内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时间决谈不到恢复之计。然以中国的广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占据？为宋朝计，是时理宜退守一个可守的据点，练兵筹饷，抚恤人民。被敌兵蹂躏之区，则奖励、指导其人民，使之团结自守，而用相当的正式军队，为之声援。如此相持，历时稍久，金人的气焰必渐折，恢复之谋，就可从此开展了。苦于当时并没有这种眼光远大的战略家。而且当此情势，做首领的，必须是一个文武兼资之才，既有作战的策略，又能统驭诸将，使其不敢骄横，遇敌不敢退缩，对内不敢干政，才能够悉力对外。而这时候，又没有这样一个长于统率的人物。金兵既退，宗泽招降群盗，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听他的话还跸，又不能驻守关中或南阳，而南走扬州。公元1129年，金宗翰、宗望会师濮州（今山东濮县）分遣娄室入陕西。其正兵南下，前锋直打到扬州。高宗奔杭州（今浙江杭县）。明年，金宗弼渡江，自独松关入（今安徽广德县东），高宗奔明州（今浙江鄞县）。金兵再进迫，高宗逃入海。金兵亦入海追之，不及乃还。自此以后，金人亦以“士马疲敝，粮储未丰”（宗弼语），不能再行进取了。其西北一路，则宋朝任张浚为宣抚使，以拒娄室，而宗弼自江南还，亦往助娄室。浚战败于富平（今陕西兴平县），陕西遂陷。但浚能任赵开以理财，用刘子羽、吴玠、吴璘等为将，卒能保守全蜀。

利用傀儡，以图缓冲，使自己得少休息，这种希冀，金人在此时，还没有变。其时宗泽已死，汴京失陷，金人乃立宋降臣刘豫于汴，畀以河南、陕西之地。刘豫却想靠着异族的力量反噬，几次发兵入寇。却又都败北。在金人中，宗弼是公忠体国的，挞懒却骄恣腐败（金朝并无一定之继承法，故宗室中多有觊觎之心。其时握兵权者，宗望、宗弼皆太祖子，宗翰为太祖从子，挞懒则太祖从弟。宗翰即有不臣之心。挞懒最老寿，在熙宗时为尊属，故其觊觎尤甚。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皆太祖孙）。秦桧是当金人立张邦昌时，率领朝官，力争立赵氏之后，被金人捉去的。后来以赐挞懒。秦桧从海路逃归。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当其南还之时，就说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1137年，刘豫为宗弼所废。秦桧乘机，使人向挞懒要求，把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宋朝。挞懒允许了。明年，遂以其地来归。而金朝突起政变。1139年，宗弼回上京（今吉林阿城县）。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偃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倘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在陕西宝鸡县南）；岁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宋高宗称臣于金，可谓屈辱极了。于是罢三宣抚司，改其兵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而设总领以司其财赋，已见第九章。

金太宗死后，太祖之孙熙宗立，以嗜酒昏乱，为其从弟海陵庶人所弑。此事在1149年。海陵更为狂妄。迁都于燕，后又迁都于汴。1160年，遂大举南侵。以其暴虐过甚，兵甫动，就有人到辽阳去拥立世宗。海陵闻之，欲尽驱其众渡江，然后北还。至采石矶，为宋虞允文所败。改趋扬州，为其下所弑。金兵遂北还。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颇有志于恢复，任张浚以图进取。浚使李显忠进兵，至符离（集名，在今安徽宿县）大败。进取遂成画饼。1165年，以岁币各减五万，宋主称金主为伯父的条件成和。金世宗算是金朝的令主。他的民族成见，是最深的。他曾对其种人，屡称上京风俗之美，教他们保存旧风，不要汉化。臣下有说女真、汉人，已为一家的，他就板起脸说：“女真、汉人，其实是二。”这种尖锐的语调，决非前此的北族，所肯出之于口的，其存之于心的，自亦不至如世宗之甚了。然世宗的见解虽如此，而既不能放弃中原之地，就只得定都燕京。并因是时叛者蜂起，不得不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以资镇压。夺民地以给之，替汉人和女真之间，留下了深刻的仇恨。而诸猛安谋克人，则惟酒是务，竟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的，征服者的气质，丧失净尽了。自太祖崛起至此，不过六十年。

公元1194年，孝宗传位于光宗。此时金世宗亦死，子章宗立，北边颇有叛乱，河南、山东，亦有荒歉之处，金朝的国势渐衰。宋光宗多病，皇后李氏又和太上皇不睦。1194年，孝宗崩，光宗不能出而持丧，人心颇为疑惑。宰相赵汝愚，因閤门使韩侂胄，请于高宗后吴氏，扶嘉王扩内禅，是为宁宗。韩侂胄排去赵汝愚，代为宰相，颇为士流所攻击，想立恢复之功，以间执众口。1206年遂贸然北伐。谁想金兵虽弱，宋兵亦不强。兵交之后，襄阳和淮东西州郡，次第失陷。韩侂胄又想谋和，而金人复书，要斩侂胄之首，和议复绝。皇后杨氏，本和韩侂胄有隙，使其兄次山，勾结侍郎史弥远，把韩侂胄杀掉，函首以畀金。1208年，以增加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的条件成和。韩侂胄固然是妄人，宋朝此举，也太不成话了。和议成后两年，金章宗死，世宗子卫绍王立。其明年，蒙古侵金，金人就一败涂地。可见金朝是时，业已势成弩末，宋朝并没有急于讲和的必要了。

蒙古本室韦部落，但其后来和鞑靼混合，所以蒙人亦自称为鞑靼。其居地初在望建河，即今黑龙江上游之南，而后徙于不而罕山，即今外蒙古车臣、土谢图两部界上的布尔罕哈勒那都岭。自回纥灭亡以后，漠北久无强部，算到1167年成吉思汗做蒙古的酋长的时候，已经三百六十多年了，淘汰，酝酿，自然该有一个强部出来。成吉思汗少时，漠南北诸部错列，蒙古并不见得怎样强大。且其内部分裂，成吉思汗备受同族的龁。但汗有雄才大略，收合部众，又与诸部落合纵连横，至1206年，而漠南北诸部，悉为所征服。这一年，诸部大会于斡难河源（今译作鄂诺，又作敖嫩），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号。成吉思汗在此时，已非蒙古的汗，而为许多部族的大汗了。1210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降。其明年，遂伐金。金人对于北方，所采取的是一种防守政策。从河套斜向东北，直达女真旧地，筑有一道长城。汪古部居今归绥县之北，守其冲要之点。此时汪古通于蒙古，故蒙古得以安行而入长城。会河堡一战（会河堡，在察哈尔万全县西），金兵大败，蒙古遂入居庸关。留兵围燕京，分兵蹂躏山东、山西，东至辽西。金人弑卫绍王，立宣宗，与蒙古言和，而迁都于汴。蒙古又以为口实，发兵攻陷燕京。金人此时，尽迁河北的猛安、谋克户于河南，又夺汉人之地以给之。其民既不能耕，又不能战，势已旦夕待亡。幸1218年，成吉思汗用兵于西域，金人乃得少宽。这时候，宋朝亦罢金岁币。避强凌弱，国际上总是在所不免的；而此时金人，财政困难，对于岁币，亦不肯放弃，或者还希冀战胜了可以向宋人多胁取些；于是两国开了兵衅。又因场疆细故，与夏人失和。兵力益分而弱。1224年，宣宗死，哀宗立，才和夏人以兄弟之国成和（前此夏人称臣），而宋朝卒不许其和。时成吉思汗亦已东归，蒙古人的兵锋，又转向中原了。1227年，成吉思汗围夏，未克而死。遗命秘不发丧，把夏人灭掉。1229年，太宗立。明年，复伐金。时金人已放弃河北，以精兵三十万，守邳县到潼关的一线。太宗使其弟拖雷假道于宋，宋人不许。拖雷就强行通过。自汉中、襄、郧而北，大败金人于三峰山（在河南禹县）。太宗亦自白坡渡河（在河南孟津县），使速不台围汴。十六昼夜不能克，乃退兵议和。旋金兵杀蒙古使者，和议复绝。金哀宗逃到蔡州。宋、元复联合以攻金。宋使孟珙、江海帅师会蒙古兵围蔡。1234年，金亡。

约金攻辽，还为金灭，这是北宋的覆辙，宋人此时，似乎又不知鉴而蹈之了。所以读史的人，多以宋约元攻金为失策。这亦未必尽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报的。若说保存金朝以为障蔽，则金人此时，岂能终御蒙古？不急进而与蒙古联合，恢复一些失地，坐视金人为蒙古所灭，岂不更糟？要知约金攻辽，亦并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不能发愤自强，而又轻率启衅。约元灭金之后，弊亦仍在于此。金亡之前十年，宋宁宗崩，无子。史弥远援立理宗，仍专政。金亡前一年，史弥远死，贾似道继之。贾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气，而不能切实办事的人，如何当得这艰难的局面？金亡之后，宋朝人倡议收复三京（宋东京即大梁，南京即宋州，西京为洛阳，北京为大名），入汴、洛而不能守。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1241年，蒙古太宗死。1246年，定宗立。三年而死。1251年，宪宗方立。蒙古当此时，所致力的还是西域，而国内又有汗位继承之争，所以未能专力攻宋。至1258年，各方粗定，宪宗乃大举入蜀。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东北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县）。宋将王坚守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宪宗受伤，死于城下。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画江为界。忽必烈亦急图自立，乃许之而北归。贾似道掩其事，以大捷闻于朝。自此蒙古使者来皆拘之，而借和议以图自强，而待敌人之弊的机会遂绝。忽必烈北还后，自立，是为元世祖。世祖在宪宗时，本来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国人。于是以1264年定都燕京。蒙古的根据地，就移到中国来了。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宋将刘整叛降元，劝元人攻襄阳。自1268年至1273年，被围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阳遂陷。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伯颜自两湖长驱南下。1276年，临安不守，谢太后和恭帝都北狩。故相陈宜中立其弟益王于福州（今福建闽侯县），后来转徙，崩于碙州（在今广东吴川县海中）。其弟卫王昺立，迁于崖山（在今广东新会县海中）。1279年，汉奸张弘范来攻，宰相陆秀夫负帝赴海殉国。张世杰收兵图再举，到海陵山（在今广东海阳县海中），舟覆而死。宋亡。中国遂整个为北族所征伏。

合川钓鱼城

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原来游牧民族以掠夺为生产，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所以其势甚强，文明民族，往往为其所乘，罗马的见轭于蛮族，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金、元、清，正是一个道理。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鸩毒、歌舞湖山可知。虽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北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蘖时期。南宋一代，则是其逐渐成长的时期。试读当时的主战派，如胡铨等一辈人的议论，至今犹觉其凛凛有生气可知。（见《宋史》卷三七四）。固然，只论是非，不论利害，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主张正义的议论，一时虽看似迂阔，隔若干年代后，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民族主义的形成，即其一例。论是非是宗旨，论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择，却不该因此牺牲了宗旨。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固不该盲从附和，也不该一笔抹杀。其要，在能分别真伪，看谁是有诚意的，谁是唱高调的，这就是大多数国民，在危急存亡之时，所当拭目辨别清楚的了。民族主义，不但在上流社会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会中，亦立下了一个组织，看后文所述便知。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蒙古是野蛮的侵略民族所建立的最大的帝国，他是适直幸运而成功的。

忽必烈像

蒙古所征服之地，几于包括整个亚洲，而且还跨有欧洲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西域。葱岭以西，亚历山大东征后，安息、大夏，对立为两个大国。其后则变为波斯和月氏的对立。南北朝时，哒兴，月氏为其所破，分为许多小国，波斯亦被其摄服。突厥兴，哒又为所破。月氏旧地，大抵服属于西突厥。时大食亦已勃兴。公元641年，破波斯，葱岭以西之地，次第为其所吞并。是时中国亦灭西突厥，波斯以东之地，尽置羁縻府、州，两国的政治势力，遂相接触。然葱岭以西之地，中国本视属羁縻，故未至引起实际的冲突（公元750年，即唐玄宗天宝九年，唐将高仙芝伐今塔什干的石国，石国求救于大食。明年，大食来援，唐兵败于怛逻斯。未久安史之乱起，唐朝就不再经营西域了）。安史乱后，中国对于西域，就不再过问了。辽朝灭亡后，其宗室耶律大石，会十八部王众于西州（唐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县），简其精锐西行。此时大食的纪纲，久已颓废，东方诸酋，据土自专，形同独立。大石兵至，灭掉雄据呼罗珊的塞而柱克（Seljuks），并压服了花剌子模（Khorazme，《唐书》作货利习尔），使之纳贡，而立国于吹河之滨，是为西辽。成吉思汗平漠南北时，今蒙古西部乃蛮部的酋长古出鲁克奔西辽，运用阴谋，和花剌子模里应外合而取其国。又有在鄂尔坤、色楞格两河间的蔑儿乞，其酋长忽秃亦西奔，和古出鲁克，都有卷土重来之意。成吉思汗怕根本之地动摇，乃于1213年北归，遣哲别、速不台把这两人击灭。先是天山南路的畏吾儿（即回纥异译），及其西之哈刺鲁（唐时西突厥属部葛逻禄），归顺蒙古，蒙古入西域之路已开。既灭古出鲁克，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兴于蒙古高原的北族，照例总是先向中国地方侵掠的；况且是时，蒙古与金，业已兵连祸结；所以蒙古对于西域，本来是无意于用兵的。但野蛮人所好的是奢侈享受，西域是文明发达之地，通商往来，自为其所欢迎；而商人好利，自亦无孔不入。成吉思汗乃因商人以修好于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亦已允许。然花剌子模的军队多数系康里人，王母亦康里人，因之作威作福，花剌子模王不能制。锡尔河滨的讹打剌城为东西交通孔道，城主为王母之弟，蒙古人随商人西行的，一行共有四百多人，都被他认为奸细，捉起来杀掉，只有一个人脱逃归报。成吉思汗大怒，遂以1219年西征。破花剌子模，其王辗转入里海小岛而死。王子奔哥疾宁，成吉思汗追破之，略印度北境而还。哲别、速不台别将绕里海，越高加索山，破西北诸部。钦察酋长奔阿罗思（Kiptchac，亦译奇卜察克·阿罗思，即俄罗斯），又追败之，平康里而还。成吉思汗的攻西域，本来是复仇之师，但因西域高度的物质文明，及其抵抗力的薄弱，遂引起蒙古人继续侵掠的欲望。太宗立，命诸王西征。再破钦察，入阿罗思，进规孛烈儿即波兰。及马札剌（匈牙利），西抵威尼斯，是为蒙古西征最深入的一次，因太宗凶问至，乃班师。宪宗立，复遣弟旭烈兀西征。破木剌夷及报达（木剌夷（Mulahids），为天方教中之一派，在里海南岸），西域至此略定。东北一带，自高句丽、百济灭亡后，新罗亦渐衰。唐末，复分为高丽、后百济及新罗三国，石晋初，尽并于高丽王氏。北宋之世，高丽曾和契丹构兵，颇受其侵略，然尚无大关系。自高句丽灭亡后，朝鲜半岛的北部，新罗控制之力，不甚完全；高丽亦未能尽力经营；女真逐渐侵入其地，是为近世满族发达的一个原因，金朝即以此兴起。完颜部本曾朝贡于高丽，至后来，则高丽反为所胁服，称臣奉贡。金末，契丹遗族和女真人在今辽、吉境内扰乱，蒙古兵追击，始和高丽相遇，因此引起冲突，至太宗时乃成和。此后高丽内政，遂时受蒙古人的干涉。有时甚至废其国号，而于其地立征东行省。元世祖时，中国既定，又要介高丽以招致日本。日本不听。世祖遂于1274、1281两年遣兵渡海东征。前一次损失还小。后一次因飓风将作，其将择坚舰先走，余众二十余万，尽为日本所虏，杀蒙古人、高丽人、汉人，而以南人为奴隶，其败绩可谓残酷了。世祖欲图再举，因有事于安南，遂不果。蒙古西南的侵略，是开始于宪宗时的。世祖自今青海之地入西藏，遂入云南，灭大理（即南诏）。自将北还，而留兵续向南方侵略。此时后印度半岛之地，安南已独立为国。其南，今柬埔寨之地为占城，蒲甘河附近则有缅国。元兵侵入安南和占城。其人都不服，1284、1285、1287三年，三次发兵南征，因天时地利的不宜，始终不甚得利。其在南洋，则曾一度用兵于爪哇。此外被招致来朝的共有十国，都是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沿岸之地。（《元史》云：当时海外诸国，以俱蓝、马八儿为纲维，这两国，该是诸国中最大的。马八儿，即今印度的马拉巴尔。俱蓝为其后障，当在马拉巴尔附近）。自成吉思汗崛起至世祖灭宋，共历一百一十二年，而蒙古的武功，臻于极盛。其人的勇于战斗；征服各地方后，亦颇长于统治（如不干涉各国的信教自由，即其一端），自有足称。但其大部分成功的原因，则仍在此时别些大国，都适值衰颓，而乏抵抗的能力，其中尤其主要的，就是中国和大食帝国；又有一部分人，反为其所用，如蒙古西征时附从的诸部族便是；所以我说他是适直天幸。

中国和亚、欧、非三洲之交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起源之地。这两个区域的文明，被亚洲中部和南部的山岭，和北方的荒凉阻隔住了。欧洲文明的东渐，大约以希腊人的东迁为最早。汉通西域时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就都是希腊人所传播、所留遗。其后罗马兴，东边的境界仍为东西文化接触之地。至罗马之北境为蛮族所据而中衰。大食兴，在地理上，拥有超过罗马的大版图，在文化上亦能继承希腊的遗绪。西方的文化，因此而东渐，东方的文化，因此而西行者不少。但主要的是由于海路。至蒙古兴，而欧西和东方的陆路才开通。其时西方的商人，有经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到蒙古来的，亦有从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而来的。基督教国亦派有使节东来。而意大利人马哥博罗（Marco polo）居中国凡三十年，归而以其所见，著成游记，给与西方人以东方地理上较确实的知识，且引起其好奇心，亦为近世西力东侵的一个张本。

如此广大的疆域，自非一个大汗所能直接统治；况且野蛮人的征服，其意义原是掠夺；封建制度自然要随之而兴。蒙古的制度，宗室、外戚、功臣是各有分地的，而以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为最大。当时的分封，大约他的长子朮赤，所得的是花剌子模和康里、钦察之地。次子太宗，所得的是乃蛮之地。三子察合台，所得的是西辽之地，而和林旧业，则依蒙古人幼子守灶之习，归于其季子拖雷（此据日本那珂通世说，见其所注《成吉思汗实录》，此书即《元秘史》的日译本）。其后西北一带，朮赤之子拔都为其共主，而西南的平定，则功出于拖雷之子旭烈兀，其后裔世君其地。此即所谓阿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阿阔台之后称Km.of Ogotai，亦称Naiman（乃蛮）。察合台之后称Km..of Tchagatai。拔都之后称Km.of Kiptchac，亦称Golden Horde。旭烈兀之后称Km.of Iran］，而分裂即起于其间。蒙古的汗，本来是由诸部族公推的，到后来还是如此。每当大汗逝世之后，即由宗王、驸马和管兵的官，开一个大会（蒙古语为“忽力而台”），议定应继承汗位的人。太祖之妻孛儿帖曾给蔑儿乞人掳去，后太祖联合与部，把他抢回，就生了朮赤。他的兄弟，心疑他是蔑儿乞种，有些歧视他，所以他西征之后，一去不归，实可称为蒙古的泰伯。太祖死时，曾有命太宗承继之说，所以大会未有异议。太宗死后，其后人和拖雷的后人，就有争夺之意。定宗幸获继立而身弱多病，未久即死。拖雷之子宪宗被推戴。太宗后人，另谋拥戴失烈门，为宪宗所杀，并夺去太宗后王的兵柄。蒙古的内争，于是开始。宪宗死后，争夺复起于拖雷后人之间。宪宗时，曾命阿里不哥统治漠北，世祖统治漠南。宪宗死后，世祖不待大会的推戴而自立，阿里不哥亦自立于漠北，为世祖所败，而太宗之子海都自立于西北，察合台、钦察两汗国都附和他。伊儿汗国虽附世祖，却在地势上被隔绝了。终世祖之世不能定。直到1310年，海都之子才来归降。然自海都之叛，蒙古大汗的号令，就不能行于全帝国，此时亦不能恢复了。所以蒙古可说是至世祖时而臻于极盛，亦可说自世祖时而开始衰颓。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辽、金、元三朝，立国的情形，各有不同。契丹虽然占据了中国的一部分，然其立国之本，始终寄于部族，和汉人并未发生深切的关系。金朝所侵占的重要之地，惟有中国。他的故土和他固有的部族，文化尚未发展，虽可借其贫瘠而好掠夺的欲望，及因其进化之浅，社会组织简单，内部矛盾较少，因而以诚朴之气、勇敢之风而崛起于一时，然究不能据女真之地，用女真之人，以建立一个大国。所以从海陵迁都以后，他国家的生命，已经寄托在他所侵占的中国的土地上了。所以他压迫汉人较甚，而其了解汉人却亦较深。至蒙古，则所征服之地极广，中国不过是其一部分。虽然从元世祖以后，大帝国业已瓦解，所谓元朝者，其生命亦已寄托于中国，然自以为是一个极大的帝国，看了中国，不过是其所占据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观念，始终未能改变。所以对于中国，并不能十分了解，试看元朝诸帝，多不通汉文及汉语可知。元朝诸帝，惟世祖较为聪明，所用的汉人和西域人较多，亦颇能厘定治法。此后则惟仁宗在位较久，政治亦较清明。其余诸帝，大抵荒淫愚昧。这个和其继嗣之争，亦颇有关系。因为元朝在世祖之时，北边尚颇紧急。成宗和武宗都是统兵在北边防御，因而得立的。武宗即位之前，曾由仁宗摄位，所以即位之后，不得不立仁宗为太子。因此引起英宗之后泰定、天顺两帝间的争乱。文宗死后，又引起燕帖木儿的专权（时海都之乱未定，成宗和武宗都是统兵以防北边的。世祖之死，伯颜以宿将重臣，归附成宗，所以未有争议。成宗之死，皇后伯岳吾氏想立安西王。右丞相哈剌哈孙使迎仁宗监国，以待武宗之至。武宗至，弑伯岳吾后，杀安西王而自立。以仁宗为太子。仁宗既立，立英宗为太子，而出明宗于云南。其臣奉之奔阿尔泰山。英宗传子泰定帝，死于上都。子天顺帝，即在上都即位。签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为武宗旧臣，胁大都百官，迎立武宗之子。因明宗在远，先迎文宗监国。发兵陷上都，天顺帝不知所终。明宗至漠南，即位。文宗入见，明宗暴死。文宗后来心上觉得不安，遗令必立明宗之子。而燕帖木儿不肯。文宗皇后翁吉剌氏，坚持文宗的遗命。于是迎立宁宗，数月而死。再迎顺帝。顺帝的年纪却比宁宗大些了，燕帖木儿又坚持，顺帝虽至，不得即位。会燕帖木儿死，问题乃得解决。顺帝既立，追治明宗死事，翁吉剌后和其子燕帖古思都被流放到高丽，死在路上。元入中国后的继嗣之争，大略如此）。中央的变乱频仍，自然说不到求治，而最后又得一个荒淫的顺帝，胡无百年之运，客星据坐，自然不能持久了。元世祖所创立的治法，是专以防制汉人为务的。试看其设立行省及行御史台；将边徼襟喉之地，分封诸王；遣蒙古军及探马赤军分守河洛、山东；分派世袭的万户府，屯驻各处；及因重用蒙古、色目人而轻视汉人可知。这是从立法方面说，从行政方面说：则厚敛人民，以奉宗王、妃、主。纵容诸将，使其掠人为奴婢。选法混乱，贪黩公行。而且迷信喇嘛教，佛事所费，既已不资，还要听其在民间骚扰。可谓无一善政（参看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四十五各章），所以仍能占据中国数十年，则因中国社会，自有其深根宁极之理，并非政治现象，所能彻底扰乱，所以他以异族入据中原，虽为人心所不服，亦不得不隐忍以待时。到顺帝时，政治既乱，而又时有水旱偏灾，草泽的英雄，就要乘机而起了。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唤风生。”（郑所南先生诗语。所南先生名思肖。工画兰。宋亡后，画兰皆不画土。人或问之。则曰：“土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著有《心史》，藏之铁函，明季乃于吴中承天寺井中得之。其书语语沉痛，为民族主义放出万丈的光焰。清朝的士大夫读之，不知自愧，反诬为伪造，真可谓全无心肝了。）表面上的平静是靠不住的，爆发的种子，正潜伏在不见不闻之处。这不见不闻之处是那里呢？这便在各人的心上。昔人说：“雪大耻，复大仇，皆以心之力。”（龚自珍文中语。）文官投降了，武官解甲了，大多数的人民，虽然不服，苦于不问政治久了，一时团结不起来。时乎时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乃将一颗革命的种子，广播潜藏于人民的惟一组织，即所谓江湖豪侠的社会之中，这是近世史上的一件大事。明亡以后之事，为众所周知，然其事实不始于明亡以后，不过年深月久，事迹已陈，这种社会中，又没有记载，其事遂在若存若亡之间罢了。元朝到顺帝之世，反抗政府的，就纷纷而起。其中较大的是：台州的方国珍（今浙江临海县），徐州的李二，湖北的徐寿辉，濠州的郭子兴（今安徽凤阳县），高邮的张士诚（后迁平江，今江苏吴县），而刘福通以白莲教徒，起于安丰（今安徽寿县），奉其教主之子韩林儿为主。白莲教是被近代的人看作邪教的，然其起始决非邪教，试看其在当时，首举北伐的义旗可知。元朝当日，政治紊乱。宰相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当征讨之任，连年无功，后来反大溃于沙河（今河南遂平、确山、泌阳境上的沙河店）。军资丧失殆尽。脱脱觉得不好，自将大军出征。打破了李二。围张士诚，未克，而为异党排挤以去。南方群雄争持，元朝就不能过问。1358年，刘福通分兵三道：一军入山、陕，一军入山东，自奉韩林儿复开封。此时元朝方面，亦有两个人出来替他挣扎，那便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他们是在河南起兵帮助元朝的。此时因陕西行省的求援，先入陕解围。又移兵山东，把刘福通所派的兵，围困起来。刘福通的将遣人把察罕刺死。其子库库帖木儿代总其兵，才把刘福通军打败，刘福通和韩林儿，走回安丰，后为张士诚所灭。然其打山西的一支兵，还从上都直打到辽东（今多伦县，元世祖自立于此，建为上都，而称今北平为大都），然后被消灭。军行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亦可谓虽败犹荣了。

首事的虽终于无成，然继起的则业已养成气力。明太祖初起时，本来是附随郭子兴的。后来别为一军，渡江取集庆（今南京，元集庆路）。时徐寿辉为其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据江西、湖北，势颇强盛（寿辉将明玉珍据四川自立，传子昇，为明太祖所灭），后为太祖所灭。太祖又降方国珍、破张士诚，几乎全据了长江流域。而元朝是时，复起内乱。其时库库帖木儿据冀宁（元冀宁路，治今山西曲阳县），孛罗帖木儿据大同，孛罗想兼据晋冀，以裕军食，两人因此相争。顺帝次后奇氏，高丽人。生子爱猷识理达腊，立为太子。太子和奇后，阴谋内禅。是时高丽人自宫到元朝来充当内监的很多，奇后宫中，自更不乏，而朴不花最得信任，宰相搠思监就是走朴不花的门路得位的。他和御史大夫老的沙不协，因太子言于顺帝，免其职。老的沙逃奔大同，托庇于孛罗。搠思监诬孛罗谋反。孛罗就真个反叛，举兵犯阙，把搠思监和朴不花都杀掉。太子投奔库库。库库兴兵送太子还京，孛罗已被顺帝遣人刺死。太子欲使库库以兵力胁迫顺帝内禅，库库不肯。时顺帝封库库为河南王，使其总统诸军，平定南方。李思齐因与察罕同起兵，不愿受库库节制，陕西参政张良弼，亦和库库不协，两人连兵攻库库。太子乘机叫顺帝下诏，削掉库库的官爵，使太子统兵讨之。北方大乱。“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太祖时讨胡檄中语）1368年，明太祖命徐达、常遇春两道北伐。徐达平河南。常遇春下山东，会师德州（今山东德县），北扼直沽。顺帝走上都。太祖使徐达下太原，乘胜定秦、陇，库库帖木儿奔和林（和林城，太宗所建，今之额尔德尼招，是其遗址）。常遇春攻上都，顺帝再奔应昌（城名，在达里泊傍，为元外戚翁吉剌氏之地）。1370年，顺帝死，明兵再出，爱猷识理达腊亦奔和林。不久便死，子脱古思帖木儿嗣。1387年，太祖使蓝玉平辽东，乘胜袭破脱古思帖木儿于捕鱼海（今达里泊）。脱古思帖木儿北走，为其下所杀。其后五传皆被弑，蒙古大汗的统系遂绝。元宗室分封在内地的亦多降，惟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云南不服。1381年，亦为太祖所灭。中原之地，就无元人的遗孽了。自1279年元朝灭宋，至1368年顺帝北走，凡八十九年。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明初的边防，规模亦是颇为弘远的。俯瞰蒙古的开平卫，即设于元之上都。其后大宁路来降，又就其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泰宁在今热河东部，朵颜在吉林之北，福余则在农安附近。所以明初对东北，威远瞻。其极盛时的奴儿干都司设于黑龙江口，现在的库页岛，亦受管辖（《明会典》卷一〇九：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庙尔以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两座碑：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均系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宣德为宣宗年号，宣德六年为公元1431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确实，他亦曾屡次出征，打破鞑靼和瓦剌。但当他初起兵时，怕节制三卫的宁王权要袭其后，把他诱执，而将大宁都司，自今平泉县境迁徙到保定。于是三卫之地，入于兀良哈，开平卫势孤。成祖死后，子仁宗立，仅一年而死。子宣宗继之。遂徙开平卫于独石口。从此以后，宣、大就成为极边了。距离明初的攻克开平，逐去元顺帝，不过六十年。明初的经略，还不仅对于北方。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1406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他又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臆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可见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的。但是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兴，西域人来者即渐少。又好勤远略，是和从前政治上的情势不相容的，所以虽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从仁宗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的货物，到中原即成为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污，这是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后，还是如此。其时中官奉使的多，横暴太甚，安南屡次背叛。宣宗立，即弃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隶中国的版图，不过二十二年而已。自郑和下南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的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两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反叛时，得内监为内应，始选官入内教习。又使在京营为监军，随诸将出镇。又设立东厂，使司侦缉之事。宦官之势骤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宠太监王振。其时瓦剌强，杀鞑靼酋长，又胁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长也先入寇。王振贸然怂恿英宗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军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入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大凡敌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情势而定，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乱，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在这情势之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部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剌在当日形势实不甚强，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内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内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入宫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子宪宗，宠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愦。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宠刘瑾，后瑾伏诛，又宠大同游击江彬，导之出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乱，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出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侥幸。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继。驭宦官颇严，内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性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部落入据河套，谓之“套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套寇，统一蒙古。达延汗四子，长子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长城，称为插汉儿部，就是现在的察哈尔部。次子为套寇所杀。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两子：一为今鄂尔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部之祖（车臣，上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俺荅为边患是最深的。世宗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插汉儿部强盛时，高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下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惜乎居正为相不过十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乱。他不视朝至于二十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借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七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一百二十二年之中，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北京德胜门旧景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文化是有传播的性质的，而其传播的路线，往往甚为纡曲。辽东、西自公元前4世纪，即成为中国的郡县，因其距中原较远，长驾远驭之力，有所不及，所以中国的政治势力，未能充分向北展拓，自吉林以东北，历代皆仅等诸羁縻。其地地质虽极肥沃，而稍苦寒；又北方扰攘时多，自河北经热河东北出之道，又往往为游牧民族所阻隔；所以中国民族，亦未能盛向东北拓殖。在这一个区域中，以松花江流域为最肥沃，其地距朝鲜甚近，中国的文化，乃从朝鲜绕了一个圈儿，以间接开化其地的女真民族。渤海、金、清的勃兴，都是如此。

清朝的祖先，据他们自己说，是什么天女所生的，这一望而知其为有意造作的神话。据近人所考证，明时女真之地，凡分三卫：曰海西卫，自今辽宁的西北境，延及吉林的西部。曰野人卫，地在吉、黑的东偏。曰建州卫，则在长白山附近。海西卫为清人所谓扈伦部，野人卫清人谓之东海部，建州卫则包括满洲长白山西部。清朝真正的祖先，所谓肇祖都督孟特穆，就是1412年受职为建州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明人所授指挥使，清人则称为都督。孟特穆为孟哥帖木儿异译），其初曾入贡受职于朝鲜的李朝的。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其时的建州卫，还在朝鲜会宁府河谷。弟凡察立，迁居佟家江。后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出而与凡察争袭。明朝乃分建州为左右两卫，以董山为左卫指挥使，凡察为右卫指挥使。董山渐跋扈，明朝檄致广宁诛之。部下拥其子脱罗扰边（《清实录》作妥罗，为肇祖之孙。其弟曰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之子曰兴祖都督福满，即景祖之父），声称报仇，但未久即寂然。自此左卫衰而右卫盛。右卫酋长王杲，居宽甸附近。为李成梁所破，奔扈伦部的哈达（叶赫在吉林西南，明人称为北关。哈达在开原北，明人称为南关）。哈达执送成梁，成梁杀之。其子阿台，助叶赫攻哈达。满洲苏克苏浒部长尼堪外兰，为李成梁做乡导，攻杀阿台。满洲酋长叫场，即清朝所谓景祖觉昌安，其子他失，则清朝所谓显祖塔克世，塔克世的儿子弩尔哈赤，就是清朝的太祖了。阿台系景祖孙婿，阿台败时，清景、显两祖亦死。清太祖仍受封于明，后来起兵攻破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奔明边。明朝非但不能保护，反把他执付清太祖。且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和他互市。自此满洲人得以沐浴中国的文化，且借互市以润泽其经济，其势渐强。先服满洲诸部。扈伦、长白山诸部联合蒙古的科尔沁部来攻，清太祖败之，威声且达蒙古东部。又合叶赫灭哈达。至1616年，遂叛明。

时值明神宗之世。以杨镐为经略，发大兵二十万，分四路东征，三路皆败。满洲遂陷铁岭，灭叶赫。明以熊廷弼为经略。廷弼颇有才能，明顾旋罢之，代以袁应泰。应泰有吏才，无将略，辽、沈遂陷。清太祖初自今之长白县（清之兴京，其地本名赫图阿拉），迁居辽阳，后又迁居沈阳。明朝再起熊廷弼。又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所掣肘。化贞兵败，辽西地多陷。明朝逮两人俱论死。旋得袁崇焕力守宁远。1626年，清太祖攻之，受伤而死。子太宗立，因朝鲜归心于明，屡犄满洲之后，太宗乃先把朝鲜征服了，还兵攻宁远、锦州，又大败。清人是时，正直方兴之势，自非一日可以削平，然其力亦并不能进取辽西。倘使明朝能任用如袁崇焕等人物，与之持久，辽东必可徐图恢复的，辽西更不必说了，若说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所谓流寇，是无一定的根据地，流窜到那里，裹胁到那里的。中国疆域广大，一部分的天灾人祸，影响不到全国，局部的动乱，势亦不能牵动全国，只有当社会极度不安时，才会酿成如火燎原之势，而明季便是其时了。明末的流寇，是以1628年起于陕西的，正值思宗的元年。旋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蔓衍于四川、湖广之境。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两个最大的首领。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清太宗既不得志于辽西，乃自喜峰口入长城，犯畿甸。袁崇焕闻之，亦兼程入援。两军相持，未分胜负。明思宗之为人，严而不明，果于诛杀。先是袁崇焕因皮岛守将毛文龙跋扈，将其诛戮（皮岛，今图作海洋岛），思宗疑之而未发。及是，遂信清人反间之计，把崇焕下狱杀掉，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在1629年。至1640年，清人大举攻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往援，战败，入松山固守。明年，松山陷，承畴降清。先是毛文龙死后，其将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引清兵攻陷广鹿岛（今图或作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亦降。清当太祖时，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太宗始变计抚用汉人，尤其优待一班降将。洪承畴等遂不恤背弃祖国，为之效力。于是政治军事的形势，又渐变了。但明兵坚守了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明朝剿流寇的兵，时被其牵制而已。1643年，李自成陷西安。明年，在其地称帝。东陷太原，分兵出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自陷大同、宣府，入居庸关。北京不守，思宗殉国于煤山。山海关守将吴三挂入援，至丰润，京城已陷。自成招三桂降，三桂业经允许了。旋闻爱妾陈沅被掠，大怒，遂走关外降清。“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民族战争时惟一重要的据点，竟因此兵不血刃而失陷，武人不知礼义的危险，真令人言之而色变了。

时清太宗已死，子世祖继立，年幼，叔父睿亲王多尔兖摄政，正在关外略地，闻三桂来降，大喜，疾趋受之。李自成战败，奔回陕西，清人遂移都北京。明人立神宗之孙福王由崧于南京，是为弘光帝。清人这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所以五月三日入京，四日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但弘光帝之立，是靠着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兵力做背景的。士英遂引阉党阮大铖入阁，排去史可法。弘光帝又荒淫无度。清朝乃先定河南、山东。又分兵两道入关，李自成走死湖北。清人即移兵以攻江南。明朝诸将，心力不齐，史可法殉国于扬州，南京不守，弘光帝遂北狩，时在1645年。清朝既定江南，乃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谚，其执行的严厉可想。此举是所以摧挫中国的民气的，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缘中国地大而人众，政治向主放任，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至于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然而习俗相沿，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故有的民族，弃其旧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替他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这无怪当日的人民，要奋起而反抗了。但是人民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当日的江南民兵，大都不久即败。南都亡后，明之遗臣，或奉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或奉唐王聿键正位福州，是为隆武帝。清人遣吴三桂陷四川，张献忠败死。别一军下江南，鲁王败走舟山。清兵遂入福建，隆武帝亦殉国。时为1647年。

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是无甚关系的，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到明季，情形却又不同了。长江以南，以湘江流域开辟为最早。汉时杂居诸异族，即已大略同化。其资、沅、澧三水流域，则是隋、唐、北宋之世，逐渐开辟的。1413年，当明成祖之世，贵州之地，始列为布政司。其后水西的安氏，水东的宋氏，播州的杨氏（水西、水东，系分辖贵阳附近新土司的。播州，今遵义县），亦屡烦兵力，然后戡定。而广西桂林的古田、平乐的府江、浔州的大藤峡、梧州的岑溪，明朝亦费掉很大的兵力。云南地方，自唐时，大理独立为国。到元朝才把他灭掉。其时云南的学校，还不知崇祀孔子，而崇祀晋朝的王羲之，货币则所用的是海。全省大都用土官，就正印是流官的，亦必以土官为之副。但自元朝创立土司制度以来，而我族所以管理西南诸族的，又进一步。其制：异族酋长归顺的，我都授以某某司的名目，如宣慰司、招讨司之类，此之谓土司。有反叛、虐民、或自相攻击的，则用政治手腕或兵力戡定，改派中国人治理其地，此之谓改土归流。明朝一朝，西南诸省，逐渐改流的不少，政治势力和人民的拓殖，都大有进步。所以到明末，已可用为抗敌的根据地。隆武帝亡后，明人立其弟聿鐭于广州，旋为叛将李成栋所破。神宗之孙桂王由榔即位肇庆，是为永历帝，亦为成栋所迫，退至桂林。清又使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下湖南，金声桓下江西。声桓、成栋旋反正。明兵乘机复湖南，川南、川东亦来归附。桂王一时曾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然声桓、成栋都系反复之徒，并无能力，不久即败。湖南亦复失。清兵且进陷桂林。永历帝逃到南宁，遣使封张献忠的余党孙可望为秦王。可望虽不过流寇，然其军队久经战阵，战斗力毕竟要强些。可望乃使其党刘文秀攻四川，吴三桂败走汉中。李定国攻桂林，孔有德伏诛。清朝乃派洪承畴守长沙，尚可喜守广东，又派兵驻扎保宁，以守川北，无意于进取了。而永历帝因可望跋扈，密召李定国，可望攻定国，大败，复降清。洪承畴因之请大举。1658年，清兵分三道入滇。定国扼北盘江力战，不能敌，乃奉永历帝走腾越，而伏精兵，大败清之追兵于高黎贡山。清兵乃还。定国旋奉永历帝入缅甸。1661年，吴三桂发大兵十万出边。缅甸人乃奉永历帝入三桂军。明年，被弑。明亡。当永历帝入缅时，刘文秀已前卒。定国和其党白文选崎岖缅甸，欲图恢复，卒皆赍志以终。定国等虽初为寇盗，而其晚节能效忠于国家、民族如此，真可使洪承畴、吴三桂等一班人愧死了。

汉族在大陆上虽已无根据地，然天南片土，还有保存着上国的衣冠的，是为郑成功。郑成功为郑芝龙的儿子。芝龙本系海盗，受明招安的。清兵入闽时，芝龙阴行通款，以致隆武帝败亡。成功却不肯叛国，退据厦门，练兵造船为兴复之计。鲁王被清兵所袭，失去舟山，也是到厦门去依靠他的。清兵入滇时。成功曾大举入江，直迫江宁。后从荷兰人之手，夺取台湾，务农，训兵，定法律，设学校，俨然独立国的规模。清朝平定西南，本来全靠降将之力，所以事定之后，清朝并不能直接统治。乃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三藩。三藩中，吴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1673年，尚可喜因年老，将兵事交给其儿子之信，反为所制，请求撤藩，清人许之。三桂和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不自安，亦请撤藩，以觇朝意。时清世祖已死，子圣祖在位，年少气盛，独断许之，三桂遂叛清。耿、尚两藩亦相继举兵。清朝在西南，本无实力，三桂一举兵，而贵州、湖南、四川、广西俱下。但三桂暮气不振，既不能弃滇北上；想自出应援陕西响应的兵，又不及；徒据湖南，和清兵相持；耿、尚两藩，本来是反覆无常的，此时苦三桂征饷，又叛降清；三桂兵势遂日蹙。1678年，三桂称帝于衡州。旋死，诸将乖离，其孙世璠，遂于1681年为清人所灭。清平定西南，已经出于意外了，如何再有余力，觊觎东南海外之地？所以清朝是时，已有和郑氏言和，听其不剃发，不易衣冠之意。但又有降将作祟。先是郑成功以1662年卒，子经袭，初和耿氏相攻，曾略得漳、泉之地。后并失厦门，退归台湾。其将施琅降清，清人用为提督。1681年，郑经卒，内部乖离。1683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猾夏，是远较辽、金、元为甚的。这是因为女真民族，在渤海和金朝时，业已经过两度的开化，所以清朝初兴时，较诸辽、金、元，其程度已觉稍高了。当太宗时，已能任用汉人，且能译读《金世宗本纪》，戒谕臣下，勿得沾染华风。入关之后，圈占民地，给旗人住居，这也和金朝将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是一样的政策。他又命旗兵驻防各省，但多和汉人分城而居，一以免其倚势欺陵，挑起汉人的恶感，一亦防其与汉人同化。其尤较金人为刻毒的，则为把关东三省都封锁起来，禁止汉人移殖。他又和蒙古人结婚姻，而且表面上装作信奉喇嘛教，以联络蒙古的感情，而把蒙古也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这可称之为“联蒙制汉”政策。他的对待汉人，为前代异族所不敢行的，则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虽明知其为不忠不义之徒，然大抵把这一层抹杀不提，甚且还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话头，替他掩饰，这个可说是替降顺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则不然。对于投顺他的人，特立贰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剥光了。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却借此大烧其书。从公元1763到1782二十年之中，共烧书二十四次，被烧掉的书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关涉清朝的，即和辽、金、元等有关涉的，亦莫不加以毁灭。其不能毁灭的，则加以改窜。他岂不知一手不能掩尽天下目？他所造作的东西，并不能使人相信？此等行为，更不能使人心服？不过肆其狠毒之气，一意孤行罢了。他又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以冀网罗明季的遗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节的，并没有入他彀中的啊！

从前的人民，对于政权，实在疏隔得太利害了。所以当异族侵入的时候，民心虽然不服，也只得隐忍以待时，清初又是这时候了。从1683年台湾郑氏灭亡起，到1793年白莲教徒起兵和清朝反抗为止，凡一百一十年，海内可说无大兵革。清圣祖的为人，颇为聪明，也颇能勤于政治；就世宗也还精明。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野蛮民族，其骄奢淫佚，比之历年已久的皇室，自然要好些。一切弊政，以明末为鉴，自然也有相当的改良。所以康、雍之世，政治还算清明，财政亦颇有余蓄。到乾隆时，虽然政治业已腐败，社会的元气，亦已暗中凋耗了，然表面上却还维持着一个盛况。

乾隆皇帝，自称文治武功十全老人。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域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为国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其先都是喜欢侵略的。自唐中叶后，喇嘛教输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明末，俺荅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感化，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而其部落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为清人所摧破。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当土木之变时，其根据地本在东方。自蒙古复强，他即渐徙而西北。到清时，共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西藏黄教的僧侣，是不许娶妻的。所以其高僧，世世以“呼毕勒罕”主持教务。因西藏人信之甚笃，教权在名义上遂出于政权之上。然所谓迷信，其实不过是这么一句话。从古以来，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试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达赖喇嘛是黄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个大弟子，他在喇嘛教里，位置算是最高，然并不能亲理政务，政务都在一个称为“第巴”的官的手里。清圣祖时，第巴桑结，招和硕特的固始汗入藏，击杀了红教的护法藏巴汗，而奉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班禅入居札什伦布，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之始。和硕特自此徙牧青海，干涉西藏政权，桑结又恶之，招致准噶尔噶尔丹入藏，击杀了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摄服杜尔伯特，逐去土尔扈特，至此其势大张。1688年，越阿尔泰山攻击喀尔喀，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噶尔丹。噶尔丹因伊犁旧地，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无所归，自杀。阿尔泰山以东平。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杀掉桑结。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藏，袭杀拉藏汗。圣祖又派兵将其击破。1722年，圣祖死，世宗立。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的喇嘛反叛，亦为清兵所破。此时卫拉特的乱势，可谓蔓延甚广，幸皆未获逞志，然清朝亦未能犁庭扫穴。直至1754年，策妄阿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死，其部落内乱，清高宗才于1757年将其荡平。至于天山南路，则本系元朝察合台后王之地。为回教区域。元衰后，回教教主的后裔有入居喀什噶尔的，后遂握有南路政教之权。准部既平，教主的后裔大小和卓木大（和卓木名布罗尼特，小和卓木名霍集占）和清朝反抗，亦于1759年为清所破灭。清朝的武功，以此时为极盛。天山南北路既定，葱岭以西之国，敖罕、哈萨克、布鲁特、乾竺特、博罗尔、巴达克山、布哈尔、阿富汗等，都朝贡于清，仿佛唐朝盛时的规模。1792年，清朝又用兵于廓尔喀，将其征服，则其兵力又为唐时所未至。对于西南一隅，则清朝的武功，是掩耳盗铃的。当明初，中国西南的疆域，实还包括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眉公两江上游（看《明史·西南土司传》可知）。但中国对于西南，实力并不充足，所以安南暂合而复离，而缅甸亦卒独立为国。中国实力所及，西不过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成为今日的境界了。1767年，清高宗因缅甸犯边，发兵征之败没。1769年，又派大兵再举，亦仅因其请和，许之而还。这时候，暹罗为缅甸所灭。后其遗臣中国人郑昭，起兵复国，传其养子郑华，以1786年受封于中国，缅甸怕中国和暹罗夹攻它，对中国才渐恭顺。安南之王黎氏，明中叶后为其臣莫氏所篡。清初复国。颇得其臣阮氏之力，而其臣郑氏，以国戚执政，阮氏与之不协，乃南据顺化，形同独立。后为西贡豪族阮氏所灭。是为新阮，而顺化之阮氏，则称旧阮。新阮既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并废黎氏。黎氏遗臣告难中国。高宗于1788年为之出兵，击破新阮，复立黎氏。然旋为新阮所袭败，乃因新阮的请降，封之为王。总而言之，中国用兵于后印度，天时地利，是不甚相宜的，所以历代都无大功，到清朝还是如此。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在今湖南、贵州间，则开辟永顺、乾州、凤皇、永绥、松桃各府、厅，在云南，则将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各土官改流（乌蒙，今云南昭通县。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在贵州，则平定以古州为中心的大苗疆（古州，今榕江县），这都是明朝未竟的余绪。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大金川，今理番县的绥靖屯。小金川，今懋功县），用兵凡五年，糜饷至七千万，可谓劳费已甚，然综合全局看起来，则于西南的开拓，仍有裨益。

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珅，贪渎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剥民以奉之，上司诛求于下属，下属虐取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颇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权于臣下的。他以异族入主中原，汉族真有大志的人，本来未必帮他的忙。加以他们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压士气，自然愈形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间，而局面遂一变。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话，在绪论中，业已说过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读第十八章所述可见。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见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现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Joannes Adams Schall von 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复见任用。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祟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萨克），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讷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广州十三行外景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近代欧人的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时，业经300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西趋浙。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是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适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首受其影响。遂有1839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衅。其结果，于1842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继和中国立约。惟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迫胁，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1857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役。此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后外人所得的权利，作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至于俄国，则自19世纪以还，渐以实力经营东方。至1850年顷，黑龙江北之地，实际殆已尽为所据。至1858年，遂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1860年，又借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划，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至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亦洞开了。总而言之：自1838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国订立《北京条约》为止，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涉及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陆路通商，及（七）边界等问题。

通州八里桥之战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一个民族，进步到达于某一程度之后，就决不会自忘其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了。虽然进化的路径，是曲线的，有时不免暂为他族所压服。公元1729，即清世宗的雍正七年，曾有过这样一道上谕。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曾静是湖南人，读浙江吕留良之书，受着感动，使其徒张熙往说岳钟琪叛清，钟琪将其事举发。吕留良其时已死，因此遭到了剖棺戮尸之祸。曾静、张熙暂时免死拘禁，后亦被杀。这件事，向来被列为清朝的文字狱之一，其实乃是汉族图谋光复的实际行动，非徒文字狱而已。1729年，为亡清入关后之八十六年，表面上业已太平，而据清世宗上谕所说，则革命行动的连续不绝如此，可见一部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始终未曾屈服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是中下流社会中都有的。中流社会中人的长处，在其知识较高，行动较有方策，且能把正确的历史知识，留传到后代，但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弱。下流社会中人，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强，但其人智识缺乏，行动起来，往往没有适当的方策，所以有时易陷于失败，甚至连正确的历史，都弄得缪悠了。清朝最大的会党，在北为哥老会，在南为天地会，其传说大致相同。天地会亦称三合会，有人说就是三点会，南方的清水、匕首、双刀等会，皆其支派。据他们的传说：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僧徒都有武艺。曾为清征服西鲁国。后为奸臣所谗，清主派兵去把他们剿灭。四面密布火种，缘夜举火，想把他们尽行烧死。有一位神道，唤做达尊，使其使者朱开、朱光，把十八个和尚引导出来。这十八个和尚，且战且走，十三个战死了。剩下来的五个，就是所谓前五祖。又得五勇士和后五祖为辅，矢志反复汨。就是清字，汨就是明字，乃会中所用的秘密符号。他们自称为洪家。把洪字拆开来则是三八二十一，他们亦即用为符号。洪字大约是用的明太祖开国的年号洪武；或者洪与红同音，红与朱同色，寓的明朝国姓的意思，亦未可知。据他们的传说：他们会的成立，在1674年。曾奉明思宗之裔举兵而无成，乃散而广结徒党，以图后举。此事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平山周为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曾身入秘密社会，加以调查）。据他说：“后来三合会党的举事，连续不绝。其最著者，如1787，即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之变便是。1832，即宣宗道光十二年，两广、湖南的瑶乱，亦有三合会党在内。鸦片战争既起，三合会党尚有和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接洽，图谋颠覆清朝的。”其反清复明之志，可谓终始不渝了。而北方的白莲教徒的反清，起于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至1804年，即仁宗嘉庆九年而后平定，此即向来的史家称为川、楚教匪，为清朝最大的内乱之始的，其所奉的王发生，亦诈称明朝后裔，可见北方的会党，反清复明之志，亦未尝变。后来到1813年，即嘉庆十八年，又有天理教首林清，图谋在京城中举事，至于内监亦为其内应，可见其势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莲教的支派余裔，又可见反清复明之志，各党各派，殊途同归了。而其明目张胆，首传讨胡之檄的则为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系广东花县人。生于1812年，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结合下流社会，有时是不能不利用宗教做工具的。广东和外人交通早，所以天王所创的宗教，亦含有西教的意味。他称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而己为其弟。乘广西年饥盗起，地方上有身家的人所办的团练和贫苦的客民冲突，以1850年，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明年，下永安，始建国号。又明年，自湖南出湖北，沿江东下。1853年，遂破江宁，建都其地，称为天京。当天国在永安时，有人劝其北出汉中，以图关中；及抵武、汉时，又有人劝其全军北上；天王都未能用。既据江宁，耽于声色货利，不免渐流于腐败。天王之为人，似只长于布教，而短于政治和军事。委政于东王杨秀清，尤骄恣非大器。始起诸王，遂至互相残杀。其北上之军，既因孤行无援，而为清人所消灭。溯江西上之兵，虽再据武、汉，然较有才能的石达开，亦因天京的政治混乱，而和中央脱离了关系。清朝却得曾国藩，训练湘军，以为新兴武力的中坚。后又得李鸿章，招募淮军，以为之辅。天国徒恃一后起之秀的李秀成，只身支柱其间，而其余的政治军事，一切都不能和他配合。虽然兵锋所至达十七省（内地十八省中，惟甘肃未到），前后共历十五年，也不得不陷于灭亡的悲运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其责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他的兵力，是够剽悍的。其扎实垒、打死仗的精神，似较之湘、淮军少逊，此乃政治不能与之配合之故，而不能悉归咎于军事。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一）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中国的下流社会中人，是向来有均贫富的思想的，其宗旨虽然不错，其方策则决不能行。今观太平天国所定的把天下田亩，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国库，婚丧等费用，都取给国库，私用有余，亦须缴入国库等；全是极简单的思想，极灭裂的手段。知识浅陋如此，安能应付一切复杂的问题？其政治的不免于紊乱，自是势所必然了。（二）满洲人入据中原，固然是中国人所反对，而是时西人对中国，开始用兵力压迫，亦为中国人所深恶的，尤其是传教一端，太平天国初起时，即发布讨胡之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读之亦使人气足神王。倘使他们有知识，知道外力的压迫，由于满清的失政，郑重提出这一点，固能得大多数人的赞成；即使专提讨胡，亦必能得一部分人的拥护。而他们后来对此也模糊了，反而到处传播其不中不西的上帝教，使反对西教的士大夫，认他为文化上的大敌，反而走集于清朝的旗帜之下。这是太平天国替清朝做了掩蔽，而反以革命的对象自居，其不能成事，实无怪其然了。湘、淮军诸将，亦是一时人杰。并无一定要效忠于满清的理由，他们的甘为异族作伥，实在是太平天国的举动，不能招致豪杰，而反为渊驱鱼。所以我说他政治上的失败，还是文化上的落后。

和太平天国同时的，北方又有捻党，本蔓延于苏、皖、鲁、豫四省之间。1864年，天国亡，余众多合于捻，而其声势乃大盛。分为东西两股。清朝任左宗棠、李鸿章以攻之。至1867、1868两年，然后先后平定。天国兵锋，侧重南方，到捻党起，则黄河流域各省，亦无不大被兵灾了，而回乱又起于西南，而延及西北。云南的回乱，起于1855年，至1872年而始平，前后共历十八年。西北回乱，则起于1862年，自陕西延及甘肃，并延及新疆。浩罕人借兵给和卓木的后裔，入据喀什喀尔。后浩罕之将阿古柏帕夏杀和卓木后裔而自立，意图在英、俄之间，建立一个独立国。英、俄都和他订结通商条约，且曾通使土耳其。英使且力为之请，欲清人以天山南北路之地封之。清人亦有以用兵劳费，持是议者。幸左宗棠力持不可。西捻既平之后，即出兵以攻叛回。自1875至1878，前后共历四年，而南北两路都平定。阿古柏帕夏自杀。当回乱时，俄人虽乘机占据伊犁，然事定之后，亦获返还。虽然画界时受损不少，西北疆域，大体总算得以保全。

清朝的衰机，是潜伏于高宗，暴露于仁宗，而大溃于宣宗、文宗之世的。当是时，外有五口通商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内则有太平天国和捻、回的反抗，几于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奠定海宇，号称中兴，全是一班汉人，即所谓中兴诸将，替他效力的。清朝从道光以前，总督用汉人的很少，兵权全在满族手里。至太平天国兵起，则当重任的全是汉人。文宗避英、法联军，逃奔热河，1861年，遂死于其地。其时清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握权。载垣、端华亦是妄庸之徒，肃顺则颇有才具，力赞文宗任用汉人，当时内乱的得以削平，其根基实定于此。文宗死，子穆宗立。载垣、端华、肃顺等均受遗诏，为赞襄政务大臣。文宗之弟恭亲王奕诉，时留守京师，至热河，肃顺等隔绝之，不许其和文宗的皇后钮钴禄氏和穆宗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相见。后来不知如何，奕诉终得和他们相见了，密定回銮之计。到京，就把载垣、端华、肃顺都杀掉。于是钮钴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同时垂帘听政（钮钴禄氏称母后皇太后，谥孝贞。叶赫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死谥孝钦。世称孝贞为东宫太后，孝钦为西宫太后），钮钴禄氏是不懂得什么的，大权都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叶赫那拉氏和肃顺虽系政敌，对于任用汉人一点，却亦守其政策不变，所以终能削平大难。然自此以后，清朝的中央政府即无能为，一切内政、外交的大任，多是湘、淮军中人物，以疆臣的资格决策或身当其冲。军机及内阁中，汉人的势力亦渐扩张。所以在这个时候，满洲的政权，在实际上已经覆亡了，只因汉人一方面，一时未有便利把他推倒，所以名义又维持了好几十年。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太平天国既亡，捻、回之乱复定，清朝一时号称中兴。的确，遭遇如此大难，而一个皇室，还能维持其政权于不敝的，在历史上亦很少见。然清室的气运，并不能自此好转，仍陵夷衰微以至于覆亡，这又是何故呢？这是世变为之。从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孝钦皇后自亦有其相当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陈旧的。试看她晚年的言论，还时时流露出道、咸时代人的思想来可知。大约她自入宫以后，就和外边隔绝了，时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较所谓中兴名臣，还要落后许多。当时应付太平天国，应付捻、回，所用的都是旧手段，她是足以应付的。内乱既定之后，要进而发愤自强，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当时所谓中兴名臣，要应付这时候的时局，也远觉不够。他们不过任事久了，经验丰富些，知道当时的一种迂阔之论不足用，他们亦觉得中国所遭遇的，非复历史上所有的旧局面，但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军事。因军事而牵及于制造，因制造而牵及于学术，如此而已。后来的人所说的“西人自有其立国之本，非仅在械器之末”，断非这时候的人所能见得到的，这亦无怪其然。不但如此，在当时中兴诸将中，如其有一个首领，像晋末的宋武帝一般。入据中央，大权在握，而清朝的皇帝，仅保存一个名义，这一个中央政府，又要有生气些。而无如中兴诸将，地丑德齐，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他们多数是读书人，既有些顾虑君臣的名义，又有些顾虑到身家、名誉，不敢不急流勇退。清朝对于汉人，自然也不敢任之过重。所以当时主持中枢的，都是些智识不足、软弱无力，甚至毫无所知之人。士大夫的风气，在清时本是近于阘茸而好利的。湘军的中坚人物，一时曾以坚贞任事的精神为倡。然少数人的提倡，挽回不过积重的风气来，所以大乱平定未久，而此种精神，即已迅速堕落。官方士习，败坏如故。在同、光之世，曾产生一批所谓清流。喜唱高调，而于事实茫无所知，几于又蹈宋、明人的覆辙。幸而当时的情势，不容这一种人物发荣滋长，法、越之役，其人有身当其冲而失败的，遂亦销声匿迹了。而士大夫仍成为一奄奄无气的社会。政府和士大夫阶级，其不振既如此，而宫廷之间，又发生了变故。清穆宗虽系孝钦后所生，顾与孝钦不协。立后之时，孝贞、孝钦，各有所主。穆宗顺从了孝贞的意思。孝钦大怒，禁其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醇亲王奕譞之妻，为孝钦后之妹，孝钦因违众议立其子载湉，是为德宗。年方四岁，两宫再临朝。后孝贞后忽无故而死，孝钦后益无忌惮。宠任宦官，骄淫奢侈，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德宗亲政之后，颇有意于振作，而为孝钦所扼，母子之间，嫌隙日深，就伏下戊戌政变的根源了。

内政的陵夷如此，外交的情势顾日急。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本来不过是一个空名，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利益的。所以论政之家，多以疲民力、勤远略为戒。但到西力东侵以来，情形却不同了。所谓藩属，都是屏蔽于国境之外的，倘使能够保存，敌国的疆域，即不和我国直接，自然无所肆其侵略。所以历来仅有空名的藩属，到这时候，倒确有藩卫的作用了。但以中国外交上的习惯和国家的实力，这时候，如何说得上保存藩属？于是到19世纪，而朝贡于中国之国，遂悉为列强所吞噬。我们现在先从西面说起：哈萨克和布鲁特，都于公元1840年顷，降伏于俄。布哈尔、基华，以1873年，沦为俄国的保护国。浩罕以1876年为俄所灭。巴达克山以1877年受英保护，乾竺特名为两属，实际上我亦无权过问。于是自葱岭以西朝贡之国尽了。其西南，则哲孟雄，当英法联军入北京之年，英人即在其境内获得铁路敷设权。缅甸更早在1826和1851年和英人启衅战败，先后割让阿萨密、阿剌干、地那悉林及白古，沿海菁华之地都尽。安南旧阮失国后，曾介教士乞援于法。后来乘新阮之衰，借暹罗之助复国，仍受封于中国，改号为越南。当越南复国时，法国其实并没给与多大的助力。然法人的势力，却自此而侵入，交涉屡有葛藤。至1874年，法人遂和越南立约，认其为自主之国。我国虽不承认，法国亦置诸不理。甚至新兴的日本，亦于1879年将自明清以来受册封于中国的琉球灭掉。重大的交涉，在西北，则有1881年的《伊犁条约》。当回乱时，伊犁为俄国所据，中国向其交涉，俄人说：不过代中国保守，事定即行交还的。及是，中国派了一个昏愦胡涂的崇厚去，只收回了一个伊犁城，土地割弃既多，别种权利，丧失尤巨。中国将崇厚治罪，改派了曾纪泽，才算把地界多收回了些，别种条件，亦略有改正。然新疆全境，都准无税通商；肃州、吐鲁番，亦准设立领事；西北的门户，自此洞开了。在西南，则英国屡求派员自印度经云南入西藏探测，中国不能拒，许之。1857年，英人自印度实行派员入滇，其公使又遣其参赞，自上海至云南迎接。至腾越，为野人所杀。其从印度来的人员，亦被人持械击阻。这件事，云贵总督岑毓英，实有指使的嫌疑，几至酿成重大的交涉。次年，乃在芝罘订立条约：允许滇、缅通商，并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商埠。许英国派员驻扎重庆，察看商务情形，俟轮船能开抵时，再议开埠事宜。此为西人势力侵入西南之始。至1882年，而法、越的战事起。我兵初自云南、广西入越的都不利，海军亦败于福州。然后来冯子材有镇南关之捷，乘势恢复谅山。法人是时的情形，亦未能以全力作战，实为我国在外交上可以坚持的一个机会。但亦未能充分利用。其结果，于1885年，订立条约，承认法国并越，并许在边界上开放两处通商（后订开龙州、蒙自、蛮耗。1895年之约，又订以河口代蛮耗，增开思茅）。英人乘机，于1885年灭缅甸。中国亦只得于其明年立约承认。先是《芝罘条约》中，仍有许英人派员入藏的条款，至是，中国乘机于《缅约》中将此款取消。然及1888年，英、藏又在哲孟雄境内冲突，至1890年，中国和英人订立《藏印条约》，遂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1893年，续议条约，复订开亚东关为商埠，而藏人不肯履行，又伏下将来的祸根。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

对外交涉的历次失败，至1894年中日之战而达于极点。中、日两国，同立国于东方，在历史上的关系，极为深切，当西力东侵之际，本有合作御侮的可能。但这时候，中国人对外情太觉隔阂，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态度出之，而日方则褊狭性成，专务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国合作。中、日的订立条约，事在1871年。领判权彼此皆有。进口货物，按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定的，则直百抽五，亦彼此所同。内地通商，则明定禁止。在中国当日，未始不想借此为基本，树立一改良条约之基，然未能将此意开诚布公，和日本说明。日本则本不想和中国合作，而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于是心怀不忿。至1874年，因台湾生番杀害日本漂流的人民，径自派兵前往攻击。1879年，又灭琉球。交涉屡有葛藤，而其时朝鲜适衰微不振，遂为日本踏上大陆的第一步，成为中、日两国权利冲突的焦点。1894年，日人预备充足，蓄意挑衅，卒至以兵戎相见。我国战败之后，于其明年，订立《马关条约》。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又割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至二万万两。改订通商条约，悉以中国和泰西各国所定的约章为准，而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人得在通商口岸从事于制造，则又是泰西各国所求之历年，而中国不肯允许的。此约既定之后，俄国联合德、法，加以干涉，日人乃加索赔款三千万两，而将辽东还我。因此而引起1896年的《中俄密约》，中国许俄国将西伯利亚铁路经过黑、吉两省而达到海参崴。当时传闻，俄国还有租借胶州湾的密约，于是引起德国的强占胶州湾而迫我立99年租借之约，并获得建造胶济铁路之权。俄人因此而租借旅、大，并许其将东省铁路展筑一支线。英人则租借威海卫，法人又租借广州湾。我国沿海业经经营的军港，就都被占据了。其在西南：则法国因干涉还辽之事，向我要索报酬。于1895年订立《续议界务商务专条》，云南、两广开矿时，许先和法人商办。越南已成或拟设的铁路，得接至中国境内。并将前此允许英国不割让他国的孟连、江洪的土地，割去一部分。于是英国再向我国要求，于1897年，订立《中缅条约附款》。云南铁路允与缅甸连接，而开放三水、梧州和江根墟。外人的势力，侵入西南益深了。又自俄、德两国，在我国获得铁路敷设权以来，各国亦遂互相争夺。俄人初借比国人出面，获得芦汉铁路的敷设权。英人因此要求津镇、河南到山东、九广、浦信、苏杭甬诸路。俄国则要求山海关以北铁路，由其承造。英国又捷足先得，和中国订定了承造牛庄至北京铁路的合同。英、俄旋自相协议，英认长城以北的铁路归俄承造，俄人则承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承造。英、德又自行商议，英认山西及自山西展筑一路至江域外，黄河流域的铁路归德，德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凡铁路所至之处，开矿之权利亦随之。各国遂沿用分割非洲时的手段，指我国之某处，为属于某国的势力范围，而要求我以条约或宣言承认其地不得割让给别国。于是瓜分之论，盛极一时。而我国人亦于其时警醒了。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晚年慈禧太后

自西力东侵，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其原动力。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今文之学的余绪，而又融合佛学及宋、明理学而成的。（一）因为他能承受今文之学的“非常异义”，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义接近。（二）因为他能承受宋学家彻底改革的精神，所以他的论治，主于彻底改革，主张设治详密，反对向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放任政策。（三）主张以中坚阶级为政治的重心，则士大夫本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有互相团结的精神。宋、明人的讲学颇有此种风概。入清以来，内鉴于讲学的流弊，外慑于异族的淫威，此等风气，久成过去了。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复有力之时，到处都以讲学为事。他的门下，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他当甲午战前，即已上书言事。到乙未之岁，中、日议和的时候，他又联合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主张迁都续战，因陈变法自强之计。书未得达，和议成后，他立强学会于北京，想联合士大夫，共谋救国。会被封禁，其弟子梁启超走上海，主持《时务报》旬刊，畅论变法自强之义。此报一出，风行海内，而变法维新，遂成为一时的舆论。康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湾时，又入京陈救急之计。于是康有为共上书五次，只一次得达。德宗阅之，颇以为然。岁戊戌，即1898年，遂擢用有为等以谋变法。康有为的宗旨，在于大变和速变。大变所以谋全盘的改革，速变则所以应事机而振精神。他以为变法的阻力，都是由于有权力的大臣，欲固其禄位之私，于是功德宗勿去旧衙门，但设新差使。他以为如此即可减少阻力。但阻碍变法的，固非尽出于保存禄位之私；即以保存禄位论，权已去，利亦终不可保，此固不足以安其心。何况德宗和孝钦后素有嫌隙，德宗又向来无权？于是有戊戌的政变。政变以后，德宗被幽，有为走海外，立保皇党，以推翻孝钦后，扶德宗亲政相号召。然无拳无勇，复何能为？而孝钦后以欲捕康、梁不得；欲废德宗，又为公使所反对；迁怒及于外人。其时孝钦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因急欲其子正位，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冀立拥戴之功的。而极陈旧的，“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尚未尽去。加以下层社会中人，身受教案切肤之痛，益以洋人之强惟在枪炮，而神力可以御枪炮之说，遂至酿成1900年间义和团之乱。亲贵及顽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乃有纵容其在京、津间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倒电杆，见新物则毁，见用洋货的人则杀的怪剧。并伪造外人的要求条件，以恐吓孝钦后，而迫其与各国同时宣战。意欲于乱中取利，废德宗而立溥儁。其结果，八国联军入京城，德宗及孝钦后走西安。1901年的和约，赔款至四百五十兆。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炮台，尽行拆去。且许各国于其通路上驻兵。又划定使馆区域，许其自行治理、防守。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而黑龙江将军又贸然与俄人启衅，致东三省尽为俄人所占。各国与中国议和时，俄人说东三省系特别事件，不肯并入和约之中讨论，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于破碎之势。庚子一役闯出的大祸如此。而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佚，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19世纪之末，瓜分之论，盛极一时，已见上章。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氏（John Hay）乃通牒英、俄、法、德、意、日六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其内容为：（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铁路运费亦然。这无非要保全其在条约上既得的权利。既要保全条约上的权利，自然要联带而及于领土保全，因为领土设或变更，既成的条约，在该被变更的领土上，自然无效了。六国都复牒承认。然在此时，俄国实为侵略者，逮东三省被占而均势之局寝破。此时英国方有事于南非，无暇顾及东方，乃和德国订约，申明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之旨。各国都无异议。惟俄人主张其适用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英国力持反对。德国和东方关系究竟较浅，就承认俄国人的主张了。于是英国觉得在东方要和俄国相抗，非有更强力的外援不可，乃有1902年的英、日同盟。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如因第三国的侵略或中国的扰乱，两国利益受到侵害时，应当协力防卫。这时候，日本对于我国东北的利害，自然最为关切，然尚未敢贸然与俄国开战，乃有满、韩交换之论。大体上，日本承认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而俄人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而俄人此时甚骄，并此尚不肯承认，其结果，乃有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在美国的朴资茅斯，订立和约。俄人放弃在韩国的权利，割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之地与日。除租借地外，两国在东三省的军队都撤退，将其地交还中国。在中国承认的条件之下，将旅顺、大连湾转租与日，并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让给日本。清廷如何能不承认？乃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除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款项外，并在三省开放商埠多处。军用的安奉铁路，许日人改为商用铁路。且许合资开采鸭绿江左岸材木。于是东北交涉的葛藤，纷纷继起，侵略者的资格，在此而不在彼了。当日俄战争时，英国乘机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和班禅立约，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非经英国许可，西藏的土地不得租、卖给外国人。铁路、道路、电线、矿产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入款、银钱、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国干涉。亦不许外国派官驻扎和驻兵。中国得报大惊，然与英人交涉无效，不得已，乃于1906年，订立《英藏续约》，承认《英藏条约》为附约，但声明所谓外国或外国人者，不包括中国或中国人在内而止。在东北方面，中国拟借英款敷设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东省铁路支线，俄人让给日本的，日人改其名为南满路。中国不得已作罢，但要求建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中国因欲借英、美的款项，将锦齐铁路延长至爱珲。日人又嗾使俄人出而反抗。于是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其办法：系由各国共同借款给中国，由中国将东三省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前，由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议既出，日、俄两国均提出抗议。这时候，因英、美两国欲伸张势力于东北而无所成，其结果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两国因此订立协约，声明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彼此互相商议。据说此约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韩，而日本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行动。此约立于1910年。果然，日本于其年即并韩，而俄人对蒙、新方面，亦于其明年提出强硬的要求，且用哀的美敦书迫胁中国承认了。

外力的冯凌，实为清季国民最关心的事项。清朝对于疆土的侵削，权利的丧失，既皆熟视而无可如何，且有许多自作孽的事情，以引进外力的深入。国民对于清政府，遂更无希望，且觉难于容忍。在庚子以前，还希冀清朝变法图强的，至庚子以后，则更无此念，激烈的主张革命，平和的也主张立宪，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务而是政体了。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生于中国的南部，能承袭明季以来的民族革命思想，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义的。他当1885年，即已决定颠覆清朝，创建民国。1892年在澳门立兴中会。其后漫游欧、美，复决定兼采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于是完成。自1892年以来，孙中山屡举革命之帜。其时所利用的武力，主要的为会党，次之则想运动防军。然防军思想多腐败，会党的思想和组织力亦嫌其不足用，是以屡举而无成。自戊戌政变以后，新机大启，中国人士赴外国留学者渐多，以地近费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夥。以对朝政的失望，革命、立宪之论，盛极一时。1905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革命团体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说：“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见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动的能力，虽似不如下层社会，然因其素居领导的地位，在宣传方面的力量，却和下层社会中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革命的思潮，不久就弥漫全国了。素主保皇的康有为，在此时，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其弟子梁启超，是历年办报，在言论界最有权威的。初主革命，后亦改从其师的主张，在所办的《新民丛报》内，发挥其意见，和同盟会所出的《民报》，互相辩论，于是立宪、革命成为政治上的两大潮流。因对于清朝的失望，即内外臣工中，亦有主张立宪的。日俄战争而后，利用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为口实，其议论一时尤盛。清朝这时候，自己是并无主张的。于是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俟数年后，察看情形，以定实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满足。1908年，下诏定实行立宪之期为9年。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相继而死。德宗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立。年幼，载沣摄政，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则恣意妄为。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屡请即行立宪，不许。1910年，号称为国会预备的资政院，亦以为请，乃勉许缩短期限，于三年后设立国会。然以当时的政局，眼见得即使召集国会，亦无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觉得灰心短气。而又因铁路国有问题，和人民大起冲突。此时的新军，其知识已非旧时军队之比；其纪律和战斗力自亦远较会党为强。因革命党人的热心运动，多有赞成革命的。1911年10月10日，即旧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事于武昌。清朝本无与立，在无事时，亲贵虽欲专权，至危急时，仍不得不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亦非有诚意扶持清朝的，清人力尽势穷，遂不得不于其明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沦陷了268年的中华，至此光复；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七十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语云：“大器晚成”，一人尚然，而况一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虽已三十年，然至今仍在革命的途中，亦无怪其然了。策励将来，端在检讨已往，我现在，且把这三十年来的经过，述其大略如下：

民国的成立，虽说是由于人心的效顺，然以数千年来专制的积重，说真能一朝涤除净尽，自然是无此理的。大约当时最易为大众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见颠覆。而袁世凯则仍有运用阴谋，图遂其个人野心的余地。民党当日亦知道袁世凯之不足信，但为避免战祸，且急图推翻清朝起见，遂亦暂时加以利用。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之职，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于是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民党因南方的空气较为清新，要其到南京来就职。袁世凯自然不肯来，乃嗾使京、津保定的兵哗变。民党乃只得听其在北京就职。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自秘密的革命团体变成公开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知道政局暂难措手，主张国民党退居在野的地位，而自己则专办实业。然是时的国民党员不能服从党纪，不听。二年四月八日，国会既开，国民党议员乃欲借国会和内阁的权力，从法律上来限制袁氏。这如何会有效？酝酿复酝酿，到底有二年七月间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鉴于前此以纪律不严而败，所以此次以服从党魁为重要的条件。然一时亦未能为有效的活动。而袁氏在国内，则从解散国民党，进而停止国会议员的职务，又解散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召开约法会议，擅将宪法未成以前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修改为《中华民国约法》，世称为《新约法》，而称《临时约法》为《旧约法》。又立参议院，令其代行立法权。共和政体，不绝如缕。至四年底，卒有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之举。于是护国军起于云南。贵州、两广、浙江、四川、湖南，先后响应。山东、陕西境内，亦有反对帝制的军队。袁氏派兵攻击，因人心不顺，无效，而外交方面又不顺利，乃于五年三月间下令将帝制取消，商请南方停战。南方要求袁氏退位，奉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事势陷于僵持。未久，袁氏逝世，黎氏代行职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问题乃得自然解决。然为大局之梗者，实并非袁氏一人。袁氏虽非忠贞，然当其未至溃败决裂时，北洋系军人，究尚有一个首领。到袁氏身败名裂之后，野心军人就更想乘机弄权。当南方要求袁氏退位而袁氏不肯时，江苏将军就主张联合未独立各省，公议办法。通电说：“四省若违众论，固当视同公敌；政府若有异议，亦当一致争持”，这已经不成话了。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各省区联合会，更形成了一种非法的势力。六年二月，因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我国与德绝交。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而谋对德参战。议案被国会阁置。各省、区督军、都统遂分呈总统和国务总理，借口反对宪法草案，要求解散国会。黎总统旋免段祺瑞之职。安徽遂首先宣告和中央脱离关系。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奉天、黑龙江、浙江、福建等省继之。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通电说：“出兵各省，意在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这更显然是谋叛了。黎总统无可如何，召安徽督军张勋进京共商国是。张勋至天津，迫胁黎总统解散国会而后入。七月一日，竟挟废帝溥仪在京复辟。黎总统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权，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十二日，克复京城。张勋所扶翼的清朝亡。流了无量数有名无名的先烈的血，然后造成的中华民国，因军人、政客私意的交争，而几至于倾覆。论理，同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应该可以悔过了。然而社会现象，哪有如此简单？北方的军人、政客，仍不能和南方合作。乃借口于复辟之时，中华民国业经中断，可仿民国元年之例，重行召集参议院，不知当复辟的十一天中，所谓溥仪者，号令只行于一城；我们即使退一百步，承认当时督军团中的督军，可以受令于溥仪，而西南诸省固自在，中华民国，何尝一日中断来？然而这句话何从向当时的政客说起？于是云南、两广，当国会解散时，宣布径行禀承元首，不受非法内阁干涉的，仍不能和北方合作。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以大元帅任行政权，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后又改为总裁制，以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由各部长所组织之政务院赞襄之，以行使军政府之行政权。北方则召集参政院，修改选举法，另行召集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职。中华民国遂成南北分裂之局。而南北的内部，尚不免于战争。九年七月，北方的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回直隶，和段祺瑞所统率的定国军作战。定国军败，段氏退职，是为皖、直之战。南方亦因心力不齐，总裁中如孙中山等均离粤。是年十月，以粤军而驻扎于福建漳州的陈炯明回粤，政务总裁岑春煊等宣布取消自主。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中山等通电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四月，国会再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五月五日就职。陈炯明遂进兵平定广西。

是时北方：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湖南军队进攻湖北，王占元败走。旋为吴佩孚所败，进陷岳州，川军东下，亦为佩孚所败。十一年四五月间，奉军在近畿和直军冲突，奉军败退出关。孙中山本在广西筹备北伐。是年四月间，将大本营移至韶关。陈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军入江西。六月，徐世昌辞职。曹锟等电黎元洪请复位。元洪复电，要求各巡阅使、督军先释兵柄，旋复许先行入都。撤消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孙中山宣言：直系诸将，应将所部半数，先行改为工兵，余则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方能饬所部罢兵。未几，广西粤军回粤，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走上海。岁杪，滇、桂军在粤的及粤军的一部分讨陈。陈炯明再走惠州。十二年二月，孙中山乃再回广州，以大元帅的名义主持政务。然滇、桂军并不肯进取东江，在广东方面的军事，遂成相持之局。此时北方各督军中，惟浙江卢永祥通电说，冯国璋代理的期限既满就是黎元洪法定的任期告终，不肯承认黎元洪之复职为合法。东三省则自奉、直战后，即由三省省议会公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保安总司令，而以吉、黑两省督军为之副，不奉北京的命令。其余则悉集于直系旗帜之下。南方如陈炯明及四川省内的军人，亦多与之相结的。直系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而祸患即起于其本身。十二年六月间，北京军、警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走天津，旋走南方。至十月，曹锟遂以贿选为大总统，于十月就职。同时公布宪法。浙江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云南及东三省皆通电讨曹，然亦未能出兵。十三年九月，江、浙战起，奉、直之战继之，直系孙传芳自福建入浙，卢永祥败走。北方则冯玉祥自古北口回军，自称国民第一军。胡景翼、孙岳应之，称国民第二、第三军。吴佩孚方与张作霖相持于山海关，因后路被截，浮海溯江，南走湖北。奉军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相会，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邀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不能用。段祺瑞亦主开善后会议，先解决时局纠纷，再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其所谓会议者，人民团体无一得与，诫国民党员勿得加入。于是会商仍无结果。是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卒于北京。

是时北方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孙岳为省长。后胡景翼卒，孙岳改为督办陕西军务事宜。卢永祥为苏、皖、赣宣抚使，以奉军南下，齐燮元走海外。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江苏杨宇霆、安徽姜登选，均属奉系人物。直系残余势力，惟萧耀南仍踞湖北，孙传芳仍据浙江，吴佩孚亦仍居鸡公山。十四年十月，孙传芳入江苏。杨宇霆、姜登选皆退走。孙军北上至徐州。十一月，吴佩孚亦起于汉口。奉军驻扎关内的郭松龄出关攻张作霖，以为日本人所阻，败死。冯玉祥攻李景林，李景林走济南，与张宗昌合。吴佩孚初称讨奉，后又与张作霖合攻冯玉祥，冯军撤退西北。段祺瑞出走。北方遂无复首领。大局的奠定，不得不有望于南方的北伐。

先是孙中山以八年十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十一月，又加改组。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始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十四年四月，国民政府平东江。还军平定滇、桂军之叛。广西亦来附。改组政府为委员制。十五年一月，开全国代表第二次大会。六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会，通过迅速北伐案。七月，克长沙。九月，下汉阳、汉口，围武昌，至十月而下。十一月，平江西。冯玉祥之国民军，亦以是月入陕，十二月，达潼关。东江之国民军，先以十月入福建。明年，国民军之在湖南者北入河南，与冯玉祥之军合。在福建者入浙江。在江西者分江左江右两军，沿江而下，合浙江之兵克南京。旋因清党事起，宁、汉分裂，至七月间乃复合作。明年，一月，再北伐。至五月入济南，而五三惨案作。国民军绕道德州北伐。张作霖于六月三日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任。至十二月九日，通电服从国民政府，而统一之业告成。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阀的跋扈，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他们的难于措置，至少是有些外交上的因素牵涉在内的。而在今日，国内既无问题之后，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外交上最大的压力，来自东北方。当前清末年，曾向英、美、德、法四国借款，以改革币制及振兴东三省的实业，以新课盐税和东三省的烟酒、生产、消费税为抵。因革命军起，事未有成。至民国时代，四国银行团加入日、俄，变为六国，旋美国又退出，变为五国，所借的款项，则变为善后大借款，这是最可痛心的事。至欧战起，乃有日本和英国合兵攻下胶州湾之举。日本因此而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后复因胶济沿路的撤兵，和青岛及潍县、济南日人所施民政的撤废，而有《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及胶济铁路日方归中、日合办的照会，由于复文有“欣然同意”字样，致伏巴黎和会失败之根。其后虽有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其第一条，即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然迄今未获实现。自欧战以后，德、奥、俄所订的条约，均为平等。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于外交的改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定有办法。关税业已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亦已有实行之期，租借地威海卫已交还。租界亦有交还的。然在今日情势之下，此等又都成为微末的问题。我们当前的大问题，若能得有解决，则这些都不成问题；在大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这些又都无从说起了。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沥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甚致当前的意见，亦非此无以调和。总之：我们今日一切问题，都在于对外而不在于对内。

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

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卅·九·一八于孤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口气读懂明末四大名妓／奕伶编著．—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139-0261-8

Ⅰ．①一…　Ⅱ．①奕…　Ⅲ．①娼妓—生平事迹—中国—明代　Ⅳ．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046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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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7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0261-8

定　　价　35.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录

前言

柳如是篇
第一章　鸳湖鸳翼　美人出落
第一节　出生　可怜杨白花

第二节　松江泛舟　柳叶悲风

第二章　南乡落花　初恋哀歌
第一节　水天迷茫风浪处

第二节　何如长作一心人　白头至死不相绝

第三节　梦江南　怀人

第三章　韶华盛极　花烛合欢
第一节　最是西泠寒食路　桃花得气美人中

第二节　岁月静好　痴心倾付

第四章　乱世流离　如履薄冰
第一节　芳香欲沉清池中

第二节　褪去枷锁　重生

第三节　执子之手　跌宕尘世

第五章　红颜舛命　余恨不禁
第一节　如花美眷　难销似水流年

第二节　烟柳风花已是昨日光景

陈圆圆篇
第一章　似锦年华　倾国倾城
第一节　暮霭中孤单的黄莺

第二节　途径一场心碎

第二章　乱世红颜　辗转颠沛
第一节　乱世跌宕　时光却惊艳

第二节　刹那永恒　惊为天人

第三节　如花容颜　祸兮福兮

第三章　绝代佳人　半世浮萍
第一节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

第二节　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第三节　乱世凋零雨打萍

第四章　青灯古佛　香消玉殒
第一节　花红锦簇　趁拍舞霓裳

第二节　万千舍愿　终入尘

第三节　莲花池　繁华落尽

董小宛篇
第一章　幽幽岁月　佳人惊现
第一节　董家绣庄　青莲摇曳

第二节　流水落花　郁郁入风尘

第二章　旖旎风光　幻化成爱
第一节　花香满金陵　名重秦淮河

第二节　深秋寒夜　阳光却盛开

第三节　青石小桥　如诗如画

第三章　静好安尘　甘之如饴
第一节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第二节　诗意人生　色香性情

第三节　烽火狼烟　乱世流离

第四章　不离不弃　笃定此生
第一节　洗尽铅华　伴君侧

第二节　梦幻尘缘　莺莺远去

李香君篇
第一章　烟柳秦淮　风华绝代
第一节　吴门衰　香扇坠

第二节　舞低杨柳楼心月　歌罢桃花扇底风

第三节　暖软香风　几生几世缘

第二章　蒹葭苍苍　为爱而生
第一节　秦淮烟月勘不透　几番梦里绕画楼

第二节　声声期盼　蓦然回首灯已灭

第三节　终究　逃不开的劫

第三章　关山阻隔　思念随行
第一节　如燕巢空　美景幻灭

第二节　盛装华服　血染小桃红

第三节　同是悲秋浮萍

第四章　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第一节　山塘小苑　泪涟涟

第二节　孤影思君　至死方休

第三节　侯方域　李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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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虽然是“男人当道”，但是从不缺乏女性的主角，正是因为古代历史中的女子，我们的历史才完整，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养成才不至于有失偏颇。在现在这个女子占据“半边天”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回头看看我国古代那些女子，读懂古人，其实是为了读懂我们自己，那些历史中名垂青史的女子，她们带给我们的启示足以影响我们的未来。

我们知道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知道穆桂英挂帅，也知道梁红玉的“巾帼不让须眉”，这些女子穿过历史给我们传递着一股为家为国的“正能量”；我们也知道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知道血溅桃花扇的李香君，这些被与才子先联系在一起的“佳人”。而本书要介绍的就是后者这些佳人与名妓的感人故事。

青楼中的女子犹如残酷现实手中的玩偶，一生难得为自己做一次主。她们中一部分人附庸风雅、攀权附贵，无非是为了结束自己浮华而空虚的风尘岁月，找到意中人，过上平静的生活。这些貌美而薄命的女子，她们从来不入正史的法眼，但是在历代的野史稗纪中，她们留下了流光溢彩的一笔，以多情、侠义、温柔婵娟、充满灵性的生命姿态，为我们这个民族增添了另外一道多姿多彩的历史符号。

在我们的古代历史中，女子沦入青楼行院，原因多种，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战争中她们成了女俘，被胜者奸淫，逼为奴婢；二是统治者把罪犯的妻女编为官府的奴婢，或纳为妓妾，或充当营妓；三是由于家庭遭到巨大变故，迫于生计，或自愿或被逼而进入妓业这一行当。在这些为妓者中，有的原本就出生于缙绅之家，精通文墨，长于歌舞，诗书琴画俱能；有的与官宦、士大夫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和接触，耳濡目染，渐就具备了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她们的技艺受到赏识，名声传扬；有的则是因为与社会名流或大家巨子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纠葛而随之出名。总之，这些名妓之所以为名妓，必有其过人的独到之处。

现在的人们，只要不带社会偏见，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从古代绵延到现在的妓女存在，就会认识到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现象产生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名妓身上也可看出造就她们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我们现在要接触的，就是明代末年的著名艺妓，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分别是：

出身寒微嫁于才子，被评为金陵八艳第一人的柳如是，她的很多作品为后世所敬仰；怒发冲冠为红颜，一个改变历史轨迹的薄命红颜陈圆圆；秦淮河畔最具诗意的女子董小宛，关于她的传说和典故留香人间；还有血溅桃花扇，贞节守美的倾国佳人李香君。在作者笔下，她们的故事比电影更真实更好看。

一个人可以身份卑微，但她的灵魂不能卑微。正像这些国色天香福祸倚的名妓们，她们地位卑微，但她们活得却是那样的纯洁与高尚。在乱世，她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她们的努力与抗争足以让她们的灵魂永存。

她们虽然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她们虽然是一介女流，她们柔弱的双肩担不起历史的重任，但她们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不畏强暴的傲骨永远珍藏在历史的影集里。

她们才貌双全却又生逢乱世，她们可赞可叹却又红颜薄命，她们如百花园中娇弱的花朵，总被时代的悲剧车轮所碾压。她们也曾抗争，也曾呐喊，可是，她们总是摆脱不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谶语。

让我们穿越纷乱的历史和时空，去揭开她们神秘的面纱，再见她们曾经绝世的美丽，目睹那一抹倩影的芬芳和美丽；再陶醉于她们的清歌妙舞、色艺双绝；再慨叹她们曾经可赞可叹的动人故事。

作　者

【柳如是小传】

一代大师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身于世，在古稀衰暮残年，借目盲足膑之躯，遐想瞑思之际，神驰于三百年前，立八十余万言，只为一风尘女子——柳如是。

柳如是（1618～1664年），晚明女诗人，浙江嘉兴人，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字号如是，又号河东君，蘼芜君、美人、影怜、我闻居士等。家贫，四五岁被卖入妓院，十三岁得大学士周道登收养并纳为妾，周府群妾加害，几被处死，又卖于娼家。十六岁与著名文人陈子龙相恋，陈战死，未果。

明崇祯五年壬申（1632年）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怜”，表浊世自怜意。在松江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常着儒服男装，文与诸人纵谈时势、和诗唱歌。后与东林领袖、常熟钱谦益结缡，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传为一时佳话。

明亡，劝夫效楚大夫屈原投水，并誓言“你殉国，我殉夫。”钱推托不允，如是奋身投入荷花池，身殉未遂。夫卒，钱姓族人羞辱之，劫封其家产，柳以自缢身亡反抗，时年四十又六。

河东君擅近体七言，分题步韵。书法得虞世南、褚遂良笔法。流落青楼，才气称秦淮八艳之首。

第一章　鸳湖鸳翼　美人出落

第一节　出生　可怜杨白花

明万历末年。冬天。

北风阴凉凉地刮着，空气不干也不燥，反倒显得湿漉漉的，渗着透到心肺里的凉。疲倦的母亲抚着小杨爱，怔了许久，终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可怜我苦命的孩子，竟无力让你承欢膝下……”穷苦人家，养女为患，母亲不得不做出割离骨肉的决定。

柳如是小像

次日，盛泽（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归家院名妓徐拂家差了人来，小杨爱只当好玩，欢天喜地地跟了去。竟不知，这一去，却是永别。

当时坊间盛行“养瘦马”(1)，徐拂收养小杨爱正是拿她当了匹“小瘦马”养着。琴棋诗画，无一不教，但是更多的是心疼她，所以收纳在自己房里做婢女。

短短几年光阴，小杨爱果真化茧成蝶，甚通文墨、善弹晓吹，出落得丰姿绰约，婷婷玉立。天真的小杨爱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会有妒忌之人正在悄悄筹谋。

一天夜里，厢房中，几个女人正在商议密筹。

“徐拂带着的那个小的，看着也出落了，倒是可以给她物色个女婿来，我们这也好再红火起来！”

“这孩子不是还没到破瓜之年么？”

“刚打苞的花朵儿，相公们才肯花钱哩！”

水花窗后，一行清泪悄然滑落。这些年，自己肆意地生长，如盛夏的莲花，竟刺痛了旁人的双眼。杨爱的心中像是压了块大石，沉甸甸的，不得喘息。她倚着花窗慢慢蹲下，自小送进来，跟着拂姨，从不曾抛头露面。如今这般光景，怕是拂姨也无法保自己周全。可是却又如何甘心沦落风尘？

还好命运并不算残酷无情。娼家毕竟不是容身之地，杨爱自是愿意摆脱这污浊之所。适逢相国周道登(2)退相回乡，欲买一婢女侍候他的老母周太夫人，在城中贴满了吴江周相府招选婢女的告示。此人在天启年间以礼部尚书入内阁，崇祯元年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由于霸人田宅、好色无度的不端行为，被勒令致仕回乡。

杨爱听闻，知道这是自己最好的机会，卖给周道登，总比在娼门好千万倍。

翌日，进周府时，她更是精心打扮了一番。藕粉色的罗裙配极了满园的桃花，暖意横流。发髻的碧玉簪子褪去了妖娆，却显得晶莹通透。黑发初覆额，明眸皓齿。常年深居深宅大院的周老妇人见了，也觉得赏心悦目，满心欢喜，当时便把她留了下来。

杨爱在归家院时见过不知多少名流才子，常见他们往来，察言观色自然学得不少，如今伺候周氏得心应手，尽心尽力，加上本身长得清秀漂亮，小小年纪却伶俐懂事、灵活周到，甚得周氏欢心。

某日，杨爱正蹲在老夫人跟前给其捶背，烛光摇曳，杨爱的一颦一笑，竟让站在门外的周道登看得如痴如醉。

他径直走来，对老母亲说：“娘亲，可否把这聪明伶俐的小丫头给了我？”

周母自是不肯，杨爱在一旁看着周道登，暗暗叹气。可是，这一蹙眉，却更让周道登着了迷，百般央求母亲。周母终究捺不住他多番纠缠，将佳人许给了儿子。虽然为妾，周道登对其却是极尽宠爱。

婚后的生活，是羡煞旁人的幸福。周道登常常让其坐于其身，手把手地教她画画写字，像玩只小猫儿似的，她也仔仔细细地学着。平日里有了什么好的，周道登都先给了她，生怕委屈了她，看着她时也满是心疼，恨不得揉碎了去。

闲暇时杨爱还经常作些任性的小闹剧，周老爷却越发觉得这小妮子仿佛自己心尖上的小人儿，怎么宠爱都还不够。可是，这样的招摇却惹得周道登的妻子夏氏和妾室游氏十分不满。

“哎，这狐狸精，究竟使了什么狐媚之术，竟把老爷迷得团团转？”

“老爷出门了，会有好几天不在呢！”

“姐姐的意思是？”

“趁老爷不在，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小贱人！”夏氏玩弄着自己的指甲，微微笑着，可是，这笑却透着鬼魅，令人心惊。

这日，杨爱坐在镜前梳妆，却不想，一小厮竟擅自进来，未等她反应过来，衣服已被撕去了大半，正慌忙掩盖之间，夏氏已经带了各房妾室与丫头撞见了这“私通之事”。不由她解释，众人已经将其拖至大厅，毒打一通。

杨爱才猛然晃过神来：这一年，自己甚得宠爱，这一切，定然使得她们再容不了我。

周道登从外归来时，听闻此事，不由分说，便要处死了这个自己真心对待却背叛自己的小妾。杨爱顿时明白，这事是她们处心积虑的阴谋！

“死有何惧？但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如果你们认为我真的做了大逆不道之事，我不要你们动手，我自己死给你们看。但死了之后。我要变成鬼来索你们的命！”杨爱断不愿凭白受了这样的委屈。平日听多了她们的冷嘲热讽，自己早就习惯，却不想她们竟狠心到致自己死地。只是此时，已是众口铄金，百口难辩。

周道登只觉得自己颜面无光，哪还有心思听她解释。往日的恩爱似乎都成了可笑的幌子，恨不得将这小妮子与奸夫千刀万剐以泄心头之恨。周老夫人见此却想着她尽心尽力地服侍自己一场，平日里也算孝顺，不忍见这般惨样，好说歹说，周道登最终同意休其出门。那一年，她才15岁。

入秋后的傍晚，灰蒙蒙的水一抖一颤，西天的几抹云彩，灰暗里渗浸着殷红，镶着金黄的亮边，一轮失去光芒的橘红色太阳，像一只镏金的铜盘，却透着止不住的荒凉。此时的杨爱，想着在周家所受的屈辱，泪水止不住地流，从眼角流进鬓里，再顺着青丝到了耳际，冰凉冰凉，如此时的心，像刀割般的疼痛。以为自己找到了归宿，却又被丢弃路旁。失了依靠，便如这江边的杨柳只能随风摇曳，何处能容下自己这小小身躯？这些年学的诗词歌赋倒不少，却如何谋生，思来想来竟只有一处可去。

归家院是早就听闻了周家的事，见她回来倒一点也不意外。只是拂姨很是欢喜，装饰门庭、书斋、客厅，揭下自己的粉红小牌，换上了“爱娘寓”的镏金竖匾。这以后，杨爱便以“相府下堂妾”的身份高张艳帜归家院。只是渐渐的，一首颇具讽刺的诗也盛传开来：

柳荫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

只有可人杨爱爱，家家团扇写风流。

第二节　松江泛舟　柳叶悲风

崇祯五年，松江畔的深秋，刚入夜，天已沉得像化不开的浓墨。

柳如是静静地倚在窗前，窗外的落叶飞窜进来，轻轻地打在她身上，发出细微的声响。她才觉得自己衣裳单薄，才觉得冷，透心透骨的冷。

豆蔻年华，才艳已经噪于郡会。可是“相府堂下妾”这几个字，却如千斤之石，压得她喘不过气，自己一心寻觅的片刻安娱竟这般艰难。

她忽然间，从芳香的玫瑰梦中苏醒过来，“做妾是最不可靠的，上有正室压着你，男人又是喜新厌旧的，说不定哪一天又弄个新人回来，你就前功尽弃。男人倘若死了，妾也没有继承权，连生的小孩子都是庶出，财产名分上都吃亏不少。”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今后绝对不会把自己交给别人主宰了！”柳如是在心里暗暗起誓。

彼时的柳如是，虽无倾城之貌，却也绰约风韵，更兼落落有男子气。每常读书，读至梁红玉(3)在京口金山擂鼓之事，她常击堂赞赏，以此自比梁红玉。

柳如是开始主动与清流文人结交。琉璃画舫常常漂在白龙潭中，四角挂着大红绸制灯笼，映着镂金的船舷，在水面上明明晃晃。柳如是或浅唱低吟，或高谈阔论，或袖舞回风，或即席分韵，让寒冷的空气都染上了丝丝暖色。

如斯佳人，令无数的风流才子、富家子弟引颈相望，心生遐想，只盼一睹红颜。

当朝宰相徐阶的三公子也是其中一个。他常常重金打赏如是，然而柳如是仅仅陪他泛舟游湖。这样好一段日子，徐三公子终于按捺不住，心有所图。柳如是宛然一笑，“年三十你再来吧！”

徐三公子听闻，欣喜若狂。翌日，便早早来到如是的画舫。

柳如是替自己斟满酒杯，一饮而尽。缓缓笑道：“我约公子今日前来，本以为你不会来了，却不曾想到，你果真守信，但年夜乃家人团聚之时，你抛下家人来我这，是不是不近人情？”

徐三公子听到柳如是这般说来，煞是尴尬。领了掌灯的便匆匆下了船。

往来交际之中，却也不乏年轻俊才。有一位少年郎宋辕文，长相风流，文采出众，与如是同岁。柳如是才情横溢，都叫宋辕文迷醉、倾倒。如是的画舫到哪，他便追随到哪。这般痴情，如是都看在眼里。

只是，伤痕还未痊愈，如何敢奋不顾身。

一日，柳如是约宋辕文在白龙潭泛舟。宋辕文少年心切，早早赴约，站在岸边等待佳人。只是此时柳如是尚在舟中还未起床，得知宋辕文早早来到，她一时兴起，随意开了个玩笑，令人传话给宋辕文：“宋郎先不要登舟，果然你有情意，就跳入水中游过来。”

宋辕文得佳人蓬莱青鸟妙音，想也没想，跃入水中就向如是的船只游去。当时天气尚寒冷，柳如是万万料不到宋辕文竟不畏湖水冰冷，只因自己一句玩笑话，便这样拼尽全力。自己冰冷的心，仿佛在一点点融化。心里的城墙，似乎也在悄然倒塌。

柳如是忙令篙师将水中宋郎捞上船，送入她的香闺。如是看着冻僵了的宋辕文，满眼心疼，便抱住他，用自己的身体为他取暖。两个少年紧紧相拥，情投意好。

宋辕文一早就倾羡如是，如今得到佳人垂青，他心花怒放，常常留恋在如是画舫，两人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像春天的蝴蝶追逐着花朵。

柳如是轻倚在宋郎怀中，美目微闭，若有似无的浅笑挂在唇边。并不见她扭姿作态，却已是万种风情，柔媚妖娆，无处不动人。

“我终于盼到你了，我一定要把你娶回家去！”

“你父母能接受我这样身份的人？”

“快别说这样的丧气话，我回去同父母说明，他们会接受的！”

本应柔情似水的剪水双瞳，此刻却氤氲着一层阴霾。如是何尝不知，这样的允诺，空空荡荡，抓不住，也靠不稳。

已经是五月天，杨柳丝丝弄轻柔，榴花初燃，风香莺雏。湖水青碧如幽幽一方翡翠，泛着黛色的涟漪。然而这一勺西湖水畔，却有哀叹连连。

儿子的恋情，宋母早已知晓，只是不知道儿子竟然动了真心。儿子少年狎妓，迷恋青楼女子，她都可以放任自由，但要娶这样一个烟花女子入宋家，她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家族世代的名望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又怎能让儿子这样肆意践踏。

“母亲，柳姑娘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才情出众，诗词歌赋无一不通，且与我情投意合。”

“你真是枉读诗书，做出这样有辱门楣的事，我们是书香世家，怎么可以娶这样的女子？岂不让人笑话？你不爱惜自己，我们还要爱惜我们宋家的名声！她一个妓女，还不就图我们家的钱财！”

宋辕文无力地辩解到，“她从来不要你儿子的钱！”

宋母不禁冷笑一声，“两个臭钱算什么，她要的是你的命！”

宋辕文明白母亲的心意是怎么也改变不了了，只是，该如何同如是说，她定是满心期待的在等着自己。这样的结果，不知该如何开口。宋辕文躲在家中，不愿去想，不愿看到心上人那失望的身影。

此时，宋母已经买通了当地的官府，郡守大人以整顿江山风气为由不断催逼柳如是起锚离松，甚至上船殴打，断缆相逼。眼看着三日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宋郎还不曾来找自己，如是心里已如明镜般。

只是，如何肯认命。那日宋郎跳入江中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是爱着自己的。

如是将宋辕文约至船上，她相信，宋郎会帮助自己。

“你看到抚台大人的告示了吗，明天就是我的限期了！”

“我知道……可是，你别逼我。我父母态度坚决，我不能跟他们闹翻了！”

“你曾许下要与我白头终老的誓言，还算不算数？”

宋辕文知道自己亏欠了她，小心翼翼地看着她，低着头。这模样却如一股寒风一般，吹散了柳如是心中仅存的希望。

柳如是看着他，这般胆小懦弱，在自己最需要依靠的时候，却不能给自己一个坚实的臂膀。江上的风一阵又一阵，似乎在替自己哭泣。

“你先躲避一下，等风声过后再回来吧。”

柳如是听到他这么说，双眉如剑抖立，一张娇媚脸庞寒如秋霜，拿过一旁的剑，猛地往琴上一劈，七弦一齐断裂，尖锐的声响，仿佛划过心尖，疼到窒息。

“从今以后，我同你，就如此琴，恩断义绝！”

这一喊，一砍，似乎用尽身上所有的力气，颓然而绝望。

宋公子早已吓得目瞪口呆，看着如是手上的剑尚寒光闪闪，连忙转身，如小鼠般逃走了。

看着曾经深爱过的人，这样狼狈逃窜的身影，柳如是不禁再次自怜自伤。在周府为妾时，年纪尚幼，不得自由，如今稍长，与宋辕文相恋，却又毁于自己身份卑微，况且宋辕文人品不足取。只怪自己爱错了人，这也是自己的命。

是夜，柳如是独自躺在舟中，隔着窗隙望湖水烟波渺渺，无端秋思烦闷涌上心头。自己像树上的叶子落入湖中，随水漂流，风狂雨凄，恐怕不知所终。流年暗度，自己爱的人，终究不能比翼齐飞。妙龄少女，却已经历了他人不曾有过的人世苍桑。她轻轻地拣起身上的落叶，放入江中，仿佛埋葬了这满目疮痍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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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妓女的28种称呼

1．倚门卖笑人。妓女靠在门边，满脸笑意招揽生意。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2．青楼女子。最早出现的应是南朝徐陵所编《玉台新咏》中所录萧梁时诗人刘邈《万山见采桑人》诗：“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逐伴西蚕路，相携东陌头。”青楼在历代文人墨客的引用中极多，都是指妓女的。

3．花娘。唐李贺《申胡子觱篥歌》序：“朔客大喜，擎觞起立，命花娘出幕，裴回拜客。”宋梅尧臣《花娘歌》：“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声名居乐府。”

明陶宗仪《辍耕录·妇女曰娘》：“而世谓稳婆曰老娘，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觋亦曰师娘，娼妇曰花娘。”

4．花魁。旧时青楼每隔一段时期便会选出一个最出色的女子，来充当门面，被当选的女子即为花魁。

5．章台人。汉时长安城有章台街，是当时长安妓院集中之处，后人以章台代指妓院赌场等场所。“章台人”即指妓女。唐人孟启《本事诗》记，唐代诗人韩翃与妓女柳姬相稔，后翃得登第，遂归昌黎省亲，暂将柳留长安。适逢安史之乱，二人离散。别后，韩翃寄诗给柳云：“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6．女校书。唐代名妓薛涛懂诗文，多与当时文士交往。有人赠诗，诗中有“万里桥边女校书”的句子。后世因称有才学能诗文的妓女为“女校书”或“校书”。

7．神女。晚唐李商隐诗：“神女生涯原是梦”，此“神女”即暗指妓女。和西方的女神是类似的，女神原初的含义不是说对女人多么敬仰，而是对女人用心不专，乱投男人怀的总结，但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用女神来形容，只有那些从事妓女职业的女人有这个共同的特征。曾有一部阮玲玉主演的电影《神女》，描写的就是妓女生涯。

8．勾栏美人。李商隐《倡家诗》有“帘轻幙重金勾栏”句，诗中所写的“倡家”，就是擅长歌舞的伎艺人。到了宋代，中国城市的戏曲剧场已基本形成，也称勾栏。明代以后，又把妓院称做勾栏。宋元则有“勾栏”之名，是城市中的游乐场所，能供戏剧演出。北宋、南宋两京，官妓散处于市，以招徕客人，勾栏时有妓女出入。南宋临安瓦舍有十七处，取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其中多有妓女。

9．角妓。宋代娼妓名目中，有所谓“角妓”。徐渭《西厢记眉批》说：“宋人谓风流蕴藉为‘角’，故有‘角妓’之名。”“角妓”，犹风流美貌，才艺出众的名妓。《大宋宣和遗事·享集》称名妓李师师说：“这个佳人，名冠天下，乃是东京角妓。”

10．个中人。苏东坡《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有这样的句子：“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浓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个中人”便指妓女。

11．鬼樊楼妇人。樊楼，宋时汴京里的妓院。由于五大名妓荟萃此楼，故而樊楼名冠京都。

由于宋朝都城附近的沟渠很多，而且很深，所以江湖上的一些亡命之徒藏匿其间，自称为“无忧洞”，甚至把骗来的妇人藏在此处，自称为“鬼樊楼”，有山寨妓院之意。鬼樊楼妇人就在不见天地的暗处苟且偷生。

12．小姐。“小姐”最初是指宫女而言；南宋洪迈撰的《夷坚志》记载：“傅九者，好使游，常与散乐林小姐绸缪。”“林小姐”是个艺人。苏武也有《成伯席上赠妓人杨小姐》诗，此诗是赠给妓女的。可见宋代妓女也称为“小姐”。宋、元时姬妾也常被称为“小姐”。

13．烟花女子。烟花女子代指妓女。元代李邦佑散曲《转调淘金令》有“花衢柳陌，恨他去胡沾惹；秦楼榭馆，怪他去闲冶游”。后代又有“烟花柳巷”等俗称。

14．鸨儿。妓女古时又俗称“鸨儿”。鸨本为鸟名，喜欢交合，没有止境。明代朱权《丹丘先生曲论》记：“妓女之老者曰鸨。鸨似雁而大，无后趾，虎纹。喜淫而无厌，诸鸟求之即就。”后因此称妓女为“鸨儿”，妓女养母名“鸨母”、“老鸨”。

15．莺花。妓女相对比较文雅的称呼。孔尚任《桃花扇·访翠》一折有这样的句子：“闲陪簇簇莺花队，同望迢迢粉黛围。”故而妓院又称莺花市、莺花寨、莺花巷。

16．乐户。清初“官妓”沿明朝制度，亦称“乐户”。顺治、康熙时，两次裁减乐户，延续千余年的官妓制度基本被取消。古时犯罪的妇女或犯人的妻女，她们没入官府，充当官妓，从事吹弹歌唱，供人娱乐。《魏书·刑罚志》：“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径载到武昌府，转卖与乐户王家。”

17．北里女子。袁枚有句诗：“北里空销旅客魂”。北里暗指妓院，该语起源于唐代，唐朝的“平康里”位于唐长安城丹凤街，为妓院汇聚之处，又称“平康坊”。因地近北门，故又称“北里”。

18．条子。“条子”是清代对妓女的别称，因为那时召唤妓女，先要写好条子，后便以“条子”借称妓女。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四回写贾大少爷问黄胖姑道：“近来有什么好条子没有？”黄胖姑道：“有有有，明天我荐给你。”

19．夜度娘。指娼妓。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江城》：“渠虽不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固未必也。”

20．清倌人。清倌人指卖艺不卖身的欢场女子。她们不光有着清丽脱俗的外表，也会读书写字、吟诗作画。然而她们只是妓院中的清倌，她们的才华只是覆盖于欲望之上的一层薄纱，客人对待清倌通常和对待娼妓没什么区别。清倌换句话说是一种高级卖身者，是需要一次性大出血才能被买走的人。

21．风尘女子。在古代，风尘女子和游侠有点类似，在外漂泊，四海为家。这些女子和固定青楼卖笑的女人是不同的。“风尘”最初比喻纷乱的社会或漂泊江湖的境况。后来，人们逐渐把风尘女暗指妓女。《聊斋志异·鸦头》：“妾委风尘，实非所愿。”

22．河船女。古时苏浙杭一代江南有游船画舫载妓行于水上，称“河船”，实际上就是流动的妓馆。

23．清吟小班。清吟小班和窑子不同，是旧时上等妓院的别称。《孽海花》第三五回：“至于妓女，只有那三等茶室，上流人不能去。还没有南方书寓变相的清吟小班。”

24．宫妓。供皇帝及诸王享乐的“宫妓”，又称“御妓”、“宫娃”，主要从事歌舞娱乐，兼有提供性服务的义务。

25．省差行首。“行首”即妓女之魁首，宋金时期都有如此称谓。刘祁《归潜志》卷六亦记载：金代武人牙虎带镇宿州时，十分横暴，“宿州有营妓数人，皆其所喜者，时时使一妓佩银符，屡往州郡取赇赂，州将夫人皆远迎，号‘省差行首’厚赠之。”意思是牙虎带让身边的妓女佩带银符，到各地求贿赂，各地将军和夫人要到远远的地方去迎接这些权贵身边的妓女，这些妓女号称“省差行首”。

26．窑姐。娼妓旧称，多用于北方地区。窑姐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朝，北有窑姐，南有青楼。“窑子”是古时消费层次比较低的色情场所，妓女和嫖客的档次都不太高。《官场现形记》第三九回：“这时候汉口有个做窑姐的，名字叫做爱珠，姿色甚是平常，生意也不兴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二回：“晚上请老爷、师爷在窑姐儿那里碰和喝酒。”

27．破鞋。“破鞋”一词据说来源于旧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那些没有字号的出卖肉体者，在住宅兼工作室的大门外，挑挂一只绣花鞋，作为幌子。日久天长，风吹日晒，那只绣花鞋就成了“破鞋”。还有一种说法是，旧时大城市中一些为生活所迫卖身的下等妓女，红颜消逝后即揽不到生意，只能去煤矿、林区去寻找那些卖苦力的单身汉。可是那里的生意照样艰难，她们每天奔走于林区、矿区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很快就将软底缎面的绣花鞋磨破。

28．女猱。“女猱”又称“猱儿”。“猱”是一种动物，类似猿，这种动物喜欢吃老虎的肝脑，偏偏老虎又很喜爱猱，因为猱会捉虱子，老虎便让猱爬到它身上搔痒捉虱子，猱便趁机把尿撒到老虎头上，老虎便中毒而死，猱就吃掉了老虎的肝肠脑。古人以此来比喻嫖客和妓女，嫖客犹如老虎，妓女如猱，老虎贪猱之色，结果反被猱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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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瘦马指明代扬州的人肉买卖交易，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畸形行业。先出资把贫苦家庭中面貌姣好的女孩买回后调习，教她们歌舞、琴棋、书画，长成后卖与富人作妾或入烟花柳巷，从中牟利。因贫女多瘦弱，“瘦马”之名由此而来。

(2) 周道登（？～1632年），苏州吴江人（今江苏吴江），为宋朝理学家周敦颐的后裔。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供职。天启元年升至礼部左侍郎，旋即致仕。崇祯初年复起，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国史馆正总裁。

(3) 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原籍安徽池州，生于江苏淮安。后结识韩世忠。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第二章　南乡落花　初恋哀歌

第一节　水天迷茫风浪处

漫长的冬天似乎残喘了很久很久，江畔的桃花才开始绽放。袭人的夜，水天迷茫，烟波浩淼。画舫在松江上无助地飘荡着，暗暗的桃花香迎面袭来，凛然而清冽的香，将人团团围住，如那些纷纷扰扰的缱绻。

柳如是怔怔地站着，一袭单薄的青白绸缎罗衣，孤寂的像要溶进这寒冷的松江里。

那日月光下，长江尾，画舫上，那个十六岁的自己，是再也回不去了。

柳如是不再像无根的杨花，失了爱情，便丢了自己。离开白龙潭后，她开始以“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出行，见到男子即抱拳作揖，称兄道弟，完全是一位翩翩公子的做派，柔情间满是英气。早年间与人畅谈人生，吟诗对画的柳如是，又悄然地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只是再也不复从前那样的快乐。

那些文人雅士中，有一个叫陈子龙(1)的人。他虽非世代衣冠阀阅之族，但祖上就有任侠好施的名号，生性豪迈爽直，诗词古文无不精通，骈体文更是精妙，他的诗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如是早就听闻了此人，心想：“他不曾来拜访自己，难道我就不能去找他吗？”

那个时候的柳如是眼里，没有男尊女卑，在那些清流名人间，她始终茕茕孑立，孤傲自赏。与他们交往间，她渐渐觉得自己同那些男人一样，满腔抱负。

她尤为欣赏那些有才情的男子，这其中，就有陈子龙。

陈子龙

柳如是以“女弟”的称谓递了一封求见信给陈子龙。然而，陈子龙拿过信后，只是轻蔑地看了一眼，嗤之以鼻地说：“一个妓女胆敢称弟，还要见我！”随手将信件扔在一旁，让下人打发了她走。

在门外等候的柳如是，听到下人这样通传，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小嘴紧拧，一把推开传话人的手，径直走向陈子龙的书房，指着他的鼻子，说：“风尘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说完便疾步转身离开。

屋内的陈子龙被这突如其来的呵斥吓了一跳，还未曾回过神来，那位着男子服的英气女子就已经消失了。他不曾想到一个弱女子，居然有这般气节，不禁暗暗嘲笑自己气量竟不如一个女子，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敬意。

松江城南门外阮家巷一座僻静优雅的读书楼里，几社名士宴集于此。座上常客有“练川三老”之称的程嘉燧、唐时升和娄坚，当时晚明局势动荡，他们常长夜痛饮，畅谈时事。

柳如是也常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平日里，她喜好谈兵，常以梁红玉自比。柳如是酒酣耳热之际，诗歌唱酬之间净是豪气。自上次对柳如是大大改观的陈子龙，开始教柳如是作诗填词，她也潜心学习。

她的文学造诣，源自徐拂和周道登的栽培，更主要的，还是在这段期间与陈子龙接触感染所致。

陈子龙半身像

一日傍晚，陈子龙与友人心血来潮去拜访柳如是，不想佳人竟病卧在床。想到前几日还与自己高谈阔论、容光焕发的柳如是，他不免有些心疼。想到自己也是抱恙在身，这莫名的缘分，不禁失声笑了出来。

病床前，柳如是与陈子龙倾谈了许多。陈子龙同她讲自己这些年的不得志，谈天下事，如是也都能对上话来，说到激昂之处，也忘了自己仍在病中，不禁手舞足蹈，陈子龙不禁暗暗称好。

然后不知怎么地，柳如是谈起了自己这几年如浮萍的境遇，这颠沛辗转的人生，神情便暗淡下来，眼泪也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地滑落，轻轻地敲打在床沿，也落在陈子龙的心尖。

惺惺相惜的两个人，坐在暗黄的烛光下，渐渐生出了许多温暖。

那些日子，他一次次地与朋友前来，看她的诗，听她细述平生。他们恨不得，把彼此的点点滴滴都告诉对方。正如陶潜有诗曰：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病好后，柳如是拿着陈子龙赠与自己的诗句，坐在窗前，一遍遍地颂读，那些温暖的诗句，如阳光盛开般温暖，不由芳心微颤。

初春，艳阳已经开始肆意的照在地上，透过摇曳的柳树，落在地上一片斑驳的光影，让人看着觉得暖流横生。

有一日，如是约了陈子龙共游嘉定。她盛装打扮了一番，月光下的她，面颊上好似笼罩了一层淡淡晨雾，犹似一朵初绽在雾雨中的春花。杏红色的薄绸女衣，紫花绒衬里，下着八幅紫绒绣花湘裙，湘裙里面是半指大小的桃红绣鞋，乌亮的秀发轻轻往上一绾，流荡着春光，梳成了一个流行的雅式堕马髻，款款地垂在脑后，未饰过多的珠翠，只在髻边斜插着一枝金嵌红宝石的杏花簪，淡雅端丽。

陈子龙看着裙裾飘飘的柳如是，情不自禁地赞叹：“美哉，洛神！”

柳如是听了，半开玩笑地嗔怒到：“你们男人总是对女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好像女人生下来就是供你们欣赏把玩的。今天我偏要对你们男人欣赏欣赏、评说评说不可。”

说着，柳如是就写了一篇《男洛神赋》，将陈子龙比做男洛神，文辞华丽，自己对陈子龙的爱慕之情跃然纸上。

明晃晃的月亮沉在江底，满溪闪烁着碎银似的光辉。只是此时的月光，不再凉薄。岸上的俩人，紧紧依偎在一起。淡衍浓烟，柔情暗许。

之后的日子在如是的记忆里，错缕金采。在陈子龙的身边，她是快乐的。她可以畅饮手中之酒，可以微醺地倚在他的臂弯里，可以肆意地挥霍这无尽的爱意。

她曾写下《西河柳花》来纪念这最美好的韶光：

艳阳枝下踏珠斜，别按新声杨柳花。

总有明妆谁得伴，凭多红粉不须夸。

江都细雨应难湿，南国香风好是赊。

不道相逢有离恨，春光何用向人遮。

对柳如是来说，似乎只要能陪伴在彼此身旁，时光就能够停止，幸福能够永驻。

比柳如是年长十岁的陈子龙，对她是百般疼爱，就像小心翼翼地捧着早春时节刚刚开放的花骨朵儿。

陈子龙练剑时，柳如是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偶尔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柳如是站在凉亭下痴痴地看着他，相互陪伴在侧的幸福不禁溢满心尖，柳如是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

陈子龙看到一旁穿着单薄却笑吟吟的爱人，走上前去，紧紧将她拥入怀中。

“早上风这么冷，小心着凉了！”

柳如是却迎过来接过陈子龙的剑，挣脱开他的怀抱，自己把玩起来。

“这么重，快放下，小心伤到自己！”

柳如是却不管劝阻，反问到，“你做得我做不得？”说罢径直往空地里走，回过头对他嫣然一笑。

然后，便自如地挥舞起来。柳如是舞动的身姿刚劲婀娜。那剑花先是迂缓的，像是脚步踉跄的，然后气势突然一转，如仙女飞天，把整个身子轻飘飘地抬起来，然后又回转成一个漩流，好像一条小溪，经过了许多沟坎的阻断，终于汇成一条河，一条风光旖旎的河。

陈子龙在一旁看得如痴如醉！他万万没有想到，那样柔软的女子，舞起剑来，竟这般动人。对她的爱，似乎更多了。

如是站在阳光底下，笑如桃花。

幸福，大抵也不过如此吧。

第二节　何如长作一心人　白头至死不相绝

崇祯六年的秋天，似乎格外的寒冷，空气里荡漾着一股雾霭沉沉的气息。这里不下雪，却落着很厚很厚的霜，铺在江上、堤岸，白晶晶的，晃得眼睛仄仄地疼。

柳如是与陈子龙的爱，轰轰烈烈，倾尽所有。阳光明媚的时候，两人牵手漫步江畔，谈诗做赋，或吟或唱。微风细雨时，倚在长廊，谈这并不完美的人生。只是，他们都不曾想到。终有一天，会各奔天涯，天各一方。

柳如是画像

转眼间，陈子龙就要准备进京，以应次年的进士考。他想，一旦自己高中，纳柳如是为妾也有了理由，家里人想必也不会太过反对。

进京那日，天阴沉沉的，一改往日的晴朗，如长亭里即将分离的人。柳如是身体不适，紧蹙的眉心，满是阴郁。玉簪轻轻挽起的秀发，在风中无力地吹散，平添了几分伤感。本来白皙的脸庞，愈发显得苍白。

如胶似漆的两人，恨不得化作一人，如何能承受这般残忍的离别。何况，这一去，又不知道会生出什么变数。如是实在不忍再经历这样的漂泊，但自己也无法自私地要求他一直陪在自己身边。自己一介女子，尚且有满腔抱负，何况是泱泱少年。

雾霭中的单薄身影，悄然垂下的泪滴，还未落地，已经飘散不见，让人格外心疼。柳如是将自己写好的《送别》赠与爱郎：

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

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沉。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即便深知这短短几句，无法承载这满腔的思念与不舍，自己对他的情意却能时刻陪伴。接过诗卷，看着这寄满期待的诗句，轻抚仓秀隽永的字迹，陈子龙心中百感交集，他解下腰间的玉佩，放到柳如是手中，紧握着这凝白如玉的手。此时柳如是的纤纤玉指，因为病痛，已经折磨得青瘦如骨。

所思日遥远，形影互相悲。

同心多异路，永为皓首期。

“我对你的心意，永不会改变。你只安心等我回来！”陈子龙对柳如是深情道。

陈子龙的背影在浩渺烟波中渐行渐远，柳如是感受着手中的温度，伤心不已，暖热的液体朦胧了双眼，慢慢失了神采，周遭的一切，也暗淡下去了。

等待的日子显得格外漫长。从天黑到天明，看日出日落，流水潺潺。想到不久后，他便会回到自己身边，闲暇时光，写诗做画谈兵说剑，这灰暗日子总归好过了些。

某日清晨醒来，看着窗外如斯的美景，阳光明媚，秋色绕人，枯黄的树叶在风中绚烂的飞舞，似乎这一切的阴霾都过去了。如是想自己不能总是沉醉在爱情里，人生，还有太多值得自己去追寻的。钟爱的诗词，书画、琴棋，还有太多太多。

回忆起几年前从周府出来时自己暗暗许下的誓言，这一生，不再把命运交与他人手中。自己也不要再像无根的杨花，只能依附他人才能存活。

她只身一人来到嘉定城，寻找新生活的氧气。

这里有她最爱的梁红玉曾经擂鼓抗金，那样的轰轰烈烈，那样的慷慨风姿，大抵是一个红尘女子所能达到的极致吧。柳如是对这里有羡慕，有憧憬，更有爱。来到这，走她曾经走过的路，轻触她曾经抚摸过的墙垣，似乎自己又变成了曾经的少女。

一个人看这样的旖旎风光，虽然自在，心里却似乎少了一块。自己终比不上梁红玉那样的气概吧。吟诗作画间，能有一个同自己对诗切磋的人，一个温暖的怀抱，一个肯陪自己细水长流的知心人，那便更加美好。

当时的嘉定城，有一群非常不错的老诗人，被称为嘉定四叟，最年轻的程孟阳也有七十岁了。柳如是并不觉得他们迂腐年迈，这些人身上却总是有着一股浓烈的书氲气息吸引着她。她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拜访他们，从春天到秋天，整整一段时光，柳如是都同他们一起，吟诗作画，她的豪气、独特，牵动着那几位老人的绮念，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诗词情意。

柳如是的画作

那段光阴，柳如是一人居住在招影亭。院中种植着逾百年的山茶树，她常常在清晨采摘上面的露水和叶尖，泡一壶浓浓的香茶。夏日蔷薇花盛开时，粉红色、深紫色、白色，美得不似人间。待到芍药绽放时，满院怡人的芳香，仿若仙境。

崇祯七年，陈子龙还是落第了，而柳如是，已经结束嘉定之旅回到了松江。听到夫君落榜的消息，柳如是除了为他的才情惋惜。同时又暗喜：一旦他高中，大有可能不能回籍任职，那自己同他该如何是好，难道自己的爱情又要戛然而止了吗？

许久未见的两人，似乎忘记了落榜的失落，只是想倾尽心里的相思之苦。

这里嘉木阴翳，杂花照眼，劲竹荟萃，烟云掩映，却与几社文士的活动地离得很近，倒也方便。心高气傲的柳如是，竟然肯被这样茅屋藏娇，陈子龙心里大为感动。但苦于自己落榜，这个时候同家里人说，只怕会碰一鼻子灰，便只能一直这样假装糊涂。

柳如是是明白的。因为深爱，就这样卑微。在自己最美丽绚烂的年华，能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也未曾不是种幸福。

只是时间长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却渐渐的露了端倪。喜欢女扮男装，与众名士交往的柳如是，豪放聪颖，虽然为妓，却从不以色事人，而是以自己的才华博得了名流的尊重。她同那些名士一样，追求自由。她希望的是，陈子龙也能像待其他社友一样，平等地对待自己，可是，这在迂腐的陈子龙看来，却很难接受。

陈子龙的母亲早已去世，继母唐氏嫁过来后，陈的祖母以唐氏多病好静为由并不给她掌管家事的实权，他的妻子张儒人却是凛冽的女子。通诗礼史传，书算女红无不娴熟，对祖母也是十分孝心，讨尽老人欢心。家中的四个小姑子次第及笄，都是张儒人在张罗，好生地置办了嫁妆，风风光光地将她们嫁了出去。家里人，上至祖母，下至仆人，无一不夸，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张儒人一直是不反对陈纳妾的，她甚至主动为夫择妾，但是以“良家子”为选择标准。柳如是这样不羁的娼家女，自然不能被接受。

终于到了那一天，张儒人在祖母的倚靠下，带着一帮丫鬟妻妾来到柳如是和陈子龙共同居住的南园，摔东西，扯衣物，完全失了大家闺秀之范。

“你不要再纠缠我家相公了，我们家是不可能娶你这样的人过门的！”

自己的身份，成了一次次阻碍自己追求爱情的绊脚石。只是这一次，柳如是不再觉得凄凉和无助。刚强的心，已经因一次次的伤害，早已建筑起了坚硬的城堡，不再轻易坍塌。

倚在镜子前的柳如是，只是冷漠地笑着，说：“我明日会离开这里。”已经遭遇过几次这样的胁迫，如是已经心如止水。这些年的遭遇，自己早就成了一个刚烈的女子，不会委曲求全。

柳如是明白，像陈子龙那样的孝子，是不会为了自己弃自己年迈的祖母于不顾的，他没有这样的勇气。而且，这些日子来，自己同他观念上的差距，已经渐渐显现。在陈子龙看来，自己是匹脱缰的野马，竭尽全力的驯服也未必如愿，而自己，也不甘在他身后做个弱女子。

或许，张儒人这样逼迫，倒是给了他一个离开自己的借口？即便没有她的从中阻扰，自己与陈子龙的爱，又能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多久呢？

想到这，柳如是不禁觉得浑身冰凉。这些年，尽力的爱，换来的却还是同样的结局。那个懂自己，疼自己的人，究竟在何处？还是，要一个人孤独终老？

在一起的时候，总以为还有时间，可以长久相对，无须太多语言，而今一旦离散，方知人事苍茫，远过万水千山。

柳如是这株章台柳，孜孜不倦地追求幸福的心，终究还是被生活磨出了一层层坚硬的茧。即便刚烈如她，一次次的伤害，心总归是痛的。于是，她终于决定抛下这里的一切，所有爱过的，伤过的回忆，一个人干干净净地转身离开。

此一别，很可能就是永远。再坚硬如铁的人，也会唏嘘不已。陈子龙心里有不舍，不安，更多的是不尽的遗憾，正如苏轼词中所表达的那份惆怅：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第三节　梦江南　怀人

光阴迅疾，最为无情。枯叶飘零，嫩芽抽苞。皑皑白雪覆盖过的大地，已经开始复苏，江面上的冰块也逐渐消融，似乎那个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了。

南楼日夕相持的恩爱成了心底里一道不忍触碰的痂痕，轻轻一碰，往昔的疼痛便迅速弥漫开来，无处躲藏。贮存文稿的诗箧亦不愿再打开，仿佛那些字纸上犹留着当时的风烟，沾染着袖底的衣香。帘栊轻扣，都能闻见花影下一双人的温温笑语。南园小桥下拂过春杏花枝，衣袂沾染菡萏清香，月下拾起秋桂子，恍惚日边清梦，再难重温。想到这，心头的痛楚缓缓蔓延至四肢百骸，好似醉酒一般无力酸麻。

别过陈子龙之后，柳如是虽然依旧艳帜高展，周旋在一众文人雅士富商的周围。可是即便肤如绸缎面如芙蓉，心中却早已有了沧桑之感。那些两情缱绻的誓言，从此必须封存在记忆深处，唯恐惊散了她努力聚拢的冷静与坚强。

在午夜时，依然还是会回到那个莺笑浅吟的院落，醒来时，已经泪满衣襟。

崇祯八年晚秋，柳如是再次来到嘉定城。昏沉秋暮，狼烟迷离，枝叶枯萎，柳条萧萧，往日的情分终如这兮兮寒水，一去不复返。

往后的日子，柳如是一直乘船往返于杭州与松江之间。而此时，由她作序的诗集《戊寅草》已经名噪江南，时人都知柳如是之名，求字求诗者甚众，她只是草草应付。直到听到陈子龙中了进士，内心尘封已久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她再也不用刻意压抑那些如潮的思念。

她以为，他们还可以，重温鸳梦。

她满心期待的再次回到松江。怀着一颗忐忑而兴奋的心，她见到了许久未见的陈子龙。眼前的人，如两年前一般模样，只是憔悴了许多。

陈子龙见到柳如是时，她穿着粉红玫瑰香紧身袍袍袖上衣，下罩翠绿烟纱散花裙，腰间用金丝软烟罗系成一个娇俏的蝴蝶结，鬓发低垂斜插碧玉瓒凤钗，显得体态修长，妖妖艳艳勾人魂魄。阳光下，耀出刺眼的光芒，美得不可方物。

只是，一刹那的光阴，瞳孔里的惊喜已经被灰暗所掩盖。那种冷，竟恍如隔世。

陈子龙握着柳如是如柔荑般的手，只是垂泪。柳如是方觉得自己这般痴情可笑、可悲。他爱慕的只是自己的美貌和才情，消遣娱乐尚好，终究是不肯让她入了自己家门的。红尘女子，如何奢望一段执手天涯的爱情。

秋叶跌落在跟前，悄没声息，却猝然惊心。是啊，自己是落拓不羁的风尘女子，他是家世清白的少爷，怎么会许自己一生一世。如是再一次离开了松江城，这个带给她无尽伤痛的地方，曾经逃离，只因内心深处的那些许的期待和不甘心回到这，却还是自己捡起这落满一地的心碎，黯然离开。

回到嘉定后，柳如是在横云山的拈花寺过了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拈花寺建于万历年间，最初名为千佛寺，后因大梵天王以金色婆罗花献与佛陀，佛陀拈花示众，瞬目扬眉，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佛陀便将衣钵交付迦叶，故而此寺更名为拈花寺。她拜拈花寺住持为师，一心向佛。

只是，此时的她，依旧追思那份深情绮怨。人去也，人去小棠梨。强起落花还瑟瑟，别时红泪有些些。门外柳相依。低回倾吐，字字深挚，眷恋之情和怀人之苦，如泣如诉。

正在这个时候，徐拂风风光光地出嫁了，夫婿是当地的富贵人家。虽然为妾，但仍在当时的归家院掀起了一阵狂澜。锣鼓声自街头传至巷尾，热热闹闹，好不喜庆。新娘头上倭堕髻，颈上明月珠，如意团花锦开氅，大红罗衣，煞是美艳。

徐拂是柳如是做“瘦马”时的师傅，也是她的启蒙老师。敏慧的徐拂，能琴工诗善画兰，将归家院打理得井井有条。在金粉香艳的风尘里这么多年，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嫁作人妇，即便她早已艳震秦淮。但，这或许才是女子最好的归宿吧。

徐拂的出嫁，让柳如是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再一次起了涟漪。风尘憔悴，红颜弹指，能够放荡的青春，总有一天会挥霍殆尽。再坚韧的心，也抵不过似水的年华。韶光易逝，自己该如何在红尘跌宕一世。

崇祯十一年秋，友人约柳如是赴杭州小住，寄居在武陵汪汝谦的横山别墅。西溪外有流溪，内有芦荡，横山别墅坐落于河渚间，古梅临波，绿苔印屐，凭轩远眺，可见山峦含黛，云烟漫漫。

经历徐拂一事，柳如是已经无法继续在横云山避世过日，友人的邀请，正好给了自己离开这困顿之所的借口。她也希望，在尘世里，能找到一处避身之所，给予自己一世的安稳。

柳如是同汪然明(2)煮酒赏花，品茗吟诗，渐渐成了亲密挚友。汪然明平日里向来喜爱穿黄色衣服，又比较豪爽，所以被人称为“黄衫豪客”。然而，他实际上却是儒商，写过《春星草堂集》等书，因而并不像普通商人那样满身的铜臭。闲暇时，他便乘着自己的画舫，欣赏西湖美景。他早就听闻松江上有一位奇女子，一直想一睹芳容。对于柳如是的到来，他显得异常兴奋。

那段日子，汪然明待柳如是关怀备至，不仅仅是欣赏她的才情，更是因为同情这样一个传奇的女子身世却这般凄惨，便给予她如父亲般的温存与体贴。他知道，替她寻一处好归宿，才是能够给予她的最大的慰藉，于是，开始四处替其张罗。

柳如是执扇图

这年深秋，汪氏将谢三宾荐于柳如是。谢三宾字象三，钱谦益门生，彼时任太仆少卿，官至四品，很是富裕。更重要的是，他的书画极好，诗文也写得很不错。汪然明心想，把柳如是托付给他，自己大可以放心。

此时，谢三宾已经年过五旬。初见柳如是时，她以团扇半遮半掩，嫣然一笑，令谢三宾魂飞天外。他随即把自己家的堂名改为“一笑堂”，将自己的诗词集也改名为《一笑堂诗集》。谢三宾对柳如是的喜欢，可见一斑。

此后，柳如是便在谢三宾的“燕子庄”住下，为他弹曲，与他一起泛舟西湖。谢三宾走到哪里都带着她，即使是拜访和尚，他都担心柳如是太美，搅乱僧人们的清静修行。

然而，这样平静的日子却并未维持太久。一日午后，柳如是闲来无事在院里赏花，无意间听到谢三宾当年求官进爵时，竟然做过背弃道义、以血染红顶子这样的事。为了求得清廷赏识，不惜谋害本乡抗清的五君子。柳如是向来恨透了这样阴险的人，自己竟糊涂到想要将后半生交付于他。

随后发生的事，更是坚定了柳如是逃离“燕子庄”的决心。

清巡海道孙枝秀垂涎谢三宾的财产已经很久，在宁波诸君子翻城之役中，故意把他说成是同谋叛逆，捉拿入狱。在审讯过程中，谢三宾极尽丑态，不仅絮絮叨叨自己为官多年的功德以表忠心，更对天起誓：我哪敢做出这般大逆不道之事，来毁自己声誉。

这样的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在柳如是看来，决不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应有的行径，也决不是自己愿意追随的人。即便锦衣玉食，也不会幸福。于是，她选择了离开。

夜色暮暮，连那轮惨淡的弯月，都被云遮住了，只余零落的光。柳如是的眉梢，是掩也掩不住的悲伤和落寞。面庞脆弱的仿若轻轻一碰就会如冰凌般碎裂开来。

她的离去，让谢三宾很是伤心。以为自己得到了珍宝，却不曾料到，这珍宝竟如烟花般绚烂即逝。也如手中的流沙，抓得越紧，失去也越快。

无情只有杨柳枝，日向窗前伴愁绝。

初春时节，依旧风雨不息。柳如是愁苦萦回，竟至病倒呕血，便离开杭州来到嘉兴养病，寄居勺园。小楼内镇日药气弥漫，入夜亦只有药炉炭火的毕剥之声，难免萧条自伤。

谢三宾终归是小人，柳如是的离开，令他心生怨恨，对柳如是多番打击，带着地痞到柳如是的住处大闹，逼得她无处可去。在这个时候，柳如是忽然想到了一个人——谢三宾的老师钱谦益，纵使这个人恶贯满盈，在自己老师面前也还是忌惮三分。不管钱先生如何看待自己，目前可以投靠的也只有他了。

虽然谢三宾品行不正，却是因为他，柳如是与钱谦益开始了一段旷世姻缘，改变了柳如是的一生，并成就了历史上那个刚烈忠贞的柳如是。

知识链接：

古代妓女之营妓

“营妓之设，说者谓盖以慰藉军士者，始于春秋时代越国。”打仗是男人的事，而在军旅生活中又难免有压抑情绪，为慰藉军士，故有营妓。

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而不衰。“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其实，如上一章所说，妓女在秦汉以前已经出现，而且勾践采取过“游军士”、管仲采取过“女闾”的做法，不过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把设营妓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而已。

汉武帝是个具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对外连年征讨，用兵很多，所以如何稳定军心！提高士气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设营妓就是这方面的措施之一。其他还有许多对军人优待的措施，如：《汉书·冯康传》说：“赵将李牧为边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赏赐决于外。汉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杀牛，以飨宾客军史舍人”等等。

在汉朝未正式地设立营妓以前，有一种妇女“抑配”军营的制度，所谓“抑配”，就是强制地许配。汉朝的大将李陵率领军队出关东，把一些强盗的妻子押送到军中随军“抑配”给一些士兵当老婆，这些女人不愿意，躲在车中不肯出来，李陵把她们搜查出来后，把她们都斩了。当然，这种“抑配”制在当时并不普遍，而且有不少缺点，士兵甚众，而随军妇女不可能很多，否则将使军队臃肿，行动不便；而有人有妻有人无妻又易造成矛盾，所以后来从统治者看来，还是设置营妓为好。

关于营妓，在以后的历史上也多有记载，如夏侯淳征孙权有功，曹操曾赐给他“妓乐名娼”，于军中享用。北魏元琛任秦州刺史时，“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而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朝云就是当时元琛征讨诸羌时的随军妓女，看来营妓除供士兵发泄性欲以外，有时还有配合军事行动的作用。又如，南朝萧梁时章昭达奉命出征途中，“每饮食，必盛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而弗之废也”。宋后废帝每出入去来，尝自称刘统，或自称李将军，与右卫翌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供酒食之费。齐废帝尝与左右无赖群小20余人共衣食，同卧起。帝独住西州，每夜辄开后堂，与诸不逞小人，至营署中淫宴。这都无疑是沿袭汉代的营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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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子龙（1608～1647年）明末官员、文学家。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他是明末重要作家，诗歌成就较高，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典雅华丽；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被公认为“明诗殿军”。陈子龙亦工词，为婉约词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代众多著名词评家誉为“明代第一词人”。

(2) 汪然明，名汝谦，安徽休宁人，家杭州。

第三章　韶华盛极　花烛合欢

第一节　最是西泠寒食路　桃花得气美人中

如烟的思绪，期期艾艾，百转千回，却无力斩断这波影浪纹。在柳如是心里，自己如同这些青色的梅花，盛开过，又枯萎了，终有一天会陨落在尘埃里。有些伤痛，时间长了，便渐渐忘却了。可是，在孤独无依时，它们又会肆无忌惮地席卷过来，那些剧烈的疼痛，包裹着她，压得人喘不过气。那些伤口，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年，经历了冷暖、背叛、逃离、抛弃，柳如是已经不像从前一般，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炽热的燃烧留下的灰烬，冷得自己再无力承担。在这浮华乱世，寻一个能够托付终身的，给予自己一世的安稳的便好，谢三宾的纠缠，让如是已经没了退路。而钱谦益，是最好的人选。

早在两年前的初冬，柳如是与钱谦益便已相识。

钱谦益

当时已经是礼部侍郎的钱谦益，因贿赂之事被揭露，不仅遭受了廷杖之责，还被免去了官职，被迫返回原籍常熟。已经五十七岁高龄的钱谦益，适逢巨变，不禁心生暗淡，一路逶迤南归。途经杭州时，他前往西湖荡舟闲游，以排遣愁怀，休息时就到杭州名妓草衣道人家中。

草衣道人原名王修微，七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无所依靠而被卖入“北里”即妓院。后来她潜心向佛，平素穿着布袍、拄着竹杖，泛舟江湖上，系情山水间，因才情出众而与钱谦益、董其昌、陈继儒及“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等当时的文人名士频繁交往。

当时柳如是也客居在杭州汪然明府上，因同情草衣道人身世可怜，加上两人才情皆甚好，便常有往来，颇有惺惺相惜之意。那日柳如是将游湖时随性做的小诗遗忘在草衣道人家，钱谦益来拜访时无意间发现了那帧诗笺：

垂杨小宛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

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好清新秀丽的诗，钱谦益不禁击节称赞。草衣道人看在眼里，凑过来道：

“不如明日请姑娘一同游湖，可好？”

钱谦益自然应允了，他很是好奇，能写出这般诗句来的，究竟是怎样的女子，有着怎样的容貌和经历。

次日，三人便相约泛舟西湖。柳如是并未刻意打扮，轻施脂粉，碧绿的翠烟衫，散花水雾裙，清新典雅，却给人淡淡的暖意。钱谦益见到，大为惊讶，不禁在心理暗叹：“这样才色双全的女子真是世间少有啊！”

碧水秀景中，他们谈诗论景，浅吟轻唱。银铃般的笑声在西湖上来回飘荡，轻轻敲打着钱谦益的心弦。

这小巧人儿，玲珑俊秀的美貌下竟有这般锦绣诗情，着实令人敬佩。钱谦益忘记了猝遭巨变的悒郁，只安心沉浸在这如斯美景中。短暂的交往，却在他的心头刻上了深深的烙印。

柳如是心里是明白这些的。自己如若希望能到他的庇佑，应该不难。虽然钱谦益被罢黜在家多时，但依然家产巨富，良田千顷，婢女过百，而且此时朝野正盛传复社领袖张溥、几社领袖陈子龙正在幕后积极运作东林党元老钱谦益复起，入内阁为首辅大学士。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他，想必也不会委屈。

这年冬天，出奇的冷，漫天的雪花肆意地飞舞，凛冽而凄凉，好像有千丝万缕的情绪一般。雪堵着窗户，冰溜子像透亮的水晶小柱子，一排排地挂在房檐上。钱谦益居住的“半野堂”许久也不曾有人来访，越发显得冷清。这天午后，柳如是一身兰缎儒衫，青巾束发，乘一叶扁舟前往常熟。她把小舟泊在桃花润下，坐上一顶青布便轿，便直奔城东钱谦益府邸。

钱谦益正坐在书房中打盹，忽听得家人传报：

“老爷，有客人来访！”他以为是寻常访客，紧闭双眼，挥摆着手，“你回他说我身体不适，不宜见客！”遭到拒绝的柳如是却并未放弃，次日，她派人将刚写好的诗句送至钱府，钱谦益看过之后大为吃惊，从藤椅上猛地站起，急忙叫人来询问：

“昨日来客是男是女？”

“是一方巾儒服男士。”

柳如是男装像

（清乾隆年间余秋室绘）

钱谦益越加怀疑，这诗句写得极好，但隐约中却透露点脂粉软香，并不像是男子所写。他迫不及待地赶往河埠头柳儒人当时居住的画舫，看见“他”一副富家书生打扮，举止虽有板有眼，身材却娇小玲珑。再看其面庞，明眸生辉，肤如凝脂。钱谦益觉得十分眼熟，绞尽脑汁，却怎么也想不起曾在哪见过这样娇俏的男子。

柳如是看着他这副疑惑的神态，不禁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轻轻吟道：

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

近日西泠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

话音刚落，钱谦益大声朗笑，双手抱拳到：“真没想到啊，原来是柳姑娘！”

自西湖一别，钱谦益未曾料到，柳如是竟然会主动来拜访自己，暗淡的心，顿时生出许多光亮，脸上是掩盖不住的喜悦。他将柳如是邀至家中热情款待，并命下人端来上好的茶水，为她驱寒，细心体贴。

期间，柳如是献上一首七律诗，以东汉马融比喻钱谦益，赞他通达禅理。既有“千行墨妙”的高超文字，又有“江左风流”的王佐之才。钦佩之间，隐约透露出自己愿意如捧瓶持拂供奉菩萨的侍女，与诗人相伴一生。只是，在当时，这样主动表明心意的女子，还是十分难得。

这些年，钱谦益官场受挫，怀才不遇，常常以“山中宰相”谢安自比，做梦都想步他的后尘，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柳如是的诗句自然让他觉得字字珠玑，句句熨帖。他也并未觉得柳如是这般直白唐突，反而认为这个女子有着不同常人的独特和爽朗，甚是喜欢。

钱谦益思索片刻，提笔酬唱一首，借汉代卓文君、唐代薛涛比拟柳如是，称赞柳如是的才情和美貌，也流露出自己对佳人的仰慕之情。

谈笑间，钱谦益的心中，已经悄悄地萌生出丝丝不舍。那根爱情的花藤，在心底里，破茧而出，绕着心尖，肆意地生长着，溢满心田，窒息却幸福。在自己垂暮之年，竟还能觅得这一知己，上天待自己不薄。

他试探性地提出要柳如是在半野堂小住，借口欣赏柳如是的才情，希望能够与之长谈。柳如是心里何尝不知他的心意，她欣然答应住下来，因为，这也是她此行的目的。

钱谦益命仆人新建了一处别苑，以柳如是的“我闻居士”之号命名为“我闻室”，让她暂居。自此以后，两人每日在我闻室诗酒酬唱，调情打趣。曾经寂静幽僻的半野堂，欢声笑语不断。白天，他们踏雪赏梅、寒舟垂钓，傍晚，便一起品茶论道、煮酒谈心。如此温情，使这个年过半百的落魄老人心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冷清的半野堂也笼罩在祥和之中。

这年岁末，柳如是在钱谦益家里守岁。院子里挂满了大红绸制灯笼，鞭炮声此起彼伏。家里的人忙前忙后，好不热闹。地上积满了厚厚的白雪，印出一深一浅的脚印，很快又被漫天白雪掩盖了。柳如是和钱谦益围在火炉旁，炉子里的炭火烧的正旺，不时发出“嗞、嗞、嗞”的响声。如是看着对面被火烤得通红的脸庞，不禁扬起了嘴角。

柳如是主动拜访，一开始是为了躲避谢三宾，同时也是为了能替自己寻一户好人家，只是这段日子的相处，竟不知不觉钦佩起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心中已经萌生了些许爱意。钱谦益虽大过自己许多，却细心周到，才情横溢，待自己更是极好，柳如是不禁叹道：

“天下唯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

钱谦益听了，心中早已乐不思蜀，紧紧拉过柳如是的手，说到：

“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忽？我亦非柳如者不娶。”

然而，柳如是并没有这样草率地嫁了。她深谙爱情之道，一直卑微的追随，总有一天会筋疲力尽，也总有一天会被人弃如草芥。经历周道登，陈子龙的事，柳如是已经不再奢望，这样显赫的家族，能够轻易接受自己。即便钱谦益自己不在意，也必然会遭到家人的阻挠。

柳如是现在明白，在爱的浓烈时，抽身而退，方能给自己一个主动的位置。只有这样，他才会一直不舍，一直跟随自己的脚步，不离不弃。也只有饱尝到离开后的痛，他才会竭尽全力来给自己幸福。如果他不曾追随而来，这样的爱，不要也罢。

春节刚过完不久，柳如是就得了一场小病，或许并未真的生病，可这却给她一个推脱与钱谦益同游西湖的借口。柳如是独自一人回到了松江，她知道钱谦益一定会来找寻自己。

柳如是安心的等待，不害怕，不怀疑。

笃信，某日温暖的午后，他会找到自己，牵起自己的手，笑若桃花。

第二节　岁月静好　痴心倾付

在“我闻室”的那段日子，是钱谦益最幸福的时光。柳如是已经如一颗磐石，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他的眼睛里只有她的身影，如鬼魅一般，缠绕着他。她走过的每一步，恍惚都有莲花在脚底盛开，那样明媚照人。她这一去，仿佛自己的骨髓被人活生生地剥离了，苍白无力。

钱谦益四处托人说项，包括柳如是的知己汪然明。他已经习惯了同柳如是谈诗会友，她这样突然离去，把自己扔在这回忆的漩涡，竟慌忙得不知所措。

明末著名文坛领袖——钱谦益

这正是柳如是想要的，她喜欢看到他这样急切地寻找自己的模样。只有不轻易得到的，他才会珍惜。此时的柳如是，更多的是在爱情里步步为营，她不想再被伤害，再被抛弃。这一次，她要站在主动的位置，高高在上地施舍她的爱。

汪然明对柳如是的婚事一直十分在意，之前将谢三宾推荐给她，却不曾想到，谢三宾竟是那样的卑鄙小人，对如是他一直心存愧疚。而如今，看到她能有这样一个好结果，自然是乐于成全。

而柳如是，只是需要钱谦益低头讨好，并不曾想刻意刁难他。

崇祯十四年夏天，钱谦益以匹嫡之礼（即按照与娶元配夫人同样的礼节）风风光光地迎娶了二十三岁的柳如是，而此时的钱谦益，已经六十。为了给柳如是一个盛大隆重的婚礼，钱谦益忍痛变卖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宋刻《汉书》中的一本，可见，对柳如是的喜爱，果真是到了骨子里。

钱谦益遍请名乡绅士，却并不告知所娶何人。有人好奇地向他打听，他也是顾左右而言他：“诸位届时务必多多饮酒！”因为钱谦益的声望颇高，到场的人非常多。大家都在揣测，钱老先生迎娶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这般声势浩大。

迷恋钱谦益的江南才女——柳如是

合卺之礼被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艘画舫上举行。偌大的画舫，被鲜红的绸缎围住，船角挂上了四角方灯，上百个乐师奏着欢快的乐曲。人影绰绰，花影缭乱。

松江两岸的百姓都纷纷赶来看热闹，人声鼎沸，笙鼓喧天。钱谦益峨冠博带，在鼓乐声中快步登上画船，牵出新娘柳如是。新娘一身绣着蔷薇花的大红喜袍，头戴镶满珍珠的凤冠霞帔，细润如脂，粉光若腻。

岸上突然一片哗然。堂堂东林党领袖，居然娶一个妓女过门。那些名乡绅士也深感被骗，江岸顿时沸腾。在当时的社会，士大夫涉足青楼楚馆、狎妓纳妾，被看作是风流韵事，但要以大礼婚娶妓女，则是伤风败俗、悖礼乱伦之举，被视为洪水猛兽。然而钱谦益却视五维伦常于不顾，执意要娶柳如是为妻。

钱谦益走到船头，岸上有人高声责问：“原配尚在，就以匹嫡之礼娶妓，成何体统？”旁边有人起哄，有人嘲笑，一片混乱。钱谦益不屑地瞥了一眼，转身吩咐船工开船。岸上围攻嘲骂之声愈来愈响，无奈船已慢慢离开码头，有人拾取石块砖瓦投向彩船，一时间瓦石如雨，船头一片狼藉。到岸时，已是满满一船砖瓦。

两人似乎早已知晓会有这样的场面，可是却并不在意，还相互打趣到，这砖瓦拿去盖楼也好。只要自己幸福就好，何须理会旁人。

热热闹闹的人群中，有一个孤单的身影——谢三宾。他不曾想到，两人分道扬镳后的柳如是竟然嫁给了自己的老师，而自己却仍对这个薄情寡义之人念念不忘，心中不免酸楚。

柳如是像

柳如是如愿成了继室夫人，钱谦益吩咐家人一律叫“夫人”，不得称为“姨太”，而自己敬称其“河东君”。他不愿柳如是受到任何委屈，却丝毫不曾理会自己原配夫人的感受。

婚后，钱谦益在虞山北麓盖了一座绛云楼，他不愿柳如是与其他妻妾居住在一起，便单独花重金为她建了这个别苑。施工期间，钱都是亲自到场监工，生怕哪里疏忽了。

此楼共有五楹三层，楼上两层为藏书室，珍藏着他这些年四处搜罗来的善本古籍。钱谦益不无得意地说，“我老而穷，但藏书可谓富也！”楼下几层是卧室和客厅。厅内的一应陈设，全系紫檀木镂花、大理石镶嵌的桌椅、台、几。条几上两只画瓶插着几枝红杏，宣德铜炉中散放出淡淡的异木芳香。

此后，两人便在绛云楼题诗咏柳，博古硕今，校勘典籍。白发相映红颜，诗酒唱和人生，妙人儿调情打趣，日子幸福得不真实。

转眼间，到了秋天，太阳发出柔和的光辉，澄清又缥缈，轻微的茴香气息弥漫在天空中。还有金菊的芬芳气味，香气翻腾，沁人心脾。

入夜，天已经渐渐微凉了。清冷的月光洒下大地，幽黯而静默。柳如是依偎在钱谦益怀中，娇嗔地问到：“相公爱我什么呢？”

“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面！那你爱我什么呢？”钱谦益抚摸着她的秀发，满眼柔情。

“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面！”柳如是调皮地回答。

身旁服侍的下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钱谦益更是心花怒放，“好你个伶牙俐齿的鬼丫头！”心里却不免拿眼前的人与旧人王氏比较。

崇祯初年，他官复礼部右侍郎，兴致勃勃地穿戴整齐，准备启程赴京，随口问一旁服侍的小妾王氏：“我像个什么官？”王氏斜睨着眼晴打趣道：“像个捉鬼的钟馗。”他认为此言不吉利，心中老大不快，那次进京果然不顺，因受小人攻击而罢官，便迁怒于王氏，将她打发回了娘家，可怜王氏因一句戏言而获罪，从此便将自己关在一座小楼上郁郁而终。

柳如是这般戏谑逢迎，比起王氏，果真是好了千百倍。柳如是懂得分寸，也懂得如何讨人欢心，对自己的夫君，要爱，更要尊重。

这一对老少夫妻，那段日子常常在绛云楼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诗文相酬，琴棋相娱。钱谦益每得佳句便拿来示与柳如是，而击掌之间，柳如是答诗已成。有时，柳如是的诗先成，钱谦益便冥思苦想，欲超过夫人。事实上，钱谦益的诗气鼓苍峻，虬松百尺，而柳如是的诗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两人不相伯仲，只是这样斗诗，也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一日，钱谦益的一位学生拿了读书笔记前来求教，问题中提到了“惜惜盐”，钱大学士颇费思量，不得其解。柳如是见他紧缩眉头，便说到：“可否借我一看？”接过钱手中的笔记，她不禁莞尔一笑。

“还有难倒你钱大学士的啊？惜惜盐是乐府歌行体，盐应读行，大概是谐音误传了吧！”

一番见解，钱谦益更加领略了她的博闻强记，和迅捷聪敏的辨识能力，对她，也是由衷的佩服。

柳如是为妓时洒脱大胆，和文人名士尽意交游，指点烟霞，品评文字。嫁给钱谦益后，她也并没有从此改弦易辙，收敛个性，依旧狂放不羁，和钱谦益的一班朋友比洒作乐，往往酩酊大醉，颇有太白遗风，却毫无闺阁风范。只是，钱谦益居然毫不介意，反而称赞她“佳人哪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还戏称她为“柳儒士”。

钱谦益的支持，令柳如是大为感动。茫茫人海中，能觅得这样一位知心人，自己死也足矣。相夫教子，白头偕老，这样的一生也是幸福的。

在家多时的钱谦益，已经厌倦了往来应酬。每有客人拜访，他便委托柳如是穿上男人衣裳，代为招待。旁人议论时，他却只是骄傲地说，她是我的弟子，也是我的良妻。不像之前的周道登将她藏匿，也不像谢三宾那样处处提防，生怕别人抢了去。

他对她，是充分的信任，尊重和爱。这一切给予了柳如是内心极大的满足。终于有一个人，能够正视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埋没在酒色之中。他不介怀自己的妓女身份，也不阻止自己同那些文人雅士来往。这份情谊，厚重而踏实。韶华盛极，自己亦愿将这痴心倾付。

只是，乱世里的幸福永远都是短暂的。钱氏夫妇悠闲风雅的隐居生活，很快被烽烟炮火所打断，他们被迫地走入了一个又一个巨大且深不见底的政治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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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妓女之官妓

官妓是古代供奉官员的妓女。唐、宋时官场应酬会宴，有官妓侍候，明代官妓隶属教坊司，不再侍候官吏，清初废官妓制。官员和妓女，本来是社会地位悬殊的两种人，生活没有交集，但是，历史上，这两种人的关系曾经最为紧密。官妓为朝庭特别设定，有大户人家抄家后女备入妓，也有自小培养入妓的。官妓都不是单有姿色，所有官妓为了迎合文官们的需要，都会诗书琴画等。

在一千多年的官妓生活史上，有不少女性甘于作为男子泄欲和玩弄的角色，沉迷于奢侈放荡的生活。她们无法忍受礼教严苛的束缚，也没有忍受清贫的勇气，因而乐于娼门，迷失了本性，成为中国女性中较为特殊的组成部分。但是，毕竟有许多女性沦落为娼妓，却不愿堕落，她们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她们的生活中，处处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争得独立的人格尊严，她们往往十分执著，不惜舍弃奢华的生活，甚至为此献身。

官妓们虽时时周旋于官府，几乎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声色服务，但是，她们身处卑贱，心比天高。对于那些以权势、金钱迫使她们献身献技的狎客，官妓们只是出于被动的尽义务。她们往往倾慕文人学士。一方面，她们能理解并演唱文入学士们的诗词散曲，喜欢文人学士评论她们的艺技，或与他们一起吟诗作词，唱和赠答。在这种氛围中，妓女们享受到了人格平等，体现出她们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文人学士往往风流浪漫、温文尔雅又善于怜香惜玉。他们不像官府假道学那样虚伪；也不像权贵豪势那样随意役使，更没有商贾市侩的粗俗贪婪。因此，妓女们往往爱慕风流才子。她们并不希罕金银财宝、荣华富贵，只要两情相投，甘愿在清贫中陪伴终身。历史上留下无数才子佳人曲折坎坷、情深意长的传说。但是，也有不少痴情妓女遇上负心薄情的文人而失去一切，乃至丧身。

从某种范围来说，广义的官妓可分为宫妓、营妓和狭义上的官妓等几种。宫妓是皇宫中服务于皇帝的妓女，营妓是服务于军队军官和士兵的妓女，官妓是服务于各级地方官员的妓女。这三类是国营妓女，按照现在的话说，是体制内的，她们地位卑贱，生活却相当优裕，编入国家正式编制（乐籍），由国家财政供养，当然，也服务于国家和国家象征的皇帝与官僚的需要。

唐朝官员嫖妓宿娼，出入妓院，勾搭妓女，作为风尚，一方面是皇帝的榜样示范作用，而另外的原因是，唐朝科举取士，诗赋是科考的内容之一，诗赋文章做得好，就可以当大官；而作为妓女，逐水草而居本身就是她们的职业特点，官员们就是她们丰盛的水草；而且，她们不仅仅是卖身，她们还卖唱，卖唱是卖身能够卖出好价钱的保障，因为唱得好意味着除了色相之外，还具有更高的艺术造诣，而这是文人官员更为看重的。

宋元时期，理学兴起，重男女之防，对于官员狎妓有所限制，规定妓女只能为官员提供歌舞和陪酒这类活动，不能提供性服务，违者要受到各种处分。这种规定执行起来一定有难度，因为私下的交易似乎很难被发现。

事实上地方军政行政长官私下命令地方官妓提供性服务的仍很普遍，不过，官员像唐朝那样公开要求妓女献身，并以这种交易为风流倜傥而骄傲自豪的风气，算是被转变了。到了明朝，朱元璋同样禁止官妓向官员提供服务，让一些官妓面向市场，向社会提供服务以增加财政收入。官员不能从妓女那里得到性服务，官员对于妓女的态度也开始冷落，官妓营妓的经费也成为问题，她们不得不向市场化服务转变，中国的妓女的市场化从此开始了，中国妓女以官营为主向民营主导过渡。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下令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妓女。从那时起，官员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但不可能被禁绝。只是，没有了国家财政供养的官营妓女供享乐，官员嫖妓如果不是自掏腰包，就一定是有人为了某种利益为他买单，甚至是贪污公款或巧立名目用公款做嫖资了。

第四章　乱世流离　如履薄冰

第一节　芳香欲沉清池中

崇祯十七年三月的北京城，雄烈燃烧的浓烟，滚滚弥漫着整座城池。风中猎猎招展的“明”字纛旗，已然残破褴褛，似乎顷刻间就会坠落。城楼之上更是死尸伏地，血流不止，浓浓的血腥味夹杂着漫天战火，充斥在空气中，刺鼻难闻。残阳的余晖倾洒在了城楼之上，奄奄一息，如这座城池一般。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经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连夜仓皇逃出紫禁城。途经煤山东麓时，才发现慌乱中竟丢掉了一只龙鞋，龙袍也早已被割破。看着自己这般落魄的模样，想到朱明的千秋基业竟毁于自己手中，不禁悲从中来，他绝望地缠住了自己的颈项。只是，他僵直的眼神依然看着远方的江山，像是无尽的诉说，透着落日般的寒凉。

而此时，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已经进入了四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军团也已经蠢蠢欲动，一场更大的风暴正悄悄地向这个疮痍破败的城池袭来。

崇祯皇帝死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江南旧臣，积极拥立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改元弘光。

等待了十七年的钱谦益，终于再一次得到了朝廷的赏识。为了平息东林党和清廷的斗争，稳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钱谦益投靠了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所唾弃的马士英和阮大铖。

柳如是真迹

满心复明的柳如是虽不赞成钱谦益这一举动，但也希望终有一日能重振明朝。诏下之日，柳如是陪同钱谦益从常熟去南京任职。那日，她穿上了“戎装”，英姿飒爽，犹如当日昭君出塞般。此后，柳如是便到处结交有志之士，奔波于高官大臣之间，极力扶助丈夫。也正是这个时候的交往，才使她能够成功将入狱后的钱谦益救出。当然，这是后话。

只是无奈小皇帝庸碌无能，软弱怕事，大权又被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之徒所操纵。南明朝廷的腐败奢靡甚至远远胜于崇祯朝廷。弘光皇帝荒淫无道，勤于女色，凡事都交给马士英，听不进其他大臣的任何意见；而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则忙着与马士英斗法，结果一一败下阵来，东林阵线唯一的实权派人物史可法也被挤出了南京；拥兵自重的江北四镇和武昌左良玉则挟制朝廷，仿若骄子，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北上收复河山。

柳如是空有报国热情，却独木难支将倾的大厦。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入京后便骄奢淫逸，到处搜刮明抢，加上领导内部出现分歧，用人不善，刚刚建立的政权也摇摇欲坠。弘光二年五月，清军势如破竹，直逼南京，二三十万南明守军望风而逃，清兵所过之处，白骨遮天，碧血满地，懦弱的弘光帝朱由崧丢下南京自己逃命去了。

马士英见皇上已走，只好到西花园（此时更为慈宁宫）挟持皇太后等人朝浙江而去。所有前往上朝的人都被眼前的景象吓住，内宫混乱，婢女太监四处逃窜。仔细打听，才知道皇上已经逃离京城。大家赶紧往守将靖难功臣赵彝的后代赵之龙府上，乞讨对策。他们哪里想到，赵之龙已经秘密遣人过江迎清军。更为可怕的是，守军广昌伯与刘良佐不但没有抗敌的意思，反而纵兵骚扰南门外百姓，目的只有一个，就等清军到了，倒戈降清。

柳如是终于明白，明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就算自己空有满腔热情，却也孤掌难鸣。尽管自己并未在这个朝代给予的襁褓中幸福成长，但却有人顶住了各种流言蜚语和压力而坚定牵起自己的手，来许自己一生幸福。自己同他一起殉节，来成全他的千古清名，便是对他最好的报答。如今，自己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初夏的夜晚，风微微的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长出了花骨朵，淡淡的粉红，近乎寂寞，尤其是映衬在周围的浓绿之中，更显得，晚花酣晕浅。再看那绿，却是层层叠叠，无边无涯，绿得沉，绿得酣，触目生凉，照人如濯。

一叶小舟在西湖上无力的摇曳，仿佛一阵巨浪便能将它轻而易举的吞没。船上的两人眉心紧锁，无语凝噎。间或一声长长的叹息，穿透层层雾霭，在浩淼的湖面上渐渐消散开。朦胧的月牙在漫天白云中，落下零落的光，冷冷地笼罩着他们。柳如是淡淡地笑着，眼角眉梢却是掩盖不住的悲切和落寞，而钱谦益却露出几分不安。

船上摆着几样精致的菜肴和一壶酒，粉红翠绿，煞是好看，这一切都是柳如是精心准备的。为自己即将消亡的人生，和这静谧却并不美好的夜。她缓缓站起身来，斟满酒杯，端一杯给钱谦益，自己举起一杯，悲恸地说道：

“我此身最大的愿望便是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如今，妾身能够与钱君相识相知，得到夫君的庇佑，此生已足矣。只是如今国破亦是家亡，钱君殉国，妾身定当殉君，绝不独活！”

钱谦益受她的感染，在酒意的煽使下，也升出一股豪壮的气概，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柳卿真是老夫的红颜知己啊！”

两人静静地饮完一壶酒，月儿也已偏西。柳如是看着惨白的月色，拉着钱谦益的手，平静地说：“我们去吧！”

此时的钱谦益猛然地从酒意中惊醒过来，惶恐不安。钱谦益将手伸到船外搅了搅水，沉默许久，方抬头对柳如是说：“今夜水太凉，我们不如改日再来吧？”眼睛里是小心翼翼的卑微。

“水冷有何妨！”柳如是直直地看着眼前的人，愤怒里透着绝望。

“老夫体弱，不堪寒凉。”钱谦益低着头，羞愧难当，可是，他却真的害怕，这一汪冰冷透骨的寒水，害怕自己即将陨落在深不见底的江底。

柳如是没有想到，这个名满天下的东林党首领，竟是一个软骨头，绝望的她转身奔向后园荷花池，想投水自尽。钱谦益追上去将她紧紧抱住。

此时的柳如是，对他已是透彻心扉的失望。她没有挣扎，只是静静地流淌着眼泪。黑暗里，钱谦益并没有看到这些，他并未察觉到一颗爱他敬他的心，已经在那一瞬间，轰然坍塌。落满一地的心碎，刺得她疼痛不已，却再无力抗争。

那时候，并不乏忠贞之士。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左督御史的高攀龙。在得知魏忠贤等阉党人士欲逮捕自己时，高攀龙在书房留下封遗书，就投进了家中的池塘，勇敢而决绝。而柳如是的夫君，却连他一半的勇气都不及。

入京后的满清朝廷，为了稳固江山消除乱党，颁布了“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钱谦益召集了一群明朝旧同僚，商量对策。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钱谦益忽然冒出一句“头皮好痒”，起身就往外走。好大一会他才回来，脑门子已经剃得锃明瓦亮，身后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看着大家惊诧的目光，他却镇定地说：“事至此，唯有这样求活耳！”

回到家，柳如是发现他剃掉了额发，把脑后的头发梳成了辫子。她明白这是降清之举，百般劝说，声泪俱下，钱谦益却不为所动。他摸着光光的脑门，解嘲道：“这不也很舒服吗？”

柳如是哪里想到，钱谦益不但是剃了发，甚至还已经答应了清廷召他入京为官的意图。临行前夕，正逢中秋佳节，柳如是与钱谦益泛舟西湖之上，一个是悲伤缠绵，一个是满怀喜悦，这一夜，两人与往常不一样，都闷闷地饮酒，很少说话。

柳如是看着眼前熟悉的湖光月色，娓娓回忆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美好，她想用柔情和宁静甜蜜的生活图景挽留住丈夫，尽管自己对他已是失望至极，却仍然奢望他能迷途知返。只是此时的钱谦益已动了功名之心，一下子哪里收得回来。

清军进城那日，墨色的浓云挤压着天空，沉沉的仿佛要坠下来，压得整个城池都静悄悄的。雨肆意地下着，夹杂着凛冽的风，一点点地淋湿着柳如是的心。钱谦益与一班同僚正跪在城门口迎接清军。柳如是多想这雨能洗尽自己内心的屈辱，洗尽满脸的泪痕。

入城后，钱谦益为了讨好，还供上金银宝物和珍贵古玩百来件，向新主子表示忠心。如此卑躬屈膝奴性十足，柳如是打心眼里看不起。可是，自己却无法令他改变，哪怕以婚姻要挟，依然挽不回钱谦益降清的心。

没过多久，清廷便广邀各路降臣进京候封赏。北上的当天，众降臣怀着窃喜而狼狈的心情，率全家老小一路狂奔，赶赴京城。唯独柳如是不肯随行，改变不了钱谦益的决定，自己也不会随他一同降清。她身穿一身火红的绸缎，像一朵盛放的红玫瑰，屹立道旁，悲愤地看着自己那晚节不保的丈夫在清军的押送下离她而去。

明朝皇帝姓朱，柳如是着红袍，是在向世人宣告自己反清复明的决心。她看着眼前可悲的人群，不卑不亢。众降臣面对一个女子这种壮举，都感到羞愧难当，恨不得都找了地洞钻进去。她凛冽的眼神，仿佛在审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人群里的那抹鲜红，似乎在炽烈地燃烧着钱谦益的心，他甚至不敢抬头看她一眼。

不久，陈子龙在松江联络志士抗清失败被俘，投江而死。消息传来，柳如是肝肠寸断泪水盈盈。当初那个不敢违背家常伦理的人，如今却精忠报国。而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迎娶自己的人，却这样贪生怕死，这样的人生实在讽刺、可笑、可悲。

钱谦益的叛节，如一根刺，狠狠地插在柳如是的心尖。即便日后拔出了那根刺，伤痕却像一抹烙印，永远，挥之不去。

第二节　褪去枷锁　重生

顺治三年，钱谦益来到京城接受封赏。清朝为了显示对前朝老臣的重视，在城门外安排了官兵夹道迎接。但，钱谦益的心里并不好受，他一面忍受着道德上的谴责，一面畏惧清廷的势力，只能在心里宽慰自己：这般委曲求全为满城百姓换来了安宁，自己也算做了件好事，也不算背叛前朝。这样想，倒好过很多。

钱谦益以为自己身为东林党领袖，声名显赫，还为清廷平定了江南，并带手下部署一同开城迎接清兵，清廷应该会封自己一个宰相吧。只是，新的朝廷，怎么会重用一个背弃前朝的旧臣？最终也只是给了他一个礼部侍郎的闲职兼翰林学士。

钱谦益行书

钱谦益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刚入京时的热情，褪去了一大半，如一朵还未来得及盛开就已凋零的蔷薇，落满一地，触目惊心。踌躇满志也被失望所取代。

这期间，远在西湖河畔的柳如是一如既往的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并与一位郑姓书生来往甚密。不久便有好事者，将此事编成童谣，一时传遍江南街头巷尾，男女老少无不谈论不忠的钱谦益竟被柳如是不忠的趣闻，言语里尽是嘲讽。

钱谦益的儿子钱孙爱不堪柳如是这样败坏门风，便告发了她与郑某苟合之事，并将郑某送至县衙处理。堂上，柳如是却是死也不肯承认，而钱孙爱又苦于拿不出实质的证据，很快，官府便将两人放了。

钱谦益听闻这个消息后，并没有责问柳如是，反倒怒骂其儿子：“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怎么能因为不能守身而去责骂一个女子？”说出这样的话，钱的心里也并不好过。自己先做出背弃旧主这样不忠的事，哪里还有脸面要求柳如是为自己恪守妇道？后来回到常熟后，钱谦益甚至一度不让儿子去见他。

柳如是坐像

钱谦益在京城为官期间，柳如是与他一直有书信往来。钱不问，柳如是也不主动提起，仿佛那个姓郑的书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书信里，柳如是一面倾诉相思之苦，一面劝钱谦益急流勇退，回去与她纵情山水，逃离这所有的纷扰。

官场上的不如意，柳如是的背叛，使钱谦益的心慢慢地动摇了。他开始停下来审视自己这一生走过的路，忙忙碌碌，不停地追逐功名富贵。只是，如今，自己已经年逾花甲，这样的执着，究竟值得吗？那颗曾经如磐石般坚硬的心，已经爬上了厚厚的茧，在午夜梦回时折磨自己，呼吸不得，叫喊不得。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坚定了钱谦益辞去官职的决心。他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日，他十分得意的拿着那件外套与人炫耀时，有人问他这衣服究竟是明朝的还是清朝的风格，老钱故作幽默道：“小领表示我尊重本朝（清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明朝）之意。”那人随即讽刺地说：“先生真是两朝‘领袖’啊！”一句话说的钱谦益顿时羞红了脸，恨不得找了个地洞钻进去。

这一连串的事让钱谦益大受刺激，终于向朝廷托病辞官，很快便获得了应允，脱下官袍时，仿佛脱掉了一身的枷锁，倒显得轻松许多。

辞官那天，柳如是在南京城门口等待着他。依旧一身如血的红，在夕阳的余晖下，反而显得温婉许多。身旁的花朵肆意地绽放着，洁白泛青，更像一个青花瓷。那种白，如钱谦益心底的凄怆，无力般的绝望。

看到半年未见的佳人，钱谦益不禁抱着如是失声痛哭起来。老泪纵横的样子，让人觉得可悲也可怜。钱谦益不停地请求柳如是原谅自己当初的胆怯和懦弱，全然没了东林党领袖的风范，柳如是却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

返回苏州途中，见到一处清澈泉水，钱谦益来了雅兴，想用泉水洗脚。柳如是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吗？”秦淮河是旧院长桥所在之地，封建地主阶级残酷蹂躏穷苦少女，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地方，也是柳如是出身的地方。

一句话仿佛在活生生地撕扯着钱谦益的伤疤，血淋淋的。不曾愈合的伤口再一次张裂，就那样破败不堪的横亘在柳如是面前。钱谦益羞窘无比，“不就是死吗？索性让我一死百了！”柳如是却讥讽道：“破城之日不死，现在却要死，不是太晚了吗？”

回到苏州后，钱谦益与柳如是依然住在拙政园。只是此时的苏州已经被江南巡抚土国宝所管制，还包括江宁、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土国宝也看中了拙政园，要占此地为园。无奈院中给钱牧斋占住。他只能先占了东部，然后准备占领西部后，挟持钱牧斋让出中部。没想到拙政园此时的主人脑子一转，将地全部卖给海宁相国陈之遴。加上这年增置了江宁按察使，驻在苏州。土国宝不敢公开鲸吞他人财产。钱谦益这才得以安宁。

巡抚生日那日，拙政园很是热闹，各方名流都到场祝贺，钱谦益与柳如是也当场赋诗祝贺。饭毕，一行人来到虎丘山剑池散步，看到不远处围着许多人，正在议论着什么，正要走过去就听人喊这是写给钱宗伯的。钱谦益听到有人提到自己的别号，便走了过去一看究竟，只见一块大石头上写着一首诗：

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

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看过这首含有讽刺意味的诗句，钱谦益赶紧转回身，拉着柳如是就走。柳如是虽然没有过去，但是看了钱谦益的表情就猜到了究竟，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跟在钱谦益身后。尽管自己也不屑他这样的行径，但毕竟是自己的夫君，如今他也迷途知返，自己亦要不离不弃。即便世间人都笑他骂他，自己却不会离开。

两人因此完全失了游兴，匆匆离开虎丘，回到了常熟。

在常熟老家，钱谦益与柳如是又开始了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本来准备合著一部明史总结明亡教训，警示后人。没想到“绛云楼”却意外失火，万卷书册尽成灰烬，烧掉了柳钱二人的修史之梦。滚滚浓烟，如钱谦益的心，翻腾不息。

不久之后，柳如是为钱谦益生下了一个女儿，老来得千金，钱谦益喜不胜收，倒也令失去珍宝而痛心的他宽慰不少。钱时常抱着女儿在院子里荡秋千，教她读书写字。然而，这样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

一天，清朝江南行辕衙门官吏登门，将钱谦益镣铐加身，押送北上。钱氏一族无人敢管，儿子钱孙爱吓得面色惨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此时柳如是正卧病在床，听闻这个消息，从床下跳下，向监押官提出：“想要带走相公可以，但我必须与他同行，否则我就死在你们面前。”监押官见这个病妇态度异常坚定，怕惹出麻烦，便答应了她。柳如是简单收拾好行装，匆匆随夫上路。有妻子的陪伴和护持，钱谦益心里踏实了许多。

这次钱谦益被捕，是受了卢世、谢陛一案的牵连。山东德州人卢世为明天启年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时，他联络谢陛等人聚众与农民军作战。后清军入关，让其进京受官，遭婉言拒绝。钱谦益进京或返乡，途经山东多次受到卢世的热情款待。他仰慕钱谦益的才学，见面必向其请教问益。后来，卢世和谢陛被人诬告私藏兵器。清廷对其不肯进京受官本来就颇怀疑，遂借“私藏兵器”之名，将其缉拿法办。官兵搜查卢宅时，发现有钱谦益的手札和诗稿，就把钱视为同伙而拘捕。在狱中，钱谦益自认为凶多吉少，便含泪吟咏诀别诗数首。

柳如是进京后，多方奔走，设法营救。一面用重金贿赂清廷大员梁维枢等人，一面恳求正直之士为卢、谢二人申冤，还冒死上书总督府，要求替夫受刑。总督府感其诚心苦意，又查证钱谦益确无乱上之举，关押40天后钱谦益终于被释放出来。

年过花甲的钱谦益在经历了有惊无险的牢狱之灾后，看透了人间冷暖。即使自己让柳如是伤心，但她依然挺身而出，救自己于危难之中。他感慨万千，对柳如是更加敬重。在正室尚在的情况下，公然唤其“贤妻”，此时，已无人非议。

只是，往后的日子，却再不曾平静。

柳如是如何想到，此后的一生，都将在尘世跌宕，至死，才能得到安宁。

第三节　执子之手　跌宕尘世

顺治六年，钱谦益和柳如是回到常熟，移居在红豆山庄。

一天深夜，正在山庄烤火的柳如是听家人说有人拜访，正想着天黑之际会有什么人来，来人却已走了进来。原来此人是钱谦益的朋友，与柳如是也认识的黄毓祺。

流传于世的钱谦益、柳如是文献资料

黄毓祺，字介子，江阴人。当年清军入侵江阴时，他曾倡议守城，江阴失陷，他逃了出来准备招募义军，寻找机会收复江阴等地。

清灵的夜色下，月光如水，空气中凝着湿土与淡雾交织的清香。黄毓祺同钱氏夫妇缓缓讲述着自己这些年抗清的事，激动时甚至热泪盈眶。

入夜后，钱谦益提着灯来到黄毓祺床前，摸出一袋银子来，说“这是内人的意思”。这内人就指柳如是。柳如是对黄毓祺的抗清行为早已有所耳闻，今夜知晓他经费不足，便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还有一些珍贵首饰，托钱谦益转交给他。

黄毓祺大为感动，不觉愣了一下，因为此时的自己是清朝正在通缉的要犯，而钱谦益却早就归降了清廷，心中很是纳闷，不过很快就缓过神来，这想必是柳夫人的意思吧。钱谦益看出了他的疑惑，微微笑到：“黄兄只安心在我红豆山庄住下。”

在柳如是的感染和昔日弟子的劝说下，钱谦益终于坚定了抗清的心，这让柳如是甚是宽慰。送走黄毓祺后，柳如是同钱谦益商量，利用红豆山庄与西南、东南海上复明势力联系，一旦出问题，自己承担，免得连累钱家其他人。

钱谦益看着眼前瘦弱的女子，本可过着锦衣玉食、莺莺燕燕的日子，却怀揣着一颗不同旁人的炽热的心。即便在乱世流离，也能如此冷静细心地做出周密的打算，心中对她是更加佩服和敬重。从此以后，钱谦益便穿着清代衣冠，与柳如是一起进行着抗清活动。

次年，黄毓祺在海上举兵反清，从舟山群岛进发，准备溯长江而上，攻克常州等地，却不想兵败被俘。清朝查到钱谦益曾资助其招募义军，便将其抓获投入金陵狱中。

危急关头，柳如是对钱谦益不离不弃，四处奔走，积极营救。除继续求助权要梁维枢等人外，她先派人恫吓告密者，迫使其连夜逃走而无法出面作证；再说服已定死罪的黄毓祺，坚决否认。黄得知行刑日期后，作绝命诗坐死狱中。为避免露出破绽，柳如是事先买通狱吏，以黄因服刑过重而亡上报，狱吏也无须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一些留在南京的明朝遗民，同情钱谦益因反清复明而下狱，通过各种关系向朝廷大员说情开脱。最后，马国柱“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上报朝廷，了结此案。钱谦益又一次死里逃生。

经此一役，夫妻俩的感情更加炽热，反清复明的心也更坚定了，他们全力以赴，积极地投身于反清复明运动中。柳如是还鼓励钱谦益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明朝旧臣联系。张煌言带领的起义军到达海上后，柳如是更是亲自到船上犒赏义军。

“义军壮士，柳氏感谢诸君，江东的父母兄弟姐妹、诸君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你们打回去！赶走鞑子，复我大明！”她越说越昂奋，眼睛都湿润了，“义军壮士兄弟们，惟有你们是恢复社稷的希望！我这个在异族奴役下的妇人拜求你们了！”她说着朝着面前的兵士们跪了下来。

士兵们受到她的鼓舞，不约而同地高呼：“我们一定要打回去，收复国土！”喊声响彻海空，震天动地。那些高涨的热情，如涨潮的海水一般，猛烈地敲打着堤岸。

“柳夫人！”声脆如篌，笑若甘酒。柳如是寻声望去，一双清眸亦如昨日。柳如是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他在闽地，怎么来到了这里？她迎着他走过去。郑成功远远地向她一揖到地说：“听到夫人来海师犒军的讯息，学生喜不自禁，迎候来迟，请恕罪！”海疆遇故人，柳如是说不出的激动。

“此番拜见，是有要事需要夫人帮忙！”郑成功望着柳如是，“这一重任，惟有夫人能胜任。”面前的男子青衣倨傲，让柳如是不忍拒绝。她暗暗地想，不管他们要交给她何种艰难的任务，她也在所不辞。她说：“你直说吧，要我做什么，如是决不说一个‘难’字！”“夫人侠胆忠心，人所共知。”郑成功说着，就把一张纸片递给柳如是说，“这是我们海师开设在苏州五大商号的地址和联络人，我们要请夫人以贵妇人的身份与商号联络，传递消息，转运物资，为迎接舟师做准备。”柳如是一口应承下来，说：“我即刻启程。”站起来向将军们一一揖别后便离开营地了。

此时的钱谦益，正与他昔日的弟子瞿式耜谋划着“楸枰三局”，即以永历朝的西南之师，北上占领长江中上游，然后顺流而下，夺取江南为根本，再挥师北方，克复北京。

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发动长江战役的核心是让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

然而这次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西南永历政权孙可望与李定国突起内讧，几乎酿成大变；而福建郑成功私心太重，一心只想守住他自己的地盘，保存实力。这一重大行动就这样夭折了。

顺治十一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柳如是多次到海上激励士兵，这期间白耷山人阎尔梅（阎尔梅曾是史可法的营中幕僚）被清兵追捕时，柳如是曾伸出援手将他匿藏在家。神武伯姚志卓兵败，想再度起事时，柳如是卖尽金珠，帮助姚恢复了“一军”。

这样游走在刀尖上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过去了六个年头。钱谦益与柳如是一直不曾放弃反清复明的信念，两人相互扶持，相互激励，也不觉得苦。钱谦益以访友和游览为名，先后去过金华、崇明、松江、江浙各地，往来于南京和苏杭之间，为盼望已久的大规模反攻联络力量，组织援助。柳如是则以贵妇人的身份，进出于苏州的绫罗、绸缎、湖丝、洋货等商行中，以购货为名，运走物资和银两。

一日醒来，柳如是赫然发现山庄里的红豆树，在它间歇了十多年的花期后，竟奇迹般地发花满枝了。立在树下仰观，有如无数的白色粉蝶，飞落在殷红的嫩茎上，散发出辛洌的芳香，朝阳中，清露晨流，引入陶醉。

柳如是以为这种奇观兆示着复兴大业终将成功，按捺住满心兴奋提笔将红豆发花一事告知郑成功。不久，果真传来了郑成功攻克镇江、直抵南京的好消息。兵部侍郎张煌言率所部先驱克复芜湖。芜湖父老百姓，扶杖执香，担酒牵羊，犒劳王师。

张煌言在芜湖兵分数路：一军出溧阳、广德；一军镇池州，截长江上游；一军往和州，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图徽州。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江南北的二十个县相率响应，庐州、凤阳也都送款支援，义军扩充到二十二万多人。

柳如是以为，这浮华乱世，终将安稳下来了，如这满园春色，暖意横流。可是，形势却在一天之间发生了变化，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将之前的星星点点吞没得一干二净。张煌言准备出发去徽州的时候，郑成功在南京遭到了敌军的突然袭击，溃退了、而清军总督郎廷佐扼住了张煌言的退路，使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不得已只好决定改变路线，率师改道江西。刚到铜陵，又遇敌将梁化凤，被他击败。魏耕邀请煌言去英、霍山区，组织力量准备再战。张煌言起兵向英山进发，才到无为，敌骑追至，张煌言好不容易突围出去，士兵却早已尽散。

随着海上之师的失利，其他各方势力如散沙一般，溃不成军。没过多久，桂王在缅甸被缅酋引渡到云南杀害的消息在城中疯传，明代遗民终于明白，明朝已如死灰般，再不能复燃。苟延残喘了这么久，终于还是消亡了。

柳如是的心，像被刀割般疼痛，以为迎来的会是灼灼红日，却不想再一次跌进了寒冷彻骨的万丈深渊，而这一次，自己终究没有力气再反抗。满心的欢喜在还未盛放之前，就已如退潮的海水般，迅速冷却。

柳如是身着一身刺眼的红，站在红豆树下，喃喃地说道：

“花还未凋零，还未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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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妓女之家妓

家妓就是畜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巷或军中的。畜养家妓的风气始于汉代，极盛于南北朝。

在这些官僚、地主、富豪家庭中的家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她们只是主人的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曹魏时的曹璋看中了别人的一匹名为白鹘的马，就说（予有美妾可换），结果实行了交换。

曹操有一名家妓，色艺超群，尤其是她的歌喉最好，无人能及，但是，这个女人性格不好。曹操讨厌她，想杀她，可是又舍不得她的歌喉，于是就选美女百人一起训练，其中有一个女子进步到可与那家妓相媲美的程度，曹操就把这个家妓杀了。

第二，这些家妓与妾略有不同。家妓对主人多以歌舞乐曲提供艺术与娱乐服务，所以必须对她们施加这方面的训练，当然，她们也要提供性服务，这就要看主人的喜欢与需要了。正因为如此，晋朝的殷仲文劝宋武畜妓，宋武说：“我不解声。”这就是说，我不懂音乐（可能也不喜欢音乐），畜家妓有什么必要呢、而妾，则不一定需要经受什么训练，也不必有什么艺术才能，只需陪主人睡觉，供他发泄性欲而已。同时，还可以看到，家妓的地位比妾略低。

应该指出，家妓在史上以及中国古代艺术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们往往是所处时代歌舞艺术的代表，她们为了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艺术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在这些家妓中，有不少人乐器演奏也很出色，例如魏王饮宴时既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也有“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汉武帝时的张骞从西域引进“胡乐”以后，出现了一些擅长演奏某种乐器的家妓，如箜篌妓、琵琶妓、鼓吹妓等，例如东汉的刘康家中就有一名“鼓吹妓女宋闰”，当时相当出名。有的女妓还多才多艺，乐器、歌舞全面发展，例如北魏女妓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她有一次“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玉台新咏》中有不少描述妓女的诗，反映了这方面的状况。

第三，家妓的物质生活远比一般平民优厚。这是因为，她们既是主人的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那么主人对她们也要像维修保养工具那样对待，像喂狗以肉、喂猫以鱼那样对待，以达到自己享用的目的。这些官僚、地主、富豪不仅以畜妓弃之多以炫耀其权势与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家妓蓄意打扮，锦衣美食，以夸耀其地位与奢侈豪华。例如《南史·徐君倩传》：“为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西晋石崇畜成百上千名家妓，“皆蕴兰麝，被罗縠”、“曳其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北魏元雍“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看来，这些家妓是作为一种高级装饰品、奢侈品而流通于男人世界，任其男人支配和使用的，不论她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优厚，她们只不过是男人的祭品而已。

第五章　红颜舛命　余恨不禁

第一节　如花美眷　难销似水流年

康熙三年的夏天，战火的硝烟已经渐渐散去。耀眼的阳光肆意地洒向大地，升腾起大片大片妖艳的光华。这座古老的城池，又恢复了宁静。那些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的残忍景象终究在时光的氤氲里渐渐失了神采。

光复明朝的梦，终归是破灭了。间或仍有一些前朝旧臣在江南起事，但终究是不成气候，很快就被清廷镇压。柳如是已经不再挣扎，只是偶尔，会在某个温暖的午后，看着明晃晃的烈日，落满一地的泪痕。

年迈的钱谦益知道自己如这大明江山一样已经日薄西山，只是，曾经降清一事始终如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他的肉里，疼痛不已。一日，钱谦益在南京莫愁湖置酒高会，席间大家扶乩作戏。钱谦益问神仙，自己享寿几何？

“六十三岁！”仙人毫不迟疑地答道，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神色。

钱谦益捋着花白胡须，仰天长笑：“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这乩语不准！”

那仙人却不慌不忙，讥讽到：“你的命相只到甲申年（明亡），只是你没有死，岂会是我算错了？”周围的人顿时哄堂大笑。

钱谦益才明白过来，此人是笑自己当年降清，顿时语噎。回家后，钱谦益竟一病不起了。

病床上的钱谦益似醒非醒，似梦非梦，恍惚中，又回到了“我闻室”。悔恨像魔影一样，撕扯着他的灵魂，敲打着他的心灵，即使晚年与柳如是参与了诸多反清复明的活动，但当年降清一举终是给自己的一生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

钱谦益从昏迷中醒来，柳如是正坐在他床边的方凳上，攥着他那失去血色、干枯得像老茄子皮样皱巴巴的手，看着他深凹进去的双眼，沉默不语。

“如是，我……”钱谦益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唤了一声如是，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你会好起来的！”柳如是安慰着他，“我已吩咐家人去苏州请名医了！”钱谦益在枕上无力地动了一下，发白的嘴唇颤抖着说：“我恨当初没有听从你的劝告，没死在乙酉南都之变，是我今生最大的悲哀、祖宗的耻辱！”柳如是低声啜泣着，掏出绢帕，轻轻拭去自己眼角的泪水。她何尝不知道钱谦益的悔恨，只是，错过的人生，终究是过去了。没有人能赐你一碗后悔药，让你重新来过。

康熙三年的夏天，天气闷热得要命，一丝风也没有，稠乎乎的空气好像凝住了。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令人窒息。钱谦益已经在病床上一年多了，残忍的病魔将这个年迈的老人折磨得形容枯槁，只是，他却不能轻易地闭上眼。

这些年钱谦益与柳如是倾尽家财抗清，而绛云楼又意外失火，家中积蓄已所剩不多，值钱的家当在钱谦益入狱时就典当了不少，如今连殓葬费都成了问题。钱谦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如此凄凉，竟然在唾骂、贫穷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此时恰逢盐台顾某登门拜访，希望能赐文三篇，并承诺给予润笔费一千两白银。但钱谦益已病入膏肓，无力执笔，便只好央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

黄宗羲虽然敬重钱氏夫妇，但他发誓绝不为满清做任何事，而钱谦益当过满清的官，黄宗羲担心代笔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因而略显推辞之色。万般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将黄宗羲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

堂堂东林党领袖，竟然需要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才能安安心心地死去，想来不免觉得凄凉，却又无可奈何。人们只是记住了他降清的懦弱，却忽略了他晚年尽心尽力的抗清。若不是柳如是，他的名声或许会更加狼藉吧，而境遇又何止这般。

院子里花木扶苏，在屋檐的灯光里起起伏伏，是一排排影子，在地上，在墙上。阵阵微风，撩拨起这斑驳的光影，竟透出点鬼魅般的恐惧。钱谦益知道自己终是不行了，临终前，他把黄宗羲和钱孙爱，柳如是等人都叫到跟前，说到：“黄先生深知我心意，我死后的碑文就托付给先生了。”

之所以做此番托付，是因为他知道，黄宗羲能够理解自己的苦衷，而不会盖棺定论自己是一代叛臣。即便他不愿代笔，那也是替自己的声誉着想，但自己死后的讣闻他应该不会推脱的。交代完身后事，钱谦益终于合上了双眼。

钱谦益学问宏富，功力深厚，编著了总结明代诗篇的《列朝诗集》。论诗不满前后“七子”模拟形似，也反对公安竟陵学派的油滑或拗涩。他的诗文奥博沉郁，自成一家。与当时的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清初“江左三大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学上的巨人，却在归老后的百年，被乾隆皇帝痛骂其有才无行，可鄙可耻。究其原因，也不过就是他降清一事。乾隆认为他大节有亏，竟不足齿于人类，公开称之为贰臣，甚至在乾隆四十一年，点名查禁钱谦益的著作。可怜钱谦益，死后百年仍然落得个骂名。

当时士大夫的葬礼十分繁琐，需要找当地有声望的人撰写讣闻。钱孙爱并没有遵照父亲的遗志，而是另请了一个老兄写了评价。这让黄宗羲松了一口气，清廷早就知晓钱谦益的抗清举动，如若自己替他写碑文，清廷必定会以为自己同他一道。但不替钱谦益写讣闻又于心不安，钱孙爱这么做，倒替自己解了围。

入殓时，柳如是没有给钱谦益穿上清朝的官服，钱谦益此生最错的事即是投奔了清廷，柳如是知道死后的他绝不会愿意这样做，而自己也不愿意向世人昭告，她的夫君是一个背叛前朝的“忠臣”。但柳如是也没有让他着明朝的官服，那样明目张胆的抗议只会给家人徒增祸端。其他的一切仪式概循祖制。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皆着麻衣、草鞋，腰束草绳，头着绳制三梁冠。柳如是亦罩上了件白粗布丧服。灵堂孝幔上书有“音容宛在”四个大字。灵位两边立了碢幡和绸帛制的仙童仙女。灵柩将要在堂上停上七七四十九天。

只是，这四十九天对柳如是而言却比一生还要漫长。深夜，她独自守在丈夫的灵柩前，沉痛，绝望，悲凉。这次离别，用尽了她一生的爱，只怕余生都要在这些回忆的襁褓里度过。曾经花蕊绽放一地时共饮清茶，同研墨砂的回忆，都已经随他埋入尘埃，不再苏醒。纵使如花美眷，终抵不过这似水年华。

时间的轴轮，终究让曾经深爱的两人，从此，相隔天涯。

曾经灯影桨声的秦淮河已是无限伤心地，记忆中的坟茔，荒草漫芜，无处凭吊。

第二节　烟柳风花已是昨日光景

那年夏天，柳如是记得，如丝线般缠绵细雨，枝繁叶茂的柳树，高空中静谧盘旋的苍鹰，几步远处他安静温润的眉眼。钱谦益到船上来拜访自己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如今，却冰冷地躺在面前，不再睁眼，不再微笑。柳如是忽然觉得，这些年自己对他的恨竟因他的死，已经烟消云散了。记忆里的缱绻，只剩点点欢声笑语。钱谦益是懂她的，两人如灵魂伴侣般，无法分割，不能离弃，那份紧密，胜过圆满的最初。

只是，他总归是先离开了，扔下自己一个人，面对这满目疮痍的世界。

钱谦益的尸体还未入土，钱氏族人就已爆发了抢夺遗产的闹剧。自柳如是嫁过来后，家里便交由她打理，上上下下早就不满，却苦于老爷的威严，一直不敢发泄，老爷一走，大家便都开始觊觎这份“厚实”的家底。

那日，柳如是正跪在灵堂前，却听到下人匆忙禀报：“钱曾和钱谦光带着一群族人，把我们的庄子封了、说是钱氏公堂派他们来的！”柳如是吃了一惊，不禁瘫坐在地。她早就料到会有今日，只是未曾想到竟这样快。钱氏公堂向来与她的红豆山庄没有瓜葛，老爷尸骨未寒，就差人来查封她的家产，必是钱谦光那些人想要抢夺家产，再伺机治自己一个谋反的罪。

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呢？钱孙爱生性懦弱，又一向不满父亲与自己在一起，他是指望不上。柳如是突然感到势单力孤，却又无计可施，她深深切切地感受了那种无力的绝望，不由自主地在深不见底的悬崖不断的下沉，终究跌落谷底，散落一地。

窗外的天，不知什么时候全黑了下来，空气沉闷得叫人喘不过气，等待着的柳如是的事远远不止这样简单。钱氏公堂派人抓了柳如是的贴身婢女和老仆去，严刑拷打，只为逼供出柳如是谋反的罪证。但这些年柳如是待下人一向不薄，他们倒也忠心，即便被打得皮开肉绽，趴在地上不能动弹，也不曾泄露分毫。

柳如是赶到公堂上，用劲拽住衙役手里的棍棒，厉声质问道：“你们有何证据证明我谋反，还如此杖打我的家仆？”“为何？”钱万青冷笑着，“讨债！”柳如是终于从气愤中清醒过来，他们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掠夺自己的家产，跟他们顶撞，寡不敌众，也无理可讲，不禁心头一凉，还想上前对峙，却不想眼前一黑，瘫软在地。赵管（柳如是女婿）见状赶忙前去扶助岳母，“你们还有王法吗？我岳母才是这个家的主母，你们怎么能这样胡作非为？”

“主母？妓女凭什么做我们钱家的主母？”堂上之人被他这样一闹，冷笑道：“姓赵的，你听着，这是我们钱氏家宅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姓人来插嘴、我们钱氏家宅，岂能允许他姓长期居此、是想日后来分享钱家的家产吗？限你夫妇七日内离开，届时不走，打你们出门！”

昏厥的柳如是已经渐渐缓过神来，妓女，外姓人，这些话如针一般，一根根地插进她的心里，淌着淋漓的鲜血。她挣扎着起来，面色苍白，却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无须为难这些后生，家财一事，待我清算好，自然会交还你们。”

次日，柳如是便安排了一场丰盛的家宴，请来了钱氏家族的各门叔祖和掌门长孙。待人都到齐时，柳如是一身素服，穿戴整齐，出现在众人面前。素雅的白，却有一股慑人的压抑，冰冰冷冷，在场的人不免倒吸一口凉气。

柳如是在花厅中间的长藤椅坐下，气定神闲地看了众人一会儿。末了，她说：“钱家的账簿都在我这儿，我已经清点好了，就放在我的暖房里。你们先用饭，过一会儿我就拿出来，都给你们。各位先用餐吧。”柳如是命仆人给在座的人一一续满酒杯，大家看着她这样，只以为她是认了命不敢抗争，便心安理得地开始痛饮。

酒酬耳热之际，柳如是说要去楼上取账簿，大家未觉得不妥，便都未在意，只安心地在楼下喝酒等她，柳如是轻蔑地扫了一眼这帮酒臭喷人的丑恶嘴脸，轻轻地掩上了房门。过了许久仍不见她出来，大伙开始觉得不对，慌忙扔下酒杯。赶到柳如是的暖房时，众人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柳如是一身血红，静静的垂在房檐下，乌黑的秀发散落在前，身体早已冷却，透着诡异渗人的美。一群人还未反应过来，官兵就已将红豆山庄团团围住。

原来柳如是在死之前便以托下人将早已写好的信件交予县衙，信上写着：夫君新丧，族人群哄，争分家产，逼死主母。刚烈如斯，如何能忍受这般欺凌？

临死前，柳如是仿佛听到了铮铮马蹄声，前朝的旧部踏着滚滚红尘收复着一片又一片的失地，那些破败的城墙上，挂着鲜艳的“明”旗。陈子龙、史阁部、张同敞、张煌言、张民振、国姓爷在城墙上同她挥舞着手，说：“我们收复国土，凯旋回朝了！”

柳如是终是微笑着，闭上了双眼。

即便在生命的尽头，柳如是也是高傲地死去。窗外的雨，越下越大，肆意地鞭笞着大地，抽打着窗下的芭蕉，发出擂鼓般的轰响。绝望，却掷地有声。

柳如是山水册

十里虞山，风骤雨狂，柳如是安详地躺在那，只是这一次，她再不曾醒来。任风雨肆虐，她终是再不能知晓了。

柳如是这绮丽的一生，终究如绚烂绽放的烟花，逐渐冷却下去。那些动人的诗句，静静地躺在纸上，却似浅浅泣诉着，她这风风雨雨的人生。

柳如是碑

清风明月中，一代名妓裙裾飘飘，蝶儿一般乘风归去，这时一阵细线似的天籁扬起，如泣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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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艺妓的生活

在妓女中，艺妓的品貌素质、身价地位都优于色妓，而且其主要职能又是以艺事人，因此，艺妓与色妓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艺妓的生活内容主要有四项：

一是技艺训练。根据艺妓的艺术天赋，开展各方面的训练。如歌舞、弹唱、戏曲、乐器等，培训基本技巧，排演新的节目，根据服务对象的嗜好，不断更新献技内容。有的艺妓以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见长，她们便博览经书，勤于操练，以附风雅。此外，还有许多艺妓天赋聪颖，端庄雅丽，气度潇洒，她们不以脂粉作态取媚，而学练多种技艺，使其身价不凡。如宋代名妓严蕊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又精晓琴棋书画；明代秦淮名妓朱无瑕举止谈笑风流蕴藉，通文史，工诗书，善歌舞-明代浙江嘉兴名妓周文，善诗能词，礼貌闲雅，不事铅华，举止言谈，俨如士人。这些艺妓与专以歌舞侍宴的女乐不同，她们因其色艺超群，才思过人，成为“淑女型”高级妓女。其训练也只是静室诵读，琴棋自娱或书画寄情。

二是献技献艺。这主要是宫廷艺妓与地方官营艺妓。由于艺妓的隶属身份不同，她们的艺术表演场合、规模、要求也不相同。属于皇室的艺妓，凡遇到大朝贺、大宴享、节日庆典、皇帝登基和改元、册封皇后与贵妃、帝后生日以及接待外宾、少数民族首领等，都要召集艺妓表演各种歌舞声乐。如唐代宫廷盛行《霓裳羽衣舞》，每次表演都有几百名艺妓参加。北宋遇宫廷庆典时，女妓数百。在《峰真隐漫录》中，描述北宋艺妓表演的《采莲舞》：“一群俊秀的仙女，飘一身霓裳，在排列的莲花丛中来往徜徉，步履轻盈。她们一会儿徒手袖舞，一会儿是独唱独舞，一会儿是且舞且唱，声情并茂。她们一会儿成一字形，一会儿成方形，群舞蹁跹，如在万顷琉璃之上。荡一叶兰舟，采摘莲花，笑握莲花，姿态渺约渐离渐去……”

同样，地方官营妓（近似入籍公娼）也时常在迎送上任或离任官员的仪式上表演，或歌舞，或弹唱，或演奏。唐宋时期，还举行过大型地方汇演。而对于市井艺妓来说，献技献艺的种类很多，除歌舞器乐弹唱外，还有骑射、刺绣、杂技……如南宋的临安城（杭州），因为聚集着天下的有钱、有闲阶层人士，从王侯嫔妃到宰相驸马，从南渡来的遗老遗少、公卿巨宦，到聚集“贡院”不下万余的“赶试”书生，还有富商大贾，殷实小户……他们嗜好不一，又争相寻欢作乐，于是，形形色色的沛井艺妓应运而生，出现了如“小唱”徐婆惜，“嘌唱”安娘，“散乐”张真奴，“掉刀蛮婆”朱婆儿，“踢弄人”小娘儿，“讲史书”张小娘子，“棋待诏”沈姑姑，“演史”宋小娘子，“说经诨经”陆妙静，“小说”史慧英，“队戏”李二娘，“鼓板”陈宜娘，“杂剧”肖金莲，“唱京词”蒋郎妇，“诸宫调”王双芝，“唱耍令”郭双莲，“撮弄杂艺”女姑姑，“射弩儿、打诨”的林四、九娘等等。（引自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虽然，这些女技艺人不全是艺妓，但是，市井艺妓表演之活跃和影响之大，也可见一斑。特别是各种民间歌舞、诸宫调、说唱等的盛行，使中国戏曲萌芽并走向成熟，对此，无论是宫廷艺妓、官营艺妓还是市井艺妓，都有其功绩。

三是歌舞侍宴。这是贵族阶层和文人士大夫十分崇尚的欣赏艺术和寻欢享乐的方式。歌舞侍宴分两种，一种是公筵，如皇帝进膳，宫中赐宴功臣、贵宾以及各地公宴，比如官员们聚饮或招待过往宾客等场合；另一种是私宴，即应邀前往贵族之家为家宴献技。艺妓们应召前往侍宴时，大多以表演歌舞为主，也有根据主客兴趣，制造浪漫氛围，演技精妙绝伦，给人以飘然入仙之感，既高雅，又奢华。南宋洪迈编著的《夷坚志》记载有一轶事：宣和年间，一批女童（艺妓）以“章醮”为名，夜晚去郑太师家表演“仙女下凡”，只见仙乐磷磷，从空而来，七八个美女履虚而行，歌舞自如，乘彩云下至祠所。顷刻，云烟蔽覆，人与人之间互相看不见了。云烟过后，这些“仙女”都消逝无踪，连金银供器也不见了。这群仙女实际上就是技艺高超的艺妓。

此外，文儒雅土诗文会友，赏景小酌等，也时常邀请当地品貌出众的艺妓弹唱歌舞，伴饮助兴。在中上等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艺妓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官吏、文人、艺术家和商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家中、酒楼或庭院风景区进行。这类家宴式聚会不仅是消愁解闷、寻欢作乐的一部分，也是官方和商业事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保住官位或晋升职位，他们时常要设宴招待同事、上司和下属；对商人来说，则是在宴饮中洽谈和议定买卖。如果想达到宴请的目的，他们往往借助艺妓，造成无拘无束的浪漫情调。有时，一个官员只要能给他的上司或某个有势力的政客引见精心物色的艺妓，就可确保升迁。一个商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获得急需的货款和订货，因此，歌舞侍宴便成为艺妓的主要活动之一。

【陈圆圆小传】

陈圆圆本姓邢，名沉，字畹芬。明末清初苏州名妓。在民间流传最广的传闻，莫过于陈圆圆、吴三桂和李自成之间的纠缠，“冲冠一怒为红颜”讲述的就是这段传闻。陈圆圆母亲早亡，从姨父姓陈。能歌善舞，色艺冠时，时称“江南八艳”之一。崇祯时外戚田弘遇欲给皇帝寻求美女，以解上忧，便将陈圆圆献给崇祯。其时战乱频仍，崇祯无心逸乐。陈圆圆又回到田府，后被吴三桂纳为妾。相传李自成攻破北京，手下刘宗敏掳走陈圆圆，吴三桂遂引清军入关。诗人吴梅村为她作《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战败后，将吴三桂之父及家中38口全部杀死，然后弃京出走。吴三桂抱着杀父夺妻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此时吴的部将在京城搜寻到苏州名妓陈圆圆，飞骑传送，自此吴三桂带着陈圆圆由秦入蜀，然后独占云南。顺治中，吴氏进爵云南王，欲将圆圆立为正妃，圆圆托故辞退，吴三桂别娶。不想所娶正妃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圆圆遂独居别院。圆圆失宠后对吴渐渐离心，吴曾阴谋杀她，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

第一章　似锦年华　倾国倾城

第一节　暮霭中孤单的黄莺

秦淮河两岸灯火辉煌，游人如织。繁华热闹的景象远胜于前代。穿行于人群里，时间一久，就不免在鼎沸的声浪中熏醉起来。然而熏醉之中又不免有几分索漠。曾几何时，这条演绎着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河流已渐行渐远，留下的只是喧嚣和浮华而已。

秦淮两岸

典型的江南庭院式建筑错落地立在秦淮河两岸。回廊走壁，山水楼阁，梅花细柳，风影婆娑。屋沿交错的斗拱，勾心斗角，层层叠叠的屋脊，进伸深远。上下层额廊房，雕梁画栋，玉柱金栏。进门便瞧见厅里摆放的一水的花梨、紫檀红木家具，擦得是锃光瓦亮。大大小小的欢场令方圆几百里都粉黛袭人。唯独一家格外的热闹，蝶飞燕舞，宾客盈门。

明崇祯十四年的江南，烟雨蒙蒙，春风细柳，歌舞升平，似乎这漫天的战火还未扰乱这一片宁静。莺歌燕语，未曾停息，却隐隐透着颓败的靡靡之音。大运河上，缓缓地行驶着一只漂亮的画舫，穿过扬州，直奔苏州而来。船上站着两个人，冒辟疆(1)与他的同乡许直，自家乡如阜出发去衡岳看望父亲。途径苏塘小憩时，许直同冒辟疆说：“此中有陈姬某，擅梨园之胜，不可不见！”

陈姬，即是陈圆圆，名沅，字畹芬，江苏昆山人。本姓邢，因家贫从小就被卖给了陈家戏班，故改姓陈，寓居南京秦淮，当时已经是“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的金陵名妓，芳名鹊噪，倾动秦淮、苏州。由她填写的“舞余词集”一经传世，便引起轰动，天下名士皆为之倾倒。一颦一笑，倾国倾城。

冒辟疆听友人这样盛赞，不禁好奇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沉寂许久的心似乎被一点一点地唤醒了，躁动不安。次日清晨便拉着许直奔赴陈圆圆所在的画舫，想要一睹芳容。

是时，陈圆圆从帐幕中缓缓走出来，唱着弋腔《红梅》。逶迤拖地浅黄色水仙散花裙，身披金丝薄烟翠绿纱，低垂鬓发斜插镶嵌珍珠碧玉簪子，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君，犹如渺渺烟雾中的孤鸾。咿呀啁哳之调，竟将这俗落的剧种唱得如云出岫，如珠在盘。容辞娴雅，花明雪艳，冒辟疆看得如痴如醉。

一阵微风袭来，陈圆圆不禁裹紧了身上的细纱，才发现远方的天空，已经渐渐露出了鱼肚白的微光，才意识到这一唱一和竟到了四更天，起身便要告辞。如临仙境的冒辟疆见她要走忽然慌了神，顾不得仪态，伸手便抓住陈圆圆的衣角，“我们哪天再相约见面吧！”

陈圆圆看着眼前的人，眉目清秀，风度翩翩，言语中道不尽的不舍，微笑着说：“半个月后苏州光福镇的梅花便会盛开，冷云万顷，我们一同去吧？”冒辟疆听到佳人未曾拒绝欣喜不已，然而很快却锁紧了眉心，重重地叹了口气：“我这次途径苏州，本是要去看望家父，可否等到我从衡山归来，正当八月，我们一起去虎丘赏桂？”陈圆圆含笑低着头，只当是默许了。

陈圆圆并不是俗世女子，阅历的丰富早已让她能够慧眼识人，普通男子与意气书生她能通过短暂的接触就分辨得清。冒辟疆这种风度翩翩的公子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陈圆圆心中便微波泛起，待到彼此眉目相接、语意相连，点点爱意在彼此的心尖，渐渐弥漫开来。

入秋后，已经开始透着丝丝凉意，空气里弥漫的桂花的香气却暖人心脾。冒辟疆未曾忘记与陈圆圆的约定，看过父亲后，将母亲接来一同小住，安顿在西湖旁的别苑里。待一切打点妥当后他便匆匆赶往陈圆圆的住处。这段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与佳人的重逢。然等他赶到时，画舫的船夫却告知他陈圆圆已经被人掳到京城去了。忽闻噩耗，冒辟疆顿时脸色苍白，只感觉到眼前一黑，瘫坐在船板上。

他不曾料到，只不过短短数月，却经历了这样的变故。冒辟疆不相信自己同陈圆圆的缘分已经尽了，四处托人打听她的下落，哪怕真的被送进京，也要再见她一面。然而，陈圆圆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此时的陈圆圆毕竟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命运的波涛将她推来推去，坎坷的生活总是漂泊。她不曾忘记秦淮江畔自己许诺的与才子的再度相见，奈何世事无情，她只能任由黑暗的生活将自己摆布。

但是冒辟疆始终未曾放弃，途经苏州时，他偶然遇见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两人把酒言欢时，冒辟疆忽然放下手中的酒杯，脸带愁容，悲切地感叹到：“佳人难再得啊！”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你弄错了！被劫去的是个假的，她本人藏匿的地方就在这附近，我同你去看她！”

原来，被掳去的那个是冒名顶替的，而真正的陈圆圆一直藏匿在苏州横塘。只不过经那一番折腾，陈圆圆便隐姓埋名居住于此，外人并不知晓。

冒辟疆听朋友如是说不免喜出望外，仿佛一件珍藏的宝贝失而复得。他连忙央求朋友领他去，恨不得马上就见到恋人，一分一秒都不愿错过。苏州阊门外的横塘，冒辟疆终于见到了藏匿于此的陈圆圆。

再见时，两人四目相对，仿佛失散多年的恋人，彼此都百感交集。眼泪在陈圆圆的眼眶里转得疯狂，终是不争气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陈圆圆未曾想到他仍然挂心着自己，还这样四处奔波来追寻，心底忽然就变得柔软，如六月的野草，疯长起来，且恣意盎然。

“我差点落入虎口，今天能重见冒公子，真是天幸！”陈圆圆垂下头拿出一方丝巾抹着眼泪。这迷离的身影一缕缕一丝丝的透进冒辟疆的心底里，记忆的角落仿佛什么脱落了一般，啪的一声，初识的画面便如潮水般猛烈地侵袭过来。

“自这次后我便开始吃起了长斋。”陈圆圆点上香熏，暖暖烟雾静谧的盘旋在空中，越来越淡，沁人的香气肆意地弥漫，“只想一心虔诚向佛，远离这世间纷扰！”

她的笑，她的泪，都有着夺人魂魄的力量。海棠红的唇色逼得那腻白如脂的肌肤，自有一种惊狂之色。可是，深邃的双眸却倒映着冒辟疆的影子，不曾幻灭。

桌上燃着一只烛，光焰吞吐，映得陈圆圆面容暗金飞度。冒辟疆有些心神不宁，也不是没见过美丽的女子，可是没有一个像她。微斜的一个眼神，便使人神魂与之，满目生花。

“本是莲华国里人，为怜并蒂谪风尘。

长斋绣佛心如水，真色难空明镜身。”

字字句句尽是冒辟疆对陈圆圆的溢美，陈圆圆并没有推脱，她知道这是公子对自己的真实感受。茶香细细，他们彼此隔着淡而薄的茶雾相望，却是道不尽的爱和思念。

经历了短暂的分离和虚惊一场的磨难，陈圆圆已经在心底替自己谋划好了将来。虽然世事坎坷，但人总要学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哪怕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陈圆圆计划着，心想如果冒辟疆能够如约而至想必对自己有心，若自己开口，他断然不会拒绝。

次日清晨，陈圆圆便早早的起来梳妆打扮，略施脂粉去拜访冒辟疆的母亲。她知道自己的来生或许就要托付给他，首先便需要取得他母亲的认同。冒母见了陈圆圆后甚是喜欢，并不曾因为她的身份而不愉。这在当时看来，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许可，更加坚定了陈圆圆想要许于冒辟疆的芳心。

次日，陈圆圆把冒辟疆再一次约到自己的画舫。月光如水的夜晚，她依偎在冒辟疆的肩头：“我这一生想脱离樊笼，嫁个可终身依托的如意郎君，就没有哪一位能比得上冒公子你的。今日见到令堂，如复春云，如饮甘露，受她老人家爱怜，如天所赐，请冒公子万勿推辞。”

被抢一事虽是虚惊一场，但陈圆圆终归是一个弱女子，她渴望能有一个坚实宽厚的臂膀，能在这乱世中给予她一方安宁，不求锦衣玉食，只是希望能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生。冒辟疆翩然前来，他的微笑犹如前世的温暖，照亮了自己心底每一个角落。她甚至来不及铺陈谋划，来不及顾念自己女子的身份，便猝然提出，愿意将终身托付与他。

只是，拥她在怀的人，却不是意料之中的惊喜。眼角眉心，是掩饰不住的狼狈与仓促。冒辟疆身子朝后嵌了一下，尴尬地笑到：“我父亲尚在兵火中，我回去之后，当弃妻子以殉，几次看望你，不过是无聊闲步耳，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不然倒耽误了阁下。”

这铿锵之语如乱石一般，一颗颗地锤击着陈圆圆的心，疼痛不已。当期许变得不再如自己所愿，一种现实的打击很快汹涌而来，陈圆圆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不过她还是真心对冒辟疆的，她紧接着想到的不是对方为何拒绝自己，而是设身处地地想到是冒辟疆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能时时刻刻为对方着想，哪怕是伤害自己，陈圆圆的爱情是这样的卑微而坚持。很快，她便抬起头对他说：“你只安心处理好你父亲的事，我在这等你回来娶我！”

冒辟疆未曾想到，她竟这样痴心于自己。感动之余，却是小小的骄傲，如斯美眷，这样痴念自己。他紧紧地握住陈圆圆的手，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陈圆圆之所以愿意等待，或许是因为真爱，或许只是在这乱世里寻求一根救命的稻草，带她远离苦难。

满心期许的两人，如何会想到这一句诺言，竟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待到有心兑现时，却再是不可能了。这一转身，竟是真的错过了。是爱，太过脆弱而这般不堪一击，还是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根本就不能奢望与子偕老的幸福。

月光倾泻，凉薄如水。船上依偎的身影在月色下摇曳，慢慢地消失在渺渺烟雾中。

第二节　途径一场心碎

明朝末年宦官之祸、宗藩之祸、朋党之祸连连，加以苛捐杂税繁重，而权奸弄权更使得民不聊生。于是，饥民饥兵结聚为乱。流寇之乱未平之际，边关外患亦是不断。满洲大清皇帝皇太极野心勃勃，屡屡出兵南侵，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大明江山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前方的战报一份接一份地飞到紫禁城中，明军倒戈的倒戈，败逃的败逃，一片狼藉。李自成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同大明王朝已经展开了正面的作战。关外清太宗派他的七弟阿巴泰率大军征明，一直深入到山东兖州等地，铁骑踏遍河北、山东等地。杰出的将领袁崇焕，却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明朝苦于无人可用，只得将一直驻扎在关外的吴三桂调入京城，率部驰援京师。同他一起入援的，还有山海关总兵马科、山东总兵刘泽清等数镇兵马。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集结官兵，在螺山（怀柔县北）附近，同清兵展开激战。大多将领不战而逃，惟三桂、马科所部敢战，屡有斩获。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战乱中，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却突然被上调至襄阳，任左良玉大军监军。张献忠农民军攻临襄阳后，杀了崇祯皇帝的叔祖父、襄王朱翊铭，旋即退出。后来，李自成农民军又从伏牛山南下，打算占领襄阳称王，形成两股农民军对襄阳城夹击的态势。这时候谁被任命到襄阳，就是去送死：不是被农民军杀死就是被骄横跋扈的悍将左良玉杀死，更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守不住襄阳而被朝廷处死。在此之前，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就是因襄阳失守而被迫自杀的。

这个时候调动到襄阳，表面上是提拔，其实那是隐藏着政敌借刀杀人的阴谋。消息传来，冒辟疆便开始四处奔波，只为尽快让父亲脱离虎口。他北上京师，泣血上书，托人情，通关节，大半年时间的奔走终于有官员代向朝廷陈情，照顾冒辟疆是独子，建议将冒起宗调往别处，方转危为安。

冒辟疆喘息未定，便急忙赶到苏州去接心上人。可阊门外的横塘寓所早已人去楼空，陈圆圆在十天前被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以势夺去了。

那天晚上陈圆圆刚刚唱完《红梅记》，散场时天空忽然飘来一块乌云，将星月全遮住了，看客们怕下雨，急急忙忙命船娘快些摇船，四散而去。戏班的人也急忙收拾帐幕、道具，顾不得卸装，陈圆圆也在帮手搬台收凳。

红颜自古多愁善感，陈圆圆停下手中的活儿，仰头望天，阴晴不定的天空仿佛这无法揣度的人世间。现实如这般凄风冷雨，孤独的人只能如这些戏班看客，为了逃避只能匆忙躲藏。而自己呢，作为一个女伎，甚至连躲藏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如眼下的乌蓬斗船，任冷雨拍打。

陈圆圆想到这些，眼前忽然晃过一个人影，这个人影曾经对自己信誓旦旦，会将自己保护好，和他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甚至已经征得其母同意，眼看离稳定安居的生活已经不再遥远。可是，那个人影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艰难的世事中，自己依然是一个无所依靠的弱女子。陈圆圆想着、悲痛着、幻想着、自我安慰着，不经意间悄然落下了眼泪。

大家都不曾留意到，一艘大型花船已经悄悄地靠上卷梢大船，搭上跳板，四个身穿黑衣的蒙面大汉，手拿单刀跳上了卷梢平台。陈圆圆刚刚从悲伤中恢复过来，正在帮忙折叠帐幕，两个大汉扑到她身后，一左一右把她挟住，陈圆圆惊叫一声：“啊！”嘴巴便被堵住了。另一个女角儿刚喊一声：“抢人啦！抢人啦！”后颈便挨了一掌，被击昏倒在地上。

戏班的人都被惊动了，从四面拥过来，两个大汉亮出明晃晃的单刀，吼一声：“谁敢上前，就追他狗命！”另两名大汉挟着陈圆圆上了花船，逼住众人的大汉也随后跳上花船，撤了跳板，花船便准备摇开了。

刚下去的看戏人见光天化日之下竟这样强抢民女，都愤然跳上花船。一时间，花船上挤满了，拉拉扯扯之间挟住陈圆圆的大汉被推进了水里，其余几人见寡不敌众，扔下手中的刀剑，恨恨地望了一眼到手又失去的陈圆圆，灰溜溜地逃走了。

歹人走后，在场的人都心有余悸，尤其是陈圆圆，究竟是什么人要这样抢夺自己？来势汹汹，想来也不会是普通人家吧。可是究竟得罪了谁呢？陈圆圆更加惆怅了。

她哪里知道，这背后竟是一个深宫里的巨大阴谋。

崇祯皇帝一直以来都十分宠爱田贵妃，可是田贵妃却突然病了。这一病，拖了数月也不见好，崇祯对她的喜爱也渐渐淡了去。病榻上的田贵妃终日以泪洗面，愁容不展。深宫里的女人一旦失去圣宠久了，便犹如打入冷宫。

这日午后，田贵妃父亲田弘遇(2)从朝堂上下来后便来到女儿的寝殿，正遇上女儿对着窗外独自垂泪。“几天不见，你又消痩了不少！”田弘遇眼见着女儿日渐失去圣宠，心疼不已。

“爹，我哪有？我还是以前的样子！”

“你虽然贵为皇妃，也还是我的女儿，瞒不过我的眼睛的！看着你这样，我心如刀绞啊！”

“那爹你说该怎么办呢？”

“得想个法子让皇上重新迷恋你！可不能被皇后一人独宠！”田弘遇开始绞尽脑汁替她谋划着重获圣恩。更重要的是，自己靠裙带关系坐享荣华，人走茶凉，得想个长久的计策来博得皇上欢心。田贵妃一旦失宠，自己的地位也朝不保夕。恰逢此时，田弘遇奉旨去浙江普陀山烧香，乞求女儿田贵妃病愈。回来途经苏州，在妓院里碰见了正值二八佳龄的红歌妓陈圆圆，陈圆圆不但歌舞出色，诗画俱佳，更有一种动人心弦的神韵，绝非一般美女可比，当即被她的美丽容貌和甜美歌声所吸引。田弘遇想如此尤物献给皇上，必然能博得龙颜大悦，于是便上演了之前的那一幕。

明抢不行，64岁的田弘遇并没有退让，反而更加坚定了夺取陈圆圆的心。他不惜用几千两银子行贿地方官，畏惧权势又贪钱的苏州知府便将劫出的陈圆圆拱手送还国舅了。

陈圆圆再次被无可奈何的现实推到了风口浪尖的生涯，她的人生就是这么起伏不定，无法听凭自己的心意。她也曾挣脱、也曾反抗，但是在强大的黑暗的人心面前，这个善良的弱女子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人操纵命运。

“阊门横塘人何在？月冷妆楼杨柳疏。”

冒辟疆伫立在空寂的小楼前怅惘不已。就在冒辟疆为救父而劳碌奔波期间，陈圆圆在苏州一往情深地倚门相望，她曾数次去信催促，北雁南去，秋去冬来，冒辟疆竟无一字回音！她被逼北上，是怀着对冒辟疆的怨恨和绝望凄然而去的。她一路以泪洗面，一路哀吟：

“堤柳，堤柳，不系车行马首，空余千秋霜，凝泪思君断肠。

肠断，肠断，又听催归声唤。”

冒辟疆欠下陈圆圆的恋情是一辈子也无法还上的。这一转身，已经恍如昨日星辰，静静地陨落了。曾经那颗燃烧着的炽热的心，也是如灰烬一般，慢慢的冷却。碰上去，冰冷冰冷。他是她的沧海巫山，在心底布满深深浅浅的痛，满目疮痍，不忍细想。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腊月，83岁的冒辟疆临终前出现梦幻：忽然年轻的他飘啊飘，飘入了仙境，在仙山琼阁间，看见了温柔贤淑的董小宛（冒辟疆后来的妻子），原来她是伫立在王母娘娘身旁的瑶池仙子，正向他含笑致意，可一霎间，她们又被缥缈的仙雾遮去……又闻咿呀啁哳之声，透过冷云万顷的梅花，冒辟疆又看见陈圆圆在远远的瑶台上翩翩起舞，原来她是梅花仙子。梅花仙子见他欲言又止，待他正要追过去，忽然她将头一扭，便消失于仙雾之中。冒辟疆也从天上被推了下去……至死，他都在思念着陈圆圆，只是，终归是缘分浅薄，在这乱世中，错过了彼此。

自崇祯十一年，也就是“虎兔之间干戈乱”中的那个虎年开始，李自成张献忠兵力大涨，清军也屡次进犯。明军十战九败，多座重镇被农民军攻占，多名文官武将死于战事，多名宗室皇亲死于非命，洛阳的福王朱常洵甚至被李自成下令活活煮杀，和鹿肉做了一席“福禄宴”。更祸不单行的是，崇祯十三年，中原大旱，蝗灾相继，皇帝以国家之祭、大赦刑狱、广求直言，也未能求得一场大雨。终于赤地千里，民间甚至到了以人肉为食的地步。

等到崇祯十五年春天，局势愈演愈烈，崇祯帝已经是焦头烂额。陈圆圆在这个时候被献入宫，当然不会得到什么好待遇。崇祯帝对陈圆圆只是欣赏，没有收纳之意。她在宫中盘桓了两三个月，终究没能投入皇帝的怀中。

“国家财政空虚，战事紧张，哪有心思赏美，你们还是将她回还原籍罢。”可是她是田弘遇花了重金买来的，怎么可能就这样返还回去。

田弘遇抱着满腔的希望将陈圆圆送进宫，如今却一无所成地回来了，田弘遇自然心中不快。陈圆圆在田府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被贬到歌舞班中充当歌舞姬。日子虽然不太好过，却是因为这样，才让陈圆圆遇上了吴三桂，有了之后为后人所熟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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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设“女闾”

在春秋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闾”，《战国策·东周策》叙述这件事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就是我国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据历史记载，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定律法为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50年左右。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

第一，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使许多男子免于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如《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妓女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齐桓公娱乐。齐桓公好色，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了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齐桓公所好的成分。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国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万雄兵还大。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

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使他们沉湎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了，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进谏无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上卿。这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千里”。

以后，随着商业的繁盛、都市的兴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坏，妇女流落为妓女的日益增多；而在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属货币，使嫖娼更加简易化了，“私娼”就蔓延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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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冒襄（1611～1693年），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江苏如皋人。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谥潜孝先生。冒襄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

(2) 田弘遇（？～约1643年）明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思宗田妃之父名畹。任游击将军、锦衣卫指挥。妃受宠，因而窃权，封左都督。崇祯十五年（1642年），田妃死，宠遇稍衰。次年病死。一说1644年，甲申国难，明思宗自缢于煤山，弘遇不知所终。名妓陈圆圆由其带入京城，献崇祯而不行，遂有之后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故事。

第二章　乱世红颜　辗转颠沛

第一节　乱世跌宕　时光却惊艳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北风从长城外吹来，华北平原卷起漫天旋转的黄尘，这是结冰的季节了。夏秋两季，辽阔的田野遍布葱绿的庄稼和草木，密密丛丛地遮蔽着远近的村庄。而今，庄稼倒了，草木凋零了，每个村庄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狂风毫无遮拦地打着响亮的唿哨，像一匹放荡不羁的野马到处狂奔，跑过荒寒无边的野地，跑过空虚的村街，无理地摇撼着人家闭紧的窗口，时时还扬起大把大把的沙土。混沌沌的灰色天空，稀疏地点缀着几颗星斗，干冷干冷的寒气，冻得星星也直僵着眼。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里，吴三桂在辽东一个普通的将门望族里呱呱坠地了。

受父亲吴襄影响，吴三桂从小手不离箭，人不离鞍，练得一身好武功。他能百步穿杨，弯弓射飞雁，双手举起石磙，舞大刀滴水不漏，常去山林打猎，从未空手而归，被誉为神箭手。其父奉旨调进北京后，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祖大寿于泰昌元年（1620年）出仕，初任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年）改任广宁中军游击。后与袁崇焕共事，因宁锦大捷，而立下大功，到崇祯元年（1628年），已升为前锋总兵。祖、吴两家的联姻，使吴襄、吴三桂父子找到了坚强的靠山，也使祖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壮大。

从孩童时起，吴三桂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品质。膏梁子弟的他当然同样贪玩调皮，但是在练武场上，他却不同于一般儿童，极能吃苦，还十分争强好胜，从不轻易服输，有时被摔打得鲜血长流，爬起来照练不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想学。家里常有军将往来，无论谁来，他都缠住人家要“过过招”，其实，也只不过想学点新武艺罢了。别人见他活泼聪明，倒也十分乐意教他。虽然父亲吴襄整日忙于军务，甚少教他认字读书，但小三桂却极聪明，一些兵书战策，戎马倥偬，只看过一次便都能记得。

吴三桂像

祖大寿很快便发现了这个外甥身上这些不凡的天赋，对他极为宠爱，广延名师，悉心栽培。才十几岁，他的一身骑射本领就十分出众，较场上常常夺魁，在关外军中已小有名气。

吴三桂本来祖籍江苏高邮，弥漫着水气的杏花春雨的江南；他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江南的温柔水气和塞外的凛冽寒风同时溶进了他的血液，在他的体内交错着。他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白皙的面庞上两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条挺拔的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滟潋袭人。深邃的双眸，只那么一看，便仿佛看进心底，悄悄地碎满一地。

真正让吴三桂声名在外还是发生在天启年末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八岁，还是个半大孩子，身上的稚气还未褪去，父亲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却不同往日，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狭路相逢。吴襄急忙撤退，但是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团包围。吴襄欲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却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着舅舅发兵救援。可是当时的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祖大寿权衡之下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然而救父心切的吴三桂见舅舅不愿出手相救，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他带领五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人的重围之中。

皇太极本想诱明军出战，这五十多人的队伍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后来皇太极知道此事只不过是年少的吴三桂心急救父，并非明军的什么计谋，对他赞不绝口，连声夸叹其是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虽然升迁急速，被视为“智勇兼备之大将”，却并未对整个辽东战事出一奇策、立一殊功。崇祯四年救援大凌河之役，吴三桂随父临阵脱逃，致使明军四万余人全部溃败，大凌河也因援绝而失陷于后金。宣府、大同之役时，吴三桂又随父畏敌逗留、骚扰地方。

崇祯十四年夏，吴三桂已经独当一面。明朝政府为解锦州之围，以洪承畴为主帅，率师十三万，自宁远北上援锦。清军主帅皇太极侦知此事后，迅速调动兵力，围城打援，将援锦明军包围于松山。为了突围，洪承畴决定孤注一掷，率军突围。但洪承畴还未来得及反击，他一向器重的吴三桂便和另一个大同总兵率部遁逃。慌忙之间，连印信都被清兵所缴获。受吴三桂的影响，其他几个总兵也各自夺路逃跑，致使清兵趁势追杀，损失惨重。事后，朝廷追究责任，将吴三桂连降三级驻守宁远，和他一起逃跑的总兵被处死。

吴三桂以待罪之身驻守宁远后，搜集散亡，招募兵勇，所部军队又增至三、四万人。1642年清军入关后，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相继失守，后金已将大明王室之山海关外的大片国土吞食殆尽。唯有宁远四城还孤悬于后金大兵的重重围困之中。一时间，宁远成为了朝野上下注目的焦点。明朝很自然的便把吴三桂视为东部边陲之保障。

而此时的李自成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明朝的精兵良将早已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吴三桂挡住了前胸，同时也把后背裸露给了敌人。朝堂上，文武百官面面相觑，因为怕承担责任，谁都不敢发言。后来，还是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打破沉默，他首先慷慨激昂地说“一寸山河一寸金”，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虽然并未提出确实可行的建议，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议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

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直到这个时候崇祯帝才终于下定决心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天，倚墙蔓生的蔷薇已经满枝红粉，蜂蝶飞舞，暗香盈袖。吴三桂接到调令后便进京面见皇上，正是这一去，才遇见了将要改变他一生的女人。乱世中满地狼烟，时光却惊艳，晃了岁月。

第二节　刹那永恒　惊为天人

京城的官道上，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正向城门行进。吴三桂金盔银甲，骑在白龙马上，威风凛凛，有如天神一般令人不敢仰视。他卫队是从十万大军中精选出来的武士，个个威武雄壮，盔甲鲜明，旌旗簇新。一行人在吴三桂的带领下正昂首挺胸的朝京中而来，虽然他曾受过崇祯多次嘉奖，但单独召见，这还是第一次。

吴三桂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这支队伍对崇祯意味着什么，对大明江山意味着什么，想到此，脸上不禁露出得意的神色。他随太监进宫，从皇极殿西边走过去，穿过右顺门，走到平台前边时，皇帝已经坐在盘龙宝座上等候。御座背后有太监执着伞、扇，御座两旁也站立着许多太监。两尊一人高的古铜仙鹤香炉袅袅地冒着细烟，满殿里飘着异香。殿外肃立着两行锦衣卫，手里的仪仗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如今满贼屡犯我大明，以爱卿之见，该当若何？”

“臣愿肝脑涂地，舍身为国！”

“只是我朝现在兵力单薄……若战，可有胜算？”吴三桂如是说，崇祯虽感欣慰，却仍然眉心紧锁，如今的大明朝怕也只剩下他手下那支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铁骑了。

吴三桂慷慨答道：“关宁、宣府以及山西援军不下五万，三大营兵除守城外也有数万列阵城郊。只要朝廷决心言战，鼓励将士，即不用三大营兵，其他五万援兵也堪一战。况敌轻骑来犯，深入畿辅，必须就地取粮。恳陛下明降谕旨：严令畿辅州县，坚壁清野，使敌无处得食；守土之官，与城共存亡，弃城而逃者杀无赦。畿辅士民，屡糟虏骑蹂躏，莫不义愤填膺，恨之切骨，只要朝廷稍加激励，定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崇祯见吴三桂如此自信满满，也总算能稍稍安心了。他随即赐吴三桂莽玉珠宝，再赐尚方宝剑，倚为皇室干将，对其的器重可见一斑。

自朝堂上下来，京城便都传开了，人人仰仗吴三桂，只当其是救世主。眼下战局吃紧，京中大臣皆惶恐不安，纷纷开始为自己谋求退路。国丈田弘遇也正在寻找一位在明朝岌岌可危时自己可以依傍的人，而如今最受重用的吴三桂便是上佳的人选，于是巴巴的请了他来府上做客，还顺道请了兵部侍郎一同前去。

是夜，田府张灯结彩，大宴宾客，一时间轿马盈门，将一条街都阻塞了。席间，歌舞升平，鼓乐齐鸣，酒香四溢。觥筹交错时，淙淙似春水又如雨打芭蕉的琴声，伴着犹如莺转燕歌似的歌声悠扬地飘了进来，在座的人无不放下手中的酒杯去寻觅这玄玄之音的由来。却见一女子一身玫瑰紫千瓣菊纹上裳，月白色百褶如意长裙，如漆乌发梳成一个反绾髻，头上斜簪一朵新摘的白芙蓉，缀下细细的银丝串珠流苏，耳上的红宝耳坠摇曳生光，怀抱檀香木质琵琶，从绸缎纱帘中缓缓走出。那及地长裙褶褶如雪月光华流动轻泻于地，挽迤三尺有余，使得步态更显雍容华美。

而此时吴三桂的眼睛已经被她牢牢地抓住了，片刻也舍不得离开，这一切皆被一旁的田弘遇看得仔仔细细。

“未曾想到国丈府中竟有这般绝色佳人，不仅琴艺、歌声俱佳，更负美貌！”

听吴三桂如此盛赞陈圆圆，田弘遇心中更是了如明镜。“此女便是我自江南觅得的‘玉峰歌妓’陈圆圆！”

“国丈大人，如今兵暴动乱，大人拥此绝顶佳丽，不怕招来风险吗？”吴三桂微笑着，坐在旁边的兵部侍郎贾大人亦频频点头。田弘遇立时听出了吴三桂的弦外之音，这是在暗示他献出陈圆圆！哪怕他不提，自己也会这样做，只是如今由他提出，事情便更好办了。他自顾的笑着，一招手吩咐道：“圆圆近前，为将军添酒助兴！”

“是！”陈圆圆移着细碎的脚步走到吴三桂跟前，捧起酒壶，轻轻为他添满……举手间，清风摇曳着薄薄纱衣，竟散发出暧暧微香。吴三桂几乎是未饮先醉，这如芙蓉绽蕾怒放的佳人，若非道子观音画，定是延寿美人图。他端起大爵，一饮而尽，然后用手一抹嘴角残留的酒滴，说道：“卿之舞曲，美妙至极也！”

听到吴三桂的溢美，陈圆圆禁不住地欣喜。不管是真心或者假意，对陈圆圆来说，被各种各样的人赞美已经是家常便饭，尤其是那些风度翩翩的才子和普通的市井小民。经过浮萍难定的生活，陈圆圆见到不少男子，其中不乏当世奇男子。但是在面对吴三桂的时候，她心理只想到了五个字：当世之英雄！而且是真英雄。吴三桂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气质让这个阅人无数的烟花女子震颤不已，仿佛暖风中微动的海棠。

吴三桂与陈圆圆

其实早在苏州时，她便已听闻了吴三桂的大名，入了田府后，从宾客们的高谈弘论中更是知晓了他的种种英雄事迹，对他更是倾慕。

面对吴三桂的褒扬，她甜甜地笑道：“吴将军过誉了，小女子不过一介小小歌妓，如何敢当！”说着又抓起酒壶为吴三桂斟满奉上。

见此，田弘遇立即顺势说到：“如今我朝正风雨飘摇，若能得将军庇佑，便可安心了！”

“倘能将圆圆送我，战乱之时，我必先保贵府，再保大明江山！”吴三桂究竟是武将，这般直白，一旁的陈圆圆听的是又羞又喜，当然这其中包含的情感还有惊。惊异于眼前此人的大度和豪气，吃惊于自己的命运再次被人一两句话操纵，之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而这次，则实实在在就发生在她的眼前。

田弘遇哪有不从的理，这一切正遂了他的意，“既然将军厚爱此女，也是她的造化，老夫自当成人之美，只是还望将军不要忘了今日的承诺！”

第二天，吴三桂便差人带了千两黄金作聘礼，到田府迎人。而田弘早已准备好丰盛的嫁奁，当天就亲自把陈圆圆送到了吴家。

陈圆圆默然接受了这一切。乱世之中，能够一个安身的地方已经是不容易，如若被这个当世豪杰庇佑，至少能免遭流离掳虐之苦。陈圆圆毕竟是个女子，需要依靠和皈依，之前的苦难终于要到终结的时候了，虽然这种终结谁也不能保证是永久的。

陈圆圆眼前闪过冒辟疆的影子。就像多年前在秦淮河畔被歹人所抢的那个晚上一样，她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影子。只是这个时候那影子更模糊更暗淡，陈圆圆心里是清楚的，那一切已经真正地离开自己了，她需要面对的是眼前这个娶她为妾的吴三桂。

只是此时边关战事已急，吴三桂王命在身，可他还是为陈圆圆举办了隆重的纳妾之礼，只等洞房花烛夜后，便启程赴任。

是夜，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陈圆圆坐在喜庆的细软上，三千青丝用凤冠别起梳成一个涵烟芙蓉髻，着一身真红对襟大袖衫，云霏妆花缎织彩百花飞蝶锦衣，裙摆上用金丝勾出大朵祥云，脚蹬“玉堂富贵”纹样鞋，翡翠滴珠耳环，芳泽无加，铅华弗御。“烽烟为凭，乱世为证，我必当为你遮风避雨，保你一世安稳荣华！”吴三桂轻轻将陈圆圆揽入怀中，言语中的那份坚定，着实柔软了她的心间。

无奈，两人尚未从新婚之喜中缓过神来，屋外已响起大军开拔的号角。吴三桂揽衣推枕，匆匆梳洗完毕，门外就已传来禀报：“鞍马已备好。”

陈圆圆倦倚床头，钗横鬓乱，泪光莹莹，吴三桂看着她，怎么也挪动不了脚步，回过身来拥抱着她。“你安心在家，战事一完，我便即刻回来！”刚走出几步，又折返回去，紧紧的拥了下她。门外却又响起催报声，他才不得不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房门。

吴三桂以总兵身份统领大军镇守山海关，却不曾想到家中的娇妾即将遭逢祸劫。

第三节　如花容颜　祸兮福兮

吴三桂刚离京不久，京城便发生了变故。改朝换代，波谲云诡，皆只在顷刻间。

崇祯十七年三月（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势如破竹般横扫北国大地，四十余万农民军健硕的身影，如波浪般起伏，他们口中，发出着震动天地的喊声，恍如潮水般朝京城席卷而来。

李自成出生时，家乡陕西米脂县天灾人祸连绵不断，人们苦不堪言，哀嚎遍野。饥饿的乡民把树根草根吃光后，竟需挖掘“观音土”(1)来果腹，不日，便腹坠而死。加上朝廷繁重的苛捐杂税终究将乡民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李自成举起起义大旗时，乡民们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响应。一时间，李自成的军队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李自成自居庸关的方向打进北京前，他绕道去了十三陵，烧毁了十三陵中的定陵和其他两个皇陵，这般舍近求远只为了报复崇祯皇帝之前下令掘毁他父亲和祖父坟墓的事情。崇祯皇帝曾经下过一道命令，让陕西的巡抚带着米脂县令来到李自成的家乡，挖开李自成的父亲和李自成祖父的坟墓，以此来破坏李家的风水而在战场上打击李自成的军队。

然而这到底只是荒谬之举，不出几日，李自成的军队便已到达京城脚下。镇守彰仪门的太监终归是没根的东西，见大势不妙主动打开了彰仪门，生怕受了皮肉之苦，李自成的军队就这样轻易地进入了北京外城。翌日，北京城便被攻破，崇祯帝万念俱灰，知道这江山终是保不住了便仓皇弃城逃跑，途经煤山时，悲从中来，自缢而亡。

消息传到京中便炸开了锅，农民军将帅们顿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满以为崇祯一死，就大功告成，只待传儌于天下，不日即可统一全国。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搜刮财物，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大顺政府制定的21条军规在美女珍宝面前成了一纸空文。刘宗敏(2)、李过(3)等将领竞相闯入大户人家，霸占家宅，欺辱妇女，士兵们也都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日子过的竟不如从前，人们怨声载道却无计可施。

最厉害的莫属刘宗敏，他是铁匠出身，作战英勇，但有勇无谋，入京后便抢先霸占了国丈田弘遇的豪华府第。田府也果真气派，临街大门粉墙碧玉瓦，五脊五兽，重檐滴水，铜钉兽环，左右上马石，影壁上有八仙献寿的彩绘。院中有一个小花园，假山水池，池中养着锦鲤。正当秋季，院中菊花盛放，姹紫嫣红，令人赏心悦目。刘宗敏还将府第中几十名美貌女子尽数掠去，整天沉醉在花天酒地之中。当他得知吴三桂的爱妾苏州名妓陈圆圆还在京城时，根本不顾闯王李自成劝降吴三桂的旨意，居然做出了一件色胆包天的事：他到吴襄府把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掠来，急欲强占之。

陈圆圆也听闻了李自成攻占京城、崇祯皇帝自缢后山的事，她再次敏感地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只是这次，风雨是那么恐怖而歹毒。她急忙安排家中的人撤离，还包括那些自己的贴身丫鬟。陈圆圆的经历告诉她，这一次大变故绝对非比寻常，加之丈夫吴三桂的特殊地位，因为被屡次改变命运的陈圆圆有着一种对政治的敏感，这次也许又是祸不单行的人生转折。

果然，就在府上上上下下准备撤离或者防范的时候，一队人马突然撞破大门冲进府中，刘宗敏率领一群恶徒见女人就抢，见男人就打，见到值钱的东西又抢又烧又砸，繁华的府邸不一会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在幽静的内室，此时并不安静，刘宗敏在这里找到的陈圆圆，悲怒交加的陈圆圆和意欲行恶的刘宗敏对峙着。

刘宗敏以锦衣玉食诱惑着，以危言耸听恐吓着。

陈圆圆自然不可就范，她捧着沉重的砚台，像一尊雕像样站在那里，眼眸中透射着沁人心脾的寒冷……刘宗敏那颗玩世不恭的心，突然间被她的这种气质震撼了，他见过无数的女子，从未有过这样被穿透的感觉，他竟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她太美了，她的悲哀和愤怒，此时变成一种威慑他的力量。她就像那庙堂中被顶礼膜拜的白玉雕像，他不敢上前一步，他怕那雕像在突然中粉碎，他怕自己亵渎了神灵。

“你不要过来，否则我必当用这砚台了却自己！”陈圆圆厉声说着。

“别别，姑娘这是何苦！你若不肯，我不勉强就是了！”

刘宗敏见陈圆圆这般刚烈，也不好硬来，只是将她关押在自己府内，还命人好生伺候着。陈圆圆知道这个刘宗敏并没有死心，更难的日子还在后面。

这日，等那些兵卒撤走之后，陈圆圆知道还有不少人在暗中监视她。她悲伤，一个人躲在书房中画画，她对着铜镜在一张絹布上画她自己，镜中人正是桃花喷火的灿烂年华，美得溢光泛彩。画完，她却将笔一掷，黯然神伤，她不敢想象，自己这半个囚徒的日子何时是个了期？难道自己的后半生竟要这样度过？心里却在暗暗期许，远在山海关的他，会回来将自己从这牢笼中解救出来。

新婚之夜，他曾许下的承诺是否还记得，亦或早已将自己忘得干干净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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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第一“风流才子”的妓女情结

所谓“风流才子”，大抵应该具备三条：一曰容貌俊美，堪称美男子，颇能吸引异性，如西晋之潘安等；二曰才高八斗，有赞美女性的艳情诗文佳作流传于世，如汉之司马相如，宋之柳永、周邦彦等；三曰正史或稗官野史多载其风流艳事，如明之文征明、唐伯虎，清之纪晓岚等。若以此三条衡量，窃以为中国古代第一“风流才子”，当数战国末期楚人宋玉！

在不少古代文学作品中，人们常以“美如宋玉，貌若潘安”形容男子的俊美，这宋玉应该是能与古代第一美男潘安媲美的大帅哥。宋玉究竟如何貌美，史书上并无详细描绘，但我们仍可从《登徒子好色赋》中领略到宋玉之美貌。据《登徒子好色赋》记载，楚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这登徒子在楚王跟前打小报告，说宋玉是个“体貌娴丽”的美男子，他又会甜言蜜语，但生性好女色，所以千万别让宋玉跑到后宫跟您的嫔妃接触。楚王将登徒子所言告知宋玉，宋玉便反驳说：

天下的美女莫过于楚国，楚国的美女莫过于我的家乡，我家乡的第一美女便是我隔壁的东邻之女。这位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毛像鸟的羽毛，肌肤若白雪，细腰如束素，牙齿如贝壳，嫣然一笑，足以晕倒阳城、下蔡两地的男子。这样一个绝代佳人趴在墙上盯了我三年，我也毫不动心！相反登徒子是个色鬼，他家中的老婆很丑，一头乱发，两耳畸形，嘴唇外翻，牙齿凹凸不平，走路一瘸一拐，还是一驼背，长着满身疥疮。登徒子却跟她一连生下五个孩子。请王上裁定，宋玉与登徒子谁更好色？宋玉以自己的非凡口才一番忽悠，居然把楚王给说糊涂了，于是判定登徒子是个好色之徒。

宋玉可谓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是古代文坛一代宗师级的人物。他的代表作《九辩》在文学史上可与屈原的《离骚》相媲美，“屈宋”堪称楚辞的“双子星座”。我们常说的“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典出自宋玉。

宋玉在历史上是第一个写悲秋的，更是第一个写出女性经典“艳情”诗词的。他的《神女赋》中那位“巫山神女”，“其象无双，其美无极”，让春秋两大美女毛嫱、西施黯然失色。宋玉使出浑身解数，描绘了“神女”的各个细部与体态、表情，把“神女”视作自然界所生成的最美丽的存在。其实，宋玉笔下的“神女”不过是他自己所欣赏过的各类人间美女的典型“神化”。有人认为，“神女”的原型是宋玉曾经钟情的楚宫中一位艳丽端庄的佳人，若果真如此，则登徒子的小报告并非空穴来风。

另有方家指出“神女”其实是楚国宫中的舞女或妓女，是故宋玉应该是最早描写妓女的古代诗人，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其对这位“神女”的缠绵悱恻之情。宋玉此前所作《高唐赋》，是宋玉给楚王讲故事，楚王听着高兴，即让宋玉给他“赋”一回。但后世流传之《神女赋》中，却成了楚王作梦，楚王给宋玉讲梦，讲完后让宋玉再给他“赋”一回。其实，这可能是“王”与“玉”的混淆，真正梦见“神女”的应该是宋玉，这位“神女”的现实模特或许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梦中情人”！

宋玉的《神女赋》对后世的影响历久弥深，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曹植的《洛神赋》等赞颂美女的艳诗，都明显带有模仿《神女赋》的痕迹。宋玉笔下的那位“高唐神女”则积淀为一个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原型，无论是《金瓶梅》还是《红楼梦》，每当文人欲表达女性的性爱与美艳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溯到这个古代第一“风流才子”塑造的神女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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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穷人在青黄不接时或灾荒年间，常常靠吃观音土活命；这种土可充饥，但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吃了以后腹胀，难以大便，少量吃不致命；尽管不会饿肚子，但由于没有营养，人还是要死。

(2) 刘宗敏（？～1645年）明陕西蓝田人，一说米脂人。原为锻工，从李自成起义。崇祯十一年（1638年）随李自成突围潼关原，隐于商洛山。十三年助李自成突围巴西、鱼腹诸山，入河南，势复大振。十六年任权将军，次年，在西安封汝侯。率师出固关、下真定，与农民军主力会师北京，加左都督衔。入京后，对明降官拷掠助饷。后东讨吴三桂时负伤。于撤往九江途中被清军俘获。

(3) 李过，又名锦，字补之，号称“一只虎”，陕西米脂人，李自成之侄。从李自成作战十五年，转战各省，大小数百战，封大顺制将军、都督。李自成自北京败退时受命镇守陕北，与清军阿济格部作战三月，牵制清军南进。大顺军南逃时与高一功率部转战荆门。李自成在通城县九宫山遇害后，李过于湖南平江与余部会合，后联合南明何腾蚊、堵胤锡等抗清，号“忠贞营”，被赐名“赤心”。复随李定国转战湘、桂五年。后军中疫病流行，水土不服，病殁。

第三章　绝代佳人　半世浮萍

第一节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

夜幕沉沉，似化不开的浓墨．高耸云天的坚固城墙上白旗飘拂，在凛冽冷风中发出“簌簌”的哀鸣声，如怨如诉。即便入了春，山海关上还是寒意微翘。远处的羌笛声穿透夜色，在城墙中盘旋，竟如妇人在低声呜咽。

离开京城后，吴三桂一心牵挂着家中的娇妻，寄回去的家信中都必会提及，“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奈心。”第二封书信中说：“陈妾安否，甚为念！”而当他知道陈圆圆骑马奔赴山海关时，竟心急到写信迁怒于父亲，“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吴三桂对陈圆圆的爱护疼惜可见一斑。

接到崇祯皇帝的死讯后，吴三桂对着北京的方向跪地嚎啕大哭，他痛惜自己未能及时赶赴京城，保住崇祯的命。当日吴三桂出发不久，便接到了来自京城的勤王急令，吴三桂便率领精兵四万、辽民数十万人，离开山海关向京城进发，途中相继击败了刚刚投降李自成的明军将领白广恩、唐通，接收了投降的士兵八千多人。士气正旺时，却接到消息北京已经被李自成攻破，吴三桂只好率领四万军队退回了山海关。

吴三桂下令宁远和山海关守军全军为崇祯挂孝，军中人人头扎白带，行辕外也都插着数十杆白幡。连绵的军帐外灯球高悬，巡兵们穿着沉重盔甲，肩扛刀枪在军帐间穿行。整片军营一片死寂，大伙都揣度着一样的心事，大明朝已经亡了，他们在这还能坚守多久，指不定明日便都成了孤魂野鬼了，但谁也不敢吱声。

吴三桂的行辕是牛皮缝制的大帐，帐分内外两层，外头是议事的地方。大帐守卫森严，帐门左右各有十名卫兵，另有一队二十名士兵绕帐巡逻。内帐燃着一个大大的炭火盆，烧得红彤彤的，只是这火烧得再旺，也暖不了吴三桂的心。时已午夜，吴三桂方才送走一批商讨战事的将领，回到内帐后，他看着火盆不断窜起的火苗，怔怔发愣。

北京城内，刚刚夺下大明王朝江山的李自成也是一筹莫展，他不是不知道如今的形势。刚建立的政权还未稳固，北边又有清兵虎视眈眈，而朝中竟无一可用之人。

“陛下是多虑了，我们如今坐拥战士百万，战将数千员，还怕他区区几个清兵？”刘宗敏劝慰着李自成，语气里却是不屑。

“将军此言差矣，清兵虽今日尚未踏足我朝领土，但在边境屡犯事端，况且我军中确实缺一有勇有谋之人。想必大金狼子野心，若不加以防范，必后患无穷啊！”说话的是副军师，权将军李岩。“如今我军虽攻破了京城，但背后不到一天的路程，便是吴三桂十万关宁军驻扎的山海关，关宁铁骑的骁勇善战大家也是听闻的，他的十万铁骑要是踏入京师，对我们可是一柄利剑啊。”

独守空闺

堂上的李自成眉心已经拧成了一股绳，“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

“招降吴三桂！此举不但可以解决后方的不安，还可以平添十万精锐的关宁铁骑，更可以把后金挡在山海关外，如此便可以一箭三雕。”

“前明余孽，只怕他不肯！”

“吴府一家上下尚在牢狱中，他若想保全族人，便会归顺我大顺！更何况他吴三桂是聪明人，如今明朝大势已去，他何苦再垂死挣扎？再封他王爵，赐以金银珠宝，如此美事，他岂会拒绝？”

“想必也是！”李自成笑道。

起初接到招降书时，吴三桂怒不可遏，当即撕毁了手中的信件。只是不出几日，这种坚定便开始动摇了。山海关那头，是骁勇的八万清兵在虎视眈眈，而京城早已是大顺政权的天下，这样腹背受敌的状况哪怕军中战士死守也怕是徒劳无功。此时吴三桂心中是道不尽的郁结。帐外的战士，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如今的形势，若固执不肯归降，他们怕只能陪自己一同去见崇祯皇帝了。

即使日夜为国事操劳，吴三桂也没有忘却家中的陈圆圆，每日每夜他都只能在梦中与佳人相会。但是国事为重，吴三桂已不能分心顾及家事。

同样矛盾的还有陈圆圆，她独处深闺，丈夫在外行军打仗，随时都可能遭受世人诟骂或者成为当世英雄，如何抉择间肯定是劳心劳力。但是她只能呆在家中，日夜提防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的农民军，噤若寒蝉。

万般无奈之下，吴三桂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归顺李自成。此时的他，却并不知晓京中的真实情况。1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城已经开始了对明朝官员的追赃行动。每天都有大批明朝官员被送到农民军将领的营中，接受审讯，如果交不出规定数目的银两就会被严刑拷打，很多官员甚至被拷打致死，这中间甚至有投降大顺的官员。而曾跟随李自成南征北战的农民军将领们各个志得意满，大都住进了原来明朝官员的豪宅中，这些官员在搬进豪宅的同时也一并将官员们的妻妾给接收了。而吴府也未能幸免，吴襄遭到拘禁，陈圆圆被刘宗敏关押。吴襄命人偷偷写了封家信给吴三桂，只是，此时，吴三桂已经在归降的途中了。

在永平西沙河驿站吴三桂见到了父亲派出的亲信傅海山，傅海山向吴三桂讲述了家里的情况。

“如今家中的财产已被查封，吴府也被刘宗敏霸占了去！”

吴三桂并不在乎：“我到北京以后就会发还的”，“父亲吴襄呢？”

傅海山说：“老太爷也被拘禁了，我是偷偷跑出去给你送信的，吴家上下都等你回去救出他们呢！”

吴三桂却仍不在意：“我到北京以后就自然会释放他老人家的。”

“不过陈娘娘已被刘宗敏将军抢去了，不知……”

方才还淡定自若的吴三桂顿时怒气冲天，拔剑砍案，连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吴三桂的女人他们也敢抢！”说罢，便命令山海关总兵高勒马回头杀回山海关。到达山海关后他命令三军披麻戴孝，打起了“报君父之仇”的旗号。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京中被困的陈圆圆何曾会想到，自己竟然会是改写历史的那片红尘。她以为这只是一段感情，一段再平凡不过的感情，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一生。

第二节　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已经是初夏，芳华渐退，绿暗红稀，布谷鸟偶尔吟唱几句，躁动而不安。关外的夏天总是来得晚一些，沉沉的白雾如一袭厚重的油毡，密实地压着整个草原，让人喘不过气。

年仅六岁的福临已经登基，年号顺治，叔父多尔衮(1)辅政。明朝灭亡前夕，多尔衮曾亲领阿济格、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大掠中原。随着大顺政权的日益壮大，范文程察觉到了明朝土崩瓦解的态势，便力劝多尔衮进取中原。

“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强大，但进入北京之后，逼死了明朝的皇帝，肆意刑讯拷问前朝的缙绅和官员，纵兵在城内四处抢掠，贪图子女玉帛，天怒人怨，已经失去了人心。这是大清统一全国的大好时机。”

“所言极是！”多尔衮本就狼子野心，对范文程的说法极为赞同。

“想攻克大明，依我看只一战即可，但‘得民心者得天下’，部队必得要军纪严明，所到之处应保证秋毫无犯，方能成就大业！”

在范文程的鼓动下，多尔衮果断决定全民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秣马厉兵，十几万八旗精锐浩浩荡荡地涌向中原。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九门口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守军位于长城之上，居高临下，占尽地理优势，远以箭射，近以滚木擂石，加棉油火把枪挑刀砍，但农民军士气高昂，数门红夷大炮齐射九门口，顷刻间，枪声、炮声、杀喊声响彻整个山谷。

数个回合下来，山谷中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吴三桂守军终究是难敌农民军的强大攻势，丢盔卸甲逃回了山海关。

九门口一役后，吴三桂自知不是农民军对手，眼下情境，唯有借兵，而如今，能够借他兵力抵抗大顺的怕只有一人。

五月二十日，吴三桂写了一封文书，令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赴清军乞援。此时，多尔衮所领大部清军并不是往山海关方向去的。出发前，他听取了洪承畴的建议，李自成农民军很有可能烧空抢光北京后西遁西安，于是便从蓟州、密云等处进攻北京。接到吴三桂密信，多尔衮大喜过望，立刻改变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

吴三桂派出的使者到达清军大营后，表示愿以财物和割让领土为酬谢，请摄政王多尔衮出兵共剿李自成。

多尔衮接过书信，即展阅：明平西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谨上书于大清国摄政王殿下：我蒙先帝垂爱，镇守山海关，然不想流寇逆天，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实乃天人共愤。现京中人心涣散，众志已离。三桂受国恩惠，悯斯民所受罹难，万分痛心，奈何兵力未有所及，故泣血求助。若能大义于我，共缴流寇，必当割地以示酬谢，并永感于心。

阅毕，多尔衮将书信递与一旁的范文程，“恭喜王爷，此番进占中原必定唾手可得，天助我大清！”

“只是这吴三桂甚是狡猾，想我军由密云、喜峰口等处绕道入关，伏击李自成，自己却依然坐镇山海关，虽说是对李自成造成围剿之势，他却坐享其成。”洪承畴说道。

多尔衮锁紧了眉心，“这且仗先生等费心”。

“此去，不同于从前，是为明讨贼的义师，屠杀百姓，掳掠财物的事断不能做，以仁义之师入土中原，中原百姓定当望风投诚，民心所向，夺下万里江山又有何难。”

多尔衮频频点头，随道：“那依先生之见，吴三桂的来书如何答复？”

范文程道：“不可借兵，只能招降。若他能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藩为王，一则国仇得报，二则身家可报。令他先与李闯交战，待他两边困乏，我率领精锐援应三桂，驱逐李闯，定大胜。”

使者带着多尔衮亲笔的招降书日夜兼程，奔赴山海关。

吴三桂日日盼着清兵到来，正登城遥望时，东北角忽然炮声连天，“难道清兵未来，闯王先至？”吴三桂自语道。渐近时，才看清打的旗号上有红、黄、白、蓝四色，这并不同大顺的战旗。

吴三桂料想着估计是清兵到了，正在踌躇，探子已上城飞报，“清兵多铎已率兵到此！”吴三桂转悲为喜，立即挑了五百精兵，携着大炮，打开了城门。

于是，清兵不费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就进入了百万雄师难攻的山海关。

见到多尔衮，吴三桂即倒身相拜，“王爷仗义之师，为吴某报仇雪恨，此番恩德必铭记于心。”

多尔衮起身扶起吴三桂，“说来也是可恨，李闯竟做出这般不仁不义之事，我必助你。若能平定中原，当以王爵相赠！”随即便招多铎、阿济格入帐，商量对策。

身经百战的李自成此时还不知道清军已经入关，他以为吴三桂只有数千精兵而已，所以很是松懈，与崇祯帝的太子并骑于高岗之上，悠闲观战。

突然，清军号角声响起，两三万戴拤斗笠拖大辫的清军劲骑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骇然，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清军的突然出现令他措手不及，连指挥都忘了，只是低喊了一声“鞑子来啦”，便掉转马头仓皇逃跑。

农民军终归是未受过正统的操练，眼看得胜在即，却见装束奇特的清军纵马而来，一时间乱了方寸，嗷嗷乱叫，登时胆裂。又见主帅跑了，失了主心骨，阵型大乱，便都如热锅上的蚂蚁般乱窜。

兵败如山倒。带着对爱妾陈圆圆被人所夺的怨恨，吴三桂与清兵乘胜追击，一路厮杀，二三十里间，很快便堆满了被杀的农民军尸体。

陈圆圆画像

李自成仅剩数千残卒，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3天后登武英殿仓促举行了登基典礼，正式称帝。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李自成便率部匆匆离开北京向西退去。离开之前，他为了泄愤，下令剐杀吴三桂父亲吴襄，并将首级悬于高杆之上。

吴三桂听闻父亲被杀的消息，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悲恸万分。只是此时的李自成已经逃往西安，父仇难报。

但是还有一人让他牵肠挂肚，那就是改变自己想法也改变历史走向的一代名妓陈圆圆。吴三桂派出大量人马打听陈圆圆的下落。不久，他得知陈圆圆还活着，他便命人四处仔细探听，后来部将在一个小村里发现了她。听说找到陈圆圆，吴三桂的喜出望外不言而喻。他立即下令结五彩楼，备香辇，列旌旗鼓乐，亲自前往迎接。

此时的陈圆圆虽屡遭坎坷，但她风鬟雾鬓仍不减往日娇容。她听到传说，知道吴三桂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也知道这艰难的抉择竟是因为自己而变得如此轻而易举。陈圆圆心中有无尽的感慨，这感慨中也许有感动，也许有悲凉，也许有惊异，也许还有与世不断摩擦、人生偶然的大悲大喜。

陈圆圆和吴三桂一见面，吴三桂紧拉着她的手说：“圆圆！真没有想到会在此地找到你，这不是在做梦吧！”

此时的陈圆圆更是百感交集，她淡淡地回应道：“妾身参见吴将军。”

一声吴将军，刺痛了吴三桂的心。他知道陈圆圆在怨他。

他退了一步，沉重而缓慢。“圆圆，我接你回家。”

转身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很长，却是道不尽的荒凉。

第三节　乱世凋零雨打萍

北国的夜色如浓稠的墨砚一般，深沉得化不开。银白的月光穿透层层雾霭，在地上落下斑驳的影，花花点点，悠悠荡荡。芙蓉帐内的红烛悠悠地摇曳着，映着相互依偎的两人，温暖，静好。那些国仇，家恨，似乎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了。

乱世浮萍

只是此时的京城却不得安宁。多尔衮慎重其事地迎接世祖顺治帝入关，在京建立了大清朝廷。为了巩固政权，消灭前朝和农民军的残余势力，清军大肆收买汉族官僚地主，并宣称“倡先投顺者”给予高官厚爵，并为崇祯帝发丧，替汉人“报君父之仇”又宣布废除三饷加派，这对汉族地主都很有利。当时北方的官僚地主纷纷迎降，与清统治者合作镇压农民军。农民军撤退过程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砡投降，守将陈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尔衮入据京师时，清朝已经拥有了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份。

清顺治二年初，清兵集中主要兵力分两路夹击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吴三桂接到命令后感慨万千，上一次让他逃脱，这次一定要取他项上人头，替吴家三十九口人报仇雪恨。

陈圆圆替吴三桂收拾着行头，神情凝重，好几次还拿错了东西。

“你可有什么心事？不妨直说。”吴三桂以为圆圆只是舍不得他，担心他才如此这般，心中暗暗窃喜。

“李自成对我有恩，你可否放他一条生路？”圆圆低着头，假装不经意，眼神却偷偷地瞥向吴三桂。

“怎么回事？”僵直的语气，听不出一丝感情。此时吴三桂的心里如乱麻一般，他怕接下来听到的事会更加可怕，他甚至不敢往下听了。

“李自成的部下刘总敏霸占吴府后，我也被关押了。他听说妾身才艺俱佳，曾召我前去为他歌舞一曲，只是当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不得不从，我已想好了退路，万不得已时定保全自身清誉，不使将军为难。”

听到这，吴三桂叹了口气，眼前的女子，比自己还甚刚烈，自己竟小瞧了她。

“那日，我唱的是首昆曲，还未唱完，便被他止住了，原来他是陕西米脂县人，听不懂江南话，于是令我改唱秦腔。李自成听得眉开眼笑，夸我字正腔圆，声音婉转动听，便同我说希望我能时常入宫，我只能应允，从此他便将我奉为上宾，以礼待我。”

陈圆圆清了清嗓子，想着自己的那些经历，心中百感交集，看着吴三桂的眉心慢慢舒展开，继续说道：

“本来李自成得知吴将军你在山海关‘杀来使，降清廷，引清兵入关’，气愤填膺，怒不可遏，准备杀我以解心头之恨，我同他说你之所以拒降大王而归顺清廷，完全是因妾身被刘宗敏所辱，以致叛国投敌。他要杀我，我命不足惜，只怕吴将军你誓与他血战到底，对他反而不利，希望他能三思而后行。李自成听了我的话觉得有理，便将我留在皇宫，自己与刘宗敏率兵40余万攻打山海关。”

“那后来他败退北京时，怎么只是把你放在一个农家里？”

“李自成本是打算带我一同撤退，但我跟他说我若一直在旁，只怕吴将军你会穷追不舍，我若留在京城，他朝一日吴将军还挂念妾身，必定会找到此处，我便将他的不杀之恩如实禀告你，劝你勿要追赶，他便也可以安全西撤。李自成想必也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便将我留于京城，妾身才有机会与吴将军你得以复见。”说罢，陈圆圆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似乎是想道尽这一路的委屈与艰辛，眼眶里那晶莹透亮的水珠，一颗一颗滴落在地，只是那一刹那，仿佛如即将爆发的火焰一般，按捺许久，只等此刻的迸发。

吴三桂重重地叹了口气，究竟是没有发生自己所担心的事啊。陈圆圆的一番话，让他心有所动，可是转念一想，李自成杀害了他吴家上下三十九口人，并将父亲人头悬挂于闹市，这奇耻大辱岂能容忍，顾及到圆圆的感恩之情，他只是说：“我也想给李自成留一条生路，不过清廷圣旨难违，服从命令乃是军人的天职，望夫人谅解。”

陈圆圆以为自己刚刚找到了一朵可以载着自己稳稳前行的浪，转眼又被卷入了巨大的漩涡。她只是一棵无根的浮萍，任凭水流的涤荡飘曳不止，永远只能随波逐流，被命运玩弄，抓不住一点着落。即便是溺爱自己至此的吴三桂，自己也终是不能左右。想到这，心里顿时一片荒芜，长满了杂草。

李自成迎击吴三桂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吴三桂穷追不舍，农民军节节败退，军心愈发涣散。这年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县九宫山。李自成死后，除去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继续统率农民军余部之外，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等统率的农民军十余万人也由陕西赶到。他们决定与南明的抗战将领何腾蛟、堵胤锡的军队联合，在湖广抵抗清兵。

此时，南方的明朝旧臣联合农民军一同抗清，分别建立了桂王朱由榔、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四个明室后裔政权，史称“南明”，然而，他们终究是残兵败将，难成气候，很快便被清廷镇压下去了。

顺治二年春，由西安回师江南的清军多铎部从虎牢关分兵三路，大举攻打南明弘光政府。清军先攻占弘光政府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归德，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四月初九，清军由归德分成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进攻亳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统准塔率领，进攻砀山、徐州，指向淮北。弘光政府岌岌可危。

同时，清统治者诱降在四川的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也遭到拒绝。李自成败退陕西时，张献忠便和李自成相约共抗清兵。顺治三年（1646年）冬，清统治者派肃亲王豪格进攻四川大西政权，张献忠撤离成都，迎击清军于川北西充的凤凰山，遇伏而死。不久后，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建立南明永历朝。同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艾能奇等合作，一同抗清，但很快就被清廷给攻破，永历帝只好放弃广东，辗转到广西、云南。

1658年，南明在昆明建都，但立都未稳，吴三桂已经率兵追至云南，为保住性命，朱由榔逃往缅甸境内，以期苟且偷安。可是好景不长，次年，缅甸境内发生内讧，莽白在群臣的煽动下发起宫廷政变，谋杀国王莽达篡夺了皇位。而朱由榔的守将李定国在与清军交战终节节败退，莽白深觉此人已再无利用价值，正想杀之以后快。

此时，吴三桂提出要缅甸交出朱由榔，缅甸看到清兵势不可挡，正好借此向清廷示好，便轻易地将永历帝送至吴三桂军营之中。得知此事后，陈圆圆力劝吴三桂将其交出，认为这是向清军倒戈一击的大好时机。

“将军当日向清国借兵，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南明朝廷主动示好，何不顺水推舟，以尽忠义之道？”

“如今大明已亡，南明偏安一隅，难成气候，归顺大清才是长久之计。”

“可是，大清本是外族，将军若执意归顺，只怕要担一世骂名。不如趁他根基未稳，拥立大明新君，再一鼓作气将其赶出关外，此举必受世人景仰。”

“本帅自有主张！”吴三桂是铁了心了。

“既然如此，礼数上还是不能少，将军既然是明朝旧臣，就应穿着明朝官服，免世人诟病。”圆圆说到。

“可是如今我已归降了大清，这事传到多尔衮耳中少不了啰嗦。”

“那便穿明装在内，清装在外吧。”

“夫人果真聪慧。”吴三桂一面笑着，一面照陈圆圆说的做着。

朱由榔被押入军营时，便破口大骂，说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吴三桂听了却也不恼怒，反倒问他：“听闻你平素嗜好围棋美酒？”

永历以为吴三桂真的是同自己志同道合，很快便卸下了防备。

“如今我已兵衰力薄，只剩下这具空皮囊，吴将军若肯放我一条生路，我所有的都能尽献于你。”

吴三桂却只是微笑着，并不作态。

接下的三天，两人纹枰对坐，不分昼夜地对弈。永历还连胜了数局，直呼相见恨晚。然而，喝了一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葡萄酒后，却倒地不起了。吴三桂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缓缓落下手中的棋子，“来人，把这收拾干净。”

后苑的陈圆圆看着这一切，突然觉得，眼前的人，已经变得如此陌生。草长莺飞间，他们都不曾错过，只是如今，虽近在咫尺，却感觉从未有过的疏远。他从来没有想过交出永历，甚至用了如此迂回的手段，只为夺一条毫无威胁的生命。她竟从来不知，自己的枕边人，心思缜密得如此可怕。

吴三桂走过来紧紧抱着她，“不用怕，都过去了，再也没有人能从我身边将你夺走。”语气里是坚定，更是决绝。他却不曾看到，拥抱的背后，她的眼泪在纷飞。

吴三桂击败李自成，有功于大清王朝，被顺治皇帝封为亲王。其妻张氏被封为福晋，令其子吴应熊赴京供职，还把清太宗（皇太极）的十四女和硕公主许配他为妻，命吴三桂镇守云南。此时吴三桂权倾朝野，富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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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妓女的地域划分

大致在唐宋时期，随着青楼业的繁荣昌盛，妓女的地域特征日益明显，相继出现“蜀妓”、“杭妓”、“吴妓”、“扬妓”、“京妓”等一度走红的妓女。

至明清时期，妓女的地域划分更为细致，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将古代妓女按地域划分为：京师妓、天津妓、开封妓、奉天妓、苏州妓、上海妓、江宁妓、扬州妓、杭州妓、成都妓、汉口妓……总共25种。

纵观唐宋至明清，最走红的当数扬州、苏州、南京、杭州、成都、广州、开封等地方的妓女。

1．蜀中才妇。成都妓女早在唐代就扬名于世，薛涛即以容色才品驰名西川，于是便有“蜀出才妇”的艳称。史载薛涛姿容美艳，性敏慧，8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她常以歌伎兼清客的身份出入幕府，韦皋镇蜀时曾拟奏请朝廷授其秘书省校书郎官衔，但囿于旧例，未能获准。后世称歌伎为“校书”便是从薛涛开始的。宋代有说：“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由于蜀妓色才超群。故十分走红。尤其是宋代达到鼎盛。

2．西子娇娘。尽管传说中的钱塘名妓苏小小可能只是后世文人的杜撰，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杭妓”之名声却从唐代白居易、元稹先后宦游浙江开始闻名于世。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云：“移镇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对擅长乐舞、天生丽质的杭妓，流连难舍。至北宋，杭妓的名声更甚于唐代。秦观有“西湖水滑多娇娘”的诗句，故誉杭妓曰“西子娇娘”。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期间，更是依翠偎红，“朝夕聚首，疲于应接”。黄庭坚《再和元礼春怀十首》之序中道：“钱塘，江东一都会，风烟花月，不知其几坊几曲，变态恍惚，使少年心醉而忘返。”南宋时的杭州更有“色海”之称，色艺俱佳的“西子娇娘”，使文人士大夫如醉如痴，销魂荡魄。沉溺其中，谓之登“天堂”。

3．秦淮金钗。《红楼楼》中的“金陵十二钗”应该源出于“金陵青楼十二钗”，最初指的是明代秦淮河畔青楼中的十二名妓或曰“花魁”。南京青楼业兴起了六朝时期，极盛于明代。明末东林党首领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说：“海序承平，陪京佳丽，士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有意思的是，钱谦益自己晚年即娶“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为妻。明代诗文家曹大章《秦淮士女表》中这样描述：“当时胭脂粉黛，翡翠鸳鸯，二十四楼，列秦淮之市，无有记其胜者。”至清代，南京（江宁）的青楼业丝毫不亚于明代。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有载：“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酉夜，座客早满，樽酒不空。”从中可知当年秦淮河畔“真风流之薮泽，烟月之作坊也。”

4．姑苏船娘。苏妓闻名于唐代。当年的姑苏名姬真娘便名噪一时。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六有载：“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钱塘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慕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白居易、李商隐等也有诗赞美真娘。尤其是白居易对苏妓的眷爱，更使苏妓美名传天下。至宋代，吴门画舫（即船妓）日益兴盛，姑苏“船娘”更是名声大振。当年姑苏沿河的船妓，其舟多为画舫，因而又称“花船”。据《吴门画舫录》记载：“吴门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华，宾游络绎。宴客者多买棹虎邱，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银烛留髡，金觞劝客……”至近代，苏州青楼业开始衰落，其地位由上海取代。《吴门画舫续录》说：“从前船娘缠头有余时，即构楼台于近水处，几案整洁，笔墨精良。春秋佳日，妆罢登舟，薄暮维船，登楼重燕，添酒回灯，宛如闺阁……今不能矣。”但苏妓之声价仍然不减，遗风尚存。

5．扬州瘦马。扬州青楼业兴于唐代。《扬州梦记》有载：“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至宋代，扬州青楼业由盛及衰，远不及苏杭二地。明代时，扬州青楼业再度兴盛，“扬州瘦马”更成举世之艳称。谢肇淛所撰《五杂俎》说：“维扬居王下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固因水泽气多，亦其秀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为奇货，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画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清代的扬州妓业仍繁盛一时。吴兰茨《扬州鼓吹词》序说：“郡中城内里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当时有“私窠子”、“半开门”、“扬浜”等名目，其业务拓展至各大城市，形成红极一时的“扬州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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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650年），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第四章　青灯古佛　香消玉殒

第一节　花红锦簇　趁拍舞霓裳

顺治16年，吴三桂携陈圆圆入滇。这些年的戎马倥偬，陈圆圆一直陪伴在侧，等到终于可以安定下来时，她已经35岁了。女子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终究是在战火弥漫中度过了。

阵阵微风掠过莲花池水，激荡起一层层鱼鳞似的波纹，阳光洒下来，折射出耀眼的五色光芒。池中倒映着的碧玉亭台和玉带似的玉拱桥仿佛也在轻轻摇晃。明镜岛上的亭阁楼榭依着山势分布，高低错落有致，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山麓沿岸一排双层临水游廊，像一条美丽的花边彩带，装点得明镜岛有如仙境一般；蓝天的透碧澄清的水，点缀着长长的柳丝，不住地点着波面，偶尔落下的几片树叶，在水面漂荡，点出一个个一闪即逝的小圆圈。园里雕梁画栋，朱栏玉砌，湖岸边的石山把光影站成画廊，安静而神秘。风踮起脚尖轻轻地从石榴花上走过，雨打芭蕉清新宜人。香几旁边，青烟袅袅。

这便是座落在云南府北门外，吴三桂为陈圆圆修建的“安阜园”。

吴三桂一进昆明，便占据五华山大修宫殿，当时的平西王府是千门万户，极尽土木花石之盛，五苑的黛色接连着峻伟的王府，气势逶迤连贯，与秀美的五华山交相辉映。而专为陈圆圆修建的安阜园，不仅穷尽土木之工，凡民间名花怪石，无不强行劫掠，置之园中。园中珍宝器玩，琳琅满目，有大理石屏风一堂，高6尺左右，屏上花纹画面，酷似山水木石，浑然天成。吴三桂为这张屏曾经专门派人前往大理石厂，强迫石户村所有石工，花了近3年时间，才从苍山里选采出来，仅仅为了打磨石面，又征用了云南技术最好的打磨工人，经无数折腾，方才打磨成屏。

莲花池畔

陈圆圆见此番情景，心有不安，便同吴说：“如此这般荣华，怕徒增妾身的负罪。”

吴三桂却不以为意，“大清江山有一半是我吴三桂打下来的，现在也该我享受了。”

“只不过一方住所，何苦引得怨声载道？”

“他们能奈我如何？”吴三桂厉声道，转而又温柔的拥住陈圆圆：“我欲立你为平西王妃，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余生，我必竭尽全力补偿，如此可好？”

“妾出身卑微，德薄才浅，能蒙将军垂爱已属万幸，实在不配贵为王妃，宁愿作侍妾追随将军左右！”陈圆圆拒绝了吴三桂的提议，在她眼里，这样叛国而来的王妃，不要也罢。

接下来的日子，吴三桂与陈圆圆度过了一段幸福安静的日子。陈圆圆有时甚至会忘了眼前的人，曾经叛明助清，她只是觉得他待自己温柔如初，岁月静好的不真实。她以为，这样度过余生也好。安阜园内种植了一种神奇的树——神女花，这种花会随着时辰的变化开放出六种不同颜色的花出来，陈圆圆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

日子在蜜罐里越泡越甜，琴声从心底的藤蔓上发芽，锦衣玉食，歌舞逍遥，人生极尽其乐。心情好的时候他们会骑上两匹黄骠马到王梁山围猎，张弓列箭去追逐一只奔跑着的野鹿。有时也会顶一蓑烟雨，驾一叶扁舟泛舟湖上，释放一段段幸福的时光。或者乘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从甬道街，到金碧路，到东寺街，沿途撒下甜蜜的花蕊。日子自由自在，是草原上脱缰的野马，日子散淡如蓝天上飘浮的白云。风吹起如花般破碎的流年，而她的笑容摇晃摇晃，成为了吴三桂命途中最美的点缀。

一日午后，陈圆圆倚在亭边汉白石栏杆上，看着莲花池内争相盛放的朵朵红莲。近日来，吴三桂加紧练兵的消息不断传进她的耳中。这些年吴三桂在云南肆意扩编军队，搜刮土地，独揽事权，结党营私，俨然是云贵地区的土皇帝。

她知他的野心如隔年的野草在这个彩云之南的地方疯长，她越是劝他，越是夫妻生离心。那日在她房内，他假装不经意地擦着那把晕黄光泽的刀。他满不在乎的在她面前舞起，刀气冰寒近在咫尺，她知道他是在威慑自己，挡他者死。

陈圆圆觉得前所未有的害怕，她害怕有一天他的野心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可是身处其中的他，看不到，自己也无力将他于这困顿中救出。

吴三桂渐渐觉察出了陈圆圆的心意，总是借口军事繁忙，甚少来安阜园了！

闲来无事，陈圆圆便时常遣了丫头去请王妃张氏前来做伴。吴三桂的正妻张氏是个十分泼辣凶悍的人，连吴三桂也忌惮她三分。她曾一度害死了几个吴三桂的宠妃，但唯独与陈圆圆感情甚好。陈圆圆初到王府时，一度宠惯后宫，张氏必定也是嫉妒的。只是后来她亲手将王妃之位送与自己，凡事也不同自己争抢，还时常替自己谋划，关系便和缓了很多。

这日，园里的牡丹花都开了，四处弥漫着浓郁的芳香。圆圆正想差人去请张氏一同观赏，却见两个丫鬟在一丛花旁说话，一个穿着绿色绣花锦袍，梳着两把头，鬓边插着绿色的绢花，一双小巧的绣鞋也是绿色的，旁边的那一个穿着宽袖衫，淡粉的百褶裙，头上松松地挽了个垂牡丹的发髻，发间金钗在阳光下射出黄澄澄的光芒。一绿一粉，互相映衬，煞是好看。

陈圆圆竟恍惚地看出了神，自己穿红着绿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还是丫头们先发现了她，“奴婢参加娘娘！”

“起来吧，去王府替我把王妃请过来吧。”

丫头们却依然低着头，不曾挪开步子。

“可是王妃有什么事？”陈圆圆心头生出些许不安。

“最近王爷寻了‘八面观音’、‘四面观音’等人入府，王爷常常纵情歌舞，王妃每每规劝，都被骂了回来，如今可好，直接撇了王妃再也不见了。”

砰的一声，陈圆圆手中的玉扇掉落在地。仿佛她的心一般，终于破碎不堪了。之前的太过丰盛，如今突然的抽离，似乎要夺了她的魂去。她终于知道，她的梦已经醒了，那个人的目光已经落向别处，即便她还依然固守着这偏执的信仰。她终于知道，如花美眷，终抵不过似水年华。她终于知道，时光穿透之后，必会有这碎裂的声音。

“娘娘！”两个丫头吓的扑通一声跪立在地，“娘娘，您没事吧！”

“去取纸墨来。”

丫鬟急急取了纸墨来，研好磨后，陈圆圆含泪写着：

“满溪绿涨春将去，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风透碧纱。

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街，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

“去将此信交与王妃，同她说世间唯有情非强力所能得，强求来的，又岂会幸福。望她切要保重自身才好。”

这些话，许是说给王妃听的，但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心底里的话呢。

安阜园一下子显得很空，陈圆圆的心也一下子失了着落，空得有一种抓不着的疼。连往日那些不离左右的蝴蝶都飞走了，天天都要掀开珠帘来看的，只有蹑手蹑脚的风。偌大的一个安阜园，就装着冷冷冰冰的寂寞，难挨的黄昏，不忍一睹的日落，日子像一根从针眼里穿出来的线，又慢又长。可院子里的那颗杜鹃还是开了，却是一种啼血的红，令人不忍碰触。

陈圆圆站在莲花池，看不到来时的路，也看不到去，等发觉的时候，叶子飘落，蔷薇凋零，窗外几度夕阳，爱情已经倏忽不见。

他已经将自己忘却，我却将用尽一生，去抹关于你的记忆。即使它们已如蔷薇般在我的心底蔓生。

第二节　万千舍愿　终入尘

云南的山茶花已经开了，这里的山茶开得不是一般的艳丽，重重叠叠枝枝叶叶，陈圆圆伸手去摸那朵最纯白无瑕的山茶花，手却停在半空中。空气中带着山野的荒气，春草茵茵。春末夏初的昆明，满城绿肥红瘦，遍地莺歌燕舞。

参天古木，青石台阶，风舞楼阁，花映小径。清幽绝俗的鸣凤山上，游人如潮，鸟语如歌，流泉清澈，丝竹轻鸣，宛若人间仙境，胜过苏杭天堂。只是朝堂之上却不得安宁。

这些年，吴三桂偏处西南一隅，屯兵养马，骄奢淫逸，随着势力的不断膨胀，早已引起了康熙皇帝的不满。自古功高必然震主，树大必定招风，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犬烹。历史上的藩镇之祸数见不鲜，霸占云南一方的吴三桂早已成了康熙的心头刺！

康熙十二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请归老辽东，虽然借口因年老多病，实则深虑位高权重引起朝廷怀疑，终将招来不测之祸。他只有求退，才能保全自己声誉，得一善终结果。康熙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

此事令吴三桂惶恐不安，他想假意上疏朝廷，请求撤藩，以试探康熙帝态度，便命幕僚刘玄初起草辞职疏。玄初是四川人，原先在蜀王刘文秀府中，充任幕客，颇善谋划。刘文秀兵败，吴三桂将他收留，放在自己身边，很得信任。吴三桂让他写奏疏，他却说道：“皇上很久就想把王爷调离云南，但一直苦无借口。王爷一旦上疏，必定会朝上而夕调。尚、耿两王愿辞就让他们辞去，王爷可永镇云南，万万不可上疏啊！”

此言一出，吴三桂大为恼火：“我曾为大清立下汗马功劳，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便能尽释皇上对我的猜忌！”便不管刘玄初的百般劝阻，执意上疏。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康熙果真“应允”了他的请求，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办理撤藩事宜。

陈圆圆像

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顿时愕然，不知所措。此时的他已是骑虎难下，追悔莫及，早知如此，何必自请撤藩，弄巧成拙。如今既要做忠臣，又要保住在云南的权势，已属不可能。如果撤到辽东，失去兵权，有朝一日，朝廷随便一个借口便可将他斩草除根，那时手无缚鸡之力，只有死路一条！他一想到这里，不由得不寒而栗！

军营外也是一番闹腾，军中守将听闻清廷要撤藩都颇为愤慨，人心沸扬，他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这么轻易的就要收去，那些兄弟都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于是，他们便纷纷力劝：“王爷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如果就迁于辽东，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

百般权衡之下，吴三桂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起兵反清！

不远处的安阜园里，陈圆圆早已心乱如麻。这些时日，自己焚香抚琴，倒也放下了尘世的纷纷扰扰，以为这样终结此生，虽不得幸福，但也再不会疼痛。但他却还是这么轻易地就撩动了自己以为平静的心湖。你曾为我负尽天下劈杀出一片绮罗香泽的起承转合，我如何能眼睁睁看着你，用你的大槊，亲手铸成一段无法剪去的耻辱。

夕阳下，陈圆圆俯首看着城脚长满的荒草，那苍翠的颜色如一颗凄清的泪，悬挂在薄暮的腮边。木樨爵的幽香扑入鼻端，清浅绵长。

“圆圆，你似有心事？”浑厚的声音自身后传来，那么的熟悉。

转身，却见那人已头发鬓白。陈圆圆的心蓦地一疼，有多久不见，当年意气奋发、金戈铁马的男人，竟也会如此这般苍老憔悴。

“妾身本是北方人，思念家乡罢了。”

“我即是你的家，你还有何乡可思？”吴三桂打趣着，他未看到圆圆眼角的疼痛。

“妾身昔日读古人书，说的是廉颇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故国怀念，英雄且有之。况妾乃一小儿女耶？”

字字句句敲在吴三桂的心尖，他无言以对。

“将军，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年，何必称王称霸，争城夺地，涂炭生灵？不若卸兵权，做个范蠡大夫，泛舟五湖，怎不快活？圆圆必当陪伴君侧，直至终老！”

虽然陈圆圆的到来令吴三桂开心不已，但此时的他，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军中上万兄弟，更为他自己那昭然若揭的勃勃野心。

圆圆知道已无可挽回，抹了眼角的泪：“妾身在玉峰为歌伎，乃田藩府以千金购妾而归，又不能托田府以终身，随献与大明先帝。后又得侍王爷，惜王爷当日以奉命出镇宁远，使妾不能随侍左右，致李闯入京，被掳于贼中，复千谋百计，始得再与王爷相见。数年以来，东西南北，无所适从，任人迁徙，既不能从一而终，后世将妾失身于贼，无复郝然人世，何以自明？故妾非舍大王而去，实不得已！”

吴三桂知道她的心性，只能答允了。次日便命人在凤鸣山为她修筑了一座金殿，让陈圆圆在此戴发修行。此后，陈圆圆挽起了青丝，移居宏觉寺，诵经念佛，日夜不辍。青灯古佛下，茹素吃斋，不谙世事。

旧日繁华事尽删，春秋愁锁两眉弯。珠襦已分藏棺底，金碗尤能出世间。

离合惊心悲画角，兴亡遗恨记红颜。看他跋扈终何益？宝殿飘零翠瓦斑。

风冷冷的自灰色的城墙砖间穿梭而过。清亮的铜镜前，如画的眉目，端凝的肌肤，眼里笼着一抹幽怨的淡烟。那一刻，忽然的，陈圆圆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个春天的薄暮，第一次，在井水里瞥见自己的容颜。这些年，她一直伴着他，风来雨去，暮暮朝朝。

那日在城头，她看着脚下是亘古的沉寂与干涸的血色，西边的天际悬着将出的月，清浅地着落在尚显明亮的天空。那是一块容易伤感的地方，缓慢滞重，滋生出寂寞的触角。抬起头，落日的余晖铺满城楼，仿佛他来迎娶她时她披在身上的那层红绫。

宏觉寺的钟声凄清寥落，将陈圆圆曾经的梦，碎成过往。那夜，她剪下茉莉，想与人分享，却突然想起，他已与自己永诀。在生命的另一端，他站上那座荒城的城头，满城的荒草覆盖了他的脚印。他的大槊，在风里劈斩出孤单与坚决。

第三节　莲花池　繁华落尽

云贵高原一带连绵起伏的山峦，由于海拔高，终年云雾缭绕，千山万岭如坠茫茫大海之中。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清晨，崎岖的山路上，急剧的马蹄声踏碎了晨露，惊醒了沉睡的山峦，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祭旗，正式叛于云南。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活动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的旗号。反叛之前，他还装模作样地率领部下祭扫被他擒杀的南明永历帝之陵墓。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这场叛乱又是蓄谋已久，反叛之初，吴军势如破竹，连下贵州、湖南、四川。福建藩王耿精忠、广东藩王尚可喜、广西将军孙延龄见吴军得势，也起兵响应。各地总兵、提督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也纷纷倒戈投吴。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至康熙十三年三月，吴三桂已拥有云、贵、湘、蜀，并深入到湖北巴东、宜都等地。襄阳总兵杨来嘉投降后，江北亦为之震动。

已是深秋了，宏觉寺在朦胧夜雾的笼罩下，像一幅飘在浮云上面的剪影一般，显得分外沉寂肃穆。杏黄色的院墙，青灰色的殿脊冰冷而凉薄。庭院中一片片泛黄的梧桐叶，就像利箭一样，无情地摇落下来，深深地刺痛了陈圆圆的双眸。那些惧怕冬天的候鸟，也毫不吝惜地飞往了南方，只留下空旷的秋叶静寂的落寞。眼看花瓣在秋风中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往日的繁华，就这样凋零，消逝，只留下残花，余香。落花有意，秋水无痕，红尘往事，呢喃起多少缱绻的记忆。

秋叶洒落满地，那只不过是我与你的回忆。时光荏苒，我还记得你，你却早已不见。风吹去，是谁曾许我不离亦不弃。

陈圆圆时常会想起在江南的时候，她初次登台，台下一双双称许的眼睛，一次次响彻戏院的掌声，而如今她再唱：“这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转身的瞬间，眼泪迅疾地落下。这人生，终究如一场梦一般，那年那月的冒公子，那时那恨的刘宗敏，牵牵绊绊的红尘。身为女子，到底还是有太多太多的身不由己。

前方的战事，总有人会不经意的说与她听，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她每日茹素吃斋，虔心诵佛，只为他消弭罪孽。只是现在的他，披荆斩棘，早已被权力染红了双眼，他可曾会看到这青灯古佛下，她的一片赤诚之心。

出家后的陈圆圆像

此时的吴三桂却在长江畔止步不前了。康熙帝一方面以重兵守岳州、荆州，遏制吴军北上，一方面处死了吴三桂在京为人质的儿子吴应熊。彼时已经66岁的吴三桂终于有了深深的无力感。滚滚长江水，不可阻挡地向前流走。这个垂暮的老人，仰望长空，浩渺的星空繁星点点，他终是落下沉重的眼泪！

康熙十五年，战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由于常年征战，吴三桂已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与此相反，清朝政府却以全国的兵源、财源作后盾，数路出兵，进行反攻，并迫使各地之吴军处于守势。在湖广战线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南，连克萍乡等镇，矛头所向，直指潭州。在西北战场上，自是年初图海任统帅以来，所向皆捷。六月，穷蹙无路的王辅臣被迫投降。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也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受此影响，盘踞广西的孙延龄和盘踞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

清兵的反击挫败了吴三桂的锋锐，吴三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筑坛于衡州府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称“大周昭武皇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

称帝未久，吴三桂却因军情告急，焦虑过重，而至肝火过盛，中风噎嗝，太医百般调治，终不见效。病榻上的他，日夜恍惚，形容憔悴，时常悲叹：“何苦！何苦！”中秋后不久，吴三桂在都城衡州皇宫驾崩，时年67岁。

吴三桂死后，他苦心经营一生的割据集团分崩离析，可谓树倒猢狲散。康熙二十年十月，清军攻克昆明，吴三桂孙子吴世璠自杀。这场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大规模内战至此全部平定。

灾难打破了佛门的平静。“嘣——”的一声，痛苦绷断了琵琶的琴弦，声音死了。过路的风，无意间掐灭了那盏伴随黄卷的青灯。继而，它又有意无意地碰响了檐角的铜铃，缠绵的哀怨再一次复活了过来……

噩耗传来，陈圆圆才发现，自己还恨着爱着的人就这么消失不见了，她在红尘已寻不见他，泪模糊了双眼，可却流不下来。这一生，所有的爱恨，纠缠，痴怨，终究是伴随着他一起归入尘埃了。曾经对他的恨支撑着自己，而今，唯一的执念都已不再，却想在奈何桥上，问他一句，你可曾后悔，那样轻易地松开了我的手？

陈圆圆望着静静的湖水，知道她的良人不会来了。她微笑着，心里涌起甜蜜的悲凄。

这一生，我们的命运如脚下空城，繁华落尽，满目荒芜。而在来世，我不要你为我倾城倾国，我只想你在清晨为我折一朵茉莉，插在鬓边，月影万变，逃不出阴晴圆缺，幕苍幽怨，埋不住一生绝恋，轮回千载也斩不断这姻缘，只为与你相见，大荒无界乱世之中的婵娟，流云渡水，江河满映，这一轮琉璃月，等你来桃李花林又一载，黑发白花盘伤哀……我会紧紧握住你给过的爱，你若放弃，我便不离不弃地追随，直到有一日，你回过头，拥住我，我会告诉你，我一直都在。

她恍惚觉得，清浅的荷花池中他在对自己微笑，便举身向那荷花池一跃，带着决然的笑。激起的涟漪很快就归于平静，只是陈圆圆的生命还是如花朵一般谢了，以一种颓败的苍凉的姿态，不声不响地完成了她姹紫嫣红的一生，安静地夭折，残存了一地的旖旎与不甘。

尘劫中不昧本来，朗月仍辉性海；

迷障里能开觉悟，净莲更出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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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妓女收入如何

“缠头”指的是妓女的收入。古代的笔记、小说中，为名妓一掷千金的故事有很多。“千金”是泛泛之词，把她们的收入换算成真金白银，那时的社会景象就更为真切。

京剧《玉堂春》起解一折，苏三有一段西皮慢板：

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每日里，在院中，缠头似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

苏三说的“缠头”专指嫖客付给妓女的报酬，这个词儿源于唐朝。

唐朝钱法多变，从建国到灭亡，包括唐太宗和唐玄宗时期，货币政策始终都没走上正轨，官方发行的钱币要么难以普遍推行，要么被民间大量盗铸，而且有前朝的五铢钱和各种劣币掺杂流通，给交易带来了诸多麻烦，故此物物交换常常代替钱物交换。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二年，唐德宗在建中三年，唐文宗在大和三年，都曾经发布诏令，认同并提倡民间交易中完全用布匹代替货币，或者部分用布匹代替货币。唐朝法典《唐律疏议》里，法官给盗贼量刑，也是用布匹来估算财物价值。嫖客到青楼狎妓自不例外：观舞听歌也好，邀妓侑酒也好，在此住宿也好，都流行用布匹付账——拿出丝绸若干尺，缠到妓女头上当小费，是为“缠头”由来。

苏三说，她当年在妓院是红人，好多豪阔客人光顾，每日里“缠头似锦”意思是收入很高。有多高呢？后来苏三在大堂受审，还有几句唱：

初见面银子三百两，吃一杯香茶就动身。公子二次把院进，随带来三万六千银。在院中未到一年整，三万六千银一概化了灰尘。

说的是嫖客王景隆（一作王金龙）为了结识苏三，给了见面钱300两，然后把苏三包下，不到一年时间，在妓院扔了36000两，平均每天付费在100两以上。

《玉堂春》的故事背景是明朝，明朝前期禁止支付白银，只许流通纸币，但是仅仅几十年时间，就因为政府滥发纸币而造成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钞票的信用在百姓心中一落千丈，朝廷虽有严令，民间拒绝使用，此后直到明朝末年，凡有大宗交易，莫不以白银为主。

在整个明朝，除了大兵围城之类的特殊情况，白银的购买力相对纸钞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粮价最贱时，纹银1两能买大米5石（正统十二年江西米价，载于《明英宗实录》卷152）；灾荒之年，纹银3两能买大米1石（嘉靖三十七年山西米价，载于《明世宗实录》卷463）。综观明朝中后期，常年米价总是在每石1两以下，换句话说，1两银子买1石米是不成问题的。明朝1石约98升，装米约80公斤，以现在内地普通大米价格每公斤5元计算，买这样1石米需要人民币400元。所以仅就粮食购买力而言，当时1两银子可与现在400元人民币持平。王景隆每天为苏三付费100多两，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今天看来，这是个惊人数字。

京剧是门艺术，艺术总有夸张，不过苏三既为名妓，嫖资自然要高一些，那王景隆又是独占花魁，不许其他嫖客染指，所付费用即使不像唱词里说的那么高，也当是一笔巨款。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改编的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当中，杭州名妓王美娘的初夜费高达300两，用我们前面的算法，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此后接客，每晚需白银10两，相当于人民币4000元，如此高的价码，“兀自你争我夺”，“宾客如市，捱三顶五，不得空闲”。而当时杭州城卖油小贩秦重省吃俭用一年有余，也不过攒下16两银子，可见名妓收入之高，常人不能望其项背。

《卖油郎独占花魁》是文学，文学免不了也会有夸张，倒是唐朝驻京官员兼资深嫖客孙蓕根据切身经历写成的《北里志》更有说服力：唐昭宗中和年间，长安城平康里名妓天水仙哥出去陪酒，“褰帘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费已百余金矣”，掀开帘子让客人看一看，随即坐轿返回妓院，客人就得付费“百余金”。唐人笔记中，“百余金”就是100多两银子的意思，天水仙哥让客人见一面就能挣100多两，那么王景隆每天为苏三付费100多两也在情理之中。

晚唐时期银贵钱贱，1两纹银能兑换开元通宝1700文，100多两银子就是17万文。比这位名妓天水仙哥稍早一些的大文豪白居易有诗：“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意思是每年薪水能拿到30万文。当时白居易37岁，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左拾遗，在京官当中属于中等级别，他一年的工资不过是天水仙哥出台两次的收入罢了。白居易晚年以刑部尚书的身份退休，按照规定，每月能领50贯的退休金，假如能按足贯发放、不予克扣的话，一个月也不过5万文，不到天水仙哥一次出台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并不是所有的妓女都有这么惊人的高收入，《北里志》还提到平康里3号胡同某小型妓院，嫖客一到，几个妓女都出来作陪，或弹唱或歌舞或玩酒令，以蜡烛计时收费，一根蜡烛点完，收费仅300文，比起天水仙哥来，实在是天差地远。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苏三、王美娘、天水仙哥这些名妓，所挣的“缠头”不是全归自己所有。苏三隶属于妓院，是被父母卖给妓院的“动产”理论上讲，她的“缠头”都是妓院的，除了能得到饮食衣物之外，苏三不会有任何收入。这个规矩历代皆然，譬如民国娼妓中卖断给妓院的“套人”只能在妓院吃用，而不能领工资或者分红。但是再严格的规矩也有空子可钻，嫖客明里付给妓院的费用，妓女是不能动的，暗地里留给妓女的小费，只要不被老鸨搜到，就成了妓女的私房钱。尤其是像苏三这样能给妓院带来巨额收入的头牌妓女，眼光长远的老鸨为了刺激其积极性，对私房钱会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凡是被卖断给妓院的妓女，她们的唯一收入就是私房钱。

不能小瞧了这笔私房钱，《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王美娘偷偷攒下的首饰和珠宝价值4000多两银子，冯梦龙另一话本《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扬州名妓赵春儿偷偷攒下1000多两银子，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杜十娘，为自己赎身之后，剩余的珠宝首饰还能装满一个“百宝箱”。在京剧《玉堂春》中，苏三为自己攒下的私房钱也在几千两以上。

苏三那个时代，官员的薪水很低，例如清官海瑞，57岁升任“右佥都御使总督粮储巡抚应天十府”，正三品的官，其职务相当于现在一个省长兼监察部副部长，年薪不过210两，比不上一个名妓的私房钱。海瑞死后，遗产只有10多两银子，从杜十娘“百宝箱”里随便拣出一件首饰，都比他的遗产贵重。

当然，妓院有空子可钻，官场亦然。海瑞是清官，不屑去贪污，贪官们就不同了，譬如严嵩，嘉靖四十一年查抄他的家产，竟然搜出金锭450枚、金条461根、金饼109块、金叶子14包、碎金子17包、金壶、金瓶、金盂、金盆、金缸、金碗、金钵、金盘、金杯、金爵、金勺、金镇纸、金果盒等纯金器皿3185件、宝石器皿367件、珠宝首饰2087件、各种纯银器皿1649件、银锭及散碎银子2013478.9两，以及顾恺之《卫索像》、吴道子《观音像》、阎立本《职贡图》、王羲之《家景图》、怀素《自叙帖》、张旭《春草贴》、韦庄《借书贴》、王维《辋川图》、宋徽宗《鸟兽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珍奇字画3201幅！刚才我们说名妓随便挑一件首饰就能超过海瑞的遗产，现在我们可以说严嵩随便挑一幅字画就能超过名妓的私房钱。

【董小宛小传】

董小宛（1624～1651年），名白，字小宛，一字青莲，南京人，因父母离异生活贫困而沦落青楼。她16岁时，已是芳名鹊起，与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同为“秦淮八艳”。1639年乡试落第的冒襄与小宛偶尔在苏州半塘相遇。她对冒襄一见倾心，连称：“异人！异人！”虽然她多次向冒襄表示过倾慕，均未得到他的首肯。因为冒襄早已属意吴门名妓陈圆圆，并于1641年“订嫁娶之约”。次年冒襄第六次乡试途经苏州，重访陈圆圆时，已是人去楼空，加上科场失意，情绪沮丧到了极点。就在这年冬天，在柳如是的斡旋下，由钱谦益出面给小宛赎身，然后从半塘雇船送到如皋。次年春，冒、董结成伉俪。小宛才艺出众，能诗善画，尤其擅长抚琴。今水明楼内的古琴，就是她当年心系之物。

性好清静，每到幽林远壑，就眷恋不舍，因厌弃喧闹奢靡，独居苏州半塘达六年之久。小宛醉心于山水之间，在旖旎风光的衬托下，她也容易涌动柔情，而真心真意地给人以娇媚之笑。因此，她三番五次地受人之邀，游太湖、登黄山、泛舟西湖，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就在董小宛离开秦淮河不久，却有一公子慕名到秦淮河去寻访她，那位公子就是冒辟疆。

第一章　幽幽岁月　佳人惊现

第一节　董家绣庄　青莲摇曳

明天启四年，转眼已是冬至时节，与繁荣的城里相比，郊外更有一番景致，绿油油的荠麦令人一眼望去心旷神怡，也昭示着来年是个好收获。郊外住着一户董姓人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也相当殷实，几排房舍井井有秩在这人烟稀少的郊外还是不多见的，高大的梧桐树挺立在门前道也给这户人家增添了几分富贵气息。横廊上赫然写着“董家绣庄”几个大字。

一两声喜鹊的叫声飘了过来，歌声透着欢快与喜悦，看来今天还是个喜庆的日子呢。房外一个中年男人来回地踱着步，那神情似乎在担忧着什么。

“哇……哇……哇”一阵婴孩的啼哭声打破了紧张的气氛，那中年男子的神色方稍缓了些。一个婢女这时跑了过来，欢喜地对那男子说道：“恭喜老爷，喜得小姐！”未等婢女说完，男子便急匆匆地跑了进去。

只看那婴儿生得极其可爱，肥嘟嘟的脸蛋儿，玉琢般的面庞，让人一看便生发无限的怜爱之情。

“老爷，可惜只给您生了个女儿。”已经累极了的夫人尽力地支撑起身体。

“夫人怎可这样说呢，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咱们的心头肉。夫人定累了吧，就好好歇息吧。”说完将孩子交给婆子，轻轻地为妻子掖好被子，嘱咐了下人几句，便离去了。

“董家绣庄”是苏州小有名气的一家苏绣绣庄，因活计做得精细，所以生意一直不错。董家是苏绣世家，到这一代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别看刺绣属于工艺制造，可十分接近于绘画艺术，所以董家还颇有几分书香气息。女主人白氏是一个老秀才的独生女儿，老秀才平生不得志，只好把满腹经纶传给了女儿。

自白氏为董家生了这么个千金，夫妻感情更为融洽，他们为小女取名白，号青莲。小青莲不但模样儿俊秀，脑子还十分灵慧，父母视如至宝，悉心教她诗文书画、针线女红。董父禀性恬淡，其妻性情贤淑，深明礼义，一家人很是融洽。

但好景不长，董白十三岁那年，一向视她为至宝的父亲突然患上了暴痢，董白日日陪伴在侧，侍汤奉药，然而，药不奏效，不久董白的父亲便撒手人寰。那日，董白哭得小脸儿发紫，白氏更是连连昏厥，卧床不起。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将董白母女打击得心神憔悴，母女俩勉强撑着身子料理完后事后，偌大的庭院一下子变得空荡了许多。

“娘亲，我们不要住在这里了！”董白哭泣着。

白氏也不愿在这旧宅中继续住下去，以免睹物思人，徒增悲伤。于是花了一笔钱，在半塘河滨筑下了幽室，带着女儿隐居其中，过着与世相隔的恬淡生活，绣庄的事则全委托伙计去掌管。

半塘河位处苏州城外，河水清缓，两岸风景秀丽宜人，在出城不远的河畔有一座不知名的小山，终日葱茏，悠然而座，静如世外桃源。每至花开时节，清风徐徐，落英缤纷，美不自胜。山边原本没有人家，只有三两座简易的亭子，供来此清心的游人休息。白氏命人在这里筑起的小楼，楼虽不大，却也修得别致典雅。

远离尘嚣，母女俩渐渐收拾起了心情，之后她们相依为命，日子倒也舒坦。家里仅剩的侍婢，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多年贴身丫鬟，十分贴心。

董白在这小苑里弹琴吟诗，品茗对弈，或陪着母亲念诵佛经，不知不觉就长成了窈窕婵娟、神姿艳发的灵秀姑娘。

董小宛在小苑中吟诗

这年冬天，江南也开始下起了雪，一片一片，灼目盛放，重不堪负。这场雪莫名的大，转眼望去，已是茫茫一片，无边无际。

董白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地坐在床榻上，手上拿着小铜火手炉，时不时地拨弄着炉里的灰。

“你爹过世也有些时日了，亲戚们又不常走动，都疏远了，如今就只剩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白氏边说边呜咽了起来。

“娘，说什么呢，我会一直陪伴着你的。”

烛光下的人影，紧紧地依偎着，窗外皑皑白雪，屋内却温暖无比。

转眼间，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空气中开始弥漫着雨后湿润的芬芳，墙角蜷缩了一个冬天的蔷薇挣扎着爬上了墙头，山桃花展瓣吐蕊，杏花闹上枝头，梨花争奇斗艳，甜蜜的芳香肆意地充盈着整个庭院。

董白捧了本书坐在长廊下，间或滴落几滴雨水，她抬起头看见这满园春色，心中满是欢喜，忙命丫鬟翠儿铺设纸砚。

“小姐想要画什么呢？”丫鬟嬉笑着说道。

“自然是这花红柳绿的极好景致啊。”董白回应着。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景致再美，也不敌小姐十分之一呢？”

“就你贫嘴！”董白说着便要拿手中的画笔去追打翠儿。

“我去给小姐泡茶来！”翠儿说着便俏皮地跑开了。

董白细细地看了下眼前的景色，思考了片刻，一阵轻勾细勒，小桥流水的静谧就跃然纸上，一旁端茶的翠儿看得直愣愣的。

董白却收紧了眉心：“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小姐的画已经很好了，连蝴蝶都被吸引来了，翠儿想学都学不来呢。”

“对，就是它！”董白运笔如飞，娇艳的花蕊旁就多了几只竞相追逐的蝴蝶，五颜六色的，活泼而缤纷。董白这才放下了手中的画笔，抿了一口早已歇凉了的花茶。

“这茶果真清香异味，纯美非常。”

“这是自然了，按小姐的吩咐取了荷叶上的露珠存于遣香洞中，加以新鲜花瓣烹煮，怕世间也只有小姐有这份心思了！”董白听了不禁点头微笑。

两年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淡淡流走了，此时已是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枭雄四起，天下陷入战乱之中。到了崇祯九年，乱象已迫近苏州，人们不由得惶惶不安，白氏也打算关闭绣庄的生意，收敛点钱财以备随时逃难。谁知绣庄伙计一算账，不但没有银两剩余，反而在外面欠下了上千两银子的帐。分明是伙计从中捣鬼，白氏又没有证据，又气又急，终于病倒在床。董白看着病榻上的母亲脸膛发暗，面色铁青，心像是被一把钝了的锉刀残忍地割开，心痛万分。

母亲倒下，绣庄破产，债务压头，生活的重担猛地压到了十五岁的董白身上，她仿佛从云端跌入了冰窖，一时间无法睁开眼睛。这些年在母亲的庇佑下，自己一直不谙世事，如今母亲病倒，曾经守护她的城墙已经轰塌，徒留她孤身一人来面对这险恶的世界。董白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她突然才发现，自己的勇气如此不堪一击。

然而，还在病中的母亲能够依靠的只剩自己，她连退缩都不可以。

庞大的债务能拖则拖，母亲的医药费用却迫在眉睫。从小随母亲隐居世外的董白早已养成了一副孤高自傲的性格，哪里肯低三下四地向人借贷。除了日夜垂泪，再也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却无能为力。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第二节　流水落花　郁郁入风尘

时下已悄悄地入了秋，庭院中落满了一地的黄花，树头红叶摇曳，疏林如画。门前的清流激湍，篱落飘香。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月当暄，又添蜇语。悠扬的笛声充盈在耳，别有一番幽情。

董白自房中一步步行来，罗绮穿林，倍添韵致，她却无心观赏。想起母亲刚才说的一番话，眼圈又不自觉地红了一圈。

“我这病怕是神仙也治不好了，你好好为自己打算打算，莫把钱财浪费在我身上了。”白氏微闭着眼睛，静静地倚在床边，墨绿色的丹凤眼下带一精致的花痣呈梅花状，不施粉黛，五官在夜的润色下生出一分模糊的美。只是本是绝美的女子，却因病痛的折磨，形容枯槁，颧骨高耸，深陷的双眸早已失了神采。

董白听母亲这样说如万箭穿心般，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下来了。却想到自己这样只怕反添心酸，赶紧擦了眼泪：“哪里就到这个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纪的人，才这么略微病了会就这么想那么想的，这不是给自己添病了么？”

白氏强笑道：“我知道我这病只不过是挨日子，只怕日日吃人参也不见得好，何况……”

“你只管这么想着，哪里能好呢？你安心养着吧，其他的我会想办法的。”说罢，董白便服侍母亲睡下，自己出来了。

她何尝不知母亲的病情，只是眼下家中负债累累，即便吃了人参能好，家里也是供不起的。只怪自己这些年娇生惯养惯了，竟拿不出一点挣钱的本事。

“小姐，我看你的画作极好，若你肯，拿出去卖也定能卖些好价钱贴补家用。”

“这倒是个好办法。”董白紧缩的眉心终是稍稍舒展了些。

“那我替小姐拿到山下去卖吧。”翠儿没想到一向高傲的小姐竟这么轻易地就应允了自己这不算好主意的主意，不免心疼起来。

“不，我自己拿去卖，还能同人说说作画的意图，你只好生在家照看好夫人便罢。”

次日，董白便拣了几幅自己觉得还算顺眼的画作，就下山去了。大家闺秀出门卖画，怎么说也过不了心里那道坎。董白起初还很是不适应，一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也只能咬紧牙撑着。来到集市，董白展开桌子，默默将画作摆在上面，只待愿意出钱的人过来买画。

“瞧这姑娘长得眉清目秀，怕又是因战争频繁的苦命人吧。”集市里的人议论纷纷，虽都同情，也夸许她画功颇好，真正掏钱买下的却不多。

“这画几钱？”忽然一个银铃般的声音撞入了董白的耳朵，她不禁抬起了头。

只见眼前的人，薄施粉黛，寐含春水脸如凝脂，白色牡丹烟罗软纱，逶迤青色拖地烟笼梅花百水裙，身系软烟罗，头上斜簪一朵新摘的白芙蓉，另挽一支碧玉七宝玲珑簪，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再看她折纤腰以微步，呈皓腕于轻纱，董白心想这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其实这个女子正是路过市井的名妓李香君，只是当时的小宛还不可能知道江淮名妓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三钱。”董白低下眼帘，自顾自地摆弄着手中的画卷。

“我看姑娘长得白净，想必家中也是不错，怎弄得至此？”来者问道。

“小女父亲病逝，母亲又重病在床，欠下一身债，我不知如何是好，才出此下策。”

“这些钱你拿去，好生请个大夫照看。”只见那人掏出了一些银子放在画上。

“谢谢姑娘，只是，我怎能平白接受呢？姑娘一番好意，我铭记在心。”董白虽说急需银子，但也深知不能吃嗟来之食的道理，便将银子退还给了来人。

“妹妹你何须客气，我在你这般年纪便被卖给了教坊，你我同是苦命人，我能帮你一把是一把。只是，怕这些画作都卖了也难以支付那些高昂的药费吧。”

“我也知道，只是又能怎么办呢？能帮衬一些是一些吧。”董白微抿嘴唇，难过地垂着头。

“我看妹妹画作不错，定是有一番才情，你可否愿意跟我一同去教坊？那里的管事人徐拂是个热心人，你大可提出只卖艺不卖身，你母亲的药费也就解决了。”那人轻抚着罗扇，看了身边的丫头一眼，却又露出了一丝为难之色，“只是那地方，可比不得外头，吃些亏是难免的。”

此时的董白心里是五味杂陈。自小避世的她早已养成了清高脱俗的心性，如今要她落入风尘，卖艺卖笑，换作之前的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只是如今，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怕也拖不得了，自己哪怕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也只是冰山一角。她不是不知道，一入青楼，便如奔赴火海，再不能随心所欲。

“不过你可千万想好了，以后想反悔怕是不能了！”那女子继续说道，“也不急着决定，你回家同你母亲商量了再同我说吧。”

回家的路，显得比平时要长太多。那姑娘的话一直在董白耳尖萦绕，如果自己这样做，母亲定是不会原谅她的，怪她有辱门风，董白就这样藏着满腹的愁绪推开了家门。

“小姐，你总算回来了！”翠儿迎了过来，焦急地说道。

“怎么了！”董白被她的样子着实吓到了。

“夫人又咳血了！”翠儿说着眼泪都要出来了。

“有没有叫大夫，大夫怎么说？”边说着，董白边急忙走进母亲的房间，丫鬟正在清理地上的血迹，白氏趟在床上，脸色比前几天更差了。

“大夫说夫人中气下陷，而且元气不足，他给夫人开了方子，只不过……”翠儿把桌上的药方递给了董白。

只稍看一眼，董白便都心如明镜，方子里的大多是名贵的药材，如今这情况根本买不起。董白想起了今日市集里遇到的那个姑娘，即便母亲怪怨自己，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亲这样饱受病痛折磨，日益憔悴。董白命人拿来纸墨，写了封信送至莺莺坊。

秦淮河畔美人泪，那一年，艳艳风尘的董白在莺莺坊里住了下来，改名小宛，她成了莺莺坊里另一个鲜亮的传奇，也因她，牵扯出了一段段凄美的风花雪月。

小宛琴棋书画莫不知晓，诗词文赋样样精通。加上她天姿巧慧、容貌娟妍，虽是风尘之人，但性如铁火金石，质似冰壶玉月。对于那些玉箸举馔、金炉飘香的豪门权贵，斗鸡走狗、寻花问柳的纨袴子弟生性厌恶，莫不报以冷眼奚落，因此时常得罪客人，影响了画舫的生意，鸨母自然对她冷嘲热讽。

一向心性高傲的小宛受不得这般委屈，一气之下便自苏州返回到了南京。只是在画舫上的微薄积蓄很快就用尽了，母亲的病情却仍不见好转，债主们天天恶语相加，更甚从前。

这天夜里，小宛刚服侍母亲睡下，坐在窗前看着苍白的月色发愣，几个彪形大汉二话不说就闯进屋来：“欠我们的钱何时能还？”

自母亲病重以来，小宛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再宽限几日吧！眼下实在拿不出！”

“你若再不交，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到时候看病的钱都不止这个数，姑娘是聪明人，想必不会干这种蠢事吧！”

“你今天哪怕逼死了我，我也是拿不出银子的。与其让这笔帐坏死，何不再给我些时日，我定会努力筹钱！”同样的话，这些天已经说了太多遍，小宛说得自己都要腻烦了。

来人也觉得逼死了她，钱是更加收不回了，便说：“好吧，我就再容你几日！”

浓浓夜色下，小宛在窗前坐了一宿。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那哀怨的双眼，有着悲伤与彷徨，岁月的沧桑，停留在此，定格此刻眼眸的感伤，丝丝缕缕，幻化如云如雾，如水中月镜中花。这些突如其来的无奈和苍凉，注定自己此生以后的路荆棘遍布。童年时设想的美好未来，终是不能够了。她开始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负的十字架，逃不开，也躲不掉。

天空出现鱼肚白的清晨，小宛已经收拾好了细软，辞了母亲，回到苏州。鸨母本对她的离去很是惋惜，虽得罪不少客人，但也为她攒下了不少名气。这次回来，小宛提出只陪酒陪游，绝不卖身，任他是谁，鸨母是知道她性格的，便也由她去了。

春花已落，夏叶未老。秦淮河上的歌声从未断去，道尽一世的繁华与落寞。那些年少的梦渐渐抽象成一些雾一样的尘埃，浮在梦境之外的空茫黑暗中，日日夜夜不停坠落。曲终人散，繁华落尽，拾起的却只有一地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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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妓女是如何避孕的

在现代的避孕药具出现之前，过去的青楼女子她们是如何采取避孕措施的呢？史书上鲜有记载，野史上也不多见，影视剧里也是轻描淡写了之。巩俐出演的一部电影，就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妓女在接客之前，喝下一种汤药，说是喝了就不会怀孕了。当然，这种药究竟含有何种成分，无从考证，但关于古代妓女避孕的方法众说纷纭。

有说将麝香放入妓女的肚脐可以避孕，比如堪称中国“红颜祸水”之最的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就有记载采取的是这样的避孕措施。当然，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还不能称其为妓女，但殊归同途。这种贴肚脐叫“了肚贴”。贴在肚脐上，就可以了结女人肚子的受孕功能，再不能怀孕了，不过这“了肚贴”已经失传。

民间还有记载，据说藏红花是宫廷传出来的避孕秘方，说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被宠幸的宫女，就会让太监把这个宫女倒挂起来，给她用藏红花液清洗下身，据说这样可以将宫女体内的精液清洗干净，还有一些野史，说以前皇帝宠幸妃子后，如果说不留的，太监就会帮那女的推拿，确保皇帝的精液不能留在那女的体内，这样可以起到避孕的效果。

但是，即使是现在，也没有百分之百有效的避孕措施，韦小宝就是避孕失败的产物。过去许多青楼女子在从良后，都是终身不育的，就是长期饮用破坏生育能力的一种汤药，以致绝育，说是服用被称做“凉药”的一种可以避孕的药，也含有麝香的成分，会影响生育，但不一定绝育。

也有使用“安全套”的记载，是使用动物的肠衣，有说是羊的，还有说猪膀胱是早期的“避孕套”，但据史料真实记载，西方中世纪宫廷里使用的“避孕套”就是动物的肠衣，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荷兰小帽”。中国古人还用鱼膘作“避孕套”。在博物馆的收藏物中，有古代人用绵羊肠子制成的避孕套，有点接近于现代避孕套的雏形。

在3000多年前的印度和埃及，像鳄鱼、大象这样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的粪便也被用到了避孕药方中。事实上，由于这些动物粪便具有高度酸性，它的确具有一定的杀精作用。不过，动物粪便所带来的强烈臭味显然会影响古代夫妻们的“性趣”。

也有采取喝水银的方法，水银的确可以避孕的，但水银有剧毒，也许可能喝少量的不会死人。现在，在我国的北方农村，许多老年人年轻的时候就采用喝水银避孕的方法，这肯定对身体有很大伤害。于是，过去妓女们喝的茶水或日常食物中就被放入少量的水银，据说效果很好，当然，妓女们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可以避孕的香炉灰什么的，不然妓女们知道水银有毒不敢喝啊！

第二章　旖旎风光　幻化成爱

第一节　花香满金陵　名重秦淮河

秋月当空，水雾如烟。数点冷清孤独的油灯隐约映见斑驳的画船，船上的划桨划开了片片水痕，如水墨画般，亦真亦幻，不知是这潺潺流淌的秦淮河流进了这浑然天成的巨幅画卷，还是这条墨绿色长河从这千年泛着微黄的薄薄画纸中倾泻而出。画舫在秦淮河上静静摇曳，终于被那薄如纱绢的袅袅薄烟所掩盖。

董小宛掀开帘子深深看了一眼，天空早已染上暮色，到处透出一股黑黑的凉意，月色暗淡了，天边的晚霞暗淡了，那条彩色的织锦正在褪去它刚刚染上的光华。院中树叶横斜，影子稀稀疏疏地落在她身上、楼台上，她越发显得弱质纤纤，身姿楚楚。

虽是重回旧里，鸨母对小宛仍然很是看重，慎重其事地为其举行了宴会，遥遥地便能听见画舫上的鼓乐声和鞭炮噼里啪啦作响的声音。画廊上沿篷帐四周挂上九九八十一盏逍遥灯。灯架是专门从楚地运来湘妃竹割制而成，裹灯的布料是五彩绫绢绣制而成。地板之上铺上大红彩绘的波斯地毯，有檀香木制的几榻，有黄杨木制的阑干，还有斑竹片制作的乡村竹篱，几扇雕窗的空隙处则挂了几幅唐宋时的古画。鸨母请动了秦淮河一带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河两岸也聚集了七八百闻风而来的老百姓，兀自在那里喝彩。一时间，很是热闹。

小宛自珍珠垂帘后缓缓走出时，船上的人立马炸开了。

琵琶声声，轻烟慢舞

“这宛儿姑娘果真标致！”

“是啊，真不枉此行！”

只见小宛青螺眉黛长，弃了珠花流苏，三千青丝仅用一支雕工细致的梅簪绾起，淡上铅华。黛眉开娇横远岫，绿鬓淳浓染春烟，有一股巫山云雾般的灵气。皮肤细润如温玉柔光若腻，小嘴不点而赤，娇艳若滴，腮边两缕发丝随风轻柔拂面，平添几分诱人的风情，而灵活转动的眼眸慧黠地转动，几分调皮，几分淘气，腰不盈一握，恍若天仙。

最是那身衣服，美轮美奂，满座人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荷绿抹胸睡海棠，宽袖衫外套半臂，着长裙，系宫绦。裙上百花萦绕，宫绦迎风飘飘，淡然的丝绦上五彩斑斓的彩蝶，似飞非飞的精巧。水容纱的披帛拖地行，如云似雾的缥缈。

琵琶声声，轻烟慢舞，一举手一投足，柔似水，媚入骨。忽弹指琵琶如裂帛，翠衣身影几个弧回旋，裙裾飞扬，宫绦飘散，恰似人在花中舞，彩蝶绕裙飞。

曲毕，小宛盈盈一拜，便退至帘后，只是在座的人却如坠雾中，意犹未尽。仅此一事，董小宛的名字彻底地成为了秦淮河畔的一轮明月，无人不知那只画舫上有这么一位才色俱佳之人。

只是小宛始终性好偏静，纵然每日来到画舫上以求一睹芳容之人络绎不绝，小宛却依然不甚待见，无论出多少银两，都抱定卖艺不卖身的初衷。只是对当时那些聚汇南京傲啸文坛的复社名流文士态度却极为不同，经常一同讲学谈经，主持清议，臧否人物，评议朝政，品茗清淡，评文论画，温酒吟诗，填词谱英，无所拘泥，尽得其乐。

这日下午的天气极好，天色明澈如一潭静水，日色若明辉灿烂的金子，漫天飞舞着轻盈洁白的柳絮，随风轻扬复落。小宛独自坐在镜子前，看着河畔那落于船板上、流水中的片片落花。薰暖的和风微微吹过，像一只手缓缓搅动了身侧那一树繁密的杨花。只见那花朵长得很是簇拥，挤挤挨挨的，间或才能看得见一星碧蓝的天色。

小宛忽然来了兴致，转头吩咐丫鬟：“去取我的琵琶来。”丫头应一声去了。

鸨母这时却走了进来，身后跟了一个年轻男子，只见他，穿一袭海水绿团蝠便服，长身玉立，丰神朗朗，目光炯炯地上下打量着小宛，想必又是哪家的公子吧。

“宛儿啊，这是户部尚书陈大人的公子，你可好生伺候着！”鸨母说完就出去了。

“陈公子有礼。”小宛朝他微微颔首。

“素闻姑娘大名，今日之见，果然不同。”说着话，眼睛却一直在小宛身上游离。

“公子过誉了。”小宛转了身，那人却不饶，欲过来拉小宛的手。

小宛起身走向偏厅：“刚巧我命丫鬟拿了琵琶来，我为公子弹奏一曲吧。”

那陈公子见小宛拒绝，很是尴尬，悻悻地走了，边走还边嚷嚷着：“瞧她是谁呢，既然入了这青楼，还怕人碰不成，装什么清高！”

之前遇到这些事，鸨母还会骂上几句，时间长了倒也懒得费这唇舌了。这些话，小宛自然是听多了也听惯了，依旧自顾自地弹着琵琶。

病眼看花愁思深，幽窗独坐抚瑶琴。

黄鹂亦似知人意，柳外时时弄好音。

董小宛孤傲秉性愈发显露，虽得罪不少宾客，但也被一些高雅之士所赏识和垂怜，常邀她一同游太湖、登黄山、泛舟西湖。旖旎风光下，小宛也会柔情暗涌，而真心诚意地投以娇媚娇笑。在这些儒雅之士的身边，小宛倒也觉得自在，只是难免也会有些附庸风雅之人。

当时有一个叫做梁锦时的官宦弟子，在金陵一带颇有名望。打他第一眼见到董小宛的时候便对她非常倾心，便下了许多帖子去请董小宛到他的庭院中品茶。起初董小宛以为他是高洁之士，就去应酬了。尚未进园，远远便闻得一阵清香，萦萦绕绕，若有似无，只淡淡地引着人靠近，越近越是沁人肺腑，小宛不禁对他生出几分好感。

梁锦时已经在院中设好了酒宴，见小宛到来，立即起身相迎，只是却将手搭在了小宛的腰间。“难得董姑娘肯赏脸，在下今日备下了上好的美酒，你可得好好尝尝。”说着便将小宛拉至身边坐下，满上了酒杯。

董小宛此时才明白过来，品茶赏花只是幌子，只为哄她入园，即使他要硬来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此刻想逃怕也是来不及了，但这梁府又岂是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想到此，小宛不禁一阵恶心，如此庸俗之人，倒真是辜负了这满园的秋色。

幽台独坐

小宛将计就计，笑着说：“小女素来喜欢饮酒作诗，不知大人可否赏脸一起对诗？”

“那是自然，有董姑娘作陪，是梁某的荣幸！”梁锦时笑眯眯地说着，眼睛却并不安分。小宛这时又说：“梁大人，对不出来可是要罚喝酒的。”

“几杯酒而已，又有何要紧？”梁锦时心想我还奈何不了你个女子，便爽快答应了。

董小宛从小便对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而且在苏州半塘之时也经常与母亲一起对饮，酒量自然是不在话下。果然，几个时辰之后，梁锦时就趴在桌上不省人事了。小宛推搡了他几下，见他仍无反应，便小心地从他腰上摘下了一块玉佩握在手中，径直地走出了梁府。刚出梁府的大门，董小宛便将那玉佩丢在了薄情湖中。

回来后，小宛一直郁郁寡欢，恰逢有人邀她共游西湖，她想正好借此出去散散心也好便答应了。西湖断桥上，董小宛看着碧波如顷，波光敛滟，三潭映月如宝石般嵌在湖面，不禁感慨万分：“我多么想化身成这西湖的一叶扁舟，自由自在地泛波湖上，自由自在地漂流！”董小宛的这种感慨，整个秦淮河畔都没有人听到，却飘到了远方多情公子的耳边。就在她离开秦淮河不久，就有一公子慕名到秦淮河去寻访她，那位公子就是冒辟疆。

第二节　深秋寒夜　阳光却盛开

明清时期，如皋城里的冒氏家族人才辈出，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当时的明王朝已成溃乱之势，东北在清兵的铁蹄之下，川陕湖广是“流寇”驰骋的战场，而江浙一带的士大夫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秦淮河畔，妓家所居的河房开宴沿宾，樽酒不空，歌姬的翡翠鸳鸯与书生的乌巾紫裘相交错，文采风流，盛于一时。

冒辟疆自然也沾染了一般豪贵子弟的浪漫风习。冒襄，字辟疆，号巢民。他出生在如皋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祖父冒梦龄是明代进士，对冒襄非常喜爱，两岁时就带在身边。冒梦龄的好友郭子章为他起名为冒襄，希望他能襄助天下；字辟疆，希望他能为国开拓疆土。幼年的冒襄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诗文写得极好，14岁就刊刻诗集《香俪园偶存》。

年少的冒辟疆年轻气盛，顾盼自雄，矫激抗俗，喜谈经世大务，怀抱着报效国家的壮志。当时江河日下，特别是太监弄权，朝纲倾颓，已达登峰造极。1636年，冒襄与张明弼结盟，参加复社，同陈贞慧、方以智、侯朝宗过从甚密，人称“四公子”。他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

“四公子”一心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在南京由吴次尾起草了《留都防乱揭》，历数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罪状，吓得佞臣不敢出门。无奈终因势弱力薄，不但未成气候，后来阮大铖之流死灰复燃，复社受挫，冒辟疆险遭迫害。紧接着清兵南下，明王朝摇摇欲坠。大浪淘沙。吴次尾抗清殉国，方密之隐匿乡间，侯朝宗则降清做官去了。

冒辟疆一心报效朝廷，1627～1642年间，参加了六次乡试，只是官运不济，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四公子”的遭遇以及官场上的怀才不遇，令他深感沮丧。作为一介书生，空怀报国之心，却无用武之地，便索性寄情山水了。

冒辟疆早就听闻了小宛这么一位空谷幽兰之人，正逢途经苏州半塘，便兴致勃勃地专程拜访。偏不凑巧，董小宛已受人之邀游太湖去了。之后又接连去了好几次，都无缘见到董小宛，直到准备离开苏州的前夕，终于得以与她相晤。

冒辟疆拜访董小宛

这是一个深秋的寒夜，董小宛刚刚自酒宴归来，正昏昏然斜倚在凉榻上，半寐半醒。身下是青丝细篾凉席，触手生凉。见来了客人，自是一惊，想挣扎着起身，无奈酒力未散，坐起来都有些摇晃。几番折腾，身上素纭绉纱的衣裳也皱了许多。

榻椅上的董小宛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五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门外的冒辟疆早已看得出了神，待到丫鬟来请他进屋方才回过神来。

“想必今日来的不是时候，扰了姑娘清幽！”冒辟疆弓着身，颇有歉意。

“早就听闻公子大名，今日得见，实乃小女子荣幸！”此时小宛已坐起了身子。

冒辟疆未曾料到，一个风尘女子竟也这般热血心肠，不由肃然起敬。坊间传闻的空谷幽兰、清高冷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奈何我是女子身，想要报国也是不能。”小宛笑着，语气里却是无奈。

“姑娘有这般见地已属难得，在下真心佩服！只是眼下阉贼当道，民不聊生啊！”

“都说戏子无情，谁又知晓我们的苦呢？若能帮忙，也会竭尽全力。”

两人就这样一直聊着，不知不觉月色已浓。冒辟疆惊觉小宛酒后神倦，便连忙起身告辞，只说日后天气晴好时再约一同出游。

董小宛看着他离去的背景怔怔发愣。世间最美好的事不过是与自己心爱的男子白头偕老，幼时曾许下愿景：一定要嫁这世间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平平安安终老，必不能轻易辜负了自己。只是这些年的无可奈何，以为这一生都将这般浑浑噩噩地过。直到遇见了他，让自己对一切又有了希望。往后的日子，小宛时常倚在花藤上，遥望着来时的路，总是想着，那人终有一日会来兑现当日的承诺。

冒辟疆辞了董小宛后，便奉母亲之命往襄阳探望在那里作官的父亲，待到他再回苏州时，已是春光明媚，桃红柳绿了。春日里的半塘，风光锦绣如织如画，仿佛凝了一天一地的明媚云霞，灿烂繁盛到了极点。而山间的花朵，枝叶旖旎，舒展自然，连一茎野草蔓花、藤萝片叶，都带着勃勃的生机，天地间无限自在，连偶尔吹过的风，都是甘甜而恣意的芬芳气味。

冒辟疆再次寻访董小宛，不想佳人已陪客人远游黄山，不禁失望至极。欲离开苏州时，他却意外结识了当时享誉秦淮的另一名妓——陈圆圆，两人颇为投缘，便相约一同游山玩水。只是后来冒父重病，冒辟疆只能辞了圆圆回家照顾，等到父亲病愈，陈圆圆却被国丈田弘遇抢去了京城。楼宇亭台，孤船单月，他只能自己孤身一人雇舟前往之前两人约定好的虎丘。

小舟沿着半塘河缓缓而行，冒辟疆并无心欣赏周遭的美景。远远望去水天皆是一色的湖蓝碧绿，倒影生光。池中零星分置数岛，岛上竟隐隐约约透出一座巍峨奇秀的亭台楼阁，更有奇花异草，别具情致风味。此时已是深秋，湖光正好，沿岸垂杨碧柳盈盈匝地，枝枝叶叶舒展了鲜嫩的一点鹅黄翠绿，千条万条绿玉丝绦随风若舞姬的瑶裙轻摆翩迁。

这等僻静之地还有人家？那定是什么方外隐士、世外高人了！冒辟疆一时来了兴趣，便命船夫靠岸，他则径直向小楼走去。小楼的院门紧闭，悄无声息，冒辟疆上去唤了几次，方有一个小丫鬟来开门，一打听，此处竟是董小宛的家。

“夫人刚过世不久，我家小姐忧伤难持，现在正病卧在床，只怕不宜见客。”翠儿并不识得来人，便擅自回绝了。

“你且回禀你家小姐，说是之前与她约定好的，我只进去问候一声便走。”冒辟疆听了董小宛的境遇后，心疼不已，才数日不见，她却已经历这般苦楚。

翠儿进去不多一会，便又来到门前，径直带他走进了董小宛的客房。

小宛一听是冒辟疆来，强撑起了身子。窗外的月华经或繁或疏的树叶一隔，被筛成了碎碎的明光。梨花早已谢了，树上结了不少青青的小梨子，夜半萧瑟的风，带着索落的花香灌满她轻薄的寝衣，倍显单薄。

“这些日子来我一直昏沉沉，如在梦中。今天一见到君，便觉神怡气旺。”自上次别了冒辟疆，小宛日日思念，如今再见，竟一下来了精神。

“你且好些躺着，身子还没好痛快，可别再感染了风寒。”冒辟疆轻轻地掖了下被角：“夫人既逝，你当放宽了心，这般憔悴模样着实让人心疼。”他明澈的眸光温和而疼惜，几欲将小宛湮没。

“走得倒很安详，病痛折磨了她这些年，也算解脱。”小宛低低地叹息。

“听说姑娘病了，便来瞧瞧，倒提起姑娘的伤心事了。”

小宛却摇头，浅声道：“不妨，有你来陪我说说话我心情也大好了，只怕你不愿来。”含情的眉眼，盈盈欲横，脸色却绯红。

“我自家乡返来，多次拜访姑娘，只是不凑巧，每每都听闻你已出去游玩。后来再寻，便寻不见了。今是凑巧，让我找至此处，不然还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呢。”

小宛听冒辟疆如此解释，心下宽慰不少。总以为是他忘了当日的承诺才不来找她，原来皆是阴差阳错。多日的郁结终于解开，小宛不禁扬起了微笑。

见到董小宛病体虚弱，冒辟疆不忍再多做打扰，几番提出要早早离去，小宛却殷勤挽留。

“明天我要派人去襄阳，把量移宝庆的喜讯报告父亲。如果宿在卿这里，早晨就不能派人去报平安了。等我办妥这件事，再来这里少停半刻。”董小宛这才肯让冒辟疆离去。

夜色在这样的甜蜜与期待里倏忽过去了。仿佛伸手去挽，一抹抹的，从指缝里悠悠滑走，滑去的时候，连手指的缝隙间都带着清露滋润蔷薇时最初的那一抹甜香，叫人欣喜不已。

第三节　青石小桥　如诗如画

翌日清晨，冒辟疆又雇了轻舟赶赴小宛家，只是此时他才有心思欣赏沿途的风景。青石小桥，绿意融融，如诗如画，所幸并未错过这美好光景。

小宛知道他要来，起了个清早。缓缓梳妆，精心描绘，自与母亲移居至此，很久不曾这样用心。她先梳了一个简单的半翻髻，这样显得更加清爽，然后将头上青丝长发蓬松松地往后拢起，一束一束挽好，细致地弄出一个双髻抱面、头顶椎朵的发式。丫鬟会意地往她的发间插入一支漂亮的珊瑚簪，顿时芙蓉添色。董小宛再摆弄了一下流苏，将一颗珠子打在鬓角，光润透亮的珠子顿时好像有了活力一般，欢快地荡起来。窗台上供着一束紫兰，芳香清盈，小宛心下微微一动，便随手摘了两三朵束上，簪在髻边。

小宛心情非常好，都说女人打扮自己的时候是一种享受，何况是为了喜事儿而打扮自己呢？她取出胭脂水粉，拍成桃花妆，点上唇脂，画上涵烟眉。睁开眼，明亮如星的双眸，刹那流转出无限情意婉转。

看着镜中的人，这样清爽的装扮，连心也便得恬静了。小宛不免感慨，从前的种种不快，终归是散去了。她要将最美的自己献与那人，同他一起开启幸福的人生。

冒辟疆来时，小宛已倚在门外等候，容色恬淡，笑生双靥，肤光胜雪，双目似一泓清水。

“姑娘何苦在门外等，也不怕累着自己。”虽是责备，言语中却满是爱意。

“我见屋外天光云影明媚如画，想着身体也好了大半，便出来了。”小宛说着便将冒辟疆迎进了屋，奉上了茶果。

“此番公子前来，妾身的病竟然不药而愈，看来与公子定有宿缘，万望公子不弃！”说出这番话，小宛的头几乎要低到胸前，胸口稀疏的刺绣花样蹭在下巴上微微的刺痒，身后开得灿若云锦的杏花红滟滟地一直映到酡红的双颊上来。

冒辟疆听了不胜欢喜，却怕她只是一时之兴，便道：“我与姑娘交浅言少，如今我未有作为，只怕委屈了姑娘。”

“小女自幼落入风尘，阅人不少，自上次见面便已下定决心，此生只愿嫁与如公子这般良人。怕是公子嫌弃了小女？”小宛听了不禁焦急地回道，声音也失了往日的语调，心房清晰突兀地跳跃着，犹如山间旷然作响的暮鼓沉沉。

冒辟疆却笑着将拥她入怀：“怎的这样作践自己。”小宛却在他怀中嘤嘤抽泣起来。

“乡试在即，待到乡试结束，我便来为你赎身，可好？”

小宛默然，无声无息地笑出来，双手攀上他的脖颈，牢牢地看着他眸中自己的影子。冒辟疆亦不做声，目光凝在她脸上，双瞳黑若深潭，不见底，融融地漾出暖意，只紧紧把小宛拥在怀里。小宛心里的欢喜，漫天匝地，即便此生此世再不能这样，她也甘之如饴。

考试刚完，冒辟疆便兴冲冲地离开闱场，却见小宛正站在闱场对面的旗座旁，带着调皮的笑容向他招手。冒辟疆连忙跑上前去，一把握住小宛的手，关切地问：“你怎么来了！”

“我自己有脚，就怎么不能来，我已到了三天，怕搅扰公子，未敢来见呢！”小宛含娇带嗔地诉说着，还告诉说，她所乘的船在江上遇到强盗，幸亏船家机敏，将船藏在芦苇中躲了三天才脱险，把她吓得半死。

“所幸未有什么事，不然你叫我于心何安？”冒辟疆心疼地轻抚着她的发际。

不久乡试发榜，冒辟疆再次落第，当时的他已过而立之年，既然仕途难成，便索性决定学陶渊明归乡隐居了。只是此时冒辟疆却为难了，小宛的心迹他已十分明了，可他却仍然挂牵着被掳进京的陈圆圆，加上之前虽然允诺要替小宛赎身，怕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逢场作戏尚可，要将她娶回家自己却是未曾想过的。

恰逢父亲的家信送来，令冒辟疆回家商量要事，冒辟疆便将小宛送至苏州，然后自己回家了。

知子莫若父母，冒家长辈自是知道自己的儿子风度翩翩极富才情，同时也喜欢在外面寻花问柳，所让冒家父母欣慰的是，冒辟疆看中的女子皆非寻常货色，残花败柳也不能入儿子的眼。自从冒辟疆与董小宛失会之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郁郁寡欢，奈何家父有事不能离弃左右。

冒辟疆的父母自是知道儿子心中所想，他们对冒辟疆疼爱有加，不愿毁掉儿子追寻快活人生的步伐，所以当冒辟疆提出要将董小宛纳为自己小妾的时候，冒家长辈并没有太大的意见。

1642年的寒冬，刚停了雪，小宛居住的园中积雪并不厚实，满园的红梅，开得盛意恣肆，在水银样点点流泻下来的清朗星光下如云蒸霞蔚一般，红得似要燃烧起来。花瓣上尚有点点白雪，晶莹剔透，映着黄玉般的蕊，殷红宝石样的花朵，相得益彰，更添清丽傲骨，也不知是雪衬了梅，还是梅托了雪。

星光隐隐，雪地浑白，重重花树乱影交杂纷错，像无数珊瑚枝桠的乱影，唯有小宛独自一人一袭轻薄衣裳倚在园中。小翠取了狐皮大衣来要为小宛披上：“小姐可冷坏了自己。”

“冒公子若不来接我，我宁愿活活冻死。”小宛坚定地说。

“小姐身子向来单薄，又是这样的冷天，仔细冻坏了，便听我一句劝吧。”

小宛却笑着取下了大衣递予小翠手中：“这件衣裳是冒公子在苏州买给我的，他说我穿着极好看，指不定他过会就来接我了，我想穿上给他看。”

小翠见执拗不过，便叹了口气回到房中，却写了封信托人送给冒辟疆。小姐这样没日没夜地等，只怕没等到冒公子来，自己身子便垮了。

冒辟疆收到信后，心中甚是感动。既然小宛对自己这样痴心，他又何苦拂了她的意。次日他便准备了些盘缠前往苏州，想要替小宛赎身。

“小宛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岂容你说走就走？”早就料到了鸨母不会轻易放过她，只是小宛早已下定了跟随冒辟疆的决心。

“园中还有许多其他姐妹，论才色她们皆不在我之下，如今我既寻了良人，你可否放过我？我和冒公子必将感激不尽。”

“小宛，不是我不肯放你走，如今许多客人指了要你陪，你这么一走，我该如何交代啊？”

鸨母说着便去擦自己的眼泪，万分为难一般。

董小宛心里却是清楚的：“我亦知道你的难处，这里有些银子，往后的日子你也有所依傍。我的心性你是知道的，这些时日也得罪了不少客人，这些就权当我的小小心意吧。”

鸨母接过那袋银子，瞥了一眼：“我倒不是稀罕这几个银子，可是舍不得小宛你啊。这些年，我可是把你当自己亲身女儿看的。”

“我如今铁了心要走，即便强留在此，也是一副空皮囊，只怕徒增你的麻烦。你何苦为难我们呢？”小宛呜咽着。鸨母却不依，装作没听见。

董小宛心里明白，鸨母只是嫌赎金太少，便起身准备离开：“我再想想，过几日再来看你。”刚转身，便听见鸨母尖利的声音：“这几个钱就想赎身，当我这是什么地方？想走？门都没有！”

回来后，小宛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冒辟疆带来的盘缠也用完了，却仍然只有少数银两。两人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恰巧碰到柳如是与钱谦益游玩至此，柳如是是小宛在秦淮河认识的，两人惺惺相惜，很是融洽。小宛同他们诉说了自己的境遇，钱谦益二话不说便替小宛还清了债务，还费了番周折替她赎了身，并亲自雇船将小宛和冒辟疆送至如皋。他们辞了钱氏夫妇便欢欢喜喜地前往如皋。

崇祯十六年初春，日色若明辉灿烂的金子，漫天飞舞着轻盈洁白的柳絮。空气也很是新鲜，带着湖水烟波浩淼的湿润，两岸柔柳依依的清新和鲜花初开的馨香，让人有蓬勃之气。

自赎身后，小宛便和冒辟疆一路游山玩水，走走停停，寻幽访胜，游无锡惠山，经毗陵、阳羡、澄江，抵达镇江北固山。

恰逢端午节，两人一齐登上金山寺观看龙舟竞赛，四五艘龙舟冲波激荡，溯流而上，气势磅礴，热闹非常。只是游人却被这对璧人所吸引，那女子窈窕婵娟，神姿艳发，所穿西洋布轻衫薄如蝉纱，洁比雪艳，行步之间若有羽衣霓裳之美。那青年书生也是丰姿玉立，气度闲雅。仿若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声声艳羡传进小宛的耳际，她倍感幸福。

“我家中尚有妻子，又未取得功名，只怕委屈了你。”

“此生只要与你在一起，我愿足矣。”

董小宛静静地靠在冒辟疆的肩头，远处最后一抹霞光被黑夜的温腻吞没，一轮弯月渐渐溢出银霜般的光华，唯有到夜幕浓黑时，方可知其璀璨华美。

小宛打了一个寒颤，她不知道这一去是荣华还是其他，只是她已跟定他，笃定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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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文化”：古代妓女才女助文化发展

过去，许多人认为妓女都是下贱的、肮脏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从人类历史上看，妓女开始于宗教卖淫，出自一个神圣的动机，即为神而献身。即使以后卖淫与宗教脱钩，成为主要为经济目的而卖身，然而有些高级妓女对文化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妓女，尤其是清代以前的妓女，在中国古代的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妓女文化”现象。一些家妓、官妓（也包括极少数市妓）则是所处时代歌舞音乐艺术的代表，在推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样说，并不是在歌颂卖淫。“妓”在后世专指卖淫女子，而“妓”原是从“伎（技）”演化而来，“伎”是指专习歌舞等技艺的女艺人。所以在古代，“妓”是娼妓与女艺人二者的统称。二者有区别，但有时也很近似，卖身者有时要卖艺，而卖艺者有时也要卖身。

历史上记载的著名女舞蹈家很多。如汉代“色倾后宫”的赵飞燕原为“省中侍使官婢”，即家妓。

在唐代，谢阿蛮是宫廷舞妓中最著名的，她以表演《凌波曲》而出名，成为唐玄宗李隆基最宠爱的教坊舞妓。关盼盼是唐代徐州著名的舞妓，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并序》云，他出游徐州时曾应邀赴张尚书宴，首次见到关盼盼等家妓表演的舞蹈节目，叹为观止，于是即席赋诗来赞美她。

历史上妓女中所涌现出的女歌唱家也很多，如许永新、念奴等都是唐玄宗时著名的宫廷歌妓。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举行盛大宴会，但万千观众的喧闹声干扰了音乐声，使玄宗很不高兴。这时高力士建议由许永新登台演唱，以止喧哗，果然许永新歌声一起，顿时广场寂静无声，观众都被她的歌喉所吸引了。

张红红也是唐代身怀绝技的音乐家。她原为韦青的家妓，后以艺能被召入宫内，被代宗封为才人，人称“记曲娘子”。她实际上是个作曲家，她创造的“摆豆记谱法”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一大贡献。

这种情况，历代不衰。例如到了明末清初，董小宛、顾媚、李香君、卞玉京等“金陵八绝”和陈圆圆、杜十娘、高娃等，都是名重天下的歌舞妓。还有王月生在南京朱市以吴歌著名，寇白门能度曲，沙才善吹箫，等等。她们的这些绝技，来自天赋，也来自后天的严格训练。

有许多妓女，文才也很好，在琴棋书画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才华。在这方面，唐代的薛涛、鱼玄机、关盼盼，宋代的苏翠、严蕊，明代的马守真、薛素素、范钰等，可谓代表。

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的诗词精华都要被妓女占一席之地。例如《全唐诗》收录有21位妓女作家的诗篇136首。同时，还有不少诗词是歌咏妓女生涯的，如在《全唐诗》中收集的49430首诗歌中，有关妓女的就有2000多首，可见，妓女生涯已成为一些文人雅士的创作源泉。

和中国古代的这些高级妓女相似的是日本的艺妓。艺妓是日本历代首要的玩偶女人，是最好的艺术品。她们首先是“妓”，有时也出卖肉体，但主要是“艺”，以艺术取悦于上层阶级，使他们欣赏，使他们增强美感，所以有人说，艺妓象征着日本的美感。

既然艺妓主要是“艺”，就必须从小接受严格的歌舞和其他艺术训练，她们要掌握许多技艺，还要掌握一定的性爱技巧来为上层武士阶级服务，甚至包括皇帝本人。掌握较高的艺术水平，而且懂得如何取悦于男子，这是一般的良家妇女所望尘莫及的。在人类历史上，妓女从未像江户时代的艺妓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如此突出和重要的作用。

以上这种由妓女，尤其是高级妓女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水平的情况不仅存在于日本、中国，而且存在于欧洲。恩格斯说过：“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妓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般水平之上。”

第三章　静好安尘　甘之如饴

第一节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直到初春，冒辟疆和董小宛才回到如皋家中。冒家十分通情达理，顺利地接受了董小宛这位青楼出身的侍妾。而冒辟疆的父亲也从襄阳辞官归家，一家人欢聚一堂，准备风风光光地迎娶小宛进门。

虽是纳妾，冒家却丝毫不含糊，左面锣右面鼓，唢呐也吹得震天响地，街上人潮拥挤、推搡，欢声笑语水一般涌动。小宛端端正正地坐在小轿中，身上穿着红锦衣，下边是青缎子裙，脚上穿着新的红缎子绣花鞋，头上戴朵红绒花。此时的她，早已泪流满面。以为这是一场华丽短暂的梦，却如此真实。幸福，原来触手可及。

冒府各处都挂着富贵玻璃八宝风灯，贴着吉祥如意大红喜字，灯亮如银光雪浪，字艳似绮丽朝霞。宾客云集，热闹非凡，宴场上一片熙攘，众人的欢声笑语使整个冒府更加喧闹，同时也平添了喜庆的气氛。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前来道贺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崇祯十三年（1640年）时，从山东至浙西，赤旱千里，飞蝗蔽日，如皋斗米千钱，哀鸿遍野。冒襄率先捐家产赈济灾民，在如皋四门设粥厂施赈，每天黎明即起，凌冰冲风。除了救济三千灾民，冒襄还要对县内窭者、瘠者、老者、幼者按日送去米钱，一直持续了5个月之久。因此冒家在当地颇有名望，也深得当地百姓的敬重，这次冒家娶妾，也都前来道贺。

冒辟疆、董小婉故居

小轿绕过正门，走至右侧一袭偏门前方才停下，小宛是知道规矩的，倒也不觉得难过。冒辟疆早就在门口等候，待到轿子落地后，小宛才在姑子的搀扶下走下轿来。她穿过正厅走进了偏房，房中檀香袅袅燃起，花梨木方桌，托盘里是红艳艳的绸缎。

橘红色的烛火将四周照亮着，灯光羞涩得一跳一跳，漾漾地散开一阵阵温暖的光，慢慢沁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也沁入佳人的心房。灯光照在人的脸上，人脸上也微微颤动着灯光的温暖橙红。红色的蜡烛欢喜地垂着眼泪，凝结成了一棵灿烂的珊瑚树，泪迹继续含羞而愉悦地流淌，就好像小宛心中的股股暖流。

“你在做什么？”冒辟疆自屋外走进了，声音并不大，却颇有几分醉意。

董小宛转过身浅笑盈盈：“我在瞧那蜡烛，宾客都散去了吧，相公想必也累极了。”便走过去服侍冒辟疆脱下锦衣。

“不过是普通蜡烛，有什么好瞧的，你竟这样高兴？”

“妾身曾经听闻正室嫁娶时的新婚之夜必定要在洞房燃一对龙凤红烛烧到天明，而且要一双烛火同时熄灭，以示夫妻举案齐眉，白头到老。”

“哦。”冒辟疆淡淡地应了一句，抬头看了看床前那摇曳着火光的红烛。

“我知自身是妾，倒也不奢望，只是看着这红烛高照，倒也高兴，你可觉得我傻？”

冒辟疆轻轻抚住小宛肩膀，摇了摇头。迎娶小宛过门，并非有多少真心，若不是她寒冬企盼，若不是流言蜚语，也并非愿意纳一非真心人为妾。

“我但愿能与相公你白头偕老。”小宛温婉地说着，并没看到冒辟疆脸上的无奈和踌躇。

董小宛自嫁进冒家后一洗铅华，尽心尽力服侍冒家人，事事亲力亲为，深得冒母马恭人和冒妻苏元芳的喜爱，一家人相处甚是融洽。冒辟疆的原配妻子苏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理家主事的担子来，恭敬柔顺地侍奉公婆及大妇，悉心照料秦氏所生子女。冒家的全部账目出入全由她经手，她料理得清清楚楚，从不私瞒银两。

董小宛为人十分谦恭，有人来访时，她总是默默地站在冒辟疆的身边，一家人一同用膳时，她总是在旁端茶倒水，不亦乐乎。待马恭人命她坐下，她也是诚惶诚恐，人家强之再三才肯坐下，不大会儿，复又站起，恭立如初。对待下人也颇为友善，因而深得冒家上下的欢心和敬重。

闲来无事时，小宛也会潜心书法，她见董其昌仿钟繇笔意为辟疆书写的《月赋》，非常喜爱，着意临摹，还到处找钟繇的字帖。后来觉得钟繇的字体稍稍偏瘦，又看到他的《戎辂表》将她推崇的关羽称为贼将，便废钟帖而改学曹娥碑，每天几千字，从不错漏。她的画也很是出彩，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动人，尤以《彩蝶图》最为著名。

冒辟疆闲居在家，潜心考证古籍，著书立说，小宛则在一旁送茶燃烛；有时也相帮着查考资料、抄写书稿；丈夫疲惫时，她则弹一曲古筝，消闲解闷。

这天吃过午饭后，冒父的旧友余怀前来看望他，余怀曾在冒父落难时雪中送炭，冒父对其很是感恩。“听闻小宛姑娘琴艺颇佳，可否为我弹奏一曲？”

冒父感念其是救命恩人，也不便推脱，只好说：“小宛，你便小奏一曲吧。”

只是此事却惹恼了冒辟疆，待到客人走后，他恶狠狠地同小宛说道：“你如今已是人妾，怎地这么不知廉耻，抛头露脸的，你让我脸往哪搁？”还未等到小宛开口，他又继续骂道：“以后你就待在房中，哪也别去，你要是喜欢卖笑，你回半塘去便是了，我立刻写了休书给你。”

董小宛听着也不做声，过了一会儿，冒辟疆也不吱声了，她方才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冒辟疆，说：“相公，你怎么不骂了？”

冒辟疆诧异地看着她，许是自己语气太重了，心中不免觉得些许愧疚。

董小宛却擦了眼泪，笑着说：“相公今天这样生气，是因为待我如自己的妻子，而不是秦淮河上卖笑的小宛，你这般待我，我自然甚是感动。你多骂几句又有何妨？”

冒辟疆听小宛这么说，蓦地心中不由得一颤，噎住了。半晌，他才慢慢地直起腰，觉得一股热流从胸膈间冒了起来。那是一股遥远的、辛酸的热流。他转过身，默默地、深长地望着小宛，末了，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直到这一刻，冒辟疆终于发现自己接受了这个温婉多情的女子，当初娶她或许还有些逼不得以，如今，倒真的生出几分真情来。想起洞房花烛夜小宛曾许下的心愿，心突然柔软了，与这样一位真心待自己之人举案齐眉，也未曾不是件幸事。

董小宛素来爱菊，自住进水绘园后，便栽植了许多不同颜色的菊花。时下菊花开得正艳，满园馥郁的花香，清爽宜人。她与冒辟疆一同培育的剪桃红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有风云之态。一夜暴雨之后，这些花却顶着秋霜开得更加娇艳。

小锄秋圃试移来，篱畔庭菊手自栽。

前日应是经雨活，今朝竟喜带霜开。

一旁的冒辟疆听到，也欣喜地回应道：

玉手移栽霜露经，一丛浅淡一丛深。

数此却无卿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

后来小宛担心菊花终不如松柏的坚韧，还是将剪桃红搬进了她的寝室。每晚高烧绿烛，围起三面白色屏风，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花间，菊影人影参差蔓妙。

董小宛不仅懂得赏菊，更精通菊花的食用。将菊叶洗净，用开水烫过，放入盘中，浇上调料，再将蛤喇肉、蛋白丁或皮蛋丁铺入其上，看上去就非常清爽。或者采摘菊花的鲜嫩头部茎叶，洗净待用，水烧沸，放入汤料，打只鸡蛋搅成花，待汤再沸后，即将洗好的菊花放入其中，再淋上几滴麻油，即成一碗清凉解渴、降火明目的上好素汤。

董小宛见冒辟疆每日看书写字，眼睛常酸涩不安，便每日用新鲜的菊花蕊泡了茶给他。

“这茶的味道格外清冽沁香。”冒辟疆抿了一口，微笑着说道。

“我亲手烹煮的，还望相公莫要嫌弃。”小宛嘴上说笑着，眼神却忐忑不安地看着他，盼他品了茶能欢喜，却又怕这茶味不合他意。

“就你的心思最巧，我瞧着这茶放了杭白菊、枸杞，其余却不清楚了。”

“倒没什么特别，只是取了寒冬的第一场雪水，放了些许松针，泡上半个时辰，才有如此清新，明肝清目、温热滋补是再好不过了。我想着相公日阅完卷，眼睛定是劳累不堪。”

“古人云茶可清心，今日喝了你的茶，方知不假。”冒辟疆一双清目细细地看着小宛。

小宛脸上微微一红：“相公过誉了，妾身闲来也是无事，便在这些琐事上下些功夫了。”

不仅在茶上费尽心思，小宛还亲自参与焙茗的过程，甚是精妙：先用上品泉水清洗容器；然后用竹夹子把茶叶放入容器，反复清洗，去尘土，枯黄的枝叶需用手搓干，然后合上盖；第三步，片刻后揭盖，见茶叶青绿可人、香气扑鼻，遂注入滚水而成。夏天讲究先放茶再放水，冬天则反过来。

那段日子，是董小宛一生最舒适安逸、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不管天气多冷，只要不下雪不下雨，冒辟疆都要和董小宛到梅花树下品茶、谈诗、论画，有时指点江山，大谈时局。冒辟疆外出时董小宛便写诗、画画，乃至水绘园里的各个亭阁楼台内都挂着她的手笔，其气韵令偶尔来拜访的如皋文人折服。

第二节　诗意人生　色香性情

董小宛最令人心折的，是把琐碎的日常生活过得浪漫美丽，饶有情致。但小宛天性淡泊，心慧清馨，不嗜好肥美甘甜的食物。用一小壶芥茶温淘米饭，再佐以一两碟水菜香豉，就是她的一餐。虽然简单，却很有讲究，得用新采摘的芥片，取三泡之温汁和饭而食，吃入口中满是畅快。因为芥片不仅带有花香，更有奇妙的婴儿体香，和饭而食，不仅能增活气，更能清洁肠胃排毒气，实为养身饭食之极品。

董小宛日常生活中的浪漫情致

冒辟疆却喜好甜食、海味和腊制熏制的食品，小宛便为他制作出鲜洁可口、花样繁多的美食。她不仅在中间加上适量的食盐和酸梅调味，还采渍初放的有色有香的花蕊，将花汁渗融到香露中。这样制出的花露入口喷鼻，世上少有。其中最鲜美的是秋海棠露。海棠本无香味，而小宛做的秋海棠露独独是露凝香发。酒后，用白瓷杯盛出几十种花露，不要说用口品尝，单那五色浮动，奇香四溢，就足以消渴解酲。

冒辟疆在家设宴款待杨龙友、杜茶村、白仲调等文友时，众人提出要小宛亲自下厨，做一道从未尝过的美味佳肴。小宛拗不过大家的美意，只好答应。她在苦思冥想中，灵机一动，取一大把鱼肚塞在肥嫩的白鸡膛里，加作料熬成一锅雪白的浓汤，端上桌后，芳香盈席，一个个吃得眉开颜笑，纷纷询问菜名。

小宛刚刚报出“鱼肚白鸡”四个字，一旁聪明的方密之已经品出了其中含意，鼓掌应道：“吃掉这只鸡，剩下就是余、杜、白三位了、真正是余子秦淮收女徒，杜生步武也效尤，白君又把尤来效，不道一齐下汤锅。”一首即兴歪诗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自那以后，小宛迷上了煮食，她经常研究食谱，看到哪里有奇异的风味就去访求它的制作方法，而最负盛名的就是董肉。董肉又名虎皮肉，其油亮光滑，纹似虎皮，软烂醇香，肥而不腻。烹煮过程十分繁琐，小宛却毫无怨言。选择肥瘦均匀的带皮肋条猪肉，将其在火上烤黄，放在温水中泡软，刮去黄焦皮及脏物，烘干后在皮上划成虎纹花刀，再放入沸水中加入调料，用文火煨两个时辰。待到肉3～4成熟时，把肉翻过去再继续煨一个时辰，呈红色时取出冷却，改切薄片，每片半厘米厚，长一寸半，宽一寸，码于大碗内，加黄酒、酱油、糖、葱、姜适量，上笼蒸至酥烂时将其捞出，把肉皮朝下，放在碗内，把汤汁淋在肉上，再加上待用的雪里红梗，上屉用旺火再蒸半个时辰。而后皮朝上扣入盘里，把汤汁浇入炒勺中待浓后，浇在肉上即成。

董肉

常常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做出一道董肉，小宛却丝毫不觉得累。只要冒辟疆夸一声好吃，她便如小女孩似的兴奋很久。

小宛腌制的咸菜更是闻名于方圆百里，用冬春水腌制的咸菜，黄者如蜡，青者如翠；蒲藕、笋蕨、野菜、枸蒿等各种时蔬一经她巧手，都有一种草根异香绝味，色彩夺目，香气浓烈。她做的火肉有松柏之味，风鱼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松虾如龙须，油鲳如鲟鱼，烘兔酥鸡如饼饵，一匕一脔，妙不可言。

夏至时，董小宛就会榨取新鲜桃子汁、西瓜汁，把所有的穰子、筋络都过滤掉，用细火煎熬再加糖搅拌仔细地精炼。即使炎热酷暑，小宛也一定亲手榨取这些汁液，她还亲自坐在炉火边静静地看着火候，不让它熬焦。用文火煎到七八分稠时，放糖进去搅拌后细炼。这样制出的桃膏看上去像大红琥珀，瓜膏比得上金丝内糖，颜色鲜红，香甜可口，在夏日吃来格外清凉爽口。即便是盛夏，为了保证汁液的鲜洁，小宛也亲手漉取。

小宛做豆豉也是极尽巧慧变化。取上等黄豆，颗颗饱满，以九晒九洗为标准，每颗黄豆外面的膜都要剥去。加上各种精细的配料，瓜、杏、生姜、桂皮以及酿造豆豉的汁。豆豉蒸熟后端出来，粒粒可数，而香气、颜色、滋味远远优胜于一般的豆豉酱。小宛还把一般的红腐乳进行精加工，首先把红腐乳烘蒸五六次，使内肉酥透，然后削去表皮，加上各种调味品，几天之后，这种红腐乳的味道比福建建宁的三年陈腐乳还要胜过一筹。

冒襄喜欢喝酒，但多饮无益，董小宛便想方设法通过改进，制出了一种解酒剂——花汁糖浆，进口喷香，感觉奇异。她事先将每逢节气采摘的鲜花果品放入准备好的若干个糖罐中，每一只糖罐只放一种花或果，等到完全浸渍后，取出的花果可以佐餐食用，剩下的糖浆由于附上了花果的颜色和香味，摆上酒桌，足以让微醉的人精神大振。

这天小宛又酿了蜜枣，便端着一个提梁鹦鹉纹的银罐，来到书房与冒辟疆一同品尝：“妾身新做了些吃食，相公要不要尝尝？”

冒辟疆素来是知道小宛的手艺的：“又做了什么新鲜玩意呢？”说着便拈起一颗蜜饯海棠道：“这是什么？又酸又甜，很是可口。”

“近日海棠树上结下了不少果子，但却多是酸涩，扔了怪可惜的，我便想着放在蜜糖里腌渍，便能盖过这酸味了。”小宛边说着边盛了一小碗递给冒辟疆。

“听着简单，只是这味道……淡淡的酸味，却也不是一味的甜腻。”

“这些蜜糖我是拿每年春分那日的蜜蜂摘的梨花蜜兑着冬天梅花上的雪水化开，那蜜里滚进了当年金银花的花蕊，为的是清火。用小火煮到蜜糖里的花蕊全化不见了，再放进填了玫瑰花瓣和松针的小瓮里埋在园后的海棠树下封存了一年，为了做蜜饯海棠方才取了出来。”小宛不无得意地说，“相公可是喜欢？”

“喜欢，近来总是食欲不佳，吃了几口，倒觉得胃口大增了。”冒辟疆称许道。

“相公喜欢便好，我日日做给你吃，可别吃烦才好。”

而董小宛最拿手的点心，其实不是这蜜饯海棠，而是董糖，是她在金陵学得粗枝后精细加工而成的。以上等白面、纯净饴糖、去皮芝麻、花生仁、椒盐、玫瑰、桂花等制作的色白微黄的酥糖，切成长五分、宽三分、厚一分的小块，入口易化，老少咸宜，食之满口生香，食后回味久长。

董糖

后来史可法路过如皋造访水绘园时，董小宛特地拿出银锅、银铲亲自操作，精心制作出一块块独特风味的酥糖款待贵宾，并多做了两箱酥糖请客人带回去犒劳将士。

这位抗清名将吃后赞不绝口：“此去扬州，如能获胜，我一定派人来学做此糖，取名董糖，遍飨全军。”董糖自此名扬。

月华疏朗，花枝影曳最为小宛所倾心。夏夜纳凉，小宛喜欢背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为领略月色之美，她常随着月亮的升沉移动几榻。半夜回到室内，她仍要推开窗户，让月光徘徊于枕簟之间。月亮西去，她又卷起帘栊，倚窗而望，恋恋不舍，还常常反复回环地念诵李贺的诗句“月漉漉，波烟玉”。“我和你一年四季当中，都爱领略这皎洁月色，仙路禅关也就在静中打通。”小宛就是这样在自然平实的日常生活中领略精微雅致的文化趣味，在卑微的生命中企慕超脱和清澄的诗意人生。

小宛和辟疆都喜欢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小宛最珍爱“女儿香”。小宛使用沉香的方法和俗人不同。俗人是把沉香放在火上烧，烟扑油腻，须臾即灭。不仅体察不到香的性情，而且烟气沾染上襟袖还带有焦腥味。小宛采用的是隔纱燃香法，讲究品香时的情调。寒夜小室，玉帏四垂，点燃两三枝红烛，在几只宣德炉内燃沉香，静参鼻观，就好像进入了蕊珠众香深处。

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漱漱，像是极亲密的低语喁喁。那声音隔得那样远，仿佛是在遥不可及的彼岸，温柔地召唤。董小宛静静地聆听着空气里的静谧，闭目沉醉。心里有莫名的感动，仿佛冬日里一朝醒来，满园冰雪已化作百花盛开，那样美好与盛大。

第三节　烽火狼烟　乱世流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清兵入关南下，江南一带燃起熊熊战火。一些明朝旧臣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阮大铖投靠马士英，当上了南明的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权势煊赫。

四月五日，清兵从归德府出发，分三路进攻南明。固山额真准塔率东路军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兵锋所及地区包括宿迁、淮安、兴化、通州。五月二十五日，扬州失守，冒起宗的同年史可法殉国。

斯时，风闻李自成的旧部高杰驻兵如皋，高杰声誉极坏，残暴不仁，当时的县令又懦弱无能，百姓人心惶惶，绅衿大户吓得作鸟兽散。冒辟疆家在如皋城内集贤里，冒起宗本打算闭门自固。但过了几天，前后三十多家，只有冒家的烟囱里还飘出炊烟，其余人家都纷纷举家外逃。瞧这情景，马恭人和苏元芳也按捺不住了，计议奔江阴往江南避难。

冒辟疆

入夜后，冒辟疆找来小船，领着全家人冒险夜行，准备前往湖州。夫妇颠沛流离，几次都险陷绝境。

冒辟疆立在船边，一袭蓝袍，身形消瘦：“这一去，路途遥远，还不知生出什么变数，万事都须谨慎才好，只是这起居劳顿，总是需要些细碎银两，这又走得急，倒不知如何才好。”

众人听他如是说，方才想起匆忙起身，连这些都未准备。

董小宛却拿出一只布袋，里面有许多一分左右到一钱左右的碎银：“相公，这些银子我一早就备下了，上面都用小字标明轻重，以便仓促之中能随手取用。”

“还数你细心。”马恭人夸许到，只是大家却没有太多时间闲话家常，冒家雇的二百人护船已经悉数到了。出发前，冒辟疆思虑到水路难免受阻，万一遇到狂风暴雨，只得随路登岸，这一来一去，直到雇到车轿后方才启程。却不料刚行了几里，恰逢落潮，船就搁浅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行人正因上行不得而踌躇万分，却见北处江口，有几百个强盗让六条船互为犄角，守住隘口，正等待时机采取行动。幸得落潮使得强盗的船只也不能下行逼近冒家的船。正僵持不下时，一船夫前来告知冒辟疆，说是出江不远，有别口可以登岸。

冒辟疆连忙吩咐划船靠岸，原先雇的车轿正好能乘坐七个人，其他行李婢女都弃置在船中。强盗派人威胁辟疆说，若不置送千金给他们，便包围他们歇脚的朱家宅院，四面放火。

冒辟疆哪里愿意将银两这样送人，想来冒家在如皋也算是大户，今日却遭逢此祸。

“根本就是趁火打劫！”冒十指用力地蜷曲起来，又恼又恨，血气直在胸口激荡不已。

“倒是气坏了身子，既是强盗，哪有道理可讲？”小宛无奈地劝慰道。

“那就任他宰割？”冒辟疆哪听得进去，脸都涨得通红，眉毛也一根根扬了起来。

“眼下我们也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的，倒不如拿了些许银两出来，请这些护船之人在庄外守候，也能拖些时辰，我们连夜赶路便是。”冒辟疆觉得小宛这主意不错，便连忙吩咐了下去。只是却激恼了那些强盗，冒辟疆只得领着全家从庄后的竹园中蹒跚而出，连滚带爬逃往南京。

冒辟疆画作

秋水寒山落日斜，江南江北总无家。在凄苦仓惶的奔波中，冒辟疆只顾扶着老母亲妻儿赶路，任董小宛独自在后蹒跚。苏氏心疼小宛，劝冒辟疆也要顾着她，董小宛却很是大度：“大难临头时，你首先要顾及老母亲，其次顾及姐姐、儿子、小叔，我如果跟不上，死在路上，也死而无憾。”

这次遇险，使他们的行囊大半散失，小宛所珍爱的书画文物也丢得干干净净。

到达南京时已是八月，冒辟疆擦掉了一身的战火，便匆匆忙忙参加了廷试。冒辟疆一直颇有才情，只是官运不济，但这次廷对却表现不俗。

阮大铖知道冒辟疆廷对第一后，派人登门游说，以“执贽”阮氏门下为条件，许以翰林院编修之职。冒辟疆言辞拒绝，并同前来送信之人说:“你回去禀报你家大人，执贽二字且送还给他！”之前冒辟疆确实有出仕的打算，只是前天夜里发生的事却令他打消了念头。

那日，他看见董小宛静默地站在院中杏花树下，神情凝重，便走向前去：“你何以站在此处，我看你已站了许久，可是有何心事？”

“妾身只是看到春尽花落，不免怅感身世飘零，竟不知未来葬身何处？”

冒辟疆心中一惊，她许是估摸出了自己的心事，出仕南明，弃她而去：“你总是思虑过重。”小宛却并不搭理他，弯身一片片拾起那些落花，筑以香冢，悲泣残红。

那人回到阮府后，将冒辟疆的话一字不落地说与阮大铖听。还未等他说完，阮大铖已经恼羞成怒：“好你个冒襄，敬酒不吃吃罚酒！”便吩咐了锦衣卫以谋逆之名抓捕以冒辟疆为首的四公子。侯方域潜逃，陈贞慧入狱，冒辟疆连夜逃往扬州，方躲过一劫。

途中，冒辟疆嫌累赘又想抛弃董小宛，婉转言道：“我有年友，信义多才，以子托之，以后如复相见，当结平生欢。否则听子自裁，毋以为念。”

董小宛懂他的意思，却依然不曾生气：“相公全家都是百倍重于我的人，理应顾着他们，我不该让你分心挂怀。我如保全性命，一定等你来，如有意外，大海就是我的葬身处。”一番言语，薄情的冒辟疆也不禁羞红了脸，愧疚不安。她深情挚爱，自己却凉薄至此。自那以后，冒辟疆绝口不提将她托付于他人之事，只埋头赶路，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快到如皋的前一天夜里，天气晴朗，一轮满月将清光撒了一地。董小宛感到很是奇怪，她从未见过春天有这么好的月光，所以那天多赶了路。车夫也熟悉这路，也想早点回家，尽快结束这动荡不安的旅途。当马车终于在冒府大门前停下来时，小宛却长长地叹了口气，继而扑进冒辟疆的怀里，语气里带着哽咽：“相公我们终于回家了！”

回到劫后的如皋后，缺米少柴，日子变得十分艰难，多亏董小宛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冒辟疆却在这时感染风寒病倒了，下痢兼疟疾，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疟疾发作寒热交作，再加上下痢腹痛，冒辟疆几乎没有一刻能得安宁。

年迈的冒老爷因这一年的辗转流离身体早就大不如前了。冒辟疆一病，整个冒府犹如雪上加霜，沉浸在浓厚的阴霾之下。丫鬟、小厮们都小心翼翼地做着手上的活，生怕打破了这沉重的寂静。

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到了董小宛的身上。既要料理家事，又要照顾冒辟疆。董小宛把一张破草席摊在冒辟疆的床榻边作为自己的卧床，一直守候在旁，悉心照料，无微不至。只要丈夫一有响动，就马上起身察看。恶寒发颤时，她把丈夫紧紧抱在怀里；发热烦躁时，她又为他揭被擦澡；漫漫长夜，冒辟疆悠然安睡，董小宛还提心吊胆地时不时起来查看。

春寒料峭，这天夜里又下起了大雨，冷雨敲打在木格的窗棂上噔噔作响，间或夹杂着冷风刮过，其声如鬼魅呼啸一般，惊心动魄。那雨气的寒冷，隔着窗纸，亦锋利地逼上身来。小宛从梦中惊醒，急忙起身去看床上的冒辟疆，见他睡得安好，方才放下心来。她蹑手蹑脚地替他掖好了被角，静静地坐在床沿上，这一夜是再不能寐了。

小宛在心中默默祈祷：“但愿相公早日好起来，哪怕让我承受这些痛楚我都愿意。”

冒辟疆这一病就是半年，董小宛竭力照顾冒辟疆，自己则每天只吃一餐粗粮，乃至星靥如蜡，弱骨如柴，最后苏氏实在不忍心了，要求暂代董小宛照看一些时日，让她也顾着自己的身子。

董小宛却怎么也不肯，她说：“你的身子也一直没好全，还得日夜照顾相公，要是累坏了，家中这些大事小事，怕是真的没有主意了。”

“只是你这样不分昼夜的，我们瞧着都心疼，相公也不愿见你这般啊。”

“只要相公活着，我即便是死了，也是甘愿。万一相公有何不测，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苏氏见执拗不过小宛，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经过五个多月的折腾，冒辟疆的病情终于好转，而董小宛已是骨瘦如柴，此时的董小宛已经染上了可怕的肺痨病，而她自己却全然不知。

这日，董小宛坐在镜子前梳妆打扮。这些时日一心念着病榻上的丈夫，竟不想已经长时间地未曾对镜自照。当昏黄铜镜中萧条的容颜仓惶映进她的眼帘之时，连小宛自己的心也有一瞬间的抵触和不相信，这竟是她么？一双死灰一般的眼眸，蛰伏于突兀耸起的高高颧骨之上。眼中的沧桑已经沉到了底处，像浪涛淘尽后的沉沙，无声伏在黯沉的铜镜深处，波澜不起，一如古井，哪怕淘起碎影千波，终究亦是迅即归于平静，黯淡到无泪可流，不能自已。

第二年暮春，天下已由明变清，冒辟疆终于病体初愈，全家返回到了如皋城。水绘园里开了一树一树红滟滟的石榴花，无心无肺一般开得如火如荼。

时光的印刻残忍而分明，一晃眼，竟恍如隔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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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中的妓女

古代小说中塑造的妓女形象，形形色色，数量可观。有的作者，把妓女写作佳人，书生与妓女的故事变成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譬如唐人的小说《李娃传》，再如《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写得又像千金小姐，又像妓女。有的作品，表面上看，写的是仙女，但其实写的是妓女。文人津津乐道的阮晨、刘肇遇仙的故事，其实不过是一场变相的艳遇，不过是将文人的艳游化作一场仙凡之恋。既无家长的阻隔，又无责任和义务，连日常的油盐酱醋都不用考虑，除了妓院，人间哪有这种温柔之乡！《游仙窟》里的十娘，虽然自称“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其实看她的行藏，只是一个高级妓女而已。所谓仙窟之游，其实不过是嫖娼。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面对妓女时的心态。文人把狎妓视作风流韵事，所谓“诗酒风流”，是一种潇洒的生活态度的体现。文人常有怀才不遇的心态，而妓女多有“女为悦己者容”的心理，一边是才华没人欣赏，一边是美色没人欣赏，双方一拍即合。巨眼识得英雄，赢得风尘知己。《聊斋志异》中那些投怀送抱的狐女鬼女，往往带有妓女的影子。这些女孩在两性交往中常常很主动，对男方一见面就提出性要求并不反感，至多是“亦不甚拒”，半推半就。“生有拘束，死无禁忌”（《鲁公女》），这就是《聊斋志异》的秘密。她们对男子的用情不专，也不太在乎。莲香之反对桑生与李氏来往，只是为桑生的健康着想。胡三姐为了取悦尚生，把自己的妹妹胡四姐献了出去。试想一下，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女子吗？可能有，但很少。封建社会中，女性而能够主动，则妓女最有可能。但妓女是为钱卖身，而狐女却不是为了钱，则狐女比妓女可爱多了。蒲松龄在《鸦头》一篇结末的感慨中说：“妓尽狐也。”即是说，妓女都是妖冶媚人的狐狸精。从这一点来看，《聊斋志异》里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的狐女鬼女，都有妓女的影子。所以一方面是“妓尽狐也”，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说，“狐尽妓也”。可是，《鸦头》一篇，境界比较高，写出了不甘为妓的女孩与命运的抗争。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蒲松龄有男性的自私，同时又同情受侮辱受压迫的女性。他有娇妻美妾的思想，有坐拥双美的幻想，也会歌颂知己之爱、生死之情。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矛盾和复杂。

蒲松龄应该很了解妓女的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作《日用俗字》，其中有一章，对妓女的生活有非常具体的描述。写妓女值得人同情的一面，“娼妓一流最可哀，全凭笑脸赚钱财”，“连夜奉承不眨眼，打盹也须勉强陪”；写妓女的依门卖俏、站街拉客：“衩裤站门嗑瓜子，歇怀露乳立当街”；写妓女的送旧迎新、并无真情：“乍见交欢情似火，久离泣说瘦如柴。初同鸳枕魂消去，才听鸡声泪下来。方因送旧啼声断，旋为迎新笑口开”；写妓女年老色衰，为老鸨所弃的悲惨下场：“白发上头客不至，红粉绝气死无材。败残苫箔犹堪卷，乱散堈中便可埋”。因为作者很了解妓女的真实的生活，所以他能够写出鸦头那样宁死不肯接客的雏妓。

——选自张国风《话说聊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四章　不离不弃　笃定此生

第一节　洗尽铅华　伴君侧

短短一年时间，冒府早已被毁坏得凋零不堪了。那日里，名花盈风吐香，佳木欣欣向荣，加上飞泉碧水喷薄潋滟，奇丽幽美，如在画中，眼下却是这般破败了。

一路的奔波逃难，冒家早已家徒四壁，丫鬟家丁也散去了大半，日子变得艰难起来。

春雨潇潇，起先只是淅淅沥沥的如牛毛一般，后来竟是愈下愈大，渐成覆雨之势，哗哗如柱，无数水流顺着屋檐急急地飞溅下来，像透亮的水帘般垂在门前。天地间的草木清新之气被水气冲得弥漫开来，一股子清冽冷香。

董小宛看着眼前如千丝万线织成的细密水帘，漫身道：“小翠，去取了我的古琴来。”

因许久不碰，琴上早已落上了厚厚的灰尘，小宛轻轻地拭去，弹唱起李煜的《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幼年时母亲曾教她用埙吹奏此曲，很是清丽幽婉，如今用古琴弹来，便平添了几分忧愁。

董小宛哀怨地弹唱着，当她再次弹到“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时候，“咔嚓”一声，琴弦断了！她怔怔地看着断弦，心里一酸，泪水悄然滑落。

“无耻，真是无耻之徒！”冒辟疆大气嚷嚷着从外面进来了，一脚将本已摇晃的门板踢得嘭嘭直响。

“相公，可是出了什么事了叫你这般生气？”董小宛吓了一跳，连忙揩去脸上的泪痕，赶忙起身倒了一杯茶递予冒辟疆。

“堂堂经略使洪承畴，口口声声宁死不降，只听得清朝皇后那几句狐媚之语，筋骨全散了，剃发称臣乖乖地成了鞑子的奴才！这还不说，现如今他穿着那个小皇帝赐给他的顶戴花翎和黄马褂，到江浙湖广做什么五省经略来了，也只有他还有脸面这般招摇！我若是他，恨不得寻了地缝钻进去！”

“哦，”董小宛轻叹一声，“冒郎，人各有志，那钱老爷和龚老爷不也都做了北朝的大官了吗？生死关头，这样的行径，真不如我们女子了。如是姐姐嫁了钱老爷真是不如愿啊。”

“钱先生不是已经后悔了吗？可怜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还四处奔走呼号，也真难为他了。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唉！”冒辟疆长叹了一声，跌坐在床上，他面容瘦削，鬓角已出现了白发。“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于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这可恶的辫子，拖在脑后，不三不四的，真恨不得一刀剪了去！”

“瞧你说的什么话，他们要失了气节，我们也是没法，权当做好自己便是。”小宛见冒辟疆早已气得口鼻扭曲，也不好再说什么。

“方才进门，只记得生气，倒未曾注意你可在弹奏琵琶，只是听着怎么这么愁怅？”

“不过是闲来无事，瞎弹罢了。”小宛淡淡地回应着，似乎不愿多说。

冒辟疆何曾不知，自她嫁给自己，真真是一天的好日子也不曾有过，她也不曾抱怨，真是难为了她。只是扪心自问，的确是亏欠不少。

顺治三年（1646年），两淮盐运史姜真源特荐冒辟疆为监军，扬州兵备道周亮工把冒辟疆作为人才推荐，在京的大臣陈名夏、赵开心、龚鼎孳也纷纷举荐冒辟疆，但冒辟疆都托词亲老，或称病，不肯出仕，而宁愿和董小宛一道隐居水绘园，徜徉台榭林塘之间，课鸟观鱼，品花累石。

冒辟疆一直有整理四唐诗的打算，为此购置了许多唐代诗人的全集，准备将诗人按生年排序，类分逸事，汇集众评，广搜遗佚，细加评选，以期成一代之大观。他既决计归隐，便有大量时间来做这件事。董小宛整天帮助辟疆稽查抄写，仔细商定，乐此不疲。在这段时间里，小宛嗜书成癖，等身之书，周环座右，午夜衾枕间，仿若怀抱数十本唐书而卧。

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他曾在如皋抚养抗清志士遗孤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明末四公子”陈贞慧的儿子陈其年、方以智的儿子方中通、方中德，安徽戴本孝兄弟，魏大中的孙子魏允楠等，陈其年在如皋冒府生活长达八年之久。

顺治四年正月，如皋赵五、刘七等举兵称都督，推举李之椿为盟主，拥众数千，计划进攻通州、泰州等地。清凤阳巡抚陈之龙奏请朝廷派兵来如皋，袭击义军营寨，义军牺牲一千六百余人，起义宣告失败。此次起义引发出著名的“通海九案”之一“湖城大案”。李之椿、李旦等一百余人被逮至南京。此案延至顺治十六年三月才结案，李旦、沈荣等四十八人被斩于南京西市。这起通海案也牵连到冒辟疆。

冒辟疆每天早晚焚纸向关帝君祷告，祈求脱祸。然而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是使冒辟疆又病倒了，庸医胡乱投以补药，使他病情加重，二十多天没能喝一口水。时当大火烁金的盛夏，冒辟疆一直发高烧，甚至开始说胡话。

夏天的葡萄架下，明亮到透白的阳光一点一点细碎地从叶子间洒下来，满地的圆和半圆的白影子，像一地未融的雪花。夏日那样长，那样长，几乎像要过不完了。蝉鸣声一声长似一声，仿佛和白天的辰光较着劲，看要比谁更长更叫人厌倦。

丫鬟端了一盆又一盆的凉水进来，小宛则守在床前不分昼夜地更换着毛巾。夏夜蚊虫较多，小宛边煎着药材，边为冒辟疆驱赶蚊虫，自己汗湿了衣襟也无暇顾及，身上更是被蚊虫叮咬得密密麻麻。

小宛疼在心中，却苦于无法分担爱人的痛苦。看着冒辟疆如此受罪，她除了悉心照顾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冒辟疆好不容易好了些，又罹患背疽。接二连三的病难使得他变得暴躁不安，常常失去理性。小宛却不曾生气，还曲意逢迎，逗他开心。

他兀自昏睡着，容颜有病中的憔悴支离。一身素白的寝衣，领口有素净的翠竹纹。他的眉头微微皱起，小宛轻轻伸出手去，按上他蜷曲的眉心，轻轻为他舒展。

冒辟疆惊醒过来，挣扎着坐起了身。

“你昏睡了许久，先喝喝水润润喉吧。”一直守候的小宛同样憔悴不堪，但是她说话的当口已经将茶水递到他口边。

他喝了一口：“病了许久，人都有些糊涂了，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小宛紧紧握着他的手：“我敬重你的人格，胜过爱你的身体。我到你家这些年，平素见相公所作所为慷慨多义，想必神灵也是有知的。”

冒辟疆低低地叹了口气：“我自己的身子，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惊魂久离，只怕难好。”

“切莫说这番丧气话。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坎坎坷坷，若不是金石之身，都会灰飞烟灭。我还要与相公一同超然物外，白头偕老，你定要好起来。”

整整一百天，董小宛夜夜抱着丈夫，让他靠在自己身上安寝。等到冒辟疆康复时，小宛却因操劳过度，病倒了。

顺治五年的七夕那天，小宛看见天上的流霞，忽然有了兴致，要摹天上流霞制作一对金钏。她叫辟疆写了“乞巧”和“覆祥”的字样，镌摹在金钏上。后来这对制作精妙的金钏跳脱在地忽然从中断开。他们又重新做了一对，冒辟疆写了“比翼”、“连理”四个字镌上去。

珊瑚枕薄透嫣红，桂冷霜清夜色空。自是愁人多不寐，不关天末有哀鸿。

半床明月残书伴，一室昏灯雾阖绒。最是夜清清绝处，薄寒吹动茜红杉。

第二节　梦幻尘缘　莺莺远去

艰难的生活中，董小宛的身体本已虚弱，又加上接连三次照料丈夫的病痛，冒辟疆病愈后，董小宛的肺痨病终于开始发作。由于体质已极度亏虚，冒家耗尽家产，多方请来名医诊治，终难奏效。

窗外月华如辉，风露凝香，这是一个安静的美好的夜晚。被竹叶筛漏的斑驳阳光在门前小溪的狭窄水面上像银币一样晃亮个不停，董小宛坐在窗前暗自垂泪。

今日为了分散小宛的注意力，也为了呼吸外面柔和的空气，冒辟疆提出去城郊外远山上的庙宇求签。小宛本想拒绝，但是奈何冒辟疆一腔热心，想来也是为了自己好，于是在下人和冒辟疆的照顾下慢慢出行。

到达庙中，香火萦绕，钟声如罄，万籁空灵，小宛深深地被寺院中的氛围所吸引，她多想抛却病躯，与相爱的人一起在寂静中安度余生！没有战乱也没有漂泊，没有伤病也没有邪恶。

在冒辟疆的建议下，小宛去院中抽了一签，却不想得了一支大致是无力回天的下下签，冒辟疆再求，亦得了一支一模一样的。冒辟疆连忙极尽所学，不断曲解其义，奈何小宛也是一个才情女子，冒辟疆的说辞又岂能唬弄得了她？虽说小宛没有尽信，但也令她心头郁结难安。

“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吧？”冒辟疆不知何时已经走了进来，“身子还没好全，就这样站在窗前，不怕再着凉了。”说着便替她穿上了披风。

“这诗太过哀怨，不读也罢。”冒辟疆边说着，边将小宛手中的诗稿拿来烧掉。

“不碍事的。只是以前见面的时候，你总夸我香姿玉色，神韵天然，现在是再也看不到那样的美貌了。”小宛别过头去，窗下的长案上供着一盆文竹，叶若层层青羽翠云，纤细秀丽，“也只有植株才能这样常年青翠，不凋也不谢。”

“这有何难。”冒辟疆立即取了笔墨来，“我替你画下来就是了。”只是他刚提起笔，却怔住了。原来一笑倾城的风流美姬，眼前却是披头散发，怕冷似地缩着身子，拥被而坐，神情落寞。这般憔悴模样，叫谁瞧见了都难免心疼不已。

“妾身大概不能一直服侍夫君了，今日遇见的那个小女孩姓吴，名湄兰，字湘逸，我瞧她举止娟好，肤如朝霞，眉眼之间呈浅黛色，甚是喜欢，便私下买来做你的侍儿，以后就让她来替我照顾你吧。”小宛忍了许久的眼泪终是滚滚落了下来。

“现下家中虽是艰难，但我也会拼尽全力来医好你。”冒辟疆将丫鬟端来的药汤一口口喂给她吃，“药汁苦涩，但吃下去便就好了，你且忍忍。”

虽说冒家上下悉心照料，但董小宛的病却总是不见起色。这天董小宛痰涌血溢，病情加重。恰逢扬州院试将要举行，她几次催促冒辟疆送两个孩子前去应试。冒辟疆见她病重，实在不放心。“我还是留在家里照顾你吧。”

“只不过是小病，休养几日就好了。相公无须担心，只是孩子尚小，你去了他们才可安心考试，这可是一生的大事，耽误不得。”冒辟疆见执拗不过，方才起身走了。冒氏父子在扬州的一个月中，频频收到董小宛的家信，说家里一切平安，让他们放心。

不料回到家中，董小宛已经病入膏肓，只是她执意不让下人告诉冒辟疆，这才瞒了过去。

她的精神是一日不如一日，见冒辟疆回来，尚勉强能支撑起来。

“相公，你看，园子里的梅花累累，它们在风中摇曳，柔弱身姿却是傲骨支撑，寒不惧，雨不怕，兀自欢笑，煞是好看。只是不能起身陪同相公一同赏梅，真是辜负了。”

“待你好全了，我日日陪你去看。”冒辟疆瞥了一眼搁在床头案上的饭菜纹丝未动，不由道：“怎么什么都没吃，饭菜不合胃口吗？”

董小宛微微蹙眉：“舌尖上尽是汤药的苦涩，先搁着吧。”

“我病重时，你想方设法弄了清淡爽口的菜，还做了酸甜的药引子，眼下你病了，我却不能为你做什么。一个人吃是寡味了些，不如我陪你一同吃些吧，好歹吃点才是。”说罢，冒辟疆便敛衣而坐，搬了张梨花木小圆桌子到床前。

“何必这样麻烦，我吃不下，相公这样，我反倒不安了。”

“我这一生的清福，都是与你共处，九年尚且太短。当日你在我病床前说要同我白头偕老，岂能忘了。往后的日子，就由我来照顾你。”

顺治八年正月（1651年），雪堵着窗户，冰溜子像透亮的水晶小柱子，一排排地挂在房檐上。董小宛倚在冒辟疆的怀中，面色苍黄憔悴，似一片残叶，孤零零悬在冷寂枝头。她的手有些枯槁，紧紧地揣着对金钏：“当年相公与我泛舟湖上。满天繁星倾倒在河中，明亮如宝石一样，青青水草摇曳水中，欢快而舞，桨停舟止，荡开一朵朵水涟漪之花。你我共同泛舟而游，这般美好，我一直都甚是怀念。”

冒辟疆很是后悔，在董小宛生前没能对她好一些，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此时冒辟疆一直强忍着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于我又何尝不是呢？”他缓缓地说道，语气温柔缥缈得似山顶最绮丽的一抹朝霞。

董小宛却突然喷出一口鲜血来，溅在冒辟疆雪白的长衫上，那红，艳过了莲花的颜色。“这对金钏是相公赠与我的，可是，我却带不走了。”

那一夜，秦淮河畔，一朵娇艳欲滴的花伴随着响彻九霄的悲泣坠落了它的美丽。董小宛用尽全力去爱他，却终是耗尽了一生。

这一天，他终于在回眸间明白了她的好，无涯的人生却如一把锐利的刀，只在瞬间就让她清丽绝伦的笑容永远地停滞。一个女子一生的痴爱以及伴随而来的苦难，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微薄的记忆。她为自己的爱而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价。

冒辟疆将董小宛葬在如皋的影梅庵，她的坟墓周围是一片傲雪清香的梅花，芬芳浓郁，暄香远溢。“余与子形影交俪者九年，今辛卯献岁初二日长逝。今子幽房告成，素旐将引，谨卜于闰二月之望日，安香魂于南阡矣。”

琴瑟在御，泉途将宫，有台有池，有庵有篱。

厉墓门而巡视兮，听松柏之萧萧。

可怜一片桃花土，先筑鸳鸯几尺坟。

青溪桃叶人何在，寒食梨花惨墓门。

“爱生于昵，昵则无所不饰。缘饰著爱，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矧内屋深屏，贮光阒彩，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幻谱，神女浪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之奇冤，而敢名之恶习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复字青莲。籍秦淮，徙吴门，在风尘虽有艳名，非其本色。倾盖矢，从余入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凡九年，上下内外大小，无忤无间。其佐余著书肥遁，佐余妇精女红，亲操井臼。以及蒙难遘疾，莫不履险如夷，茹苦若饴，合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见余妇茕茕粥粥，视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内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为不可复得也。传其慧心隐行，闻者叹者，莫不谓文人义士，难与争俦也。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格于声韵不尽悉，复约略纪其。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与偕姬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虽有吞鸟梦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区区泪笔，枯涩黯削，不能自传其爱，何有于饰。矧姬之事，余始终本末，不缘狎昵。余年已四十，须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谓余：视锦半臂碧纱笼，一笑瞠若。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傥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异，赐之鸿文丽藻。余得藉手报姬。姬死无恨，余生无恨。”

——引自冒辟疆《影梅庵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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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文化与妓女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于词，有一种说法，说它的起源在妓女。1979年版《辞海》对“词”的解释中指出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唐宋以来，男女交际，多为狎妓，文士邀宠娈女，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北宋承平百年，士大夫耽于玩乐，官府酒宴公务时，由官妓陪侍，斟酒，唱曲，这就需要新曲新词，供官妓在歌宴舞榭上娱宾遣兴。可以说，词这一体裁为士大夫所好，由俚俗一变为高雅，发展到顶峰，成为北宋文学的标志，也与妓女们与士子文人们的唱和及传播是有很大关联的。

同时，妓女的诗词也深为当时狎妓的文人所倾倒，乃为相互传唱，流传很广。而一般良家女子之诗词反倒很少流传。恐怕这与妓女的思想较少束缚、接触文人名士既多且广不无关系。

赵宋承李唐遗风，公务聚餐、友人欢宴，皆有歌妓舞女助兴，盛况不减。所以，达官贵人之家，都蓄养家妓，或由官府教坊或由专业人士进行训练，只为酬酢宾客时娱宾遣兴之用，即一般文士亦会量力置妓，用以清歌妙舞、宴集欢娱。此所谓“红妆侑酒，侍奉有度”也。而这些歌妓的专业水平，也不是那些在“勾栏瓦舍”里进行大众表演者所能比拟的，可以说她们是专家级水平了。

即便是没有自家蓄养歌儿舞女，士大夫们的正常公务之中也是离不开妓女的。按照律令官员们不可出入民间妓院，但好在宋政府给他们准备了官妓，也就是营妓。苏轼有一首《菩萨蛮》就写的是当时的杭州习俗，新任郡守陈襄到任，营妓（官妓）出境而迎的情景，“绣帘高卷倾城出，灯前潋滟横波绿。皓齿发清歌，清辞入翠娥”。而妓女为了迎合士大夫这种需要，在学弄弦弹琴舞蹈歌唱之余，也将识字作诗作为必修的功课。

说到文人与妓女的唱和，总不能避开柳三变。“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需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好一个“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至于在那个时代，不被皇帝看好，也不被士子理解。“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死后搞得连敢给他写碑作传的人都没有。这一切，皆缘于柳三变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而把妓女追求爱情追求幸福作为自己歌咏的主题！

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的。此后，每逢清明京师各地千百名妓，成群结队云聚其墓前祭奠，去祭奠这位词人，人谓“吊柳会”。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该活动一直持续数百年。也只有在文风肆意的宋朝，才会有此情深不俗的风尘女子，即使如今的千年之后，亦让人唏嘘不已，泪沾衣襟。

好一个“怜才不及众红裙”！

【李香君小传】

李香君，又名李香，南京人，为秣陵教坊名妓，秦淮八艳之一。自孔尚任的《桃花扇》于1699年问世后，李香君遂闻名于世。李香君与复社领袖侯方域交往，嫁与侯作妾。侯曾应允为被复社名士揭露和攻击而窘困的阉党阮大铖排解，香君严辞让侯公子拒绝。阮又强逼香君嫁给曹抚田仰作妾，香君以死抗争，此时正值马、阮大捕东林党人，侯等被捕入狱，香君也被阮选送入宫。清军南下之后，侯方域降顺了清朝，香君之下落，众说纷纭。

林语堂为香君题诗

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气义照耀千古，羞杀须眉汉子。

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教我知所管制。

如今天下男子，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

当今这个天下，都是骗子贩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散文家林语堂为悬在他书斋中的李香君画像所题的一首诗，作于抗战初期。李香君为秦淮名妓，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她和明末名士侯方域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浩然正气。林语堂极其欣赏李香君，他甚至把《桃花扇》一剧中李香君痛骂奸贼阮大铖的一段唱词与岳武穆的《满江红》相提并论，说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

第一章　烟柳秦淮　风华绝代

第一节　吴门衰　香扇坠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明宪宗时的宦官汪直皆曾树有党羽，但直至明武宗时的宦官刘瑾(1)专权，阉党势力始形成。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2)专权，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权势，形成明朝最大的阉党集团。

朝廷斗争必然促使了其他势力集团的形成，“东林党”就是明朝晚期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集团，它对主人公李香君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古代，单独的个体处在暗流奔涌的历史的长河中，难免会身不由己地被推向不可知的地方，李香君的命运就是如此。

东林党是明朝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1604年，顾宪成等修葺宋代杨时讲学时所在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其中讲学，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包括李香君父亲在内的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自成立之初便注定与朝廷阉党水火不相容。

1624年，也就是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一时群僚响应，交章论魏忠贤不法。这直接导致了第二年魏忠贤大举反扑，逮捕了大量东林党人。党锢之争越演越烈。

就是在这一年。江苏苏州阊门枫桥吴宅。动荡的时局似乎并没有给这个处于苏杭美景中的吴家带来太多的破坏，但是吴家当家的知道，这只是风雨飘摇之间短暂的平静。吴家当家的是一位武官，多年的沙场征战经验让他形成了一种敏锐的直觉，一种对于形势判断与危险即将临近的敏锐直觉。

但是就在这短暂的平静中，一个新的生命降临了，她就是李香君。刚出生的李香君就显得与众不同，身上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气，人见人爱。她的父亲看着这个可爱的女儿，心中突生悲悯，也许这个无辜的新生儿将因为自己所面临的命运而痛苦一生吧？

李香君出生没多久，作为东林党人的父亲就被奸臣所害，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但却还很年幼，不能承担家庭重担。因父亲被阉党治罪，家道迅速败落的香君一家只好离开家乡，过上了漂泊异乡的生活。

自古红颜多磨难。家人带着两个哥哥和小香君开始了艰苦的生活，他们投奔亲戚，但是关系较为密切的亲戚都不可避免受到吴家的牵连，关系比较疏远的亲戚又不是停留的长久之地，寄人篱下与漂泊异乡的生活并没有摧残李香君从小就具有的美丽聪慧与灵动。

我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因战乱而动荡的年代里，在民不聊生的境遇里年幼的李香君如何度过那段时光。那个时候她还不叫李香君，然而岁月的离逝和颠沛的痛苦终让她没能留下自己真实的名字。

媚香楼遗址

到了1631年，也就是明崇祯四年辛未，李香君8岁。这个时候李香君与两个哥哥早已经失散在乱世，她跟随吴家的老管家一起流落到了秦淮河畔。与李香君去过的其他地方相比，秦淮河畔仿佛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歌舞升平，人们欢声笑语，一片盛世中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她知道，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繁华，这种浮华下面遮掩的东西已不是她一个小女孩能够改变的。

一天，在大街上，李香君牵着老管家的手走在后头，她已经很久没有吃饭了，饥肠辘辘，但是早慧的她明白眼前这个佝偻的老人比自己还要饥饿。也许，他已经不能撑过今年冬天了。李香君跟在后面悲伤地想。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欢声笑语从后面传来。那是秦淮河畔的妓院中常见的女人，一个老鸨在前，两个颇有姿色的歌妓跟在她身后，三人有说有笑地谈论着当天发生的趣事。

李香君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表情，年幼的她就如水上的浮萍，不知道自己将要漂到哪里，身外的一切对她来说都跟自己无关。

她慢慢走着，忽然闻到了一种很好闻的香味，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但却是那么好闻，这香味并不是之前在大街上别的妓女身上闻到的胭脂俗粉的味道。

“哟，这是谁家的小孩？长得真俊俏。”不仅仅香味好闻，而且声音也好听，仿佛自己小时候听过的母亲的声音。

李香君抬起头，看见的正是刚刚从自己身边走过去的那3个女人，她们折回来，笑着看着她。李香君并没有惶恐，她也睁着大眼睛静静地看着眼前华丽的女子，不知道她们要干什么。

“你们看，她那眼睛，那鬓角，还有这身段，以后一定是个大美人呢！”为首的老鸨模样的女人对着身边的人说。

她花枝招展，风情外露，却并不带俗气。李香君看在眼里，对眼前这个人的印象并不算坏。

身后的两个歌妓各自附和着老鸨，不停夸着李香君。老鸨上上下下打量着李香君，也打量着老管家，考虑良久，对老管家柔声道：“老人家，请问你们是否已经没地方落脚了？”

老管家声音沙哑无力，若不是因为李香君，他可能早就失去的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是呀，我这老骨头带着这小骨头，往日还不知道怎么办。”

老鸨说：“那您看看，您愿意把这小姑娘给我做养女吗？”

老管家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这是我家闺女，不能交给你们！”虽说他不知道自己和李香君的明天在哪里，但是要他弃这么年幼的小姑娘于不顾，将其卖入青楼，这怎么可能呢？

老鸨自然知道老人家的意思，她年少入妓，各种各样的人见得多了，自然知道老人家为什么反对。但是她真的太喜欢眼前这个小女孩了，也许她将来足以成为秦淮河畔芳名远播的女子。她想到自己一代秦淮河名妓，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学得自己本事，怎么能就这么放弃眼前这个聪慧美丽的小女孩呢？

“老人家，你想多了，我并不是这大街上随便哪一家妓院里的老鸨，我那叫媚香楼，不做这满大街的皮肉生意。你闺女如果给我做养女，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像普通青楼女子那样过一生的。”

老头依然摇头，但这摇头中似乎多了一种无奈。

老鸨继续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在这秦淮河问问，问问我李贞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媚香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媚香楼卖艺不卖身，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美人，你将小姑娘让给我做女儿，我是绝对不会亏待她的。”

卖艺不卖身，老管家还是知道有这种营生的。

老鸨趁热打铁，她接着说：“我绝对会对小姑娘好的，您让人家小姑娘跟着你颠沛流离也不是个事儿啊，退一万步想，您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也应该找个归宿了，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应该为你闺女着想呀。”

老管家这下动摇了，老鸨的话戳中了他的内心，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老了，却没法给小姑娘一个归宿。眼下正是乱世，找个安脚的地方也甚是不容易。

而跟随老鸨的两个歌妓也附和着老鸨的话，说些媚香楼如何好、老鸨对自己如何不薄之类的话。

“我去。”一旁默不作声的李香君突然开口了。

老管家一怔。老鸨也一怔，紧接着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喜悦。

“爷爷”，李香君一直这么称呼待自己如亲孙女的老管家，“您年纪也大了，不应该再让你为我奔波了。我跟她们走，不拖累你。”

她不容老管家说话，对李贞丽说：“我跟你走，你能给爷爷一笔钱吗？”

看到小姑娘这么有孝心，李贞丽又疼又爱，她连连点头：“当然能！”

第二节　舞低杨柳楼心月　歌罢桃花扇底风

李香君下定了决心。在这个普通的一天，很多人的命运各自发生着属于自己的改变，李香君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但是她相信眼前这个衣着华丽、风韵犹存的女人，她有一种感觉，自己会像眼前的这个美丽的秦淮名妓，总有一天也会穿上如此漂亮的衣裳。

李香君辞别了对自己依依不舍的老管家。她虽然只有8岁，但是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她觉得自己的路还需要靠自己一步步走下去。乱世飘零，只能靠自己。她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但是如果不改变，也许一切自己所意料不到的美好都不会发生。当然，那时候的香君不可能想得这么透彻，她跟着自己的感觉，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决定。

李贞丽牵着李香君的小手，带着她吃了一顿美味的饭菜，又在秦淮河畔上好的店里为李香君挑选了几件得体的衣服。香君顿时形象大变，由一个灰头土脸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妮子。

李贞丽还不满足，她让两个歌妓先回媚香楼，接着又为李香君添办了各种各样的装扮。她今天很高兴。她无儿无女，李香君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她的母爱的诉求。

李香君跟在后面没有劝阻眼前这个美丽热情的女人，聪慧的她觉得这一切是无法阻止的，这些迟早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临近傍晚的时候，李贞丽才将李香君带回媚香楼。

媚香楼的主人是李贞丽，她年轻时也是秦淮河边的当红花娘，年长后用自己的积蓄建了这座媚香楼，收养了几个干女儿，以诗酒歌舞待客，在南京城里颇有些名气。

金陵城，栖霞山。山上有座精巧别致的小楼，名叫媚香楼。媚香楼临水而立，站在楼上凭栏而望，烟水澄碧、画舫织彩的秦淮河尽收眼底。李香君在经历了流离颠沛之后第一次安顿下来，看到如此美丽的小楼，心生欢喜。媚香楼的与众不同注定了媚香楼中姑娘的与众不同，也注定了李香君生活轨迹与其他秦淮妓女的不同。

媚香楼里的其他花娘格外喜爱这个8岁的小姑娘，将她当自己的亲妹妹对待。有什么好吃的、好玩儿的都会叫上李香君，更重要的是，作为艺妓，她们更愿意将自己身上的本事传授给李香君，而李香君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其才艺也是突飞猛进。

李香君的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被秦淮李贞丽收养为养女后，她即随养母改吴姓为李，名李香，号香君，绰号“香扇坠儿”。

李香君（画像）

李香君是幸运的，她在人生最晦暗的时候遇到了新的光明，即使这光明是她这样一个出生富贵之家的吴门小公主所始料未及的，即使这样的光明在我们看来其实也是“地狱”，但是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已算不易，何况她的家族还背着叛国的滔天罪行。我们常说人生得意事，莫过于做对了事、遇上对的人。李贞丽对李香君来说，就是命中那个对的人。

李香君家学渊源，养母李贞丽也是秦淮名妓，只是战事频繁，脂粉钱（明朝对妓女所征之税）激增，她的钱如流水，来得快也去得快，好容易养大一女儿，身无长物，就三五七年青春，不好好经营，她后半辈子怎么办？李妈妈交游广阔，请了不少名师教李香君才艺，甚至还让她拜许多江湖上已经成名的老师名下学唱曲，名师出名徒，李香君的昆曲水平臻于一流。

李妈妈她辛辛苦苦，营营役役，一心指望着李香君为她再创辉煌。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老鸨的营生就是这种，发掘艺伎、培养艺伎、然后再依靠艺伎获得收入。不同的是李贞丽之前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她的侠义心肠，而也是这种侠义心肠使她在对待和培养李香君的方式上与其他老鸨不同。

但她千算万算，就是忘记了一件事，她老人家没有做人母亲的经验，因为一心把李香君培养成摇钱树，所以未免对她娇宠了些。因而李香君虽然出身风尘中的单亲家庭，却因为养母的呵护，没有形成心理偏差，只是她却不如养母圆滑，来者不拒，对于言语无味、面貌可憎的客人向来是一张冷脸，也许当时的俗世男子就像弹簧，压力越大，反弹越大，李香君越冷淡，他们越喜欢，所以李香君的名字没过多久便被外人所知。

李香君很小的时候便在媚香楼中有了名气，这种名气除了她的技艺，更与她小小年纪便得包括李贞丽在内的整个媚香楼的特殊爱护有关。李香君可谓年少成名，慕名而来者自然是不少。

秦淮河在中国文化中总占据着一席特殊的位置。艺妓文化虽然是社会进步发展中催生出来的一种畸形文化，但是它在人类历史长河里经久不衰，生命力之强比起其他许多灿烂的文化都要不遑多让。而承担这种文化生命力的，就是那些秦淮楼上的女子，以及那些女子流芳的故事。

李贞丽、李香君和媚香楼之间发生过很多传说，坊间流传虽然不可全信，但至少能一窥李香君在媚香楼中的处境。歌舞升平的秦淮河除了文人雅士，自然还会有一些市井无赖、流氓的侵扰。李香君刚入媚香楼，不谙世事，定然要经历一番成长，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李贞丽李大娘的悉心栽培。

此时的李贞丽李大娘和李香君都没有想到，日后她们的命运将与这个喧闹动荡的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关联。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李贞丽对李香君人格的养成、秉性的改变是毋庸置疑的。后世传唱李香君的故事的时候，也不应该忘却将她视为己出的养母李贞丽。

第三节　暖软香风　几生几世缘

李大娘仗义豪爽又知风雅，因为李香君自小就在媚香楼的女主人李贞丽身边长大，被李大娘调教得样样精通，性情上也学了李大娘的豪爽侠气，着实逗人喜爱。她自幼习得青楼诸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一不精通。她尤擅南曲，歌声甜润，深得四方游士追慕。同时，由于养母李贞丽交往的也大都是些文人雅士和正直忠耿之臣，受他们的点拨和养母的影响，李香君还学习了不少古典诗词以及历史知识，对古往今来的著名英雄，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民族英雄，尤为敬重，小小年纪便颇善于辨识好坏忠奸，性情中更是透着一股英气。

虽然香君获得了自己人生上的暂时安宁，或者说已经开始步入“辉煌”，但是时局并没有如她的生活般归于平和。明朝朝廷的衰败导致内忧外患，山海关外满族的入侵势如破竹，各种抗清势力风起云涌，然而昏庸无能的统治者不能组织各种抗清力量以挽救危亡，君臣逃的逃，降的降，山河破碎，一片残破局面。

昏暗的朝廷是没有希望可以寄托的。1630年，抗清名将袁崇焕蒙冤惨死，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媚香楼中的李香君悲愤不已，并为之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悲愤填怀读指南，精忠无计表沉冤。

伤心数百年前事，忍教辽东血天斑。

在当时文纲禁锢的情况下，一位年仅14岁的少女，而且是青楼中女子，能够写下这样仗义执言的诗文，的确是非常难得的。李香君的豪情逸致，由此可见一斑。

要说李香君的长相，自有她的特点。她身材娇小玲珑，眉眼儿俏丽生辉，小嘴唇微微上翘，显出几分俏皮，整个一个可人儿的模样，因她娇小而香艳，名字里又带个香字，“香扇坠儿”的名字便随着她特殊的美貌而慢慢流传开来。

媚香楼在秦淮河畔属于那种比较高级的妓楼，这种妓楼里的姑娘多是卖艺不卖身，李香君便是这种典型。说诗论词也成为李香君的拿手技艺，正因为对诗词的特殊感觉，当她遇见侯方域的时候便一见倾心，两情相悦。第一次见到侯方域时，李香君才16岁，他们自己肯定想不到，这种可谓年少相逢却为后代历史诞生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缠绵哀艳的爱情故事，感染着一代代人，直到现在。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在明末那样一个堕落的年代，风雨飘摇，日薄西山，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除了寥寥几个有识之士之外，男人们的胆量、骨气都被狗吃了。他们一个个苟且偷生，患得患失，在敌人威逼之下，把脑袋塞到了裤裆里；在敌人利诱之下，他们点头又哈腰。

但在这个特殊年代，却有这样一群女人，她们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美女，她们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红尘女子，却像一朵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以不做亡国奴的骨气，给了男人们一记响亮耳光。她们就是金陵城里、秦淮河边8个刚烈女子，被称为“秦淮八艳”。所谓“青楼皆为义气妓，英雄尽是屠狗辈”。

李香君就是这8个女子中的一个，而且是最突出、最著名的一个。这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这是一个兼具花容月貌、国色天香的美女，这是一个乱世红颜，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在大明江山风雨飘摇之际，她没有唱《后庭花》，却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另外一曲千古绝唱——桃花扇。当然这是后话。

媚香楼不是一般的楼，它是秦淮河边最有名气的青楼。李香君也不是一般的妓女，她是秦淮河最有名气的艺妓，也不是随便某个人就能够见得着她。她是媚香楼里的花魁、台柱。

李香君只在一个重要的日子公开亮相，那就是媚香楼一年一度的绣球大会，在桃红柳绿的时节旗鼓嚣然地召开。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拥挤在媚香楼对面那条并不怎么宽阔的街道上，从这头到那头，凡是能望见媚香楼的地方均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媚香楼周遭的街坊、酒肆、商铺的楼道上也挤满了热情高涨的看客。无论尊贵与卑贱，摩肩接踵，你推我搡，企图抢占绝佳的位置，翘首以盼激动人心的一刻，最近距离一睹绣球小姐的国色天香与倾城之貌。这绣球小姐毫无疑问就是李香君。

今年的绣球大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热闹。李香君坐在阁楼厢房里，就已经嗅到了外面如钱塘潮水般的喧嚣气息。媚香楼门前羯鼓震天，胡笳鹊起，精彩的舞狮大会暂时平息了无数颗躁动的心。但更远的人们，由于看不到舞狮大会的情景，只能眼巴巴耐着性子，期待着最关键一刻的到来。

终于轮到李香君出场了。她步履轻盈，款款而出。当她整个身影出现时，媚香楼对面整条街刹那间鸦雀无声。接下来，李香君正襟危坐在那架九凤紫漆琴面前，开始为众人弹奏誉满天下的悲歌《何满子》。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类似于节日庆典的日子里弹奏如此悲伤的歌曲？她只知道每年都来参加绣球大会的人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们并不在乎她的琴声，仅仅是为她的容貌和身段而来。

楼下又一片哗然。因为绣球大会第二阶段最后一个活动——抛绣球就要开始了。楼下的男子，谁要是有幸接住李香君的绣球，就有机会和她单独相处一个晚上。李香君扫视了一下楼下诸位男子，没有一个是她中意的；然而他们却摩拳擦掌，早已做好了争抢绣球的准备。李香君缓缓举起了绣球，闭上眼睛，把绣球抛了下去。

等李香君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看见了一名白衣男子，而绣球就落在了他的手中。后来这个人的名字被大家所知晓，这位白衣男子就是侯方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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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妓女的悲惨生活

妓女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职业，而妓女们的生活也极为悲惨。

一些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一等妓院的妓女们更是自小就要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嫖客多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恣意取乐的地方，也是他们谈生意、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投靠敌伪、挑拨内战的场所。

二等妓院的妓女大多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多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

三等妓院的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虽轻却长得不漂亮。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

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炕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

妓院是有钱有势之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是罪恶的源泉。

二等妓院中的妓女，尽管较少挨打挨骂，且穿戴漂亮，但是，一旦她们被榨干了血汗，年纪大了，就门前冷落，如果患病，更是无人理睬，生活极为艰难。对于三、四等妓女，老板主要靠毒打的办法来对付她们，逼她们多接客。

在第一次接客前，鸨母都给妓女喝“败毒汤”，使其终生绝育。下等妓女，有的年纪小的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

1949年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在妓院内部的生活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元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

嫖客来到妓院，门房会高声喊道：“客来啦！”里边的管事听到后将嫖客领入客厅，由管事先递烟、端茶、应酬，问清嫖客的姓名后，再叫来妓院里所有的妓女，站列一排，由嫖客任意挑选，并向嫖客介绍每个妓女的姓名。嫖客选中某个妓女后，就由妓女陪着进自己的房间。嫖客或者让妓女演奏乐器、唱小曲，或者与妓女闲聊。

有的嫖客要吸鸦片烟，妓院会提供烟枪、烟灯。嫖客如果要在妓院里过夜，要另付几块银元的过夜钱。有的客人在饭馆里设宴招待朋友，写一张请柬，让黄包车夫到妓院请几个妓女去饭馆陪席，这俗称“叫条子”。在饭桌上妓女给客人斟酒、划拳助兴，或者弹琴、唱曲，客人临走时要给妓女两块银元。

二等妓院的妓女一般也会唱曲、弹琴。茶室里的妓女住的房间没有清吟小班那样宽敞，室内家具、陈设也比较简单。嫖客进茶室后，由妓女作陪，请嫖客抽烟、喝茶称之为“打茶围”，妓院也就因此称为“茶室”了。

在清末，打一次茶围要付5吊钱，嫖客如果要留宿，再付10吊钱。白天在妓院睡觉也要付10吊钱。另外还要给伺候妓女的老妈子小费，逛茶室的嫖客一般都是社会上中等阶层的人士。

防止妓女得病或为她们治病的地方叫妓良所，全称是妓良卫生检验所。全京城挂牌营业的妓院的所有妓女，都要定期到那里检查是否有性病。每个妓女持有一张卡片证明，持卡检查，合格的在卡上盖章。回到院中贴在墙上，这是合法经营的执照。不合格的不给盖章，再接待客人为非法，名为住“凉房”。

这种检查只是走走形式，实际上是官府榨取妓院、妓女钱财的一种手段，检查所每月都可获得可观的收入。所收检验费：一等妓女每人每月八百元，二等六百元，三等四百元，四等二百元。性病以三、四等妓女较多，每周检验一次。捐税由老板缴纳，检验费由妓女缴纳。

后来妓院按月分期分批用马车把妓女拉去检查，西城检查时间是星期四，其他区域按星期一二三四五顺序天天都有，车辆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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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瑾（1451～1510年），陕西兴平人，本姓谈，明武宗时的太监，从正德元年到五年，操纵朝政，是明代著名的权宦之一，当时有“立皇帝”之称。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孝宗时，犯死罪，得免。后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被凌迟处死。

(2) 明末宦官，明熹宗即位后，开始平步青云，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的一幕。他自称九千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明崇祯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彻底肃清。

第二章　蒹葭苍苍　为爱而生

第一节　秦淮烟月勘不透　几番梦里绕画楼

侯方域(1)，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祖父侯执蒲是明朝的太常卿，父亲侯恂做过户部尚书，都是刚直不阿的忠臣。侯方域自幼随家乡名士倪元路学习诗书，长进极快。但由于其父为著名的东林党人，因为反对奸贼魏忠贤而被罢黜，原本兴盛的官宦之家也日渐衰落。崇祯十六年，22岁的侯方域前来南京参加礼部会试。

崇祯十二年（1639年），侯方域前来南京参加礼都会试。自恃才学俊秀，又是书香门第世家出身，年少气盛的侯方域并不把应试当成一回事儿，他本人对八股应试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所以刚来到灯红酒绿、流彩溢香的六朝金粉之地南京不久，便在秦淮河畔结识了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人称四公子。他们整日聚在秦淮楼馆，说诗论词，狎妓玩乐，颠痴狂笑。

侯方域才华横溢，处世放荡不羁。又身处金陵烟花风月之地，每天听到的都是些风流艳事，见的又都是些风尘中美丽女子，再加上他的一干好友，各个都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各自都有自己心上的相好女子。

但侯方域并不是浪荡公子，对青楼这样的地方并不感兴趣。如果不是一个叫杨龙友的鼎力推荐，也许侯方域这一辈子也不知道，在流光溢彩的脂粉之都南京还有一个李香君这样响当当的女子！

这杨龙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比侯方域差那么一大截；虽然他也对李香君仰慕已久，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接近她。于是，他想利用侯方域做跳板，让侯方域去接近李香君；而自己呢，再以侯方域好朋友的身份接近李香君。

侯方域

一天，春光明媚，侯方域突然心情大好，他真想找几个好友一起去风景优美的金陵城郊外把酒言欢，可是一路问下来，几个好友都与各自相好的女子享受美好时光去了。侯方域兴致依然不减，而身边正好还有友人杨龙友。

杨龙友见侯方域兴致如此之好，便对他说：“朝宗，趁今天如此美好景象，何不去秦淮边上的香楼中感受下人间风情呢？”

侯方域早有去香楼的意愿，他心中一动：“哦？这倒是个不错的去处。”

杨友龙说：“一般胭脂俗粉肯定不能让兄台满意，我这有个地方估计不会让你失望。”

侯方域兴趣骤增，他是非常相信自己这个老朋友的眼光的。“是何去处？”

“此处乃媚香楼。”杨友龙说，眼中满是感慨，“此处女子皆卖艺不卖身，个个身怀罕见姿色与才华，老鸨李贞丽想必兄台也听说过，早就是秦淮河畔成名的人物。听说李大娘收的养女中有个叫李香君的，更是媚香楼中众多艺女中的头牌，整个金陵城的风雅文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一睹芳容的人却是极为有限。”

“你说的可是那个有‘香扇坠儿’之名的李香君？”

“正是。”

“我听冒辟疆等人提起过这个女子，她的名声我一直都有耳闻，奈何至今一直没有机会亲近。你倒是提醒我了！今日我就去踏访这媚香楼，看看是否盛名可副！”

杨龙友利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把媚香楼把李香君说得神乎其神。杨龙友并没有与侯方域同行，他心里有数，李香君对自己的态度不是那么好，自己的出现极有可能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将侯方域置于李香君排除在外的人之内。可怜侯方域并没有想太多。

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侯方域还不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奇女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却能洁身自好，这是啥样的一个女子呢？于是，他想瞧瞧。恰巧这时，距离媚香楼一年一度的绣球大会不远了，杨龙友就极力怂恿侯方域去参加绣球大会。侯方域学了一点武功，说不准那绣球就被他接住了。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缘份。侯方域被杨龙友说动了，心想，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看看吧。这一看不打紧，就把绣球看到了他的手中。他也正纳闷，怎么绣球就偏偏落在自己手上呢？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他被一群美女簇拥着，上了楼，径直走进了媚香楼。

踏入媚香楼，侯方域果然感觉别有一般风情。媚香楼最惹人眼目的就是那些如出水芙蓉一般的美丽女子，其次便是一幕文人雅士把酒玩乐的场面，全然没有别的妓楼那种风骚庸俗之味。舞场歌台，莺歌燕舞，侯方域不禁暗暗点头。

李贞丽李大娘显得比平时更为忙碌，因为这是李香君的绣球大会。媚香楼中大多数来的人都是常客，并不需要她亲自张罗。她需要出面接待的，就是眼前这个接住了绣球的翩翩公子。

只见此人打扮优雅得体，气度非凡，举手投足的温文尔雅远远胜于这媚香楼中大多数文人官员。以李贞丽的经验来看，此人定不是一般书香门第中的贵公子。虽然看中人品，但李贞丽想此人说不定能给自己带来一笔不小的钱财。

“这位公子显得很面生呀？可是第一次来我们媚香楼？”李贞丽李大娘亲自迎了上去。

“正是，正是，小生正是久闻媚香楼远名，特意过来，果然不同凡响呀！”侯方域连忙答道。

“公子真是好福气，这么容易便得到我家香姑娘的绣球。”李大娘调戏着。

“运气使然，运气使然。”侯方域讪讪地说着，眼睛却到处乱瞄，希望看到那位传说中的女子。

李贞丽显然看出了她的心思，又赔笑了一会，忽然想了想，开口言道：“公子今日前来，还是占得一个上好位置奉上一两壶美酒吧，待会我便叫姑娘们任公子挑选来给公子陪酒。”

侯方域连连摆手：“不必如此劳费李大娘心思，小生今日前来只为一睹‘香扇坠儿’的芳容，刚才已得绣球，还望大娘成全。”侯方域也知道欲见媚香楼的当家名妓固然是不容易的，这也是李大娘考验自己人品的时候，李大娘的印象将决定他与李香君第一次接近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李贞丽也并没有一口答应，虽然她不能坏了扔绣球的规矩，但她还需要探探眼前这个人的底，她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更不愿意将自己悉心培养的李香君交给一个她不放心的男人。

“请问公子何方人氏？令堂何许人也？”

侯方域以诚相见：“小生乃河南商丘人，祖父侯执蒲(2)，家父侯恂(3)……”

“哦？”还不曾说完，李贞丽不自禁地感叹了一下，善结交忠诚之士的李贞丽自然是听过侯方域嘴中所说的侯执蒲与侯恂。

“原来侯公子便是太常卿侯执蒲之孙，户部尚书侯恂之子，我闻得这二位都是刚直不阿的忠臣，想必公子也非一般人物吧？”李贞丽说。

“小生年少懵懂，怎敢与家中长辈相提并论。”侯方域连忙谦虚。

李贞丽看在眼里，对侯方域的好感顿时大生，她再询问了一些侯方域家中的情况以及侯家家道变迁，相互感慨良久。

末了，李贞丽估摸着李香君做好了接待客人的准备，便对侯方域说：“香扇坠儿就在楼上，我叫人领你过去。”

李香君此时静待于香闺中，她的心情也是起伏不定的。今天的抛绣球，虽然人头攒动，但是她已经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气度不凡的身影。李香君跟随李贞丽这么多年，学会了不少识人的本事，尤其是她自己接触客人以来，对各种各样的男子也是颇有研究，这种研究说不上参透，却是一种女性天生敏感的直觉。

这种直觉让她发现了人群中的侯方域。如果没有适合的人出现，李香君肯定会选择将绣球抛到媚香楼边的高大树杈上，那时候就没有人再以抢到绣球为借口接近她，也没有人会说她故意使坏。

在房间内的李香君既充满好奇，又有羞涩紧张之感，她不知道今天自己向其抛下绣球的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鸨母李大娘替自己把关，但是还是有说不出的紧张。她不知道，再过一会儿，那个将与自己的命运产生无可分割的瓜葛的人即将出现。

这个人就在楼下，当侯方域听李大娘说自己可以上楼去见传说中的“香扇坠儿”的时候，他大喜过望，想不到自己此行见到传说中的李香君竟然是如此容易。

下人领着侯方域往媚香楼楼上走去。侯方域的心中也是充满期待和紧张，虽然他是人们口中传说的风流公子，但是这一次，面见李香君，他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香扇坠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自己会不会不虚此行呢？

“侯公子，‘香扇坠儿’就在里面，您可直接进去，李大娘已经知会过了。”下人的话打断了侯方域的思考。

侯方域连忙作揖道谢，抬头便看到眼前的一扇门。

第二节　声声期盼　蓦然回首灯已灭

侯方域并没有退缩，他轻叩了两下房门，便大踏一步走入李香君的房间。只见室内书画古玩陈设有致，窗台兰花正盛，房间整洁，家什摆放考究，香烟轻透，别有一番清新气息，与一般青楼迥异。

他正流连于房间中的布置和摆设，忽然先听到一阵仿佛黄莺细语般的声音：“想必公子便是侯公子吧？”

侯方域循声看去，但见眼前的人儿身材玲珑，眉眼儿俏丽生辉，小嘴唇微微上翘，显出几分俏皮与美丽，整个一个美到人心的模样，没有一处有可指点之处，仿佛已经美到极致，但是又不缺乏姑娘家的羞腼与含蓄。

侯方域心中又惊又喜，媚香楼的李香君果然名不虚传。侯方域连忙客气了几句。

李香君娇笑盈盈地请客人落了座，立即有诗婢送来清茶果品。

第一眼看见侯方域这个青年才俊，一向泰然自若的李香君竟然平生第一次有了脸红心跳的感觉。这是怎么啦？她不敢再去看侯方域。幸好这时候，侯方域把目光转移到了墙上的一幅画。是侯方域对李香君不感兴趣吗？非也！因为他也有了脸红心跳的感觉，为了掩饰，他只好去看画。

此时的侯方域被正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大型横幅吸引住了，想到李香君既然才艺双馨，便想到利用此画打开话匣子。

这是一幅“寒江晓泛图”，寒雪弥漫的清江之上，一叶孤舟荡于江心，天苍苍，水茫茫，人寥寥，好一种悠远淡泊的意境，画上还题有一首诗：

瑟瑟西风净远天，江山如画镜中悬；

不知何处涸波叟，日出呼儿泛钓船。

侯方域越看越入迷。而当他看画的时候，李香君却在背后看他。

侯方域被画迷住了，李香君则被侯方域迷住了。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只觉得面前这个男子与众不同。一般的好色之徒来到她房间总是盯着她脸蛋看，而侯方域却只盯着一幅画看。单凭这一点，李香君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更让她心动的是，这幅画就是她本人所画。侯方域欣赏这幅画，就等于欣赏她本人。

侯方域注意到画上没有落款，料想此画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于是他问道：“此画是何人大作？”

李香君见他对画如此关注，略带羞涩地说：“是小女子涂鸦之作，不足为道。”

戏剧《桃花扇》中李香君和侯方域

“是你所作？”侯方域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个姣小稚嫩的青楼女子，竟然作出这般神韵的诗画，真令人刮目相看。如果刚见面的时候，他只是对李香君秀美绝伦的面庞心生爱慕的话，那么现在，他对眼前这个奇女子则是又爱又敬了。

从这幅画开始，两人越谈越投机，从诗词歌赋到名家名画，以及时局变动，彼此相见恨晚、直引以为知己。正是这次见面，让历史上一段悲情故事与一段动人传说拉开了序幕。

当天晚上侯方域就走进了李香君的闺房，同时也走进了李香君的生命。

临走前，侯方域索要了诗笔，作诗一首，送给李香君作为初次相见的礼物，诗云：

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

玉山半峰雪，瑶池一枝莲。

晚院香留客，春宵月伴眠；

临行娇无语，阿母在旁边。

一种欣赏倾慕的情怀已在诗中表露出来，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一个是娇柔多情、蕙质兰心的青楼玉女，此后侯方域便成了媚香楼的常客，也成了李香君的常客，二人品诗论画，互赠诗作，接连几次交往之后，便双双坠入了爱河之中，缠绵难分。从那之后起，二人在金陵的湖光山色中，在秦淮的烟雨楼台中，吟诗作对，同赏朝霞暮云。

爱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侯方域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出一大笔钱来梳拢李香君。啥叫梳拢？这是当时的风尚，妓院普遍的做法。如果哪位客人中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这套手续称为“梳拢”。“梳拢”不是赎身，赎身是交了赎金以后不再做妓女了；梳拢则是某个客人如果看中一个妓女，要想她单独为自己服务，不为别人服务，就要拿出一大笔钱来，这钱用作两个部分，一部分给老板娘；一部分用来举行仪式。如此这般之后，这个妓女就属于他一个人了。

梳拢所需资金，因梳拢对象名位高低而不同，像李香君这样一位名妓，梳拢必须邀请大批有头有脸的风流雅士，宴会的级别自然要高，还要付一笔丰厚的礼金给鸨母，才不至于失面子。

侯方域这次来南京是来考试的，身上哪有那么多钱？更何况是梳拢李香君这样一位名震秦淮、身价百倍的高级艺妓！虽然李香君本人不要侯方域一个子儿，但是妓院老板娘是非要不可的。怎么办呢？

正在他犯难之时，友人杨龙友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

杨友龙对侯方域说：“‘香扇坠儿’名声在外，想为其梳拢的人必然不在少数，今日兄台获得绣球得以接近香君，料定日后他们定会加快脚步以争夺佳人。”

侯方域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自己心爱的女人为他人所夺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他看着杨友龙，觉得眼前的这位朋友似乎能帮助自己，于是他咬咬牙，下定决心说：“我现在手头确实缺少银两，此次南下准备不足，还望你出出主意，若能解决燃眉之急，他日定当有厚报，我侯某人将感恩戴德。”

“兄台言重了。”杨友龙说，好像他早已料到侯方域会有求自己。“恰好我从族人家中那获得一笔钱财，如若兄台不嫌弃的话，就先挪去用吧。花到开时直需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

莫待无花空折枝。

当时侯方域一心急着办事，并没仔细考虑杨龙友为何送钱给他，况且迎娶佳人占据了他绝大部分心思，哪还有时间考量眼前这个朋友的真实目的呢？于是他只说日后一定还。侯方域当时也没多想、多问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就匆匆忙忙为李香君举行了梳拢仪式。

有了资本，梳拢仪式很顺利地办了下来。李香君感觉自己人生的春天已经到来，被心爱的人梳拢，远好过被那些达官贵人或者奸恶淫邪之人买走的好。李香君与侯方域长相厮守的日子就要到来，这让两个人都欣喜若狂。当夜，侯方域将一柄上等的镂花象牙骨白绢面宫扇送给了李香君作定情之物，肩上系着侯家祖传的琥珀扇坠。李香君拿着这把扇子，非常喜欢，经常爱不释手。侯方域家传之物被赠予到了自己手里，李香君深察侯郎的真心实意。从此侯方域便留住在了媚香楼中。

一对有情人终于成全好事，相守到了一起。不管后来的现实如何，至少相爱的两个人终于获得了暂时的温暖。

第三节　终究　逃不开的劫

爱情总是甜美的，何况是佳人与才子。但是自古以来，才子佳人的故事流传下来的总是有那么多的曲折和坎坷。侯方域和李香君都没有想到，他们接下来的生活会因为谁因为什么事而走向什么方向。

李香君雕像

忽然有一日，侯方域正在为偿还欠杨龙友的债务而想办法，偶然想起杨龙友家里虽然不贫困，但也不至于富裕到拿出这么多钱的程度。他哪里来得那一笔重金资助自己呢？侯方域也是了解杨龙友的，虽然他们确实为好友，但是杨龙友如此客气甚至找着借钱给他，这有点超乎侯方域对杨龙友的认知。

于是他与李香君说起此事，香君也觉得事出蹊跷，她与侯方域同心，自然不会让侯方域不明不白接受这种“恩惠”，便让侯方域去问个明白。

在侯方域一再追问之下，杨龙友终于说出了实情，那笔钱不是他的，而是另外一个人给的。

起初侯方域还以为这个人一副热心肠，或者是有慈善之心，成全了自己与香君的一段姻缘！可是当这个人的名字从杨龙友嘴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时候，侯方域气得直拍桌子。杨龙友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就是阮大铖。

事实上，那笔钱并不是杨龙友拿出来的，而是阮大铖通过杨龙友赠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

阮大铖是何等人物？他为什么要送钱给侯方域呢？事出自然有因。

阮大铖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多年在朝中为官，此人原本也是一位很有才学的文士，可惜品行太差，追名逐利，毫无气节，竟不知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个简单道理，长年与奸阉魏忠贤混在一起。此人阴险诡诈，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搅得朝中乌烟瘴气，明思宗崇祯元年诛杀了宦官魏忠贤，阮大铖作为逆贼同僚被朝廷削籍免官，退到南京闲居。

失位的阮大铖并不甘心就此埋没，如果他吸取教训，从此安享余生，以他老人家搜刮来的财富，晚年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可他偏偏被权力迷晕了头，觉得还是当官好，于是在南京广交江湖人士，暗中谋划，准备伺机东山再起。

江南义士陈贞慧、吴应箕(4)等人察觉了阮大铖的不轨之心，作了《留都防乱揭》对他的阴谋进行了揭露；阮大铖既恼怒又害怕，无奈此时手中无权，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只与马士英暗中往来。

偶然一次机会，阮大铖听说江南才子侯方域囊中羞涩、急需用钱，又听说他和陈贞慧、吴应箕有很深的交情，于是就通过杨龙友之手把钱送给了侯方域，为防止他拒绝，开始还让杨龙友暂瞒实情。阮大铖这样做，无非是想卖个人情给侯方域，想通过拉拢侯方域而缓和与陈贞慧等人的关系，好让侯方域替自己说话，去劝陈贞慧、吴应箕不要与自己为敌，自己则好为所欲为。

侯方域与陈贞慧、吴应箕等人因志同道合而结下了莫逆之交，颇有文人风骨的侯方域自然不会因为得到任何钱财的帮助而抛弃骨气与挚友。侯方域了解真象后十分气愤，他素来痛恨阮大铖的人品和奸行，曾为陈贞慧等人的口诛笔伐拍手称快，如今不知不觉中竟用了阮大钺的钱，怎不让他恶心难忍呢！

阮大铖也小看了侯方域。他虽然还只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但岂是贪图富贵之人？对于阮的恶行和人品他早就痛恨于心，怎么会要这样一个人的钱？要是被好朋友陈贞慧、吴应箕知道，他还有何颜面去见他们？但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他决意立即把钱退还阮大钺，以断绝奸人的不良用心。

可一时间到哪里去筹这笔钱呢？为了李香君他甚至在急切中使用了心中不耻之人的钱财，哪还有什么别的多余的钱还出去呢？

李香君很快察觉了他的心事。当然极力支持他的想法，为了帮助他度过难关。

一天，在闺阁之中，李香君面对一筹莫展的侯方域，连声安慰。

侯方域对眼前的可人儿又疼又爱，同时心里依然为筹不到钱财而心急如焚。为此，他都不敢出门面见好友。

“夫君，我倒有一想法，不知你肯不肯听？”香君开口说道。

“娘子但说无妨，不要见外了。”侯方域说。

李香君慢慢说：“眼下欠阮大铖钱财，自然是尽快归还为好，夫君一日不还清，你我二人皆过得不安心。所以我想钱财乃身外之物，我出的这个主意夫君务必答应。”

侯方域不解地看着她。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让眼前的可人儿为自己承担什么，他总是一直在自己身上想办法。

李香君接着说：“钱财可抛，真情难得。眼下我与夫君终成眷属，其他都我来说都不重要，想必夫君也是这般心思。我有一个主意，将我这些年攒的一些首饰变卖，凑齐些银两，应该能够还去阮大铖那种小人的险恶银两。”

“不行不行！”侯方域突然站起来，握着香君的纤纤玉指说：“这是我为你的梳拢钱财，必出之资，怎么能让你为我去还呢？”

香君深情地看着侯方域，动之以情：“夫君怎么这么呆板，你我既成夫妻，自然是同甘共苦。眼下稍有难题，自然是二人戮力同心一起面对，哪有你我之分呢？”

侯方域痛苦地说：“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家当，可是赌上过自己年华，这钱来之不易，怎么能给我呢？”

“我已经说了，对我们来说，钱财并不重要。况且现在你我即使清贫一点，日后定然会有所改变。能得到夫君真情，比什么都可贵，又岂是那些许银两能够比较的？”李香君温柔地劝到。

侯方域知道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眼前人。他想了又想，终于重重地点点头。

李香君立即高兴地下妆却奁以还，宁可素面清贫，把她多年来所有积蓄都给了侯方域，变卖了几件心爱的首饰，又从姐妹们那里借了些钱，总算凑够了数，交给侯郎。

在凑齐所有应还钱财的那一天，侯方域被香君的知情明理深深打动了，他紧拥着她娇小的身躯，感激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桃花扇》中还有一种说法，侯方域了解到真像，他本来痛恨阮大铖的人品和奸行，早已与他断交，并曾为陈贞慧等人的口诛笔伐拍手称快，如今不知不觉中竟用了阮大铖的钱，但他想为了香君，准备收下他的妆奁并为阮大铖说情。

“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

但李香君洞察了阮大铖的阴谋，决意立即把钱退还阮大铖，以断绝奸人的不良用心。她怒道：“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5)

一番话说得候方域十分惭愧。李香君马上拔去首饰，脱去衣物，说道“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裙布钗荆也不妨，风标不学世时妆”，毅然却奁，退给阮大铖，使阮大铖拉拢复社的企图不能得逞。

知识链接：

历史传说中的“秦淮八艳”

“秦淮八艳”指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南京秦淮河上八位才艺名妓，故又称“金陵八艳”。十里秦淮是南京繁华所在，一水相隔河两岸分别是南方地区会试的总考场江南贡院，另一畔则是南部教坊名妓聚集之地著名的有旧院、珠市，才子佳人相聚衍生许多爱情故事。但到底是哪八个人，有关资料上说法不尽一致。一般认为，秦淮八艳一说出于清朝，按排名依次为，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马湘兰。

除了前面四位名妓外，后面“四艳”分别是：

顾横波，生于1619年，本名顾媚，字眉生，又名顾眉，号横波，又号智珠、善才君，亦号梅生，人称横波夫人，上元（今南京）人，秦淮八艳之一。秦淮八艳中，顾横波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受诰封为“一品夫人”。据清余怀《板桥杂记》记载，顾横波“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工于诗画，尤善画兰，个性豪爽不羁，与柳如是较像，时人呼之“眉兄”，柳如是自称为“弟”。

卞玉京（约1623～1665年）名赛，又名赛赛，因后来自号“玉京道人”，习称玉京。她出身于秦淮官宦之家，姐妹二人，因父早亡，二人变身为歌妓，卞赛诗琴书画无所不能，尤擅小楷，还通文史。她的绘画艺技娴熟，落笔如行云，“一落笔尽十余纸”喜画风枝袅娜，尤善画兰。

寇白门又名寇湄，金陵人，其寇家是著名的世娼之家，她是寇家历代名妓中佼佼者，余怀称她“风姿绰约，容貌冶艳”。“今日秦淮总相值”，是钱谦益对寇白门的才与貌的赞誉。寇白门的一生，充满了许多传奇色彩。《板桥杂记》曰：“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相知拈韵，能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正是由于白门为人单纯不圆滑，所以决定了她在婚恋上的悲剧。

马湘兰，明末清初时秦淮河畔名噪一时的名妓，与陈圆圆，李香君，董小宛等人并称秦淮八艳。马湘兰，本名马守贞，字玄儿，小字月娇，在家排行第四，故又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著称。万紫千红中她独独钟情于兰，画兰功夫旷古烁今堪称一绝，借物言志的兰花诗更不胜枚举，因此她的诗文和画作被当时文人雅客争相收藏，她也成了许多江南才子王孙贵胄追逐的对象。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秦淮八艳”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她们都具有爱国的民族气节，秦淮八艳虽然是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却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其次，她们在诗词和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她们创作勤奋，努力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最后，她们对爱情和友谊十分忠诚，重情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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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方域（1618～1654年），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家、诗人、画家。即侯朝宗；朝宗是他的字，别号雪苑。今河南商丘人，明天启年间户部尚书侯恂之子。15岁应童子试，中第一名。20岁参加复社，同朝中阉党展开斗争，是“南明四公子”之一。后经复社领袖张溥（一说是杨龙友）介绍，与南京（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结识并相爱。1640年从江南回到河南，与本地文人结成雪苑诗社。清顺治十一年英年早逝。长于古文，“清初三大家”之一；尊唐宋八大家，往往能将马、班传记，韩、欧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尤以传记散文见长。

(2) 侯执蒲，字以康，号碧塘，河南归德府人“今商丘”。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十年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初任守津（今山东省宁津县）令，后官至太常寺卿。魏忠贤奸党气焰嚣张，侯执蒲被罢官归故里，在侯府东园课读诸孙。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卒，享年七十三岁。

(3) 侯恂，（1589～1659年）明户部尚书。字大真，号若谷。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人。明万历丙辰年（1616年）进士，授山西道御史。东林党人。天启年间因与阉党魏忠贤斗争，父子三人曾遭罢官。崇祯元年（1616年）再次启用任河南道御史。次年任太仆少卿。崇祯三年（1630年）任兵部右侍郎督治昌平。崇祯六年（1633年）任户部尚书。崇祯九年（1636年）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开封后，以按兵不救之罪遭陷害入狱。（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谢绝任官，归家隐居。任上为官清廉，不附权奸，屡遭陷害，两次入狱，仕途坎坷。

(4) 陈贞慧，明复社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人为侯方域、方以智和冒辟疆；吴应箕（1594～1645年）明末文学家、抗清英雄。

(5) 摘自孔尚任《桃花扇》。

第三章　关山阻隔　思念随行

第一节　如燕巢空　美景幻灭

不管是哪种结局，那些钱又经杨龙友之手退给了阮大铖。阮大铖见状，大感脸面丢尽，咬牙切齿地自语道：“老夫有意与他们攀交，这些小子们竟如此气傲，看老夫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李香君作为底层人民对阮大铖之流非常痛恨，她对奸党的行为思想洞察入微，绝不为奸党的一些小恩小惠蒙蔽而妥协。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认为她身上闪烁着正义的光芒原因所在，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完全体现，这只是一个开端。

杜丽娘、崔莺莺、林黛玉等都是贵族小姐，她们衣食无忧，而李香君是一位孤苦无依不幸的青楼妓女，所以她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仗义轻财更加难能可贵。香君被青楼妈妈收养，妈妈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她长大后接客赚钱。因为身份等原因，古往今来的妓女很少有不爱财的，但李香君坚持正义，在正义面前，视钱财如粪土。虽然侯方域囊中羞涩，但她并不嫌弃，而是在有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深情相爱，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离不弃。

就在阮大铖说完那句话不久，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李自成攻破北京了！

时局很快发生了变化，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内有草寇、外有强虏。福王朱由崧在一帮旧臣拥护下于南京建立自己的小朝廷弘光新皇朝，马士英成了执政大臣。一直与马士英暗中勾结的阮大铖很快被擢升为兵部侍郎，继而又升为兵部尚书。

昏王贼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日夜狂欢，口称“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继续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

自古国家命运是与个人相连的，李香君和侯方域也不能例外。纷乱的动荡的时局也在悄无声息中影响着这两个注定不平凡的人。

大权在握，阮大铖得意之极，便开始对反对他的人实行报复，着手清除异己。江南义士陈贞慧、吴应箕很快被捕入狱。侯方域也在阮大铖的报复之列。

侯方域得知消息后，知道黑手很快就会伸向自己，只有远走高飞，才可能逃脱此难。为了逃命，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南京，也就是说不得不与李香君分别了。侯方域决定往北投奔爱国将领、扬州督师史可法，为之参赞军务，报效国家。爱国与爱家这个时候产生的冲突，李香君并非不懂人世险恶，或者说她比谁都要看得清、又比谁都要冷静，这一切要让她这个弱女子承担，实在是不容易。

香君故居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夜晚，媚香楼中昏暗的烛光映照着两个难舍难分的人儿，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侯方域几次想挪动脚步可都又停下来，怀里紧紧抱着李香君，眼中满是凄切。他叹了一口气，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天下伤心是别离，为何我们不能不分离！”

李香君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安慰情郎道：“有别离的苦楚，才有重逢的喜悦，好男儿志在四方，岂可在媚香楼中消磨了豪情壮志。况且人生离合，在乎心而在不在形，彼此倘若不能心心相印，即使日日同床共枕，亦如相隔千里，只要你我永结同心，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照样可以魂来梦往！”

李香君的一番话给了侯方域一份坚毅、一份力量。

人生自古伤离别，更何况是一对正陷入热恋当中的情侣呢！临别的前夕，侯方域当着众人面前在他送给李香君的白绢团扇上题了一首诗：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冨平车。

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送给李香君作为定情礼物。李香君郑重地接受了侯方域的绢扇，并且把它当成比生命还要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那个晚上，侯方域紧紧拥着李香君，久久不愿离开。而李香君这时却表现出相当的乐观，一次又一次推开他，叫他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就在侯方域出门的那一瞬间，李香君的眼泪掉了下来。但她当时还没想到，他们这一别就再也没能见一面。

侯方域终于挥泪离开了南京城，渡江北上，投奔到正督师扬州的史可法麾下。史可法是侯方域父亲的门生，为人忠贞耿直，在扬州加紧操练兵马，准备抵挡清军的南下。侯方域被安排在史可法身边做文书工作，为抗清报国而效力，使侯方域壮志得酬。他与南京的李香君频频书信往来，倾诉相思，畅谈报负，彼此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从那以后，侯方域送给李香君的那一把白绢扇便成了李香君想念夫君的一种思念之物。她一直把白绢扇带在身边，看见白绢扇就等于看见侯方域。

侯方域走后，李香君的心也跟着他远去。李香君征得李大娘的同意，洗尽铅华，闭门谢客，天天凝视着那把订情的绢扇。即便她明确表示要一心等侯公子归来，有许多猎奇好艳的达官显贵偏偏不肯死心，纷纷上门打她的主意，无奈此女吃了秤砣铁了心，以坚决的态度予以回绝，客人们只好望楼兴叹。她虽然还是媚香楼的花魁，但不再接待任何客人，不再为任何寻花问柳庸俗之人弹奏。她只是日夜与琴棋书画为伴，悲苦而充满期待地度过如秦淮流水一般的平缓日子。

每当金陵日暮时分，李香君都会坐在秦淮岸边的媚香楼上，面朝静若处子的秦淮河，面对河里来往悠然的船只，一边抚琴，一边轻唱她为侯方域作的曲儿。当她的琴声、歌声一起响起的时候，秦淮河上的风轻轻吹落她面上薄薄的胭脂。媚香楼两边的杨花飘飘洒洒落下来，落满她的肩头，落在灵动的琴弦上，落在冰冷的秦淮河里。一曲终了，泪湿满襟。

这一切只为等待一个人。可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侯方域才能再次回到南京。

第二节　盛装华服　血染小桃红

侯方域没有等来，却等来了她最不想见、最痛恨的人——阮大铖。要不是他，侯方域怎么会离开自己呢？阮大铖这次来，是要强娶李香君。但不是他娶，他倒想娶，但他大老婆不干；他是为另外一个人娶。

李香君与侯方域

这个人，就是与他狼狈为奸的佥都御史、淮阳督抚田仰。田仰为南京的小朝廷送粮食来了，自然受到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热烈欢迎。这田仰没啥爱好，就爱美女。他此番前来还有一个卑鄙的目的，就是顺便把他早已垂涎三尺的李香君收为小老婆。

田仰督运漕粮由扬州来到南京，为弘光皇朝帮了一个大忙，成了弘光帝器重的红人。马士英与阮大铖等弘光臣子举行盛大的酒筵为田仰接风洗尘。席间，田仰表示久闻秦淮河名妓李香君艳名，此行想顺便把她收为侍妾。

这一下可让阮大铖逮住了机会，他早就想报复侯方域和李香君了，可惜侯方域闻风远走，害得他无从下手；如今若把李香君送给田仰为妾，一方面讨好了田仰，一方面也拆散了他们那对鸳鸯，聊泄心中积愤，岂不是一箭双雕！于是他一口答应田仰，说娶李香君当小老婆的事情自己来搞定。田仰当然笑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阮大铖派人携带重金前往媚香楼行聘，李香君毫无商量余地地一口拒绝，她说：“侯公子虽然飘泊在外，但总有回来的一天，以前我就拒绝了很多人的盛情，今天当然也不可能接受田大人的聘礼。”

李香君毫不犹豫就拒绝了阮大铖。阮大铖也不急，他皮笑肉不笑地说：“等会你不嫁也得嫁！”果然不到一刻钟工夫，一群人便敲敲打打抬着轿子来到了媚香楼。那架势，大有不把李香君娶回去誓不罢休之状。

李香君明白了，阮大铖是想强娶。于是她假装答应阮大铖，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她要回房间好好打扮一下，然后花些时间和鸨母姐妹道个别，还需要挑一个吉祥的日子。阮大铖高兴得信以为真，于是和他的手下在当日离开了媚香楼，回去与田仰约定娶亲的日子去了。

中秋佳节，金风送爽。南京天空万里无云。一轮圆月像银盘儿似的挂在月牙池上，蔷薇色的秦淮河上银光万点，就像一条巨龙在翻动鳞光闪烁的身躯。沿河两岸的河厅河房里，红光四射，映衬着妓女们婆娑的舞姿。一艘艘画舫上前后两盏明角灯上下辉映，缓缓地从幽暗的沿河柳影中淌来，给人以神秘的诱惑。河面上弥漫着淡淡的雾霭，飘动着悠扬的琵琶旋律……

李香君站在媚香楼的高阁上，手扶临水的雕栏，下意识地望着这眼前不夜的秦淮河。媚香楼耸立在文德桥的西南角，两层楼阁。朝北的临水窗户可以将月牙池旁夫子庙闹市的全景收入眼底。然而这诱人的景色并不能打动李香君，她只不过是站在窗前发愣罢了，脑子里一片混乱。虽说阵阵夜风送来清凉湿润的雾气，给人以秋高气爽的惬意，但李香君依然在扇动着手中的折纸扇儿。

鸨母李丽贞站在她身后说：“好啦，别扇扇子了。这夜风怪凉的，小心着凉生病，还扇什么扇子？”

李香君小巧玲珑，肌肤像大理石一样光滑润泽，依然是那个人们口中戏称的“香扇坠儿”。

她说：“就要扇嘛，夜色虽凉，可我心里却像火烧一般热！”

李丽贞说：“我看哪，你又在想念侯方域了。”

李香君爽快地说：“一点不错，我正在想他。这扇子是他送给我的定情物，扇扇心里痛快，不然，整日里害相思实在不好受！”

李丽贞叹息说：“唉，明月团圆，人不团圆！”

李丽贞伸手夺过扇子说：“不能再扇了，夜深了，睡吧。”

李香君说：“娘，把扇子还我。”

李丽贞看了一下扇子说：“唉，这个侯朝宗侯公子，居然这样粗心，扇面竟是一张白纸，连个字也不题。”

李香君急忙解释说：“那天侯公子来向我告别，是提着脑袋来的，后面有人跟着要抓他呢！情急之下，无以相赠，所以就把手中的扇子留给我，又哪有时间来题字呢！”

李丽贞说：“听说侯朝宗的朋友杨龙友会画画，哪天请他在扇面上画幅画儿。”

李香君说：“我已对杨龙友说过了，他说一有空闲就来替我画。”

李丽贞说：“香君，眼下兵荒马乱的，人的命运是瞬息万变的，侯公子逃亡他乡，生死难卜，所以你也要为自己今后想想，留条后路，不能在侯公子身上误了自己。”

李香君坚决说：“娘，我没有后路，我唯一的路就是侯公子，我一定要等他回来。”

李丽贞说：“不是娘不支持你守节终身，而是眼下马士英、阮大铖一伙逼得太紧。今天马士英又派人来找我谈话，说那门好亲事订在什么时候合适。”

李香君马上举起双手，捂住耳朵说：“不听不听，我真的不想与那种人在一起，今天应付只是权宜之计。其实哪怕是皇帝传我去做东宫娘娘，我也不肯！”

李丽贞耐心地说：“看你像头小犟牛，马上就要套笼头了，撒野也无济于事。刚才阮大铖又来人了，说漕运总督田仰下聘金三千两。还说田仰为人好，很会体贴人，是门好亲事，要我尽快定个日子答应下来……”

李香君问：“你确定日子了？”

“没有。”李丽贞说，“我对阮大铖说，我那个香君从小娇生惯养，什么事都依着她，所以这等婚姻大事还要多劝劝你。”

李香君说：“娘，这事我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什么退路？”

“阮大铖是为了拆散我与侯朝宗，我宁死不同意！”

“其实我觉得田仰的条件不错，出那么高的聘金，可见是有诚意的。”

“我是决心守候公子一辈子的。”

李丽贞说：“侯公子下落不明，仅凭这一把纸扇定你终身，实在过于草率。你无论怎样扇，也改变不了孤身只影守空房的命运。”

李香君信誓旦旦地说：“我若等不回侯公子，就去栖霞寺当尼姑！”

李丽贞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好吧，随你。不过我仍要提醒你一句：田仰这门亲事不错，值得你好好考虑一下。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在《桃花扇》的描述中，李妈妈劝香君嫁给田仰，李香君道：“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她说要等侯方域：“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可又来，阮、田同是魏党，阮家妆奁尚且不受，倒去跟着田仰么？”

当妈妈劝他嫁到田家少不了吃穿时，李香君说：“呸！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翠楼梯。”其人贞烈，可见一斑。

第二天杨龙友来到媚香楼。在侯方域离开的时候，他的很多朋友也离开了南京。那些文人骚客，那些忠义之士，都远走他乡。能够留下来陪自己的只有当初那个杨龙友等少数几个人。虽然杨龙友瞒着侯方域做过一些对不起他的事，但是眼下，能从他嘴里得到一些关于侯方域的消息，能够与侯方域的一个故人聊天，也足以给自己宽慰。

李香君高兴地把杨龙友迎入客厅说：“杨先生，你是侯公子的好朋友，可有关于侯公子的消息？”

杨龙友说：“听说他到扬州去了，在史可法手下，现在安然无恙。”

李香君激动得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杨龙友说：“我今天是来替你画画的。”

李香君高高兴兴地取来扇子说：“这还是侯公子留给我的定情物呢！”

杨龙友一惊说：“啊呀，如此贵重的信物，配画可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让我想想画什么？”

正说之间，一队迎亲队伍向媚香楼走来。前面是两排大红灯笼。中间是十二名吹鼓手，吹奏着喜庆热闹的迎亲曲。吹鼓手后面是两排箱笼。箱笼后面是一顶花轿，悠悠荡荡向前迎亲。最后头戴金花礼帽的是新郎官田仰。

迎亲队在媚香楼大门前停下，鞭炮声震耳欲聋，炸得满街蓝烟似雾。两排箱笼抬人大厅内，打开全是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丰厚的聘礼令人眼花缭乱。这便是阮大铖订下的强娶之计。娶亲的队伍人多势众，下人阻拦不住，已直冲进楼里，大有不抬走人决不罢休的劲头。

李香君惊得目瞪口呆，李贞丽也愣在一边。

李丽贞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与香君商量好呢，怎么就来抬人了？”

田仰得意地说，“阮大人对我说，你们同意了，所以我来抬人。”

李香君高声说：“不，我不同意！”

“不同意也要同意！”随着这声喊，走进来一位身穿一品朝服的大官，下巴上垂着一丛二寸长的胡须。

李香君吃了一惊说：“是阮胡子阮大铖？”

“对，就是我！”阮大铖得意地说，“今日我大权在握，就由不得你了，乖乖地登上花轿，去当田大人的小妾。哈哈……”

李香君凤眼圆瞪，两道细眉气得翘了起来，指着阮大铖骂道：“你这个阉党的余孽，拍马钻营的败类，你可以靠玩弄阴谋的手段祸国殃民，迫害忠良，但你却休想叫我李香君听你的安排。”

阮大铖厉声喝道：“不识抬举！来人，把李香君抬下楼拖入轿内！”

几位差人冲上来抓李香君。

香君拿着侯方域送与他的那把扇子前后乱打他们，但无济于事，想她一个纤弱的女子能有多大力气，在一帮如狼似虎的差役面前，虽然拼命反抗，但终究被他们草草妆成。

当有个差人强行抱李香君下楼时，李香君哭道：“我死也不下楼！”

这种挣扎多么的痛苦。

李香君不顾一切，狠命地把头朝身边的柱子上撞去。用头撞墙！只听得“咚”地一声闷响，头顶上鲜血四处飞溅，李香君顿时昏死在地上。

李妈妈惊恐万分，大哭道：“不得了了，我儿撞墙了！”

大家跑进来一看，只见盛妆华服的李香君横卧在室内，一动也不动。一股鲜血从头上流出，染红了她的面颊和衣襟。怀里还抱着那把侯方域赠送的白绢扇，上面也溅上了斑斑血迹。

全场一片混乱。

李丽贞急忙扑上去呼喊：“香君，香君，我的儿，你死得好苦呀！……”

阮大铖见出了人命案，为逃避罪责，跑得比兔子还快。

娶亲的队伍见闹出了人命案，吓得不敢再纠缠。

大凡物不平则鸣，若是个须眉男子，大可投仕死谏，尚能得一诤名；若是个女子，况又勾栏出身，教她怎样去宣泄这一腔怨怒。不过是期望这路尘般漂泊的日子可以落定在一个怀抱，即使不够坚实和温暖；不过是期望纷乱的戈影戟光中可以有一小片安宁的天空，能够看到依稀的鹊桥。

樱花永巷，急管哀筝，都是这情痴情切的怨诉，芳草垂杨，牵牛织女，都是这山盟海誓的见证，人去未远，遗香犹在，何以风雨太相催！卞玉京随田畹，去便去了，可李香君是不会随田仰去的；一无所有的人，唯一的抗争便只有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举措，总是被称为壮烈乃至“蛮子”（林语堂），这更有悲壮的意味，因为她太无奈了。大抵只要还有办法的人，都不回轻易抛却残生；大抵还能够喊出声音的人，也不会用沉默来面对。

满心的痛苦和愤怒化为碧血横挥，终于暂时镇住了那些胆怯理亏的家伙，迎亲的人灰溜溜回去了。

第三节　同是悲秋浮萍

李大娘与媚香楼的姐妹将李香君抬回屋中，又急忙打发人找医生。

等到事情差不多慢慢平静，杨龙友赶到，对发生的事情不禁喟然长叹。此时院中已空寂无人，只有那把带血的绢扇孤零零地落在地上。

杨龙友拾起绢扇，端视良久，深为李香君的贞烈品性感慨嘘啼，为这样一个贞烈女子而感动，一个奇妙的构思在他脑海中形成。进屋探视过昏迷不醒的李香君后，杨龙友带着绢扇离开媚香楼，回到自己家里，立刻在书房中坐下，取出一枝不曾用过的羊毫笔，把扇面上的血迹稍作描绘，血迹便成了一朵朵鲜艳欲滴的桃花；再以墨色略衬枝叶，一副灼灼动人的桃花图便完成了。

杨龙友对扇沉吟半晌，又在扇面上题下三个小字——桃花扇，准备等李香君伤愈后还给她。

好在李香君命大，受伤后的李香君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治，伤势总算痊愈了，这时田仰已离开南京，娶妾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方人定1963年作　李香君

再看这边阮大铖，以为李香君这回不摔死也得摔出个残废。不料李香君竟然完好如初，依然是秦淮第一名妓。而且，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她的名气更大了。当然，阮大铖也跟着出了名，不过他出的是臭名。

可以看出，李香君对待爱情坚贞不渝，虽然她只是一个妓女，但当她爱上了一个人时，便义无反顾，要一生相随，不管那人是贫贱还是富贵，是在身边还是在远方。她对权奸的压迫勇于抗争，绝不向恶势力低头，她宁死不屈，终于得脱魔掌，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历史上与李香君同时代的秦淮名妓之一陈圆圆被田太师收入府中，田太师为了笼住皇帝又将陈圆圆献给崇祯皇帝，崇祯忧心国事，无暇美色，被送回太师府中，后来田太师想拉拢人才宴请边关大将吴三桂，吴三桂在筵席上迷上了献歌舞的陈圆圆，遂求太师纳为妾，此事正中田太师下怀。后李自成攻入北京，手下大将刘宗敏抢去陈圆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勾结清兵入关赶走李自成夺回陈圆圆，因此有陈圆圆倾倒大顺国一说。

从这名与李香君同时代的秦淮名妓的悲凉身世中看到，虽然都有倾国倾城之貌，但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任人玩弄，任人欺凌，随波逐流，成为拥有强权的男人们的玩偶。而李香君却不同，为了忠于爱情，不畏权势，敢于以死抗争，终于使权奸的阴谋没有得逞，成就了象征坚贞爱情的“桃花扇”的千古佳话。

《吕氏春秋》：“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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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闭门羹”的由来

众所周知，“闭门羹”意为拒客，但“闭门”何以与“羹”联系起来呢？这还得从唐朝妓女接客的历史典故说起。

“闭门羹”一语最早见于唐代冯贽《云仙杂记》所引《常新录》的一段话：“史凤，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下列不相见，以闭门羹待之。”原来，唐代宣州城出了一位叫史凤的名妓，她不仅人长的标致风流，拥有沉鱼落雁之貌，而且能歌善舞，有一副迷人的金嗓子，舞姿更是令人倾倒，赋诗、抚琴、泼墨、作画，无不精通。因此她是名声骚动，轰动一时，方圆百里的贵胄子弟、风流才子，都以一睹史凤芳容为快。引得那些浪荡公子和好色之徒不惜千里迢迢，纷纷登门拜访，重金求见，把妓院经常围得水泄不通。

然而，史凤却恃才自高，对他们手中的金银不屑一顾。她重才不重金，把前来求见的人，以品貌才学分成三六九等。对上等的客人来，她下楼接待；若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之辈上门，则统统拒之门外。久而久之，一些屡被慢待的公子哥儿对她怀恨在心，四处造遥中伤史凤。聪明的史凤就想出了个办法，对被拒绝的人皆赏一碗羹汤，这样一来倒也堵住了他们乱说的嘴。后来，上门求见的人只要一看见摆上羹汤，就知道史凤不愿接待，便知趣地离开。

那么，史凤摆的“闭门羹”到底都用什么料做的呢？所谓羹，最初时系指肉类，后来以蔬菜为羹，再后来对凡熬煮成有浓汁的食品皆以羹称之，如雪耳羹、水蛇羹、燕窝羹等。据说，史凤的“闭门羹”是用豆腐和鸭肠子做原料的，之所以用这些不值一提的原料来做这道菜，就是为了表达主人对客人的轻视。不过，让史凤自己没想到的是，还真有些人吃了史凤的“闭门羹”后觉得味道不错，从而引得一些人专门来尝“闭门羹”。如今，“闭门羹”还成为了安徽沿江一带的传统名菜！

“闭门羹”也就由此事而得名并流传至今，后来“闭门羹”成了拒绝客人的代名词。以羹待客，比直言相拒，要婉转、客气一些。可惜的是：现代拒客，则只有“闭门”而没有“羹”了。也有用来指拜访他人时，主人不在，自喻吃了“闭门羹”的。

第四章　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第一节　山塘小苑　泪涟涟

阮大铖把自己的名声受损归结于李香君的挑拨，阴险恶毒的阮大铖并不想就此放过她。为除掉这颗眼中钉，他老人家挖空心思想出了更狠毒的一招。

弘光皇帝完全是昏庸无能之人，国难当头，不思治军理国，反而日夜沉醉在声色享乐之中。他嫌宫中歌姬所唱的歌内容单调乏味，于是阮大铖便大献殷勤，亲自执笔撰写歌词剧本，再到秦淮河畔的歌楼妓院里挑选出色的歌妓，送入宫中给弘光帝取乐。等李香君伤愈后，阮大铖立即打着皇上圣谕的幌子，将她征入宫中充当歌姬。

他摸清在南京小朝廷悠哉乐哉的弘光皇帝喜欢美女这一癖好，就跑到皇帝面前，把李香君的美貌天花乱坠吹嘘一番，反正撒谎不用花钱，弘光一听，惊曰：“世间还有这等美女乎？快快传我诏令，把李香君带进宫来！”

这一招李香君着实无法抵挡，她一个青楼女子，哪里敢违抗圣上呢！宫门一入深似海，何时能再见到日夜思念的侯郎呢？她好想托鱼雁捎封信给远方的情郎，让他回来见上自己一面，可此时战事正紧，交通全部断绝，书信根本无法送去。带着无限的眷念和遗憾，李香君进了皇宫，处在深宫之中的李香君果然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整天陪伴她的，就是那把被自己的鲜血染红的桃花扇。

阮大铖不愧是厚黑学高手，用皇帝的权威来报复李香君。他就不担心李香君受宠之后对他打击报复？他不担心，因为他知道李香君是怎样一个人，她从不贪图富贵，对权力没有欲望，更不想当什么皇后。难怪有人说，君子与小人比，输的永远是君子。阮大铖要把她弄进宫，就是想让她在宫里生不如死。李香君只知道自己不能违抗圣旨，于是在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就被官兵强行带到了宫里。阮大铖的阴谋得以实现。

李香君画像

在宫中，李香君就像折断了翅膀的小鸟，即使保持着不错的歌喉，终究是难以让自己挣脱牢笼。自从李香君入宫以来，每每得到弘光皇帝的召见，于是歌舞升平，名妓展艺，确实让弘光皇帝高兴了好一阵子。

但是李香君的心并不在这里，她的心全系在自己情郎身上，然而世事颠沛，她又知道自己的情郎在何方呢？每次在皇帝面前充当歌妓，唱出的其实是她满腹的委屈、思念和愤懑，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听懂其中之意？昏庸的皇帝每日享乐，李香君看在眼中，痛在心里，一代义妓，空有爱国之心，奈何当道昏聩，江山的责任在皇帝肩头还没有在一名歌妓肩头那么重要。

幸运的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不久清兵攻下扬州，直逼南京，弘光帝闻风而逃，最终被部将劫持献给了清军，随后南京城不攻自破。

南京城破之时，李香君随着一些宫人趁夜色逃出了“牢笼”，市街上已是一片混乱，清兵烧杀抢掠，难民四处逃窜。李香君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秦淮河畔走去，只见到处火光冲天，夜空映得一片血红。好不容易来到长板桥上，站在桥头，向媚香楼方向望去却发现媚香楼也已隐入一片火海之中。李香君心里一沉，脚下发软，一下子跌坐在桥面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南京城一片混乱，到处都是逃亡的人群。李香君本来想回媚香楼，不料赶到的时候，媚香楼已经一片火海。这个时候，李香君感到绝望了。她一个红尘女子，媚香楼就是她的家。媚香楼没了，她还能去哪里呢？极度的悲伤和恐惧，再加之饥饿，李香君晕倒在街头。

这个时候，李香君一直牵肠挂肚的侯方域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自从他离开南京就杳无音信，没有给李香君写过一封信。但李香君并不怪他，知道他身不由己，他也不想这么做。

对于李香君来说，醒不醒来都不重要了。醒来了她却不知道去哪里，又加之整天思念着侯方域，忧伤成疾，李香君得了肺痨。

昏迷在桥上的李香君就像一只被狂风大雨拍打落下的蝴蝶，脆弱、美丽，却依然向往生命，因为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还没有见到，也不能被夺去啊！

正巧，这时当年为李香君教曲的师傅苏昆生(1)路过长板桥，无意中发现了坐在地上发傻的李香君，连忙将她扶起，才知她已无处可去，便带着她随逃难的人流，奔往苏州。

其实，这天夜里侯方域也正在南京城里，他是在扬州兵败后脱身返回南京的。到达时正逢清兵肆虐屠城，他心里焦急地挂牵着李香君的安危，火烧火燎地赶到秦淮河边，却看到媚香楼燃成一团烈焰，熟悉的人一个也没见着。他在媚香楼附近徘徊寻找了整整一夜，却没能见到李香君的影子；其实那时李香君就坐在离媚香楼仅有一箭之遥的长板桥上，无奈老天戏弄人，偏偏没让他俩相遇。

李香君在苏昆生的照顾下来到苏州，由于一路颠波劳苦，精神上又极度悲伤，她已身染重病。苏州情况还比较平静，几经周折，李香君找到了昔日好友卞玉京。

卞玉京原本也是秦淮名妓，与李香君交情甚好，两年前她迁居苏州，在虎丘的山塘置下一座清雅的小院。见到好友逃难至此，卞玉京热情收留了李香君在小院住下，并请来名医为她诊治。几经诊察，才知李香君患的是肺痨，这种病在当时是无药根治的，只能滋养调理，勉强延续着生命。

病中的李香君深深地思念着侯郎，她日夜捧着那把血染的桃花扇，回忆着侯郎的音容笑貌，泪水浸透了衣襟。

苏昆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见李香君痛不欲生，他等局势稍微平静一些，就返回南京打听侯方域的消息。经多方探问，证实了侯方域曾在南京寻找过李香君，了无结果之后，失望地回老家商丘去了。

第二节　孤影思君　至死方休

苏昆生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到苏州告诉了李香君，李香君倦卧病榻，一副憔悴虚弱的可怜模样。见此情景，苏昆生心中痛惜之极，自愿提出要北上商丘，为一对有情人传递消息。

在苏昆生北上不久，李香君开始咯血，病情一日重于一日，终于气息难继。弥留之际，她挣扎着让卞玉京为自己剪下一绺青丝，小心翼翼地用红绫包好，再把它绑在比生命还珍贵的桃花扇上，然后交给卞玉京，请她转交给侯方域，并留下遗言说：“公子当为大明守节，勿事异族，妾于九泉之下铭记公子厚爱。”

李香君咳出了最后一滴血，这一滴血再次溅到原本已被染红的桃花扇上。于是，这把桃花扇变得愈加鲜红欲滴。李香君看着它，脑海里最后一次回放起与侯方域在一起的岁月。突然，扇子从手中滑落……

一代名妓，就这样香消玉陨。

侯方域得到苏昆生送来的消息，立刻启程，赶往苏州。侯方域终于找到了。可是，等他匆匆赶来看望李香君的时候，李香君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此时的侯方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历史并没有记载那个时候人物的内心波涛，留给我们的只是李香君随风而去之后带走的深深的遗憾。

李香君曾经那样坚定地以为他们有情人终会在一起，甚至连山盟海誓都不屑一顾，为此不惜血染桃花。三生三世不愿放手的执念，在最接近圆满的一刻，倏然破碎，无迹可寻。

飞蛾扑火，以为生无可恋，却不知单这一个“情”字，早可令它毁灭。最艰难日子里开出的绝世桃花，就此凋零。只因爱与执念，悟到深处，都是一种幻灭。

【折桂令】

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

坏槛当潮，目断魂消。

当年粉黛，何处笙箫。

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

白鸟飘飘，绿水滔滔，

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

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

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什么都变了。除了那弯冷清清的残阳落照。

结局成燃尽的灰。尽管两人曾经那样相爱过，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再是如何欷戯不已，终究如凤凰涅槃一般义无反顾。这结局，是两人自己选择的，无可厚非，心甘情愿。

李香君的故事在《桃花扇》中被演绎成一段戏，人生如戏。戏内的血已流尽，濡染成一株不褪色的桃花，戏外只剩了叹气。

当年教香君唱《牡丹亭》的老艺人苏昆生在曾经烟柳画桥处，抬眼望天，放声悲歌。

李香君流芳千古，关于她最后的归宿人们似乎并不仅仅就那样心甘情愿地接受。民间故事中还有其他说法。

李香君用生命苦苦等待的侯方域，却最后背叛了他的初衷。明亡之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为了免祸，参加了清朝政权组织的河南乡试，并且中了副榜，做了一名清廷官员。

李香君深为失望，江山已换，家国何在？李香君痛斥其变节降敌，并当着侯方域的面，拿出带血的桃花扇，一撕、再撕，空中一抛，犹如翩跹蝴蝶舞晨空，桃花香销玉殒……

曾经让李香君以为是一生一世的情缘，如今在历史的洪流中变得不堪一击。在经历了重重灾难之后的李香君，身体却日渐衰弱，时时咯血，不久，便病死在苏州。然而，无论哪种结果，李香君结局都是悲惨的，作为“千古义妓”，她不断得到后人的尊崇。

还有另一种说法。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秋，侯方域在栖霞山寻到李香君。经过商议，二人携手渡江北上，前往老家商丘。他们星餐夜宿，历尽艰辛，回到商丘侯府。李香君隐瞒歌伎身份，以吴氏女子、侯方域侍妾的身份住进西园翡翠楼。在这里，她与公婆和睦相处；与侯方域元配夫人常氏相敬如宾，姐妹相称；与侯方域鱼水情深，琴瑟和谐。从1645～1652年这8年时间里，李香君生活得平安、舒适，也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时期。

可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侯方域去南京为香君求子、寻亲的时候，她经常担惊受怕的身份问题终于暴露了。公公侯恂这位孔孟之道的卫士，知道李香君是秦淮歌伎的真实身份后，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当即命令李香君滚出翡翠楼，后经人讲情，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让她住到离城十五里的侯氏柴草园——打鸡园。那里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凉村落。而此时得知李香君已身怀有孕，引起婆母和常氏夫人的同情，二人一再向侯恂求情，侯恂才勉强答应派一个小丫头去那里服侍。

侯方域在江南寻亲求子回到商丘之后，发现李香君被赶到城郊打鸡园，心如刀绞，悲愤至极。他多次在父亲面前长跪认错，替香君辩解，说明她卖艺不卖身，请求父亲收回成命，但最终遭到的还是无情的训斥。1653年春，李香君在打鸡园生下一个儿子，但因为自己是下九流，身份低贱，孩子不能随侯方域姓侯，只能随自己姓李。孩子生下不到几个月，李香君便在郁闷绝望中含恨离开了人间，终年30岁。坟墓埋在村东头。侯方域在痛苦与内疚中，为李香君立碑撰联。墓前树碑，碑上撰联：

卿含恨而死　夫惭愧终生

碑前摆一石桌，桌前立一圆形石墩，上面镌刻着“愧石墩”三个大字。侯方域生前经常去凭吊，每次他都呆呆地坐在愧石墩上，久久不忍离去。

在李香君去世仅一年后，也就是1654年的12月13日，年仅37岁的侯方域，也在忧闷中走完了自己充满惆怅悔恨的人生之路。

如今，秦淮河畔“媚香楼”还在，坐落在金陵栖霞山上，那座“桃花扇亭”每年都会在一片灿烂的桃花里陪春风笑上一程。只是：

问秦淮旧日窗寮，当年粉黛，何处吹箫？

白鸟飘飘，渌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第三节　侯方域　李姬传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也。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

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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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妓女的4种归宿

艺妓和色妓毕竟都是以年轻貌美、色艺出众为资本取悦于男子的，因此，她们的归宿大致相同。

一是少数知书达理、色艺倶全的名妓，在得到贵人的宠爱后，成为贵夫人。她们中有的妓女是在新贵苦读赶考之际相识，曾情投意合，并以资相助，文人学士一旦高中，成为举人、进士、状元，封官加爵后仍不忘旧情者，便会以重金赎其出妓院，带回家中为妾。也有的高级妓女结识名流，两情甚笃，力排众议，成为夫妻的。如董小宛，当然妓女中像董小宛这样能找到真心相爱的贵人的，毕竟只是极少数。

二是部分世袭乐户的女子，必须终身为妓。年长色衰后，艺妓大多在教坊中传授技艺或充当艺师，收徒传艺。色妓则多成为妓院老板，她们将年轻貌美时挣得的钱财置房产、蓄义女，成为鸨母。由于她们本是妓女出身，以她们的素养、技巧和经验，足以使她们能严格地教训妓女，也能熟练地管理妓女。有的鸨母年轻时曾受人蹂躏，她们常常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蓄养的妓女，或逼迫她们不停地接客，稍有懈怠就虐待鞭笞；或串通妓女坑害嫖客。她们贪财爱钞，唯利是图。有的色艺不精的妓女年长色衰后，风韵既失，又无足够资财置房蓄女，就在妓院中充当女佣或管领婢女，服侍名妓。

三是从良嫁人。无论是对艺妓还是色妓来说，从良嫁人是她们所向往的归宿。但是，从良嫁人必须是在年轻貌美之时，一旦人老珠黄，则“门庭冷落马鞍稀”，无人问津了。而且，对服务于宫廷中的妓女来说，只有等帝皇下令放出宫外方能嫁人。对地方官妓，须经地方行政长官批准后才能从良嫁人。而对于一般市井女，则是拿出一笔足够的赎身钱，求得龟鸨允许就可以从良嫁人。为此，许多色艺出众的妓女，在年轻貌美时，尽力蓄财以备年长色衰之际。

对于市井妓女，大多都是赎身从良后嫁人为妾。只是有的男子并非真情所爱，只是贪其资财而已，一旦资财已尽，便遭冷落遗弃。由于妓女们曾沦落为娼，即使从良嫁人，做人行事也低人三分，她们中能真正得到幸福的并不多。

四是出家为尼。妓女们出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本是贵族或良家女子，受人诱拐或骗卖误入娼家，在百般无奈下，苟且偷生。她们对人生万念倶灰，自感罪孽深重，辱没门庭，削发为尼以求来世；有的色艺超群，风流一时，一旦年长色衰，失势失宠，她们忍受不了凄清寂寞，心理失去平衡，出家为尼，以图清静；有的妓女失去卖艺卖身的资本后，出家为尼，仅仅是求得一个衣食居处；也有的妓女急于脱离妓院，从良嫁人，倾自己一生所积血汗钱相随男子，却遭骗遭弃，遂看破红尘，甘愿出家为尼以度残生。

总之，就其归宿而言，无论艺妓还是色妓，其遭际大多数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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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昆生（1600～1679年）河南固始人。晚明时流寓金陵（今南京）。原名周如松，明代宗室，明末著名歌唱家，人称“南曲天下第一”。以善歌出入公卿府邸和青楼妓院，曾为名妓李香君拍《玉茗堂四梦》等曲。南明小朝廷覆灭，他愤而削发人九华山为僧。康熙二年（1663年），受太仓王时敏之聘，为其家班授曲。康熙六年，又由吴伟业介绍，到如皋为冒襄家班教曲。苏昆生在水绘园未逗留多久，即往返于金陵、吴中之间，康熙十八年夏病死于无锡惠山僧舍，享年79岁。苏昆生度曲有出神入化之妙，系魏良辅嫡派。苏昆生与复社侯方域等交往甚密，吴绮、陈维崧等均有诗曲称誉。吴伟业还为其和柳敬亭并立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史更疯狂：另类的唐宋历史风情／老蔡的菜园子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141-1767-7

Ⅰ．①野…　Ⅱ．①老…　Ⅲ．①野史-中国-唐宋时期　Ⅳ．①K244.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2463号

责任编辑：马永旺　张　力

责任校对：王肖楠

责任印制：李　鹏

野史更疯狂：另类的唐宋历史风情

老蔡的菜园子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37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开　17.75印张　237000字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41-1767-7　定价：32.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帝王传奇
1．唐太宗究竟是伪君子还是一代奸雄

2．唐太宗三次震怒缘何成就帝王佳话
3．唐朝时哪位皇帝最低调却成就最大
4．唐玄宗遇到过哪些离奇灵异的事儿
5．唐玄宗风花雪月中那些最浪漫的事儿
6．唐朝反腐败最坚决最有成效的皇帝
7．唐朝“闷骚型”王爷如何成就帝王伟业
8．历史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唐朝帝王
9．史上两次被打却重赏打人者的皇帝
10．宋太祖职场超级秀玩死手下人
11．宋太祖棒打鸳鸯强扭瓜究竟为哪般
12．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
13．历史上最孤独而饱受争议的改革家

第二章　宫廷秘史
1．“我爸是李渊”的唐朝拼爹官二代

2．唐朝公主们“拼爹坑爹”后果很严重
3．武则天改元“大足”隐藏着惊天笑话
4．唐朝最悲惨的“官二代”因何而死
5．风流公主之死而引起的轩然大波
6．唐朝让出皇帝宝座并善终的太子
7．杨贵妃为何集唐明皇三千宠爱于一身
8．靠博彩获得皇帝专夜权的宫闱秘事
9．多情皇帝生死两皇后的荒唐事儿
10．宋史上最让人敬重的“垂帘听政”者
11．皇帝和词臣共享名妓的风流事儿

第三章　官场风云
1．凌烟阁功臣中最“不靠谱儿”的是谁

2．谁是知恩图报终得善终的初唐名将
3．唐太宗手下武将中谁的武艺最高
4．唐朝那些可爱的官员和好玩的事儿
5．盛唐两位名臣为何在民间口碑俱佳
6．武则天时期流行给官员起绰号
7．唐朝官场上的那些荒唐事儿
8．八岁时就当上京官的唐朝第一神童
9．唐朝第一杀手不靠刀子靠嘴皮子
10．谁是唐朝最奢靡荒淫的第一巨贪
11．贵族们的骄奢淫逸毁掉了大唐盛世

第四章　名人逸事
1．一代名臣房玄龄为何畏妻如虎

2．毁琴散诗留下千古绝唱的唐代诗人
3．因一首臭诗而断送仕途的唐代诗人
4．唐朝科举考场上最有名气的枪手
5．宋史上敢焚烧皇帝诏书的一代名臣
6．宋史上含冤千年被误读的一代名将
7．宋史上宦海沉浮五起五落的传奇人物
8．谁是历史上被误读的一代奸臣
9．谁才是宋史上最牛的人
10．《水浒传》中老种小种经略相公是谁

第五章　疑史探秘
1．不自由的唐太宗为何成就了“贞观之治”

2．武则天为何要宠信酷吏实行“白色恐怖”
3．历史上谁对古城洛阳有着再造之恩
4．黄巢的千古生死之谜
5．唐朝为何会制造出许多民间才女
6．宋朝时北方为何会流行“鬼婚”
7．宋朝时是如何防止考生作弊的
8．究竟是谁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泼粪”
9．历史上真实的宋江究竟因何而降
10．宋朝的高考状元郎究竟有多牛

第六章　民间八卦
1．唐朝那些风华绝代才子们的奇闻逸事

2．唐朝那些传奇女子们的逸闻趣事
3．唐朝妒妇警示“小三上位”如何心狠手辣
4．唐朝的吝啬鬼形象堪比世界四大名著
5．唐朝那些“人鬼情未了”的风流韵事
6．宋代文人笔下的禽兽情义无价
7．古代侠客怎被身怀绝技的悍妇羞辱
8．纵容“红杏出墙”甘戴“绿帽子”的古代男人
9．古代神汉是怎样忽悠当世名将的
10．古代甘心买春供丈夫淫乐的传奇女子
11．古代男子惧内惨被老婆修理的囧事

第七章　唐风宋韵
1．唐朝人过春节玩的是文化喜庆大气

2．唐朝的强势文化让外国使者很受伤
3．唐朝人休闲娱乐时分流行玩什么
4．唐朝人为何风趣幽默真性情自然流露
5．唐人笔下匪夷所思的古代科技发明
6．唐朝皇帝中那些歌舞升平的发烧友
7．唐朝时那些关于动物的奇闻趣事
8．国粹中医在唐朝的民间大放异彩
9．唐宋时期关于喝茶的那些有趣事儿
10．宋朝元宵佳节那些好玩的事儿
11．宋朝人的食文化让人叹为观止
12．宋朝人为何把酒叫做“祸泉”
13．宋人眼里荒唐离奇的北地胡风民俗

附　典籍史料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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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解读

在一个草根写史、历史通俗读物充斥图书市场的时代，历史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篮球，或者一个足球，谁都可以拍拍打打，或者走上前去踢上两脚，但是谁又能像如今NBA赛场上火得不能再火的林书豪一样，小宇宙就忽然暴发，而让国人五味杂陈呢？“零输豪”能否坚挺地把神奇进行到底？或者干脆像“劲量小子”梅西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地把足球打进球门死角？

网络上解读历史的人越来越多，但要把历史写得像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观球的球迷们，看小林子打球一样赏心悦目和如痴如醉，那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历史本来枯燥乏味，古籍版本佶屈聱牙，既要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作积淀，又需要具有极高的艺术才情，我自忖自己做不到。但是对于历史，我可以算做资深的草根爱好者了。不过说出来你可别笑，早在中学时代，我就是历史课代表，而班主任就是历史教员，这份得天独厚的关爱和照顾让我对历史着迷。那年头，六本中外历史课本，几乎能从头背到尾，甚至连注释和索引也不放过。记得有一次，班主任——那个有些老套古板的历史老师在班会上大发雷霆，斥责同学们年少轻狂，老子天下第一。话音刚落，教室角落里就传来了一个幽幽的声音，老子叫李耳，又叫老聃。结果这位自作聪明、不合时宜的同学付出了站起来、被老师踹出教室的惨重代价，没错，这位“没事找抽型”的同学就是老蔡。

非常喜欢通俗历史读物，更喜欢畅销作家赫连勃勃（梅毅）的作品，尊重史实而又即兴发挥，常常让人击节赞好，如饮甘饴。而家里数千本从浩如烟海的书市中淘来的书籍中，仅历史类就占了绝大部分。历史书看得多了，再加上有点儿小资的文学爱好，就开始舞文弄墨起来。非常不喜欢时下有人带着轻佻和挑衅的口吻，鄙夷“历史是个什么玩艺儿”？历史在我面前就是一座山，一座厚重而神秘的大山，那里面蕴藏着无尽的宝藏，而打开这座宝藏的秘钥，绝不像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那样简单。麦家的黑室小说为什么诡秘神奇，玄机四伏？因为他另辟蹊径，独创了特情小说这种独门武器。

历史不是穿越剧，一穿越就是崂山道士，注定头破血流。只有敬重历史的人，才能触摸到历史的一鳞半爪。所以我一直怀着虔诚的心情对待历史，试图寻找这把历史的密钥，却时常茫然。因为历史在历史学家眼里，就像一个罗生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视角和动机，而所采用的史实也不尽相同，因此就像呈堂供词，各有道理。而所谓的“二十四史”里，既有良史，也有秽史，正史既非你认为的那样无懈可击，野史也非你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最早接触野史，是一套十卷本的《全宋笔记》，读得那叫一个泣血辛苦，不仅全书竖排，而且都是繁体字，好在文言文尚有些功底，再借助《古代汉语词典》，逐字逐句揣摩古意，仅读书笔记就作了数十万字。读完宋代，再读唐人笔记。唐宋文人笔记就像是一缕从天窗泻下的阳光，让我的心中顿时豁然开朗起来。如果说正史是嫡长的皇嗣血脉，名分已定，迟早要承继大统，那么野史就是皇帝与民间小三儿野合的遗腹子了，名不正言不顺，受尽了世人的白眼和冷遇。

既然正史通俗读物已经琳琅满目，而野史又让人欲罢不能；既然史事扑朔迷离，让人疑窦丛生，那么野史中又隐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隐情和秘密呢？脑电波的频频发射，让我心跳加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冒险的游戏，疯狂的代价往往是血肉模糊和触礁搁浅，因为野史良莠不齐，许多唐宋文人笔记已经被史学家指正为谬误，以及假冒伪劣产品。好在草根写手在不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原则下，可以天马行空，自圆其说，未必历史就只能是一种解释，也未必历史就是普通人不能涉足的禁地。更好的是，我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可以以一个草根文史爱好者的角度把野史中的东西整理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你不必臭我，也不必自贬身份和我较真儿。记得小时候去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个晒谷场，而我这里不过是个野史晒谷场而已。感谢唐宋时那些绝代风骚的文人们，他们不用博客不用微博，而是用笔记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如此有趣而好玩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窥视历史写就在书眉和边角缝里的文字时，满怀发现的惊奇和内心的微颤。

野史很有趣，你能想到秦武王的名字叫做赢荡（淫荡）吗？这位史上最早超级喜欢举重比赛的诸侯王最终与人在比拼中力竭而死，后世真该命名举重世锦赛为“赢荡（淫荡）杯”；更有意思的是，唐玄宗在没有遇到杨贵妃之前，荒淫无耻得一点儿不亚于“羊车巡幸”的晋武帝，这位小名叫做“阿瞒”的皇帝，发明了“随蝶召幸”和靠骰子“投钱赌寝”的临幸方法，宫妃们个个都练就了出神入化的赌术，堪比周润发扮演的赌神高进；而宋仁宗听见宫外叫卖的“馄饨”声，虽然食指大开却吃不到嘴里；而后唐庄宗让人一拳揭翻，却心甘情愿地认赌服输，送给手下一个“军区司令”的官职……正史风流，野史疯狂，历史的蛛丝马迹隐藏在历代文人的笔端，真相或许就在抽丝剥茧、寻幽探秘中显现。

我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只是柜台前租花，但愿租的不是塑料花，而是不被人看好的散佚在历史典籍中的一束束野花，但愿你能闻到那满山遍野，不同于花棚中正宗伺养着的鲜花，那种异样的散发着野丁香一样清幽古朴的味道，我心足矣。我只愿和千千万万蛰伏在网络上的草根历史写手一样，坚守着自己的爱好，并且乐此不疲，就已经很知足，很快乐了。

因才疏学浅，书中谬误在所难免，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是为序。

老蔡的菜园子

2012年5月

第一章　帝王传奇

1．唐太宗究竟是伪君子还是一代奸雄

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其实这就对了，假如当初他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那么大唐帝国的皇帝宝座根本就轮不到他来坐。后世人评论唐太宗奸诈，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皆因他杀兄夺位，霸占弟媳，以及逼迫老爹让位，并且还利用帝王职权为后世留下了一本《贞观政要》。这本记载了李世民同志与臣子们关于施政问题的所有精辟对话，几乎成为唐朝后世帝王必备的“红宝书”——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李氏语录可能是史上最早的官方颁布的皇帝语录，所谓的“两个凡是”路线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史上最堪玩味的帝王，说他奸诈我无异议，但说他是伪君子我则持反对意见，当初的“玄武门政变”流血篡位，手腕是狠了些，但李世民要是不穿越学习李云龙首先“亮剑”，采取果断措施，兴许就会自身不保，革命就是流血牺牲，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二爷再不玩命，就会被太子党完命。结果他上台后生生炮制出一个“贞观之治”来，最起码对老百姓是有利的，凡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我们就拥护。再看看太宗对于魏征的态度。虽然魏征好名，数次三番在庙堂上折辱帝王脸面，你魏征就不能讲究个时间地点啊？太宗好几次都举起屠刀来了，但最终没有落下去，这说明太宗还是清醒而睿智的，换个皇帝，魏征早死好几回了。

至于李世民霸占了李元吉的宠妃，则是因为现代人根本不了解唐朝时的风俗，唐朝社会对这种事情比较宽容，就像今天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性丑闻一样，人们睁只眼闭只眼。只是到了后世道学家眼里，李世民就变得面目可憎而不能宽恕了。老李家是北地人深受胡人风俗影响，这种事情在李唐王朝属于芝麻绿豆大点事儿，现代人大可不必义愤填膺。正是因为当初皇帝的宝座来得有点儿不太光彩，所以李世民登基以后，极其注意自己的帝王形象，忍辱负重，励精图治，一心想做个后世称道的好皇帝。他还真是做到了。

太宗在对待接班人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很纠结，但处理起来也很果断。太子李承乾是法定接班人，但此人沉不住气，在太子党人煽动下蠢蠢欲动，几乎酿成李唐王朝又一次惊人相似的“玄武门政变”。太宗喜爱魏王李泰，作为一个父亲疼爱其中一个看起来很乖巧的儿子，此为人之常情，我们不必太过苛责。当他看到李承乾和李泰为争夺帝位而不惜手足相残，以死相拼时，他内心里最隐秘的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被触动了，处理起来绝不拖泥带水，也绝不留下后患，而是杀伐果断，手腕强硬——处死李承乾，罢黜李泰，最有希望的两个接班人全都靠边站，让最没有希望的晋王李治坐了个现成席，承平年代太需要像李治这样藏拙的老实人了。

李世民是一代奸雄，他狡诈有城府，又非常清醒睿智，历史上大凡此类帝王都有一番成就，刘邦如是，曹操如是，康乾亦如是。唐人刘餗（sù）在《隋唐嘉话》里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许多历史片断，我们可以从中看看李世民究竟是怎样的一代奸雄。当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闹腾得不可开交时，太宗磨刀霍霍准备下手，于是问计于卫国公李靖。李靖多聪明的人啊，太子和魏王都不得罪，连连摆手。太宗于是转问英国公徐勣（赐姓李，也叫李勣）。徐哥们儿也不傻呀，此乃帝王家事，管天管地管百姓，你敢管皇帝私事，长了几个脑袋？徐勣也装聋作傻不回答。搁一般皇帝早躁了：你吃我的，穿我的，不为我所用，要你何用？但李世民不这样想，他觉得这二人既未陷入朋党之争，又老成谋国，今后无论谁做皇帝，他们都是可以信赖的托孤大臣。从此以后，太宗更加看重二人。

太宗征讨辽东时，让梁国公房玄龄留守西京长安，并告诉他一切事情都可自行裁断，不必请示汇报。有一天，梁公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口口声声说有人谋反要告密。老房一听十分重视，赶紧问你所告当朝哪位大臣？此人直言不讳，告的就是你！老房看此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心里一惊，但自忖自己行得端，坐得正，没有什么不可赦免的罪名。他虽然有皇帝亲授特权，但并没有治此人诬告之罪，而是备下车马，将此人送往太宗征辽军中。太宗李世民听说首都长安来人告密，心里一想就觉得此事蹊跷，什么事还有房玄龄处理不了的？只有他自己的事是他处理不了的。李世民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太宗大怒，命令刀斧手两厢站立，厉声询问告密者，何人谋反？果然不出所料，答曰房玄龄。太宗马上命令手下将此人斩首示众，然后赦书一封，责怪房玄龄如此小事都不敢担当，并且告诉他今后但凡此类事情，自己处置就是了。

唐太宗李世民厉害吧？这件事将李世民奸雄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房玄龄同志是讲政治的，不敢擅自专权处理他自己的事，而李世民玩起政治来比房玄龄还要得心应手。这是什么？帝王的驭下之术，让你心无二念，既规规矩矩地办好事，也让你断了君臣之间相互猜疑的戒心。李世民就这样非常信任手下？答案是否定的，他自己靠谋反取得天下，总是担心别人也依葫芦画瓢，跟他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游戏。他的心里，其实对谁都是一百二十个不放心。

有一次，他突然试探对自己一直忠心耿耿的鄂国公尉迟敬德，斜着眼睛装做漫不经心地发问，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革我的命，真有这回事吗？原想着老将军会矢口否认和辩解，自己再好生安慰一下。却不料猛人尉迟敬德张口应道，你说得没错，我反是实。自从跟随陛下以后，南征北战，浴血沙场，靠着神灵佑护，侥幸不死，但身上都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如今大业已定，天下太平，用不上我这个老家伙了，于是就怀疑我要造反。说完后，解开衣服投置于地，露出了自己的一身累累伤痕。太宗一看老家伙当真了，刹那间，这脸变得比尉迟脱裤子还快，太宗抚摸着自己爱将的伤痕，那眼泪水唰的止不住就流下来了（李皇爷这是影帝级的水准）。这话也就变了，好爱卿呀，快快穿上衣服吧，我本意是丝毫没有怀疑你要造反，所以才直言相告，你可千万不要怨恨我呀。得，玩过了，穿帮了吧？

有了这次教训，总该不会猜忌功臣了吧？否，李世民做梦都怕李唐江山变了姓，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位枭雄都会有的心病。到了晚年，太宗病情加重，他最不放心的是文武双全、谋略又高的英国公徐勣，于是他于病重之中下了一道诏令，远派英国公为荒僻的叠州（今甘肃迭部）军政长官。手谕既下，他悄悄地嘱咐儿子高宗李治，徐勣这个人，才智有余，能够担当大任，但是我担心他不服你管束，所以才会把他放得远远的；如今他要是接到圣旨后立刻出发，我死以后，你可把他召回，委以重任；但他要是迟疑观望，逡巡不走，你可下令马上除掉他。切记切记！徐勣跟随他的主子李世民这么多年，李世民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想些什么，他咋能不知道？徐勣见到皇帝诏书，想都不用多想，甚至都没顾得上和家人吻别，马上赴任。

类似的例子很多，太宗玩起这种敲山震虎的小把戏乐此不疲，这是典型的奸雄做派，更是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惯用的统治之术。李世民绝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担心旧臣勋将暗藏不轨之心，但并没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大行杀戮之风，即使功臣之一的侯君集反意有迹可查，他也只是杀一儆百而已；而且应侯君集所请而宽恕了他的子孙后代，使侯氏骨肉得以保全。唐太宗李世民的奸诈狡黠更多的出于集权统治的需要，以及保证李唐江山长久永固的倾情谋划，他是中国历史上不折不扣的一代奸雄，因为缔造了后世帝王向往的“贞观之治”而领一代风骚。这样的奸雄和明君理应值得历史学家们肯定和推崇。

2．唐太宗三次震怒缘何成就帝王佳话

明朝时坊间流传“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才子佳人故事，俺给大家讲一出唐太宗三次龙颜大怒如何成就帝王佳话的史实。要说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还真是不简单，在他还是李二的时候，真的很“二”。他敢在他老爸李渊首鼠两端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坐实李家反他亲戚大隋天下的口实，这个冒着巨大风险的选择是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的。李渊冤不冤？更了不得的是二爷弓马娴熟军事才能出众，他老子坐天下，一大半的功劳出自他东征西讨，让这么一个功勋卓著的“潜龙”屈居所谓的太子之后，就是二爷不郁闷，手下那帮虎狼之辈也会一辈子不快乐的。

虽说后来的政变充满了血腥，但李世民是最早深刻阐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从来就没有神仙和救世主”这两条颠扑不破真理的帝王。这位依靠铁血和自己动手理直气壮走上皇权的开明君主创造了大唐王朝“贞观之治”盛世。看来流血和篡逆手段尽管不光彩，但最后的结果总算是好的。验证一个好皇帝和歹皇帝的唯一标准是人民是否生活富足，所以李世民可以成为千古一帝。俗里俗气唤做李二的秦王摇身一变成为了唐太宗，但其身上沾染的北地胡人戾气和暴虐时不时还会发作。

唐人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记载，李唐王朝是马上得天下，加之太宗早年沙场征战，所以一辈子酷爱骏马。当时宫中有一匹千里马，太宗非常喜爱。可是有一天，这匹马无缘无故地暴毙了，太宗心痛得不得了，勃然大怒之余迁怒于养马人，要求将此人处以极刑。长孙皇后见其愤愤不平，就委婉劝谏道，昔日齐景公因为所喜欢骏马无故而死就要处死养马人。晏子就说，这个养马的人有三大罪状：其一，养马而死；其二，使君王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就会怪罪君王草菅人命；其三，诸侯闻之，必然轻视我国。齐景公听到晏子的反讽后，怒气渐消，于是宽恕了养马人。如今陛下饱读诗书，难道忘了这件事吗？太宗恍然醒悟，于是也饶恕了养马人。此唐太宗一怒也。

唐人刘餗在《隋唐佳话》中讲道，有一天，太宗罢朝回宫后，怒火万丈，并且喋喋不休地发誓，一定要找个机会杀掉这个不识相的老农民。长孙皇后惊奇地问道，谁惹陛下不高兴了？太宗说，还有谁？魏征呗。这个家伙每次在朝廷之上，都要和我争辩，羞辱我这天子颜面，害得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长孙皇后听完后退到后宫，穿戴整齐凤冠霞帔，非常庄重地叩拜于廷堂之上。太宗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急忙问所为何事？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才会出现忠臣，如今陛下圣明，故此才有魏征直言相谏。我是皇后统率后宫，遇到这样值得庆贺的事情，又怎能不隆重为陛下庆贺呢？自此，太宗更加敬重皇后，并且和魏征演绎了君臣纳谏如流的千古佳话。此太宗二怒也。

唐人张鷟（zhuó）在《朝野佥载》中还载有唐太宗另一段轶事，时吏部尚书唐俭与太宗下棋，两人都很较真。也许是唐俭棋高一招，也许是太宗想悔棋，唐俭不让，于是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太宗大怒，竟然把这位不识相的唐老倌儿贬到潭州（今长沙）做地方官。倒霉的唐俭被下放后，太宗还余怒未消，就对他非常喜欢的大将尉迟敬德说，这个姓唐的，竟然敢轻侮辱没我，我打算杀了他，爱卿你可到时为我作证指责他。敬德唯唯诺诺，不做正面回答。第二天早朝时，太宗让敬德作证，敬德叩过头后，竟然说不知道。太宗再三作问，敬德不改前言，一问三不知。太宗大怒之下，随手抓过玉佩碎裂于地，然后一挥衣襟退朝。下去后，思索良久，想通了，就把三品以上大员召进宫中赐御宴。太宗举杯贺道，敬德今日做了一件大功德，其一，唐俭免冤死；其二，朕免滥杀；其三，敬德免屈从。此三利也。朕因怒而没有犯下过错，唐俭有再生之幸，敬德有忠直美名，此三益也。于是犒赏尉迟敬德一千匹锦缎，群臣欢呼不已。此太宗三怒也。

唐太宗有此三怒而没有成为桀纣之君，滥杀无辜。一是因为他身后有一位贤惠聪颖的好妻子。据史书记载，长孙皇后和唐太宗结婚时才十三岁，这两位少年夫妻相敬如宾，栉风沐雨一路走来荣辱与共，唐太宗的秉性缺点长孙皇后一目了然。正是因为夫妻情深恩重，所以长孙皇后的话唐太宗能听得进去。再者，长孙皇后为唐太宗继位发挥过重要作用，“玄武门政变”中长孙皇后曾经亲自激励将士同心同德，孤注一掷，这样一个具有独到政治眼光的女强人与太宗相得益彰，所谓的政治话语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长孙皇后出身名门，且识大体，旧唐书上赞其“贤哉长孙，母仪何伟”，这已经是对后妃很高的评价了。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李世民谥其为文德圣皇后，誉之为“嘉偶”、“良佐”并修建高楼望陵怀念，无不表达了李世民对这位结发妻子的情深义重和感激之情。

其二，豪门贵族李世民成为皇帝以后，虽然血统中保留了胡人争强好胜和杀伐屠戮的一面，但总的来说，还是知人善用并从谏如流的。他重用读书人房玄龄和杜如晦，以及魏征等谏臣，并给予他们很大权力；尊重国家法度和十八学士建议箴言，或多或少限制了帝王的一言九鼎，生杀予夺大权。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社会里，作为皇帝的李世民杀一个人会有所顾虑。再者，李世民的皇位是依靠流血手段争取来的，他不能不在乎自己的行为给帝国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每次盛怒之后都会躬身自省，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他的自律，就不可能成就魏征的清名和诤名。而魏征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刚强正直，太宗曾经说过此人“妩媚耳”，即魏征好名，所谓君臣际遇，其实不过是二人心有灵犀合演的“双簧”罢了。

公允地说，李世民的个人品质也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决定因素之一，他绝非纨绔子弟，而是隋末战争中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他能顺利发动政变走上皇位，也得益于他在军队中的巨大威信和绝对影响力。其次，饱读诗书，让他从历代帝王覆没中吸取了教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让他重视文官集团作用；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政策的施行让他赢得了民心。史书上记载，唐太宗和长孙皇后都能身体力行地践行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国策，上行下效，唐初帝国焕发了勃勃生机，而“贞观之治”的开创也是对这位帝王最好的回报。诸如文中所言唐太宗的三怒，是自然天性的流露，但他能抑制住这种天性，而采取理性的方式，终成功德圆满的千古一帝，也绝非是偶然而为之。

3．唐朝时哪位皇帝最低调却成就最大

在唐朝皇帝中，太宗李世民文武双全，英华盖世；而玄宗李隆基才华横溢，天资聪明。与他们相比，高宗李治显得低调而默默无闻，像是唐朝帝王中的一位草根，在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强势衬托下，李治似乎显得缩手缩脚，更像是一位被女人颐指气使的“受气包”。其实不然，高宗李治是大唐盛世的承前启后者，虽然不能算做一位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帝王，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难得的好人皇帝。

按理说，唐朝第三代帝王再怎么也轮不上他，李治的皇位纯属坐冷板凳等来的，谁让他的哥哥——身为太子的李承乾和他老爹宠爱的魏王李泰，两人铆足了劲儿为争夺皇位往死里掐呢？结果太子李承乾在沉默中暴发，然后在暴发中灭亡；而四哥李泰则在明争暗斗中失宠。身为晋王的李治捡了个大便宜，成为了李唐帝国第三任CEO。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李治碌碌无为，只不过躺在他老爹给他留下的雄厚基业上睡大觉，唐帝国在他统治下风平浪静，李治只是过渡期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这种理解有失偏颇。李治任上，虽然没有什么值得彪炳史册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大成就，但以衡量好人皇帝的标准来看，李治这位皇帝做得还真是不赖。

谁能真正对老百姓好，谁就是好皇帝，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李治不折不扣的是位好人皇帝。李治上任伊始，就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这么做，等于否定了他那位好大喜功的老爹李世民发动的辽东战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唐帝国从“贞观之治”的繁华景象中深陷泥淖，导致唐帝国乱象丛生，是他力挽狂澜，使帝国走上了休养生息焕发生机的正常轨道。其次，李治下令，归还了国家多占百姓的田地，并且多次开义仓赈灾和赦免天下租赋。他还亲自提拔和任用了一大批贤臣良相和安邦定国的武将，如文臣辛茂将、卢承庆、杜正伦、薛元超、魏元忠等；武将苏定方、刘仁轨和裴行俭等。在唐帝国二十多位皇帝中，李治统治时期的国家版图最大，依此硬指标衡量，李治对唐帝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更难得的是李治的品质，就像他的小名一样“为善”。李治是一位大善人，他为人慈祥、低调、俭朴，不喜欢大兴土木，不信方士长生之术，还不喜欢游猎。这些历来为所谓神武英明的君王，诸如唐朝时比他名气大得多的李世民、武则天和李隆基都会犯下的难以避免的错误，李治一样都不沾。比如《新唐书》载，李治还是太子时，太宗要求围猎习射，李治就以不爱好为由婉拒。在《高宗本纪》中，多次记载着李治大赦天下、体恤民力以及尊老爱幼的事迹。如赐民八十岁以上者粮食和布帛，妇人八十岁以上者授郡君，并赐毡衾粟帛。他还放还宫人，让她们免受深宫禁苑之苦；禁止胡戏，倡导天下清新风气。并且下令皇后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带头植桑养蚕，鼓励民间勤劳致富。在他看似无为而治却又效果奇佳的统治下，唐朝渐渐恢复了元气。

在唐人刘餗的《隋唐佳话》中，记载着高宗李治几个小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好人皇帝的真实面目，看出他的仁者之风和厚道之处。高宗有一个乳母叫做卢氏，曾经是滑州（河南安阳）总管杜才干的妻子。杜才干在唐太宗时期因犯谋反罪被诛杀，因此这位卢夫人就被收于宫中充当李治的乳母。李治即位以后，感念卢氏对自己的哺育之恩，分封其为燕国夫人，为一品诰命，恩宠无比。卢氏依恃高宗宠信，数次三番想为自己那位短命的丈夫杜才干翻案，大意是说自己的丈夫受人蒙蔽，是被冤屈致死的。高宗李治虽然很感恩，但是始终没有松口，并且对卢氏说，这是先朝之事，我怎么敢擅自变更先朝父皇的决断，最终也没有为卢氏所请翻案。这件事足以说明，高宗宠信归宠信，但在大事面前还是不糊涂的，坚持原则而不被妇人蛊惑失去理智。

高宗手下有一个叫做杨德干的官员，时任万年县县令。有一次，一位地位很高的宦官仗着高宗宠信，在百姓的田地中放鹞子玩，将田中庄稼弄得一片狼藉。杨德干下令擒拿治罪，将这位宦官杖脊二十下，并且砍下了犯事的鹞子头。宦官深以为耻，就屁颠屁颠地跑到高宗面前添油加醋地诉说杨德干的不是，高宗不为所动。这位惹事的宦官脱下衣服，让高宗验伤，并且痛哭流涕地要求高宗治杨德干以下犯上之罪，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是？高宗看过伤后，沉默不语，问得急了，徐徐说道，你早就知道杨德干这个人强硬凶悍，为何又要无事生非，侵犯他治下百姓的田地呢？说完后起身离去。

高宗朝时，朝中贵族仕宦有结党营私现象，高宗深以为忧。当时全国有七大姓比较强势，为太原王姓、范阳卢姓、荥阳郑姓、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这些豪族们恃其名望威信，不愿与其他姓氏缔结婚姻，而是门当户对地彼此之间互为姻亲。因为这些人既是当地豪强，不少人又执掌兵权，长此以往，就会架空朝廷，对抗中央集权，而对国家和平政策构成很大威胁，于是高宗下令，禁止这些人相互通婚。由此这七大家族结成的铁桶阵遂被攻破，再不敢私下互为表里。高宗以他的远见卓识解除了这些士族大户对当地政权的威胁。

高宗被称为好人皇帝，最重要的一点是爱民。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他要求大臣们恪尽职守，并且每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高宗的臣子们萧规曹随，严格执行太宗遗嘱。高宗还保境安民，多次获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百姓在他的统治下安居乐业，史称他执政时为“永徽之治”。高宗最为世人诟病的是他对武则天的宠幸，以致后来颠覆了男尊女卑的旧有格局。李治其实并非对武则天百依百顺，也不是对武则天就一直袖手旁观，任其为所欲为。他曾努力限制武则天权力，一度打算废黜武则天的皇后身份，但晚年的他患上了头疾，眼睛全盲，在“掰手腕”的政治斗争中，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已经无法撼动武则天的强势地位了。

这位好人皇帝在位三十四年，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驾崩，终年五十六岁，死后葬于乾陵。李治晚年因纵容武则天干政，回天无力，致使武后临朝执政后对李氏宗室大加屠戮，因而李唐正史对其评价不高。他死后，武则天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武周王朝，似乎也没他什么事儿。他的余光遮掩在一代女皇的荣耀之下，他甚至差点成为李唐帝国终结的罪魁祸首，所以正统历史学家对他也不太“感冒”。好人皇帝似乎带着这种尴尬而湮没在历史的卷帙浩繁之中，反倒是一直对他感恩在心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给了他一个安慰——死后同穴。世事就是这样的富含戏剧性，而历史对他，这位好人皇帝似乎多少有些过于寡恩而薄情了。

4．唐玄宗遇到过哪些离奇灵异的事儿

唐玄宗李隆基或许是唐朝最有争议的皇帝了。这个人年轻时头脑清楚，杀伐果断，和姑姑太平公主审时度势发动兵变，一举剿灭了妄想效仿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的韦皇后，把失势遭贬的老爹李旦第二次扶上了皇帝宝座，自己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姑姑太平公主入朝参政以后，野心急剧膨胀，也想做女皇。又是李隆基抢先下手，除掉了太平公主及其余党。这位先后踩着两个女人尸首上位的帝王，开创了唐朝最为著名的“开元盛世”。成也女人，败也女人，一生离不开女人缘的唐玄宗李隆基晚年因宠爱杨贵妃而荒废政事，终致唐朝遭受“安史之乱”重创，从此盛唐一蹶不振。

史载，李隆基在七岁那年就已经胆识不俗。当时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皇家侍从护卫。小李子看不过眼了，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鸟事？胆敢如此放肆地训斥我家骑士护卫。权势熏天的武懿宗被这个七岁的小孩呵斥得目瞪口呆。武则天得知后，对这个志存高远的少年郎倍加喜欢。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录》中记载，武则天做女皇时，在朝堂大殿中宴请诸位皇孙，说是观赏子孙相互嬉戏，实则心机深厚的女皇是在观察后代，挑选事业接班人。为此女皇不惜命人取来西域国进献的宝贝玉环钏作为奖品，让李氏诸孙比试本领。其他人都表现得很积极，踊跃相争，唯独李隆基冷眼相向，不为所动。武则天非常惊奇，抚其后背赞赏道，此儿当为太平天子。

一语中的，唐玄宗李隆基还真就做了四十多年的太平天子。野史上流传的这位太平天子的故事很多，年轻时他不但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改革家，终其一生，还是造诣极高的音乐家和书法家，以及天才的作曲家和戏曲家。传说他的许多音律灵感都来源于他的通灵，比如著名的唐朝大舞《霓裳羽衣曲》就是这样诞生的。唐人郑綮《开天传言记》就记载了这样一件灵异的事：有一天，玄宗李隆基坐于大殿之上，手指头不停地在身上摸索。退朝后，高力士就问他，陛下刚才以手按摸胸腹，莫非龙体欠安？玄宗答，非也。我呢，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夜游月宫，诸位神仙赐我以上清之乐，嘹亮清越，非人间所有，伴随着美轮美奂的音乐不经意中我就喝醉了。神仙们合奏了一支曲子送我归来，这首曲子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回来后，我用笛子试着演奏了一遍，基本上还能记得住。坐朝的时候，我怕遗忘了梦中音乐，故此怀中揣笛，经常走神，以手指在怀中摸索回忆，并非身体不适。高力士马上拜贺，请求玄宗赏赐一曲。玄宗一曲奏完后，余音绕梁，妙不可言。高力士再拜询问曲名，玄宗笑道，此曲名为《紫云回》也。

唐玄宗李隆基确实了得，不仅个人能够演奏多种乐器，如琵琶、二胡、笛子、羯鼓等，还能作词作曲，谱写歌舞大曲，如《夜半乐》、《荔枝香》、《长生殿》等；还能让乐工们为大象、犀牛翩翩起舞配上动物狂欢曲。当然，作为音乐人的玄宗这些灵感究竟从何得来，是天赋异禀？还是潜心创造的？还是剽窃手下豢养的一大帮子音乐人的？却也一直是个谜。

再说玄宗泰山封禅时发生的两件灵异之事。唐玄宗李隆基泰山封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史实，发生于公元725年，新、旧《唐书》上都有着明确的记载，而且其亲自撰写并用八分书所作《纪泰山铭》就刻在山顶大观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洋洋千言的唐摩崖碑。话说玄宗这一年十二月，带着仪仗队浩浩荡荡前往泰山。这一天来到了荥阳地界，忽然在济水河上看见了一支张牙舞爪的黑龙，封禅队伍被吓得七零八落。玄宗佯作镇静，命令侍卫张弓射杀黑龙。弓弦响起后，黑龙忽然潜入水中不见了。从此济水河风平浪静，再没有发生洪涝灾害，这条河也就被命名为旃然。河中有异物并不鲜见，没准儿是古代并未灭绝的生物，或许就是一条大鳄鱼呢？很有可能是后世文人借玄宗泰山封禅而夸大事实，但这件事明白无误地记载在唐人郑綮笔下。

玄宗封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浩浩荡荡的官员队伍和仪仗队来到泰山西侧的时候，突然东北风大作，从中午一直刮到晚上，随从人员住的帐篷被风撕破，支撑帐篷的柱子也被吹断。官员们因此大惊小怪，十分恐慌，乱作一团。这时，被封为封禅使的张说为了稳定人心，也为了给玄宗李隆基造势，就说：天子封禅，一定会地动山摇，也会惊动各路神仙的，我们有如此圣明贤德的君王，自然会有东海之神前来迎接，大家不必慌乱，一会儿就好了。果然到了泰山脚下，天气一下子变得风和日丽，一点儿风都没有了。但是到了晚上，玄宗沐浴更衣，焚香斋戒时，天气又变得恶劣起来，狂风大作，寒气彻骨。玄宗马上停止饮食，肃立寒露之中，向天祷告。奇怪的是，一番祷告之后，竟然树静风止，天气变暖，微风拂面。第二天，就在响彻云霄的丝竹之声和缭绕回旋的焚香中，玄宗完成了这次惊天动地的封建迷信活动。

史载，玄宗封禅时，因泰山道路崎岖，车马不便行走，于是益州进献大白骡一头。这头骡子长得洁朗丰润，体态雄伟，玄宗便乘坐着这头骡子上山。坐在骡子背上的玄宗感觉到异常柔顺舒适，大白骡行走如履平地，玄宗也不觉得疲惫，而封禅祷告天地礼成之后，仍然是骑乘这头白骡下山。到了山下的山坳之中，玄宗稍事休息，这时负责管理骡马的官员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那头大白骡忽然无疾而终，死翘翘了。玄宗十分伤感，感叹这头灵兽善始善终恪尽职守，并赠其谥号为“白骡将军”，然后让有关地方官员以棺椁厚葬，垒石为墓，以供后人凭吊。据载，此墓设在山下封禅坛北一里左右，至百年后唐昭宗时还在。

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还记载了发生在唐玄宗身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读来让人颇有些惊悚。话说开元五年春，即公元717年，掌管天文地理以及天气变化的官员谨见唐玄宗，直言不讳地告诉皇帝，昨天夜观天象，天示异警，似乎有重大灾难降临。玄宗一听，非常震惊，就问究竟天示何等灾难？这位官员说，天象显示将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如今新科及第的进士人数刚好与此相等。这一年，及第的进士中有一名叫做李蒙的人，正好就是唐玄宗的驸马爷——公主女婿。唐玄宗以天机不可泄露为由，没有说破这件事，而是密召女儿进宫，面授机宜，警戒女儿说，这几天不管哪里有多么盛大的宴会和多么宏大好玩的民间游玩场所，你都不可让李蒙参加，必要时把他反锁在家里。公主回到家后，按照唐玄宗吩咐，四门紧闭，把李蒙留在家中。

你想这李蒙是新科进士，又是当朝驸马爷，这心早就飞到外边去了，听见外面锣鼓喧天，音律响起，早就按捺不住了。当时曲江涨起了大水，水面上数舟相连，新科进士们都去了曲江画廊彩船上，尽情宣泄和庆贺。李蒙听见同伴的召唤，一跃而起，背着公主，偷偷从院墙上翻了过去，满心喜悦地登上画舟。这艘载满了新科进士，以及花枝招展的乐妓和船工的画舟刚刚驶离岸边，就因严重超载而瞬间倾覆在江中，三十名新科进士竟然如天象所示，无一生还。

这究竟是唐人张鷟的臆想，还是史上真有其事？笔者查阅了手头上所有的开元五年资料，居然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发现，这一年的二月份，河南河北遭遇洪涝灾害，而河南与陕西咫尺之遥，而且唐朝科举一般在一月和正月的某一天，时间上有着某种契合；另外，张鷟其人当时是闻名朝野的文学大家，国学泰斗，日本遣唐史和朝鲜使节都对其崇拜有加，以重金获取他的作品为荣，他会这么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吗？而且张鷟恰好生活在这个时期，直到公元740年才去世，开元五年时他才四十七岁，玄宗会容忍他这样黑白颠倒、无中生有吗？再者，唐朝时确有进士及第后在曲江欢宴庆贺的习俗，而且《朝野佥载》这部唐人笔记在史学界地位不低。但是这样一件震惊天下的重大灾难，三十名进士同日遇难，又为何正史上从来没有记载，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佐证只有张鷟这一例孤证呢。既为孤证，自然难以信服，难道是后人捏造而混杂于张鷟所做《朝野佥载》中吗？或许也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5．唐玄宗风花雪月中那些最浪漫的事儿

唐玄宗李隆基在刀光剑影和一片血雨腥风之后，于公元712年登上皇帝宝座。那一年，他正好二十七岁，这正是精力充沛、大展宏图的绝好年华，这位小名唤做“阿瞒”的政治强人也像同名的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魏武王曹阿瞒一样，在唐帝国第九任CEO位子上，早期殚精竭虑，任人唯贤，开创了大唐彪炳史册的“开元盛世”。可惜的是在这之后，他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帝王穷奢极侈、贪图享受的恶习。非独如此，玄宗李隆基还是唐朝帝王中最负盛名的一代情种，风流天子。他和杨贵妃那场天荒地老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在民间广为流传。

唐玄宗在爱上他儿媳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之前，最宠爱的是武惠妃，也就是寿王的母亲。可惜武惠妃天不假年，早早就香消玉殒，是杨贵妃及时填补了这位精力充沛、荷尔蒙分泌过盛的帝王空虚的内心。传说玄宗年轻时后宫四万佳丽。流连在这些花丛中，李隆基独创了许多风花雪月和浪漫的事儿，让今人大开眼界的同时，也依稀窥见了唐代后宫中荒淫糜烂的帝王生活。五代后周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这位超级情圣、风流天子不为人知的许多荒唐和浪漫并存的事情。

唐玄宗李隆基在没有得到杨贵妃之前，最大的幸福和最烦恼的事情相生相伴，因为面对后宫中那些成千上万的佳丽，他不知道究竟该怎样选择和取舍。于是这位风流天子想出了两个妙招儿。一个叫做“随蝶所幸”，即每年的春天里，不分黑夜白昼欢饮花酒于宫殿之中，并且下令让那些貌美如花的嫔妃们头上遍插鲜花。唐玄宗只做一件事，就是捉放粉蝶，只要蝴蝶落在哪位嫔妃头上，这一夜便选择哪一位嫔妃侍寝。还有一个叫做“投钱赌寝”，即让宫中嫔妃利用金钱进行赌博，谁赌赢了，这一晚享有皇帝专夜权。这两种方法荒唐中带着公平，天竞物择，赢者心安理得，输者心服口服。唐玄宗把自己的嫔妃们都训练成了花痴和赌神，那些妃子们发冠上遍洒蝴蝶喜欢的香味，没准儿花露水就是打这儿来的，也没准儿那些宫中佳丽们个个都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赌术出神入化。只是后来玄宗情有独钟，专宠杨贵妃，这两种方法也渐行废止。

玄宗是一个有趣的人，也是一个很懂女人心的人。为了排遣宫女寂寞，每年的清明前后，就会令手下在后宫中搭设无数个秋千，让宫女们尽情游戏玩耍，而看着宫妃们相互间的调笑和追逐，以及上下翻飞，裙裾飘动，玄宗喜不自禁，称呼此为“半仙之戏”。后来这个说法就流传到了民间。唐玄宗还喜欢宫妃们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越是特殊的装扮越能打动他。于是宫妃们绞尽脑汁搞最佳创意，有一个宫妃将素粉饰于两颊，看上去十分惹人喜爱，于是宫女们竞相效仿，时宫中唤为“泪妆”，似乎有着某种不祥的谶言。后来果然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安史之乱”，可谓预兆在前。

唐玄宗五十一岁那年爱上了儿媳杨玉环。这一年杨家女国色天香，刚刚满二十七岁。作为老夫少妻，唐玄宗千方百计、别出心裁地讨美人欢心，将所有才智和激情都花在了这位倾城倾国的贵妃身上，从此君王不早朝而荒于政事。唐玄宗对杨贵妃真是爱到了极致。有一次，皇宫后花园中桃花灼灼盛开，玄宗走上前亲折一枝，插于杨贵妃发冠之上，一脸深情地对心中最爱说，爱妃你千娇百媚，而此花更能助长你的娇媚之态。这对老夫少妻少不了在桃树下耳鬓厮磨，海誓山盟。而终其一生，玄宗独爱桃花，渊源于此。玄宗曾面对杨贵妃大赞桃花，说道：不独萱草忘忧，而此花亦能销恨。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恋时刻溢于言表，浪漫之情随处可见。春夏之交，玄宗与贵妃为了避暑而游玩兴庆池，两人如胶似漆，整日缠绵于为此专门修建的水殿之中，身边的宫女嫔妃们凭栏伫立，探身俯视池中的雌雄鸂鶒（xī chì俗称紫鸳鸯，比鸳鸯稍大）戏水。唐玄宗一脸幸福地怀拥杨贵妃于绡帐之中，不无得意地向众嫔妃炫耀，尔等但爱水中鸂鶒，怎知我怀拥美人，争做被中鸳鸯。炫爱是吧？让那些充满羡慕嫉妒恨的嫔妃们此刻恨不能生吞活剥了杨贵妃。秋夏之交，天高气爽，皇家太液池莲叶田田，一望无垠，其中数枝莲花开放，玄宗与王公大臣游玩观赏，左右无不被这人间美景所吸引而赞赏不已。唐玄宗再次春风得意地一指杨贵妃，满眼眩晕地做幸福状：莲花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比得上我那如花解语的美人儿？

玄宗与杨贵妃经常通宵达旦，饮酒欢宴。为了助兴，别出心裁地发明了“风流阵”。何谓风流阵？每次酒喝到正浓时，就会分成两拨，玄宗带领宫中随从百余人，而杨贵妃率领宫妃数百人，在庭院中分列两队，以霞帔锦被为旗帜，相互攻击打斗，凡败者罚之以巨杯饮酒，以此助兴添彩。无故妄兴旌旗，徒举刀兵，后来果然应了安禄山兵乱的景象，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可堪一比。玄宗时刻心系贵妃，每次杨贵妃不胜酒力，喝得双颜微红之时，玄宗就会亲折木芍药，让贵妃亲嗅其艳，以此来醒酒。

白居易有诗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极尽唐玄宗和杨贵妃缱绻缠绵爱情往事。史实也是如此。自从玄宗专宠杨贵妃以后，每年的七月七日“七夕之夜”这两人都会在一起度过，且常常在华清宫中游玩和赏月，因为他俩这种情深意笃的真实写照，而给宫女嫔妃们留下了一个风俗，当时的宫女们都在私下里摆上香案，遍陈瓜果酒馔，而举杯遥祝牵牛和织女星，希望自己也能幸福美满；同时捉无数只蜘蛛于小盒之中，天明打开复视，以蛛网繁密和稀疏而视自己的美好愿望能否得以实现。只是蛛网恢恢，又有多少白头宫女能够一解寂寞红颜，无奈于宫中禁苑之地的相思之苦呢？后来民间亦多有效仿。

正是因为唐玄宗专宠杨贵妃而不理朝政，给了野心极大的安禄山可乘之机。安禄山那句讨巧的“胡儿只知有母，安知有父？”既迎合了杨贵妃骄宠无比的心理，又拍得唐玄宗内心舒服异常，所以隆遇日甚。唐玄宗宠信安禄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年事已高的唐玄宗经常感觉到在杨贵妃面前心有余力不足，精力透支。安禄山以西域研制的助情花香百粒进献唐玄宗，这种春药大小如米粒而颜色暗红，玄宗每次入睡之前，含食一粒，助情发兴，精力旺盛无比。贪欲的玄宗甚至私下里不无炫耀地对手下人说，此药乃为朕的慎恤胶也。慎恤胶是什么玩意儿？想当年就是赵合德用这种东西而让汉成帝死于她的牡丹裙下。

唐玄宗为了他的最爱付出了国破山河碎的惨重代价。客观地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凄婉哀绝的爱情故事不该发生在皇家，这场注定以悲剧结局的爱情始于深宫禁苑，毁于权变和政治博弈之中，爱江山还是爱美人更像是人性中二律背反的悖论。玩物尚且丧志，何况是沉迷于“万千宠爱于一身”、“只愿长醉不愿醒”的红颜知己之中。当政治与爱情撞车之时，无论是怎样的海誓山盟，都一样经不起现实的碰撞而变得支离破碎。当一个帝王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时，后人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杨贵妃的红颜祸水呢？

当晚年的唐玄宗沉浸于“夕殿萤飞思悄然，残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的孤独伤感和无尽凄凉的思念中时，回想起当初那些最浪漫的事，面对江山和美人，我相信如果让他选择，他一定还会选择前者，因此睹物伤情和所谓的美丽哀愁就只能看做一场矫揉造作的老年秀了。而作为曾经“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那游荡在马嵬坡的孤魂，会不会感慨帝王无论怎样的爱怜，到头来都只能是一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宿命呢？

6．唐朝反腐败最坚决最有成效的皇帝

幸福来得有点儿突然，作为唐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爷李炎眼看着大唐皇帝宝座在哥哥们的屁股下面挪来挪去，原想着自己没这个福分，只能以锦衣玉食的王爷身份终老一生，却没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后，会在宦官和后党们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历史上的唐武宗因为崇道灭佛而被人们记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武宗李炎还是中晚唐那些懦弱昏庸的皇帝中，一位极少见的颇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他对于吏治的整顿，即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在帝国的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武宗原来叫做李瀍（Chán），李炎是他死前十几天才为自己改的名字。这个名字比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后政治改革方面的风风火火，我们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这个人不简单，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现象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因为长期耳闻目睹宫廷政治斗争的惨烈，所以其性情豪爽刚毅，喜怒不形于色。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为皇位得益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鼎力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后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然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这些威胁皇权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处是虚心纳谏，并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间相得益彰，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就此拉开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几大措施。

一是裁撤冗员，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不遗余力地进行裁减。唐朝自武周朝以来，特别是武则天鼓励告密，并给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以后，因为合法官位不够，于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闲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着大量冗员，既使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国公务开支庞大，唐帝国已经到了入不敷出、财政枯竭的地步。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国家总理大臣李德裕上书建议，全国一下子裁减了各级冗员两千多人，按照唐朝时全国人口和官员比例来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此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最难的改革是什么？是针对人的改革。想想我们现在步履维艰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对于吏治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压政策，严刑峻法反对官员贪腐。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内容，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基本上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且绝不姑息养奸。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染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不反腐败，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一切皆可赦免。将官员贪赃与叛逆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李德裕当了宰相以后，全国开始大范围地反腐肃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诏，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一律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性。

三是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这一条与现行有关规定不谋而合，而武宗李炎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首创者。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11月，御史台上书武宗，说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丧葬事宜，逾越礼法，靡费钱财，奏请皇帝禁止此种流弊。武宗在当王爷时就深知，此种官场风俗极易导致官员们变相行贿受贿，借机敛财，而败坏吏治。这种请客送礼风还有可能使官员相互勾结，深陷朋党之争。于是下旨，限制官员借婚丧嫁娶事宜叨扰民众，严禁借机敛财损坏政风民风，这是武宗明确要求官员廉洁从政的又一大举措。

四是严禁官员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不准与民争利。会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诏“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唐朝时有官办高利贷机构，禁止官员私放贷款，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这可能是武宗的真实想法。但官员放贷，显然有权钱交易的弊端，官员还可以利用手中职权胡作非为，并对民间正常的借贷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扰乱唐朝金融市场。武宗严词禁止，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众以及促使政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作用。

五是实行高薪养廉，对官员发放“养廉银”。传统认为清朝的官俸较少，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这个招术，以“养廉银”缓解官员收入过少的窘状。其实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采用过此招，现代术语叫做“高薪养廉”。唐朝官员收入也不高，而且许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发放到位，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官员从政的积极性，并为贪腐造成口实。武宗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措施及时稳定官员队伍。其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官员薪俸发放，及时兑付。其二，给官员加薪，在原来基础上加发两月俸禄，促使官员奉公守法。其三，提高边远贫穷地方官员待遇，改变国家公务人员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的现状，并为此专设观察使监督执行。其四，国家借款给官员偿还债务。给官员加薪，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是对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唐武宗李炎不惜下大力气整顿吏治和反腐肃贪，其作用到底有多大？史料不甚详细，但是武宗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他执政五年之后，公元845年，李炎在诏书中讲道：“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也就是说，他殚精竭虑大刀阔斧地改变吏治，对于结果，作为皇帝他还是较为满意的。在他和李德裕君臣戮力同心的合作下，唐帝国也多少恢复了一些元气。武宗李炎执政的这段时期，史称“会昌中兴”，也算是对这位颇有作为的皇帝的肯定。清朝士人王士祯甚至大加溢美之词：“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这似乎多少就有些过了。

可惜唐武宗李炎在位仅六年，后来因宠信道士误服丹药，年仅三十二岁就已驾崩。会昌年间的吏治整顿和反腐肃贪也只是唐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并未能扼制住唐朝走向衰落的大趋势。但不管怎么说，唐武宗李炎还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任期间，唐朝相对经济景气，国力相对强盛，吏治也有了较大改观，要不然也不会取得数次对回鹘战役的胜利和对叛军刘稹的绝对优势和平定，这也是他之所以死后庙号“武宗”的原因，而这一切的成就皆源于武宗朝的吏治整顿、反腐肃贪，使唐帝国焕发了短暂的生机，这一点无论如何在历史上也是应该值得首肯和褒扬的。

7．唐朝“闷骚型”王爷如何成就帝王伟业

唐朝第十八位帝王唐宣宗李忱，绝对是一个异数，他是唐史上唯一一个以皇太叔身份即位的皇帝，他还是排在他之前上位的唐敬宗、唐文宗和唐武宗的叔父。他以三十七岁的罕见“高龄”入主皇位，居然其成就可以媲美唐太宗，被后人称为“小太宗”。他所开创的“大中之治”是腐朽没落的晚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而唐王朝这抹最后的余晖注定也就显得更加难得和悲催。

更重要的是，在他哥哥穆宗和三个侄儿当皇帝时，李忱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闷骚型王爷。他太善于藏拙了，他的伪装和易容之术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他内心狂热，而外表冷漠，表现出对皇权从来都不屑一顾的样子。不仅如此，他还很傻很天真，整天沉默寡言，呆滞木讷。如果你以为李忱是个傻子，是个弱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唐王朝一个“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的边缘人物，就是为了让那些强权人物忽视他省略掉他，而他则在漫长的等待中潜伏并伺机而起。

关于他的“呆”和“傻”，最初源于他的出身。李忱的母亲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宫女。在讲究根正苗红的唐王朝，李忱没有多少资本和别人争夺储君的位子，相反，在宦官专权，晚唐皇帝走马灯一样轮转的时候，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存的压力和四周潜在的危机，他只有表现出他的呆和傻才不会成为政治牺牲品。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沉默不语。恰好，有一次他在谒见太后时遇上了宫中少有的刺杀事件，这一次，他似乎是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刺激，更加不言不语、手足无措了。

还有一次，他侄儿文宗皇帝宴请亲王。席间欢声笑语，唯独身为叔父的光王李忱一言不发。文宗想拿光王开涮，就对诸王说，谁能让光王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于是大家都拿光王取笑，任由别人百般调笑和戏弄，李忱始终像泥塑木雕一样无动于衷。所有的亲王都随着玩笑的升级而哈哈大笑，文宗皇帝也乐得前仰后合，唯独李忱不合时宜，逆来顺受，低头喝酒而掩饰内心的冲动。从这件事来看，李忱的定力绝非常人所有。

李忱的伪装和小心翼翼，还在于他对侄儿李炎的提防。这位后来成为唐武宗的侄儿不但有心计，更有手段，绝不会放过任何对自己的皇储地位构成威胁的人物，即使傻得一塌糊涂的光王也不例外。也或许李忱的伪装让李炎有了某种警觉，俗话说“阉驴踢死人”啊，于是李炎开始给叔父李忱制造无数个意外，期待李忱离奇消失。譬如打马球时，李忱忽然坠地；或者在朝堂的台阶上摔得鼻青脸肿；无数次摔倒又爬起，卧床又起床，李忱毫无怨言，就这样像狗一样顽强地活着，极其屈辱却低调而无言地活着……

即使李炎即位后，对这位长辈傻子叔父也没有掉以轻心，他指使宦官将李忱绑架，然后秘密关押。到了最后，李炎彻底失去了耐心，干脆让这位不管是真傻还是假傻的叔父永远从地球上消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被投入厕所差点成为汉高祖时戚妃“人彘”一样的李忱被大宦官仇公武所救，从此浪荡江湖，流亡天下。据说李忱曾经遁入空门，差点成为一代高僧。当然这与武宗“会昌法难”灭佛，而李忱即位后恢复佛教有关，很有可能是佛门诳语，但不管怎么说，“傻子”李忱的遭遇够惊险、够刺激的了。

闷骚型王爷李忱逼真低调的伪装不仅骗过了他的哥哥穆宗和他的侄儿敬宗以及文宗，只是差点在精明过人的武宗面前露了馅，但这段装疯卖傻的经历还是为他成功上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否则权倾朝野的宦官们也不会找这位傻子王爷替代因过多服食了丹药而死的武宗，以充当提线木偶做供自己操纵的傀儡。仇公武和马元贽以为李忱傻子一个，只会乖乖听命于自己，于是在武宗死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忱从民间找来，以皇太叔的名义将他推上皇位。

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噢，唐朝时没有眼镜，让所有的人惊得眼睛珠子都掉下来的是，李忱当上了皇帝以后，简直变了一个人。这个变化也太快了。连大宦官仇公武和马元贽做梦都没有想到，李忱居然是唐王朝最有心计、最懂韬略的帝王之一。他的所有低调和伪装，以及大巧似拙，大智若愚都是为了这一刻——君临天下，以实现自己蛰伏已久的抱负和治国理想，当初所有的酸楚和委屈都是为了这一刻的成功。李忱太厉害了，他的成功与其说是一个传奇，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他早就未雨绸缪而精心算计的。

后来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傻子王爷”唐宣宗李忱即位以后，勤于政事，勤俭治国，体贴百姓，轻徭薄赋，任人唯贤，晚唐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腐朽的唐帝国短暂地呈现出“小康”局面，史称“大中之治”。而他一如唐太宗和魏征之间成就千古君臣佳话一样，也和魏征的后世子孙魏谟完成了纳谏如流的史话。饶有意思的是，辅助他登上皇帝宝座的太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阉党势力得到控制，终其一生难得地在李忱执政时期没有对国家造成危害。

李忱当上皇帝以后，正值盛年，加上对帝国诸多弊端早就洞若明火，因而大刀阔斧改革政事并明于决断。他烧起的“三把火”几乎每把火都恰到好处——“一把火”使“权豪敛迹”；“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阍寺詟气”，即指晚唐最大的问题宦官干政有所收敛，这些奸宦曾经无限膨胀的权力基本上受到限制。后人称誉他为“明君”、“英主”。非独如此，他还展现出绝佳的才学。他是白居易最大的粉丝，曾经想召白做宰相，并为白写过唁诗，《全唐书》中有所收录。更难得的是他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平定了吐蕃作乱，打通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李忱从默默无闻的“傻子王爷”到最后成为一代明君，走的是一条韬光养晦、大智若愚的道路。假如当初他过于张扬，过于个性宣泄，可能早就被人喀嚓完事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从李忱的际遇看来，世上大凡成大事者，必是耐得住寂寞，甘于孤独而低调的人，但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沉默寡言，木讷呆滞，内心却懂得制衡，欺人而不自欺，这需要多么高明的智慧和高超的驭心之术！看似简单而巧妙的伪装，绝非池中俗物所能模仿，所以唐帝国三百年间就只出了李忱这么一个异数。

8．历史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唐朝帝王

前文说到“傻子王爷”李忱大智若愚，韬光养晦，在唐帝国舆论一片哗然中，不声不响，出人意料地登上了皇位，是为唐帝国第十八任CEO。这位低调王爷上任以后却成为强势帝王，唐朝在他的治理下蒸蒸日上，并开创了为后世史学家所赞誉的“大中之治”。李忱属于历史上严重被低估的帝王。我们且不说他的政治成就，单就其作为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质，与其他帝王相比较，他的身上就难得地闪现出人性之光，可谓史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帝王，同时对他身边的亲属和工作人员，也严格约束，绝不允许身边的人打着领导的旗号为所欲为。

先说说他的人情味。唐人裴庭裕在《东观奏记》中记载，李忱生母郑太后出身寒微，李忱在当王爷时就很孝顺母亲，当上皇帝以后侍奉母亲就更加恭谨了，他把母亲安置在最为富丽堂皇的殿堂大明宫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体贴入微。对母亲如此，对其他兄弟姐妹也不赖，他对于王室宗亲们非常友爱，尤其是对那些战战兢兢的同姓王爷们，尽量让他们消除戒心，感受到自己的温暖。他当上皇帝以后，专门修建了雍和大殿，每月都要与诸侯王们在此相聚两三次，同时放下皇帝架子，与同宗兄弟们在一块儿踢球一起演唱卡拉OK，其乐融融，每次派对结束后，他都会赏赐无数。

李忱的亲妹妹安平公主下嫁驸马都尉刘异后，照例要给驸马爷加官晋爵，国家总理大臣拟旨让小刘到边远的平卢地区担任军区司令，历练一下。李忱不干了，对总理大臣说，我只有这么一个亲妹妹，我想经常见见她，而平卢那个地方太远了，你还是重新换个地方吧。于是小刘被改授为邠宁军区司令，这个地方离京城比较近。离别之际，李忱拉着妹夫的手，特许安平公主夫妻俩每年都有探亲假，兄妹俩可以经常聊解离别之苦。在李忱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妹妹安平公主也是一个明理贤惠的女子。有一次，驸马小刘要紧急赶往辖区，临行辞别时，公主让另一美貌宫女随行伺候，公主身边的婢女李忱都很熟悉，唯独不认识这位女子，就问公主此为何人？公主说这是郎君小刘喜欢的一位女子。李忱高兴地说难得我的妹妹没有嫉妒之心，于是干脆将这个美眉的宫籍消除，而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李忱心细如发，作为皇帝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

对于他的亲舅舅，李忱的做法既富有人情味，又不乏独到的政治眼光，他的亲舅舅郑光，曾经连任平卢和河中军区司令，大中七年，入朝觐见时，李忱与舅舅纵论国事，发现郑光这个人不通文墨，也不好好学习，在交谈中语言粗鄙不堪。李忱一看，这样的人哪能独当一面呢？于是下令总理大臣另行选派河中军区司令，而把郑光留在朝廷。这样做还不够，因为他知道郑光不学无术，别无所长，生计堪忧，于是赏赐重金，把舅舅像个寓公一样富养了起来，终身不复委任其他职务。

李忱痛感元和年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一事，因此只要是宪宗朝的重要官员子弟，稍有些能耐的必定会提拔重用，他手下有一个叫做杜胜的中级官员，一次在政务大殿上，奏答合体，深得李忱满意，李忱随口问道，你是谁家子弟？杜胜说他父亲是宪宗朝非常有名望的大臣杜黄裳。李忱想起来了，还是在他当王爷时，杜黄裳就力主抑制宦官势力，打击奸邪小人。李忱非常景仰此人，再一看，老杜了得小杜也不赖呀，于是就悉心勉励小杜一番，亲自下旨提拔杜胜为朝廷中的较高级领导干部。

我们再来说说李忱是怎样约束和管教身边人的。唐人笔记中多次提到他对女儿即公主们的管教：永福公主因为一件小事而迁怒，折断了筷子，李忱当时就否决了她下嫁读书人的婚事，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他的亲舅舅郑光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偷逃国家税收拒不纳租，时任首都长安市长的韦澳是一个不畏强权的官员，就把郑光庄园中管事的人依法收监了，并贴出告示，以五日为期，否则就将严惩不贷。郑光急了，找到他姐姐郑太后向皇帝李忱求情。李忱紧急召见韦澳，韦澳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进行了禀告。李忱发问如果今日完税纳租，能够放人吗？韦澳说今日尚在期限内，明天就不行了。李忱赶紧承诺，国舅今天就缴纳租税，你能不能马上放人？韦澳回答，只要缴税，我马上放人。李忱入内劝告他的母亲郑太后，韦澳这个人凛然而不可侵犯也，还是让舅舅赶快交钱纳税吧。于是郑光赶紧照此办理。

万寿公主是李忱最钟爱的一个女儿，到了下嫁的年龄了，李忱委派总理大臣白敏中挑选一个好女婿。白敏中选择了郑颢。小郑出身名门望族，父亲做过宰相，自己又是首科及第，因此声名显赫。但是小郑显然对这门婚事并不乐意，暗中非常怨恨白敏中多事。大中五年，白因犯事被免去了总理大臣职务，被贬为邠宁一个中级官员。在向皇帝李忱辞行时，白敏中忧惧地说，前些时候，陛下爱女下嫁贵臣，你的女婿郑颢当时有婚约，正在赴楚州完婚途中，到了郑州时被我用文书追回，向他颁布了朝廷旨意。郑颢对于这门婚事很不满意，迁怒于我，衔恨入骨。只是因为我身为国家总理大臣而无可奈何，今天一旦我离开朝廷中枢机构，他必置我于死地。李忱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为何你迟至今日才向我说明。然后令左右于便殿中取出一个小盒子，上面有锁。对白敏中说，这里面锁的都是驸马弹劾你的文书，如今我把他送给你，如果我早就听从了驸马之言，又怎能如此对你信任有加呢？白敏中感激涕零，回到家以后，将这只小盒子供于香案之上，日夜焚香祷告，感谢李忱的眷顾和恩遇。

对自己家人不偏听偏信，明察秋毫，对于身边的人，李忱也一如既往地严格约束和要求。国家总理大臣郑朗从总理衙门下班后归家途中，路遇皇帝的贴身使臣李敬寔飞扬跋扈，耀武扬威中冲撞了官驾。郑朗深以为耻，第二天上奏皇帝李忱。李忱把李敬寔召来责问，小李子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回答，我是皇帝您的供奉使臣，按照惯例不应该回避郑朗这样的官驾，我没错。李忱大怒，责骂他，你如果是奉我这天子之命横冲直撞尚可饶恕，又怎能因私外出而不回避冒犯国家总理大臣呢？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下旨剥夺李敬寔紫绶官袍，发配到基层戴罪立功。

这位史称“小太宗”的皇帝深知爱就是对人民负责任的道理，像李忱这样一个重情重义，不徇私情，充满人情味的优秀领导干部，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实属少见。我们见惯了虚情假意的帝王，也不少见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些兄弟相争、手足相残的血腥场面，历史上难得有李忱这样闪现着人性光芒的皇帝。相比较刻薄、寡恩、多疑、凶残，以及历史上那么多变态的帝王，至少在读到李忱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时，我们的内心多少是有些温馨和充满暖意的。

9．史上两次被打却重赏打人者的皇帝

中国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其地位至高无上。他若要让手下臣子谢幕玩完，你还得三跪九叩谢主隆恩。那个时候也讲三权鼎立，不过并非是西方近现代社会实行的政治制度，而是神权、君权、夫权三权当道，这三权集皇帝老儿于一身。而所谓天子，是真正意义上的替天行道，那权力就大了去了。然而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两次被打，打人者毫无顾忌，被打者心甘情愿。你说这位皇帝是不是脑子有水，犯贱？其实不然，皇帝被打后居然若无其事，而且还给暴力男们以非常丰厚的赏赐。

这位皇帝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位爷年轻时就生得高大魁梧，相貌堂堂，在乱世混战中勇猛无比，杀人如麻，于乱军丛中如蛟龙出海一般，“砍瓜切菜”生猛异常。惊得冤家对头后梁太祖朱全忠一个劲儿地嚎叫“生子当如李亚子（庄宗小名），你老天不公呀，奈何我的儿子都如猪狗一样不中用呢？”李存勖打仗是把好手，治理国家却非其所长。他的老子李克用病死后，他继任当上了皇帝，这位爷开始满足现状，不知进取，享乐主义思想逐渐侵蚀了帝国上下。李存勖兴趣爱好广泛，自此摇身一变，风流儒雅了起来，既当起了梨园老祖，喜欢吹拉弹唱，又做起了帝国的文学青年，给后世留下了还不算太烂的几首诗歌文艺作品。

李存勖虽然贵为皇帝，但平常就喜欢演戏。有一次，这位爷巧施粉黛，笔点绛唇，披上了皇帝的新装和他豢养的一帮梨园子弟们唱戏为乐，一时龙颜大悦，兴之所至，四顾张望，大叫：“李天下，李天下在哪里？”而“李天下”正是他为自己所起的艺名，这可是普天之下最牛的艺名。他这样疯疯癫癫的呼叫，别人谁敢吱声？这一吱声就是僭越之罪，项上吃饭的家伙弄不好得搬家。这时只见一个戏子叫做敬新磨的马上跑到他的面前，一把扯住他的戏装，不由分说，一个大耳刮子就扇了过去。庄宗被打得眼冒金星，脸色大变，侍卫们和其他戏子都被吓得战战兢兢，一起把敬新磨抓住，责问他：“为什么打皇帝的耳光？不要命了？”敬新磨不慌不忙地回答：“李天下，李天下普天之下只有一人，还呼喊谁呢？”大家都被他的诙谐逗得哈哈大笑。庄宗虽然挨了打，但也被敬新磨这么一个恰如其分的马屁拍得舒服异常，反怒为笑，而且觉得敬新磨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不但没有怪罪，还给了敬新磨无数丰厚的赏赐。

如果说这次被打是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属被动挨打险些翻脸动武外，还有一次被打就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了。也许是血液里流动着好战的因子，也许是日久天长的和平让庄宗有点儿怀念战场上的血腥，这位爷除了喜欢充当青春偶像派演员演戏外，还特别喜欢一种古老的搏击之术，叫做“角觝（通‘抵’）”，也叫角力，即日本现在的国术相扑，由此可见，东洋鬼子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有多大，但凡拾到篮里都是菜。

庄宗不仅喜欢角觝，而且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大力士，对于这项体育赛事向来自负满满，认为凭自己的能耐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一日，他闲来无事，有些技痒，就让手下人唤来了昔日的军中伙伴，此人的名字有点儿意思，叫做王门关，因为就差这一点所以多年春风不度（玉门关）。虽然和皇爷关系不错，可愣是央求了N次，庄宗就是不给他个方面军大员做做。话说这天，老王心中不乐，姗姗来迟，庄宗笑道：“门关爱卿（别扭，叫做关门岂不更好），咱们来玩一把，你若胜了，我娘是你娘，你娘是我娘，咱们共享荣华富贵。”王哥们见是皇帝爷找他比赛角觝，有些发憷，这胜也不是，负也不是，再说，弄伤了皇帝，脑袋就得回姥姥家，所以婉言推却。可庄宗正在兴头上，不干，还激他“你可别让我，让了也不算数”。王哥们一听更不敢了，这让也不行，不让也不行，敢情把咱往死胡同里逼呀，王哥们儿猛摆手，“不玩了不玩了，陛下咱不玩了，行不？”庄宗脸一变，骂了句粗话，赌注也越下越高：“要不这样，你要是能一拳打倒我，我封你做个大军区司令（节制），怎么样？”王哥们儿一听，咋不早说呢？磨这半天牙，要的就是这句话。随着庄宗话音刚落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拳挥将过去。再看看庄宗，“哎哟”一声，迎拳就倒，半天爬不起来。要说，这庄宗李存勖也真是条汉子，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皇帝一言九鼎，说话算数，没过多久，果真封王门关为幽州军区司令员（节度使），独霸一方。

皇帝爱唱戏演戏，喜欢娱乐圈里的人，还喜欢与人比赛角觝，玩玩柔道与摔跤，或者喜欢附庸风雅，玩玩文学，这些都没错，但是你不能玩物丧志，把职业皇帝的正事给弄拧巴了，可悲的是庄宗玩的就有些过火了。他手下的这帮戏子们受到了他的特别宠信，不仅拥有进出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而且动不动就仗势欺人，侮辱朝臣，像王门关这样的武将没有几个能够得到信赖，许多戏子却能出任重要藩镇的一些大军区的“司令官”。戏子们把持朝政，许多读书人也深感绝望，庄宗还听信戏子们谗言，冤杀了手下最能打仗的大将郭崇韬。还有一件最可恶的事是命令戏子和宦官们抢劫了手下魏州驻军们的妻女一千多人供其淫乐，这下茅房里面扔手榴弹——激起众愤（粪）了，天下怨声载道。

公元926年，这位史上唯一挨过手下人两次揍，却始终没被揍醒的皇帝，最终死于他最宠爱的戏子之一——一个叫做郭从谦（大将郭崇韬的侄儿）的人手中，此人借机发动兵变，四下纵火，叛军在混乱中用乱箭射死了带领侍卫平叛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有意思的是另有一个戏子抱着这位中箭身亡的主子爷尸首，来到后宫中，收拾起乐器道具，连同庄宗尸体一块给焚烧了，让这位喜欢演戏的主子爷在阴间也能吹拉弹唱，长袖善舞。可怜这位乱世枭雄，最终因娱乐而荒废朝政，最后还是死在了娱乐圈子里的人手上，只是不知这位皇爷是否对一生钟爱的娱乐事业死了还要爱？

10．宋太祖职场超级秀玩死手下人

平心而论，宋太祖赵匡胤这个皇帝老倌做得还真是不赖，因此有“唐宗宋祖”一说。单就其“勒石三戒”，就已经让后来人望尘莫及。其一，保全柴氏子孙；颇有仁者之风，史上能够做到这点的除了草头王苻坚大帝，以及魏武帝曹操外，还真是不多见。其二，不杀士大夫；“咱拿刀子的和拿笔杆子的较什么劲儿呀？”其三，不加农田之赋；以此收买人心，笼络了不少大宋草根。老赵说到做到，仅此约法三章，就将前朝皇族遗民、天下读书人和底层民众基本上一网打尽，再不合法的篡位也让你无话可说，心甘情愿地跟着赵老大风风火火地建设一个崭新的帝国。

不仅如此，对待那些功臣勋将，老赵也做得仁至义尽，虽然演戏的本事对于这位职业军人来说有些牵强，但是老赵扮起梨园子弟来也毫不逊色。话说这一日老赵用柴火棍儿支起眼皮，愣是三天三夜不睡，然后招来石守信和王审琦等死党，像个小孩儿一样对着老哥们儿放声大哭：“不好玩了，太不好玩了，当个皇帝太累了，吃不香，睡不着啊，不如做个军区司令和弟兄们好吃好喝痛快。”老赵这一哭一闹，弄得石王心里很不是滋味，赶紧问老大，“咋回事？”“谁不想做皇帝呢？谁想做，俺让给他，可别到时候卖了俺。”石王一听魂飞魄散：“不敢不敢，谁敢呢？”“你们不敢，可有人敢呀，俗话说，富贵险中求，保不准儿手下人霸王硬上弓，到时你不做能行吗？”众死党一听，知道老大犯疑心病了，这一犯病，可是死啦死啦滴没商量，赶紧让老大指一条明路。老赵怪眼一翻，“这样吧，人生苦短，抓紧胡侃；人生如梦，抓紧糊弄。你们跟着俺不就是图个富贵吗？俺给你们一家一个现成的‘富世通’（富士通，世界级工厂，打这儿来的？），快活一辈子咋样？”老赵就这样连哄带吓，坑蒙拐骗下收回了军权，让这帮一起打天下的老家伙们服服帖帖地从此再也不敢胡拧次。

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兵权问题，老赵又寻思着给幕僚们找点茬儿，搞什么幺蛾子收心运动。幕僚里谁谱儿最大？赵普呀。想当初，不是赵普给他出谋划策，谁当皇帝还不一定呢？赵普是谁？名闻天下的大宋帝国专家级刀笔吏，整天就研究帝王权术，学的是法家那一套。老赵这天找来赵普，劈头盖脸就是一番训斥：“赵普呀，你也太不靠谱了，你咋就不看书呢？成天研究狱讼钱粮，难道是想掐俺老赵的脖子吗？”赵普一听，老大这是要找事儿啊，论读书，俺再不济也是个谋士，而你呢？不过是个职业大头兵，整日里舞枪弄棒的，还教训我不读书。可心里这样想，嘴上哪能这样说，“老大教训的是，人不风流枉少年，人不读书枉为官，俺从今以后专读老大你指定的书，读哪本呢？”“《论语》呀，你要句句解读，深刻领会里面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赵普被老大一番修理后，专攻《论语》，凡是《论语》所说，铭记于心；凡是治国方略，言必称《论语》。因为被赵老大给洗了脑，所以赵普才会两度为相，也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

搞定了手下一起出生入死的文臣武将，老赵知道，后周的那帮前朝遗老还对自己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有意见呢？得想个法子也做回“中华料理”，让这些人服气。机会还真来了，有一次老赵设宴招待群臣，不醉不归，一干江湖豪杰出身的草莽在那儿“八匹马”、“五魁首”呢，这边一个书呆子叫做王著的，坐不住了。此人原本是后周旧臣，喝了点“猫尿儿”，有点二高二高的了，触景生情，号啕大哭，吃的是人家赵家饭，哭的却是周家人。群臣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心想，老王（八）吧，你这犯的是哪门子酸劲儿呢，这不找死么？老赵这心里也不自在，可又一想，这呆子挺重感情的，酸是酸了点儿，可不失书生本色，于是让人搀扶下去。第二天有人告阴状，让老赵收拾王著，老赵脸一黑，喝道：“放屁，俺早说过不醉不归，他喝高了，思念旧主，也是人之常情，这种重感情的人，值得咱敬重。”老赵的话通过帝国舆论机器宣传了出去，让一帮后周遗老们感激涕零的，铁了心地跟着老赵建设大宋美好明天。

宋朝重文轻武，那是后世子孙走了调唱黄了腔板，北宋在开国皇帝老赵手里，军事上并不弱，要不老赵也不会将周围的虾米小国一个一个收复，甚至还敢公然与当时强大的契丹叫板，要不是老赵忽然暴卒，契丹和大宋谁收拾谁还一定呢。当然老赵对边关大将轻车熟路的驾驭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古训，所以对边关大将的心理拿捏得恰到好处，让这些人既忠肝义胆地为大宋效力，又不至于军权旁落，自己指挥不了枪杆子。比如他对边关大将李汉超的一系列超级秀场，就让这位只知拼杀不会玩心眼的傻军爷感动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肝来表白自己的赤诚，以报君王知遇之恩。

李汉超是北宋初期卓越的军事将领，其先后跟随后唐末帝李从珂和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李汉超又先后担任锦州刺史、恩州团练使、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是一个颇有实力的旧军阀，但此人颇得宋太祖赵老大信任。关南地区濒临契丹，李汉超坐镇后，契丹不敢犯境。但这位军爷虽能保境却不能安民，经常纵兵抢掠，以资军备。当地民众越级上访，官司打到了老赵的金銮殿上，老赵亲自接待上访人员，嘬着牙花问道：“你们乡里是不是经常被契丹人抢掠？”“皇上明鉴，是的。”“那么老李去后，契丹人还抢吗？”“皇上再明鉴，不抢了。”老赵黑脸一沉：“昔日契丹人抢掠，你们不上访，如今李汉超暂借你们的财物，反来上访，是何道理？”于是下令将上访之人轰出殿外。老赵这段对话，颇堪玩味，有什么样的主子爷，就有什么样的大头兵，这叫啥？以流氓无赖手段对待流氓无产阶级。

还没完，这样的做派，叫做主子爷护犊儿，不太符合老赵个性，人家掂量着哪头儿轻哪头儿重，既维护手下大将脸面，还忠实地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地落实中央政策，还上访者一个公道。老赵接着秘密地把李汉超的母亲接到皇宫，和颜悦色地对老太太说：“你儿子长年征战在外，家里有什么欠缺，为什么不来寻老赵俺，反而取之于民呢？”然后赐给老李家白金三千两，自此以后，李汉超再也不纵兵扰民了，而且深为这样的主子爷而感动，抱着必死之心为大宋守护江山社稷。

还是这个李汉超，曾经带领五千精锐守卫北宋北大门，以防契丹偷袭。老李心想啊，这些兵也忒少了点儿吧，还不够契丹铁骑塞牙缝的。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带着李办秘书到老赵那儿求增兵，老赵很不高兴地说：“你老爹竟然派你来增兵，也太离谱了吧。”然后好吃好喝地招待李家公子，接着佯装遗憾地叹息道：“这个李汉超呀，既然不能为俺办好事情，那就只有让契丹人取他的脑袋了，俺只有再派能为俺办事的人取代他了，实话说要兵没有，要命一条。”老赵的无赖劲儿一上来，只有气死疯牛了，因为活人早就趴地上了。不过老赵绝不只是这点儿耍赖的本事，那也太小看这位皇爷了。小李回去后，带给他老爹皇帝亲赐的一条自个儿佩戴的玉带和无数金银赏赐，末了当然还有添言加语的一番话。李汉超以老赵的话为勉励，自我鞭策，终成北宋御边名将，从此边境安宁，契丹自此再也不敢侵扰大宋疆界了。

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以职场超级秀恩威并施，让李汉超死心塌地卖命这段轶事，被宋仁宗时士人田况记录在《儒林公议》一书中。作者还感叹，太祖天威神略，东征西讨，夷狄畏缩，不敢犯边，是因为慧眼识英雄，用人不疑也。而李汉超以寡敌众，没有败绩，是兵精而权专。而今之治边者，将士离心，师老兵疲，国家用度无数而边患不断，真是没得比啊。宋太祖职业军人一个，老兵油子了，然治理起国家来，还真是有两弯刀。特别是他的用人驭下之术，堪称得心应手，就算是卖命，咱也得心甘情愿，有个好心情不是？而今之领导者，什么职场用人、玩人三十六计等，都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别的不说，就是跟宋太祖赵老大学学皮毛，一生恐怕也受用不尽了。

11．宋太祖棒打鸳鸯强扭瓜究竟为哪般

王审琦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铁哥们儿。想当初，这两人一同扛过枪，一起搅过场，一块睡过炕，没准儿还出入烟花柳巷一块嫖过娼，就差没有抢过大周朝的银行，不过，最终还是把天下变了颜色，改柴姓赵了。没有老王和高怀德，以及石守信等十个过命交情的哥们儿齐声鼓噪——“点检当天子”，没准儿赵皇爷这会儿还在耍枪弄棒，和弟兄们听小曲、喝花酒呢？

说起来，老王还比老赵大两岁，可谁让人家是万岁爷呢？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天下是老赵家的天下，所以王审琦在赵皇爷面前只能做老二了。不过想当初赵家天子在周朝时，俩人相得益彰，赵老大使得一手好棍棒，而王审琦一把雕羚弓，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周世宗在世时，两人同为左膀右臂，既受赏赐无数，又各拥兵自重，结果世宗前脚翘腿，后脚两人和一帮出身行伍的丘八弟兄们略微一合计，就把人家孤儿寡母赶下了台，大好江山收入了赵家囊中。

既然是两肋插刀，赴汤蹈火的死党，再加上拥有一份“翊戴之勋”，王审琦就不在乎老大赵家天子对自己有任何猜疑，依旧死心塌地的，忠心耿耿地为赵老大刀尖上舔血，提着脑袋卖命。要说老赵对这帮老弟兄们也不赖，尤其是对王审琦，把宿卫皇宫的中央警卫部队司令一职委派给了自家兄弟，虽然是一张旧船票，但船上的主人发生了变化，然而王审琦这个人为人厚道，是个实心眼，他绝没有想到，老大当上了皇帝，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天，正值王审琦当值，忽然皇宫中就燃起了熊熊大火，王审琦想都不用想，马上就集合中央警卫部队入宫救火，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特意嘱咐警卫员们都带着家伙什儿，王审琦身先士卒，率先冲进宫中，好在火势并不很大，在太监宫女和警卫人员的合力扑救下，很快大火就被扑灭了。王审琦心想，好在自己当机立断，率领救火队员入宫救火，老大这才安然无恙，这一次，恐怕少不了给自己真金白银的硬通货，或者官升数级吧。

王审琦正在那儿高兴呢，这边御史台不干了，联名上奏，好你个胆大妄为的王审琦，竟然不等皇帝下令，就敢私自带兵进入宫闱重地，你究竟是在救火呢，还是想趁火打劫？或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奏折到了赵老大手上，老赵心里暗喜，这帮子老弟兄们呀，既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又是屁股下面的针毡，还以为是从前那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无拘无束呢？俺如今做了皇帝，得有规矩，这个奏折，它是小雨来得正是时候，杀一儆百，准奏。得，王审琦罢归寿州。

王审琦得知皇帝准奏，这个冤啊，临行前到朝堂上辞别皇帝时忍不住牢骚满腹，赵老大亲切地抚着他的臂膀说，老王啊，你没有得到俺的旨意而擅自带兵入宫，这说明你对俺还是忠心的。但御史们的话也并非空穴来风啊，你想啊，如果都像你一样，老大俺还能睡得安稳吗？这样吧，你受了委屈，罢官归镇，还是名誉上的方面军大员，为了表彰你的忠心，俺把女儿嫁给你儿子王承衍，俺俩亲上加亲，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怎样？

皇帝金口玉言，唾沫定钉，马上传令让太监唤来了老王的儿子王承衍，却没有想到这王承衍已经有了妻室，其妻为乐氏，两人琴瑟调和，举案齐眉，本来就是一对恩爱有加的小两口，所以承衍上殿，再三推辞。老赵脸一黑，好你个小王（八）吧，俺老赵堂堂的金枝玉叶，你竟然看不上，你当也当得，不当也得当，你给俺做乘龙快婿，至于原配乐氏俺给她再找一个好婆家，嫁了就是。老赵说到做到，不等黄花菜歇凉，以驸马爷所用御马派人送归王承衍，然后将秦国大长公主许配于王承衍。

被皇帝棒打鸳鸯的王承衍和乐氏在抱头痛哭后，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只有认命。而皇帝赵老大也没食言，没过多久，就为乐氏慎重地选择了一户人家嫁过去了，并给予了其家厚重的赏赐。当皇帝的女儿大长公主（非亲生，乃太宗赵光义女儿）和驸马爷王承衍喜结良缘的时候，赵老大一不小心，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充分暴露了这位非同寻常的皇帝内心真实的想法——赵老大乐滋滋地对女婿说，自此，你的父亲可以安心地享受荣华富贵了。

什么意思？赵老大自从当上皇帝后，就开始对自己当年一起打天下的老弟兄们不放心，担心哪一天也来个“陈桥兵变”，所以想着法子削弱这些功勋元老们的兵权，另一方面，老赵又不愿担当过河拆桥、无情无义的恶名，怎样才能不露痕迹地夺取军权、又不至于寒了弟兄们的心就成为了帝国老大的一块心病。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当然不愁嫁，不管亲生骨肉也好，还是宗族亲眷，只要是为了帝国利益，强化自己的集权统治，都是一桩交易，只不过老赵做得不显山不显水高明而已。没准御史弹劾王审琦的那道奏折也是赵老大暗中唆使的呢，甚至那场来历不明的宫中之火也透着邪劲儿。

可怜老实人王审琦就这样着了道，并从此对他这位老大皇帝噤若寒蝉。据宋史载，老王本来滴酒不沾，赵老大赐宴时，特别关照地对王审琦说，俺俩是老哥们儿了，应当同甘共苦，宁伤身体不伤感情，酒是好东西呀，老天既赐予人间玉液琼浆，也会赐给你酒量的，喝不得也得喝。老王二话不说，咣咣咣，连饮十几杯而毫无醉意。可是每次回到家，竟然连一杯酒都喝不下去，而一旦强饮，就会大病一场。瞧，就连身体也秉承上意，只听赵官家的话，而不是自个的了。好在王审琦还真就这样如履薄冰地保住了富贵，早赵老大两年而死，死后赠尚书令，追封郑王。

12．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

宋仁宗赵祯这个皇帝老倌不错，为人低调，却天生是个做官的料子。他是大宋王朝第四个皇帝，我们素来评价古代皇帝，无外乎开疆拓土、文治武功，依此推断，宋仁宗可能什么也不是，所以历来似乎只有唐宗宋祖一说。其实抛开这些穷兵黩武、大开杀戒的专业嗜血族，单以承平年代、人民安居乐业的现状衡量，宋仁宗确实不错，其当选古代最伟大的仁君当之无愧。

宋仁宗是真宗第七子，历史上扑朔迷离的“狸猫换太子”说的就是他。他的生母虽是李妃，但是辅助他当上皇帝的却是章献太后刘氏。刘皇后并非历史上戏说的那样荒淫残暴，而是聪慧贤良，她“垂帘听政”了十一年，直到仁宗能够真正听朝秉政。而仁宗也不像后来的光绪皇帝那样敏感脆弱，孱暗阴柔，而是蛰伏等待，修身养性。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由于养母刘氏的长期影响，仁宗性情温良敦厚，虽然比不上太祖太宗的赫赫武功，但是他能够审时度势，知人善用，在位期间名臣辈出，总体上来说，仁宗是一位贤良的有作为的君主，既具有悲天悯人的朴素情怀，又有对自己严格自律的一面，他所开创的能臣治世和有宋一代词赋华丽的特点，以及大宋时期难得的繁荣景象都是两宋其他君主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以仁治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很难说仁宋皇帝是偶然得之还是个性使然，但是他的“温良恭俭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体的运行态式，仁宗在位期间，天下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朝时的两位，其他六位赫赫有名的宋人都活跃于仁宗朝。林语堂曾经说过，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非独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其他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代。这绝非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正是因为仁宗宽宥清明的政治氛围以及仁厚的胸襟，才促成了社会的空前繁荣，宋仁宋一直是历史上一个被忽视的君王，历史上绝没有第二个皇帝在位期间，像他那样在社会、科技以及文化方面均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惜的是历史素以成败论英雄，仁宗的不声不响和素无显赫的功绩都被湮灭在历史厚厚的尘埃之中，几乎被后人所势利掉了。

《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宋史》欲扬先贬，从表象看到了实质，其中每一句都中肯地评说了仁宗的大仁大义。仁宗在位期间，对读书人极度宽容，从未兴过文字狱，即使文人士大夫偶尔犯了过错，也是尽量从轻发落。史载包拯屡屡犯颜直谏，时常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脸上，仁宗一面用袖子擦脸，一面采纳他的建议。仁宗还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创了“四书”的先河。

仁宗生活节俭，不事奢华，而且自律意识很强。史载有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还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许多钱，我吃不下！”仁宗之境界与唐朝时唐玄宗蔽护下的著名的红颜祸水“日啖荔枝三百颗”相比，高下立分。

仁宗的仁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作秀，比如他对美女的态度，仁宗也爱美女，有一次别人为他进献了一群美人，仁宗很动心，当大臣王素进言他不要被美色所惑时，他也表现出了常人难以割舍的态度，但还是命令太监把这群美女送出宫外，并每人赠送三百贯钱，说完泪水涟涟。大臣王素面带不忍，劝他既然接受了进谏，不妨把这群美女留一段日子再送出宫不迟。仁宗知道这是大臣给他台阶下，却说，人都是有感情的，留下她们，时间一久，或许我就会因情深而舍不得让她们走了。仁宗在位期间，还多次裁撤宫中用度，并且将一些多余的宫人按名册削减出宫。宋朝的皇帝除了开国皇帝老赵哥俩是赳赳武夫以外，其子孙都具有文人气质，且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多有造诣，宋仁宗也不例外，其不仅是一位宽厚仁义的好皇帝，还是一位书法大家，他的“飞白书”丝毫不逊于赵佶的“瘦金体”，除此之外，仁宗还是一位诗词大家，现存诗尚有十四首。

后人诋毁仁宗，无外乎两点：一是武备松弛。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劳而无功，战绩平平。但很少有人想到，作为一代帝王，谁都想建立不世功勋，一旦战事给人民带来了浩劫，少有收手而为人民着想的。而仁宗则不然，在战事靡费财力徒使国库空虚时，他首先想到了议和，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银、绢、茶，以极少的代价获得了四十余年的和平。二是新政的夭折。仁宗知人善用，提拔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实行改革，虽然“庆历新政”仅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因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而失败，但是这种不因循守旧、勇于改革的勇气也并非所有帝王都具有的。仁宗的政事没有因为改革失败而废弛，他当政期间，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庆历新政”失败后，仁宗吸取教训，不动声色地低调任命续任者文彦博，悄无声息地延续着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最终还是扭转了真宗朝以来的经济颓势，迎来了北宋发展的黄金时期。

当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剽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紧紧握住宋使的手号啕大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时之间宋辽边境的百姓远近皆哭，可见受惠的不仅仅只是宋朝百姓。当消息从宫廷传到街市时，开封府一个乞丐，为之一愣，接着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往宫门跑。谁知到了宫门外，早就有成百上千的人，披麻戴孝、烧着纸钱，为皇帝仁宗送终，焚烧的纸钱袅袅回旋，天日无光，能让外邦和治下的百姓如此哀悼的皇帝，即使后世也不多见。宋仁宗死后备极哀荣，可以想见当时的待遇与如今联合国降半旗不相上下。由此可见，宋仁宗做皇帝是非常成功的，真正算是把皇帝做到家了。

宋仁宗赵祯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晚明的士大夫们所称赞的历史上贤明的君主只有三人，即汉文帝、宋仁宗和明孝宗，而且连一生都心高气傲、自视甚高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从内心里承认，平生最敬佩的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外，就是仁宗赵祯了。难怪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13．历史上最孤独而饱受争议的改革家

宋神宗赵顼在历史上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君王，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变法革新。神宗在封建体制下不老老实实按部就班，规规矩矩走前人铺就的道路，而在帝国统治下另辟蹊径，穷折腾，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就免不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被押上历史的“口水台”，“口水台”虽流长飞短，但依然掩盖不了宋神宗一生虽短暂却坚定改革的真实面目。晚明硕儒王夫之在《宋论》中就称“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生前为图变法，遭到后党和保守派势力百般阻挠，孤军奋战，死后被安上祸国殃民的骂名，难得清静，那么宋神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君主？

宋神宗是英宗的长子，英宗在位仅五年，就因体弱多病而驾崩，作为皇太子的赵顼仅一年就顺利地成为了大宋帝国第六位掌门人，但是因为其父子并非仁宗皇帝嫡传，所以父子二人继承大统后都有点儿心虚。英宗在如履薄冰无所事事中完成了他的过渡角色；而到了神宗时，仍然逃不掉心头阴影，因为仁宗妻皇太后曹氏的强势存在，所以神宗在平衡帝党和后党的宫闱之争上，以及在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上可谓殚精竭虑。即使这样，仍然未能阻止锐意改革的神宗，为重振大宋帝国的强盛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宋史上说，神宗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非常喜欢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的统治术非常向往。时大宋帝国有一位牛人——王安石，他早在仁宗时就上了改革的万言书，极力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神宗对王安石的主张非常赞赏，认为其与自己企图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想法不谋而合。而此时的北宋已经到了危机重重风雨飘摇的地步，财政年年亏空，而土地被兼并到了少数大地主手中，宋朝内忧外患，指望四平八稳地过日子，面临的可能就是亡国的危险。神宗的改革，既是时局所迫，更是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有效途径。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力排众议，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可谓是对宋朝自太祖以来的旧体制从根本上的全盘改变，其遭受的保守派和顽固派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在内苑宫禁中，曹太后虽风烛残年，但其号召力仍然不可小视，甚至决定着神宗的命运；而母后高氏不忍心看着儿子的胡折腾招致非议，就连自己的皇后向氏也不是很支持改革。在朝廷上，以宰相韩琦为首的保守派极力抵制王安石的变法，甚至不惜以内阁集体辞职相威胁，神宗均不为所动，为实现自己强国富民的目的而雄心勃勃、孤注一掷。

而这一年，年轻的神宗皇帝才多少岁？二十二岁，仅仅是弱冠之年，就以如此的决绝和果敢对帝国实行一次“手术刀式的革命”，神宗的天纵英才和魄力历史上有哪一个皇帝可比？在变法过程中，神宗皇帝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先是为改革创造声势浩大的舆论氛围，让朝臣们开始自上而下地议论；当以王安石为主的改革派声音渐渐高涨起来时，不露声色地搬开了改革的挡脚石，悄无声息地进行人事任免，把保守派势力代表韩琦和元老重臣富弼贬谪，接着一步步把王安石放在了参知政事的重要岗位上。其次简拔了一大批的改革派人士，如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等人，从权力结构上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改革的过程中，年轻的神宗充分信任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领军派人物王安石，对群情汹汹的御史们因变法不当而纷纷弹劾的奏章束之高阁，同时高明地抚慰因保守而下台的元老勋臣。神宗是多么希望王安石的变法能给大宋日薄西山的局面注入一针强心剂，而使大宋成为中华版图上的强国。可惜王安石的变法因急功近利和所用非人，加之推行的过程中缺少有效的策略和方法，改革派与保守势力几成水火，不仅损害了大地主官绅之间的利益，同时大大挫伤了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变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反对。作为皇帝的神宗不能不顾及到他摇摇欲坠的地位，当他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他不可能不向以曹太后为主的后党和保守派势力妥协，他需要适时做出政策的调整，来勉力维持新政。

王安石的两次罢相，都是宋神宗的无奈之举，虽然与变法的成败休戚相关，但某种程度上不如说是与王安石个人的秉性相关，王安石这个人，虽然很有学问和本事，但是人际关系太差，且又不懂得如何去化解积怨太深的矛盾，而且对反对派下手太重；即使是在改革派内部，他仍然是孤立的，他虽奋勇而前却丝毫不能防御从后面射向他的暗箭，所谓智商高而情商太低。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和不讲策略以及睚眦必报让他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也导致了不遗余力支持他的神宗在政治上的被动，神宗不可能拿自己的政治地位作赌注，他更不想看到因一个人的失败而导致自己的理想灰飞烟灭。

就在王安石被打入冷宫后，保守派势力欢欣鼓舞，以为祖宗不可变之法又回来了，天还是他们原来那个死气沉沉的天。他们太低估他们的君主宋神宗了。神宗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当王安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后，神宗仍然不改初衷，除部分新法略作调整后，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元丰年间，神宗干脆自己亲自主持改制，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元丰三年，神宗又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此次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是神宗终生不愿碌碌无为地活着，为着自己的终极理想而奋斗一生的改革者做法，即使唐宗宋祖也未必就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宋神宗还堪称史上最模范的皇帝之一，史料载，他从不游猎饮宴，营造宫殿，忙起来常常废寝忘食。他励精图治，强力改革变法，一心富国强兵，直至累倒病倒，以三十七岁的年龄壮志未酬，英年早逝。神宗在位十八年，这十八年间他无时无刻地想着增加宋室软硬实力，无论文治武功都想有所建树，虽然在对西夏作战中因国力和历史上重文抑武的原因，以及用人不当而两度失利，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见到的皇帝大多尸位素餐，而像神宗这样具有远大政治抱负、怀有以雪数世前耻的政治气概的君主实在难得，而神宗朝，也是宋朝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次尝试。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宋神宗终其一生都是孤独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生前所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改革既不被他那些皇亲国戚们认可，也不被那些耆旧勋臣们所赞同，甚至不被他治下的民众所理解，死后还一直被腐儒们所误解，然其激流勇进的改革者精神还是让人敬佩的。至于王夫之将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神宗，不过是以结果论英雄而已，这对宋朝这位开一代先河，最有作为最有抱负矢意改革以挽大宋狂澜于既倒的君主而言是欠失公允的。而王夫之代表的这种言论，之所以广有市场，是因为正人君子因循守旧，而视改革者为妖孽，恰如神宗朝保守派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对改革派大加打压，打压的结果不过是回到旧有格局，而依然改变不了宋室衰亡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神宗锐意改革的回光返照，因此而更显得那样令人扼腕叹息和悲壮。

第二章　宫廷秘史

1．“我爸是李渊”的唐朝拼爹官二代

老话说得好，“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但是对于大唐开国领袖高祖李渊来说，这句话并不那么绝对，他倒是喜欢老大李建成来着，结果呢？这位法定接班人被老二李世民一箭射了个透心凉，死于非命。他还喜欢老三李玄霸，结果这位打小天资过人的少年郎十六岁就夭折了，而其他几个还算看得过眼的龙种，要么因病致死，要么被反动派大隋朝抓去杀害了，李渊这命，不坑爹却坑子，爱谁谁死。

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等到老李第二十二个儿子李元婴降世后，俨然成为了老李晚年的寄托，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这位最小的儿子身上，瞧他把李元婴给骄纵的，成天惹是生非，要么打猎扰民，要么酗酒滋事，闹得宫中鸡飞狗叫，十足一个“立地太岁”。想怎么来怎么来，“反正我爸是李渊”。等到李渊两眼一闭，两腿一伸“古得拜”后，这位浪荡公子还不知收敛，在他的封地山东境内，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大搞权钱交易，又成了一个十足腐败分子。

这还了得？老爹在时，太宗李世民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总不能把弟弟们都斩尽杀绝了吧，那也太显得帝国老大没文化了。老爹拜拜了，还这么张狂？皇帝李世民一怒之下，祭起反腐败大旗将小李哥从山东省主席贬到了苏州当市长，在苏州这地儿，这位不争气的小弟依然我行我素，大搞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民愤极大。二爷又把这位恶习不改的官二代打发到了江西，没成想到了江西，小李哥还是对房地产业情有独钟，他用重金招揽了天下的建筑大师们，修建了一座气势恢宏，高插云霄的楼阁，这就是后世享有盛名的滕王阁了。

小李哥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做他的滕王，倒也逍遥自在。“饱暖思淫欲”，他又染上另外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们常犯的毛病，欺男霸女，追求“性”福，凡是他属下有长得漂亮的官眷，便千方百计想办法要弄到手，结果被一小官员崔简的妻子郑美眉用女子防身术，使用秘密武器“鞋底子”给打得满面流血，天字第一号丑闻啊。小李哥还有个怪癖，是个“虐待狂”，喜欢用弹丸打人，看着别人痛不欲生的样子他哈哈大笑。二哥李世民死后，举国哀悼，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小李哥居然笙歌燕舞，彻夜狂欢，结果让人给举报了。

年终大唐帝国对政府高级公务员进行考核，李元婴说什么也应该落个不称职，结果他侄儿高宗李治想了又想，给了他一个优秀。然后李治推心置腹地给他写了一封很委婉的信，劝他再别胡闹了，如果不是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早就该绳之以法了，按照信访举报内容，说什么也得不到一个优秀，如此处置，是希望这位荒唐王爷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改了还是好同志，还是好叔父嘛。李元婴呢？根本就当侄儿的话是耳旁风，理都不理。

高宗李治为了警告这位仗着太爷在阴间佑护，无法无天的叔父，将他再一次调任到偏僻的四川阆中做市长，这位李元婴干脆破罐子破摔，继续祸害地方，他依旧骄奢放纵，大搞权钱交易，中饱私囊，然后痴心不改地营建他的宫殿，超豪华的装修，短短数年间，就建成了人间胜景“阆苑”和“玉台观”以及“滕王亭”。这种不恤民力，不顾民生，只顾自己花天酒地的行为就连他手下的官员都看不过眼了，于是一名反腐斗士勇敢地站了出来。

这人谁呀？这么大勇气？此人为录事参军裴聿，也就是个小秘书，半个芝麻大点儿的官儿。裴聿不知哪根弦不对了，给这位混账王爷大讲领导干部廉政从政若干规定，以及帝国刚刚颁布的大唐官员廉政准则，这不是没事找抽吗？老小子李元婴大怒，命令手下爪牙扒了裴聿裤子，用竹板狠狠的打，裴聿被打得龇牙咧嘴，疼痛难忍。结果一气之下，裴聿一瘸一拐的千里迢迢到国家信访局告御状，高宗李治“亲切地”接见了他，要说，这位高宗李治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儿。

国家元首李治哪能不知道？自己这位昏第十三叔父是个什么货色。但官官相护，何况还是皇亲国戚呢，于是就和稀泥，瞧瞧这稀泥和得多有水平。李治问裴聿，你一共被打了几板子？裴聿委屈地说，前后总共挨了八大板。李治和颜悦色地说，不就是八板子吗？得，我给你官升八级，裴聿感激的眼泪水都快下来了，扳着手指头认真数了数，八级就是六品上呀。按照唐朝官场潜规则，五品官员才算入流，六品上，差一级。裴哥们儿肠子都快悔青了，早知道就该说挨了九板子呀，后来人们就把裴聿叫做“八拓将军”。

看来，在唐朝当官还得有点运气，打了不白打，虽然屁股受疼，但官帽受用。扯远了，还说这位李元婴吧，这位官二代荒唐王爷在蜀地优哉乐哉，甚至遗忘了回京师请示问安。赶上高宗有一天心情大好，就给各地的家天下李姓王爷们赏赐财物，给其他王爷的是彩色丝织品五百匹，而给李元婴和蒋王的是两车麻绳。什么意思？这位高宗皇帝玩起幽默来很有一手，他在给二位亲王的家信中写道：“两位叔父不需要赏赐，给麻两车，你们可以作为串钱的绳子用。”原来这两位王爷都是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都是贪污受贿、卖官敛财的一等一高手，还缺钱吗？李元婴看完信后，会脸红吗？

这位唐帝国开国元首李渊的最小儿子，一生劣迹斑斑，仗着老爹生前溺爱、老爹死后皇帝家族们的眷顾，把官二代不知天高地厚，不顾礼义廉耻胡作非为的行径表现得淋漓尽致。李元婴史上唯一值得首肯的是，这位养尊处优的王爷居然是开一代先河的大画家，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擅长画蝴蝶的大师。他开创的“滕派蝶画”，独具匠心，画法细致入微，设色清淡素雅，蝴蝶粉翅翻飞，所绘蝴蝶莫不栩栩如生，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值得称颂的美名。

李元婴虽然是个荒唐王爷，命却很硬活得也很长，一直活到了武则天时期，去世后得以享受陪葬他老爹李渊献陵的恩遇。有的历史学家说，荒唐王爷李元婴其实天资聪明，在世时所有的胡闹和看似贪婪都是一种策略，他心甘情愿地为千夫所指，以及自觉扮演人民反映强烈的腐败分子，就是为了消除唐帝国几代领袖们对他的猜忌和戒备，他二哥李世民和侄儿李治都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历史扑朔迷离，正史野史众说纷纭，李元婴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谁又能说得清呢？提到他生前所建的“滕王阁”，一般来说人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王勃那篇神采飞扬、洋洋洒洒的《滕王阁序》，又有几个人知道滕王阁是李渊最小的儿子、荒唐王爷“拼爹官二代”李元婴所建呢？

2．唐朝公主们“拼爹坑爹”后果很严重

在唐朝皇帝中，无疑唐宣宗李忱教育子女最为严格，尤其是对自己的女儿——那些金枝玉叶的公主们，有时甚至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这与李忱一生的际遇有关。李忱没有当上皇帝时，被人们戏称为“傻子王爷”，整日里闷葫芦一个，喜笑不形于色，装聋作傻，其实心里明镜一般。这种佯装冷淡的外表给他涂上了一层伪装的保护色，不至于在波谲云诡的皇室倾轧中最早出局，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冷眼和世态炎凉，并且作为一匹谁都想不到的冲出重围的“黑马”，不可思议地当上了皇帝，所以李忱尤为看重子女的教育问题。他要求皇帝的女儿们都能勤俭持家，率先垂范，坚决不允许这些“官二代”、“富二代”们有“拼爹”现象和“坑爹”行为的发生，而给作为一国之君的自己脸上抹黑。

且让我们来看看李忱是怎样教育自己那些锦衣玉食且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公主们的？唐宣宗李忱出身卑微，因为他母亲是一个史书上没有留下姓名的宫女，所以向来为皇室宗亲们所瞧不起，虽然同为皇子和皇室中人，但他并没有多少“拼爹”的资本，因此养成了节俭简朴的优良品质。他即位以后，勤俭治国，不好女色，宫中用度几乎到了吝啬的程度。他是这样做的，他对自己的爱女们也是这样要求的。李忱的大女儿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颢时，按说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按照朝廷定制，要使用银铂装饰的豪华马车，相当于今之“富二代”嫁娶时所乘“奔驰”和“宝马”。但是宣宗李忱低调处事，要求女儿使用铜饰车马，带头抵制贵族中蔓延的奢靡之风，档次一下子就降到了国产普通轿车水准，可想而知当时万寿公主心中的委屈。

就在万寿公主屈尊纡贵、嘴蹶脸腾的心中埋怨自己这个天下第一名爹不给自己天大的面子时，唐宣宗又发话了。李忱一脸严肃地告诫自己的女儿，你虽然是我的女儿，但是千万不要向那些“官二代”们一样不论到哪里都讲究一个“拼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夫家一定要严守妇道，不得以皇帝女儿的身份慢待和轻视婆家，你要胆敢摆架子，以“拼爹”的姿态仗势凌人，坑害你老爹我，我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轻饶你。

有一次，负责记录皇帝私生活的小秘书即皇家驸马郑颢的弟弟郑觊患上了重病，宣宗让宫中太监前去探望并慰问。太监回来以后，宣宗问万寿公主可曾在家服侍？小太监说，公主此刻在慈恩寺看戏。宣宗一听这火就上来了，怒喝道，怪不得朝中士大夫们大多不愿娶公主为妻，那是深不得浅不得，因为大家都顾忌着我这个“名爹”，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让身边的太监火速把万寿公主找来，当面一阵劈头盖脸臭骂，你小叔子有病，你为何不去探望？反倒没事人一样去看戏，这要是传出去，别人不说你没道理，恐怕该说你爹我没教育好你。公主一看老爹发这么大的火，腿肚子都在转筋，吓得连忙跪地求饶，表示从此以后洗心革面，做一个贤惠孝顺的好媳妇好嫂子，以维护天下第一名爹的好名声。

唐宣宗李忱对大女儿如此，对二女儿永福公主同样严厉，严厉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本来二女儿永福公主已经被李忱钦定嫁与朝中士族于综为妻，第二天公主就将下嫁，永福公主心中也很高兴。可是偏偏头一天宣宗想到就要与女儿分别了，一时心血来潮要和女儿高高兴兴一起吃一顿饭。在宴席上，永福公主因为一点小事儿，皇家大小姐的坏脾气犯了，一气之下竟然将所用筷子喀嚓折断，这下，宣宗大发雷霆，厉声斥责，就你这样的烈性情，怎配嫁给士大夫家做媳妇呢？你这摆明了过去以后是要“坑爹”啊。任凭永福公主告饶，宣宗不为所动，居然下旨，让端庄贤淑的四女儿广德公主下嫁于综。永福公主一着不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夫和妹妹成就了姻缘好事，心中这个悔恨啊。宣宗选的这个广德公主还真不赖，后来黄巢祸乱天下，于综被黄巢所害，公主因身份显贵被赦免。但这位刚烈的公主却说，妾为李氏女，义不独活，愿与公并命。后入室自缢。此女也不枉宣宗李忱生前对女儿的谆谆教导了。

历史上把唐宣宗李忱叫做“小太宗”，因其勤于政事，执政时期晚唐政治清明，百姓度过了一段安居乐业短暂而美好的时期。如果说唐宣宗在教育女儿们的问题上，明确要求女儿们洁身自好，不以“拼爹”为荣耀，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话，这位小太宗李忱的老祖宗唐太宗李世民遇到的就是非常头疼的“坑爹”事件了。一切皆源于他的那位第十七个宝贝女儿高阳公主。这位高阳公主在历史上可是鼎鼎有名。唐太宗开始是非常宠爱这位高阳公主的，高阳公主仗着她有这么一位“名爹”，非常骄恣任性，公主所嫁老公是太宗朝非常有名望的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可惜公主的老公前还排着老大房遗直。按照规制，老房死后，有权承继他爵位的该是老大房遗直，可公主不干了，凭什么啊？我可是皇帝的女儿，我爹是皇帝，咱比拼的是老爹的名气，不服是吧？

高阳公主霸道地要求大伯子房遗直让出嗣位。房遗直不干，你有名爹咋的？咱这可是家事。公主又要求分家产，房老大还是不干。惹不过骄横的公主，房老大把房老二叫过去臭骂了一通，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高阳公主怒气冲冲地进宫找他的天下第一“名爹”，并为此不惜捏造事实，以欺骗的口吻糊弄她爹，说房老大天天口出怨言，心怀不轨想要造反。唐太宗虽然宠信女儿，但是并不糊涂，马上把房老大找来一问，心里清楚了：女儿高阳公主这是典型的“坑爹”啊，我怎么能容得下你如此胡作非为。大怒之下，把高阳公主找来狠狠教训了一通。自此，高阳公主在太宗面前渐渐失宠，并被太宗勒令不得踏进宫中一步。

公主闷闷不乐，开始埋怨房老二是个窝囊废，久而久之，连房遗爱也不放在眼里了，开始秽乱天下，与大和尚辩机好上了，从勾搭成奸到满城风雨。时逢有一盗贼竟然将公主所赠辩机的宝枕偷出，被唐朝警察抓了个现形。花和尚辩机也是个孬种，屁股上挨了两板子就当下承认了宝枕为高阳公主所赠。太宗听到这宗臭事，气坏了，丑闻啊丑闻，这是一件性质更为严重的“坑爹”事件；又听说公主与辩机通奸后，赏赐金银无数，还给自己的老公房遗爱找了两个服侍的美女替代（房遗爱这名字没起好，公主移爱不移情啊）。太宗一怒之下，腰斩辩机，杀公主手下知情不报的奴婢数十人，以此警示训诫高阳公主“坑爹”的结果是血腥的，并借此希望高阳公主痛改前非。可惜太宗想法是好的，高阳公主也有所收敛，但是并未收手，太宗死后，很快高阳公主又卷入了房家谋反案中，被高宗李治下令赐死。

唐太宗其实一直致力于自己子女们的教育问题，但是因为皇位诱惑太大了，他的几个儿子还是为争夺皇权或身首异处或身败名裂，虽然比不上唐宣宗李忱这样要求严格而且事无巨细，但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多少帝王将相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而祸起萧墙，遗恨终生，明君贤相多有在这方面栽了跟头的。如此一个浅显的道理，到了现在，居然愈演愈烈，“拼爹”现象成为了一个社会怪状，“四大名爹”牛气冲天，而坑蒙拐骗的“坑爹”现象也无时无处不在，世风日下，恐怕连唐朝那些睡在陵寝中的皇帝们也只有无奈地苦笑摇头了。

3．武则天改元“大足”隐藏着惊天笑话

古代皇帝为什么特别喜欢“祥瑞”？这都怪西汉时的董仲舒。老董这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倡导天人合一学说的儒生，其思想理念自从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后，所有的自然现象都与政治紧密相连了。比如彗星出现、洪涝灾害，以及电闪雷鸣等，这就是天示异象，皇帝得赶紧向天下做批评和自我批评，颁发“罪己诏”；而“祥瑞”出现得越多则越好，这就说明天之子皇帝陛下治国有方，连老天爷都喜笑颜开，特示吉兆，以资鼓励。于是各地纷纷上报什么“凤凰来仪”、“麒麟呈祥”、“黄河清”、“甘露降”，等等，其实这全都是胡扯，但古代历朝历代帝王就好这一口，喜欢以“祥瑞”为自己歌功颂德，就连睿智的武则天也不例外。

武周时，有一个言官叫做朱前疑，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神武英明的则天女皇白发变黑，落齿重生。第二天他赶紧据本上奏，武则天一见，心花怒放，心想这小子真有孝心，那咱也不能亏待他。于是下旨朱前疑官升N级。这位姓朱的小子因为一个热乎而乖巧的马屁立刻由从八品晋升到正二品的侍郎高位。轰动啊，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啊！官场上那些不得志的小鱼小虾们嫉妒得眼睛都快绿了。

于是投机取巧之辈都想着法子制造“祥瑞”，以博女皇欢心。洛阳有一个地方小官，叫做唐同泰，上书女皇，说他在洛水之中发现了一块白石，上面铭刻着紫色的文字，书写“圣母临水，永昌帝业”。武则天大喜，不仅进封这家伙为五品官员，而且还把同名的永昌县交给他治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小唐同学作伪，以白石凿字，然后用紫色粉末拌以化学药物镶嵌而成。当时还有人效仿小唐，说什么在并州的文水县得到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上面有“武兴”二字。这个痒痒正好挠在女皇心头，于是此人不仅受封领赏，武则天还把“文水县”改名为“武兴县”。下面的人一见这个法子屡试不爽，于是纷纷造伪。后来武则天一看，下面的人越来越玩大了，玩滥了，再见到这样的奏折后索性不理不睬了。此法不灵了，就有人另辟蹊径。襄阳人胡延庆得到了一只大龟，而乌龟本来就是祥瑞之物。这位胡延庆偏以红漆在乌龟腹部写下了“天子万万年”几个大字以进献朝廷，期待也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可是这个方法也太拙劣了，一眼就让凤阁侍郎李昭德识破了。老李用刀刮漆，一下子刮了个干干净净，然后上报则天女皇，说此人犯了欺君之罪，要求从严从重惩处。武则天的态度可谓耐人寻味，女皇说“这个人并非出于恶意，还是放了他吧”。

当时不仅官场上竞相为争献“祥瑞”而丑态百出，就连民间也深受此风影响。东海有个人叫做郭纯，他的母亲不幸去世后，郭纯每次伤心得大哭之时，院子里就会飞来遮天蔽日的鸟儿。当地的官员听说后非常惊讶，多次深入实地去考证，一见果然如此，于是就飞报朝廷。武则天下旨，旌表其孝，天下为之传诵。可惜这场闹剧不久就被当地人曝光而败露了。原来这个所谓的郭孝子每次大哭之前，就把饼子等鸟儿爱吃的食品散落于地，鸟儿争相来食。后来只要鸟儿一听到郭孝子的哭声，就会条件反射地云集在院子中。无独有偶，河东有个人叫做王燧，奏报州县官员，说他家里的猫儿和狗儿互相哺乳其幼子。州县长官一听，这可是旷古未闻的“祥瑞”啊，说明女皇陛下教化有方，就连畜生都深受影响，于是上表朝廷，武则天依样旌表鼓励。后来人们发现，所谓猫狗互乳不过是将刚生下来的猫儿置于狗窝，而狗儿置于猫窝，动物天性哺乳习惯而已。像这些有关则天朝天下大献祥瑞的荒唐闹剧听起来笑话一箩筐。

这些还都不算最搞笑的，最搞笑的当数武则天时期轰动朝野的一件事。话说当时的国家级监狱刑部大牢里关押了三百多名囚犯，秋后时分这些人无所事事，于是密谋设计，就在放风时在监狱的墙角边伪做了一双神仙的脚印，长五尺。到了半夜，这三百多人齐声呐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狱卒急忙赶来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伙人煞有介事地说：“昨夜星光灿烂，忽有神仙出现，身长三丈，金光闪闪，他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被冤枉的，不要害怕，则天女皇当享有盛世万万年，一定会赦免你们无罪的’。神仙飘走后，我们赶紧点亮火把，果然看见墙角留有神仙脚印。”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狱卒不敢怠慢，于是逐级上报，事情就这样传到了武则天耳中。女皇不顾朝野议论，当即下旨，大赦天下，并改元“大足”，这是公元701年发生的事情。一群囚犯不可思议地促使武则天以莫须有的神仙巨足命名年号，而“大足”也可算是世上最搞笑和最搞怪的年号了。让历史学家诧异的是此年号仅仅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后又匆忙改元“长安”，是不是连武则天后来也觉得玩笑开大了？这则有关“大足”年号的惊天丑闻徒留笑柄而贻笑大方。

是武则天昏庸吗？还是好大喜功？其实都不是。从前文中武则天对于以伪造乌龟祥瑞而献媚的胡延庆的态度就可以明了女皇的心思。武则天对于这些国内生产制造的人为“祥瑞”心知肚明，而“祥瑞”这种东西对于她来说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需求，她太需要这样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的“祥瑞”了，以此来证明自己治理朝政的卓越能力，并为作为统治者的她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再说明白点，她其实是和手下人在唱一出“双簧”。既然“祥瑞”这种东西，投资少、风险小，而且收益大，自然下面的人趋之若鹜，这是一种双方的共赢，即使最终败露了，也不过是善意的欺君而已，谁让皇帝喜欢这种“真实的谎言”呢？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指责一代女皇武则天，即使是到了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处于信息社会的今天，不是也曾出现过“盛世出猛虎”的所谓“祥瑞”吗？一只被新闻媒体曝光的“华南虎”，就让聚集在这条利益链上的许多人无地自容，当今社会前进两小步，后退一大步的事情不也很多吗？历史的嘲讽显然比较辛辣，而现实的嘲讽则显得过于残酷。

4．唐朝最悲惨的“官二代”因何而死

唐高宗李治无疑是个“妻管严”，谁让他年轻时因荷尔蒙分泌过盛，不计后果地和他的小妈——他老爸唐太宗李世民的小老婆、被封为才人的武则天青春年“骚”时“有一腿”呢。历史无数次辩证地告诉我们，宫廷偷情也得选择好对象，否则一旦遇上像武则天这样颇有心机，又有野心，还有手腕的女人，你一辈子都得战战兢兢地活在别人的淫威之下。这种冲动的惩罚，既让李唐江山几乎易主，也让自己的皇族李姓子弟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灰飞烟灭。这位倒霉的皇帝老爸，竟然连自己的接班人，接连两个作为太子的儿子都保护不了，可悲复可叹。

唐朝历史上最悲惨的“官二代”接班人是唐高宗李治的第六子李贤。李贤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李贤的大哥李弘，早些年也被册封为太子，因为同情武则天的政敌萧淑妃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而触犯了他母亲的底线，不明不白地死翘翘了。李贤于上元二年，即公元674年继立太子。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聪颖异常，很小就显露了神童的禀赋，读书过目不忘。由于国学底子深厚，加上举止端庄，一直为他老爸李治所喜爱。

李贤的所作所为配得上他的名字，确实很“贤”，也李（礼）贤下士。他在短暂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接受过一次他老爸的上岗测试，在担任监国时，事必躬亲，明察秋毫，处理起政务来干脆果断，有章有法，赢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好评。实践证明这是李唐帝国第四代一位非常优秀的接班人。李贤最值得称颂的是他的国学造诣极为深厚，是一位有着文人气质的官二代，他曾经遴选鸿学硕儒注释范晔的《后汉书》，这本书让老范写得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经他整理校籍后脉络分明，史实清楚，他还做了亲笔点评，留下了让后人赞誉的“章怀注”。李贤堪称一代文史大家，可惜的是历史在他身上却发生了严重的错位。

《新唐书》载，李贤喜欢读《论语》，在读到“贤贤易色”时，反复吟诵。他老爸很奇怪，问他何故？他说“性实爱此”。“贤贤易色”是什么意思？通俗一点儿说，就是孝道、友道和臣道，即孝敬父母能够竭尽全力，侍奉君主能够勤勤恳恳，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他以君子之心对待别人，可是别人却未必这样对待他，首先包括他的母亲。他看不惯他的母亲在后宫导演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数次规劝母亲，不仅没有得到母亲的谅解，反而遭到他这位权力欲很强的母亲的猜忌和反感，母子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升级，直到酿成母子反目成仇的人间惨剧。

史载，大臣明崇俨因惯用江湖术士手段符劾而被武则天宠信，其多次在武则天与李贤之间挑拨离间。武则天令手下文人撰写《少阳政范》和《孝子传》以讽戒太子李贤，李贤如芒刺在背，忧惧不安。后来明崇俨为盗所杀，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所为，于是迁怒于李贤。就在李贤被软禁问责之时，武则天的手下人竟然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大量兵器甲胄，这在古代是被看做大逆不道谋反的死罪，于是李贤被废为庶人，并被幽禁于深宫禁苑之中。再后来，这位倒霉的太子被贬于巴州，并于武则天临朝时，被勒令自杀，时年三十二岁。李贤之死，扑朔迷离，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疑团。

显然李贤谋反之说是欲加之罪。首先，他的太子地位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此时他老爸已经在位二十九年，且体弱多病，他继承大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根本没有必要铤而走险。其次，他身边的辅政大臣是唐高宗非常信任的忠正善良的张柬之，此张后来为光复李唐江山立下了头功，并且成为唐朝中期一代名相，他绝不会怂恿和听任李贤采取这种等而下之的策略。很显然，李贤是被诬陷的，然而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敢去陷害太子呢？历史上有一种说法是宰相党争，李贤成为牺牲品。这种猜测掩盖真相的目的太过明显。从李贤被以谋反罪废黜而唐高宗暧昧的态度来看，高宗是不太相信这件事的，那么又有谁能动摇高宗的信念呢？只有武则天。

天底下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母子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什么原因促使武则天不惜残杀亲生骨肉？权力难道真能让母亲癫狂变态到如此地步？这些已经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让现代人毛骨悚然。难道真如野史流传的那样，李贤并非武则天亲生儿子，而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与李治私通的龙种？很显然，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在武后如此强势的当时，唐高宗怎么可能一意孤行册立自己与韩国夫人所生的儿子呢？武则天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更不会给对手哪怕一丁点儿机会。尽管韩国夫人是自己的姐姐，但母以子贵，丈夫死后，等待自己的则是凄凉而痛苦的深宫闺怨生活，依武则天的性格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那么，缘何《旧唐书》中会透露出李贤并非武则天所生的高宗朝天字第一号秘密呢？很显然，是武则天有意散布这种流言蜚语，从而造成李贤的恐慌，造成天下对她不惜残杀李贤的借口和某种道义上的声援，也掩盖了她作为母亲残忍而阴冷刻薄的一面。而给李贤这位贤明的太子带来杀生之祸的恰是他的超凡脱俗的能力。首先，他与母亲武则天政见不同，他不喜欢母亲的过分强势和后宫干政，在父王时期他无能为力，但是他秉政以后，一定会改变这种情况，削弱母后的政治影响力。其次，他仁慈、聪慧，在其短暂的以监国身份走向政治舞台的时候，展示了与众不同的卓越的领导力，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干的大臣，太子党对武则天的权力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她的母亲一定也知道，在她的四个儿子中，只有李贤最为出类拔萃。而其他的几个儿子，除了不明不白死去的老大李弘外，三子李显懦弱，四子李旦平庸，无论三子还是四子继位都不会对她至高无上的权力带来影响。历史后来的发展进程也证明了武则天苦心孤诣地对皇室继承人的安排，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政治话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想让谁做傀儡皇帝谁就做，还得感激涕零地为她誓死效忠。这两个儿子不过是武则天政治格局中的一枚棋子而已，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曾经两度为帝，而权力始终牢牢掌控在这个非同一般的女人手里，到了最后，无论哪个儿子都看不上了，干脆自己直接走上前台，唱起了“独角戏”。

正是武则天的权力欲逼死了他的亲生儿子李贤，并且恶毒地给他的这位贤明的二儿子泼上了不“贤”的脏水，让他永远背负“谋反”的罪名。他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唯一一个没有皇帝谥号的悲剧人物，因为就连他的大哥李弘也被追认为“孝敬皇帝”，李贤自始而终却只有一个“章怀太子”的称号，就连这个称号也是他的四弟睿宗继位后心中不平追赠给他的，而这一天，距武则天死去已经整整过去了七年。李贤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皇帝的儿子，却是下场最悲惨的一位“官二代”继承人，这个身份带给他的不是荣耀，不是权力，却是扭曲的亲情，残酷的现实。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且无所不用其极，发生在武则天和他二儿子身上的悲剧，让人对皇权下的人性有了更为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5．风流公主之死而引起的轩然大波

唐朝时的公主们大多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其中不少人更是“性解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与其叫这些公主们“金枝玉叶”，不如叫她们“金枝欲孽”更恰如其分一些。尤其是到了唐中宗李显主政的时候，他的女儿们多是一些不省油的主儿，对待婚姻如同儿戏，为所欲为，私生活荒淫糜烂。当然这与她们的爹中宗的懦弱和教育有关，但是中宗一生都生活在母亲武则天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几起几落，哪有心思和时间搞好早期家庭教育？

自然，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这些公主们生活在后武则天时代，她们的祖母则天女皇和高她们一辈的庶母上官婉儿与韦皇后也都是一些风流成性、惯养小白脸、雌性荷尔蒙分泌过剩的主儿，公主们耳濡目染，想做个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也难。再加上唐朝社会思想自由，风气开化，这些公主们哪还有什么禁忌？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国里，至少四女儿长宁公主、七女儿安乐公主，以及八女儿成安公主都是先后嫁过两个男人的。更离奇的是三女儿定安公主一生竟然嫁过三个男人，这不，掀起玄宗朝轩然大波的这场闹剧就是由这位姑奶奶引起的。

定安公主先后嫁过，不，先后“娶”过三位男子做过丈夫。第一个叫做王同皎，官拜朝散大夫，因迎立中宗即位立过大功。但这位爷生性耿直，做人又老实，根本不是定安公主心里蠢蠢欲动、梦里风度翩翩的情郎。后来王同皎暗中蓄养勇士，想趁武则天灵柩入殓之时劫杀权倾朝野的武三思，不幸被人告发，这位忠直勇猛的王同志出师未捷身先死，定安公主第一次守寡。不过定安公主并不难过，相反还有点庆幸，这样一来，她可以心无旁骛由着性子胡来。天上人间春风几度的日子没过多久，定安公主迎来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婚姻。

她的第二任丈夫叫做韦擢。韦哥们儿是韦皇后的同宗亲戚，论起来名义上算做定安公主的堂舅。很明显，这是野心极大的韦皇后亲自安排的一场政治婚姻，你让这心灵最隐秘的窗户已打开的定安公主如何能爱得上木瓜一样的韦擢？甚至让曾经短暂在美男中流连往返的定安公主很是恼火，但嫩胳膊拧不过韦家强势而为的大腿，定安公主只能虚与委蛇。好在这韦哥们儿也是一个短命的鬼。韦后恃宠专权，骄恣专横，中宗不明不白暴卒，被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后砍了头，韦氏一族尽被诛杀，韦擢作为附逆也完事了，定安公主第二次婚姻戛然而止。

被放出婚姻牢笼的定安公主焕发了人生第三春，虽然已经徐娘半老，容颜不再，然而喜欢美少年的风流心思却变得更加迫切。她和她的妹妹史上最为放荡的皇家女子之一安乐公主争风吃醋，同时爱上了美姿仪，又擅长音乐和诗书的小知识分子崔湜，“小鸭哥”崔湜太火爆也太抢手了，经常被那些权势熏天的贵妇人藏于家中。定安公主众里寻他千百度，总是找不见踪迹。后来定安公主在贵族沙龙中不经意地碰见了崔湜的弟弟崔铣，发现崔小二既年轻又会来事，还会时不时地做害羞状。定安公主心痒难禁，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情网，说什么也要嫁给小崔。于是崔小二崔铣摇身一变就成了定安公主第三任丈夫。

可惜自忖找到真爱的定安公主好花不长开，好事不长在。或许是老妻少夫由着性子逞能，或许是因为乐极生悲，定安公主与她的少年郎君生活了不到五年的时间，一声充满无限幽怨的“撒油啦啦”，生病死掉了。本来一个公主死掉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况是一生陷于纷争之中的定安公主？可是定安公主之死却在朝廷下葬的礼仪之争中掀起了巨大争议。一切皆源于定安公主一生有三个丈夫，那么究竟定安公主该与谁合葬在一起比较妥当呢？总不至于让风流成性的定安公主一个人孤零零地入土落葬吧？这也太没人性了。

显然，定安公主的第二位丈夫韦擢是没有资格的，这位被钉上耻辱柱的倒霉男人只是定安公主生命中一个匆匆的过客，与他合葬，只会丢尽公主的皇家身份。那么只能在第一任丈夫王同皎和第三任丈夫崔铣之中选择了。问题是小白脸小崔还活着，但这并不妨碍小崔竞争百年之后配享皇家陵园的权利。首先公主和王同皎的亲生儿子王繇发言了。小王理直气壮地说，我老爸才是正宗的驸马爷，应该和公主也就是我老妈一起合葬。皇帝一听，有道理啊，想起了王同皎当初拥立自己登基的事情，天平于是倾向了王繇。可崔铣不干了，崔铣说凭啥呀，合着我只是一个面首，别忘了我才是公主最后的丈夫，公主这么不明不白地与王同皎合葬了，那我以后咋办？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儿？皇帝为难了，小崔的话也不无几分道理呀。

于是皇帝下令朝中大臣详加讨论，究竟是与王同皎合葬，还是与公主的最爱崔铣以后一块在阴间继续做恩爱夫妻？这时一个叫做夏侯銛的给事中开始为崔铣说话。这位夏侯先生说话之刻薄和尖酸旷古未闻。夏侯说，公主最早确实嫁给了老王家，但谁让王同皎命不好，早早就抛弃了公主呢？公主活着时就已经与老王家恩断义绝了，公主生是崔家的人，死是崔家的鬼，理应和后来的丈夫合葬。如果按照王繇所请，与前夫所葬，但恐王同皎地下有知，必定不会纳公主于幽壤（潜台词是，像公主这么放荡的人，谁会愿意和他同穴呢？），而崔铣死后，也一定会控诉于冥府的，所以啊，公主应该和他的最爱小崔合睡墓穴。

王繇的鼻子都快气歪了，你诽谤我老娘不要紧，可别忘了我老娘可是皇帝的女儿，你这是往皇家脸上泼脏水呀。王繇哭哭啼啼地找到皇帝，一边哭诉一边指责夏侯銛的居心叵测。皇帝想了想是这么回事，于是既火又躁，下旨让专管祭祀的官员按照国家典章依例办事，一面严旨斥责多管闲事说话刻薄的夏侯先生，说你夏侯銛一派胡言，竟然炮制了如此荒唐可笑的理由，这种牵强附会的理由就能改变国家约定俗成的礼仪典制吗？你的言行深深伤害了尸骨未寒的定安公主，你要为你不负责任的言行承担公主的名誉损失费。结果这位出力不讨好，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夏侯先生被贬到基层当了地方官员。夏侯先生这是何苦呢？只图一时嘴巴快活，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那么定安公主最后究竟是与谁合葬在一起？想必大臣们从夏侯先生的“杯具”经历中受到了启发，干涉皇家隐私，犯得着吗？反正最后定安公主还是与她最不待见的第一任丈夫王同皎在地下合睡一起。在陕西富平县凤凰山的狮子窝村北唐中宗李显的定陵中，有陪葬墓，中宗李显的好女儿定安公主和首任丈夫王同皎配享陪葬，而小白脸崔铣生前争了半天死后则不在其中。有时想，古代男人死后，不管娶几个女人，死后都可同穴陪葬，那么定安公主死后，为什么就不能让她的几个丈夫一起入棺陪葬呢？看来，即使是在开放的唐朝，女人的地位还是一样低下，即使是皇帝的女儿又能怎样？

6．唐朝让出皇帝宝座并善终的太子

见惯了古代宫廷惨绝人寰的流血政变，以及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的皇位争夺战，所以很难想象，历史上还有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完成皇权交接的朝代；更难想象，居然还有身为皇权唯一合法继承人——太子，却自愿放弃当皇帝的人。是皇帝的诱惑力不大吗？显然不是。是此人傻吗？非也。是此人像顺治皇帝一样，看破红尘，青灯黄卷，隐身佛门吗？更非也。是被人胁迫，无可奈何之下只有忍痛割爱的放弃吗？也不是。他是自觉自愿地放弃了皇位，让贤于自己的同胞兄弟，从而解决了当时大唐帝国天字第一号问题——关于谁才能做接班人的大难题。

此人就是唐睿宗的长子李宪（公元679—741年）。李宪又名李成器，也多亏爹妈给起了这么个好名，确实是成器，让他爹唐睿宗很是省心。李宪早在六岁时就被册立为皇太子，当时是武则天当政，皇帝的继承人瞬息万变——他爹李旦也就是唐睿宗刚当上皇帝没几年，就完蛋了，被武则天废了，睿宗降为皇嗣，牛市变熊市，他也就降了辈分，成为皇太孙了。后来他的三弟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了野心勃勃的韦皇后，扶立自己的老爹李旦再次光荣当选唐帝国的CEO，关于谁做储君的问题就成为了当时朝廷上非常棘手的一道难题。

很显然，李宪才是名正言顺的最为合法的继承人，既嫡又长，名分早在武则天当政时就已经定下，如果按照帝国正常轮回，李宪登上皇位是迟早的事情。问题在于老三李隆基是唐睿宗重新走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名声享誉天下。睿宗“石头剪子布”地权衡了好长时间，还是无法决断。就在这个时候，深明大义的李宪说话了：“关于继承人的问题，皇爹你不要太为难，和平年代固然是以嫡长为先，而国家有难的时候，就要考虑谁的功劳最大。如果不能顺时趋势，就会失去民心，非国家之福。所以我恳请你不要考虑我，而是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老三隆基。”

老爹李旦不忍心了，好孩子，那不是太委屈你了吗？李宪说，如果你非要立我做继承人，那我就只有以死谢天下了。说完后泪流满面。李隆基听说大哥坚持要把储君的位置让给自己，心里乐开了花，但是表面上的文章还是要做的。于是上表请辞，而且再三说明大哥成器为嫡长，按理应当立为太子，至于自己嘛，一定竭尽全力、义不容辞地做好辅助治理国家的工作。唐睿宗眼见小三儿李隆基已经是大势所趋，于是昭告天下以李隆基有匡扶社稷之大功，立为太子；而老大李宪则领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赏赐金银绸缎无数。李宪这一让，不仅唐帝国关于接班人的难题迎刃而解，而且居然让出了一个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来。

那么李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为何要主动让位呢？无论新旧《唐书》都对李宪这位前太子的史实记载甚少，但是从唐人笔记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位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王爷真实的一面。李宪生长在武则天时代，从小耳濡目染了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因此个性比较柔软，秉性仁慈。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李宪对于绘画和音乐有着绝高的天分，他擅长画马，形神俱佳。据史书记载，开元时期兴庆池南华尊楼下壁上的《六马滚麈图》就是李宪的手笔，唐玄宗对其中的玉面花骢爱不释手；而音律则成了伴随他一生的特殊嗜好，这点他与老三李隆基有着共同的雅兴。

李宪一生别无所求，对名利看得十分淡薄，每次加官晋爵都会再三婉辞。李宪天资聪明，《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他的一段轶事：玄宗继位后，封他做宁王。有一次他在打猎时，于草丛中发现了一个大木柜，内中有一国色天香的少女。少女告诉宁王，自己是被两个僧人盗贼掳掠至此。宁王惊讶于荒郊野外竟然有这样风姿绰约的女子，一面征求这位女子同意，将其送给玄宗充当才人；一面着手缉盗。时有猎户捕获一只黑熊，宁王命令手下人将黑熊放置于木柜中。过了三天，当地官府上报，有僧二人，以钱一万住宿旅店。第二天店主见日上三竿而客不出店，于是入内察看，见有黑熊冲出，而二僧人已死去多时，骸骨尽露。玄宗听说这件事后，大加赞赏，认为宁王大哥处置盗贼的方法十分得当。

史书上说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对他的几个兄弟都很好，虽然有小人经常挑拨离间，但其一直友爱有加。不可否认，历史上李隆基的几个兄弟都得以善终，这固然与他们很早的时候，五王王府都建在同一街上，五王分院而居，从小就融洽和谐相处有关，更重要的是，始终是唐玄宗心头大患的宁王李宪做得太好了。李宪知道即使自己让出了皇帝宝座，也并不一定就会解除皇帝戒心，因此他整日待在家里，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者读书画画，从不结党营私和卷入朝廷纷争。即便如此，玄宗也经常会派人侦伺大哥李宪的动静。有一次，手下人来报，说李宪天天沉迷于古书之中。玄宗担心大哥暗中研究兵法韬略，于是再令人入府窥探，发现李宪孜孜不倦看的是古乐谱，唐玄宗这才放下心来。

李宪仁慈好生。有一次从驾万岁楼时，唐玄宗从侧道看见一名卫士偷吃食物，并将剩下的食物扔于孔洞之中。玄宗大怒，命令高力士将此人杖杀。李宪从容劝谏道，作为皇帝怎能从侧道窥人之私，这么做有失大体，而且生命与食物比较，孰轻孰重？唐玄宗接受了李宪建议，放过卫士，并称赞大哥是真心帮助自己。还有一次，凉州献新曲，玄宗召集兄弟们品评，李宪却不合时宜地劝说：“曲子虽好，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僣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玄宗长坐不语，他知道大哥这是在讽劝自己不要沉迷于声色。李宪惊人地预见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唐朝也因此乱而走向了衰败。

李宪用他的无为清静和淡泊一生最终消除了玄宗的警惕，在锦衣玉食中度过了他六十三年不算短暂的生涯。李宪死后，唐玄宗失声痛哭。这时的哭声，相信唐玄宗是出于肺腑和真心。难得的是李宪放弃了皇位争夺，在谨小慎微、衣食无忧中得以善终，也成全了唐朝皇帝中少有的对兄弟手足最为友爱的名声。李宪的主动让位出于审时度势和对时局的缜密透彻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宫廷权力斗争的厌倦和憎恶，未必不是曾经他的先祖发动的“玄武门”政变的惊惧和血腥的警醒。可惜这种让贤的古风后世却成为稀有。

李宪死后，被唐玄宗追封为“让皇帝”。这里的“让”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按照功劳大小推让了皇帝，青史留名；一是说他品行高尚，德行宽广，性格柔软宽让。李宪（李成器）这位前太子，最有可能当上皇帝的人，生前没有当上皇帝，死后总算是过了一把皇帝瘾——他的葬礼和陵寝都是以皇帝的名分和规制来办理的，而陵寝里安放着他生前最喜爱的笛子和羯鼓，似乎余音绕梁，隐隐中象征着温情脉脉的兄弟友情下这位太子爷那份难以向世人言说的沧桑和无奈。

7．杨贵妃为何集唐明皇三千宠爱于一身

史上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究竟叫什么？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录》里披露，杨贵妃，小字玉环。唐代诗人郑嵎在《津阳门诗》中记载，玉奴，太真小字也。后人又从多种古籍佚文中挖掘出，杨贵妃又叫杨芙蓉、杨玉娘、杨玥儿。不管杨贵妃叫什么，其在遇到风流天子唐明皇以后，从一个默默无闻陪伴夫婿寿王李瑁的小王妃迅速成为大唐王朝第一夫人，享受国母级待遇，一生独享明皇三千宠爱于一身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因何能够得到唐明皇宠爱且历久未衰呢？

其一，杨玉环天生丽质，有倾城倾国之美貌，长得好拜父母所赐，长得好又能利用自己的天然条件为其所利用，这就不是一般漂亮的女人所能办到的。杨贵妃是明皇曾经最宠爱的妃子武惠妃为自己的儿子李瑁亲自挑选的儿媳。这位聪明的武惠妃一定是见过杨家女清丽脱俗的婀娜丰姿，也知道自己的老公李隆基对于漂亮女人的追求无止境，但她还是棋差一着，引狼入室。身为阿公老子的李隆基自从见了儿媳杨玉环后即垂涎三尺，不惜违背常伦而占为己有。一个巴掌拍不响，杨玉环巧妙的半推半就成全了两人的如胶似漆和暗度陈仓。

其二，杨玉环是“熟女”，十七岁嫁与寿王李瑁，初解男女风情。其二十七岁始步入明皇后宫，在武惠妃死后的这八年间，作为风流天子的李隆基与杨玉环虽然爱热情炽，但始终是偷偷摸摸的。唐朝虽然对于人伦并非过于苛刻和太过讲究，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自己的儿媳妇在一起颠鸾倒凤还是会有所非议的，这反而刺激了唐明皇必欲得之而后快的决心。大凡史上皇帝爱熟女的非典型爱情故事，都是一段孽缘，且弥久愈坚而“保质期”较长，再加上杨贵妃体态丰腴为唐朝时流行的审美元素，因此而得专宠于唐明皇。

其三，资质得天独厚，两人志趣爱好相投，这是老少配最绝妙而缺一不可的重要条件。唐明皇是谁？不世出的音乐原创人，国家剧院舞美设计师，最忠实的梨园票友和戏曲创作家，并且擅长演奏各种乐器，是史上最杰出的帝王艺术家。而杨玉环则是唐朝最著名的宫廷音乐家和舞蹈家，两人的结合相得益彰。两人对艺术的共同追求，且都具有绝佳的艺术家气质和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两人惺惺相惜，在共同的艺术创作中为后人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歌舞大曲——里程碑式的作品《霓裳羽衣曲》。

其四，杨玉环性格温顺，非常善解人意，只求爱情，不求名分，只讲实惠，不图虚名。虽然唐明皇三千宠爱于一身，但是自始至终明皇并未给这位国色天香的心中最爱、一个期待已久的名分——大唐皇后。当然明皇这样做是有隐情的：一是自己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地霸占了儿媳，天下谤口难平，贵妃难以母仪天下；二是杨氏外戚势力膨胀，作为政治家的明皇为了防患于未然，不敢也不愿给杨贵妃这个名分。但是另一方面，杨玉环做得太聪明了，既然实质上已经成为国母，何必咄咄逼人，而图虚名呢？她的适时让步，让皇帝李隆基更加怜爱，明皇曾经不加掩饰地夸杨贵妃是自己的“解语花”。

其五，杨玉环驻颜有术，致使“六宫粉黛无颜色”，因而能够长期得到唐明皇宠爱。杨玉环的养颜之术可谓独具创意，唐代野史载，一是以秘方制成“太真红玉膏”，以杏仁、滑石、轻粉合成，可使皮肤细腻而滑润。二是经常温泉洗浴，温泉中加入天然香料和草药，使肌肤红润而富有弹性。三是常食人参和荔枝，益脾养肝而活化细胞。杨贵妃还一反前代宫廷嫔妃浓妆艳抹的习俗，施化淡妆，娥眉轻扫，因而常常能够清水出芙蓉而出人意料地给唐明皇以格外的惊喜，还有适度的娇柔与做作，且拿捏得恰到好处，而让唐明皇神魂颠倒。当然这是久经风月的杨贵妃手到擒来的媚术了。

唐代文人郑处诲《明皇杂录》载杨贵妃二三事，可见这位绝代佳人的聪明过人之处和养颜的精致情形。我们先来看看杨贵妃的聪明和机警。有一天，唐明皇闲来无事，就召来了亲王与其对弈围棋。这个场景布置得精细而雅致：一边令宫廷乐师贺怀智在一边弹奏琵琶，曲子悠扬悦耳，轻音袅袅；一边让杨贵妃立于局前观战。美人卓然伫立，绰约养眼。这个唐明皇于音乐戏曲可谓行家里手，可是下棋却不敢恭维，很有可能是个“臭棋篓子”。下完几十手后，一看棋面堪忧，老李的脸色就黑下来了，左思右想摆脱不了输棋的局面。这时善解人意的杨贵妃出手了。当然观棋者不语，这是基本的条件，杨贵妃的做法恰到好处，又保留了明皇颜面。她把怀中所抱西域康居国所进贡宠物小狗轻轻地放在棋盘上，小狗一阵划拉，棋局顿时乱七八糟，一团零乱。唐明皇哈哈大笑，满心欢喜而又意味深长充满爱意地凝视着爱妃。

夫妻之间吵架拌嘴是常有的事，即使帝王家也不例外。别看唐明皇与杨贵妃情深意笃，但也有闹别扭的时候。《旧唐书》载，有一次杨贵妃因忤逆明皇旨意而被遣送回了娘家。唐明皇茶饭不思，心中郁闷。经宰相抚慰，就让随身太监给杨贵妃送去御膳菜肴。杨贵妃一见顿时泪流满面，哭哭啼啼地对太监说，我顶撞了圣颜，罪该万死，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亲赐，无以报答，唯有父母受于的发肤是我自己的。于是剪下一绺头发托太监带给唐明皇。老李睹物思人，千般怨气都化成了万种柔情，马上就让高力士接回了杨贵妃，两人重归于好。由此可见，杨贵妃冰雪聪明，是非常善于把握男人的心理的。

据唐代文人多处记载，杨贵妃天生尤物，非同俗人。郑处诲《明皇杂录》载，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正天寒，涕泪结为红冰。而入宫后，每到夏天，穿着薄纱，侍儿不停挥扇，犹不解其热。每次出汗，红腻而多香，用巾帕擦汗，其色如桃红也。杨贵妃连出汗和泪水都是红色的，和西域国所产汗血宝马一样，如果不是唐代文人夸大其辞，以凸显杨贵妃的与众不同，那就是与杨贵妃的养颜术有关，是否服食了一种香料和药物以至于改变了颜色？此为存疑。但杨贵妃对于自己的容颜肤色一直是格外珍视的，为此不惜搜寻秘方和自己研发创造，以期获得唐明皇永久的宠爱。

除了上述所涉及的养颜秘方，杨贵妃还发明了另外一种养颜术即“吸花露”。贵妃生活奢靡，与唐明皇声色犬马整日厮混，因此常有贵妃醉酒的时候。每次醉酒后清醒过来，就觉得是在摧残容颜，而口苦肺热，于身体劳损无益。因此每日清晨都会悄悄来到皇家后花园，身傍花树，用手扶住花枝，口吸天然花露，以滋阴养颜，凭借天地万物之精华而润肺滋养肤色。杨贵妃又因体态丰腴，每年的夏天是她最难过的时候，常常感觉肺渴难耐，于是发明了每日口含用上等美玉制作成的玉鱼儿的方法，以期凭借玉质的温润凉爽而口舌生津，以沃肺而滋养肤色。

正是因为这样的独具匠心而养颜有术，使杨贵妃的容颜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因此在长达十几年的后宫生涯中，牢牢地抓住了唐明皇那颗沉浸在人间美色中躁动而多变的心，使唐明皇即使风烛残年也一直如痴如醉，三千宠爱于一身痴情不改。可惜天生丽质而又后天善于保养姿色肌肤的杨贵妃机关算尽太聪明，还是反误了卿卿性命，马嵬坡风流荡尽而香消玉殒。正是因为她的固宠和邀宠而使唐明皇彻底荒废了政事而沉溺于儿女私情之中，才导致杨氏族人的飞扬跋扈和藩镇割据的尾大不掉，而让政治野心家安禄山钻了空子而暴发了终致唐朝一蹶不振的“安史之乱”，大唐盛世某种程度上毁于这段不伦的老少恋孽缘之中。

8．靠博彩获得皇帝专夜权的宫闱秘事

历史上，女人争宠后宫的荒唐事儿并不鲜见。一部宫廷秘史，既是那些可怜女人的血泪史，也是所谓天之龙子皇帝的淫秽史，更是一部女人成长道路上的“厚黑史”。虽然史书上贤淑温良的后宫女人不少，但是更多的则是吕后和慈禧那样蛇蝎心肠的狠角色。也难怪这些女人争风吃醋、心狠手辣，因为在封建皇权下，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你不踩翻别人，就注定会被别人“包了饺子”，逃不脱被生吞活剥的命运。所以后宫女子想尽了方法，用尽了手段想要得到皇帝的专宠，否则就只能成为别人的垫脚石，成为通往权力道路上用鲜血染红的他人的祭品。

就连好人家的女儿一入后宫门，也注定会变得面目皆非，因为通往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想尽千方百计得到皇帝的垂青和恩典，而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保住荣华富贵的唯一的可能则是期待皇帝的临幸。当然倘若这种临幸再加上现代人中彩票的那种极小极小的概率，能一夕之间不可思议地怀上龙胎，那么，普通人家的女儿看起来就会前程似锦，一条随之铺就的富贵之路也就变得伸手可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凝聚了整个家族的希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所代表的外戚势力就会从籍籍无名而变得权倾朝野，气焰熏天。

史书载，夏桀拥有女乐三万；而秦始皇则把从六国抢掠来的上万名宫女据为己有；后赵的君主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最荒淫的君主之一，他在邺中大造宫室，掠夺民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女子三万多人，置于宫内，供其玩乐。即使历史上后宫嫔妃最少的朝代如宋仁宗朝代，起码也有佳丽数百人，这些后宫女子每个人要想得到皇帝的宠爱，其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人们大概听到最多的后宫佳丽邀宠的故事是《晋书·后妃传》中所记载的晋武帝的例子：由于后宫佳丽太多，以至于武帝每幸御宫女时，常常坐上羊车，凭羊的兴趣停在哪里就在哪里寝宿。宫女们为求宠幸，把竹叶插在门前，把盐水泼在地上，以诱羊车。

其实，这还不是史上最荒唐和最搞笑的。宋人笔记中记有一则故事，可谓今古奇观，让人叹为观止。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后宫佳丽繁多，侍候皇帝睡觉的太监难以取舍，竟然心生一计，用赌博的方式决定每天该由哪位佳丽侍寝。每当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这位非常有创意的太监就把宫中美人儿集合起来，以掷骰子来论输赢，并且每轮实行淘汰制，谁能获得第一，这一晚上皇帝归谁，可以享用春风一度良宵千金的专夜权。这种靠运气凭手气的办法非常有效，后宫中那些美女们大多精于此道，中标的眉开眼笑，淘汰者则非常不开心地埋怨自己手气欠佳。骰子面前人人平等，后宫的“河蟹”指日可待。比较有意思的是宫中美眉私下里都戏谑地把官家这种骰子叫做锉角媒人。

谁说中国古代缺乏发明创造？谁说太监没有智慧？谁说后宫百花争艳都是以权势论高下？至少在俺老蔡看来，这是中国宫禁之中最原始的民主。现在博弈论中最公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抓阄。对西方民主精英而言，中国后宫里演绎的这出悲喜剧足以让他们汗颜，这比他们念念不忘的民主和公平以及人权早了上千年，只可惜这种民主后来被皇帝的专宠所扼杀，后宫美女们也失去了展示她们手气的绝佳机会。俺估计当彼时，后宫美女人人手执一副骰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的是练就赌神高进那样神乎其神的绝技，以此专事皇帝。可惜这位用心良苦的太监没有留下姓名，否则这项发明足以让这位太监当得起中国古代宫廷中民主的最原始先驱了。

无论是晋武帝宫中的泼洒盐水也好，还是玄宗朝的掷骰子也好，毕竟能够得到皇帝临幸的宫女还是少得可怜。总的来说，后宫中的美女们其身世还是非常可怜的，其恃姿邀宠的做法虽然不择手段，但是处于那样的皇权专制下，也是无可奈何之法，而更多的宫女只能幽怨一生，白头到老。所以后世有许多非常著名的《宫女怨》词曲，比如这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宫词就非常形象地描写了宫女养在深宫蹉跎岁月的无奈；再如唐朝诗人顾况这首“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的诗词，运用了对比的句法，形象地再现了宫女锁闭幽宫的孤凄冷落。甚至就连远嫁异域的王昭君和花蕊夫人那样的名女人也留下了动人心魄的宫怨词。

人间最悲惨的莫过是面前有一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对于封建皇权下的宫女们来说，最悲惨的则莫过于养在深宫禁苑中做“活死人”。宫女们的声声血泪控诉，从遥远的散发着霉味的残垣断壁、画角雕梁上传来，也只能是身世浮沉雨打萍，无可奈何花落去，徒留一声叹息而已。而代表着集权专制的皇帝们则在饱暖思淫欲下，将宫女们满怀期待的希望一点儿一点儿撕碎，零落成泥，幻化成无数个鲜活生命的——葬花吟……

9．多情皇帝生死两皇后的荒唐事儿

在中国古代，作为普通夫妻，布衣裙衩，相得益彰，甚至琴瑟调和，举案齐眉，其乐也融融。而作为皇帝，似乎就只有游龙戏凤，所谓后宫三千佳丽，看上去不过是为了满足皇帝的淫欲，或者为繁衍子孙而完成传宗接代的历史使命。而爱情则真正成为了一场游戏一场梦，皇帝一旦拥有爱情，结局似乎就只能是纣王和妲己，以及唐明皇和杨贵妃那样，不是祸国，就是殃民，或者逃脱不了亡国的命运，或者成为政权交替更迭的导火索。皇帝被史官记载为沉溺女色，不问政事；而另一方那些柔弱的女子们，似乎历来只能是红颜祸水的代名词。皇帝只能乱爱，但是不能多情，这一多情，就有可能犯下历史上素来以仁爱厚道著称的宋仁宗那样虽风流却非常荒唐的咄咄怪事。

皇帝是否多情，似乎应该与治国无关，但是在传统士大夫眼里，这种多情却是万万不能僭越礼数的，哪怕你是皇帝，也得纳入正统的道德礼制范围内。甚至在台谏看来，皇帝的这种私事，就是举国之大事，皇帝凭一己之好超越祖制，那就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不惜身死也要规劝和讽谏的。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宋仁宗当政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当时宋仁宗最宠爱的妃子张贵妃正值三十一岁的花样年华，却不幸得暴病身亡，仁宗肝肠寸断，竟然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

宋仁宗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是违背礼制的，也知道这样做是会引起天下人非议的，但是情到深处就只能不管不顾了。仁宗这位皇帝一生用情虽非专一，但是对于张贵妃则是一直宠爱有加的。这位美人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当上皇后，生前办不到，死后却是不能让自己最喜欢的妃子带着绝望踏上黄泉路的。宋仁宗打定主意后，为了防止朝野反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张贵妃死后第四日，在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大会上宣布，追封张贵妃为皇后，赐谥“温成”。台谏连续上书反对，但是仁宗这一回没有纳谏从流，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后有个最隆重的名分，他执意要把多情和荒唐进行到底。仁宗甚至还颁布诏书，下令一个月内禁止任何娱乐活动，京师唯一的活动就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于是在宋史上就出现了旷古未闻的一生一死两位皇后的咄咄怪事。这段明显逾礼的荒唐事也被史家毫不客气地记载到了以贤良温厚见长的仁宗身上。因为当时仁宗的正宫娘娘曹皇后尚在人世，只是曹皇后温良恭俭让，对于这种事情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了。张贵妃何许人也？仁宗皇帝为什么对她三千宠爱于一身？原来仁宗十五岁时，刘太后就想尽快为皇帝完婚，候选者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氏。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可是过不了太后这一关。太后恰恰看上了郭氏，便替皇帝做主，册立郭氏为皇后，以张氏为才人。

这位张贵妃宋史有传，为河南永安人，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中。她很小就遭父亲抛弃，自小便被纳入宫中，史载“妃巧慧多智数，善承迎，势动中外”。她是仁宗第一个心动的女人，心动后就是行动，这份情根就这么种下了。可惜张贵妃生来就是一个病美人，其仗着仁宗宠爱，尤喜撒娇，曾经在任才人时，就因为一场大病，而央求仁宗皇帝封其为美人，这段话说得还挺艺术，“妾姿薄，不胜宠名，原为美人”。好像仁宗不册封其为美人，此妃病势就不减一样，可见此病非身病，而心病也。

仁宗的皇帝从一开始就做得战战兢兢，因为刘太后的强势存在，其不得不收敛他的皇帝虎威。当刘太后呜呼哀哉以后，仁宗才觉得自己真正该扬眉吐气了。而张美人既乖巧又有心计，把个仁宗糊弄得心花怒放，要天上的月亮办不到，要个皇后还是可以商量的。对于太后为其择定的郭皇后，仁宗把多年的怨气迁怒其上，有心废之。当另一得宠的尚美人与皇后争风吃醋时，仁宗左护右挡，不料郭皇后一不小心，一个大耳刮子扇到了仁宗脸上，这下给了仁宗一个口实，立刻废掉了郭皇后。可惜虽然废掉了郭皇后，但是鉴于辅臣范仲淹等人屡次上奏，仁宗不敢公然地把皇后之位轻率地送给张美人，只得迎立了端庄贤惠的曹皇后。

仁宗的心却一直向着张美人。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元宵之乱，由于曹皇后应变有方，宋仁宗才能化险为夷。然而，事后宋仁宗却未给曹皇后任何奖赏。不仅如此，他因为宠爱张美人，便借口说张美人在平乱中有功，要升张美人为贵妃。一时间，朝野上下怒气难平。翰林学士张方平说：“舍皇后而礼尊美人，古来没有此礼。”群臣也都上书力谏。可宋仁宗不听，力排众议，立张美人为贵妃。反而是曹皇后大度，没有计较，对此不过是付之一笑。

这位张贵妃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为了挑战皇后权威，张贵妃心生一计。一次，张贵妃要出去游玩，向仁宗闹着要借用皇后的车盖抖抖威风，借以刹皇后锐气。仁宗明白这是僭越礼制，大臣们不会善罢甘休，皇后也不会答应，便推说“你自己去借借看”。没想到曹皇后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张贵妃乐坏了，仁宗一想不对，便严肃地教训她说：“国家文物仪章，上下有秩，汝张之而出，外廷不汝置。”意思是说，你用皇后车盖招摇出宫，公卿大臣不会放过你！张贵妃羞悔而罢。可见仁宗还算明白，较为贤明，并没有爱屋及乌犯下娇纵和教唆美人的又一过错。

从宋史记载的这些宫廷秘闻中，我们可以想见，宋仁宗的确是一个多情种子，一生中对他第一眼就相中的张贵妃矢志不渝，虽然没有爱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但他敢于违背祖制和礼数，甘冒天下人非议，也要让张贵妃含笑九泉，生前办不到，死后也要了了这桩心愿。如此这样做派，也算是皇帝中的奇男子了。宋仁宗的爱情至上，很是让人佩服。可惜他是职业统治者，倘能对他治下的臣民，也能有这份疼爱之心并且励精图治，作为北宋时期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可能历史就会改写了。

历史虽非风花雪月般浪漫，却一样晓风残月般地冷俏。

宋仁宗强硬地为自己的所爱做出了一次艰难的抗争。多情自古空遗恨，宋仁宗的爱情就这样云消雾散了。或许，张贵妃不过是皇宫大院寂寞的皇帝心中一束短暂而跳动的火花罢了，娇纵恃宠的张贵妃值不值得宋仁宗爱恋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今人看来，爱情看似与皇家貌合神离，却与作为个体的皇帝有那么点让人唏嘘——甚至感动的意味存在。

10．宋史上最让人敬重的“垂帘听政”者

北宋中晚期，先后有四位太后从幕后走向前台，登上了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用“垂帘听政”的方式辅佐年青的大宋天子。这四位太后依次是：仁宗朝的刘皇后，史传“狸猫换太子”的那位主角；英宗朝处变不惊老成谋国的曹太后，几十年以后，又有哲宗朝的高太后和徽宗朝的向太后。中国历史上比较荒唐、今古奇观的垂帘听政，仅北宋时就占了四位。这四位女人性格秉异，但都在北宋的政治舞台留下了她们叱咤风云的足迹。

其中，刘太后是“熟女”，曾经嫁给过一个银匠，被鬼迷心窍的真宗插足后从民间挖进皇宫，史传其“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虽然来自民间，却属于既漂亮又有头脑的智慧型美女。刘后权力欲望比较强烈，在真宗“翘腿”后，垂帘听政长达十二年，虽然屡次想效仿武则天，诏令天下，却最终因为大臣反对而无奈还政于仁宗。而哲宗朝的高太后，虽出身名门，操守清廉，却思想保守，尽复祖宗之法，使神宗变法成果化为乌有，虽被后人称作“女中尧舜”，却大多皆因其竭力维护封建伦常而被腐儒所推崇。徽宗朝的向太后，最大的“功劳”是选择了一个轻佻的端王赵佶，直接为北宋培养了最后的掘墓人。只有英宗朝的曹太后，纵观其一生处变不惊、沉着冷静的应对之策，端庄贤淑、多才多艺的独特品性，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敬重的垂帘听政者。

曹太后是宋仁宗的皇后，是开国大将史称北宋第一名将曹彬的孙女。因为出身于世家，所以从小就接受了非常传统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皇家和武将联姻，属于一桩政治婚姻，但是曹氏从小就出脱得美丽非凡，为人沉敏机警。她十七岁被送入宫中，十八岁被册封为皇后。《宋史》评价她：“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曹后不仅善良温柔，而且知书识礼，落落大方。从她重稼穑、善养蚕来看，丝毫没有皇后那种飞扬跋扈和强烈权力欲的野心，且保持着难得的节俭操守。非但如此，她还是一位饱读诗书，在书法上很有成就的贤淑女子，可谓才貌双全。可惜后世人只知道其人姓曹，而不知道她的具体名字。

曹后在宋史上虽然留墨不多，但件件事情做起来都惊天动地，游刃有余，这反而衬托出她那种处变不惊、泰然处之的从容大度和沉着冷静，甚至很多事情的运筹帷幄让你难以想象居然出自于这样的一个文弱的女子之手。曹氏最为让人称道的是处置宫中侍卫叛乱的事件。庆历八年正月（1048年），南京驻兵纵火致灾，引起了曹后注意。当仁宗想出外观赏花灯与民同乐之时，曹后劝阻了仁宗。转眼过去了三天，深夜里，皇宫外喊杀声骤起。宦官打开宫门，详看究竟。曹后一把抱住了蠢蠢欲动的仁宗，对其说：“宫中夜惊，只怕是有人作乱，官家万万不可轻易出去。”而自己则披衣起来打探究竟。原来是禁军军官谋反，已经杀入宫中，并且将一名宫女胳膊砍下。当宦官谎称是乳母殴打小宫女弄出来的怪声时，皇后呵斥道：“贼在近杀人，敢妄言耶！”情况非常危急，曹后处乱不惊，指挥若定：先是命令殿中值班军官守住殿门，然后令宫女和宦官准备水桶，防止叛军纵火焚烧；为了甄别敌我，曹后命令外出行动的宦官和宫女都剪掉一绺头发以示标识，谕之曰：“明日行赏，用是为验。”宫中之人在曹后鼓舞之下个个奋勇，争先效命，一场祸及萧墙的叛乱被曹后的临危不惧、布置有方所迅疾平息。

曹氏无愧于名门之后，自小培养了武将世家的处变不惊和临危不惧，所以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她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女子的机警和干练。《宋史》上还载有一则有关她的足智多谋和政治智慧的轶事：“英宗方四岁，育禁中，后拊鞠周尽；迨入为嗣子，赞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敛诸门钥置于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韩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仁宗虽然宽厚，但非常不幸的是诸子皆亡，所以选择了宗室的赵曙为太子。曹后将其带入宫中，悉心抚育。1063年，仁宗突然驾崩，宫中一片大乱，许多宦官急着打开宫门。又是曹后挺身而出，非常冷静地说“此为非常之时，岂可轻易打开宫门？”她收缴所有宫门钥匙，严令宫中秘不发丧，然后请来太子。及至天明，才召来辅政大臣韩琦等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连一代名将韩琦也不得不折服曹后在处理皇帝即位的头等国家大事中的镇静和智慧，他在看到曹后外秀慧中的韬略和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时，一边抹汗一边说：“刚才我敢乱发一言吗？”

英宗即位后不到四天，就因突然患病而不理朝政，执政大臣敦请曹太后垂帘听政。在这段特殊时期，诸事纷杂，曹太后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繁杂的政治事务中，每天都要批阅数十道中外奏章，而且从来不独断专行，总是耐心听取宰执的建议和意见，每每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下旨。即使与众臣意见不一时，也总是引经据典，慎重对待，且赏罚严明。曹后还知人善用，提升良臣富弼为枢密使，赏知州赵尚宽治河之功，免灵驾所过良田之赋，裁放宫女135人。后人赞誉：曹皇太后“垂帘听政；宫省肃然”。等到第二年英宗病好后，曹太后马上撤去珠帘还政于英宗，英宗深受感动。由此可见，曹太后并不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强烈的女强人，她这一切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的稳固，且深谋远虑，她为英宗朝短暂的清明政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尤其难得的是她对外戚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因外戚干政而出现的宫廷流血事件数不胜数，曹太后深知此中弊端。她有一个胞弟叫做曹佾，长期任地方官，政声极好。英宗根据大臣建议，欲拜曹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但是曹太后将这份诏书锁在宫中，不让下发。英宗反复说明，为曹佾升官不是因为他是外戚，而是因为其人确实政声甚隆，是唯才是举，为国家公利着想。曹太后才勉强同意了这项任命。曹佾是曹太后唯一的弟弟，两人几十年都没有见面，英宗屡次劝告曹太后开恩一见。只有到了曹佾告老还乡时，曹太后才破例一见。在涕泪交加中，曹太后也不忘了宫中规矩，她告诫弟弟说：“此非汝所当得留。”并即刻将弟弟送出宫外。而曹佾为官清廉，处处严格约束自己。神宗后来动情地对大臣说：“曹王（曹佾袭封郡王）虽然亲贵无比，却端正谦恭，善于自处，真是纯臣呀！”曹家世代忠良，勤政惠民，留名青史者甚多。而这位曹佾，后来就被民间演义成了八仙过海里的曹国舅。

曹太后还有一件不为后人所知的大功劳，就是她援手救助了时为天下第一才子的苏轼。《宋史》载，苏轼以诗获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曹皇后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当苏轼祸从天降，人们都以为苏轼必死无疑时，是曹太后在病中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且用最易打动神宗的亲情和孝道设法让神宗免了苏轼死罪，此中智慧用心良苦。最后神宗只是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并很快开释。曹太后为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也成全了大宋朝对待文人始终如一的宽宥之风。

曹太后在皇宫中四十五年如一日，恪守“母仪”清规，在与其他嫔妃相处时，时时谦让，处处低调；虽然在政治主张上趋于保守，暮年在神宗朝时反对王安石变法革新，但其辅助并佐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大节无亏，且高风亮节，垂范后世。就在救出苏轼这一年的十月，太皇太后曹氏逝世，时年六十四岁。谥法规定：“扬善赋简曰圣”，“聪明睿哲曰献”，她得到“慈圣光献”的美谥，可谓名副其实。纵观曹太后一生，其沉着冷静机警权谋无时无刻不为宋室着想。她虽然垂帘听政，但是并不贪权和恋权，而是尽其所能，辅佐年幼的君主，直到年轻的君主能够独立地掌权秉政。她在后宫，从不恃权弄宠，而是谦和善良，勤勉政事，具有非常高洁的品性。拿曹太后与后世那个祸国殃民的慈禧老佛爷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其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历史上最为让人敬重的垂帘听政者。

11．皇帝和词臣共享名妓的风流事儿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历史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有时它充满玄机，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有时它也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哭着闹着，撒泼着，然后没事了，破涕为笑，化敌为友，过后接着再闹腾；更有的时候，历史就像个无赖，在雪地上撒个野，起来后，拍拍自己身上的雪，啥事都没有，都是我们想复杂了；还有些时候它能腆着脸皮上房揭瓦坐地分赃；而有的时候，它也充满了调侃和幽默，以及滑稽和荒诞甚至无厘头，让你难以捉摸，更让你难以理解。

我总认为历史上的宋朝非常有趣，按流行的话说，叫做宋朝很好玩儿，它的的确确很好玩儿。比如仁宗皇帝每每听到宫外有叫卖声，就食指大动，可他只能端着皇帝的架子，却又不能随心所欲，想吃就吃。再如真宗皇帝想封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做贵妃，可是宰相不同意，还一把火把诏书给烧了，皇帝竟然无可奈何只有认栽。宋朝的皇帝们很多都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论起皇家书法和花鸟工笔画，那都是国际级水平，超级“大腕”。非独如此，那些文臣们一个个都让世人刮目相看，实乃世之稀有品种。比如寇准、范仲淹和虞允文，虽是文人出身，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但打起仗来也一点都不含糊，哪像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更让人惊叹的是在宋朝，即使是佞臣巨奸，像丁谓、王钦若和蔡京、秦桧那样的乱臣贼子，也仍旧文采飞扬，很有学问。可见即使是坏蛋，也得有坏蛋的资本和本事，否则是无法兴风作浪，也爬不到那个高位上去的。

历史上如果非要选一个皇帝艺术家来，宋徽宗赵佶肯定会拔得头筹，并且牢牢占据排行榜榜首地位，其“瘦金体”书法和工笔花鸟画开了一代先河。这位阴差阳错投错胎的帝王，琴棋书画、诗词唱和、斗狗遛鸟、踢球游戏，无一不会，无一不精通。虽然这位老倌的艺术气质绝佳，可是皇帝当得实在太过差劲，不仅在“靖康之难”中丢失了大好河山，而且直接把自己送进了难民集中营，最后客死五国城。皇帝是做什么的？职业政治家，你得让你治下的人民衣食无忧，安居乐业才是正事。可是在宋徽宗的统治下却是民不聊生，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一幅末世乱象，可谓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也。宋徽宗也成了统治者玩物丧志的最好注脚，元代名臣脱脱撰《宋史·徽宗纪》，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可谓一针见血。

历史不容假设，当然如果徽宗不当这个皇帝，那么他一定是个风流才子，甚至可能会留下唐伯虎点秋香那样的风流韵事，即使偶尔犯点自由主义，声色犬马、偎红眠柳、恋恋风尘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你是皇帝，所以这一切都变了味。这位徽宗皇帝力比多过剩，什么都爱，爱文学、爱艺术、爱游戏、更爱女人，就是不爱国。可能是宋徽宗对宫室里的嫔妃玩腻了，审美疲劳，却偏偏喜欢上了风尘女子。宋徽宗对名妓李师师可以说是三千宠爱于一身，为此还不惜专门从皇宫里修了一条暗道，方便其与师师约会。道貌岸然的皇帝竟然不惜纡尊降贵，夜夜笙歌，恋上风尘女子，那么李师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天生尤物呢？

李师师应该是北宋时期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因为诸多宋人笔记里都提到过她。传说李师师色艺双绝，通晓诗词音律，早年因为父亲牢狱身死而流落风尘。李师师因为身世的缘故，给人的感觉始终总是有些淡淡的忧伤，喜欢凄婉清凉的诗词，爱唱哀怨缠绵的曲子，常常穿着乳白色的衣衫，轻描淡妆。更让野游狎戏的文人们心痒难禁的是，李师师有一颗美人痣，这一切都让李师师以一种“冷美人”的形象示人，让文人雅士大为传诵。当李师师的艳名传播到徽宗的耳朵时，徽宗按捺不住情欲的蠢蠢欲动。一日，徽宗身着文士的服装，慕名而访，一夜风流缱绻如饮甘饴，自此神魂颠倒而情致加倍。当朝皇帝爱上了民间妓女的消息一如现在的官场“绯闻”，一夜传遍京师。史载，食不甘味的徽宗皇帝因为不能经常与师师共度良宵而闷闷不乐，一日在团扇上写下了“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的诗句。手下一位揣摩徽宗心思的文臣应对“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这一点酸其实就是暗指李师师。

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载了李师师和周邦彦的一段轶事，隐约说明了宋徽宗和大词人周邦彦共同追求名妓李师师，争当李师师情人的故事。这段轶事如下：说有一天，李师师得知徽宗患了感冒，料想不会再来了，于是就单独约了周邦彦。周大才子不畏艰险冒着砍头的危险，如约前来，却没曾想宋徽宗不顾龙体欠安而带病“猎艳”。得知皇帝要到，周大才子便狼狈地匿于师师床下。徽宗携新橙一颗，说是江南新贡，以讨好师师，而后颠鸾倒凤带病操作。周邦彦彼时在床下这感觉，五味杂陈，然后越想越不是滋味，遂隐喻成著名的《少年游》。词中写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不得不说，周邦彦这首词写得太好了，李师师爱不释手，也不知道师师是得意忘形呢，还是炫耀自己的歌技，当徽宗皇帝二次光顾时，师师竟然为徽宗弹唱此词。徽宗心想如此隐秘之事，何人所知？后侦知为周邦彦所作时，不由妒由心生，大怒之下，便把周大才子赶出了京城。李师师虽然流落风尘，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当周大才子一不小心因词获罪时，师师冒着风雪为周邦彦送行，并把一首周新作的“兰陵王”词再次唱给徽宗听。当徽宗看到师师星泪点点、娇容憔损，特别是唱到“酒趁哀弦，灯映离席”时，已经是泣不成声，心疼梨花带雨的美人，竟然不由起了怜才之心，于是便赦免了周的罪名，把他召回，封他为“大晟乐正”，准他随时在李师师家走动。一对情敌居然化干戈为玉帛，还玩起了哥儿俩好，这真是宋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事情。

其实宋徽宗才是横刀夺爱的插足者。师师和周邦彦早就是老相好了，宋人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美成至注主角妓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依栏愁，但问取亭前柳’。”从《洛阳春》中不难看出周邦彦对李师师的赞美和同情，并规劝她找个知心之人出嫁，以解愁苦。可见，二人友谊深厚，绝非一般的泛泛之交。陈鹄所说的美成是周邦彦的号，而角妓即歌妓也。其实这非常符合宋代歌妓和才子相交的实际情况，名妓和词人交好，很对双方胃口，妓以词红，词以妓名。但我一直怀疑，彼时周邦彦已经六十多岁了，师师怎能看中这个糟老头子，并且念念不忘，居然冒着拂逆龙鳞的危险搭救周大才子呢？

宋徽宗的结局我们早就知道了，其为自己的荒诞和嬉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位用脑袋创作、用屁股思考政治问题的混第十三君主江山不保，国亡后受尽屈辱和折磨而死。而周邦彦虽然被后人称做“词家之冠”，实际上也和“奉旨填词”的柳永并无太大区别，所不同的是柳永轻浮孟浪的多而已。柳词轻佻，而周词含蓄。在宋代，当代作家们出入烟花柳巷并不少见，著名词人秦少游也被李师师的清丽脱俗所打动，并且免费地为李师师作过词，打过广告。就连一代才女、冠绝天下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对师师的身世充满了同情。至于后来《水浒传》里把二黑哥宋江也牵扯到李师师和宋徽宗之间，恐怕就有点牵强附会了。

清人传奇小说《琳琅秘室丛书》，交代了李师师最后的结局：当金人攻陷汴京后﹐大汉奸张邦昌为讨好主子﹐把李师师献到金主帅达赖之前。李师师在痛斥张邦昌之后吞金而死。这段传奇，很有可能是后人借师师之死讽喻徽宗。遥想身处冰天雪地中的宋徽宗，在饥寒交迫和金人百般凌辱之中，是否会追忆起似水流年，可否想到自己是在为昔日的荒唐和风流债而付出一生为囚的代价？《宋史》在评价宋徽宗一生的嬉戏和荒唐时沉重地写道，“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徽宗行为当为后世为人君者戒。

第三章　官场风云

1．凌烟阁功臣中最“不靠谱儿”的是谁

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四十四岁那一年，忽然怀念起过去自己那种刀头上舔血、驰骋沙场、浴血奋战的光辉岁月了；想起了打江山的不易，以及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哥们儿死的死，病的病，没死没病的好多人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去日无多的夕阳晚景了。为了缅怀和表彰这些在干休所疗养，和还在政坛上发挥余热的开国元勋们为大唐帝国做出的不朽贡献，便在皇宫三清殿旁的一个叫做凌烟阁的小楼上，让宫廷画师阎立本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如真人大小，以便流连怀旧，供后人瞻仰。

这就是享誉后世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份名单是如何出笼的？或者换句话说，评选的标准是什么？此并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经过帝国上下层层筛选审批，经权臣们大讨论而得出来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李世民的个人意志。入选者大抵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李唐宗室以及亲属，且在革命初期做出重要贡献者。比如李世民的大舅哥长孙无忌，表哥赵郡王李孝恭，亲舅舅高士廉，以及妻叔父长孙顺德，妹夫柴绍。二是心腹幕僚，足智多谋之士和治世能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萧禹等人。三是李唐旧将，首义功臣，如段志玄、殷峤、刘政会、唐俭等。四是战功卓著，军事指挥能力出众者，如尉迟敬德、李靖、李勣、程知节、侯君集等人。

这里面有一个人无论怎样分，感觉都有点不伦不类，而观其人平生言行，当属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最不靠谱者。真不知帝国老大李世民当时是看走了眼，还是脑袋被门夹了，或者是非要凑成双数，胡拉乱凑了这么一位，此人就是郧公张亮。这位张爷，一生文不成，武不就，且行事乖张，劣迹斑斑，最大的能耐就是告密。新旧《唐书》对其评价都不高，言其外表敦厚而内心实怀诡诈，而且此人伪装易容术极其巧妙，就连一代名相房玄龄和军事指挥家李勣都被他忠厚的外表所蒙蔽，而极力在太宗面前推荐，可惜张亮却难当大任，有负重托。

张亮，郑州荥阳人，出身贫寒，世代务农为生，此人是瓦岗寨义军首领李密的部下，隶属于李勣，后来随李勣一块降唐。张亮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迹得益于告密。在李密手下时，张亮仅仅是个侍从，类似仪仗队里的一个小官员，并未受到李密重用。李密第一次用异样欣赏的眼光打量他，是因为他揭发了义军中某位将领想要谋反，李密觉得张亮此人至诚至信，于是提拔重用为骠骑将军。张亮登上权力顶峰仍然源于他的告密。贞观十七年，张亮从京官调任地方长官，侯君集用言语相激，问他为什么会受到排挤？张亮反唇相讥说你都被排挤了，还替我抱得个鸟冤？侯君集说，你我都如此郁闷，不如一起拉杆子造反。张亮不置可否，反过身就把侯君集给卖了。好在皇帝李世民是个明白人，说你俩私下里说的话，老侯怎么肯认账？后来侯君集造反被诛后，李世民想起了张亮先前的话，优诏嘉奖，提拔其为司法部长，入朝参政。

告密是其所长，而带兵打仗则是张亮之短，很难想象，出身于义军将领的张亮统兵打仗竟然完全是外行，白跟足智多谋的李勣混了那么长时间。张亮的人生哲学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没有大树了咱就逃，逃得越远越好”。李勣一生都在关照这位不学无术的手下，没料到后来张亮竟然爬到了他的前面。早在李勣让其守郑州时，王世充来犯，张亮一见之下魂飞魄散，撒腿就跑，亡命于共城山野湖泊。李勣领命讨伐刘黑闼时，让其守相州，时刘黑闼大军进犯，张亮一看敌军旌旗遮天蔽日，兵锋甚锐，再次撒开脚丫子，撇下一城军民，弃城逃跑。这样一个打仗稀松，老玩越野赛的老兵油子还屡次独当大任，不知是李世民还是李勣哪根弦抽筋了？

怂人有怂福，瓜人有瓜相。张亮这个人打仗虽然太次，但是狗屎运太好，于是就有了历史上最为搞笑的一次对外战争大捷。皇帝李世民想要做文治武功开天辟地的天朝大帝，于是下令讨伐近邻高丽，张亮这回脑袋清亮了不少，极力劝诫，谏议无效，于是自告奋勇担任北伐军大总管，管理军船事宜。这下，老张脑袋又不清亮了，自己几斤几两也不掂量掂量？大概是觉得跟着皇帝大树底下好乘凉可以混上个功劳。到了高丽建安城下后，张亮派出士兵四下去打柴找吃食，营垒未固。忽然高丽一大队人马杀到，军中士兵张皇失措。张亮本性怯懦，真正冲阵临敌的场面几乎没有经历过，“无计策，但踞胡床，直视而无所言”，吓得目瞪口呆，傻了，这一次竟然连逃跑都想不起来了。他手下将士见到这种情形，反误以为张总管临危不惧，胆气冲天，都稳下心神挺身斗敌，其副手又及时赶到，鸣鼓奋击，竟大破敌军。这都什么事儿啊？好在李世民知道张亮打仗实在不行，也没责怪他，说到底不还是打了胜仗吗？

张亮男子汉大丈夫打仗不行，就是做别人丈夫也是一个戴帽的主儿，戴的什么帽？“绿帽儿”。早在张亮做地方官时，就喜新厌旧，抛弃了原配而娶了一个既霸道又凶悍的荡妇李氏。老夫少妻，张亮非常惧内，而这个李氏又养了一个以卖笔为生、能歌善舞的小白脸。看来这二人志同道合，卖的东西都一样。明眼人都知道李氏和此人私通，就张亮还傻乎乎地把这个小白脸收为义子。这个李氏不仅淫荡，而且喜欢巫术占卜之类旁门左道，还喜欢干预政事，把个张亮本来不佳的名声弄得更臭。

张亮成也告密，败也告密，最后竟死在被别人的诬告陷害上。早在他任相州地方官时，结交了一个装神弄鬼的歹人叫做程公颖。有一天，张亮看见相州地形龙盘虎踞，自个儿灌上了迷魂汤，就问程公颖，相州是个好地方，人言不出几年就有王者起，你认为怎样？吃人嘴软，程某人顺势奉承：亮公你躺下睡觉时隐约像一条龙，一定富贵无比。张亮还结交了另一歹人叫做公孙常，是个卖嘴皮子的，自言能够点化金银，炼制丹药，说张亮之命应合图谶。张亮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臂上有龙鳞，理应做皇帝，按现代医学来解释，没准张亮手臂上得了牛皮癣，但手下这群马屁精都随声附和。结果贞观二十年，被陕西人常德玄检举揭发了，密告于唐太宗李世民，说张亮蓄养义儿死士五百人，意欲图谋不轨。太宗一听极为震怒，下令司法部门调查此案，结果张亮手下的几个卖嘴的术士“竹筒倒豆子”全招了，于是张亮被问斩抄家，彻底玩完了。

张亮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最不靠谱的一位，既无军功，也无策略。《唐史》上说他擅长政事，其实是替主子爷帝国老大遮羞：瞧瞧，你这选的都是什么人？关于张亮善政，新旧《唐史》上比较简略，大意讲的是他仍然沿用的是自己的看家本领，让手下人四处侦伺豪绅劣迹，然后密告而治罪。而他得以入选凌烟阁，最大的原因是靠告密，踩着侯君集的项上人头讨主子欢心。其二，靠的是他先前不错的人脉，房玄龄和李勣一直关照着自己这位老友，虽然他时时“烂泥扶不上墙”。其三，他是最早归降李世民的一批旧将，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只是这位不靠谱的老张，一生做的最大的不靠谱的事儿是不该养那么多的干儿子，不带功成名就后这样炫耀和摆谱的，你这犯的是哪门子昏癫？恰好犯了皇帝主子爷最大的忌讳。

其实说老张谋反，亦是欲加之罪，是皇帝李世民的“杀鸡给猴看”，既然张亮这么不靠谱，那就成全你，别再摆谱了，将你从凌烟阁上一笔勾销。李世民敲山震虎，剩下不多的几个功臣看见凌烟阁上自己的画像，那一定是战战兢兢的。自古功臣这顶高帽不好戴，所谓二十四名功臣，也叫功高震主的臣子，皇帝把你挂在那儿，或许并非是因为你功勋卓著，那是天天瞅着你，提防着你呢，说不定哪天没事儿找事儿就灭了你，不是吗？

2．谁是知恩图报终得善终的初唐名将

李勣，初唐名将，原名叫做徐世勣，字懋功，在《隋唐演义》和民间话本里又被唤做徐茂公，且被后世说书艺人严重歪曲成了一名羽扇纶巾、足智多谋的牛鼻子老道。其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李勣文韬武略，威名赫赫，历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为凌烟阁二十四名功臣之一，一生战功无数，曾为李唐夺天下打败了无数竞争对手，后又为大唐帝国保天下大破突厥人和高句丽人。一生出将入相，被李唐王朝倚为擎天支柱，是与卫公李靖比肩的初唐著名军事将领。

李勣生前两次被动改名，死后又遭两次命运捉弄，一会儿姓徐，一会儿姓李，没个定数。一次是因为高祖李渊赏识他，赐他以国姓李；另一次是为了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改叫李勣。最难堪的是他虽然善终了，但因后代造反，被武则天改李复徐，好在后来中宗李显又为他平了反，还了李姓，看来爹妈起名得有前瞻预见性，否则不仅费事还很麻烦，好在古代人不办身份证，少了许多烦琐的手续。李勣不仅军事指挥才能出众，更难得的是他超一流的个人品质，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记载着他许多人性的闪光之处。

李勣是个典型的“富二代”，但是他不“坑爹”，而且视金钱如粪土，年轻时挥金如土，慷慨解囊，积极襄助江湖豪杰。他是瓦岗寨农民军首领翟让的铁杆心腹，但他站得高看得远，曾经力劝山寨版的大王翟让让出头把交椅，献与德高望重更有能力的李密。后来翟让与李密因领导权归属问题发生了“窝里斗”，自个儿差点成为了内部清洗斗争的牺牲品，但他对自己认准了的人和事绝不动摇，既对翟让仁至义尽，又对李密誓死效忠，难得地成为了天下所谓义军中众多背信弃义、不义之人中的珍品。我们且来看看历史文献中李勣究竟是怎样知恩图报的。

《旧唐书》载，就在旧主李密败阵，人生陷入低谷喝口凉水都塞牙的时候，这位自作聪明志大才疏又手气不好的李密，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投靠李勣以后，后者会挟私泄愤打击报复，走投无路之下还是不太心甘地投降了李唐王朝。彼时李勣还管辖着李密的旧境，东至大海，南至长江，西至汝州，东至魏郡，这可是绝大的一笔政治资本。但是李勣绝不贪天之功，而是真君子名义士。李勣对手下说，魏公（李密）已归大唐，如果我自己上表向唐主献地，是自邀功劳而彰主公败绩，还是把土地人口军人数目造册，总启魏公，让魏公自献。高祖李渊闻听这件事后，认为李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不仅优诏嘉许，而且加封李勣为曹国公，大将军，赐姓为李。后来李密谋反叛逃被杀后，李勣恳请唐朝容许他收敛旧主遗骸，并服重孝厚葬李密，朝廷上下交口称赞李勣忠义无比。

对差点错杀自己的旧主如此，对朋友也是赤胆忠心，仁至义尽。唐人刘餗《隋唐佳话》载，李勣与单雄信最初都是李密旧将，两人结为兄弟。后来李密兵败逃亡后，单雄信投奔了王世充，李勣投靠了李渊。单雄信勇力过人，武艺高强，李勣曾随同海陵王李元吉征讨王世充。李元吉自忖勇猛，在与单雄信战场过招时，被老单枪枪不离咽喉要道，急得李勣连连高呼，单兄单兄，此人是我主公，请枪下留情。单雄信放过了李元吉。后来王世充被平定后，单雄信行将就戮时，李勣愿以官爵财产换回单氏一条命，奈何前有过节，而被诏令不许。单雄信眼看小命玩完，就责怪李勣不肯出手相救。李勣泣泪而言，我与你情同手足，绝不敢偷生于世，只是因为身已许国，忠义难两全，我若死了，你的妻儿老小无人照应。道完肺腑之言后，李勣拔出佩刀从腿上割下一块肉，让单雄信吃下，以血肉明誓。老单死后，李勣如家人般照顾着他的家眷，千古义气传为后世美谈。

史载英国公李勣每次打了胜仗后，都会把军功归于手下，为兵将们请功封赏，而自己从不矜功请赏，还常常把皇帝的赏赐大部分送与手下将士，因此很得士兵爱戴。对士兵够意思，对自己的亲属也不赖。《隋唐佳话》记述，李勣当上了宰相后贵不可言，可是他的姐姐每次得病后，他都要亲自下厨熬粥给姐姐喝。有一次不小心，添柴烧火时把自己的胡须都烧着了。他的姐姐很是过意不去，就责怪他，家里有那么多仆人和婢妾，你又何苦要自己动手呢？李勣说不是有人还是无人这么个简单的道理，而是我看姐姐你已经年迈了，我也老了，我就是想给姐姐你煮一辈子粥，又能有多少次呢？无情未必真豪杰，像李勣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能把亲情看得如此重要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读到这样的故事，于冰冷泛黄的书页中也有一丝暖意。

李勣曾经对自己的一生作过如下评论：我十二三岁时为无赖贼，逢人就杀；十四五岁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岁时为好贼，上阵杀人；二十岁时为天下大将，用兵而救人生死。这是一个从年青时的冲动杀人，到身不由己杀人，最后动刀兵而救天下人的名将质的蜕变，也是一个勇于担当责任的男子汉大丈夫成熟的表现。正是因为李勣如此知恩图报和至纯至信，所以太宗李世民非常信赖和看重他。有一次，李勣外出征讨匈奴薛延陀部，大捷归来后，忽遇暴病，药方上讲治此病胡须灰可做药引，唐太宗听说后，自剪胡须，为李勣和药。九五之尊亲剪龙须，这可是至高无上的隆遇，古今罕有。

李勣不仅仁义至信，知恩图报，而且老成持重，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譬如他在李世民“玄武门政变”中，就一直保持中立，不让自己卷入皇室的是非漩涡之中，与一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将有着本质区别。史载太宗将诛萧墙之恶，以匡社稷，问计于卫公李靖。李靖装聋卖哑，谋于英公李勣。李勣也再三推辞不置可否，两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将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许这就是李勣在凌烟阁上排名靠后的重要原因。不过依李勣与世无争的个性，未必不像开国元勋粟裕那样高风亮节，将“排坐坐分果果”的游戏看得很轻，这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后来高宗李治想立嫔妃武则天为皇后，问计于李勣。李勣深知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对高宗说，此乃帝王家事，何必问于外人？可谓老谋深算。因此李勣一生礼遇隆厚，而没有受到任何挫折，继太宗之后，也深得高宗和武后赏识、信赖。

正是因为李勣难得而独到的个人品质和卓越的才干，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才会把后事托付于他。《旧唐书》载，有一次君臣宴饮，李世民微醉之际，拉着李勣的手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朕将以太子托付于你，你以前不负旧主李密，今日也不会有负于朕。李勣再三叩首，流泪效忠。李勣醉酒后，李世民亲自脱下身上衣服给李勣盖上。如此君臣际遇，世之少见。李世民死后，果真把江山社稷托付给这位股肱之臣。不过老李还是玩了个手腕，先是把李勣贬官调出京城，然后让帝国接班人李治将其调入身边，赐以恩遇，令其知恩图报。李勣也不负重托，七十三岁仍挂帅北伐，灭了天高皇帝远不服中原管教的“钉子户”高句丽，这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在世时都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

李勣治家严谨，教育子弟严格而苛刻。他曾在弥留之际，把自己的弟弟李弼召来，然后让自己的子孙悉数环绕病床前，临终告诫，我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你们不要为我悲泣，且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位名相平生简朴勤俭，也仅能自立门户，可是他们死后，却有不肖子孙将他们的基业和英名败坏殆尽。我死后，弟弟你可入主我家，抚养孤幼。子孙中如有不成器，或者结交歹人者，尽可替我清理门户。这位一生极富人情味，知恩图报，忠义两全，品洁高尚的唐朝名将道完临终遗言后，驾鹤离去。

可惜李勣虽然算无遗策，还是没有算到他的孙子徐敬业后来会策划起兵反对武则天，将他的临终嘱咐抛之脑后，也使他的徐姓子弟多被屠戮，而剩下的少数活下来的后代，也只能仓促逃到曾被他打败的外蕃境地耐以栖生，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充满了黑色幽默。

3．唐太宗手下武将中谁的武艺最高

幼年时候，痴迷传统说书艺人的《兴唐传》，对隋末英雄排行榜中武艺最高的前十位如数家珍，比如李元霸，这位号称隋末第一条好汉的大英雄擅使一对擂鼓瓮金锤。而第二条好汉叫做宇文成都，杀人的兵器是一条凤翅镏金镗。依次排列的则是裴元庆、雄阔海、伍天锡、伍云召、罗成等人。后来知道这些好汉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好多都是民间艺人虚构的，属于市井文学范畴，当不得真。比如李元霸，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李渊的第三子，但很早就因病而死翘翘了。

但唐史中确实存在着英雄排行榜中的真实人物，且大多都被唐太宗李世民所笼络。李世民依靠着这群心腹爱将，在隋末乱世中捞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后，又依靠这些死党发动了血腥的“玄武门政变”，夺取了帝位，然后按照功劳大小，排位位，分果果，成全了凌烟阁上的所谓二十四名功臣。这其中给他扮演杀人武器的尉迟恭、程咬金、秦琼等都榜上有名，分列第七、第十九和第二十四位，这三位功臣虽然在评书《兴唐传》英雄排行榜中名次靠后，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不折不扣、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在民间享有盛誉，也是李世民在武将群中最钟爱的几个人。

凌烟阁功臣排名靠的是贡献大小，兼顾了亲情同时也掺杂了李世民的个人喜好，而不是单看武艺高下和单打独斗能力。向来凭力气吃饭和成为杀人工具的都赶不上耍嘴皮子的，历来帝王论功行赏都是文臣占优而武将吃亏，所谓文韬武略，文总是靠前的。而武将中“蛋糕”分得最大的是鄂国公尉迟敬德，原因在于这位黑大汉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在“玄武门政变”中表现得最为积极，一箭射杀了太子党最重要的支持者齐王李元吉，永绝了李世民心头大患。尉迟敬德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赤胆忠心，所以让李世民很感动也很放心。

老蔡俺根据野史记录，八卦一下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的战力，看看他们究竟谁的武艺最高？又是因何在凌烟阁中排名榜上有高下之分的？

先看看秦琼秦叔宝。唐人胡璩在《谭宾录》中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当秦王时，率领手下这群猛人东征西讨，每次临敌掠阵，看到对方那些耀武扬威的骁勇战将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样子，就很不爽，回身发问，谁去给我把对方灭了？秦叔宝总是第一个跳将出来，心甘情愿充当“大杀器”，领命跃马，提枪而去（评书中说秦同学善使双锏，看来不靠谱）。秦叔宝每次打仗都玩命，而且是单枪匹马玩命，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秦同学所到之处，人马俱倒，对方只要是乱了阵脚，李世民就会挥师进击，每次旗开得胜，这一招屡试不爽。能被帝国老大看上眼，点将出阵，且能在千军万马之中取人吃饭的家伙如探囊取物一样，可见秦叔宝武艺是非常出众的。

秦叔宝战功赫赫，是李世民麾下最著名的“特级战斗英雄”，之所以在凌烟阁上排名殿后，表面上的原因是战场上拼杀奋不顾身，流血太多，而导致疾病缠身，唐朝一统天下后就再无带兵打阵经历，而是长期“休假性治疗”。老秦自己都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别人：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戎马生活，前后经历过二百多阵仗，屡负重伤，计算一下我出的血也有许多升了，又怎么能没病呢？在凌烟阁分果果的时候，秦叔宝已经病死五年之久了，一个死去的人和活人争什么？其实这里面还隐藏着一段惊天隐情，在所有正史上，唯有《旧唐书》载秦同学参加了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而其他史书都无佐证。极有可能秦叔宝并未参加老李的那次不光彩的“窝里斗”，而是和英国公李勣一样保持中立。一生玩命的秦同学在老大最需要他玩命的时候没有踩上点儿，此前所有的玩命差点儿被一笔勾销。政治上的点儿不清，思想上的首鼠两端才是他排名最后一位的重要原因。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此前无论是在军功还是官职上都排名靠前的秦同学何以在凌烟阁上只是搭了个末班车呢？

《谭宾录》里还记载了另一位猛人程知节的战场轶事。初唐时，裴行俨（这位是《兴唐传》中排名第三的裴元庆原型）领兵与王世充交战。裴哥们儿也是一员虎将，闻见血腥味就兴奋，于是身先士卒冲进敌阵砍瓜切菜一时杀得性起，结果被敌兵一箭射中，翻落马下。这时，程知节奋不顾身杀入阵中，前去营救，不仅杀伤了大量敌兵，而且还击溃了王世充的军队。程知节抱着裴行俨，二人共骑一匹马回来时，被王世充的骑兵赶上，敌兵从后面一槊就刺穿了程知节。老程大喝一声，回手便把穿过身体的槊折断了，然后顺势一击，将身后那个刺向他的敌兵杀了。老程的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威猛和霸气让自己与裴行俨都免除了杀身之祸，胜利大逃亡回到了军中。

程知节参加了李世民组织的无数次战役，也是一员让敌兵闻风丧胆的勇将。《旧唐书》上说他善于使马槊（看来三板斧也不靠谱），曾在瓦岗军中与秦叔宝同为“内军”骠骑。能担任这个职务，其骁勇善战当与秦叔宝齐名。史载程知节归顺李世民后，与秦叔宝同时担任精锐骑兵将领，身着黑衣黑甲，号称“玄甲队”，是李世民主力军队中的王牌，战斗力十分惊人。程知节在凌烟阁中比秦叔宝排名靠前，且在足智多谋、文武双全的李勣之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站对了队，跟对了人，他唯恐落于人之后地自告奋勇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旧唐书》载，在事变之前，程知节还多次告诫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剪除手足之患。后来这一番“成熟”的政治表现果然成功地打动了李世民，且成为得力打手，在流血事迹中因表现抢眼，深受宠信。

最后说说尉迟敬德。唐人刘餗在《隋唐佳话》中载，鄂国公尉迟敬德，生性豪爽，作战勇猛，最擅长的功夫是空手夺白刃。每次打仗时，身先士卒，单枪匹马杀入敌阵中，敌兵每次举槊来刺，都被尉迟猛人巧妙避开，然后勇夺其槊反刺杀敌兵。当时海陵王李元吉对于此传闻很是不屑一顾，要想亲自验证一下尉迟同学功夫究竟怎样？又担心刀枪无眼，误伤无辜，就下令去掉槊尖利刃。尉迟敬德满不在乎地说，即使槊上有刃，也无妨。李元吉挺槊刺来，被尉迟同学施展武功绝技，空手夺槊，如是再三，李元吉颜面大失，愤愤不休而怀恨在心。由此可见，尉迟猛人的功夫确实不是吹的，有着炉火纯青般的绝高武艺。

李世民征讨窦建德时，信心爆棚，对手下这位第一猛将尉迟敬德说，寡人手持弓箭，公用长枪相伴，虽百万之众其奈我何？既捧别人也抬高了自己，瞧瞧这话说得多满多大？不过这李世民还真不是吃素的。此二人艺高人胆大，径直驰往敌营，叩其军门而狂呼，我就是大唐秦王，与尔决一死战，谁敢接战？这两个“二百五”竟然吓得敌方不敢出阵。后来在与窦建德排兵布阵时，李世民看见一位英俊潇洒的少年郎，骑着玉骢骏马，身着鲜艳铠甲，这心就痒痒了，指着骏马对尉迟敬德说，那少年骑着那匹宝马，太可惜了。其意不言自明，尉迟猛人请缨夺马，李世民假惺惺地说，轻敌者亡，以一马而损公，非我所愿。勇士尉迟敬德也是个“人来疯”，话音刚落，一马当先，杀入对方阵中，擒敌并获骏马而归。

论武艺高下，从唐人笔记中反馈的信息来看，尉迟敬德当为李世民如云战将中的第一猛将，也是帝国老大李世民心腹中最听话最爱表现的第一打手。单其空手夺白刃，且与号称武艺超群的李元吉当时比试的场景来看，四爷元吉当时肯定是下了死手，想灭了他们家二爷这位护驾神，结果最后却是李元吉在玄武门死于尉迟箭下，当真是天道循环。如此这般忠心耿耿，李世民不分封这位黑煞神一个大大成熟的果子才怪？长江后浪拍前浪，尉迟这一浪把先前勇冠三军的秦叔宝拍在了沙滩上，也把先他投靠李世民的程知节踩在了脚下。其实单论武艺高下，应该是尉迟敬德第一，秦叔宝第二，程知节第三。后来民间也需要保护神，而门神只能是两位，按照武艺高下，也就只能是尉迟和老秦入选了，这多少平衡和抚慰了秦大将军那颗略感不公平而受伤的心。

4．唐朝那些可爱的官员和好玩的事儿

唐朝官员可能是历代王朝中最可爱、最好玩的一个群体，因为唐朝文化事业兴盛，大小官员受汉文化熏陶，皆能出口成章，闲来文绉绉地吟上几句，既显得特有文化，而且风流倜傥又显得有格调和品位。唐朝还是一个少有禁忌自由开放的社会，官员们个性十足，非常风趣，即使是在肃穆庄严的庙堂之上，也敢随时随地机智幽默地开涮一把。当然这与唐朝皇帝随和的品性有关，也与当时尚不古板僵化、扼杀人性的朝堂规矩有关。到了大周则天女皇的时候，告密之风大炽，人人自危，你就是想开玩笑，乐呵一把，恐怕也会被政敌攻讦，自是又当别论了。

唐太宗时候，有一天，这位皇爷心情大好，赐宴群臣。当时无以为乐，就让手下大臣相互吟诗取笑为乐。你说这皇帝咋就吃饱了撑得慌？喜欢搞群众运动，坐山观虎斗，人比人，气死人，人整人，害死人。大舅哥长孙无忌马上向大臣欧阳询开炮，出口就伤人：“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一切都源于这位欧阳询长得像一瘦猴，耸肩埋头，獐头鼠目的，假如赶一马车，还以为是无人驾驶呢。你说你长得这么寒碜，也敢出来混？欧阳询不干了，噢，就算我长得丑，你作为皇亲国戚也不该进行人身攻击呀。这位欧阳先生也是一个大有学问之人，立马就是一脱口秀“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看似简单的一句打油诗，然暗藏玄机，现代人可能听不懂，待老蔡俺给你解释解释你就知道欧阳询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了。

长孙无忌是少数民族鲜卑人。鲜卑人喜欢头上扎一马辫儿，像清朝时汉人恶搞的称呼“猪尾巴”，也叫“索头”。而“漫裆”，则更有讲究。唐朝时流行穿开裆裤，达官贵人和普通老百姓都一样，里面的裤头是开裆的，只有北方少数民族胡人才穿横裆裤，不开裆，又叫“漫裆”。长孙是朝中大臣，当然早就已经化胡归汉移风易俗了。这两个词都是嘲笑口无遮拦的长孙无忌出身于胡族，不知汉化的，词锋刻薄够辣够味吧。再者，长孙无忌身材臃肿，长相肥胖，联系上下诗句，除了讥讽这位皇帝的大舅哥出身让人看不起外，就差骂他“猪头”一个了。而后面两句，则暗讥此人说话不加思量，心中混沌，所以看起来像面团一样，徒有其表。果然，没等长孙无忌急，皇帝李世民先急眼了，哎，哎，你说啥呢？你就不怕皇后听到吗？打住打住。原来长孙皇后是长孙无忌的妹妹，更重要的是皇帝李世民祖上不也是从北地过来的吗？太宗这回没玩好，让手下人给揭了短自取其辱，还不好发火，纯属没事找啐。不过，这也就是李世民，换了别人，欧阳询的猴头恐怕就差摘下来当蹴鞠踢了。

文臣们吟诗作乐玩玩文化也就罢了，偏偏唐朝时武人也附庸风雅喜欢作诗，心甘情愿做孔夫子的二弟，“文吊吊”一个。唐朝时有个大将军叫做权龙襄，这个人性情急躁，却自夸能诗善书。且看他在任沧州地方行政长官时所作的诗：“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手下人想笑不敢笑，还恭维他：有才啊，真是有才。这位爷还很谦虚地说，不敢不敢，顶多押韵而已。还有一首诗为《秋日述怀》：“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手下人看了半天，太深奥了，看不懂，就请他解释。这位权大将军说，你看啊，鹞子在房檐下飞，这鹞子不就值钱七百文吗？洗完衣服后挂在后花园，这不洁白如雪吗？吃饱喝足后在房中侧卧，忽然腹中内急，便去上厕所，回头一看臭屎巴巴上招来了不少屎壳郎，这不是家粪集野螂吗？手下人差点没晕死过去。看来大唐文化发展的方向有一点小小的问题，这种“权龙襄体”比今之“梨花体”不知能否分出高下？

还是这位权大将军，经常不按官场常理出牌，让手下人无所适从而哭笑不得。有一次，他管辖范围内两个毗邻县为土地问题而发生了纠纷。权大将军大笔一挥，在文书上写上：“两县争地盘，不是本州府不予裁决，既是两个县的事，按理应交付主管部门去裁判。”然后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大名“权龙襄”。手下官吏说，老爷，按照官场惯例，是不需要署名的呀。老权说，不对，我若不写上我的大名，知道我是谁家的“浪驴”呀？老权这是显摆呢？还是自我矜夸处事得当？有一次，出生行伍的老权不知道什么是“忌日”，就问手下人，手下幕僚说父母死亡时，要告假在家，独坐房中不能出门。后来老权遇上了丧忧之事，便在房中一人静坐，不曾料想有只黑狗突然闯入，老权大怒，喝道：“好个蠢材，冲破我的忌日！”于是重写书札，改为明天再做“忌日”。闻者无不笑翻。好一个有个性敢作敢为的权大将军，唐朝的流行文化和俗文化硬是让他给玩出了别样的味道，也给枯燥血腥的唐史添加上了如此轻松而明快的片段。

唐朝时有个官员叫做卢承庆，担任相当于今天组织部部长一样的职务，专门负责考察较高一级官员的政绩和晋升。这个卢部长非常有意思，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为所管辖官员作考察报告并写评语的。当时有一负责漕运督办粮草的官员，因运粮过程中遭遇大风灾害而倾船失米。卢部长恪尽职守，在他的人事档案中做如下批语，“临运损粮，考核为中等下”。这么一来，等于此人升迁无望。这个人看见自己的评语后，心如止水，表情平静，既不争辩也不慌乱，从容准备退下。老卢一看，此人真是好雅量，好气度，于是把先前评语改为“虽为损米，但非人力所及，考核为中等中”。此人见此评语，既没有露出半点笑容，也没有因损粮而有半点羞愧。老卢一看，此人不可貌相，胸中城府极深，于是又抓过笔，再次改为“宠辱不惊，考核为中等上”。卢部长虽然几度擅改评语，但也说明其官场浸淫之深，识人之明锐，气度之恢宏，虽然略有人治的嫌疑，由此亦可见唐朝在考察提拔官员方面，组织部门是有着很大的灵活性的。

即使是在高压恐怖的武则天朝，许多官员也一样嬉笑怒骂，暗中持反对和不合作态度，并且以“无厘头”形式表现出来，其个性展露无遗，颇堪玩味。且看这一则：则天女皇刚登基时，不但不自信，还怀疑臣子，总是担心大家不买她的账，所以令朝臣们互相检举告发，并给告密者以高官厚禄。于是天下大兴攻讦诬陷之风。朝廷的官员满额了，武则天就在正式官员名额之外设置了许多的诸如“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职务，致使朝廷官员人满为患，泛滥成灾。有一御史台正式官员，骑驴将入御史衙门，但是衙门口聚集了许多的“里行”。这些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之辈簇拥在门口。这位官员急中生智，下驴后猛抽一鞭，将驴赶往衙门口，冲撞了不少“里行”。这些人大怒，就把此人抓住，要打此人的屁屁。这位官员大呼其冤，言道，今日过错，全在此驴，能否让我先责骂我的驴再接受处罚？里行们答应了，这位官员牵过驴，破口大骂，你这牲畜！你有何本事？有什么技艺？既不学无术又精神空虚，还敢在御史台行走？这些靠告密而升任“里行”的家伙们听出了此人的指桑骂槐和含沙射影，一个个羞愧难当，四下一哄而散。

唐朝官员真是好玩儿，就连一代名臣——唐朝著名的政治家魏元忠在最艰难的政治环境中，也适时地幽了自己一默。魏元忠本名不叫元忠，叫做贞宰。不好听吧，你真宰谁啊？关于他的改名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女皇武则天当政时，魏元忠被酷吏罗织罪名下狱，在监狱里经过了非人的折磨后无时不盼望着劫后余生。话说这一天，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来了武则天的赦免文书。有一个小吏不等诏书到来，就急忙赶来报告老魏这天大的喜讯。魏元忠听完后，这一激动，拉住这位小哥的手老泪纵横，就问这位小吏，敢问小哥你叫啥？小吏回答，我叫元忠。多通俗多应景的名啊，老魏说，那好，从此以后我也就改名叫魏元忠了。

唐朝时，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还未盛行，等到官员们都被繁文缛节一样的理学所束缚后，官员们就渐渐变成了泥塑木雕一样的供皇权观瞻操纵的玩偶，官员也就失去了人性中最可爱、最好玩的东西，变得极不可爱甚至某些时候还有些可憎。当官就了不起啊？其实从古至今，人们还是喜欢那些有个性的官员，当然假如再为人民造点福，谋点利，那就更可爱了，甚至值得人民爱戴。

5．盛唐两位名臣为何在民间口碑俱佳

汉初“文景之治”有赖于两名治世能臣萧何、曹参，因而成就了“萧规曹随”的千古佳话。唐初“贞观之治”依旧是依赖于两位贤相房玄龄、杜如晦，也因此而留下了“房谋杜断”的天下美谈。无独有偶，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也仍然少不了这样两位披肝沥胆、经世致用的一代名臣姚崇、宋璟的同心协力和励精图治。

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开明的君主，想要在任期内有所作为，恰恰在于他的不作为。只要皇帝不胡折腾，别想着去做什么千古一帝，老百姓的福祉就会实现。而只要作为帝国老大的皇帝选对了人，放心大胆地委任文官集团去高效运转，一般这个皇帝在史上评价就不会太差。很幸运，作为唐朝第九位帝王，玄宗李隆基在经历了前后三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乾坤倒置，阴阳失调的纷争和朝野之间的一地鸡毛后，总算是认准了他的左膀右臂姚崇和宋璟，放手让他们大刀阔斧地去改革和创新，才成就了自己四十多年的太平天子和彪炳史册的“开元盛世”。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避唐玄宗“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此人少年时耽于游乐，却最终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他曾在扶立李唐归位、剪灭武则天男宠张氏兄弟中立下大功，后来李隆基除掉韦后和太平公主执掌帝位后，被启用为相。姚崇在任宰相期间，废除了武则天时期的十大流弊，在担任朝廷执政官三年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姚崇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因此又被时人称为“救时宰相”。

宋璟，字广平，少年时博学多才，尤擅长文学。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优秀政治家，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始官拜宰相。在担任宰相四年间，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非常好地延续了开元初期制定下的政策，其先后从事武宗、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一生为振兴大唐呕心沥血，终于与前人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完成了缔造“开元盛世”的丰功伟绩。宋璟正直善良，为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是史上有名的廉吏，因此又被时人称为“有脚阳春”。

正是因为姚崇、宋璟承前启后不畏艰辛地开创了大唐盛世，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短暂的生活在政治清明之下，因此民间对于姚崇和宋璟两位贤臣十分推崇和尊敬，唐人笔记《朝野佥载》和《明皇杂录》以及《开元天宝遗事》中多有记载。姚崇之所以被称为“救时宰相”，皆因他绝不拘泥于僵化而生硬的机制，而是能放宽原则灵活机智的运用，因时因地制宜，不断突破传统束缚而积极务实。他曾不无得意地询问手下，自己可否比得上管仲乐毅？手下人说管乐制定政策，起码得保持到他们死后，而你却能够灵活应对，可称得上是“救时宰相”。姚崇对于这个评价非常满意。

姚崇的政绩不仅体现在他任宰相时。他曾经受人构陷而被贬至荆州地区任地方官，三年任满调离荆州时，万人空巷，当地的老百姓和地方官吏皆痛哭流涕难舍难分。大家簇拥在他的马前，揽住缰绳，因人群熙攘而堵塞住了官道。姚崇感慨万千，为老百姓真心实意做事，哪怕事情再小，老百姓也会铭记在心。姚崇无奈之下依依不舍作别时，老百姓再三恳求，要求将他手中的马鞭和脚下的马镫留给当地百姓，以表达恋恋不舍之情和留作永久纪念。姚崇慨然允之。当地官吏将这一感人事迹上奏朝廷，玄宗下诏予以褒奖，号召帝国所有官吏向姚崇学习，并赏金千两。

姚崇不仅在民间口碑甚佳，即使皇帝玄宗李隆基对他也是一样尊重和隆遇不断。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唐明皇有一次在便殿，想召见姚崇和他讨论时务政事。可是天公不作美，自从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后，阴雨绵绵，地上积雨成灾，道路泥泞不堪。玄宗于是下令让宫中太监抬上步辇特召姚崇前来。当时姚崇为翰林学士，深为玄宗宠信，已经为朝廷内外所侧目。自古帝王即使再礼贤下士，也绝不会违背皇家规制，而姚崇之所以能够享受皇帝这种超规格待遇，是因为姚崇确有真才实学，能够帮助玄宗治理天下，思贤若渴，玄宗当然顾不得这些繁文缛节了。

而宋璟的“有脚阳春”称号，则完全得益于他的以人为本和爱民恤物、体贴下属和廉洁奉公。宋璟在广东任上时，革除了广东人用茅竹建房以致经常失火的做法，建议当地人用砖瓦盖房。在他当上宰相以后，他的远房亲戚参加国家干部考察选拔时，对考官暗示了自己与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得到照顾。宋璟知道后，特意嘱咐考官不要关照此人，终致他的亲戚没有当上朝廷命官。宋璟为相后，他曾经治理过的广州吏民为了纪念他的勤政惠民，打算为他立碑作传，宋璟坚决制止，并且非常谦虚地对皇帝玄宗说，“臣之治不足以纪”。

所谓“有脚阳春”是指其言其行，犹如长了脚的一缕春风，走到哪里哪里似春风煦物，倍感温暖。史载宋璟谢世后，“安史之乱”发生，唐玄宗逃到咸阳后，狼狈不堪而又黯然神伤，当时有一位非常贤德的民间长者就对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时，经常犯颜直谏，所以才有当时的太平盛世。但宋璟以后，朝廷多用奸佞小人，堵塞言路，陛下经常被蒙蔽，即使民间亦知今日之祸早有预兆。这既是对唐玄宗后期沉溺美色、用人不察的批评，也是对一代名臣宋璟高度的赞扬和深深怀念。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宋璟当宰相时，威信非常高，朝野之上人心归附。当时唐玄宗专设御宴款待朝臣，为了表彰宋璟对唐王朝做出的特殊贡献，玄宗让太监将皇宫中专用的金制筷子赏赐给宋璟。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励，因为按照旧制，金餐银具只能是皇家专有，民间是不能私造的。因此宋璟虽然接受了赏赐，但内心非常惶恐，不知所由，也不敢拜谢皇帝。玄宗和颜悦色地对宋璟说，之所以赏赐给你金筷子，不是赐你以金银，而是借筷子的光洁笔直，来表彰你的忠直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宋璟这才上殿拜谢，接受了这份特殊的赏赐，并把它恭恭敬敬地供奉在相府，借以时时激励自己。

姚崇、宋璟之所以流芳百世，无论是在朝廷还是民间都能享有盛誉，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缔造了大唐最为辉煌的一页“开元盛世”，使大唐成为雄居一方的霸主而接受四方来仪。更重要的是他们高洁的品行，以及体恤民情，关注民生，惠民利民的政策。一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比焉。”

6．武则天时期流行给官员起绰号

给人起绰号，这事儿现在不流行了，人们似乎也不鼓励。尤其是机关单位，讲究的是尊姓大名，你要是一上班，就称呼同事什么王二麻子和李大嘴之类的，肯定会遭人白眼。可是起绰号这种事，在民间和朋友间却很普遍，似乎这样显得特别亲热和熟悉。

给人起绰号在古代相当流行，尤其是在五代和唐宋时，比如后周太祖郭威年轻时就被人叫做“郭雀儿”，而宋太祖赵匡胤未发迹时被人唤作“香孩儿”，《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有诨名，基本上是符合宋朝时的社会流行趋势的。唐朝时，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时，女皇有时闲来无聊，就喜欢让手下大臣给她解解闷，讲讲外面那些新鲜和有趣的事儿。如此一来，那些拍女皇香屁屁的大臣们就信口开河地以取笑同僚的生理特点和行为特征来命名绰号，并以此来取悦女皇了。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郎中（相当于副部级）张元一，一个是左拾遗（相当于监察部处级干部）魏光乘，二人最喜欢给大臣们起外号，这些外号读来煞是有趣。

这两人是怎样给其他的官员起绰号的？最主要的一条是生理特征，其次是结合此人的行为习惯。比如唐朝著名大臣娄师德，就是那位以忍让著称而发明了“唾面自干”的主儿。此人长得五大三粗，看起来黑塔一般，特别像凶神恶煞的门神，而且一只脚有些瘸，张元一笑话他，起绰号为“行辙方相”（方相为古代避邪神），娄师德此时大概已做到了相当于“国家副总理”一样的高位上，老张如此促狭地捉弄他，凭借的是女皇武则天的哈哈一笑。而组织部长吉顼，因为身材高大，每次自我感觉良好，总是高高扬起他那细脖上硕大的头颅，竟被老张戏称为“望柳骆驼”，非常形象而逼真。

监察部副部长元本竦有点儿弯腰驼背，长得又黑又瘦，被好事的张元一叫做“岭南考典”，这是笑话人家像岭南蛮夷一样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而国防部长官朱前凝五短身材，经常不修边幅，官袍时常被弄得脏兮兮油污污的，老张讥讽此人为国宾馆的国家一级“掌勺大厨”。官员唐波因个子太矮，被称为“郁屈蜀马”，这是借四川马个子小且瘦弱而揶揄这位哥们儿。最让人捧腹的是给当代著名学者、专家教授马吉甫所起的绰号，因此人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所以唤做“端箭师”，你不是一直在那儿瞄准随时准备向敌人射出刻骨仇恨的一箭吗？还有更损的，汜水县县太爷苏征举止轻薄，被老张叫做“失孔老鼠”，找不到回洞的路了，那还不急得团团乱转的？

国家监察部官员魏光乘不好好搞你的反腐败工作，反而热衷于给朝中大臣起绰号，他把国防部长姚元崇叫做“赶蛇鹳鹊”，皆因老姚长得高大威猛，而且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来去匆匆，像一只捉蛇的鹳鹊。武办秘书长卢怀慎因为走路总是低着头，像是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老魏叫人家“觑鼠猫儿”，一只随时侦测老鼠伺机而上的猫咪。掌管女皇生活的官员姜皎，长得又黑又胖，老魏咋看咋不顺眼，总觉得像一头猪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于是给其命名为“饱椹母猪”，一头贪吃贪睡肥头大耳的母猪，这可有点儿人身攻击了啊。

武办秘书齐处冲有个习惯，喜欢虚着眼睛看人，这位八成近视眼，不虚他看不清东西，这也成了老魏攻击的靶子了，被叫做“暗烛底觅虱老母”（慢点念，不然可就成歹毒的骂人话了），莫不成是在昏暗的烛光下寻找母虱子？这也太有点儿损人不利己了。秘书吕延嗣，大概中年以后头顶“水土流失”，有些谢顶，被称为“日本国使人”。这个好，说明自唐朝时小日本就开始头顶剃发，活脱脱一海盗相。秘书郑勉大概喜欢喝酒，被称做“醉高丽”，一个整日里醉醺醺的高丽人。酷吏李全交，被老魏叫做“品官给使”，就是一个供人驱使的小太监。敢骂权势熏天的酷吏，老魏还是有点胆量的。

两个喜欢给人起绰号的官员，自个儿也没落得好。你喜欢嘲笑并取乐别人，别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彼，结果被张元一叫做“望柳骆驼”的吏部侍郎吉顼，就给老张也顺手取了一个绰号，叫做“逆流蛤蟆”。什么意思？原来张元一长了一个大大的将军肚，估计海吃海喝脂肪过厚；此人腿脚又短，还偏偏像蛤蟆一样，肥肉太多，看不到脖子，而且眼睛往外鼓，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蛤蟆，还是一只讨厌的逆水而行、与大众为敌的癞蛤蟆。得，此绰号总算是解了朝中大臣们的一口恶气。

魏光乘的运气就不会这么好了，怎么说张元一也是奉女皇的旨意，所以可以随意品评大臣。你想啊，朝廷中，官员见面都以动物相称，或直接叫你绰号，女皇武则天那个乐呀。女皇可以乐，但其他人不行。而你小魏子，到底算哪根儿葱呀？你竟然也敢讥讽朝中大臣，如此放肆地品题朝士，而且口无遮拦，况且居然不惧像李全交一样酷吏们心狠手辣的手段，那么就有你的好果子吃了。监察官员魏光乘为他的一时嘴上痛快，喜欢给朝中官员起绰号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由京官贬到新州县挂职副县长去了。看来，这起绰号有时也隐藏着祸端，不可不慎啊。

7．唐朝官场上的那些荒唐事儿

讲几个唐朝时官场上的小故事。

当官有时也是一件体力活儿

唐朝那会儿，官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做官要做到五品以上才算官，五品以下，那就只有点头哈腰的命，得看领导的眼色过日子。五品是多大的官儿？按现在的理解也就是一正厅级。

很不幸，本文中处的主人公甘子布，在女皇武则天当政那会儿，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七品芝麻官儿。要说这位甘兄，也算是博学多才之士，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就已经当上了左卫军里的一个参谋长，但论起官阶来，也就是一个团级参谋，属于刚刚踏进官场门槛、不入流的那种。这位甘兄年纪轻轻起了个大早，却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摔摸滚爬，就是升不上去。把这位老兄愁得呀，愁啊愁，愁就白了头，结果这一愁就愁出了病。

这一病，麻烦了，病得太不是时候了。因为这一年，女皇武则天要去嵩山封禅。依照以往的官场惯例，只要帝国老大去封禅，对于官员们来说，就有利好消息，大凡为帝国领袖歌功颂德、马屁拍得山响的，老大这一高兴，就会为官员们加官晋爵；凡是屁颠屁颠跟着从龙去的，都能升官得实惠。这对于官瘾极大的甘子布来说，是天赐良机。卧病在床怎么办？不怎么办，去，就是病死也得去。有些时候机会对于人生来说，只有一次，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创造机会？一个字，难，两个字，太难，三个字，难太太。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可以选择，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怎么选择。这位甘子布老兄打定主意，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个举动太有创意了：他把自己牢牢地捆在驴车上，不顾旅途颠簸，也不怕自己小命玩完儿。就这样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这辈子注定与你分离，一百头牛也拉不住地扈从女皇嵩山封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种视死如归、紧密团结在帝国领袖身边的大无畏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女皇武则天感动之余，握着老甘的手，好同志啊好同志的感慨不已。末了，嵩山封禅回来后，改年号了，叫“登封”（公元696年，河南登封县就是打这儿来的），然后签发政府任命文件，特旨甘子布恩加两级，为五品朝廷命官。甘子布终于抓住了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上了大唐帝国风光无限的正厅级官员。

但此人后来却不怎么样，甚至有点儿乐极生悲，玩过了，喜剧变成了悲剧。老甘经这一次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的，回到家里以后，病情加重了，重得让他再也下不了床了。亲戚邻居听说他升官的喜讯后，大家伙儿都跑来祝贺。但是老甘此时已病得气若游丝，连新官帽和新官服都穿不上身了。虽然还躺在病床上，但心里高兴啊，就把红色的新官袍盖在被子上，在大家伙儿“哥们儿，你真牛”的吹捧声中，两腿一伸，溘然长逝。看得出，即使是“翘腿”了，老甘内心里还是蛮得意的，毕竟混上了五品官秩，算是唐朝那会儿入流的官员了。

甘子布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唐朝，有时候当官也是一件体力活儿。想往上爬，首先得把身体练得倍儿棒。否则在官场赌博，有时连自己的本钱——命也会输掉。

当官作秀千万别过了头

唐朝时有个官员叫做李庆远。虽然这个人官不大，大概也就是个四品官员，食禄六百石，却是官场上典型的潜力股。他是帝国下一代接班人太子的侍从官，专门负责太子爷的吃喝拉撒睡，仗着这层关系，所以谱儿很大。起初太子对他很是信任。

领导虽然信任，李庆远为人却不怎么样，阳奉阴违，见了领导毕恭毕敬，背过领导却坏事做绝，还经常打着领导的招牌干坏事。所以当时的帝国官员们评价他时，几乎把所有带贬义的词都用上了，什么为人狡诈、做人阴险、办事轻狂。总之，李庆远在官场上口碑很差。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妒忌的因素，一般这种情况下，作为理智冷静的聪明人，领导身边的红人，你就应该低调再低调一些，学学人家娄师德大人，唾沫吐到脸上，擦都不擦，等待口水自动凝干。但是李庆远就做不来，大概小人得志都是如此。

这个李庆远在官场上上蹿下跳，到处扇阴风点鬼火，不仅炫耀自己的本事，到处传播一些小道消息，还仗着领导宠信，作威作福。就连当时执掌权柄的国家总理大臣们也看不惯他这副张狂的德性，但是又不能得罪他，谁知道他会怎样在太子面前搬弄是非？下届领导上台，还想不想混了？于是大家伙就带着嘲讽的口气称他为“要人”，明明这是一个带着引号、大家伙都心知肚明的称呼，李庆远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洋洋地以为大家都很崇拜他，竟然四处宣扬在官场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

李庆远在官场上非常会作秀，虽然这个秀作得让人呕吐，并且很失败，但他就是乐此不疲。按照唐朝官场规定，国家总理大臣们在机关办公无暇回家时，后勤上一般招待吃工作餐，每次快要开饭时，李庆远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大家伙虽然很烦他，但是也免不了虚情假意地请他入座吃饭，他却别有用心地安排自己的跟班躲在门外，一见他毫不客气地入座端起饭碗了，这位跟班就会按照提前约定，火急火燎地在外边扯起喉咙大叫，李大人，李大人，太子爷找你有急事儿。李庆远赶紧吐出口中的饭菜，两手一摊，很无奈地对众人说，哎，吃个饭都吃不安宁，多大点儿事儿？太子殿下就是一刻都离不开我。

聪明的人偶尔这么做一次，那是谋略。愚蠢的人经常这么做，那就只能败露，让人笑掉大牙。很不幸，李庆远就是这么愚蠢的一个人，无论是哪一个部门，他用的都是同一个招式，狗改不了吃屎地生搬硬套，那副小人得志的猖狂劲儿徒留笑柄，他还以为自己很高明呢？智商这东西，经常在权力发酵的过程中变得低下。

李庆远把太子的宠信当做金字招牌四处挥霍，他的障眼法多少还是蒙蔽了不少跑官要官的人，找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别人请托送礼也罢，卖官鬻爵也好，他总是有求必应。他在享受权钱交易给他带来的巨大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在官场上无时无刻地炫耀自己的办事能力。这种极度扭曲的灵魂让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铤而走险的结果是帝国接班人太子逐渐看穿了他的狼子野心，这样下去，只会给未来的接班人带来负面影响，而使政敌多了攻击的借口，于是太子渐渐疏远了他。

按说李庆远应该有所警惕而收敛，但是他已经作秀惯了，换句话说，官场作秀已经成为了他人生中的一种变态的享受，他仍然我行我素地打肿脸充胖子，不知道巨大的危机早就降临——他已经被太子一脚踢出了核心利益集团。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就他还在自欺欺人。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他已经沦落到了偷偷溜进侍卫们住处偷吃饭菜的地步，可他还在那儿摆过去的谱儿，且瞧瞧这一次他又是怎样作秀的。

也许是吃白食吃惯了，一天不吃闷得慌；也许是他风光不再后经济越来越拮据，这一次，他又趁人不注意溜进侍卫食堂偷吃饭菜，可能是食堂饭菜早就馊了，也可能是侍卫们早就发现了他的鬼鬼祟祟，专门给他下了套搞了一场恶作剧，总之，到了晚上，李庆远腹痛如绞，脸上黄豆般的汗珠子劈里啪啦往下滚。同僚们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去看医生？他弯着腰，大手一挥，不用不用。然后一脸满足地告诉同僚，唉，太子爷对我太好了，我说吃不下这么多的西瓜，他偏要让我吃，那就使劲儿吃呗，总不能辜负太子爷的一片好心啊。

话音未落，李庆远上吐下泻，吐出来的全是霉变的臭米剩饭，还有一些变质的韭菜。这下谎言不攻自破，李庆远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周围的人哄堂大笑，再看李庆远，羞愧得恨不得地下裂开个缝儿，赶紧钻进去。

李庆远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官场上，作秀作过了头等于自取其辱。把别人当成傻子的人，其实自己最愚蠢。

想当官还需要点儿好运气

苦孩子魏征这一辈子不容易，瞧瞧他都给多少人当过高级打工仔？先是给反动派大隋朝当过御用文人，再给李密当过文字秘书，后来又给太子李建成当过参谋长，最后总算是遇到了赏识并器重他的太宗李世民。这个魏征最大的贡献是他不经意间，在历史上成就了最早的领袖语录——“唐太宗语录”（《贞观政要》）。成为了古代谏臣里最著名的人，和李世民君臣之间在历史舞台上演绎出了一折完美的双簧戏。

戏要演得好，首先得配合默契，有叫好的观众，其次还得有上水平的娱记。此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魏征也就只能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所幸演出成功了。野史中的魏征，可不像青史中那么伟大，也不是那么清廉，他既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同时又玩弄权术，沽名钓誉，还有点儿畏妻如虎。人无完人，我倒更相信这另外一个血肉丰满，还带着点儿人格瑕疵的魏征。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就记载了一代名臣魏征所做的一件无厘头糗事。

话说贞观元年，魏征四十七岁那年，就在国家总理任上，做过一件不太靠谱的事儿。话说这一天，老魏在衙门日理万机，有些乏了，就倚在椅子上昏昏欲睡，这时，他手下有两个顾问团的高参大概属于那种抄抄写写的秘书郎，以为他们的长官老魏睡熟了，就在窗外窃窃私语，人家在那儿侃大山呢，魏征在这儿迷迷瞪瞪地偷听。

一人长叹一口气说，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个小秘书，这社会不好混啊，看来我们的仕途问题就只能依靠里面这个老家伙发发善心了。

另外一人说，老兄，你错了，要想升官，别指望里面这个老家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能依靠老天偶尔开开天眼了。

老魏在里面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恼怒，噢，我这么大的一个官儿，这点儿事都办不成吗？我偏要将这件事办成，好让你们看看，是我这个老家伙成人之美，还是老天能成人之美？于是老魏马上披衣坐起，然后修书一封，专门委派先前那位说“由此老家伙提携”的秘书送往人事部部长手中，信里这样写道，请给送信的信使委任一个好官职。

这人听到首长让送信，赶紧一溜小跑进去，老魏拈须微笑不答，示意只管好好送信去吧。岂料此人接过信后，刚刚迈出老魏官邸，心绞痛发做了，痛得虚汗直冒。先前那位与他聊天的同事关切地问他，老兄，你怎么了？首长让送信，你瞧我这病早不犯，晚不犯，偏偏这个时候犯，你就代我走一遭吧。

这位先前说过成事在天的小秘书接过信后赶紧送往人事部部长手中，第二天，任命文书下来了，任命此人为一大官。

魏征看到这个任命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于是就把这俩秘书召进来一问究竟，问完后，魏征长叹一声，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看来真是由老天决定，鬼神不欺呀。你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魏征，还有点儿人事组织纪律性没？这也太没原则了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官有时是需要点儿运气的，点儿背，你可千万别怪社会。

只要能做官可以不要脸面

武则天时期，国家监察部有个官员叫做李谨度，最早由一代名臣宋璟推荐。李谨度在官场打拼了好多年，好不容易才爬到了部长的高位上，可是这一年，他母亲呜呼哀哉去世了。李部长躲在家里生闷气：老妈呀老妈，您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时候说拜拜。要知道，古代官员们百善孝为先，老妈老爹死了，只有先脱下官袍，回家奔丧，而且一般要守孝三年，闹不好，这一去自己的官位就要被别人占先了。

想到这里，李谨度暗中给他妈祷告，老妈呀，不是我不孝，实在是因为我这个部长来得太不容易了，你行行好，千万别怪我。家里的告丧书信一封接一封，李部长都锁在了抽屉里，没事儿人一样，官照当，谱照摆。他的家乡里那些地方官员急了，大家伙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他回来主持丧礼呢，更重要的是这么大一个京官，他们都趁着这个机会随礼巴结不是。于是地方官员快马加鞭把他母亲死了的消息快递给了朝廷，这下李谨度没辙了，收到官方正式通知后，老李号啕大哭。李部长这不是哭他妈没了，而是哭他妈阴魂不散，好端端地非要纠缠他，还要把部长的位子给他弄没了。这么一个寡廉鲜耻的人，瞧瞧宋璟当初这啥眼神儿？

还有比李部长更无耻的，国防部副部长侯知一快到退休年龄了，女皇武则天发布任免文书，让侯知一告老还乡，颐养天年。老侯急了，讨价还价讲条件：凭啥呀？我还年轻，还不到回家抱孙子的年龄，更重要的是咱经验丰富，还想干事还能干事。于是上书表示不服，为了显示自己还年轻并且精力充沛，老侯在政府大殿上奔走跳跃，像个老猴一样上蹿下跳，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我行我还行。

贪恋权位的还有一名叫做张悰的官员，这位父母死了，倒是回家去奔丧了，可是守孝期一满，就待不住了，不停地向朝廷上书，提醒帝国领袖我早到时间了，该官复原职了。人事部官员高筠母亲死了，亲戚们都劝告他赶紧丁忧发丧。这位倒不像李谨度那么虚伪，干脆来得更直白——厉声嚷嚷道：你们这群衰人，这不是害我吗？发丧，发什么丧？这是给我自个儿发丧呢。副部长张栖贞脑袋瓜子够使，就在他贪污受贿，就要被监察部门采取双规措施的时候，赶紧上书，说什么他妈死了，他得赶场子回家奔丧。

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武周时期官场上大家伙儿都嘲笑这几个人，侯知一不服致仕，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这些都是官场上的败类，儒林中的名教罪人。为了这么一个诱人的官位，暴露出了人面兽心的丑陋嘴脸。

古代官场为什么这么诱人？因为做官可以掌握话语权，还可以拥有稀缺资源，更重要的是古代那些读书人不做官还能干啥？啥都干不了。从社会地位、等级秩序来说，做官都是上九流，是读书人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至于什么诗人、画家、隐士和富商等等，那都是做不了官以后派生出的，属于心灰意冷以后挖掘出的潜力。

尝到了这种滋味，你想让一个当官的人，再回到原点，做一个平头老百姓还有可能吗？

8．八岁时就当上京官的唐朝第一神童

盛唐时候，天下英才辈出，人才济济。元代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记载，王勃六岁善辞章；骆宾王七岁能赋诗；李贺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王维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李白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这些都是当时名动天下的少年才俊，也是神童级的代表人物。这些才高八斗声名鹊起很早就展露才华的少年们后来皆成为一代文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但若要论起唐朝近三百年间第一神童来，却另有人选，此人叫做刘晏。

刘晏（公元718~780年），字士安，唐朝著名经济学家和理财能手，活跃于唐玄宗、肃宗和代宗以及德宗四朝政坛上。刘晏八岁被授为朝廷命官，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写在正史《旧唐书》里。原话是这么说的：“（刘晏）年七岁，举神童，（八岁）授秘书省正字。”为什么说刘晏是唐朝第一神童呢？在中国传统儿童教育启蒙读物《三字经》里有这样一段话，“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非常浅显的一段话，却给我们勾勒出了神童刘晏不俗的表现，并成为祖国的花朵——少年儿童们竞相学习的榜样。上下五千年，入选《三字经》的就刘晏这么一位神童，你说刘晏同学牛不牛？

在唐代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载神童刘晏惊艳表现的文字，如《唐语林》、《明皇杂录》、《开天传言记》等。且让我们来看看刘晏小时候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震撼级才艺表演。刘晏出生于士族官宦家庭，也就是书香门第，自幼天资聪颖，刘晏同学把先天的绝佳条件都用在了勤学之上，因而幼年就表现出了高人一等的才华，七岁时就被人举荐为“神童”，名噪一时。八岁时，唐玄宗封禅于泰山，手下文臣们争相进献贺词。刘晏小同学也一时技痒，抄起笔龙飞凤舞写就了一篇文辞华美，语句端庄典雅的《东封书》，玄宗于众多的贺表中发现了这篇精美的文章，见其作者为年仅八岁的刘晏，非常好奇，就让刘晏小同学当场诵读。

刘晏大大方方地走进帐殿，跪伏于地，用他那清脆悦耳的童音朗诵：“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吴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玄宗龙颜大悦，八岁的孩子，相当于如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却把一篇官样文章作得有模有样，这种天才级的表现就是让现代人也抓狂啊。玄宗既为刘晏小同学的文采所折服，又怀疑这么小的年龄莫非有人捉笔？于是就让宰相张说临时来鉴别刘晏同学能力的真伪。张说有心考教一下小刘晏的才思是否敏捷，就以围棋中“方、圆、动、静”为题对赋。张说出一赋为“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子”，刘晏小同学略加思索，脱口而出“方若行义，圆若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出口不凡，对答如流，满朝文武为之赞不绝口。

刘晏以他超凡脱俗的真才实学征服了唐玄宗，被时人称为“国瑞”，即国家级神童。年仅八岁竟然被玄宗当场下旨亲授为秘书省太子正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秘书省是唐朝管理国史的专业机构，而太子正字仅次于校书郎，专门修订藏书中的一些错误，相当于近代文史馆的副研究员级别。一个八岁乳臭未干的娃娃，竟然要修订史书中流传下来的讹误，而且名正言顺地享有朝廷官秩，这也就是在唐朝，只要你有才有能力，不管年龄大小，都会被授以官职。

小刘晏的表现还远不止于此。因为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接触和学习历代图书典章，以及阅览许多秘不示人的皇家藏书，小刘晏的见识和能力突飞猛进，知识贮存量也越来越大。据《明皇杂录》记载，开元十五年，刘晏十岁时，唐玄宗在勤政楼罗列百伎，大宴宾客。小刘晏作为朝官也在宴请之列。后宫嫔妃们听说神童到来，也想一睹神童的风采，于是玄宗下旨特意把刘晏召上楼来。刘晏来到帘内，内有一贵妃大概觉得刘晏聪明伶俐非常好玩，就将其抱坐在自己膝盖上。史书上说刘晏长相狞劣，大概就是面相不佳的意思。于是贵妃为其施以粉黛，涂脂描眉，梳好头发，戴上头巾，生生把小刘同学打扮成了一个俊俏乖巧的小女孩儿。

玄宗见刘晏装束如此，也不由得心花怒放，于是戏谑地发问，小刘同学，你既然做了我的太子正字官员，正了几个字啊？刘晏童声童气地回答，天下的字我都校正过了，唯独“朋”字我没有正。这句话什么意思？朋友的“朋”字，月字是歪的，两月相并还是歪的，意思是现在的人交朋友也是歪的，交友不正或者交友不慎，与不正“朋”字，一语相关。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当时朝廷上下朋比为奸，朋党联结，祸乱朝廷，意在讽劝玄宗知人善用，谨防党祸贻害天下。不管怎么说，这些都证明了小刘晏谈吐的幽默和思维的敏捷，让玄宗非常惊奇和赏识，小小年纪竟然见解如此不凡，难怪世人皆曰刘晏为神童。

在宴会中，有歌舞和百技表演，当时出场的是一位叫做王大娘的表演“戴竿”杂技。所谓“戴竿”，又叫长竿表演，即面前竖一百尺高的长竿，竿上竖立着一座仙山模型，像人们传说中的瀛洲和方丈神仙所居之处，然后让一小童手执五彩棒翻越其上，载歌载舞。那么王大娘做什么？我们可以推想，王大娘很可能是手握、头顶或者口噙长竿，因此表演惊险刺激，冠绝古今。怀抱刘晏的贵妃看得眼花缭乱，十分高兴，于是就想试试这位天下第一神童的文采，让刘晏立即做一首吟诵王大娘的诗文。小刘同学才思泉涌，应声吟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神童就是神童，名不虚传，玄宗和贵妃大喜之下，当下颁发奖学金，赐给刘晏一支象牙笏和一件黄衣锦袍。

这位天赋异禀又勤奋好学的优秀少年，如此完美且震撼的表现征服了所有到场的文武百官，其事迹天下传扬。更难得的是，通常神童都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比如宋朝时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神童最难逃脱昙花一现的悲剧宿命。可是刘晏不同，他的才华和智识都转化成了治世的能力。刘晏在玄宗朝、肃宗朝多任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官员，一度在代宗朝提升为宰相，并兼管财政。在刘晏任职期间，时逢“安史之乱”后朝廷经济萧条，财政困难，刘晏进行经济改革，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在漕运、盐政和平抑粮价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唐王朝在残阳夕照的现实困境下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惜，刘晏这位神童的最后结局比较凄惨。他功高犯忌，廉洁遭妒，被后来即位的唐德宗冤屈致死。他的死因还与同为经济改革家的杨炎有关，正是杨炎的谗言致使他被诏赐自尽，家人流放江南。史书记载，刘晏死时，家中所抄财物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而已。刘晏小时候是一位神童，长大后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好官，尤其了不得的是他的经世致用，在没有增加人民负担的同时，利用商品经济使唐王朝国库充盈，摆脱了暂时的财政困难。后来人们把他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如此也算没有辱没神童刘晏的名声。这样看来，不仅刘晏不止如《三字经》里描述的那样足以成为少年儿童们学习的榜样，更应该成为官场的道德楷模，值得官员们推崇和学习。

9．唐朝第一杀手不靠刀子靠嘴皮子

脸绿，面带菜色，那是饿的；脸黄，有病，疑似黄胆肝炎；脸红，要么害羞，要么就是高血压。唯独唐德宗时国家总理大臣卢杞的脸色是蓝色的，像美国好莱坞大片《阿凡达》里的精灵一样，泛着幽蓝光芒。在唐朝社会以貌取人的那些人眼里，卢杞长什么样，鬼就是什么样的。要说这位卢大人的长相也太寒碜了，既丑又恶，长得丑拜爹妈所赐，但心地险恶那就纯粹是自己后天所成了。

一生阅人无数的中唐名将郭子仪就非常忌讳卢杞的长相。卢大人登门拜访时，老郭总会提前通知自己那些貌美的侍妾，你们都下去吧，否则你们见了卢大人那副对不起人的长相，难免会取笑。而卢杞这个人面貌丑陋而心地险恶，他一定会记恨我，有朝一日此人得势，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郭子仪看人的确是看到了骨子里，卢杞就是这样一个表里都始终如一的奸佞小人。要说这位卢大人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卢怀慎乃是唐玄宗时著名的廉吏，一贫如洗却正直敢言；而他老爹卢奕也非等闲之辈，是死于国难的忠臣。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可是传统的遗传学到了卢杞这儿，发生变异了，这位卢杞能言善辩，却心胸狭窄，而且睚眦必报，以阴谋奸狠在唐史上留下恶名。

卢杞不能容人，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凡是有碍他执掌权柄的挡道者必置其于死地，他杀人的方式极其巧妙，用嘴而不用刀，杀人不见血，却又阴狠毒辣，让人防不胜防。他干掉的第一个对手是与其同为总理大臣的杨炎。杨炎是唐朝税制改革家，曾作“两税法”，是专家学者型官员，卢杞嫉妒其权高位重，他密告杨炎沿江修建家庙，把皇家王气尽数遮挡。此招之损，损就损在皇帝最怕的就是谁动了他的地气，有碍皇家运数，潜台词就是杨炎此人要密谋造反。果然这一招就要了杨炎的老命，杨炎被诏令贬黜至荒僻的海南，后被护送的太监缢杀而死。

不仅对自己的政敌如此，就是对自己的恩人，卢杞该下手时也绝不迟疑。当代名臣颜真卿时为太子太傅，眼见卢杞玩弄权术，遮蔽圣聪，不肯依附于他，卢杞就时时为难处处陷害颜真卿。老颜对卢杞说，你难道忘了当初你父亲卢奕被叛军谋害后，我以舌舔你父亲脸面上的血这件往事了吗？卢杞马上就换了一副表情，起身长拜，而内心却切齿痛恨老颜敢当面顶撞他，抨击他恩将仇报。当时军阀李希烈谋反，卢杞想借李希烈之手除掉颜真卿，就对皇帝说，颜真卿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可派他前往李希烈军中劳军，并说服叛军归顺朝廷。这一招更损，因为卢杞明知李希烈是虎狼之辈，这么做就等于是把颜真卿送入了虎口，依颜真卿之忠，肯定会触怒李希烈。果然不辨忠奸的皇帝下令老颜出使劳军，一代名臣颜真卿终被李希烈所杀。

不费吹灰之力，弹指一挥间搬掉了两位名望远在自己之上的朝廷重臣，卢杞还不满意，他要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要是阻挡自己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谁就只能面临一个字——死。杨炎被卢杞整死后，德宗任命正直敢言的张镒与卢杞一起为总理大臣（同平章事），卢杞心里很不平衡，凭什么我栽树你乘凉？好不容易权力出现了真空，要填也是我来填。卢杞又算计上了张镒。德宗时期，军阀割据，经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军事政变层出不穷。当时朱滔兵变，凤翔成了军事重地，朝廷打算委派大臣驻守。卢杞正担心张镒隆望正甚，皇帝倚重，恨不得马上拔去这个“眼中钉”，就对德宗玩了一个心眼。他对德宗说，凤翔这个地方的将领都很骄横跋扈，非得宰相威望可以服众，陛下你看我能不能前往镇守？德宗正在犹豫不决，卢杞马上又说，唉，我这个人长得太有特点了，有点儿对不起观众，三军将士未必肯服？我想陛下肯定会有重臣人选。果然皇帝派遣张镒出任凤翔军政长官，张镒被赶出朝廷后，不久就被杞党所害。

不仅这些有名望的大臣遭卢杞嫉恨，被他软刀子杀人，先后一命归西，即使是那些先前与他同一个战壕共同打击政敌的战友，他也过河拆桥，事后卸磨杀驴。首都长安市市长严郢先前与杨炎不和，两人臭味相投扳倒杨炎后，卢杞又觉得严郢这个人不靠谱，不能誓死效忠自己，于是诬告严郢伪造皇帝诏书，下狱治死。卢杞无所不用其极，阴谋陷害、排挤、打击和报复一切忠义正直大臣，为自己一手遮天创造条件。除掉了其他宰相后，卢杞知道按照惯例，皇帝还会提拔其他大臣为相，他就主动推荐了吏部侍郎关播担任宰相。他给关播的定位是只做不说，做也只能按自己意愿行事，是为自己一手控制的“提线木偶”。有一次，皇帝德宗召集大臣议事，卢杞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而关播也忍不住要发表意见。卢杞狠狠地瞪了关播一眼，看见卢杞那不寒而栗的目光，关播噤若寒蝉，赶紧收住话头。事后，卢杞对关播提出了严重警告，你的屁股到底该坐向哪儿呢？正是因为你这个人沉默寡言，我才引见了你，你怎么敢随便就发表意见呢？我既抬举了你，也可以灭了你。关播从此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卢杞还曾经不懂装懂插手军事，信口开河，用他的嘴皮子导演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叛军朱泚围攻奉天城，鏖战多日，奉天岌岌可危。唐朝组织了一支援军前往救援。在进军路线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兵出漠谷，但地势险要，一旦被伏击则后果不可想象；另一种是走乾陵，可依靠丛林隐秘行军。但卢杞坚持走漠谷，理由是兵出乾陵侵扰先帝陵寝，结果这个愚蠢的理由导致一万多士兵步入了死亡之谷，唐军被叛军伏击，血流成河，溃不成军，导致救援行动彻底失败。

这个唐朝第一杀手杀人不用刀，依靠口中之舌不断兴风作浪，让千疮百孔的唐帝国在德宗时期就几乎分崩离析，彻底玩儿完。卢杞最大的危害还在于治理国家时政策的轻率和随意性，臭招儿迭出。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唐帝国风雨飘摇，却又穷兵黩武，军事上开支太大，财政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德宗采用卢杞党羽们的建议，征收间架税和除陌税，这种税的性质相当于今之房产税和商品交易税。间架税是把天下房屋分为上中下三等，按质量和数量交税，上等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并派吏员核查，告密者可得五百；而除陌税，则从原来的一贯旧算二十，加征到五十。此法全国推行后，因与现实脱节，官吏们大肆舞弊，中饱私囊。结果，缴入国库的钱财反倒不及往日的一半，天下怨声载道，沸反盈天，对卢杞恨之入骨。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位招致天下群情激愤、藩镇大员们纷纷上书弹劾的面丑心恶的家伙恶贯满盈了，政治生涯也到头了，被一脚踢到了澧州（今湖南西北部）任副县长（别驾），在忧惧交加中一命呜呼。消息传来，天下人拍手称快。但就是这样一个仅仅动动口，双手就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作为他的主子爷德宗还念念不忘。德宗在与一代名相李泌论及宰相时说，卢杞这个人清廉强介，人家都说他奸邪，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李泌说，人们都明了他的为人而陛下不知，这就是卢杞奸诈狡黠之处。如果陛下早就已经觉察到了，那么又怎么会有“建中之乱”呢？不点名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德宗认人不明，用人不贤的错误。

大奸似忠，大恶似伪，卢杞，这位长相既丑、心地又恶的唐朝第一杀手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才叫杀人不用刀，什么又叫杀人不见血？玩嘴皮子的杀起人来远比用刀子杀人的危害性更大，无德无才不打紧，要命的是有才却无德。不过让人诧异的是卢杞的儿子卢元辅后来却既有清行又有名节，为当时世人所推崇，而卢氏四代人中，就只出了卢杞这么一个异数，人的命，难道是天注定？真的是好生奇怪。

10．谁是唐朝最奢靡荒淫的第一巨贪

唐朝第一巨贪叫做元载。这个人是中唐时候的政治活动家，先后在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为官，曾经担任宰相十四年之久。元载字公辅，陕西凤翔人，如同所有的贪官都殊途同归一样，元载从青年时代开始也走过了一条刻苦、打拼、投机、结党营私和最后身败名裂的人生不归路。探寻元载的人生轨迹，发现历史惊人般地相似，从他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贪官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等人几乎宿命般相同的过程和结局。

元载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虽然曾经担任过副司级干部，但比较清廉，因而家境贫寒，元载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旧唐书》载他第一次参加科考，竟然是步行前往，由此说明元载家里当时确实很穷。但他喜欢熟读道家方面的书籍，且过目不忘，因而道家理论水平高人一筹。在天宝初年那个卖弄清谈和玄学的时代，他肯定想不到这一爱好竟然会成为他后来晋升仕途的一块敲门砖，因为当时的唐玄宗崇尚道教。在几次考试名落孙山之后，是这位帝国老大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玄宗下令全国海选精于道教的士子，这一回苦孩子元载终于脱颖而出。

元载青年时代在官场上的打拼还是可圈可点的。他最初担任的是一个副县长的官职，曾经随同上司监督贵州的选举，显露出过人的才学，因而声名鹊起，后被调任国家司法部门担任法官。在这一角色上，元载干得应该是不错的，他明断是非，处理了不少的积案和疑案。可惜好景不长在，他所处的国家此时风雨飘摇。“安史之乱”的暴发，打断了他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爬的美梦。国家动荡对所有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元载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唐肃宗李亨即位以后，急于用干部，采取的是举荐的不同常理的办法，于是避难江南的元载担任了苏州副市长。在这个富庶的地方，因为办事干练，元载在干部奇缺的肃宗时代做上了京官。官虽然不大，和他爹一样是副司级，却是他在官场如沐春风，如鱼得水的开始。

“安史之乱”后，元载曾一度担任财政部官员。如果说他在官场发迹打出的第一张牌是个人能力的话，那么第二张牌就是善于揣摩皇帝李亨的心思，聪明机警，对答如流，皇帝非常赏识他。凭借着这股聪明劲儿，元载官运“亨”通。请注意，只要皇帝李亨满意了，你才能“亨”通。这种唯上不唯下的官场厚黑学让元载爬上了总领全国财政的高位上，因为总是和钱打交道，元载的贪官生涯由此开始发端。元载在官场打出的第三张牌是巴结权倾一时的奸宦李辅国，这是最实际最有成效的一招。李辅国原名叫做李静忠，因辅佐李亨登上皇位而被赐名为李辅国。此人深得皇帝宠信，因而居功自傲，他曾经很嚣张地对帝国老大李亨说，你就把宫中的事管好就行了，外面的事情交给我了。这也太牛了不是？

元载是怎样巴结上李辅国的？很简单，靠裙带关系，元载与李辅国的妻子元氏是同族亲戚，但李辅国是个太监，难道是净身前的？还是名义上的？反正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凭借着这层关系，两人狼狈为奸。《旧唐书》载，李辅国想让元载担任首都市长，岂料元载的野心更大，根本看不上天子脚下这个重要官职。元载索性直言相告，做官就要做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辅国正想借元载之力上下其手统领百官，于是趁着肃宗李亨病重，借机除掉了原任宰相，并假传圣旨，元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宰相。

肃宗李亨在位五年很快死掉后，代宗李豫即位，李辅国开始失势。按说这俩人穿一条裤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元载的宰相地位却没有丝毫动摇，皆因元载已经在官场上修炼成精了，他的第三张牌还在延续。他又再次巴结上了领导身边最信赖的红人，一个叫做董秀的宦官。除此之外巩固他权力的另一件大事是他协助代宗除掉了专横跋扈，手握皇家近卫军权柄的大宦官鱼朝恩，等于是向这位新主子纳了投名状，这样就使不愿受制于人的代宗龙颜大悦，对元载越发宠信。元载自己也认为是刺杀行动计划的第一功臣，是唐朝的擎天倚柱。这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腐败分子，欲望开始无限地膨胀和发酵起来。

为什么说元载是唐朝的第一巨贪呢？我们来看看元载嬗变的灰色人生轨迹，以及触目惊心的腐败“成就”。元载十四年执政期间，官场上流行着一条潜规则，“想当官找元载”。岭南军区司令徐浩想做京官，便用了无数的金银珍宝贿赂元载，元载来者不拒，很快这位徐司令走马上任。陈少游想保住自己的官职，在官场上寻找靠山，每年进贡元载金银十万贯，于是这位在基层可着劲儿地胡作非为和鱼肉百姓，官位却稳如磐石。野史中还载有一事例，更能说明元载的贪婪和权势已经到了何种惊人的地步。唐人张固在《幽闲鼓吹》中披露，当时天下都传闻想当官找元载，宣州有一老头儿变卖了所有家产，到京师贿赂元载，也想在晚年风光一把。元载收受了钱财，但是发现这个老头儿确实不适合做官，就给了老头儿一纸便函，上面亲笔题名“元载”二字，老头儿千里迢迢进京求官，却得到了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顿时火冒三丈，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惘然若失返归。到达幽州地界时，试着把这张便函投到政府衙门。幽州行政长官一看，此乃元载亲笔题名，不敢怠慢，好酒好肉伺候着，老头儿走时，赠与绸缎一千匹。老头儿这下开心至极，总算是没有竹篮打水一场空。

元载一面把持朝政，一面大肆中饱私囊。他用不义之财营造了极其豪华的住宅，其占地面积竟达大宁、安仁两里，规模之大，难以想象，他名下拥有十几处别墅，其恢宏壮观，闻所未闻。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载其奢靡程度古今罕有，他的私邸以香草捣烂入土，涂壁，奇香四溢。以金银为窗户，内设悬黎屏风。屏上雕刻前代美女，以玳瑁水犀装饰，用珍珠点缀。卧室内悬挂紫绡帐，冬暖夏凉。平日里把玩珍宝，皆出于帝王之家。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岸，池中种有大如牡丹的苹阳花。元载最喜欢的宝物叫做龙须拂，以水晶为柄，红玉为钮，置于堂中，蚊虫不侵。元载平日食不厌精，所食皆燕窝鱼翅，且每顿不重样。元载还有婢女上百人，侍妾数十人，这些人金罗绸缎，其装束远远超过皇帝宫中嫔妃。元载虽然是一个很怕老婆的人，但却宠爱一个叫薛瑶英的小妾，此女仙姿玉脂，肌香体轻，竟然赛过赵飞燕，据说此美女体态轻盈，不胜重衣，元载为其求龙绡玉衣，并深深为其歌舞和媚态所迷惑，以致荒于政事。

如同大多数贪官一样，夫唱妇随，元载的妻子王韫秀也是一个贪婪成性，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而他的三个儿子则一个比一个不成器，都是诞生于权力发酵过程中的纨绔子弟。元载的政见大多来源于妻子的枕边风，王氏不仅蛮横忌妒心强，而且还不时干预朝政。三个儿子在外大开方便之门，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还蓄养了无数的二奶三奶，把大量的钱财花费在她们身上。元载喜欢流行音乐，家里养着许多音乐艺人，其轻歌曼舞、余音绕梁的美妙声乐即使皇宫中也很难听到。更为可耻的是，元载和他的儿子们还有一样共同的爱好，喜欢父子同场欣赏优伶们的露骨下作的色情表演，没准儿还共同交流探讨一下心得。如此恣意放纵的生活，成为腐败分子元载每日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

面对元载专擅弄权，结党营私，中枢瘫痪，朝廷公然贿赂，政治一团糜烂的现状，代宗李豫决定整肃朝纲，元载终于迎来了腐败到头的一天。这一天是大历十二年三月的一天，即公元777年，代宗忍无可忍之下，命令手下大将军将正在宰相衙门办公的大腐败分子元载逮捕法办，同时将其党羽和妻儿收监。元载在铁的事实面前低下了他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对于这一天，元载其实是有预见的，如同许多的贪赃枉法者一样，他们知道腐败一旦开头，自己是收不住手脚的，到最后都是由别人进行清算。元载对所指证罪行供认不讳。他的妻子王氏和三个儿子都被判处死刑。

在元载被逮捕，唐朝警察照例抄家时，除了无数的金银绸缎和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外。史书上留下的最有名的罪证是，仅胡椒就在元载家中搜出了八百担，相当于今之六十多吨。胡椒因来自于西域，当时非常人所有，即使在明朝还有用胡椒充当官员薪俸的事例，由此当知胡椒在古代的名贵。抄家单上还注明元载家中有钟乳五百两。钟乳为当时所配性药之必不可少原料，由此可知元载父子荒淫好色和穷奢极欲到了何等程度？好玩儿的是唐代宗李豫后来把元载的钟乳竟然分割赏赐给了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这是警示呢还是恩典？

元载行刑前，按照官场旧例，行刑官问他最后想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时，这位心如死灰的大贪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只求一刀毙命，愿得快死矣。”这位身前志得意满、享尽荣华富贵，死后却无法带走一丝一毫权力和钱财的大贪官，带给家族和后代的是满门抄斩和祖坟被毁。元载生命的最后一刻，所想的肯定是躬耕农亩，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只是这样一种普通人最常见的生活对于大贪巨恶来说，近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求了。

11．贵族们的骄奢淫逸毁掉了大唐盛世

无疑，大唐帝国最好的时候是“开元盛世”，那个时候，国力强盛，人民富足，给贵族们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奠定了丰裕的物质基础。再加上玄宗李隆基对王室贵族眷顾有加，隆遇不断，只要你政治上能够表忠心，站稳立场，紧密团结在帝国老大周围，即使生活奢侈，私生活糜烂，平日里大搞权钱交易什么的腐败问题，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而这些贵族们也清楚地知道，即使中央再搞什么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也不会剥夺他们的特权，因此开元年间，帝国上下豢养了一大批“寄生虫”，贵族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人间天堂。

唐朝贵族们在奢靡享乐方面的创意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玄宗的大哥宁王李成器，本来是最有希望PK皇帝继承人的不二人选。但是这个人政治上很成熟，审时度势、急流勇退，而把声名如日中天的老三李隆基扶上了皇帝宝座，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做个富贵王爷，宁王自此沉迷于穷奢极侈的享乐之中，不问政事。玄宗的这个大哥宁王可能是史上最早发明口香糖的人，因为娇贵且自视甚高，宁王每次在与宾客们高谈阔论之时，事先总会咀嚼一块沉香和麝香混合的东西，以此清洁口腔，清新口气。因此每次开口发言之时，香气四溢，满室芬芳。此谓典型的贵族做派，颇有魏晋名士之风。

而宁王宫中，则金碧辉煌，烛光璀璨，所有的殿堂帷帐前，都罗列着用名贵木材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矮小女婢，并用彩绘装饰，手执华灯，王府上下通宵达旦，灯火辉煌，此谓之为“灯婢”。喜好雅致生活的宁王尤为喜欢声乐，其风流做派，其他诸王望尘莫及。比如春天到来时，宁王会命人在后花园中，以红丝线为绳，上面密密麻麻缝缀上金色的铃铛，然后系于花梢之上。每次鸟鹊云集，飞到后花园上空时，宁王就会下令王府花匠扯绳响铃以惊扰之，让这些鸟儿们不能凭空飞抵花丛中，以免糟践了自己心爱的名贵花草。这个惜花的工夫可谓下得精巧，其他的皇家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义也是一个颇识时务的人，在继大哥李成器放弃皇位争夺权后，也及时跟进，毫不犹豫地掐灭了自己做皇帝蠢蠢欲动的火苗，乐得做一个衣食无忧富贵温柔乡里的安乐公。此公于醉生梦死之中发明了许多独具匠心的享乐方法。其一叫做“醉舆”。申王每次喝得酩酊大醉时，就会让宫婢用彩色织锦编造成一个大兜子，然后命令众婢女将其抬归寝室。其二叫做“妓围”。每年到了寒冬腊月，风雪苦寒难耐之时，申王就让自己那些宫婢乐妓们围坐在自己身边，靠这些女人们身上的热气取暖而抵御寒气。其三叫做“烛奴”。申王每次与诸位王室贵族和妃妾们聚餐欢宴时，就会让童仆们穿上富贵明艳的绿衣袍，系上随风飘动的衣带，手执龙檀木雕刻的烛柄，排列于宴席两侧，因为养眼而且排场浩大，京城富贵之家争相效仿。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还记载，这个申王是个大胖子，估计是衣食无忧，肥吃海喝造成的重度肥胖症。由于大腹便便，肥肚子垂至小腿，因此申王每次出门都要用彩色的布条把肚子兜着。每年到了夏天，则热得像狗那样不停地喘着粗气。唐玄宗李隆基知道后，就赏赐给他南方的两条几尺长不咬人的白冷蛇，让他手握着就像握着冰棍一样。申王的胖肚子上还有好几道肥褶，夏天的时候，正好把这两条蛇盘绕在褶缝里，于是也不觉得烦躁和炎热了。以冷血动物蛇来解暑，如此奇观也可谓是中国贵族第一人了。

岐王李范是唐睿宗的第四子，玄宗的大弟弟。此人名如其人，很有文艺范儿，喜欢文学青年，擅长书法，工于诗词，经常与一帮文人雅士赋诗饮酒，是贵族沙龙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因为特文艺所以其雅好也别具一格。岐王在宫中，经常于青翠欲滴的竹林中悬挂晶莹透亮的玉片儿，每夜微风拂来，玉片儿随风相触，发出清爽悦耳的叮叮当当之声，即知此夜有风，因而命名为“占风铎”。此可为贵族中最早流行的风铃了。岐王还有玉鞍一面，乃稀世珍宝，每年冬月就会拿出来享用。不管天气多么严寒酷冷，岐王坐于其上，全身就会暖洋洋的，异常舒服。大凡文艺青年都喜欢美色，岐王也不例外。这位荒唐的王爷御寒之法可谓旷古奇闻，每年的冬天手冷了，不烤火，而是把手经常伸进妙龄女子的怀中借以取暖，而且还起了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叫做“暖手”。

三位王爷如此荒唐孟浪，皇帝的外戚也不含糊，竞相在享乐方面攀比和大搞发明创造。杨贵妃族兄杨国忠，取暖方法既别出心裁又豪奢浪费。此人发明了“凤炭”，即把烤火用的碳碾成粉末状，然后用蜜搅拌，以模具做成双凤形状。每年冬天降临时，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然后燃于炉中，这种精致的寓居生活也只有这样做派的贵族才能想得出。杨国忠靡费巨大，还曾经用非常名贵的沉香木建造楼阁，以檀香木建造栏杆，以麝香、乳香与泥土搅拌融合而砌成墙壁。每年春天牡丹花开之时，就会大宴宾客于此阁楼之上，即使皇室禁苑之沉香阁，亦不及杨家公馆这座雄伟而壮丽。

不独如此，杨国忠自恃有贵妃照应，用度极尽奢靡。每年春天踏青之时，都会在巨大而豪华的马车上披挂彩色的丝帛，仿佛一座宏伟壮观移动的彩楼一样，上面载满各类擅长器乐的婢妓，从府邸浩浩荡荡一路丝竹声乐驶来，惊艳游园，惹得路人争相观看。这位耽于淫乐的国舅爷还效仿申王的“妓围”，每年冬天，遍选体态丰腴、身大体胖的美婢团团环绕在自己身前，以遮风挡寒，靠这些女人的体温而取暖，还取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号，叫做“肉阵”。

有了这位杨家老大的引领作用，杨氏那些纨绔子弟们个个不甘落于人后。这些京城大少们仗着官二代、富二代的身份极尽荣华富贵，在贵族之中盛行着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其排场之大耗费之巨让人瞠目结舌。杨家子弟们每年春天时遍求天下奇花异草，然后种植于木槛中，放在以板为底，以木为轮的古拙豪华马车上，让手下人牵引着四处游荡，随时驻足观赏，并命名为“移春槛”。盛夏之时，杨家阔少们会在北地长途跋涉取运大冰，然后使匠人琢冰为山，放置在宴席之间，寒气侵人，坐中宾客虽有醉酒者而胆气俱寒。为了结党营私，杨家阔少们还把这些极寒之冰命匠人雕刻成凤兽形状，装饰以金环彩带而送给王公大臣。而到了每年的元宵佳节之时，就会点亮上千盏灯烛，恍然如白昼，围于楼阁殿堂之旁，可惜这种点亮工程只是贵族们炫富的一种本能，而京城之中老百姓是沾不上光的。

因为杨贵妃得宠于玄宗，因此她的姐妹们也一荣俱荣，这些贵妇人们也极尽豪华奢靡，以及放荡的贵族生活。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有一颗硕大的夜明珠，将其摆放在厅堂之中，不需要点亮蜡烛而光照一室。今人所见的唐人张萱所绘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可从中一窥这位唐朝上流社会贵妇人的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以及当时杨氏一家势倾天下的霸道。杨贵妃还有一个姐姐叫做韩国夫人。韩国夫人有样学样，曾经放置了百枝灯树，此树以现代方法计量竟高达20多米，像一座火树银花的灯山，元宵佳节之夜，京城百里之内一片光明。

上行下效，富足的唐朝社会到处都是拜金主义和享乐之风。当时长安城中，那些游手好闲的少年郎们每到春天来临，就会呼朋唤友，三五成群，结伙野游，每个人都牵着自己心爱的马儿，装饰上黄金打造的马鞍，铺上锦缎织成的坐垫。来到花树下，使仆人捧着浓郁甘洌的美酒，随时驻足观花而畅饮。每年到了盛夏时分，长安城中的富家子弟，在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缎遮为凉棚，遍邀长安城中的名妓前来打情骂俏，且美其名曰“避暑盛会”。而长安城中的妙龄美少女们，也步出深闺芳阁，遇名花而设榻为席，脱下五颜六色的各式花裙，搭建成彩色的帷帐，尽情欢乐，这种奢华之风遍及盛唐天下。

成由勤俭败由奢，蠹虫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一点一点地腐蚀着大唐帝国的基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安逸和享乐使唐朝人忘了忧患和危急。历史上无论多么富足强盛的朝代，当他的帝王和他治下的贵族社会以及底层民众都盲目地沉浸在盛世的喧嚣和人为的海市蜃楼之中时，这个王朝离分崩离析和破败就已经不遥远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清醒的诗人一相情愿的呐喊，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则是打破所有沉浸在繁华盛世美梦中的警世钟。唐朝由盛转衰的缘由很多，无疑过度奢靡和享乐是重要的诱因，又有哪个朝代吸取了这个教训？想起了小杜那句古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第四章　名人逸事

1．一代名臣房玄龄为何畏妻如虎

房玄龄，唐朝开国元勋，史上最负盛名的宰相之一，大唐盛世“贞观之治”最重要的缔造者。《旧唐书》上说他“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房玄龄是典型的文臣谋士，出身于书香世家，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并与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哥儿俩好，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肚子里的蛔虫，李世民心里想什么，他全知道，因此成为李唐王朝开国之初政坛上首屈一指，呼风唤雨的人物，是成为千古一帝的李世民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当他随着尚未发迹的秦王李世民东征西讨之时，每平定一地，别人都会抢掠金银钱财，而他却留心谋臣良将，棋高一着地为蛰伏待机而起的李世民储存人才。史上著名的“玄武门政变”，与“太子党”李建成“掰手腕”的血腥军事冲突中，房玄龄是最重要的幕后策划人，堪称政变发动的总导演之一而居功至伟，所以房玄龄深得李世民信赖，而其所推荐的人才亦都十分感谢房的知遇之恩，并誓死报效。可见老房在太宗李世民集团中的人气指数之高。史上有“房谋杜断”一说，首先有谋才有断，因此房玄龄的地位应在与其同名的另一良相杜如晦之上。

就是这样一位智识高超、功勋卓越、地位显赫的人中翘楚，却在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怕老婆”一说，传说“吃醋”一语便来自于他那位妒忌成性，凶悍刁蛮的原配夫人卢氏。这里面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隋唐佳话》第二卷中披露，房玄龄的原配夫人卢氏非常霸道，而且嫉妒成性，老房“妻管严”在朝廷上是出了名的，但卢氏对老房关心备至，尤其是衣食住行方面照料得非常精心。有一次太宗宴请群臣，老房喝得二高二高的，经不住同僚们的挑拨，就吹嘘老婆对自己如何如何好，而所谓的惧内其实子虚乌有。太宗趁着酒兴，就想和老房开个玩笑，于是赏赐给他两位国色天香的美女，这一下，老房感觉牛皮吹得有点大了，骑虎难下，顿时酒也醒了，头摇得拨浪鼓一样坚辞不要。太宗发了狠劲，说老房你不就是怕夫人嫉妒，担心“跪搓板”吗？这两个美女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别怕，朕给你撑着腰呢。

瞧瞧，这唐太宗李世民可真好啊，体贴入微，他知道帝国的男人都喜欢啥，国家给有功之臣发美女，可惜现在身为国家公务人员却没这等好事。天上一下子掉下来两个“林妹妹”，砸得老房眼冒金花，愁云惨淡。老房怀着心事回到家，嗫嗫嚅嚅地把事情给夫人复述了一遍，卢夫人沉着脸一言不发，老房这心里可就犯嘀咕了。没多久，说话算数的太宗就让皇后将卢夫人召进宫，两口子给卢氏做思想政治工作。皇后苦口婆心地说道，夫人啦，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老房都这一把年纪了，也该有个小三、小四的了，你怕啥？谁还能动摇你的位置？何况这是皇帝的恩宠，别人求还求不来呢？不管皇后怎样舌灿莲花，卢夫人就是不松口。

这下，惹恼了一边察言观色的太宗李世民。皇爷心想，这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可惜这娘们儿怎么就这么不明事理，朕咋给老房交代？也会让群臣笑掉大牙的。太宗黑着脸警告卢夫人，今个儿这事必见分晓。夫人你呢？要是不妒忌，那么尚可保命，如果妒忌，只有死路一条，你就看着办吧？卢夫人一点不怕这种阵仗，梗着脖子气壮山河，妾宁妒而死。乖乖，自己的幸福自己捍卫，这卢夫人可真有点儿革命新女性的架势。太宗气坏了，给身旁的太监使了个眼色，太监捧来了一杯酒，考验革命新女性的非常时期到来了。太宗说，那好，懒得和你费口舌了，你就饮下这杯毒酒吧？太宗想着这性命攸关的事，卢氏总得掂量掂量吧？却没想到这卢氏二话不说，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什么味道？有点甜？哦，不对，酸，酸掉大牙。原来这酒杯中盛满了白醋。唐太宗这下彻底没辙了，其实心里很佩服卢夫人的这股倔劲儿，于是仰天长叹，一段唱腔脱口而出，这个女人不寻常啊，朕贵为皇帝尚且害怕这样的女人，更何况老房房玄龄呢。女人“吃醋”一说就是打这儿来的。

一代名臣房玄龄果真如唐人刘餗所记载的那样怕老婆吗？未必。与其同时代的另一唐代文人张鷟（zhuó）在《朝野佥载》中，把唐太宗赏赐两名美女的事情记在了唐初兵部尚书任瑰的头上。这个桥段就更有意思了，说任瑰的夫人不仅嫉妒还很凶残，居然把这两位美女剃成了光头，成尼姑了——我让你美？摸着个光头美女啥感觉？后来的事情则发生得一模一样，太宗赐“毒酒”，此妇人一干而尽，弄得太宗没奈何，收回成命。很有可能，任瑰的名气没有房玄龄大，久而久之，以讹传讹，这就言之凿凿地安在了房玄龄头上，反正这一干君臣都玩儿戏法升天了，死无对证，你说这房玄龄冤不冤也？

当然，这么说，并不足以让各位看官们心服。在《朝野佥载》中，张鷟接着暴料，房玄龄这哥们儿年青的时候，穷困潦倒，那时候还未攀上李世民这棵大树，身子骨也不怎么结实，有一次得了重病，差点就“死翘翘”了。就在七魂已去了六魄的时候，他还想着自己漂亮的结发妻子卢氏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于是就心怀叵测地试探卢氏，说我已经快不行了，夫人你年少貌美，不可辜负了大好青春，我死后，你可千万不要为我守寡，你可选择一户好人家嫁了就是，只是希望你要好生照顾我的后代家人。卢夫人悲痛欲绝，泪流满面，什么话都没有说，转身进了内室，做了一件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决绝之事，这位妇人居然一狠心把自己的一只眼睛剜了下来，并借此明誓，说郎君你放心，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从一而终，这一辈子都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你就安心养病吧。

一只眼睛比任何的海誓山盟都管用，卢夫人用她果敢而让人尊敬、稍带着点恐怖的行为，让老房做梦都没有想到，谁让自己嘴臭呢？房玄龄心如刀割，并且感激涕零，这会儿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打这儿起，房玄龄这一辈子总觉得亏欠了结发妻子，自此终身待之以礼，不敢存任何非分之想，夫妻琴瑟调和，百头偕老，两人终得善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算房玄龄在外人看来畏妻如虎，谁又能想到其中的似海恩情呢？而房哥们儿的怕老婆，未必不是一种深深的敬意和大爱无悔（一辈子守住这位痴情的独眼龙夫人，老房自作自受，可算是有情有义的好男儿了）。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名臣贤相，后来却因为受儿子房遗爱的“谋反罪”牵连死后不得安宁，且被唐高宗赶出配享之殿，当然这是后话了。

2．毁琴散诗留下千古绝唱的唐代诗人

现代社会因为有了网络，稍有点异类行为的人，想不出名都难，所以网络上有了各种各样的传闻、热点。古代的传媒远非现代这样发达，但也同样具有现代传媒的特点，比如青楼女子传唱某位文士的诗稿，就有可能使这位风流才子名声大噪，柳永、周邦彦就如是也。也比如某位文坛名宿推崇某位后辈的文采华章，就有可能让这位后起之秀一夜之间闻名遐迩，如欧阳修之对苏轼和曾巩。更有言谈举止放浪形骸却又有真才实学者，用某种另类行为而名满海内，如嵇康和祢衡。相比较而言，在古代一个人想红，想红透大江南北，腹中没有点儿真本事，还真难。但是有了真本事，想要为天下人所知，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

本文的主人公初唐诗人陈子昂其采用的方法可谓震古烁今，匪夷所思，让你想都想不到。提起陈子昂，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那首流传千古的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登幽州台歌》，与其说是一首诗，不如说是诗人的某种物是人非的感慨。更通透一点来说，是诗人某种人生触底的反弹，是理想在现实的破灭后幻象中所发的牢骚，这牢骚一发可就发大了，大的让后世人摸不着北，还让后世人产生了许多高雅古朴的想象和意境。其实了解了陈子昂的身世，再理解这首诗，就感觉诗人心中充满了苦楚和伤感，更有一言难尽的尴尬。正是在吟完了这句千古牢骚之后，不满屈阶俯身甘做幕僚的陈大诗人愤而辞职，回乡养老。

陈子昂，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汉族，梓州射洪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进士出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陈子昂出身于一个经营井盐的富豪之家，父亲是一个初通文墨的乡绅，常给道观捐款，并得以在道观辟有一个读书台。因为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陈子昂自小潜心攻读，博览群书，学问日进。由于他对经史子集熟练于胸，所以科举考试的“跃龙门”之路比较通畅，二十四岁那年就中了进士。在诗名和仕途之路上，大诗人更看重的是衣锦还乡的乌纱帽，而诗文不过是进身晋级的敲门砖。虽然陈子昂也被当时的方家赏识，比如京兆司功王适看了其《感遇》诗，就断言：“此子必为天下文宗。”但是因为陈子昂初出茅庐，客居京师十年，并不为天下人看重。

后世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想必客居京师却又无所事事的陈子昂心急如焚。在他的理想中，登庙堂之高，以才学辅佐帝王才是人间正道，所以陈子昂为出名而不惜做出了一项自我推销的非常之举，堪称士林千百年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特典范。唐李亢所著《独异志》补佚里有一则关于陈子昂非常之举的隐秘趣闻：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馐。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简所害。

陈子昂家室富有，以这种不惜千金而特立独行的方式，隐喻世人，独知千金胡琴而不知我有比胡琴更有价值的才学？这种以胡琴为饵而毁琴暗中推销自己的方式，真是煞费苦心。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子昂果然在京师洛阳诗名大振。但是陈子昂并非甘心仅仅做个享誉士林的诗人，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仕途，当诗名响亮而仕途依然黯淡时，陈子昂不惜铤而走险，犯颜直谏。他为女皇武则天上了一封《谏灵驾入京书》，文章洋洋洒洒，辞藻华丽，可见陈子昂是有真才实学的。武则天是非常爱才的，一个骆宾王都让其感慨和心动，何况一个竭尽忠诚的新秀。女皇破例召见陈子昂，但见陈大才子对答如流，才思敏捷，于是女皇封了陈一个中书省麟台正字官职，相当于内阁秘书。陈子昂投其所好，一发而不可收，再上谏书，也许其理想是当一个魏征那样的谏臣，但骨子里邀宠的味道是很明显的。结果再中女皇心思，官职也升为右拾遗，从八品上，副科级别。

这样的升迁自然满足不了陈子昂内心的欲望，因为陈大才子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满腹经纶，且经世济才能够安邦定国，于是倾其全才，先后为女皇上了无数道谏书，其中《谏开告密书》和《为政条奏八科疏》很有见地。他以为知人善用、爱才如命的女皇能够实现他为政的满腔抱负，可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却被女皇分派到武攸宜军中任管记，随军北伐契丹。一个幕僚，一个让其看不到前途的颠沛流离的任命，让其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迷茫和动摇。史载“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重”，大概也不算冤枉了这位大才子，因为他的某些做法确实和文人的稳重以及沉稳不符，性格上的急功近利也为时人所非议。

陈子昂虽未被列入初唐四杰中人，但其在仕途幻灭的过程中，为唐初文风的探索却堪称一座不朽的里程碑。针对文学方面初唐的浮艳诗风，他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陈子昂的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文学成就最高的当为《感遇》诗三十八首。后世人没有披露他在朝廷时是怎样得罪武则天的近臣武三思的。他在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后，辞职返乡，之后厄运接踵而来：先是父亲病故，接着他被武三思的爪牙县令段简找了个借口，收系狱中，半月以后，“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这位毁琴散诗而幻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唐初大诗人，在心灰意冷中孑然逝去，徒留幽州台上的千古绝唱……

3．因一首臭诗而断送仕途的唐代诗人

说起唐代诗人孟浩然，人们都知道他是继陶渊明和谢灵运后，盛唐时开一代田园山水诗派之先河的大家，他和王维合称为“王孟”，其诗歌成就虽不如王维境界广阔深远，但亦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孟诗清新自然，恬淡飘逸，多为田园和隐逸、行旅之作，为时人和后世诗家喜爱。

然孟浩然的一生，始终徘徊和纠缠在求官和归隐之中，是一位不甘隐居却又不得不归隐终老的诗人，所以孟诗多有愤世嫉俗之作，多少影响和淡化了他的艺术成就，其与少年得志、历经宦海风波而深谙官场潜规则而后大彻大悟的王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也可能是二人艺术成就高低立下的一道分水岭。孟浩然壮年时曾经游学吴越，后又到长安谋求官职，可惜屡试不中，直到四十多岁时，于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举座皆惊，纷纷为之搁笔。按说孟浩然似乎有着看得见的锦绣前程，然却因“当路无人”和碰上了“官场软钉子”而不得不终老山林。历史上对孟浩然仕途的失意语焉不详，孟浩然因何怀揣诗歌这块金字闪闪的敲门砖，却又怏怏而归息隐山林，且对官场始终有着一种难舍难分却又耿耿于怀的怅惘情结呢？

真实的历史可能藏于蛛丝马迹之中。宋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有一则关于孟浩然的故事似乎揭开了这个秘密。文载，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

孟浩然初意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山水诗人，其青年时代的一切努力和诗文成就，仍然是期待得到达官贵人的青睐而跃上龙门，这对盛唐时代的读书人来说，无可厚非，即使潇洒如诗仙李太白也依然希望能够步入仕途一展抱负，何况布衣小子孟浩然。但是孟浩然所谓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何况已经步入壮年？所以难免既对友人迟迟不推荐自己而充满怨气，同时对皇帝也犯下了意气用事的酸儒之病，他竟然负气地对皇帝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在嗟怨皇帝不识天下英才，对皇帝的遗珠之恨深感委屈，还是牢骚满腹，谴责世态炎凉？可怜孟浩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生创做了那么多清丽脱俗、时人传诵的佳句名诗，偏偏在皇帝召见时吟诵了这么一首臭诗，就连皇帝也不无调侃地对其说，你怎么不吟诵你那首天下传承的名句“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呢？（《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可见唐玄宗并非没有听到孟浩然的大名，否则怎么会随口读出孟的得意之作？而且玄宗本意对孟也是充满了好感的，可是谁会用一个满腹怨气，挟私泄愤，不谙世事的读书人呢？换做你是领导，也绝不会提拔这样自视甚高，却又不感恩图报的手下人。孟浩然为他的轻狂和侮慢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至此彻底失去了庙堂之上一展才学的终极抱负。问题是孟浩然至死都心有不甘，他做不到李白那样的达观和浪漫，虽然此后隐居山林，依然与当时的达官显贵比如张九龄、王维等人来往密切，可是一个被当朝皇帝否定的诗人，谁还能襄助其一臂之力呢？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难以考究，但依孟浩然的书生个性和对官场的念念不忘，和此后深入骨髓的愤世嫉俗倒有几分吻合，且与才子皇帝唐玄宗的秉性相符。但是笔者有一个疑问，事件的时间、地点、情节可能不会错，有点儿离谱的是事件发生的人物，即李白很可能被作者孙光宪张冠李戴了。举荐孟浩然的和当时在场的人物比较可信的是王维，孟和王交谊甚笃，且二人惺惺相惜。王维发迹较早，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很快就在朝中崭露头角。按照当时孟浩然和李白、王维二人生平年谱计算，问题更加显而易见，李白是天宝元年因玉真公主和贺知章引荐而进宫觐见玄宗的（一说是玄宗宠信的道士吴祯引见），这一年是公元742年，而这一年，作为诗人的孟浩然早就已经离世两年了，李白怎么可能把孟浩然纳于私第且举荐给玄宗？而王维一直在朝中做官，历任右拾遗直至做到给事中这样的重要官职，经常陪伴在皇帝左右，因而王维举荐孟浩然的可能性更大。

孟浩然比李白和王维年长十多岁，他的清新咏物诗句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并得到时人的倾慕。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能得到当世诗坛名家如此高的评价，且和同世诗人文章唱和，这可能是对失意于官场的孟浩然于文学成就上最好的慰藉吧。最后就连孟浩然的死因也极具传奇性。公元740年，时诗人王昌龄游襄阳，拜访孟浩然，两人相见甚欢。可是孟浩然背上长了毒疮，经过长期治疗已经快要痊愈了，但是孟浩然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纵情宴饮，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引发了背上毒疮而溘然长逝。可见孟浩然此人终究还是诗人本性，率性而为，不拘小节，依这样的个性，或许没有做官对于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幸还是不幸？唐朝的许多大诗人和文学家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轨迹而名动天下的，比如苦吟派诗人孟郊和缠绵悱恻的明艳诗人代表李商隐。谁又能否认，当初的仕途未进登龙无术而潜心诗词，才成就了文学史上的高山仰止，不是命运的误打误撞呢？假如跻身官场，无非多了一些庸碌的官僚而已，成为孱弱的体制下苟且偷生的蝼蚁之辈，而于璀璨的中国文学史上则少了几块熠熠生辉的璧玉。

4．唐朝科举考场上最有名气的枪手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自隋朝设立以来，至唐朝渐趋完善，特别是经武则天和唐玄宗的特殊贡献以后，科举考试俨然成为了天下才子的“试金石”，成为了成千上万读书人“鲤鱼跳龙门”的希望和寄托所在。犹如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门的这一边，人头攒动，苦海无涯；门的那一边，是一条通向成功并且用鲜花和织锦铺就的幸福道路，一旦金榜题名，即可光宗耀祖，功成名就，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踌躇满志，所以天下读书人削尖了脑袋似的往里挤。

虽然唐朝的科举考试比较完备，防范考试作弊的手段和方法也日趋完善，但是晚唐期间有这样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才学和机敏，在这种非常严肃且被统治者认为神圣庄严的科举考试中却屡屡搅局，弄得考官们十分狼狈。而其人也因为自己这种荒诞不经的举止行为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致终生不仕，抑或是因为这种违反相关考试规定的唐突行为触犯了唐王朝的大忌，而被打入另册，上了历届考官的黑名单，虽然才高八斗，却被人永远地踩翻在地，零落成泥，永不录用。此人就是晚唐时期有名的花间派词人、后世婉约派的开山鼻祖唐代大诗人、大词人温庭筠。

温庭筠，字飞卿，与李商隐齐名，时人号曰“温李”。也许是冥冥中的某种巧合，温李两人同样都是仕途上的不成功者，却又同时在文学成就方面享有盛誉。老温这个人很早就以词赋出名，但此人一生放浪形骸，不受羁束，具有传统文人比较清高和蔑视权贵的孤傲气质。据说他是初唐宰相温彦博的后代，年轻时为苦求功名，也曾下过一番狠工夫，才思尤为敏捷，无论是《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有记载。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晚唐科考律赋，八韵为一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时，老温不急不躁，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次叉手即可完成八韵，人送外号“温八叉”。老温此举不在三国时神童曹植七步成诗之下，是士林中公认的第一等大才子。

有关温庭筠才华横溢才思敏捷且出口成章的轶事，宋人笔记多有记录。与他齐名的李商隐曾有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下句，老温不假思索对曰“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唐宣宗曾经赋联，上句为“金步摇”，未觅下句，便差人遣未第士子对答。老温脱口而出“玉条脱”，宣宗大为高兴，传令嘉奖。又药名有“白头翁”，温庭筠以“苍耳子”作对。此虽为雕虫小技，却也说明了温庭筠才思敏捷，“温八叉”之名确非浪得虚名。

老温还有一个别号，人称“救数人”，也许是多年科举未第，老温的心态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开始有点儿游戏人生的意思在里面。史书载温庭筠先后有多次科考舞弊的行为发生，一次是在宣宗朝：唐宣宗朝试宏词时，老温有点不屑一顾，也可能是卖弄自己才学，或者对自己满腹才学得不到皇帝青睐而犯了文人的自由主义，竟然不顾皇帝的权威，替他人作赋。后被皇帝侦知，旋即被贬。像温庭筠这样满腹经纶的才子，居然三番五次未能通过唐王朝的“国考”，一半是因为当时官官相护的原因，一半可能就是因为他考场上的恶行了。但是老温作弊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是甘当他人“枪手”，这就让人奇怪于他的荒唐行径了。

宋人笔记载温庭筠士行有缺，缙绅薄之。很有可能是老温这个人对科举考试已经心灰意冷而有另起炉灶想法，最有可能的是以自己的才学为他人舞弊甘当“枪手”而念起了生意经，把科举考试当成了自己勤“捞”致富的手段。倘如此，温庭筠可能是中国考试制度下第一个“试”场经济的受益者。温庭筠因为多次为他人作“枪手”代拟策赋而声名狼藉，闹得满城风雨。但同时他又学富五车，若论起才学和才思来当时天下无人可比，所以就有惜才怜才的考官赏识他。在老温四十一岁这年，春闱大试，考官沈询有心成全他，特召温庭筠于帘前试之。虽然有沈询的严密防范，温庭筠还是在考场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帮了八个人的忙。自然这次搅扰场屋的事件又一次让他名落孙山。老温在考场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帮了八个人的，史书没有记载。但据此可以想象温庭筠出手的机敏和迅疾，那不是一般的牛啊，简直是神乎其技。

虽然是才子，但是老温的品行实在不敢恭维，唐朝取士虽然并非德才兼备，但没有录取他，也不算冤枉了这位温大才子。除了考场上为他人作嫁衣，老温为人做事也有让人非议之处。唐宣宗喜欢唱《菩萨蛮》，宰相令狐绹为了讨好皇帝就把温庭筠所作新词呈上，并严戒老温千万别泄露。老温当面答应，背后就告诉了别人，于是令狐绹非常愤恨温庭筠让其出丑。非独如此，老温对待自己的这位恩公，表面上客气，内心里却非常看不起，曾作“中书堂内坐将军”讥讽令狐绹不学无术，文人的清高和小聪明让老温的脑袋里注满了水，不遭人忌恨被人穿小鞋才怪呢？

温庭筠恃才自傲，两个鼻孔往上，一般人是瞧不上眼的。孙光宪著《北梦琐言》载温庭筠有一次因其狂悖曾对当朝皇帝宣宗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诋毁和污辱，惹得龙颜大怒。宣宗喜好微服私行，得遇老温，老温不识龙颜，傲然问道：“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宣宗答：“非也”。又问：“得非大参、簿尉之类？”宣宗再答：“非也”。本来宣宗听说老温才学出众，素有好感，可是温大才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贬低皇帝，皇帝也忍无可忍了，后来下诏斥责温庭筠：“孔门素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补焉？”温庭筠徒有满腹锦绣文章，却因不羁性情，罕有适时之用。宣宗人称小太宗，是晚唐一位非常难得且有作为的帝王，其对温庭筠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温庭筠的政治前途由此被最高统治者判处了死刑，其后来竟然流落于江湖，不久即死。大凡才子不如意者，皆有德行之微末，或故作清高状目中无人，或讥讽朝政狂悖世情。温庭筠虽然作为一代诗词宗师，但其嬉戏人生的态度以及失意后搅扰考场的荒唐，终不可取。纵观温庭筠的一生，其成也才学，败也才学，最终还是故作聪明害了他。文人固然不拘小节，但却由小节处可看出大节，任谁也不可能把一束带刺的玫瑰捧入手中，任其扎伤手指。与其说温庭筠是封建朝廷的不合作者，不如说其始终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而奉若圭臬的诗词大作，不过是寄情山水的闲情雅致而已，这也可能是很多古代文人在仕途上最终一无所成的命门之所在吧。

5．宋史上敢焚烧皇帝诏书的一代名臣

自古以来，皇帝诏书是皇权的象征，见诏如见皇帝本人。这位胆敢逆龙颜、焚皇帝诏书的大臣是宋真宗咸平初年上位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即真宗朝任相六年的大臣李沆。李沆，字太初，河北人氏，因公忠恤国，勤勉政事，为人刚正，博雅厚望，死后被真宗谥为“文靖”，又被后人称为“圣相”。一个“圣”字足可见李沆在历史上的评价之高，这对于中国历史上如过江之鲫的宰辅来说可并不多见。纵观宋史，李沆的确当得上“圣相”称谓，其并非是浪得虚名之士。

李沆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同榜之中还有两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宋代名臣，即后来相继为相的王旦和寇准。一榜之中三个宰相，这在古时候的科举时代极为罕见，当真是“满朝读书人，尽是朱紫贵”。李沆最早为宋太宗所赏识，在通判潭州任上因政绩才干突出被简拔为右补阙，知制诰。这是一个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官职，可谓已入权力中枢。宋太宗还因为李沆清贫，为官一任欠了不少钱，特意赐钱三十万给李沆还息。

李沆一直很受太宗器重，先后授翰林学士和参知政事（副宰相）。太宗为什么对李沆信任有加呢？原因在于太宗的即位有先天缺陷，自己有“烛影斧声”的心病，迫切需要提拔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官吏。而且李沆确实优秀，从来不人云亦云，很有政治主张和见解。李沆在结识君王之际，时刻履行着宋代士大夫的责任，不忘“风规”教育君主。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李沆从未任过地方大员，所谓基层领导经验欠缺，可是仍然不妨碍他的提拔，也没有得到朝中非议，可见李沆在士大夫阶层中的为人和口碑是相当不错的。

后来因为天降大雨，连绵百日，形成了洪涝灾害。在天示异象情况下，宋太宗借机调整“天人关系”，对权力中枢重新洗牌，所有的执政人物被集体罢免。当然所谓的“天警”不过是一场政治秀，是在野的政治力量抨击朝政的绝佳机遇。李沆虽被免官，但是宋太宗对其并无恶意，下放基层仅一年就被召回朝廷，委任李沆为太子宾客，辅助未来的君主三太子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这是李沆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命，为其后来执政宰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太宗确实对李沆用心良苦，李沆是太宗非常放心的顾命大臣。

公元997年，太宗驾崩，真宗即位，彼时真宗已经三十岁了。但是宋真宗从小战战兢兢活在父亲太宗的阴影之下，对王权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宋太宗这个人一生玩弄权术，是帝王里非常有名的“三只手”，因为自己的皇帝来路不正，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兵权，还脑后留了一手以防备自己的儿子阴谋篡权。“三只手”的老子非常可怕，太宗先后找茬废除了长子元佐和次子元僖，后来在其病重其间才册封了三子元侃为太子。当听到天下人称太子为“少年天子”时，老子竟然吃起儿子的醋来了，老大地不高兴，幸亏寇准当时在旁边劝说才勉强保住了太子地位。

正是因为太宗对权力欲望太强，导致了真宗的物极必反。真宗不是一个强权的皇帝，早在李沆太子宾客任上，真宗就对李沆言听计从。新皇帝上位自然对自己的府中旧僚要重用，李沆在真宗和执政集团的共同选择下，担任了宰相。真宗时代是一个承平天下的时代，李沆的作为是一种平平静静的作为，首先真宗是新一代受正规教育成长起来的帝王，李沆的教育作用非常重要。再者，李沆执政六年之间，天下太平，既无兵戈之争亦无强权倾轧，李沆是治世之能臣，发挥了文人集团的最大优势，以德教化，所以李沆对后世的意义以及在宋朝的作用不可低估。

李沆创立了宋朝宰相执掌军事的先例，因为宋太祖的“陈桥兵变”，所以对军权采用的是制衡权力中枢的方法。宋朝设立了主管军事的枢密院，一般军事问题执掌中书省的宰相是没有办法知晓和参赞的，这就造成了文官政治对军事问题的一无所知，一旦发生战争，势必造成中书省和枢密院的相互掣肘。这对强化全国执政集团权力和集中朝廷人财物应对战争是非常有害的。真宗因为信任李沆，所以军事上的事情都要枢密院知会中书省，征求李沆意见，久而久之，形成了军事问题中书省和枢密院共同决断的常规。可别小看这个变化，假如没有李沆开创的这个中书主兵成例，后来寇准的澶渊之盟后大刀阔斧的主持军政就毫无可能。

李沆虽受真宗宠信，但是并不飞扬跋扈，宋史中记载，宰相李沆经常以四方水旱盗贼以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真宗。真宗每闻不悦。别人问李沆为什么用这些事烦恼君主呢？李沆说人主少年，当知天下疾苦，不然血气方刚，自然会陷入声色犬马之中。李沆是在用这种方法让真宗时刻警醒，保持住忧患意识。此识此见，比稍后的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要早许多年。何况李沆是对皇帝直言相谏。李沆的这种强化君王忧患意识的做法，直到南宋时，仍然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所借鉴。

非独有如此的远见卓识，李沆还以自己的光明磊落和虚怀若谷深深影响着真宗，真宗曾经问李沆：“别人都经常给我打‘小报告’，而你却没有，为何？”李沆则回答：“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李沆用自己的行为举止启示真宗“偏信则暗，兼听则明”，从一开始就杜绝奸佞小人的谗言。宋史载真宗欲使自己的嫡亲驸马都尉石保吉使相，曾数次三番征求李沆意见。李沆大义凛然地说，提拔官员当有提拔官员的规定，此人不过是皇亲，没有一点儿功劳，岂可因一人而招致天下非议。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真宗的“裙带关系”。

李沆虽然六年贵为宰相，但是一生清贫节俭，从其入仕后仍负巨债就可看出其绝不与俗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李沆为相尊崇的是《论语》中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圣人之言。史载，“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即使是这样的宅院，也已经墙垣毁损，破败不堪。李沆还知人善用，同年进士寇准曾多次举荐丁谓（“溜须”典故出处之人），李沆一直不采纳。寇准十分不解，跑去问李沆。李沆笑而不答，逼急了，淡淡一笑，说他日后悔，你当想起不用他的原因。后来丁谓也当了宰相，被后人称为一代“罔上弄权”的奸相，寇准吃了此人大亏，才想起李沆看人的确是看到骨髓里了。

李沆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焚毁皇帝诏书。《宋史》记，李沆为相时，真宗曾经夜遣使臣手持皇帝诏书，欲以某氏为贵妃征求李沆意见。李沆对着使者焚烧了诏书，同时上奏皇帝，认为此举不可，于是皇帝只能作罢。手焚皇帝诏书，这可不是古代官僚谁都有勇气做到的，也是历朝历代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李沆却以斩钉截铁的方式告诉皇帝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自然李沆曾经是真宗太子宾客，背景比较特殊，但同时也说明真宗非常敬畏李沆，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李沆为相期间，虽然深受皇帝宠信，但是并不恃宠弄权，《宋史》中对李沆的评价是：“沆性直谅，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缜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以私。”李沆卒于景德元年，时五十八岁，真宗如丧考妣，哀恸至极，亲赐谥号“文靖”，并为此“诏特择日举哀”，相当于现在全国降半旗、举国哀悼的超高规格。此前也只有开国功勋赵普和曹彬曾经享受过。李沆在丧事上的规格上，也开了宋朝宰相的先河，并让后来的宰相们沾了光。李沆死去多年后，真宗还援引李沆的循例，后来的继任宰相王旦看到真宗勤于政事，以及奸臣丁谓的弄权，不由感慨，“李文靖（李沆）真乃圣人也”。一代圣相李沆开创了宋朝真宗时期的承平景象，并为后来的宰辅专政奠定了坚实基础。纵观李沆为政一生，实无愧于“圣相”之称。

6．宋史上含冤千年被误读的一代名将

小时候，听说书大师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时，对奸臣潘仁美残害忠良，见死不救，致使杨老令公撞死李陵碑，后又乱箭射杀求取救兵的杨七郎的民间演义版故事悲愤不已，同时对潘仁美这个乱臣贼子切齿愤恨。这个潘仁美在宋史上确有其人，不过他的真名叫做潘美，历史上的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元勋，是一个劳苦功高、战功赫赫的当世名将，而绝不是演义中那个挟私泄愤，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小人。民间扬杨贬潘的理由并不成立，而潘美蒙冤含垢的历史隐情现在看来，尤为让人同情。

潘美，字仲询，河北大名人。此人年轻时风流倜傥，素有大志，他曾经对同乡人王密说，后汉气数已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吾辈人求取功名的大好时机，如果碌碌无为终将遗恨终生。当时后周柴世宗任开封府尹，潘美投身于世宗手下。潘美初露锋芒并奠定他的军功一战为世宗时著名的“高平之战”，此战为五代十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战役，是后周军队与北汉和契丹联军至为关键的一战，以北周大获全胜而告终。“高平之战”有两个显著的历史特点：一是经此役后中原王朝历经劫难而由弱转强；二是以赵匡胤和潘美等人为首的武将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其对北宋的卓越贡献仅次于大将曹彬。其一，潘美是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拥护者，潘美的作用不同于赵匡胤手下的亲信将领石守信等人，他是柴世宗一手简拔的有功之臣，是经略西北的一方诸侯，所以他的倒戈对赵匡胤得天下的合法性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赵老大被禅让当上了皇帝时，首先就想到了潘美，赦命他前去慰问后周执政。

潘美的第二件大功劳是说服后周重要将领归顺。当赵老大很不厚道地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得到天下后，后周的那些勋臣和旧将们是很不服气的。老赵也乖巧，很艺术地派遣曾在后周颇有人望的潘美晓谕天下，安抚人心。当时的陕西督帅袁彦，重兵在握，十分凶悍，且宠信小人，很想与北宋分庭抗礼。潘美凭借着其过去督军西北与袁彦的私交，深入龙潭虎穴，硬是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袁彦来降，消除了赵老大心头最大的隐患。

潘美一生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创立了北宋时期武将的不世战功。他的第三件大功劳是驰骋疆场平叛，先是随着太祖平定了淮南李重进的叛乱，扬州平定后，潘美留任巡检，担负镇守抚慰重任，因功授任泰州团练使。当时湖南叛将汪端已被平息，但人心还很不稳定，于是太祖任命潘美为潭州防御使，可见太祖是非常信任潘美的。当时的岭南刘鋹多次进犯桂阳、江华，潘美率兵出击，赶走了刘鋹军。

潘美的第四件功劳是平定湖南西部溪峒一带野蛮的獠人，安疆拓土，为国家稳定做出贡献。自从唐代以来，这些獠人经常侵扰边疆，是当地老百姓的一大祸害。潘美率兵，穷追猛打，捣毁了獠人的巢穴，并多有斩杀和捕获。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中，潘美采用的是极其灵活的武力剿灭和安抚的双边策略，对其余裹挟加入战争的獠人则适当加以慰问和安抚，蛮獠部落从此安定下来。可见潘美还是一位善用计谋有着远见卓识且名副其实的儒将。

奠定潘美在宋史上成为一代名将的最大功劳则是平南汉、收南唐、灭北汉，其所向披靡，功勋彪炳。开宝四年，潘美在多次击败南汉刘鋹的军队后，挥师南下，攻陷广州，擒获南汉主刘鋹，并解送京师。值得一提的是潘美在战争中因势利导，采用了针对敌军弱点的火攻法，将南汉军队一把火烧了个丢盔弃甲，体无完肤。开宝五年，土豪周思琼聚众负海为乱，潘美率兵平之，岭南遂安。七年，潘美与曹彬一起举兵讨伐南唐，当时作战用的舟楫并未准备齐全，将士们都有瞻前顾后的思想，潘美下令曰：“美受诏，提骁果数万人，期于必胜，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度乎？”遂挥师涉水而过，大败吴师，后经采石矶和金陵大战，屡败南唐大军，收复金陵，使得以李煜为主的南唐降服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将征北汉，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一鼓作气平定了并州。接着征伐范阳，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班师以后，又命令潘美以三交都部署，留守屯军以捍北边。三交西北三百里，其地名叫做固军，其地险阻，为北边咽喉。潘美潜师袭之，遂据有其地。因积粟屯兵以守之，从此后这个地方渐趋稳固，人民安居乐业。

潘美的另一大战功是对辽国作战，胜多败少，而且每每临敌，身先士卒，披坚执锐。当潘美巡抚代州时，辽兵万骑来犯，潘美衔枚奋进，大败辽兵，被朝廷封为代国公。太平兴国八年，改授忠武节度使，晋封韩国公。因为宋太宗的即位，有“烛影斧声”的嫌疑，所以急于取得文治武功的成就，以堵天下人之口，因而其不顾大宋刚建立的家底薄弱而大举讨伐辽国。这次又是久负盛誉的潘美做急先锋。潘美果不负重望，宋史上说其独拔寰、朔、云、应等州，可见潘美外战也是行家。

可是正是因为这次对辽作战军事和思想上的准备不充分以及统帅部的急功近利，导致了征辽事业的功败垂成，也使潘美在民间蒙上了妒贤嫉能的恶名。那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当时征辽有三路大军，一路为勋臣曹彬率领，后因粮草不济而行动迟缓，战略上已经落于下风。而中路由田重进率领的大军已经被辽兵击败，只有潘美所率领的西路军一路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并且攻克了辽人四个州。当时皇帝下诏让这四个州的百姓内迁，潘美军负责掩护。恰在此时，辽兵突然大举进攻，潘美手下勇将杨业建议派兵佯攻，掩护军民撤退。可是监军王侁却反对杨业建议，执意要求杨业迎敌。杨业号称“金刀无敌”，以士可杀不可辱的决绝果敢而负气迎敌，结果却在陈家谷口战死，导致北伐事业严重受挫。

宋朝时使用监军掣肘统帅是一个大大的弊端，这些监军口含天宪，且作威作福，大多与前敌将领互生龉龃，实不可取。然这是宋朝自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防范武将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如此，潘美仍然按既定计谋伏兵谷口，后被监军王侁勒令撤兵。杨业之死，原由不全在潘美也，但宋太宗仍然降罪于潘美并连贬三级。这段历史公案被后世演义成了潘美的见死不救和陷害忠良，潘美何其无辜也。

潘美戎马一生，晚年因监军的掣肘而使北伐大业功败垂成，心中忧愤，一年多以后，便病死于太原，终年六十七岁。纵观潘美一生，战功赫赫，在北宋开国时期，能与其比肩的武将寥寥无几。潘美死后与大将曹彬一起配享太庙，这份殊荣，并不是所有的开国勋臣都能得到的，由此也可说明潘美在宋史上极其显赫的地位。顺便说一句，在宋史上，潘美位于列传第十七位，比杨业的三十一位高出许多，潘美被演义成奸邪小人的后世评价，基本上属于无稽之谈。而他的女儿，那位被演义版评话本中被丑化的潘妃，其实是个温良敦厚的贤妃，真宗继位后，被封为章怀皇后；而其子也并不是演义版中那些个纨绔子弟潘龙、潘虎、潘豹，其子皆恪守臣节，公忠体国。潘美还有一侄子潘惟吉，其勤勉聪敏，声誉非常高，曾扬名中外。因历史上一次战役而遗恨千年，否定其他战功，且祸及子孙，被后世极度丑化，这对潘美这位北宋名将是极不公平的，也是潘美生前恐怕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7．宋史上宦海沉浮五起五落的传奇人物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曾经两度为相，先后五次进入朝廷中枢机构，旋升旋贬，五次被赶下政治舞台，一生中的成败比“燕子三抄水”还多了几水的传奇人物，此人就是宋太宗、真宗两朝的一代名臣寇准。寇准在历代的正史上都被人褒之以忠臣面目，一生百折不挠，即使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也始终抱着一种向前进、向前进，积极进取的乐观心态。其成于不俗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才能，但毁于一生桀骜不驯的性格。寇准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澶渊之盟”，这是一个后世人应该重新品评的盟约，此条约的缔结奠定了大宋近百年的和平和安宁，而且开启了真宗朝短暂的繁华景象。

但是寇准也有一个被后人所诟病的缺陷，他是中国官场几千年以来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异类，他的个性，他的特立独行，以及他的缺乏城府，甚至包括他的少年得志，以及不谙官场潜规则的率性而为，都像是一种宿命。他一生为官，政治上却显得极不成熟，注定了一生多舛的命运。寇准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还在于他每次处于政治生命的低谷时，却又总能拨云见日，但是每一次重见天日后没多久却又重蹈覆辙。寇准何以每次总要跳进同一条河里呢？寇准的宦海沉浮对于今天官场上的人们其实有着更多的启迪作用。

且让我们翻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追循寇准那反反复复的一生来试图寻找某种轨迹和潜在的答案吧。寇准在诗中云“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有宋一代，十九岁高中进士，可谓凤毛麟角，寇准少年得志，被授为巴东知县，后转任成安知县。在基层锻炼的这数年中，寇准颇有政绩，也说明这个少年的确是有能耐的。简言之，以官府的诚信取信于民，因而吏治清明，所以很快就被朝廷提拔，呈现在寇准面前的是一条金光大道。而在担任三司度支推官时，在君臣际会中，寇准奏答合体，很快就被太宗所赏识。

寇准为人耿直，因少年得志又锋芒毕露，他的犯颜直谏在史书上是非常有名的。宋史《寇准传》里记载，“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在强权政治下，寇准才不管你皇帝的权威呢？他该干啥照干不误，即使对皇帝他也敢揪扯衣服，事情商定后才放手。这一方面说明了寇准的倔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寇准的恃宠恣肆，因为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干出。寇准的出人意料和所作所为缘于皇帝的宠信，但是这样的刚愎自用和固执同样施用于同僚身上就显得太过稚嫩了。

那么寇准一生中在中枢权力机构上的五起五落究竟缘于何种原因呢？第一次是他在任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任上，由于率性而为，难免与同事出现隙缝，而寇准这个人是不太注重与同事的友好相处的，所以自然就中了“暗箭”。史载，寇准与其上司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数次与之争论，而且一点儿都不给这位上司面子。有一天，寇准回家途中，被一群疯子高呼万岁，这很可能是对手的陷害。张逊抓住这件事上奏，因太宗皇位来历不明，非常忌讳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寇准和张逊又在朝堂上互揭私底，皇帝一怒之下，两个人都被罢官。

第二次是在寇准担任参知政事任上，这个官职相当于副宰相，权力很大，寇准性刚，众人皆知，所以上至宰相下至朝臣都让着他。然而寇准不知收敛，反而在人事任命方面非常专权。按说寇准对官员的提拔，遵照的是唯才是举原则，然而封建朝代官员提升是有潜规则的，依照惯例得按资排辈，寇准此为伤害了一大批排着队等着提拔的老资格官员，而这些人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联姻关系。结果在执政集团的联合下，寇准被斥为“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但是寇准认准的理儿，九头牛都拉不住，其在朝堂之上不依不饶，据理力争。这下，连皇帝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太宗恼怒寇准的不知乖巧，一怒之下将他再次贬官。

第三次是在寇准担任最高权力机构宰相任上，经过“澶渊之盟”，寇准名声大震，其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功高震主的寇准并未意识到危机的来临，反而大权独揽，在人事任免上，仍然不吸取前次教训，“喜用寒俊”，而且排斥南方人。大概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人生箴言，寇准常常邀请高级官员到他的府邸通宵达旦畅饮，结果授人以把柄。寇准的政敌一直在寻找可能的机会来打击他，最歹毒的一招是佞臣王钦若对真宗所言“孤注”说，说真宗是寇准在澶渊所用的最后一张牌，所谓御驾亲征，实则是置君王于死地，孤注一掷，寇准无爱君之心。这次离间使真宗对寇准有了很大的心理戒备，后来寇准的政敌一起发力，终于使之再度被免职。

第四次是在寇准重新担任枢密院使任上，但这次同样任职很短，不到一年就被免职，免职的原因还是寇准的性格使然。寇准虽屡升屡贬，但是个性从来没有丝毫改变，不仅到处树敌，而且毫不讲究政治策略，就连对推荐他的宰相王旦，寇准都不领情，而且数次三番找人家麻烦。在当时的政坛上，寇准的能力举世公认，但是寇准的“刺头”形象不仅小人不喜欢，君子也难以接受，似乎连真宗也对寇准的性格吃不准：用他吧，到处招致非议；不用吧，人才怪可惜的。寇准心胸狭隘，又过于偏执，大概属于那种无心伤人却又伤人很重，让人记恨一辈子的那种人。寇准从哪儿跌起，又从哪儿爬起，结果爬起来后又从原来的地方再次跌倒，虽是性情中人，但绝对不是一个成熟而老道的政治家。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寇准重新担任宰相的职位上。寇准此次为相，是在真宗末期，中央政治已经开始出现了混乱，帝后权力之争近乎白热化，但是寇准还是那样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寇准虽然作为政治家，但是“短板”很多，除了前面所述，其用人不察和知人不明也是其另一大弱点。他分不清哪些是他的同盟哪些是他的政敌，就算被人恶意中伤了，他也找不出真正的敌人。寇准是个耿直之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而后期他最大的政敌乃是他曾经举荐过的丁谓。丁谓这个人善于见风使舵和欺上瞒下，曾经和寇准同事时，因寇准喝汤时胡须沾上了汤水，丁谓用手拂之，寇准嘲笑：“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一句玩笑话，却让小人丁谓切齿痛恨，由此种下了祸根。寇准这一次被罢相的最重要原因是他是太子党，与后党集团斗争中不能审时度势，而被丁谓一伙彻底踩翻在地，最终被贬为雷州司户。这一次，这位政坛上的不倒翁，终于没有能够再次翻过身来，六十二岁时客死于天涯海角。

纵观寇准一生，大节始终无亏，这也是历朝历代都尊寇准为一代忠臣的直接原因。寇准之所以能够每次被打翻在地，又重新回到权力中枢，与太宗和真宗对其的赏识和器重分不开。史载，真宗能够顺利地当上皇帝，正是寇准对太宗的直言相谏，所以真宗一朝，寇准始终能够得到重用。但是寇准的性格却为其招来了麻烦，甚至对一向佑护他的皇帝带来了拖累。寇准无疑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最适合的角色可能还是诗人和书生，但历史造化却让他攀上了权力的巅峰。一个百折不挠的书生一辈子都想维持他的本色，这在封建朝代只会给他带来惨痛的失败。政治就是一个“酱缸”，你不被它改变，就只能接受命运注定的结局，而你想以自己的性情来改变它，却是一相情愿，门儿都没有。

寇准的悲喜剧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其在政治上，不圆滑，不矫饰，不深沉，无机变，无权谋，无城府；在生活上，性豪奢，多自由，情奔放，是一个充分享受生活的人。这样的人非常真实和自然，但是作为政治家却都成为了他的“短板”和缺陷。封建官场不需要个性和独特，它所扼杀的是人的天性，“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自寇准以后，像这样的一辈子不改本色，真君子假小人的性情中人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而我们看到的都是长袖善舞的政客和投机取巧的读书人，政坛上更多的是势利小人，而真正的书生秉政，则日益式微。真性情的政治家近乎绝迹，即使偶露峥嵘，亦难逃悲剧命运，寇准的宦海沉浮，让今人掩卷沉思，不胜唏嘘。

8．谁是历史上被误读的一代奸臣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无论是在元朝名臣脱脱所著的《宋史》上，还是在野史稗传，甚至在民间的戏台和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都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称之为揽权误国的一代权相。这位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之为“六贼之首（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后世人称之为“粉面奸臣”的北宋权臣，就是曾经先后四次为相，秉权长达十七年之久的蔡京蔡大官人。蔡京一门荣耀，其堂兄乃名闻天下的大书法家，“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的蔡襄；其弟蔡卞，曾拜尚书左丞，其子攸、壝、绦，攸的儿子蔡行，皆至大学士，视为执政。蔡氏一门在当时俱为显赫，权倾朝野。

笔者无意对已有历史公论的蔡京翻案，但却疑惑于后世对蔡京的研习很少见之于文牍，而且许多评论似欠公允，且大多流于俗同。在通读《宋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历史夹缝中的蛛丝马迹。历史是不能用阶级这种方法论来看待和研究的：对于奸臣无限放大其污点，而对于忠臣则努力缩小他的缺点；为贤者讳，为尊者讳；而对于小人则打翻在地还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简单以凹凸镜的方式来研读历史的错误做法，将让我们对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产生误解，甚至部分遮盖了历史的真实。历史绝对不是后人想象得那样一目了然和脉络清晰，而是充满了山重水复和人性交锋中的是非曲折，孰是孰非？错综复杂。

蔡京有两个很不为人所注意的疑点。一个是其官场之沉浮和仕宦之坎坷。一个先后四次为相的人，本身就充满了争议，有人欣赏有人反对，有人力捧有人打压。这既说明了统治阶层政治斗争的残酷，也说明了蔡京其人的极不简单，虽然数次三番跌入人生谷底，但他每一次又能“咸鱼翻身”，其凭借的绝不仅仅是八面玲珑和政治投机，恰恰说明了其在北宋末年的政治格局中是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也说明了这个人非常有韧劲，百折不挠，政治上相当成熟，否则绝对不会在党争非常激烈的北宋末期一次次爬上权力的巅峰。这是一个怎样让人臧否的人物呢？更为让人讶异的是一个被时人称之为“六贼之首”的权臣奸相，何以在其身死三十五年之后，又和彪炳史册的大英雄岳飞一起被朝廷诏书所平反昭雪呢？

蔡京，字符长，福建人，熙宁三年以状元身份及第，被授地方官，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恰是在任钱塘县尉时，蔡京大展宏图壮志，兴修农田水利，造福乡梓。当时，正是王安石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大搞变法图新之时，在政治上，蔡京是王安石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为响应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号召，蔡京在莆南主持修建了古代最为完整的大型水利工程木兰陂。同时代莆人方天若在《木兰水利志》里详细记载了蔡京和其弟蔡卞这一重要史实。当时由于朝廷岁不敷出，财政枯竭，蔡京在屡请朝廷下诏支持其大刀阔斧改革时，凭借自己个人的影响力先后得到十四大家捐助的钱财，共计募捐七十万缗，遂建成木兰陂。木兰陂遗址今在莆田市区西南5公里的木兰山下，木兰溪与兴化湾海潮汇流处。木兰陂是著名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全国五大古陂之一，至今仍然泽被后世。

也许正是因为在地方上的卓著政绩，又为当时执掌中枢的变法派人物王安石等人赏识，蔡京屡屡迁官。在任京官时，蔡京还有一次出使辽国的重要差使。凭借着其过人的才识和胆魄，这次出使辽国的差使办得不错，他与其弟蔡卞同时被拜为中书舍人，同掌书命，一时隆遇无比。不久，蔡京改龙图阁待制并执掌开封府。这期间，朝廷人事发生了巨变，王安石等人的急刑峻法，招致反对党和在野党的群起攻之，保守派中坚人物司马光上台，并且恢复了差役法。蔡京在开封任上，“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为司马光所赏识，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后世人据此说明蔡京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政客。其实从差役法实行的效果来看，无疑蔡京的做法更有成效，与其说蔡京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小人，不如客观地说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宋朝时变法派和保守派交替上台，政界一时变得热闹非凡。蔡京因为是坚定的变法派，所以数度旋升旋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也因为在政界中目睹了太多的官场之怪状，其心灵开始发生了裂变，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往上攀爬，为后人所不齿的是他与《宋史》传中列举的奸臣章惇和童贯的交往。章惇是王安石变法时重要的支持者，也是“熙宁变法”后期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关于变法派和保守势力之间的残酷争斗，一直是一段历史公案，因为保守派大多是正人君子，比如司马光、欧阳修之流；而变法派为达目的，多不择手段，君子小人合流，所以《宋史》力挺正人君子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而将以章惇为首的变法者妖魔化，多少似乎有点儿欠失公允。

宋徽宗为什么数度重用蔡京？一是想延续神宗的变法而增强国力，企图励精图治有所成就，所以在诏书上曾经对蔡京言明内心的真实感受，“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最高统治者的决心溢于言表。这对于立志改革的蔡京来说如沐春风，所以不管蔡京后来的变法怎样走了板，或者怎样带来了与其愿望相反的负面效果，终其一生，蔡京的变法意识都从未有过动摇。早在章惇犹豫不决时蔡京就曾经挺身而出讲道：“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二是因为与徽宗的特殊交情，蔡京此人，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文赋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徽宗与蔡京的交情与艺术上的巨大共鸣是分不开的，惺惺相惜，有了徽宗的信任和赏识，蔡京开始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宰相生涯。

蔡京的变法主要是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这是他早在任户部尚书时就已经洞窥了的朝廷财赋枯竭的原因之一。为了强力推进保证变法成功，蔡京开始结党营私，同时假传圣命，改革政事，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凡所设施，皆由是出。废除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令州县悉仿太学三舍考选，建辟雍外学于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于天下。在榷江、淮七路建立茶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一律不得使用，这是蔡京变法里最招致富人非议的一点。那些富商巨贾曾经家财万贯，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很多富户投水和自缢。蔡京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和迫害，当时的元祐党人诸如司马光等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可是蔡京仍然一个也不放过，刻石为碑，上书奸党立于文德殿门。蔡京的所作所为，终于招致天下恶意，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一意孤行，喜恶全凭皇帝一念之间，朝廷争斗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蔡京在数度致仕、数次复用中度过他一生忠伪难辩的仕途生涯。

蔡京最让人不齿的是为了巴结皇帝，满足徽宗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之雅兴，大兴花石纲，专门索求奇花异石等物，运往东京开封。这些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故称为“花石纲”。这种劳民伤财只供一人玩乐的做法，使民生凋敝，天下大乱。将花石纲这样的历史罪证简单归结于蔡京身上恐怕值得商榷，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蔡京很有可能是最高统治者徽宗的替罪羊。当然另有阿谀奉承之人借其过生日时耗费钱财，设立“生辰纲”，天下沸反盈天，导致战乱不断，则可能是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家之言，《宋史》上并无实据。客观地说，北宋末年，宋朝就像一个耄耋之年随时翻身待毙的老人一样，先是用刚猛迅急的变法，以金石和大力金刚丸为补药，接着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耗干精气神，奄奄一息的北宋还经得起几次这样的折腾？

纵观“粉面奸臣”蔡京的一生，其初入政坛时未必就是坏得流脓的反面人物；其在基层官吏任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还是为底层民众带来了福祉；尔后在变法和保守派铁壁合围下能够坚定不移地以改革派自居，以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和拥护者继任，扎扎实实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财政收入得到增加，天下农田水利设施得到补强，其无论是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后期结党营私、中饱私囊，使劲儿折腾大宋天下，也非其一个人的错，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蔡京摊上了一个公子哥一样穷奢极欲贪图享乐的皇帝，一味迎合皇帝胃口，当为荣华富贵所惑，像北宋末年那样外忧内患的格局，即使蔡京纵有回天之术恐怕也无济于事，蔡京做人和做官并非就是历史上所标注的那样完全失败，其人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能这就是他作为改革派，时隔三十五年之后被平反的一个重要原由吧。

顺便说一句，蔡京、蔡卞和蔡襄书法同出一门，集当时天下之大成，后世只知有襄，而无论京、卞是很不公平的。而蔡京此人为人豪爽果敢，其在执掌中枢权力机构时，重用舒亶，屡次下令平叛黔贵不毛之地，西收湟川、鄯、廓和夜郎等地，为开疆拓土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南宋人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王夫之亦称：“方腊之反，殴之者朱动花石之扰，非新法迫之也。”这可能是后世贤明士大夫对一代奸臣蔡京少有的公正而中肯的评价吧。

9．谁才是宋史上最牛的人

宋史上最牛的人是谁？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吗？非也，老赵再牛，最后也让他们家老二赵光义一把斧头当柴劈了。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带头大哥岳飞吗？非也，北伐的关键时候岳爷头脑发热，干涉人家皇帝接班人的隐私权，结果让主子爷高宗赵构和政敌奸臣秦桧两口子给诬陷，于风波亭上被秘密杀害了。是在政坛上玩跷跷板五起五落的名相寇准吗？也非此人，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寇老西儿一世聪明，却在这件事上跌了个大跟头，结果晚景凄凉，郁郁而终。宋史上最牛的人另有其人，此人叫做邵雍，字尧夫，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11年），死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77年），死后谥号康节，所以世人又尊称其为康节先生。

康节先生缘何是宋朝最牛的人？且听俺慢慢道来。首先康节先生出生时就天示异兆。有一天，他爸他妈野外踏青，忽然在云雾中就看见了一只大黑猿，他妈心有所动，这就怀上了。这个故事可信吗？反正历代帝王和先贤都是这样横空出世的。他妈生他时寒鸦满院，大家都说是好兆头（因寒鸦反哺）。更奇怪的是这孩子一落地，就与众不同，长发拂面，还有牙齿，而且张口就能叫妈。七岁时在庭院中玩耍，能从蚁穴中窥见天日，见到流云浮动，而他妈看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这孩子有可能是外星人）。

康节先生稍大一点时，游学天下。有一次来到山西地界，忽然马失前蹄，康节先生坠入万丈深渊，随行的人都以为这下神童肯定报销了。但寻至山崖下，但见康节先生完好无损，只是跌坏了一顶旧毡帽，而马儿却气绝身亡。神童就是与众不同，康节先生少年时就会倒背佛经，师从东方大儒李挺之时，三年不设床位，昼夜吟诵苦读，宋史上说其“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康节先生一生成就最大的是《周易》，年轻时就把易经全文写满房屋，每天吟诵数十遍，在反复吟诵中茅塞顿开，洋洋洒洒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感言，悟出了前人所未曾悟出的神奇之道。

康节先生学问既成，名声大噪，始有内圣外王之美誉，什么意思？此为比肩五百年才出的圣人和隐逸山林的鸿学硕儒，堪称宋朝最有学问的人，你说牛不牛？更牛的是康节先生在仁宗和神宗朝，先后多次婉拒朝廷征召，说不做官就坚决不做，绝不像王安石等人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人家这是真正的与统治阶级持不合作态度，一生悠游山林，教授学徒，贩卖黄老之学。先是仁宗朝名臣富弼推荐他做官，他回答：“愿同巢、许称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时。”其次是大名士文彦博倾慕他，推荐他做官，再次被婉拒。到了欧阳修做宰相时，又一次邀请他出山为朝廷效力，他赋诗一首，诗中云：“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自有林泉安素志，况无才业动丹墀。”既谦逊又态度坚决地拒绝了朋友们的美意。

康节先生的学问究竟有多大？竟然如此牛气哄天一而再、再而三地拂逆朋友们的好意，一生处江湖之上而不居庙堂之高？别的学问咱不论，康节先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卦算，每算必中，百分之百的概率，让人神乎其技，时人还不称之为牛人，而是惊为天人。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梅花异数》，而这本神秘充满奥妙的卜算之书传说就是康节先生所著。这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而以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康节先生依靠这种卜算方法屡试不爽，名动天下。

关于康节先生神乎其神每卦必中的事情宋史上记载很多，我们不妨来看看其最有名的几件。有一次，康节先生偶然观赏梅花，只见两只鸟雀争占一枝而双双坠地，觉得很奇怪，因此占了一卦，算出当天晚上会有一位妙龄女子攀折梅花，园丁不知原因，追逐女子，致使该女子摔了一跤，跌伤了大腿，但不至于有太大危险。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一如所料。还有一次，冬季黄昏酉时左右，康节先生正拥火炉而坐，听到有人叩门。起初敲一下，继而又敲五下，而且说要借东西。康节先生让此人别说出来，让儿子起卦推测，看看要借的是什么。儿子按照他的指点打了一卦算出是锄头，康节先生纠正说是斧头，后来验证果然是斧头。

康节先生既能通过卦算预知乾坤阴阳，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多半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别说是在宋朝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的时候，因此天下人都把他当做神仙一般看待。康节先生并非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他通过自己睿智的观察和卦算，知道世事如浮云，政治上的变法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不论怎样折腾都不能最终施惠于民间，因此早早就断了自己的仕途念想。但他也并非就不关心政治，比如有一次他和一位客人走在天津桥上时，闻见杜鹃声，就惨然不乐。客人问他为什么忧愁？康节先生说，不出两年，皇帝就会重用南人为相，南人自会照顾南人为官，这些人多半会无事生非，天下将陷于乱象，而北人将会处于困苦之中。后王安石“熙宁变法”果如是。

康节先生虽处江湖之中，不想闹出太大动静，但是名声太大了，朝中的达官贵人竞相与其交好，其所居住在洛阳的三十多间房屋乃洛阳市市长亲自为其修建，而当时的大名士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经常登门拜访求教。这些名士们都想以丰厚的聘金礼结先生并延揽门下为幕僚，但康节先生都婉言谢绝了。而这些人平日以与其结伴游山玩水为第一幸事。就连一向刚愎自用自视甚高的王安石在耳闻目睹了康节先生的道德文章后，也击节感慨“邵尧夫之贤不可及矣”，自叹弗如。

康节先生居住在洛阳时，遇到比自己年长者则以礼拜之，年龄相同者则与之交为朋友，年少者则以子弟待之，深得人心。《邵氏闻见录》载：“每次外出，人皆倒屣迎致，虽儿童奴隶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康节先生作为宋朝时一名大隐于市的高人，真正与底层民众打成了一片。康节先生既知鬼神不测之术，又忠厚之风闻于天下。就连市井中的游手好闲之辈也深为叹服，异常尊敬康节先生。他的言行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洛阳城里民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要知礼义廉耻，做了坏事，没有人能够瞒得过邵先生。

就连最后康节先生的死也充满了神秘色彩，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这一年康节先生六十七岁。先生偶染小病，昏昏沉沉中南柯一梦，梦见五彩的旌旗遮天蔽日，无数黄鹤和大雁从空中飞来，引导他行走在乱山之中；并且与他的旧友司马光和吕公著依依分别于一只驿亭之中；在这难舍难分之时，忽然看见亭壁上书四个大字“千秋万岁”。康节先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告诉家人，不必用医药延续生命。果不久，这位一生卜卦无数且屡试不爽的世外高人驾鹤西去。康节先生死后备极哀荣，万人空巷，十里长街世人争相祭奠。

纵观邵康节先生平凡而奇异的一生，虽然始终一介布衣，但在官场和民间俱得人脉，甚至死后皇帝还为这样一个持不合作态度的隐士亲赠谥号（哲宗元祐年间），可见其做学问和做人都是很成功的。宋史上还有谁能像康节先生一样在当时留下如此绝佳的口碑？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得到民间如此隆重的礼遇？而他留下的卦算之法——梅花异数，后世再也无人参透得了，他如谜一样的来，又如谜一样的去，他不是宋朝最牛的人？还有谁能配得上？

10．《水浒传》中老种小种经略相公是谁

《水浒传》中多处提到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比如鲁智深、王进、杨志都曾谈到过，而《水浒传》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中，牛人鲁达就对文身男史进说过这样一段话，“……洒家听得说，他（王进）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而暴力男鲁达在三拳玩儿完了屠夫镇关西后，宋朝110警察赶到小种经略相公府衙时，小种经略相公官官相护，包庇鲁达时，也说这暴力男鲁达原是他父亲老种经略相公手下军官，在这里虽任提辖，犯了过失杀人罪，但也应该让他父亲老种经略相公知道。

那么，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究竟是谁？施耐庵的《水浒传》三分实七分虚。北宋时，确有老种和小种经略相公，此二人为父子关系，老种经略相公叫做种谔，小种经略相公叫做种师道，父子皆为北宋御边名将。父亲种谔（1027～1083年），生存于宋仁宗和宋神宗年间，今河南洛阳人。种家世代贤良，其父种世衡名气尚在老种、小种之上，为宋代种家将开山之人。宋朝世家将领不少，譬如杨家将、种家将、岳家将等，前人对后人的影响力非常深远。同时也可看出，宋朝虽重文轻武，但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拥有忠君报国思想的世家子弟仍然络绎不绝。

老种经略相公种谔因其父推荐，子承父业担任延安青涧县令，年轻时其军事才华就已经显露，史书上最值得称道的是以计迫降西夏绥州将领嵬名山，这段事迹宋史有载。当时西夏大将嵬名山弟弟夷山请降种谔，种谔一面上报知州陆诜，一面飞奏朝廷。陆诜认为投降可疑，始终不赞成种谔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而种谔则兵贵神速，不待朝廷下令就派兵潜入绥州，围住名山大营，嵬名山猝不及防，手忙脚乱。种谔命夷山导入劝降，名山无可奈何之下，只有举众投降，共计收复降将300人，兵士万余名。种谔接管绥州后，坚壁清野，高筑城墙，击溃了闻讯赶来的西夏大军。种谔不听上谕，擅自采取行动，被陆诜弹劾，好在不久陆诜就因治边无力而被免职。种谔后因军功升任鄜延经略安抚副使，攻克米脂城，败西夏援军八万余人。种谔在经略陕北延安抵御西夏期间，被后人称之为老种经略相公。

宋史上有名的“宋夏永乐之战”，成为种谔一生中为人诟病之处。其实，这场战役种谔早就有预见。神宗年间，由于多次征西夏收效甚微，延州（今延安）守将沈括（《梦溪笔谈》作者）建议沿横山山脉筑堡，将西夏拒之于荒漠以西。种谔非常赞同沈括意见，便向皇帝上书“兴功当自银州始”。神宗皇帝于是派遣手下人勘察地理。此人唯恐首功被沈、种所得，便另辟蹊径，建议皇帝修建永乐城拒守抵寇。种谔认为永乐之地，依山无水，军队缺少饮用之水，一旦敌兵压境，将会军心溃散，不战自乱（多像马谡的街亭之战）。皇帝不为所动，听信谗言修建了永乐城。结果正如种谔预见的那样，西夏调集全部主力围攻永乐城，城中因无饮用水，军民多渴死，城破人亡，宋军大败，而种谔也因坐视不救而被牵连，后郁郁病死。

小种经略相公种师道（1061~1126年），北宋末期著名军事家，因迁居长安，是为长安人（今西安），生存于宋英宗和钦宗年代。小种初任文官，因有谋略后改任武职。小种是宋徽宗亲自提拔的青年将领，然因多年在奸臣童贯手下，郁郁寡欢，仕途上不尽如人意。在童贯征辽大败而归的战役中，唯小种保全了有生力量，避免了宋军更大损失。小种曾经因在节度使任上，不满蔡京所为被污为元祐党人而被贬职，这一冷冻就是十年之久，后起用为都指挥使，知渭州，而在渭州任上，即《水浒传》中所言“小种经略相公”。宣和元年，即1119年，在甘肃境内奉徽宗命修建了苇平城，小种在军事上颇有建树，历史上最有名的为“葫芦河之战”。

“葫芦河战役”仍为宋、夏之战。当时小种主持修建的苇平城还未竣工，西夏闻讯来犯。小种列阵葫芦河（今宁夏清水河），摆出一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战架势，然后暗中分出一支军队绕袭西夏后军，扬言宋军援军已至，趁着西夏人惊惶失措疑虑不决之时，掩军前后夹击，西夏人大败。六月再破西夏军。宣和六年，鉴于宋军屡败于辽人，而金人势力越来越大，小种建议联辽抗金，被朝廷拒绝并遭弹劾而被免职。次年十月，因金兵大举攻宋，朝廷实在难以找到德高望重的军事将领，小种复起用为京畿、河北方面军大员。小种为救京师率一万余众，号称百万，虚张声势，击鼓而进。金人不知虚实，移师自卫，京师危机遂解。后因反对割地求和再被贬谪。八月，金人再度大举侵宋，又复官。

纵观小种一生，朝廷一旦危机就想起了他，而危机一旦解除又卸磨杀驴。而北宋末年，四大奸臣当道，徽钦皇帝政治上昏庸，北宋长期以来重文轻武的现实终于结出了恶果：因为军事上的孱弱，北宋既辽人欺凌之后，复又被雄起的金人掳掠。小种不顾六十多岁的高龄而奔波于繁忙的军务之中，终于油尽灯枯，以六十六岁病卒军中，北宋末年赖以支撑的军事上的大树终于轰然倒塌。而北宋上最耻辱的一页“靖康之耻”，在小种死后不到半年时间猝然降临。小种没有尝到国破家亡的深耻大辱，也许是对这位名将一生不幸而冥冥中的另一种回报吧。宋史评价种师道“善察形势，沉毅有谋”也算中肯之言。

种家一门英烈，祖孙三代都有贤名，其历史上真实的事迹远比坊间流传的杨家将更为生动而可信。老种经略相公种鄂的父亲种世衡在宋史中有传，《儒林公议》中记载着种世衡建城拓边的事迹，陕西的清涧即为其在任时命名。清涧原名叫做宽州，因种世衡带领军民于此筑地得清泉而命名。种世衡善抚士卒，每当官兵得病，必遣其子亲口尝汤药，所以手下感恩，多衔草结环以命相报。种世衡死后，就连他的敌人西夏的许多重要将领也亲往吊唁，而清涧当地民众人皆画像以祠之。当官当到这个份儿上，没得说，让世人景仰。其子古、谔、诊皆将才，关中称之为“三种”，其孙师道、师中皆北宋末年重要军事将领。

另需指出的是，小种经略相公种师道知渭州任时，是在公元1116年，而在这个时间里，他的父亲老种经略相公种谔早就已经死去23年了。而《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发生于宣和元年即公元1119年间，老种和小种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分别任职于延安和渭州。莫非作者施耐庵先生会穿越时空隧道或者乾坤大挪移，而把相差近20余年的事实搬回在小说里？而《水浒传》第二回合如笔者前言所说，小种经略相公为了回护鲁达，说什么教他父亲知晓此事，当是痴人说梦，是向他已经升入天堂的父亲托梦？还有，难道23年前，鲁达就已经在他父亲手下任军官了，鲁达鲁智深的造化未免也太神奇了吧？

第五章　疑史探秘

1．不自由的唐太宗为何成就了“贞观之治”

“治世”胜于“盛世”，因为大凡“治世”都发生在建国初期，君主克己奉公，励精图治，努力为后世帝王做道德楷模。在这个阶段内，百姓能够获得一定的休养生息政策，短暂地享受安居乐业的幸福时光。而“盛世”，则帝国发展已经到了峰值和顶点，各种社会矛盾掩盖于盛世繁华之中，这个时候的人们穷奢极侈，享乐主义盛行。“盛世”其实就是一个拐点，所谓盛极而衰，盛世之后的动荡和乱世也会接踵而至，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就是最好的总结。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雄主，“唐宗宋祖”一说绝非浪得虚名。而“贞观之治”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除了唐太宗个人所具有的帝王品质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君权和相权的制衡，也就是说皇帝本人不能为所欲为。纵观古代历史，大凡帝王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个帝国肯定折腾得精尽人亡，天下大乱。相反，古代帝王若是安分守己，无为而治，放手职能部门各行其责，反倒会出现清明的政治景象。初唐大抵也是如此，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不自由，反倒缔造出让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来，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和不可思议。

唐太宗李世民究竟是怎样的不自由？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有许多精彩的记载，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唐帝国CEO，李世民岂止不自由，简直算得上活得很憋屈，凡是他想率性而为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李世民身上，成功之母从一而终，坚决不改嫁，因为他总是失败再失败，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当然还得感谢李世民失败后的深刻反省，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得到满足而大发淫威，荼毒天下。要知道皇帝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唐初朝廷上的大臣们还得托李世民这种从谏如流的洪福，遇上一个好皇帝不容易，遇上一个想发脾气而发不得的皇帝更不容易，从而演绎了一段君臣风云际会的历史佳话。

贞观中，大臣褚遂良负责为李世民的私生活写传记，史书上叫做编写《起居注》。李皇爷很想一睹为快，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项非常影响他光辉形象的大事，谁知道手下臣子怎样在书里编派他呢？可是褚老师就是不让他看。太宗套近乎，不让看也行，那么能不能把那些见不得光、摆不上台面的事情不写进去呢？褚老师一脸严肃地说，那不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凡是你的善恶都要详细记载，要让后世帝王借鉴从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太宗不高兴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不怕我撤换了你？手下另一大臣刘洎梗着脖子回答，没用的，即使褚老师不记载您的劣迹，天下人也会记载的。太宗一声叹息，唉，我花银子养着这些读书人，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但自始至终，太宗没有撤换这些中央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

显然李世民不仅武略没得说，文韬也有两把刷子，还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帝王。或许是歌舞升平久了，也或许是温柔乡里浸泡得有些乐陶陶了，这位爷爱上了写诗。写诗没错啊，但李皇爷喜欢作艳诗，嘲风弄月。李氏“梨花体”先河一开，文人们竞相效仿，为了帝国文化艺术事业大繁荣，太宗下令全国推行艳诗“梨花体”。这下，大臣虞世南急了：陛下呀，您的诗虽然做得好，但是非常不雅呀，哪有帝王做这种艳体淫词的？您“小资”一下可以，但是此风切不可倡导呀，否则帝国上下靡靡之风盛行，有损我大唐国威，你要全国推广，请恕我绝不奉诏。太宗说为什么俺想玩玩文化，你就这么多废话呢？虞世南说，昔日梁简文帝喜欢艳诗，天下风行，这种风花雪月的“宫体诗”使梁朝文化事业受到很大损失，民风也随之变坏，陛下不可不防啊。太宗想了想，心虽有不甘，但觉得虞老师所言有理，于是赏赐无数，放弃了普及艳体诗的想法。

文化玩不成了，李世民就想整治官场风气——肃贪。苦心孤诣想出了一招，这个招数被现代人命名为“钓鱼执法”，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才是这个有些阴损招式的最早的发明创造者。当时有人告发中央各部委手下那些办事人中多有贪污受贿者，太宗就找来心腹之人密谋授意，让这些人故意去衙门里散发钱财，看谁上钩？果然管理刑部的一名官员就中了“钓鱼执法”的道儿。太宗暗中得意自己的方法奏了效，就下令将贪污受贿之人喀嚓灭掉了事，以儆效尤。屠刀都举起来了，可是落不下去，因为有人反对。大臣裴矩理直气壮地说，陛下你用财物诱惑别人，使人上钩，还要将上钩之人处死，这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必定让天下人陷于道德争论之中啊。太宗想了想，觉得自己这个法儿确实有些损人不利己，于是反对有效，废除了曾令自己沾沾自喜的“钓鱼执法”。

作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国之主，李世民的权力可谓大了去了，那么蔽护几个手下人总该可以吧。但是就连这点特权也让手下人喊“NO”而办不到。有一次，太宗带着嫔妃巡幸九成宫，回京时宫中之人借宿在湋川县政府招待所。这伙人刚住下不久，大臣李靖、王珪也来了，湋川县县太爷不敢怠慢，赶紧让手下人把招待所腾了出来，而让宫中之人移宿别处。这些宫女太监们感到非常委屈，于是回去后就禀告了太宗。太宗一听勃然大怒，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是？这也太让我跌份，没面子了。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些人胆敢巴结作威作福的李靖，而轻视我的手下人，活得不耐烦了。于是下令严惩湋川县一帮官员。大臣魏征不干了，赶紧上谏：李靖等人是陛下的股肱之臣，而宫人，则是皇后奴婢。李靖外出，依据官场规定，官吏奉公行事；而宫人住县级招待所则不合定制，以此治罪，天下人谁能信服？太宗想给手下人出气，结果让魏征这么一说，彻底泄气了，于是下令不再追究。

不仅如此，只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心血来潮自己想干的事情，总是被大臣们像门板一样给撞了回来。这边太宗矫情地喊道，我要，我还要。那边总有一些不太开眼的大臣扯着喉咙嚷嚷，反对，坚决反对。末了，还给英明神武的皇爷李世民正儿八经地上课，给他摆事实，讲道理，直到皇帝李世民无可奈何地放弃。你瞧瞧李世民这皇帝当得有多窝囊？比如太宗喜欢打猎，人事部部长唐俭就面无表情地劝告他，陛下以神武平定四方，难道复逞雄心于一野兽乎？唐太宗脸一红，于是罢猎。再如太宗想大兴土木，建一个享清福的宫殿，手下谏官就批评他不如隋炀帝，直比桀纣。太宗爱惜自己名声，只有忍痛割爱——俺不干了行不行？又如太宗想外出避暑，巡幸九成宫。手下大臣就拿父子亲情劝导他，你老爸尚且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你自己却自找阴凉处所，就不怕别人议论你不合伦理孝道。太宗害怕天下人指责他忤逆不孝，只有打消念头，在酷暑流金岁月中战天斗地。

当然史书不乏对唐太宗的诸多溢美之词，但唐太宗也有许多过人之处，比如他的纳谏如流和闻过即改。他知道手下的大臣谁真正为他好，谁真正为帝国事业呕心沥血，所以他能够对自己的随心所欲及时叫停。虽然他也恼怒他也彷徨，但毕竟没有因为谁违背他的心愿而对其大加鞭挞。正是因为唐太宗的一言一行拘于朝廷一些忠直大臣的劝诫和疏导之下，拘于为政之道和朝廷议法，正是因为人主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才造就了大唐初期的“贞观之治”，因此，唐太宗李世民的不自由和政治上的看似不作为，实际上是大唐治下普通老百姓的福分，可惜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杯具”性地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忽视和丢弃。

2．武则天为何要宠信酷吏实行“白色恐怖”

越是专制社会，越喜欢攻讦告密者；越是君主独裁，越喜欢任用酷吏。借以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维护皇帝威权，汉、唐无不如此。而到了武则天的大周时期，酷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朝廷的“鹰犬”和高级打手们为了效忠主子，狐假虎威，大兴冤狱，为罗致罪名无所不用其极，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令人谈之色变、触目惊心的酷刑。中国古代在刑具方面的发明蔚为大观，似可居世界之首，那一幅幅血淋淋的人间地狱图让人胆战心惊。这些牛头马面、权势熏天的酷吏们都发明了哪些酷刑？天纵睿智的武则天又为何会宠信酷吏，实行白色恐怖，搞得天下人人自危呢？

大周朝法院审判官索元礼，本来就是胡人，冷酷好杀，武则天恰好就看上了他这一点，所以委以重任，时人称其为“索使”，为勾魂索命使臣。索元礼每次在审讯人犯时，就高叫，“来呀，取我的铁笼子”，这只铁笼子是一只仅容头颅入内的特制刑具，然后用上粗下锐的木楔子不断楔进犯人头部，如此反复，则使人犯脑浆迸裂。他又发明了“凤晒翅”，即让犯人背上面下，以横木锁住手脚而转动机关，使人骨裂筋折，求生不得，求死不成。还有一招，将人犯悬于大梁之上，然后在人犯头上缚一绳索，下坠重石。索元礼不仅发明创造了许多让人闻风丧胆的刑具，还与另一著名酷吏来俊臣合编了一本书，叫做《罗治经》。这是一本荼毒后世的书，内中有大量如何与领导和谐相处溜须拍马的秘诀，还有如何罗织罪名，无中生有的诀窍，当为中国最早的厚黑学。此人可算是最具职业操守的酷吏了。据说，就连一代名相狄仁杰看后，也惊出了一身冷汗，而女皇武则天看后也不得不惊叹此人心思之缜密和心机之可怕。这个索元礼很有意思，后来失宠于武则天被关进天牢后，拒不认罪，狱吏高声断喝，“取公铁笼来”，索元礼吓得屁滚尿流，赶紧认罪伏法。

当时，还有三个监察官员，分别叫做李嵩、李全交和王旭，京城中人称为“三豹”：李嵩叫做“赤黧豹”，李全交叫做“白额豹”，王旭叫做“黑豹”。此三人狼狈为奸，都是蛇蝎心肠，残暴而冷酷，视人命如草芥之徒。李全交专门罗织罪名，但凡看谁不顺眼，随便给你安上一个罪名，就可能让你一夕之间身陷囹圄，身死家亡，官场人送“人头罗刹”，又叫做“鬼面夜叉”。这个人每当审讯囚犯时，就会用特制的木枷将犯人头颅牵引向前，瞧着人犯痛苦不堪的样子，此人大为得意，称之为“驴驹拔橛”；而将人犯带着枷锁倒悬于树，称之为“犊子悬车”；将人犯用两只手捧着枷具，枷上不断加砖，称为“仙人献果”；而将人犯缚于高木之上，枷锁反向拘之，称之为“玉女登梯”。李全交就在花样翻新、不断折磨人犯的过程中获得心理上的极大满足。而另一位阴毒残忍之人王旭，既是酷吏，又很贪色，但凡是他所看上的良家女子，都会被掳掠到家，只要是稍不顺从，就会命人用绳索勒住其女阴部，命令手下人弹珠相击，妇人无不疼痛难耐，生不如死。

刑部侍郎周兴，即“请君入瓮”的主人公，这个人把所有的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发明刑具方面，为了逼供，他别具匠心地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十大骇人听闻的刑具，可谓整人有术。这些刑具虽然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但仅名称想来就已经让人魂飞魄散，时人称其为“牛头阿婆”。他曾经公开对人说，但凡被告之人，都称自己冤枉，然只要你肯下工夫，没有人不认罪伏法的，严刑峻法之下，谁敢多言？周兴眼里只有君主，然聪明的武则天最终成全了他的死心塌地，让他成为了苛刑峻法之下民愤极大的替罪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等到周兴把武则天眼中的大唐群臣“钉子户”拔得差不多了，作为酷吏的末日也就到了，周兴聪明反被聪明误，被自己发明的“请君入瓮”法撂倒了，后因得罪之人太多，流放岭南时被仇家千刀万剐所虐杀。

大周时期，但凡酷吏总是能够得到武则天的信任，也是最为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的一个特殊阶层，所以人人效仿，争先恐后地获取武则天的欢心。御史侯思止本来只是一个卖饼子的小商贩，按照官场规定，就算是有了功名也只能授为五品官员，但此人居然敢于在朝廷之上当着武则天的面公然要官，请求做监察御史一职。武则天说：“老周爱卿呀，你不识字，咋做呢？”周商贩恬不知耻地回答：“獬豸（音谢志，古代一种能识善恶忠奸的神兽）也不识字，只要能为陛下识别忠奸，我不怕得罪任何人，识不识字又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一听，大喜，这又是大周朝一只听话的巴儿狗，于是，赶紧把御史一职拱手相赠。这个姓周的家伙上台以后，大兴冤狱，制造了大周朝无数的冤假错案。因为不识字，每次审讯犯人时，就告诉囚犯，你不必书写供词，只要给我认罪伏法即可，否则就把你交给来俊臣，或者孟青棒，让他俩收拾你（此二人皆为名闻一时的酷吏）。就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居然能够得到武则天青睐，不过，此人最后还是因为贪赃枉法而被主子爷（爷还是婆呢，难煞俺了）武则天斩首示众。

上行下效，大周朝的地方官员也都任用了一些酷虐之人，如瀛洲刺史独孤庄，此公以嗜血和凶残闻名。有一次，他的手下抓住了一个盗匪，他以计诱之，说你小子要是一个勇士，就敢做敢当，如实把同伙招供出来，我就可以放了你。此匪竹筒倒豆子，全招了。手下的官员们都以为独孤庄必定会践行诺言放了此人。却不料，这位爷脸色一变，对盗匪说道，你不是勇士吗？岂不闻“勇士钩下死”这一古语，我今天就成全你。说完让手下取一铁钩来，此钩长约一丈，钩锋锐利，然后将此人倒挂于大树上，用铁钩钩住其脑袋，让壮士以绳索拽之，顿时脑浆四溢，惨不忍睹。这位魔王还洋洋得意地询问手下，这项发明如何？手下马屁山响。独孤庄还有一个嗜好，喜欢吃人肉，手下但凡有奴婢死去，他必派人前往割其肋下之肉以供食用。当时还有一个边防军将领叫做张仁亶的，也好酷杀。有一次一个突厥人跑来投奔他，老张先作檄文大骂突厥首领，然后把此文用锋利的小刀刻在来人后背上，以火炙之，此人疼痛难耐，日夜号哭。老张还将此人送还突厥大首领，突厥人深以为耻。以此酷虐小把戏，激怒突厥人。看来老张脑子里不只有水，还有肿瘤。

武则天为什么要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会宠信这些酷吏？因为她深深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作为李唐王朝曾经一个为人妇为人妻者，她的地位其实岌岌可危：在正统朝臣眼里，她只是一个僭位者，她的承继大统在旁人看来有夺取李唐江山的嫌疑，朝野上下人心不服，无论是当时的还是以后的政治对手都还很多，她不能容忍这些反对势力的存在，她需要人人自危，需要为虎作伥者把恐怖的高压政策进行到底，让反对派在战战兢兢中难以自保，并逐渐向她靠拢。她太需要在这张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营造她的权威和地位了，而一旦宿敌廓清，她又显现出她的精明来，于是诿过这些酷吏，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天怨人怒的酷吏们一脚踢开。她的驭下之术得心应手，而倒霉的则是那些昔日呼风唤雨、飞扬跋扈的狗腿子们。于是，武周朝的酷吏们如周兴、来俊臣、丘神绩、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最后全都死得很惨，所谓“积恶之家殃有余”，这也算是冥冥中的一种报应了。

3．历史上谁对古城洛阳有着再造之恩

洛阳是千年帝都，牡丹花城，历史上一共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城市。洛阳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既是天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全国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汉魏以来，特别是在武则天迁都洛阳且命名为神都以后，这里逐渐成为国际级大都市，在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而彪炳史册的辉煌篇章。

然而在唐朝末年，洛阳却因天下动荡，军阀混战，特别是在黄巢起义和持续兵乱后，洛阳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浩劫，时“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见《洛阳缙绅旧闻记》）”。一幅“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凄惨景象，洛阳城的复苏和历史重建，仰仗于一位历史人物，此人就是历经唐﹑后梁﹑后唐，长期担任河南尹的张全义，虽历经动乱和朝代变迁，但其在洛阳任上一干就是四十年。这四十年里，他造福洛阳乡梓的事迹不绝史书且让今人掩卷叹息，“天若有情天亦老”，神都洛阳不该遗忘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张全义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河南尹任上，又是怎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复原了洛阳城的繁荣？

张全义，字国维，原名叫做言（一作居言），全义为唐昭宗所赐名，后梁太祖朱晃又改全义名为宗奭，至后唐庄宗平定河南后，又复其原名全义。老张这一生也真够麻烦，每伺候一个主子，就连名字也得跟着改一回，仅此改名一事来看，老张的委曲求全就远非常人所能及，这也注定了他一生别无所求，就是活着能干事比什么都重要。的确，老张的祖上世代务农，他深深知道国之根本是什么？他早年做了一个小官，因不堪忍受县太爷的污辱，一气之下投奔了黄巢，因见黄巢军流寇本色，知不能成大事，转身又投回了唐王朝。一生中的见风使舵，保证了他的衣食无忧。按现在话说，老张这个人活得很现实，谁势大就跟谁，在动乱年代，活命最要紧，至于谁是谁非，在那个年代里，根本就没有评判的道德标准。

老张一生中做了多少个官？说出来吓你一跳。《旧五代史》说他历任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后封王（先封魏王，后封齐王），内外官历二十九任，仅在河南尹一任上就干了四十年。就在任河南地方官员时，老张做了一生中最正确的也是史书上最为人所称道的事。老张才到洛阳时，洛阳城中一片废墟，城中所存遗民仅百户，老张到洛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被毁坏的都城。洛阳原有三座小城，分别为北州、南州和中州（中州洛阳经此而来），但经军阀混战后，仅余残垣，他率领手下百余兵丁和所存残民，共保中州一城，接着修葺南州和北州城，用了五到七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了洛阳城的壮观景象。

紧接着大力发展生产力，老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保证了农田生产的有序发展。他于手下不满百人的兵丁中选择了十八位有用之人，命之为屯将，每人发给一面旗子，一道榜令，命其在洛阳十八个县中招募流民，在被毁坏的田野中耕种，流民渐归。然后又从百余名手下中，再选十八人，命之为屯副，如果有流民归来，以安抚绥靖为主，除杀人者外，其余犯奸作科者仅加杖刑略施惩处。在老张的治理下，废除了严刑峻法，且没有赋税，流民络绎而归。老张再从麾下另行选择十八人，命之为屯判官，仅一两年时间，十八屯将每屯增加至千户，农业生产已呈蓬勃发展之势。

有了耕种的田地，治下民众不愁吃穿。老张又在农闲时分挑选部分农户，教他们弓矢枪剑和行军布阵进退之法，如此教化数年后，每屯增加户数多者达六七千，其次为四千，最少的也有三两千，而且募得农闲时分麾下兵将约两万余人。这部分增长的军事力量，有效地保证了境内的安定团结和治安维稳局面，每每有盗贼横行即行缉捕。在老张的励精图治下，洛阳城恢复了过去的繁荣景象，在这段时期，城内人口激增，人民安居乐业。老张用法刑宽事简，休养生息，远近流民蜂拥而至，洛阳城在乱世中呈现一枝独秀的清明景象。

非独如此，老张的亲民惠民形象也深得人心，比如某家百姓今年养蚕和种田成绩突出，只要离都城不太远，老张必将亲力亲往，去后即召集其家老幼，亲自示以慰问和关怀，并且赐之以酒食茶叶等彩礼，男人赠之以布匹，女人赠之以裙衫。当时因民间崇尚青衣，老张就亲自为那些女人奉送上青衣。每到一家，则对其家的新蚕新麦仔细观察，若觉得其家收成较好，即喜笑颜开，甚至民间亦流传出这样一句话：“大王虽然喜欢声乐美色，但很少能见到他笑，唯有见到好的蚕麦，才会绽放出真诚的笑容。”

老张对耕种和农田建设非常重视，事无巨细都会亲自查验，每到秋天时就会外出，看到好庄稼和耕田里没有杂草时，就会驻足不前，让手下人围拢观察，且令手下人找来田主好言慰劳，并赐之以衣物。如果看见耕田中杂草丛生，耕地青黄不接时，就会立即召来田主，聚集众人责骂之。如果苗荒地生，问清缘由知晓是因为没有耕牛或者人手不够才导致田荒时，就会令人请来其耕者邻居，斥责道：“此人少牛，众人为何不相助呢？”邻人都会自认理亏。自此，洛阳附近，只要是少牛或者家中人手不够者，都会得到别人援助。农户家家都以勤勉农事为第一要务，所以家家衣食无忧，丰年有积蓄，旱涝无饥民。

张全义在洛四十余年，心忧农事，每次遇到洪涝灾害和大旱之年需要祈祷天地时，必沐浴更衣，食素，且毕恭毕敬至祭祀之处，神态安详祷告天地。也许老天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民生的人格外垂青，所以在大旱之年他每次祈雨时老天即依其所言，给足了他面子。洛阳所存龙门广化寺无畏师塔，即张全义依别人所言修建，老张每次到那里祭雨时都虔诚地祷告：“今少雨，恐伤苗稼，和尚慈悲，告佛降雨。”每次老天都会非常慈悲地降下雨来，以至于当时的民谚都流传“王祷雨，买雨具”。老张人神相通，鬼神难测，让人惊呼其技。通过老张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的多年苦心经营，洛阳城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再度恢复了繁荣与鼎盛。

洛阳城不该遗忘这样一个在历史对其有着特殊贡献的人，否则洛阳城很有可能像历史上其他的名城一样毁于兵燹和战火之中而籍籍无名。虽然这个人在乱世之中非议不断，比如他一生中的反复无常和过分的委曲求全，以及在朱温的淫威下，家中妇女尽被朱温污辱，他却甘当缩头乌龟，反以洛阳励精图治后的富足资助朱温夺取天下。张全义并非如他的名字那样“全义”，在乱世之中，他的污点固然很多，但单以其对洛阳战后的恢复来看，他足以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现在的洛阳人也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人，他对名城洛阳是有着再造之恩的。

4．黄巢的千古生死之谜

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披露了一则惊天秘密，原文如下：“《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二都旧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予数至南禅，壁间画僧，巢也。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老人言：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阑干看落晖。’为李易初取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邵博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关于唐末黄巢大起义中的男一号冲天大将军黄巢这哥们儿并没有死，《唐史》所记有误。唐中和四年即公元884年，黄巢被叛将尚让所逼迫，走投无路之下来到泰山狼虎谷，急中生智下玩了一招金蝉脱壳，剃发为僧，皈依佛门了。而时任节度使的时溥所献黄巢首级，乃是伪造也。黄巢脱身以后，来到了河南洛阳，投奔河南尹张全义，而张某正是黄巢旧时宿将，因形势所迫早就投降了唐王朝。张全义以南禅寺为黄巢安身处，曾经有人见寺中画僧，状若黄巢，而所题诗句，颇有点像一代枭雄的凌厉文风。

那么正史上对于黄巢之死又是怎样记载的呢？《新唐书》所载黄巢死于自刎，言道黄巢兵败狼虎谷后，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之下，对他的外甥也是当时义军的重要将领林言说，你可以以我的头颅去换取荣华富贵，而林言不忍杀害黄巢，于是黄巢自刎而死。然《旧唐书》的记载却截然相反，言道“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看来，黄巢之死与林言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林言到底又是何许人也？林言是黄巢的外甥，也是他的卫队队长，黄巢曾将500余名骁勇善战的死士组织成控鹤军，而林言正是这支队伍的带头大哥。可惜林言在持黄巢首级投奔时溥的途中，却遇到了凶残成性的沙陀人。沙陀人落井下石杀害了林言和他的部下，并将其与黄巢首级一同进献给了驻守武宁的唐朝“方面军司令”时溥。林言既死，关于黄巢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也就成为了千古之谜。

就在正史和野史纠缠不清、历史学家挠头不止时，时间到了1900年的近代，在敦煌莫高窟，一个叫做王道士的人在一堆散发着腐烂霉变的残卷经书中，发现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在一份叫做《肃州报告黄巢战败等情况残卷中》，明白无误地记载着黄巢兵败的死因，上面写道：“其草贼黄巢被尚让杀却，于西川进头。”历史学家据此推测，黄巢其实是被手下降将尚让在乱军中杀死。

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尚让何许人也？若论义军中的资历，尚让尚且在黄巢之上，因为起义军最早的发起人即为王仙芝和尚让以及其兄长尚君长。王仙芝死后，黄巢继任义军首领，而尚让俨然是黄巢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也是黄巢军中的第二号人物。非但如此，尚让对于黄巢的影响力也是非常之大的，既是黄巢的左膀右臂，也是黄巢实质上的军师，还是其政治纲领的代言人。在黄巢打下长安后，曾分封四位宰相，尚让为首席宰相，为黄政府之CEO。在钱易的《南部新书》中就有相关记载，“黄巢入青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据此看来，尚让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明确指出了义军是为了天下生灵，而不似李唐王朝的横征暴敛和腐败无能，以开动舆论宣传机器而不遗余力鼓吹黄巢义军的“义”以笼络民心。

尚让看似一个智勇双全的人，却屡遭败绩，军事指挥才能稀松平常，其先后在中和元年，即公元881年，率五万义军大败于凤翔，损兵折将两万人；又在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以十五万之众与沙陀人李克用战于梁田陂（今陕西渭南东），遭遇败绩，损失数万人。黄巢末年军事上的被动，与尚让的屡战屡败关系很大。公元884年5月，黄巢在今河南中牟西，遭沙陀骑兵突袭，又损失了万余人。在此危急关头，尚让却让沙陀人吓破了胆子，率手下万人投降了唐王朝武宁节度使时溥。历史早就证明，一旦亲如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那是会用更加歹毒而残忍的有效手段，调转枪口疯狂地屠杀自己的同胞兄弟的。尚让也不例外，他随唐将李师悦步步为营，充满杀机地追击黄巢至狼虎谷。接下来的一切，似乎印证了历史学家的推测，就是这个叫做尚让的杀害了黄巢。

然历史总是充满波谲云诡，唐代学者、新罗人崔致远所著的《桂苑笔耕录》中记载的信息说明，唐将时溥是引诱黄巢起义军当中投降的将领把黄巢杀死的，这与尚让杀死黄巢的结论产生了明显歧义。因为从时间上推算，当时尚让早就已经投降唐廷，而时溥不可能再用引诱的手段腐蚀拉拢尚让，而黄巢也不会傻到对早就背叛自己的尚让毫不设防，任其宰割。崔致远的文字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他与黄巢同处于一个时代，且为韩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一代儒宗，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极高。那么从这条信息中可以证实，黄巢确实死于降将之手，最有可能杀死并得到他首级的是他最信任的侍卫队队长，也就是他的外甥林言。

关于黄巢之死，敦煌残卷所言不足为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黄巢死于山东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这一点多种史料记载趋于一致，相信不会有错。那么泰山距肃州，也就是今甘肃酒泉相差很远，肃州地方官员何以得知黄巢为尚让所杀？难道是此前河南中牟一战后尚让在联军的追击中就已经趁乱杀死了黄巢？这种可能性不大，若黄巢已经伏首，唐王朝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东进赶尽杀绝了。还有，黄巢若在中牟之战或者其后的大小战役中已被杀死，那么杀死他的尚让早就威名震天下了，何以没有任何官方资料记载和地方志披露？另有一种可能就是唐王朝的雇佣军传言而以讹传讹。与沙陀首领李克用合兵进击黄巢的是另一支雇佣军，即长年驻扎在甘肃的党项人，他们的军队最高指挥官是拓跋思恭，这样就很好解释了：党项人和沙陀人以为与叛军尚让一起击败了流窜在河南的黄巢军，并且认为黄巢已经伏首，肃州地方官员不辨真假，飞马上报朝廷。这种失败推诿而取胜则纷纷争功的情形历史中多次出现，结果则是黄巢率溃军边打边向东撤退以守山东。

在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中，有寥寥数语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文载：“中和初，黄巢将败。有谣云：‘黄巢须走泰山东，死在翁家中。’巢死之处，民家果姓翁。”相对于传统史家所言，我更相信民谣，历史的真实很有可能隐藏在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民间谶言之中，一如《推背图》和《烧饼歌》，这是一种依靠正常思维定势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那么，黄巢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黄巢率领已经败退的溃兵在泰山东狼虎谷再次被唐军合围后，眼见突围无望，于是带领林言等心腹卫士来到了一户姓翁的山民中。黄巢前思后想万念俱灰，依其执拗性格，黄巢是至死也绝不会投降唐军的，那么接下来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在翁姓山民中自刎身亡；一种就是他被手下叛将所杀。杀死他的很有可能就是他依为心腹的外甥林言，而割下他的首级就是为了邀功请赏获得生路。可惜此后林言又被沙陀人所杀，黄巢之死的线索也就戛然而止。

那么，又为何有那么多的宋人，如邵博、张端义和刘是之等会在他们的笔记中言之凿凿地相信黄巢并没有死，而是削发为僧，隐姓埋名过起了隐居生活了呢？试想，像黄巢这样自负满满、翻手云覆手雨、叱咤风云数十年的英雄豪杰，在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波澜壮阔而惊心动魄的战争生涯后，他还有什么是拿不起放不下的呢？他又怎么会隐姓埋名，过着一种和风细雨似的宠辱不惊的生活，这也太不符合乱世枭雄的性格了。黄巢绝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也不是一个能够醍醐灌顶终于大彻大悟的人，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让他像个耗子一样地活着，比死还难受。联想到明末农民起义中的李自成，也被后人说是并没有遇害于湖北九宫山，而是出家当了和尚，这里面大概寄托着民间对于起于青萍之末的枭雄一种委婉的寄托和哀思吧。可怜宋朝的这些酸儒们竟然会奉民间传说为圭臬，不惜浓墨重彩以讹传讹，而给真实的历史蒙上了一层人为的神秘的面纱。

5．唐朝为何会制造出许多民间才女

唐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女人们的地位并不像其他历史时期显得那样低下，不仅皇家女子们可以自主择婿，而且百姓家的女儿们也可以有条件地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做出比较独立的选择。那些皇家的公主们一生再嫁，乃至三嫁早就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不会对这样的富二代私生活给予过度的关注，我选择我幸福其实与其他人何干？那时即使是民间的女子们也深深感受到了盛唐文化的熏陶，女性们所表现出的睿智亦令今人叹为观止。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强盛对于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有多深远。

唐朝政治家史学家杜佑之孙杜羔（其另一孙为著名诗人杜牧），曾娶妻刘氏，这个刘氏是个大才女，可惜我们无从知道她的名字。刘氏善于作诗，更希望丈夫能够出人头地。只是这个杜羔让人很失望，连续多年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一次眼看报考国家高级公务员又榜上无名，怏怏而回，快到家的时候，刘氏做了一首诗，托人送给杜羔。诗中这样写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诗中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老公是个好老公，很有才学，可是为什么你年年却考不中呢？你不好意思回来，我更不好意思见你，你要回家还是等天黑以后再回来吧。杜羔见诗，羞愧难当，扭头就走，后发愤努力，居然来年得以高中，刘氏的劝学诗收效显著。就在杜羔在京城春风得意，夜夜笙歌、乐不思蜀时，刘氏又做了一首诗托人寄去，这首诗更有意思了：“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刘氏不道自己的相思之苦，也不劝告杜羔提气养精神悠着点儿来，而是用讽喻的手法暗示杜羔别忘了糟糠之妻。杜羔见诗如见人，回心转意，将夫人接到京城，恩爱一生。唐朝的才女咋样？够麻够辣够味吧。

如果说才女刘氏用自己的兰心惠质再造了一个模范丈夫的话，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崔氏就更好玩了，她用冷幽默的手法拿丈夫开涮了一把，让人忍俊不禁。话说唐朝时有个姓卢的子弟，大半辈子仕途无望，好不容易在迟暮之年混上了一个校书郎的职位，也就是负责皇家校勘典籍的秘书匠。晚年娶妻崔氏。这个崔氏是个闷骚型的才女，喜欢作诗，但自与老卢结婚后就气不顺，大概老夫少妻为自己一朵鲜花插牛粪上心有不甘吧。一日老卢自讨无趣，让崔氏以彼时心情述怀。崔氏不作他想，张口就来，“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你不就在我面前吹嘘你年少时多有才吗？可惜我生之较晚，恨不相逢年少时，如今只能以嫩草填充你这头老黄牛了。崔氏不仅有才还很诙谐，“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惜了卢氏的大好青春只能陪伴这个油尽灯枯的半老头儿度过风烛残年了，让今人老蔡都深感痛惜。

唐朝的女子们不仅有才还很胆大，为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不惜铤而走险，更不怕时人的飞短流长和街谈巷议，实在让人刮目相看。武则天时的著名宰相吉顼在年少未发迹时，他的父亲吉哲在任冀州长史时为他讨了一门好亲事，想要娶的是南宫县县丞崔敬的女儿，但是崔敬却不大乐意，不想高攀这门亲事。吉哲以副省长的权势要挟崔敬这位副县长，官大一级压死人，崔敬无奈只好饮恨答应。当迎亲日到来花车抵达时，崔妻抱着女儿痛不欲生，大哭道：“我们家的门户很低，不想高攀吉郎”，而崔敬的女儿则躺在床上坚决不起来。这时让人非常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崔敬的小女儿一个箭步出来，径直踏上花车，扬长而去，崔家合府上下目瞪口呆。吉顼后来拜官入相，很有经邦治国才干，首倡唐室返政之议，诛杀酷吏来俊臣，规劝武则天的宠男二张，在当时留下了许多值得标榜的政绩，而崔氏小女也为自己的决绝而果敢的慧眼识英才，得到了她所应该得到的幸福生活。

在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里还记载了一个搞笑的类似情形，虽然此女未能得到她梦想中的才子，但足以说明当时的女子们对于自己的幸福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选择权的。唐朝时那个镇压黄巢起义的宰相郑畋有一个小女儿，自小熟读诗书，是个新派文艺青年，非常喜欢大诗人罗隐的诗，是罗大诗人坚定不移的铁杆“粉丝”。铁杆到什么程度了？非罗隐不嫁。田畋这个小女儿属于非典型执拗性人格，父母为她的婚事操碎了心，虽然登门求亲者络绎不绝，然此女一概不见。有一天，罗隐到田府拜见，田畋让小女儿隔帘相看，此女一视之下，大失所望，罗隐的长相与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相差太远。此女转身而退，终生不再读及罗隐诗歌，当时的读书人都拿此事取笑，讽刺这位宰相女儿以貌取人，此为唐朝版的“爱情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趣闻轶事。

关于兰心惠质的唐朝女人们的有关事迹在野史中的记载很多，那时的文学女青年比比皆是，上至上官婉儿、徐贤妃，下至鱼玄机、薛涛、李季兰，等等，这些才女的事迹人们知之甚多。而当时的官员关图也有一妹，文学造诣很高，能诗善书，关图不无得意又惋惜地对同僚说：“我家里有一进士，可惜不能报考高中矣。”这位民间才女几淹没于史海之中。再如大文学家、大诗人、政治家张说的女儿，嫁给了卢氏子，其女为给其舅求官而回娘家向张说请托。张说时任宰相，因顾忌裙带关系而给人制造口实，张说并不答话，而暗中以手指指向支撑床头的乌龟（古代以龟支撑床头以求吉利），并顾左右而言他。其女心中自明，归家而告其舅，“老舅你很快就会就任詹事”，事后果不其然。唐詹事为三四品官，掌内外众务，纠弹非违，总判府事，很有权柄。而张说女竟然能从其父所指物事中预见其舅所任官衔，其洞察力可谓惊人。

唐人张固在《幽闲鼓吹》中有一则关于贤妇人的记载。侍郎潘炎在唐德宗时任翰林学士，受到极为深厚的恩宠。他的妻子是刘晏（唐著名经济理财家）的女儿。有一次京城的市长（京尹）有事要见潘炎，一连几天未能见到，便向守门人赠送了三百匹细绢。夫人知道此事后，对潘炎说道：“哪有身为大臣，连市长想要见面都要送给守门人三百匹细绢的道理！官场的可怕与身居高位的危险由此可知。”她急劝丈夫潘炎辞去官位。儿子潘孟阳刚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时，夫人非常担忧，对他说：“以你的人才而得侍郎职位，我真害怕有灾祸临头啊！”户部衙门再三催促潘孟阳上任，夫人便道：“不行，不能马上就位。你先把你的同学同辈请来聚会一下，由我观察观察再说。”儿子便将交往深厚的同僚都找了来。客人来到后，夫人垂下帘子在一旁仔细观察了一番。聚会结束后，夫人高兴地对儿子说：“他们都是和你一类的人，用不着担忧了。”夫人问及坐在末位的那位身着浅绿衣服的少年是谁，孟阳答道：“那是补阙杜黄裳。”夫人说：“这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将来一定是位有名的卿相。”杜后来果任宰相，因力主削藩壮大唐朝中央集权而成为名相，刘氏女以自己的聪颖和见多识广而相夫教子成为了唐朝时的一段佳话。

唐朝为什么显得特有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开放的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民风？可能在于一是唐朝实现了对外开放，人民生活相对富裕政治稳定；二是生产力较为发达，人民享乐思想盛行；三是民族融合，兼收并蓄，汉文化得到了有机补充，这点至为重要。正是因为唐朝深受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影响，而成为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比较开放的朝代。在盛唐文化的潜移默化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影响下，唐朝的女子们才在相对自由的生活层面，拥有了其他朝代女子所不能具备的特殊文化氛围，而使自己耳濡目染，变得知书达理、见解不俗，无论是民间还是庙堂，都出现了一大批兰心惠质的才女，而在长达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如此迥异而大放异彩，唐文化的映射和渗透力对于社会，对于民众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启示作用的。

6．宋朝时北方为何会流行“鬼婚”

这世上有鬼吗？没有，鬼存在于活着的人心里，人死万事空，可是心里有鬼，那就真是有鬼了。鬼婚，又叫冥婚，或者阴婚，通俗地说，就是活着的人给死人婚配。中国古代素来重男轻女，而鬼婚，则多为给已成年却未曾婚配就死去的男子找婚配对象，而所找女方或为死者，或为活人，以死者居多。当然也有个别家境殷实的富户，也会主动给死去却未曾婚配的女儿找女婿。这个习俗据说从先秦时就已经流传开来，到了宋朝，则在北地山西一带尤为盛行。

鬼婚的婚礼仪式和活人相似，宋人郭彖在《睽本去》中载：“晋俗，男女年当婚娶，未婚而死者，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鬼亲后的两家来往如姻娅。”也就是说鬼婚也得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会备足彩礼聘金，需门当户对才行。而结为鬼亲的男女双方家庭，一如两家姻亲，也会经常走动。

宋人康与之在《昨梦录》中对于鬼婚习俗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读来颇让现代人心惊胆战。鬼婚为北地习俗，青年男女到了应该婚嫁而未婚却死去者，两家命媒人互求而谓之“鬼婚”，男女双方家庭把已死的儿女生辰八字详细备帖，以父母之命请善卜筮者焚香卜算，如果生辰八字相符，则双方家庭立刻置办冥衣，男方需备好衣帽鞋袜，女方则准备好布裙霞帔，生活必需品则一应俱全。此时媒人就会到男方墓前，以酒水和各色杂食水果祭奠，请男方完婚。并在墓前并排设上两个座位，在座位后面各立一面一尺余长的小幡布。当媒人未祭奠时，两面幡布岿然不动，祭奠完毕后，请男女双方共饮合欢酒，完成婚配仪式。男女双方若满意自己阴间的对象，则二幡微微而动，不满意，则两面幡布不为所动。很显然，宋人老康在写这则旧闻时加上了自己的臆测，这与当时世人相信鬼魂之说相契合，而且好像也找到了立论的依据，不过这种活灵活现的叙述让今之人读来未免毛骨悚然。

还没完，老康接着介绍。鬼婚还有另一种模式，即死时男女还很年幼，没有到婚配年龄，尚没有接受到正规的学历教育，太过稚嫩，像这种情形下，就会将先生却已死去的男方姓名书写下来，像还活着一样聘请先生使其接受教育。女方则作为冥器充当保姆和使婢，等到一定时间，男方冥数到了，再给他们成婚。完成这桩鬼婚后，还有更恐怖的呢？据说就有家庭成员晚上做梦，梦见新媳妇回来拜见公婆，或者女婿回门拜谒岳父。如果不这样做，后果就更可怕了，则死去的青年男女会作祟，做出一些丑恶行迹而被当时人称之为男祥女祥鬼。

老康也在文中隐喻，鬼婚的盛行和当时借机敛财的“鬼媒”是分不开的。做完鬼婚，男女双方家庭都会用财物酬谢做“鬼媒”的媒婆，所以这些招摇行骗的“鬼媒”们经常走街串巷，到处打听哪里有刚刚死亡的青年男女，以做“鬼媒”生意而大肆敛财以谋生计。

宋朝时为何北地会流行“鬼婚”？原因在于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成人礼，男子二十岁而冠，要行“冠礼”戴上帽子，表示已经成人了。女子十五而笈，要行“笈礼”，结发加笄即发髻上插上簪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成年人，如果没有结婚，死后是不能享受后人祭祀的，而死前未婚，没有立后，死后也是不能进入祖坟的。其次，未婚而死的人，在生者看来，非常凄惨可怜，古代人视死而生，出于怀念和哀悼也会给死者婚配的。再者，中国古代汉族对于婚姻观的重视远盛于其他民族，饮食男女乃人之大欲也，生前既然没有享受天伦之乐，死后在阴间就只能采取补救措施了。还有一种可能，中国传统社会的葬礼往往成为炫耀宗族或家庭力量以及家属和宗族间相互攀比争斗的一种机会，而鬼婚多为有权有势、财大气粗的富户，故而借鬼婚以炫耀家族势力。另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古代人是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都会转世，让一个没有婚配、没有后代的人转世，生者内心是不安的。古代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者当然希望死者婚配以后再转世，下辈子自然子孙后代无忧，这寄托了活着的人对于死者的美好愿望和祝福。

那么鬼婚为何在宋朝时流行于北地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然笔者认为，虽然北宋之前这块辖地曾长期被少数民族沙陀人占领（后唐、北汉都曾建立政权），但是这种丧葬文化应该与沙陀也即突厥文化关系不大，仍然是华夏民族一种古老的习俗，否则就无法解释先秦时就已经出现了鬼婚情形，其极有可能是缘于华夏部落某一种古老部属沿袭已久的风俗。可惜这个判断尚需要更加详细的考古资料佐证（当然也希望有识之士指正）。

当然现代人知道这只是一种虚妄之说，鬼婚毕竟是一种陈规陋习，是一种古老而迷信的婚俗，是扭曲的丧葬文化，也是现代婚姻观中的糟粕。然自宋朝至今绵延上千年并未绝迹，清徐珂所著《清稗类钞》里就有相关记载，由于鬼亲也有丰厚的嫁妆，所以男方往往争着与富户的女儿结鬼亲，并为此不惜打官司。而到了现代，屡见新闻媒体披露各地愈演愈烈的“鬼婚”闹剧，有时为了结下一门鬼亲，不惜花费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彩礼钱，而且为结鬼亲大动干戈抢尸的丑剧也多有发生。这种丑陋而扭曲变形的婚姻观，不免让古人嘲笑，而让号称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亦为之蒙羞。

7．宋朝时是如何防止考生作弊的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大凡经历过十年寒窗苦的学子们大概于此都有感触，称之为刻骨铭心恐怕亦不为过。老蔡俺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有事偶待客，无事乱翻书，这一页竟然翻到了宋朝时的科举考试上。宋朝人真是有趣，为了防止考生作弊，竟然绞尽脑汁，创造性地发明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玩意儿，直如“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考官们如此煞费苦心地为国家选拔有用之士，使宋朝诞生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政坛文化人，也把宋朝文官制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沿袭了隋唐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至宋朝日臻完善。两宋主要考试科目，说起来吓人一跳，足有三十多种名目。但是终宋一朝，以进士科选人最多，进士科主要考诗赋、论、策、论语、墨义、春秋等。宋朝科举考试分为乡试、省试和殿试。乡试大概算做考生们冲刺更高一级的入选资格考试了；而省试则为中央级别的统一考试，因由礼部主管，而宋朝的礼部称之为尚书省，故称之为省试；而殿试，不过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复试，只有经过殿试，皇帝亲自甄别出人选，挑出状元、探花、榜眼等一干才子来，才算真正地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的人生理想。

正是因为宋朝取消了门阀制度，规定凡是读书人均可通过自己努力，经过正规的考试途径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夙宿，真正体现“学而优则仕”的用人原则，所以天下的读书人才会削尖了脑袋似的往科举考试这张大网里撞。《宋史·文苑传》描述：“下至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宋代的大名士吕蒙正、欧阳修、范仲淹等均出身寒微，然而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如愿以偿地通过了国家统一组织的招干考试（科举），而成为了国家栋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天下读书人皆千军万马地奔向（科举）这儿去了，一旦高中，就注定会艳阳高照春风得意。

既然科举考试可以改变一个读书人一生的命运，自然考试作弊就成了读书人实现梦想的终南捷径。宋朝的官员们为了防止考生们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发明创造了许多后世一直沿用的考场规矩和法则，这些带着宋朝鲜明烙印的制度名称今人读来饶为有趣，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要算作“锁院”、“弥封”、“誊录”、“别试”等制度了。

“锁院”制度，针对的是“请托”之风（相当于现在的“托关系，走后门”）。按照规定，一旦皇帝指定官员担任考官，就必须将此人封闭起来，锁入贡院之中，使此人与外界音讯隔绝，防止考生与考官私下里达成协议而徇私舞弊。现代各类考试仍然沿用这一方法，不过宋人早就有过评论，要想根绝此种舞弊，考官的素质是第一位的，依今之通信设备之发达，要想完全控制住考官，只怕更难。即使是在宋朝，一旦考官确定，若有心传递消息，考官往往延误到贡院的时间，只需简单的一个时间差，就足以泄露天机。野史《鹤林玉露》就曾披露，大名鼎鼎的宋轼就干过类似的糗事，只不过机关算尽太聪明，便宜了他人而已。

“弥封”制度，针对的是“窝私”之弊。就是糊住考生姓名、乡贯，决定录取卷后，才拆弥封。据说是宋太宗淳化年间采用了一位负责考试事务的小官陈靖之建议。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在校对姓名、对号打卷时，难免会有考官的助手们借机泄露姓名，并进行拆换。更有在密封试卷的过程中将整个试卷进行调换的，“先将直本白卷寄封弥、誊录吏贴收藏，入试却请备卷。吏贴受嘱，专俟钓卷，全篇誊上。其元纳备卷，却行毁匿，遂无稽考”（《宋会要辑稿·选举》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防不胜防的是内外勾结，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宋朝又别出心裁地发明了“誊录”制度。

“誊录”制度，针对的是“以字识人”之弊。相当于现在的考生在考卷上做标记，与考官暗通款曲，宋朝规定考生交卷后，“由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这招儿可以有效防止考生因书法漂亮得到考官的个别厚爱，也可以杜绝小聪明者事前约定标识，但并非就无懈可击。当时就有宋朝大臣指出，在誊写过程中，有善写者，也有不善写者，还有传抄过程中给人把关键文句抄掉的，要求提高誊写人的待遇和素质问题。然誊录流产继而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誊写的强度太大。你想啊，成千上万的考生，光誊写就会让这些文案小吏们头昏眼花而筋疲力尽的，因此，此法到了后来，只有走走样子，糊弄糊弄皇帝老儿了。

“别试”制度：针对的是“亲疏内外有别”。宋朝为了给下层人士提供公平的考试、参政机会，自宋太宗时开始推行“别头试”。“别头试”又称“别试”，即为主考官的应试亲属及权贵子弟别置考场，另派考官考试的制度。“别试”制度有助于避免权贵舞弊，使科举制度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正性。但皇帝和设计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怕歪歪和尚念错了经，“别试”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考官的公正性，这也往往是考官在面对这些权贵子弟时最为头疼的事。

尽管宋朝设置了许多防止作弊的看似有效的防范措施，但是根本不可能根绝作弊之法，因为迈入仕途的诱惑太大了。你想想啊，既没有门槛设置，而宋朝的官俸又是历朝历代最丰裕的，一旦踏上仕途，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官途坦荡，白衣卿相并非做梦。而且一旦做上了官员，只要不是太过分，基本上在私生活方面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皇帝对于士大夫又是十分敬重并谦恭有礼的，即使你偶尔犯了路线方针方面的大错，大不了就是个免职或者贬谪，而宋朝的大小官员都有两把刷子，大不了咱悠游江湖，乐哉诗歌唱和，开阔视野，陶冶情操罢了。所以宋朝越是防止作弊，作弊手段越是五花八门，《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云：“至理宗朝，奸弊愈滋。……举人之弊凡五：曰传义，曰换卷，曰易号，曰卷子出外，曰誊录灭裂。”不止宋朝，就是到了现代，各种考试作弊不也越来越高科技，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吗？考试制度只要存在一天，相生相伴的作弊手段就不会灭绝，甚至其发展还远在考试制度之上。

当然，宋朝皇家招干也并不是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但无疑这条路是相对公平公正的。宋朝时也采用过名臣贵勋逐级推荐的方法，但这条路只限于资历和名望都达到鼎盛的人物，不过，即使这些人物能够立足于朝廷，也为当时通过正规渠道科举考试而当上国家官员的那些仕宦人物们所瞧不起，虽然皇帝可以赐其为同进士出身，就是相当于进士出身，但即使别人不笑话你，你自己也会觉得颜面无光。不管怎么说，宋朝还是给读书人创造了一条公平竞争的路子，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可以名正言顺地踏上仕途，终宋一朝，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两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而这其中通过考试选拔出的白衣卿相和杰出人物数不胜数，如薛居正、吕蒙正、寇准、王钦若、吕夷简、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

8．究竟是谁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泼粪”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大刀阔斧的改革家，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就是他首倡的。不仅如此，老范在戍边过程中，军事上也多有建树，最终使雄心勃勃的西夏人在边境上终无所作为，使宋夏恢复了和谈，危如卵翼的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为大宋子民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代的大儒在论及宋朝人物时，多以范仲淹为第一。

今人知道范仲淹，缘于他给后人留下的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阳楼记》，以及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一个北宋时期的官僚代表，能有这样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实在是难得。即使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其生前死后，也多遭人毁誉，有关范仲淹的这段公案出现在北宋梅尧臣所作的《碧云瑕》一书中。

文中的范仲淹与我们熟知的那个为政清廉、刚直不阿、体恤民情、力主改革的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判若两人。原文这样写道：范仲淹喜欢结交群小，这些人为其摇旗呐喊，又善于笼络一些小有名气的人为其羽翼，故而声誉日隆。在其结党营私下，一步步走上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官拜参知政事（即宋朝宰相）。宋仁宗即位后，对于手下大臣非常熟悉，也知道范仲淹并没有多大本事，颇有些瞧不起他。为了考察范仲淹的能力，皇帝亲自给他下了一个“套”，私下里让其面赠治国方略，看看他究竟有无真才实学。范仲淹以策论进献皇帝，果然言之空洞，一无所长。皇帝御览之后，冷笑数声“不过老生常谈，官样文章而已”。于是下令范仲淹把中枢位置让出来，把他贬谪到河东任陕西宣抚使，此后多年不曾起用，其先后辗转邓、青、杭三州任地方官。范仲淹在地方任职期间，专事野游（古代“驴友”），不务正业，其执政方略实在荒谬可笑。之所以落魄到如此地步，是因为他自认为做了执政以后，皇帝讨厌他平日做派，所以不再招揽群小，笼络名士，没有了这些人的鼓噪呐喊和想办法出主意，其不学无术的丑恶行径得以完全暴露出来。

说实话，习惯了青史上范老的正人君子形象，猛然看到这段文字，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不会吧？老范竟然在当时同为名臣、诗人、文学家的梅尧臣眼里会是这样一个猥琐不堪、不学无术的官场混混，这还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为治世之能臣的范文正公吗？在《碧云瑕》这本宋人笔记里还有更猛的暴料，说范仲淹少年时代家庭非常贫困，为了摆脱困境，颇有心计的小范结交了当时财大气粗的官员范仲尹并自命为其族弟，互为援手。范仲淹在及第中举之前，本名朱说，自此改朱为范。后来做了谏官，因攻击当时朝廷的重臣吕许公而获罪，范仲尹也遭到贬逐。范仲尹因为在宰相衙门探听消息，私下透露给范仲淹，因此手握重权的吕许公将其贬为最低职级官员，仲尹自此家道中落。此人原本非常富有，但已经被范仲淹挥霍无度给糟蹋光了，自范仲尹贫穷后，范仲淹再无接济之心。

梅尧臣何许人也，竟然对范仲淹如此鄙薄？像这样触目惊心的攻讦之词竟然堂而皇之地流传于世上，且范文正公的后代们也不以为忤。要知道老范了得，他的儿子更不是孬种，老范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做过当朝宰相。梅尧臣，字圣俞，人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诗人，与范仲淹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二人并没有同朝为官。梅尧臣一直做的是主簿、县令等低级官职，直到五十岁时才被宋仁宗赐为同进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职三品，相当于现在的部委副部长），并参与编撰《新唐书》。此人为人诚厚，为官清廉且亲民惠民，在地方任职期间很有政绩，其诗词创作亦具有极高声望。梅尧臣入值中央时，范仲淹已经因新政失败而被免职贬入基层任市长一级官员。按照梅尧臣人品与行事风格，似乎不该与范仲淹这位在朝在野都有极高声望的名臣发生龃龉，更有可能的是两人应该惺惺相惜才对。

难道事出有因？果然，《碧云瑕》一书流传在世面上时，宋人王至就曾经为梅尧臣和范仲淹打抱不平过，王认为此书是当时无良读书人魏泰伪作，这个叫做魏泰的读书人，从小喜欢斗勇逞强，曾经在考试时因对考官不满，拳脚相向，差点把监考的老师给打死，按照大宋律法，此人终身不得被录用。但这个人喜欢博览群书，很是有些小聪明，善于用歪点子故而“邪才横溢”，尤喜欢伪托当时名人作书（此人和当今借名人作伪书的三流作家们行径如出一辙），曾经假借武人张师正之名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等，所以王至认为《碧云瑕》一书为魏泰伪作，魏泰以个人的喜怒而诬蔑陷害前贤，假名梅尧臣，毁及范仲淹，因此天下人皆不服也。王至还认为，当时的范仲淹与欧阳修以及梅尧臣（梅是欧阳修推荐给仁宗的）同为朝廷效力，政见虽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交往，然梅尧臣之后，其子孙再无做官者，似乎是因为与范仲淹政见不同而导致梅的泄私愤，所以魏泰借假梅尧臣而欺世盗名也。

不过这种说法很快就受到了宋徽宗时代的文人邵博质疑。邵博在他那本后世流传甚广的《邵氏闻见录》中说，王至的出发点是好的，假如此书真是魏泰所作，那么范公可以免受不白之冤，而梅尧臣也可以不失为君子。但是因为梅尧臣很早就认识范仲淹和欧阳修以及文彦博等人，并且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不相上下，唯独梅一直没有发迹，不能排除他没有怨恨之意，我这里有诗为证。梅在范仲淹死后所写的那首《闻范公讣诗》中写道：“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俱。”邵氏接着写道：“夫为郡而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佞，岂所以论范仲淹？尧臣之意真有所不足邪！”邵氏言之凿凿此《碧云瑕》一书就是梅尧臣所作。

孰是孰非？到底当时是谁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泼粪？后世史学家有过定论，认为魏泰是北宋诬蔑小说的代表者，《碧云瑕》一书应该确认为魏泰假借梅尧臣之名伪作。但笔者总认为这个结论下的有些仓促，也不足以理服人，而王至所言亦为孤证。当然邵博也是一家之言，运用的是逻辑推理的方法，也并非完全让人信服。然在后世稽录的野史书目和古代小说目录中，《碧云瑕》的作者梅尧臣赫然在列，这就说明梅魏作者之争，“版权”归属在史学界仍然有着较大分歧。

看似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了。笔者倒是倾向于《碧云瑕》一书极有可能就是梅尧臣所作，不能因为魏泰一次、两次、三次作伪书，就定性第四次一定就是此人借假梅之手而作《碧云瑕》。假如早就有人考据无误地做出准确定性，那么此后元、明、清所录该书就应该还梅尧臣清白，而标注上魏泰之名，可是恰恰相反，没有哪位编者为梅尧臣做出平反的举动。其次，梅尧臣虽与当时名宿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兴趣相投，但政见完全不同，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而欧阳公和梅氏是保守派，政敌之间的相互攻讦司空见惯，依欧阳修个性做不出来，但梅尧臣未必就不会做。再者梅的经历很有可能让他对范仲淹相当不满，范时为执政，却不能在政治上提携梅，直到范被贬黜，欧阳修才将其举荐给皇帝。而此时梅已经五十岁了，这个年纪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心中这份懊恼和不满早就已经郁积已久了。再看看两人后代间的差距，范的几个儿子在仕途上都是一帆风顺，最有名的儿子范纯仁后来做到了宰相的职位，而梅的后代却不能靠其荫佑，再无出头之日，这就是邵博所说的原因之一。还有，从范仲淹死后梅的表现来看，梅尧臣对范仲淹是不太恭维的，内心里也是不大认可的。还有一个文人间的潜规则作祟的原因。记得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那段公允而有名的评价——“古怪的模范官僚”，梅尧臣不是吗？虽然他在任地方官时对当地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文人相轻的毛病绵延中国历史几千年，未必就不会出现在“古怪”的官僚梅尧臣身上。当然这是老蔡俺的一家之言，尚需要史料佐证。

公允地说，梅尧臣也好，魏泰也好，对于范仲淹的诬蔑和泼粪举动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范仲淹两岁时，时任徐州当地驻军司令秘书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村民，范仲淹也改叫朱说（悦），长大后有出息了才换回自己的姓名，在范仲淹贫穷时，是一个叫做范仲尹的中层官员接济了他，此后范被皇帝仁宗赏识而平步青云，直到当上宰相。在入仕的过程中，范仲淹不乏结交一些对他有用和有过帮助的人，谁还没有几个智囊呢？于是这件事就成为了政敌们攻击的口实，比如当时的著名人物王安石就曾经批评过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当然范仲淹绝不是一个尸位素餐不学无术的官场“老油条”，相反他雄才大略，一心想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上疏仁宗的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家弊政，也拉开了庆历改革的序幕。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我注意到，范仲淹对吏制改革可谓苦心孤诣，他提出“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和“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这就自上而下杜绝了一些依靠举荐和沽名钓誉之人攀升仕途的希望，触犯了像梅尧臣这样来路不明又非常难堪的人和王安石这样以退为进的人，难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而古代文人货与帝王家才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而梅尧臣一生科举无望，直到五十岁时才被皇帝赐了个同进士，这种难言之隐，绝非一洗了之那样简单，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简单而特殊的原因，而招致了北宋时的大才子梅尧臣萌发了对名臣范仲淹的嫉妒羡慕恨，而不惜矫作《碧云瑕》一书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历史的真实有时让人意想不到，或许本来就很简单。

9．历史上真实的宋江究竟因何而降

施耐庵的《水浒传》根据民间流传的梁山好汉故事，把坐头把交椅的老大宋江描写成了一个仗义疏财、急公好义、爱国忧民、忠肝义胆的乱世英雄，在他巧取豪夺地掌握了梁山的革命领导权后，奉行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待招安”的改良主义路线，在其两败童贯、三败高俅之后，梁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鼎盛的阶段时，那种执拗地顽强地生长在这个旧知识分子内心的忠君报国思想，使他走上了一条受招安，投降大宋王朝的似乎正本清源的道路，也把众位梁山好汉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历史上确有宋江起义，《宋史》上也曾经明白无误的记载过。宋江起义大概发生在宣和元年至三年间，即公元1119~1122年，起义主要涉及的地域是在太行山及山东、江苏北部一带。起义和唐末黄巢军一样，具有流寇性质，指东打西，战无定策，风卷残云，哪儿黑哪儿歇，并非具有固定的根据地。起义中心地带虽是水泊梁山，但此地并非易守难攻，梁山只是一个类似丘陵地带的地方。当代散文家古清生曾经在笔下描绘过这个地方，给笔者的影响很深，所以很难想象，宋江在这个狭小的，并非倚险可守的地方能够长期驻扎且数支进剿的官兵始终无功而返。

宋江究竟因何而降？宋江起义的结局历史上真实的记载是其严重受挫后投降，说明白点，就是在大宋王朝重兵围剿下兵败溃散，无奈之下举旗缴械投降。而并非像《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那样，是因朝廷累累举兵无果，宋江大败官兵主动受招安而降。这位大败宋江的北宋将领叫做张叔夜，此人宋史有传，张叔夜是北宋末年一位赫赫有名的忠臣良将。《宋史·张叔夜》本传中这样写道：“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段文字虽短，却透露出宋江起义中的许多重要信息，一是起义规模虽小，但战斗力惊人；二是起义大军东奔豕突，居无定所；三是宋江浮海而来，水陆并进；四是劫掠珍宝，收获颇丰。同时也说明了名将张叔夜用兵方面的足智多谋。这段导致宋江战败投降的真实场景应该是这样子的：宋江惯于流动作战，外出劫掠归来，面对小股官兵挑衅，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不料却中了张叔夜诱敌之计，当伏兵四起，战船被烧时，队伍斗志顿消，队形立散，官兵敢死队在战斗中俘获了宋江的副手。宋江眼看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有举兵投降。

那么，宋江兵败投降以后，命运究竟如何？迄今为止这还是史学界的一段公案。《续资治通鉴长编》、《皇宋十朝纲要》、《大宋宣和遗事》等多部史书都明确记载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这也就是施耐庵所著宋江征方腊损兵折将的出处。但也有的史学家考证宋江并未征方腊，而是被另一名将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一并剿灭，宋江遇害身亡。然折可存宋史上并未有传，而是在近代1938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中有过记载。还有民间传说，张叔夜受降宋江后，担心其贼心不死，留下终究是心腹大患，而将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杀害埋于白虎山下，而成为“好汉茔”。

这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线索，假设宋史张叔夜的记载可信，那么宋江兵败张叔夜并投降后，很有可能被派往童贯军中效力。而此时的折可存为童贯军中第四将，随同镇压方腊，眼见同为起义军的方腊之悲惨下场，宋江军中的三十六位好汉未必不会再度蜂拥宋江揭竿而起，折可存因与宋江同征方腊而被朝廷上谕前往镇压不是没有可能，宋江也因此被害。这个说法当然还得有赖于更多史料佐证，但无疑此说最为合理，也是唯一能够解释张叔夜和折可存遗留史料中言之凿凿的记载的。无论怎么说，宋江从起义到失败，仅仅一年多时间，在投降宋朝后不久小黑哥就非正常地死亡了。至于怎么死的，迷雾团团。施耐庵最后的交代是因受奸臣排挤而饮毒酒身亡，临死前还拉上了几个兄弟垫背（像《投名状》一样兄弟之间也不可信啊），这也并非没有可能。

所谓《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是作者施耐庵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而杜撰的。宋江起义是由以三十六条好汉为主的骨干力量组成的，这三十六条好汉《大宋宣和遗事》中有着详尽记载，尽管《遗事》为宋无名氏所作，为讲史话本，有小说家一言之弊，但因与宋江起义年代相距较近，文中仍然有许多可信之处。《水浒传》里的许多场景，譬如杨志卖刀，晁盖等八人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等都有非常仔细而传神的描写，所不同的是杨志等十二位指使（宋代低级军官）先是到太行山梁山落草为寇后与晁盖、宋江合兵一处，《遗事》中对宋江的结局也有交代，仍为将门之子的张叔夜元帅招诱宋江等三十六人归顺大宋朝，宋江后因征方腊有功而被封为节度使。

《大宋宣和遗事》一书中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如下：

智多星吴加亮　玉麒麟卢进义
青面兽杨志　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　入云龙公孙胜
浪里百跳张顺　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　立地太岁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进　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　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　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　赤发鬼刘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　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　没羽箭张青
没遮拦穆横　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铁鞭呼延绰　急先锋索超
拼命二郎石秀　火船工张岑
摸着云杜千　铁天王晁盖

这三十六人之中，许多人的姓名和江湖绰号在后来施耐庵写作《水浒传》时起了变化，而且梁山好汉中其实并没有女性，之所以加入了三位江湖女侠（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也可能是为了让梁山好汉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因晁盖早死，众人便推呼保义宋江做了头领，凑足了三十六天罡之数。在《大宋宣和遗事》一书中，明白无误地写着，宋江聚义的地方是太行山梁山泊，而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却把水泊梁山地理位置定位于山东省梁山县境内。在中国地理图上，我始终没有找到太行梁山所在，难道二者并无矛盾，此地为太行余脉延伸至鲁西南处？此为存疑，期待有识之士能够解答。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心目中仅有两个好官，一个是宿太尉，另外一个就是本文中所说的张叔夜，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位北宋末年名将的生平事迹，张叔夜（1065—1127年），字嵇仲，永丰（今江西广丰）人，为人刚正，疾恶如仇，因抗辽军功而累迁至枢密院院事（宋军事机构长官），时奸臣蔡京当道，张叔夜官场三起三落。靖康年间，金兵围困京都，张叔夜组织军民在京畿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保卫战，后因寡不敌众被金兵俘获，在随徽、钦二帝北迁途中绝食而死，其人品性可谓一生高洁，死亦得其所。

梁山好汉的故事代代相传，自宋元至明清，流传版本众多，脍炙人口，甚至后世还衍生出《水浒后传》来，梁山英雄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形象千百年来不知打动了多少读者？他们豪侠仗义、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英雄壮举，成为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读者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尽管小说家言与历史的真实有着一定的出入，但这丝毫不影响《水浒传》这部古典名著成为中华文学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奇葩，而作者施耐庵也同样堪称中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10．宋朝的高考状元郎究竟有多牛

随着高考阅卷渐近尾声，各省高考状元郎陆续出炉，这些天之骄子们随即引发了海内外名校争抢人才资源的明争暗斗，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更是一场残酷而惨烈的交锋，为现代人才博弈论增添了新的注解和内容，抢夺高考状元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名利双收，意味着超强的竞争力。于是各大高校使尽浑身解数，竞相承诺许愿，各地高考状元郎真正成为了稀缺资源，像唐僧肉一样被争来抢去。老蔡想起了电影《天下无贼》中黎叔的一句话，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

不独现代高考状元郎享受着这种被人顶礼膜拜的特殊待遇，即使是在中国古代，状元郎们也一样大受朝廷和民间青睐。而读书人想要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和抱负，最直接和最有效应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一旦金榜题名，则意味着前程似锦，荣华富贵，直至实现自己终极的理想信念。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朝代，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儒家教化目标，这就是宋朝。

北宋时期，朝廷里的高官大多来源于读书人，担任宰相、副宰相职责的官员中科举出身者高达90％，到了南宋，这个比例只会更高。宋朝继隋唐发明科举考试后，把国家录取高级公务员的这项制度发展得更趋完备和规范。北宋的两位老祖宗，太祖和太宗虽然出身行伍，但对读书人可谓欣赏有加，关怀备至。一则因为他们不太相信勋臣旧将——那些戎马一生的赳赳武夫，总怕他们再度上演自编自导的“陈桥兵变”，把赵姓江山变了姓。二是因为他们深知守成年代，不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因此给了读书人一个绝佳的发展上升的空间和挺身跃龙门的巨大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不同于以前历朝历代，对于科举考试高中者即授实职，也就是说，一旦你金榜题名，国家就会给你一个大大成熟的“桃子”，让你跃上龙门后衣食无忧。这在隋唐时候是无法想象的，那时即使你科举高中，也得历练一二，然后根据你的现实表现得授实职。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有过记载：“宋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郡符，迁擢荣速。”就是说，国家元首赵老二亲临放榜现场，凭窗伫立，高喉咙大嗓门嚷嚷：“我宣布，凡高中状元及前五名者都外放各地任通判。”通判是个什么官儿？副省级，一州之长的副手，老赵可真舍得啊。不止如此，凡高中外放者都被朝廷记录在案，而且升迁异常迅速。

宋朝对于读书人真是好，所以爱拼才会赢，天下读书人削尖了脑袋似的往科举考试里钻，而宋朝对于读书人科举考试的门槛设计也是比较低的。比如北宋初年，太宗就亲自担任国家高级公务员招录领导小组组长，接二连三对读书人进行大规模的笔试和面试，想要像唐太宗一样把天下读书人尽行罗致彀中，其求贤若渴心态极为迫切。史载“太宗每临轩试士，中第者不下百人”。但是这种皇帝直接面试的办法虽然也能罗致人才，但良莠不齐，滥竽充数者也不少。当时就有人议论此非选士之法，大臣王禹偁上书直言，要求太宗还是把为国家选仕的职责交给教育部门。

宋朝高举中第的状元郎，一般不出十年就会进入权力中枢执掌权柄，成为朝廷新贵，并作为朝廷中枢的一二把手发号施令。奇怪的是这种“火箭式”的蹿升之道早已被常人所认可，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认为理该如此，可见宋朝的社会风化对于读书人来说真是宽松异常，且极为难得。仅太宗至仁宗朝五十多年间，就先后有王曾、吕蒙正、李迪、宋庠等一代名相皆为如假包换的状元郎。担任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等宋朝重要领导人的还有如下状元郎，杨砺（北宋首位状元）、王嗣宗、苏易简、陈尧叟、张观、蔡齐、王尧臣、冯京等，这些人要么工于诗词文章，要么在政务上多有建树，为北宋文官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宋的状元郎有多牛？从他们担纲朝廷重任并为北宋初做出的政清人和的贡献中就可以看出来，国家没有亏待他们，而他们则以天下为己任，很好地履行和发挥了在其位谋其政的重要职责。不独如此，状元郎的身份和地位在社会上也是极为显赫的。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非常详尽地写出了这种场面，每次状元及第后，则朝中公卿百官无不为之注目，即使权力至尊无上者也为之动容。按照旧例，状元要游街示宠，自崇政门出东华门，围观者遍布大街小巷，人们摩肩接踵，观者如堵，锦鞯绣毂，追逐争先，甚至有登屋顶而从上往下鸟瞰者。平头老百姓人人钦羡，欢呼声震动京城。

针对状元郎这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尊崇无比的壮观景象，不免就有失意者以酸葡萄的心理发出质疑声。时有洛阳人尹洙，因为好古文和精通兵法，平时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尤喜与人争论，他就持一种异议。尹洙曾经说过：“状元及第，比大将军拥兵千万，收复幽燕，驱逐强敌于沙漠中，凯旋归来，献捷于太庙，还要更加殊荣光耀千百倍。”由此也可看出状元郎在宋朝时那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特殊荣耀，当真是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宋朝时的状元们比今天披红挂彩、领着当地政府重奖的那些高考状元们牛多了。

由于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在宋代社会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和推崇，所以在宋朝，人们评价一个家族的兴盛程度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家族有几个考中科举的男子和几个嫁给科举出身者的女子。如此一来，宋朝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即“榜下捉婿”，皇帝殿试后，即行唱名，宣布状元归属，紧接着是为科举高中者举行宴会。从唱名到宴会这段过程中，当时的富户和官宦之家就会竞相观望和打量这些新及第的读书人，从中挑选自己满意的人选，行情好时，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

不仅富户要抢新科状元，以期光大门户，就连当时的高官之家也不放过这个为自己女儿挑选东床快婿的绝佳机会。宋人笔记中多有这种现实版的记载。比如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状元郎冯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并冒称是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了丰厚的嫁妆。而冯京只是“笑不视，力辞”。当时的富豪之家甚至拿出千万缗的彩礼钱来取悦和诱惑状元郎，以期钓得金龟婿。宋人在择婿方面有时是饥不择食的，只要你是新科高中者，有时连人品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名人寇准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当时人品很差的高清，而不管不顾此人的声名狼藉和当时士子们的嘲笑。

还有更搞笑的，在宋元语林趣话中就记载有一位叫做韩南老的福建人，殿试时已经七十多岁了，随着其及第高中而蜚声乡里。许多人都认为他非常了不起，想与他拉上关系，甚至有一富者竟托媒人前来求亲，想把年轻貌美的女儿嫁给他。韩南老觉得可笑，遂吟一首打油诗作答，诗云：“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着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搞笑归搞笑，由此也可看出宋朝时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之高，尤其是高考得中者状元郎那种前无古人的尊崇感和优越感。

与今人不同，宋朝是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状元郎凤毛麟角，不像今天，各地自主招生，古今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在宋朝做个状元郎既实惠又牛皮，简直是一件风光无比的美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宋真宗赵恒所说的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的终极理想，而一条由国家铺就的阳关大道随之为你展现，昂首阔步走在这条洒满阳光的仕途之路上，“啷里个啷”，要多惬意有多惬意。由此可见宋朝的状元郎有多牛？其远比今之学子们“拽”多了。

第六章　民间八卦

1．唐朝那些风华绝代才子们的奇闻逸事

宽松的政策，开放的社会，使唐朝诞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星河灿烂的诗人，据有关专家统计，仅《全唐诗》就收录了2339名诗人4万多首唐诗，这些大诗人们活跃在唐朝的各个时期，独领绝代风骚，让现代人高山仰止。除了诗人们谱写的华彩乐章以外，唐朝因为继承和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天下读书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抱负，文官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读书人能够济济一堂，尽情施展绝学和才华，盛唐出现了文化复兴的征兆，也涌现了许多才子们不为今人所知的逸闻趣事。

唐末五代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记载了多位才子让人瞠目结舌的绝活，让人叹为观止。大家都知道，王勃是个神童，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妙笔生花，把诗歌辞赋作得行云流水，花团锦绣，就在他溺水身亡的那一年，即27岁时一时技痒，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滕王阁序》，王勃之死其实是天妒其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王勃还有一个哥哥，叫做王勮（读作据），此人也是一个天才少年，20岁时就已经金榜题名，成为负责太子饮食事务的官员了，高宗开耀年间，被提拔为给皇帝撰写诏书的秘书郎。有一次，皇帝的五个儿子同一天被册封为王，就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有关部门却忘记了提前准备册封诏书，等到百官听宣来到朝廷后，才想起坏事了。就在几个总理大臣面面相觑、惊惶失措时，王勮面带笑容挺身而出，各位大人，不必担心，看我的好了。王同学马上召来五个小书吏，让这五人一人一个书案，一人手执一支笔，自己摇头晃脑，口占分写，不到一炷香的工夫，五纸诏书已成，难得的是每道诏书都文采斐然，语句端庄典雅，满朝官员为之叹服。王同学凭着他敏捷的才思，被加授为中科院文学所院士，并兼任人事部常务副部长。王家几兄弟都是当时的大才子，但结局都不太好，王勮与其弟王勔后因所交非人，受谋逆罪牵连，早早死于非命。

诗仙李白也有一段经典趣闻，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人好不容易得到道士吴筠推荐，被风流帝王唐玄宗召至长安，供奉于翰林院中，但这个才华横溢的主儿眼看自己只是附庸风雅的帝王喜见文化盛世的一个摆设，所以心灰意冷、放浪形骸，天天与酒结缘，整日里醉醺醺的。有一次，玄宗李隆基给他布置了命题作文，要他撰写《白莲花开序》，还要他做十首不同内容的《宫词》，这位玄宗朝第一大诗人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天天醉里看花，喝得昏天黑地，玄宗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见李白呈上一文半纸，就吩咐他最宠信的太监高力士前去催促，老高跑去一看，坏了，李白醉得一塌糊涂，老高端来一盆凉水兜头浇下，然后把李白带到玄宗面前，玄宗索文，李白满不在乎地说，多大点事儿？至于耽搁我饮酒吗？然后于御前索笔，文不加点，顷刻间，序言和十首宫词一蹴而就，让喜爱才子佳人的唐玄宗惊呆了。曹植七步成诗，但与李白相比却相形见绌，李白是谁？是诗仙而不是人，神了。

文化名人温庭筠，就是每次考试都想着作弊，把考场当成市场，最早形成考场产业，以获取最大利润，喜欢充当考生们枪手的那位主儿。每次作文都无暇打草稿，而是端坐在书桌前，作起文章来就把手在袖子里笼一笼，然后一吟就成了，考场人送外号“温八吟”。另有一说，说温大才子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晚唐科考律赋规定，八韵为一赋，每次考试，押官韵作赋时，老温不急不躁，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次叉手即可完成八韵，人又送外号“温八叉”。与之相仿的是另一个才子叫做段维晚的，这个人作起文章来辞藻华丽，以机智灵敏名闻于世，这位段公子更有意思，科举考试考律赋时，喜欢吃煎饼，每次只要吃一个煎饼，一韵即成，八韵竟然要吃八个煎饼，而文章出来后则字字珠玑，让人拍案叫绝，这位段公子的怪癖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除了文化名人，民间也有一些毫不逊色的才子，让人惊叹于其下笔千言，才思泉涌的神奇。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四川广汉有一个小官吏叫做张陟，此人自言有一特长，能够在各种考试中作万言命题作文，到了中书省（唐代中央决策机构）考试这一天，张陟来劲了，在众目睽睽下开始炫耀自己的绝学，他征得宰相同意，让工于书法的三十个小吏在庭中环绕一圈，执笔而坐，而自己则身处圈子中间，然后让主官命题，张陟略加思索，依题而做，口授笔写，如此周而复始，到了午后，三十人诗笔俱成，张陟依文数字得七千余字，就这还不满意，非要坚持做到万言。一旁赞不绝口的宰相赶紧制止，七千字已经足够了，又何必万言呢？张陟的事迹轰动了朝野上下，朝廷马上下旨赏赐绸缎布帛，然后将这位优秀人才收于国子监广文馆中，时人送雅号“张万言”。

还有更了不得的，开元时期，山西上党那儿出了一个神童，叫做常敬忠，你瞧瞧，不但这名儿起得好，皇帝一见就喜欢，本事也不小，十五岁就通过了明经考试而及第，过了几年，五经更是烂熟于心，于是向朝廷毛遂自荐，说自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凡是自己读过一遍的文章，都可口述千言。皇帝下诏让中书省进行测试，燕公张说问他，学士你一遍能诵千言，十遍能诵万言吗？常大才子对曰，这个没有试过。张说找出一本平常人很难见到的古书，令其通读十遍后背诵出来。常大才子席地而坐，聚精会神研读眼前这本书，每读一遍就用手指画地而记，读过七遍后，弹地而起，说可以背诵了。张说有点不相信，坚持让他通读十遍。常大才子说如今我七遍已行，又何必非要十遍呢？张说于是拿着书，对照着检查有无差错，常大才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开背了，背完之后，居然与张说手中古书不差一字，当时在场的人都惊为天人，无不感慨和钦羡。测试结束后，皇帝赐绿衣一件，赏赐钱物无数，令其为东宫太子属官，专门侍讲《毛诗》，也许是常大才子太有才了，在后来的一百天里，竟然三度改官，皇帝隆遇不断，但也正是因为他太有才了，为同辈中人所嫉妒，早早就被人下毒害死。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虽然以楷书著称于世，但此人同时也是一个才思敏捷的大诗人，《唐摭言》中披露了他的一则趣闻。唐武宗李炎在位时，对宫中一位嫔妃非常不满，一直想找个机会给收拾了，这一天心血来潮召来了柳公权，面带愠色地对老柳说，朕将降罪于此嫔妃，但是有个条件，如果你能做出一首让我满意的诗文来，我可赦免此妃无罪。这叫什么事儿？你的嫔妃关柳才子何干？老柳一想，这究竟是考究我的学问呢？还是寻机找事儿，总不会怀疑我给皇帝戴“绿帽子”吧？不过这救人一命是好事啊，于是欣然同意。武宗一指御前数十幅蜀锦，就题在这上面吧。柳公权稍加思索，口占一绝，提笔一挥而就，“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柳才子这是在代那位失宠的嫔妃诉说心声啊，果然武宗一见之下，大喜，赶紧让宫妃拜谢柳公权救命之恩。这一出叫什么？应该叫做“才子赋诗救佳人”。

元代辛文房所作《唐才子传》几乎将唐朝最负盛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才子们的事迹都收录其中，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名垂后世的恢宏篇章为我们再现了唐朝文化事业的兴盛和繁荣，唐朝为何会涌现出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才子们？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唐朝社会的开放以及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当然也离不开科举制度促使天下读书风气盛行，尤其是科举中诗赋的硬性规定。当然民族融合，兼容并蓄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宽松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帝王的个人喜好和士大夫阶层的兴起。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说到底，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才是文艺复兴的根本原因和前提条件。

2．唐朝那些传奇女子们的逸闻趣事

唐代文人笔下记载了许多聪明睿智女子们的逸闻趣事，这些女子们有的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的出身寒微而流落于江湖。有的深明大义且具有远见卓识的睿智眼光，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而消灾弭祸；有的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情巧妙脱身，避免被豪强污辱而名节受损；还有的刚正不阿不惜以决绝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唐朝文人们巨笔如椽，在大量的笔记中为我们再现了大唐时期社会各个层面的女子们的绝代风采，立体式描述了那个特定社会环境下女子们的真实生活场景，隐隐从中透视出唐朝社会一幅丰富多彩的世象浮世绘。

机智避灾祸

武则天时，太仆卿（九卿之一，管马政）来俊臣位高权重，深得女皇宠信，朝廷官员们唯唯诺诺，既怕他，又不敢过分亲近和疏远他，因为保不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得罪了这位以罗织罪名而著称的酷吏。这位酷虐成性的“弼马温”曾经发明了最荒诞最简单的告密法，即在午门外，用石碑刻上百官姓名，然后投石击打，哪块石碑倒下，就依碑索名，让手下人密告哪位，所以朝廷之上人人自危，这种天怨人怒的过分做法无异玩火自焚。可是当时的林业部部长侯敏却处处讨好，刻意巴结来俊臣，以期借此避祸。他的妻子董氏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这位贤惠而聪明的妇人经常劝告丈夫，老公啊，来俊臣这个人，国贼也，别看他现在得势，毕竟会兔子尾巴长不了，一旦事泄身败，作为他的余党必定会引来杀身之祸，你可千万要敬而远之，不可自陷是非之地。枕边风吹得多了，侯部长一想有道理就逐渐收敛了自己的奉承之心，对来俊臣若即若离，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惹怒了权倾一时的来大官人，于是侯同学被贬到了涪州（今重庆涪陵）一个叫做武龙的小县任县长，巨大的落差让侯同学立马就草鸡了，垂头丧气的，就想乞求皇帝弃官归家。董氏估摸着这一上诉，必定会惹怒睚眦必报的来俊臣，弄不好连命都保不住，赶紧制止丈夫的鲁莽行为，并好言相劝，快走，千万别再上诉，离开这个险恶之地。两口子晓行夜宿，好不容易赶到涪州，一路上所闻所见让董氏忧心忡忡的，原想避祸，但涪州武龙也非久留之地。董氏心生一计，到了州府，投具名刺时，故意错题了一纸文书。州官看完后勃然大怒，他姥姥的，连自己的名帖都题不好，还能当县官？于是拒不盖印放行。侯同学长吁短叹，郁闷至极。董氏笑着说，既来之，则安之，权且住下，为何要急着上任呢？这一住就是五十多天，这期间，忠州叛军攻破了武龙县城，杀害了原任县长，并掳掠了其家上百口人，而侯同学全家因为没有北上而得以保全。再后来，来俊臣积祸有余，终被朝廷下令处死，而所附余党尽皆发配岭南，侯同学又得以免祸，全家过上了安宁小康的幸福生活。

刁德一参谋长说阿庆嫂，这个女人不寻常。侯同学的这位妻子着实让人刮目相看，有能力，有智慧，让人非常诧异的是董氏的远见卓识和未卜先知，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冷静观察和缜密分析，逻辑推断出合情合理的发展态势而消灾弭祸，这样的贤内助可遇而不可求，妇有时并不以夫荣，而夫有时则以贤内助而幸，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独善其身，董氏给现代官场上的太太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巧脱性侵扰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唐朝女子更是冰雪聪明，她用自己的智慧铤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既避免了自己身死被污，在为自己赢得尊严的同时也保全了家人的安全。话说唐德宗年间，宗室滕王非常荒淫好色，但凡朝中大臣只要其妻美貌，滕王无不淫遍，这个恶棍每次都用同一招术，假借王妃召唤，只要百官家眷进入滕王府，即行无礼举动。当时，时任小秘书的崔简妻子郑氏刚到驻地，滕王听说这位女子貌美如花，于是心痒难禁，故技重施，马上命手下人借王妃之名召唤，这下小白脸崔简慌了手脚，不去吧，以滕王之淫威必定没有好果子吃，去吧，摆明了羊入虎口，必被滕王污辱。看着夫婿举手无措的茫然，郑氏挺身而出，一脸凛然地告诉丈夫，别担心，昔日晋惠帝（史上著名傻瓜皇帝）的妃子，尚不惧怕北方胡人的淫威，如今天下太平，朗朗乾坤，天理昭昭，滕王就敢光天化日之下行此奸邪之事吗？于是郑氏就随着王府下人前往滕王府，等到郑氏抬脚刚刚迈入暖阁之时，滕王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来，郑氏急得大喊大叫，王府左右仆从匆忙作答，这是滕王殿下。郑氏不屑一顾地说，胡说，怎么会是大王？大王怎么会做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一定是家中奴仆狗仗人势。滕王欲火中烧，屡次三番扑向郑氏，郑氏急中生智，顺手脱下一只鞋子痛击滕王头部，然后毫不畏惧地扑上去，在拉拽撕扯中抓破了滕王脸面，顿时滕王脸上血流不止，动静越闹越大，惊动了深闺中的王妃，王妃怒气冲冲地赶来，滕王眼见事情败露，自认理亏，心有不甘地放还了郑氏。郑氏以死抗争保全名节，全身而退，反弄得滕王灰头土脸的，那些听闻此事的百官妻女们，两下相比较，无不羞惭万分。

宁死不受辱

唐朝时还有一民间女子叫做玉英，长相姝美，随同犯罪的丈夫被流放至荒僻的海南儋州，好不容易小两口长途跋涉到了南海边，却被海盗抢劫，而丈夫不幸被杀身亡，海盗们见玉英长得漂亮，就起了邪念，想一拥而上。玉英擦干眼泪，从容不迫地对盗贼们说，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一人不足以服侍众人，你们可以推选出一位公认的英雄豪杰，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他的。海盗们被玉英的冷静所震慑，于是就请玉英换衣装扮。玉英巧施淡妆，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趁众贼不注意，一个箭步冲向船头，厉声喝道，我是好人家的女儿，怎肯受你们这帮贼子污辱，不如投身大海，死了干净。说完毫不畏惧，纵身投入了大海，而船上的一帮海盗则面面相觑，同时无不为这样忠烈的女子所折服。

母教子清廉

不独官场民间有这样忠贞节烈的女子，还有像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这样深明大义的妇人，李母早年寡居，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平常里就一直教育儿子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有一次御史衙门送来李畬的禄米，李母打发走下人以后，发现所送官俸中多出了三石粮食，就问李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小李子面对母亲的质问，毫不在意地说，这是官场旧制，给御史发放的禄米斗斛都是尖尖的，从来不刮平。李母又问送米需要付出的脚钱是多少？小李子得意洋洋地回答，给御史送米，还用给脚钱吗？李母闻言勃然大怒，狠狠地将小李子修理了一番，然后让儿子将多余的禄米送回去，脚钱也一一照付，小李子找到管粮食的官员，依律论罪，其他的御史们看到这一幕则一个个面有愧色。正是因为李母对儿子的严格要求，所以造就了李畬在唐史上为官清廉的名声。

穿越时空隧道，我们可以看到唐人笔记下的许多女人们聪明睿智的一面，唐朝虽然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但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底限和原则依然需要固守，唐朝女子冰清玉洁、冰雪聪明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唐朝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人们的另一面。大唐盛世的锻造依靠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和大唐王朝治下底层民众的配合，亦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某种潜移默化。女人们也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石，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唐朝这些独具特色的女人们对于今之趋潮女性是否也有着某种榜样和启示作用呢？

3．唐朝妒妇警示“小三上位”如何心狠手辣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适度的嫉妒催人奋进，可以让女人变得更加可爱；而过度的嫉妒，因妒生恨，因妒生怨则会使女人之间出现你死我活的争斗。古代宫廷之中，因嫉妒而狂暴，因嫉妒而残忍，因嫉妒而血腥的女人大有人在，且酿成了古代后宫中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史上三大女强人吕后、武则天、慈禧即是此种权力欲极强，妒由天生并因此在后宫中掀起腥风血雨的可怕女人。即使是在古代普通家庭，男人三妻四妾，女人们争风吃醋的闹剧也无时不在上演。就算是现代女性，借助微博还时不时流露出一股醋劲儿和酸意。

老蔡俺想到了唐代文人笔下的几则妒妇故事，但愿能对现代女性起到一点警示作用。第一个故事：河南嵩阳杜昌的妻子柳氏是个远近闻名的妒妇，昌哥们儿有一个婢子叫做金荆，有一天杜昌沐浴更衣后，让婢子金荆给他理发，不想却被柳氏看见了，柳氏醋意大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厨房拾起一把菜刀，将金荆的两个手指头剁了下来。没过多久，柳氏外出，被一狐狸咬伤，两个手指头无故脱落。杜昌另有一小妾唤做玉莲，流行歌曲唱得好，杜昌时常击节赞叹，柳氏妒火中烧，竟然把玉莲的舌头喀嚓一下给割下来了。后来柳氏无缘无故的口舌长疮，脓血不断，疼痛难忍，急忙烧香拜佛前往禅师处忏悔，禅师告诉柳氏：“夫人，你的忌妒心太强了，先前截断别人手指，所以你的手指也失去了，后又割掉她人舌头，今天你活该得到上天惩罚，舌头也将不保，但是你有悔过之心，或许还能补救。”柳氏叩头如捣蒜，求禅师救命，禅师让其大做道场，七天后，令柳氏张口，禅师念起咒语，从柳氏口中取出两条一尺多长的蛇来，蛇出，柳氏口舌完好如初，自此后，柳氏老老实实低头做人，不复再妒。

柳氏口中这两条蛇很有意思，它代表着忌妒之心人皆有之，控制不好，伤了别人，也会重创自己。这个关于柳氏因果报应的故事很明显有点悬疑，不过故事在当时却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它告诉世人做人要本分，安分守己。因为妒忌之心可以毁掉别人，也能毁灭自己。只是被柳氏所伤的那两名女子太悲惨了，而柳氏丈夫杜昌则是个软弱的“妻管严”，像柳氏这样的凶悍妇人怎不扫地出门？

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更有意思了，因为因果循环、轮回报应到了无辜的下一代身上，而让嫉妒的母亲一辈子背负内心的愧疚。贞观中，濮阳范略有妻任氏，也是一个既妒且悍的泼妇，范略喜欢一婢，任氏一怒之下将这名婢子的鼻子割了下来。稍后，任氏怀孕产下一女，无耳无鼻，是一怪胎，此女长大后，偶遇这名被割掉鼻子的婢女，大概是奇怪两人相貌怎会如此相似？这名婢女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描述了一遍，二女抱头痛哭，自此后，此女深恨其母，终生不复与任氏搭话，而任氏自知罪孽深重，然悔之晚矣。

武周时广州某地有一位副县长胡亮跟随长官周仁轨前往征讨少数民族，战争结束后顺便掳掠了少数民族首领的小老婆，回到家后宠爱异常，他的妻子贺氏不干了，心里恶狠狠地念叨着，让你花心，让你薄情。趁胡某上班不在家的时候，用烧红的铁钉子将这位美貌非凡的女人眼睛烙瞎了，此女亦是一个烈性女子，随即上吊自杀了。后来贺氏有孕，产下了一条小蛇，双目无睛。贺氏吓坏了，赶紧请来得道高僧询问，僧人说，夫人你曾经用铁钉烙了别人的眼睛，心肠恶毒，所以得到报应，这条蛇就是被烙女。你好生伺养着这条蛇，就可以逢凶化吉，否则将会大难临头。贺氏胆战心惊地养着这条蛇，不敢让丈夫发现，一两年后，此蛇渐渐长大，贺氏每天都把它藏在衣被中。忽一日，丈夫胡亮不经意间掀开被子，见到一条大蛇，大惊失色之下一刀斩杀。贺氏马上两眼俱枯，再也不能视物，夫妇追悔莫及。这个故事颇有点《聊斋志异》的味道，唐代文人的想象力实在丰富。

第四个故事，唐朝有关妒妇的官司还打到了冥司，这种玄幻的手法寄托了时人惩恶扬善的迫切心情和朴素道德观，那时的人们对于因果循环和报应之说深信不疑。话说湖北荆江有个枝江县副县长张景江，喜欢小老婆，其妻杨氏非常嫉妒，有一天，景江哥们儿外出办事，杨氏妒火中烧之下失去了理智，索性一刀把这位姿色出众的小老婆给杀了，然后毁尸灭迹，抛于厕所，张副县长回来后，杨氏撒谎说，你这位宠妾水性杨花，和别人私奔了。这位被冤杀的宠妾死不瞑目，一缕冤魂径直飘往冥司，见了冥司判官，就把自己的悲惨身世哭诉于前。说来也怪，自从杀死了自己的对手后，杨氏就得上了一种怪病，久医不治。冥司托梦给张某告诉了他前因后果，张某省悟，再三质问之下，杨氏承认了所作所为，冥司判官让杨氏于厕中取出残骸，焚香祷告，厚加殡葬，然而冤死的鬼魂却始终不肯放过杨氏，一个月后，杨氏暴卒。

辜鸿铭曾经有段名言，为男人三妻四妾公开辩护，说男人妻妾成群就好像一个茶壶，正好配上几个茶杯。你说这茶杯多了，相互间又怎能不磕磕碰碰？唐代文人笔下的妒妇一般来说，都是正室，即明媒正娶的元配夫人，这就很说明一个问题，随着女人年老色衰，男人总会喜新厌旧，妒妇们的心理扭曲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随着逐渐失宠，她的家庭主妇地位和经济掌控能力也会随之削弱，妒妇心理形成与男权社会休戚相关。在封建社会里，畸形的婚姻制度导致家庭失去和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妒妇也是一种牺牲品。只是到了现代，因受现代婚姻法限制，富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导致小三上位，以及娱乐影视圈的潜规则影响，无数妒妇再度上演一幕幕闹剧，则又当别论了。

女人为情嫉妒让人同情，但是过分的嫉妒却会毁灭一切。女人的嫉妒正如男人的花心都是与生俱来的，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女人的可悲和无奈之处。

4．唐朝的吝啬鬼形象堪比世界四大名著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大唐帝国繁华的两个峰值，除此之外，唐朝并非全是歌舞升平和雍容华贵，也非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奢华，而是在危机四伏中生息延续。唐朝社会百味杂陈，世象浮生，各色人物在唐朝文人笔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世界名著中有著名的四大吝啬鬼形象，如阿巴贡、泼留希金、夏洛克和葛朗台，而唐朝文人笔下的吝啬和贪婪之人亦不遑多让，这些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世俗中人，被唐代文人刻画得入木三分，读来呼之欲出，令人不禁莞尔。

唐朝时有一个叫做夏侯处信的人，做官做到了荆州地区的副长官。有一天，家里来客了，夏侯长官命令仆人准备饭菜，仆人素知主人秉性，不敢擅自做主，就趴在主人耳边请示需要和多少面，夏侯处信说，两个人两升面就可以了。仆人进去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客人眼见宴请无着落，于是借口有事先走了，夏侯先生急忙喊仆人住手。仆人屁颠屁颠地从厨房里跑出来，说面已经和好了，夏侯先生指着仆人的鼻子骂道，你就不会慢点吗？机灵劲都跑哪去了？敢情这位夏侯爷只说不练，玩空手道。还没完，夏侯老爷沉思片刻，对仆人说，你把它全都烤成饼吧，等老爷我下班后回来吃。仆人噘着嘴面红耳赤地下去了。还是这位夏侯老爷，平时非常吝啬，但老小子有个特殊嗜好，爱吃醋，莫非小家子气的人都爱吃醋？但这位爷吃醋也喜欢吃独食，平日里总用一只瓶子装上一升醋，专门留着自己吃，家人连一滴都别想吃到。有一天，仆人告诉他，老爷，醋没了。夏侯老爷将瓶子倒转过来，使劲控，勉强控出几滴，然后用嘴吸进去了。夏侯老爷在钱财上从不相信任何人，凡是上街买东西，都必须亲自付账，别人想从他那儿抠出一个大子儿，门儿都没有。瞧瞧这位，像不像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笔下爱财如命、吝啬成癖的阿巴贡？

南阳有一个人，家里非常有钱，但是非常吝啬。冬至那一天，他的女婿提着礼品回来看望老丈人，他只准备了一瓶酒，几片獐子肉。女婿恨老丈人准备的食物太少，举起酒瓶一口就喝干了。老头儿非常惊讶，不得已又打开了一瓶酒，女婿负气又干了，如此添了好几瓶酒，老头儿心疼得不得了，就生气地对女儿说，瞧瞧你丈夫这德性，简直就是一个浪荡子，因为好喝酒，所以你们家贫穷，可千万别在我这里打什么主意。结果等他死后，几个儿子争夺财产，长子被杀，钱财里生出祸端来。当时还有个大官叫做裴璩，做官都做到了宰相一级，却非常吝啬，能从别人遗弃的骨头缝里榨出油来，他在江西做地方官的时候，家庭应用的各种器具，全都是新做的，他都放在屋里存起来，舍不得用。每次请人吃饭，他舍近求远，舍新求旧，从不用自己的餐具桌椅，而是专门到别的官员家里去借，上官登门谁又敢不借？瞧瞧这两位，活生生的守财奴，与俄国文学大师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里处心积虑的吝啬鬼泼留希金有什么区别？

说起狡诈凶残的守财奴和吝啬鬼，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有着这样详细而传神的记载，有个名叫夏侯彪的人，是个食肉动物，素喜荤腥，但是他吃肉，别人连汤也别想喝。有一次他吃的肉食生了虫子，但他舍不得丢掉，因为送客人出门，仆人就偷吃了一块肉，他回来发觉后大发雷霆，想了一个非常恶毒的歹招儿，捉来了一大堆苍蝇让仆人当他的面吃下去，仆人不堪忍受这种污秽，恶心难耐，就把吃的肉全吐了出来，你不是想吃肉吗？吃苍蝇吧，至于我的肉，你得一点不剩地给我全吐出来。无独有偶，当时安南的驻军司令邓祐是韶州人，家里非常富有，有奴婢上千人。家里面好吃的东西他都留着自己吃，独食吃惯了，接待客人时也不肯拿出来。他的孙子贪嘴，偷吃了一只鸭子，邓祐煞费苦心地安了个擅自破坏家产的罪名严加处置，他下令仆人打了他孙子二十鞭子。广州还有一个中级军官叫做柳庆的，他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所用的东西和吃的食物都放在卧室里，有个仆人私自拿了一小撮盐，柳庆将他用鞭子抽得浑身是血。上述这些狡黠、凶残的贪财者与英国杰出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夏洛克其贪婪本质别无二致。

唐末著名诗人韦庄其吝啬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虽然书读得多，诗写得好，却吝啬到了数米下锅、称柴烧火的地步，如果家里烤熟的肉少了一片，他立即就能觉察出来。他八岁的儿子死了，妻子准备让儿子穿着平时的衣服下葬，韦庄却说，死人何需盛装，太可惜了。于是将衣服剥了下来。然后用一领旧席子将儿子的尸体裹了出去，掩埋完儿子，他又将席子拿了回来，做父亲的薄情寡恩到这种地步，实属少见。如果说韦庄因为家境贫寒尚可以宽恕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位，贪婪吝啬的就让人捧腹了。山东密州（诸城）有个军政长官叫做郑仁凯，有一次，他的仆人来告诉他鞋子磨破了，央求他给置办一双。郑仁凯却说：别急，我替你找一双鞋。一会儿，看门人穿着新鞋走过来。郑仁凯厅前的树上有一窝啄木鸟，郑仁凯灵机一动，叫看门人上树去掏小啄木鸟。看门人脱了鞋子光着脚爬上树去，郑仁凯使个脸色，让小仆人穿上看门人的鞋赶紧溜掉。看门人下来以后只好光着脚走路，郑仁凯却露出了有恩于别人的得意神态。上述之人这种对吝啬的执著和疯狂，堪比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典型吝啬鬼葛朗台。

唐代文人用自己的笔记体小说为我们记载了许多贪婪吝啬者的可鄙形象，唐朝虽然物华天宝，开放程度极高，但同样也是一个社会万花筒，小人物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历史远比现实丰富，社会也远比闭门造车而生动，世界名著中的著名吝啬鬼形象更是无一不能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号入座，只是后世那些玩笔杆子的却不能写下一部世界范围流传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今人之汗颜是否有些愧对先人？而诺贝尔文学奖始终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文学界又反思了多少？

5．唐朝那些“人鬼情未了”的风流韵事

宋人笔记中，屡屡记载着一些有关唐朝时发生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虽然荒诞不经，但口口相传，或者以讹传讹，或者道听途说，再或者以当时的认知水平根本就无法解释，因而留下了大量神秘而灵异的故事，这些故事中隐隐潜藏着唐人的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今人读来，颇感新奇。更有意思的是读过这些故事后，竟然发现颇有点像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以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野狐禅说，难道蒲、纪二人师承唐宋笔记？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宋人笔记中留存着大量关于女鬼的传说，是否符合唐朝时女性地位低下的实际情况？或者隐隐契合了“狐媚偏能惑主”的一种对女性的不满，其春秋笔法似乎颇有些直指大周皇帝武则天的嫌疑。

宋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记载了不少此类故事。且看这一则，唐中和年间僖宗在位时，有一士人叫做苏昌远，其居住于苏州姑苏台属地一个离官道十里左右的小庄内，吴中水乡，菱角荷花掩映，忽见一妙龄女郎，素衣红脸，容颜绝丽，看上去明眸皓齿，聪明非凡，仿佛神仙中人。于是苏哥们儿见色起意，动了邪念，日日与其相狎，把小庄变成了幽会之所。苏生久惑其色，沉溺于温柔乡中难以自拔，便以随身佩戴的玉环相赠美人，结纳殷勤。忽有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惊艳异常，于是俯而观赏，见花房中有一物，仔细观之，乃所赠玉环也。苏生随手折下花枝，其妖竟然气绝身亡。可叹苏生与之日久生情，居然辣手摧花，像这样的艳遇，也不过是文人士大夫的一时所好和淫心大动而已，可怜这位花妖，就这样惨死于露水情人之手。

无独有偶，还有另一宗怪异之事，昭宗文德年中，有一小京官张生，寄宿在姑苏台，因少年轻狂，经常于一文士院中往来，为一美人所惑，与其肌肤相亲，耳鬓厮磨之际，忽然身体不适，感到有些不对头，便四下寻访病因。时有一吴姓道士名曰守元，对其说，你有不祥之气。并且授其一符，张生以符试之，果然发现与其相好美人乃一冥器婢子，仿佛今人为死去之人棺椁旁所立女童，其背后所书“红英”，住在空房里的柱穴之中，张生焚烧道士所赠之符，其妖登时气绝而亡。上述两则故事，妖气四溢，似乎代表了红颜祸水的传说，同时说明当时的社会对男女之间野合的一种禁忌，并不鼓励男女逾越道德关防。但是这样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武则天的大周之后一百年间，似乎代表了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正统理念，未必不是对武后僭越礼制的一种嘲讽，而于归位大统的李唐王朝则是一种意识深处的肯定。

虽然人鬼殊途，但是宋人笔记中也不乏感天泣地的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唐僖宗逃亡蜀中时，有一进士叫做李茵，在颠沛流离中逃亡山中贫民家，偶遇一宫女，此女唤做云芳，乃宫中侍读也，才思敏捷，素有诗名。与李茵同行诣蜀，一路上详细叙述了宫中之事，让人颇感惊奇的是这位女才子在宫中时曾经将自己的诗作置于红叶之上，随水流飘出宫外，早在民间名声大炽。待二人行至绵州时，巧遇到了识得此女的宫中内官田大夫，田反问云芳缘何流落于此？逼令其上马，与自己一起前行，李茵虽难舍难分心中惆怅，但无计可施。宫娥云芳与李茵日久生情，情爱甚笃，居然在前面的驿站中自缢而死。其鬼魂追及李生，具道相思之苦。没过几年，李茵患上了重病，有道士说李生面带邪气。云芳在冥冥中告诉李生，人鬼殊途，为了李生，自己只好如一缕青烟告辞而去。

这是一则颇似蒲松龄笔下《聂小倩》的故事，把人鬼之间的情爱演绎得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在那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时代，人们把按部就班乏善可陈的美好婚姻寄托于人鬼之间，不正说明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幸福的无尽追求吗？宋人笔记中还有一则类似的故事，唐昭宗龙纪年中，有一士人唤做柳鹏举，游玩于杭州，忽天降大雨，柳生避雨于伍相庙中，见一女子怀抱一五弦琴，自言其是钱大夫家女仆，柳生与其邂逅后，两人一见钟情，遂相约私奔，柳生将其藏于船中，时为衙役所捕，其女誓死不返，自缢而死，柳生大为悲痛。忽一日，其女却到柳家自诉离别之苦，柳生非常惊奇，女仆倾诉衷肠，并告诉柳生，此为魂魄，因心中割舍不下柳生，所以前来而不久即将离去。柳生的际遇，忽然就让我想到了张国荣的歌声，“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

有痴心女鬼对于爱情忠贞不渝的故事，自然也有负心汉愧对痴心女子的故事发生。唐朝时尽管妇女解放运动大有发展，女人可以做官，也可以骑马和打球，甚至社交和婚姻也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更多的女子依然逃不出达官贵人玩弄的命运，其身世和遭遇仍然可堪怜惜。即使在笔记体传记中，亦不乏真人真事。唐朝时有一位大才女叫做鱼玄机，是著名的晚唐诗人，咸通年间，经好朋友温庭筠撮合，嫁给了补阙李亿为妾，后因年老色衰，被李亿厌弃，鱼大才女曾作过有名的闺怨词，“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看来即使才女也得不到丈夫的体贴和爱怜。鱼玄机后来不得已出家做了咸宜观女道士。宋人笔记中载其因作诗“蕙兰消歇归春浦，杨柳东西伴客舟”而怀疑其曾做过娼妇，当是生活所迫。鱼玄机的结局后来很惨，因妒杀女婢绿翘被捕入狱而后被京兆尹温璋处死，可怜一代才女竟然香消玉殒落得如此下场，究其死因，实缘于被丈夫薄幸后的性情大变。

唐朝的两性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泛的，所以宋人笔记中留下了许多有关唐人的风流韵事，虽然有人称之唐为“脏唐”，汉为“臭汉”，但笔者仍然坚持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独具风骚的历史时代，那时社会的开化程度远非今人所想象，“唐”是中国历史上对于世界影响最深最广远的朝代，要不怎么会有遍及世界的“唐人街”和今天仍然长盛不衰风华绝代的“唐装”呢？虽然宋人姑妄言之，今人似可姑妄信之，从这些似乎荒诞不经的故事中，堪可领略大唐时代的风华和彼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古人倦夜长，对于这些极富想象力的文字，实令今人目眩神迷，可惜今人作品中少了这许多幽古隐迷的文风，在历史的深处，究竟还隐藏着今人多少不知道的神秘和惊奇呢？

6．宋代文人笔下的禽兽情义无价

宋人江休复在其笔记《醴泉笔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唐末昭宗李晔在位时，眼见藩镇势力逐步壮大，唐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作为傀儡皇帝，昭宗一言一行都得看大军阀、混世魔王朱温的眼色行事，于是昭宗在寂寞空虚的日子里就以豢养猴子，玩猴和流连猴戏聊以度日，也许是日子久了，人猴之间有了感情，也许是因为昭宗身边都是朱温耳目，连个值得信赖的亲信都没有，昭宗就把一只最喜欢的猴子当做心腹看待，给它穿上最鲜艳的衣服，让它侍立于自己的身边装模作样，甚至给这只猴子加官晋爵，并赐其封号为“孙供奉”。可怜这位末二代皇帝，整日里提心吊胆，因为人心叵测，居然把一只禽兽当做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后来政治野心极大的朱温干脆撕下了自己温情脉脉的面纱，残酷地杀害了唐昭宗和他的儿子哀帝李柷（zhu），自己登基做了后梁太祖。就在朱温对外宣称自己是受了禅让而坐上了皇位的登基大典上，这位篡党夺权的哥们儿不知是犯了哪根神经，还是为了表示对前朝皇帝喜爱的这只禽兽的假惺惺尊重，居然在大摆宴席，接见前唐臣子们以示尊荣的喜庆日子里，将这只猴子也作为贵宾牵引到自己身旁安位落座，这只颇通人性的猴子扫视了一眼殿堂，瞧见经常坐在龙椅上的主子爷换了别人，立刻就从座位上弹起，神情激愤，奔走号泣，并且数次三番作势欲扑向朱温，以剥夺其身上色彩明艳的龙袍，朱温大惊失色之下杀心顿起，命令手下人将此猴斩首示众。

禽兽尚且恋主，猴子有时比人强，前唐一干大臣们面对猴子大闹宫殿的情形皆面面相觑，在这只疯狂的猴子面前，众人无不愧疚汗颜。可怜唐昭宗穷途末路赴难之时，那些食唐禄享唐俸的大臣们都只顾自保，贪图荣华富贵，而无人为前朝尽忠尽节，恰恰是一只猴子给前朝贰臣们上了一堂无比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猴子殉节而死，也不枉唐昭宗宠爱一时。猴子能做到的，为什么人不能做到？因为人性远比猴性复杂，人为自身往往考虑得太多。作者借这只猴子颂扬了北宋时期世人所欠缺的忠义气节，也使这只猴子“流芳百世”，而这只猴子亦在清初反证了晚明重臣洪承畴和士大夫钱谦益等人的贪图富贵和卖主求荣，且成为其终生寝食难安的一个心结。而明代吴承恩笔下出现的那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美猴王，未必不是缘于唐昭宗这只猴子的启示。

无独有偶，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也记载了类似两则有关禽兽重情重义的趣闻。话说有一关中商人，偶然于陇山之中得到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会说人话，商人非常钟爱，但是有一天，商人因事被牵连含冤入狱，数日后才得以返还家中，心中犹愤愤不平。鹦鹉对他说，郎君你不要因怨生恨，你只不过在狱中呆了数日，就觉得失去了自由，生不如死，而我呢？被囚禁于笼中已经数年了，又奈之如何呢？商人被鹦鹉所言感化，虽然极其舍不得把这只聪明伶俐的鹦鹉放归山林，但还是携带着鸟笼赶往陇山中，挥泪忍痛割爱送归。自此以后，每逢商人与朋友从陇山经过时，这只非常重情义的鹦鹉必定会闻声而来，栖息在枝头，轻声问候：郎君别来无恙否？以此感谢商人对自己的放生情义。

当时，在泸州南部的地方驻军中也有人饲养了一只秦吉了（八哥，因多产于秦地，故时人唤做秦吉了），日子长了，这只鸟儿也会说人话，非常讨人喜欢，鸟的主人以奇货可居，拒绝出让，在众多的买家中有一位少数民族的首领企图以五十万钱买下，主人见钱眼开，蠢蠢欲动，索性就把自己想法直言相告这只鸟儿，说你不要怪我，因为家境实在贫寒，没有办法只得卖掉你以换取钱财。这只鸟儿听完后，哀鸣数声，对主人说，我乃汉禽，实不愿去往夷狄中。话声刚落，刚烈的鸟儿竟然撞笼而死。作者邵伯温叹息道，这世上有许多读书人枉读圣贤之书，而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甘心认贼作父，以投靠异帮而苟全性命，其所作所为还不如一只重情重义的鸟儿，可悲复可叹。

邵伯温生于宋仁宗嘉祐两年即公元1057年，而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即1134年，历北宋五代帝王，先后经历了宋朝的承平年代和北宋末年靖康之耻的国破家亡，其心灵受到了极其强烈的震撼，因此对北宋灭亡多有清醒的思考和认识，其在邵氏闻见录和后录中多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其人年轻时曾因上书言事而受到了权臣奸人的陷害与打击，然位卑未敢忘忧国，文中的鹦鹉和秦吉了看起来更像是神鸟，充满了智慧和情义，作者不过是借助禽鸟鞭挞了北宋末年屈膝求和、卖主求荣的谄媚小人的丑恶行径，以及现实中的宋高宗的投降主义国策。猴子也好，禽鸟也好，都是理想的化身，以物讽今，是对世人最好的启迪和明示。

唐末相貌最为丑陋的诗人罗隐曾经对前文中所说的唐昭宗那只钟爱的猴子写过一首诗，诗中云：“何故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比较罗大诗人一生十多次不第，铩羽而归的落寞心情，隐隐可见诗人的酸葡萄心理，人类又有什么理由去笑话禽兽？其实猴子和人一样，都希望得到眷顾，猴子为温饱，而世人为权贵和荣华，但对比这只忠义两全不惜以死明志的猴子，人的所作所为有时竟异于禽兽，亦令禽兽而不齿。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往往最聪明的人类，反而在危难到来之际以求自保而自啮同类，于人性与兽性的交锋中阐释的不过是人生的一副灰暗变色的“杯具”而已。

7．古代侠客怎被身怀绝技的悍妇羞辱

古代许多皇帝崇武尚勇，逞强斗狠，但以此在史上留下赫赫武功，名垂后世的人并不多。刘秀算一个，其带领云台二十八将纵横天下，驰骋疆场，依靠武力打下了东汉江山；李世民算一个，他与瓦岗英雄、绿林豪杰义结金兰，南征北战，最后依靠军人力量搬掉了走向皇位的绊脚石；而赵匡胤赵老大也算一个，其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嘴里哼唱着周杰伦的“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手中哨棒上下翻飞，指东打西，完全倾倒了身边的一大批兵哥哥，并因此发动“陈桥兵变”，抬腿毫不客气地坐上了龙椅。

古代，不仅出身行伍的皇帝们喜欢尚勇之辈，而且民间也崇尚武力，许多行侠仗义的豪杰其英雄事迹散见于历代文人雅士笔下，甚至巾帼不让须眉，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们也一样身怀绝技而又深藏不露，小隐于野，一旦牛刀小试，则让人大开眼界而叹为观止。北宋有一个叫做调露子的化名文人在其笔记《角力记》中就讲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趣，可堪玩味的民间故事。

话说唐懿宗咸通年间，首都长安有一个叫做张季弘的军人，勇猛善战，力大无比。有一次路过一个地方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与一位赶着毛驴背着柴草的村民狭路相逢，道路狭窄而不能通过，张季弘发起怒来，提起毛驴的四脚，奋力掷过水渠，围观的众人无不大惊失色，赞叹其好神力，是谓当世猛男也。后来此人在效力于湖北襄阳时，有一天晚上借宿一家旅馆，听见旅馆里一位老婆婆对她的儿子说：“恶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赶快去准备茶水饭菜，不要招惹她，免得她发脾气。”说完后长吁短叹，非常忧愁，而且看上去异常胆怯。张猛男好奇地询问，老婆婆告诉他最近儿子娶了一个媳妇，此妇非常刁钻凶悍，无人可治。猛男搭言，一般的媳妇见了公婆都很畏惧，她是新媳妇，怎么就敢这样不明事理呢？老婆婆说，你不知道，这个媳妇强壮好勇，无人可敌，她周围的人都很怕她，以至于越发凶悍。张大猛男一股豪气上升，笑道，其他的事情我不敢保证，但是若要论起武艺勇力，别怕，我当为你们撑腰，设法除去凶妇。老婆婆听完这句话，拉着儿子就下跪磕头，大英雄呀，你要能做得此事，替我母子俩除去恶妇，虽然我家穷困，也当尽力酬谢。张季弘一腔热血，豪气干云，单等那恶妇归来。

叙述至此，列位看官，这位叫做张季弘的猛男、大勇士正在做一件行侠仗义的大好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自己的功夫整治忤逆不孝的恶妇，想来非常解气，可是不然，殊不知事情的发展非常出人意料，甚至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消息传开以后，四乡八邻的村民们都聚拢了过来，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新媳妇背着一捆柴走进家门，其相貌看上去并未有任何异常。这家旅店后园里有一块大青石，张猛男单坐其上，放驴鞭于身旁，摆摆手招呼妇人过来，一脸正气地问道，你是这家主人的新媳妇？我在长安时就听说你有些力气，为什么不好好孝顺公婆服侍丈夫呢？你怎么敢如此大逆不道？妇人不惊不慌地答道，你这个莽汉好没道理，你又不了解我的家事，我虽然才嫁过来，但是也不敢不好好服侍婆家，自然是家里人嫌弃厌憎我。老婆婆在一旁仗着张季弘撑腰，便插话，你就别在这里强词夺理了。新媳妇一边辩解一边列举一些已经发生过的家事说明缘由，并反问张大猛男，这些事难道都是我的错吗？最让这位抱着侠义之心扶贫济弱的张大勇士忐忑不安而又惊慌失措的是，此妇每举一事例，就用中指在张季弘所坐石头上画一道符标注之，随手作痕，深达数寸。敢情这是一位深藏不露又身怀绝技的女魔头哇，张大猛男自忖毫无胜算，想起自己的自不量力，顿时冷汗嗖嗖直冒，神情骇然，坐立不安，嘴里只有喃喃自语，自我解嘲般地说道，你说的这些也有些道理。然后借口内急，灰溜溜躲进客房，关门假睡，天明即不辞而别。

即使行侠仗义，也得调查清楚不是？没准儿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或许婆媳之间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婚姻如穿鞋，夹不夹脚只有脚趾头知道。更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张大猛男不自量力，莽撞行事，徒留笑柄。即使行侠仗义，也得有真本事才行。像金庸笔下，一个梅超风，一招九阴白骨爪就让号称名门正派的全真七子吃尽了苦头。现代家庭里的爷们儿实在应该庆幸，庆幸你家的媳妇不会分筋错骨手和九阴白骨爪，否则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要不你练就几招九阳真经来试试？只不过走火入魔的机会比较大，弄不好，像电影《大腕》里最后破产的那几位爷一样，神经发作，来个自欺欺人，一辈子活在大丈夫说话算数，说不敢上就不敢上的悍妇欺凌之下。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崇武尚勇笑话的绝不只有这位没有自知之明的张大勇士，历史上号称武宗的皇帝一大串，什么梁武宗、唐武宗、明武宗等等，死后谥号还都离不开“武”字，然观其生平，哪一件可称得上是“武”字？只不过是穷兵黩武的“武”而已，历史上最搞笑的是明武宗朱厚照，自封什么大将军、太师等等，居然还让王阳明老夫子和他玩什么“捉放曹”，将宁王朱宸濠逮起来再放一次，供其带领大军剿灭，赫赫武功一人独享，皇帝也玩一把“三国杀”罢了。其实宋人笔记里屡屡见到记载崇武尚勇的侠义事迹，恐怕也是对于宋朝重文轻武的现实一种无奈的喟叹吧。

8．纵容“红杏出墙”甘戴“绿帽子”的古代男人

中国古代元、明时，官府规定娼家男子戴绿头巾。而“绿帽子”一说，出于封演《封氏闻见记》，文中说唐朝时李封为延陵县太爷时，对那些有罪却不处罚的人，令裹碧头巾以侮辱之，时吴人以着此装为耻。后因之称其妻有外遇者为“戴绿头巾”，今演化为“戴绿帽子”。古代皇家之中，老子给儿子“戴绿帽子”，或者儿子以其道还治老子比比皆是，而达官贵人中，闺闱内更是秽不可闻，家室之中丑事不断。然与之相比，南唐时韩熙载所为尤其让人难以理喻，命其为古代妇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恐怕也不算是冤枉了他。

近读宋人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发现了这则很有意思的记载。文中的主人公韩熙载是五代十国时南唐官吏，曾任吏部员外郎和中书舍人，韩熙载非常博学善于著文，但生性放浪，不拘小节，属于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喝凉水的性情中人。老韩属于北人入南，祖居辽宁昌黎，因其父为政治牺牲品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杀，而避祸迁居江南，南人婉约细腻，而北人粗犷豪放，韩熙载特立独行之事多见于宋人笔记。

最早知道韩熙载这个名字，大多人缘于南唐大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此画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中，画面中的老韩纸醉金迷，纵情声色，画家技法精湛娴熟，画中人物栩栩如生。真实生活中的老韩才高气逸，狂荡不羁，他能大把大把地撒银子彻夜狂欢，也能穷得只剩下遮羞布后理直气壮地恳求南唐后主李煜赏赐。史载老韩放旷不羁，所得俸钱，都分给了他的妻妾，自己生活窘迫无着落了，就下令自己的门生身穿破烂的衣服，背着竹筐，手执牙板，边走边唱，于他的姬妾所住之处乞食，时人尽皆笑翻。

由此可见老韩为性情中人，也是行为艺术家，其平生不惧权贵，性格诙谐，时同僚宋齐丘权势熏天，但此人自认文章华美，盖世无双，好为人作墓志铭，经常让老韩抄写，老韩每次承担此事时，都用纸绢塞住自己鼻孔，别人问他何故，其傲然作答：“文辞既秽又臭。”时有文人魏明好作诗词，多而滥且不合格律，曾经携新近所作诗文登门造访，老韩推辞道，近日老眼昏花看不清楚。魏明回答，您老眼花，还是我给你读吧。老韩毫不客气地说，耳聋加剧，忌讳听闻。

老韩不仅狂放，捉弄人的本事也天下第一。史载天朝大国北宋遣使陶谷通好南唐，但陶谷自恃上国贵使，根本不把南唐放在眼里，老韩心生一计，命妓女秦弱兰假扮驿卒之女每天扫地端饭，自然也少不了眉目传情以色勾引，可怜陶谷被美貌所惑，居然上了钩，遂成好事。陶谷也是一文人，得意之下竟然作诗“好因缘，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过了几天，后主设宴款待，陶谷一如既往的神色倨傲，老韩让秦弱兰当场以陶谷所作诗词唱歌劝酒，陶谷目瞪口呆，当时就蔫了，灰溜溜地北归交差，陶谷后来仕途无望，追根溯源，皆因栽在男女情事上。

用妓女的色相打击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老韩可谓把握人性弱点的高手。但对自己的女人，老韩也一样不上心，真正把三国时刘备的“妻妾如衣服，朋友如手足”的教诲发挥到极致了，北人豪放，豪放到自己的妻妾“红杏出墙”也不生气，而心甘情愿戴上“绿帽子”，不以为耻，反而大度地一笑了之，老韩的豁达让人费解。《南唐近事》记载，“韩熙载北人，仕江南，致位通显，不防闲婢妾，有北齐徐之才风。侍儿往往私客，客赋诗有云‘最是五更留不往，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载亦不介意。”

作为男人，最怕“戴绿头巾”。连《水浒传》里那个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还捉奸呢，可是老韩却熟视无睹，堪称妇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一个闲婢妾的“闲”字，说明此妾已失老韩旧爱，既失旧爱，又有什么理由阻拦别人寻求新欢呢？作为老韩的婢妾，内心里肯定忌讳老韩发现自己的秽行，但是当老韩熟视无睹的一笑了之时，更可堪怜的是这位婢妾，因为自己的男人已经麻木到不在乎她的行为了，婢妾的胆子越来越大都是老韩给纵容培养的，未必就不是婢妾的破罐子破摔，既然不在乎，就别怪我荒淫无度。侍儿往往私客，可见并非只是简单的一两次露水孽缘和苟合，更应该让老韩脸上挂不住的是，奸夫偷情后的得意忘形，居然还作诗词刺激老韩的肾上腺，连这个都不介意，老韩还是不是个男人？

可见南唐时李煜治下的民风，因为风流皇帝诗词淫艳，民间对于此类事情大概早就已经司空见惯，女人耐不住寂寞，男人偷香窃玉，大概也就算不上是什么伤风败俗秽乱之新闻。单就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来鉴赏，就可以看出老韩空有一腔抱负，却只能终日纵情声色，与宾客作长夜之饮。画中的其他人物如状元郎粲、和尚德明等，都是老韩的常客，老韩蓄妓之用意就很有可能是用作来招待朋友的，而在醉生梦死中的老韩虽放浪形骸，然始终可见画中的老韩双眉紧锁，难掩内心忧忡，老韩是在以恣肆汪洋的娱乐态度掩盖内心里的失落和事业上的受挫感。

而此时的南唐，全国上下早就已经沉溺于风花雪月之中，已然危机四伏而成为北宋赵老大觊觎的肥肉，老韩已经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话语权，国事尚且如此，哪里还顾得过来家事？“红杏出墙”自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韩虽然是个男人，但男人梦里亦是身外客，我给不了你温暖，但绝不会干涉你自己去寻找温暖。何况南唐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是老韩无能，而是皇帝太弱，老韩在南唐虽然还算得上是个清醒的人，但奈何皇帝根本不用他的治国保国策略，当整个国家都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在情色的回光返照中等待夕阳西沉的时候，老韩还能干什么？

老韩有北齐徐之才之风，此为何意？原来早在老韩纵容婢妾偷情而甘戴“绿帽子”之前，早就已经有了妇女性解放运动的更早先驱者，此人叫做徐之才，乃南北朝时一代名医，就是在整个中医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尤精于妇科，但可笑的是其名声亦毁于妇人。徐之才是南人北居，曾在北地任官时，娶妻为魏广阳王妹，大奸臣和士开闻知徐妻花容月貌，遂奸淫之，徐之才每次遇到即行避开，放手让和士开自得其乐，还自掩其丑地解嘲说“恐为少年笑”，老徐不是“妻管严”，也是窝囊废，他娶得可是金枝玉叶，自己还是皇亲国戚呢，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妻子偷人，而自己却佯装不知道，甘当缩头乌龟罢了。

徐之才可能是迫于权势，而不惜牺牲声誉维护自己的富贵。而韩熙载则是听之任之，根本就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理应都该让男人气短，男人一生中最怕的是自己的女人给自己“戴绿帽子”，这种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可忍的？但这两人却不愠不火，当真算得上大千世界里的千古奇观了，倘若间接而不无挪谕地说，此二人都对古代妇女性解放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真不知道是在讽刺他们，还是在褒扬他们？

还有更精彩的呢，唐玄宗时那个依靠裙带关系而上位的宰相杨国忠，某次外出公干，不甘寂寞的妻子与人干柴烈火地好上了，大概那时节育措施跟不上，等他回来时，妻子已经怀上了，这位不知羞耻的妇人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老公呀，你走后，我是茶饭不香，日思夜想，天天与你在梦中相会（大概梦中也神交），结果就不知不觉地怀上了。”这分明就是巧舌如簧，做贼心虚，是个男人一个大耳光就过去了，结果怎样？杨国忠对了一句更精彩的话：“老婆呀，你好辛苦哇，这都是你我二人情深深雨濛濛，感情太好所致。”瞧这“绿帽子”戴的！是个男人都为之气结。

9．古代神汉是怎样忽悠当世名将的

田重进，幽州人，生活在后周和北宋初年，此人不仅生得仪表堂堂，雄伟奇质，而且武艺高强，是北宋开山舵爷赵匡胤麾下能征惯战的骁将，也是看似忠厚，实则狂野的政治流氓家赵老大“陈桥兵变”之得力打手，先后跟随宋太祖南征北战，在北伐契丹，西征北汉中，屡立功勋，先后担任过几个重要藩镇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步军总司令等职务。田重进生涯最辉煌的一仗当属北伐契丹时，其巧用计谋，伏兵飞狐城南口，擒获契丹骁将大鹏翼及其属下三千余人，斩首数千级，俘获以万计，挥师北进四十里，连下飞狐、灵州等城，接着进攻蔚州。当时北宋开国第一名将曹彬督师不力，宋太祖又命田重进驻军定州，稍后，老田大开杀戒，率手下军将攻入辽国境内，攻下岐沟关，杀得辽兵哭天喊爹，然后裹挟着战利品雄赳赳气昂昂凯旋。

田重进宋史有传。纵观宋朝三百多年军事上的孱弱，和对周边少数民族胜少败多的战绩，老田在世时，当称北方敌国的克星，其军事上的才能和成就尚在名将杨业之上，而在征讨契丹人的战役中，更是战功显赫，就连太祖甚为倚重的曹彬和潘美在外战上与之相比也不遑多让。史载，老田一武夫也，不太爱读书学习，赵老大当时还未发迹，只是一介藩王，因喜爱其忠勇耿直，经常以酒肉等小恩小惠相赠，重进坚拒不受，使者提醒他“这可是晋王赠与你的，为何不受？”田重进昂首挺胸答道：“你代我谢谢晋王，我只知道天子，不知道什么晋王。”太祖知道此人忠直，所以自始至终对田重进隆恩浩荡。

如此一位北宋初年世之少有的名将，也许是书读少了，也许是连年征战，晚年因寂寞所致，竟然崇尚起了神道之教，相信这世上居然有着点金之术和长生之道，结果被所谓的神汉所忽悠，留下了千古笑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有一兵痞，姓张，经常穿着道士服装，因其颈项间多雕篆，大概是宋人大多喜欢刺青，这位呢？喜欢在脖子上玩花鸟艺术，所以人称“张花项”。此人为投田重进所好，自言有法术，懂得点石成金和长生不老之术。田重进深信不疑，这位张花脖子呢？又拉上了一同道之人引为援手，两人骗吃骗喝，还骗钱财，老田呢？大概被驴一脚踢肿了脑袋，只要是张花项所要之钱物，毫不吝惜，悉数奉上。

花脖子骗子张很长时间都没有施展法术，自己也担心事情败露，便信誓旦旦地对老田说：“泾州城军队里有一人，是我二人的师傅，太尉你若能把他请来，则法术可成，你也可用长生不老之药。”老田想这有何难？遂发牒文到泾州，要求泾州军把此人派遣过来，泾州守军以没有王命，不敢发还，可见宋朝当时的军籍管理是很严格的。老田发威了，对泾州军下话，老子有病，没有此人就医不好我的病，赶紧放人。看来老田确实有病，还病得不轻。那边守将出主意，唯有将此人除了军籍才能放行，经此周折，此人到了重进府中，老田喜不自禁。花脖子刁难不成，又生一计，对老田说：“此人来了，太好了，可是我俩得同去山中采一味所缺之药，今年八月就可大功告成。”当时已是六月，老田已在花脖子身上花费钱财无数，花脖子心知八月，就是明年八月也办不到，心生畏惧，就想见好就收密谋设计，赶紧撒脚丫子潜逃。

这个花脖子张道行虽浅但骗人的法术非常高明，接下来的事情忽悠的一代名将晕头窜脑，让人窃笑不已。花脖子平常不喝酒，大概害怕喝高了，得意忘形之间行迹容易暴露，这一日天色已晚，张花项酩酊大醉而归，老田十分惊讶，第二天，老田声色俱厉地问他：“尊师从来都不喝酒，昨天怎么会醉成那样？”花项微笑作答：“我确实不喝酒，但是昨天在街市上遇到了仙人。”说完后，向西望空而拜。老田问：“仙人是谁？现在在哪儿？”花项神秘作答：“仙人乃吕洞宾。”北宋人皆知吕洞宾是神仙，所以花项才这样说道。老田又问：“仙人都说了些什么？”“见到吕洞宾后，他邀我到街市饮酒，我说我不会喝酒，神仙说但喝无妨，必不会醉，我就和他喝了二十多杯，他又问我如今何处栖身？我说在太尉你家。神仙说我早就听说过太尉此人，太尉是一武将，却做如此好事，这个人此生有长寿之命，但是有小病，我应该去拜访他，用药为他疗疾。”老田听到此处，大喜过望：“我只是一个粗人，何消神仙下凡？”又问“神仙什么时候下凡？”花项对曰：“这个月的十五号，三更必至，吕神仙说他不想多见人，希望太尉于东边射箭处设置帏帐，备好新席，在静室中点燃香烛，准备鲜果好酒，太尉你还要沐浴更衣，穿戴周正，于深夜等候，神仙必来。”老田喜形于色答曰：“谨遵教诲。”

十五号很快就到了，老田命人在东边依前言陈设到位，帷帐坐席，一应簇新，然后点燃香烛，穿戴整齐，神态恭敬地望空祷告，等待神仙下凡。过了一会儿，三更已至，神仙还没有来，老田又取香烛点燃，望空再拜，时老田身宽体胖，又染上了风寒，弯腰鞠躬十分艰难。这一晚，天气炎热，拜了又拜，大汗淋漓，衣衫皆湿，虽然狼狈异常，却丝毫不敢懈怠。过了一会儿，已经四更天了，神仙还是没来，老田不停地焚香祷告，无数次引颈望天，心里就有些打鼓了，已经四更五点了，老田的疑心越来越重，禁不住问手下人，花脖子张现在何处？来人禀报：“尊师房门大开，却不见人，而屋内所有财物搬运已空，花项妄称奉钧令已经骗开了东门，携带所有财物逃走了。”老田羞愧难当，怀恨嗟叹：“无良汉，无良汉。”如梦方醒的田大将军现在知道这是一群骗子了，谁让你起初笃信不疑，好吃好喝款待呢？老田搬起石头自个儿砸自个儿的脚，纯属自作自受，从此以后再不相信什么法术和道行了。

时人有一首匿名诗专门嘲笑这位一代名将，“铅作黄金汞作银，爇梁奸幸转灾新。一朝诳惑田重进，半夜攀迎吕洞宾。呆汉出门时引领，黠儿得路已潜身；惟称三个无良汉，笑杀长安万万人。”骗子能够大行其道，不在于其骗术有多高明，而在于被骗者有非分之想，被骗之人可怜亦有可恨之处。古人崇道佞佛之人络绎不绝，因受客观条件限制，认知水平低下，被江湖术士所骗似事有可谅，情有可原；但今之人呢？古有张花项，今有李一道长，古有一代名将田重进，今有明星大腕和无数善男信女，还不一样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今人又有什么理由去笑话古人的愚昧和痴心妄想呢？

10．古代甘心买春供丈夫淫乐的传奇女子

中国古代的女子，最大的心愿是嫁一个好丈夫，并且得以明媒正娶，为元配正室。一般来说，作为正室的女人，对于丈夫的花心肯定是既妒且恨的，内心里一定希望自己的丈夫集三千宠爱于己一身，虽然古代男人不乏三妻四妾，但是对于丈夫的乱爱，即使不是醋劲大发，至少也是心中幽怨很不待见的，更有甚者，巴不得将情敌置于死地。但是本篇中的女主人，却是一个大大的另类，只要自己的老公高兴，她可以变着法子地为自己的老公买春，她的爱情宣言是：“老公老公我特别爱你，给你一千个美女我也乐意。”

别晕，这样的幸福不会降临在你我头上。那么，这位心花怒放，幸福的像花儿一样的，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男人究竟是谁？他是唐末的太子少师姓李名肃，唐正史里有传，但比起他的这位夫人，他却是籍籍无名的一个小人物，她的夫人也就是本文中的女主人公，则是唐末天下动乱中，曾经是一代枭雄后来委曲求全的齐王张全义的女儿，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可惜却没有留下名字，我们不妨称其为张美眉。在宋人张齐贤所著《洛阳缙绅旧闻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张美眉和丈夫各居一院，李肃院内有姬妾数十人，夫人亦有数十人，这位张美眉知道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所以经常令手下的侍女潜入丈夫院内入侍，遇到那些有违丈夫心意的，或者侍寝怠慢不周的，张美眉就会下令召其回来痛打这些侍女的屁股，而另选其他的美少女取而代之。

这位张美眉脑子是否有水？或者就是一无盐似的丑八怪？她就不怕别的女人夺了她的专宠权？或者说张美眉天生就是一性冷淡？非也非也，书中记载，张全义对这位爱婿恩宠有加，先是将贤懿夫人所生女儿许配给了李肃，结果此女数年夭亡，后又将自己姬妾所生女儿即张美眉嫁给了李肃，这位张美眉聪慧异常，而且多才多艺，音乐女红，无不精通，生得是如花似玉，如神仙姐姐一类的人物。但凡是个花瓶，任由花心丈夫摆布也还说得过去，但是此女非常贤明且知书达理，尤其尊老爱幼，而且治家甚严，难道其为丈夫买春送春还真是出于真心，爱情至上？世上的爱情都是自私的，排他性的，难道爱情真能与肉体之间的两情相悦截然隔离？究竟这位聪明的张美眉是怎样想的？

再或者她的郎君李肃就是一丑八怪，无法刺激这位花一样美人的雌性激素？错。书中分明写到齐王张全义喜爱李肃俊异，张李之配，郎才女貌，天造地设。而张美眉对于夫君也不是一般的爱，这位张美眉心机太深了，深得让现代人自愧弗如。比如每次李肃过生日时，张美眉就寻访通晓音律的年轻漂亮的女子，饰珠披翠，打扮得花枝招展，捧着美酒祝寿，顺便把这些漂亮的女子像玩物一样奉送给李肃，但其又绝对不给这些乘虚而入的女子任何机会，以取代她在李肃心目中的至尊地位，她可以找一千个理由说服李肃女人都是红颜祸水，婢妾过多，有伤身体，然后躲在暗中观察，将与李肃经常同房的女人收归自己院落，为了一绝后患，稍晚一点，就把这些女子嫁出了事。

张美眉的驭夫之术实在了得，而且揣摩男人的心理也天下无双，她能够做到举案齐眉，琴瑟调和，也能做到察言观色，进退自如，知道怎样才能把男人的一颗花心捏在自己手心。每次李肃从朝中归来，张美眉就巧施粉黛，穿戴整齐在中堂之侧等候，令手下小厮打探郎君何时入门，每次见面，待如宾客。李肃若是面露困倦之疲态，张美眉一见之下，立时退入后堂，不再多言；如果相见后李肃面态从容，张美眉就下令鼓乐齐鸣，欢迎丈夫归来。待丈夫落座后，张美眉倾其家里所有的新鲜果物和美酒为丈夫洗尘，而且将自己为讨丈夫欢心而所做的前事和盘托出，这样乖巧而聪颖的老婆谁人不爱，谁人不敬？自此，李肃对张美眉是既爱又怕，不敢有丝毫的慢怠之意。

这个女人不简单，也太不简单了，比起现代女人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花活多多了，且招招致命，让男人俯首听命难以造次。非独如此，张美眉简直就是李肃命中注定的贵人，李肃后来在当盐官时，因手下作乱，佯许作乱分子以库中十万余贯钱财消弭祸乱，叛乱平定后，斩杀十余人为首者，因前与人有隙，被人以盗用官库买名而告官，朝廷于是逮捕了李肃并囚之大牢，情况危急，张美眉乘着步辇直趋朝门，见到执政大员后，如泣如诉，哀怨凄苦地诉说李肃遭受的冤屈，左右闻之，无不动容，执政大员当时回马入朝，以雪李肃之冤，当时的皇帝听到这件事后，非常惊奇，称呼张氏为“贤妇人”，李肃因其妻的冒死果敢而得以免去一场牢狱之灾。

张美眉佳人救才子并非只有这一次，她不仅冰雪聪明，而且大智大勇，许多时候都表现得巾帼不让须眉。史载，这位奇女子还有一件更为让人称道的事情，唐末后晋时，北戎降王东丹忽然死于非命，且已被北戎侦知，李肃被朝廷派遣护送东丹灵柩至北地，李肃终日惶惶不安，知道此去九死一生，夫人知道后，派侍者请丈夫入内，问道，“是不是你领受了不称意的差使？”李肃泪如雨下答道：“某已老，男女小”，夫人对曰：“就是陷入万劫不复的死地，你也不应该像男女小儿辈一样啼哭呀”，李肃言：“朝廷让我护送东丹灵柩，东丹被人谋害，北虏已经知晓，此去无疑羊入虎口，难以生还”，夫人说：“不然，为君计者，北虏贪财，我房内尚有金银珠宝可得数十万，你可尽赂戎王左右，说不定还能得到厚礼回赠。”李肃到了北戎后，一切尽依夫人前言，果然北虏君臣大喜，厚赠他名马百余匹，绸缎百余匹，衣服器皿无数，李肃不辱使命，回来后还被朝廷升了官，而这一切，全凭夫人张美眉一个妇道人家的远见卓识。

李肃虽为朝中大员，但他这一生，全仗了夫人张美眉的纤纤弱手援助，一句话，这个非典型性男人像个吃软饭的，而且这一生都吃定了自己的老婆张美眉。当时有个叫做赵思绾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生性残暴喜吃人肉的两脚兽，思绾时为李肃手下副镇守使，犯了事，因李肃回护而免罪，思绾到李肃处谢过。李肃归家后，夫人张美眉问他：“赵思绾这个人生性庸贱，你又为什么要免去他的过失，既免了又何必再见他呢？”李肃答：“本来我不想说，但是夫人问我就明说了，思绾这个人，虽是贱类，观其相貌，乱臣贼子也，但是其恶迹未曾彰显，不便除去。”夫人说：“既然不能除去，不如以小恩小惠笼络他，不要让他衔怨怀恨。”自此，张美眉经常让人把思绾的夫人请到家中，厚赠钱物。后来，李肃告老还乡归于雍城，而赵思绾果然反叛作乱，把雍城里的士宦贵族尽行屠杀，只有李肃全家得以幸免。

张美眉实在是古代的一位奇女子，就连作者张齐贤也不无感佩地称赞道，妇人的贪财和妒忌乃是人之常态也，以不妒忌、疏财者都是一些很难做到的事，何况是在乱世。而我们这位张美眉却能以雪丈夫之罪，免全家之祸，往日那些举案如宾者，何人能够做到？此乃大贤也！

其与那些施粉黛，弄眉首，蛊惑其夫，以盗富贵者，岂可同日而道哉！张夫人的事迹，可为女训、母仪者甚多。

可惜的是，这位传奇女子在史上并未留下她的名字，而她对夫婿所做的那些事，是因处动荡年代而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委曲求全而耳濡目染之，还是她的有心为之，深谙人性的弱点？她太懂得欲取先予的道理了，比如先让李肃心安理得地享用送上门的春色，然后自己再和盘托出这一切都是缘于自己的策划，而让对方心甘情愿坠入自己所设计的彀中，让丈夫在羞愧中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怀抱。或者因为她的母亲只是一个侍妾，而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从小就懂得生存和如何自我保护的道理。此中隐情，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11．古代男子惧内惨被老婆修理的囧事

封建伦理下，人们普遍认为古代女子应该具有“三从四德”的优良品质，在那个貌似男权社会的时代里，一般女子的社会地位远逊于男子，如果妻子符合所谓的“七出”条件，丈夫可以不需任何法律手续，一纸“休书”了事。所以在传统观念中，人们认为古代的女子都是很悲惨的，即使不是男人的玩物，也一样不会得到社会和家庭的同情与尊重。其实在任何时候，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每个家庭的幸福和不幸都是不同的，也是相对的，外人是根本无法知晓和理解的。

古代对于悍妇的称呼早已有之，比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有“河东狮吼”之说、宋人笔记中有妒妇朱氏嫁给陆慎言后人称“胭脂虎”的事例、水泊梁山那个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被江湖唤做“母夜叉”，另有悍妇被称之为“冠子虫”的等，而古代的家庭和现在一样，夫妻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焉能知道在那个时候，家有悍妇，人家就一定会不幸福？不过古代悍妇折磨起丈夫来，种类繁多，花样迭出，非常给力。哪像现代人，夫妻之间要么冷战玩背靠背，要么就会使个小性子做做充气娃娃，最后顶多只会使一招，跪搓衣板，这样的悍妇也未免太没有创意了。

宋人陶谷所著《清异录》载有这样一则轶闻，河北有一儒生叫做李大壮，非常畏惧他的老婆，老婆说一，他不敢说二，当然老婆说二，他就只能说Two（不对，四六级英语还没传入），男人虽然看上去百依百顺，但偶尔也会执拗一次，每当此时，可怜的壮壮就会被他的老婆斥责和修理，每每令其正襟危坐，首先要态度端正，其次才家法从事。壮壮的老婆通常在其发髻中放上一个灯碗，并点燃灯火，壮壮同志彼时只能屏声静气，如枯木所做的一只木偶，心甘情愿接受体罚，可惜东窗事发后，被时下的邻居们讥称为“补阙灯檠”。一个大老爷们的作用和照明用的灯台差不多，壮壮的女人修理不听话的丈夫其手段可真是不寻常。天下姐妹们且看，老蔡俺从古书中找出的这招儿点油灯之法，可资借鉴，改日修理起你自己家那位，千万别客气，不过可别一时嘴快，出卖了俺。

古代男人怕老婆的事例很多，从古至今，没出息的男人都一样，千万别告诉俺，怕老婆就是爱老婆，早没新意了。古代怕老婆的故事，今人读起来特别有意思，比如这一则，《清异灵》中载：礼部侍郎康凝，是非常有名的怕老婆之人，有一次他的妻子病了，医生开了一个病方，需要用乌鸦入药，当时天寒地冻，积雪尚未融化，有点千山鸟飞绝的意思，康侍郎据实相告，心肝儿，要我的心可以，要鸟儿的没有。其妻大怒，你的那颗黑心可以下药吗？说完，就一个大耳刮子扇过来，吓得康官员屁滚尿流，不得已，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袖（吓得），只得去郊外寻鸟，千辛万苦，老康好不容易用粮食作诱饵捕获了一只乌鸦。眼瞧见康官儿这副狼狈相，同乡刘尚贤戏谑道：“圣人以凤凰来仪为祥瑞，而你倒好，用一只乌鸦来免祸，可称作黑凤凰了。”可见这怕老婆和心疼老婆同出一辙，康凝的老婆驭夫实在有方，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可怜老康这哥们儿如果此法用在老妈身上，足可入古代二十四孝了。

还有更好玩的，有一个叫做扈戴的人，也是一个有名的怕老婆的主儿，没有考取功名时，每次外出，都要向老婆请示汇报，他老婆呢，当然非常担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怕花花世界迷失了自己的老公，所以每一次老公外出就滴水于地，指着水渍说，仔细看着，水未干时必须回归，否则，哼哼，那哼哼呢有着让戴老板心生畏惧的东西。如果去的地方稍远一点，他老婆就会点燃一炷香，然后给某处掐上一指印，让他记着，以为回家之验。这一天，戴老板参加一个party，酒过三巡，估摸着离老婆双规的时间差不多了，就想逃离酒桌。朋友们心知他的秘密，故意捉弄他说，戴老板你是害怕泼出去的水干了，香印过了界，会受到老婆大人的惩罚，我倒有一个主意，我们每人就依这件事撰一联，然后请你喝一杯，如何？众人都叫好，内中有一人捧着酒瓮吟道“解禀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着老戴喝了一杯。另一人道“细弹防事水，短爇（音ruò，燃烧的意思）戒时香”，接着是“战兢思水约，匍匐赴香期”，另有人道“出佩香三尺，归防水九章”，还有人接道“命系逡巡水，时牵决定香”，老戴咣咣咣，连饮六七巨觥，醉得一塌糊涂，被众人扶上马后，这群狐朋狗友还不依不饶，吵吵嚷嚷着“如果遵夫人怪罪老兄你回去迟了，你只说被水和香劝酒所留住了”。这群衰人，以其老婆之道还治其人，戴老板是一个多么听从、服从、盲从，以及记得、忍得、舍得、等得老婆的“新三从四德”之类好丈夫，可惜交友不慎啊，回家还得接受老婆爱朋友，但更爱老婆的爱情主义残酷再教育。

古代男人怕老婆并非是错，不过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怕老婆还真得有点儿雅量。唐人裴谈就曾经为自己怕老婆如此遮过丑，这位裴哥们儿说男人怕老婆有三种情况：“少妙时，视之如生菩萨，安有人不畏生菩萨？男女满前，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及五十、六十，薄施妆粉，或青或黑，视之如鸠盘茶，安有人不畏鸠盘茶？”哈哈，看着似乎是很有道理，为怕老婆者做注释，但我怎么看却像是有点讥讽自己老婆人老珠黄时如梅超风一样的妖怪扮相，假如这段话被他那个视如猛虎的老婆知道，裴哥们儿恐怕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还是现代学者胡适之说得好，“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有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民主”。老胡也是一个非常怕老婆的人，当其和伴娘曹诚英暗结珠胎时，他的那位“母老虎”江冬秀敢拿起两把菜刀闹革命，誓死捍卫自己的婚姻，当然扯远了，打住。在中国古代，怕老婆的远不止上述几位平常人，更有名气的还有刺客专诸，无论他横得楞得多么不要命，老婆一唤，立马草鸡。还有非常有名的房玄龄、魏征等，知道吃醋怎么来的？就是打房哥们儿那儿来的，更大腕更明星还有隋文帝杨坚、明太祖朱元璋等等，在古代夫权、族权和神权三权鼎立下，怕老婆没准儿还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呢？

第七章　唐风宋韵

1．唐朝人过春节玩的是文化喜庆大气

唐朝人的春节文化继承了远古的习俗，又在汉代、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燃放爆竹，祭祀先祖，洒扫庭院，停市休业，贴换桃符，张灯结彩，以及把酒言欢等，许多出门在外的唐朝人也和今天春运大军里的人们一样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大年。唐朝是中国文化集大成的朝代，所以又处处显示出盛唐文化的雄厚积淀和那份与众不同的大气，那种隆重的喜庆和浓郁的唐风唐韵让今人读来回味无穷，唐朝人过春节令人眼花缭乱，亦让今人为之气沮。

唐代的宫廷守岁风俗十分盛行，除夕这一天夜里，负责祭祀和礼仪的官员太常寺卿就会带领手下的官吏们，领着数千皇家歌舞乐团的男女队员们，在大殿前表演“傩舞”，大概是一种类似于驱除邪魔瘟疫的迷信活动，也可能是古老相习的一种风俗。相传会选出一位男童，戴上狰狞的假面道具，穿上红黑衣裤，击鼓跳跃。每当这个时候，宫中就会燃起巨大的蜡烛，焚烧起沉香，使夜晚恍如白昼。皇帝和嫔妃以及皇家子女们都会前来观看，皇帝兴致所起，就会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一种叫做椒柏的酒，手下文臣会不失时机地进献应景诗文，以歌颂皇帝的功德，极尽大唐盛世的豪华奢侈。

照例，正月初一这一天唐朝皇帝要换上崭新的龙袍，接受衣着光鲜的百官朝贺。在盛唐时，皇帝还要接见远方少数民族首领和附属国使臣的朝拜，这是礼数，更是盛唐大展国威的光荣时刻。到了这一天，皇家大道上车粼粼，马萧萧，冠盖相望，羽旄飞驰，国家政务大殿上钟鼓喧天，丝竹震耳。帝国老大在接受各方朝拜之后，要在国宾馆大摆宴席，以至筵席纷陈，长达数里，款待文武百官和四方使臣。唐朝的国宴因时因事而设，全凭皇帝一时兴起，比如贞观三年（629年）正月甲子，唐太宗就大宴群臣，奏九部乐，以歌舞颂扬太平盛世，并命宫中以舞狮子为乐。

而唐朝民间，则同样喜庆，除夕之夜，吃年夜饭，喝花椒酒，即饮酒时捻起盘子中的花椒放一点到酒杯中，驱寒祛湿。吃过年夜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守岁。杜甫就写过“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的诗文，而储光羲在诗中写道“阖门守初夜，燎火到清晨”，说的就是唐朝时民间吃团圆饭和守岁的情景。正月初一时，家家户户燃放爆竹驱逐一种叫做“年”的怪物，相传沿袭汉代习俗。家里人相聚饮酒，请客赐福，用木制桃符以辟恶祛秽。

到了正月初七，唐朝人称之为“人日”这一天，相传为东方朔所设置。唐朝妇女们会梳妆打扮，在脸上画上各式图案，有“斜红”、“面靥”等名目，还会巧施绛唇，涂脂抹粉，所涂口红有“万金红、大红春、内家圆”等名目。而这一天，唐朝皇帝会大宴群臣以赏雪，并赏赐文武百官绸缎彩帛，让手下御用文人们赋诗助兴。而民间则流行剪彩纸，所剪图案为花、树、鸡、羊等，皆栩栩如生。而初七这一天如果恰逢立春日，就会剪双彩纸。在唐朝民间，立春日，也习惯于出游和登高等野外活动。

不仅民间如此，唐朝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国家制度，立春日，国家设立春日郎官，御史以上官员，赐“春罗幡胜”，对宰相、亲王和近臣，赐“金银幡胜”，入宫朝拜后就可以带回家中。这个“幡”就是所剪图案，为一种装饰品。民间则剪纸做成春幡戴在头上，而《水浒传》中的“一枝花”蔡庆很可能就是所戴幡花，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一枝鲜花。唐中宗景龙年间，要求百姓家中立春日出剪彩花。景龙四年正月八日立春，唐中宗下令侍臣迎春，还命令宫中太监们派出彩花，给每人赏赐一枝，真正体现了国家领袖与民同乐的要求。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还记载，“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钱胜以戏之。”此风俗直到宋朝仍未更改，而如今西安周边地区流传剪纸，莫非就是唐韵之生生不息所流传下来的？

唐朝的公务员春节也放假，唐玄宗就曾经颁布过官方文件《假宁令》：“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就是说，春节放假七天，冬至放假七天。但实质上唐朝人过年绝不只有七天假，因为唐朝节令比较多，凡有节令一般都会放假，尤其节令集中于腊月和正月。大年初一初二过后，唐朝人开始走访亲友，互相邀宴，称为“传座”。因为初三以后比较清闲，可以备足酒菜，招待亲朋好友，这个习俗叫做“年酒”或者“春酒”，唐朝时非常流行。宋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就写道“唐长安习俗，每至元旦以后，递饮酒，相邀迎，号‘传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亲朋好友之间视为春节期间的“吃转转席”了。

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唐朝的春节喜庆到了最高潮，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以观灯为主，又叫灯节，上元之夜以长安城里最为精彩，各种彩灯争奇斗艳，观灯的人们倾城而出，前呼后拥，人声鼎沸，场面热烈。唐玄宗时为宣扬其太平盛世，特意又把上元节改为三个晚上，从正月十四夜起，一连三夜狂欢不止。上元节时，官方还举办了大量的歌舞活动，以踏歌为盛，人们成群结队，手挽着手，踏地为节，边歌边舞，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朝野佥载》这样记载道：“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这是怎样的一幅景观啊，这个高达20丈的摩天巨轮，相当于今之60米的娱乐设施，唐朝人是怎样建造的？真是匪夷所思。皇帝不仅派出了皇家代表队宫女数千人，穿着名贵服饰，还组建了民间代表队数千少男少女，而仅仅演员出场妆饰费用一人即达万钱，一个普通艺妓就高达三百贯，唐朝真是富得流油。当彼时，五万多盏宫灯同时绽放，这些璀璨的明灯绽放出艳丽的光华，所佩戴金器闪耀夺目，玉饰流光溢彩，绸缎光滑细腻，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把大唐的富丽堂皇表现得淋漓尽致，唐朝的富庶和大气让人眼馋。

唐代文人韦述在《西都杂记》中还写道：“西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瞑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夜驰，前后各一日，唯之放夜”，也就是说唐朝时京城实行宵禁，夜里是不允许行人喧哗和骑马奔驰的，只有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天，人们可以尽情载歌载舞，欢度良宵佳节。陶谷在《清异录》中还记载，这一天皇帝与庶民要吃“油画明珠”，其制法已不可详考。而晚上观灯时，照例要大摆宴席。《新唐书·严挺之传》记载：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太上皇帝睿宗燃千灯，弛门禁，大晡御宴，在安福门观灯“昼夜不息，阅月未止”。看来这唐朝皇帝也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哪怕少睡几个大头觉也要身体力行感悟元宵佳节的喜庆氛围。

唐朝时春节除了观灯，朝野之间还盛行其他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比如蹴鞠和打马球，以及拔河比赛《则天本纪》就记载，正月里，中宗李显和皇后兴致勃勃地来到宣武门，观看宫女们分成两队拔河，以为宫中嬉戏。而立春之后，唐朝皇宫中盛行荡秋千，唐玄宗称之为“半仙戏”，此为皇室中嫔妃们的闺中之乐。而正月里达官贵人们还喜欢野外赏春踏青，《开元天宝遗事》里记载，长安的官绅士女，每逢正月“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郊游赏春，名为“探春宴”。

关于唐朝人过春节，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文史大家刘继兴发现了一则非常有趣的关于春节的历史记载，《资治通鉴》第一九七卷中载“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唐太宗李世民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释放了一批死囚，让他们高高兴兴回家过年，然后订立君子之约，这些死囚们果然来年秋后全部前来狱中报到，太宗一看，虽是死囚，但都是诚实守诺之人，竟然全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这算是古代帝王关于春节来临之际最实际最体贴入微的人文关怀了，也算是史上最有人情味的春节了。

唐朝人过春节那真叫“玩得是一个文化”，财大气粗得让现代人羡慕嫉妒恨，真想穿越时空隧道回到那个富丽堂皇、流光溢彩的年代去。不知海外那些冠之以“唐人街”里的华人们还能保留多少唐朝时过年的风俗？而现代人年味越来越淡则源于我们善于遗忘和西化，物质纵然丰富，人民却如何感知？形而上的东西有时还是很重要的，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某种程度上，物质显然更重要，而年和春节，似乎还得是年年难过年年过。

2．唐朝的强势文化让外国使者很受伤

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大国和强国就不同了，举手投足间就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即使是两国交往中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唐朝人看来，都要体现大唐的强势和气魄，绝不肯落于人后，被番邦和夷人耻笑，以此来体现泱泱大国无所不能，无所不利，藏龙卧虎，人才济济的盛世景象。什么叫文化软实力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影响力？唐朝人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

话说贞观年间，各国与唐朝文化交流十分活跃，西域某国派遣一胡僧到唐朝来朝拜，这位胡僧自忖擅弹琵琶，非常自负，很想与天朝大国唐朝的艺术家们来掰掰手腕，比试一下技法，要说这位胡僧确有高人之处，不仅擅长弹奏琵琶，而且善于作曲，其弹奏的琵琶比一般琵琶弦要粗很多。听说西域胡僧竟然要挑战唐朝艺人，太宗李世民的好胜心被激发了，一个边夷小国？竟敢有如此非分之想，这是不把我天朝上国放在眼里了。李世民是多么精明的人，不仅精明还很狡黠，对于挑战，慨然允诺，同时坚决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关系到两国外交事宜的大事，许胜不许败。

太宗思忖再三，下令唐朝海选擅长弹琵琶的艺术家，一名叫做罗黑黑的艺人脱颖而出，太宗面授机宜后，在国宾馆以最高礼遇宴请胡僧，然后让罗黑黑藏于帐殿后，胡僧以酒会虽热烈，但无以音律佐酒为借口向唐朝挑衅，然后傲慢无礼地弹奏起西方古曲来，原想着唐朝无人识得此曲，更不会弹奏此曲。但是一遍下来后，躲在帐后的罗黑黑已经了然于胸。太宗见幕帐微动，知道罗黑黑已经掌握了弹奏技法。于是捻须微笑，十分不屑地对胡僧说，此曲也算天籁之音吗？我这儿随便找一宫人都可弹奏。然后命人取一比胡僧所弹乐器弦更粗更大的琵琶来，令罗黑黑当场演奏，罗黑黑手抚琴弦，韵律响起，所弹奏这首琵琶曲竟然与胡僧分毫不差，胡僧大惊，以为罗黑黑真是宫中一名普通宫人，心想唐朝真是藏龙卧虎，区区一名宫人竟然就能弹奏如此深奥的古曲，那俺还比个鸟呢？这名胡僧怀着对天朝莫大的敬畏灰溜溜返回国去，经其渲染，把唐朝这份深不可测的文化软实力吹得天花乱坠，西域各国听说后，无不啧啧称奇，望风而降者数十国，天朝的门槛都快被这些国家派遣的使者踏破了。

李世民作为一代雄主，这份忽悠难能可贵，既为两国外交谱写了佳话，同时把盛唐雄厚的文化底蕴展示得淋漓尽致，什么叫文化的影响力？一曲琵琶降服西域数十国，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

唐朝既为当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自然少不了有不服气的周边国家前来挑战霸主地位。这不，又从印度来了一个婆罗门僧人，这位僧人口气仍然十分大，他给唐朝展示的国宝级文物是佛齿，说佛祖给他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坚硬无比，所击之物，无可阻挡。这是在向李皇爷治下的大唐王朝叫板呢？因此吸引了长安城中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少，婆罗门僧得意洋洋，气焰更加嚣张，而所居之处更是门庭若市。李世民听说后，这气儿不打一处来，这也太不把我天朝放在眼里了，有我李世民在，朝野之间你们这些蕞尔小国就别想占上风，哪怕是民间游戏也坚决说不。于是太宗紧急召开国务会议，会上大臣们纷纷推荐著名的反佛义士，学者傅奕一定有办法对付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婆罗门僧人。

圣旨下达后，傅奕正卧病在床，但是帝国老大的信任和著名的打假斗士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他，这件关系到国家声誉的事情绝不能袖手旁观。傅奕叫来自己的儿子，告诉他，印度僧人这是在欺负我堂堂帝国无人呢，他所谓的佛齿，一定是混淆视听，有可能是一种叫做金刚石的东西，这种东西坚硬无比，外物是不能损伤的，这家伙装神弄鬼，利用佛祖遗物来坑蒙拐骗，但是羚羊角能够击破金刚石，你可代我前去试试。于是傅奕的儿子代父前去打假，就在婆罗门僧人无往不胜纷纷打碎别人的东西时，傅奕的儿子拿出了羚羊角，僧人以为自己的东西坚不可摧，却不料在羚羊角的狠狠击打下，稀哩哗啦应声而碎，看热闹的人们喜气洋洋，一哄而散，婆罗门僧人无地自容，迅速逃离天朝大国，唐朝再次获得国际交往中的又一次胜利。

唐太宗李世民做派如此，他的子孙小太宗——宣宗李忱也有乃祖遗风，在对外交往中好胜心不在太宗之下。大中年间，小日本派遣王子朝拜唐朝进行国事友好访问，日本王子带来了无数的宝贝和乐器进贡唐朝，宣宗李忱以珍馔美味赐以佳宴。在宴席上，日本王子非常高调地宣称他的围棋技艺比较高超，希望与中国国手一较高下，宣宗心想这是想灭我天朝国威呢，坚决不能让你得逞。于是下诏让唐朝第一国手顾师言与之对弈，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了。日本王子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围棋，叫做冷暖玉棋子，这副棋子产于日本集真岛中的手谈池，此棋子冬温夏冷，故名冷暖玉，而棋盘则为楸木所制，光洁润滑。

顾师言何许人也？唐朝时许多帝王都喜欢围棋，因此把天下围棋高手都笼络在身边，还设立了一个官职叫做“棋待诏”候职于翰林院，也就是专门教授和供皇帝业余时间切磋棋艺的闲职官员，按现在段位来算起码是九段高手。由此可以看出唐朝文化体育事业的兴盛和普及。顾师言为晚唐第一围棋高手，《忘忧清乐集》中载有与另一“棋待诏”阎景实争夺“盖金花碗”对局，这个人史上实有其人。

且说顾师言奉帝命与日本王子对弈，下至第三十三手时，胜负未决，顾师言脸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因为临赛前宣宗李忱交代过，这盘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荣誉，小日本是在示威，切不可有损大唐国威，你得让他心服口服才行。顾师言汗手渍渍，每落一子深思熟虑，三十三手了还不见胜负，岂不是辜负老大的信任和恩宠？老顾顾不得多想，使出了绝杀之招“镇神头”（古围棋名手，今已不可考），此杀招一出，日本王子目瞪口呆，捻起棋子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从何化解，于是垂头丧气地一句“八格”，弃子于盘，中盘告负。认输以后，小日本心有不甘，于是就问身边负责接待自己的唐朝官员，顾待诏是你们国家围棋中的第几国手？这位牛气冲天的官员回答得也很有趣，顾师言不过位列第三而已。其实老顾已经是唐朝的第一高手了。小日本吓坏了，这第三高手就已经这么厉害了，那第一高手岂非深不可测？那么能不能让我见见你们的第一高手呢？唉，这个恐怕不妥，你要是能胜第三，才能见第二，胜了第二，才能见第一，依你现在水平，你想能见到第一吗？日本王子仰天长叹，唉，小国第一却连大国第三都下不赢，上国可真是人才济济呀。

你瞧，在对外交往中，一盘普普通通的围棋对弈，就让来访者日本王子感慨万千，心悦诚服，甚至连观战的负责接待的小官员都牛气冲天，唐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可谓深远，文化不仅让人解气，也让人长志气，唐朝文化外交方面的强势让其他国家很受伤。所以现在提倡文化事业大发展，总算是找对路子了。

3．唐朝人休闲娱乐时分流行玩什么

唐朝是一个让人向往的朝代，国富民强，在舒适休闲的常态生活下，民间的文化氛围也一定很高涨，娱乐活动想必也很丰富。一直在想，唐朝人都在玩什么？是不是像今人一样痴迷某种游戏？或者像今之打麻将一样全国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当然唐朝的梨园文化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贵族之间经常豪门夜宴和相互狎玩观赏，达官贵人搞个什么聚会和生日派对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而民间词牌戏曲也有了较大发展，酒肆楼阁之中，歌妓登台献艺，文人诗词唱和。而逢年过节，唐人观灯和各种社火流行，民间自得其乐。除此之外，唐朝主流社会和民间还有哪些文化体育活动和娱乐项目盛行一时？

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录》中为我们做了某些披露。唐朝时，上流社会流行一种集体体育项目，叫做“打球”，所谓打球，即古之蹙踘，用皮革制成一球状物，内里装满实物或者以羽毛填充。而打球，很像是战场上兵法的运用，是需要一定智谋和集体配合的。唐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就对近臣说，我听说西域诸国喜欢打球，国内此风甚炽，我也曾观看过。昨天在升仙楼上看到一群胡人在街边打球，意图吸引我的注意，他们一定觉得我也爱好此道，会招聘延揽他们。但我觉得，帝王的一举一动都要慎重，不可轻易被身外之物所迷惑，所以就下令焚烧此球以示警戒。励精图治的唐太宗不为此物所惑，显然还持反对意见，但发源于西域的“打球”却并不因帝王的意志而销声匿迹，反而在唐朝流行起来，成为贵族们的一大体育盛事。

到了唐中宗时期，打球已经风靡朝野，吐蕃遣使通婚唐朝，唐中宗下旨金城公主远嫁，并邀请吐蕃使者在梨园亭中观看皇家球队打球，吐蕃使者上奏，我的手下也有善于打球之人，可与天朝比试。中宗下令皇家球队上阵比试，连赛数场，皆以吐蕃获胜。中宗的脸面挂不住了，当时唐玄宗李隆基为临淄王，率领一干皇亲国戚如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请缨再战，以四敌十，临淄王李隆基更是身手敏捷，球技高超，左冲右突，风驰电掣，所向无敌，整个一球王贝利一世现身，吐蕃终于落败而心服口服。中宗龙颜大悦，赏赐这帮贵族子弟金银绸缎无数。当时的才子沈佺期、武平一都有贺诗献上。到了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在位期间，你想啊，玄宗既是大牌球星，又是主政者，于是打球就像国球一样风行天下，有擅长此技者，左踢右挑，宛转盘旋，花活不断。更有甚者，到了底层民间，于戏台之上竖一木桩高达数丈，有妓女登台表演踢彩球，上下飞舞，随心所欲，游人观者如堵。

唐朝民间还流行一种体育游戏，叫做“拔河”，与今之拔河基本类同。拔河又叫“牵钩”，相传为楚汉习俗，后来演变成军队一种操练之术，并渐渐为民间所喜爱。古时拔河所用为竹篾缆绳，而唐朝时所用为大麻绳，绳长四五十丈，两头分别系着数百条小绳索，并将绳索系于颈前，拔河分为两队，比赛时两队齐挽，而大麻绳之中，系上一彩旗，旗过界则输赢见分晓，比赛时鼓声喧天，十分热闹。唐中宗时，曾经在清明日于皇家球场，命令手下侍臣为拔河之戏，这位中宗非常有兴致，他把一名宰相和两位驸马爷分在东边一队，而把另外三名宰相和五名将军分在西边一队，东边因所用多为皇亲贵勋，自然一战而败，而东边竟然不服结果，于是再战，直到获胜，当时百官中有年纪稍大的官员，被拔河之戏弄得前仰后合，手足无措，中宗皇帝见此情景，笑得直不起腰来。到了唐玄宗时，这位爷整个儿一玩主，数次三番在御楼上以拔河为戏，最壮观的莫过于千人大赛，呐喊声震天动地，前来观看的外国使者和士庶民众无不震骇，当时有一名进士叫做薜胜，做了一篇文章为《拔河赋》，文辞优美，天下为之传诵。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这位不甘寂寞、爱好兴趣广泛的皇爷又爱上了另一游戏，即“绳妓”。这个玩法更像杂技，有点像现代空中飞人一类的。唐朝时的绳妓，玩法更加令人叫绝，因为那时没有保险措施，也没有现代这样的安全系数。玩法如下，先引长绳两端着地，以绞盘缚之，绞盘内立一木桩数丈，然后立柱而起，绳如直弦，然后妓者以绳蹑足而上，往来倏乎，望之则如云宵之中，有仙自空中翩翩起舞，这个还不算最绝的，绳索上有许多的表演者，如果相遇，则侧身而过，有的穿着木屐翻身而上，有的从容不迫上下滑动，还有的干脆脚踩木杆，登临顶上，更有的在高空表演头顶接物，既而一个俯冲，从上至下迅速滑下，皆严丝合缝，表演得精彩绝伦，无一失手，皇帝这一高兴，手下人赶紧做赋，于是一篇叫做《绳妓赋》的马屁文章又应运而生，玄宗大喜之下，竟然封这位写赋的文人为京师参军。后来“安史之乱”，这些杂技演员们流落江湖，有时地方军队举行宴会时，还可以看到此类表演，到了宋朝，这类游戏更是风行天下，宋代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当然这是后话了。

中国博采之术源远流长，唐朝人亦以好赌为戏。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民间流行的一些游戏，唐朝时最流行，唐人最喜欢的游戏叫做“长行”，可对局，有子黄黑各十五枚，而所掷骰子有两个，长行的玩法源于握槊（古代游戏），但又不同于双陆（古代游戏），大概是靠掷骰子而移动棋子，最后谁先从棋盘上移完谁为胜，但具体玩法今已经不可考。唐人又从长行中变通出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等不同游戏，但都没有长行最流行，据多位唐人记载，唐太宗为握槊高手，而武则天喜欢双陆，至于唐玄宗则凡游戏无所不精通。长行玩法讲求变通，也可险中求胜，有点《周易》的奥妙变化，因此王公贵族有的沉溺其中，废寝忘食，乐此不疲。民间则有因此而为生计的，叫做“囊头”，即今之庄家，赌十而抽一，有的赌徒通宵达旦，有的为此破产而家徒四壁。

在唐朝，围棋是仅次于长行的大众游戏，而精于此道者当时有韦延祐、杨芄两人，天下无敌。唐朝时文人雅士还玩一种叫做“弹棋”的游戏，相传为西汉时流行的一种棋类运动，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认为是魏文帝曹丕喜爱的宫中游戏，这个弹棋显然有点难度，属高智商的，所以李肇认为其戏古远，虽然后世留有棋招，但高手显然不多，难以在市井流行，但是当时有叫吉逵、高越的是此中翘楚。贞元年间，唐德宗时，董叔儒进献棋经一部，似有对古之棋局的创新，可惜后来没有在世上流传下来。唐朝时还流行一种叫做“樗蒲”的游戏，有点像现在的掷骰子或飞行棋，其方法是有三种棋子，共三百六十子，有两关，人执六马，其骰子共有五枚，上为黑，下为白，黑子上面刻画有牛犊，白子上面刻画着野鸡，因五枚为一组，又叫五木之戏，唐人把玩法写得如看天书，具体怎么玩？俺头大如斗，不知所云，依稀感觉是靠掷骰子，什么连掷，打马，过关的靠技巧更靠手风。

不过，从唐人遗存下来的笔记中可以感觉到，唐朝人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非常丰富，古人长夜倦梦而浸淫其中，不管怎么说这些游戏之术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在唐朝，因为民族大融合，许多国家向往天朝大国，所以远方的客人们带来了许多新奇的东西，而唐人的文化娱乐活动多有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比如乐器中的胡琴和琵琶，也比如从西亚流传过来的胡人打球等，当然唐朝也输送了许多自己独特的唐风汉韵，比如宫廷中秘不示人的宫廷大舞和音乐，以及中国独特的民间庆典活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集体项目，如舞龙和戏狮等，而唐朝之所以在世界古代史上影响深远，最主要的还是独特的文化和汉唐文明的输出，一种代表古老神秘而富丽堂皇的东方之符号，唐朝，也因此而让今人无比怀念和向往。

4．唐朝人为何风趣幽默真性情自然流露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思想自由，个性开放的特定时代后，到了唐朝，或许是汉胡民族大融合的原因，也或许是文化上的渗透和交集作用，唐朝人继承和延续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风尚，由此表现出个性十足、绝少禁忌的自由之风。比如唐朝服饰文化惊世骇俗的变革，以及唐朝仕女追求婚姻自由的开放和社会容忍度，甚至帝王们颠覆性的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蔑视和不经意的破坏，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内，社会各阶层的唐人亦表现出个性方面的独特魅力，这种天性的自然流露，让我们感受到唐朝文化中的另一种魅力和诱惑。

唐朝士大夫中有一个叫做王严光的，这个人文采出众，性情诙谐，可惜造化弄人总是不能如愿发达，于是放浪形骸，悠游天下。小王有个爱好，喜欢钓“大王八”，因此自称钓鳌客。此人周游天下所为何事？到处寻找制作钓具的材质，寻求合作的投资伙伴，可是每一次都被别人当做非典型脑残而被婉拒，王同学不恼不怒，嘿嘿一笑，把这些拒绝他的人的姓名一一记录下来放进书夹中，有人好奇地问他，这样做有何用意？王同学故作神秘状地回答，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哟，每次钓鳌之时，我就用这些字条，把这些不明事理的莽汉充作诱饵，不信大鳌不上钩？后来，小王变成了老王，担任了一个分管某州农业的小官，因为频经战乱，马匹稀少，只有州长才能骑马，而州长以下的官员只有骑驴，老王同学遂当着众人的面作诗“郡将虽乘马，群官总是驴”，此为解嘲呢？还是因此滑稽场面而感慨？时人皆笑翻。

还有一个叫做范液的落拓书生，虽然很有才但性情孤傲，加之命运不济，早年想投身玄宗朝的名臣李邕和著名将领张守珪，可惜两次都动身太晚，这两位名臣都不幸死翘翘了，因此范同学不无感慨地作诗道：“举意三江竭，兴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殂。”他的叔父范纯，非常富有，也很同情他，经常私下里周济小范同学。有一天，叔父范纯想测试一下小范同学的诗文功力，就对他说，你虽然有才但是困于贫穷，你可作一首自咏诗，也不枉我常年的救济。小范张口就来，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苍天啊，大地啊，你为什么不睁开天眼瞧瞧呢，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国士却贫病交加，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却非常富有呢？他叔父气急而笑，骂他，你小子乌鸦嘴，让你自咏，为何反骂于我？还好，叔父范液心胸宽广，待小范同学一如从前厚道。

文人士大夫天性如此，恃才放旷。就算是朝廷官员也很随意，率性而为，风趣幽默而不失国体，玄宗朝时，御史大夫韦伦，奉命出使吐蕃，以御史苟曾为副使，两人都同行好几天了，有一精通吐蕃文化的手下人告诉韦伦，吐蕃人忌讳狗，韦大人你带一“狗”副手，又怎能通使吐蕃并与之交好呢？韦伦一听，这可是关系到两国外交关系的大事啊，于是飞奏朝廷，玄宗皇帝李隆基也很有意思，马上颁发旨意，让苟曾暂时改苟姓为荀姓，等到两国外交事宜完成后，可复姓。这个苟曾倒好，索性自此以后就姓荀了，终生不复再改回来，留下了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要知道虽然皇帝有命，但是在古代，像这样随便变姓的做法，并不是每个官员都能做得到，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一般被视为离经叛道和大逆不道的欺师灭祖行为。

即使名臣贵卿、文人之间的交往也轻松自如，不失风趣和幽默。唐朝时萧诚和李邕都是名闻当世的大书法家，但文人相轻，李邕有点儿不太把对方放在眼里，萧诚曾经把自己最好的书法呈送李邕品评，李邕不以为然。萧诚在郁闷中，想起一法，于是假作古帖数幅，故意天天把玩，以使其旧，看上去像是百年流传的书法精品。萧诚前去拜访李邕说，我有王羲之真迹，愿意呈献给你一观。李邕心痒难禁，可是萧诚却故意吊足了李邕的胃口，就是不肯马上拿出来。李邕等了好久，见萧诚不肯出示，就激他，你许而不出，莫非是骗我？萧诚于是就让书童回家取，书童当然找不见，萧诚故作惊慌地说，前几天有客人来访，莫非被人盗去？李邕信以为真。萧诚忽然又恍然大悟地说，想起来了，我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于是取其仿做书法让李邕观看，李邕不疑有假，赞不绝口，且一口咬定是王右军真迹。眼看李邕中计而萧诚则暗暗得意。过了几天，李邕大宴宾客，萧诚对李邕说，大人你平日瞧不上我的书法，为何前日所呈我年轻时书法，你会认为是王右军的真迹呢？好个李邕面不改色，故作惊愕地说，有这回事吗？你取来我再瞧瞧？李邕把前日萧诚所见书法作品放置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让萧诚当场吐血的话，哎，仔细看后，确实不怎么样。你幽别人一默，别人马上现世报，唐朝的文化人真是有趣。

还有更有意思，更搞笑的。唐朝时有两个低级军官，大概类似现在负责维稳和治安的公安局长，分别叫做严安之和崔谭，这俩哥们儿喜欢抬杠和较劲儿，老崔呢，喜欢苛行猛政，下手比较狠，总是担心在这个方面老严会超越他，所以每次都想风头在上力压一筹。老严让手下衙役每次刑讯犯人时用一大棒，老崔一看你的粗你的大，我比你更粗更大，老严一看较上劲儿了，于是比老崔所用之棒更粗更大，老崔更不干了，这两人吃饱了撑得慌，就这样你追我赶，像孙猴子金箍棒一样粗粗粗，大大大，终至所用棍棒大如椽梁，这下衙役们举不动了。老严心思转动得比较快，大的举不动了，咱来小的。老崔一看，玩细的呀，我比你更细更小，俩人又比着赶谁更小更细，终至棍棒又小又细犹如木筷，这下没效果了。老严为了不让老崔力压自己一筹，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妙招儿，俺不用棍棒了，俺让衙役们都空着手，这下俺看你怎么较真儿？老崔这下彻底没辙了，只能宣布放弃，不跟你玩了。唐朝人敢想敢干敢玩冷幽默，就连这纲纪严明的司法方面也别出心裁，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男人真性情，妇人也不遑多让，这儿有一则关于妇人的笑话，一资莞尔。唐朝时，有个姓阳的任某县副县长，其妻陆氏，出身名门。县长太太姓伍，有一天，县长大人在政府会客厅大宴宾客，官员们都携带着家眷参加，在宴会上，免不了宾主相见，家眷互访。县长太太伍氏问副县长太太姓氏，陆氏答道“姓陆”。县长太太又问秘书长夫人姓氏，答道：“姓漆。”县长太太勃然大怒，转身就进了内室，这下官员的家眷们皆面面相觑不明就里，就向县长请辞欲归，县长急忙来到内室，问他夫人究竟发什么神经？其夫人回答：“副县长太太姓陆，秘书长太太姓漆，是因为她们都知道我姓伍，故意戏弄于我，这不欺负人吗？我要再这么问下去，必然会有人说她姓八，姓九。”县长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就对其妻说，人各有姓，你又何必如此少见多怪呢？于是命令其妇复出待客。

唐朝人真是好玩，这与唐朝社会上的自由奔放之风有关，更缘于政治上的宽松和文化方面的松散和开放，或许是因为李唐王朝汉胡融合，加之李氏祖先久居北地，所以既重视汉文化的普及、驯化、熏陶和辐射作用，也尊重其他文化的有机糅合。在唐朝，文人士大夫和社会各阶层还远不像宋明以后理学和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禁锢，这种存在于唐人身上人性之光的自然流露，不拘一格、随性旷达、风趣幽默的特性，随着“吃人”的儒教和迂腐的理学兴起，以及被统治阶层潜移默化所接受而渐行渐远，唐朝人出口成章，人人皆为唐诗作者的文化勃兴也渐渐暗淡，人性越自然，文化越昌盛，反之，文化越昌盛，越能促进人的天性的自然释放和流露，这是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为唐朝文化盛世时所已经证实了的。

5．唐人笔下匪夷所思的古代科技发明

曾经读过一本介绍日本人的书，说日本民间非常崇尚科技发明，电视中经常有秀他们普通人科技发明创造的热门节目，这类节目在日本非常受人欢迎，其收视率堪比我国的“超女超男”选秀类和“非诚勿扰”类相亲节目。其实在历史上，中国古代人一直非常崇尚科技，也热衷于发明创造，那时的人们更多地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和军事上，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三国时“卧龙”诸葛亮就发明了“木流牛马”（一说他的妻子黄月英发明），而“凤雏”庞统则改进过水车灌溉，魏晋时著名的“行为艺术家”阮咸就依靠风筝而完成过世界上最早的滑翔飞行。军事方面的创新更是层出不穷，比如“投石机”和“连弩机”的问世，还有火药和攻城器具的发明，而《水浒传》中呼延灼的铁甲连环马据考证最早由鲜卑人慕容家族所独创，可惜忘了注册商标，而被后世所盗用。

唐人张鷟在他的《朝野佥载》中补辑了一则关于木匠祖师爷鲁班的趣闻，鲁班，又叫鲁般和公输般，甘肃敦煌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能工巧匠。他曾经在凉州造一木制大飞鸟，每次只要把鸟翼上的机关拍打三下，木鸟就会负着他展翅飞翔，鲁班乘着它周游列国，神龙见首不见尾，好不惬意。有一次，他的妻子怀孕了，鲁班只好待在家中陪伴待产的妻子，他的父亲很奇怪鲁班的院子中停放着如此大一只“飞鸟”，鲁班的妻子就如实相告其中的秘密，老父怀着一颗探索科学事业的好奇心，爬上“飞鸟”，胡乱对着鸟翼击打了数十下，“大鸟”冲天而飞，可惜好奇心过甚的老父却没学会怎样让“大鸟”停靠下来，就这样飞啊飞，飞到了吴国，吴国人看到空中飞来了一只很奇怪的“大鸟”，以为是妖怪，于是就万箭齐发，结果这位想当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的老人就这样壮志未酬，从“鸟身人像”变成了“刺猬”。鲁班闻讯大怒，乘着“飞鸟”抢回了父亲尸体，因为怨恨吴人不分青红皂白射杀了他的父亲，于是在肃州造一木制仙人，手指东南，吴地竟然因此大旱三年，吴人不明就里，占卜得之原是鲁班所为，于是就赶紧聚集财物上门请求鲁班宽恕，鲁班笑纳后，手持大斧，砍掉了仙人的一条手臂，吴国顿时天降大雨，时人皆以鲁班为仙人。当然后面这一段为无妄之说，但在春秋末年，鲁班乘着当时现代化的飞行工具木鸢窥视宋国都城则史书上有过记载。

北齐时，南陵王高长恭，就是那位生得玉树临风，面相柔美，每次打仗都要戴上面具披上斗篷，凸显狰狞面目，堪称中国第一位“蜘蛛侠”的小王爷，不仅仗打得好军事才能出众，其本人也是当时著名的音乐舞美艺术家，他创做了世界上第一首假面舞会的舞蹈音乐《兰陵王入阵曲》，每次胜利后都以此曲载歌载舞。此外，小王爷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身份，即北齐上流社会中独一无二的科技爱好者，此人天资聪明，发明创造了许多小玩意儿，因为爱喝酒，就用北方胡人相貌，制做了一个捧杯的小人儿，每次劝人欢饮时，小人儿就会自动捧杯来到此人身边，弯腰施礼，不由你不喝，世人莫知其由，深为折服。南陵王发明创造的敬酒胡人，当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史书记载的疑似机器人。

唐高祖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此人可谓神童也，很小的时候就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而且可以口中念经书，目数羊群，这位牛人很可能自己发明了一件让世人拍案惊奇的稀罕玩意儿，这是一个铜制双足酒樽，背面可以贮酒，每次倒酒时则一足伫立，酒若倒满酒樽时，则双足伫立，不满时则一足前倾。古代人喜欢喝酒，就连酒具都这样独具匠心，别出心裁。可惜这项发明早已失传，要是流传到现代，就可以避免酒席桌上宾主双方为酒杯盈或亏而争执得红脖子涨脸，推三阻四的情形了。韩王还有一件宝贝，叫做铜鸠，大概是青铜制作的酒器，古人不喝冷酒，一般都是把酒温热，这件铜鸠，奇就奇在酒温热后，它会发出叫声，而发出的声音则为真的鸠鸟鸣叫一样，十分悦耳动听，可见韩王元嘉生平非常喜欢饮酒，而饮酒时又十分在意情调。这两件宝贝，我在央视的《鉴宝》节目中试图发现之，可大多此类青铜酒器，多为形像而神不像，更没有这许多让人动心的情趣在内。

唐人笔记中还记载着许多神奇莫测的发明创造，洛阳县长殷文亮，虽然时任父母官，但也是一位非常聪明且手工精湛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他刻木为人，并给木人穿上色彩艳丽的衣服，每次酒会上，就会拿出小人，扳动机关，令木人为所宴请客人倒酒，木人操作熟练，所倒酒水毫厘不差。又用木头雕刻成俊俏的歌妓模样，巧以机簧，这个木美人就会吹拉弹唱，笙歌妙舞，以凑酒兴。而客人若是饮不尽杯中酒，小木人就会牢牢把持住酒杯而不放手，而木美人则歌声不断连连催促，这项绝顶聪明的发明不仅让当时人惊为天作，也让今人简直难以置信，它集机器人、留声机等多项现代科技功能于一体，古人的聪明才智和神乎其技，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现在的人搜肠刮肚也只能用“奇迹”这个词来形容了。

武则天即位之初，如意年间，江苏有一工匠，进献一物，叫做十二辰车，应该是报子午等十二时辰所用，但此车巧就巧在其辕马位于正南时，则马上所载午门就会自动打开，里面会出现一个小人，此车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会如前所述，所指正南方向毫厘不差。指南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传统认为四大发明中除了造纸术为东汉蔡伦发明以外，其他三大发明都是宋朝时才有的，其实这种理解值得商榷，历史上战国时就出现过“司南”，当时的人们就发现了磁石的作用。很明显，武则天时的十二辰车也是运用的这种原理，更让人惊奇的是报时用的小人晚明和清朝时才有西洋人用西洋制钟表进贡皇室，而武周时中国其实早就已经发明并熟练运用到了器具之中，不知后来因何湮灭而不见踪迹？还是这位江苏匠人，进献了一个叫做“木火通”的东西，盘中盛火，无论怎样翻转，火势不灭，此人所燃烧之火，难道是当时人们并不知道的石油？

当时的匠作大监杨务廉也很有本事，此人曾经在山西泌州时用木头制造出一个僧人，此僧手执一碗，可以按照主人的要求自行乞讨，碗中钱满，机关就会自动启发，僧人口中就会道出“谢谢布施”一语，当时集市上的人们竞相围观，而为了听到僧人作声，每日布施者不下千人，杨大监可谓敛财有道，只赚得钵满盘盈。而郴州行政长官王琚更有意思，这哥们儿是一个典型的垂钓爱好者，每次看到央视体育频道中的国际钓鱼大赛，我都为王琚哥们儿生不逢时鸣不平，要知道这哥们儿所发明的垂钓物具震古烁今，国际钓鱼冠军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连一盘小菜都不算。王琚因为是垂钓发烧友，就用木头制做了一只水獭，然后把这个水獭沉于水中，而水獭每次捕捉到鱼儿后就会自动浮出水面，王哥们儿不费吹灰之力，坐而得之。这究竟是何道理？原来王琚早就在水獭口中安放好了诱饵，用石头缚住水獭沉入水中，只要鱼儿取食诱饵，就会触动水獭口中的机关，口合而衔鱼，而身上的石头随着机关牵引也会自动脱落，水獭自然浮出水面。这项发明即使是放在现代，也堪称最佳创意发明奖。

可见，古人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聪明和睿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而那些讥讽中国古代科技落后的西方人只怕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当做天书一样将信将疑，然这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创造却明白无误地记载在唐代文人的笔记中，而让今之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可惜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因为过度重视农业和军事，科技发明创造也仅运用于此。轻视和消极应对民间的许多智慧，以及独创的科技发明与创造，甚至不屑地称其为“奇技淫巧”，而让这种打上隆重色彩的“民间制造”自生自灭，加之当时的整个社会并不鼓励和引导匠人们科技创新，反而认为这种革新和创造是不务正业，那些史书上巧夺天工的技艺于是渐渐失传，而科技巨匠们也逐渐消隐，散佚于古籍之中。这样循规蹈矩的社会，玩弄权术的帝王和终日只知辛苦劳作于田野的人民，曾经留下璀璨科技文明之光的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终于如片光零羽一般不复再现，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科技水平的落伍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了。

6．唐朝皇帝中那些歌舞升平的发烧友

盛唐时期，帝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其中尤以音乐舞美和梨园戏曲享誉天下，随之应运而生的是国家戏剧院和中央歌舞剧团，唐朝时的帝王们大多具有比较发达的艺术细胞，比如太宗李世民、大周女皇武则天，而这其中的佼佼者无疑当数明皇李隆基（庙号玄宗，谥明皇），这位文艺青年不仅终老都是歌舞发烧友，还是梨园票友，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政务工作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隆哥们儿还亲自谱曲作词，并毫不谦逊地兼任中央歌舞剧团团长和国家大剧院院长。在他的示范效应下，大唐帝国一片莺歌燕舞，处处呈现出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

而唐朝最有名的歌舞大曲当属《霓裳羽衣曲》，这首旷古未闻的天籁之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关于这首大曲的来历众说纷纭，唐野史载，明皇开元中，道士叶法善引明皇上天到月宫游玩，时至秋天，隆哥们儿衣着单薄，感到寒冷，不能在月宫久留，回到半空中，耳边犹闻仙乐，回来后，隆哥们儿茶饭不香，余音绕梁，靠着博闻强记，又具有非常发达的艺术细胞，仅凭半曲印象创做了这首唐歌舞集大成的精品舞曲。还有一种说法，此曲为西京都督杨敬述所进《婆罗门曲》，因与明皇所闻仙乐相仿，激发了隆哥们儿的创作欲而完成。另有一种说法，为明皇登三乡驿，望女儿仙山，灵感所至而作。

无论何种版本流传，都与明皇李隆基有关，此曲版权归属当毫无争议。最有可能的则是唐明皇因为洞晓音律，精心创做了这首舞美大曲，为了神乎其技，也为了说明此曲不应人间有，所以才会有月宫仙乐之说。至于明皇梦中创作，也并非不可能，而此曲中隐隐中糅杂着西域的乐曲而集大成者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明皇何许人也？不世出的梨园老祖，唐帝国音乐鉴赏第一人，是没有册封的当世音乐舞美方面的专家学者，仅凭一曲《霓裳羽衣曲》就足以奠定他在艺术领域的领军地位。

此曲既是明皇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平生最为得意的作品，《霓裳羽衣曲》虽然早在宫廷中排练，但它的正式展露和首演就很是耐人寻味，那是在唐天宝四载七月（公元745年），明皇分封杨玉环为贵妃并进见的那一天，时有文人唱和此景此情，“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音乐人李三郎（明皇）用自己才华横溢的得意之作来表明对杨玉环的钟情，并倾尽心血不遗余力地为大唐帝国培养了天字第一号的偶像级明星。

《霓裳羽衣曲》因构思精巧，乐曲美妙，在天宝、开元年间风行天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藩镇也纷纷效仿，竞相排练，当时的唐代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可惜自唐宪宗最后一次演奏后，历经天宝之乱，不仅宫廷不再演练，而且随着唐王朝的颓废衰落，此曲竟然渐渐失传，一说是为天宝乱兵所焚，一说是为黄巢起义军一把火烧掉，无论如何像这种美轮美奂的乐曲竟然戛然而止，实在让人唏嘘。《霓裳羽衣曲》再次露面是在五代时的南唐，天资聪颖的大周后于机缘之中得到残谱，费尽心血补缀成曲，然已经失去了原汁原味。

《霓裳》的原创唐明皇的艺术造诣深不可测，宋人李上交在《近事会元》中有过这样一则记载，“唐明皇开元二十年，以听政之暇，诏太常乐工弟子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上必觉，为正之，号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近院于林苑之梨园也。”看来唐明皇不仅音乐鉴赏能力极强，而且还是古代皇家中央演奏乐团首席指挥家，三百多人的演出阵势，不仅阵容强大，而且极具视角听觉震撼力，而这其中只要有一人发出不和谐音，隆哥们儿立刻就能觉察谁出了错，这份造诣和能耐纵观古今中外，在音乐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唐明皇一生创做了许多流行天下的乐曲，比如《夜半乐》、《荔枝香》、《长生殿》等，这些多为追忆杨贵妃的泣血之作，可见具有文人气质的皇帝是多么多情，并且在他的带领下还创做了许多宫廷大曲，如《雅歌杂胡夷音法曲》、《君臣相遇乐》、《雨霖铃》等，不仅唐明皇如此了得，就连他那位叱咤风云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老祖宗，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也是一位颇通音律的发烧友，早在太宗征战沙场时，就在其鼓动下命艺人创做了《秦王破阵曲》，并命军士进行演练，以象征披甲持戟的战争事迹，歌颂其赫赫武功，当上皇帝后，更名为《七德舞》，舞者增至一百二十人，壮观异常。

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女皇武则天，其年轻时也是一名实力派歌舞明星，还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原创音乐人，《乐府杂录》云：“《如意娘》一曲为武则天撰之。”在唐朝，皇帝们大多对于音乐情有独钟，诞生了一大批歌迷、曲迷，戏迷，而当时伶人的地位也随着皇帝的喜乐而逐渐上升，许多达官贵人争相攀援巴结，官宦之家后院中多豢养着许多有潜质的音乐人，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但凡聚会饮宴，无曲不成礼，官家还不时作为伯乐将有成就的艺人进献皇室，在皇帝大佬中不乏精通音乐者，唐穆宗、唐德宗和唐懿宗都是此道中人。

上行下效，各地节度使以发掘民间音乐宝库为己任，只为博得皇帝们的赏识而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以期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如乐曲《胡渭州》、《西凉州曲》、《杨柳枝》、《望江南》均为藩镇和地方士民所献。而在唐朝民间，许多乐曲早就已经脍炙人口，争相传唱，唐朝时期许多曲名的来历就非常有趣，例如《道老子》、《乐府录》中就这样说道，唐时有一富人，叫做康老子，平生最为喜好的事就是与民间音乐人云游天下，并以传唱为乐，最后终因浪迹天涯而导致家财耗尽，最终家破人亡，乐府为之叹息，遂作此曲。再如《离别难》，为大周皇帝武则天时，有一读书人身陷冤狱，其妻发配进入官办妓院，而此人善吹芦管，于是撰此曲，以寄托哀思之情。透过唐朝的这些缈缈之中悠扬传唱的乐曲声，似乎能让人窥视到唐朝无歌不乐无舞不欢的社会风情。

史传杨贵妃能歌善舞，这与同样爱好音乐舞美的唐明皇可谓相得益彰，心有灵犀，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偶像明星在顶尖音乐人唐明皇的打造下，几乎已经成为了盛唐帝国歌舞升平的象征者和代言人。杨贵妃不仅雍容华贵，仪态万千，皇家忠字舞跳得无与伦比，而且善于钻研和学习他人之长，她与那位关系暧昧的胡人安禄山同跳得一曲好胡旋舞，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为证：“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能胡旋，斗妙争能尔不如。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是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太真胡旋感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盛唐因歌舞升平而流光溢彩，在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多位皇帝也因玩物丧志，格外垂青音乐歌舞而荒废了政务，而唐明皇后期因宠爱杨贵妃而导致国家乱象丛生，腐败不断，藩镇坐大，致使拥兵自重的安禄山举兵反叛，“安史之乱”使唐帝国由盛转衰，并敲响了晚唐帝国垂死挣扎的丧钟，“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大诗人的一声叹息，犹在耳边，亦带给今人无尽的遐思。史传白居易有两个宠婢，一为樊素，二为小蛮，樊素善歌，小蛮善舞，亦可一见当时唐风浸淫之深。

7．唐朝时那些关于动物的奇闻趣事

感谢唐宋时那些绝代风骚的文人，他们不用博客不用微博，而是用笔记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如此有趣而好玩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窥视历史写就在书眉和边角缝里的文字时，满怀发现的惊奇和内心的微颤，唐宋时期，资讯远较现代社会落后，通过唐宋文人笔记这个窗口，管一窥而知全貌，彼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如草蛇灰线，渐渐浮现眼帘，宛如今人赚取点击率一样无时无处不在寻找和采撷大千世界的奇闻趣事，即使古代人也喜欢惊艳和猎奇，只是拘于认知水平而感觉不可思议而已。比如笔者从宋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读到的这几则有关动物的故事，即使放在现在也一样吸引人的眼球，让人目眩神迷而欲罢不能。

唐朝时，温璋为长安市市长，此人为整肃法纪，勇于杀戮而毫不留情，长安城里的人都为之忌惮。有一天，听到外面悬铃疾响，便四下查看，不见有人，悬铃连响三次，才发现有一只乌鸦在撞铃，温哥们儿深思良久对手下人说：“这只乌鸦一定是有了什么伤心事才来诉冤，我想肯定是有人掏走了小乌鸦而母子连心，伤心欲绝”，于是便命人随同乌鸦去搜捕那个掏鸟窝的人，这只乌鸦盘旋着，带领衙役至城外树间，果然发现有人在掏鸟窝，且正在树下休息。衙役立即将此人押送官府，温哥们儿亲自审理此案，以乌鸦诉冤，残害幼鸟，行为恶劣而不能宽恕，将掏鸟者处死，为乌鸦报了仇。

温璋此人是唐朝时有名的循吏，此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但是矫情到连乌鸦都非得亲自去为其讨回公道，就实在令人吃惊而疑惑了，其实内中隐藏的真实信息很多，首先当时的长安城作奸犯科者很多，温璋此举实是以儆效尤，杀一儆百而已，一个连乌鸦的冤屈都不放过的人，一定会关注民间疾苦，也才能更加取信于人，为民申冤报仇，而那些为非作歹的奸人当听到这则传言时，又怎能不收敛自己的行为呢？温璋此举实为一石二鸟，整肃法纪有时得动动歪脑子，而乌鸦鸣冤，未必不是温璋人为的杰作呢？看来今人的打黑扫恶有时得向古人学点智慧和方法。史传唐朝大才女鱼玄机因妒杀婢的事件也是栽在温璋手里的，敢于顶住官场上和当时新闻媒体的说情风，向当时的文化界才女和风月界女名人痛下杀手，温璋哥们儿是个真爷们儿。

说到动物，宋人笔记中还有一则非常让人动容的社会毛边新闻，耐人寻味。当时的相国张文尉家，其庄子在东都洛阳北坡，庄子内有一处黄鼠狼洞穴，黄鼠狼刚生下了一窝四只小黄鼠狼，但都被一条蛇所吞食，黄鼠狼夫妻心系小崽伤心不已，于是在蛇的洞穴外垒土制作陷阱，恰容蛇头入内，然后静静等待此蛇出洞，果然这条蛇进入那条伪造的土坑内时，想要转身逃去时，蛇头受制无法伸缩自如，黄鼠狼夫妻同仇敌忾，当场将蛇腰咬断，然后用利爪劈破蛇腹，用嘴叼出小崽，而这些葬身蛇腹的小家伙们竟然都还有余温，黄鼠狼把它们放在洞穴外的通风处，口衔豆汁悉心喂养，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小家伙们居然活转过来了。宋人见此情景，大发感慨：“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也？”意思是说，世间万物皆有情有义，而号称万物之灵长类的人，又怎能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呢？

同样是动物，下面这则故事就有些血腥且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狡黠和残忍。在西南边陲的山林里，生长着一些猕猴，这些猕猴每次遇见僧人，就会环绕身边，以为僧人会供养其果食，而那些少数夷族们，喜欢吃这种猕猴，每次于山林野外学僧人双足交叠而坐，用衣物蒙住头，仿佛卧禅打坐，这些猕猴一见就会高高兴兴前来，等到这些猴子依样学样且只留下一只时，假扮僧人就会一头拾起，用斧子击中猴头，杀后食之，而往后再想猎取猕猴时，照前次所为，而猴群竟然没有丝毫察觉。又因为群猴祸害其庄稼，当地人就用酒糟扮食置于盆中，放在野外，再削三五十条长约一二尺的木棒放于旁边，等到群猴吃下这些带有酒糟的食物后，猴群就会酒劲儿大发，拾起旁边的木棒相互打闹，趁着猕猴们手足相残，而潜伏在一边的人们则会轻易猎取这些受伤的猴子。

可见在唐宋时期，人们充分利用了动物的习性以非常手段戕害之，无外乎依然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人们擅吃万物并非仅仅只是存在于当代，唐宋时说不定已经有了活吃猴脑的残忍情景发生，虐杀和虐吃者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里有关虐食的记载比比皆是，一部中国历史，既是说客的历史也是食客的历史，自然包括吃人的历史，血淋淋的存在让人不寒而栗，不是吗？而文中所说的戎、泸夷獠，据考证是在今川滇交界之处，莫非今之两广的嗜好吃各种动物的习性正是缘于此？宋人不思人之为恶，而是启迪警示人类，贪杯好饮之人当以嗜酒的兽类引以为戒，真是本末倒置，其议论当真不痛不痒，让今之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也无言以对。

同样是动物，同样是为了一张嘴，像下面这则故事里的主人公就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唐朝时有一个叫做崔枢的小京官，家人在水井里打水时忽然意想不到地汲上来了一条鱼，这位崔哥们儿平常时就好这一口，乃美食家也。他以为是家里的厨子在井边收拾鱼鳞，误掉落入井中，于是不做他想，下令让厨子为其宰而食之，大快朵颐之后，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阴司里的判官找上门来，宣判他“你一个人间的小小臣子，竟然敢食龙子，所有的官阶一律削除”。一年后，崔哥们儿阳寿已尽，“翘腿”升天了。此故事看上去有点荒诞不经，宋人在作此笔录时还充满惋惜，言道，崔枢这个人做官很有名声，可是竟然没有登上高位，最后竟因误食龙子而丧命，哎，这就是命啦！

宋人挺好玩的，一些当时解释不了的现象都归于天命，所以古人一般都乐天知命，活得非常自在和真实，至于大限归来，不过是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所需要的只是转世投胎而已。今人当然知道崔枢哥们儿吃的绝不是龙子，那就是鱼，一条普普通通的鱼而已，只是机缘巧合罢了，而吃下这条来历不明的鱼，崔枢事后想起来觉得奇怪，因此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至于官爵被削除，可能当时在朝中做官时得罪了某些权贵，被剥夺了官职而已。万物皆有生命，今人当可以此事例援引为素食主义的旗幡，借以讽劝世人。宋人的笔记，当真斑驳陆离，千奇百怪，无所不记，无所不思，饶是有趣。

8．国粹中医在唐朝的民间大放异彩

大家都知道唐朝时有个大医学家叫做孙思邈，他写了一本有关医学的专著叫做《千金方》，此书是综合性临床医著，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堪称当时最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在唐朝，中医技艺发展很快，不独有孙思邈这样的“药王”，民间也诞生了不少技艺精湛的神医，这些民间神医的妙手回春以及奇闻轶事散佚在各种版本的野史之中，让今人读来回味无穷，中医无愧于中华老字号中一朵怒放的奇葩。

宋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有着多处记载。医者意也，可通神灵幽冥，古代神医有着不经过切脉而知道病因的高超技艺，因而可以用特殊的方法治愈患者，此当然是集多年行医之经验。今人若遇见“悟本堂”那样的养生之道和“李一道长”那样的信口开河，即使想做善男信女，最终也不过只能证明自己的愚昧而已。养生之道，诚如孙思邈所言，行为方式不仅是疾病的起因，也是疾病复发的原因，不减滋味，不戒嗜欲，病愈亦可复发也。比如下面记载的这则故事，唐朝时有一富翁，居于船中，到了半夜时忽然得了一种暴疾，至拂晓时已经奄奄一息，邻船中有武陵医士梁新听说此事后，前去诊断，说道：“此乃是中毒气象也，莫非最近几天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仆人回答道：“主人很少出船，也没有在别人家吃过什么东西。”梁新问道“平时你家主人都喜欢吃些什么？”仆人回答：“好食竹鸡（雉科，鸡形目，一种飞鸟），每年都要吃下不少于近百只，最近又买了很多，以此为主要食物。”梁新道：“竹鸡这种东西喜欢吃半夏（一种有毒植物，可作中药用），此必然为中了半夏之毒。”于是命人捣姜成汁，撬开患者口齿将汁液灌入，患者不久即苏醒过来。

梁新从富翁嗜食竹鸡中判断出其人中了半夏之毒，此乃行医经验之道。正是因为其医术高超，所以被朝廷征入做了御医，由于名声大振，就有一朝士前往就医，梁新看见此人后，大惊，对其说：“你怎么不早点前来，如今病入膏肓，乃不治之症，还是赶快回家，及早准备后事吧。”这位朝士非常恐惧遂匆匆告退，骑马回家，恰在此时，京都有一马医者名叫赵鄂，在繁华的街市上自标姓名，看病行医，这位朝士病急乱投医，就下马询问赵鄂，赵鄂诊断完后也说出了如梁新一样的话，此病已经危在旦夕。如今尚有一法，可以试试，请官人多吃消梨（梨的一种。又称香水梨、含消梨。体大、形圆，可入药），越多越好，吃不过来时，可以将消梨捣碎成汁服下，或许可以救你一命。此朝士上马而归，用书筒在集市上当时就换了一些消梨，在马上即咀嚼之，到家后十多天里，唯吃消梨，顿觉神清气朗，其病竟然慢慢痊愈了。此后前去拜谢赵生，接着又将实情相告于梁新，梁新非常惊讶，大起怜才之心，遂召赵生，并且奉送车马银两，以为资助，成就了两位神医的一段佳话，此种古风，于今人同行是冤家则境界高下立分，古今岂可同日而语？

古人不仅讲究从医经验，擅长传统的望、闻、问、切之中医古法，更是很早就懂得心理疗法，留下了富有传奇的诊断佳话。唐朝中表年间，有一妇人，随从其丈夫南中做宫时，曾经误食一虫，由此心惊胆战，疑虑成病，经多方诊治也不见其效。有一京城医者，知其所患乃心病，于是在主人的奶娘中选择一谨言慎行者，提前告知，“我今以药引其上吐下泻，你用一盘盂接入所吐秽物，吐完后，你可对其言明，有一小虾蟆（水蛙的一种）随之吐出，千万谨记不可让娘子知道我是在骗她”。其奶娘遵其所言，于是依此法，这位妇人困扰多年的疾病随之痊愈。可惜这位很早懂得以心理治疗玩症的医家没有留下其姓名，但是仅从宋人记载的这则笔记中可以领略，至少唐朝时中医就已经懂得治心先于治病的病理，对后世行医者之借鉴作用可谓大矣。

《北梦琐言》中还记载有另一桩比较高超而精湛的医术，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不知为今之青光眼还是白内障，医工赵卿为之诊断，并且与少年相约第二天以生鱼片进献，少年及时赴约，被延揽至厅堂，赵卿告诉少年，令其稍等片刻，待自己正在接待的客人走后再延请入内攀谈。而赵卿早在厅堂中设置一案台，台上摆放着一瓦罐用沙芥制作的醋汤，除此之外，更不与少年端茶递水。少年在厅室中苦苦等待，久候不见赵卿外出，越等越急，越急越渴，饥渴难耐下，忽然闻到瓦罐中的醋香，于是不免轻轻用醋汤疗渴，如是反复再三，顿时觉得胸中豁然开朗，眼睛中的小镜子也忽然不见了，少年因而喝光了瓦罐中剩下的所有醋汤。赵卿躲在后室中看见了这一幕，于是欣然而出，少年见到赵卿后很不好意思，以其喝光了醋汤而赔罪，赵卿哈哈大笑，告诉少年：“郎君你先前吃了太多的生鱼片，只有用所制酱醋可以调理，因为有鱼鳞沉积于胸中，所以有眼花。刚才我所调制的酱醋，只有等你饥渴难耐时，慢慢将其喝下，才能治愈此病，天下的美食盛会，‘神马都是浮云’，不足为信，请你今后千万不可只图口腹之欲，生养之道，应以五谷为重。”古人很早就懂得原生态的养生之道，《论语》中就曾记载“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而孙思邈更是主张调味品、下饭菜不要掩盖了五谷的气味。可怜今之市场上毒大米、转基因食品屡禁不止，现代人的饮食习惯与中医更是南辕北辙，所以怪病、急症让现代医学界抓耳挠腮、百思难得其解。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领略国粹中医即使是在唐朝的民间也是大放异彩的。古代中医博大精深，为中华传统之瑰宝。比如中医讲究精血和阴阳，更是老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奇幻治疗之道，而中医所讲的“气”的理论更是中医里的最高范畴，是我们身体里的另一种玄妙的生命，中医的某些理论更是现代科学所无法解释的，所以中医看上去就像一种玄学，但是中国的医术是经过千百年来临床经验和医者身体力行而不断发展完善的，在古人眼里，医者都是具有绝高法术和地位的人，为社会所尊崇，即使医无所治，大概也是生死由天，富贵有命，根本不会怨及医者，至于医患问题，更是绝少发生。哪像今人，医患之间关系如此紧张，现代医学发展越快，医患之间似乎距离越远，这种悖反的关系更是让人匪夷所思，而医术精湛的妙手回春者则往往是居庙堂之高者，更是底层民众有病无钱所难以企及的，治病救人，或许首先应该救助的是现代医者的道德和良心。

9．唐宋时期关于喝茶的那些有趣事儿

传说茶是神农氏尝百草而发现的，至唐朝时，因大才子陆羽所作《茶经》而开始盛行，古人对茗茶之道非常讲究，宋人陶谷就在《清异录》里专辟了“茗荈（读作喘）门”一节论及茶道，文中列举了一个叫做苏廙（读作虞）的人所作的茗茶十六汤，苏廙何人也？已经难以考证，但据专家推测，此人大概是晚唐五代人，这个人非常了不起，是唐朝既陆羽后又一茶道专家，其所作《仙芽传》一书早已失散，但从陶谷文中记载来看，此人非但精于茶道，且对中国茶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贡献。

十六汤品为《仙芽传》第九卷，详细记载了汤禁忌，点茶注汤技要。且对点茶中的侯汤、注汤技法做了详细的阐述，所谓汤即茶之精髓和命门所在，若以名茶配滥汤，则名茶与凡品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古人讲究茶道，第一要务就在于汤的配制。苏廙从汤器、柴薪、汤的老嫩、注汤缓急标注十六品，表明苏廙不仅擅长煎汤，更是点茶能手。《十六汤品》在茶艺、茶道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苏廙则是中国茶文化的先驱人物之一。

苏廙对茶汤的研究对后来的茶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比如他讲到茶汤的老嫩时，让时人切忌在薪火正旺盛，水温刚炽热时，急急忙忙倾倒用做茶汤，这就好比把婴儿当做壮年人使，其功效如何，心中自明。在讲到茶汤的缓急时，他形象地比喻道，善操琴者声和则曲妙，善研磨者力合则色浓，曲调若是太过缓急则琴亡，如果力过缓急则研磨就会失败，茶汤若是不注意把握火候则茶就会了无生趣。在讲到煮汤的器具时，其极力推崇金银器，煮汤之用金银器，就像琴不可舍弃桐，墨不可舍弃了胶一样。世俗之人，炼水之器哪里顾得上选择，无外乎铜铁铅锡，为了取热而已，这样子煮出来的茶汤，腥气十足且苦涩不堪，而饮用之时，恶臭之气久久不去。若是按照苏哥们儿所言，现在的茗君子们大概都是庸俗不堪的俗人一个了，而用金银之器岂是现代人所能奢想的？在讲到煮汤的薪火时，其认为沃茶之汤，非炭火不可，而柴木性浮，性浮则煮汤太嫩，而炭则是汤之友，煮茶最忌浓烟蔽室，此为茶之大魔。苏廙这哥们儿算是把茶道精研到家了，古人之于闲情逸致，最讲究精致，文人士大夫享受自然之道如此给力，还真是把现代人看傻了。

据陶谷记载，盛唐之时的茶艺人手段相当了得，会一种叫做“生成盏”、“茶百戏”、“漏影春”的点茶、分茶之道，具体来讲就是以茶粉入瓯盏，用沸汤点搅，带有某种游戏性质。比如“生成盏”，即在茶水表面变幻出千姿百态的物象来，这是高级茶艺人的通神之作。有一个沙门小和尚叫做福全的人，精于此道，其能将每一盏茶变幻成一句诗，其点茶四盏，成一绝句，浮于茶水表面，令人叹为观止。因为有此手艺，所以香客们络绎不绝，纷纷登门求观这种精湛的茶戏，福全不无自得地吟诗道：“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功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其自视手段高超，竟连“茶圣”陆羽都敢取笑了。

再如“茶百戏”，在宋代时十分流行，有技艺高超的茶匠能够施展妙手点茶于汤水表面，使得茶水水纹隐隐变换出各种物象来，让人看了好似花鸟鱼虫以及各种兽类，像一幅幅精美的图画一样，但不一会儿，就会随着水的温度变化和茶的沉淀而慢慢消失，当时人们就把此手法称做“茶百戏”，如变戏法一样，让人不可思议。而“漏影春”则是借助外物，用一张雕刻后的纸贴于茶盏中，然后倒入茶粉去掉镂纸，变化成花儿，用荔肉为叶，以鸭脚之类果物为花蕊，用煮沸的汤水冲入即可成一幅丹青画卷，看上去十分养眼。以上诸种技法，又称“水牡丹”和“分茶”，直到南宋时还十分流行。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有“晴窗细乳戏分茶”，杨万里则有著名的《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诗，诗中云：“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当时的文人雅士非常喜欢茗茶之道，比如五代时的大文学家和凝，即使居庙堂之高，也不忘了此雅兴，经常与僚属耽于茗事，以茶互饮，坐而论道，在品评之中，以茶劣罚之，时人号称这些志同道合者为“汤社”，这倒颇有点明末清初“复社”的味道，只是不知道和凝这帮人的政治见解是否相同？非独朝廷之上士大夫们乐于此道，民间茶风更是大炽。时有吴僧名叫文了，此人善于烹茶，在荆南游玩时，被当地豪绅高保勉父子延揽留置于紫云庵，日试其艺，此吴僧茶道果然了得，高氏父子心悦诚服，称其为“汤神”，后奏请朝廷赐封其为定水大师上人，时人称之为“乳妖”。

《陷虏记》作者胡峤，为五代时合阳县令，曾被契丹耶律德光所掳，居契丹七年方逃归，此人也是一个非常讲究茶道的人，其在《飞龙涧饮茶》诗里有两句非常有名的句子，“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或许很多人读过这两句诗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是当你得知“余甘氏”和“不夜侯”都是茶的别称时，你就豁然明了了，此诗足以说明胡峤对于茶道的十足偏爱。唐朝大诗人皮日休的弟弟皮光业一生中最喜茗事，有一天，亲戚邀请他前去品尝新进的柑橘，主人为此备下了非常丰盛的宴席，但是皮光业一踏进门，不顾满桌酒馔杯盏，急不可待地呼唤上茶，并在一巨瓯上题诗“未见甘心氏，先饮苦口师”，其他宾客见后就戏谑他“此师虽然清高，但是难以疗饥也”。后来，“苦口师”竟然也成了茶的另一别称了。

中国的茶道至宋朝时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徽宗赵佶虽然是个亡国君主，但其无论绘画、书法还是文学都成就斐然，很少还有人注意到其对茶道中的点茶道是集研究之大成者，并有专著《大观茶论》，赵佶贵为帝王，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史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宋朝那些璀璨的繁星点点的文人中，即有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皆嗜好茶道，不仅讲究茶的烹制和吃法，而且对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与文化人的关系，本就非常特殊，其休戚相关，互为表里，很是耐人寻味，可惜现代人少有论著述及。

10．宋朝元宵佳节那些好玩的事儿

今人过元宵节不过是张灯结彩，鼓乐齐鸣，有条件的地方燃烧大量烟花爆竹，用现代工艺把夜空点缀得一派歌舞升平，还有的地方可能还会办灯会，但官方的色彩极为浓重，还有的社区组织秧歌队，或者社火。而在我的童年印象里，元宵节还会舞龙、舞狮。在我的家乡，通常元宵佳节还会有彩莲船，伴之以陕南花鼓戏，还玩一种叫做火龙的游戏，而围观者竟然可以用烟花去喷射舞龙者，我的二姨曾经在少年时候被选做踩高跷的花童，据说从早到晚都不敢大口喝水，生怕上厕所不方便，而一天下来，往往腰酸背疼，然兴致却始终不减。元宵佳节是人民群众最喜爱的传统节日，可是这些年却日渐式微，感觉现在的节日大家都提不起兴头，物质虽然丰富了，但是精神生活却难有提高。

其实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可谓把元宵佳节的喜庆渲染得登峰造极，甚至让今人眼馋，那就是宋朝。宋朝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朝代，个人认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气质，特别是雍容华贵的书卷气和民间繁荣的文化景象结合得最好的还就是宋朝，宋朝真正地体现了与民同乐的朴素儒家文化理念。感谢宋朝时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们用他们的笔记体文字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念想，甚至让笔者在读到这些文采飞扬的文字时，真想穿越时空隧道，回到那个风花雪月，歌舞升平的年代，也做一回宋人，体会一番元宵佳节的热闹景象。

看过张择端那幅恢宏巨著《清明上河图》的人们，都对宋朝东京汴梁的繁华程度感到吃惊，宋朝至太宗和仁宗朝，虽然周边地区仍然战火不宁，但是生活在这个时候的宋人还是比较富足的，而天朝大国此时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虽然版图狭小，但是大宋王朝却物华天宝，人民安居乐业。而元宵佳节则是宋人最看重的一个节日，宋朝官方规定，上元日可放假五至七天，官民同乐，甚至皇帝亦携带妃子参加元宵佳节的赏灯和游玩活动，《宋史》后妃传曾记载那位端庄贤良的曹妃就在上元日因制止仁宗皇帝外出观灯而避免了一场兵变，可见在以往的元宵佳节，皇帝同样是耐不住宫中寂寞而蠢蠢欲动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流光溢彩的元宵佳节更是让人心痒难禁，皇帝也忍不住要去寻求节日的诱惑和刺激。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言里就描述了元宵佳节的热闹场面，文中言“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好一派其乐融融的盛世景象，词人辛弃疾在词中亦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宋朝的元宵佳节庆典活动一般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而相关的储备工作则从冬至日就已经开始着手。

孟元老在书中“元宵”一节记载，“正月十五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而后宫中的灯会，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后宫中的灯山，上面有采缯结成的文殊菩萨跨狮，普贤菩萨骑白象等装饰。菩萨的手臂可以摇动，手指出水五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各地纷纷进奉各色特制的灯饰。如苏州的五色玻璃灯，福州的白玉灯，新安的无骨灯等等，让人眼花缭乱。非独皇宫，在民间，各种社火、舞队、百戏竞陈街头，老百姓都在此时走出家门，彻夜狂欢、醉酒当歌。

民间视元宵佳节为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宋朝时元夕日百戏杂陈，远比外来进口的那个劳什子平安夜和不认识的洋老头儿内涵多多了，且看看宋人是怎样兴趣盎然而大饱眼福的，当彼时，有“击丸蹴踘，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和铁剑，李外宁药发傀儡，小健儿吐五色水，旋烧泥丸子，大特落灰药榾儿杂剧，温大头，小曹嵇琴，党千箫管，孙四烧炼药方，王十二作剧术，邹遇、田地广杂扮，苏十、孟宣筑球，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杨文秀笛，更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万端，日新耳目”。就连那年春晚魔术师傅琰东所表演的“年年有鱼”魔术节目似乎都有些秉承宋人技艺。宋人会吃亦会玩，而老外就会在一所大教堂里面无表情的演唱一首永远不会改变的洋调调，虽然上述许多民间杂耍和技艺都已经失传，但你可以想象宋人元宵赏灯时的目不暇接和喜气洋洋。崇宁年间进士李邴，在看到东京上元之夜出现的繁华富庶景象时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惊叹“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

正是因为宋朝时的元宵佳节如此丰富多彩，所以游人如织，家家关门闭户踏歌而行，上元时的许多大城市如汴京、临安等，官民同乐，所有的人都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欢乐气氛之中。整整五天，每个人都是穷日尽夜才回家中，甚至无暇抽空睡一觉，也来不及小憩，神情朦朦胧胧相互呼朋结伴，再出去游玩，时空仿佛永远停留在欢乐的这一瞬间，没有人肯放弃这个美好的时刻。宋时妇女们都戴上大如枣栗、似珠茸的灯球灯笼，以及缯楮做成的玉梅、雪梅、雪柳、菩提叶、蛾蜂儿等，以至传诵出这样的词儿：“灯球儿小，闹蛾儿颤，又何须头面。”男人们则用白纸做成飞蛾，用长竹梗“标之”于头上，穿行在稠人列炬中间，真似漫空飞舞的“蛾”。

因为元宵佳节这几日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所以宋人周密《武林旧事》记载，这些盛装的女子往往会在人潮拥挤的时刻不慎遗失身上的饰物，于是“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此番景象恰似白云大妈所言，“那场面，人山人海，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呕耶！”不知道宋朝时有无今之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的环卫工人之职业，倘如此，但可依所拾之物，一年衣食无忧矣。宋朝时是有夜禁的，但是上元日这几天却是例外，城门全部打开，皇帝率领宫妃参与其中，平常人们得见天颜，那种讶异和惊喜更是难以形容。

宋朝时的上元日还是青年男女的情人节，这一天，少女们浅笑顾盼，少男们驻足观望，于花灯闹市中寻求幸福，青年男女毫无顾忌地与心上人手拉着手眉目传情，如果彼此钟情且对上眼了，就可以大胆地相互调笑，野合寻欢，而后潇洒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此时宋朝的男女交往远非程朱学说那样的存天理，灭人性，反倒是照耀出一片人性之光来。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宋人描写上元日的诗词是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单从这首诗里，我们就能读到宋朝男女那种两情若是久长时的缠缠绵绵，似乎从诗词中也印证了元宵日即“情人节”这天的刻骨铭心。

宋朝的元宵佳节举国皆欢，远不似今人的社火秧歌队如此功利，熙熙攘攘皆向衙门官府行。宋朝的上元日除了民间百戏，还有宫灯和数不清的好吃零嘴，以及“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苏轼）的新奇和灯市放眼。当然宋朝更不可能有现今满街泛滥的红玫瑰、黄玫瑰，宋人不喜欢那个，宋朝人喜欢的是诗歌和散落在游人中巧笑倩兮的美女，玩的是艺术和情调，而流淌在今人向往中的是除了无尽的想象还是想象，同样的元宵日，古今怎这般大相径庭呢？而像那样的不经意的灵魂深处的悸动，只能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除了萧索和无奈，内心泛起的只有深深的感慨……

11．宋朝人的食文化让人叹为观止

宋朝是历史上比较憋屈的朝代，它的疆域面积可能是封建王朝里最狭小的一个，早在太祖建国之前的后唐时代，就已经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在后晋时代，因为儿皇帝石敬瑭的恬不知耻管外族人叫爹，又被迫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后来又有真宗朝代的澶渊之败，国力大损，宋朝在与强敌环伺的大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屡受挫折，到了南宋，国土面积仅仅局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狭小地区，真正成为了半壁江山。

想当初宋太祖一条哨棒打天下，颇有点乱世枭雄的意思，可惜建国后却雄风不再，“杯酒释兵权”后想得最多的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到了晚年更是严重地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把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治世警句严重念歪了经，致使后来的龙子蟹孙武备松弛，有宋一代，甲兵不振，文人势大，以至于军队里出现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窘态，以孱弱之风对抗虎狼之师，宋朝为它的败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终宋一朝，无论是国力还是国土都远远逊色于盛唐时期。

国力颓废如此，但是并不妨碍宋朝在其他方面的独领风骚，一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给我们描述了宋朝都城汴京城的繁华似锦，宋朝在文学、艺术和科技等各个方面都大有赶超前朝的突飞猛进，客观地说，由于后来的历代君主独享太平不思进取，文人士大夫生活在这个貌似歌舞升平的时代是一种幸运，甚至连今天的一些小资都无不怀念宋朝时的为政宽宥之风，这让我想起了古希腊的颠覆原由与高福利的金融危机下的希腊国内目前濒临破灭的经济状况简直如出一辙，历史惊人般的相似。

感谢宋朝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人士大夫闲暇之余为我们留下的大量笔记性文献，可以让我们管窥宋朝里那些好玩的事。宋人孟元老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东京梦华录》，洋洋洒洒三万余言为我们展示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情景，而我比较关心的是他的第二卷和第四卷里有关茶楼酒肆、诸色杂卖和饮食果子的描写，即那个时候，宋朝人都吃些什么？这么说吧，宋朝人和现在的国人一样，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什么都吃，唯独有一点，不太吃冷猪肉。

别看苏东坡发明了东坡肘子，千真万确，宋朝人向来是以吃猪肉为鄙的，牛羊肉代表宫廷饮食文化，而猪肉只能代表市井文化，但是有人爱吃，辽国人爱吃，在辽宋建立的互市上，宋人以猪肉交换辽人的牛羊，互通有无，这与辽人游牧民族不善伺养生猪有关，辽国人想当然地以为猪肉是天下美物，以此招待宋之使臣，吃的那位大宋使臣咧着大嘴想哭，这哪里是什么最惠国待遇？侮辱人嘛。在《水浒传》里，那些英雄豪杰到了店家，都是这样吆喝“小二，两斤上好的牛肉，一坛好酒”，没听说过要两斤猪肉的。

宋朝物华天宝，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加之地理位置限制，大多生长在江南膏腴之地，不愁吃喝，加之唐宋以降，从西域和世界各国传来许多物种，我们现在有的蔬菜宋朝大多都有，那时绝对是无公害的绿色植物，只不过宋人叫法与今人不同，比如“芦菔”，就是赵丽蓉大妈在春晚小品里所说的嘎崩脆的大萝卜，再比如“菘”，就是我们现在叫的白菜，不过古人不偷菜，不像今人半夜起来大小便还捎带偷一两棵，乐哈得一夜睡不着。宋人把葫芦叫做“匏”，把蒜苗叫做“薤”。

宋人十分悠闲，这与举国崇文贬武体制有关，宋朝时的文人是历代以来最幸福的，因为宋朝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官员们富得流油，仅以大清官包拯为例，其年薪两万余贯，折合人民币上千万元。而且文人士大夫不必担心讥讽朝政会引来杀身之祸，最多卷起铺盖滚蛋遭发配，即使牵连甚广的宋朝时最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也没有让当事人东坡居士人头落地，此与明清两代大相径庭。终宋一朝，也只有武将岳飞被残害致死。文人既然衣食无忧，当然除了成就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的“双壁”地位以外，就有的是时间寄情山水，独享肚圆，吃喝风大炽了，所以苏东坡会发明“东坡羹”、“东坡肉”，宋人会发明爆米花、火腿、火锅等诸多小吃。

宋人的小吃种类十分繁多，而且大多有诗意，叫法文绉绉的，充满宋词的阴阳顿挫，比如把馄饨叫做“馉饳（音骨朵）”，不过宋人的“馄饨”可以油炸，还可以用竹签子串起来吃，而内里做馅的有鹌鹑等天上飞物和各种肉食。宋朝时把面食都叫做饼，烧饼、炊饼和汤饼，因其成法不同而叫法各异，其中炊饼属笼屉中蒸熟的，宋朝卖炊饼最火最有名的当属“武大郎”。但有一种水煮的面食却让后人费解，就是宋人笔记里所说的“馎饦（音博托）”，我猜想这种食物依宋人描写，有点像家乡的麻什子，因为它符合用拇指搓和中间凹的特点。还有一种手抓饭叫做“毕罗”，据说史学家都搞不清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但依我所想“毕罗”莫非就是宋朝版的“扬州炒饭”？

宋朝人还把一种面食叫做“寒具”，这种面食有点像今人的麻花，以及小时候母亲做的“麻叶”，不同的是麻花得拧股，而麻叶纯粹就是面片放油锅里炸，以备冬天天寒地冻所食，宋人的寒具其实意义与今人相同，不过寒食的做法稍有区别，有点像古代皇族佩戴的璧，环状的，关于这个寒具，还有一段讽喻古人附庸风雅的趣事，东晋有个大将叫桓玄，此人得了一副名贵书画，请朋友上门鉴赏，大有显摆之风，谁料宾客吃过寒具后，就用油腻的指头在画上指指点点，结果好端端一幅画生生让人给糟蹋了。

宋朝的几个皇帝都比较好吃，特别是对民间小吃，一旦听到宫外叫卖声，无不食指大动，馋虫上翻，宋徽宗乃性情中人，一个连名妓李师师都不放过的皇帝，自然男女之后还要大啖其食了，徽宗专门拨巨资打造了一个地道与李姐们儿暗室相会，相必李姐们儿也投其所好，每夜“干完活儿”后，好吃好喝伺候着，那里面就少不了香气四溢的各色小吃等。而高宗赵构则经常从民间五嫂那儿专买专卖鱼羹汤并且赏赐大臣，而一生为人厚道的宋仁宗也经常遛街串巷为嘴巴过生日，仔细看老张那副名震后世的“清明上河图”，似乎贩夫走卒也在沿街叫卖令今人遐思无限的宋人小吃。

那么，宋朝的老百姓都有哪些口福？据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胘，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类达五六十种之多。这里的“签”很是让人费解，其实“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羹，即肉汤。瞧瞧在这份食谱里，依然没有今人的大众化猪肉食品，我估摸着《左传》里的“肉食者鄙”大概是指吃冷猪肉者，并非泛指食肉人群，因为饮食文化亦一脉相承也。

既然宋人只要身上有银两就可大快朵颐，那么作为皇帝那就更是山珍海味了，周密的《武林旧事》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当时食谱，是大将张浚宴请宋高宗时的情形，仅筵席上的水果就有：香圆、石榴、鹅梨、荔枝、榛子、枣圈、松子；蜜饯类：雕花金橘、青梅荷叶、木瓜大段儿、蜜瓜冬鱼儿；有咸酸：香药木瓜、香药藤花、砌香葡萄、砌香樱桃；有下酒菜：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奶房签、三脆羹、羊舌签、萌芽肚、鸳鸯炸肚、沙鱼脍、鲜蹄子脍、南炒膳、洗手蟹、五珍脍、螃蟹清羹、烧羊头、片羊头、麻脯鸡脏、野鸭等。水果菜肴包罗万象，十分精致，看得人直流哈拉子，且慢，这还只是一个大臣宴请皇帝的菜单，据此，你就可以想象宋朝时的食文化是如何厉害了。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宋朝是否毁于吃喝风上？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在政治和军事上没有追求和上进心的时代，特别是到了南宋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偏安一隅，歌舞升平，文士诗词唱和、其乐陶陶，文人士大夫衣食无忧，不思建树，南宋小朝廷虽然采取了许多肃贪方略，但是吏治却得不到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重文轻武的思想从根子上注定了南宋自皇族以下乃至各级官员陶醉在富贵乡中，歌舞升平，满足口腹之欲，恰如宋人林升所言“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乃至到了孝宗时期，幡然醒悟，用兵上只能指望文人出身的虞允文，一旦虞允文身死，全国居然找不到一个统兵的大将，虽然不能得出结论宋朝是亡在吃喝之上，但是声色犬马和萎靡奢侈之风还是重创了这个弱不禁风的帝国，中国的食文化向来是吃光了自己，就该轮到自己被别人吃了。当蒙古人的铁蹄无情地蹂躏在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土地上时，溃逃在崖山的陆秀夫和小皇帝赵昺只能蒲草苦艾果腹，想起昔日的盛筵和今日的凄惨，这种强烈的反差下，不知这对穷途末路的君臣又作何感想？

12．宋朝人为何把酒叫做“祸泉”

年关将近，哥们儿相聚，少不了推杯换盏，酒这东西，你既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不好。传说酒是杜康发明的。据说他丰衣足食，游手好闲。某一天因无所事事而来到了天下粮仓，从雨水渗漏的粮食里品尝到了一种液体，然后就晕晕乎乎睡着了，在梦中梦见了一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儿告诉他，粮仓中渗下的液体中缺点佐料，九天后，在西边的大榕树下酉时要取三个人的血，即可制成一种饮品，此物甘醇清冽，乃天下绝饮。杜康依计施行，果然先遇到了一个书生，次遇武士，再次遇见一个傻子，分别取血加入，因酉时加三滴血，因而取此物为“酒”。

而书生、武士和傻子分别代表了喝酒的三种境界，即初饮时文质彬彬，酒酣时豪气干云，酒大后你就不是你自己了，是谁？自己琢磨吧。这个传说显然荒诞不经，更有可能的是在远古时期，因风调雨顺，谷物充足，而在囤积过程中粮食因发酵而不经意中出现了酒，而杜康显然是集大成者，要么是酒中仙，半觥稀松，一瓮不醉，属于传说中的金刚不倒之人，要么就是一闻名遐迩的酿酒师，经其调制，如饮甘饴，所以杜康俨然成为了好饮之人的祖师爷。

自从酒这东西发明以后，不知道成为了多少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灵的临时避难所？历史上关于酒的记载俯拾皆是，今观宋人笔记，非独帝王将相嗜好此杯中物，文人雅士、市井中人对此也有诸多感慨，此中酒德、酒趣、酒事，让今之贪杯者亦不无借鉴。宋人陶谷所著《清异录》中就列有酒浆门，专门叙述唐五代期间有关饮酒之人的种种趣事。比如唐穆宗喜饮西凉进贡的葡萄酒，并赞曰，饮此酒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而乱世枭雄王世充也曾说，自己日理万机，劳累异常，只有酒能起到和气通畅的作用，竟封酒为天禄大夫，希望酒能时刻陪伴自己。

时文人雅士既有把酒称做“快活汤”的，也有叫做“曲世界”的，诗人杜甫就有诗云“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元稹亦云“亲烹园中葵，凭买家家曲”。酒虽有暂时的麻醉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危害性，导致文人酒后乱德失性，陶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酒是“祸泉”，大凡置于瓶中的，为酒。酌于杯，注于肠，善恶喜怒纠结，祸福得失不分，假如性昏志乱，癫狂不已，平常之时不敢为者为之，言谈举止肆意妄为，好事都能变成坏事，岂非自掘陷阱？此绝非圣人贤士所为。所以，酒这东西，一言以蔽之，就是个“祸泉”而已。

对于十足的贪杯者，陶谷称之为“瓶盏病”，喜欢喝酒的人，没有早晚和寒暑之分，高兴了往醉里喝，忧愁了也把自己往醉里灌，闲也醉，忙也醉，至于饮酒有无下酒菜，酒是好是坏，一概不问，即使典当借贷和赊账也不在话下，每天必饮，饮则必醉，即使喝醉了，对酒也不厌弃，哪怕饥寒交迫，一贫如洗，也无怨无悔，这不是“瓶盏病”是什么？翻遍所有的古代医书和中草药，没有一种药方可以治愈此病。看古往今来，像这样嗜酒如命的人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即使现在依然难以绝迹。

虽然饮酒有许多的坏处，但是贪杯者依然我行我素，《清异录》中载有许多善饮者的趣闻，如荆南有一官员叫做单天粹者，宜城人（今湖北襄樊），平生最喜欢饮宴，每日里大宴宾客，并且每每用一巨杯劝人饮用，宾客多被其狼狈致醉，只是人们因为其人德高望重，素有善名，而不得已从之，当时人们戏语单家酒虽好，但无异于请君入瓮，实乃“觥筹狱”也。以酒戏比身陷囹圄，似可看到众人无可奈何却又推脱不得的尴尬，此与现代官场上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宴席颇有相同之处。

古人很早就说过，酒不可杂饮，若饮之，虽然善饮者也不免会酩酊大醉，盖因酒的酿造方法比较特殊，而官办作坊和民间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此为饮酒之人的大忌。时有宛叶人胡适（与近代大学者同名，却不料是个好饮之人），冬至日请客，用诸家群遗之酒招待客人，客人流露出恐慌和忌讳的神色，私下里相互告诫，胡适疑而问之，宾客中有一人笑道，我们所畏惧的只是你家“百氏浆”而已。更有一人答道，我们所担心害怕的是你家的“杂瑞样”。“百氏浆”和“杂瑞样”都暗指胡适待客的酒水太杂，好似今人一会儿喝茅台，一会儿享用五粮液，两种不同的酒很容易把人喝醉。

不独王公贵胄，民间贩夫走卒也喜欢饮酒，就连僧道之人也不免被此杯中物诱惑，河阳有一僧人唤做释法常，性情非常豪爽，酷爱饮酒，无论寒暑还是晴雨经常大醉，醉后就呼呼大睡，醒来后就朗声吟诵“优游曲世界，烂漫枕神仙”，曾经对自己同道中人说：酒天无虚，酒地绵远，酒国安恬，没有君臣贵贱之分，没有财利之所图，也没有刑罚狱讼之苦恼。乐陶陶，浩荡荡，这种快乐岂是别人所能体会的？既而像一只翩翩蝴蝶一样让自己的神思飞扬，在浩渺而遥远的意境中不复觉醒也。此君深得但愿长醉不愿醒的精神酒精麻醉之精髓，如李白一样梦游天姥吟留别，何其浪漫也。

说到李白，宋人笔记中还揭示出李白饮酒的一桩公案，旧闻李白非常喜欢喝一种叫做玉浮梁的酒，但是无人知会玉浮梁为何物。陶谷得一吴婢，大概此婢精于酿酒之道，会酿造一种美酒，遂催促之，吴婢对曰“酒尚未熟，现在的酒只是浮梁耳”，陶谷心有所动，命其婢取一盏近前观之，但见蛆虫漂浮在酒脂之中，顿时明白了李太白所喜饮玉浮梁即指此物也。李白人称诗仙也，一个“仙”字即离不开酒，但是喝这种所谓的酒，也实在是让人有些反胃，但此酒显然酒精度数不高，倒是便于李白酒后诗百篇，挥斥方遒，古人大多有今人难以理解的癖好，所以李白喜欢喝这个劳什子玉浮梁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

而下面这个故事多少就带一点玄虚了。话说当时有一进士叫做马怀真，此人有异术，有一天，召集了十多宾客，面前放一方台，台上有一小铜盘，盘中有一黑匙，此人用匙子逐次放入客人口中，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盅酒被吞入喉中，甘甜爽口。然后将盘中之物倾向众人，用匙入口，始觉为羊肉，接着是鱼和鸡肉的味道，鲜美无比。所有的人竟然感觉相同，众人十分惊奇，怀真偶然起身，众人看见匙末有文曰“天公匙”，盘底曰“如意盘”，内中有一人假做要借用此物，马怀真突然变色道：“此物不能借给你，唯担心别人会利用其招摇行骗。”老马此种行径与前些年风靡全国的特异功能者暗通曲款，让你将信将疑，其实这只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幻术而已。

13．宋人眼里荒唐离奇的北地胡风民俗

也许是终宋一朝，华夏民族始终被北方的契丹族和女真族所侵扰，宋代文人心中郁闷；也许是宋朝人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看不上这些荒野蛮族的风俗习惯。在宋代文人眼里，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也好，居住在松辽之间的契丹人也好，都是一群化外之人，缺少教养和驯化，其举止行为异常可笑，而素来以传统文化自居的宋朝人，以有色眼镜看待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在今人看来，亦显得颟顸和过于迂腐。

那么在宋代文人眼里，北方少数民族都有哪些“离经叛道”、“荒诞不经”的习俗呢？或者换句话说，契丹和女真族都有哪些让人匪夷所思、饶有趣味的风俗呢？宋代文人笔下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精彩纷呈的异域文化，而中华民族恰是在这种包容兼蓄，不断积淀和融化的氛围中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宋朝人认为，女真部族民风淳厚质朴，但是部族首领却不知道尊卑贵贱，更不知道怎样在日常社交礼仪中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于是在宋人眼里，女真人为庆贺酿酒成功，杀鸡宰羊，载歌载舞，不分男女、贵贱、长幼席地而坐，无论主人宾客还是部族首领均翩翩起舞，以示幸福祥和的生活，并矜夸自己所产美酒的狂欢行为是一种不可思议有失伦理的荒唐表现，且以正统文化和道德标榜者的身份予以指责，而女真人这种率性而为自然天性的流露，随着汉文化的不断融合，竟然也自认为此风不端，有失人臣之分，而渐行废止，可见汉文化的卫道士们内心里还是值得沾沾自喜的。

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也流行“杖责”，上至宰辅和王公贵族，下至各级官吏，作奸犯科者亦不能免杖，宋人天真地认为此乃天朝大国之威望被蛮夷们借鉴效仿，接着笔锋一转，笑话这些蛮夷们的发扬光大，说虏中有忤逆上意者，则剥去其人衣物，先杖击其口，然后止足，全身上下打遍，此为“御断”。如果州县一官之长犯事，则派遣天使不远千里赶到其家实行杖击，此名又叫“监断”，也有因此在杖下毙命者，而所有被杖击之人，则坦然受之，不以为辱，殊不知有古训“刑不上大夫”之说？宋朝官员确实优越，而刑不上大夫确实也做到了，皇帝即使对官员再不满意，宋朝三百年间也没打过屁屁，宋人绝没有想到，后来到了明朝嘉靖皇帝的时候，居然创下了一百二十四名大臣同日被梃杖，十六人当场死亡的世界纪录，读书人可谓颜面尽失，斯文扫地，文臣的贱命在皇帝眼里不值一文。

北方少数民族婚姻风俗也让宋人取笑，北人娶妇于家，如果其丈夫不幸身死，不会像中原汉人一样将女人遣送回家，而是让兄弟子侄辈得以续聘，甚至出现了儿子娶其继母的情况，宋人大发感慨，认为蛮夷们如猪狗之辈，全然不知道礼法，而汉族人则断不会作此禽兽之举。更让宋人愤愤不平且难以理喻的是北方这些民族每逢正月十六日这一天，是官方默许的偷盗之夜，是为“放偷”，平常人家若不留意，则衣裳、器具、鞍马、车驾等物被人名正言顺偷盗，等过些时日，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物赎回。更有甚者，平常人家女子随家人野外游玩，或者其家居住荒郊偏僻之处，年轻女子就会被男子掳掠，过段时间，这些女子会悄然回家，并将经过告知父母，男子则以财礼聘娶其女，这可能是契丹和女真版最早的“偷情”和“试婚”了，在宋人看来，此实为大逆不道和难以容忍的秽闻。

北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喜欢无拘无束，服饰惯于披发左衽，即披头散发，衣襟左开，宋朝文人士大夫笑话北人“土老帽儿”，不知衣冠礼节，如此成何体统？当时女真、契丹上流社会，也有一些公卿贵族，开始研习汉人服饰礼节，遵从汉例“披秉”，即穿上官服，戴上装饰品。在宋人看来，此为沐猴而冠，而有些女真、契丹贵族因为身着锦缎，佩戴饰物，反而出现了头晕、身痒症状，认为不如恢复原来装束自由，且牢骚满腹地报怨，官员服饰礼仪汉人已成定制，今之效仿，实在是束缚我辈，既受苦又受辱。宋人闻听，更加嗤笑胡人乃化外之人，不知礼法。

宋人笔记中还记载着许多今人已经见不到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奇特风俗，如“拜天”，每年的端午、中元（七月十五鬼节）、重阳这三个重要节日，北方民族就会选择宽敞之地，设置祭祀所用酒食、牛羊牲畜、水果等物，遥拜天地，名称“拜天”，祭祀结束后，无论男女老幼，尊卑贵贱，插柳为射，只要射中目标，就会以金帛奖赏，射不中者，则脱去衣服众人羞辱，射柳结束，家家大摆宴席，极乐而散。

到了女真人建立金国后，上至朝廷，下至州府，流行一种叫做“过盏”的礼节，所谓过盏，即类似今之民间的“凑份子”，朝野上下此风大炽，譬如执政大臣和百官过生日，或者民间娶妻生子，抑或州府迎接钦差以及官员走马上任等，则必定会摆上酒食瓜果，以及赠送金银钱财和鞍马珍玩，主人就会手捧美酒，举杯相邀宾客，祈愿祝福，以此“过盏”礼节结恩释怨。而这项俗礼更有可能是女真人建国后，从北地汉人那里承袭而来，好端端一个民族也变得繁文缛节，世俗起来，汉文化的同化作用可谓大矣。契丹人见面，不作拱手打揖之礼，更不像汉人相互间点头哈腰的，甚至有话没话地乱搭讪，今天你吃了吗？或者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契丹人两手相交于胸前，相互间不搭声，以交手礼而致问候，摆完这个造型后，各走各道，毫无费话可言，契丹人叫做“相揖”。

北地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族与中原的丧葬文化也是大相迥异的，女真人死后，以木凿槽为棺，然后将尸体放入，葬于山林之中，不做任何封树以示标记。而契丹人则不同，契丹贵族家中如果有死亡者，则以利刃破其脏腑，将其肠胃掏空取掉，然后放入特制的香药和盐矾，用五彩线缝合。接着用锋利的竹尖刺于皮肤之下，将其体内血液放干流尽，然后戴上金银特制的面具，用铜丝缠绕手脚，秘葬之。据说辽太宗耶律德光就是用这种办法下葬的，契丹人叫做“帝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木乃伊皇帝”的意思，不知现代有没有人据此考证契丹人的丧葬文化与古埃及法老的下葬方式有何渊源？

宋人文惟简在《虏庭事实》中还有一说，女真贵族死亡之初，他的亲戚、部族和奴婢们就会摆放酒食、瓜果、牛羊牲畜超度主人，以示祭奠，称之为“烧饭”。然后众人会用一把锋利的小刀轻刺面颊，顿时满脸鲜血淋漓，看上去恐怖异常，此又称做“血泣”。刺完面颊后，大家互相慰藉，大概说一些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之类的话，安慰话说完后，则男女同坐，饮酒唱歌，翩翩起舞，看上去欢乐无比，前后反差缘何如此巨大？也许契丹人以为，再没有比以刀刺面、血流如注更能充分表达对主人之死哀悼伤感的了，而祭祀完成后，确信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享乐，他们也为主人高兴而一起载歌载舞以示庆贺了。

迂腐、狭隘的宋代文人，对于北地胡风民俗有着一种本能的轻视和鄙夷，他们认为这些野蛮而愚昧的契丹和女真人不知礼仪，难以教化，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上去落后、粗鄙的野蛮人，搅扰的大宋江山三百多年来不得安宁，而后女真人灭了北宋，而南宋虽然苟延残喘，但还是被发源于北地的蒙古人在金戈铁马、黑云摧城之下变得灰飞烟灭，国破家亡。抱残守缺的宋朝文人可能到死都想不通，代表着高度文明的泱泱帝国何以会被他们所看不上眼的蛮族落后文化所击败？历史其实就是这样，在文明和野蛮的纠结撕缠中，汇聚成一股巨浪，而潮起潮落，循环反复。

附
典籍史料

《旧唐书》 | （五代） | 刘昫等编
《新唐书》 | （宋） | 宋祁、欧阳修等编
《宋史》 | （元） | 脱脱等编
《朝野佥载》 | （唐） | 张鷟
《次柳氏旧闻》 | （唐） | 李德裕
《贞观政要》 | （唐） | 吴兢
《大唐新语》 | （唐） | 刘肃
《东观奏记》 | （唐） | 裴庭裕
《独异志》 | （唐） | 李亢
《杜阳杂编》 | （唐） | 苏鹗
《封氏闻见记》 | （唐） | 封演
《开天传信记》 | （唐） | 郑綮
《明皇杂录》 | （唐） | 郑处诲
《隋唐佳话》 | （唐） | 刘餗
《唐阙史》 | （唐） | 高彦休
《唐国史补》 | （唐） | 李肇
《幽闲鼓吹》 | （唐） | 张固
《酉阳杂俎》 | （唐） | 段成式
《西都杂记》 | （唐） | 韦述
《唐摭言》 | （五代） | 王定保
《开元天宝遗事》 | （五代） | 王仁裕
《邵氏闻见录》（宋）邵伯温
《北梦琐言》 | （宋） | 孙光宪
《南部新书》 | （宋） | 钱易
《清异录》 | （宋） | 陶谷
《洛阳缙绅旧闻记》 | （宋） | 张齐贤
《南唐近事》 | （宋） | 郑文宝
《近事会元》 | （宋） | 李上交
《东京梦华录》 | （宋） | 孟元老
《武林旧事》 | （宋） | 周密
《大宋宣和遗事》 | （宋） | 无名氏
《昨梦录》 | （宋） | 康与之
《虏庭事实》 | （宋） | 文帷简
《醴泉笔录》 | （宋） | 江休复
《角力记》 | （宋） | 调露子
《碧云瑕》 | （宋） | 梅尧臣
《儒林公议》 | （宋） | 田况

参考书目

1．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陈果夫著：《中华风俗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3．王洪江著：《文人那点子事儿》，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

4．李开周著：《食在宋朝——舌尖上的大宋风华》，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5．王瑞来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版。

版权信息

书名：荒野寒山（寒山传记）
作者：何善蒙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ISBN：9787210078616
排版：安然
制作：豆子书坊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中文电子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作者介绍

第一部分 序篇
为什么是寒山？

走近唐代诗人寒山

第二部分 寒山传
1.幼时颖悟，却怕形丑

2.求学之路，儒道兼修
3.三载落第，进不去的仕途
4.孤身一人，闯荡江湖
5.三十年归隐，又成鳏夫
6.参生死，为修道差点送了命
7.谈笑有知音，诗隐本非禅
8.心如止水，终老寒石
9.“不合典雅”的诗，特立独行的人
10.西方“寒山热”

第三部分 余篇
从无名者到嬉皮士

寒山及其文化精神

写在《荒野寒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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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此后，寒山不再被遗忘……

作者介绍

何善蒙，1977年12月出生，浙江天台人，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哲学学会副秘书长，寒山文化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思想文化的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魏晋情论》、《隐逸诗人——寒山传》、《三一教研究》、《民国杭州民间信仰》等。

为什么是寒山？

（一）

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人说那或者是在中晚唐之际的某个时间，也许是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也可能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也说不定是在晨曦初开的早上，在浙东寒石山这个偏远之地，一个老人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恐惧，他平静地走了，留下了一个孤寂而自由的灵魂。

他匆匆地来，又默默地走，就像微风拂过水面，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带走。在岁月的洪流中，这是一种极其容易被淹没的方式。可是，对于这一切，他并不在意。这究竟是源自于本性的淡然，还是历经风雨漂泊之后的平静？对于我们而言，这样的思索或许可以满足我们内心的好奇，而对于他来说，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因为不管我们做何种解释，他仅仅是平静地来，平静地走，平静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留下的只是我们对于他的种种猜测。猜测，仅仅是出于后人的想象，与他的生活本身无涉。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人说，他是一个僧人，可是，他似乎对于僧人的生活并不十分满意；有人说，他是一个道士，可是，他仿佛对于道士的世界漠不关心；有人说，他是一个隐士，可是，他又不尽然过着餐风饮露的生活；还有人说，他是一个神仙，可是，他终究舍弃这个世界而去了。我们无法分辨他到底是谁，也许他什么都不是，也许他仅仅只是他自己，随顺着自己的本性，飘转一世，了无挂碍。

其实，喧闹的仅仅只是这个尘世而已，而嘈杂的也仅仅是我们的内心罢了。当他静静地坐在寒石山下的时候，细草作褥，青天为被，红尘的种种浮华此刻尽散去，留下的只有杳杳寒山、悠悠白云和潺潺溪流。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而他拥有了与寒石山一样沉静的内心、一样恬淡的情怀，他与山无异，山亦与他无别。最终，他以山为名，不管是山成就了人，还是人成就了山，在他那里，山与人已然同归于一。“我向岩前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寒石山的清幽，可以涤尽世间的种种烦恼，也可以让人重新与自我相遇。当他拥抱自己的时候，他曾经是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作寒山。

然而，寒山到底是山，还是人？其实，这个问题真得不那么重要了，就像庄周梦蝶一般，有时候，是蝶或是庄周并不重要，是山还是人也无差别，重要的是，他们早已融为一体。此后，山与人俱冥于世，虽然偶尔会有些孤寂，偶尔也会有人在不经意间踏处群山之间，感受到此山与此人的精神脉动，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如过眼云烟，终究进不了此山、此人。唯有十里铁甲龙（位于天台县街头镇张家桐村后，屏岩耸峙，绵亘十里），不离不弃，默默地守护着这山、这人，虽历尽风霜而无怨无悔。

（二）

1953年，一个叫作加里·斯奈德（Gary Suyder，1930—）[1]的美国人出现在一场日本赴美交流的画展上，这一年，他23岁。彼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中文和日文。在这场展览上，年轻的斯奈德受到了来自东方的震撼，而这个震撼影响了美国此后近二十年的历史。

这个震撼来自于寒山。寒山的画像，在斯奈德看来，是那样的独特，“一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人，手握着一个卷轴，立在山中一个高岩上”。这样的寒山与东方的禅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斯奈德来说，成为了永远的寄托。后来，斯奈德在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1956年，斯奈德在《常绿译论》（Evergreen Review）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了他的24首寒山诗译作；同年，这个痴迷的美国青年，在美国禅宗精神领袖艾伦·瓦茨（Alen Watts）的推荐下，来到日本，并且在日本出家三年。

当然，斯奈德并不是第一个把寒山介绍给美国的人，因为，在斯奈德之前，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Tunbridge Wells）就曾于1954年翻译过27首寒山诗。然而，对于美国社会来说，他们对于寒山的接受，来自于斯奈德。而这一切，又当归功于斯奈德的朋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2]。

凯鲁亚克、斯奈德、艾伦·金斯伯格，这些人在近代美国的历史上是与反主流文化和“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rneration）联系在一起的。而寒山，一个已经逐渐消失在中国正统文化中的默默无名者，或许是因为命中注定，或许是因为阴差阳错，偏偏又在这个他自然是十分陌生的空间复活了，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是幸还是不幸？然而不管是幸，抑或是不幸，寒山终究走出了那个他曾经熟悉的、沉默的十里铁甲龙，出现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场景，扮演着一个他无法想象的角色。

1958年，凯鲁亚克发表了他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又叫作《法丐》。这个作品是以斯奈德作为原型的，斯奈德所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这个小说中显得非常重要。在凯鲁亚克的笔下，斯奈德成了寒山的化身，二人合而为一，“这一个不可捉摸的人，在高山上，在云雾间，能摆脱一切世俗的文明的纠缠，自在、自足而冷漠，而他表面上却装疯做傻，状如乞丐”。当“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在这个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献给寒山”（Do dicate to Han Shan）的时候，寒山与斯奈德一起，被塑造成为了“垮掉的一代”的偶像，进而影响了三代美国青年。

沉寂的寒石山，肯定不能理解发生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故事，消逝的寒山肯定也无法理解在其身后千余年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方式，多少有些戏谑，多少有些离奇。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着，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所能掌握的范围。或者，我们的理性本来就是相当脆弱的，尤其是当它面对生活事实的时候。

“垮掉的一代”究竟是因为那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造型而接受了寒山？还是因为喜欢那种消逝在山林中的自然品性而走近寒山？或者，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不管是不是误解，不管是不是表面，寒山在一种非常莫名的氛围中，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范例。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管怎样，寒山从此不再沉寂。

（三）

多年以后，寒山诗全集的翻译者，我的朋友比尔·波特无数次向我表达他喜欢寒山诗，是因为诗中所透露出来的禅境和那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感觉，从1989年开始至今，他已经到过寒石山数十次。他说，在寒石山，他可以感受到寒山的内心，他希望能在那里搭一座茅棚，陪寒山终老，因为，他觉得自己上辈子就是一个唐朝的和尚。而在美国，更是有很多诗人视寒山为兄弟。时至今日，当斯奈德回忆起当年与寒山的缘分时，他也有着类似的想法。至于事实究竟，可能并不重要。

是的，寒山曾经写诗，但是，寒山写的仅仅是他自己，而不一定就是禅诗，不一定就是世情诗。其实，怎样定位这些诗，对于寒山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他那样写着，仅是因为他想写了。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随性的寒山，除了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别无他意。因为，在寒石山，他只是他自己，他所要做的仅仅是自己。当一个人完全面向自己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那发自于内心的真诚。

我不知道，斯奈德他们是不是寒山的知音，但是，若就“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是“明眼人”。虽然，斯奈德们在对寒山诗做解释的时候是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的，是出于他们自身的需要的，但是，谁又能否认这又何尝不是对于寒山的一种认可呢？

然而，不管怎样，经由大洋彼岸的这个重新发现，寒山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故里，这样的过程多少有点跋山涉水。但是，毕竟还是回归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投注到这沉寂了千年的寒石山和寒山。这里，可能已经不复再有往日的那种清幽的感觉了。

2008年5月，我和钟玲女士、李钟美女士一起来到寒石山。对于我而言，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了，她们倒都是第一次。李钟美是韩国学者，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从事的是寒山诗版本的研究，是一位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而钟玲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学者，她的身上有很多的光环，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著名女作家、剧作家等等。而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正是她将寒山从美国带回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钟玲就读于美国维斯康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而这期间，恰逢寒山在美国文化中受到热捧，可以说，来自寒山故国的钟玲，是这一场运动的见证者。1970年，钟玲在台湾《中央日报》的副刊发表《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一文，虽然，在此前的1966年就有胡菊人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过《诗僧寒山的复活》，然而就影响力来说，远远不如钟玲一文。由此，在台湾，然后在香港和内地，寒山逐渐走入了公众视野。

寒山在中国复活了，这是当时钟玲和我说得最多的话，也是一定意义上她所给予我的最大鼓励，这种鼓励多少让我感到惶恐。而钟玲对于寒石山既有初识的欣喜，又带有深深的忧伤。因为，眼前的寒石山可能已经非寒山诗中的寒石山了，尤其是明岩，或者说寒山笔下的东岩。这一切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钟玲则从心里真切地希望，希望有一天明岩可以恢复昔日山崖、幽谷、古树的美景，让中华子孙及海外慕名而来的日本人、韩国人、欧美人士，可以静静体会寒山笔下的奇石幽谷：

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

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溪涧石楼台。

将来究竟会怎样？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和寒山一道，都曾经来过，也许这样就足够了。

（四）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寒山会走进我的生命？也许是因为我和寒山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吧。我出生在寒石山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在传统的意义上，这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群山环绕。小的时候，我就是看着山长大的，也许因为这个，我和山结下了深深的情感。

因为是小山村，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从我们家到寒石山，需要跨过一条岭，叫作孟湖岭，也许这是离我的小山村最近的、有那么一些文化印记的地方了。孟湖岭是因孟浩然而得名的，相传孟浩然曾跋山涉水，经行千里到过寒石山，以一睹其雄姿。在游访寒石山之后，孟浩然留下了一首七律《访寒山隐寺过霞山湖上》：

一湖清水漾晴霞，凋柳残杨影半斜。

雁啄野菰窥浅浦，鸦归暮霭过平沙。

千寻倒石波涵碧，几树飞丹岩落花。

岭外寒山明月上，肯留气梦饭胡麻。

这是孟浩然的一首佚诗，在天台当地发现的。就其所描写的景物而言，可以确信，霞山是天台街头镇的一个山村。事实上，这个村就跟我们的村相毗邻，只是当年孟浩然写的是霞山村，而不是我们这个小山村，于是，很遗憾地，我们村错过了在文学史上留名的机会，虽然，只有咫尺之遥。翻过孟湖岭，一座大山横亘于眼前，寒石山千尺石屏层次卓立，在当地称之为“十里铁甲龙”。

十里铁甲龙，清幽寒石山。这是我儿时生活的记忆，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我每天就在重复着同样的生活：背着书包爬过孟湖岭，步行三公里，来到寒石山脚下，我的学校就在这里。从小学到中学，寒石山陪伴了我近十年，只是我的无知一如它的幽寂，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也没有更多的交集，生活在彼此独立的时空中穿梭着。

当然，我也曾听人说起过寒山，听人说寒山就生活在寒石山，然后变成了神仙。所以，无聊的时候，我也会看看山，试试能不能看到神仙。其实，那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罢了。对于我，那只是一座非常雄壮的山，它阻隔了我望向远方的视线，却又不能让我看见神仙，这样想来，多少有些惆怅。

多年以后的一个午后，我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百无聊赖地翻着一本寒山诗集，这是寒山第一次走进我的生命。寒山诗的那种清新的语言，似乎让我回到了童年时代的那个记忆，记忆中幽深的寒石山，以及它所涵括的一切。那种熟悉的感觉只能说是似曾相识，命中注定。

庄子曾经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我想，在那个瞬间，我读寒山诗的感觉就是如此。于是，寒山，也就由此成为了我生命中最为深层的意义。

我一直认为，很多选择都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心性的追寻。寒山于我，便是如此。手捧寒山诗，我能感受到心灵的靠近，感受到内心深处的熟悉。寒山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命，我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我知道，对于这种感觉，我很珍惜。

[1] 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禅宗、信徒。

[2] 美国“垮埠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走近唐代诗人寒山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寒山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确切身份，因为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寒山的任何记载，而且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他也一直没有被正统文人所接受，直到清代所编的《全唐诗》和《四库全书》有所提及。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无名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欧洲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的受欢迎程度远在我们所熟识和公认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之上，甚至被誉为了“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Hippies）运动的宗师，成为了欧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精神来源，伴随了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成长。

一个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长期默默无名的唐代诗人，却成为了千年之后欧美青年所追捧的偶像，这样的情形不能不让人诧异。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寒山其人

寒山，姓名已无从可考，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出生于京都长安之郊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的一个中下级的地主家庭。家境富裕，青少年寒山过着优游的生活，聪颖好诗文，骑射书数无所不窥，无所不学，受过良好的、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他日后的仕途做准备。不过，寒山似乎注定与仕途无缘，虽然“书判全非弱”，但是，仕途却是屡遭坎坷。三次科考，终得登第，获得出身，可是，在唐代要进入仕途就必须再通过吏部的“关试”。这对于寒山来说，真的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关卡，四次参加吏部铨（quán）选都是因为长相问题而被挡在了仕途门外。“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箧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仕途潦倒无望的寒山，同样面临了家庭的困境，兄长的败家、父母的相继谢世、妻儿的离去，这一切都对寒山造成了沉痛的打击。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陷落，叛军直逼长安。万般无奈之下，备受生活打击的寒山随着逃离长安的队伍离开了咸阳。离开咸阳之后，寒山先后到过荆州和山东。为了自己仕途的理想，也曾经在山东某地做过一段时间的胥吏。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仕鲁蒙帻帛，且爱裹疏巾。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最后寒山告别仕途，选择了归隐之路。寒山对于归隐之地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终选定了以隐逸和佛道文化闻名于世的天台山，于肃宗上元元年（760）到达天台，此时寒山35岁。寒山生命中的2/3时间是在天台度过的，位于天台西北部的寒石山（今浙江省天台县街头镇寒岩、明岩）是寒山的最后归宿，寒山即是因寒石山而得名。

当然，寒山到了天台之后，并不是马上去了寒石山的，而是先在道教仙山桐柏山旁一个叫作翠屏山的地方隐居，过着农居生活。在这里，寒山娶妻生子，享受着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30年，后因生活贫困，妻儿相继谢世。德宗贞元六年（790），65岁的寒山开始归隐寒石山。同时，也开始了与国清寺中的丰干、拾得的交往，三人都是性情中人，意气相投，加之性格率真，心中喜怒哀乐都是直接表达、毫不掩饰，这对于旁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故疯癫成为了世人对这种率真的最直接描述。“世谓贫人疯狂之士”，“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屐”，这个为世人所熟知的形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寒石山的这段日子，寒山最初是希望通过道教的修炼来实现长生的目的，但是，十年的修道并没有为寒山带来真正的解脱，寒山的精神依旧为死亡的恐惧所困扰着。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出于对修道的失望，寒山返回了故乡咸阳，在目睹了故乡的沧桑变化之后，寒山的精神在瞬间得到了解脱，长期困扰着寒山的生死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返回天台之后，在丰干禅师的建议之下，寒山开始接触佛经。徜徉在青山白云之间，悠然自得地阅读着经书，成为了寒山生活的一种情致。寒山的晚年生活是非常长的，宪宗元和五年（810），丰干、拾得相继去世，寒山回寒石山后未曾再离开，直到文宗大和四年（830）九月十七日，在明岩逝世，死后葬明岩洞右洞侧象鼻峰顶。

寒山其诗

寒山死后，有诗三百余首经桐柏宫道士徐灵府的收集而流传于世。寒山诗的创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寒山写诗完全是发自内心的需要，真切地表达自身的情感，所以，一旦心有所感，就会随即写在树上、岩石上，或者是墙壁上。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诗歌不能得到完整的保留，随意的创作方式很容易使这些诗歌散失掉，根据寒山自己所说的“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到徐灵府收集成卷的时候也就三百余首，大致有一半的诗歌已经无存了。第二个后果是，诗歌对于寒山而言主要在于表达情感，于是在诗歌格式方面不太在意，相当随性，而中国传统对于诗歌形式有着严格的要求，这或者也是寒山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够被正统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寒山诗之不被正统接受，除了形式上的问题外，还与寒山本人的身份有关，寒山似儒似道亦似佛，非儒非道亦非佛，这样的一个复合体，自然是很难被正统所接受。

不被正统接受，并不意味着寒山诗不受欢迎，只是说明寒山诗的流传主要是在民间，民间对于寒山诗有着比较广泛的接受程度。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是寒山诗的总体风格。寒山诗的这种清新、淡雅的风格，直抒情感的表达方式以及随兴所至的创作方式都对传统文人起到过不小的影响，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朱熹、陆游等在中国传统上负有盛名的文人，都曾或多或少受到过寒山诗的影响。寒山诗的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寒山体”，受到了历代文人的喜爱，并有不少应和佳作传世。

此外，在寒山死后，出于现实原因的需要，寒山的身份被逐渐僧化，围绕着寒山的种种神奇的传说也因此而生，最后甚至被视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这些传说中最有影响的是“寒山寺”和“和合二仙”。在这些传说中，寒山和拾得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寒山寺的住持，成为了象征幸福美满的和合二仙。寒山在其死后，借助于传说的力量，其形象一直活跃在民间。

寒山之影响

寒山诗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是长期没有地位的，到《全唐诗》，寒山诗才正式占了一席之地，被列为释家类之首。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白话文运动推动，以白话口语入诗的寒山及其诗也因此被重新发现并且得到了新的评价与定位。1928年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寒山与王梵志[1]、王绩[2]三人并列为唐代的三位白话诗人，对寒山生平等作了详细的考察，为大书特书。寒山亦因此而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也认可寒山是王梵志的直接继承人，给予寒山及其诗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先行者。同时，余嘉锡先生在其《四库全书提要辨正》中对寒山的身份、诗和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正是因为如此，在1929年寒山诗也得以进入《四部丛刊》。可是之后，国内就再没有寒山其人其诗方面的文章发表，寒山及其诗似乎再度被遗忘了。

与国内不同，寒山诗在国外却一直受到相当高的认可，主要是在日本和美国。宋元之际寒山诗与佛教禅宗一同传入日本，并且作为禅诗而广为流传，受到了高度评价，寒山也被公认为禅宗的大诗人。日本在进入20世纪之后，寒山诗不断地被再版，相关的注释和研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著名的学者入矢义高、吉川幸次郎等，都曾对寒山诗的流传和研究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寒山诗及相关研究在日本的不断深入。此外，小说家森欧外（1862—1922）[3]根据闾丘胤的《寒山诗集序》写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被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森欧外最好的作品之一。

日本对于寒山诗的接受，不仅仅表现在将寒山诗的禅意内化成自身文化的因素，还表现在成为了沟通的桥梁，寒山诗在近代传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就是以日本作为传播媒介的，而并非直接从中国本土传播出去的，而后来的“寒山热”，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寒山诗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主要归功于斯奈德和凯鲁亚克。前者的功劳在于翻译了24首寒山诗，1956年出版。这些诗歌对于后者影响甚大。凯鲁亚克在其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中介绍了寒山精神和禅宗顿悟的修行方式。因为凯鲁亚克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经他的传播，寒山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自然是备受欢迎，其所受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诗人，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ed.Cyril Brich），几乎在美国的每一所大学里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这个选集里面没有选《古诗十九首》，也没有选辛弃疾的词，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则全部被收入。在这个选集中，与其他唐代诗人相比较，或者我们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寒山受重视的程度。该书共选入唐代诗人九位：王维8首、李白12首、韩愈2首、白居易7首、元稹2首、李贺6首、卢仝（tóng）2首、李商隐11首、寒山24首。这个数字比较之中，对于寒山的推崇也就显而易见了。经由凯鲁亚克的宣传，寒山作为“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的宗师形象而受到欧美青年的推崇，影响了欧美世界近二十年。甚至于在今天，这种影响也没有完全消失。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作品《冷山》（Cold Mountain），连续45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大受美国读者欢迎。2003年12月由著名导演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执导、好莱坞当红影星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裘德·洛（Jude Law）主演的同名影片公映，也获得了第76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影片和小说分别在2004年4月、5月被引进到国内，受到了国内观众的欢迎。唯一遗憾的是片名和书名被翻译成了《冷山》，正确的翻译应当是《寒山》。因为在弗雷泽的小说扉页上明显地引用了寒山的诗歌：

“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Cold mountain：there is no through trail.—Han Shan”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显然受到了寒山及其诗的影响。

当然，寒山诗之所以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广受欢迎是与当时美国社会的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他们这种对于寒山及其诗的理解中有这样那样的牵强和曲解，但是，不管怎样，正是因为这场运动的推动，才将寒山再次拉到了我们的视线当中。

（原文载于《文景》杂志，2006年10月）

[1] 唐初白话诗僧。

[2] 唐代医生，著名诗人。

[3] 本名森林太郎。日本近代文字的奠基人之一。

1．幼时颖悟，却怕形丑

寒山，这个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重视的、被视为不入流的诗人，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受到了极度推崇，嬉皮士们把他奉为了鼻祖，成为了一个偶像性的人物。惊讶和诧异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他到底是谁？他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差？对于这一些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对寒山的一生作一个深刻的了解。寒山出生于公元726年（开元十四年），关中平原中心的唐都长安之郊的咸阳古城就是寒山的出生地，在这里，寒山度过了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因此，要了解寒山，首先我们得走进咸阳。

关中平原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杜甫所言“秦中自古帝王州”[1]，指的就是这里。其地四面环山，南方为巍峨的秦岭，北面为黄土高坡南缘的岐山、尧山、梁山、嵯峨山等所组成的北山山系，西面则是陇山，东为崤山，是进出中原地区的门户，渭水横贯其间。就其幅度而言，西起宝鸡峡，东到潼关，平原宽阔，东西长约360公里，宛若一片狭长的柳叶，飘落于崇山峻岭之间，自古有“八百里秦川”之誉。

长安（今陕西西安）则处于关中平原的中心，更是处于优越的地理位置，“长安之地，潏滈经其南，泾渭绕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涝合其右，此八川者，盖灌输之所资也”[2]，潏、滈、泾、渭、灞、浐、沣、涝则是长安周围的河流，分属泾渭两大水系，所谓“八水绕长安”者是也。

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

阊阖雄里闬，城阙壮规模。

贯渭称天邑，含岐实奥区。

金门披玉馆，因此识黄图。[3]

泾渭横秦野，逶迤近帝城。

二渠通作润，万户映皆清。[4]

八水环绕长安，不仅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之需，同样对于长安而言也是天然的屏障。这里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加之易守难攻的天然形势，故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就曾经感慨其地“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5]，汉初张良同样感叹：“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輐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6]。正是因为其自然地理条件的优越，关中之地（尤其是长安）成为了中国古代帝王定都之所的首选：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7]

“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8]，正是因为长安之地所具有的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战略意义，帝王建都于长安地区也成为了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选择。西周、秦、汉、唐，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影响最为悠远的朝代均是定都于长安的。

唐都长安是长安历史上最为兴盛、最为繁华的时期，晚唐诗人秦韬玉曾作《天街》一首，以描述长安的繁华情景：

九衢风景尽争新，独占天门近紫宸。

宝马竞随朝暮客，香车争碾古今尘。

烟光正入南山色，气势遥连北阙春。

莫见繁华只如此，暗中还换往来人。[9]

长安之地，气势恢宏；长安城内，车水马龙，繁华无尽，古来如此，长安城的繁华，在诗人的语言中表露无遗。中唐诗人顾况，早年曾在长安宦游，晚年在沧州回忆起长安的上元夜也是颇多感触：

沧州老一年，老去忆秦川。

处处逢珠翠，家家听管弦。

云车龙阙下，火树凤楼前。

今夜沧州夜，沧州夜月圆。[10]

在诗人的眼中，长安城的繁华是无可替代的，自古繁华数长安，而长安的繁华尤其以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为盛。当时正处盛唐之际，国都长安居民三十余万户，人口一百七八十万[11]，杜甫在诗中曾经回忆了当时的富庶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12]

开元之盛，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很直观的体现：物资丰足，生活富裕，天下和睦，政治太平。作为国都，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其在当时的繁华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随着对外交流和贸易的发达，它是当时亚洲（乃至于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13]

这是白居易对长安的描述，长安城内百千家分布得像围棋盘一样，十二条大街把城市分割得如菜田般齐整。其时街道笔直宽畅，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设商业区于东市、西市，各占西坊之地。唐都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城市，欧洲、中亚各国人、四裔的胡族人、葱岭东西的西域人旅居长安的极多。这些人最初来长安的缘由，有的是出使，有的是留学，有的是僧侣传教，有的是各国王族子弟前来担任侍卫，更多的是经商赢利。唐政府对这些人的限制也十分宽松，准许他们开业经商，购其土地房产，甚至娶唐人女子为妻。他们或为商，或为宦。整个长安城酒坊林立，教坊无数。[14]

盛唐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同样也带来了文化上的繁华。长安不仅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也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对于后世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偶像”、“嬉皮士的鼻祖”[15]的唐代诗人寒山，即是出生于盛唐之际的长安近畿咸阳。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地处渭水之北，九宗山之南，因其“山水俱阳”，故名咸阳，为古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与京城长安隔渭水相望，南依秦岭。因其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都城，故在历史上有“中国第一帝都”之美誉。关中平原独特的位置，造就了咸阳天然的地理优势，渭水流域所形成的冲积平原，给予了咸阳百姓以富饶的土地。咸阳自古繁华地，在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处于中原的时期，亦即隋唐之前，长安、咸阳一带的繁华，是无可比拟的，其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更是无与伦比。

因此，对于咸阳，由秦而至唐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秦王嬴政经过十年征战，结束了春秋战国群雄割据的局面，在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政权的封建帝国——秦朝。秦末，项羽进入咸阳，一把火烧了三个月，烧掉了秦室营建百年的咸阳，也烧掉了咸阳作为国都的历史。但是，此后作为京畿的咸阳一直有着重要的意义。自汉代以后，作为帝王陵寝的首选地，咸阳因其优厚的地理条件成为了帝王选择死后归依的所在，汉唐之际，这种情形尤为兴盛。今天的五陵原即是因为西汉王朝所设立的五个陵邑而得名的。五陵原地处咸阳北原，南临渭水，北靠北山山系，西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均在此。其实，在五陵原这块地方修建陵墓的，汉高祖并非最早。周文王、武王的州陵，秦人的墓葬都是在这里，而西汉之际，对于五陵原这块地方只能说是情有独钟吧。前汉一代11位皇帝，除去文帝的霸陵和宣帝的杜陵在渭水之南，其余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五陵原。不仅是五陵原，其实，整个渭水以北地区，都成为了帝王陵寝的佳处。汉如此，唐更甚，通称的“唐代十八陵”即是指分布于渭水以北的王陵而言的。帝王置阴宅于此，其陪葬之臣，亦非庸碌之辈。汉代的张良、萧何、曹参、周勃、卫青、霍去病，唐代的魏徵、李靖、房玄龄、尉迟敬德，哪一个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

而这里，就是诗僧寒山的出生之地。对于寒山，正史的记载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根本无从知道他真实的身世。但是，从《寒山诗》中，我们可以确定他就是出生于咸阳，就当时而言，属于京兆府。《寒山诗》中有言“游猎向平陵”（《寻思》一〇一[16]）、“出入帝京里”（《董郎》一三七）以及“肠断忆咸京”（《去年》一八〇）等语，此处“平陵”即指汉昭帝刘弗陵墓，即前文所言西汉五陵之一，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帝京”即是长安，“咸京”，即指咸阳而言。这两首诗是寒山对其早年生活的回忆，表明其早年生活的范围即在唐都长安、咸阳一带，咸阳在当时属于京兆府，此处以京兆咸阳作为寒山的出生地，当是比较切合寒山诗中所言情形。公元726年，亦即唐开元十四年，寒山出生于京都长安之郊、渭水流域之畔的咸阳[17]。

寒山姓名已无可考，其家世亦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亦即寒山家庭并非是上层的官僚，至多是中下级官吏且家境富裕。从后来寒山所经历的仕途坎坷来看，寒山若是出生于高级官僚的家庭，《寒山诗》中所谓“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书判》一一三）这样的科场黑暗的情景不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虽然科场的黑暗在当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后三数岁一集，选人猥至，文簿纷杂，吏因得以为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阙员亦累岁不补”[18]，但这种情形至多是发生在普通的士人身上，而不太会落到高宦子弟的身上。如果寒山出生高宦根本没有理由在文章、能力被认可的前提下，屡屡折戟于科场（即《个是》一二〇所言“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在“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19]的开元、天宝之际，寒山（或者是出于家庭的需要）特别希望能够在文章上证明自己，如前文所言，既然“书判全非弱”，文章已经得到了承认，在经历了屡次的科考失败之后，寒山依然可以凭借着门荫来踏入仕途，“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郡、县公子，神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孙，视正三品”[20]，而不至于陷入潦倒、尴尬的状态。同时，寒山的家世也不可能是工商之人，亦即从事经商生意，因为，唐政府对于参加科考的人有着严格的规定，有三类人是不能参加科考的，一为曾经触犯大唐律法的，一为工商子弟，一为州县小吏。直到开元末，依旧保持了“工商之家，不得予于士”《唐六典》卷三《各部郎中员外郎条》，（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的制度。

所以寒山的家世，至多是一个中下等的富裕家庭，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庶族地主阶层。对于庶族地主子弟来说，在唐代开元、天宝之际，要求得入仕，不外乎三条道路，或者从流外入流（按照唐代的职官制度，官位共分九品，称流内官。九品以外的低级胥吏，称流外官。流外官通过考选，提拔为流内官，称为入流），或者是从军，以军功求入仕，再者就是通过科举考试[21]。其实，这三种方式寒山也都努力过。《寒山诗》中所言的“仕鲁蒙帻帛”（《元非》二八一），即表明寒山在因安史之乱而离开咸阳之后，在山东短暂地当过一段时间的胥吏，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入流”，以实现其儒家的济世抱负，然终因无法接受仕途的黑暗而放弃；诗中所言的“少年学书剑，叱驭到荆州”（《少年》[22]），“一为书剑客，二遇圣明君。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勋。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一为》七），少年学“书剑”，在某种意义上也即是其希望通过军功实现仕途的努力；科举考试则更不待言。寒山之所以会通过这种种努力以达到入仕的目的，说明出生于中下级官员家庭的他，只有通过入仕才能求得出身，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才有了寒山在青年时期孜孜不懈于科举的种种举动，这是由其家世使然的。

同时，就寒山的家世而言，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的家庭是比较富裕的，《寒山诗》中对于其早年生活的描述，表明了这一点。“骝马珊瑚鞭，驱驰洛阳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发会应生，红颜岂长保。但看北邙山，个是蓬莱岛”（《骝马》四十七），“雍容美少年，博览诸经史”（《雍容》一二九），这样一个翩翩少年郎的形象的产生，自然是得自于其富裕优厚的家庭的基础。

因而，这就是寒山的家世，一个富裕的中下级地主的家庭，而且，也是一个书香门第，这在于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他的父母，我们无法知道很详细的细节，甚至是名字之类基本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精明的人，因为他的精明，所以有了一个富裕的家境。同时，他也是一个渴望入仕的人，如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的想法一样，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仕途上没有什么作为，或者压根就没有真正走上过仕途。他的母亲，如同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传统妇女一样，善良而又顺从，她的出身不会太煊赫，也不至于太卑微，总之跟寒山的父亲相若，传统的门当户对的观念被改变的机率不大，在这里也应当是这样的。

当然，寒山并不是父母的第一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本将兄共居”（《少小》一一一），寒山对其早年生活的回忆无疑地表明了其哥哥的存在。当然，如同他的家世一样，我们无法知道更多关于他哥哥的信息，当然，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应当不是很大，或者只有一岁。

如同生活在京畿渭水之畔的大多数中下级地主家庭出生的孩子一样，儿子的出生，对于其家庭来说是一个希望的象征。虽然家庭是比较富裕的，但是，在传统的观念中，特别是在京畿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家庭的富裕并不表明什么，关键是要求得政治上的出身，亦即仕途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所在。寒山的父辈，如前所言，在仕途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的。这对于他的父亲而言，无疑是一种遗憾，对于他而言，入仕不是生计问题的解决，而是光宗耀祖，这是声名上的大事。或者，他自己也曾经非常努力地争取过，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一个富裕的家庭，如果再有一个美好的仕途，那么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可惜，寒山的父亲没有实现，因此，对于这个富裕的家庭来说，总是多少有着那么些缺憾的，自然也就转化为了他对于儿子们的期望。

寒山，如同他哥哥一样，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期望中出生的，换句话说，寒山和他哥哥一出生，就背负着他们的父亲对于仕途的期待的。每一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对于寒山的父亲来说，这更为贴切。

想到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可以让自己的儿子们去实现的时候，寒山的父亲总是觉得莫名的兴奋，日后的显赫，家族的荣耀，似乎都已经近在咫尺。而对于襁褓中的孩子来说，他自然是无法读懂父亲的那种兴奋，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已然还是陌生的。可是，他今后要走的路，却早已在他父亲的理想中形成了，准确地说，他属于他父亲理想，是他父亲梦想的延续。这也许是一种悲哀，也许是一种宿命。总之，寒山就在这样的一种的期望中诞生了。特别是接连出生的两个儿子，更让寒山的父亲充满了希望，或者这就是上天的最好的恩赐吧。入仕的美好前程和家庭的声名煊赫，一时间都在他的脑海迸发了出来，寒山（他的哥哥也一样）对于他而言，意味着家庭的希望。儿子的出生意味着未来改变的可能性，更何况这个家庭现在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美好的希望在寒山父亲的眼中已然倍增了。

在欣喜、兴奋之余，他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地规划寒山的未来，当然，这些规划不外乎最好的生活环境、最好的生活方式、最好的教育环境、最好的教育方式，这一切在富裕的家庭是很容易办到的，总之，寒山和他哥哥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要围绕着那个入仕的、那个光宗耀祖的理想而进行设计的。理想和现实，在寒山的父亲此时看来，仅仅只有一纸之隔。而母亲的眼中总是充满着慈爱，看着襁褓中的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气息，单纯的幸福的气息。

寒山幼时的生活，无疑是幸福的，有着父亲的百般呵护，母亲的百般疼爱。这种幸福自然也离不开哥哥的存在，虽然两个孩子之间总会有争吵，但那也是洋溢着幸福的吵闹，哥哥对于弟弟而言，不仅是一个玩伴，同样也是一个作为保护者而存在。虽然在家中的时候会有吵闹，而到了外面，哥哥已然成为了寒山的保护者，因为有了哥哥，寒山在孩子们中自然就更加显得调皮了。嬉戏、捣乱、调皮，或者是寒山幼时生活的主题，就像每一个孩子的童年一样。

在寒山幼小的记忆中，幸福成为了唯一的字符。风和日丽的时候，一旦父亲有了闲暇，总是会带着哥哥和他沿着渭水河畔漫步，让他欣赏着关中的胜景，当然还有渭水那边的长安城，父亲说长大一点就带他去那里玩，那是天下最繁华的地方，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懵懵懂懂，一旦父亲有了空闲，这样的情景在小寒山的生活中会时常出现，父亲总是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哥哥和他。而每次提到长安的时候，父亲总是特别兴奋。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吗？幼时的寒山不懂，他不懂为什么。但是，好玩也就够了，在孩子眼中，好玩才是最为重要的。最让小寒山感到开心的是，每次跟父亲玩了回家，母亲总是会迫不及待地抱起他，另外一只手则温柔地抚摸着哥哥的小额头，眼神中充满着关切和慈爱，总是那样的开心，那样的温暖。更为重要的是母亲总是会吩咐下人准备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很多很多的，这个时候小寒山总是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最为幸福的。稍稍长大，渭水河畔，咸阳城的内外，都成为了哥哥和小寒山经常嬉戏之所，当然，还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嬉戏、追逐、打闹，每一个孩子童年都会有经历，小寒山也不例外，这是对于童年的一种美好的记忆，当然，免不了还有父亲的责罚和母亲的疼爱。

幸福的童年总是容易逝去，随着年龄的稍长，跟所有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开蒙受业是小寒山和他哥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似乎尤为重要，因为在他出生的那一刻，父亲实际上已经为他们谋划好了远大的前程，而开蒙受业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让小寒山兄弟俩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开端，在他6岁[23]的时候，父亲给他们找了附近最好的私塾，送小寒山兄弟俩去接受早期的启蒙教育。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寒山兄弟开始识字、读书、学习写诗、书法，而其所学的，自然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这以后，学习成为了两兄弟的主要任务，在小寒山的记忆中，从这个时候开始，父亲那曾经熟识的微笑渐渐地不见了，总是很严厉地要求他们。“少小带经锄”（《少小》一一一），这是寒山对于小时候自私塾生活开始以后的日子得最为深刻的记忆，当然，这里的“带经锄”并不是说细小寒山兄弟从事的是耕读生活[24]，表明了他们勤笃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当然，这不是小寒山兄弟自己的意愿，而是出于父亲的严厉，慑于父亲的威严。

孩子的本性是贪玩的，小寒山也不例外，总是在学习的时候，还想着嬉戏的情形，其实每一个孩子大抵都是如此，小小的年纪，根本没有太好的耐心在书桌前久坐的，更谈不上专心好学了。为此，小寒山兄弟也没有少受父亲的责罚。不过，小寒山的聪明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显露出来。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好，因此老师教过的东西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这也就使他避免了因为不专心学习而招致惩罚的可能。虽然小小年纪，他却能写得一手好字，假以时日，自然是“楷法遒美”[25]。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诗歌非常感兴趣，这是所有的课程中，小寒山最为喜欢的，他后来的诗歌禀赋，在这个时候也有了很好的表现。聪明而又喜欢诗文，这使得父亲对于小寒山非常满意。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推崇诗歌，唐代自开元开始，诗赋在科举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举取士“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未有定制”[26]，对于诗歌的重视是开元之际科举取士的一个趋势，因此，在当时只要你的诗文好，意味着你能够很快地成名。这是让小寒山父亲觉得非常自豪的事情，因为，他似乎看到了孩子正在走向光明的仕途，仿佛那前程就是伸手可及的。

而小寒山的哥哥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贪玩如小寒山一般，但问题是对于学习的经典，没有任何的兴趣，只是迫于父亲的威严，不得已而为之，私塾里先生教的功课，往往小寒山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熟练，而哥哥呢？基本上不是睡着了，就是走神了，而这个时候呢？小寒山总是想办法帮哥哥逃避先生的责罚。念书对于哥哥来说，趣味索然，写字和赋诗就更不要提了。父亲为此也没少操心，然而的父亲的严厉并不能改变什么。也许，这孩子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恨铁不成钢的父亲也只能这样来安慰自己。幸好，还有小寒山，一个聪明而又乖巧的孩子，想到这里的时候，父亲心里也总算踏实了不少。大儿子看来是无法在仕途上为自己带来希望，而以自己殷实的家底，和在咸阳一带所具有的社会基础，至少也还可以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也许，也许再长大一些，情形或者会发生改变也未必，但愿如此吧，对于哥哥，小寒山的父亲也只能在心中还保留些许的希望。但不管怎么说，还有小寒山可以指望，仕途的大门依然敞开着。

私塾的日子转眼五六年过去了，小寒山的哥哥已经出落得一表人才，可是，依旧还是像从前那样，对于读书、写字、赋诗之类，毫无兴趣，私塾中也经常会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离着父亲当年所设想的轨道，可谓越来越远了。对于此，虽说父亲心里总有些失落，但也无可奈何。而小寒山呢，聪明、乖巧依旧，学习上、书法上、诗歌上都是相当出色，远近闻名。但是，随着小寒山的日益长大，父亲也不无担心的。

因为当时科举选人以“身、言、书、判”[27]为法，“身”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即强调人长得要体貌丰伟、风流倜傥。在唐代，相貌不端正的是不能被选用为官的，根据《光远鉴戒录》的记载，唐时有一人名方干，缺唇，连应十余科，卒不得举。有司曰：“干虽有才，但朝廷不可与缺唇人科名，使四夷闻知，谓中原鲜士。”[28]

一个人的相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更何况在科举选士中明确地提出了“身”这一条。小寒山长得不高，小的时候跟哥哥差不多，可现在连哥哥的肩膀都不到了，跟哥哥比起来，那就算不上标致了，不能说是丑，只是比较普通罢了。其实，孩子的相貌原本就没有美丑之分的。可是，这在父亲的眼里，实在是块心病啊，虽说现在还小，长大了以后，或者就变好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父亲的心中总是忐忑不安，这孩子什么都好，要是毁在“身”这一项上也真是亏了，这可是关系到仕途大事啊。

于是从那一刻开始，父亲就开始特别留意一些方术，希望能够有所作用。对于此，母亲总是不太能理解他的想法。是啊，在母亲的眼中，自己的孩子实际上并不丑啊，只是跟他哥哥比起来，确实有些差距。可这就像哥哥不爱学习，看到书本就犯困，跟小寒山比起来，也是有着很大的差别一样。况且，现在还小，长大了，他也许就好了呢？无论是寒山，还是他的哥哥，她爱自己的儿子们，虽然大儿子不愿意学习，小儿子跟他哥哥比起来或者是长得不标致，而在母亲的眼中他们总是最好的。当然，她也没有多劝说丈夫，没有违背丈夫的意愿，因为在善良的母亲眼中，顺从是第一位的，虽然有的时候，她会觉得实在没有必要的。

父亲的努力，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小寒山的形貌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努力而发生太多的改变。孩子是没有丑与美之分的，长大以后又会怎样呢？这是小寒山的父亲所时常思考的问题，也是藏在小寒山的聪明、好诗、善书背后的父亲的忐忑不安。每每看到小寒山聪明的样子，听到小寒山朗诵诗文的声音，看到小寒山日渐成熟的书法，父亲在欣慰的背后，总是有一些担忧。这种担忧，伴随着默默地祈祷。

当然，对于父亲的这些想法，这个时候的寒山是不可能知道的。童年的寒山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之中，沉浸在因自己的聪明而带来的旁人的赞许、认可之中，当然，更重要的是，聪明、好学对于小寒山而言，意味着更多时间的嬉戏，更为从容的游玩。因为，很多学习的事情，对于小寒山来说都是可以轻松解决，而且解决得非常漂亮。所以，嬉戏、游玩也就成为了时常能够得到的奖励。当然，还有母亲的疼爱和很多好吃的点心。

童年之于寒山，是幸福的，无忧的，恰如梦一般。只是，幸福总是短暂的，人总是要告别童年的，梦也总是要醒来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在这样经历着，寒山也不会例外。只是，生活的展开都是一个过程，而寒山尚处在过程的开端。所以，很多事情他无须考虑。但是，他的父亲就不一样了，他的梦想，他的现实，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少的差距？欣慰和担忧是他此时生活中的二重奏。尤其是当他越来越觉得，大儿子是没有可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时候，当他把自己对于仕途的热望全部都寄托到寒山的身上的时候，这种二重的心理就变得更加的明显。

相貌普通，个子矮小，一言以蔽之，形貌不出众，但是聪明伶俐，过目能诵，外加一些调皮、贪玩，这便是小寒山童年的写照。

[1] 杜甫：《秋兴八首》之六，《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中华书局1999年版。

[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卷五十三·陕西（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 李显：《登骊山高顶寓目》，《全唐诗》卷二。

[4] 吕牧：《泾渭扬清浊》，《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二。

[5] 《战国策·秦策一》，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

[6]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版。

[7] 李世民：《帝京篇》，《全唐诗》卷一。

[8] 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三。

[9] 秦韬玉：《天街》，《全唐诗》卷六百七十。

[10] 顾况：《上元夜忆长安》，《全唐诗》卷二百六十六。

[11] 参考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9页。

[12] 杜甫：《忆昔》，《全唐诗》卷二百二十。

[13]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卷四百四十八。

[14] 参考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9页。

[15] 转引自张德中：《试论美国的“寒山热”》，《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1期。

[16] 本文所引寒山诗以钱学烈先生《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为依据，数字为钱文对寒山诗的编排顺序，下同。

[17] 寒山出生年代，参考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本文附录部分的《寒山子行实考论》。

[18] 《新唐书·选举志下》，（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9]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20] 《新唐书·选举志下》。

[21]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六章相关论述，宋大川、王建军：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页。

[22] 此诗在传统中被编入“拾得录”，经陈慧剑先生考证为寒山子所作（见《寒山子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目前已成为学界共识。

[23]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五章相关论述，唐人一般是在14岁入官学，6～7岁接受私塾启蒙教育，第410页，故此处将寒山开蒙的时间定为6岁，此时他的哥哥7岁，应当比较符合当时的通例。

[24] 如项楚先生《寒山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中对此的解释（第292页注释一），实际上“带经锄”是源自《颜氏家训·勉学》：“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在唐代是一个常用的典故，如李嘉祐《送王正字山寺读书》：“风流有佳句，不似带经锄”，刘禹锡《送前进士蔡京赴学究科（时崔相公、杨尚书掌选）》：“耳闻战鼓带经锄，振发声名自里闾”，李德裕《郊外即事寄侍郎大尹》：“老农争席坐，稚子带经锄”，这里仅仅是用这个词来说明勤笃于儒家经典学习，并不一定要是耕读。

[25] 《新唐书·选举志下》。

[26] 《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条按语，（清）徐松：《登科考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27] 《新唐书·选举志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28] 转引自《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491页。

2．求学之路，儒道兼修

随着小寒山的逐渐长大，事实证明，寒山父亲的担忧是多余的，十三四岁的寒山虽不能说是容貌非常的标致，但也是形貌清秀，仪表堂堂，这多少让寒山的父亲那颗悬着的、担忧的心暂时得以安静，不再处于欣慰和担忧的二重奏之中，对于此时此刻的父亲而言，心中憧憬的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希望，以及对于寒山的美好的仕途未来的规划。

于是在送长子进入县学的第二年，也就是寒山十四岁的那年，寒山照例进入县学学习[1]。对于寒山的父亲来说，儿子们进县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长子依旧如儿时一般对学习兴味索然，而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对于父亲所经营的事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小小的年纪却已经能够不时地为父亲出谋划策，精明之处不逊于其父。也许这个孩子是在这方面有着天赋，这多少让父亲的心中觉得安心、踏实，至少，继承和拓展家庭的事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家庭的富裕应该是可以保证的。之所以还要孩子去上县学，一则孩子尚且年幼，二则也是为图个出身，为了方便将来起见。而对于小寒山，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仕途。因为寒山的聪颖让父亲对于仕途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期待。这在父亲而言，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一个儿子可以继续家庭的富裕，一个儿子可以成就仕途的理想。

进入县学，小寒山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进入县学的第一年，寒山所学的自是《论语》和《孝经》根据《唐令拾遗》卷一〇《学令》，《论语》和《孝经》[2]，这些寒山在私塾的时候也就学过，再加上小寒山聪颖异常，所以掌握起来，自然毫不费事。这时候，对于小寒山而言，他的学习生活面临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进入四门学。

依唐代的教育制度，就中央官学而言，承担儒学教育功能的主要是由国子监所辖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门下省所辖的崇文、弘文二馆。虽然，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官学教育在唐代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但是，中央官学的入学有着严格的标准，对于一般的庶人而言，是难之又难的。门下省所辖的崇文、弘文二馆实际上是贵族学校，其学生基本上为宗室外戚以及上层官僚的子弟，《大唐六典》卷八《弘文殿学士》明确规定，入此二馆的学生以“皇宗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郎子，并听预简，选性识聪敏者充”，简而言之，能否进入这二馆取决于父辈的政治身份，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

国子监所辖的三学虽然限制没有这二馆严格，但是，各学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有着相应的标准。国子监，简称“国学”，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中央官学机构，它有着双重性质，既是学校，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西晋咸宁二年（276）建国子学，为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北齐改为“国子寺”，隋代改为“国子监”，兼管教育行政的机构。唐承隋制，以国子监辖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其中前三学乃是执行儒学教育功能，后三者则为专门技术教育。在传统社会，儒学占据统治地位，而专门技术相对而言地位较低，故其限制条件相对较松，“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3]。就前三者而言，其入学条件是有着严格而明确的规定的。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官僚子弟，“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4]；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5]；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同时也兼收庶人子弟，称“俊士”，“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6]。国子学、太学均是有着严格的品级限制，庶人子弟也是无法进入的。唯有四门学为庶人子弟的进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俊士”，而且这也是在开元之际才成为可能的，根据《唐会要》，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7]，“敕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以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亦听”。

“俊士”一途的开设，为庶人子弟接受中央官学提供了可能，对于寒山来说，亦是如此。在县学一年之后，寒山即以其聪颖、好学，通过了州县的选拔以及国子监的考核铨选，如愿地以“俊士”身份进入了四门学。这对于寒山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的开始。终于要到长安城——这个父亲在他孩童之际就时常提及的地方——去了，那里的生活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对于此，寒山充满着憧憬，因为咸阳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太多让寒山能够觉得有惊喜的地方了。对于寒山的父亲来说，也是充满着憧憬。儿子进入了四门学，也就是进入了仕途门槛，辉煌的前程仿佛就在眼前向他招手。而这一年，寒山十五岁。

在交待寒山的长安求学生活之前，对于寒山少年时期的生活而言，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即少年时期的寒山不仅诵习诗书，而且，在诗书之余，兼习骑射剑术。这不仅是当时的风气使然，也寄托着寒山父亲对于儿子从仕的期望。文可以进仕求显名，如果不行，尚可用武以军功求出身。对于父亲而言，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寒山进入县学前一年，也就是寒山的哥哥入学的那年，父亲请了远近闻名的武师教寒山兄弟骑射剑术。那个时候，寒山的心里甭提有多开心了，因为，正当他觉得整个咸阳城里城外已然没有新鲜、有趣之事的时候，骑射将寒山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当然，对于寒山而言，更多的乃是一种玩趣。骑射的修习基本上是安排在哥哥上学的间隙，虽然时间上并不是很多，但这段时间也最为小寒山所期待。“少年学书剑”（《少年》）、“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一为》七），这是寒山后来对于其少年生活的回忆，诗书与骑射成为了其对于少年生活的主要记忆，无疑也是构成了其少年生活的基本内容。出于玩趣，对于寒山而言，骑射的掌握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自那以后，骑马驰骋咸阳郊外成为了寒山生活中的一个新的亮点。私塾里的功课之简单、轻松，对于寒山来说，那是毫无疑问的，而此时尚未入县学，自然是时常有时间玩。对于此，父亲也并不太干涉，在父亲的眼中，诗书也好，骑射也好，都是应该很好地掌握，小寒山能够两者都协调了，自然是最好的事情。及至寒山入县学，他的骑射，一如他的诗文，已小有名气。当然，正规入学之后，寒山没有了从前那么充裕的时间可以任自驰骋，但是，只要有了空闲，纵马驰骋无疑是小寒山最为向往的。甚至到了四门学之后，寒山也是如此。

唐长安城复原图

求学长安，是寒山少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寒山早年性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意义。

长安自然是天下繁华之所。唐代首都长安城始建于公元582年6月，第二年3月完成，总体设计出自隋朝贵族宇文恺之手。隋是一个短命的朝代，它新建的帝都——大兴城还未完工，便被唐朝取代了，并复名长安。唐城面积84平方公里，相当现在西安城（明城）的10倍，比旧北京城还大，同现有西安市区差不多，其规划布局之严谨、建筑艺术之精湛，在历史上首屈一指，足以媲美西欧罗马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堪称中外古今第一城。“长安大道横九天”[8]，“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9]，这就是长安城，诗人曾作如是感慨。其时街道笔直宽畅，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街两旁有排水沟，道旁种植槐、榆。长安城城中有城，城内北部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的皇陵和皇帝居住的宫城，均有独立的城墙和城门。其余为民用区，分割成整齐的棋盘格，每格为一个独立的坊，四面围墙，各开门户。宫城正南中门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外城的明德门，正处在南北中轴线上。这条朱雀大街，今实测宽度155米，比闻名世界的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还宽35米。

而长安在当时最为出名的是其浓厚的商业氛围，长安的商业区是依照前朝“分区、方整，左右对称”的方法，以南北走向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而设立的。居于皇城东南的叫“东市”，居于皇城西南的叫“西市”。两市的平面皆呈长方形，而且大小相若。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两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围墙。围墙内辟有沿墙街和4条16米宽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将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个方块。市内的商店多面街而立，东西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行”即为同业店铺的总称。另外，每条干道的两侧还修有排水用的明沟，与店铺间小巷内砖砌的暗沟相通，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每市均四面开门，八个市门恰与干道的两端对接，构成了“棋布栉比，街衢横直”[10]的格局。最盛之时，东西两市约有店铺三、四万家，可见当时长安市区之繁荣。

繁华的长安城在寒山的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充满着新鲜和诱惑的世界。这个时候寒山体会到了在咸阳时所未曾经历过的那种欣喜，虽然咸阳是长安的郊区，虽然咸阳离长安很近，隔着渭水可以相望。但是，当寒山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了两者的不同，长安城的繁华自是咸阳所无法比拟的。

国子监就在靠近皇城的务本坊。长安城的北部是皇城和宫城，皇城在宫城之南，其南有三个门，由西而东分别为金光门、朱雀门和安上门。朱雀大街即是以朱雀门而得名的，又因其北端起于宫城的正门——承天门，故亦称天街。朱雀门的东面是安上门，而务本坊就在正对着安上门的大街上，而这也就是寒山修学的所在。当寒山从明德门进入长安城，沿着朱雀大街走向朱雀门的时候，他的情绪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昂，这个时候他似乎明白了当他还是孩童时父亲对长安的那种兴奋之情。此刻的寒山或许有着他父亲一样的兴奋，特别是当他走到朱雀门前踮起稚嫩的双脚眺望藏在城墙后面的那个深邃的皇城，当然，还有宫城。这里象征着威严，象征着正义和权力，关于这一切的印象，小寒山只是从父亲那里、私塾以及县学先生那里零零星星得到一些，此刻，站在朱雀门前，似乎有了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夫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不就是在这里吗？现在自己就在皇城根上了，睡觉的时候张开眼睛也就可以看到城墙。理想的实现，似乎就在咫尺，小寒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惬然。

四门学中的学习，自然是一件循规蹈矩的事情。国子监所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虽然学生在身份上有着不同，但是，依唐例规定所需修习的课程则是完全相同的，这在《新唐书·选举志上》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大致如下表[12]：

学生在校修习的主要范围即为五经，五经的具体规定在唐代是有着变化的，就开元之际而言，主要是《礼记》、《仪礼》、《周礼》、《毛诗》和《左传》[13]，对于其学业，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即最起码通二经，“每岁，其生有能通两经以上求出仕者，上于监”[14]，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参加科考，必要的前提是“通二经”，这也是最低的要求，其他还有通三经、通五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15]学生在校是有时间限制的，最短时间为3年，因为三年是达到通二经的最起码时间（大经的修习时间就是3年），最长不能超过9年，达到“通二经”之后即可申请参加科考，如果及第，则有希望进入仕途，“其不第则习业如初，三岁而又试，三试而不中第，从常调”[16]，在校期间每个学生都有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若依旧不能及第，则不能再在校修学。这是从制度上对于国子监所属诸生的要求，每个学生根据各自身份进入相应的学校开始学习，都应当选择好自己在今后至少3年所要修学的经典，从甫一入校那一刻开始就得为三年之后的科考做准备，而各门课程的容量和难度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修习科目的选择，对于科考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由于诸生的学习是完全为着科考准备的，故而大经中的《礼记》，中经中的《毛诗》，小经中的《周易》和《尚书》，因其字数相对较少、内容相对容易而成为了学生选择的热门，而《左传》、《公羊》、《谷梁》、《周礼》、《仪礼》等几乎没有人修习[17]，因为仕途是唯一的杠杆，诸生入校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日科考成功。

寒山的目的也是一样的，这也是他父亲的希望，因此，寒山也选择了相对较为容易的《礼记》、《毛诗》和《尚书》，大、中、小经各一，以求在三年的学习中顺利达到“通三经”的要求。

然而，这样的学习无疑是枯燥的，因为除了诵读这些经典，别无选择。不仅如此，还不时地有考试制度来约束你，如果表现不理想，甚至有可能被退回原籍的，这对于寒山是具有威慑力的，因为作为一个庶人子弟能以“俊士”身份进入四门学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寒山不敢想象一旦被退回会产生怎样的情景，他能做的，唯有苦读圣贤书。

学校里的考试，主要有旬试、岁终试和毕业试三种。按照唐代的学校制度规定，每旬放假一天，在放假前一天，博士官要进行“旬试”，以检查10天来的学习情况，“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18]，“旬试”的方式，有诵读和讲解两种可以选择。诵读，要求学生诵读3000字，同时以1000字为一组，每组试帖[19]3字，答对两组则算合格；讲解，以2000字为一组，共三组，各问大义1条，答对两个为及格。而不及格的，则是要受到惩罚的。其次为岁终试，“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20]岁终试，也就是在年末的时候对一年中所修习的功课进行考核，考核方式非常简单，从你所学的课程中问大义10条，答对8条为上，6条为中，5条为下。如果连续三年为下，则退回原籍。最后是毕业试，这实际上是科举考试前的资格认定考试，考试的方式与科举考试相同，标准是通二经、通三经或者通五经。这次考试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合格就意味着你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朝廷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央官学的毕业试由国子监祭酒、司业主持，州县学则由当地的县丞、长史负责。一旦合格，其庆祝仪式也是非常隆重的，“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21]，这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寒山初入学校的第一个月，表现得异常的勤奋，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学习难度加大了许多，也不是因为小寒山开始明白了学习之于他的重要性，而只是因为对于小寒山来说，周围的一切都还不熟悉。没有了非常熟悉的玩伴，没有了非常熟悉的环境，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兴致去游玩。这些只是因为寒山才刚刚进入到这里，需要有一段适应和转变的时间，因此，也是暂时的现象。当然，学习对于寒山而言，一如既往地轻松，所选择修习的五门功课《礼记》、《毛诗》和《尚书》，以及《论语》、《孝经》，都能够很好地掌握。当然，旬试之类自然更是难不倒他。

小寒山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很喜欢跟人接触，这样，大约也就一个月左右，小寒山跟这里的同学都熟悉了，也有了很好的朋友。在长安这个繁华之地，自然少不了游乐嬉戏。小寒山如此，他的同学也是如此，其实，那个时代的宦游子弟无不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豪迈骄傲、花天酒地，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少年人的共同写照。这是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繁华强盛的社会所带给人们（特别是少年人）的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唐代很多诗人都曾以《少年行》为题，来描状那个时代的少年的特点：

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
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因声鲁句践，争情勿相欺。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

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

骄矜自言不可有，侠士堂中养来久。

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

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

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

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

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

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

衣冠半是征战士，穷儒浪作林泉民。

遮莫枝根长百丈，不如当代多还往。

遮莫姻亲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缨。

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

（李白《少年行三首》）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

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臂两雕弧，虏骑千群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王维《少年行四首》）

十八羽林郎，戎衣事汉王。
臂鹰金殿侧，挟弹玉舆旁。

驰道春风起，陪游出建章。
侍猎长杨下，承恩更射飞。

尘生马影灭，箭落雁行稀。
薄暮归随仗，联翩入琐闱。

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
朝游茂陵道，暮宿凤凰城。

豪吏多猜忌，无劳问姓名。

（李嶷《少年行三首》）

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
荐枕青娥艳，鸣鞭白马骄。

曲房珠翠合，深巷管弦调。
日晚春风里，衣香满路飘。

（刘长卿《少年行》）

千点斓斒喷玉骢，青丝结尾绣缠騣。

鸣鞭晚出章台路，叶叶春依杨柳风。

（韩翃《少年行》）

五陵豪客多，买酒黄金贱。
醉下酒家楼，美人双翠幰。

挥剑邯郸市，走马梁王苑。
乐事殊未央，年华已云晚。

（韦庄《少年行》）

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

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

（皎然《长安少年行》）

洛阳二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

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

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

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

念此使人归更早，三月便达长安道。

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河边。

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

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喜见花。

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

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

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

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

渭城桥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

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台清酒就君家。

小妇春来不解羞，娇歌一曲杨柳花。

（崔颢《渭城少年行》）[22]

雍容美少年，豪气直冲天，纵马驰春风，击筑饮美酒，这是歌舞升平的盛世之下少年生活的写照。生活于彼时彼地，寒山自然也不例外：

骝马珊瑚鞭，驱驰洛阳道。

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

（《骝马》四十七）

寻思少年日，游猎向平陵。

国使职非愿，神仙未足称。

联翩骑白马，喝兔放苍鹰。

（《寻思》一〇一）

雍容美少年，博览诸经史。

尽号曰先生，皆称为学士。

（《雍容》一二九）

当时宦游子弟的种种习性，在寒山身上也是表露无遗，如同那个时代长安的大多数少年子弟一样，意气昂扬、骄傲自负，成为了其性格的基本特点；游猎骑射，酣酒嬉戏，成为了其所欣欣然于此的当时所谓的时尚生活。长安近郊的信马驰骋，本是寒山之所好，而身处长安城中，寒山所面对的是更为繁多的嬉戏之所，这对于自小性习游玩的寒山而言，无疑是一大乐事。故而一旦求学间隙，寒山总会与二三好友，于繁华之所，四处游玩。升平坊的胡饼，开化坊的酒肆，平康坊的姜果铺，永昌坊的茶肆，宣阳坊的彩缬铺，安邑坊的书肆等等，都让小寒山和他的伙伴们乐不思蜀，流连忘返，这样也就不免时而会遭到先生的责罚，即便如此，长安城内的种种，对于寒山的诱惑亦是不能减少些许，或者少年的本性就是贪玩吧。不过，处于天下繁华之所的长安城之中，又逢歌舞升平之盛世，能够不为所谓的时尚生活所诱惑的人，原本就很少。

长安城中，让小寒山最为流连的是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和荐福寺的小雁塔。

陕西大慈恩寺内大雁塔

大雁塔，为慈恩寺塔。慈恩寺位于长安城南晋昌坊，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即唐高宗）为追念其母长孙皇后的“慈母之恩”，在隋代无漏寺旧址重建慈恩寺以祈求冥福。寺院南望终南山，北对唐大明宫含元殿，靠曲江临杏园，黄渠水绕寺门东西而过，环境幽静，一片田园景色，堪称长安城的形胜之地。规模也是唐长安城内最大的。据《慈恩传》、《长安志》载，唐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面积占晋昌坊半坊之地（近400亩）。寺成之后，太宗赐旨为寺度僧300人，别请大德50位入住，同时正式赐寺名为“大慈恩寺”，并增建了瑰丽的翻经院，令玄奘法师自弘福寺移就翻译，兼充上座，主持大慈恩寺。因此之故，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法相宗，又得以名之为慈恩宗，大慈恩寺自然也就成为了法相宗的祖庭。

大雁塔之建，是玄奘法师出于存放他自印度带回来的经籍和舍利的需要。玄奘法师担心从西域请回来的经像和舍利，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管，时间一长，有遗失之患。高宗永徽三年（652），在高宗支持下，建塔工程启动，玄奘法师亲自监造，历时两年。塔建在寺之西院，以砖造，共五层，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最上层以石为室，藏经像。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将大雁塔改建为七层。

大雁塔之名的由来，据《大唐西域记》所载：摩揭陀国因陀罗势罗窭诃山东峰有一寺院，寺僧信奉小乘佛教，食三净肉。有一天，有一僧人见空中群雁飞翔，开玩笑说：今日众僧午饭还没有食，菩萨应该知道来得正是时候。话音未绝，只见一雁退飞到此僧面前，折翅投身自殒。此僧将此情景说与众僧，无不悲感交集，均说这是佛陀设法随机诱导，令我等弃小从大，改信大乘，我等当以教奉。众僧遂埋雁建塔，取名雁塔。

大雁塔通高64.5米，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锥形砖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中唐诗人岑参曾在诗中赞道：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23]

大雁塔的恢宏气势，由此可见一斑。塔底层每边皆有石门，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上部刻有当时庑殿建筑的写真图。塔南门洞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李治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均由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

提到慈恩寺大雁塔，就不能不说曲江。自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97）以后，新进士及第，天子赐宴，于曲江聚会宴饮，慈恩塔下题名，以示庆贺，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记之。[24]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25]

这就是人们说的“曲江宴饮”和“雁塔题名”，无论是曲江宴饮，还是雁塔题名，其用意都是对于科举进士及第者的庆贺。曲江又称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角，即大慈恩寺之东。曲江为状如长葫芦之小湖泊，素来闻名，秦时“宜春苑”，汉武帝时“上林苑”，隋代“芙蓉园”，即是指此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修建，池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报寺。池水澄明，花木环映。皇族显官环池构建离宫别馆，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达官贵人来此畅游酣饮。唐代应科举之文人学士，也都来此雅游。长安是天下的繁华之所，而曲江则无疑是长安最为繁华之地，是官宦享乐之所：

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

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

琼镌狒绕觥舞，金蹙辟邪拿拨鸣。

柳絮杏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26]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微。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27]

曲江可谓万紫千红，鸟语花香，流水潺潺，歌声绵绵，酒意盈盈，画舫悠悠，游宴于曲江之地，恰如神仙一般，其乐何如，怎能不令人陶醉。

而曲江之乐，以上巳节尤为特出。因唐代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之日恰好就在上巳之前，故前面所言的“曲江宴饮”就是在这个时候举行的。因此，每年的三月三日，是曲江最为热闹的时候，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甚至是皇帝嫔妃都会前来，樽壶酒浆，笙歌画般，宴乐于曲东池上，其盛况可谓空前：

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

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

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

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28]

是啊，每年这个时候，整个长安城都往曲江而去。曲江之地，人满为患；人迹所至，春光黯淡。但即使如此，又怎能挡得住高官显贵、文人墨客的脚步，消解其酬乐之情于一二呢？更别提及第士子了，他们心情已然陶醉于及第后的喜悦，对于他们而言，曲江越是热闹，他们越是荣耀：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29]

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

恩荣虽得陪高会，科禁惟忧犯列仙。

当醉不知开火日，正贫那似看花年。

纵来恐被青娥笑，未纳春风一宴钱。[30]

对于士子来说，享受的是进士及第的那份荣耀，这比什么都重要，都能够让人陶醉。

大雁塔和曲江，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当然，寒山向往的并不是大雁塔和曲江本身的风光，而是它们所包含的意蕴。对于唐代的士人来说，大雁塔和曲江象征着荣耀，而一旦能够得以“曲江宴饮”和“雁塔题名”，你的整个人生就将改变。这意味着你自此将文名远播，并且美好的仕途也向你敞开了大门。这是多少读书人所梦寐的事情，寒山自然也不例外，每次看到大雁塔和曲江的时候，对于寒山而言，都是一次精神的激励，都能让寒山获得不断进取的动力，稍改既往玩乐之习。

因此，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或者是某种象征，是寒山的理想所在，父亲对于儿子仕途的期望，这一刻具象化为大雁塔上的题名。对于寒山来说，他的理想就是在有朝一日能够将自己的名字题到雁塔之上，这种期望至少伴随着寒山直到其三十岁之后。

如果说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是一种激励。那么，小雁塔则不同，寒山在这里，得到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

小雁塔，全称“荐福寺小雁塔”。荐福寺就在邻近国子监所在的开化坊南边，原为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前的住所，唐初为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宅。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初三，即高宗李治死后100天，皇族为高宗献福而建寺于此，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为荐福寺，是当时长安城中的著名寺院。慈恩寺是与玄奘联系在一起的，荐福寺则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义净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公元671年，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11年，又游学印度各地，经历30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回国，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小雁塔在安仁坊的西北角，与荐福寺隔街相望。作为荐福寺的塔院，义净建塔之动机与当年玄奘之建大雁塔相若，也是为了保藏经书之用。小雁塔建于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相传，当年义净法师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上表请求朝廷出资修建荐福寺塔。皇帝李显极其懦弱，凡事都要皇后拿主意。皇后得知此事后，即令后宫嫔妃及宫娥、彩女都捐钱修塔。宫人们争先恐后，慷慨解囊。捐的钱建了这座塔还未用完。小雁塔平面呈方形，底边各长11.56米，塔的底层尤其高，以上逐层递减，越上越促，整体轮廓呈自然圆和卷刹曲线，与大雁塔风格迥异。小雁塔为密檐式方形砖构建筑，最初为15层，高约45米，南北面各辟一门。塔身从下至上逐层递减内收，愈上愈促，秀丽玲珑，别具风格。门框为青石砌成。塔身内部为空筒式结构，设木构楼层，有木梯盘旋而上。

处繁华的长安城之中，这里却是以幽静出名，唐韩翃曾有诗言此：

春城乞食还，高论此中闲。

僧腊阶前树，禅心江上山。

疏帘看雪卷，深户映花关。

晚送门人出，钟声杳霭间。[31]

这里与长安城的繁华无尽、花天酒地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恬淡、幽静，对于人心的陶冶来说，则是大有裨益。故而，小寒山在务本坊功课之余，也时常来荐福寺享受一下难得的清幽，特别是当他心情浮躁、烦闷之时。

大雁塔和小雁塔，对于长安城而言，是两个标志性的佛教建筑，是佛学之盛地。而对于寒山而言，则是精神上两种不同的陶冶。前者激起了寒山努力以求入仕之志，后者则在寒山苦闷之时予以疏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两者，虽然寒山性格上有着当时宦游子弟的共同特点，但是并没有耽溺于游玩享乐，总是能够及时地调节自己的情绪，而这也意味着寒山的逐渐成熟。

时光如梭，岁月如流。在长安四门学的日子，似乎要比咸阳快得多。在长安城的第一年转眼之间也就结束了，因为寒山的聪颖，所修习的功课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岁试自不在话下。

寒山入四门学的第二年，在寒山的知识生命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即寒山开始接触并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思想和道教，在唐代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唐一代，宗室自称老子后裔，自高祖始，在重要的、公开的场合中，儒、释、道三教，以道为先，儒教次之，释为末。李氏王朝之建立，实有赖于道教徒之功，如终南山楼观道士岐平定、名道王远知等，在李渊灭隋称帝的过程中，或多或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尤其是王远知，亦有功于后来李世民之夺位称帝。更为重要的是李氏原本带有鲜卑人血统，这在重视门第的当时，显然是他们所忌讳的。据《续高僧传·法琳传》的记载，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法琳因释、道相争而称唐宗室非为老子之后，而是拓跋氏之后，致使太宗大怒，捕法琳入狱，后流放益州，途中而亡。李唐对于其出身门第之看重，由此可见一斑。而托言为老子之后裔，对于提高其宗室门第具有不可小视的政治意义，因为，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32]。故而，自李唐之初，即崇奉道教。高宗李治甚至亲谒亳州太上老君庙，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并且命王公百僚及举子皆习《老子》。中宗李显之后，武则天篡位改号，因武氏佞佛，故而道教地位一度低落。及李氏复位，道教地位开始恢复。

玄宗时期，唐代道教最为鼎盛。开元之际，玄宗对于道教的重视，一则表现在其对于《老子》的推崇。玄宗不仅在政治上推行老子的清静无为以治理国家，认为“人君以道德清静为教”、“以无为不言为教”[33]，这也是“开元之治”所以能够产生的积极原因。玄宗积极贯彻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同时不断诏告天下，宣扬《老子》，推广《老子》，并要求天下士庶家藏《老子》，以修习其清静无为之道，与他“同归清静，共守玄默”，希望天下藉此能够同心于道，“故往年布令家藏《道德经》，冀德立而风靡，道存而日用，则朕之陈祖业，尚家书，出门同人，无愧于天下矣”[34]。当然，玄宗推崇道教的最主要表现还是崇玄学（后称崇玄馆）的设立。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制两京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每年随举人例，准明经考试。通过者，准及第人处置，并置博士一员。次年二月，诏改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改名真经，合《庚桑子》为五经。令崇玄学生习之。崇玄学的学生，其修习年限也是三年，“三年业成，照依常式”[35]。三年结业之后，合格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每年随举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经例考试”[36]，此即所谓道举，有类于明经科，只不过考试内容为道家经典而已。崇玄学生徒的科举考试依明经科例进行，这样，实际上也就为修习道学的人开了仕途之路。

因玄宗之喜好并加以不懈推崇，士人对于道学，特别是《道德经》非常重视，俨然成一时之风气。一代有一代的风气，一代有一代的学风。因玄宗之大力宣扬，天下士子岂有不欣欣然而修道者乎？上有好之，下必甚之，古来如此。故有唐一代，“终南捷径”也成为了士人的一种惯技。所谓“终南捷径”，坦率地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仕途上不如意，那么，你就可以以退为进，去隐居山林，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然后声名远播，皇帝自然就会下诏请你入朝为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极为荣耀的进入仕途的方式。当然，隐居之山林的选择是有讲究的，不能太远太偏，否则，就成真隐了。于是，离长安不足百里，而又景色优美的终南山，自然成为了隐居的首选之地。“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37]，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但不管怎么样，这种状况的出现，至少表明了在唐代道家、道教思想所具有的影响力。

寒山进入四门学的第二年，亦即公元741年，玄宗正是这一年诏设崇玄学，令天下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当然，寒山并非崇玄学生徒，因此，也就无需有硬性规定，必须修读道家典籍。但是，因为寒山非常聪明，自己所修习的功课都能很快地掌握。因此，也就出于兴趣，开始接触老、庄、文、列诸书。

虽然只是粗粗地涉猎，但是，《老子》文意的玄妙，《庄子》语言的优美，却时时让寒山觉得神之往之，心向往之。《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逍遥、无待、齐物、心斋，这一切都是平常所诵习的儒家经典中所不曾涉及的，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多么新鲜和激动的事情啊。其实，每一个孩子对于新鲜事物都有本能的热情和好奇，寒山也不例外，对于此刻的寒山而言，道家的典籍就是新鲜的事物，一个充满着神奇的吸引力的未知世界。道家所带给寒山一个于儒家所提供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寒山很快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于是，一旦有空余的时间，寒山便投入到了道家的典籍之中，当然主要是《老子》，因为五千言比较短，而且容易诵记。

当然，我们的寒山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主业——儒家之学。有着四门学先生的督促，旬试、月试、岁试的压力，以及父亲的期待和叮嘱，寒山自然不会深陷于道家之学之中，因为，寒山毕竟是一个聪颖而又逐渐懂事的孩子。十六岁的寒山，自然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

求学的日子在有条不紊地过着，三年的时光转眼而逝。告别了少年，寒山的生活将变得坎坷，变得无助。当然，我们的寒山此刻并不知道这一些，在他眼中，我们看到的是憧憬和希望。

三年四门学之后，寒山所面临的是近乎唯一的道路——科举，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只是，寒山的这一切早已在父亲的规划之中，他能够做的是不断地去靠近这个目标，仅此而已。

[1] 根据《新唐书·选举志》：“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14岁入国子学及州县学是唐时通例，故此处以寒山年十四入咸阳县学。

[2] 为唐代儒学教育的必读经典，同时，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规定：“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故寒山入县学第一年当开始学《论语》、《孝经》。（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缩印本。

[3] 《新唐书·选举志上》。

[4] 《新唐书·选举志上》。

[5] 《新唐书·选举志上》。

[6] 《新唐书·选举志上》。

[7] 《唐会要》卷三五《学校》记该事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90年版。

[8] 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七。

[9]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全唐书》，卷四百四十八。

[10] 见《长安志》，（宋）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 《论语·为政第二》，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12]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四章，第335—336页。

[13]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四章，第337页。

[14] 《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

[15] 《新唐书·选举志上》。

[16] 《新唐书·选举志上》。

[17]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四章，第338页。

[18] 《新唐书·选举志上》。

[19] 中国古代的一种考试方式，具体操作方法是，在某一经书的一段或一页中，随机选取一行，把其中某一字或几字遮盖起来，让考生将所遮盖的字填出来，以检验考生对经书文字的熟悉程度。

[20] 《新唐书·选举志上》。

[21] 《新唐书·选举志上》。

[22] 以上均引自《全唐诗》卷二十四《杂曲歌辞》。

[23] 岑参：《与高適、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

[24]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四库全书荟要》子部第十七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四库全书荟要》子部第十七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6] 林宽：《曲江》，《全唐诗》卷六百零六。

[27] 杜甫：《曲江对酒》，《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五。

[28] 许棠：《曲江三月三日》，《全唐诗》卷六百零三。

[29] 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全唐诗》卷五百八十六。

[30] 皮日休：《登第后寒食杏园有宴，因寄录事宋垂文同年》，《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三。

[31] 韩翃：《题荐福寺衡岳禅师房》，全唐诗卷二百四十四。

[32] 《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

[33]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刘韶军：《〈老子〉御批点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4] 《龙角山记·唐明皇再诏下太上老君观》，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35] 《新唐书·百官志》。

[36] 《新唐书·选举志上》。

[37] 王维：《送别》，《全唐诗》卷二十八。

3．三载落第，进不去的仕途

科举，作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选拔制度，“所谓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1]。

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肇始于隋朝，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2]；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诏令以十科举人，“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3]；大业五年（609），诏令以四科举人，“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4]隋代自高祖，始以分科举士，至炀帝，其举士之名目更加趋于详细，这可视为科举的制度的雏形。而在大业年间，炀帝设立明经、进士二科，“后汉令郡国举孝廉，魏、晋、宋、齐互有改易，炀帝始制明、进二科”[5]，“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而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6]，进士一科的设立，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科举取士制度的真正确立，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即是以此作为基础的。

“科举制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彼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唐兴，革隋之弊，独此不改”[7]，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唐代因袭隋朝科举旧制，并且加以完善，是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唐代前期真正建成了“投牒自进”（亦即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以试艺优劣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这种选官制度的实施，逐步打破了并且消灭了在这之前存在的贵族仅凭门第垄断政权的局势，而使得一般寒族和中下层知识分子也获得了较前更为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这在当时客观上为统治者收拢了人才，也促进了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完善，故而当唐太宗看见士子鱼贯进入城门参加科考时，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制科、武举三种。常科每年举行，其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明法、明字、明算等科，不为时人所重视，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并不经常举行，秀才科因为要求很高，应秀才科的考生很少，一度曾经停止，后虽经恢复但此科久废不愿录取，而明经、进士两科，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8]。

所谓明经，指熟悉儒家经典而言。唐代将儒家经典分为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诗》《周礼》《仪礼》）；小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唐代明经科分为“通二经”、“通三经”、“通五经”三个层次。开元之际，玄宗实行道举，亦以明经举士，所不同的就是将经典名目由儒家的换成道家的罢了。明经科的考试方式，就开元之际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9]，即帖文、口义和策问。帖文也称帖经，就是将经文的某行贴上几字，要求应试者将贴住的字填写出来，与今天的填空题相若，“帖经者，以所习经帖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损益，可否不一”[10]；口义，相当于现在的简答题，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回答，其主要依据就是经文和各类注疏；策问，与帖经、口义相比，难度增加不少，大体与今天的论述题相似，其方法就是主考设题指事，由考生作文章，题目的范围一般有人事政治，称为方略策和时务策等，开元之际试以时务策。

进士科考试，唐初除了帖经之外，就是时务策，“唐朝初……进士（试）时务策五道”[11]，对于进士科时务策的重视，有唐一代是一贯的。进士科的考试，是建立在对明经科所涉及的儒家经典熟悉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策问都是以经典作为依据的，所以，要考进士科，首先也必须熟知儒家经典。除了时务策五道之外，进士科考试的具体内容时有变化，主要集中在对于经典的选择上，或者是大经，或者是小经，或者是《老子》。而自高宗调露二年起，进士科的考试，增加了一项内容，即杂文，“吏部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杂文实际上是考查应考者的文字表达能力，“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12]。而开元之际，诗赋的地位逐渐被突出出来，甚至主要是以诗赋为主，可以以诗赋取代帖经的成绩，称“内赎帖”，诗赋可以补充应考者在经文方面的不足，其为时人所重视的程度，于此也就可见一斑。科举杂文的诗赋，其所用诗体是一种律诗，题目由知贡举官拟定，律诗要求五言六韵十二句，用韵由知贡举官限定，有时也有考生自定的情况，诗赋取士为唐诗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概而言之，进士科的科考内容有三，帖经、策问以及杂文，“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皆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13]。

由明经科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之别，很显然可以看出，与明经科相比较，进士科的难度之高。明经科实际上考查的是应考者的背诵记忆的能力，而进士科则是对人的全面能力的考查，以杂文尤见应考者之能力。一旦中进士，则必然为世人所推重。故进士科虽然难考，而士人则趋之若鹜，甚至以不是进士出身为耻，“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14]。这种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进士科考试的难度，“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之者百十一二”[15]，这样，能得以进士及第者，自是不易，在当时号为“白衣公卿”，称之为“登龙门”：

进士科始于隋朝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致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16]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进士科考试之难，竞争之激烈，于此亦可见一斑。由于唐代的科考基本上是在每年的春季于京师长安举行，故又称为“省试”、“春试”、“春闱”。参加常科考试的考生来源有二，一为生徒，一为乡贡，“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17]。生徒是中央官学和州县官学的在校生。乡贡是不通过学校教育而在民间私学或完全自学成才的考生，因考生随各州县进贡物品解送，故称乡贡。两类考生在学校或州县考试合格后送尚书省参加考试。

天宝元年（742）冬，寒山经过四门学的毕业考试，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自己在国子监求学的生活。同时由国子监上报尚书省礼部，获得了参加天宝二年春试的资格。科举的大门，这个时候真正向寒山敞开了，寒山的人生也开始走到了科场的边缘，只是，科场对于寒山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包括寒山的父亲。虽然寒山自幼聪颖，而且，这几年，诗文亦小有声名，可是，科举考试实在是太难了，而寒山选择的则是最为艰难的科考——进士科。因为，只有通过了进士科，才能够真正的一登龙门，睥睨天下，那是何等的尊荣！而且，寒山自幼喜《文选》，善诗赋，这一切似乎又都是为着科举所准备的。因而，对于寒山来说，进士科是其科考的唯一选择。无论是出于荣耀家族的想法，还是出于个人能力的考量。因此，对于寒山来说，国子监的毕业意味更大的挑战。如果说从前的学习都是非常顺当的，但那只是一个小范围的考量，而且，旬试、月试、季试、岁试，甚至是毕业试，毕竟还是通过者居多。而这个时候，寒山面临的是“得第者百一二”的进士科考试。

当然，对于此时的寒山来说，这样的考试是没有太多概念的。此时的寒山更多的是一种自负的心态，更多的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因为，对于寒山来说，自小而至今，基本上都是生活在赞扬声之中的，他所听到的、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人们对他的肯定和赞扬。自少年，其诗文之名即扬于咸阳城，到了国子监四门学，亦轻松得以崭露头角。这个时候，对于寒山而言，感受到的更多是成功和满足的喜悦，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一帆风顺的寒山，此刻自然是春风得意，自谓得天下之才情，至于进士科虽难，或者也是唾手可得的。

按照唐例，对于获得参与科考资格的士人，无论是出自官学的生徒，还是私学的乡贡，都是给予非常隆重的礼节，以示庆贺的，

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也。既饯而与计偕。[18]

这个时候，对于寒山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先是国子监遣人奉告，后是咸阳城僚属登门告贺。这让寒山的父亲感到了无上的欣喜，这也是他所梦寐的，而寒山正在向他梦寐的方向逐渐地走近，仕途的荣耀似乎就在于眼前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喜悦啊。全家人都沉浸在这份欣喜之中，这对于这个富裕的地主之家来说，还是头一遭。家里也为寒山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庆祝，国子监里寒山的授业者，咸阳城的长吏，显赫名流，各门亲戚，左近相邻，甚至是寒山的童蒙之师亦在邀请之列，总是能想到的人都请了。这样的场面，当然是他哥哥去年结婚时所不能比拟的。在父亲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喜事，真正值得庆贺、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因为他带给了这个家族以荣耀。在美酒厚乐之中，宾主庆祝孩子的成才，并祈愿翌年金榜高中。所谓的喜事，其实也就是为了求取一种好的气氛，满足内心的需要。在宾客的祈愿和祝福之中，父亲自然是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而寒山也开始渐渐地感到了仕途所能带来的荣耀，自然也免不了遐想金榜题名之时的喜庆场面，那该是怎样的尊荣啊？及至长吏“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这种喜庆之气，也到了最顶点。自冬以来这一段时间，对于寒山一家来说，喜庆盈门，生活色彩是鲜艳的，一切都充满着希望和可能。

对于寒山来说，此刻自然是不能久留于家中享受这喜庆的气氛，因为，他必须到长安去，开始科考之前，尚有一系列的仪程和手续。于是乎，寒山踌躇满志地上路了，如同每一个进京赶考的士子一样，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之气概，时见于眉宇之间。

唐例，应举考生须在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之前到京[19]。到京之后，其手续大致如下，“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20]，应首先到尚书省报到，需要翔实地填写自己的姓名以及三代履历，户籍状况。并且，为了保证应举者的德行，还要求五人联保，填写保结，这些材料交由户部进行审核，准确无误的方获准参加科考。

科考是在礼部的贡院举行，由礼部侍郎主持，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开始即是如此。在此之前，唐代科考都是在吏部举行，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主考官与考生之间的冲突，根据记载：

俊、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词，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悉落之。”既而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惟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吾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会论，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而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常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间。’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时国家宁谧，百僚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闻惶骇，蹶起，不知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嘱请，及是有请求者，莫不先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21]

从员外郎李昂与考生李权的争执过程，可以看出，因为考功员外郎的品级低微（唐为从六品上），难以服众，无法承担主持科考的重任，故而，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朝廷将主持考试的责任由吏部转交礼部，并由礼部侍郎（唐时为正四品下）主持，后世的科考，亦依此。

故而，在寒山抵长安之后，疏名报到、结款通保等等一系列的手续，是必须完成的。自然，这一些很多都是形式而已，对于寒山等从国子监出来的生徒而言，更是如此，自不在话下。当然，他们需要做的还有就是在十一月一日参加朝见。

完成这些仪程之后，对于寒山等应举士人来说，可以稍得闲暇了，因为礼部的考试要等到翌年的春天才开始。这段时间，长安城内自然遍是应举的天下英才，故于亭台楼榭、酒肆茶楼之间，高谈阔论、经义切磋之声不绝于耳。此刻的寒山，自然也是闲不住，或者关门诵读，或者与二三好友吟咏相对。如切如磋，如痴如醉，应举士人，莫不如此。谁不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广交文友，谁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扬其文名。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虽不希望藉此机会温其所习，以求数月之后，金榜题名，荣归乡里。天下士子虽多，而此时，他们的心思却是如此的一致。见此情形，天下人都会为科举制度而感慨。士人们集聚于此之种种，都是科举制度使然，都是利禄之途使然，虽白首亦不为悔。也难怪开成年间（836—840）诗人赵嘏会感慨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天下英雄尽白头”[22]，只要每年这个时候，到长安城一看，便会明白什么叫做汲汲于功名。天下士子，大体由弱冠而至白首，莫不应举于此，长安城内，自然是车水马龙，人满为患。

春来之时，亦是开考之日。这一天，天下士子咸聚于礼部贡院应试。寒山，如同其他千余应考士子一样，自带水、炭、烛炬、餐具等一应必备之物，早早就来到了贡院门口等待入内考试。

进士科考试分三场进行，先帖经，后杂文，最后试策。每场以一天为限，故而总共需要考三天。每一天的考试，如果白天完成不了，可以晚间继续，晚间答题的时间，则是以烛炬作为标准，燃完三支，答题时间全部结束，“唐制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23]

开考之前，以钦天监择定吉时，诏告天下。是日，时辰一到。贡院准时开门迎接应考士子。而进门之处，则守卫森严，并且依次“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也”[24]，寒山跟所有的应考士子一样，通过了检查方得以进入贡院指定地点参与科考。

进士科考试，按照成式，第一天考的是帖经。帖经对于参考进士科的文士而言，难度是非常大的，“举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倒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25]。因为帖经所选取的基本经典乃是儒家经典，以《五经正义》作为基础。而这些，士子们都是自幼诵习，非常熟练，故如果是很简单地帖住几个字，考生显然能够很轻松地答上，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以考试作为衡量优劣的意义。所以，考官在出帖经题的时候，往往会挖空心思，提高考试的难度，经常会找一些容易混淆的，或者是不太常见的，甚至是注疏中帖字，尽出偏题、怪题，这样一来，考生无所适从，难度无疑是增加了许多。因此，很多考进士科的，就是因为帖经一关过不了，而致使白首依旧拼搏于科场，所以，进士科考试有“七十少进士”之说，到了七十岁，你能够考出进士，依旧是非常年轻的。士子的青春就被耗在了这里，虽白首而犹无悔，其难度也就可见一斑。这样的帖经考试，与其说考校的是应考者的能力，倒不如说考校的是运气。因为，就帖经的原意而言，考查的是对于经典的熟练程度，这个要求对于受过良好训练的应举者而言，无论是生徒和乡贡，都不在话下。当然，当时的考场并没有后世严格，在考场内，主考会放参考书，最常见的当然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以供考生查校。当然，如果主考比较严格，也可以不放参考书。至于放与不放，均取决于主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即便放了，经文注疏繁复，以孤僻的方式来帖经，虽有经文在旁，也很难确定究竟出自何处，总不能一页一页地翻吧，那样的话，时间也不够的。因此，帖经一试，则基本上完全取决于考生的运气了。

帖经一场，对于进士科来说，主要是帖一大经，也就是说每年从《礼记》、《春秋左氏传》两者之中抽取一经进行考试，共有10道，要求应考者将所帖之字填写出来。与经典原文相同，则为正确。10道题目，对于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士子来说，至少要答对四道，“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26]，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算得上合格，才能有资格进入下一场考试。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榜，它主要是考察士子对经典的熟练程度。

对于寒山来说，这一年的运气似乎很不错。这一年所选大经为《礼记》，这是寒山所熟习的大经。虽然帖经的题目出得一如往年偏怪，但是，由于寒山对于经典的熟练，加之今年的主考比较宽松，在考场内放置《五经正义》可以供考生查证。而且，帖经这种形式在四门学的时候，寒山就已经轻车熟路了。所以，做起来自然是比较得心应手。虽然，有几个题目，自己觉得没有太多的把握，但参看《五经正义》，最后好歹也给写上了。

实际上，对于帖经，寒山没有太担心，一则因为经典已然熟习于胸，再者，在四门学的时候，就有针对性地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自从这一年开始，因为以往帖经的出题偏怪，政府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27]，允许文名高的士子，在帖经不合格的情况下，可以用诗来代替帖经。那时，寒山在士林中，尤其是长安的士子中是小有声名的，实在不行，或者还可以靠这样的方式来获得机会。（实际上，寒山到了后来才发现，这其实是行不通的，当然这是后话。）因此，此刻的寒山，倒是心态比较平和、沉着，没有丝毫的压力可言。所以在考场之内，自然答得也比较满意。

次日，帖经榜出，寒山果然榜上有名，顺利进入第二场考试。第二天考的是杂文，实际上也就是诗赋。对于寒山来说，这个应当是其强项。加上年少之时，即已闻名远近，故寒山自己也是自负才情，显然诗赋一场无疑是不在话下了。

依唐例，进士诗、赋各一，称为试帖诗，或者省题诗、省试诗。这种诗，由主考给定题目，考生进行写作。对于格律、体裁有着严格的要求，讲求文辞华美，端庄典雅，声韵谐调，基本上为五言六韵十二句排律诗，韵脚给定，前两句点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而赋则是诗的变体，要求对偶、用典，并限韵，通常要求八韵，350～380字左右，又称为甲赋，“唐人称应试之赋为甲赋，盖因令甲所颁，故有此称，以别于居常所做古赋”。这样，无论诗赋，其要求都是非常严格、死板的。[28]

吟诗作赋，对于诗人而言，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因为有着韵脚、文体甚至用典的严格限制，实际上，诗人很难写出很好的作品来的，佳作不多，当然也有例外，中唐时号称“大历十才子”之首的钱起在天宝十年（751）应试所作《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29]

这样的作品在试帖诗中是难得一见的，尤其是最后两句，成为了传诵千古的名句，对于试帖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多数的试帖诗实际上是不堪一读的，清人阮阅曾嘲笑王昌龄、李商隐等人做的试帖诗幼稚不堪，“与儿童无异”[30]。诗歌原本是空灵的、无拘束的心灵的产物，然而这个时候，严格的韵脚和文体的规定，束缚了诗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样自然也就很少能有优美之作了。

我们的寒山，此刻坐在考场内，自然也是诗情满怀，文思泉涌。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要一吐为快，欲罢不能。可在科场的限定面前，才情也只能是稍作让步了，因为实在没有太多的空间供你发挥，而诗韵、文体来不得半点差池，且赋则必须用典，否则肯定是难以取悦于考官的。但若是平平之作，自然也难以在众多应举士子中突现出来。这是颇让寒山感到为难的事情，究竟该怎么做？

权衡之下，寒山决定遵照主考所给定的题目，先以己意为诗、赋，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情。其所作之诗赋，当然是气势磅礴，若胸中有千军万马，挥洒自如。写毕，寒山颇觉满意。然而，若校之以试帖诗的要求，则诗中三四二句于韵不合。较之以甲赋，则用典不多。这样自然也是没有办法交差的，怎么办呢？于诗，寒山甚为得意，若是将第三四句改韵，则颇觉逊色，何以改韵呢？于赋，寒山亦觉踌躇，原本所作之赋，气势恢宏，自成一体，如何用典呢？怎么办呢？最后，寒山决定什么都不改，因为，在他看来，诗赋的本身都已经很完美了。想到这里，寒山也自得了许多，因此，也就交卷离场。

命运似乎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因此，事情也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一面发生。当我们总觉得寒山在诗赋上应当没有问题，当我们的寒山自负于才情，踌躇满志的时候，事情偏偏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变化。

翌日，贡院诗赋张榜，寒山将榜文看了好几遍，就是没有找到自己。觉得不太相信，又上下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还是没有。这就意味着寒山的第一次科举之途到此结束了，因为，按照唐朝的规定，只有帖经和杂文都通过才能够参加最后一场策问的考试，而今寒山是杂文落矣，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再进入下一场了。

贡院的大门无情地对寒山关上了，纵然此刻的寒山是富有才情也是无济于事了。寒山觉得很懊恼，为什么？为什么竟然是诗赋不行？自小以来，寒山都是以诗文闻名远近的，而此刻居然说是因为诗文的问题而无望于科举，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啊！寒山觉得很是委屈，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实在是太可笑了。

原本亮丽的世界，在寒山的眼中，一下变得黑暗，很黑很黑，看不到边。这种黑暗之中，夹杂着些许的恐惧，这是寒山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在确认无缘于第三场考试的时候，寒山整个人都崩溃了，因为他自小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打击，而且还是自鸣得意的地方。寒山都不知道自己怎样从贡院出来，因为，世界的一切，突然之间变得陌生了。理想和希望，在瞬间崩塌了，人又将何去何从？

但是，寒山总觉得不甘心，为什么偏偏会是诗文呢？是啊，很多人也不相信，都觉得不可思议，当然，更多的是安慰寒山，今年不行，来年再来吧。这样情形对于寒山而言，是生来第一遭，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见惯了从贡院里出来的士子的落魄相。在当时，这很正常，因为，大多数的人总是要从这里回去，然后蓄芳待来年的。

什么叫痛苦？对于寒山来说，此刻就是。最令寒山痛苦的倒不是科考的失败，而是这个失败恰恰是缘于诗文，如果换成帖经，换成策问，或者寒山的心里还要好受一些。逐渐冷静下来以后，寒山想弄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什么他的诗文不行？要知道这个结论，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不过，好在寒山在长安城也待了一些年了，熟悉的人也就比较多，托人打听也还算便当。但是，这个结论，无疑让寒山感到更加的绝望。

结论只有短短的四个字——不合典雅。回想起自己在考场上写的诗文，不说字字珠玑，也是掷地有声啊，可怎么到了考官的眼里就成了“不合典雅”呢？自己少负诗名，闻于远近，到头来，却是做诗“不合典雅”？这对于寒山来说，实在是太受打击了，直到后来，寒山对于此也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然，“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有人》三〇五），该诗自然是作于归隐之后，到了隐居天台，回想此事，其心中不平之情，依然可见一二，更何况在当时了。这或者与寒山后来的白话诗歌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既然说我的诗歌不合典雅，那么，我干脆就我手写我心，自抒己怀，不拘格律，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的寒山心灰意冷，虽有好友的劝解，亦无济于事。此刻的寒山亦最怕见到熟人，恨不得找一个地方，让他能够终日不见人。因为，他觉得无法面对现实，更无法接受现实。

于是，在一个春雨淅沥的晚上，寒山离开长安城，返回咸阳。回到家之后，更是躲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双眉紧锁，若有所思，脸色苍白得有些吓人。除了深深的叹息之声，再不与人言，亦不思饮食。

寒山心中为科举之事难受，家人又何尝不是呢？特别是父亲，仲冬的那份喜悦仿佛就在昨天，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儿子居然被自己所擅长的诗文淘汰出科场，这是父亲所无法接受的。看似无比接近的仕途理想，仿佛在突然之间变得遥不可及了。而儿子现在的这副伤心的模样，更是让父亲揪心。难道仕途真的与我们家无缘么？父亲似乎在一夜之间也苍老了不少。

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疼爱着她的小儿子，在她的眼里，事实上，做不做官不要紧，关键是全家人都要平平安安的，平安是福嘛。像大儿子这样，现在都娶妻生子了，不也很好吗？我们家殷实富裕，虽不说有多么多的田地产业，但是供两个儿子的安乐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当然，小儿子能做官自然是最好的，多么荣耀啊。就像去年冬天，远近都来庆贺，那种情形还是依稀在眼前，转眼间孩子就成这样了，这是多么让人难受啊。早知道这样，情愿让孩子不去科考，在家平平静静地生活，不也挺好。看着寒山日益消瘦的脸，日益憔悴的神情，泪水直在母亲的眼里打转，这可是她最为疼爱，最为乖巧的儿子啊。

哥嫂也会时不时地来看看寒山，劝劝他，让他不要总是一个人憋着，这样会伤害身体的。总是希望他能够想开一些，早点振作起来。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只要人自己不跟自己过不去。哥哥也总是跟寒山一起聊聊天，说一些以前在一起玩耍的时候遇到的开心事，希望能够放松弟弟的心情。

看着家人都为他操心、忙碌的样子，寒山心里也不好受。可他始终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不愿意去面对这眼前的一切。因为对于寒山来说，这太难了，这意味着以前所拥有的一切全部打破了，意味着自己已然一无所有，这让寒山很痛苦。寒山不是不明白眼前的情形，也不是不能体会家人的苦心。只是，这个现实对于寒山来说，太残酷了一点。为什么是诗赋？为什么竟然是诗赋？寒山总是在心里问自己，可是没有答案。或者，只有时间才能让寒山走出这个阴影。

是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至少几天之后父亲已然开始接受这个现实，开始为他曾经充满着希望，现在依旧满怀信心的小儿子筹划未来。寒山那憔悴的样子，在父亲的心中犹如刀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为儿子做些什么，能够让儿子尽快地振作起来。

于是，父亲时常都会去劝说寒山，并且经常拉着儿子到外面走走，到咸阳城外走走。外面的世界依旧精彩，咸阳城依旧繁华，渭河的水依旧潺潺，城郊的原野依旧欣欣向荣。每一个地方，父亲总是会跟他说，看吧，好多年没来了，这里倒还是跟从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春去秋来，已经数十年了，不对，应该是上百年了，甚至更多，虽然历经风霜，可一切都还是那么生意盎然。突然之间，寒山有了一种莫名的感慨。是的，既然自然界的这一切都能够挺得住任何的风吹雨打，历风雨而不变，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这样想的时候，寒山觉得心情好了很多，紧锁的双眉，终于有了些许的松动。而看到这一切，父亲也踏实了不少，他的那个熟悉的儿子或者马上就要回来了，这让父亲觉得宽慰。

接下来的日子里，寒山逐渐恢复了起来，甚至开始像往常一样骑马驰骋，似乎压根就没有发生过科考这一回事。当然，家里还是尽量避免跟他说科举的事情，甚至是学业的事情，因为他们怕又撕裂寒山那新合上的伤口。母亲看着孩子恢复过来，很是开心，于是也就希望儿子自此能够平平安安的。看着大儿子和媳妇和和满满的样子，她也就开始琢磨着寒山也是时候该有个媳妇了。

父亲当然也赞同母亲的提议，他觉得对于寒山来说，目前最需要的是调节自己的心情，而结婚无疑又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寒山自然也不反对，因为知书达理的寒山知道，婚姻是他生活的必然，到了某一个年龄就得做一个年龄该做的事情，这很自然。

于是，照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寒山定下了婚事。女方也是咸阳城内人氏，家里如寒山家一般，都是富庶的书香之家，而且还是父亲的世交。世交故旧，门当户对，这也是传统婚姻的基本特点。而婚期就定在了这一年的秋天。天宝二年（743）秋，在科举失意的半年之后，寒山成家了。

成家确实有如他父亲所愿的那样，妻子的贤惠让寒山开始逐渐找回了对于生活的信心，也逐渐开始恢复了科考之前的那种精神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大概在结婚后一个多月，寒山做出决定，明年继续参加科考。接下来的日子，寒山开始准备应试。这无疑也让父亲感到兴奋，这次倒不是因为看到仕途的希望，而是欣喜于寒山在精神上的成熟。能够重新走向科场，这就说明寒山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能力去承受半年前那个难堪的打击，又重新站了起来，这自然比什么都重要。

天宝三年（744）春，寒山再一次站到了礼部贡院的门口来参加进士科考试，当然，在众多的应考士子中，寒山也发现了很多去年的旧识。是啊，其实每个人都一样，都得奔着这个大门而来，不管你曾经跌倒过多少次，这或者就是命运。站在贡院门口等待大门开启的时候，寒山这样想。

第一门照例是帖经，今年的寒山似乎不太幸运。主考所给的题目，看上去似曾相识，却又不得其要。而更为要命的是，今年主考不允许在考场内放置《五经正义》，以备查阅。这样，对于功课已经荒疏了不少的寒山来说，熟诵经文也有了些难度，答题自然是更加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出题那么偏怪的帖经呢？

走出考场的时候，寒山就预感到前途不妙。第二天出榜，果然不上。这时，寒山想起照例应当有以诗赎帖的机会，不妨试试，或者还有一线生机也未可。因此，寒山就向主考提出这个要求。照例，这种赎帖的情况不是很多，而且都是文名很高的士子才允许如此。而寒山也知道这个规定，之所以敢来这里一试，也是因为当初寒山也是小有文名的。可是主考还是去年那个主考，寒山当年在宦游子弟之中是有些名声的，主考也曾耳闻，当他听说寒山这个名字时，想起来去年曾有人代问落第原因，他曾对此特别留意了一下，对于“不合典雅”这几个字还是印象深刻着，当时他就在想，这所谓文名也是稀松平常啊。诗文“不合典雅”的人，居然也来求以诗文赎帖？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因此，寒山的申请是不可能被准许的，而主考回复寒山的话，也是主要一句而已，“不合典雅的诗文也配书帖吗？”由此，寒山科考之门再次被关上。

主考的话，可谓极尽嘲讽之能事，若是一年前的寒山，那断然是无法承受的。而此时的寒山，已非彼日的寒山了。对此，寒山一笑而过。是啊，不合典雅的人又怎么能够以诗文赎帖呢？寒山已然明白，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混有文名的他，从前所有的一切浮名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他所能做的惟有朝前走。回头再望望贡院的大门，寒山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不过，明年我还是会回来的。然后坚定地走了，离开了长安回到咸阳。

对于寒山的这次失意，家人都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在意料之中的。重要的不是寒山考上了没有，重要的是，寒山重新站了起来，重新开始为前程而努力拼搏，不再意志消沉，这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

接下来的事情，对于寒山来说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准备明年的科考。家人一如既往地支持，妻子无微不至地关怀，这一切都让寒山倍感温暖，而其汲汲向学之心，则更为笃实。于是乎，在这一年里，寒山学业精进不少，踏实许多，尤其是对于经典，基本上重新能够倒背如流，历代典故则更是信手拈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秋天，寒山有了一个儿子。初为人父的喜悦，让寒山对于科举更加用心，因为他需要为儿子创造一个更加好的将来。而所谓的好，在传统中更多的是与仕途结合在一起的。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又是一年。天宝四年（745）春，寒山已经是第三年站在了礼部贡院的门口等待开考。

第一天，帖经，这一次寒山顺利过关。第二天为杂文，照例是诗、赋各一。这一次寒山吸取上回的教训。因为，通过上次的失败，寒山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实际上进士科的诗赋考试，首先考察的是格式，而不是文采。首先要合乎试帖诗和甲赋的格式要求，无论是押韵、字数、用典等等，不能够有丝毫的差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通过。并不是说文采不能展示出来，文采的展示必须建立在考试所制定的规矩之上。而第一次，寒山之所以会失败，其原因即在于过度地强调了个人文采的发挥，而忽略了程式上的要求，因此也就跟科举失之交臂了。这一次则不同，寒山显然是对于上一次的失败有了深刻的反省，有了很好的准备。于是，寒山循规蹈矩，一切都按照主考所规定的程式进行，严格地考虑诗歌的韵脚、句式等等，考虑赋的韵脚、用典、字数等等。总之，有规定的，总是先规规矩矩地按照规定的要求来操作，在确保规定被毫无例外地执行的前提下，再发挥自己固有的才情。这样，诗、赋都得以顺利完成。虽然就内容、文采上是多少有些遗憾的，因为毕竟不再能够自由发挥了，但总体上还算满意。

次日出榜，寒山通过杂文考试，得以进入第三场考试——策问。进士科考的是时务策5道，所谓时务策，也就是考察考生对于现实政治的看法和处理方法，由主考命题，然后考生根据题意进行回答，条分缕析阐述自己的观点，要求在回答过程中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能够引经据典，做到有理有据，考生的回答谓之对策，这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论述题。但由于策问这种考试形式推行已经非常久了，源自于汉代的贤良策问，而且历代都有利用策问这种方式进行选拔人才的，这样势必有很多成型的对策，故熟读背诵这些对策是每个应考士子的必要功课，寒山也不例外。再加上过去一年中，寒山对于经史更加熟练，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自不在话下。故而，当寒山拿到策问题目时，便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提笔刷刷而下，文思如泉涌，一气呵成。

出了贡院大门，寒山颇为自得，默道，照理不会再来这里了。三场考试结束，对于应考士子来说，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在长安城内游玩，以等礼部放榜。唐代，放榜时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榜帖”，由主考在黄花笺上写下及第者的姓名，遣人持笺相报，因有金花压其下，故又称“金花帖子”；一种为“张榜”，即将及第者姓名抄录，并公之于礼部东墙之上，以告知天下。

士子科考后，在长安所等待的就是榜的到来，以期金榜题名，这个等待的过程对于士子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每个人几乎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而对于寒山来说，此时却丝毫没有这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对于他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是早点回咸阳城去，那里有他的娇妻弱子在等待着他。反正咸阳离长安城也很近，倒不如回家去等待，这样的等待也更为踏实。

陪伴娇妻弱子的日子是幸福的，丝毫没有了等待中的那种煎熬，因此也是转瞬即逝的。转眼之间，已经是绿满枝头，百鸟争春了。这一天清早，院子里的喜鹊突然开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难道是自己及第了？母亲、嫂子、妻子也都说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喜鹊报喜来嘛。

是啊，喜鹊报喜来！俗话说事不过三，寒山的第三次科考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果。大概中午时分，报信的就来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左邻右舍都来了。那欢乐的场面，比起天宝元年（742）冬天，不知要热闹多少倍。

寒山进士科及第了，金花帖子在手，寒山颇觉感慨。虽然是取在乙等，但是，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兴奋的时刻啊！苦尽甘来了，父亲的脸上又开始有了久已消逝的那种热切。是啊，仕途，曾经所热望的美好的一切又重新那样的接近了，能不开心吗？虽然已经三次科考不第，但是此时寒山才20岁，以弱冠之年即登科第，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道贺的自然更是络绎不绝。

及第的寒山，有着很多礼仪要做。按照唐朝的规定，新科进士要过堂谒宰相、谢座主、赴朝集等等[31]。所谓的过堂谒丞相，也就是新进士要在主考的带领下，到中书部堂拜谒宰相。在拜见时，由该科状元出行致词云：“今月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姓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胜感惧”[32]，说完，状元作揖而退，其余进士则一一报姓名，完成之后，在主考的带领下离开。在拜过宰相之后是要拜座主，所谓座主就是当年的主考。所有登榜的进士在状元的带领之下，到主考府谢恩，并执以弟子礼，自称为门生，而主考则为座师、恩师。

完成这两个礼仪之后，接下来就是进士们之间的相互庆贺。通常在拜过座师之后，同榜进士会自凑钱币，宴饮同庆，以叙交情，这也就是通常所说同年之好。所谓的同年，也就是同年中进士。接下来就是“曲江大会”和“雁塔题名”，这一些对于进士来说，都是无上的尊荣。

在长安完成这些礼仪之后，寒山返回咸阳。这回寒山的回来可是大不一样了，所谓衣锦还乡嘛。进士在当时可是大受重视的，天下士子每年也就二三十个能够进士及第。于是乎，咸阳城的长吏僚属、文人墨客、远亲近属、故旧相知，照例又是庆贺连连。寒山一家这段时间也是陶醉于喜悦之中，享受着进士及第所带来的无上的荣耀。

真是可谓一朝得进士，天下皆相识，进士及第的寒山自然是再度文名远播了。但在唐代，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一种出身，而并不意味着你马上进入了仕途。换而言之，进士出身实际上是获得了为官的资格，但是能不能为官，还需要再进行考试。这个考试称之为“释褐试”。褐，即褐色，也就是通常百姓所穿的衣服颜色，借以指代平民。释褐试是由吏部掌管的（武官由兵部掌管），实际上是在进士之中选择可以为官者授予官职的一种考试，因此，对于进士来说，这是通往仕途的“关口”，故又称为“关试”。

关试在吏部的南院举行，“（开元）二十八年八月。以考功贡院地置吏部南院。以置选人文书。或谓之选院”[33]，关试并不是每年都有的，在寒山这时，基本上是每三年一次的，“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后三数岁一集”[34]。关试之所以成为关试，除了它是进士为官的必经之关，还意味着此关难度非比寻常。对于登第的士子来说，有的时候，它简直是难不可及的。以诗人韩愈为例，四次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方于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五，后三次参加关试，都没有通过，十年依旧一平民。对此，韩愈不觉愤懑无比，“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泗交颐”。[35]进士科的考试，已经是很难了，“七十少进士”，可是，进士之后，依旧还是要耽搁于关试，最后导致像韩愈这样的失意、愤懑、无助，也是可以理解了。寒山也是自负甚高，三试于礼部，卒等乙第，在当时已属不易，可是，吏部的关试的，对于寒山而言，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寒山进士及第那年，刚好赶上了史部选人，运气倒也确实不错。是年五月，吏部铨选条格下达到了各州县，各州县根据吏部规定的条件上报参选人员名单。十月，寒山到长安尚书省，准备参加关试。

唐代对于为官的士人要求非常严格，到了尚书省之后，尚书省需要对所有应考者进行严格的审查，“乃考覈资绪、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年齿形状、优劣课最、谴负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五为联，以京官五人为保，一人为识，皆列名结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贾殊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之徒。应选者有知人之诈冒而纠得三人以上者，优以授之”[36]，经查验无误之后，方允许进入关试，以免所选非人。

关试是为吏部选拔官吏之试，故其主要考察的也是应考者是否具备为官的各项标准，是否适合为官，概而言之，主要考察身、言、书、判等四个方面，“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37]。身，实际上考察的是个人的相貌，主要看应考者是否体貌端正，有为官之仪表；言，考察的是应考者的口头表达能力，是否能够反应敏捷、对答得体；书，则是考察应考者的书法，是否字体秀丽，楷法遒劲；判，即公文判词，考察应考者是否具备公文写作能力，能否做到文思敏捷、有理有据。而这四者，对于为官而言，是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唐代对于官员的基本素质上的要求。这也是最为基本的考察，其考察次序，先书判，后身言，“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38]。能够通过这层层选拔的，则仕途无量，“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未能通过吏部铨选的，那么，他的仕途自然也就无望了，布衣依旧。这在唐代也是常事，吏部三年才一选，再加上官场上的种种黑暗，关试对于及第士子而言，也就成了难以逾越的关口，“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后三数岁一集，选人猥至，文簿纷杂，吏因得以为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阙员亦累岁不补”[39]。

天宝四年（745）十月，对于寒山而言，此刻，他就站在这个关口之前，究竟会是怎样的结果，谁也不知道。首先试的是书、判，考察的是书法和公文写作，这对于寒山来说，并非难事。寒山自幼受人夸奖的除了诗文，就是书法，所以，这两项对于寒山来说，显然是轻松过关的。其书，遒劲有力；其判，骈俪入理，得到考官的肯定应当是不在话下。对于书判的考察，是所有的应选者都参加的，所谓“集而试”，但是，接下来身与言的考察，则并不是每个应试者都有机会，是经过吏部的铨选的。铨选的标准是什么？当然很难说就是凭借书判的结果了，这里自然也就为吏部官员“为奸利”，创造了条件。不过，即便过了这一关，到了身和言，可以机动的空间就更大了。或者当你落选的时候，你连自己之所以落选的真正原因也无从得知。对于一般的应选者而言，到头来也只能如韩愈那样感慨：“九品之位其可望？”

虽然，寒山的书、判没有问题，但是，落选的恰恰是寒山，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人。寒山不知道落选的原因，因为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只是被告知不需要再参加下一轮铨选了。于是乎，寒山的第一次吏部铨选，跟他的第一次科考差不多，都是无疾而终了。当然，此刻的寒山不再像当时那样悲痛欲绝了。听到吏部宣布消息的那一刹那，寒山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可是随即，寒山默默地转身离开了贡院，留下的是一阵阵深深的叹息。还是回家吧，因为那里有娇妻弱子。家，这个时候对于寒山来说，是唯一的牵挂。

接下来，要过三年，吏部才再次铨选。而寒山却也并不担心什么，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用来陪儿子和妻子嘛。一年来，因为自己忙着科考，登第后又忙着琐碎的杂事，交游应酬之余，对于娇妻弱子则少尽了一份责任，儿子这个时候都开始牙牙学语了。恰好这段时间可以补偿一下，也不错啊。

铨选未过，寒山自己没觉得什么。而父亲则是颇为失意，因为他总是希望儿子能够早日仕途有成，也算了结了一桩心事。虽说儿子已经很争气了，中进士已然很不错了，但说白了，那还只是一个平民啊，要做官，就得早日通过吏部的铨选。可这次没有成功，又得等三年了。三年虽不长，可是人生又能有几个三年呢？

冬去春来，转眼已是天宝五年（746）。这一年的正月，成就了盛唐之际的唯一一次可以流传青史的“武功”——军事的胜利，即王忠嗣大败吐蕃及吐谷浑，史书对于此有着明确的记载：

（天宝五年正月）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寻迁鸿胪卿，余如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后频战青海、积石，皆大克捷。寻又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40]

称为盛世，不仅需要文治，还需要武功。文治和武功，是历史上有为的帝王所汲汲追求的。而王忠嗣在天宝五年正月的这场漂亮的胜利，使得玄宗皇帝龙颜大悦，于是，庆贺赏赐自然是少不了，可谓是举国欢庆。

一如当时长安附近所有的家庭一样，寒山一家自然也是沉浸这种欢庆的气氛之中。是啊，有唐一代，多少年了，也没有在武功上有如此的建树，王忠嗣将军的这次大捷，自然是激动人心的，街头巷尾，人们莫不在赞颂着将军的神威。我们说寒山的父亲是精明的，一点也不错。他的精明不仅使自己的产业比父辈更为富庶，也使得自己的家庭容易尊荣。当然，这里面还是有缺憾的，那就是寒山虽然科举取得出身两年了，可是，还是未能登仕途啊。除了对于寒山不断地勉励求进之外，他也在不停地关注着其他任何的可能。总之，在父亲的眼里，需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寒山能够走上仕途，让这个家在自己的手里实现光宗耀祖的梦想。

在庆祝这次大捷的同时，父亲突然提出了一个令家人都反对的方案。他希望在这个时候，寒山能否考虑去参加王忠嗣将军的军队，因为通过军功，本来也是比较容易得到仕途的，况且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王将军。父亲通过自己仅有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曾跟随过将军的幕僚，也得到了大力的举荐，这样一来，在父亲看来，似乎事情也就容易多了。但是，那毕竟是战争，万一不慎，后果可就不堪设想。母亲实在不愿意让寒山去冒这个险，妻子也舍不得，哥嫂也觉得不放心。究竟该怎么办？看到父亲那殷切的眼神，母亲那担忧的神情，妻子那牵挂的忧虑，哥嫂的劝阻，寒山该如何选择呢？

最后，寒山决定遵循父亲的意愿，毕竟，在年轻气盛的寒山看来，为了国家，戎马金戈，那是一种无上的骄傲。而且，自幼习武，寒山也曾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驰骋杀敌。而现在这样的机会来了，又怎么能够失之交臂呢？丈夫志在四方，男儿当驰骋沙场。在劝说了母亲和妻子之后，寒山终于可以踏上了从军之路。

在告别亲人之后，寒山可谓意气风发，大有英雄出少年的气概，“去家一万里，提剑击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殂。渠命既不惜，汝命亦何辜。教汝百胜术，不贪为上谟”（《去家》八十七）。在寒山的这首诗中，既有着英雄的轩昂气度，也有着对于未来生死的忖度，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中，寒山踏上了征途。

不过，寒山的从军之旅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甚至丝毫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宏大的场面和英雄气概。因为，在寒山踏上征途的时候，战争已然结束了。在途中，寒山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心情自然是有点郁闷。“闻伐匈奴尽，婆娑无处游”（《少年》），战争没有了，驰骋沙场的理想也就只能就此结束，当然一起终结的还有父亲希望他以军功仕进的美好愿望。

天宝七年（748）十月，寒山再次于吏部南院参加关试，这次的铨选，寒山通过了第一轮的选拔，也就是书判的考核，但是，在第二轮身、言的考核中，因为“身”的原因而最终没有能够得以通过。

寒山“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书判》一一三），再次折戟于吏部关试，对于父亲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打击。寒山孩提时，父亲就曾经担心过“身”的问题，可是，这么多年了，寒山出落得一表人才，但是，终究因为“身”的问题，没有选上官。多年之前的担忧，仿佛是一句谶言，这让父亲有点难以接受。于是，在这一年的冬天，父亲日渐憔悴，开始卧病不起了。

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麻烦的事情却远远不止这一点。哥哥开始迷上了赌博，在父亲卧病不起的日子里，竟然偷偷地将家里的地契、田契都输掉了，甚至是现在住的房子。一个富庶的家庭，在一夜之间崩塌了。父亲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在一个寒冬的夜晚，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无限的遗憾和痛苦。直到咽气的那一刻，眼睛还是不能闭上，那哀怨的眼神似乎是在诉说着种种的不满。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了，甚至于这个家也已经属于别人了。哥哥在输完了家业之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当然，一起不知所终的还有嫂子和他们的孩子。母亲拿出了自己的首饰，变卖了之后，方得以将父亲草草安葬，也算是入土为安了。送走了父亲之后，母亲也开始卧病不起，因为这打击实在太大了，母亲那孱弱的身体自然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一个月后，也就是在天宝七年的严冬，母亲带着她对于小儿子的无尽的牵挂，也离开了人世。而对于寒山来说，他所受的打击还不仅仅是这些。看到这个家庭的日益飘摇，妻子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场面。母亲死的那个早上，妻子和儿子也走了，回到了娘家。母亲死了，可是还不能入土为安呐，因为这个时候的寒山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当然，除了他的那个进士出身。

这个时候的寒山才体会到什么叫人情冷暖，当年出入家门的那些人，此刻都避之不及了，故旧亲属莫不如此。倒是几个旧时曾交游的人，见到寒山目前的这副惨状，于心不忍，出了些银两，让寒山得以将母亲安葬。父亲走了，母亲走了，妻子也走了，还有他可爱的儿子，所有的人都走了，此刻的寒山只觉得心里在流血，生活啊，你为什么就那样的不公啊？一无所有的寒山寄居于咸阳城外的一个破庙里，人世的炎凉让寒山在这个刺骨的冬天里倍觉寒冷。他也曾想到过去找妻子和孩子，可是，岳父说的对啊，你拿什么来养活她们？曾经衣食无忧的寒山，此刻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岳父给了他一些银两，但是妻子和儿子终究不得见，因为岳父说了，除非是出仕为官。人生对于寒山来说，没有了任何的选择，除了继续去吏部应选。

进士出身的寒山，此刻竟然如此之潦倒，这是谁也未曾料到的，寄居于破庙之下又怎堪度日，又何以自求前程？对于寒山的遭遇，虽不能说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但也终究有不少人为之扼腕叹息。城郊的一个长者请寒山给村里的孩子授课，当然，能够保证寒山的基本生活。这对于寒山来说，是莫大的帮助。于是，寒山也就在城郊安顿了下来。告别了昔日浮华的生活，此刻寒山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也能够自足于心。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让自己得以生存，又还能强求什么呢？

时间倒也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又到了关试的日子。天宝十年（751）十月，寒山再一次来到了吏部南院。与前两次相比，此刻的寒山是潦倒无比，是在旁人不屑的眼神中进入南院的，“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个是》一二〇），一个落魄潦倒的书生，徘徊于南院之中，这是对于寒山的最为真实现在，在后来寒山的回忆之中，也是不无感慨的。

这一年，寒山依旧落选于关试，还是因为“身”。在离开长安返回咸阳的时候，寒山又去了岳父家，因为他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可是，潦倒的寒山又怎么能够期望有好的对待呢？“缘遭他辈责，剩被自妻疏”（《少小》一一一），这样的场面，对于寒山来说，也是可以想象的。

天宝十三年（754）十月，寒山再一次来到了南院，参加关试，此刻已经历经人世艰辛的寒山很是感慨：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

必也关天命，今冬更试看。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

（《书判》一一三）

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

囊里无青蚨，箧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

（《个是》一二〇）

都已经是第四次站在了南院的门口，关试的一切对于寒山来说并不陌生了，先书判后身言，可是，这些年自己书判没有问题，却总是因为“身”的问题而陷于关试。想起自己二十岁即登进士第，可是十年了，这是第四次参加关试了，结果又会怎样呢？这些年，因为关试，自己已经是潦倒无比，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样的种种都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难道这是命运决定的吗？当然，对于前途，此刻寒山没有绝望，事实上，对于寒山而言（当时的读书人其实都是如此），除了以关试求仕进，没有别的选择。就算是命中注定不能入仕为官，此刻也得去参加关试。于是，寒山充满自嘲的安慰自己，“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是啊，盲儿尚且能射中雀目，自己或者能够得以通过铨选也未尝不可。当然，寒山自己也知道，这更多是一种自我安慰，因为近十年的关试，让他成熟了很多。但不管怎样，通过铨选在于寒山而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愿望虽然是美好的，无奈现实总是残酷的。寒山的第四次关试，与前面两次一样，都是因为“身”的问题落选了。儿时父亲的担忧，此刻似乎成了寒山的宿命，仕途的门再一次对寒山关上。

[1] 黄留珠：《中国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2] 《隋书·高祖纪下》，（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3] 《隋书·炀帝纪上》。

[4] 《隋书·炀帝纪上》。

[5] 《大唐新语·厘革》，（唐）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6]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篇》。

[7] 《山堂考索·别集》卷十九《士门·科举》，（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中华书局1992年版。

[8]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9] 《新唐书·选举志上》。

[10]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11] 《唐语林》卷八，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条按语，转引自《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461页。

[13] 《唐六典·尚书礼部》。

[14]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15]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16]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17] 《新唐书·选举志上》。

[18]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19]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449页。

[20] 《新唐书·选举志上》。

[21]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进士归礼部》。

[22]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3] 《文献通考·选举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25] 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贡举》，转引自《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462页。

[26] 《新唐书·选举志上》。

[27] 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贡举》，转引自《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462页。

[28]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478—482页。

[29] 《全唐诗》卷二百三十八。

[30] 《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引《丹阳集》，（宋）阮阅：《诗话总龟》，上海书店1989年版。

[31]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486—489页。

[32] 《唐摭言·过堂》。

[33] 《唐会要》。

[34] 《新唐书·选举志下》。

[35] 韩愈：《上宰相书》，《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一，（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

[36]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37]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38]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39] 《新唐书·选举志下》。

[40] 《旧唐书·王忠嗣传》，（后晋）刘煦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4．孤身一人，闯荡江湖

吏部关试铨选的不过，对于此刻的寒山来说，已然是家常便饭了，除了感叹、愤懑之外，一介书生的寒山，自然是没有别的选择。生活的日益潦倒，昔日所拥有的那种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深爱着自己的父母，早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带着无限的遗憾和痛苦，输光了家产的哥哥依旧音讯全无，伴随了自己二十几年的家已经属于别人了，妻子和儿子都已经不知道怎么样了，因为，自己见不到，以今日如此落魄之相，还能够强求什么呢？前途对于此刻的寒山来说，既是渺茫的，又是单一的。说渺茫，是因为屡次受挫于南院，实在是寒山对于仕途没有任何的信心。说单一，是因为自幼受儒家经典熏陶，对于寒山来说，读书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走上仕途，所谓“学而优则仕”，中国的文人都是在这个框架中生活，寒山也不例外，虽然在开元二十九年的时候，寒山开始接受了老、庄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并深受影响，但是，此刻的寒山是不可能选择如老、庄般遁世以求逍遥。对于寒山来说，要改变目前生活境况的唯一方式就是仕途。所以，对于寒山而言，虽屡挫而无一悔。第四次无缘于仕途之后，寒山依旧在咸阳城郊授业度日，同时，自然也是在等待着朝廷的再一次铨选。

可是，这个时候的唐朝，已然不是那个天下承平、繁华无尽的时代了。虽然，在长安城还是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一副歌舞升平的样子。实际上，自开元后期开始，由于安定繁荣的日子已久，唐玄宗李隆基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他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白居易的《长恨歌》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1]

对于玄宗皇帝来说，此刻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和贵妃杨玉环一起耽乐享受，而朝政与美人比起来，则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把朝政全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李林甫对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却利用职权，专横独断。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更是排斥异己，贪污受贿，使政治、经济、社会渐呈衰败之象。

君主沉湎于情色，耽溺于声乐，朝政则是佞人弄权，政治的腐败则必然会导致政局的动荡乃至于统治的崩塌，这基本上是传统以来帝皇政治所面临的通弊。此刻，玄宗李隆基已经在位40余年，开元之际的盛世足以让玄宗皇帝洋洋自得于自己的统治，甚至是沉醉于自己的成就。可是大凡天下诸事，不进则退。当玄宗耽于声色，而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弄权于朝廷之时，大唐盛世之下的腐朽和衰败也是昭然可见了。

天宝年间，奸相杨国忠出于一己私利，大举征兵，征讨原本已经归附唐朝的南诏国，根据史书记载：

（天宝）七年，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2]

天宝末，杨国忠用事，蜀帅抚慰不谨，蛮王阁罗凤不恭，国忠命鲜于仲通兴师十万，渡泸讨之，大为罗凤所败。[3]

从上述记载中，对于与南诏国的争端之由来自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是由于当时以杨国忠为首的朝廷腐败、骄横所引起的。政治的腐败，在这里也是暴露得非常明显。自天宝九年开战以后，杨国忠屡次征兵讨伐南诏，但都是以失败告终。穷兵黩武的行为，对于唐朝政府而言，是一个走向衰落和转折的开始。战争给民众所带来的自然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对于老百姓来说，此时开始，盛世不再，他们的生活开始渐渐地为恐惧和灾难所包围：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4]

新丰老翁的遭遇，在当时可谓典型。穷兵黩武，带给老百姓的则是人祸连连。然而，老百姓所面临的灾难，却不仅如此。自天宝十一年（752）开始，长安一带水旱灾相继而发，到了天宝十三年（754）更是秋雨连续两个月不止：

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5]

自天宝十三年以来，寒山的生活也遇到了极大困难。虽说寒山是有功名在身，可以免于征兵的。然而人祸可以逃避，天灾却是没有办法可以躲避的。由于连年以来的水旱灾害，咸阳一带的百姓原本富裕的生活不再了，反倒时常为生计担忧。这种情况之下，很少有人再需要寒山教他们的孩子，寒山原本可以聊以度日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在《寒山诗》中，对于此时尴尬寒山感到了无能为力，“一人好头肚，六艺尽皆通。南见驱归北，西风趁向东。长漂如泛萍，不息似飞蓬。问是何等色，姓贫名曰穷”（《一人》一四八）。是啊，百无一用是书生，此种境地之下，就算六艺精通又如何？

寒山的生活度日如年，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何尝又不是如此呢？人祸连着天灾，盛世光环之下的大唐，此刻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可是玄宗皇帝则依然不觉，在他的眼中，自然还是盛世一片，天下太平。于是，自然是歌舞升平：

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6]

然而，这种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到头了，对于玄宗皇帝及其所引以为骄傲的盛世大唐而言，面临着摧毁性的打击。这个打击来源于玄宗皇帝所宠爱的安禄山，史称“安史之乱”，这也标志着唐朝开始走向没落。

安禄山本是混血胡人，他貌似忠诚，生性狡诈，善逢迎，由于得到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节度使，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割据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又加之连年征讨南诏，致使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自范阳率兵15万南下反唐。“安史之乱”爆发。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敌之人。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朝廷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井无赖之徒，前往阻挡。封、高二人，乃当时名将，无奈兵将乃是乌合之众，根本无力抵御叛军，封、高退守潼关，最后竟被宦官杀害。叛军很快就攻占了洛阳，这对于在风雨飘摇中的唐政府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洛阳宫中花柳春，洛阳道上无行人。皮裘毡帐不相识，万户千门闭春色。春色深，春色深，君王一去何时寻。春雨洒，春雨洒，周南一望堪泪下。蓬莱殿中寝胡人，鳷鹊楼前放胡马。闻君欲行西入秦，君行不用过天津。天津桥上多胡尘，洛阳道上愁杀人。[7]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8]，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发难，让沉浸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玄宗皇帝措手不及。安禄山在洛阳称帝之后，锋芒直逼长安。

封、高二将被杀之后，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也是当时名将，曾大败吐蕃，收复西北，因此而威名远震。在潼关，哥舒翰试图采用以逸待劳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可是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六月，唐军在潼关外溃败，哥舒翰被俘，潼关之守荡然无存，安禄山得以长驱直入自在情理之中。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9]，无奈之下，玄宗皇帝与杨贵妃以及杨氏弟兄姊妹，匆忙西逃，欲奔四川而去。可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盛唐之所以会遭致今日的剧变，杨国忠是难辞其咎的，“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10]，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随行的将士在愤怒中杀死了杨国忠，又逼使玄宗皇帝绞杀杨贵妃，才肯继续起行，前往四川。同时，太子李亨逃往灵武（在今宁夏境内），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将领的支持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尊玄宗皇帝为太上皇。唐肃宗任用郭子仪等大将，集合西北各路军队，依靠淮南、江南的雄厚财力、物力，并向回纥等少数民族借兵，以平叛乱。

长安城要被安禄山占领了，当寒山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寒山的眼中，这是多么强盛的时代啊。哥舒翰将军镇守着潼关，安禄山怎么可能攻下呢？可是，当他看到长安的那些达官显贵都在纷纷逃离的时候，当他听说歌舒翰已经被俘的时候，当他听说连玄宗皇帝都弃都而逃了的时候，他才感到了情势的危急。眼看再过几个月又到了吏部关试的时候，这几年生活很不容易，好不容易熬到如今，可是，连皇帝都走了，关试什么的，自然也就虚无缥缈了。怎么办？战火到了长安，不走的话也许就有生命危险了。离开长安，像大多数的士绅显贵一样，这是寒山最自然的选择。

要离开长安，寒山自然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自天宝七年（748）冬，妻子被接回娘家之后，寒山一直没有机会见妻子和儿子。八年了，儿子应该十二岁了，他还会记得自己吗？还有妻子，她现在怎么样了呢？想到这里，寒山已经顾不得遭受岳父母的辱骂，飞奔向岳父母家。可惜，当寒山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原来他们一家和长安的许许多多显贵们一样，早就走了。寒山不知道他们逃向哪里了，突然之间，寒山感觉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偌大的世界，突然之间，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多余的。寒山觉得自己的内心异常的空虚，妻子、儿子都不见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割舍不下的东西了。对于此刻的寒山而言，除了咸阳城外父母的墓茔，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了。

寒山无助地走在咸阳城，这个他曾经那么熟悉的地方，此时此刻，竟全然变得陌生了。昔日曾经所拥有的繁华不再了，那林林立立的店铺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逃亡后的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夏日的咸阳却被凄凉所笼罩，这样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只有店铺上飘舞着的凌乱的招牌，似乎还在向人述说着那个曾经繁华无尽的昨天。

妻儿已经不知所终了，哥哥自从败家之后也音讯全无了，孤零零的寒山，在这风雨飘摇的冲击中，没有了任何的选择，也不想做任何的选择，因为对于寒山而言，此刻他的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了亲人的牵挂，在那一刻，虽是盛夏，可是寒山的内心感到了无比的冰凉，前途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样？寒山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或者随波逐流是最好的选择吧，这样可以不需要去想很多问题，很多自己无法去解决的问题。看着蜂拥四窜的逃亡人群，寒山觉得自己也该离开这里了，因为他不知道安禄山的军队来了之后他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就如同千千万万逃亡的士绅所想的那样。

在逃离咸阳城之前，寒山去了城郊父母的坟地。坟前长满了杂草，伴着肃杀的气氛，这里更加让人感到悲凉。寒山默默地整理着坟前的乱草，整齐再整齐，然后培上一捧又一捧的黄土。想起父母在世之日对于自己的种种期望，想起当年的种种幸福场景，寒山不觉潸然泪下。孩儿要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想到这里，寒山感觉到了内心整个地被一阵凄凉所包围。

捧起父母坟前的一抔黄土，默默地包好，放在贴身的衣袋里，再见了父母，再见了咸阳，再见了这一片熟悉的土地。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攻陷长安城，玄宗皇帝仓皇西逃，京城之内，满目狼藉，昔日繁华无尽，如今哀嚎遍地，杜甫在《哀王孙》中，对于安禄山占领长安之后，城内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述：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骆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11]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骆驼满旧都”，随着安禄山的攻陷长安，京城笼罩在一片血腥之中。逃离这是非之地，逃离这血腥之所，成为了士绅的首要选择。因洛阳、长安被叛军攻陷，是年，两京很多士人多逃亡荆州一带，以避战乱，“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12]

“不觉大流落，皤皤谁见矜”（《寻思》一〇一），漫无目的的寒山，怀着无比惆怅和凄凉的心情，加入了逃亡的人群，随着他们一起越秦岭，下汉水，走襄阳，最后到达了江陵（今荆州）。

荆州位于今湖北省中南部，地处长江中游和汉水下游的江汉平原腹地，又称江陵，自古为军事要地，三国时期诸葛亮就曾称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13]这里山水怡人，风光无限，诗仙李白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4]，其在江陵畅游之意，跃然纸上。

“忆昔遇逢处，人间逐胜游。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送客琵琶谷，携琴鹦鹉洲”（《忆昔》一七八），寒山这首诗则无疑表明了在咸阳遭受兵乱之后，随着逃亡的士绅队伍，自己也曾到了江陵。其所言的“琵琶谷”即在今湖北郧县，处于汉江边上，离江陵很近；“鹦鹉洲”即在今湖北武汉汉阳鹦鹉湖，《清一统志》载：“湖北武昌府，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祢衡墓鹦鹉洲，今沦于江。”

而在寒山到了江陵之后，荆楚之地的胜景，让寒山暂时地抛却了积聚在心头的惆怅、无奈的情绪，“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在江陵，徜徉于山水之间，无疑让寒山孤寂的心灵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慰藉。更为重要的是，与寒山同来江陵避难的，也都是缙绅之士，本来就是文人墨客，风流倜傥，再加上山水奇异，自然更能激发文人们的诗情雅兴。于是，文人们也暂时抛却了离乡的愁绪，代之以应和酬唱，把酒言欢，江陵的山水之间，俨然一人间胜境。混迹于文人墨客之间，应和于觞酒酬唱之中，寒山对于生活也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满意和陶醉，毕竟在这里暂时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送客琵琶谷，携琴鹦鹉洲”，这是对于当时文士交往的最为直接的写照，而琵琶谷和鹦鹉洲无疑也是当时避战乱于江陵的士子经常应和酬唱的地方。“琵琶谷”在今湖北郧县，“汉水又东经琵琶谷口，会贞按：谷在今郧县东。《郧县志》谓之琵琶滩”[15]，郧县历史悠久，古称麇子国，商代属庸国，春秋时属绞国，战国时属楚地。秦属汉中郡长利县。西汉置锡县。东汉属益州汉中郡锡县，三国时属魏兴郡之锡县。晋太康五年（284）置郧乡县，属荆州魏兴郡，以治所附近郧关得名，又传因位郧山之南得名。汉水在侧，潺潺而过；郧山之秀，足以陶情。有山有水，其地必灵，对于文人墨客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激发诗情的地方，无疑是觞酒酬唱的首选之地。故而，寒山与避难于此的文人墨客时常留连于斯，也是情理中事。

鹦鹉洲，在武昌城外江中，其名之来，则是与汉末名士祢衡（173—198）联系在一起的。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少有才辩，性格刚毅傲慢，好侮慢权贵。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因其有才名，不欲杀之，罚作鼓史，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人手杀之，因遣送与荆州牧刘表。仍不合，又被刘表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终被杀，死后葬鹦鹉洲，祢衡为汉末辞赋名家，鹦鹉洲即是因其名赋《鹦鹉赋》而得名的，其赋曰：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跱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觜，绿衣翠衿。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

于是羡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生。故献全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

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

嗟禄命之衰薄，奚边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慜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

若乃少吴司辰，蓐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修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欷歔。

感平生之游处，若埙箎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牗以踟蹰。想崑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16]

祢衡在赋中刻意描写了鹦鹉的才质优美和明慧聪善，结果却落入失群丧侣，流离异乡，委命依人，孤危愁苦的境地。鹦鹉系身于樊笼之中，思念故乡不能展翅高飞，眷怀家室却归之不得。而这正是作者自己现实处境的写照，显示了他内心既有因言语而招祸的自责，又有禄命衰薄，遭时艰难的悲叹，真实地反映出乱离社会中才智之士的可悲命运。这对于避战乱于江陵之地的文士们而言，多少有一种心有戚戚的感觉。因战乱而逃避于斯，思念故乡，却又一时不能返回，这与樊笼之中的鹦鹉又有何异？因心中所感，再加上祢衡文名赫然，寒山与众多的文士们临着江风抚琴于斯，相互应和酬唱，以述说心中的愁绪，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山水能够让人得到暂时的满足，怡情于山水之中，可以让人的精神得到暂时的解脱，但是，山水能够真正地让人忘情一切吗？显然不能，至少对于寒山来说，山水虽然可以暂时地抚慰他那脆弱的满是伤痕的心灵，可并不能让他真正感到惬意。那种由内而外的释然，寒山没有能够在江陵的山水酬唱之中找到。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在江陵的日子很快过去了一年多，寒山开始对山水之中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元非》二八一）。此刻的寒山，就其性格而言，还是倾向于入仕，因为这是他三十年来的基本追求，虽四次折戟于吏部关试而犹未悔。自幼饱读圣贤书的寒山，所想到更多的是如何能够入仕以一展其抱负，实现父亲自小以来对他的殷殷期望。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个曾经富裕的家庭，想起了少时幸福的生活，想起了妻儿，寒山怎么还能够在江陵继续过着这优游的生活呢？这个时候，寒山更加地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入仕、为官。自己原本就不是什么隐逸之士，自己的理想是在庙堂之上，那个关系自己追求了近三十年的理想。山林人只是暂时的避难而已，并不是自己所理想的生存状态。想到这里，寒山更加对隐逸于江陵的生活不满，他想走出去，去实现其抱负，还有家庭的梦想，死去的父亲的牵挂。

此刻已经是乾元元年（758），外面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稍微的好转。757年年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同年九月，唐军与回纥军收复长安，十月唐军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758年唐军鱼朝恩、郭子仪围安庆绪于邺郡。安禄山、安庆绪叛军的大势已去，虽然长安、洛阳附近还是时常会有战斗，但整个唐朝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之中。这种情形对于寒山来说，则是离开江陵，以求一展宏图，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好时机。

因此，在江陵度过了将近两年时间的隐逸山水的生活之后，由于现实的政治环境趋于平稳，寒山因其仕途理想的再度萌发而离开了江陵。

再离开江陵之后，摆在寒山面前的道路既是明确的，又是不明确的。说明确，是因为对于寒山来说，他的人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入仕为官。说不确定，是因为此刻长安附近还是时有叛军，战乱并未完全结束，寒山不可能回到长安去重新参加他的吏部关试，退而言之，对于此时的寒山来说，就算是能够平安地返回长安，也不太愿意再去参加吏部的关试了，因为那里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个伤心之地。此刻的寒山虽早已进士出身，但是就仕途而言他还是不入流的（按照唐代的职官制度，官位共分九品，称流内官。九品以外的低级胥吏，称流外官。流外官通过考选，提拔为流内官，称为入流）。时局虽已渐趋平稳，但毕竟还有诸多不可测的因素在其中，此刻的寒山只是希望能够从流外入流，换而言之，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让自己进入仕途的低级胥吏，然后以求进仕入流。对于这个时候的寒山而言，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吏部的铨选遥遥无望，而胥吏一则对于进士出身的寒山来说比较容易，二来也可以解决自己在生活上的困顿。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除了长安，能够去哪里呢？这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问题。

既然长安短时间是回不了了，那么就去山东吧。作为一个读书人，寒山早就对齐鲁之地向往已久。那里可是圣人故里，久沐孔孟之礼的教诲，深受洙泗之风的熏陶，想必是文质彬彬，其治必隆。反正自己现在也是孤身一人，无所适从，那么就去孔圣人的故里吧，也许那里对于自己而言，会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

带着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望，寒山离开了江陵，向着圣人的故里而去。几经辗转，终于在乾元二年（759）年，寒山到达了梦寐之地——山东。因其进士的身份，也如愿以偿地在衙门里找到了一个低级的职位。于是，带着梦想和希望，寒山满怀憧憬地开始了他的人生的新的起点——作为胥吏的寒山。案牍卷宗之类，当然是难不倒寒山，以寒山之才华，凭寒山之聪明，这些事情自然很容易就能够熟悉应付了。

但是，生活之对于寒山而言，显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仕途也并不是处理完案牍卷宗就可以非常顺当，此刻的寒山开始面临他以前从未感受过的生活。没有做胥吏之前，书生寒山以为，为官最为重要的是以德治民，推仁政于天下，为天下人秉公执论，夫子不是说“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吗？圣人不是总在说要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心为心吗？在寒山看来，这也就是要求为官就必须以德、以仁治天下，关心百姓疾苦，这也是对于仕途的最起码的要求，至少在寒山的心目中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作为一个胥吏，寒山所看到的现实，让他感到不能理解。官员之间相互勾结，相互维护，衙门之中惟有利益而没有仁义，这一些让寒山感到不可接受。可是，事实却一次次地告诉寒山，官场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利益的逻辑，而不是公道或者仁义。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就是代表着公正，普通的百姓对于官府则是敢怒不敢言。寒山觉得这样的情形是不正常的，可是同僚告诉他，官场上原本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哪里都是一样的，京城也好，外地也好，这是官场的通例。

寒山原本不信，因为圣贤书所告诉他的为官为政之道根本不是这样的，难道这些读圣贤书出来的官吏会自己违背圣贤之言吗？可是，他的所见所闻，渐渐地让他对于官场的现实感到失望。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不在于理想没有能够实现，而是在于他在实现理想之后却发现原来他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竟然一无是处，此刻寒山的感觉就是如此，这种发自心头的悲哀远甚于当年科举受挫时的感觉。自己自小读圣贤书，立志从政，可是，到头来官场上的一切竟然是与自己的理想那样的背道而驰。这是寒山所万万想不到的，也是寒山所无法接受的。对于寒山来说，圣人之道是圣洁的，可在现实仕途中却被如此玷污，这让寒山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自己孜孜以求仕途，可是仕途的现实竟是这样的混乱不堪，那么自己所追求的也是如此吗？虽然少年之时，寒山有着官宦子弟的陋习，可从本质上而言，寒山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寒山，不甘心被现实黑暗混乱的官场所吞噬。那么，寒山所面临的选择无非是两条：或者改变现实，或者逃离现实。然而对于寒山来说，改变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社会的现状，个人凭一己之力是无法达成的，更何况，寒山还仅仅是一个不入流的胥吏。那么，对于寒山来说，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逃离现实。

“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仕鲁蒙帻帛，且爱裹疏巾。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元非》二八一），这里很直观地表现出了寒山思想的转变过程，原本有济世之志的寒山，不甘在江陵过着隐逸的生活，因此辗转到了山东，以求实现其政治抱负，而以胥吏从仕之后的寒山方真正体会到官场的黑暗是其无法忍受的。此刻，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早年科举屡屡不第，已经极大地打击了他的救世之志，此时作为一个小吏所感到的对于现实政治的无奈，使得寒山最终放弃了儒家救世的理想，选择了归隐，“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逃离现实政治的无奈和黑暗，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1] 《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五。

[2]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3] 《旧唐书·地理志四》。

[4] 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九。

[5] 杜甫《秋雨叹其二》，《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

[6] 张继《华清宫》，《全唐诗》卷二百四十六。

[7] 冯著：《洛阳道》，《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五。

[8] 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五。

[9] 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五。

[10] 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五。

[11]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

[12] 《旧唐书·地理志》。

[13]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晋）陈寿、（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 李白：《早发白帝城》，又作《白帝下江陵》，《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一。

[15] 《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6] 祢衡：《鹦鹉赋》，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17] 《论语·为政第二》。

5．三十年归隐，又成鳏夫

如果说出仕为官是自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寒山在内心无法割舍的追求的话，那么吏部铨选的屡次失败，对于寒山来说，是其为官之志的一个重要打击。安史之乱对于寒山的人生而言，则是一个转折，如果没有发生这次变乱，寒山的生活道路我们不难设想，汲汲于入仕之途的努力至少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了长安，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寒山开始偏离他先前所预设的仕途人生。在山东这一短暂的胥吏经历，对于寒山人生道路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影响，正是作为胥吏见识到官场的种种黑暗和无奈，使得寒山从内心最终放弃了儒家入仕的努力。

对于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要么仕，要么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这是传统文化对于士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传统的士，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水准。士人要实现这种要求，其途径则是入仕，故入仕对于士人而言，是一种社会担当的责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学而优则仕”[2]，对于士人来说是自然的选择。在另一方面，“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3]，对于士人的入仕，虽然我们可以做出种种崇高的解释，而在本质上只是士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换而言之，是士人生存的一种方式。

与仕相对，隐是士人生活的另一种方式，“‘隐’是隐蔽的意思，士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4]，作为一个名称，隐是与仕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传统中那些不出仕的或者曾经出仕而后又退出仕途的士人。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代伊尹曾隐于市肆，周代姜尚曾隐于山野。“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身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5]，这段话对于隐士之“隐”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庄子看来，所谓的隐实际上只是士人在特殊社会状况下的一种生存之道，仕与隐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都只是士人为适应其生存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

仕或者隐，出或者处，这是传统士人生存所面对的问题。儒学以纲常伦理作为基本旨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在现实中实践个体道德理想。对于士人而言，唯有积极入世，才能够实现其社会抱负，入仕在儒家看来是士人的必然选择，“不仕无义”[6]。不可否认，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人的能力，从而为社会创造出价值，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但是，这种用世无疑是有条件的，它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现实状况，换而言之是社会是否为士人提供发挥其能力的空间，就儒家的判断而言，就是社会是“有道”的，还是“无道”的。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士人救世努力是否能够得以展开，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有救世之志而最终无所得以施展的士人，这对于士人的救世之志无疑是一种限制和打击。再者，由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士人要发挥其救世、济世的社会作用，唯一的途径就是入仕，但就现实而言，仕途并非每一个士人都能实现的。在这个时候，士人应该怎么办？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7]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方案，但这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强调道德担当的生存模式并不能最终解决士人的出处问题。这时候，道家自由逍遥的隐逸思想吸引了士人，成为了士人生活的另一维。与儒家汲汲于道德教化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8]。人生活于世间必然会遇到种种磕绊，种种不如意，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是个体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9]，相比于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利益，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更是人所向往的，人应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10]。因此，在道家看来，精神上的追求是最高的，人要“法天贵真”[11]，回归自然的、本真的状态才是生活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在《庄子》的解释里，还不能解决士人的道德归属问题的话，至郭象的《庄子注》强调“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间”[12]，这样仕与隐两途被最终融为一体。道家的这种观念，对于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因为它为士人的不入仕找到了崇高的理由——回归自然，追求精神自由，使得士人在现实世界的努力遭到种种挫折之后，可以很坦然地选择归隐之路。

就隐士原本的精神取向而言，是要避开现实的纷争，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魏晋之际郭象《庄子注》的诠释，使得隐成为无异于仕的一种生存手段，这种世俗化的解释对于隐的精神本质而言是一种蜕化，但是，对于士人的处世而言，则提供了圆融的选择方式，这也成为了此后传统知识分子选择的依据。概而言之，以儒学济世，以道家修身，入仕途则以儒学积极用世，仕途受挫则以道家自慰。仕与隐两途的结合，解决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大事，也成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之一。

对于此刻的寒山而言，既然官场上的黑暗难以承受，仕途上找不到出路，弃仕归隐是其必然的选择。同时，寒山的这一选择也是与唐代隐逸之风盛行这一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唐代文人崇佛道，提倡返璞归真，向往远离俗世的山林，加之李唐皇室对隐士的礼遇，“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13]，同时，唐代在制举中设置了隐士科，这使得隐逸之风大盛，唐代的隐逸之风按照其历史的发展大致有四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弃世与游世并存的初唐隐逸，以隐求仕的盛唐隐逸，兼顾仕宦俸禄与心性自由的中唐隐逸以及悲愤无奈的晚唐隐逸[14]。寒山所处的是李唐由盛转衰的年代，就当时社会的隐逸思潮而言，恰好处于炽盛期，社会上的种种关于隐逸的思想和传说，对于寒山来说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再者，开元二十九（741）年正月，玄宗皇帝诏制两京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每年随举人例，准明经考试。通过者，准及第人处置，并置博士一员。寒山亦是从那时起开始修读《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道家经典，并深受其影响。“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元非》二八一），这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寒山内心世界开始转变。黑暗的官场现实是寒山所无法接受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儒家信仰的破灭。入仕对于寒山来说，此刻意味着双重的痛苦。苦心孤诣，却年年被拒之于吏部铨选之外，可是就算最后能够通过铨选又怎么样？现实的官场黑暗让寒山更加感觉到痛苦和无望。寒山很明白这不是自己所想要的生活，因为在寒山的眼中不能够容忍这样的现状。当然，寒山也知道自己是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的，甚至无法逃遁，假如依旧选择入仕的话。现实就像一张黑网笼罩着寒山，此刻的寒山无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对于道家自由逍遥的境界，寒山自是心向往之，“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青萝疏麓麓，碧涧响联联。腾腾且安乐，悠悠自清闲。免有染世事，心静如白莲”（《隐士》二六八），这种精神上的宁静与恬淡何尝不比世间的名利争夺强千百倍呢？

在寒山内心感觉到孤立无援的时候，作为一个深受传统熏陶的士子，寒山之放弃儒学入仕进而选择道家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既然选择了道家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那么何处才是隐居的佳处呢？寒山开始了对于隐居之所的找寻。

可是大江南北，何地才是魂归处呢？“之子何惶惶，卜居须自审。南方瘴疠多，北地风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难可饮。魂兮归去来，食我家园葚”（《之子》一三三），为了找到一方能够让自己心灵得到安宁的净土，寒山四处漂泊。可是，南有瘴疠之气，北有风霜严寒，荒凉偏僻之地不可居，瘴毒熏染之川不可饮，究竟何处是家园？此时的北方尚有战乱，唯有往南走，经过了无数跋涉与艰险，诗人最终到达了浙江天台山。

天台山脉局部

天台山绵亘浙江东海之滨，因“山有八重，四面如一，顶对三辰，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15]，天台山若莲花瓣一般，神奇秀丽，相传乃是东海龙王的九个儿子用莲花造成的，至今在天台民间还流传着“九龙造天台”的故事，这也让天台山具有了一种神奇而美丽的光环，更加令人向往。天台山早在东晋时已享有盛名，孙绰《游天台山赋》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夫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天台山雄伟壮丽的景色在赋中得到了极度的渲染，自孙绰这篇掷地金声的《游天台山赋》以来，天台山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眼光，天台山一直是人们神往的胜地。

天台桃源洞外景

天台山的自然风光让人陶醉，而著名的刘阮遇仙的传说，则更是让人对这风景秀丽的增添了无限的向往之情。东汉永平五年（62），会稽郡剡县（今浙江绍兴新昌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途不知归路，饥饿之中来到一山谷，谷中溪水潺潺，桃花夹岸，俩人巧遇两个绝色女子，遂相缠绵，刘、阮乐而忘归。“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半年之后两人归家始发现人间已历七世，早已是晋代，故乡的一切都变了，没有一个亲朋故旧还活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第七代孙子，他们也只是听说远祖进山迷路再也没有回来了。于是两人重返天台山，他们想再回到桃源仙洞去，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洞口了。此事后来被收入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亦载，由此而成为了广为世人所传颂的神仙佳话，在邑人张联元的《天台山全志》中也有记载：

汉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路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尽，遥望山上桃树有子实，攀缘藤葛乃得上，各噉数枚，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嗽，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便逆流行二三里至一大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缘二女子便呼其姓，如有旧。乃相见，问来何晚，因邀还家。其家铜瓦，屋西壁、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帐、四维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二女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桃，实犹尙虚，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乐，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就之。言声淸婉令人忘忧，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使君思家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旣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复去不知何所。[16]

现在天台山的桃源洞口有两座石峰并立，名叫“双女峰”，相传就是刘晨、阮肇遇之处。洞外三公里处有一条溪水，也取名为“惆怅水”，似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一个美丽的传说，婉转而又幽远。

天台山有如此胜景，故而寒山的前辈，诗仙李白亦曾对此痴迷许久，“龙楼凤阙不肯往，飞腾直欲天台去”[17]，这对于寒山来说，自然也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奇绝俊秀的天台胜景并非寒山选择归隐的唯一理由，对于此时的寒山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天台山有着浓厚的佛、道教思想氛围。神山秀水，自然是修道的首选之地。汉晋六朝之际，葛玄、葛洪、陶弘景就来山修道炼丹，昙猷开山坐禅。此后，名僧高道纷纷进山，或开宗立教，或隐居著书，寺院道观遍布，天台山亦因此有了“佛国仙山”的美誉。道教以天台山为神仙所居之洞天福地，亦为道士修行之佳处。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称其赤城山洞为十大洞天之一，其灵墟洞和司马悔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天地宫府图·十大洞天》曰：“第六赤城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上清玉平之洞天。在台州唐兴县（即天台县）属，玄洲仙伯治之。”《天地宫府图·七十二福地》曰：“第十四灵墟，在台州唐兴县北，是白云先生隐处。”“第六十司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北，是李明仙人所治处”。据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载，第十四福地在天台县北六十里，第六十福地司马悔山，在天台县北十三里。

天台山桐柏山桐柏宫

提及天台的道教就不能不说桐柏山，今所言桐柏山在县城西北约12.5公里，即后来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之所在。不过，道教所言的桐柏山实际上就是天台山，只不过道释称呼不同而已，所谓“天台也，桐柏也，代（似应做佛——作者注）谓之天台，真谓之桐柏，此两者同出而异名”[18]。此山仙家传说最多，高道仙真辈出，大概是因其山水神秀，灵异非常的缘故。根据《天台县志》，太子晋王乔（公元前565—前549）曾隐居天台桐柏山玉霄宫（今桐柏宫），这是传说中天台山最早道家人物。至今桐柏山一带众多王姓人家繁衍生息，依然供奉王乔为其祖宗。古人有言：“桐柏山高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号曰金庭宫，即中右弼王子晋之所处也，是之谓不死之福乡，养真之灵境，故立观有初，强名桐柏”。[19]三国是赤乌二年（239），“道冠两仪之先，名绝万物之始”的太极葛仙翁、高道葛玄真人（164—244）在桐柏山炼丹，吴主孙权为其建降真台（法轮院）、仙坛院（鸣鹤观）等39所道观，是为桐柏宫前身，葛玄有《登天台山》诗曰：“高高山上山，山中白云间。瀑布低头看，青天举手攀。石梁横海外，风笛落人间。不见红尘客，时时鹤往还”[20]，其孙葛洪（283—363）亦曾炼丹于桐柏山。葛玄以后，又有十余所道场、坛宇陆续修建，于桐柏山修道之人日渐增多，著名道士有袁根、柏硕、班孟、魏夫人、王玄甫、许迈等等。唐代统治者推崇道教，天台山的道教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道教人物当数司马承祯。司马承祯（647—735），唐代著名道士。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晋王族后裔，出生官宦世家，自少笃学好道，无心仕官之途，喜方外游。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勤学苦读，深得潘师正赏识，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为陶弘景四传弟子。后遍游天下名山，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来到了“连山峨峨，四野皆碧”、“仙花灵草，春秋竞发”的天台山，隐居在玉霄峰（今天台县石梁镇洞天后村），自号“天台白云子”。他与当时达官雅士陈子昂，李白等十人交往甚密，时人称为“仙宗十友”，在当时甚有影响。圣历二年（699）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都，亲降手敕，赞美他道行高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召入宫中，询问阴阳术数与理国之事，他回答理国应当以“无为”为本。甚合帝意，赐以宝琴及霞纹帔，并降诏为其修建桐柏观。司马承祯其后即在此着手整理历代高道的著述，并誊写自己数十年来编写的130余卷经论，成为天台山桐柏道藏的实际开创者。唐玄宗开元九年（721），派遣使者迎入宫，亲受法箓。开元十五年（727），又召入宫，请他在王屋山自选佳地，建造阳台观以供居住。并按照他的意愿，敕在五岳各建真君祠一所，死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称“贞一先生”。自680年始，司马承祯前后总共在天台山住了30余年，自号赤城居士，并收徒设教，法脉广延，为后来形成道教南宗（或称“天台仙派”）奠定了基础。

智者大师像

天台山自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已建有佛寺，东晋以来，支遁、昙光、竺昙猷等高僧来此居住。隋朝后，天台山作为佛教名山而声名大振，这是与“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的努力分不开的。智顗，俗姓陈，字德安，荆州华容（今湖南华容县）人，生于南梁大同四年（538）。他出身士族，父亲做过梁朝益阳侯。梁元帝亡，亲属离散，智顗深厌人世，遂入湘州果愿寺为僧，时年仅20岁。3年后，投光州大慧山，拜慧思为师。由于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常代慧思讲经，不久成为法嗣。南陈光大元年（567）智顗偕27人到陈的京城金陵，陈废帝敕令停朝一日，群臣俱往瓦官寺听他演说佛法，一时朝野轰动，为天下所推重。南陈太建七年（575）智顗入天台山，先居石桥佛垅山，后居华顶山，潜心修学，10年而自成宗派，陈宣帝割始丰县（天台旧县名）租税给他以作弘传经法的费用。隋灭陈后，隋文帝曾下诏问候智顗。晋王杨广时任扬州总管，三次遣使迎奉智顗。智顗于隋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抵达扬州，杨广开千僧会，奉其为戒师，尊称智者大师。开皇十七年（597）智者大师再度入京，十一月二十日行至新昌石城大佛寺时圆寂。自南朝陈太建七年（575）智顗及弟子慧辨等入天台山始，前后十年，智顗共建十二刹，创天台宗，所著《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被奉为“天台三大部”。智顗开创天台宗后，想建寺庙，因无资金难以动工，在其临终遗书晋王：“不见寺成，瞑目为恨”。晋王杨广见书，极为感动，便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承智顗遗意按其亲手所画样式派司马王弘于天台山麓监造建“天台寺”，至大业元年（605）钦赐“国清寺”匾额。自此，天台宗历代祖师相继在此传法，弘扬天台宗教义，久盛不衰，对后世影响深远。

清幽秀丽的环境，浓郁宗教文化氛围，无一不合乎寒山内心的需求，这正是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所要寻找的家园，寻找的精神乐土啊。对于寒山而言，天台显然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但是，在寒山的心中却并没有这种陌生的感觉，反而觉得一见如故。流浪已久的心，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乐土，“卜择幽居地，天台更莫言”（《卜择》七八），这样的喜悦在寒山内心中油然而生。

自天宝十五年（756）因避战乱离开故乡咸阳，至乾元三年（760），在度过了将近五年的漂泊生活之后，历经千山万水的跋涉，寒山终于到了天台山——他的精神生命的归宿。

此刻的寒山，完全陶醉于天台山的绮丽风光之中，这一切都无疑是迥异于咸阳的，对寒山来说也是充满着刺激和新奇的，在刚进入天台山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寒山居无定所，徜徉于神山秀水之间，暂时抛却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置身于繁茂清幽的山林中，寒山的心情也显得异常得平静，“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千云》二八四）。在这段时间里，寒山的足迹遍及了天台山的每一寸山水，尽情享受着山水所带来的那种清心脱俗的感觉：

平野水宽阔，丹丘连四明。
仙都最高秀，群峰耸翠屏。

远远望何极，矹矹势相迎。
独标海隅外，处处播嘉名。

（《平野》二六三）

丹丘迥耸与云齐，空里五峰遥望低。

雁塔高排出青嶂，禅林古殿入虹蜺。

风摇松叶赤城秀，雾吐中岩仙路迷。

碧落千山万仞现，藤萝相接次连谿。

（《丹丘》一九五）

此处丹丘即是指天台而言，仙都、五峰、赤城均为天台山的山峰，仙都指的就是桐柏山，因其为历代仙家修道之所故名。五峰则是指国清寺外的五座山峰，“五峰，在国清寺侧。正北曰八桂，东北曰灵禽，东南曰祥云，西南曰灵芝，西北曰映霞”[21]。赤城山，又名烧山，因为形如雉堞，岩色赤赭，每当晨曦当照，满山紫气氤氲，霞光笼罩，故名“赤城栖霞”。桐柏、赤城、国清寺，天台山胜景在寒山诗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神山秀山让寒山感到新鲜和感慨。“独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松风清飒飒，鸟语声官官”（《可重》一六五），峻伟瑰丽的天台山对于寒山来说，是另外一个清新的世界：

我闻天台山，山中有琪树。

永言欲攀之，莫晓石桥路。

（《我闻》二一八）

迥耸霄汉外，云里路岧峣。
瀑布千丈流，如铺练一条。

下有栖心窟，横安定命桥。
雄雄镇世界，天台名独超。

（《迥耸》二六六）

缘山而上，寒山也曾到了石桥山。石桥山有着著名的石梁飞瀑，“石桥山，在县北五十里十五都，两山并立，连亘一百里，旧传‘五百罗汉应真之境’。有石梁架两崖间，龙形龟背，广不盈尺。其上双涧合流，洩为瀑布，西流出剡中，下临万仞，飞泉回射，危滑欹侧，状如横虹，且多霉苔，甚滑，过者目眩心悸”[22]，高山对峙，中间仅不足尺宽的石梁相连，其山势之险峻，于此可见一斑，故东晋顾恺之谓“天台山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步，步至滑，下临绝冥之涧”[23]，石梁飞瀑所在之处，奇峻无比，瀑布飞流直下，仿佛洗去人世的诸种尘垢，寒山在此领略到了山水奔腾、气势恢宏的感觉，有一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故而有“栖心窟”、“定命桥”之叹。在寒山看来，惟有站在这里，方有“雄雄镇世界”的感慨。

天台山的顶峰——华顶——也曾留下了寒山探求胜景的足迹，华顶峰为天台山的顶峰，“华顶峰，在县东北六十里十一都，天台第八重最高处，旧传一万八千丈，周回一百里，少晴多晦，夏有积雪，可观日之出入”[24]。作为天台山的主峰，华顶海拔约1110米。身临绝顶向西南眺望，能看到八大山峰，层层叠叠，仿佛八叶莲花，“华”为“花”之古字，又当天台最高处，故名华顶。华顶峰上，一年之中除了冬季外，春夏之间，雷雨常至，雨过天晴，山色翠黛如洗。峰顶四周常有云涛翻滚，或如大海怒潮，或如羊群卧伏，或如絮团围裹，仅露峰顶。时而氤氲盘结，如幢、如盖，时而云障雾掩，咫尺难见面目。站在望海尖看云，但见云团如风驰电掣，山草树木倏然闪现在眼前；于山洞中观望，白茫茫的云雾自峰顶漫过来，如滔天白浪，蓦地淹过头顶；忽而云收雾散，变成一抹轻纱，天台山胜境“华顶归云”，即是因此得名。山顶有拜经台，相传为智者大师拜读《楞严经》处。又有华顶寺，建于五代。还有王羲之墨池，相传王羲之与支遁和尚游天台山，尝临池取水作书，故名。诗仙李白亦曾到此，“灵溪咨沿越，华顶殊超忽”[25]、“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26]，这些诗句无疑都表明了李白与华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的华顶还有太白书堂，相传为李白读书处。华顶又称“望海尖”，天气晴朗时，登其顶可遥望东海。山上松杉扶疏，草木薰郁，如仙境一般。对此佳境，寒山怎能不感叹呢？

闲游华顶上，日朗昼光辉。

四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

（《闲游》一六七）

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
风摇松竹韵，月现海潮频。

下望青山际，谈玄有白云。
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伦。

（《自见》二二九）

在这美景之中，寒山的向道归隐之心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天台山的俊秀、深幽，让久已疲惫于世间功名的寒山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和归依，漂泊的心不再想继续流浪、找寻，因为这里已然是自己理想中的家园，寒山此刻有了终老天台山的念头，“折叶覆松室，开池引涧泉。已甘休万事，采蕨度残年”（《卜择》七八）。

对于寒山来说，选择在天台山隐居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遍览天台山风光之后，寒山选择了翠屏山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翠屏山则在桐柏山西南，“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下。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所创’。最具形胜，北沿王真君坛，东北连丹霞洞，西北枕翠屏岩。故孙兴公《天台山赋》云：‘搏壁立之翠屏’，即此岩也。仙坛与翠屏岩耸空斗峙，瀑布迸流落落西崖间，可千余丈，状素蜺垂天，飞帛触地”[27]。在天台山众多的幽栖佳境之中，寒山之所以选择翠屏山，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隐居的地方，寒山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周围环境的优美。而翠屏山本身环境清幽，古木参天，层峦叠嶂，绿水缭绕，“猿啼溪雾冷，岳色草门连”（《卜择》七八），人栖居其间，陶靖节先生那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8]的闲情逸致唾手可得。此外，翠屏山北面为琼台双阙，“翠壁万仞，森依相向”、“幽花凝岸，苔茵布石”[29]，西北面为道教桐柏山福地，可谓山水环抱，清幽得自然之天成。其次，就此刻寒山一心捐儒归隐的心态而言，选择桐柏宫附近之地作为隐居之所是非常自然的。唐代因李唐皇室的推崇，道教兴盛，桐柏为道教金庭福地，继司马承祯之后更是声名煊赫，慕名到桐柏宫修仙的人不在少数，早年受道家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此刻备受世俗功名之途的打击，放弃了儒家入仕追求的寒山，作为一个传统的士人，进而选择道家之地归隐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760年，寒山选择在翠屏山脚下隐居，翠屏山脚的小山村成为了寒山理想中的家。自上元元年（760）开始，寒山隐居翠屏山中，这段隐居的时间非常之长，一直到贞元六年（790），寒山在翠屏山整整呆了30年。

做出隐居的选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真的要适应在翠屏山的隐居生活却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思想上的转变总是来得比较容易的，在经受了“文不成”、“武不勋”的早年潦倒生活之后，儒家的理想在寒山的心目中破灭了。在儒道互补的传统思想体系中，寒山很自然地接受了道家清静自然的思想，决意归隐翠屏山。在思想上选择一个放弃另外一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生活中却完全不一样，生活毕竟是现实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可以解决的。在寒山决定隐居之后，他首先遇到的也是最大的一个难题是语言问题。作为一个在咸阳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人，寒山所能够接受的、理解的语言是咸阳一带的语言，陕西的语言和天台的语言有着很大的差异，若同是书生，或者还好交流，但此刻的寒山是隐居于山林之间，所遇到的都是天台当地的土著，语言上的沟通自然是非常难的事情，“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时人》二二一）。

与天台山当地的语言差异，让寒山倍感孤独，在寒山初到天台并决定隐居翠屏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寒山都生活在孤独之中。这份孤独勾引起了寒山对于故乡的怀念，对于亲人的思念，“去年春鸟鸣，此时思弟兄。今年秋菊烂，此时思发生。绿水千肠咽，黄云四面平。哀哉百年内，肠断忆咸京”（《去年》一八〇），思念此刻占据了寒山内心的全部：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
欲验飞凫集，须征白兔游。

灵瓜梦里受，神橘座中收。
乡国何迢递，同鱼寄水流。

（《弟兄》六）

这首诗的风格在全部三百余首的寒山诗中是不多见的，寒山的诗很少用典，采用的是清新、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而这首诗则几乎句句用典[30]，并且其所用之典均与孝思乡愁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此刻寒山身处异乡的孤独感。此诗开头两句中，寒山用庾信《哀江南赋》之典，庾信《哀江南赋》为赋史名篇，自初唐人撰《周书·庾信传》起，一直被看作庾信抒写乡关之思的代表作，“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此处以梁亡武帝父子兄弟分离，来比喻骨肉离散，父子兄弟不得团聚。“飞凫”即水鸟，此处用孝子顿奇、丁密之典，“顿奇至孝。母丧，感慕哀声不绝，致飞凫白鹅栖庐侧，见人则去，见奇则留”、“丁密遭父艰，致飞凫一双游庐旁小池，见人则驯附如家所畜。后遭母艰，密归宿所居，一宿故双凫复游戏池中”[31]。“白兔游”用的是孝子方储的典故，“方储字圣明，丹阳歙人，幼丧父，事母，母死，负土成坟，种树千株，鸾鸟栖集其上，白兔游其下”[32]。“灵瓜”用孝子焦华典，“昔有焦华者，至孝，长安人也。汉末时，为尚书左仆射。其父身上患□，焦华甚有孝心，侍养父母，衣冠不解，昼夜忧心，恐惧所及。其父困患，华归家曰：‘兄弟二人，父若不差，身死地下，谁当事父？’父曰：‘汝身长娇能非轻，不可绝其后嗣，汝更勿言。比来梦恶，定知不活，闻我精好之时，汝等即报内外诸亲，在近者唤取，将与分别。’华问父曰：‘患来梦恶何事？’父曰：‘吾梦见天人下来取我，语曰：‘汝欲得活，时得瓜食之一顿，即活君也。而不得瓜食之，不经旬日，终须死矣。’今十二月非时，何由可得瓜食，是故知死。’华闻此语，气咽含悲，食饮不下，声塞顿绝。乃至十日，后始更苏。梦见神唤焦华：‘汝有孝心，上感于天，天使我送瓜一双与汝来，君宜领取，与父充药。’华遂梦中跪拜而受瓜。梦觉，即于手中有瓜一双，香气满室，而奉其父，父得瓜食，其病得差。”[33]“神橘”用孝子王虚之典，“王虚之，庐陵西昌人。年十三丧母，三十丧父，二十年盐酢不入口。病着床，忽有一人来问病。谓之曰君病寻差。俄而不见，又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橘树，隆冬而实。病果寻愈，咸以至孝所感”[34]。孤身一人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语言的不通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隔离带，思乡的情绪成为了这个时候寒山唯一可以排遣的。父母已经过世多年了，出门时带着的那一抔黄土早已不知散落何处，父母的坟茔不知是否安好，可是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漂泊在外，“今为不孝子”（《我见》一五九），想到这里，寒山不觉潸然泪下，为自己不能克尽孝心而自责不已。可是山迢迢，水迢迢，故乡却在那遥不可及的地方，望眼何处是乡关啊？乡思乡愁，百般无奈在心头。那个曾经堕落败家的哥哥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依稀记得小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度过的幸福的日子，可是因为自己功名一直不成，哥哥染上赌瘾，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就这样消失了。是啊，家是一个港湾，总是让人挂念，尤其是向此刻孤独无依的寒山。对于寒山来说，对家的牵挂自然少不了妻子和儿子。自天宝七年（748）到这个时候已经12年了，想当年妻子带着儿子离开那个破败不堪的家的时候才四岁，转眼已经是16岁了，儿子还好吗？妻子还好吗？经过了安史之乱这场劫难之后，他们是否依旧平安幸福呢？想到妻子和儿子，寒山的心中只有歉疚，特别是对于妻子，寒山的那份愧歉无以言表。这些年妻子自己带着儿子一个人生活，一定受了不少的苦，寒山是多么希望能够再见到妻子和儿子啊，那份天伦之乐，谁人能够割舍？十二年了，一切都还好吗？深深的歉疚充满着寒山孤寂的内心，让寒山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牵挂和煎熬。

垂柳暗如烟，飞花飘似霰。
夫居离妇州，妇住思夫县。

各在天一涯，何时得相见。
寄语明月楼，莫贮双飞燕。

（《垂柳》五二）

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
驻梭如有思，擎梭似无力。

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
应是别多年，鬓毛非旧色。

（《昨夜》一三四）

在这些诗句中，寒山对于妻子的思念和歉疚之意表现无遗，“感情温煦而深厚，且情深于泪，哀浓于词”[35]，无尽的相思皆在不言之中。虽怀念，却又无可奈何，这种复杂的情感在寒山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当然，此时的寒山已然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那个世界去了，对于仕途绝望之后，归隐对于寒山来说是唯一的选择。退一步而言，就算回到了咸阳，那又能怎么样？经过了安史之乱的波荡之后，妻子和儿子是否会没有受到影响呢？就算最后见到了，又能如何呢？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十二年了，很多事情或许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对于寒山而言，只能将这份思念，这份愧疚藏在心里罢了。

适应是人类的天性，对于寒山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一开始寒山生活在翠屏山会感到寂寞和孤独，但是，时间这剂良药给了寒山很好的清洗。冬去春来，转眼间，寒山在翠屏山已经过了一年，他已经开始慢慢地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包括这里的语言，初来乍到时因言语不通而无法交流的尴尬此时已经荡然无存了。如果说初到翠屏山时的寒山还是一个书生，经过了一年之后，寒山显然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田园生活，跟着附近的老农学会了农村生活的一切，俨然一个农夫，“偃息深林下，从生是农夫。保我不鉴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泛滟，极目波上凫”（《偃息》一〇二），这样的生活让寒山感到自得，无拘无束，没有了世俗功名之途的那些牵绊，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寒山感觉自己已经与以前的生活断然决裂了，并且开始嘲笑已往生活的不堪，“少年懒读书，三十业由未。白首始得官，不过十乡尉。不如多种黍，供此伏家费。打酒咏诗眠，百年期仿佛”（《少年》佚一〇[36]），仕途的生活哪有做个农夫来得清闲和自由，寒山的心情在隐居翠屏山的日子里得到了很好的陶冶，生活得自由自在，“山花笑渌水，岩岫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岁去》一八），俨然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情致。确切地说，寒山此刻不算隐居，至多是农隐罢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寒山在这里找到了心灵上的宁静和惬意。农村是纯朴的，也是好客的，渐渐地寒山与附近的村民都熟悉了，也没有人再把寒山当作外人，寒山就如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过着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谿涧石楼台。桦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绕山回。自觉浮生幻化事，逍遥快乐实善哉”（《余家》二〇六），这样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让寒山在翠屏山的生活感到无比的幸福。

寒山的生活是幸福，但是在村民看来，寒山的生活还是缺少一些东西的。在他们看来，寒山缺少一个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是不能够没有夫妇、儿女的，天伦之乐是家的主要标志。作为单身汉的寒山需要娶一个妻子，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家。于是，他们开始张罗着为寒山找一个合适的人成家。起初，寒山不是很乐意，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也挺好的，一个人很自由自在，有了家就等于有了牵绊，还不如没有。实际上，寒山的内心处于异常的矛盾之中，寒山不是不想有一个家，对于天伦之乐的渴望，在受到过传统思想观念熏陶的寒山那里，自然是非常的热切。可在另外一个方面，寒山在心中始终对于妻子和儿子有着深深的歉疚，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感让寒山无法走出来。

不过，寒山最终以难拂却村民的美意。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村民们的操办下，寒山与村子里的一个姑娘成亲了。婚事场面显然比不上天宝二年（743）寒山初婚时正式，也比不上当时的气派。可是，对于经过了这十几年漂泊无依生活的寒山来说，这是那样的温馨和感人。寒山被感动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在沙漠中忍受着饥渴煎熬的旅人，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繁茂的水草地。多少年来，事实上寒山也一直渴望着有一个温暖的家，而现在这里善良的村民帮他实现了。结婚对于寒山来说，是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这时候的寒山则已完全融入了翠屏山农隐生活之中，在这里，寒山体味着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惬意。

这是广德元年（763），寒山38岁，次年，寒山有了一个儿子，生活的温馨让寒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从寒山的诗歌对这一时期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那份恬淡和喜悦：

琴书须自随，禄位用何为。
投辇从贤妇，巾车有孝儿。

风吹曝麦地，水溢沃鱼池。
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

（《琴书》五）

父母续经多，田园不羡他。
妇摇机轧轧，儿弄口。

拍手催花舞，搘颐听鸟歌。
谁当来叹贺，樵客屡经过。

（《父母》一五）

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
林幽偏聚鸟，谿阔本藏鱼。

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
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

（《茅栋》二七）

满卷才子诗，溢壶圣人酒。
行爱观牛犊，坐不离左右。

霜露入茅檐，月华明瓮牖。
此时吸两瓯，吟诗三两首。

（《满卷》一○七）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谁欢。
杂杂排山果，疏疏围酒樽。

芦莦将代席，蕉叶且充盘。
醉后搘颐坐，须弥小弹丸。

（《田家》一一九）

这些诗中寒山对田园生活做了诗意的描述，展示给我们的是一派宁静祥和、恬淡安闲、古朴自然的农家生活画面，男耕女织，贤妇在侧，孝儿凭膝，没有了世俗中的种种牵绊，也不必为仕途的种种不快而烦恼，“在这里，他有妻、有子、有鱼、有酒，是一个典型的隐居诗人，正如唐代的每一个隐士一样”[37]。准确地说，此刻的寒山也不能算是一个隐士，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一个在乡野中享受天伦之乐的农夫。静谧而又祥和，从容而又温馨，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寒山做到了。在这里，寒山终于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在青山白云之间，心灵得到了休息和安慰。有妻、有子、有田、有酒，忙时相互支撑，闲时彼此开怀，人生之乐，何过于此？生活于清幽的农村之中，享受着田园生活所带来的种种乐趣，这一切都让寒山感到惬意和满足，幸福就是在这么不经意之间让人陶醉。

“四时无止息，年去又年来。万物有代谢，九天无朽摧。东明又西暗，花落复花开”（《四时》十七），生活的情致挡不住时间的脚步，岁月总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逝。寒山在翠屏山的生活波澜不惊，过得恬淡而又自得。“自从到此天台境，经今早度几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见却多少后生人”（《自从》二一二），转眼之间，过去了二十多年，此刻已是大历年间，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所言的，“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38]，说得大致就是这段时间的寒山。寒山也渐渐地老了，两鬓已经开始斑白，额角上两道深深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经过农村生活的风吹、雨淋、日晒，寒山活脱脱一个乡下健硕的农夫，完全没有了当年咸阳城宦游子弟的那种风采。但这样的寒山更让人感觉到具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沧桑是一种美，在寒山这里更是如此。

农村的生活并非世外桃源，寒山在翠屏山农隐的时光也并不是有意地避开了这个世界。寒山是活生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现实的人，只不过他的生活环境由咸阳城变成了天台翠屏山的一个乡下农村。寒山的生活也并非总是伴随着花香鸟语，生活并不总是充满着欢歌笑语、诗情画意。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寒山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农居的生活是自由自在的，也是安闲的。但是，同样也是艰辛的。天台本来就是多山之地，这对于寻求闲情逸致的人来说，有着俊秀无比的自然景色，有着如诗如画的风景。但是如果要在这里耕种生活，自然条件就显得相对恶劣了，山坡之地要种庄稼，所付出的辛劳又何止平原之地的几倍呢？加上农耕生活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对于当地生活人的来说，辛辛苦苦一年，能够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需求已相当不容易了。可是当时政府的赋役制度“租庸调”遭到破坏，使得农民的负担加重。“租庸调”，是唐代前期所实行的赋役制度。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在原有的均田制基础上，制订了租庸调赋税制。唐初均田制规定：中男（年16～20岁）﹑丁男（年21～59岁）受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20亩为永业）；老男﹑笃疾﹑废疾者40亩，寡妻妾30亩，道士30亩，女冠20亩；官员受田有永业﹑职份和公廨田之分，郡王、国公至五品官员，永业田从100顷至5顷等差，六品官以下在本乡分配。在此基础上规定租庸调的征课标准为：租，每丁纳粟二石，岭南诸州纳米（上户1.2石，次户8斗，下户6斗）；调，每户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产布之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为官府服役20天，遇闰加二天。此外，有事而加役15日者免调，加役30日者租调皆免，但连正役不得超过50日。不亲自服役者，可纳绢代役，每日绢三尺，贵族免役。唐代这种“租庸调”制的特点是，税制的基础为均田制，课税以人丁为本，按丁受田，按田征税。亦即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不因增加生产而增税，也不因怠耕而减其租，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因勤劳而加重力役，不以游惰而减其庸，有利于农民附着土地，也有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故唐代陆贽认为：“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39]。但是，“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40]政府赋役制度的破坏，对于老百姓来说，实际上表明了负担的加重，作为一个农夫的寒山，自然也不例外受到了这种制度的影响，“朝朝为衣食，岁岁愁租调”（《快哉》七十一），这才是寒山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农民艰辛生活的缩影。生活毕竟是现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这是生活的基本保证，寒山的生活亦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桃源式，而是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形之中，“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新谷》一二六），辛苦耕种的稻谷，还不够自己吃，要靠借贷来解决生存的基本需要，借贷原本就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被生活所迫，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借，可是就是借贷也未必能借得到，生活的艰辛、世态的炎凉不言而喻。

贫穷的生活，让寒山感到困苦和无奈，毕竟这是当时社会的现实，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况之中，庄稼青黄不接，吃了这顿没有下顿，不管年成好坏，每年的徭役赋税是不可少的。如果生活仅仅是贫穷也就罢了，可是贫穷往往是与疾病相伴随的，“吁嗟贫复病，为人绝友亲。瓮里长无饭，甑中屡生尘。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吁嗟》一七四）。生活是艰难的，因为贫穷，随之而来的疾病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疾病，人的生活更加地处于贫困之中。寒山的妻子和儿子，也因为家里贫穷，相继染上了疾病，在贫病交加之中，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眷恋和对寒山的深深的依恋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贞元六年（790）的秋天，寒山已经65岁了，可是命运却再一次捉弄了他。在亲手埋葬了妻子和儿子之后，寒山几乎崩溃了，这个秋天对于寒山来说是特别的萧瑟和阴冷，这种感觉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渐减如残烛，长流似逝川。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一向》四十九），65岁的寒山，经历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这是何等的伤悲啊？周围的一切都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任何改变。可是，妻子走了，儿子也走了，只剩下了寒山孤零零一个人，寒山突然之间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凄凉，这种凄凉寒山怎么能够忍受呢？对着此情此境，寒山不觉泪如泉涌。

三十年前，寒山是为了逃避仕途的无奈而选择隐居翠屏山的，寒山的这种隐居方式，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与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之隐没有二致，实际上都是在道家隐逸思想影响之下所采取的一种行为[41]。山林农耕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毕竟可以不再为仕途上的种种无奈所牵绊，这同他所感叹的“道有巢许操”（《元非》二八一）的意旨是相吻合的，与陶渊明的“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42]何其相似？道家隐逸的生活虽然不能够使寒山免于物质上的贫病，但是可以让寒山在精神上得到满足，“自觉浮生幻化事，逍遥快乐实善哉”（《余家》二〇六）。然而，这种隐逸的生活却是不能够避开现实生活所面临的大限——死亡，“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43]，“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44]，正是从妻子和儿子的死亡之中，寒山真切地感觉到了人对于死亡的这种无奈。死亡真的无法逃避吗？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无非是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超越生死的界限，达到精神上的安宁和恬静；或者是因恐惧而皈依于宗教。前者可以庄子为例。在庄子那里，对于死亡的恐惧被万物齐一的观念所消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死是生的开始，生是死的继续，人之生不过是气的积聚，死不过是气的消散。人们之所以会喜生恶死，只是因为人们把生看成是美好的、神奇的东西，把死看成是丑恶的、腐臭的东西罢了。实际上，都只是气而已，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气构成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人应当突破对于死的恐惧，“以死生为一条”[45]。也只有这样，人才能够真正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

但是，在这里，寒山并没有像庄子那样从精神境界上实现对于人的生死大限的突破，面对着死亡，寒山充满着恐惧。妻子走了，儿子也走了，这个世界上寒山相依为命的两个人都离他而去了，命运把年老憔悴的寒山又一次推到了十字路口，生与死的抉择再一次让寒山感到了生命的渺小和无常。四十二年前父母的去世，带给青年寒山的只是短暂的痛苦，死亡对于寒山来说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四十二年之后，与寒山相厮守了近三十年的妻子和儿子的离去，给予寒山的是沉重的打击，让寒山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奈和悲哀。死亡对于寒山而言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转瞬可遇的，这让日渐苍老的寒山从心底里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对已届花甲之年的寒山来说，是一种多么沉重的心理压力，死亡，于寒山而言，是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尤其是对于身处贫病交加的境况之中的寒山而言，花甲之年的寒山，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死亡的恐惧像一张无形的网，深深地笼罩在寒山的周围，寒山此刻的心中充满着惆怅和无奈，“何以长惆怅，人生似朝菌。那堪数十年，亲旧凋落尽。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当奈何”（《何以》二五一），人生苦短，转眼即逝。失去了妻子和儿子的寒山，此刻感到了非常的无助。“畏死心迫，神明说兴”[46]，对于死亡的恐惧，是导致人相信神灵、选择宗教的基本前提，正如罗素所说“我认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惧为基础的”[47]。对于寒山来说，出于对死亡这个无法逃避的现实的恐惧，而追求长生，是必然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中，道教即是以修炼长生为其基本目的的宗教，“道教的目标是度世救人，长生成仙和合道通神”[48]。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式，正式创立于东汉末年，其标志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之际，经过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和改革，道教成为与佛教相抗衡的中国正统宗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文化传统上，道教承传了华夏古代的传统礼乐文明，有“第二礼教”之称[49]；在理论上，道教直接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在实践上，道教继承了先秦时期方士的神仙修炼经验和成果。在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神仙信仰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是其信仰的核心，因为修道成仙是道教徒终生追求的目标。“神仙信仰起源底根源当起于古人对于自然种种神秘的传说”[50]，所谓神仙，就是不老不死的人类。他们神通广大，不被世间的事物所伤害，也不需要依赖于世间的事物而存在。这些不老不死的人类其实是掌握了宇宙间奇妙真理（“道”）的普通人，而非西方人所说的“神”或者“天使”。因此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可以追随他们的脚步，通过掌握“道”而成为神仙，最终可以过着非常快乐的日子。成为神仙，摆脱痛苦的尘世；即使成不了仙，也可以追求延年益寿、快乐人生。这就是历史上道教信仰持续不断的动力，在这种奇异信仰的背后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苦难生活，以及对幸福的追求与渴望。修炼成仙的方法很多，诸如吃药、导引、辟谷，甚至积累功德等等。白日飞升、尸解、甚至遁入山林都可以作为成仙的途径，这无疑为修炼成仙提供了便捷的操作方式。因此，道教对于中国传统的士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它的反对积极进取、主张无为的思想倾向，为士人提供了一套在失意之时用来自我安慰的说法；它对山林生活的热爱，也使得士人寻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借此可以摆脱仕途中复杂纠缠的人际关系，以寻找到自己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在中国传统中，儒家和道教是互为表里、彼此补充的，传统的士人身上同时兼有一个儒家的灵魂和一个道教的灵魂，而且这两个灵魂之间可以完美地和谐共处，彼此协调来保持心灵的平衡与健康。儒家为士人的积极进取提供了精神的来源，道教则在士人困顿无奈的时候安抚其心灵。故只有理解了道教，士人的心灵世界才能够被我们所理解，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51]

道教主张修炼成仙，以求长生，这无疑适合了此刻寒山内心的需要，加上天台山本来就是道教名山，这对于寒山的选择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死亡的恐惧而选择了道教，对寒山来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然，这对于寒山而言，是人生的一次转折，它表明寒山开始由农隐转向了修道，亦即从接受道家隐逸思想的影响，转变为接受道教神仙术的影响，意欲修道以期长生不老。

[1] 《论语·泰伯》。

[2] 《论语·子张》。

[3] 《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蒋星煜：《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页。

[5] 《庄子·外篇·缮性第十六》。

[6] 《论语·微子》。

[7] 《孟子·尽心上》。

[8] 《庄子·逍遥游》。

[9] 《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

[10] 《庄子·天下》。

[11] 《庄子·渔父》。

[12] 《庄子·逍遥游注》。

[13] 《旧唐书·隐逸传序》。

[14] 参考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

[15] 陶弘景：《真诰》，转引自徐灵府：《天台山记》。

[16] （明）张联元：《天台山全志》，清康熙刻本。

[17] 李白：《题桐柏观诗》，《天台山志》，四库存目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

[18] 唐崔尚：《桐柏观碑》，《天台山全志》。

[19] 唐崔尚：《桐柏观碑》，《天台山全志》。

[20] 葛玄：《登天台山》，（明）《天台胜迹录》，嘉靖二十五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5页。

[21] 传灯：《天台山方外志》第三卷《峰》，苏州西园戒幢律寺1997年印。

[22] 《天台山方外志》第二卷《山》。

[23] 顾恺之：《启蒙记》。

[24] 《天台山方外志》第三卷《峰》。

[25] 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全唐诗》卷一百七十五。

[26] 李白《天台晓望》，《全唐诗》卷一百八十。

[27] 徐灵府《天台山记》。

[28] 《饮酒》，《陶渊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29] 《天台山方外志》第二卷《山》。

[30] 对于该诗典故的分析，参考了钱学烈先生的《寒山拾得诗校评》，第109—110页。项楚先生《寒山诗注》中对此诗所用典的分析与钱先生不尽一致，但是，就孝子、乡思的主题而言，则是相同的，项先生的注释参看《寒山诗注》第28—34页。

[31] 《太平御览》卷九一九引《广州先贤传》，上海书店1985年版。

[32] 《太平御览》卷九〇七引谢承《后汉书》。

[33] 《敦煌变文集》卷八，郭在贻等：《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年版。

[34] 释道世：《法苑珠林》第四十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5] 赵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诗》，《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二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36] 引自项楚：《寒山诗注》。

[37] 陈慧剑：《寒山子研究》，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47页。

[38]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61年版。

[39] 《新唐书·食货志》。

[40] 《新唐书·食货志二》。

[41] 参考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2] 《感士不遇赋》，《陶渊明全集》第29页。《庄子·知北游》。

[43] 《庄子·知北游》。

[44] 《庄子·大宗师》。

[45] 《庄子·德充符》。

[46] （清）熊伯龙：《无何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9页。

[47] 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48]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7页。

[49]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7页。

[50] 许地山：《中国道教史》第六章《神仙底信仰与追求》，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

[51] 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棠》。

6．参生死，为修道差点送了命

贞元六年（790）的秋天，在家人因贫病故世之后，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寒山选择了道教，以求长生。遁入山林，潜心修道，自然是此刻寒山的唯一选择了。翠屏山对着桐柏宫、琼台双阙，这一带俨然是修仙的好去处，再加上桐柏宫原本就是道教圣地。可是，对于寒山来说，却并非如此。翠屏山，这里寄托了寒山太多的情感和牵挂，每一寸土地上都留着他和妻子、儿子的温馨的过去，回忆充塞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于寒山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寒山无法面对，也无力承受。内心不能平静，自然也就不能达到修仙的效果，寒山只有选择离开，再觅修真之所。

天台山国清寺

怀着对于死亡的无奈和对于长生的渴望，寒山拜别了妻子、儿子的坟墓，带着些许依恋一早就离开了翠屏山，这个他曾经呆了三十年的地方。出了翠屏山，在晨霭笼罩之中，寒山上路了，沿着桐柏山、赤城山的山间小路，到了国清寺外的松门。松门实际上并非是门，而是因为其山路两侧松树林立，林荫浓浓郁郁，恍如门一般，故名。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对此感慨曰“十里松门国清路”[1]，其情状可见一斑。偶尔寺中传来阵阵钟磬之声，伴随着隐约的晨诵之声，清晰地告知世人这是佛门圣地。此刻的寒山自然无意于修佛，只是既然路经此地，有如此胜景，过门而不入，似乎也有点对不起这番美景了。对于国清寺，寒山并不陌生，在初到天台之际，即曾拜谒过，只不过这三十年来，自己一直在翠屏山下与家人过着简单而又充实的农家生活，国清寺虽近在咫尺，亦未曾参拜。今日路经此地，正好故地重游一番，然后再寻修道佳处。如此想着，寒山沿着松径缓慢前行，一路上但见古木参天，小径纵横，林中鸟鸣嘤嘤。此刻正是清晨，空气犹显清新，行走于雾岚弥漫、翠绿相拥的松径之中，一种惬意的感觉在寒山的心中油然而生，寒山陶醉于造物所带来的恩宠之中，这段时间以来因为亲人的亡故而产生的种种忧懑的情绪暂时消失了，因死亡而来的种种恐惧感，也荡然无存，此刻的寒山眼中惟有此山此景、此情此境。是啊，人们都说美景能够使人脱俗、忘忧，行走于松径之间的寒山，此刻是有了真切的体会。转眼已隐约可见丛翠掩映之中的国清寺，处于五峰环抱之中的国清寺，此刻在寒山的眼中更显庄严肃穆，宁静幽深。但见林木葳蕤，古树参天，一条清碧的涧水从逶迤的群山中潺潺流出，涧上有一座石砌的小桥（此桥即为今丰干桥所在）。走近丰干桥，可以清晰地看到双涧交汇于此，双涧即是指发源于天台北山的北涧和发源于灵芝峰的西涧。两涧水汇合于寺前的丰干桥畔，东流入赭溪。北涧自北山而下，曲折奔流几十里后至国清；而西涧从灵芝峰上直湍而下，流程仅二、三里，但是其山为黄泥土质，故涧水常浑浊，而北涧之水常清澈。特别是多雨季节，清黄交相激荡，颇为壮观。加之拱桥、古木、黄墙、青峦陪衬，形成“双涧回澜”一大景色，今为天台八景之一，元代诗人邑人曹文晦曾诗赞曰：“桂峰堂下翠纷纷，俯鉴澄潭气自芬。两涧合流原有绪，八风吹水自成文。沄沄注想在川上，混混终当放海濆。欲举源头问寒拾，幽亭尽日对松云”[2]，所称道的就是双涧回澜的美景。

国清寺丰干桥

就在这双涧回澜之处，寒山的前辈、唐代著名僧人一行（623—727）曾在此演绎了一段动人的佳话。一行乃唐代高僧，唐初勋臣张公瑾之孙，“僧一行，姓张氏，先名遂，魏州昌乐人，襄州都督、郯国公公谨之孙也”[3]，善于历算，遍研诸家历法，开元九年（721），唐玄宗因为通行的旧历法推算日蚀不准，降旨一行禅师编撰新历，“开元中，僧一行精诸家历法，言《麟德历》行用既久，晷纬渐差。宰相张说言之，玄宗召见，令造新历”[4]。一行在比较各家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方案，在编制过程之中，遇到了数学上的难题。他到处请教，总是不得要领。后来得知国清寺达真法师精通数学，故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前来寻师以解疑惑。一行到达国清寺之际，正是连日大雨之后。达真法师正与僧众一起在寺内排筹布算，突然法师说：“今天合当有一位弟子前来求算，想来应该到了。”过了好久，法师又自言自语道：“门前水西流，远客该到了！”徒弟们都感到奇怪。“京都一行禅师前来拜访！”听到禀告声之后，达真法师即率弟子出山门迎接，与一行禅师在丰干桥上相见合十。与此同时，桥下涧水一反常态，向西滚滚流去。达真笑道：“一行禅师不远万里学算，其情可鉴，流水亦为之动容。水尚能倒流，何愁历算不成！” 此事在《旧唐书》本传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初，一行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也？’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当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焉，而门前水果却西流。”[5]其后，一行禅师经过七年刻苦钻研，《大衍历》终于编成了。“一行到此水西流”的佳话也由此而流传开来，唐代时就有诗人孙脯写诗赞此：“一行寻师触处游，到天台后始应休。因知算法通天地，溪水寻常尽逆流。”

国清寺隋塔

拱桥的那边，就是由智者大师的弟子灌顶法师亲自监造的国清寺，这里还是三十年前的样子，没有太多的改变，只是四周的松树经过了这么多年，长得是更加繁茂了。站在拱桥之上，对面青烟袅袅，耳边晨钟缕缕，脚下清泉潺潺，让寒山顿时有了一种脱俗的感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荫，可以眺望到矗立在寺前方祥云峰上的隋塔。这隋塔是国清寺的标志之一，是隋炀帝遣司马王弘为智者大师所建，塔为黄褐色，高59米余，六面九级，砖砌塔壁，内空心，精雕佛像于外壁。与寻常的塔不同，此塔顶部没有塔头，关于此，传说如此解释：相传国清寺建成之后，内供奉五百罗汉。其时寺内无塔，五百罗汉相约连夜为国清修造一座宝塔，以增其名刹风光。说来也巧，南海观世音此时也恰好行经天台，大士见石桥山中两峰对峙，飞瀑奔流而下，颇为壮观，决定架一座石桥来连通双峰，以添其景之险奇。大士见国清寺外砖块堆积如山，知是罗汉造塔之用，便向五百罗汉借砖，孰料罗汉不肯。观音又向罗汉借锅煮饭，罗汉又故意将铁锅敲了一个洞。菩萨见此，微微一笑，略施法术，便在铁锅中烧出了香喷喷的米饭。罗汉见状，大为吃惊，把铁锅搬来一看，原来锅上的破洞，只漏砂不漏米，从此这口锅就叫“漏砂锅”，后人在藏放这口大铁锅的房间门口写了一副对联：“古寺犹有寒灶石，云橱尚存漏砂锅。”其时，五百罗汉所造的塔头搁在金地岭，准备待宝塔落成时再搬来装上。观音见状，有意相难，以法力将它牢牢定住，尽管五百罗汉想尽办法，彻夜苦搬，无奈金鸡报晓，天色已明，亦无法将塔头搬下山来，故隋塔也就缺了个塔头，而金地岭上则因此多了个塔头寺，至今还保存塔头。传说虽然是无稽之谈，但这至少为隋塔增了几分庄严，添了几分神秘。晨霭之中的隋塔，在寒山的眼中更加显得肃穆和庄严。

寒山转身过了拱桥，寒山信步前行，东行数步，国清寺的山门就进入视线。这山门看上去与普通寺院毫无二致，可是细细看来，却是大有讲究。普通的寺院坐北向南，山门也就对南而开，国清寺的山门则是转了九十度，向东开，有“紫气东来”之意味。进山门转直弯，甬道两旁浓荫蔽日，修竹夹道，平添了深幽神秘的气氛。因是清晨，尚无香客，僧人亦在做晨课，寺内倍显清幽，而这也就更加迎合了此刻寒山的心情，可以不受任何打扰，随心漫步于国清寺之中。无心久留，乘兴而来，自当兴尽而返。待到寒山逛完国清寺时，僧人的晨课已经结束，寺内不时有僧人走过，间或有了三三两两赶早而来的香客，国清寺很快就要恢复到平日里匆忙、香火旺盛的景象了。清静对于寒山来说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和喜悦，那样的烦扰自然是不愿见到的。路经国清，亦享受了国清寺的静谧，也该是继续上路寻找自己归宿的时候了，这样想着，寒山便出了山门，意欲离去。

褚大雄作《丰干禅师骑虎云游图》

很多事情既是巧合，也是天意。正当寒山出了山门，走到拱桥之上的时候。忽然听到前方林道之中传来虎啸之声，颇为诧异。国清寺乃清静之地，按理不该有此等猛兽出现啊，想着有了一种惊恐的感觉。猛然之间，但见眼前出现了一只吊额金睛，通体金黄的大虎，寒山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定了定神，发现更令人吃惊的是虎背之上竟然还骑着一个人！这人样貌奇特，甚至还留着长发，须发皆白，胸前挂着一串念珠表明了其和尚的身份。这和尚是谁，竟然敢在佛门圣地骑虎而行？来者正是隐逸于国清的丰干禅师。

这丰干禅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身高七尺，剪发齐肩，穿一身布衲，平日里不太喜欢与人言语，人家问他做什么事情，总是回答“随时”二字。至于他的籍贯，无人知晓，有人说是天台东郊丰家村（今路口村）丰尚书之子。

丰干禅师，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国清寺，或云邑人丰尚书之子。形貌寝恶，被发布裘。或时唱歌。人问之第，云随我骑虎游松门。[6]

禅师在国清寺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相传他第一次骑着黄虎，口里唱诵着《唱道歌》，由松门直入国清寺，把寺里的和尚都吓坏了，因为丰干禅师是位得道的高僧，所以寺院里的人也没有怎么怪罪于他，日子一久，也都习惯了。此外，禅师还喜欢唱偈吟诗，在国清寺里，昼则舂米供僧，夜则扃房吟咏，倒也自得其乐。这日清晨，丰干同往常一样，干完活，骑着虎出去在寺前的松林之中转了一圈，此刻刚好回寺，因为若再晚些的话，可能会吓到来此进香的香客们，那总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虽然寺院里的僧人都已经习惯了，丰干从心里也可以不理睬他们的想法，可以我行我素，但香客与僧人不一样，不能去惊扰他们的。因此每日骑虎出去的时候，丰干总是赶在香客进香之前回寺。此刻在拱桥之前遇到寒山，看到寒山诧异的情状，丰干知是被吓到了，连忙从虎背跳下，用手轻拍了一下爱虎的额头，轻声呵斥了一下。说来也是奇怪，这老虎居然温顺地趴在了丰干禅师的脚边，抬着头看着丰干禅师，那眼神就如同一个犯了错在乞求父亲宽恕的孩子一般。这人，这虎，这神情，看到这里，寒山的惧意全无，原本安于一个人之清静的寒山，此刻反倒有了结识丰干之心。这边丰干禅师见爱虎吓到了长者，也慌忙上前致歉，双手合十道：“贫僧没有管教好，让这畜生惊扰了长者，多有得罪，还望勿怪！待贫僧回去好生教训它！望长者海涵！”见此情形，寒山慌忙还礼道：“师父言重了，在下适才小有不定，已早不碍事！方才见师父之驯虎，其情感人。人与人之间尚难如此，虎却重情如斯，实属不易，在下甚是钦佩。”这丰干禅师见寒山虽略显苍老，容貌枯悴，但是眉宇之间透露出一股灵气、一种睿智，而且言语得体，甚是欢喜，亦有心结交，只恐香客渐多，怕再生出事端，当下准备邀请寒山到寺内小坐，畅谈一番。突然山门那边传来一声：“师父，您回来了啊！”丰干知是拾得来了，便高声招呼道：“拾得，今日我得遇一善士！”言语之间，透露出一种欢欣的气息。来者正是拾得，这拾得与丰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丰干禅师带到国清寺的。相传，有一次丰干禅师游松林径，在赤城山道旁，偶然听到小孩的啼哭声，寻声找去，发现一个约莫十岁，相貌奇伟的男孩。禅师就问在附近放牛的人知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问男孩自己，却回答说：“我无家、无姓、亦无名。”丰干禅师也很是喜欢这聪明的孩子，愍其无依，便带回到国清寺，交库房当茶童。因是拾来的，故名之拾得，后来丰干禅师捡到拾得的这条岭也就被称为“拾得岭”，至今如此。拾得在国清寺内先是掌斋堂香灯，后因其行事怪异，竟与圣像对坐而食，被该派往厨房洗碗碟：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丰干禅师山中经行，至赤城道侧闻儿啼声，遂寻之，见一子可数岁，初谓牧牛子，及问之，云‘孤弃于此’。丰干乃名为拾得。携至国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来认必可还之。’后沙门灵熠摄受，令知食堂香灯。忽一日辄尔登座与佛像对盘而餐，复于憍陈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声闻。’僧驱之，灵熠忿然告尊宿等，罢其所主，令厨内涤器[7]。

丰干禅师本身是行事怪异，常骑虎而行，但因其年高有道，寺院僧众避而远之。拾得则不同，因其怪异，常受寺内责罚，无人相善，除了丰干禅师。因为是丰干禅师带拾得来到国清寺的，寺院里的人虽然对拾得有诸多的不满，但碍于禅师的面子，终究没有将拾得逐出国清寺。在这个偌大的寺院里，拾得唯有与丰干相处甚好，经常在一起吟诗唱偈，对世态炎凉则嬉笑怒骂，随心指点，完全不在意旁人的指责和轻视，倒也自得其乐。在拾得的心目中，丰干禅师是他唯一的亲人，既有父亲一般慈祥，又有朋友一般的知心。因此，每天丰干禅师骑虎出门，拾得则在寺内洗完僧人早膳之后的碗碟，然后到山门迎接禅师的回来，而丰干禅师每天也差不多都能在这个时间赶回寺院，其间的默契可见一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于拾得来说，这就是他的生活。这个早晨，拾得亦刚在寺内洗刷完毕，便出来迎接禅师，同样，在山门刚好可以看到禅师回来。不过，今天有点特别，在禅师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看起来却也不错，这不，禅师以“善士”称之。看着寒山——眼前这个老者，拾得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奇怪的一种感觉，这让拾得不禁快步迎了上去。

寒山在桥上转身向山门望去，但见一中年和尚正往自己这边而来，只见此人虽衣衫破旧，但是气宇不凡，与老禅师之间，有着一种神契！寒山知道这两个和尚肯定是非常之人，心中甚喜，想来自己早上闲逛国清也不是没有收获的。倘若能够与这两人相交的话，想来也是美事一桩啊！丰干禅师见拾得过来了，慌忙一边叫拾得带着黄虎回寺，一边力邀寒山入寺小坐。

跟随着丰干、拾得，寒山又返回了寺院之内，丰干和拾得住的地方在藏经楼后面，比起寺院其他地方的喧闹而言，这里相对幽静。房间里面没有太多的摆设，但是很干净，淡淡的檀香味让人有一种超脱尘俗的感觉。拾得已经将黄虎带进了房间，老虎乖乖地呆在角落里，眼神安详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在丰干的指引下，寒山在房间里坐下，拾得沏了一壶绿茶过来，茶的清香沁人心脾，然寒山感到了温暖和祥和，这样氛围之中的交流，让寒山感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在交谈之中，三人彼此之间都熟悉了起来。其中以丰干最为年长，八旬有余，寒山次之，拾得最小，但也有50多岁了，三人相谈甚为投机，彼此都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欢畅的气氛充满着房间，时而还会传出阵阵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笑声，自然也就吸引了旁人不少惊异的目光。对于三者来说，此刻无疑是他们人生中最为快乐的时间，天南海北，吟诗作对，其乐融融。一次偶然的相遇，注定要在三人今后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在彼此的生命之中也因此增添亮丽的色彩，三人之间的交游成为了此后二十年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这在后来各自的诗歌中都有表现，在现仅存两首的丰干诗中，其中一首就写到了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余自来天台，凡经几万回。
一身如云水，悠悠任去来。

逍遥绝无闹，忘机隆佛道。
世途歧路心，众生多烦恼。

兀兀沉浪海，漂漂轮三界。
可惜一灵物，无始被境埋。

电光瞥然起，生死纷尘埃。
寒山特相访，拾得常往来。

论心话明月，太虚廓无碍。
法界即无边，一法普遍该。

在丰干禅师的眼中，三界之内充满着烦恼和纷争，惟有和寒山、拾得相交，才能够得到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仿佛与至道合而为一。寒山在其诗中，也同样有这样的感慨：

惯居幽隐处，乍向国清中。

时访丰干道，仍来看拾公。

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

（《惯居》四十）

忆得二十年，徐步国清归。

（《忆得》二七五）

同样，在拾得的诗中，对于此也有记载：

寒山住寒山，拾得自拾得。
凡愚岂见知，丰干却相识。

见时不可见，觅时何处觅。
借问有何缘，向道无为力。

从来是拾得，不是偶然称。
别无亲眷属，寒山是我兄。

两人心相似，谁能徇俗情。
若问年多少，黄河几度清。

在三者的眼中，都将另外两人视为知己，这也成为了今后二十年中他们生活的中心。偶然的一次相遇，却成就了一段千古的佳话。在三人闲谈之中，寒山的遭遇，令丰干和拾得唏嘘不已，当得知寒山此刻要去寻找修道的佳境的时候，丰干和拾得甚为支持。拾得建议寒山就在国清寺附近找个地方，因为这样大家离得比较近，可以时常交流、提点。只是寒山不想再在这附近久住，以免触景伤情，一心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静谧的、清幽的所在，静修以期长生。这时，丰干禅师说道：“这样的地方，我倒有一个可以推荐的。前些年我骑虎游遍天台，此去西北七十里，有山曰寒石山，山林繁茂，空静、幽深，少有人至，对于修身而言，当是一大胜境，你可往寒石山一趟，观察一番，再做选择！”寒山听说有这样一个所在，甚是欣喜，当即决定前往。欢乐的时光总是容易过的，当寒山决定去寒石山的时候，已然是中午了，丰干、拾得意欲留寒山在寺中用餐，可是寒山也知道两位朋友在寺中处境不好，常受人轻视，本来就不容易，因此不愿意再麻烦他们了。于是，执意要走。丰干和拾得见寒山去意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两人送寒山一直到了松门，硬是将一些茶水和些许干粮塞到寒山的手里，才不舍而别。

寒石山“十里铁甲龙”（局部）

离开了国清寺之后，寒山按照丰干禅师指点的路途，径往寒石山而去，路上吃着两位朋友所给的茶水和干粮，寒山感觉到自己非常有劲，一点都没有因路途的遥远而感到累。不过七十里的路程并非那么容易就到达的，天色漆黑一片的时候，寒山还在前往寒石山的途中。此时已是秋季，周围山林繁茂，气候偏冷，可是在寒山的心中只希望着能够快点赶到寒石山，单衣夜行的寒山全然没有寒冷的感觉。就这样星夜兼程，大概在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寒山终于到达了寒石山。清晨的寒石山更加显得奇秀，与国清、赤城一带相较而言，这里让寒山感到有一些寒冷的感觉，四面皆山，更为重要的是，山上竟已经布满了雪，故杜光庭称“其山深邃，当暑有雪”[8]，这种感觉在离开县城大概五十里之后，寒山就感觉到了，而越接近寒石山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为明显了。过了孟湖岭就可以看见寒石山，这孟湖岭是因寒山的先辈孟浩然而得名的，相传孟浩然曾跋山涉水，经行千里到过寒石山，以一睹其雄姿。在游访寒石山之后，孟浩然留下了一首七律《访寒山隐寺过霞山湖上》：

一湖清水漾晴霞，凋柳残杨影半斜。

雁啄野菰窥浅浦，鸦归暮霭过平沙。

千寻倒石波涵碧，几树飞丹岩落花。

岭外寒山明月上，肯留气梦饭胡麻。

寒岩洞外景

这是孟浩然的一首佚诗，在天台当地发现的，就其所描写的景物而言，可以确定无疑，霞山是天台街头镇的一个山村，在附近有纪念孟浩然的遗迹、孟湖岭。翻过孟湖岭，一片胜景就呈现在了寒山的眼前，一座大山横亘于眼前，银装素裹，分外壮观。山脚有一条小溪，顺着山势蜿蜒，潺潺而流，虽则山上覆盖着雪，溪水则依然清澈如故，沿岸成荫的杉柳宛若披上了一件银白色的衣衫，准备迎接冬天的到来。寒石山千尺石屏层次卓立，这在当地俗称“十里铁甲龙”（地理学上属于“海蚀石”），可见其山之峻秀。顺溪边小径而上，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寒山终于到达了寒石山的脚下，只见山峰崔嵬，石壁直上如劈，山腹有一大洞，十余米（即寒岩洞）高。见此洞，寒山大喜，便信步上山，进入洞内，只见里面非常空阔，面积约二千多平方米，略呈方形，平坦宏敞。洞中有一井，只见清泉汩汩，寒山用双手掬尝了一口，一阵清凉甘甜的感觉直入心脾，经过长时跋涉的寒山见此不觉大饮数口，顿觉乏累全消，神清气爽。在洞口，放眼往去，山川美景，尽收眼底。抬头而望，但见洞顶巨嶂覆压，六倍于洞高，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此洞旧名“拊石洞”，根据嘉定《赤城志》的记载，“寒石山在县西北七十里，寒山子尝居之，今呼为寒岩，前有盘石曰宴坐，峰上有拊石洞，世传赤城山神避昙猷徙居此山”。[9]洞左有一岩石，状如“上山龟”，洞右有一石笋，形似“出洞蛇”，一龟一蛇相守，有玄（龟）武（蛇）守洞之意，寒山见状，大为感叹！出洞只见面前一块大石，平坦可堪宴坐之用，这很是合寒山的心意，他日若邀丰干、拾得二友于此对山景高谈，亦不乐乎？右行几步，见两崖对峙，高十余丈，下分上连，仿佛一“天桥”，横贯其间，大有石桥山上石梁之雄姿，不过无瀑布奔流直下罢了。转身至洞的右边，约百步之远，只见峭壁如嶂，高约百米，一挂飞泉纷扬飘洒，似珠似沫，时疏时密。

寒石山……前有盘石曰宴坐峰，上有石室旧名拊石洞，米芾题曰“潜真”。四山环峙如郛郭上矗云汉，其下嵌空置佛屋，不用瓦覆。洞左有小砖塔，是寒山子蝉蜕处。由宴坐西有石如植笋，萝蔓萦缀，其西有石梁可数尺，架两崖间，险峻不可陟。[10]

寒岩“天桥”，又称“旱石梁”

放眼山上，则怪石遍布。此处有石洞可以栖身，再加上山深邃、清幽，必也少有人来打搅，这难道不是修道的好地方么？这难道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修道佳处么？寒山决计隐居于此。

虽然在山洞的外面非常寒冷，但洞中丝毫没有寒冷的感觉。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了，如此想着，寒山竟突然有了一种归属的感觉，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熟悉，仿佛自己原本就是寒石山上的一块岩石，此刻是重归故里，重新归于精神上的宁静。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觉啊！要在这里久住了，于是寒山开始把洞内稍作收拾，俨然一个好住处！

这样，自上元元年（760）寒山因厌倦尘世的种种无奈，不想再为仕途所牵绊，而从山东辗转来到天台，其目的就是为了归隐。可是，从上元元年开始，到贞元六年（790），三十年一转瞬，实际上寒山并没有真正实现其道家归隐的真意。他在天台过着普通的农夫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并没有按照预期的修道轨迹进行，而它却让寒山感到安心和幸福，可以说这也是寒山生活中最为幸福、快乐的时光，虽然比较贫困，但是，在妻儿相伴的这种天伦之乐，足以让寒山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累，但是踏实并且幸福着。可是，妻儿的离去，将寒山再一次摆到了选择的面前。对于寒山来说，久已淡忘的道家的修身观念重新占据了思想的主流。也许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本来在三十年前就该实现的，三十年之后，65岁的寒山终于走上了修道之路。修道的地点，就在寒石山，一个远离尘世喧嚣的地方。在寒山决意定居寒岩洞之后，寒山正式开始了其修道的历程。

寒岩洞内景（局部）

这寒石山究竟是怎样一个所在呢？来这里的路上，但见这山雄伟异常，除了这寒岩洞，应该也是别有洞天的。寒石山是由寒岩和明岩构成的，寒岩就是现在寒山决定居住的地方，明岩呢，则在寒岩的背面，那里的风光自然也是别具特点。此刻的寒山当然不知道在寒岩的背面有一个叫明岩的地方，但他想知道山的那边是怎样。从寒岩洞顶上爬过去，这自然不可行，那就顺着寒石山绕过去吧。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初次对于寒石山的一次接触，走出寒岩洞，寒山顺着山脚沿溪小路前进，两边青山绵延，一路上树木繁茂，但闻鸟鸣啾啾，清泉汩汩，幽深异常，在其诗中，寒山是这样描述他在沿山路而行时的所见的：

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
联谿难记曲，叠嶂不知重。

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
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

（《可笑》三）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
谿长石磊磊，涧阔草濛濛。

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
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

（《登陟》二十八）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
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碛碛风吹面，纷纷雪积身。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杳杳》三十一）

寒山道，无人到。若能行，称十号。

有蝉鸣，无鸦噪。黄叶落，白云扫。
石磊磊，山隩隩。

（《寒山》三〇六）

明岩洞外景

走在这样的山路之上，寒山不禁感到心旷神怡，这份静谧，这份清幽，正是寒山所寻找的，所以，寒山忍不住感慨，“寒山深，称我心”（《寒山》三〇九），这是多么称心如意的所在啊。顺着山势转过一个山弯，寒山来到了一个三面环山的一个幽谷之中，这就是明岩，寒岩因其背着阳光故名，明岩则顾名思义可以有充足的光照，虽然三面环山，深藏于山林之中，但是光线却丝毫不少。从位置上来判断，寒山觉得应该是在寒岩洞的东北面。寒岩洞前的岩石已经让寒山觉得怪了，而这里却比寒岩的更加怪。其谷口东面，左有“狮山”，右有“象山”，进谷口不远处有黄狗盘地、钟鼓岩、八寸关、和合石、三眼泉（又称通海池）。北面山崖上有初来洞、朝阳洞、老虎洞。中间则有“金桔洞”，西面是明岩最深幽的洞天，其内有“石堂弄”、“合掌岩”、“一扇天”、“上山鲤鱼”等等。山谷之中，可谓洞洞相环，怪石林立，一时间让寒山感到无比的兴奋。当寒山走遍整个山谷，来到朝阳洞的时候，便为这个地方所吸引住了。朝阳洞虽然没有寒岩洞大。但是一早就可以接受到阳光的洗礼，清晨起来，手捧经卷，站在洞口，餐朝阳，饮晨雾，那该是怎样的快意啊！更为重要的是在朝阳洞的前方，有一柱形岩笋，拔地而起，高60多米，宽20余米，山气缭绕之间：

明岩山……岩之前峭壁屹立，势摩穹苍，亦号幽石。其下窍穴透邃，日光穿漏。……转北数步，怪石森然，上有两峰，倒侧号合掌。岩西有泉蔽崖而下，焕若垂箔。[11]

“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重岩》二），这样山景配上这样的意境，岂不是人间仙境？这里后来也就成为寒山时常修道的地方：

当阳拥裘坐，闲读古人诗。

（《栖迟》二九五）

重岩中，足清风。扇不摇，凉冷通。

明月照，白云笼。独自坐，一老翁。

（《重岩》三一〇）

明岩与寒岩相比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寒岩的奇峻，明岩的幽深，都是寒山所需要的。在寒山诗中，“重岩”、“绿岩”、“东岩”等等都是指明岩而言的：

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
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

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
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

（《重岩》二）

独卧重岩下，蒸云昼不消。
室中虽暡叆，心里绝喧嚣。

梦去游金阙，魂归度石桥。
抛除闹我者，历历树间瓢。

（《独卧》四十四）

欲向东岩去，于今无量年。
昨来攀葛上，半路困风烟。

径窄衣难进，苔粘履不全。
住兹丹桂下，且枕白云眠。

（《欲向》二九七）

家住绿岩下，庭芜更不芟。
新藤垂缭绕，古石竖巉岩。

山果猕猴摘，池鱼白鹭衔。
仙书一两卷，树下读喃喃。

（《家住》十六）

寒岩和明岩，在寒山的心目都是上天赐给他的修身佳处，这里都是自己的家，“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一住》一八二），在这里，寒山感到安心、静心，在此后的日子里，寒山以寒石山为家，而明岩和寒岩都是寒石山的一部分，都是寒山修身栖身之所，寒山的生命从此与寒石山相连。从明岩返回寒岩，寒山决计不再沿着原先的山路返回，而是顺着明岩往顶上爬去。山上的路自然难走，荆棘遍布，林木茂盛，一路过去，难免划破手，割伤脚，经过小心翼翼的摸索，寒山终于回到了寒岩洞，而这也成为了后来寒山往来寒岩、明岩的一条“常道”。自此以后，寒山的生命就与寒石山联系在了一起。

寒石山的胜景原本就令人目不暇接，这也是寒山最后选择在寒石山隐居的原因。而正是因为寒山在寒石山隐居，则更加增添了寒石山幽深的意境，当然这是后话。“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欲得》二十），寒山对于寒石山的一切感到欣喜和满足，得如此佳境栖隐修道，人生夫复何求？

对于寒山来说，此时生活与三十年前不一样了，他除了在寒山修道之外，还有了两个心灵相契的朋友——丰干和拾得。受丰干禅师指点，寒山找到了修身的净土之后，自然也不忘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为要好的两个朋友。在寒石山稍事休息，稍微熟悉了周围的环境之后，寒山便离开寒石山去国清寺找丰干和拾得。丰干和拾得见寒山到来，自然是非常开心，少不了畅谈。寒山极力邀请两位朋友跟他一起到寒石山去做客，共享自然美景。当然，两位朋友也是很乐意跟寒山一同到寒石山去。于是，在寒山的带领下，三人趁着暮霭离开了国清寺，到清晨的时候，便赶到了寒岩洞前，丰干和拾得对寒岩洞赞不绝口，都为寒山找到如此的修身境地感到开心。迎着朝阳，和着清风，人在宴坐石上席地而坐，交谈甚欢，这也成为了后来他们生活的一大特点。不过，细心的拾得还是发现了寒山生活的困境，这里毕竟是非常偏远的地方，寒山一个人在此隐居，生活上有着诸多的不便，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没有太多的食物。春夏的时候或者可以采些野果以充饥，而现在将要冬天，再加上这寒石山的地方，甚至夏天都会积雪的，这样，哪来的野果充饥呢？这样下去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实际上，寒山也并不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在寒山看来，问题再难，也应该可以解决掉的，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嘛！没有野果，大不了自己种些蔬果粮食吧，经过这些年的农居生活，寒山对此还是很有信心的。可是在拾得和丰干看来，这样显然是不行的，毕竟寒山已经65岁了，“岁月不饶人”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一定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正当三人踌躇的时候，丰干禅师灵机一动，突然笑了起来，跟拾得说：“你不是在寺院中负责洗涤的么？据我所知，寺院里每天都是有不少剩下的食物，可以让寒山拿回来么，这样不是很好吗？”拾得听罢也很开心，寺院本来也就是要普度众生嘛，既然有多余的，给兄长寒山也不错啊，至少可以解决寒山的生活问题。只是这里和国清寺有点路程，不过，可以隔几天拿一次的嘛，这样一来寒山可以多到国清寺走动，三人也可以常相聚，寒山也解决了生计的问题，岂不美哉！寒山觉得也挺好的，因此，也就很乐意接受两位朋友的提议。故这以后，寒山也就经常往来寒石山与国清寺之间，去国清寺对于寒山来说，有着双重的意义，除了可以时常从拾得那里拿到他为自己偷偷地保藏下来的食物，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与丰干和拾得交流，可以畅所欲言，这样的日子倒也畅快！

三寒岩洞内三贤像

自此开始，丰干、寒山、拾得三人的交往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在寒石山通往国清寺的路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三个衣衫破敝但却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的人，时常会听到他们随性而发的吟唱之声，以及无拘无束的笑谈之声。因为三者都是特立独行、情感真挚的人，他们喜欢真诚、率直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这在世俗看来，自然是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他们的行为一如疯子一般，因为他们可以没有场合，没有缘由的大笑高歌，在世人看来，这不是疯了又是什么呢？

时人见寒山，各谓是风颠。

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

（《时人》二二一）

寒山出此语，复似颠狂汉。

有事对面说，所以足人怨。

心真出语直，直心无背面。

（《寒山》二三七）

忆得二十年，徐步国清归。
国清寺中人，尽道寒山痴。

痴人何用疑，疑不解寻思。
我尚自不识，是伊争得知。

低头不用问，问得复何为。
有人来骂我，分明了了知。

（《忆得》二七五）

丰干、寒山、拾得三个是意气相投的性情中人，加之性格率真，心中喜怒哀乐都是直接地表现了出来，这对于旁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故疯癫成为了世人对这种率真的最直接的描述，“世谓贫人疯狂之士”（闾丘胤序）。不过，对于他们三人来说，这些评价都不重要，关键在于能够情趣相投地在一起，这也就足够了。

当然，对于这个时候的寒山来说，隐居于寒石山的主要任务就是修道，因为这在寒山看来是可以实现长生的唯一方式：

家住绿岩下，庭芜更不芟。
新藤垂缭绕，古石竖巉岩。

山果猕猴摘，池鱼白鹭衔。
仙书一两卷，树下读喃喃。

（《家住》十六）

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

微风吹幽松，近听声逾好。

下有斑白人，喃喃读黄老。

（《欲得》二十）

这便是寒山在寒石山修道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寒山来说，寒石山是他的精神依托，因为只有在这里，寒山才有一种“安身”的感觉。从寒山在诗中所述来看，其修道的过程是从学习黄老的养生之学开始的，修习的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以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则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史记·乐毅列传赞》称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了“文景之治”。在西汉之际，黄老之学重于统治之术，东汉则不同，黄老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与当时的谶纬迷信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以修炼长生久视之道为其根本目的，后来道教的气功学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寒山此刻在寒石山上苦读黄老之书，目的就是要寻求长生久视之道，以彻底摆脱死亡所带来的恐惧。

有一餐霞子，其居讳俗游。
论时实萧爽，在夏亦如秋。

幽涧常沥沥，高松风飕飕。
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

（《有一》二二）

寒山有裸虫，身白而头黑。
手把两卷书，一道将一德。

住不安釜灶，行不赍衣裓。
常持智慧剑，拟破烦恼贼。

（《寒山》一五六）

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
风摇松竹韵，月现海潮频。

下望山青际，谈玄有白云。
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伦。

（《自见》二二九）

在这些诗歌中，寒山的求道之心表露无遗。甚至自命为“餐霞子”，修仙养道，捧读黄老之经书，讲论道德微言，品玄论道，这样的生活，倒也颇得道家养生之意韵。此时的寒山，通过不断地诵读道家经典，对于养生之道有了深刻的体验：

益者益其精，可名为有益。
易者易其形，是名之有易。

能益复能易，当得上仙籍。
无益复无易，终不免死厄。

（《益者》七十九）

对于此诗的解释，项楚先生认为这是寒山对于道及修炼之术的阐释，并以道教经典加以旁证：

寒山此诗所写，为道家修炼之术，以求返老还童，变化成仙。其说见于《太平广记》卷三《汉武帝》（出《汉武内传》）：“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为之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变化则成道，成道则为仙人。吐纳六气，口中甘香。欲食灵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从心所适。气者水也，无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至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录之以相付。子善录而修焉。”又《云笈七签》卷五六《元气论》：“《仙经》云：一阴一阳谓之道，三元二合谓之丹，溯流补脑谓之还，精化为气谓之转。一转一易一益，每转延一纪之寿，九转延一百八岁。西王母云：呼吸太和，保守自然，先荣其气，气为生源。所为易益之道，益者益精也，易者易形也。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此道者，谓常思灵宝。灵者神也，宝者精也。但常爱气惜精，握固闭口，吞气吞液，液化为精，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复化为液，液复化为精，精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神，如是七返七还，九转九易，既益精矣，即易形焉。此易非是其死，乃是生易其形，变老为少，变少为童，变童为婴兒，变婴兒为赤子，即为真人矣。”又卷五八茅山贤者《服内气诀》：“西王母谓武帝曰：‘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所谓益易者，能益精易形也。常法能爱精握固，闭气吞液，则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液，液化为骨。常行之不倦，精神充满，为之一年易气，二年易骸，三年易血，四年易肉，五年易筋，六年易髓，七年易骨，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十年道成。位居真人，变化自由，即灵官玉女而侍焉。”又桑榆子评《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所收《蒙山贤者服气法》：“西王母谓武帝曰：‘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所谓益易者，能益精易形也。常法能爱精握固，闭气吞液，则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精神充满，为之一年易气，二年易骸，三年易血，四年易肉，五年易筋，六年易髓，七年易骨，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十年道成。位居真人，变化自由，即灵官玉女而侍焉。”[12]

简而言之，寒山在这里所言的是对于道教修炼方式的体会。在寒山看来，要修道成仙，就必须增益其精神，精心于修炼，以摆脱肉体，脱胎换骨。反之，则只能深陷于死亡的宿命之中，无法摆脱。养生并不只是理论上的修习，更是实践上的体验，亦即对于道家、道教修炼法的真实体验，此刻的寒山对此多有体验：

久住寒山凡几秋，独吟歌曲绝无忧。

蓬扉不掩常幽寂，泉涌甘浆长自流。

石室地炉砂鼎沸，松黄柏茗乳香瓯。

饥餐一粒伽陀药，心地调和倚石头。

（《久住》一九四）

一入双溪不计春，炼暴黄精几许斤。

炉灶石锅频煮沸，土甑久烝气味珍。

谁来幽谷餐仙食，独向云泉更勿人。

延龄寿尽招手石，此栖终不出山门。[13]

欲知仙丹术，身内元神是。

（《昨到》二四八）

道教修炼的丹法有外丹和内丹之别，外丹又称炼丹术、金丹术，指用炉鼎等烧炼金石草木以炼成神丹，通过服食以求长生，寒山显然接触过外丹的实践，上述松黄、乳香、柏茗、黄精等等都是可以用来炼制丹药所用。而这些东西，寒山都可以从寒石山上采到，但是，服用这些并没有很大的效用，因此，寒山也曾转向了内丹修炼。所谓内丹，则是以人体内的精、炁、神作为药物在体内修炼而成，诗中所言的“身内元神”就是指内丹而言，此外，前文“益者益其精”、“易者易其形”同样也是强调内丹修炼的重要性。

寒石山上采药炼丹，朝阳洞内苦修益易，寒岩洞里潜修真元，“本志慕道伦”（《自见》二二九）的寒山隐居于寒石山之中，享受着大自然所能给予的最大的恩赐，潜心修炼，孜孜于成仙之道。当然，除了寒石山之外，有一个地方也是寒山经常去的。那就是国清寺。那里有寒山所需要的食物，更有寒山精神上的寄托，秋冬之际，寒石山基本上都为冰雪覆盖，寒山则每隔三天左右去一次国清寺，一则与丰干和拾得交流，二则带来拾得准备好的国清寺的剩饭菜。春夏之际，因为山上可以采到野果以充饥，寒山到国清寺就没有那么频繁，大概十天半月一次，这样的日子，主要是去找两位朋友。当然，有的时候是丰干和拾得去寒石山找寒山，寒岩洞前的宴坐石，明岩的朝阳洞都留下了三人交往的足迹。丰干、拾得、寒山自贞元六年（790）开始结成方外之游，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习惯，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生活虽然平淡、简单，但是对于三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和提升。寒山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充实的，但是其物质生活是艰苦的，“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屐”[14]，这个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形象，逐渐形成了，这并非是寒山为了寻求与众不同的结果，实际上是因物质生活的艰辛而造成的无奈之举，不过，还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虽然此刻寒山生活邋遢，俨然一邋遢文人的形象，但是，其精神矍铄，丝毫没有被艰辛的生活所拖累。

在寒山往来国清寺的时候，也曾发生了一些事情，主要是有两件：贞元九年（793）遇沩山灵祐于国清寺道，贞元十三年（797）遇赵州从谂于国清寺。这两位都是后来中国禅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沩山灵祐（771—853），俗姓赵，福州长溪（今福建省霞浦县）人，十五岁在家乡从建善寺法常律师出家，三年后在杭州龙兴寺受戒，并研习大小乘经律。二十三岁时，灵祐到江西，参访怀海，居为参学之首。他的顿悟机缘，是拨火而悟。据说有一天怀海叫他去看炉中有没有火，他去拨拉一下说没有，怀海亲自去拨，找出少许火，举到他面前说，这不是火？灵祐因而顿悟，赶忙向怀海表谢意。元和末年（820），灵祐游长沙，路过沩山（今湖南省宁乡县以西），就于此结庵，后人称其为沩山灵祐。起初他也只是在山上独栖，在凄风苦雨中默坐，后来周围的人听说了，信徒越聚越多，帮助建起了正式的禅寺，地方官李景让为结佛缘，奏请禅寺的寺名，为同庆寺。灵祐在此弘法十多年，僧众达一千五百人，号称第一禅林，京官相国裴休也来与他论道，可见灵祐除了保持怀海的农禅风格外，更注意与各地官员交往，以取得支持。这也是一般山林禅系都注重的两个方面。会昌法难时，波及同庆寺，灵祐把头裹起来混迹于老百姓中避难，直到法难过后，已出任湖南观察使的裴休请他出来，重归大沩山弘扬宗风，于是徒众又纷纷回到沩山，禅法兴盛。后传江西仰山禅师，形成唐代禅宗的第一个宗派——沩仰宗。

沩山灵祐遇寒山一事是在其参访怀海之前，据《祖堂集》记载：

师讳灵祐，福建长溪县人也。师小乘略览，大乘精阅。年二十三，乃一日叹曰：‘诸佛至论，虽则妙理渊深，毕竟终未是吾栖神之地。’于是杖锡天台，礼智者遗迹，有数僧相随。至唐兴路上，遇一逸士，向前执师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缘，老而益光。逢潭则止，遇沩则住。’逸士者，寒山子也。至国清寺，拾得唯喜终于师一人。主者呵责偏党，拾得曰：‘此是一千五百善知识，不同常矣。’自尔寻游江西礼百丈。

根据上述记载，沩山是受到寒山和拾得的建议，才去参访百丈怀海禅师的。这里的记载是有误的，其原因即在于此刻的寒山是一心向道，对于禅门之事不可能掌握如此之清晰，更不会有“逢潭则止，遇沩则住”这样的预言，这明显是后人的附会。当然，寒山与沩山的见面是没有疑问的。在通往国清寺的路上，寒山正在像往常一样，“桦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绕山回”（《余家》二〇六）。形容枯悴的寒山走在通过国清的路上，戴着树皮做的帽子，身上的布衣早已破旧不堪，脚上穿一大木屐，身后背一木筒，这是寒山用来盛国清寺的剩饭剩菜用的，已经背了快三年了，筒身被磨得发白。这样的一个老者走在路上，自然是惹人注目，更何况是像灵祐这样的人。灵祐见寒山面虽枯悴，可是神情盎然，精神矍铄，自是非常之人，何况天台古来隐逸地，得道之人屡有隐居于此，眼前这老者或者就是在此地隐居的有道之人，于是便有心结识，马上作揖问讯。见其是僧人，寒山知其定是往国清寺而去，既然同路，年纪轻轻，彬彬有礼，倒也乐意交谈。得知沩山灵祐是为了寻求“栖神之地”而来的，有如当年的自己，于是便热情地为灵祐介绍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因为寒山知道丰干禅师见多识广、素有修行或许能够帮助眼前这个年轻的修行者。到了国清寺，寒山便为灵祐介绍了丰干禅师，灵祐见了这位骑虎的尊者之后，自然是从内心认同，四人在丰干的禅院内攀谈甚欢。最后当然是丰干禅师指点灵祐去江西参访百丈禅师，使得灵祐终得以成就其一生的功德。

四年之后，寒山遇上了赵州从谂。这一次的相遇则更为戏剧性，当然，这种戏剧性是源于禅宗灯录的记载，根据释普济《五灯会元》的记载：

天台山寒山子……因赵州游天台，路次相逢。山见牛迹，问州曰：“上座还识牛么？”州曰：“不识。”山指牛迹曰：“此是五百罗汉游山。”州曰：“既是罗汉，为什么却作牛去？”山曰：“苍天，苍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什么？”州曰：“苍天，苍天！”山曰：“这厮儿宛有大人之作。”

如果说这里的记载还算可以理解的话，《古尊宿语录》中对于此事的记载则更加的神化，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师因到天台国清寺见寒山、拾得。师云：“久向寒山、拾得，到来只见两头水牯牛。”寒山、拾得便作牛斗。师云：“叱叱！”寒山、拾得咬齿相看，师便归堂。二人来堂内问师：“适来因缘作么生？”师乃呵呵大笑。一日，二人问师：“什么处去来？”师云：“礼拜五百尊者来。”二人云：“五百头水牯牛聻尊者。”师云：“为什么作五百头水牯牛去？”山云：“苍天，苍天！”师呵呵大笑。

作为禅宗的灯录，其所包含的宗教神秘色彩也就非常自然的，加上禅宗一直强调机锋、不立文字，故出现上述的记载也是情理之中的。两者记载之间有一个地方是特别有趣的，都是以“牛”作喻，而“牛”在佛教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象，佛教中常将佛比喻为牛，称之为牛王，《胜鬘经》曰“如牛王，形色无比胜一切牛”，用以譬佛菩萨。《涅槃经》十八叹佛曰：“人中象王，人中牛王，人中龙王。”《无量寿经》下叹菩萨之德曰：“犹如牛王，无能胜故。”《大毗婆沙》一百七十七释迦菩萨赞底沙佛之偈曰：“丈夫牛王大沙门，寻地山林遍无等。”从这个意象很容易看出是后世杜撰的结果，正如前面与沩山灵祐见面一样，作为一心向道的寒山，断不可能对佛学有这般深邃的理解，纵然是与丰干禅师、拾得和尚二人交往甚多，此刻尚潜心于追求成仙之道的寒山，自是无法如灯录中记载的那样，俨然以一禅师的身份说话，附会和杜撰是无可否认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寒山也必然与赵州从谂相遇于国清寺。

因丰干禅师、拾得、寒山三人的脾性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或者说，因为他们的行为的怪异，经常为世俗所排挤、鄙弃，他们能够接触外面的人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大多数的时间是三个人之间的交往。赵州之所以能够遇三人相遇，实属巧合。那一日，丰干、寒山、拾得三人漫步于松径，丰干禅师一如往常骑在爱虎之上，寒山、拾得一左一右相伴而行，三人时而狂啸，时而咏咏，时而大笑，时而呜咽，旁若无人，仿佛普天之下只有他们三人。当然，他们所得到的是旁人的鄙夷和不解的目光，但是对于这一切，他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已经习惯了世人的这种眼光。而这一天，赵州从谂刚好到了天台国清寺，见此情状，大为吃惊，知此三人断是高人，便迎上前去问讯。丰干禅师见其年纪轻轻，但是气宇轩昂，谈吐不凡，知其今后必大有所成。交谈之下，颇通禅理。于是带回禅房，四人交谈甚欢。

虽然在这个时期，寒山偶有交游，与沩山和赵州有了一面之缘。但对于寒山来说，其心中最为执着的事情是修道成仙，自隐居寒石山以来，转眼已过去七八年，寒山矢志不渝。可随着自己年岁的渐长，生命体验的日益丰富和对于修道的不断认识，寒山逐渐开始认识到实际上任何仙药丹法都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使人摆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就如同寒石山顶上的鲜花，春来烂漫，秋至萎谢，这是无法改变的。随着修道的深入，寒山开始逐渐对此产生了怀疑。而一次偶然的经历，让寒山最终选择了放弃。就在寒山与赵州相见于国清寺之后，寒山返回寒石山，在途中，因为天气寒冷无比，再加上此刻寒山已经年逾七旬，抵抗力自然大不如前。夜行回寒石山的路上，受霜风感染，到了寒岩洞后，竟一病不起。生病自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躺在空无一物的寒岩洞里，四面冷风嗖嗖而过，正常的人或者也无法忍受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更何况是一位老者。起初寒山并不在意，在寒山看来这是偶感风寒，小事一桩，再说了，自己天天修道，怎么会有事情呢？最多躺一两天也就没有问题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寒山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疾病加上寒冷加上饥饿，严重地摧残了寒山的身体，寒山竟然一病不起。这里寒山病倒了，那边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也在焦急啊，因为转眼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照理寒山得至少来四五趟了，可是左盼右盼，就是没有见到踪影。该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否则寒山断然不可能有这么反常的行为的，那会是什么呢？这样一天天的牵挂，一天天失望，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终于等不住了。这天下午，丰干禅师趁着暮霭，骑着心爱的黄虎出发了，直奔寒石山。而拾得背着准备好多时的食物，随后出发，也赶往寒石山而去。可能是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感应吧，当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的时候，实际上寒山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甚至昏迷了过去。当丰干赶到寒岩洞的时候，没有看到寒山那熟悉的身影，便料想不妙，奔进洞中一看，哪里有寒山的影子啊！他去哪里了，他会去哪里？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了丰干禅师的心头，这时洞角传来一阵轻微的呻吟声，难道是寒山？丰干禅师循声找去，在一个阴冷的角落，终于找到了寒山！此时的寒山已经神志不清，额头滚烫，呼吸微弱，脉息若有若无。看着寒山的样子，丰干禅师不觉老泪纵横。救人要紧呐，丰干禅师将寒山抱回石床之上，可是天寒地冻，寒山的身躯在微微的颤抖，怎么办？虎通人性，虎识人情。当黄虎看到丰干一筹莫展的时候，转身长啸一声，飞奔而下。丰干禅师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自己心爱的黄虎，今天为什么如此反常，但是，没有时间允许他考虑这些了，救寒山要紧。可是洞内没有枯草枯枝，可以供寒山取暖，怎么办？着急之际，黄虎飞奔而回，口中衔着一大堆枯树枝，望着丰干禅师。禅师见状大喜，慌忙拿过树枝，以火石点燃，以驱除洞内寒气。丰干禅师忙着的时候，这虎也没空着，只见它一跃跳上石床，紧贴着寒山卧下，原来它是用自己的体温为寒山驱寒。丰干禅师望着黄虎，露出了赞许的神情。禅师从岩洞内的清泉中打来一盆，用布条为寒山擦洗了一下额头，并将布条浸湿敷在了寒山的额头。这样大概过了三四个时辰，拾得和尚也赶到了，这时寒山才清醒了一些，看着两位朋友为自己奔波辛劳，虽然此时寒山还无力说话，但两行清泪从眼角流了出来。大概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寒山开始慢慢地恢复了神志，喝了几口洞中的清泉，让寒山感到舒服了不少，他感激地抚摸了一下一直卧在自己身边的黄虎的斑斓大额，虎回之以深情一望。这时寒山挣扎着坐起来，拾得便取来木筒中的食物，为寒山喂食，寒山知道自己很饿，大概三四天没有进过一颗粮食了，饿得慌啊……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见到这种情形，不觉潸然泪下。

吃过饭之后，寒山觉得好了许多，因为感到过意不去，所以挣扎着下床，然而，一阵眩晕，寒山又倒在了床上。丰干禅师为寒山把了一下脉，脉息微弱，但是正常，应无大碍，只是饥饿了很久，全身乏力，需要慢慢地恢复。丰干和拾得没有办法在寒岩洞久留，特别是拾得，每天都得为寺院洗碗，否则会受到责罚的。在寒岩洞陪伴寒山过了两天之后，拾得赶回了国清寺，丰干禅师则继续留在寒岩洞照料寒山。又过了几天，寒山感觉好了许多，也能够下来活动了。于是不好意思再留丰干禅师在寒岩洞，毕竟为了自己，禅师已经在寒岩洞五六天了。看着寒山身体状况有所好转，禅师也就放心地回了国清寺。不过考虑到寒山身体初愈，食物是不能缺少的，故丰干禅师每天骑着黄虎，来寒岩洞为寒山送食。日子过得很快，虽然在丰干和拾得的照料下，寒山慢慢地恢复了过来，可自从这以后，寒山总觉得身体不如从前了。稍微好一些的时候，寒山又继续炼丹药服食，以期恢复身体，可孰知丹药却让寒山重新陷入了疲病之中，时好时坏，转眼竟是好几年，“一朝着病缠，三年卧床席”（《又见》二七七）。

这次生病对于寒山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原本以为自己一心修道，可以求得长生久视之效，没有想到修道不但不能帮自己长生，反而差点丢了性命。如果说之前寒山对于修道之事只是有些许怀疑，这次经历彻底让寒山对通过修道来求得长生完全失去了信心：

山客心悄悄，常嗟岁序迁。

辛勤采芝朮，搜斥讵成仙。

（《山客》六十八）

纵你居犀角，饶君带虎睛。
桃枝将辟秽，蒜壳取为璎。

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
终归不免死，浪自觅长生。

（《纵你》七十七）

徒闭蓬门坐，频经石火迁。
唯闻人作鬼，不见鹤成仙。

念此那堪说，随缘须自怜。
回瞻郊郭外，古墓犁为田。

（《徒闭》二二〇）

人生在尘蒙，恰似盆中虫。
终日行绕绕，不离其盆中。

神仙不可得，烦恼计无穷。
岁月如流水，须臾作老翁。

（《人生》二三六）

昨到云霞观，忽见仙尊士。
星冠月帔横，尽云居山水。

余问神仙术，云道若为比。
谓言灵无上，妙药心神秘。

守死待鹤来，皆道乘鱼去。
余乃返穷之，推寻勿道理。

但看箭射空，须臾还坠地。
饶你得仙人，恰似守尸鬼。

心月自精明，万象何能比。
欲知仙丹术，身内元神是。

莫学黄巾公，握愚自守拟。

（《昨到》二四八）

这些诗句都说明了寒山开始认识到修道是不能真正解决生死问题，不能让自己真正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寒山对于修道以求长生的努力到此也就宣告了结束。

认识到道教修炼方式不能够解决自己生存问题，不能让自己最终从生死中解脱出来，这种认识是对的，可是却让寒山感到无比的失落，毕竟自己离开山东到天台来，就是为了修道啊，可是最终这修道竟然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岂不是很可笑，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吗？

修道的梦想破灭了，今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又摆在了寒山的眼前。贞元十七年（801），此时的寒山已经七十六岁，在寒岩修真已过十年，但修真并没有消除寒山的困扰，修真也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寒山还是生活在精神的困苦之中。

[1] 皮日休：《寄题天台国清寺齐梁体》，《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五。

[2] 曹文晦：《双涧回澜》。

[3] 《旧唐书》卷二百一。

[4] 《旧唐书》卷三十六。

[5] 《旧唐书》卷二百一。

[6] 《天台山方外志》第五卷《圣僧考》。

[7]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

[8] 《仙传拾遗》，转引自《太平广记》卷五十五。

[9] 《赤城志》。

[10] 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二《山》。

[11] 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二《山》。

[12] 项楚：《寒山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218—219页。

[13] 此诗原见于“拾得录”，钱学烈先生认为拾得从小在佛寺为僧，与道教不相关涉，不能写出这类诗，故因为寒山诗混入拾得诗者。《寒山拾得诗校评》，第71—72页。

[14]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

7．谈笑有知音，诗隐本非禅

发觉修道实际上并不能实现长生，生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花开花落一般自然，这原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对于年老的寒山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自上元元年（760）自己抛弃儒家信仰，毅然离开了曾经苦苦追求的仕途，选择了道家的归隐之路，原本以为这样的选择能够使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解脱，能够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和宁静。长生甚至是白日飞升，这样的目标曾经在寒山看来是那样的接近。然而，无情的事实告诉寒山，所谓的长生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人的生老病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寒山的归隐就是为着长生而来的，既然长生肯定是无法达到的，那此刻的寒山又将何去何从呢？76岁的寒山，病体初愈，迎着晨风，坐在寒岩洞前的宴坐石上若有所思，想到自己漂泊半生，辗转到了这寒石山，为的就是求长生之道，长生不可能了，自己接下去能做什么呢？寒山觉得很无助，心里一片空荡荡的，只觉得这寒石山也突然变得空旷，这种空旷甚至有些吓人，所谓境由心生，大抵如此。

种种思绪萦绕在寒山的心头，过往的一切都开始在寒山的脑海中重现。自安史之乱被迫离开咸阳，已经45年了，不知道咸阳的一切如今怎样了，毕竟那里是自己的故乡，有自己的兄弟，有自己的妻儿，与自己血脉相连呐！“儿行千里母担忧”，人不管走到哪里，始终割舍不掉的是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依恋，对于老人来说，这种情感则更加强烈。此时的寒山，想到最多的是故乡咸阳。想到了故乡，也就勾起了寒山思乡的愁绪。对于此时的寒山来说，成仙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何妨回咸阳走一趟看看那片熟悉的土地？回故乡的念头在瞬间闪现在了寒山的脑海中，寒山想回家了，那个阔别了45年的地方。

当寒山决定回咸阳去看看的时候，先前的那种空虚的感觉消失了，寒山的心又找回了先前的那份充实。有牵挂的人不会觉得空虚，对于寒山此刻的心情来说，这句话尤显准确。稍作准备之后，寒山立刻走出了寒石山。当然，寒山不会忘记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朋友——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对于寒山的即将离开，丰干和拾得虽然有些舍不得，也有些担心，毕竟此时的寒山说垂垂老矣肯定是不过分的。但想到此前寒山因修道之梦的破灭而意志消沉，此时既然心有所想，心有所愿，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再说，如果寒山能够在咸阳找到亲人，对于年逾古稀的人来说，能够重享天伦之乐，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安详呢？丰干禅师和拾得因此也很支持寒山回咸阳，虽然心里舍不得。

在禅房小坐之后，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送寒山上路，当然还带着他心爱的黄虎。当年寒山之所以能与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相识，并结方外之交，这虎功劳着实不小，没有这虎，那个清晨或者寒山也只能是和丰干禅师擦肩而过了，就像和千千万万其他的人擦肩。当初因为惊异于虎，进而结交于人。这虎很通人性，自寒山与丰干结交之后，虎也和寒山熟识了，那次寒山大病一场，黄虎对寒山照顾有加，可见其情之笃。此刻寒山要走了，黄虎也是恋恋不舍，静静地跟在丰干和拾得的后面。走过熟悉的拱桥，穿过熟识的松径，花香鸟语，古木参天，这一切对于寒山来说太熟悉了。难道这一去就是永别么？寒山觉得心头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寒山知道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一样也肯定有这样的感觉的，只是他们不讲出来罢了，怕自己承受不了这种离别场面的刺激。这样朋友，这样的场景，寒山心里有的唯有感激。出了松门，寒山转身向两位朋友道别。丰干、拾得执意要再送，因为他们知道，或者这一别就是永远了。寒山见此情形，知道此刻肯定无法推却两位朋友的厚意，便不再坚持什么。三人一虎，缓缓走在天台道上，时而欢畅，时而沉默，而虎则静静地、默默地跟随着三人的脚步，这样的情形怎能不让人动容呢？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关岭，这关岭乃是天台与新昌的交界所在，过了这里，也就是出了天台境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丰干禅师二人送行寒山从国清一直到了关岭，眼看就是新昌乐，寒山执意让两位朋友留步了。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见别离在即，心中虽有千言万语要交待，此时唯有道珍重。叮嘱复叮嘱，总是希望寒山此去一路平安！抚摸了一下黄虎的额头，挥手道别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寒山转身而去，虽不再回头，却早已是泪眼模糊，只因害怕有更多的牵挂和不舍。望着寒山那逐渐消失的身影，丰干二人唯有祈愿顺风、平安！

离开了天台之后，经过几天的辗转漂泊，寒山终于回到了阔别45年的咸阳，离开的时候正逢盛年，回来的时候已届残年，这让寒山不禁感慨万千。此时离开安史之乱已经很久了，咸阳城早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不再是寒山逃离之际的破败不堪，这样的咸阳城才是寒山记忆中的样子，才是寒山所熟悉的故乡。走在渭河边，小的时候父亲带着自己和哥哥在这里漫步的情形历历在目。可是时过境迁，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哥哥早已不知下落，要是还在人世的话，想必也和自己一样苍老了吧，这样的他还能认出我这个弟弟吗？寒山觉得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回来了，该去父母的坟上看看了，想到这里，寒山就快步往城外而去。那个地方寄托寒山多少的牵挂啊，在异乡漂泊的日子里，父母的坟墓总是在寒山的记忆中出现。与咸阳城的繁华相比，父母的坟墓依旧是那样的荒凉，坟前尽是乱石，坟头长满了杂草，自是一副久已荒弃的孤坟模样。乱草在风中摇曳，似在诉说着当年的凄凉和不甘。看到这样的情景，寒山的心碎了。“扑通”一声拜倒在坟前乱石堆上，爹和娘，不孝的儿子回来了，泪水早已模糊了寒山的眼。这一抔黄土，魂牵梦绕了许多年以后，终于明明白白地在眼前了。寒山开始默默地收拾着父母的坟墓，清理乱石，除去杂草，再在坟头上培上新土，寒山仔仔细细地弄着，仿佛要把这几十年来的思念都融入其中。百行孝为先，可叹自己半生飘零，未为父母尽孝，想起慈母严父，想起这家曾经所拥有的一切，寒山再次泪如泉涌。

清理好了父母的坟地，寒山三拜而别，也算是了却了多年来的心事，再捧一抔黄土贴身带着，因为寒山也不知道下面自己将漂泊到哪里去。拜过父母的坟茔，寒山想去看看妻子的家，看看是不是还依稀有往日的影子。咸阳城的变化很大，寒山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当年岳父的家，眼前的房子还依稀有些旧日的样子，只是来开门的人全然不认识。寒山问了一下，原来他们是在战乱之后才搬到这里的，至于先前住这里的人，则一脸茫然。回到街上，寒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衣服破旧不堪的寒山走在繁华的咸阳城，拖着大木屐，受着旁人鄙夷的、不屑的目光。街上行人匆匆，对于寒山这副怪模样，避之唯恐不及。这难道就是自己曾经那么熟悉的地方？难道就是自己的故乡？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转眼到了自己曾经的家的门口，这里改变不大，繁华依旧，只是来来往往的人中，没有寒山熟悉的面孔。寒山走到自己曾经的家的门口，道明来意。换来的是一阵嘲笑，“哪里来的老乞丐呀，这是他的家？我看他是疯了！”

疯了？！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实际上都没有，只是眼前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而寒山对于它而言，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完完全全的局外人。在这里，寒山已然找不到熟识的人了。毕竟那么多年了，离开的时候寒山才31岁，再回来时已经76了，这期间又经过了安史之乱战火的洗劫，可谓世事沧桑，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情理之中的。寒山走出咸阳闹市区，来到了郊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心里不再去想，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吧，当作是故地重游吧。这一带留下了寒山的许多回忆，遥想当年，寒山就是在这一片旷野上骑马纵横，英姿飒爽的风采是多么地令人怀念，可是如今，这糟老头的模样，哎……想到这里，寒山不禁感慨岁月无情。

这样走着，忽然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片坟地，不经意之间看了一下墓碑。不看不要紧，这一看吓了寒山一跳，原来那墓碑上刻着的名讳是他当年一起骑马游猎的好友。当年与君骋逍遥，今日故人已西归，追忆往昔，甚是无奈，毕竟岁月不饶人啊。在友人坟前鞠躬致礼完毕，寒山继续前行，反正也是无事，就随处看看那些林立的墓碑，居然有十之八九是当时熟人。怪不得咸阳城中那些熟悉的面孔不见了，原来都来这里了，寒山不觉长叹一声。这个时候，寒山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自己因为害怕死亡，为了逃避死亡的威胁而苦心参道，以求解脱。虽然最后并没有真正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但是自己能够活着毕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晃而已，这不，自己当年的熟人，不都是深埋在了这黄土之中了么？

昔日经行处，今复七十年。
故人无来往，埋在古冢间。

余今头已白，犹守片云山。
为报后来子，何不读古言。

（《昔日》二九六）

人世的沧桑变化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死亡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当年与自己熟悉的人，十有八九都深埋在了古冢里面了，或者他们活着的时候是很成功，有着辉煌的过去，可是一旦死亡到来，人世间的一切都随风飘散了。自己这些年的生活虽然坎坷，但能够依然活着，这是一种福气，是老天所给的恩赐。这样想的时候，寒山突然觉得不再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感到迷惘了。虽然，仙不可求，长生无望，但自己在寒石山的胜景之中，依旧可以很开心地生活。寒石山是造化所给的恩赐，自己能够生活于斯，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那里有山、有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有朋友，自己这一生曾经有过的朋友基本上都离自己而去了。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对自己的那份情意，难道不值得自己去珍惜吗？回寒石山去！对的，回到那里去，那里才是自己精神的家园。而这里，自己只是一个匆匆过客而已。这样想着，寒山的心也踏实了很多。于是，寒山又来到了父母的坟前，拜别父母之灵，然后起身回天台。

从寒山离开天台，到返回天台，一路上辗转漂泊，前后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的时候还是早春三月，万物复苏。如今可是山花烂漫，万景争春，恰是风光美好时，一路上走来，欣赏着这无尽的美景，寒山感到了生命的无限美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不必苛求长生与否，此时的寒山内心完全释然了，因此，也就更加精神矍铄。走在路上，迎着春风，脚步轻松矫健，微风吹拂着衣角，和着“踢踏踢踏”的木屐声，似有仙风道骨一般，与离开寒石山时完全判若两人。到了天台境，自然是要先去国清寺找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以免他们牵挂。

走过松径，踱过拱桥，穿过狭长的甬道，来到了丰干禅房之外，这一切都还是那样的熟悉。推开虚掩的门进去，只见禅师正在打坐，倒是黄虎，见到寒山回来，立刻扑迎了过来，用前爪拍拍寒山，神情之中充满着喜悦，寒山用手轻扶着虎的额头。丰干禅师正诧异黄虎为何不再安静，一看原来是寒山回来了。寒山回来了，这让丰干禅师感到非常意外，当日和拾得送别了寒山之后，总是觉得前路坎坷，或者寒山会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与拾得一起的时候总还是会谈到寒山，也总是在希望某一天寒山能够突然出现在眼前，但总觉得那是一厢情愿的梦罢了。千里迢迢的跋涉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丰干禅师很清楚，所以每每想到这里的时候总是叹气，甚至和拾得一起后悔当初或许是不应该让寒山就这么踏上咸阳的路。可寒山回来了，这是真的！而且，他的精神比以前更好了！丰干禅师从内心里感到喜悦，对于一个年已届百岁、平时可以哀乐无动于心的高僧来说，这种喜悦是真真切切地发自内心的。没有什么能够比再见到与自己心灵相契的朋友更让自己开心了，对了，这个消息应该快点告诉拾得，他也一定会和自己一样开心的。丰干慌忙让寒山坐下，准备去找拾得回来，告诉他这个喜讯。咦，黄虎呢？刚才还在这里啊，这会儿去哪里了呢？应该不会乱跑出去的呀。这个时候，只见虎跑进来了，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拾得。丰干禅师明白了，原来黄虎是去叫拾得了。丰干禅房之中充满着喜悦，三个老人在庆祝他们的重逢，犹如孩子般的开心。

寒山对着两位知己诉说着此行的点点滴滴，尤其是自己在乱坟岗之间的感触。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对寒山的转变感到由衷的开心，毕竟这次回来寒山的精神压力全无了，而且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着信心。这时，丰干禅师建议寒山既然在寒石山不修道了，没事的时候，可以从他这里借些佛经去看看，不但可以消磨时光，或许也会有所裨益的。对此，寒山很是乐意。以前自己一心向道，对于佛教，虽然从丰干和拾得两位朋友这里耳闻不少，但是说不上真正了解。前些年在国清寺遇到沩山和赵州两位禅师，交流之间，也让自己对佛多了一些理解。佛的理和道的理一样，都是修身养性的，这是寒山从丰干和拾得那里得到的对于佛教的粗浅的理解。既然此时自己已经不再修道求仙，在寒石山之间，无事诵读一些佛经也是好事，如果能修身养性那自然是更好了。丰干禅师给寒山的第一本佛经是《金刚经》。

《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1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此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着或留恋。“在中国文化中，金刚经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佛经。千余年来，不晓得有多少人研究金刚经，念诵金刚经，因金刚经而得到感应，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1]，对于禅宗来说，《金刚经》的地位尤其重要，它是禅宗的基本经典之一。

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最重要的一支流派，相传禅宗起源于释迦牟尼的一次法会，释迦牟尼平常都是以说法教诲弟子。但是有一天，释迦牟尼却一言不发，许久，只是微笑地拈着一朵金婆罗花，看着众弟子。弟子们全都无声无息，暗自琢磨佛祖的用意。这时，弟子摩诃迦叶突然破颜微笑。释迦牟尼知道迦叶已经领悟了佛法，于是说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嘱咐摩诃迦叶。”这个法门是以心传心，禅宗以摩诃迦叶为初祖。传到第28代时是菩提达摩，达摩来到中国，在少林寺后面的山上面壁9年。达摩是中国禅宗始祖，后传二祖慧可，三祖是僧璨，四祖是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慧能以后，不再一脉单传，传者甚众。六祖慧能（638—713）是我国佛教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县）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唐贞观十二年（638）生慧能，遂为广东新州人。慧能幼年丧父，后移南海，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有一天，慧能在市中，闻客店有人诵《金刚经》，颇有领会，便问此经何处得来，客人告以从黄梅东冯茂山弘忍禅师受持此经。他因之有寻师之志。慧能于咸亨三年（672）到了黄梅东山，弘忍见着他即问：居士从何处来，欲求何物？慧能说：“弟子是岭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当时中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如何堪作佛？！”慧能说：“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和尚佛性与獦獠佛性无别；和尚能作佛，弟子当能作佛。”弘忍遂命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慧能在碓房间踏碓八个月，当时东山禅众达七百人。相传弘忍有一天为了考验大众禅解的浅深，准备付以衣法，命各人作偈呈验。时神秀为众中上座，即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一时传诵全寺。弘忍看后对大众说，后世如能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并劝大众诵之。慧能在碓房间，闻僧诵这一偈，以为还不究竟，便改作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众见此偈，皆甚惊异。弘忍见了，即于夜间，召慧能试以禅学造诣，传与衣钵，是为禅宗六祖。自慧能开始，禅宗分裂为南宗和北宗，南宗以慧能为首，强调顿悟成佛，北宗以神秀为首，强调渐悟。神秀北宗门庭寂寞，传不数代即衰亡。南宗遂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于下。从达摩六传而至慧能，故一般称他为六祖大师，中国禅宗从达摩始百余年间皆以《楞伽经》相印证，故亦称为楞伽宗。达摩的三传弟子道信开始兼以《金刚》等经为典据，到了慧能即以文句简单的《金刚经》义代替了《楞伽经》，其目的在于摆脱名相烦琐的思想束缚，而单刀直入求得开悟。

唐代自慧能以后，禅宗盛于寺，天下的禅寺几乎都以修禅为主，其影响可见一斑。这丰干禅师自是得道高僧，其所修习的正是禅门，其诗云：

本来无一物，亦无尘可拂。若能了达此，不用坐兀兀。

这和慧能偈中所称道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意旨何其相似，强调的都是自心的清静，只要认识到了自性，便能够顿悟成佛，而无须每日静坐苦修。作为禅门的高僧，丰干禅师对于《金刚经》自然是非常推崇，通过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其中的意蕴是非常佩服的，他深知寒山的为人，也了解寒山的精神意蕴，感觉《金刚经》应该很适合寒山目前心境。

寒山欣然接受了丰干禅师所给的《金刚经》，带着无比轻松的心情回到了寒石山。离开一个月有余，寒石山的一切在寒山看来都是那样的亲切。寒岩洞内被重新整理了，那些旧日用来炼丹的器什都被寒山丢弃了，那些丹经被收了起来，石床之上的杂草也被重新铺设整齐，整个岩洞之内，令人耳目一新。整理完毕，天色已晚，寒山也有了一丝倦意，但心情轻松畅快，于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起来，更是觉得神清气爽，于是便带着丰干禅师给的《金刚经》，翻上寒岩洞顶，向着明岩而去。明岩的朝阳洞很长时间没有去了，那里可是一个读书休闲的好地方啊，今日去一则观明岩胜景，二则阅《金刚》妙处，岂不美哉？明岩这个地方，寒山自然不陌生，这里可也算是自己的家啊，只因前番大病一场，想来也有几年没有到这里来了。不过，明岩所处幽深，人迹罕至，就算外面风起云涌，这里照样花开花落，不受任何改变，真是一个绝佳的修身之所啊。走进明岩，暖风拂面，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仿佛是在迎接阔别许久的主人。朝阳洞内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地上散落着不少花瓣和时日已久的枯枝黄叶，好久没有人来过了，是啊，除了寒山、丰干、拾得，几乎没有人来这里的。寒山将洞内清理了一下，悠闲地坐在洞口，望着前方的幽石，天边偶尔几朵白云飘过，还有迎风散落的朵朵白花，这样的意境怎能不让人陶醉。寒山取出《金刚经》，轻轻地翻了开来。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嘱咐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嘱咐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

寒山就这样慢慢地念着，渐渐地发觉越来越有味道了，这佛经还真有意思，好似一个长者在娓娓地诉说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而在这种述说之中，却又包含着深深的哲理，读来的感觉，如品醇酿，渐入佳境。这样的感觉是寒山以前所没有的，原本只是想随意翻翻，随心念念的，不过，读着读着越来越觉得有味道，便一直往下念：

“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寒山已然将全经诵读了一遍。掩卷而思，寒山觉得很有收获。但是，究竟收获在什么地方，寒山说不上来。是的，毕竟是初次接触佛经嘛，虽然此前听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讲过一些佛理，但是，禅师他们都是修禅门功夫，强调的是人的悟性。可这佛学里面名相众多，要一下子弄清楚，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于寒山来说，一遍读下来，至多是囫囵吞枣，能知道个大概吧，很多名相自然是不知其所指。但对于最后偈子所言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寒山倒是颇有感触，这不正是在说自己吗？30岁以前，孜孜于仕途，虽百折而无悔；20年前，孜孜于长生，终无有所成。最后在咸阳的乱坟岗才真正体会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梦幻一般的，倏忽即逝，人不应当苦苦追求一些无益的东西，而应该正视自己的生命，善待自己的生命，这样也就够了。寒山觉得有一些启发，很是欢喜。是啊，丰干禅师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长者啊，他知道自己此刻的心情，他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得友如此，此生何憾？《金刚经》是好书，自当常读，寒山想，虽然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懂，但是读多了，也就会慢慢理解的，实在不行，下回还可以向丰干和拾得请教嘛。于是乎，读《金刚经》成了寒山这段时间的基本活动，只要一有闲情，寒山总会翻开经书，喃喃而读。幽深的寒石山中，岩石和白云成为了寒山的听众，可谓“白云抱幽石，青山闻禅音”。这样的读经是一种体验，更是一份心情。

随着与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的交流，寒山对于佛经的理解不断地深入。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寒山不是一个和尚，他从来也没有剃度出家，只是这个时候他在思想上接受的是佛教的影响，仅此而已。寒山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家，在重返天台之后，寒山的精神已经达到了自由、逍遥的境界，已经不再为世俗的事情所牵绊。他对于佛教思想的接受是来自于丰干禅师的指引，一本《金刚经》让寒山了解了佛法的甚深微妙。他需要的是这种精神上的享受，而不是一定要在形式上也出家为僧，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多此一举的事情。经常行走于国清寺，接触到的出家人甚多，因其行为怪异，常受到寺僧的白眼，甚至追打，“或廊下徐行，或时叫噪凌人，或望空谩骂，寺僧不耐以杖逼逐”[2]，故而寒山对于出家人根本没有好的印象。

语你出家辈，何名为出家。
奢华求养活，继缀族姓家。

美舌甜唇觜，谄曲心钩加。
终日礼道场，持经置功课。

炉烧神佛香，打钟高声和。
六时学客舂，昼夜不得卧。

只为爱钱财，心中不脱洒。
见他高道人，却嫌诽谤骂。

驴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

（《语你》二七六）

又见出家儿，有力及无力。
上上高节者，鬼神钦道德。

君王分辇坐，诸侯拜迎逆。
堪为世福田，世人须保惜。

下下低愚者，诈现多求觅。
浊滥即可知，愚痴爱财色。

著却福田衣，种田讨衣食。
作债税牛犁，为事不忠直。

朝朝行弊恶，往往痛臀脊。
不解善思量，地狱苦无极。

一朝著病缠，三年卧床席。
亦有真佛性，翻作无明贼。

南无佛陀耶，远远求弥勒。

（《又见》二七七）

世间一等流，诚堪与人笑。
出家弊己身，诳俗将为道。

虽著离尘衣，衣中多养蚤。
不如归去来，识取心王好。

（《世间》二八六）

当然，丰干与拾得则不同，寒山与他们是心灵相契，这种精神上的认同正是寒山所重视的。寒山没有出家，但是，寒山有着深厚的佛学修养，这是来源于同丰干和拾得的交往，也来自自身对于佛学经典的研读。寒山的佛学造诣，在其诗中有非常多的表现。寒山诗中与佛教相关的诗，约有150首，几乎占留存下来的全部寒山诗的一半，从表达的思想内容、写作目的及信仰层次来看，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着重表达诗人对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解与世俗劝化，可称为佛教劝诫诗；另一类侧重在表达诗人对于禅的心灵体验与感悟，可以称为禅悦诗[3]。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其基本教义可以概括为“四圣谛”，即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名四圣谛”[4]。苦谛是佛教对于人生的基本看法，是说明人生多苦的真理，人生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苦是现实宇宙人生的真相。集谛的集是集起的意思，是说明人生的痛苦是怎样来的真理，人生的痛苦是由于凡夫自身的愚痴无明，和贪欲嗔恚等烦恼的掀动，而去造作种种的不善业，致使世人陷入六道轮回之中，不能超脱，六道轮回是佛学信仰的一个基本内容，六道又作六趣，即众生各依其业所趣往之世界，包括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世间等，众生因其所作之业，因而于在六道之中循环不已，仿佛车轮一样的转，永远转不出去，受无穷无尽的痛苦。简而言之，贪、嗔、痴三毒是招致人生苦难的根源。灭谛是说明涅槃境界才是多苦的人生最理想最究竟的归宿的真理，因涅槃是常住、安乐、寂静的境界。灭谛是说明涅槃境界才是多苦的人生最理想最究竟的归宿的真理，因涅槃是常住、安乐、寂静的境界。在寒山诗中，其对于佛教义理的了解可谓深切：

生前大愚痴，不为今日悟。
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

今日又不修，来生还如故。
两岸各无船，渺渺难济渡。

（《生前》四一）

可畏轮回苦，往复似翻尘。
蚁巡环未息，六道乱纷纷。

改头换不离旧时人。
速了黑暗狱，无令心性昏。

（《可畏》二一四）

死生元有命，富贵本由天。
此是古人语，吾今非谬传。

聪明好痴却长年。
钝物丰财宝，醒醒汉无钱。

（《死生》二二四）

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
贪财爱淫欲，心恶若豺狼。

地狱如极苦若为当。
兀兀过朝夕，都不别贤良。

好恶总不识，犹如猪及羊如木石，嫉妒似颠狂。

不自见己过，如猪在圈卧。
不知自偿债，却磨。

（《三界》二三五）

二仪既开辟，人乃居其中。
迷汝即吐雾，醒汝即吹风。

惜汝即夺汝即贫穷。
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

（《二仪》二五四）

众生处于轮回之中无法超脱，这就是苦，如前所言苦是佛教对人生的整体评价与感受，也是一切佛教教义与信仰的出发点，对此，寒山也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乘兹朽木船，采彼纴婆子。
行至大海中，波涛复不止。

唯赍一宿粮，去岸三千里。
烦恼从何生，愁哉缘苦起。

（《乘兹》六十五）

苦是人生的常态，而世人应不能够彻悟本性，因此无法脱离生死苦海。苦对于众生来说是生来就有的，因此，人应当寻求解脱：

恶趣甚茫茫，冥冥无日光。
人间八百岁，未抵半宵长。

此等诸痴子，论情甚可伤。
劝君求出离，认取法中王。

（《恶趣》九十）

男儿大丈夫，作事莫莽卤。
劲挺铁石心，直取菩提路。

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
不要求佛果，识取心王主。

（《男儿》一六三）

劝你三界子，莫作勿道理。
理短被他欺，理长不奈你。

世间浊滥人，恰似鼠粘子。
不见无事人，独脱无能比。

早须返本源，三界任缘起。
清净入如流，莫饮无明水。

（《劝你》二三四）

可笑五阴窟，四蛇同共居。
黑暗无明烛，三毒递相驱。

伴党六个贼，劫掠法财珠。
斩却魔军辈，安泰湛如苏。

（《可笑》二七三）

人生是苦的，三苦、八苦、无量诸苦构成了人生的真实一面，对于寒山来说，早年的生活不就是这种写照吗？父母的去世、妻子的离去、科场的无望、生活的艰辛，对寒山来说，无一不是痛苦的，佛学对于人生的真谛——苦——的揭示，于寒山而言，真可谓是心有戚戚焉。

寒山对于佛教的理解并不是局限在教义字面的本身，如前所言，寒山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隐者，他实际上关注着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对于佛学的理解和认识，也包含在他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之上。比如在寒山诗中，对于世人因沉迷于贪、嗔、痴三毒而不自醒的揭露：

多少般数人，百计求名利。
心贪觅荣华，经营图富贵。

心未片时歇，奔突如烟气。
家眷实团圆，一呼百诺至。

不过七十年，冰消瓦解置。
死了万事休，谁人承后嗣。

水浸泥弹丸，方知无意智。

（《多少》八十五）

贪人好聚财，恰如枭爱子。
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

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祸起。
无财亦无祸，鼓翼青云里。

（《贪人》八十六）

常闻国大臣，朱紫簪缨禄。
富贵百千般，贪荣不知辱。

奴马满宅舍，金银盈帑屋。
痴福暂时扶，埋头作地狱。

忽死万事休，男女当头哭。
不知有祸殃，前路何疾速。

家破冷飕飕，食无一粒粟。
冻饿苦凄凄，良由不觉触。

（《常闻》二四二）

世人总是执迷于名利，贪图荣华富贵，可是，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到头来只不过一场空，可惜世人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再比如杀生，佛教强调以慈悲为怀，杀生乃佛教基本戒律，所谓戒也就是对于佛弟子日常生活的种种规定，防止身心错误的发生，佛教戒律名目非常多。戒杀生是其中最为基本的，然而世人却因贪图美味，为满足口腹之欲，往往杀害生灵：

我见东家女，年可有十八。
西舍竞来问，愿姻夫妻活。

烹羊煮众命，聚头作淫杀。
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决。

（《我见》五十六）

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
猪不嫌人臭，人返道猪香。

猪死抛水内，人死掘土藏。
彼此莫相啖，莲花生沸汤。

（《猪吃》七十）

有汉姓傲慢，名贪字不廉。
一身无所解，百事被他嫌。

死恶黄连苦生怜白蜜甜。
吃鱼犹未止，食肉更无厌。

（《有汉》七十六）

唝唝买鱼肉，担归喂妻子。
何须杀他命，将来活汝己。

此非天堂缘，纯是地狱滓。
徐六语破堆，始知没道理。

（《唝唝》九十五）

个是谁家子，为人大被憎。
痴心常愤愤，肉眼醉瞢瞢。

见佛不礼佛逢僧不施僧。
唯知打大脔，除此百无能。

（《个是》一八三）

买肉血聒聒，买鱼跳鱍鱍。
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

才死渠便嫁他人谁敢遏。
一朝如破床，两个当头脱。

（《买肉》一八六）

怜底众生病，餐尝略不厌。
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

去骨鲜鱼脍，兼皮熟肉脸。
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怜底》二○七）

无衣自访觅，莫共狐谋裘。
无食自采取，莫共羊谋羞。

借皮兼借肉，怀叹复怀愁。
皆缘义所失，衣食常不周。

（《无衣》二六○）

寄语食肉汉，食时无逗留。
今生过去种，未来今日修。

只取今日美不畏来生忧。
老鼠入饭瓮，虽饱难出头。

（《寄语》二六九）

寒山之读佛经并不是要出家修行，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对于寒山来说，佛教的基本教义对于其的影响倒是其次，或者说寒山最多只是通过阅读对于佛教的义理有了一些了解，这种了解也表现在了上述诗歌中，体现在了寒山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之上。但更为重要的是，自从贞元十七年从咸阳重返天台之后，寒山对于世事早已没有了执着之意，生活之中的是是非非对于寒山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寒山关注的是生命的本身。对于寒山来说，读经更多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享受：

盘陀石上坐，溪涧冷凄凄。
静玩偏嘉丽，虚岩蒙雾迷。

怡然憩歇处，日斜树影低。
我自观心地，莲花出淤泥。

（《盘陀》二六七）

岩前独静坐，圆月当天耀。
万象影现中，一轮本无照。

廓然神自清，含虚洞玄妙。
因指见其月，月是心枢要。

（《岩前》二七九）

今日岩前坐，坐久烟云收。
一道清溪冷，千寻碧嶂头。

白云朝影静，明月夜光浮。
身上无尘垢，心中那更忧。

（《今日》二八三）

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
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

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
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

（《千云》二八四）

寒山问拾得图

这才是寒山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自得、悠然。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时期寒山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给寒山的生活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实际上寒山观念的根本性改变已经在重返天台之际完成了，就在乱坟岗的那一刻，寒山的心灵早已经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读经，只是寒山的一种生活方式，聊以修身养性，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对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的深深的情感。有青山、有绿水，有碧岩，有白云，还有挚友，手捧一经卷，那是一种怡然自得的情怀，更是一种脱俗的生活情致。 有此境界足矣，又何必一定要出家为僧呢？禅的那种情致与此刻寒山的生活有着极大的相融性，这也是寒山能够接受其意境的关键原因所在。此刻的寒山在寒石山诵读着禅卷，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对于寒山诗所表达出来的意象有比较大的影响。寒山诗大多写于这个时期，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在其诗中有很多充满着禅意的诗句和充满着佛理的描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寒山死后其诗的流传和被世人接受，当然这是后话。

寒山不是一个出家人，他未曾剃度过，他只是一个隐士。寒山也不是一个脱离世界的人，他隐居于寒石山，但他是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的现实的人，实际上丰干禅师与拾得和尚也是如此。从一段广为流传的对话中，也许我们可以了解一二：

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且待几年，你且看他。”

当然我们可以从佛教的慈悲心出发对此做充满哲理性的解读，但若是细细品味这段对话，难道不是在诉说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吗？不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写照吗？这段话后来广被世人传诵，成为了《寒山拾得忍耐歌》：

寒山拾得笑呵呵，我劝世人要像我。

忍一句，祸根从此无生处。

饶一著，切莫与人争强弱。

耐一时，火坑变作白莲池。

退一步，便是人间修行路。

任他嗔，任他怒，只管宽心大著肚。

终日被人欺，神明天地知。

若还存心忍，步步得便宜。

世人欺我、害我、打我、骂我、骗我，如何处之？

禅师答曰：

只管任他、凭他、远他、莫要理他，再过几年看他。

身穿破衲袄，淡饭随时饱。

涕唾在脸上，不弃白干了。

有人来骂我，我也只说好。

有人来打我，我自先睡倒。

他也省气力，我也无烦恼。

这个波罗蜜，就是无价宝。

能依这忍字，一生过到老。

听天由命

听听听。堂前父母须当敬，
兄弟同胞要一心，枕边谗言休要听。

天天天。天意与人无两般，
为人莫作亏心事，举头三尺有青天。

由由由。也有欢喜也有愁，
世间苦乐不均事，万物从天不白由。

命命命。五行八字皆前定，
切莫算计他人有，富贵贫穷都是命。

安分守己

安安安。夜间一宿日三餐，
非干己事休招惹，身得安时梦也安。

分分分。今生衣禄前生定，
休将巧计害他人，儿孙自有儿孙福。

守守守。命里有时终须有，
莫恨贫苦怨爹娘，儿孙兄弟常相守。

己己己。别人闲事不要理，
休言长短笑人饥，何不将心谅自己。

这里面所包含着对于世俗的生活的关注和理解也就更为清晰了，寒山、拾得、丰干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可是因为他们行为的孤僻、怪异而不被世俗偏见所接受，比如国清寺内的僧众，他们现实生活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多少天台人，不识寒山子。莫知真意度，唤作闲言”（《多少》一八一），但是，这不妨碍他们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拥有着对于世事的体会和关注。寒山、丰干、拾得常啸吟于明岩朝阳洞前，相传有一天，三人共坐于斯，拾得指着对面山上说：“一样的山，为何有的树木枝叶茂盛，有的枝叶憔悴？”丰干答曰：“其土使然，土厚者枝叶茂盛，土薄者枝叶憔悴。”寒山忽而有感，赋诗曰：

国以人为本，犹如树因地。
地厚树扶疏，地薄树憔悴。

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坠。
决陂以取鱼，是取一期利。

（《国以》二二五）

三人相视，有戚戚然于心，忧国爱民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在寒山诗中，这样的诗歌还有不少：

我见百十狗，个个毛狞狰。
卧者渠自卧，行者渠自行。

授之一块骨，相与啀喍争。
良由为骨少，狗多分不平。

（《我见》五十八）

在这里寒山以狗争骨头为喻，对世人汲汲于私利而进行你争我夺情形作了形象的揭示。再如：

城北仲家富，渠家多酒肉。
仲翁妇死时，吊客满堂屋。

仲翁自身亡，能无一人哭。
吃他根脔者，何太忍心腹。

（《城北》一四〇）

则是对于世态炎凉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讽刺。这些诗歌中所包含着的对世事的洞悉和对于人生的深切情感，如果没有深刻的生活体会，没有对于生活的热情关注，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呢？怎么能够对世事有如此深的见地呢？其实，很简单，那只是因为寒山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对于现实给予了深深的关注，他是一个“冷面热心肠”赵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诗》，《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二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的人这与寒山的性格是吻合的。不过，如果认为寒山隐居寒石山时就完全与世隔绝，不再过问世事的话，我们就很难对这样的诗句做出合理的解读，或者直接将其视为怪异之辞，胡钝俞先生在点评《我见》（五十八）的时候就是这样评判的：

合于中品，骨少狗多，争夺之源。一国之内，朝代纷争，天下之大，国际抗衡。寒山隐士，已入无忤无争境界，而发此言，亦可怪矣。[5]

寒山隐居于寒石山中，但是，寒山也是一个生活于现实之中的人，他有着对于现实的深刻的体验和关怀，一如他有着自由而又逍遥的精神，这并不矛盾。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在其身后受到了寒石山一带村民的普遍的信仰和崇敬。

[1] 南怀瑾：《金刚经说了什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

[3] 这里采用的是钱学烈先生对于寒山诗中佛教诗歌的区分，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钱先生《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4—93页。

[4] 《涅槃经》十二。

[5] 胡钝俞：《寒山诗评》，《寒山子传记资料》第四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8．心如止水，终老寒石

最美的花也终有枯萎凋谢的时候，最好的朋友也终有生离死别的时候，这只是因为生、老、病、死，世间万物概不能外。810年（元和五年）丰干禅师的圆寂，对于寒山来说就是这一个诀别的时刻。

在三人开始交往之际，丰干禅师即年逾八旬，“日月如逝川，光阴石中火”（《一自》一七一），转眼之间，寒山在寒石山隐居已过去二十年，算起来丰干禅师年已期颐，须发皆白，不过在寒山看来，禅师依旧是精神矍铄，没有任何苍老的感觉，照样是频繁往来国清与寒石山之间，丰干的圆寂是一件没有任何征兆的事情。这一日清晨，丰干一改往日骑虎游松门的习惯，只是在禅房里静静地坐着。拾得和尚很是担心，因为这样的情况很是特别，自己从10岁被禅师收留于国清寺，至今已是古稀之年，在这里近六十年里面，游松门是禅师一直以来的习惯，不管是刮风下雨，山雪阻路，只要禅师在寺院之内，都未曾中断过。拾得记得清清楚楚的，禅师这一辈子只有寒山病重那段时间离开了几天，其他的日子都是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有规律。禅师的生活就是与虎与松门联系在一起的，仿佛这就成为了他的生命。可此刻禅师竟然如此奇怪，天马上就要亮了，照理这时也应该快是禅师骑虎回来的时刻了。可是禅师依旧在禅房内静坐着，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黄虎也温顺地趴在禅师的脚边。可在往日不是这样的，黄虎一早起来就会跑到院子里欢跳，等待禅师一起出游。拾得担心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也没有去厨房洗碗，一直坐在禅房外面，静静地等待着禅师出来。约摸半炷香的时间过去了，拾得听见禅师在叫自己，于是慌忙进去。禅师的脸色、神情跟往日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拾得总是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这时，禅师问拾得：“拾得啊，你来国清寺多久了？”拾得答道：“弟子自师父十岁带来寺中，如今已过六十年。”禅师微微笑道：“岁月不饶人啊，当初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如今年届古稀，垂垂老矣！”师父的提醒拾得猛然才意识到，是啊，岁月沧桑不待人，转眼之间，拾得也已经眉毛胡子都白了。“六十甲子一轮回，看来我们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什么？离开？去哪里？在沉思之间，拾得听到禅师如此说，不禁愕然。是啊，要往哪里去呢？这些年自己都在国清寺，后来结交了寒山之后，到过寒石山，除了这两个地方，拾得对于世间情形所知甚少。禅师看到拾得惊异的神情，当即明白了拾得的所想：“拾得啊，佛祖言世间诸事都是因缘而起，缘聚缘散，这是不变的真理，我们在国清寺已经六十年了，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可是，师父我们要去哪里？”拾得问道。禅师答道：“五台山。”五台山？拾得突然之间似乎明白到了什么，只见此时禅师已然圆寂了，一如从前那样安详地坐着。一时间，拾得觉得很茫然，禅师的表情充满着喜悦，他走得那样的安详，那样的自然。一直很温顺的黄虎这时也变得焦躁不安，狂啸数声，夺门而出。

正当拾得想去看个究竟的时候，突然禅房外面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拾得，你不干活，原来躲在这里！”听到虎啸之后，寺院的一干僧众都到了丰干禅房这边，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些人，拾得不愿搭理，忽而狂笑，忽而低头喃喃自语，说着：“师父等我，我们一起去五台山！”“他一定是疯了！”众僧议论道。疯？这个词拾得并不陌生，我和寒山不都是被你们看作是疯子吗？这样的眼光我早已不屑了。“既然丰干禅师已经圆寂，这拾得疯疯癫癫，留他在寺院里也不妥，佛门乃是清静之地！”当年是丰干禅师留拾得在这里的，丰干乃是有道高僧，主持也就作罢了。可是这拾得行事怪异，与那个寒山一起，疯疯颠颠的，早已让寺院里的人觉得难以忍受，这时丰干禅师圆寂了，赶走拾得也就顺理成章了。

拾得因丰干禅师拾得而名，拾得因禅师而在国清寺，禅师去了，拾得与国清寺的缘分也就结束了。对的，禅师圆寂之前不是告诉自己了么，“世间诸事都是因缘而起，缘聚缘散，这是不变的真理，我们在国清寺已经六十年了，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不只是师父要走了，我也要走了，我要跟随着师父去五台山。拾得觉得国清寺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时，他想到了寒山。我和师父走了，寒山来这里找不到我们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二十年来，我们彼此相知，心灵相通，这一走便是诀别，想到这里，拾得不禁觉得心口有一种疼痛的感觉。可是，人生如寄，总是会有一别的，正如师父所言，缘散缘聚，这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想到这里，拾得内心宽慰了不少。再见了，我的兄弟寒山，虽然拾得内心有些宽慰，但毕竟还是有些不舍：

从来是拾得，不是偶然称。
别无亲眷属，寒山是我兄。

两人心相似，谁能徇俗情。
若问年多少，黄河几度清。

（《拾得诗十六》）

拾得在这个世界上七十年了，只有一个寒山是他的亲人，两人心气相投，此刻拾得要离开了，自然是有些放心不下寒山。是啊，此时的寒山已经85岁了，也已经老了，他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吗？虽然自从寒山回天台之后，他的心境一直很好，不再执着于什么，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拾得真的觉得心里有些放不下。不过，在拾得的心中，他也是明白的，刚才禅师说了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将要和禅师一起归去了，唯有在心里祈愿寒山往后的日子过得依旧洒脱，舒心，于是题诗一首留于寒山：

余本住无方，盘泊无为理。

时陟涅槃山，徐步香林里。[1]

丰干禅师一圆寂，国清寺里的僧人就开始驱逐拾得，他们哪里容得下拾得——这个在他们看来癫狂放肆的家伙呢？他们不允许拾得再在寺里逗留。缘已尽，拾得也不愿意再留在寺里。可是禅师的法身怎么办呢？总不能就这样丢在这里吧，正在拾得感到踌躇的时候，禅房之外一声长啸，黄虎回来了，它在丰干禅师的脚边趴下，看看禅师，又看看拾得。拾得明白了虎的意思，它是让拾得把丰干禅师的法身放在自己的身上，拾得小心翼翼地将禅师的身体放在了虎背上，禅师依旧是端坐着，那神情与往日无异，看着拾得就感到心酸。可是让拾得奇怪的是，黄虎此时并没有起身，依旧伏在地上，看着拾得。拾得见机也坐上了虎背，护着禅师的法身，这时黄虎才起身，缓步离开了禅房。

走出山门，只见黄虎并没有走入松径之中，而是直奔了寺前的祥云峰而去。拾得不知道黄虎在弄什么，不过跟着黄虎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到了半山腰的时候，黄虎趴下了，不再前行。拾得从虎背上翻身下来，把禅师的身体在边上放好。这时黄虎开始用前爪刨地，难道是把禅师放在这里？突然拾得觉得有一丝丝累的感觉，连忙在禅师边上坐下，闭目养神。不过，拾得也就没有再醒来了，就如早晨的时候禅师说的那样，应该走了。禅师和拾得走得很平静，也很安详。后来是黄虎将二人掩埋在了国清寺的祥云峰之上，当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掩埋了二人之后，黄虎也就不知所终了，据说偶尔还会在国清寺丰干禅房出现，或者是因为思念主人之故吧。不过，如今的国清寺南峰还有拾得岩，或者就是丰干禅师和拾得二人埋骨之地吧。

后因国清寺僧登南峰采薪，遇一僧似梵仪，持锡入岩，挑锁子骨而去，乃谓僧曰：“取拾得舍利”。僧遂白寺众，众方委拾得在此岩入灭。乃号为拾得岩，在寺东南隅，登山二里余地。[2]

丰干禅师的死，《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是这样的：

师寻独入五台山巡礼。逢一老翁。师问：“莫是文殊否。”曰：“岂可有二文殊。”师作礼未起，忽然不见。后回天台山示灭。[3]

事实上，丰干禅师在他到国清寺之后，就未曾离开天台，所谓的到五台山礼文殊只是一个传说罢了，就如同禅师入灭之前所言要去五台山。五台山只是一个象征，因为五台山相传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有三名，分别是文殊师利、满殊尸利与曼殊室利。文殊师利意译“妙德”，指文殊菩萨具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微妙功德；满殊尸利意译“妙首”，因为他所具功德居诸菩萨之首；曼殊室利意译“妙吉祥”，称颂其功德最胜吉祥。在佛教中，文殊菩萨以智慧著称。他洞察纷繁世理，善于引导教化，不仅指引着芸芸众生，而且还被喻为三世诸佛成道之母，“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放钵经》）。文殊菩萨顶结五髻，以表大日之五智，手持剑，以表智慧之利剑，驾狮子以表智慧之威猛。在诸菩萨中，文殊更被冠以“大智”的尊号。对于智慧和顿悟的强调，在于中国禅宗（尤其是慧能之后的南宗）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故在禅宗里，文殊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菩萨。丰干禅师是修禅宗的，如前面所言，实际上他所主张的也是强调明心见性的顿悟，禅门语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可以作为佐证：

一日寒山问：“古镜不磨，如何照烛。”师曰：“冰壶无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烛也，更请师道。”师曰：“万德不将来，教我道什么。”寒拾俱礼拜。《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

丰干乃是得道的禅宗高僧，自不会执着于名相，更不会执着要去五台山礼文殊。丰干禅师在临死之前所说的去五台山，实际上是对自己生命将尽的一个预言，五台山是丰干禅师心中的一个形象，象征着智慧和解脱。拾得和尚自然也知道禅师言语所指，生命走到了尽头，但是对于佛法的顿悟和对于世事明澈的智慧则归于五台山而去。

再来说寒山。都说真正的朋友之间会有一种感应，这种现象出现在寒山和拾得、丰干之间也就更加不奇怪了。就在禅师和拾得圆寂的头一天晚上，寒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很烦躁。这些年来，自己在寒石山闲来读佛经，闷来观松云，心境一直很好，说心如止水也不为过，可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感觉呢？难道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寒山着实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如此难以心安，还是明天一早去国清寺吧，找禅师和拾得和尚聊聊，或者会有收获的。想到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寒山很是感激，这些年来正是因为有这两位知己，自己的日子才显得如此得宁静，自己的心也似乎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的感觉，想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国清寺了，觉得甚是愧疚。

第二天一早，风雪很大，但是寒山依旧就踏上了往国清去的路。路途虽然并不是非常的遥远，但是七十里路步行毕竟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年已85岁的老者来说。再加上风雪天气，寒山觉得有些累，毕竟不比几年前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最近这些年寒山不太到国清寺去了，基本上是禅师骑着黄虎送来食物，或者携拾得一起来寒石山找寒山，他们怕寒山太劳累了，可能会受不了路上的坎坷。寒山到达国清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当寒山像往常一样要踱进山门的时候，被拦住了。寺僧不让寒山进了，寒山觉得奇怪，同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从前自己常来这里，虽然被人家当成疯子嘲笑，甚至打骂，但是，也没有不让进门的，可是这次为什么呢？正当寒山思索的时候，寺僧说：“快回去吧，那两个疯子都已经死了，我们这里不欢迎你。”死了？！是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吗？寒山突然感到一阵晕眩。这太突然了，虽然禅师和拾得都年已老迈，死亡是正常的结果，人谁能不死呢？可是，突然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寒山只是有些无法接受，毕竟，自己的生命中除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亲人。这些年，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让自己的生活显得不孤独。可是如今，他们都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这往后的日子应该怎样去度过呢？寒山不敢相信，此刻只是觉得心乱，原来昨晚感到烦躁就是因为这个。寒山有些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昨晚就赶来，这样也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可是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天空飘着零零星星的雪花，寒山坐在拱桥边，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时一个寺僧跑过来，递给寒山一张纸说：“这是拾得留给你的！”转身而回。“时陟涅槃山，徐步香林里”，这是拾得最后留给自己的话，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他们是带着平静的心情离开的，是的，寒山仿佛看到了他们安详的笑容，还有他们对自己的殷殷的嘱咐。

寒山在拱桥边坐着，想到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事实，想到禅师和拾得是带着微笑走的，心里也就踏实了不少。只是，今后没有了两位知己，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呢？寒山不知道，或许某一天，自己也会和两位知己一样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想法对于已经85岁的寒山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以前寒山也会想到死亡的问题，但是，那时寒山一想到死总是充满着恐惧，不过，现在寒山全然没有恐惧的意思，他希望那一天自己要走的时候，也能够像禅师他们那样，走得从容，走得自在，走得安详，当然，得带着微笑。

“什么？你是来找丰干禅师的，对不起，他已经圆寂了。”寒山隐约听到山门那边传来一阵对话声，好像是谁在打听禅师的。“哎，真是不巧！那您能告诉我他的安身之所在哪里吗？”“施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都不知道。”寒山微微转过身，刚好可以勉强看到山门，山门外有一个穿着干净，外表斯文，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正在跟寺僧说话。“哎，那真是遗憾啊，为了拜访禅师星夜从越州赶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哦，原来是这样的，鄙寺帮不了你什么，真是抱歉！这样吧，你看那边拱桥边上坐着一个老者，叫寒山，是丰干禅师生前少数几个朋友，你想知道些什么，不妨去问问他吧。不过，这个人疯疯癫癫的，你自己小心哦。阿弥陀佛！”

此刻来国清寺拜访丰干禅师的是徐凝，睦州人氏。徐凝说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物，早年游长安，因不愿炫耀才华，没有拜谒显贵，故不成名。南归前作诗辞别侍郎韩愈：“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抨击了当时只重名望，不重真才实学的现象。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某日游开元寺观牡丹，见徐凝题牡丹诗一首，大为赞赏，邀与同饮，尽醉而归。后与颇负诗名的张祜较量诗艺，祜自愧勿如，白居易判凝优胜。元和中，举进士，官至金部侍郎。徐凝除了擅长诗文和书法之外，还好于结交隐逸之士。这天偶尔在越州听人说起了天台国清寺有一隐逸僧人唤作丰干，丰干有徒曰拾得，两人在国清寺内特立独行，不合与众，独与隐居于寒石山的寒山甚为友好，三人意气相投，行事怪异，常路行欢唱，旁若无人，世人谓之疯癫。徐凝一听说，知是高士隐居于此，便兴致盎然，星夜从越州赶来，为求相见。可惜来迟了一步，方才听到寺僧说丰干禅师已于今晨圆寂，拾得和尚不知所终时，感觉到好生遗憾，为自己错失与高士见面而难过。不过，当他听说拱桥那边坐着的老者是丰干禅师的朋友时，他的那份遗憾的心情一扫而过，“肯定是寒山！”见到了寒山也是不枉此行啊，于是，徐凝谢过僧人，快步往寒山这边赶了过来。

寒山隐约听到了寺僧和徐凝的对话，知道他会来找自己的，但寒山又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想干什么？再说，寒山也不太愿意与人交往，除了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他已经习惯了世人对他的那种冷漠的、蔑视的眼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寒山不愿意搭理，怎么办呢？就当作睡着了吧。于是，寒山闭上双眼，一副酣然入睡的样子。徐凝很快就到了寒山的身边，正想作揖问讯，忽然发现老者好像睡着了。长者应该是累了吧，那就让他好好休息吧，徐凝就在寒山身边坐下，准备慢慢地等寒山醒来。

看着眼前熟睡中的老者，他的样貌和世人描述的无异，“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屐”，这让徐凝确定眼前的人就是寒山无疑。雪虽然停了，但天气很冷，老者会不会被冻坏呢？想到这里，徐凝从自己的包裹里拿出一件衣服，轻轻地盖在寒山的身上，怕弄醒老者。可实际上寒山并没有睡着，时不时地在偷偷地观察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看到这样的情形，寒山觉得有些感动，毕竟很久没有人这样对待自己了，至少眼前这个人不是一个俗人，至少不会像国清寺里那些可恶的和尚，会拿木棍来追打自己。虽然自己不太愿意结交外人，但是看到徐凝这般诚心的样子，寒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揉揉自己的双眼，寒山醒了。这边徐凝见状，以为是自己弄醒了老人，感到非常过意不去，因此慌忙向寒山赔罪，并道明来意。寒山站了起来，将身上的衣服还给徐凝，并致以谢意。此时天色灰蒙蒙的，不过寒山知道离晚上还早，只是因为下雪之故。“20年了，当时我和丰干禅师就是在这里相遇的”，寒山开口说道，就站在拱桥的边上，寒山与徐凝交谈了起来。准确地说是寒山在向徐凝讲述着一个故事，那些他和禅师、拾得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发生的，可是现在，故人已西去，追忆两茫茫。

徐凝听着寒山的述说，也颇为感慨，对眼前的老人感到非常的钦佩，虽然他看上去有些邋遢，但是他的内心比谁都高洁。当徐凝问寒山今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寒山只是淡淡地说：“我本寒岩人，自回寒岩去”。那个叫寒岩的地方，时常从寒山的嘴里说出，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徐凝也想跟寒山一起去看看，看看寒山提到的宴坐石、朝阳洞，寒山没有拒绝徐凝的要求，因为他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很好，依稀有几分自己当年的影子。要离开国清寺了，这个时候寒山才真切地感到了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的离开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感到了一种离别痛苦。到了松门，寒山回首再往国清寺方向深深地看了一会，是啊，应该是不会再来了。

忆得二十年，徐步国清归。

国清寺中人，尽道寒山痴。

（《忆得》二七五）

这样得日子结束了，再见吧，熟悉的一切，安心地去吧，我生命中仅有的两个朋友。出了松门，寒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想到翠屏山去看看，毕竟那里自己生活了三十年，有自己的妻儿埋葬在那里。转眼20年没有去过了，现在不去的话，恐怕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机会了。于是，寒山和徐凝一起改走赤城道，一路上因为有徐凝做伴聊天，所以很快也就到了翠屏山。这里寒山太熟悉了，五十年前寒山初到天台就来到了这里，三十年的农夫生活，让此刻的寒山对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充满着深情，因为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有当年生活的影子，当然，还有妻儿。村子里的人，寒山大多已经不认识了，20年过去了，曾经熟悉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已经故世了，村中稍微年长的，还依稀记得寒山，但是没有太多的印象了。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
昨来访亲友，太半入黄泉。

渐减如残烛，长流似逝川。
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

（《一向》四十九）

二三十年了，自己也已经垂垂老矣，故地重游自然是感慨万千。最后，寒山来到了妻儿的坟前，心中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妻子说，可是，却又无从说起，只是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再见吧，寒山转身离去，带着无限的哀思。

离开了翠屏山，寒山不再像刚才那样忧伤了，风雪之中，和徐凝一起向着寒岩而去。因为有人做伴，虽然是长途跋涉，倒也不觉得特别累。晚上，徐凝和寒山一起回到了寒岩洞——这个寒山居住了20余年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起来，自然是寒山带着徐凝四处游览，从寒岩到明岩，只要是寒山生活中时常去的地方，都去了看了。徐凝对于此行非常满意，虽然没有能够见到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但是见到了寒山也就一样了。傍晚，徐凝离开寒岩，其后，他也曾撰诗一首，记叙了送寒山回寒岩的情形：

不挂丝纩衣，归向寒岩栖。

寒岩风雪夜，又过岩前溪。

寒山和寒岩自然是让徐凝难以忘怀的。

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寒石山上的寒山又成为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过，此刻的寒山已经可以很超脱地面对世事的变化。两位知己的离去是一种痛苦，可寒山并不感到孤独，因为有清风和白云相伴，有古木和岩石相依，寒山觉得生活充满着情感。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寒石山的一草一木都是寒山深情的朋友。在寒山的眼中，一切生物都充满着灵性，都是自己情感的投射。自然在寒山这里成为了审美的存在，寒山也因此而获得了自由和解脱，这在丰干、拾得两位去世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一住》一八三），此时的寒山已经没有任何世事的牵绊，“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我向》二〇三），在无拘无束之中，他的精神达到了极度的自由和逍遥，这些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极力地赞美着寒石山的清幽之美：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
谿长石磊磊，涧阔草濛濛。

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
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

（《登陟》二十八）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
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杳杳》三十一）

鸟语情不堪，其时卧草庵。
樱桃红烁烁，杨柳正毵毵。

旭日衔青嶂，晴云洗绿潭。
谁知出尘俗，驭上寒山南。

（《鸟语》一三○）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慑。
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

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
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

（《寒山》一五四）

可重是寒山，白云常自闲。
猿啼畅道内，虎啸出人间。

独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
松风清飒飒，鸟语声官官。

（《可重》一六五）

自乐平生道，烟萝石洞间。
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

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
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

（《自乐》二二七）

寒山栖隐处，绝得杂人过。
时逢林内鸟，相共唱山歌。

瑞草联谿谷，老松枕嵯峨。
可观无事客，憩歇在岩阿。

（《寒山》二五八）

寒岩深更好，无人行此道。
白云高岫闲，青嶂孤猿啸。

我更何所亲，畅志自宜老。
形容寒暑迁，心珠甚可保。

（《寒岩》二七八）

寒山唯白云，寂寂绝埃尘。
草座山家有，孤灯明月轮。

石床临碧沼，虎鹿每为邻。
自羡幽居乐，长为象外人。

（《寒山》二九二）

寒山无漏岩，其岩甚济要。
八风吹不动，万古人传妙。

寂寂好安居，空空离讥诮。
孤月夜长明，圆日常来照。

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
世间有王傅，莫把同周邵。

我自遁寒岩，快活长歌笑。

（《寒山》三○三）

寒山深，称我心。纯白石，勿黄金。

泉声响，抚伯琴。有子期，辨此音。

（《寒山》三〇九）

寒山道，无人到。若能行，称十号。

有蝉鸣，无鸦噪。黄叶落，白云扫。

石磊磊，山奥奥。我独居，名善导。

仔细看，何相好。

（《寒山》三○六）

寒山寒，冰锁石。藏山青，现雪白。

日出照，一时释。从兹暖，养老客。

（《寒山》三○七）

寒山笔端的寒石山有如仙境，溪涧蜿蜒，山峦层叠，古木参天，白云萦绕。杳杳寒山道，难闻车马声，唯有鸟鸣和松涛在侧。在这里，寒山心如秋水，自得其乐，幽居山林之中，但看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寒山习惯了这里的一切：

粤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
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

寒岩人不到，白云常叆叇。
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

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

（《粤自》一六四）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岩栖息离烦缘。

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大千。

光影腾辉照心地，无有一法当现前。

方知摩尼一颗珠，解用无方处处圆。

（《我家》二○四）

栖迟寒岩下，偏讶最幽奇。
携篮采山茹，挈笼摘果归。

蔬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
清沼濯瓢钵，杂和煮稠稀。

当阳拥裘坐，闲读古人诗。

（《栖迟》二九五）

细草作褥，青天为被，在寒山的精神世界里，唯有青山与绿水，苍松和白云，徜徉于其间，任随天地变化，他枕石而眠，快活自在，似乎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已经化为了寒岩的灵魂，而进入了永恒的境界。寒山因寒石山而得名，寒石山因寒山而具有灵性。在丰干和拾得去世之后，寒山就再没有离开过寒石山，他的生活就在这里，终日与清风白云为伴，或读古人书，或观四时景，寒石山种种美丽尽在寒山的眼中，故而这时期，寒山在其诗歌中对于寒石山融入了深深的情感，后人对于寒山描写寒石山的山水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诗“吟到寒山句便工”[4]，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这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情感。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斯奈德曾翻译了寒山诗二十四首，其中二十首诗是与寒石山相关的，斯奈德在译者序中说：“当寒山在诗中提及‘寒山’的时候，他是指他自己、他的家以及他的心境”[5]。

当然，寒石山中的寒山其生活也并非只有山水，与他相伴的也并不是只有幽深的寒石山。作为一个对于生活有了深刻理解的长者，他有着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的批判和感悟。更为重要的是，寒山的足迹也遍及了附近的山村，他是生活于其间的一个现实的人，一个充满着生活睿智的长者。寒石山虽然偏僻，但是最偏远地方都是有人居住的，寒石山附近就有村庄，有百姓生活于其间。寒山与村民往来的事情，隐含于寒山诗之中。寒山开始写诗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寒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他的诗都是心有所感而然，每当这个时候，寒山总是会把想到的写在树上或者墙壁上。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随意性，也就因此衍生了一些趣事，这些事情在寒石山附近至今流传，以下是其中三则：

一为“寒山一诗救少女”。相传当时附近有一个老财，年逾六旬，看上同村一少女，欲纳为妾。派人送彩礼于少女家，少女的父母贪其财，便逼其女与老财卜神于庙，以定吉辰，少女不肯，苦苦挣扎。寒山刚好路经此地，见此情形，便题诗于壁：

老翁娶少妇，发白妇不耐。
老婆嫁少夫，面黄夫不爱。

老翁娶老婆，一一无弃背。
少妇嫁少夫，两两相怜态。

（《老翁》一二八）

这老财至壁前看到题诗，大为吃惊，以为是神明见怪，遂罢婚议。

一为“寒山一诗救灾民”。相传当时山里有一富绅，非常悭吝，山民因青黄不接，求借斗米，他亦装贫叫苦，推三阻四，不愿借贷，以解贫民之忧。饥民怒极，投书威吓，富绅惧怕，欲外出与亲家商量对策，途经寒山道，见树上题有一诗：

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
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

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
悭惜不救乏，财多为累愚。

（《新谷》一二六）

富绅读罢，吓出一身冷汗，这诗句句是在说自己嘛！便急忙到寒山处求救，但见寒山写了一张纸，叠好交给富绅，教其回家再看，并告知惟有照做才能避过灾难，否则会有性命之虞。富绅赶忙回家，展开来一看，正面写着“乐善好施”四个大字，背面附五言诗一首：

贪人好聚财，恰如枭爱子。
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

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祸起。
无财亦无祸，鼓翼青云里。

（《贪人》八十六）

富绅悚然，于是马上开仓济贫，饥民终于得救。

当然，这些传说并不可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寒山的接受程度。我们不否认寒山的种种救世济民的行为的可能性，因为从寒山正直的性格出发，这样的行为是合乎情理的。寒山的生活并不像我们后来想象中那么单一，他的眼光也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寒石山的美景之上，然后自得其逍遥之意。正如前面所言的一样，寒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眼光不会只局限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理应有一个更为广泛的思想空间，即便是隐居于寒石山之中，以下一首诗或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

丈夫莫守困，无钱须经纪。
养得一牸牛，生得五犊子。

犊子又生儿，积数无穷已。
寄语陶朱公，富与君相似。

（《丈夫》一三二）

寒山在寒石山，时常与附近山民聚谈，他深知百姓的疾苦，这首诗相传就是寒山用来劝导山民勤劳致富、养犊脱贫，至今在寒石山一带，养犊放牧的山民还有焚香祈求寒山护佑的。

独自隐居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波澜，或者说还有些许的寂寞，不过这对寒山来说并不重要，怡情于山水之间也就足够了。每日手携一卷书，信步于山林之间，成为了寒山习惯的生活方式。闲读古人书，静观天地景，这样的生活对于寒山来说也是颇有情趣的，至少他是自得其乐的，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此刻寒山的心情，即便是死亡：

寒山子，长如是。

独自居，不生死。

（《寒山》三一一）

在其晚年，寒山在精神上达到了圆融的境地，对于外界的种种纷扰，心若止水：

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
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

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
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

（《千云》二八四）

没有了尘世的牵绊，完全是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活，清新而又自在，忘忧而又逍遥。这样的日子在寒山的生命中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自从元和五年（810）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离开人世，寒山的生活便是如此，年老的寒山不再离开寒石山，他的生活范围就在寒岩和明岩，因为只有在这里，寒山才能找到一种归属的感觉。采食野果以度日，偶尔也会在寒岩洞前种上一些食物，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是无忧无虑。一晃二十年也就过去了，寒山也走到了其生命的尽头。

830年（大和四年）九月，寒山105岁，其生命中的大限到来。这天清晨起来，寒山并没有什么异样感觉。寒石山秋高气爽，想起多日没有去明岩朝阳洞了，寒山手持一卷书，与往常一样，离开寒岩洞，走在寒山道上，一路上泉水潺潺，鸟鸣啾啾，微风拂面，让寒山有一种心情畅快的感觉。到了明岩，寒山顺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朝阳洞，寒山在洞前坐定，眼前的景色还是那样的迷人，白云抱幽石，足以让人心即刻平静下来，百看而不厌呐！看会儿书吧，也不算枉此天赐胜景了。看书是寒山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生命的一部分。少年之时，苦读儒家经典之余，于诸家典籍无所不翻；隐居翠屏山之际，农耕之余，亦不忘诵诗读文；修道寒石山，更是丹经随身携；重返天台后，读释典无数；最近二十年，颇有返老还童之意，无书不读，尤喜诗文。看书是寒山的爱好，也是寒山的习惯。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近些年来寒山看书的时候，总会有眼睛吃力的感觉，看不了多久，就需要休息休息，然后再看看风景，四处逛逛，尔后继续看。

寒山看了一会书，眼睛感觉到稍微有点累，于是闭上眼睛，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他那花白的须发，寒山靠着洞壁睡着了。这一睡就是永远，寒山没有再醒来。几天之后，有山民偶然经过明岩，发现了寒山的尸体，因其曾受过寒山的帮助，对寒山也非常崇敬，见此情形很是伤心，于是便叫来几个村民，一起商量埋葬寒山尸骨。山民们对寒山都是有感激之意，便将他埋葬在了右侧象鼻峰顶，因为在这里既可以看到整个明岩的风光，又可以听到山脚潺潺流过的溪水声。谁也不知道寒山究竟是哪天死的，因为发现寒山尸体的那天是九月十七日，所以山民们就把这天当成寒山的祭日，每逢此日，家家设祭，至今如此。

寒山因寒石山而得名，寒石山更是因寒山而具有了灵气，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寒山死后，寒石山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随之而来的是赞叹不已：

昨日游石梁，谓尽天下奇。今朝游两岩，奇复不减之。明岩回合当中起，两岸巉削东西峙。漠漠惟开八寸关，冬冬时应双行履。岩下千寻瀑布悬，岩中神井出甘泉。飞泉点点洒寒雨，石溜片片生轻烟。沿崖暗历寻仙路，闾丘马迹仍如故。松桂高盘石鼎云，狮象行窥仙掌露。响洞玲珑势若倾，石屑阴深行者惊。忽有一隙开天日，峭壁险岖殊怪形。出洞逶迤不数理，扪萝复入寒岩里。寒岩之景更何如？其胜不能分彼此！悄然石洞隔红尘，飞岩若坠接苍旻。上窍含岈藏燕蝠，下阪平宽容万人。仙人座下细园开，叠峰层峦绕梵台。丹房蔽日金为地，珠树连云翠作堆。奇迹异境皆经过，目中应接诚不暇。各道奇幽性所耽，相与徘徊不知夜。夜来寄宿岩中央，空林忽上明月光。窥人疑是寒山子，望而不见意茫茫。茫茫不见坐来久，烧灯试醉今宵酒。酒酣试作两岩歌，明朝马上空回首。[6]

寒石山有着幽深的风景，更因为寒山而受到了世人的关注，让这个静谧的地方更增添了一份悠远的回忆。此后，寒岩、明岩两地都建有寺院，以纪念寒山，一则是山林之地有助于修身悟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寒山曾经在这里，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理由，更何况是修佛者呢？

寒岩寺，在寒石山。梁开平元年建，寒山子栖遁处。周显德中改圣寿，昭仪孙氏重新之。由明岩北五里而上，四山耸秀，水流乱山，铿锵如佩环。院宇周阿，并置岩下窗扉轩戸，开阖于烟云紫翠中。宋大中祥符三年改福善院，今为寒岩寺。

明岩寺……名云光院，号暗岩。周显德四年，吴越昭仪孙氏建，卽僧全宰栖禅处，更名明岩。介居岩谷间，道狭不容轨入，门两石夹峙，号石门。前对幽石，横敞飞阁，岩窦嵌空，堂宇半居岩下，大概如寒石山。宋开宝七年升为寺，祥符元年改大梵。寺有十景，云栖洞、摄石、八寸岩、初来庵、瀑布、水索、幽石、重岩、洞门、响岩，旧传寒山、拾得隐身之地。[7]

至今，明岩寺依然存在，这里的一切也都依然深深地打上了寒山的烙印，寒山隐居过的朝阳洞，寒山咏叹过的重岩和幽石，寒山死后所葬之地。不仅如此，这里草木也似乎都有了寒山的灵性。在明岩生长着一种竹子，因其竹竿呈方形，故称为方竹。说这方竹就是跟寒山有关的，你相信么？或者这原本只是一种传说，但在寒山气息浓郁的这个氛围中，这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根据明岩寺现任主持释昭贤和尚的介绍，明岩的方竹是寒山的筷子插在地上而来的，因为寒山得道成佛之后就不需要吃饭了，于是筷子也就多余，由插在地上的筷子长成的竹子自然也就是方的了，竹子下方上圆，一如筷子的形状。因为寒山吃饭的筷子没有洗，所以竹子长很多毛刺，竹节上也盘着钉子。竹子有三个杈枝，每个杈枝都长三片叶子，象征着丰干、寒山、拾得三贤。竹子的叶特别的宽，象征着寒山的胸怀宽阔。叶子特别长，而且有皱纹的形状，这代表寒山非常长寿。最为奇特的是，春季方竹是不出笋的，每年都是在九月份开始出笋，因为寒山是在九月十七日去世的。当然，我们不会相信寒山曾经有一天得道成佛了，然后有了明岩方竹的产生。但是，方竹的奇特，再加上寒山的神秘，两者岂不是一种很完美的结合？惟有在这样的意境之中，你才能够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寒山的存在。寒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这里一切都带有着寒山的气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至少它表明了世人对于寒山的接受和理解。

人因山而名，山因人而灵。长眠在象鼻峰顶的寒山，应该感到欣慰了。

[1] 引自《四库丛刊》本《寒山子诗集》“拾得录”集语。

[2] 引自《四库丛刊》本《寒山子诗集》“拾得录”集语。

[3]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

[4] 赵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诗》，《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二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

[5] 转引自钟玲：《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中国诗季刊》第3卷第4期，1972年。

[6] （明）施文德：《寒明两岩歌》，转引自《天台山风物志》，朱封鳌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7] （明）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六《寺》。

9．“不合典雅”的诗，特立独行的人

寒山死了，就如同他的两位知己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一样，走得很平静，很安详。但是，围绕着寒山而来的种种争论，对于寒山的种种关注才刚刚开始。这种争论和关注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热烈，这肯定是生前被视为疯癫的寒山所不曾预料到的。

首先是关于其诗集的收集。寒山一生的大半时间都是在寒石山度过的，对于寒山而言，每天漫步于寒石山之间是其生活最大的享受，而这自然空灵的环境很容易诱发寒山的诗兴，毕竟当年寒山在咸阳之际即是以诗文闻名的，写诗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寒山并没有把这些诗歌写好整理在一起，作为一个性情中人，寒山的诗都是随性而发，直抒胸次的。一旦有了写诗冲动，寒山就会停下来，随手拿起石块写在竹上、树上、岩石上，甚至是乡野村庄的墙壁上，写完之后，兴尽而去，不管其余。既然如此，那么寒山死后，其诗又是何人收集而成，流传至今，使得我们今日读来，依旧会感到心灵的洗涤呢？寒山诗的收集，首先要提到的是唐代道士徐灵府，是他最先收集了寒山诗，此时在宋人李昉编的《太平广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1]

《太平广记》的记载是引用了晚唐著名天台道士杜光庭（855—933）在《仙传拾遗》中的描述，寒山诗是因桐柏征君徐灵府的收集而流行与世的。徐灵府为唐代道士，号默希子，钱塘天目山人。通儒学，无意于名利，潜心修道，在其自叙诗中，他的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寂寂凝神太极初，无心应物等空虚。

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识真人只是渠。

学道全真在此生，何须待死更求生。

今生不了无生理，纵复生知那处生。[2]

为了修道，徐灵府曾“投迹衡峰（南岳衡山）之表”，后移居天台凡十余年，以修炼自乐。《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说他活了八十二岁，著《玄鉴》五篇，撰《天台山记》、《三洞要略》及《通玄真经注》十二卷。徐灵府原先在衡山修道，根据其《天台山记》的记载，元和十年（815）移居天台山，“灵府以元和十年自冲岳移居台岭”，长庆元年（821）定居方瀛，“桐柏东北五里有华林山居，水石清秀，灵寂之境也。自观北上一峰可五里有方瀛山居，上有平地顷余，前有池塘广数亩……西接琼台，东接华林，即灵府长庆元年定室于此”。宝历初年（825）撰《天台山记》，“至宝历初岁，已逾再闰。修真之暇，聊采经诰以述斯记，用彰灵焉”。

徐灵府到天台的时候，丰干禅师和拾得和尚已经辞世五年，寒山自徐凝送其归寒岩之后，亦不曾离开过寒石山，到徐灵府撰写《天台山记》的时候，大概已经差不多过去十年了。十年间世事变化很快，随着寒山、丰干、拾得足迹在国清寺一带的消失，已经很少有人再记得当年那三个疯疯癫癫的人了。所以，徐灵府至少到了宝历元年（825）的时候，还不知道在他来这里之前，曾经有这么三个人出现在天台。故虽然他的《天台山记》中写了一些关于天台山的隐逸之事，但是未曾涉及丰干、拾得和寒山，因为徐灵府对于三者的事迹此时一无所知。随后徐灵府自大和元年（827）开始重修桐柏宫，至大和三年（829）完工，请浙东团练观察使、越州刺史元稹书写碑文[3]，830年四月立《修桐柏宫碑》[4]宣告重修桐柏宫一事结束。

然而自830年九月，寒山在明岩去世之后，村民为纪念寒山，陆陆续续自发地收集了一些寒山写在树上、岩石上、墙壁上的诗句，并奉为圣物，加以珍藏和崇敬。关于寒山事迹的传言也随着寒山的死，逐渐为村民所传播和怀念。这种传言慢慢地也传到了徐灵府那里，在听到关于寒山的事情之后，徐灵府非常兴奋，于是直奔寒石山而去。

徐灵府是有名的高道，而且他也是为了寒山而来的，村民们对他的到来很是热情，都争先恐后地向灵府述说着关于寒山的点点滴滴，在他们的眼中，寒山这个人虽然行事疯癫，不合于俗，但其心坦荡正直，在超脱之中，深含着对于世间的关切。这不，山村里的人大多都受到过寒山的各种形式的帮助，村民由此感戴。村民们还拿出了寒山的诗给徐灵府看，看到这些自成一体、清新脱俗的诗句，徐灵府连连赞叹。同时，又不禁感到些许遗憾，那样的人物，自己却没有遇上，如果能与寒山他们吟唱于山林之间，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畅快啊。斯人虽已去，但有妙句留。这不能不说是在遗憾之外的收获了，看这样的诗，虽不能同游，但亦有身临其境之感。村民见徐灵府对寒山诗赞赏有加，也乐于将诗相赠，因为这诗如果能通过高道之手流传下去，让后人都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做寒山的人，以及他的那些诗，那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于纪念寒山来说，能有比这样更好的方式吗？不过，徐灵府知道这些诗在村民的眼中就是宝贝，寄托着他们的情感，这样拿去的话不太妥当，于是，就将村民手中的诗歌都抄了起来。同时，在村民的指引下，徐灵府遍览了整个寒石山，在那些寒山足迹曾经到过的角落，收集着那些尚且遗落在那里的诗歌。当然，徐灵府也未曾忘记去拜祭寒山的坟茔。

返回桐柏宫之后，徐灵府将收集到的寒山诗进行了分类整理成三卷，并且饱含深情地为其写了一篇序文。不过，这时徐灵府并没有让他所收集的寒山诗广泛流传出去，主要还是在桐柏宫内部传诵，主要是因为受当时的条件限制。会昌初，唐武宗诏徐灵府[5]，徐灵府辞而不出，后即“绝粒”、“凝寂而化”，“会昌初武宗诏浙东廉使以起之，辞，不复见廉使，献言志诗云云。廉使表以衰槁免命。由此绝粒久，凝寂而化”[6]。对于为什么不接受征召，徐灵府在《言志献浙东廉访辞召》作了解释：

野性歌三乐，皇恩出九重。
那烦紫宸命，远下白云峰。

多愧书传鹤，深惭纸画龙。
将何佐明主，甘老在岩松。[7]

徐灵府大致是在会昌年间去世的，在其去世之前，徐将诗集送给了来访的台州长史李敬方一份，寒山诗也即因此而走向了流传。

因为徐灵府曾被武宗征召，这使得他在朝野的名声大振，李敬方是慕名来访的，大概是在会昌六年（846）三月到桐柏宫。

会昌六年，李敬方按《天台桐柏山题名》云：“是年三月，台州长史员外置李敬方自寒山回，游此”。[8]

李敬方先是到桐柏宫拜访桐柏征君徐灵府，因为李是地方官，徐灵府自然该好好接待。宾主交谈之中，徐灵府提到了寒山及寒山诗，并拿出寒山诗给李敬方看。李敬方看完诗歌之后，大加赞叹，并希望能够亲临寒石山看看，以体会寒山在诗中所描述的种种意境。既然官长想去，徐灵府也乐得做向导。因此，在徐灵府的陪同下，李敬方参访了寒石山，返回桐柏宫的时候，应徐灵府的要求为桐柏山题名，在其离开的时候，徐灵府赠送了一本寒山诗集，这也是寒山诗流行的开始。随后，徐灵府即仙逝。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情况，那就是按照目前通行本的说法，寒山诗集是由国清寺僧道翘在寒山去世之后收集而成的，这种说法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产生的呢？或者说，为什么诗集的收集者会由道士徐灵府变成了和尚道翘呢？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目前通行本对于寒山诗相关情况的叙述吧。根据通行本的描述，寒山诗的流传跟一个叫作闾丘胤的台州刺史有关。相传闾丘胤在长安即将赴台州刺史任的时候，忽然患了头痛病。于是请医师治疗，岂知越治越痛。后来碰到一个名叫丰干的和尚，自称是特地从天台山国清寺来为其治病的，和尚看了闾丘胤的病情之后，说道：“身居四大，病从幻生。若欲除病，应须净水。”闾丘胤即命家人取来净水，和尚将净水喷在闾丘胤头上，很是神奇，一转眼工夫头就不痛了。丰干对闾丘胤说：“刺史此去台州，其地靠海，多瘴毒之气，到后须小心谨慎。”闾丘胤见其来自天台山，又治好自己的头痛病，很是信任，便问台州有什么贤德之人可以请教？丰干说：“有是有，可惜你会见之不识，识之不见。若你真心要见，万不可以相貌取人。寒山，乃是文殊菩萨化身，现在国清寺。还有拾得，是普贤菩萨化身，状若穷人，疯疯癫癫，现在国清寺厨房里烧饭。”丰干说过，就辞去了。闾丘胤到台州之后，便亲自到寺院里去向有名的禅师打听打听，果然与丰干所言无异。问唐兴县（今天台县），知二人依旧在国清寺。于是闾丘胤便特地到国清寺去朝拜，问寺里的僧众：“你们这里有过一位丰干禅师，他的禅房在哪里？还有寒山、拾得，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这时一个叫道翘的僧人回答说：“丰干禅师的院子在经藏房后面，现在没有人敢住，因为常常有一只老虎来叫吼。寒山，拾得二位，现在厨房里。”说罢，随即带闾丘胤来到丰干的禅房，开门进去，唯见遍地虎迹。闾丘胤就问道翘：“丰干禅师在寺里做些什么呢？”道翘回答道：“禅师在这里时，昼则舂米供养全寺僧众，夜则唱咏自乐。”闾丘胤连连称奇，随后在寺僧的带领下，闾丘胤到了厨房，只见灶火前有二人对着火大笑。闾丘胤知此二人应是寒山、拾得无疑，便上前礼拜。二人连声吆喝，互相携手，哈哈大笑道：“丰干饶舌，丰干饶舌。你不识弥陀，却反而来礼拜我？”当时寺里僧众，闻声而来，不胜惊讶：“刺史怎么会来礼拜两个疯疯癫癫的穷汉呢？”这时，寒山、拾得二人携手走出寺门，闾丘胤慌忙令人追赶，二人则已直奔寒岩而去。闾丘胤甚是遗憾，便问寺僧：“这二人是否会再来寺里居住？”并命寺僧为二人寻找禅房，同时寻找二人回来。闾丘胤回郡城之后，特地做了两套干净的衣服，并预备香药等礼物，派人送去。使者到国清寺，才知二人一去之后，便再没有来过。于是将衣服、香药送到寒石山上。遇见寒山子，寒山子一边喝道：“贼，贼！”一边退入山洞，说道：“奉劝诸君，各自努力吧！”当下山洞自然闭合，追寻不得。使者紧追不舍，纷纷撞上岩壁，至今岩壁上依稀留有五马形迹：第一匹马三蹄已入岩肚，只有一只后蹄留形壁上；第二匹马头和颈已入岩肚，其余部分留形壁上；第三匹马只进去了一个头，第四匹马翘首直冲状，第五匹马作回首欲止状，这也就是今天明岩三胜之一的“五马隐”。寒山隐入岩穴之后，拾得也无踪无影。闾丘胤知道这个消息知道，叹息不已，自知与高僧无缘，便不再强求，这就是所谓“寒山无踪迹，五马隐青山”。后来，闾丘胤就吩咐道翘搜寻寒山、拾得的遗迹，在竹木石壁上和人家厅堂上抄得寒山子写的诗三百余首，以及在土地堂墙壁上抄得拾得写的偈语数十首，编集成卷，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寒山诗集》的样子。

这闾丘胤在历史上也是确有其人的，陈耆卿《嘉定赤城志》的记载，闾丘胤在贞观十六年（642）到贞观二十年（646）担任台州刺史[9]。林表民的《赤城集》，引用宋咸平元年至咸平二年（998—999）台州知州曾会的《台州郡治厅壁记》，也表明闾丘胤曾在贞观十六年到贞观二十年担任台州刺史[10]。寒山是中唐的人，跟贞观时期的闾丘胤又怎么可能会纠缠在一起，自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证明闾丘胤之序为伪作，目前学界对此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作伪是基于怎样的背景产生的？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寒山诗的收集者由道士徐灵府变成了和尚道翘，相关的官员由长史李敬方变成了刺史闾丘胤，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其中也包含着深深的宗教意味。现在，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李敬方的相关事迹。在李敬方从徐灵府处得到寒山诗集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台州长史，随后于大中元年任明州（今宁波市）刺史，再任台州刺史，“李敬方，会昌元年为台州长史；大中元年为明州刺史，见《蓬莱观碑》；则敬方自台州长史擢明州刺史，复自明州刺史左迁台州刺史”。[11]这样，李敬方为台州刺史的身份也是确定的。再者，据记载，李敬方也曾经患有头疾，在其《题黄山汤院》一诗的自序中，李敬方写道：“敬方以头风，大中五年十二月，因小恤假内再往黄山浴场，题四百字”[12]，《新安志》对此亦有记载，“后至大中年，刺史李敬方以风疾，比岁凡再入浴，感白龙而疾瘳，乃作龙堂于汤之西陵”。[13]

李敬方和闾丘胤都曾担任过台州刺史，亦均曾染过头疾，这或者是对于寒山诗集作伪的原始依据。同时，对于此事的清理，不能够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徐灵府结集寒山诗交于李敬方之时是在会昌末年，而会昌年间，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会昌灭佛。唐武宗李焱好道，早在开成五年（840）秋，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会昌元年（841），六月十二日，武宗生日，为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李焱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然而，武宗只赐给道士紫衣，僧人却不得穿着。这原本只是一件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开始了。会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还俗，财物入官，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两人。三年，查点外国僧人，并禁摩尼教等流传。令两街功德使梳理京城，公案无名者还俗，递归本贯，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诏禁供养佛牙，毁焚长生殿内道场经像，换为天尊老君之像。但毁佛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寺院所属庄园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加以僧伽腐败，僧侣不事生产，蠹耗天下。会昌五年三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下令并省寺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诏行之后，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千万顷。又将寺院奴婢改为两税户15万人。宣宗李忱即位，宣布恢复佛法，但是经此浩劫，佛教已然是元气大伤。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清寺自然也是难逃一劫的，会昌年间，国庆寺亦遭拆毁，教籍湮没。除隋炀帝、智者大师的真迹一部分被寺僧收于废墟中方得以保存外，其余殿宇、法器尽毁。僧尼被令还俗，寺内原有常住一百五十人，夏季统制时多达三百人。此时大多逃匿深山，继续修禅。寺院的田产，被收归公。直到宣帝即位恢复佛法，大中五年（851），诏重修国清寺，加赐“大中”，并由散骑常侍大书法家柳公权为国清寺书额“大中国清之寺”，今藏于国清寺中。这时，国清寺才开始募资在废墟上重修殿宇。大中七年（853）九月，日本天台宗高僧圆珍至天台求法，国清寺还是“佛殿初营，僧房未置”。圆珍见“白衣居士，经行而晓泊浮云；青眼沙门，坐定而夜栖磐石”的荒凉景象，为此，圆珍出资修国清寺止观堂[14]，并提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大德僧院”。国清寺百废待兴，急需各方的支持，特别是官方的支持。而寒山诗集的流传恰好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这也为作伪提供了一个可能。

国清寺三贤殿

于是，在寺僧的努力之下，今天通行本的寒山诗集也就出现了。寒山在这里面成为了文殊菩萨的化身，拾得成为了普贤菩萨的化身，丰干禅师则是弥陀的化身，三贤相继出现于国清寺，并有种种灵异的事迹，以至于在今天国清寺内建有“三贤殿”用来纪念三者。这对于吸引世俗关注的目光、重新获得支持而言，自然是非常有效的。而后世围绕着寒山的种种佛教的光环也是因此而来的，最为著名的当属“寒山寺”和“和合二仙”。

寒山寺因张继的《枫桥夜泊》而闻名中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旧名妙利普明塔院，建于南梁天监年间（502—509），“余考寒山寺，创建于梁天监时，旧名妙利普明塔院，以寒山子曾居此寺，即为名”[15]。我们从寒山生平来看，寒山一生终老于寒石山，未曾到过苏州，又怎么可能曾经在妙利普明塔院居住呢？将寒山与妙利普明塔院联系起来的也是与闾丘胤相关的一则传说。闾丘胤亲访国清寺，然未能得到寒山的教诲，心中总日夜牵挂，对寒山的行为“弗可恒度推之”（《宋高僧传·卷十九》），尤感敬慕，他并不灰心，反而对寒山乃文殊菩萨化身的说法坚信不疑。菩萨么！心诚乃能拜谒。几年之后，闾丘胤偶然经过苏州，官船引到苏州城外封桥镇时，船家需要停泊，购买生活用品，补充食物。这封桥镇是大运河来往的门户，这里水域开阔，是千百艘船只停泊的好港湾，远山绵延，近处平原一片，村落星罗棋布，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封桥镇集市繁荣，有水上城垣可守，是入苏州城的关口。因为停船，闾丘胤便上镇街走一走。一路上人群熙攘，鱼米虾货满街。突然，他看到路边有个卖草鞋的老人，衣衫褴褛，头发蓬松，但面相好熟。再细看，不觉五体投地，叫一声：“师父在上，弟子闾丘胤顶礼了！您老远在这儿？”那老人说一声：“使君看错了，谁是你的师父？”话未说完，拔腿就跑，草鞋也不要了，当闾丘胤叩头起来，不见了师父，慌忙举足直追，遥望前方那师父已过封桥，消失在通往狮子山的道中。闾丘胤这次不想再错过这个机缘，三步并作两步，尾追不舍。气急喘喘地赶到滨河的庙宇，名叫妙利普明塔院，遍寻又不见师父，便向寺僧打听，寺僧说：“那位卖草鞋的老人住东庙里廓下，至于他的来历，无人知道。由于庙小无力供膳，他便自织草鞋卖钱度日修行，我们也从来不过问他。”闾丘胤告诉寺僧：“此是文殊菩萨化身，万不可轻慢。”后又与苏州刺史叙情，争取官府支持。苏州刺史也久闻寒山高名，加上四众信徒的结缘，将原来已经破落的塔院修整一新，光彩夺目。妙利普明塔院因此而改名寒山寺，大家出于对文殊菩萨的崇拜，出于闾丘胤对寒山大师的敬仰，出于苏州官府的支持，慕迎寒山拾得两大师主持寺务，从此香火鼎盛，延续千余年。

传说虽然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但是其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将寒山与寒山寺联系起来的就是这种传说的力量。根据钱学烈先生的考查，寒山寺在宋代的时候还只称枫桥寺或妙利普明塔院或普明禅院，其名见于文献是开始于明代[16]。寒山与普明妙利塔院的正式融合成为寒山寺也是在这一时期，姚广孝于永乐十一年（1413）在其所撰的《寒山寺重兴记》中称：“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冠桦皮冠，着木屐，被褴缕衣，掣风掣颠，笑歌自若，来此缚茆以居，寻游天台寒岩，与拾得、丰干为友，终隐于此。希迁禅师于此建伽蓝，遂额曰‘寒山寺’。永乐三年深谷昶禅师募建殿室，于方丈设寒山、拾得、丰干像，不敢忘也。”虽然，寒山并未曾到过寒山寺，更谈不上曾经主持寒山寺，但是，寒山寺是寒山这一文化现象的结果，是传说所至也好，是诗文影响所及也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物，寒山寺成为了吴中胜景，因此而享誉中外。

如果说国清寺僧作伪闾丘胤序而使得寒山作为一个文殊转世的僧人形象出现，寒山寺则是作为僧人形象的寒山的归宿，那么“和合二仙”的传说则是寒山作为僧人形象的升华。和合二仙是中国民间神话中象征着和美、团圆之神，关于其来历，则是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之一就是与寒山和拾得相关。

和合二仙

寒山、拾得何以成为和合二仙？民间有着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寒山和拾得原本同住在北方的一个村子，两人亲如兄弟，寒山略长。后来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子，但是互相不知道。直到拾得要和那个女子结婚，寒山才知道，于是弃家到苏州枫桥，削发为僧。拾得在听说了此事之后，也舍女来到江南，寻找寒山。探知其住处后，折一盛开的荷花前去见礼。寒山一见，急持一盒斋饭出迎。二人相见，一荷一盒而欣喜若狂，相向而舞，后拾得也出了家，二人在此开山为庙，即为“寒山寺”。另一种说法是寒山和拾得都是僧人，寒山是个诗僧，曾隐居于天台山寒岩，因名寒山。寒山的诗写得很美，他曾在国清寺当过厨僧，与寺中的拾得和尚相见如故，情同手足。拾得是个苦命人，刚出世便被父母遗弃，抛弃在荒郊，幸亏天台山的高僧丰干和尚化缘路过其处，他慈悲为怀，把他带至寺中抚养成人，并起名“拾得”，在天台山国清寺将他受戒为僧。拾得受戒后，被派至厨房干杂活。当时寒山还没到国清寺，拾得则常将一些余羹剩菜送给未入寺的寒山吃，丰干和尚见他俩如此要好，便让寒山进寺和拾得一起当国清寺的厨僧。此后，两人朝夕相处，更加亲密无间。寒山和拾得在佛学、文学上的造诣都很深，常一起吟诗答对，后人曾将他们的诗汇编成《寒山诗集》三卷。这两位唐代高僧，于唐代贞观年间由天台山至苏州妙利普明塔院任主持，此院遂改名为寒山寺，以此闻名中外。民间珍视他俩情同手足，和睦友爱的情意。还有一种说法是，相传国清寺内举行法会，越州信徒王老太和女儿芙蓉赴会，因旅途疲乏病倒寺中，寒山、拾得两人采药、熬药照顾王老太。老太死前立下遗嘱，要女儿跟寒山、拾得其中一人结婚。处理好老太的后事，寒山、拾得二人相互推让。后寒山出走，拾得则告别芙蓉去寻找寒山。千方打听，才得知寒山在苏州的一座古寺里出家了。两人相会的时候，寒山手捧一个盛着素斋的竹盒，拾得采来一支红艳的荷花。此后，两人一起住在这座古寺里，一起出家，后人称这寺院为寒山寺，称拾得为“和仙”，寒山为“合仙”。自宋代起就祭祀为和合神。至清代雍正十一年，皇帝正式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此后，寒山、拾得作为和合二仙，成为了婚嫁喜庆之神，民间但逢婚娶喜庆之事，都要在中堂悬挂二人画像，以祈愿美满幸福。同时，作为和合二仙，寒山、拾得也成为了传统年画的基本题材之一。

由闾丘胤而至寒山寺，由寒山寺而至和合二仙，这样演变，自然是寒山生前所未曾料到的，虽然寒山在其诗中也曾说过，“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有人》三〇五）。但是不管传说有多么得荒诞不经，不管闾丘胤伪序是出于何种目的而作，这种演变至少表明了在寒山死后，其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撇开事实的争论，对于寒山诗的流传和影响的扩大而言，无疑是具有好处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大多数文人都是具有佞佛的心理，对于充满禅机和隐趣的作品非常推崇，而这也正是寒山诗的一大特点，“寒山子诗，绝尽烟火之气；圆洁自然，颇近于陶，僧也而仙矣”[17]，这样的风格适合了中国传统士人审美需要，“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是寒山诗的总体风格。寒山诗所独有的风格为后代文人所模仿，从而形成独特的“寒山体”。如果说僧人一开始时篡改徐灵府所搜集的寒山诗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而寒山诗后来的大力流传，却也正是得益于此的。泉下有知的寒山，或者根本想不到当初拿着木棍追打自己的僧人，此刻却在极力地抬高着自己。当初自己非常讨厌出家，可到最后，自己反倒也成为僧人，还是一个“诗僧”。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但这就是现实。

但是，寒山诗最早毕竟是由道士徐灵府收集的，在寒山被不断地僧化、佛化的现实面前，道家徒难道没有任何的努力吗？当然不是，现存于《太平广记》中由晚唐道士杜光庭撰写的《仙传拾遗》里面保存着这样一则传说：

……十年忽不见。咸通十二年，毗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贫士诣褐乞食，褐不之与，加以叱责。贫者唯唯而去。数日，有白马从白衣者六七人诣褐，褐礼接之。因问褐曰：“颇相记乎？”褐视其状貌，乃前之贫士也。逡巡欲谢之，惭未发言。忽语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门，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颇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谓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啬神抱和，所以无累也；内抑其心，外检其身，所以无过也；先人后己，知柔守谦，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归诸身，所以积德也；功不在小，立之无怠，过不在大，去而不贰，所以积功也。然后内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于仿佛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为饰，可谓虎豹之鞟，而犬豕之质也。”出门乘马而去，竟不复见。[18]

杜光庭在这里说的是“不见”之后（死后）的事情，这里的寒山俨然是一位得道飞升的神仙，他的出现是来点化一个道士。除此之外，道教方面对于寒山的神化记载基本上没有见于现存的文献之中。或者由于道教强调清静无为，所以这方面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加之佛教在中国传统上势力比较大，道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更加显得不足了。当然，不管是道化，还是佛化，对于寒山本人而言，都是一种曲解。因为准确地说，寒山仅仅是一个隐士而已。就其身份而言，他非儒非道亦非佛。而就其精神气质而言，则亦儒亦道亦佛。这就是寒山，一个精神的复合体，在他身上既有儒者的真诚入世，有道者的清修出世，又有释者的般若禅趣。对于后人而言，从其所流传下来的诗歌中，依稀可以分辨出他的这种特点。

寒山诗流传，首先是在禅门之中。伪闾丘胤序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加在寒山身上的神话光环，使得寒山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世间的“诗人”，而是一个神之又神的文殊菩萨转世的僧人，其行为的疯癫则恰恰表明了其不同凡俗，而这也正是后世的人所推崇的。就可靠的文献资料来看，至少自晚唐起，寒山诗就开始在文人阶层及禅门中流传，诗僧贯休的“子爱寒山子，歌惟乐道歌”[19]，齐己的“赤水珠何觅，寒山偈莫吟”[20]，曹山本寂作有《对寒山诗》七卷，这是最早的寒山诗注释，可惜已经亡佚。宋代，佛门中已有法灯、慈受深、中峰明本诸长老之拟唱，元释英有“始信文字妙，妙不在文字。食蜜忘中边，无味乃真味。寒山题木叶，此心颇相似”之句。寒山诗在禅门中的流行是以寒山、丰干、拾得“三圣”的整体出现的，主要是一些僧人的和唱之作，最为著名的就是元末明初的楚石和尚，他通和三圣诗，“天台三圣诗，流播人间尚矣。古今拟咏非一，而未有次其韵者，余不揆凡漏，辄撰次和之。殆类摸象耳，虽象之耳，亦岂外于似箕之言哉？”楚石的和诗，颇为人们所称道，明晚期石树和尚亦作《和三圣诗》，在其自序中对楚石之和颇为推崇，“余初读之，不知三圣之为楚石，楚石之为三圣。再谈之，恍若三圣之参前，楚石之卓立也”。楚石的和诗目前不难见到，如“寒山不可见，石上访遗踪。木屐藏何处？华台隔几重。溪流深夜月，树老旧时松。可叹闾丘子，栖栖何所从”，“注久都忘世，春深始觉年。山花红似火，野草碧如烟。月落澄潭里，云生叠嶂前。时时敲铁磬，惊动老龙眠”，“只道山无路，那知处处通。涧泉声滴沥，云月影朣胧。上下千寻峻，东西四面同。谷神呼辄应，非在有无中”等等，这些诗句中，隐约可以看见寒山的影子，也表现出了其和诗水准之高。在禅门中，寒山诗吸引僧人，一则在于其诗中对于禅理、禅意、禅趣的揭示，被僧人当作话头，视为禅宗的祖师而收入灯录之中，口口相传，得以流传下来；一则在于他那写意的生活方式和随性的创作风格。

寒山诗除了在禅门中广为传布，在文人中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文人士大夫佞佛者众，特别是禅宗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他们大多与禅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擅于谈禅、话机锋。当然，寒山并非真正的禅宗诗僧，但他的诗（有相当多部分是创作于由咸阳重返天台修读佛经之后）有很多类似谈机锋、说话头的类似于偈语一类的诗文，这也是吸引文人的重要因素。自晚唐起，寒山诗即在文人圈子中流传，如李山甫的“康乐公应频结社，寒山子亦患多才”[21]，当然，这个时候寒山诗毕竟刚开始流行，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宋代开始，寒山诗在文人圈子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推崇。寒山诗受到更多人的推崇，寒山诗独特的表现手法与意境，曾引起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等诸多著名文人的注意。王安石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苏轼亦有拟寒山诗八首。黄庭坚喜书寒山诗，有《寒山子庞居士诗卷》书法作品传世，并有诗云：“前身寒山子，后身黄鲁直”，其对寒山崇慕之情溢于言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有赞叹寒山诗之言，谓其“城中娥眉女”一诗“如此类，煞有好处，诗人未易到此”，并有督促志南雠校刊刻寒山诗，“《寒山子诗》彼中颇有好本否，如未有，能为雠校刊行，令字画稍大，便于观览亦佳也”（《答志南上人》）以及“《寒山诗》刻成，幸早见寄”（《与南老帖》）等等，无疑都表明了朱熹对于《寒山诗》的推崇和喜爱之情。寒山诗这种清新的风格很受士人的重视，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甚至将寒山诗与楚辞并提，其对于寒山诗的认同之情也是可见一斑的，其在《与明老帖》中说：

“有人兮山径，云衮兮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此寒山子所作楚辞也，今亦在集中。

同时，陆游也作有拟寒山诗，谓：“掩关未必浑无事，拟遍寒山百首诗”，“吾诗戏用寒山例，小市人家到处题”，对于寒山及其随性做诗的方式非常赞赏。可以说，这种对寒山诗独特创作方式的咏叹，自宋以后一直不绝于书，如周弼有“仿效寒山题木叶，千龄得失寸心知”之句，周文璞有“伟哉寒山子，拾菜衣百结。其文似离骚，但自写木叶”之句。故而宋代许彦周的《彦周诗话》中称寒山诗“虽使屈、宋复生，不能过也”。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传统文人对于寒山及其诗歌的接受，是一种自发的，民间的行为，寒山诗的影响也仅限于此。

由于寒山诗受到了僧俗各界都推崇，寒山的名气与日俱增，远远不是生前那个徜徉于寒石山上，享受着清风白云的寒山可以比拟的。世人推崇寒山及其诗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同样也表现在传统的绘画艺术之中，如宋代著名泼墨画家梁楷就曾以寒山、拾得入画。著名书法家“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亦曾把寒山“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似箭急，人世若浮萍。痴属根本业，聪明烦恼坑。轮回几许劫，只为造迷盲”一诗写成书法横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见易中达《诗人寒山研究》）。明代的孙克弘亦曾绘过《寒山、拾得画像》（日本山本悌三郎所藏）。在明代，就连一般工艺品乃至窗花碗上也以寒山、拾得入画（见张浦生《青花瓷画鉴赏》）。而当寒山、拾得被神话成和合二仙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了传统年画的主题之一。

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卷》横披（局部）

当然，寒山诗之流行和寒山形象的僧化，并不完全是由于传说的影响所致。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寒山诗的大部分写作于其生命的后期，即由咸阳返回天台之后。这一阶段的寒山心境淡泊、宁静，并且在丰干禅师的指点下开始阅读佛经（主要是《金刚经》《坛经》等禅门经典）。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诗歌创作中，或多或少难免会受到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目前的诗集中有很多充满着禅机、禅趣和禅意，这也是后人把寒山和禅联系在一起的客观原因所在。“说到禅，它的目的，自然是要对那个自性，那个本来的自己，实是内在于觉者自身中故，实是觉者自身故。而禅中人物对自家在觉悟上所达到的境界，其表现方式是不一致的。话头公案是一种，那是比较神秘的，在一般生活上的动作，如挑水砍柴、扬眉眨目，甚至较粗野的口喝棒打，都是表示真性，表示自己的觉悟境界的方式。以韵文的诗体来表示，也自然是一种流行的方式。寒山诗即被禅佛教的人士视为属于那个部类，即所谓偈颂也”[22]，偈颂是佛经的一种文体，由固定的字数和音节组成，是一种类似于诗的韵文辞，通常以四句为一偈，佛经在用散文（长行）叙述以后，往往又用韵文（偈）概述一遍，以加强读者的印象。偈的原本用意就是使用简洁明快、琅琅上口的语言来直指佛经的意旨，“偈者，偈也。摄义尽，故名为偈”[23]。后来在禅宗中，这种诗偈使用得更加普遍，成为明心见性、直指本心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如前文所言，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慧能大师即是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偈而道出其所悟到的真如本性，五祖弘忍也因此而付法衣于慧能，遂创顿悟一宗，大畅禅风。寒山很多诗也有着这样的意味：

众星罗列夜明深，岩点孤灯月未沈。

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

（《众星》二〇〇）

千年石上古人踪，万丈岩前一点空。

明月照时常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

（《千年》二〇一）

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
独坐无人知，孤月照寒泉。

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
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

（《高高》二八七）

这些诗句中，作者对于自性清静、佛性自在有了深刻的体会和把握，自性原本在自身，只要悟到自心，也就认识了真如佛性，这里所描述的一如慧能在《坛经》中所言的：“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心如虚空，名之为大。”在寒山诗中，这样的诗歌还有很多，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寒山在阅读了禅门经典之后对着寒石山的幽深之景而有此感慨，其境界已然到了这个层面，即便他从未曾出家为僧。也正是在这个原因上，寒山会被世人当作一个诗僧来接受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民间寒山及其诗歌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但是在正统的文学中，寒山诗是没有太多影响的。寒山诗从晚唐起就开始在诗坛上流传，其社会影响相当有限，不过偶尔为禅师作为公案的“话头”加以引用罢了。宋以后，由于受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文人的喜爱和摹拟，寒山诗开始普遍流传，但是在正统文学中依旧是没有地位的。一直到清朝，寒山诗才被正统文人所接受。《四库全书》（1782年编成）收进了寒山诗。1707年编的《全唐诗》，一共收了二千二百多位唐代诗人，寒山诗被列为释家诗之首，共收入寒山诗三○三首，编在二十三卷中。这样，作为一个“诗僧”形象的寒山，在中国正统的文学之中总算占有了一席之地。[24]其实不管寒山诗被正统接受与否都不能改变其本身所具有的深远的意味和带给人心的醇厚的回味。“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有人》三〇五），这是寒山对自己诗歌的期许，其中所包含的那份自信是无可比拟的，颇有几分“我手写我心，毁誉任尔道”的味道在其中。“自寒山子以后的知识分子，论情境如没有寒岩的深邃，论广度如无寒山之汪洋，任何加之于他的褒贬，只可供我们常识的了解，而不能带给我们以尺度的深入。”[25]

由于寒山及其诗在宋以后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故而历代流传的版本不一。当然，最早的寒山诗的版本即是由徐灵府收集整理而成的，也就是杜光庭所说的，“（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其后，在晚唐的时候，僧人出于在会昌法难之后重整佛教的需要，对寒山诗集进行重新整理，并以闾丘胤序附于前，而流行于世，因佛教的影响甚大，后来流传的即是以此为基础的。至五代梁，曹山本寂禅师曾“注《对寒山子诗》，流传宇内”（《宋高僧传》卷十三），依据《新唐书·艺文志》，曹山本寂的《对寒山子诗》共七卷，但是没有流传下来。

目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最早的是南宋志南在天台国清寺所刻的本子，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引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寒山诗集》跋云：“《寒山诗集》，丰干、拾得诗附、影宋写本，前有闾丘胤序，后有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沙门志南记，又有屠维、赤奋若、可明跋，附朱晦翁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老帖。志南即南老，可明即明公，朱子与放翁所往还者，而前又有寒山诗序，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所补刻，是此书宋时一刻于淳熙己酉（1189），曰国清本，再刻于绍定己丑（1229），曰东皋寺本，此则三刻，又在东皋寺本之后，然不分七言于五言之外，不以拾得加于丰干之上，仍其旧第，字大如钱，清劲悦目，玄、胤、恒、贞、殷、朗缺末笔，亦可谓最善之本矣”。然据日僧成寻所撰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他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入参天台山时，国清寺僧“禹珪舍与柬山诗一帖”，则北宋时已有寒山诗的刊本行世，此本或即志南刻国清寺本的前身；东皋寺本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的再刻本；在东皋寺本之后，还有一个被称为“三刻”的本子，亦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刊刻的江东漕司刻本。日本庆福院藏有一种宋本，清末吴兴择是居曾予翻刻，仇实先生在其《寒山诗小录》介绍，该本翻刻极为讲究，版高25.7厘米，宽18.2厘米厘；版框高20.8厘米，宽15.9厘米；字大逾寸，分二册装订，几与原本无异，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此本若非国清寺本，亦必属国清寺本系统。宋刻除上述外，还有被号称为“高丽本”的本子，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谓其“楮墨古雅，甚为可爱”，而“细视之，乃系外洋板刻”。又云：“此刻似系洋板，然《寒山诗》后有一条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此为‘纸（字）铺印行’，则又不知此刻果为何地本矣，俟与藏书家验之”。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号为高丽本”，但又以夹注小字指出：“不知是否高丽所刻”。按宋时杭州西河有车桥，在国子监后，故余先生的最后结论认为：“是其源亦出于宋本”。此本无可明跋与朱子帖，也不同于他本的五七言混糅杂出，而是将七言与五言分开，版心刻有“三隐”字样。另外，汲古阁毛晋也藏过一宋本，亦即所谓建德周氏影宋刻本，是本曾入乾隆御府，首页钤有“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朱文小印，又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和“天禄继鉴”白文印，还钤有椭圆形“宋本”及“甲”字朱文小印；末页亦钤“乾隆御览之宝”与“天禄琳琅”朱文印。上海涵芬楼曾予借印，借印本的“封面”背面刻有“上海涵芬楼借印建德周氏景宋刻本，原书高营造尺六寸，宽四寸八分”二十八字。同样无可明跋及朱、陆帖。

元代有无刻过寒山诗集，目前尚不清楚，但和尚楚石尝和作过“三圣”全诗，并已编次成集，清欲《和三圣诗集》序云：“楚石和尚和三圣诗集，晟藏主编次，求予题之，因用韵以寓击节之意云，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初三日南堂遗老清欲”。集虽编就，但当时并非梓板，刊刻时间，据楚石自序，在“岁丙申中秋”，即明永乐十四年（1416）。

明代刊刻的寒山诗较多，除永乐十四年楚石和刻本外，目前可知的有：正德十一年（1516）福建建阳刘氏弘毅书坊慎独斋刻本，嘉靖四年（1525）刻本，明刻山口本、明刻屠隆本，新安吴明春校刻本，万历七年（1579）台州刻本（台州知府计谦亨刻，临海王宗沐序），明刻甘尔翼本，明末石树道人刻《和三圣诗集》，还有广州海幢寺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谓其“仍明末刻本，写印甚精”。

到了清代，首先是雍正皇帝亲自御选了一百二十七首刊刻传世，尔后《四库全书》、《全唐诗》均将寒山诗收入其中，《全唐诗》还列其为释家之首。光绪十四年（1884），海虞张寂、藕师、药师又将楚石、石树《和三圣诗集》分三集刊行，藕师刻寒山、拾得、丰干原诗，药师刻石树和诗，张寂刻楚石和诗。缪荃孙亦刻有《寒山诗》一卷。另外，清末吴兴择是居曾将日本庆福院藏本翻刻，翻刻本无论版型大小，字体破损，甚至书中所钤之“庆福院”三字，均照样刻入，字大逾寸，极为讲究。此外还有宣统二年（1910）江苏巡抚程德全刻本，现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首有雍正皇帝御制寒山诗序，次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根据明计谦亨刻本刊印。

民国间时期，寒山诗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即前后两次翻印，第一次是影印黄丕烈、瞿镛所藏的高丽本，第二次则影印建德周氏影宋刻本——汲古阁藏本。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法藏寺尝募刻扬州藏经院藏版之《和三圣诗集》，称为《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民初上海有正书局曾根据庆福院缩印本石印发行。刊印最多的是上海佛学书局，据该局1947年第九期目录五“佛教通籍类”、十四“诗文集类”所列，自1937年至1947年即刊行过三版六种：《寒山诗》，唐闾丘胤，一册；《天台三圣诗集》；《寒山诗》（据《四部丛刊》影印宋板），一册；《寒山诗》（鼓山本），一册；《寒山拾得诗》，唐闾丘胤辑；《寒山拾得诗》（影印）。

现代整理出版的寒山诗校注本也比较多，按时间顺序排列大略有以下数种：黄山轩的《寒山诗笺注》、曾普信的《寒山诗解》、卓安琪的《寒山子其人及其诗之笺注与校定》、李谊的《禅家寒山诗注》、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及其修订本《寒山拾得诗校评》、徐光大的《寒山子诗校注》、郭鹏的《寒山诗注释》、项楚的《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等。上述诸版本中以钱学烈与项楚之注本较有特色和影响，同时也是大陆流行最广的两个版本。[26]

虽然寒山诗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受到正统的接受，但是其诗还是通过民间和僧道之间的私人翻刻得以流传至今。用词通俗、表达随意，寒山诗的这种不受重于正统文学的独特风格，使得寒山诗被排斥在了中国传统两大诗歌主流之外，“中国诗史上两大主流，一以杜甫为代表的涵泳于儒家思想的沉毅诚笃派，一为陶潜所优游其中的以道家情调为基础的淡泊恬适派，他们分别具有登峰造极的气势，引导中国诗学奔腾而下，开出唐宋以来百花竞放的局面。寒山子却不然，他志不在诗，而是在道，他不是世内的诗人，而是超世的仙人，这里所说的仙人，乃是真实透过心灵上几番大生大死彻悟后，得到身同宇宙情满乾坤，在本体上证得无生，在自性上证得生生的大解脱境界”。[27]这里对于寒山诗的理解而言，可谓深入。寒山诗中所包含的生命境界以及其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的清新的表达方式，正是在拥有了对于生死有了彻底的体验之后才能够达到的，寒山生命中的屡次坎坷，最后在其诗中得到了积淀和升华。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诗虽不被正统认可，但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时，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正统风格，而是生命的情致和境界：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

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下愚》一四一）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
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

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
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

（《五言》二七一）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有个》二八八）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有人》三〇五）

寒山诗的风格在寒山还在世的时候就受到了世人指责，寒山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不管世俗的看法如何，他总是要坚持自己的特点，用自己喜欢的语言，用自己欣赏的通俗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并且坚信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人明白和接受他的诗的。

此外，寒山诗长期不被正统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其身份的尴尬。寒山是一个非儒非道亦非释，亦儒亦道亦释的复杂的混合体。在他的身上既有儒、道、释三家的影子，也有儒、道、释三者所排斥的一面。他对于世俗的关注如儒家一样热情，对修道的执著有如道家一样痴迷，对于自性的认识如释家一样通透。可是，儒者不言怪力乱神，在寒山诗中充满着轮回报应之语，儒家自然没有办法接收他。对于道、释的典籍阅之甚多，在精神境界上与两者无异，可是从未出家，从未正式得接受道、释两家的仪轨，对于道、释的行为反而多有批评和嘲讽，道、释也只显然不会接纳他。

这就是寒山，一个精神自由而又执著的人，他的人格精神和志趣一如他的诗歌一样，都是特立独行的。所幸的是，寒山虽然不见容于正统，但是因为其诗的清新风格，使得他在民间拥有了一大批的拥护者、欣赏者。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诗才得以流传下来。

[1]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唐杜光庭《仙传拾遗》。

[2] 徐灵府：《自咏二首》，《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

[3] 元稹《重修桐柏观记》：“岁大和己酉，修桐柏观讫事，道士徐灵府以其状乞文于余。”

[4] 《集古录目》：“《修桐柏宫碑》，浙东团练观察使、越州刺史元稹撰并书，台州刺史颜颙篆额。……碑以大和四年四月立。”转引自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

[5] 也正是因为如此，徐灵府被称为“桐柏征君”。

[6] 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六《徐灵府传》。

[7] 《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

[8]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十《秩官（通判）门》。

[9]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八“秩官门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宋）林表民：《赤城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清）洪颐煊：《台州札记》，转引自周琦《寒山诗与史》，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12] 《全唐诗》卷五百零八卷。

[13] （宋）罗愿：《新安志》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沈欢：《国清寺止观堂记》，《全唐文·唐文续拾》。

[15] （清）叶昌炽：《寒山寺志》。

[16]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0页。

[17] （清）齐周华：《名山藏副本》卷上《台岳天台山游记》。

[18]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寒山子》。

[19] 贯休：《寄赤松舒道士二首》，《全唐诗》卷八百三十。

[20] 齐己：《渚宫莫问诗一十五首》，《全唐诗》卷八百四十二。

[21] 李山甫：《山中寄梁判官》，《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三。

[22] 吴汝均：《从哲学与宗教看寒山诗》，《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三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23] 参考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偈”及“偈颂”条。

[24] 以上关于寒山诗的流传及其影响，主要参考周琦《寒山诗与史》（黄山书社1994年版）附录部分《寒山拾得史料选辑》（第71—155页），仇实《寒山诗小录》，《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七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5] 陈慧剑：《寒山子象赞》，《寒山子研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61页。

[26] 以上对于寒山诗流和传版本的论述，主要参考徐三见先生《寒山子诗歌的流传与影响》，《东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以及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寒山诗集〉版本源流总表》，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前言》、仇实《寒山诗小录》等相关研究。

[27] 黄博仁：《寒山诗评》，《寒山子传记资料》第四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10．西方“寒山热”

如前文所言，寒山诗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是长期没有地位的，到《全唐诗》，寒山诗才正式占了一席之地，被列为释家类之首。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白话文运动推动，以白话口语入诗的寒山及其诗也因此被重新发现并且得到了新的评价与定位。1928年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寒山与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早期的三位白话诗人，对寒山生平等作了详细的考察，为之大书特书。寒山亦开始因此而进入学者的视野，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也同意寒山是王梵志的直接继承人，给予寒山及其诗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先行者。同时，余嘉锡先生在其《四库全书提要辨正》中对寒山的身份、诗和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正是因为如此，再1929年寒山诗也得以进入《四部丛刊》。可是之后，国内就再没有寒山其人其诗方面的文章发表，寒山及其诗似乎又被遗忘了。

大和四年（830）寒山的自然生命在寒石山结束了，可是，他的精神生命却一直没有中断。自徐灵府收集了寒山诗，围绕着寒山及其诗歌的话题绵延了一代又一代，直到如今，这或许是寒山生前所不曾想到的。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辉煌，在寒山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或者是应验了寒山当时在诗歌中所期许的那样：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有人》三〇五）

寒山的诗在其死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它的那种自然、清新的风格，而这实际上也就是寒山的精神生命所在：一个自由而又孤寂的灵魂。

从无名者到嬉皮士

一、寒山生卒年略考

隐士寒山的生平是一个谜，先贤对之做了颇多的考证，而随着寒山诗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不断受到重视，对于寒山其人的研究也不断地有新知卓见面世。随着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证明闾丘胤之序为伪作，“中唐”说成为了学界的共识。本文对于寒山生卒年的讨论，是在“中唐”说的基础上对前贤的结论略作修正。

关于寒山的生年，我们接受罗时进先生在《寒山生卒年新考》[1]中的观点。即以开元十四年（726）作为寒山的生年。对于其卒年的推定，罗时进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即以《寒山诗集》的结集时间作为寒山卒年。对于《寒山诗集》的结集时间，学界尚无定论。传统的观点，以通行本前闾丘胤序所言，推定其为国清寺僧道翘收集，结集于贞观年间。然据先贤时人的考证，已基本断定闾丘胤之序为伪序。这样，根据晚唐杜光庭《仙传拾遗》中谓桐柏征君徐灵府收集《寒山诗集》。这里，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徐灵府在天台的行状。徐灵府，号默希子，钱塘天目山人，唐代著名道士，于元和十年（815）由衡岳移居天台，长庆元年（821）定居方瀛，宝历初年（825）撰《天台山记》，在其《天台山记》中，徐并未提及寒山及其诗，可见当时徐灵府对于隐居于寒岩的寒山并未听闻。其后，徐灵府开始筹划重修桐柏宫事项，自大和元年（827）开始重修桐柏宫，至大和三年（829）完工，请浙东团练观察使、越州刺史元稹书写碑文，830年四月立《修桐柏宫碑》宣告重修桐柏宫一事结束。会昌初，唐武宗诏徐灵府，徐灵府辞而不出，后即“绝粒”、“凝寂而化”，“会昌初武宗诏浙东廉使以起之，辞，不复见廉使，献言志诗云云。廉使表以衰槁免命。由此绝粒久，凝寂而化”。也就是说会昌初年（841）之后，徐灵府即以绝粒凝寂，故其收集《寒山诗集》的时间下限当在841年之前。那么上限如何确定？以上述关于徐灵府在天台时期的事件的排序而言，宝历初年撰《天台山记》时，徐灵府还不知道寒山，而此后一直到太和四年（830），徐灵府忙于重修桐柏宫，必也无心于收集《寒山诗集》。退一步而论，假设如罗时进先生所言，将《寒山诗集》结集时间上限定在宝历二年（826），那么，徐灵府在完成桐柏宫重修事项之后，曾请越州刺史元稹撰写碑文，元稹在唐代亦是以诗见长，与白居易有“元白”之称。若此时徐灵府已收集《寒山诗集》，以寒山诗之独具一格，其与元稹交涉，当不会不以寒山之诗相告。虽然这只是一个推论，但是，从逻辑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宝历年间，徐灵府之结集《寒山诗集》的可能性并不大。由此而论，其上限则当在修桐柏宫事完成之后，亦即在830年之后，830年为《寒山诗集》结集的上限。据此，我们将徐灵府编纂《寒山诗集》一事系于830年。因此，寒山卒年上限在公元830年。在寒山辞世之后，徐灵府开始收集其诗，亦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与寒山之生没有确定日期不一样，寒山之卒有着确定的日期，这个日期来源于天台民间。自明代嘉靖年间起，张姓迁居于寒山隐居的寒石山脚下，村因其姓而名“张家桐”村（目前以陈姓为主），该村自其时起，世代相传，均以九月十七日（阴历）作为寒山的逝世日子，每年都设祭以纪念，至今如此。虽说这种传说并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但是，在将寒山作为一种民间的宗教信仰形态的前提之下，这种世代相传的论点至少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再者，寒山其名即是由“寒石山”而来，其晚年一直是隐居在该地，这也是一个不能不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寒山去世的日期定在九月十七日，聊备一说。同时，依民间的说法，寒山是在明岩去世的，死后即葬在明岩。此事释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可以作为旁证，在其书中，传灯曾对寒山塔作了记载：“寒山塔，在寒岩寺右洞侧，寒山入灭，有梵僧杖锡黄金锁子骨，或问，对曰：‘吾拾菩萨舍利归西天耳！’”这表明寒山至死一直是在寒石山，未曾离开。由此可见余嘉锡先生所论寒山于贞元九年（793）遇沩山灵祐后离开天台之不确。寒山墓塔之位置，即在寒石山明岩洞右洞侧象鼻峰顶[2]。

二、寒山与天台

寒山为陕西咸阳人，这在寒山诗中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寒山诗》中有言“游猎向平陵”（《寻思》一〇一）、“出入帝京里”（《董郎》一三七）以及“肠断忆咸京”（《去年》一八〇）等语，此处“平陵”即指汉昭帝墓，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帝京”即是长安；“咸京”，即指咸阳。这两首诗是寒山对其早年生活的回忆，表明其早年生活的范围即在唐都长安、咸阳一带，咸阳在当时属于京兆府，此处以京兆咸阳作为寒山的出生地，比较切合寒山诗中所言情形。而在安史之乱以后，寒山子离开了咸阳，辗转到了天台，最后归隐于天台寒石山。这是对于寒山子生平大致轮廓的确定，而要对寒山子整个行迹进行考察，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寒山子离开咸阳之后是不是直接就到了天台？

第二，寒山子到天台之后是不是直接去了寒石山？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寒山子在离开咸阳之后，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流落期（大概三四年）之后，大约于上元元年（760）来到天台。这个短暂的流落期，寒山子先是到了荆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又，《寒山诗》中有“送客琵琶谷，携琴鹦鹉洲”（《忆昔》一七八），其所言的“琵琶谷”即在今湖北郧县，处于汉江边上，离荆州很近；“鹦鹉洲”即在今湖北武汉汉阳鹦鹉湖。《清一统志》载：“湖北武昌府，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祢衡墓在鹦鹉洲，今沦于江。”据此可以断定，安史之乱后，因长安一带混乱，两京很多士人均逃亡荆州一带，以避战乱，寒山子亦随之越秦岭，下汉水，走襄阳，至荆州。在荆州，寒山子过着优游的生活，自称“山林人”（《元非》二八一），在荆州琵琶谷、鹦鹉洲一带，“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忆昔》一七八）。这样的生活毕竟不能让寒山子完全静下心来，真正地做一个“山林人”，因为此时离寒山子科场失败的经历尚不远，寒山子依旧抱着儒家救世济民的思想，所以，在荆州的山隐生活大概过了一两年，寒山子也就厌倦了。“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仕鲁蒙帻帛，且爱裹疏巾。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元非》二八一）这里很直观地表现出了寒山思想的转变，原本有济世之志的寒山，不甘在荆州过着隐逸的生活。“仕鲁”，意味在鲁地为官，据此推测寒山子或者曾经到过山东某地，做过一段时间的胥吏，从寒山子的思想演变而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故寒山子离开荆州之后，辗转到了山东，也担任了当地的一个胥吏，以求实现其政治上的抱负。从仕之后的寒山方真正体会到官场的黑暗，而这是其无法忍受的。此刻，对于寒山子来说是一个转折。早年科举屡屡不第，已经极大地打击了他的救世之志，此时作为一个胥吏对现实政治所感到的无奈，使得寒山子最终放弃了儒家救世的理想，选择了归隐，“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必然的选择。在山东为胥吏的时间很短，大概在上元元年（760），摒弃儒家济世理想选择“巢许”之道的寒山子来到天台。

到了天台之后，寒山子是否直接就去了寒石山呢？

自从闾丘胤的序被认定为伪序之后，晚唐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关于寒山子的记载就成为了直接可靠的材料：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

这里，杜光庭提到了翠屏山，也提到了寒岩，按照行文，似乎翠屏山就是寒岩，就是寒石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太平广记》所引的只是杜光庭《仙传拾遗》中的一部分，《仙传拾遗》一书已佚，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残篇，文字的完整性是无法保证的，故而，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翠屏山就是寒石山，实际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查考历代天台山志书，翠屏山在天台有二：南翠屏和北翠屏。南翠屏在今天台县南平乡翠屏村，清张联元《天台山全志》：“翠屏岩在天台南二十五里，有龙湫。《天台山方外志要》云：‘山形壁立如屏风，故名。’远望山势，中立如案，两端略起，似展诰轴，又名展诰屏。”北翠屏则在天台桐柏宫西南，徐灵府《天台山记》：“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下。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所创’。最居形胜，北沿王真君坛，东北连丹霞洞，西北枕翠屏岩。故孙兴公《天台山赋》云：‘搏壁立之翠屏’，即此岩也。仙坛与翠屏岩耸空斗峙，瀑布迸流落落西崖间，可千余丈，状素蜺垂天，飞帛触地。”既然，翠屏山在天台有两处，大历年间寒山子所隐居的究竟是南翠屏还是北翠屏？我们认为应当是北翠屏。原因有二：其一，唐代道教兴盛，桐柏为道教金庭福地，继司马承祯之后更是声名煊赫，慕名到桐柏宫修仙的人不在少数，寒山早年受道家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入天台之初即去桐柏宫附近是可信的。其二，就地理位置而言，北翠屏靠近县城，寒山入天台之后，就近选择居所，也是非常自然的举措，况且此地又在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附近。基于以上两者，将寒山初入天台归隐之地定位北翠屏是可行的。这在《寒山诗》中也是可以得到佐证的，《平野》（二六三）：“平野水宽阔，丹丘连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峰耸翠屏。远远望何极，矹矹势相迎。独标海隅外，处处播嘉名”，以及《迥耸》（二六六）：“迥耸霄汉外，云里路岧峣。瀑布千丈流，如铺练一条。下有栖心窟，横安定命桥。雄雄镇世界，天台名独超”，就这两首所描状的景色而言，实际上就是对于桐柏山、桐柏宫的称颂，这里的“翠屏”当是指北翠屏无疑。

北翠屏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邻道教福地桐柏宫，近佛教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在这里，寒山子接受着天台山佛道两种传统的影响，对于他后来思想的发展演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此时寒山子在北翠屏只是隐居而已，他在这里有着妻儿、田地，过着农耕生活。“琴书须自随，禄位用何为。投辇从贤妇，巾车有孝儿。风吹曝麦地，水溢沃鱼池。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琴书》五），“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茅栋》二十七），“父母续经多，田园不羡他。妇摇机轧轧，儿弄口。拍手摧花舞，支颐听鸟歌。谁当来叹赏，樵客屡经过”（《父母》十五），“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谁欢。杂杂排山果，疏疏围酒樽。芦莦将代席，蕉叶且充盘。醉后支颐坐，须弥小弹丸”（《田家》一一九），“偃息深林下，从生是农夫。立身既质直，出语无谄谀。保我不鉴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泛滟，极目波上凫”（《偃息》一〇二）。寒山有妻、有子，过着简单的农家生活，自得而又悠闲。

这样的隐居生活一晃就是三十年，但是农居的生活毕竟是贫困的，因为生活的贫困，妻子和儿子在贫病中相继离开人世，这对于寒山子来说是一次打击。大概是在贞元六年（790），寒山子开始归隐寒石山寒岩（今浙江天台街头镇寒石山，山有寒、明二岩）修道以期长生。从790年开始归隐寒石山，到830年离开人世，四十余年，寒山子主要是在寒石山度过，其间当然也包括与国清寺僧丰干、拾得的交往。

三、《寒山诗》及其流传

寒山死后，有诗三百余首经桐柏宫道士徐灵府的收集而流传于世。寒山诗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是长期没有地位的，在民间寒山及其诗歌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寒山诗从晚唐起就开始在诗坛上流传，其社会影响相当有限，不过偶尔为禅师作为公案的“话头”加以引用罢了。宋以后，由于受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文人的喜爱和摹拟，寒山诗开始普遍流传，但是在正统文学中依旧是没有地位的。一直到清朝，寒山诗才被正统文人所接受。《四库全书》（1782年编成）收进了寒山诗。1707年编的《全唐诗》，一共收了2200多位唐代诗人，寒山诗被列为释家诗之首，共收入寒山诗303首，编在二十三卷中。这样，作为一个“诗僧”形象的寒山，在中国正统的文学之中总算占有了一席之地。其实不管寒山诗被正统接受与否，都不能改变其本身所具有的深远的意味和带给人心的醇厚回味。“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有人》三〇五），这是寒山对自己诗歌的期许，其中所包含的那份自信是无可比拟的，颇有几分“我手写我心，毁誉任尔道”的味道在其中。“自寒山子以后的知识分子，论情境如没有寒岩的深邃，论广度如无寒山之汪洋，任何加之于他的褒贬，只可供我们常识的了解，而不能带给我们以尺度的深入。”

由于寒山及其诗在宋以后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故而历代流传的版本不一。当然，最早的寒山诗的版本是由徐灵府收集整理而成的，也就是杜光庭所说的，“（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其后，在晚唐的时候，僧人出于在会昌法难之后重整佛教的需要，对寒山诗集重新整理，并以闾丘胤序附于前，而流行于世，因佛教的影响甚大，后来流传的即是以此为基础的。至五代梁，曹山本寂禅师曾“注《对寒山子诗》，流传宇内”（《宋高僧传》卷十三），依据《新唐书·艺文志》，曹山本寂的《对寒山子诗》共七卷，但是没有流传下来。

目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最早的是南宋志南在天台国清寺所刻的本子，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引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寒山诗集》跋云：“《寒山诗集》，丰干、拾得诗附、影宋写本，前有闾丘胤序，后有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沙门志南记，又有屠维、赤奋若、可明跋，附朱晦翁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老帖。志南即南老，可明即明公，朱子与放翁所往还者，而前又有寒山诗序，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所补刻，是此书宋时一刻于淳熙己酉（1189），曰国清本，再刻于绍定己丑（1229），曰东皋寺本，此则三刻，又在东皋寺本之后，然不分七言于五言之外，不以拾得加于丰干之上，仍其旧第，字大如钱，清劲悦目，玄、胤、恒、贞、殷、朗缺末笔，亦可谓最善之本矣。”然据日僧成寻所撰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他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入参天台山时，国清寺僧“禹珪舍与柬山诗一帖”，则北宋时已有寒山诗的刊本行世，此本或即志南刻国清寺本的前身；东皋寺本是绍定二年（1229）的再刻本；在东皋寺本之后，还有一个被称为“三刻”的本子，亦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刊刻的江东漕司刻本。日本庆福院藏有一种宋本，清末吴兴择是居曾予翻刻，仇实先生在其《寒山诗小录》介绍，该本翻刻极为讲究，版高25.7厘米，宽18.2厘米厘；版框高20.8厘米，宽15.9厘米；字大逾寸，分二册装订，几与原本无异，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此本若非国清寺本，亦必属国清寺本系统。宋刻除上述外，还有被号称为“高丽本”的本子，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谓其“楮墨古雅，甚为可爱”，而“细视之，乃系外洋板刻”。又云：“此刻似系洋板，然《寒山诗》后有一条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此为“纸”字）铺印行’，则又不知此刻果为何地本矣，俟与藏书家验之。”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号为高丽本”，但又以夹注小字指出：“不知是否高丽所刻”。按宋时杭州西河有车桥，在国子监后，故余先生的最后结论认为：“是其源亦出于宋本”。此本无可明跋与朱子帖，也不同于他本的五七言混糅杂出，而是将七言与五言分开，版心刻有“三隐”字样。另外，汲古阁毛晋也藏过一宋本，亦即所谓建德周氏影宋刻本，是本曾入乾隆御府，首页钤有“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朱文小印，又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和“天禄继鉴”白文印，还钤有椭圆形“宋本”及“甲”字朱文小印；末页亦钤“乾隆御览之宝”与“天禄琳琅”朱文印。上海涵芬楼曾予借印，借印本的“封面”背面刻有“上海涵芬楼借印建德周氏影宋刻本，原书高营造尺六寸，宽四寸八分”二十八字。同样无可明跋及朱、陆帖。元代有无刻过寒山诗集，目前尚不清楚，但和尚楚石尝和作过“三圣”全诗，并已编次成集，清欲《和三圣诗集》序云：“楚石和尚和三圣诗集，晟藏主编次，求予题之，因用韵以寓击节之意云，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初三日南堂遗老清欲。”集虽编就，但当时并非梓板，刊刻时间，据楚石自序，在“岁丙申中秋”，即明永乐十四年（1416）。明代刊刻的寒山诗较多，除永乐十四年楚石和刻本外，目前可知的有：正德十一年（1516）福建建阳刘氏弘毅书坊慎独斋刻本，嘉靖四年（1525）刻本，明刻山口本、明刻屠隆本，新安吴明春校刻本，万历七年（1579）台州刻本（台州知府计谦亨刻，临海王宗沐序），明刻甘尔翼本，明末石树道人刻《和三圣诗集》，还有广州海幢寺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谓其“乃明末刻本，写印甚精”。到了清代，首先是雍正皇帝亲自御选了一百二十七首刊刻传世，尔后《四库全书》、《全唐诗》均将寒山诗收入其中，《全唐诗》还列其为释家之首。光绪十四年（1884），海虞张寂、藕师、药师又将楚石、石树《和三圣诗集》分三集刊行，藕师刻寒山、拾得、丰干原诗，药师刻石树和诗，张寂刻楚石和诗。缪荃孙亦刻有《寒山诗》一卷。另外，清末吴兴择是居曾将日本庆福院藏本翻刻，翻刻本无论版型大小，字体破损，甚至书中所钤之“庆福院”三字，均照样刻入，字大逾寸，极为讲究。此外还有宣统二年（1910）江苏巡抚程德全刻本，现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首有雍正皇帝御制寒山诗序，次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根据明计谦亨刻本刊印。民国间时期，寒山诗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即前后两次翻印，第一次是影印黄丕烈、瞿镛所藏的高丽本，第二次则影印建德周氏影宋刻本——汲古阁藏本。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法藏寺尝摹刻扬州藏经院藏版之《和三圣诗集》，称为《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民初上海有正书局曾根据庆福院缩印本石印发行。刊印最多的是上海佛学书局，据该局1947年第九期目录五“佛教通籍类”、十四“诗文集类”所列，自1937年至1947年即刊行过三版六种：《寒山诗》，唐闾丘胤，一册；《天台三圣诗集》；《寒山诗》（据《四部丛刊》影印宋板），一册；《寒山诗》（鼓山本），一册；《寒山拾得诗》，唐闾丘胤辑；《寒山拾得诗》（影印）。

虽然寒山诗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受到正统的接受，但是其诗还是通过民间和僧道之间的私人翻刻得以流传至今。用词通俗、表达随意，寒山诗的这种不受重于正统文学的独特风格，使得寒山诗被排斥在了中国传统两大诗歌主流之外，“中国诗史上两大主流，一以杜甫为代表的涵咏于儒家思想的沉毅诚笃派，一为陶潜所优游其中的以道家情调为基础的淡泊恬适派，他们分别具有登峰造极的气势，引导中国诗学奔腾而下，开出唐宋以来百花竞放的局面。寒山子却不然，他志不在诗，而是在道，他不是世内的诗人，而是超世的仙人，这里所说的仙人，乃是真实透过心灵上几番大生大死彻底的醒悟后，得到身同宇宙情满乾坤，在本体上证得无生，在自性上证得生生的大解脱境界”。这里对于寒山诗的理解而言，可谓深入。寒山诗中所包含的生命境界以及其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的清新的表达方式，正是在拥有了对于生死有了彻底的体验之后才能够达到的，寒山生命中的屡次坎坷，最后在其诗中得到了积淀和升华。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诗虽不被正统认可，但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时，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正统风格，而是生命的情致和境界：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
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

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
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下愚》一四一）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
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

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
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

（《五言》二七一）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有个》二八八）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有人》三〇五）

寒山诗的风格在寒山还在世的时候就受到了世人指责，寒山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不管世俗的看法如何，他总是要坚持自己的特点，用自己喜欢的语言，用自己欣赏的通俗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并且坚信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人明白和接受他的诗的。

四、《寒山诗》的域外影响

可是对比国外的情形，让人多少感到有些诧异。“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在国际文坛上，是一个突出的特例。在中国从唐代以降，寒山一直是一个不入流的诗人。即使是在70年代的台湾，一位正规大学中文系出身的学生也不见得读过一首寒山诗，而在日本几百年来，寒山却一直是个公认的禅宗大诗人，其诗的评价很高。”[3]

国外对于寒山的推崇，首先是在日本。与在国内寒山没有受到多少承认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伴随着佛教禅宗的传入，宋元之际寒山诗传入日本，并且广为流传，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寒山也被公认为禅宗的大诗人。当然，这是与日本的独特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寒山诗在日本几百年来都有稳固的地位，有两个原因，一是宗教意味的诗在日本所得到的评价远比中国高，尤其是有禅宗意味的诗……在日本的传统里，许多一流的诗人都是僧人，写佛教意味很浓的诗……寒山诗中的宗教意味是日本各阶层读者都欢迎的；另一个理由是，日本人一向欢迎白话成分较多的中国诗，如白居易和元稹在日本的地位远比在中国的高，寒山既然写的是通俗、简明、流畅的文字，正投合日本人之所好，故能成为评价很高的诗人”。[4]在中国，因为寒山诗不入正统之流，所以历代几乎没有注释寒山诗的，当然，除了五代时期的曹山本寂曹山本寂（840—901），曹洞宗第二祖。，但是，即便是这样唯一的注释也没能流传下来。相反，在日本由于对寒山诗的普遍推崇，寒山诗的注本流传非常多，“日本之注释本，计有宽文年间（1661—1672）之《首书寒山诗》三卷，元禄年间（1688—1703）交易和尚《寒山诗管解》六卷，延亨年间（1744—1747）白隐和尚《寒山诗阐提记闻》三卷，文化年间（1804—1817）大鼎老人《寒山诗索颐》三卷。《阐提记闻》说禅特详，《首书》简易，《索颐》详密。白隐之注可能系根据《管解》者。明治（1868—1911）后亦有若干解释或讲话，其中释清谭氏之《新释》颇具参考价值”[5]。这无疑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寒山诗之重视，当然这种重视与中国传统学者对于“寒山体”的推重完全是两回事。对于诗体的重视，至多表明对于寒山诗形式的接受和认可，但是注释则不同，它说明了对于诗的精神内容的接受。虽然他们都是将寒山作为“诗僧”来解读的，他们重视的是寒山诗的禅意与禅趣，这或者与寒山原本的意图相违背，但是对于一个文本的流传和接受来说，做适合自身文化的改变与吸收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何况，在中国历史上寒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为僧人而存在的。

与对寒山诗的精神内容的接受和理解相伴随的是寒山诗在日本也有不同的流行版本。特别是与国内对于寒山诗不太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在进入20世纪之后，寒山诗不断地被再版。现存最早的寒山诗版本——1189年国清寺本即藏于日本皇宫图书馆。1904年曾加以翻印，并由日本著名汉学家岛田翰作序。序里把中国与日本的各珍藏版本作了详细介绍。并且说：“寒山诗机趣横溢，韵度极高，在皎然上道显下，是木铎者所潜心。”1925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有详细的注释本的寒山诗集。1958年，镰仓石井氏出资出版了家藏的寒山诗珍本。同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入矢义高译注的寒山诗选，选诗120余首，后收在《中国诗人选集》中，由入矢义高作序，和吉川幸次郎作跋。这一序一跋与此前对于寒山诗作为宗教诗或者玄理诗的解读不同，首次运用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对寒山诗作了纯文学的评价，故而意义不凡。此外，小说家森欧外（1862—1922），根据闾丘胤《寒山诗集序》写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被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森欧外最好的作品之一。

日本对于寒山诗的接受，不仅仅是表现在将寒山诗的禅意内化成自身文化的因素，还表现在成为了沟通的桥梁，寒山诗在近代传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就是以日本作为传播媒介的，而并非直接从中国本土传播出去的，而后来的“寒山热”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最后寒山竟然被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奉为了祖师爷，影响了美国社会将近20年。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跨文化交流的现象，对于生活于1000多年前的寒山而言，这样的结果是未曾料到的。

寒山诗在20世纪的50年代，伴随着禅宗一起，从日本传到了美国。在目前美国流行的寒山诗中最主要有三种译本：阿瑟·韦利所译27首寒山诗，1954年在美国《文汇》（Encounter）杂志发表；1956年8月，加里·斯奈德在《常绿译论》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tson）据日本入矢义高校注本选译寒山诗124首，由纽约丛林出版社（New York Grove Press）出版，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纽约和伦敦再版。

三家译本之中，斯奈德的译诗在青年人中得以普及。斯奈德本人是美国诗坛颇负盛名的诗人。曾认真研究日本禅宗著作，他发现了禅宗精神对东亚艺术的多方面影响，绘画、诗歌，以至风景、茶道，都具有鲜明的禅宗风格——简朴、恬静、从容、自然。斯奈德对寒山诗兴趣的产生则起因于他参观1953年日本赴美画展所看到的一幅画，给了他强烈而震撼的印象，“一九五三年美国有一次日本画展，其中有一幅画里出现过一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人，手里握着一个卷轴，立在一个山中的高岩上，这就是寒山”。

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的文学批评界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影响，它之所以后来在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很大程度上是应当归功于杰克·凯鲁亚克。凯鲁亚克是与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思潮密切相关的一位人物，被誉为“垮掉的一代”发言人，《在路上》（On The Road）和《达摩流浪汉》是其代表作品，也正是在这些作品中，凯鲁亚克阐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旨趣。

在谈到寒山对他们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代美国社会的背景。“垮掉的一代”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争造成的惨祸仍像梦魇一样纠结在人们的头脑中。同时，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正处于“冷战”中。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6]异常猖獗，大肆迫害文化思想界的进步人士，弄得美国文坛一片萧条和沉寂。这种情况促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美国的社会制度、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并以不同方式发泄不满，进行抗争。他们对现实社会不满，蔑视传统观念，在服饰和行为方面摒弃常规，追求个性的自我表现，其中有些长期浪迹于社会底层，形成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这就是“垮掉的一代”。他们对现实极端不满，但又看不到出路。他们愤世嫉俗，身着奇装异服，不修边幅，放浪形骸，终日寻求刺激，酗酒吸毒。这样做，他们还觉得不足以宣泄心中的积愤，就以嚎叫当歌，以涂鸦为画，以记述自己怪诞经历的文字充作小说。其代表人物最初是巴罗斯（Burroughs）。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结识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等人。他们聚集在一起，鼓吹性解放和“开放的人生”，主张打破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随意挥洒个人的胸臆。他们提出，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和作品都是对社会正统及社会禁忌的挑战与反映。1956年，金斯堡的诗集《嚎叫及其他》（HOWL）在旧金山出版。1957年，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发表；两年后，巴罗斯的小说《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问世。这三部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特点，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作为一种思潮开始出现在美国社会，也成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普遍潮流。“嬉皮士运动”是60年代出现的美国青年颓废派，稍晚于“垮掉的一代”。他们反对现社会的组织形态，信奉非暴力主义或神秘主义，他们憎恶物质享受，不刮胡子，不剃头发，穿着奇装异服，成群结队到山林旷野追寻自然的乐趣，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己”。不少人常服用引起幻觉的麻醉剂。这种嬉皮士思潮从美国开始，波及整个西欧，影响也非常大。他们有着自己的基本信条：

（1）为所欲为，无论何时何地，做你想做的事情；

（2）隐遁，离开你已知的社会，要完全离开它；

（3）打击每位能够触到的正直不阿的人的心灵，加入不能导之以药物，则导之以美、爱、诚、乐。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就是笼罩在这样的思潮之中，当我们来分析“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性：留着长发，胡子不剃，穿得破破烂烂，隐居旷野，流浪汉，颓废，追求自我。而这是不是跟斯奈德所描述的寒山的形象有几分相似呢？“一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人，手里握着一个卷轴，立在一个山中的高岩上”，也正是这种相似，吸引了凯鲁亚克。

正是在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汉》中，凯鲁亚克把寒山和斯奈德双双捧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祖师爷。实际上凯鲁亚克是把此书献给斯奈德的，描写的是自己和斯奈德的一段友谊，讲述的是凯鲁亚克如何倾听斯奈德所翻译的寒山诗，所讲述的寒山精神，最后又如何把凯鲁亚克导向山岭和顿悟，当然小说中斯奈德是化名为杰菲·瑞德而出现。在小说中，斯奈德与寒山已融为一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在高山上，在云雾间，能够摆脱一切世俗的、文明的纠缠，自在、自足而冷漠，而他表面却装疯作傻，状如乞丐。在小说的最后，斯奈德去了日本，独自爬上高山，去寻找他理想中的英雄——寒山，而寒山也终于显灵了：

“在群山里，我呼唤着寒山的名字，没有人应我。我在晨雾里呼唤寒山——一片静默……忽然，我似乎看见了那难以想象的中国流浪汉立在雾里，在他风霜的脸上，是种冷然的幽默。这不是真实生活里的斯奈德，不是那埋头学佛家理论的他，或参加疯狂宴会的他，这是在我梦想中，比生活更真实的斯奈德；他站着没有说话。然后，他高声一叫把不可言喻的千川飞瀑岩穴都唤了下来：‘滚，这群心贼！’”

凯鲁亚克笔下的这个一体两面的主角，也就成为了“垮掉的一代”所崇拜的偶像——寒山和斯奈德。

由于斯奈德的寒山译诗24首和凯鲁亚克《达摩流浪汉》的相继出版，寒山那“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形态，疯疯癫癫、放诞不经、遁迹山林的举止和深入浅出、回归自然、富含禅宗哲理的诗篇，三者浑然一体，成为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阶层的特定的偶像，魔幻般地吸引了先是“垮掉的一代”再是“嬉皮”的美国青年一代。

一个中国的诗人，在一千多年后，竟然成为了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偶像，美国的“寒山热”似乎是一个怪异现象，但在看似荒谬的表象背后仍有某种历史合理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使人产生异化的危机感，敏感的知识阶层思索着拯救沉沦、救赎自我的可能方式。此时禅宗由日本传入，在西方人面前展现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新境界，一时翘首东企的心态颇为普遍。寒山及其诗在这样一种充满焦虑与寻觅的目光中一出现，就以其自身的魅力征服了所有骚动不安的心灵。应该说，寒山的感召力最直接地来自其外貌行为，然后才是内在精神。寒山诗最风行的英译本译者斯奈德说，译寒山诗缘起于在1953年日本艺展上看到的一幅寒山画像：“一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中大笑的人”——联系嬉皮们以长发赤足、奇装异服以示对社会的反抗，桦冠木屐、布裘破弊的寒山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思想上说，寒山诗有两点契合了“垮掉的一代”内心深处的渴望，其一是其遗世独立的精神，寒山游离于一切社会成规与秩序之外，“独居寒山，自乐其志”，世俗的权威与力量不再能干扰和制约他，这对嬉皮们特立独行、标榜自我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刺激和鼓励。第二点与第一点紧密相关，那就是回归自然的意识，嬉皮们鄙视社会、背弃社会，于是只能走向旷野的自然。而在寒山诗中，他们惊喜地听到了灵魂呼唤大地与山峦的深沉回响——浑然天成的寒岩美景，坐拥青山白云的东方诗人，一切洋溢着安宁、祥和的气氛和禅的生机，抚慰了他们充满动荡感、空虚感的心灵。

此外，就当时美国社会本身来说，有着很好的接纳寒山的社会环境。首先就是当时美国有着很好的禅文化氛围。20世纪60年代末，正是由日本传入的禅宗文化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时候，对于这个现象，美国禅宗专家瓦兹（Alan Watts）认为“以下这些多少（与禅宗在美国的发展）有关——禅宗的艺术大力吸引了西方所谓有‘现代’精神的人们，加上铃木大拙（T.D.Suzuki）对禅宗作英文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对日作战，那些令人心动的禅宗小故事，以及在西方的客观科学里，一种非观念性，而属体验性的哲学所造成的吸引力。我们可以再加上，禅宗与下列纯粹属于西方的学派遥相呼应，像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哲学、存在主义、语意学，还有后设语言学（研究语文与人的行为、背景、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在科学哲学与心理治疗学方面的某些新学说。而我们在这个文化背景深处，一直有一种朦胧的不安，我们不安于我们基督教文明的人工化和违反自然——基督教文明有一套政治化了的宇宙观，工业文明把大自然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机械化了，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一个人自然而然地会觉得陌生人般地格格不入起来”。而禅宗的传入正是作为救治这种不安的一剂药，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了“亚洲流行性感冒”（Asian Flu）。其次，同当时美国社会的精神价值取向相关，亦即美国社会的英雄形象相关。传统的美国英雄是在西部独来独往的神枪手，是替天行道的牛仔形象，而在当时的美国，英雄被理解为应当是在大众之中的“群众英雄”（The mass hero），瓦兹说：“我们喜欢这些（禅宗）圣人，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见到一种不是遥不可及的超人，而是彻头彻尾人间世的圣贤。”对于凯鲁亚克和斯奈德来说，这种群众英雄则是常化身为流浪汉（Bums）四处浪迹，在斯奈德翻译寒山诗的序言中就曾指出：“他们（寒山和拾得）已经变成了仙人，今天有时候，你会在美国的破败陋巷里、果园里，或是荒林的流浪汉群中和伐木的营地里，与他们不期而遇！”

在以上种种因素的促成之下，寒山成为了嬉皮士运动的偶像，成为了美国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认同。在《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一文中，钟玲先生曾具体谈到她当年的亲身经历。她说：“若是你漫步于那几间美国名大学的校园里，例如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遇见那些蓄了长发、光着脚、挂着耳环（男的或女的）满街跑的学生，不妨问一问他们有没有读过寒山的诗，十个有五个会告诉你他们很崇拜这位中国诗人寒山。”她还记录了以下一段典型的对话：

“Have you read Han Shan's poems translated by Gary Snyder？”

（“你读过加里·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吗？”）

“Woo yah.”

（当然了！）

“Do you like Han Shan's poetry？”

（“你喜欢寒山诗吗？”）

“Yah sure！”

（“那还用说！”）

“Why？”

（“为什么呢？”）

“Why？Because he is Beat man！”

（“为什么？因为他是嬉皮士！”）[7]

在这样的情形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寒山确实在当时美国社会中（特别是年轻人中间）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相当大的影响。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寒山的精神实质和“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有着本质的区别。寒山的归隐并不是出于反社会或者反对主流文化价值的。当然在尘世中诸事受到挫折之后，寒山显然会对社会的价值产生怀疑，但是，这在寒山的思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就寒山的思想主体来讲，寒山之选择归隐实际上是出于对世事的透彻的理解之后而做出的。这与嬉皮士等完全站在反主流价值的立场之上是不一样的。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寒山的一生大多数时间处于隐居状态，他的行为怪诞疯癫，但是，他的内心真诚，他没有完全割弃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真挚的情感的，所以我们说在他的身上依然有着儒家入世的热情。寒山是带着对于这个世界的深刻的理解而归隐的，嬉皮士则缺乏了对世间的这种关注，为隐居而隐居，为疯癫而疯癫，这样，虽然他们奉寒山为祖师，实际上他们所学的仅仅是寒山的表面而已，寒山的精神境界、情感关注，他们无疑是缺乏的。嬉皮士运动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也只是因为社会调整时期暂时出现的一种现象，它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他们的这个号称“寻找自我”，实际上却是迷失了自我的行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能够得到长久的价值。

寒山的名字是不朽的，寒山的价值是永恒的。如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运动”早已成为了昨日黄花，但是寒山影响却远未止息。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获奖作品《冷山》，小说于1997年由纽约大西洋月刊出版社（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New York）出版，这是弗雷泽小说处女作，也是作者迄今为止写的唯一一部小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小说一面世就受到热烈欢迎，连续四十五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因“描写了人与土地复杂的关系及情感”而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商协会年度图书大奖，并成为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被评论界誉为近代以来“美国文学中的巨作之一”，与《飘》并称为“20世纪美国文学双璧”。该书讲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际，一位士兵为了自己的所爱而返回家园的多灾多难的旅途。由曾经导演过《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的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执导，好莱坞当红影星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裘德·洛（Jude Law）主演的同名影片2002年7月在罗马尼亚开拍，2003年12月开始公映，广受好评，蕾妮·齐薇格（Renee Zelwegger）更是凭借此获得了第76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2004年4月该片开始在国内公映，也受到了观众的好评。随后在2004年5月，其中文版也由周玉军、潘源两位先生翻译，接力出版社出版。不过在国内的宣传中，影片的片名和小说的名称都被直译成了《冷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实际上准确的译名应当为《寒山》，因为在小说的扉页上，作者引用了寒山的诗句。在弗雷泽小说的扉页有着两条引文，一条是达尔文的：“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e dreadful but quiet war of organic beings， going on in the peaceful woods，& smiling fields—Darwin，1839 ”（在静谧、平和的丛林中和阳光明媚的原野上，生物体之间进行着一场可怖的战争，这一事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一条就是寒山诗中来的：“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Cold mountain： there is no through trail.—Han Shan”（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这两条引语实际上是表明了全书的主题，前者表明对战争的无可奈何，后者则是寄托了主人公对于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弗雷泽以《寒山》作为小说的名称，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寒山在这里是一个地名，寄托着人对于土地的深深的情感，由作为地名的寒山最后升华成作为幸福生活象征的寒山，这是全书的意旨所在。其次，以《寒山》作为书名，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上，弗雷泽是巧妙地利用了寒山在美国社会曾经具有极为重要地位的现实，这样可以唤起读者的怀旧情结，《寒山》一书后来之所以能一问世即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这多少与作为嬉皮鼻祖的寒山曾经在美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该书到了国内被译为《冷山》实际上是对这个背景缺乏了解所致的。

[1] 见《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 根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的官僚大夫迁移的地点之一就是荆南湘水一带。参考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第325页。

[3] 《寒山生平传略》，不撰作者，《寒山传记资料》第一册，第17页。

[4] 《寒山生平传略》，不撰作者，《寒山传记资料》第一册，第17页。

[5] 日本大田悌藏：《寒山诗解说》，曹潜译，台湾《中国诗季刊》第四卷第三期，1973年9月出版。

[6] 麦卡锡主义是1950年—1954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的典型代表，它恶决心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有“美国文革”之称。

[7] 以上对于寒山及其设在日本、美国的传播，参考杜若《被嬉皮奉为鼻祖的寒山》、《寒山与嬉皮》，《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二册，第110—111、112—115页。钟玲《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五册，第118—128页。张德中《试论美国寒山热》，《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210—215页。

寒山及其文化精神

一、传说建构中的寒山及其文化意义

寒山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其究竟是何种身份的人物？或者，究竟是否曾真的在历史上出现过？都曾引起学者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寒山诗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不断受到重视之后，对于寒山其人的研究也不断地有新知卓见面世，笔者亦曾有相关的论述[1]讨论过寒山其人。本书不关注对于寒山其人的考证，也不想对于所谓的历史真实的寒山做出判断。撇开考证，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在中国传统中，有一系列的关于寒山的传说，而这些传说从本质上来讲，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这表明寒山形象以及对寒山接受的变化过程。如果我们无法确证历史上真实的寒山，那么，经由传说而形成的寒山文化现象则是一种真实的文化痕迹，它表明了寒山文化形象的历史样态和价值，而这恰恰表明了寒山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由于寒山传说所涉及的面也是非常广泛的，本书仅对几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传说进行分析，以体现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一）《太平广记》中所记录的寒山传说

自从闾丘胤的序被认定为伪序之后，晚唐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关于寒山子的记载就成为了可靠的材料，《仙传拾遗》今已亡佚，唯在《太平广记》中有部分抄入而保存下来。《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寒山子”条即是抄录杜氏的说法：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咸通十二年，毗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贫士诣褐乞食，褐不之与，加以叱责。贫者唯唯而去。数日，有白马从白衣者六七人诣褐，褐礼接之。因问褐曰：“颇相记乎？”褐视其状貌，乃前之贫士也。逡巡欲谢之，惭未发言。忽语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门，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颇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谓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啬神抱和，所以无累也；内抑其心，外检其身，所以无过也；先人后己，知柔守谦，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归诸身，所以积德也；功不在小，立之无怠，过不在大，去而不贰，所以积功也。然后内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于仿佛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为饰，可谓虎豹之鞟，而犬豕之质也。”出门乘马而去，竟不复见。

这段引述，在《太平广记》的中注为“出《仙传拾遗》”，给人的感觉似乎都是出自杜光庭之手。可是，仔细地斟酌行文，很明显可以看出后文“咸通十二年”这一段叙述与前文的叙述，无论是行文的风格还是所描述的事实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对于这种差异，前贤也注意到了，比如余嘉锡先生就称后文的叙述“本非徐灵府序中所有，近于荒诞，不可尽信”[2]。而且因为徐灵府死于会昌初，他根本就不可能记载他死后30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向来研究者在讨论寒山的时候基本上只注重前面一段论述，后面的一部分则被视为荒诞不可信而遭抛弃。可是，如果是从纯粹的传说角度来考虑呢？那么，很显然，这两段文字都叙说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后者或许更为生动、形象。

如果说前面部分是采自杜光庭氏的《仙传拾遗》，而杜氏的记载则是“采自灵府之序”[3]，那么这显然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关于寒山的传说，也可能是最接近寒山生活时代的记载。这段记载或许可以被视为对寒山形象描述最接近寒山本人，那么根据徐灵府、杜光庭的描述，寒山是一个隐士，不知道其姓氏，只是因为他隐居于寒岩，故称。寒山喜欢写诗，并且其诗歌创作方式十分独特，“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这些诗以抒发其隐逸之趣为主，当时就有人收集他的诗歌，大概有三百余首，这些诗后来经过徐灵府的整理而得以流传。在这里，没有关于寒山身份（道、僧抑或者儒）的任何说明，寒山仅仅是一个喜欢写诗的隐士而已。

可是，当我们看到后面一段的时候，这里的寒山似乎与前面的寒山开始有了明显的差别，他俨然是一位得道飞升的神仙，他的出现是来点化一个不争气的道士，其所论及的都是道家的基本意旨，这说明，寒山已经披上道家的外衣，成为了道教中人。后来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籖》中所谓的“《寒山子至诀》[4]”，或者《宋史》中的“《寒山子大还心镜》[5]”，这些对于寒山的伪托，应该是滥觞于此。因为，一旦寒山成为了道教中的神仙，那么这一切被附加在他的身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那么，接着需要稍加讨论的是后文描述的这种转变大概始于何时？在这段描述中，唯一可以提供有效信息的是毗陵道士李褐。可是毗陵道士李褐这个人却又似乎完全只是为这个传说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只是为了满足把寒山与道教联系在一起的需要而已。不过，在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中对这个故事的转述中透露出了另外一个线索，传灯在“寒山子”一条下面，几乎完全摘录了前引《太平广记》的后面一段文字，只是没有“咸通十年”，其余文字没有出入，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传灯加了一个注脚以说明其来历，传灯明确地说这段文字“见《续仙传》”[6]。《续仙传》为南唐沈汾所作，此书亦在《太平广记》所征引的书目之列。

如此一样，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应该是《太平广记》里所征引的原本就是两个传说，分别由杜光庭和沈汾所摘录的。而杜光庭的记载可能是寒山所有传说的原型，沈汾所采的传说则是寒山披上了道教外衣之后的形象。就其时间而言，杜光庭记载的传说大概是中晚唐时期的寒山的形象，亦即原始形象。而沈汾的寒山形象，则大概是唐末五代之际寒山形象。同时，考虑到晚唐诗僧贯休作有“子爱寒山子，歌惟乐道歌”（《送赤松舒道士二首》），齐己有“赤水珠何觅，寒山偈莫吟”（《渚宫莫问诗一十五首》），而曹山本寂则更是著有《对寒山诗》。说明不仅在道教方面对寒山的接受，而且在佛教方面对于寒山也有相当的接受。这说明，寒山的隐士形象，至迟从晚唐开始，就有了道化、佛化的倾向。这种道化、佛化的倾向，对于寒山本身形象而言，自然是一种误解、歪曲，但是，对于寒山及其诗歌的流传而言，则是一种机缘。

（二）佛家三贤说及其文化内涵

在寒山文化的发展中，佛家的三贤说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三贤，即是认为寒山、丰干、拾得三人是佛教中文殊、普贤、弥陀的化身。这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寒山传说，其最初的原型，或者说最为基本的形式就是闾丘胤序中的描述：

详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许人也。自古老见之，皆谓贫人风狂之士。隐居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号为寒岩，每于兹地，时还国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寻常收贮余残菜滓于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而去。或长廊徐行，叫唤快活，独言独笑。时僧遂捉骂打趁，乃驻立抚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状如贫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气，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隐况道情，凡所启言，洞该玄默。乃桦皮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遁迹，同类化物。或长廊唱咏，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轮回”。或于村墅与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顺，自乐其性，非哲者安可识之矣。胤顷受丹丘薄宦，临途之日，乃萦头痛。遂召日者，医治转重。乃遇一禅师，名丰干，言从天台山国清寺来，特此相访。乃命救疾。师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从幻生，若欲除之，应须净水。”时乃持净水上师，师乃噀之，须臾祛殄。乃谓胤曰：“台州海岛岚毒，到日必须保护。”胤乃问曰：“未审彼地当有何贤，堪为师仰？”师曰：“见之不识，识之不见。若欲见之，不得取相，乃可见之。寒山文殊，遁迹国清。拾得普贤，状如贫子，又似疯狂，或去或来，在国清寺库院走使，厨中著火。”言讫辞去。胤乃进途，至任台州，不忘前事。到任三日后，亲往寺院，躬问禅宿，果合师言，乃令勘唐兴县有寒山拾得已否。时县申称，当县界西七十里内有一岩，岩中古老见有贫士，频往国清寺止宿。寺库中有一行者，名曰拾得。胤乃特往礼拜，到国清寺，乃问寺众：“此寺先有丰干禅师院在何处？并拾得、寒山子见在何处？”时僧道翘答曰：“丰干禅师院在经藏后，即今无人住得，每有一虎，时来此吼。寒山、拾得二人，见在厨中。”僧引胤至丰干禅师院，乃开房，唯见虎迹。乃问僧宝德、道翘：“禅师在日，有何行业？”僧曰：“丰干在日，唯攻舂米供养，夜乃唱歌自乐。”遂至厨中，灶前见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礼拜，二人连声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唤。乃云：“丰干饶舌，饶舌。弥陀不识，礼我何为？”僧徒奔集，递相惊讶，何故尊官礼二贫士？时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急走而去，即归寒岩。胤乃重问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觅房，唤归寺安置。胤乃归郡，遂制净衣二对、香药等，特送供养。时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岩送上，而见寒山子，乃高声唱曰：“贼，贼！”退入岩穴，乃云：“报汝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亦迹沉无所。乃令僧道翘寻其往日行状，唯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及拾得于土地堂壁上书言偈，并纂集成卷。但胤栖心佛理，幸逢道人，乃为赞曰：

菩萨遁迹，示同贫士。独居寒山，自乐其志。貌悴形枯，布裘弊止。出言成章，谛实至理。凡人不测，谓风狂子。时来天台，入国清寺。徐步长廊，呵呵抚指。或走或立，喃喃独语。所食厨中，残饭菜滓。吟偈悲哀，僧俗咄捶。都不动摇，时人自耻。作用自在，凡愚难值。即出一言，顿祛尘累。是故国清，图写仪轨。永劫供养，长为弟子。昔居寒山，时来兹地。稽首文殊，寒山之士。南无普贤，拾得定是。聊申赞叹，愿超生死。

这就是目前通行本寒山诗的序，在这里，寒山的形象及其诗的流传都与杜光庭所述有很明显的不同。按照闾丘胤序的说法，寒山诗集是由国清寺僧道翘在寒山去世之后收集而成的，这种说法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产生的呢？或者说，为什么诗集的收集者会由道士徐灵府变成了和尚道翘呢？这闾丘胤在历史上也是确有其人的，陈耆卿《嘉定赤城志》的记载，闾丘胤在贞观十六年（642）到贞观二十年（646）担任台州刺史[7]。林表民的《赤城集》，引用宋咸平元年至咸平二年（998—999）台州知州曾会的《台州郡治厅壁记》，也表明闾丘胤曾在贞观十六年到贞观二十年担任台州刺史[8]。寒山是中唐的人，跟贞观时期的闾丘胤又怎么可能会纠缠在一起，自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证明闾丘胤之序为伪作，目前学界对此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作伪是基于怎样的背景产生的？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在梳理这段曲折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叫作李敬方。李敬方在会昌年间，亦即徐灵府主持桐柏宫的时候任台州长史，曾经到过桐柏宫，也到过寒山：

会昌六年，李敬方按《天台桐柏山题名》云：“是年三月，台州长史员外置李敬方自寒山回，游此”。[9]

随后李敬方于大中元年任明州（今宁波市）刺史，再任台州刺史，“李敬方，会昌元年为台州长史；大中元年为明州刺史，见《蓬莱观碑》；则敬方自台州长史擢明州刺史，复自明州刺史左迁台州刺史”。[10]更为有意思的是，李敬方曾经患有头疾，在其《题黄山汤院》一诗的自序中，李敬方写道：“敬方以头风，大中五年十二月，因小恤假内再往黄山浴场，题四百字”[11]，《新安志》对此亦有记载，“后至大中年，刺史李敬方以风疾，比岁凡再入浴，感白龙而疾瘳，乃作龙堂于汤之西陵”。[12]李敬方和闾丘胤都曾担任过台州刺史，亦均曾染过头疾，这或者是对于寒山诗集作伪的原始依据。

同时，对于此事的清理，不能够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徐灵府结集寒山诗大概是在会昌年间，而会昌年间，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会昌灭佛。唐武宗李焱好道，早在开成五年（840）秋，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会昌元年（841），六月十二日，武宗生日，为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李炎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然而，武宗只赐给道士紫衣，僧人却不得穿着。这原本只是一件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开始了。会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还俗，财物入官，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两人。三年，查点外国僧人，并禁摩尼教等流传。令两街功德使梳理京城，公案无名者还俗，递归本贯，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诏禁供养佛牙，毁焚长生殿内道场经像，换为天尊老君之像。但毁佛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寺院所属庄园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加以僧伽腐败，僧侣不事生产，蠹耗天下。会昌五年三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下令并省寺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诏行之后，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千万顷。又将寺院奴婢改为两税户15万人。宣宗李忱即位，宣布恢复佛法，但是经此浩劫，佛教已然是元气大伤。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清寺自然也是难逃一劫的，会昌年间，国庆寺亦遭拆毁，教籍湮没。除隋炀帝、智者大师的真迹一部分被寺僧收于废墟中方得以保存外，其余殿宇、法器尽毁。僧尼被令还俗，寺内原有常住一百五十人，夏季统制时多达三百人。此时大多逃匿深山，继续修禅。寺院的田产，被收归公。直到宣帝即位恢复佛法，大中五年（851），诏重修国清寺，加赐“大中”，并由散骑常侍大书法家柳公权为国清寺书额“大中国清之寺”，今藏于国清寺中。这时，国清寺才开始募资在废墟上重修殿宇。大中七年（853）九月，日本天台宗高僧圆珍至天台求法，国清寺还是“佛殿初营，僧房未置”。圆珍见“白衣居士，经行而晓泊浮云；青眼沙门，坐定而夜栖磐石”的荒凉景象，为此，圆珍出资修国清寺止观堂[13]，并提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大德僧院”。国清寺百废待兴，急需各方的支持，特别是官方的支持。而寒山诗集的流传恰好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这也为作伪提供了一个可能。

于是，寒山诗的收集者由道士徐灵府变成了和尚道翘，相关的官员由李敬方变成了刺史闾丘胤，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其中也包含着深深的宗教意味。寒山在这里面成为了文殊菩萨的化身，拾得成为了普贤菩萨的化身，奉干禅师则是弥陀的化身，三贤相继出现于国清寺，并有种种灵异的事迹，以至于在今天国清寺内建有“三贤殿”用来纪念三者。这对于吸引世俗关注的目光、重新获得支持而言，自然是非常有效的。

其实，不管具体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的。当寒山、丰干、拾得作为三贤形象出现的时候，其佛教意味的浓厚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深厚的佛教意味的出现，不管其原因究竟为何，就其对寒山诗的流传而言，则是意义重大。因为佛教的因素，所以寒山诗被作为禅诗而流传，并深受欢迎，亦因此而进入日本、韩国，乃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欧美。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的常识中普遍认为寒山是一个诗僧，寒山诗是禅诗。

（三）和合二仙与寒山寺

和合二仙是中国民间神话中象征着和美、团圆之神，关于其来历，则是有不同的版本，目前最为通行的说法就是以寒山、拾得为和合二仙，这种情形大概是始于明代。寒山、拾得作为和合二仙，这是寒山文化在民间影响最为深远的传说。

寒山、拾得何以成为和合二仙？民间也有着多种说法。一种说法[14]（流传于天台地区），相传国清寺内举行法会，越州（绍兴）信徒王老太和女儿芙蓉赴会，但是因为旅途劳顿病倒在寺中，寒山、拾得两人采药、熬药照顾王老太。老太太甚是感激，因为寒山和拾得都没有出家，所以老太生前立下遗嘱，要女儿跟寒山、拾得其中一人结婚。处理好老太的后事，寒山、拾得二人相互推让。后寒山出走，拾得则告别芙蓉去寻找寒山。千方打听，才得知寒山在苏州的一座古寺里出家了。两人相会的时候，寒山手捧一只盛着素斋的竹盒，拾得采来一支红艳的荷花。此后，两人一起住在这座古寺里，一起出家，后人称这寺院为寒山寺，称寒山为“和仙”，拾得为“合仙”。

另外一种说法[15]（流传于苏州地区）是说寒山和拾得原本同住在北方的一个村子，不是亲兄弟却亲胜兄弟，寒山略长，以杀猪为业。寒山三十岁的时候，街坊帮他做媒，说了一门亲事。而这个姑娘呢，偏偏又是与拾得一直相互喜欢的。直到寒山快要和那个女子结婚，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于是弃家到苏州枫桥，削发为僧。拾得在听说了此事之后，也舍女来到江南，寻找寒山。探知其住处后，折一盛开的荷花前去见礼。寒山一见，急持一盒斋饭出迎。二人相见，一荷一盒而欣喜若狂，相向而舞，后拾得也出了家，二人在此开山为庙，即为“寒山寺”。

不管这两个传说的差异多大，其中有两个基本的相同之处：一、寒山、拾得的感情深厚，离而复合，散而复聚（精神实质）；二、都出现了盒、荷二物，以坐实“和合”之说（谐音）。和合二仙的影响主要在民间，寒山、拾得作为和合二仙，成为了婚嫁喜庆之神，民间但逢婚娶喜庆之事，都要在中堂悬挂二人画像（或者烧和合纸，又叫和合神马、和合纸马），以求美满幸福、百年好合。同时，作为和合二仙，寒山、拾得也成为了传统年画的基本题材之一。1733年，雍正帝正式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至此，寒山、拾得作为和合二仙也成为了官方的所认定的民间喜乐之神。

此外，在这两个和合二仙的传说中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寒山、拾得最后都是在苏州寒山寺出家的，这一点颇有意思。在明清以前的文献中，似乎没有见到寒山与苏州的直接关联。

寒山寺因张继的《枫桥夜泊》而闻名中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旧名妙利普明塔院，建于梁天监年间（502—509年），“余考寒山寺，创建于梁天监时，旧名妙利普明塔院，以寒山子曾居此寺，即为名”[16]。我们从寒山生平来看，寒山一生终老于寒岩，未曾到过苏州，又怎么可能曾经在妙利普明塔院居住呢？根据钱学烈先生的考查，寒山寺在宋代的时候还只称枫桥寺或妙利普明塔院或普明禅院，其名见于文献是开始于明代。[17]寒山与普明妙利塔院的正式融合成为寒山寺也是在这一时期，姚广孝于永乐十一年（1413）在其所撰的《寒山寺重兴记》中称：“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冠桦皮冠，着木屐，被褴缕衣，掣风掣颠，笑歌自若，来此缚茆以居，寻游天台寒岩，与拾得、丰干为友，终隐于此。希迁禅师于此建伽蓝，遂额曰‘寒山寺’。永乐三年深谷昶禅师募建殿室，于方丈设寒山、拾得、丰干像，不敢忘也”。这自然是基于传说的力量，传说虽然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但是其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将寒山与寒山寺联系起来的就是这种传说的力量。

虽然寒山（如果存在这个真实的人的话）并未曾到过寒山寺，更谈不上曾经主持寒山寺。但寒山寺是寒山这一文化现象的结果，是传说所至也好，是诗文影响所及也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物，寒山寺成为了吴中胜景，因此而享誉中外。

通过对以上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寒山传说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寒山形象的演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由隐而道而佛，从时间的序列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流衍过程。撇开历史的真实，这些传说使得寒山的形象逐渐被人所接受并且广为流传，以至于到今天，我们都还可以对寒山及其形象有若干的把握，传说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传说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在传说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化的意义，确实对历史甚至现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可以视为文化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确定历史的真实，那么，文化的真实则显得更为重要。在寒山的研究过程中尤其如此，既然我们暂时无法确定寒山研究中的很多争议问题，比如寒山的年代，寒山是否存在以及寒山与寒山寺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暂且抛开这些争论，来审视历史上所产生的寒山传说及其所形成的文化意义，因为，这些传说是确实存在并且影响深远的。

二、寒山研究的多重视角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的诗人寒山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确切身份，因为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寒山的任何记载，而且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他也一直没有被正统文人所接受，直到清代所编的《全唐诗》和《四库全书》。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无名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欧洲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的受欢迎程度远在我们所熟识和公认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之上，甚至被誉为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rneration）和“嬉皮士”（Hippies）运动的宗师，这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例。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寒山的相关研究也显得非常的必要。因为从寒山及其诗歌的研究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在传统社会之中寒山及其诗歌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局限在诗歌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联的种种传说，从而构成了极其丰富的寒山文化内涵。同时，在中外比较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思想的影响力和选择性，以及异质文化对于母型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和改造，这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为跨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可以借鉴的范式。

然而，在历史上，寒山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首先，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寒山本人的不可确定性，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的记载，对于寒山本人来说，存在着极大的疑问，这种疑问将对相关的研究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一点从目前对于寒山本人的不同定位来看就非常清楚。其次，寒山诗歌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有较为稳定的寒山诗版本的流传，但是，这些版本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寒山诗与拾得、丰干，甚至是后世拟作，如何可以进行非常清晰的区分，在目前的情形下，似乎也难以达成。这些特殊性的存在，也给寒山的研究带来了比较大的障碍，使得目前在寒山研究中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引起寒山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

（一）文献考证角度研究及其存在问题

文献考证，是在寒山研究中最为基本的方式，也是难度较大的研究方式。因为与其他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异在于寒山研究中可供直接使用的文献资料太少，除了寒山诗三百余首，其余几乎没有直接与寒山相关的材料。所以，如何有效地使用寒山诗的材料，成为了所有寒山研究者所关注的基本材料。在目前关于寒山的研究之中，尤其是涉及寒山生平事迹的相关考证，基本的研究模式都是以寒山诗与相关史料的相互印证。

这种方式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可观的，从目前来说，基本已经确定寒山的生活时代、活动区域以及基本的特点和倾向，这些都成为了目前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成为了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比如，目前已经基本确定寒山诗集的闾丘胤序为伪作，寒山为中晚唐诗人，应该为陕西人士，后来隐居浙江天台寒石山，其诗歌中有很强烈的禅理诗倾向等等。这一些研究都是在以现存寒山诗歌以及相关史料结合的前提下获得的，也是获得了广泛共识的一些结论，这也代表着目前寒山及其诗歌研究的相对可靠的成果。

但是，由于所依据的文献的特殊性，这些成果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还原寒山的基本面貌，但是并不能够从根本上确认寒山生活的详细轨迹。就寒山本人的研究来说，由于缺乏正史的相关记载，而后世僧、道作品又颇多传奇和附会的特点，所以，基本上只能根据寒山诗的描述，来作一个大致时间区域的推测，这种推测性的研究，从学术界的基本事实来说，是不断趋向一个准确的区域的，但是，由于没有更多的史料性文献资料的出现，目前的研究也仅仅能够达到这个程度，无法再精确的定位。因为诗歌的内容特质，它所能够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特征，无法有精确的时间限定。所以，我们对于寒山生平的相关研究，只能是根据寒山诗歌做一个大概的判定，而无法准确化，包括对于寒山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是一样的。如果再考虑到寒山诗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对于寒山生平研究来说，就更为困难。这种复杂性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寒山诗流行的方式存在不确定性，寒山诗原本是一种非常随意的创作方式，就是写在山林之间的，那么流传到今日的寒山诗到底是何人何时搜集的？如果传统中闾丘胤序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这个问题就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考索过程。诗歌创作的随意性和后世流传的不可确定性，就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后果，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哪些是寒山本人的创作，哪些是他人的作品窜入，哪些是后世拟寒山诗的作品。所以，从目前流行的寒山诗版本来说，基本上没有非常统一的次序和数目，这就表明对于寒山诗认定存在着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寒山及其诗歌研究的深入。

同样，由于上述复杂性的存在，使得对于寒山诗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另外一种非常明显的、可能与当下的基本判断不同的情形。目前对于寒山诗的基本定位是禅理诗，这种定位经由从日本到美国的传播，显得更加的突出和稳固。但是，这种性质的定位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前提是，我们基本认可寒山诗在僧界流行的基本方式，这个方式恰恰是在伪闾丘胤序中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去判断，这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即我们否认了闾丘胤序为真，然而我们接受的是闾丘胤序中关于寒山诗传播的路径的一个说法，以及闾丘胤序中对于寒山身份的判定（虽然没有直接说是僧人，但是，毫无疑问与僧人有着极为重要的渊源关系）。这样的前提，使得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寒山是禅师，寒山诗是禅理诗。但是，考虑到寒山诗本身的复杂性，这样的结论是值得推敲的。

（二）文化角度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寒山及其诗歌的相关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是文化学角度的切入，这与历史上寒山文化的特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无法对于寒山其人、其诗做一个准确的历史还原，即从最为简单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很难判断寒山本人的真实情况以及寒山诗的确切样貌，但是，寒山相关的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流传及其所形成的稳定的传统却是我们可以真实把握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需要面对的真实可能不仅是一种，至少可能有两种真实性的存在。一种是历史的真实，另外一种是文化的真实。所谓历史的真实，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确认某一个事实，比如确认寒山本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历史真实性，这是从文献考证的角度需要把握的问题，它能够达到的最佳的结果是呈现出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寒山，同时，寒山诗的原本样态及其流传的基本脉络。而文化的真实，又可以称为价值的真实，它关注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主要并不关注历史真实性本身。就寒山及其诗歌来说，虽然我们无法判断历史上真实的寒山及其诗歌的样貌，无法准确定位寒山本人及其诗歌，但是，历史上由寒山而来文化现象及其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寒山寺、拟寒山诗以及和合二仙信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对于寒山及其诗歌无法做历史真实判定的前提下，文化的真实，对于寒山及其诗歌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个才能真正体现出寒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深远的影响力。

目前这个方面的研究，除了围绕寒山寺所进行的话题较为丰富之外，其余两个层面涉及甚少。关于寒山寺与寒山，在学界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争论，其焦点即在于寒山到底有没有到过寒山寺。以文献考证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学者，倾向于认定寒山从未到过寒山寺，而以文化研究为切入点的学者，则力图建立其寒山与寒山寺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如果我们撇开目前的争论，如果从历史上寒山文化的形成及其影响来说，可能会为这个问题的争论提供不一样的解决方式。从历史的过程来看，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市民生活的历史来看，寒山与寒山寺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寒山与寒山寺联结在一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于普通民众生活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寒山及其文化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寒山与寒山寺的结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寒山寺被视为寒山的祖庭，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物，也是民众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结果，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乃是传说的因素，而传说的构造，恰恰体现出了民众的日常需求。所以，如果从文化现象角度入手，首先应该关注到传说对于建构寒山与寒山寺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探讨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民众心理和价值基础。

历代拟寒山诗，照理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寒山文化现象。从历代拟寒山诗的数量和影响来说，应该也是非常重大的。但是，从目前相关的研究来说，对于寒山文化中这种文化现象关注并不多，至少没有非常深入地对于拟寒山诗这种文化现象做专门的研究和讨论。事实上，拟寒山诗之作，除了能够体现出寒山诗在历史上的真实影响力之外，同样可以看到拟作者对于寒山诗的态度，以及寒山诗如何从思想内涵和表达形式上对历代文人产生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做深入的分析，将会对寒山诗的流传和影响问题的研究，提供出一个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理解。

最后关于和合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大概都不会否认，正是由于和合文化，寒山才在民间具有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力，目前关注寒山、拾得作为和合二仙的形象的人并不少，但是这个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于历代寒山相关的传说缺乏系统的研究，寒山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寒山传说的基础之上。我们都知道，传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这样的虚构无疑代表着当时的某种文化价值倾向的，关于寒山的传说（尤其是和合二仙）在历史上有很多，如果我们把这些传说做综合的研究，我们将会对寒山文化的接受问题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把握，也会真正理解传说对于寒山文化的意义。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对于寒山的传说及其文化意义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这对于深入理解寒山文化现象来说，实在是一种缺憾。如果我们不对寒山传说进行深入解读，我们就无法理解寒山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就无法进入寒山文化的精神内核。

（三）跨文化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跨文化研究，对于寒山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现代对于寒山研究的重视，也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被提起的。如果没有寒山及其诗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的盛行，可能我们今天对于寒山及其诗歌依旧不太了解，也许还是被置于无人问津的高阁。然而，正是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社会诱因，寒山重新回到了我们视野，使得我们今日对于寒山不至于那么陌生。

所以，我们可以说，跨文化的交流，是现代寒山研究的开端，也是寒山研究受到关注的基本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寒山研究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取得了非常可喜的进展，这些成果，在1983年由朱传誉主编的、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寒山子传记资料》（共七册）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我们可以把这个视为在欧美寒山热影响下的产物，当然，这个时期也成为了寒山研究的最为兴盛的阶段。如果简单地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说，受外在刺激而引导的20世纪后半期的寒山研究，都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可观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契机使得学术界对于寒山及其文化现象重新予以了关注，此后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比如项楚、钱学烈等诸先生的成果，到今日一直影响学界的相关研究。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现代寒山研究的发展，自然不能忽视跨文化交流的作用。

关注到寒山的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实际上是整个现代寒山研究的起点。如果单就成果方面而言，从跨文化角度研究寒山的并不算太多，这从每年的学术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而注意到寒山跨文化意义的，大多只是涉及到寒山诗的翻译、寒山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义等等，这些在寒山诗的跨文化研究中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应该说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寒山及其诗歌之所以被异质文化接受并产生深远影响，除了文本翻译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异质文化的容纳氛围，即何种社会文化空间接纳了寒山？这种社会文化空间接纳的是何种寒山？无论是嬉皮士还是后来的美国青年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寒山的影子，但是，这些寒山是一样的吗？各种寒山翻译版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欧美学界对于寒山诗的拟作的意义在哪里？等等。这样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深入思考。目前，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我们能否从寒山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中提炼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模型呢？因为毫无疑问，寒山文化的传播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跨文化交流的范式，而且影响深远，如果从这个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对于跨文化交流有益的理论思考，那将会是最为有意思的方式。所以，寒山的跨文化研究中既要关注其作为个例的意义，又要思考它作为典范性的意义，从而将跨文化理解的解读提升到理论思考的层面。

寒山的研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首先，从这个时期开始，寒山不再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无名者的形象，而是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和认可的；其次，从这个时期开始，关于寒山的相关研究作品众多，这些作品或是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出发、或是从文化学角度切入，抑或者是从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展开。

寒山研究的多角度展开，从数量和质量的角度来说，都推动了寒山文化研究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寒山文化在历史上受到了相对较多的冷遇，所以，就文献资料和史料记载的角度来说，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这些都给今日的寒山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寒山研究在今后若是要取得更为突出的成果，大概需要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寒山文化现象与跨文化视野中的寒山意义，尤其需要对寒山从文化角度切入理解，重视对寒山的文化解读，特别是从研究历史上的寒山文化现象出发，从而呈现出寒山文化在传统中的真正地位以及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特别重视对于寒山相关传说的综合研究。而跨文化研究方面，则需要从个案的深入研究、准确把握，进入到作为典范的跨文化案例分析，从而真正凸显出寒山作为跨文化形象的意义。

三、什么是寒山精神？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这是寒山对自己诗歌的期许，其中所包含的那份自信是无可比拟的，颇有几分“我手写我心，毁誉任尔道”的味道在其中。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青年对于寒山及寒山精神的推崇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寒山及其精神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寒山精神做一个深入的分析，以探讨它对于浙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寒山精神的实质

对于寒山精神的探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究竟什么是寒山精神？寒山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当前我们对于寒山及其精神有所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嬉皮士运动对寒山的推崇，作为嬉皮士的偶像而出现的寒山，他所蕴含的精神是不是就是嬉皮士们所代表的那种反主流、颓废的、追求自我的那种形象？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寒山精神做一番重新梳理，寒山的精神虽然是经过嬉皮士运动而重新被我们所认识的，但是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它与嬉皮士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寒山精神概括而言，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追求心灵超脱的隐逸精神，这种隐逸精神是根源于老庄道家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对于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要么仕，要么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这是传统文化对于士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传统的士，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水准。士人要实现这种要求，其途径则是入仕，故入仕对于士人而言，是一种社会担当的责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对于士人来说是自然的选择。与仕相对，隐是士人生活的另一种方式，“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身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外篇·缮性第十六》），这段话对于隐士之“隐”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庄子看来，所谓的隐实际上只是士人在特殊社会状况下的一种生存之道，仕与隐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都只是士人为适应其生存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仕或者隐，出或者处，这是传统士人生存所面对的问题。儒学以纲常伦理作为基本旨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在现实中实践个体道德理想。对于士人而言，唯有积极入世，才能够实现其社会抱负，入仕在儒家看来是士人的必然选择，“不仕无义”（《论语·微子》），但是就现实而言，仕途并非每一个士人都能实现的。在这个时候，士人应该怎么办？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这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强调道德担当的生存模式并不能最终解决士人的出处问题。这时候，道家自由逍遥的隐逸思想吸引了士人，成为了士人生活的另一维。与儒家汲汲于道德教化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人生活于世间必然会遇到种种磕绊，种种不如意，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是个体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相比于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利益，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更是人所向往的，人应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庄子·天下》）。因此，在道家看来，精神上的追求是最高的，人要“法天贵真”（庄子·渔父》），回归自然的、本真的状态才是生活最高的境界。

唐代文人崇佛道，提倡返璞归真，向往远离俗世的山林，加之李唐皇室对隐士的礼遇，“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旧唐书·隐逸传序》），同时，唐代在制举中设置了隐士科，这使得隐逸之风大盛，唐代的隐逸之风按照其历史的发展大致有四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弃世与游世并存的初唐隐逸，以隐求仕的盛唐隐逸，兼顾仕宦俸禄与心性自由的中唐隐逸以及悲愤无奈的晚唐隐逸[18]。寒山所处的是李唐由盛转衰的年代，就当时社会的隐逸思潮而言，恰好处于炽盛期，社会上的种种关于隐逸的思想和传说，对于寒山来说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箧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个是》一二〇），多次科举失败的坎坷，给了寒山极大的打击，“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元非》二八一），这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寒山内心世界开始转变。这时老庄道家所阐扬的自由逍遥的境界无疑吸引了寒山，“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青萝疏麓麓，碧涧响联联。腾腾且安乐，悠悠自清闲。免有染世事，心静如白莲”（《隐士》二六八），这种精神上的宁静与恬淡何尝不比世间的名利争夺强千百倍呢？“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一住》一八三），寒山的心灵在隐逸之中获得了解脱，忘却了尘世的纷扰，“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我向》二〇三），在无拘无束之中，他的精神达到了极度的自由和逍遥。寒山之隐，为的就是寻求内心的超脱，获得精神上的宁静，这是其精神世界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是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恬淡和宁静。这是因隐逸而来的必然结果，寒山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隐逸中度过的。寒石山是寒山生活之所，寒山因其而得名，是寒山的精神生命所在。因此，寒山对此也凝注了深情，其笔端的寒石山有如仙境，溪涧蜿蜒，山峦层叠，古木参天，白云萦绕。杳杳寒山道，难闻车马声，唯有鸟鸣和松涛在侧。在这里，寒山心如秋水，自得其乐，幽居山林之中：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
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杳杳》三十一）

鸟语情不堪，其时卧草庵。
樱桃红烁烁，杨柳正毵毵。

旭日衔青嶂，晴云洗绿潭。
谁知出尘俗，驭上寒山南。

（《鸟语》一三○）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慑。
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

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
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

（《寒山》一五四）

可重是寒山，白云常自闲。
猿啼畅道内，虎啸出人间。

独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
松风清飒飒，鸟语声官官。

（《可重》一六五）

自乐平生道，烟萝石洞间。
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

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
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

（《自乐》二二七）

寒山栖隐处，绝得杂人过。
时逢林内鸟，相共唱山歌。

瑞草联谿谷，老松枕嵯峨。
可观无事客，憩歇在岩阿。

（《寒山》二五八）

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
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

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
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

（《千云》二八四）

没有了尘世的牵绊，完全是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活，清新而又自在，忘忧而又逍遥。在这里，寒山的自然生命与寒石山融为了一体，看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这里的一切对于寒山来说都是充满着情感的：

粤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寒岩人不到，白云常叆叇。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粤自》一六四）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岩栖息离烦缘。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大千。光影腾辉照心地，无有一法当现前。方知摩尼一颗珠，解用无方处处圆。（《我家》二○四）

栖迟寒岩下，偏讶最幽奇。携篮采山茹，挈笼摘果归。蔬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清沼濯瓢钵，杂和煮稠稀。当阳拥裘坐，闲读古人诗。（《栖迟》二九五）

细草作褥，青天为被，在寒山的精神世界里，唯有青山与绿水，苍松和白云，徜徉于其间，任随天地变化，他枕石而眠，快活自在，似乎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已经化为了寒岩的灵魂，而进入了永恒的境界。寒山因寒石山而得名，寒石山因寒山而具有灵性。在丰干和拾得去世之后，寒山就没有再离开过寒石山，他的生活就在这里，终日与清风白云为伴，或读古人书，或观四时景，寒石山种种美丽尽在寒山的眼中，故而这时期，寒山在其诗歌中对于寒石山融入了深深的情感，后人对于寒山的描写寒石山的山水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诗“吟到寒山句便工”[19]，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这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情感。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史奈德曾翻译了寒山诗二十四首，其中二十首诗中是与寒石山相关的，史奈德在译者序中说：“当寒山在诗中提及‘寒山’的时候，他是指他自己、他的家以及他的心境”[20]。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情境，使得寒山的精神更加具有了一种幽远的意味。

最后，隐居但不遗世。隐逸在通常的情况下看显然是应当不再关注世间的事情，而如果关注世间的事情，那么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可是在寒山这里，隐逸与关心现实却是联系在一起的。寒石山中的寒山其生活也并非只有山水，与他相伴的也并不是只有幽深的寒石山。作为一个对于生活有了深刻理解的长者，他有着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的批判和感悟：

国以人为本，犹如树因地。
地厚树扶疏，地薄树憔悴。

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坠。
决陂以取鱼，是取一期利。

（《国以》二二五）

我见百十狗，个个毛狞狰。
卧者渠自卧，行者渠自行。

授之一块骨，相与啀喍争。
良由为骨少，狗多分不平。

（《我见》五十八）

城北仲家富，渠家多酒肉。
仲翁妇死时，吊客满堂屋。

仲翁自身亡，能无一人哭。
吃他根脔者，何太忍心腹。

（《城北》一四〇）

这样的诗歌在寒山诗集中也并不少见，在这些诗歌中，寒山对于世事的关心和忧患表露无遗，寒山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对于现实给予了深深的关注，他是一个“冷面热心肠”[21]的人这与寒山的性格是吻合的。寒山隐居于寒石山中，但是，寒山也是一个生活于现实之中的人，他有着对于现实的深刻的体验和关怀，一如他有着自由而又逍遥的精神，这并不矛盾。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在其身后受到了寒石山一带村民的普遍的信仰和崇敬。

隐逸以求超脱、与自然为一、隐居而不遗世，这就是寒山精神的内在实质，这与嬉皮士们所追求的为隐居而隐居、刻意追求自我的精神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二）寒山精神的影响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寒山精神的内在价值是明显的，它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寒山精神的影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寒山精神在文化史上的影响（见序篇），其次是寒山精神对于浙江文化精神形成的影响。

我们讨论浙江文化精神的时候，很自然会将其与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积极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以狭义的浙东学术精神涵盖了整个浙江文化精神。诚然，浙东学术的这些精神品质是构成浙江文化精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浙江文化传统上，不仅有着浙东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精神，而且也有着肇源于老庄道家的追求个体心灵的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这两者对于浙江文化精神而言是不可分的。很显然，由浙东学术所倡导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直接地激发了浙江人开拓的精神，开创了浙江的繁荣局面，这是浙江获得发展的直接文化因素。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在浙江文化史上，自古就有着隐逸的传统，受到道家、道教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与浙江的地理环境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浙江处丘陵之地，名川大山荟萃，这在客观上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提供了基础，道教的十大洞天，浙江居其三（浙江委羽山洞、浙江赤城山洞、浙江括苍山洞），道教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葛玄、葛洪、许迈、司马承祯、应夷节、叶法善、张伯端等等都与浙江有着密切的关系。浓郁的道家、道教文化氛围是浙江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寒山即是因天台的道教氛围而隐居天台山长达七十余年，在寒山的身上，由道家隐逸思想而来的这种文化精神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在讨论浙江文化精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注意到直接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同样也应该关注到浙江文化中注重人的心灵的超脱、精神的超越的一面，这样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浙江文化精神的内涵。构成浙江文化精神的这两端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个人或者社会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心灵的自由和境界的超越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为人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调节，使得个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时不致于无所适从。超脱并不等于放弃对于世事的关注，寒山隐居于寒石山也同样心系现实。经世和脱俗应当是对浙江文化精神内涵的全面表达，两者不可或缺，经世表明了发展的基本倾向，脱俗则是对这种倾向的有效补充和规范。

（三）寒山精神的当代意义

寒山精神所代表的浙江文化精神的另一纬度，也是我们在今天的发展中所不可忽视的。社会的发展，自然需要强调经世致用的一面，但是，不能忽视寒山精神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对于现实发展所具有的调节作用。

首先，寒山精神中追求心灵的超脱和精神的超越对于我们当前的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竞争成为了基本的主题，当我们越来越注重物质层面的发展而忽视精神层面的价值的时候，寒山精神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同样关注人的心灵和精神，不能够因为物质层面的发展而放弃对于精神层面的要求，人不仅是有物质层面的需要，更应当有精神层面的需要。在今天，重新提出寒山精神，自然不是要求人们放弃现实的追求，一如寒山一般隐遁山林，而是要求人们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关心自己精神层面的满足和心灵的需要。

其次，寒山精神中所倡导的与自然为一的状态应当成为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目标。发展是应该无休止地掠夺自然，还是应当与自然为一，这是我们当前应当注意的问题。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自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森林破坏、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环境污染等等都是人对于自然过分掠夺的结果。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要求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不能以损害、牺牲环境为代价。寒山所体会到的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是，他对于自然的那种情感，对于自然的那份珍爱，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一点，在提倡和谐的今天尤为重要。和谐不仅是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也需要和谐。

最后，寒山精神中隐居而不遗世的倾向对我们今天也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隐居而不遗世，这里面包含着寒山对于这个世界的深深的情感——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种心怀天下的深沉的爱。而这是实际上是我们在今天的发展中所必须具有的一种品格，既要心存天下，又要时刻具有忧患的意识，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1] 可以参考拙著《隐逸诗人——寒山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拙文《寒山子考证》（《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集部一《寒山子诗集二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

[3]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集部一《寒山子诗集二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

[4] 《云笈七籖》卷第七三。

[5] 《宋史》卷二百五。

[6] 见《天台山方外志》第十二卷“灵异考”中“寒山子”条。

[7]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八“秩官门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宋）林表民：《赤城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十《秩官（通判）门》。

[10] （清）洪颐煊：《台州札记》，转引自周琦《寒山诗与史》，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9页。

[11] 《全唐诗》卷五百零八。

[12] （宋）罗愿：《新安志》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沈欢：《国清寺止观堂记》，《全唐文·唐文续拾》。

[14] 参考浙江文艺出版社编《天台山传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5] 参考苏州市文联编《苏州的传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6] （清）叶昌炽：《寒山寺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7]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0页。

[18] 此处对于唐代不同时期的隐逸特点的归纳，参考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版。

[19] 赵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诗》，1973年，《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二辑。

[20] 转引自钟玲《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中国诗季刊》第3卷第4期，1972年。

[21] 赵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诗》，《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二册，84页。

写在《荒野寒山》之后

我一直是一个比较疏懒的人，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我经常会说，懒惰是人类的天性。这一次，也是如此。《荒野寒山》的稿子，经过责编马晓娜女士非常精心、细致的修改，差不多就要完成所有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想起来要说些什么。当然，这是非常不恰当的疏懒，所以，必须要说一些什么。这个书稿之所以能够以现在这样非常精美的形式（至少看上去是很赏心悦目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江西人民出版社功不可没。所以，对于马晓娜女士的感谢，是不可以被疏漏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她的话，也就不会有这个书的出现了。

2006年，我出版了《隐逸诗人——寒山传》，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寒山的影响自然是毋庸讳言的，可是，寒山是谁？我想几乎没有人可以确定地说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写的《寒山传》大概是有“捏造事实”的嫌疑的。如果一定要解释，没有任何可靠史料的人物传记何以是可能的？大概只能归于“捏造”，说得比较好听一些，或者是创造。所以，《寒山传》里所涉及的一切关于寒山生平的描述，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那个寒山的生活历程的再现，而只能说是我在寒山诗的阅读过程中，试图将诗歌中的意象和历史的脉络做一个非常主观的对接，让那个在历史维度中已经完全消失的寒山获得以某种特殊的形式“重现”。因此，对于《寒山传》，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断然地予以否定，毕竟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寒山已然完全不能还原了。但是，作为一个“捏造”的人物，他对于我们理解寒山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因为一个“活生生的”寒山，毕竟在传达寒山诗的内涵角度，具有更为直观和丰富的效果。如此一来，我所做的工作，大概就是通过阅读寒山诗来创造寒山，然后，希望经由寒山的创造，使得更多人能够进入寒山诗。当然，当我们能够理解并接受寒山诗的意象的时候，寒山本人究竟是怎样，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我都有可能是寒山，毕竟在理解的那一瞬间，寒山就进入了你我的生命之中。

《寒山传》出版之后，对于我来说，作为一项工作，也就完成了。至于结果（或者说效果）如何，这并不在我所能考虑的范围之内，更何况疏懒如我。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江西人民出版社找到我，说希望出《寒山传》的修订版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不经意之间，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可以讨论到修订版的问题，大概说明寒山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意义的，或者说，可能他还是能够在现代人这里找到某种心灵的共鸣吧。当然，这也提供给了我一个对于自己的关于寒山的种种想法的整理的一个机会，毕竟十年左右了，虽然不是特别勤快地思考着，但是，终究还是有一些小的想法，也就趁着这个修订机会，呈现给那些喜欢寒山的人们。

当然，特别需要说的是最后确定的这个书名，荒野寒山。这个书名是出版社的考虑，当时晓娜征求我的意见，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特别深刻，他们给的一个说明是，寒山是“一个不屈不挠与命运顽强抗争的诗僧隐士，一个西方嬉皮士最推崇的禅修之道践行者，一个永远找寻精神乌托邦的灵魂探路者”。这样的说法，无疑是中肯的，所以，我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对于我来说，荒野和寒山放在一起，事实上更重要是具有一种意象上的渲染的效果。荒野和寒山，所指向的都是极为幽静的一种情境，甚至是幽静得有些无助。在这种境地下，实际上是可以很好地实现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种种经验的抽离，如禅家所谓截断众流。由此，我们所面对的仅仅就是自己，我们所能依靠的自然也是我们自己，于是我们获得了审视自己内心的机会，在与自己心灵的对话中，我们也获得了突破自我的可能。这样，寒山这个符号就具有了重新审视和认识自我，并最终超越自我的含义。而这可能是生活在今日的我们所最为需要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寒山之于现代人的一种意义吧。

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寒山可能甚至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但是，这事实上并不那么重要，就像历史上很多的无名者一样，最终都会随着时间烟消云散，然后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之中。然而，寒山所留下来的诗，却可以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从中找到心灵的契合，找到灵魂的归宿。而这，已经足够了。

最后，还是应当特别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和晓娜责编，正是因为你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再一次感受寒山的机会，也最终使得《荒野寒山》成为可能。当然，由于我个人的学识和疏懒，内容方面的任何错误和疏漏，都是我的问题，也希望能够得到诸位读者的批评和谅解。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

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用寒山的这首诗作为一个结尾，希望在阅读寒山的过程中，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感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淡然。唯其如此，寒山才能穿越历史的浓幕，重新走到我们之中。也许，这就是寒山的意义吧。

何善蒙
2015年初秋于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口气读懂历史上那些皇后／陈健编著．—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39-0237-3

Ⅰ．①一…　Ⅱ．①陈…　Ⅲ．①皇后—生平事迹—中国—通俗读物　Ⅳ．①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4178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王　颂

封面设计　杜　帅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85698040　85698062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208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0237-3

定　　价　32.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录

前言

商梦　将军皇后的神秘魔咒
那位将军是皇后

传奇祭祀
不爱红装爱武装
武丁情深，妇好义重
打不开的墓室

汉梦　毒天鹅的华丽蜕变
卿本善良

冉冉升起的政治家
嫉妒的女人
千古第一后

双梦　掌中花与肩上蝶
骨感美人叫飞燕

专宠后宫的姐妹花
不孕之谜
祸水之名因何来

燕梦　卑贱出身成国母
北燕遗媛

中宫里的爱情故事
激战十六州
史家非议
辅政强硬，唯心仁慈

辽梦　铁腕红颜萧燕燕
那一副美人图

皇帝的遗嘱
统和摄国政
铁腕红颜

唐梦　李世民背后的大女人
贵族世家

千古一帝枕边人
智理后宫显贤名
一绝千古的灿烂背影

周梦　权力巅峰的寂寞女皇
媚娘前传

为奴、为妃、为后
高处不胜寒
后事之谜

明梦　大脚孤女的奋斗史
反叛的平凡女子

朱元璋的贤内助

一代贤后

清梦　大皇后有大智慧
是是非非如皇族

下嫁之谜
祖孙携手治天下
孝庄皇陵的谜团

皇梦　大清国的老佛爷
嫁入皇族

垂帘听政
珍妃之死
政治之外的老佛爷
此系生前身后事

末梦　暗夜中飘零的末代皇后
圈定的皇后

危机的紫禁城
冷宫生活
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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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朝代更迭不断，而在历朝历代中都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就是帝王的那根肋骨——皇后。

一入侯门深似海，举首回望双重天。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子凭母贵、妻凭夫贵的传统思想，在古代，一个女子的幸福标准首先从“她嫁给了谁，嫁入了怎样的人家”来衡量。尊贵莫过帝王家，那些嫁入帝王家的女子们，不仅保住了一生的荣华富贵，而且也为自身的家族带来了荣耀。而在这些女子中，最为尊贵的就属皇后了。

皇后，是伴随着帝王一生的唯一女子。为什么说唯一呢，因为即使帝王后宫三千佳丽，皇后的位置却只有一个，也只有皇后有资格和丈夫同墓穴共棺椁。这对于后宫的女子来讲，已是最大的恩宠与荣耀了。

我国从前秦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有历史记载的大约共有九百多位皇后，其中包括追封的、被废的，等等，她们生活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身边，凭借着自身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或建言献策，辅佐君王安邦治国，或因私欲给皇帝施加压力，影响决策；她们有的安分守己、安居后宫，有的诱惑帝王耽于声色，误国误民；有的干预朝廷，垂帘听政，有的则直接登上帝位，取而代之……

本书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从历代皇后中挑选出行为处事最为麻辣且广为人知的十一位皇后——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妇好、以人为彘的吕雉、专宠后宫的赵飞燕、北燕遗媛冯淑仪、铁腕红颜萧燕燕、千古贤后长孙氏、日月当空武媚娘、贤如良相马秀英、扶持三朝孝庄文、奢靡独断杏贞、风雨飘零婉容。

本书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如评价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后时，一方面肯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揭露、批判了她们狠毒残暴的行为，使读者对她们的功过是非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全书文字生动流畅，语言通俗易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皇朝政治风云的变幻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宫廷斗争和后宫生活，也可以从本书中略知大概。那么，请你关上电脑，放下手中的遥控器，翻开这本书，看一出真实、鲜活的历史宫廷大剧吧！

作者

中文名：妇好、后妇好

别名：母辛、后母辛

朝代：商朝

民族：华

谥号：辛

配偶：商王武丁

职业：王后、女军事统帅

主要成就：平定鬼方、羌方、土方等地

葬处：河南安阳

评价：妇好，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妇好最精彩的战役是和武丁一起征伐巴方的一战。战前妇好和夫君议定计谋，妇好在敌人西面埋伏军队，武丁则带领精锐部队在东面对巴方军队发起突然袭击。巴方军队在武丁军与妇好军的包围圈中顾此失彼，阵形大乱，终于被围歼，南境遂平定。这大概也是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伏击战”了。

妇好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通过与鬼神沟通，妇好成为国家重大国事的实际决策者，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妇好墓于1976年于河南安阳发现，墓中的谜团目前正在不断发掘之中。

商梦　将军皇后的神秘魔咒

那位将军是皇后

公元前十二世纪，正值中国殷商时期，商作为当时一个较大的国家，拥有几个附属部落。妇好，便是其中一个附属部落的公主。

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商并非是最大的方国，或者说，并不是那时候最强的。它之所以能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一方面是由于它是一些小部落的联盟，而另一方面则是联姻的功劳。在当时，两个方国和部落想要联合，最常用的手段便是联姻。在政治方面，联姻不仅仅体现在两邦相交上，还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算得上是“一本万利”的全方位社交活动。

方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时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

我们的主人公武丁虽然贵为皇子，但当时的皇权并没有达到封建社会那般鼎盛，他自幼生活在平民区中，健康、自由地成长着。与此同时，在一个坐落于殷商周边的友好部族中，有一位公主也正自由地在草原上驰骋。她，便是妇好。

此时的妇好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但她没有像其他女孩子那样羞涩娇弱。相反，她正聚精会神地观摩一场狩猎，这是她最大的爱好。

一阵清风拂过嫩绿的原野，掀起一阵涟漪。远方的小鹿正在低头啃食着青草。突然，一支利箭悄无声息地向它飞去，箭尾带着的轻微呼啸声，惊醒了还沉醉在草香里的小鹿，它挣扎了一会儿，倒下了。

猎狗呼啸着朝目标狂奔过去，将倒下的小鹿包围，等待着主人的奖赏。一位年轻妇人正不急不缓地骑马走来。此时，不知从哪儿钻出一个小女孩，雀跃地向着小鹿飞奔而来。

女孩刚要靠近小鹿，也不知道这鹿从哪来的力气，突然抖动起来，似乎是想要挣扎着站起，这个动作吓得小女孩一个劲向后退去，但她没有注意到脚下的石头。

随着“啊……”的一声惊叫，女孩便要向后倒去。这时，一个男孩突然从女孩身后冒出来，伸出一只手臂，将她揽在怀中。男孩居高临下观望着怀中的女孩，女孩心如鹿撞，明媚的大眼睛也在观望着这个男孩。

男孩将女孩扶起来，小心地向小鹿走去，看着呼呼直喘的小鹿，男孩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熟练地插入小鹿的要害处，小鹿不动了。男孩微微一笑，扛起小鹿，向骑马的女子走去。

“族长果然好箭法。”男孩赞叹道。“让你见笑了，我们部落虽然善骑射，但终归只是一个小部落，要不是大殷庇护，或许我们早已经被其他部落所吞并了。”女子说完不禁黯然。

这个小男孩便是武丁，而这个骑马的年轻女子便是妇好的母亲，这个氏族的族长。那个小女孩呢，自然就是年幼的妇好了。

武丁，姓子，名昭，是中国商朝第23位国王，著名军事统帅。他是商王盘庚的侄子，商王小乙的儿子。武丁在位时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

自从这次传奇般的邂逅后，这个温柔刚毅的小男孩便在妇好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妇好总是会回想起那天相遇的情景，似乎还能感受到那天拂过耳边的清风和他坚实的臂膀……这种甜蜜的思念，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漠，反而如同一杯陈年美酒，随着时间的积淀而愈加醇厚。

公元前1250年，商王小乙逝世，武丁继位，成为商朝第23位国王。而他登上王位的第一件事，就是迎娶妇好为妻。原来，他也早已对妇好一见倾心，现在，他终于有能力为自己心爱的人做出承诺了。

“我若为王，你必为后”，虽然妇好并不是武丁的第一任妻子，但却是武丁的第一任皇后。虽然在现在看来，未免违背了“从一而终”的标准，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却已经难能可贵了。

武丁继位后，便立妇好为后，掌管后宫。由于妇好出身母系部族，属于部族中的公主，所以妇好嫁给武丁之后，这个部族便归顺殷商，由武丁接替管理。

殷商时期，正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饥饿、战乱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武丁刚刚继任，面对国家的四分五裂，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这一切，都被妇好看在眼里。

一日，武丁又站在宫院内把酒望空，时而轻叹，时而眉头紧锁，似有满腹的心事。妇好见到武王如此，自然是痛在心间。他身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整个国家，整个社稷的担子，压得他快要直不起身了。

她轻身走到武丁身后，双手环抱住面前这个让她安心的男人，“不知道主公因何事而哀叹？”妇好语音轻柔，好像生怕自己的话语让他再感觉到负担。

武丁没有说话，依然看着天上明月，过了好久，武丁轻叹一声，向东一指，“东有夷方、薄姑、莱诸”，然后向西一指，“虞、瞿、嚣诸方国”，之后向南一指“毫，安虎方在列”，最后，他整个身体转过来，面向妇好，双手抱着妇好的肩膀说道：“北有鬼方，羌方，犬戎。”此时的局势如此紧张，东南西北都有强敌对自己的家园虎视眈眈，这个残酷的现实，让妇好这个还没有接触过战争的女人立刻紧张起来。如何帮助丈夫解决这个难题呢？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已经到了立夏时分，据妇好立后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

这天，一个家将神色慌张地从王宫外赶来，一见到武丁，便单膝跪地，手中拿着北方唐（殷商的地名）的战报，原来是唐遭到了鬼方入侵，急需增援。事态紧急，武丁当即派出几位武将前去增援，之后却久久没有得胜的消息。要知道，自己派出的几个武将比敌方要强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商朝有句古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从北方战事传来之后，武丁一直愁眉不展，请当时的祭祀进行占卜，得到的答案是：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说，要想打胜这场仗就要出其不意，派遣一个从未上过战场但是却有领导才能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武丁在大殿一边踱步一边权衡着人选。这时，官人送来了妇好主动请缨的消息。武丁先是大吃一惊，但转念一想，妇好虽没有打过仗，却并不是胆小怕事的妇人之辈，从小受母亲言传身教，对排兵作战也颇有研究。再者，作战的部队中有很多是妇好以前部落的士兵，指挥起来也更得心顺手。想到这儿，武丁决定同意妇好的作战请求，由皇后代己出征！

此时两人正值新婚燕尔，贸然让自己的女人完成这么危险的任务，武丁还是放心不下。在妇好临行前再三嘱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并派手下的一员大将羽对她进行协助和保护。为的就是一旦发生不测，先要保护妇好的安全。

但这次武丁显然是多虑了。来到战场的妇好，跟皇宫里贤良淑德的皇后相比如同换了一个人，原本的端庄贤淑变得冷静睿智，青罗绣带变成了钢铁铠甲。只见她手拎一把八公斤重的铜钺矗立于战马之上，如同一个军队的旗帜一般，引领着军队的作战。

在妇好的少女时代，小妇好时常会听大人们讲一些排兵布阵的事情，明白在敌弱我强、敌多我寡的时候，以什么样的阵势冲锋能取得最好的结果。此时，这些宝贵经验终于在现实的战争中得以实现，妇好也忘记了自己的女儿身份，仿佛自己生来就要在战场上陷阵杀敌一般……

结局可想而知，妇好带领士兵大获全胜，连以前对妇好持怀疑态度的两位将领，也被妇好的气势所折服。武丁更不用说了，对妇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传奇祭祀

自妇好初战告捷，一时间妇好在朝中的声望急剧升高。而妇好也因为在战争中的良好表现，受到了武丁的额外嘉奖，武丁赐予妇好一座城，这座城边就是妇好出生的部落，这份赏赐不仅是对妇好出征的奖赏，更是丈夫对妻子的爱护，这份温情的赏赐，也让妇好高兴非常。

商有三大祭，春祭，祈生机；祖祭，祭祖祠；秋祭，祈收成。除了三祭外，时常还会有占卜和祈愿还愿之类的小型祭祀：战争要祈卜，喜丧要祈卜……总之，那时候几乎所有大事小事都要来一卦问问神灵的意思。因此，主持祭祀成了一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神圣的事情。

妇好虽为皇后，除了熟识兵法外，对祭祀占卜也非常感兴趣。平日里不仅向老祭司学习祈祷占卜之术，还亲自主持过小型祭奠活动。老祭司也很喜欢充满灵性的妇好，将毕生所学都教与妇好，期望妇好能够接过自己的衣钵成为大商主祭。

当时的祭祀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只是求神问卦，除了祈福外，还要记录一些琐事，将卜辞和琐事都记录在甲骨之上。在殷商墓中出土的龟甲中有大部分是卜辞和琐事的记录。

《易经》上书：“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作为当时殷商联盟势力边外的一个大方国，其活动范围已经深深影响到了殷商的安全。自鬼方与犬戎联盟之后，常常以各种方式对大商边境进行联合侵略性突袭，严重影响了大商周边安全。

这一天，犬戎族长带领一队人马，在边境进行骚扰袭击，让边境战事很紧张，此时镇守苪的是妇好的另一员大将——禽。

为了早日结束战乱，武丁决定亲征鬼方与犬戎，此战若是战胜，对于商朝来说北方会享受较长时间的安定，有利于殷商的发展。但若战败，后果也是不堪设想。这场战事关系到王国的生死存亡，在出征之前，妇好亲自主持了这次祭祀。

但这场战斗又岂是一次祭祀就能占卜明白的呢？战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了给敌人致命一击，武丁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阵容：妇好为主将，羽为右副将，镇守苪的禽为左副将，而武丁亲自出征督战，以鼓舞士气。

此次御驾亲征的上千人马浩浩荡荡，只等一声令下，就奔赴前线，抗阵杀敌。与此同时，武丁已经在进行内政大臣的人选考虑，这位大臣要有一定的建设性，对于殷商的发展要有独到的见解，能自立发展殷商经济。毕竟现在处于战乱时期，武丁因为时常参战的关系，对殷商的发展难免会有耽搁。此时，谁能担起这个重担呢？

其实，这个能发展殷商经济的大臣人选武丁早已心中有合适人选，这个人便是武丁流落民间时候认识的一个奴隶，傅说。

傅说本是一介筑墙奴隶，在武丁流落民间之时，便与傅说结识，傅说对于国家发展颇有见地，武丁想要重用于他，但碍于身份阻碍，不好委以重任，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大家信服他呢？

这天，武丁在朝堂之上，对众位大臣说道：“我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说有一个人会给大商带来繁荣。”大臣们一听便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随后，武丁叫人拿来一张兽皮，在兽皮上做了一幅画像，让人依照画上人的形象，寻找能够拯救大商的梦中人。

首先是从内宫开始逐个排查，接着是各个大臣，然后再下到各个地方官员排查，最后在各个城镇进行排查。商国虽小，但要想仅凭画像就找到一个虚无缥缈的人，真是大海捞针一般，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入夜，武丁在王宫的花园中赏月，手中的清酒随着手的摇晃，在杯中打着转。由于前一天的祭祀，妇好没有立即回到自己的城中，而是在宫中留宿，正巧看到了这一幕。

“未知君因何而愁？”妇好的声音自庭院的门庭传来，打破了武丁的沉思。

武丁将那张画有傅说形象的兽皮拿出来，“此君名说，傅家之奴，颇有城建之才，却奈何身份地位卑微，有才无处可施。”武丁说完看向妇好，妇好略微一笑，莺语道：“未知君有何意，可知其处？”武丁的心事一直都无法瞒过妇好。

“此人现在傅言（地名）为奴，明日我便要测其所处，北方战事已不得推辞，你我也好早日前往苪地，以抗鬼方。”武丁的话语中有着说不出的坚决。

妇好没有说话，但是在武丁看来，这便是她对自己最好的支持。

次日，妇好再次起坛，占卜画中人——傅说的所在地。祈卜之后，妇好将卜辞刻于甲骨之上，呈于武丁，卜辞上果然如武丁与妇好约定的那样。

就这样，武丁派人直奔傅言，将傅说这个奴隶找出来，并加封宰相，主管建设发展之职。这一切做完之后，武丁携妇好，带着羽一同向苪进发。

妇好与武丁刚刚到达苪时，就赶上了鬼方偷袭。武丁当机立断，立即派一个小队迂回包围，切断对方的撤退路径；妇好则从侧面插入，进行骚扰式攻击；另外，羽所带的亲兵分成两队，一队直接偷袭鬼方大后方，到犬戎进行突袭，另一队加入到正面防守，以保住城池。

武丁知道，这是一次激烈的战役，一方面是倾国而出的精兵强将，一方面是鬼方与犬戎的强强联合。鬼方不仅与犬戎结成战略同盟，还与羌方的关系暧昧，如果不连根除掉，势必会给大商带来极大威胁。要想打破这一僵局，犬戎是最好的突破口。

武丁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犬戎部落的势力并不是很强，羽带领五百亲兵到达犬戎部落之后发现，这里正规部队并不是很多，大部分士兵都已经前往正面战场，后方十分空虚。这次偷袭给犬戎一个重创，以羽胜而告终，这次胜利也让僵持的战事有所缓解，将商与犬戎的分界线向后者推移了三十里，直逼鬼方边境。

与此同时，妇好由侧面突袭也是战果显著，直接扰乱了鬼方与犬戎联合起来的战略部署，使得敌方对于此次进攻陷入被动，最终在与武丁的前后夹击下，将敌军全部歼灭。

战斗持续了七天。

初战告捷，武丁、妇好和羽、禽四人回到苪地，进行了一次战事商讨。禽认为，虽然犬戎已经撤退，而且将边境向后推移，却是不得不除的钉子，而且相比较鬼方和羌方两国，犬戎部落虽然勇猛，却是三个敌国中最弱的，正处于防御最薄弱时期，正好乘胜追击，不能让它再有喘息之机。

而羽则认为，此次事件，鬼方应该算是始作俑者，它现在能与犬戎相互勾结，就一定会与羌方联盟，再次对殷商构成威胁，所以鬼方必除。

这两个建议让武丁左右为难，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对付两个部落，舍弃哪一个呢？这时，一直沉默的妇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她认为，战争固然重要，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对饱受战乱之苦的子民一个交代，尽快进行恢复性建设，让子民休养生息，将苪建成边防大城，使鬼方以后不敢再与殷商为敌，而不是逞一己之强，将子民再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妇好的仁慈睿智，再次让武丁惊讶不已，因此他采纳了妇好的意见。

说到殷商的制度，实际上殷商当时是属于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内服是商人本族的活动区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属国，商王通过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本族和臣服的外族的事务。由此，商王控制着联盟的实际权力，与各附属国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第二天，犬戎派来信使，希望与殷商化干戈为玉帛，与殷商联盟，成为殷商的一个隶属部落。虽然武丁知道这只是犬戎的缓兵之计，但暂时的忍让可以为百姓换来暂时的和平，这个交易还是值得的，这也是妇好最想看到的结局。

解决完了边境战事，武丁立即带领妇好返回了都城。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正值乱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去解决。

不爱红装爱武装

经过这次激烈的战事，商朝与四大诸侯国之间形成了微妙的默契，由此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进入了历史上的武丁中兴初期。昔日跟随武丁南征北战，为国家稳定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们也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其中，最大的奖赏，莫过于割地封侯了。

众所周知，殷商有四大侯国，自商汤建国就有分封诸侯的先例，封侯制度在武丁时期已经较为完善。封侯就是指将有功之臣，家属和有能力的人分封土地，独立管辖，每年向都城缴纳税收。这样不仅方便管理，也帮都城减轻一些经济和军事负担。但如果不是自己信任的人，也容易发生占地为王的叛乱事故。所以，能得到封侯的奖赏，自然是得到了最大信任的忠臣。

自武丁回都之后，便将北方一个大城封给大将禽，这座城便是商朝后期的北燕国。而之前赠与妇好的那座城池，因为重新划定边界的关系，成了最靠近夷国的战略要塞。一旦妇好这个城被夺取，那么夷方入侵商朝就会长驱直入。但武丁对妇好信任有加，不仅没有换掉这个封地，而且派兵七千成为妇好亲兵，一切由妇好调度。

一般，从政治上来讲，君王不会允许附属国的军队比主国的军队多于三分之一。而此次给妇好增兵七千，此消彼长之下，妇好的军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这个比值。这不仅是武丁对妇好的信任，更是相信妇好的能力，希望她能守住这个要塞之地，以保大商平安。这种理解与信任远比花前月下的浪漫要来的实际得多，也厚重得多了。

也正是武丁对于妇好的信任和爱恋，才让夷国无机可乘。有妇好坐镇，再加上重兵驻守，大商边境真可谓固若金汤。虽然夷国在武丁时期同样兴盛，但是奈何地域狭小，在征服东方诸小国和部落之后，对于殷商这个庞然大物却是没有一点办法，对此，妇好功不可没。

古语说：欲攘其外，必安其内。自武丁重用傅说之后，傅说也不负众望，对周边城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改工作，在他的精心规划之下，整个殷商看起来如同铁桶一般坚固。有了这样一层安全保证，武丁才开始进行国家的内部发展。由于常年战乱，整个社会气氛较为低靡，民不聊生。为了改变这样的情况，傅说将所有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生产发展中来。

在傅说的努力下，民间畜牧业和生产业的繁荣达到顶峰。由于战争的原因，铸造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尤以青铜、黄铜产量最高，其次是铁器，最后是祭祀物品，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进步。

但这种短暂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武丁中兴中期，发现夷国边境有大规模军事调动，武丁立即命妇好进行严密监视，并且做好反击的准备。

这并不是武丁小题大做，夷国确实在全面调集军队，并在几天之内在妇好所在的城池外全速聚集，似乎是要与殷商来一次生死对决！

战场上，殷商的武器明显要比夷国的武器强很多，冷兵器时代的刀尖泛着凌冽的光芒，辐射着阴冷的寒光，肃杀之气瞬间弥漫在战场之上，妇好挥动手中的钺，向前一指，口中喊道：“杀！”所有的士兵都向敌方冲去。

钺：古代兵器，青铜制，像斧，比斧大，圆刃可砍劈，中国商及西周盛行。又有玉石制的，供礼仪、殡葬用。

虽然妇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但她也明白，一味的忍让并不是和平之法，对于那些被暴力冲昏了头脑的人来说，给他们点教训也是必不可少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不轻饶！

这场夷国主动挑起的战争，以夷国的惨败而告终。妇好的名声一时间传播开来，一般的小族再也不敢靠近大商一步了。

战争过后，妇好着实厌倦了战争无情的血腥。她默默地回到殷都武丁的身边，连续几天为战死的英灵进行祈祷，期望他们得以升天享乐。

依旧是那个庭院，依旧是夜色朦胧，武丁独酌于庭院之中，一天的祭祀之后的妇好留于宫中陪伴武丁。

武丁一声轻叹，吐出口中浑浊的酒气，月下是自己温柔美丽的妻子，妇好。而妇好，也只有在武丁面前才会显露出温柔的一面。是啊，在平民的眼中，她是高高在上的王后；在武将的眼中，她是杀伐决断的将军；在众臣的眼中，她是威严神圣的大祭司；在后宫的眼中，她是功高专宠的东宫……只有在武丁的眼中，她才是温柔的贤妻，是单纯柔弱的女人。

无法想象，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做到妇好这样，在外得体于人，在内贤良淑德。有妇好的陪伴，武丁似乎很高兴，这也是他最放松的时候。但他们的谈话却和亲亲我我没有一点关系。

“西方诸侯虽未有动，却甚是威胁，若鬼戎之辈联盟，我方虽有余力却也有损失。”那时候，距离殷商西方最近的一个部落是氐族族群，也就是后来比较庞大的氐族部落，还有就是在苪的南部，有一个骊山氏部族，对商的威胁较大。

西方诸族常年混战，不知道什么时候战火会烧到殷商，这也是武丁所苦恼的原因之一。因此武丁时常会跟妇好在一起研究当前局势，这似乎成了他们表达爱意和沟通的最好方式。自从妇好进入战场以来，对于战争已经了然于胸。除了对排兵布阵有很深的研究以外，对于外邦的分布和潜在威胁也有一定的了解，对哪里会出现战事、哪里暂时是安全的都有深刻的见地，是武丁最好的倾诉对象。

“夫君，妇好愿携兵西征，平诸侯。”妇好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武丁轻轻搂着妇好，此时，一切都在不言中……第二天，武丁命两位武将，连同妇好一同前往西方平诸侯，以妇好为主将，两位武将为左右侧翼，并且调集三千兵马一同出发。

妇好以逐个击破的方式先与较近的部族进行联合，击杀较远的部族，这样既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也可以使得较近的部族在战争的时候不会对商朝有所威胁。这些战术都是来自妇好的心血。

每个人的爱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人认为爱是朝朝暮暮，抵死缠绵；有人认为爱是心灵相通，精神至上。在妇好看来，爱就是要想他所想，忧他所忧，一个女人的价值如果只停留在美色上，那又如何能够长久呢？

武丁情深，妇好义重

在殷商北部的太行山脚下，坐落着数个游牧部落和一个较大的方国，土方与众小部落居住在草原，以游牧为生。本来与殷商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部族，却因为土方的蛮人对殷商进行偷袭而变得水火不容，而他们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掳掠物品和奴隶，这种行为岂是大商可以容忍的？

可想而知，武丁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了杀一儆百，他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以土方为首的太行山部落群。

但此时正值妇好产后，身体并未完全恢复。大将羽镇守南方，禽出征西方，其他的各个武将也都各有分管事宜，算来算去，想要真正平定北方诸族就只能请妇好出战了。

让刚生产完的妇好出战，武丁哪里舍得。但妇好明白，凡事要以国事为重，此时自己不挺身而出，还有谁能够帮他呢？只要有他这份不舍之心，也就心满意足了。

由于刚刚生下小王子，此刻又要带兵出征。武丁来到妇好的领地暂时住下，一是对妇好的关心，二是看看自己的孩子。两人在深夜探讨当前的战略局势，说到北方太行山部落群的时候，妇好和武丁的意见有些不一致。

妇好认为，擒贼先擒王，只要攻下土方国这个群龙之首，其他的部落就如同待宰的羔羊，虽然有风险，但收益巨大，值得一试。而武丁认为：应该先平复土方国周边邻邦地区的土著部落，然后再攻克土方，这样土方失去了小部落的支援，如同失去牙齿的老虎，尽管它会反扑，但是却已经构不成威胁了。但武丁其实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妇好刚生产完，如果贸然发起大型战争，怕她吃不消。如果先攻打小的城池，也能给她一点修养的时间。

妇好看出了武丁的心思。但一周之后，妇好说服了武丁。毕竟，对于战略部署，没有谁能比妇好更有经验的了，经历了数十场战役的妇好，已经初步掌握的行军布阵的基本经验，虽然不像后辈军事家那样系统，但是这却是上古时期的军事启蒙。武丁见到妇好的执著，也就不再坚持了。

经过了短短不到半个月的休息，妇好再次换上戎装，前往北方太行山地区进行对土方的围剿。妇好知道，这次如果要是不除此国，日后必将有大患。所以，尽管因为生产身上疲乏不堪，但是在敌人面前依旧英姿飒爽，没人会怀疑她的战斗力。

土方是属游牧民族，擅长骑射，马背上的功夫很好，所以来去自如，如何找到他们的弱点，一网打尽呢？

对此，妇好想到了八方围剿大阵。她领兵先将敌人团团围住，再将围剿的大阵打开一角，网开一面，这些节节败退的土方兵将见有漏洞可钻，于是纷纷退出大阵，逃往自己的大本营。此时，妇好乘胜追击，直捣巢穴，彻底挫败土方。很快，土方战败。之后，土方周边的部族也一同归顺，整个太行山便落入殷商版图。

没过多久，妇好又再次出征，讨伐西北羌方。甲骨文中有一条卜辞写道：“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意思是说征妇好三千兵马加上自己的军队万人一同讨伐羌国。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在上古时期，一场战争参战方最多只有千余人，此次派一万三千人前往讨伐，可见武丁对于羌方的灭国之心。自此，商朝从开国到此时整整扩展了三倍有余，其中有二十多个国家是妇好一人打下来的。

随着妇好参战次数越来越多，殷商的地域也开始庞大起来，俨然成为了当时周边最大的国家，再加上那时候风调雨顺，连年丰产，使得殷商到达了高度繁荣时期。

但妇好并没有怎么享受到自己的战斗成果，便去世了。

在妇好死后，武丁在她的墓穴上盖了一座祠堂，以供瞻仰和祭祀。武丁对妇好的感情很特殊，也许是思念，也许是愧疚，他对于妇好的离去总是难以释怀。在妇好下葬之后的一年中，武丁一直都梦到了妇好。经过巫师，祭司的占卜，说妇好在天上要有个人保护。于是，武丁决定把他珍爱的妻子许配给去世已久的贤王。因为商代人迷信鬼神，崇尚天命。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上帝、神灵与祖先。所以武丁才认为，这些死去的祖先会在阴世保护他的妻子，让她免受孤单之苦。

之后，武丁便为妇好举行了一个婚礼，妇好转嫁的人便是武丁的父亲——小乙。甲骨文的卜辞正是武王对祖先急切的询问。

“妇好嫁了吗？”

“大甲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吗？”

“成汤已经娶了妇好！”

……

终于，武王放心了，也不再做梦了。

也正因如此，武王在妇好死后追封为母辛，而后世称其为后母辛大概就源于此事。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武丁对妇好的感情，还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对于鬼神的崇拜。

打不开的墓室

妇好虽然为武丁南征北战，也没有忘记尽自己妻子的责任，她一生为武丁生下了七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她本人却在大商最兴盛的时候，成为了历史。

自从妇好死后，武丁十分伤痛，时常想念，不仅闹出了轰轰烈烈的“改嫁”风波，还追封妇好为后“母辛”，铸造后母戊方鼎，以供奉祠。

后母戊鼎，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原称“司母戊鼎”或“司母戊大方鼎”。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方鼎”出土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工作人员对于鼎上刻字的误读，曾经有段时间叫做“司母戊方鼎”。对于这口鼎的命名现在学术界已无争论。

几千年以后的1976年，在原殷商遗址进行探基勘探的时候（考古学用来进行古建筑结构的探测），发现了一处夯土断崖，经过三天清理，铲刮出长约140米的断面，这便是殷商房屋的地基，夯土地基的发现，为保护殷商遗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经过反复钻探，最终确定这里是殷商时期的一处墓穴，虽然表面上是一个房基，不过在最后一次用拧杆（一种加长型的探墓工具，需要两个人共同使用）探测时，发现了鲜红色漆皮，而另一位考古人员发现铲内有一件东西，经过清洗，发现是一件玉坠。一座墓葬就此呈现在世人眼前，此次发现的墓葬，基口长5.6米，宽4米，深约8米。当时考古人员对仅二十多平方米的竖墓穴并未有过很高的希望，毕竟商朝土地拮据，使用竖墓穴的很多，也很平民化。

可是，这个小墓穴中却屡屡出土珍品。最先出现的是一件陶爵，是一种夏朝之后盛行的酒杯，之后大量文物随之出土。

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层，距墓口深5.6米，在墓室中部有叠压在一起的3件象牙杯和大量骨笄，大概原是放在木匣中的。在其南面布满不同质料的随葬品，有石豆、成对的石鸟，精美的骨刻刀和一面铜镜，另有散放的骨笄多件。取出上层遗物之后，露出压在下面的文物，有两面铜镜，一件大石蝉，另有小石壶、石垒、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还有玉管，玛瑙珠等。出土时这些文物色泽鲜艳。清理完第6层已接近水面，但仍不断发现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刻有“司辛”二字的石牛、靠墓壁发现的殉葬的人骨架和狗骨架等。

骨笄指兽骨制的簪子。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男女之际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记。及虞夏之后，盖表布内丝，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而已。”

妇好墓虽然墓室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有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等，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是青铜器和玉器。青铜器共468件，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类别较全，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等，多成对或成组，妇好铭文的鸮尊、盉、小方鼎各一对，成组的如圆鼎12件，每组6件，铜斗8件，每组4件。司母辛铭文的有大方鼎、四足觥各一对。其他铭文的，有成对的方壶、方尊、圆斝等，且多配有10觚、10爵。

有铭文的铜礼器190件，其中铸“妇好”铭文的共109件，占有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且多大型重器和造型新颖别致的器物，如鸮尊、圈足觥造型美观，花纹繁缛。三联甗、偶方彝，可说是首次问世。

能够保存如此完好的墓穴历史上极为少见，或许这也是因为武丁对妇好的深情感动了上天，才能让妇好安眠了三千多年。

知识链接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女将军。“妇”是指嫁到商王室的异姓妇女。“好”可以写成带“女”字旁，也可以不带，表明她出生于“子”氏，“子”是她父族的氏名。庙号“辛”，所以出土器物上刻有“妇好”、“好”或“司母辛”、“司辛”等铭文。她是商王武丁3个法定的配偶之一，也是最有能力、最受宠爱的一位王后。

妇好墓出土了很多玉龙，而玉凤确只有一件，说明妇好对凤的极端重视。玉凤通高13.6厘米，壁厚0.7厘米，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此器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极为相似，是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的形象的极佳实物。玉凤高冠勾喙，短翅长尾，作亭立回首欲飞状，飘逸洒脱，舒展的长尾自然弯曲，尾翎有合有分，素洁无纹。身前有透穿镂孔，更使凤体丰满迷人。背部外凸的穿孔圆钮，应是供穿绳悬挂之处。凤的形象美丽、精巧，玉质晶莹润洁，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而持之难释。《山海经》上说：“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足见凤在当时还是道德、仁义的象征，也许当年妇好佩此玉凤，除了表示高贵，还寓吉祥之意吧。

中文名：吕雉

别名：娥姁

朝代：汉朝

民族：汉

出生地：单父（今山东省单县）人

出生日期：公元前241年

逝世日期：公元前180年

配偶：汉高祖刘邦

职业：皇后、皇太后

信仰：道家思想

主要成就：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葬处：与汉高祖刘邦合葬长陵

评价：吕雉初嫁给刘邦时，亲率子女从事农桑针织，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刘邦率众起义，吕雉被官府关进大牢，历经磨难，性格更加坚毅果敢。出狱后随刘邦转战军中，经历战争风云，增长了文韬武略。刘邦称帝后，封吕雉为皇后。她参与朝政，献策施计，辅佐朝政，机智权变，能谋善断，是一位有抱负、有韬略、有作为的政治家。刘邦死后，她临朝称制，掌握汉朝政权长达16年。

历史上对吕雉的评价毁誉参半。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事安排遗嘱的。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梦　毒天鹅的华丽蜕变

卿本善良

公元前242年，在山东单县的一个大户人家里，家丁来来往往地穿梭在走廊里，他们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原来主人的妻子难产，已经三天三夜了。吕文在书房里焦急地等待着，他一直回想着前两天晚上自己做的那个梦，他知道这一定是一个儿子，而且会是一个出人头地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妻子会难产呢？此儿会不会夭折？他心里一直在打鼓。不会的，一定不会的，要不然他不会做那样的梦。正在他左思右想时，突然“哇”的一生啼哭，声音洪亮而且有力。他兴奋不已，一步冲向妻子的卧室。正好赶上一女仆跑来报信。

报信的女仆告诉吕文说太太生了个千金，吕文听后心里纳闷：那个梦一定有讲究，但为什么夫人生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因为只有男孩才能成就霸业，女孩能成什么气候。但是不管怎样，孩子已经出生了，自是他吕家的后代，他不能总是纠结于那样一个梦而对妻子不管不顾。吕文来到妻子的房间，接生婆忙来道喜：“这孩子命大，我还从来没见过站着出生的孩子能安然降生。”接生婆的话提醒了吕文，他联系自己梦见五彩祥光进入妻子的产房，加之他曾经卜卦的签语：可与皇帝娘娘齐福，与真龙天子同寝，这种种的迹象表明此女今生一定不凡，想通的吕文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抱着女儿看了又看，把吕家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时光荏苒，吕雉由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了一个聘聘袅袅的大姑娘，吕家也因避难从单县迁至沛县。沛县县令是吕文的至交好友，县里的大小官员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想借机巴结县令，这几天吕家前来送礼的人络绎不绝，刘邦也前来凑热闹。按照规定，只有那些献钱超过一千的人才能到堂上喝酒，而身无分文的刘邦却斗胆在礼单上写下“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万”，这让吕文大吃一惊，赶紧出门迎接。

吕文迷信面相，他一见刘邦，便觉此人日后定能出人头地，绝非世间等闲之辈。他虽明知刘邦没有这么多的贺礼，但是此人如此胆大，可见此人的胆量和潜在的政治家素质。因此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将女儿许配给了刘邦。刘邦喜出望外，没想到自己这次的举动一石二鸟，不仅得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还得到了无数的嫁妆，真是天公眷顾。吕雉嫁给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丈夫，而且刘邦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这在旁人看来可算是遇人不淑，替她感到惋惜，可是人生的命运变化无常，谁能想到刘邦以后能成为皇帝，谁能想到如今吕雉嫁给刘邦是树缠藤，他日变成凤配龙呢。

自从吕雉嫁与刘邦，任劳任怨。刘邦家中并不富裕，而且刘邦是一个不着调的混混，整天和一些狐朋狗友鬼混，时常三五天不见人影。吕雉便带领子女农桑耕织，孝顺父母，自食其力。有一个这么贤淑的妻子，刘邦不是感激上天的恩赐，好好地与妻子过日子，而是整天到处闲逛，骗吃骗喝，甚至有一次在押解犯人的途中喝醉，致使犯人趁机逃走，他也因此只好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贤惠的吕雉没有嫌弃他，不辞长途跋涉给他送吃送喝。可吕雉嫁给刘邦，没有享受到一点家的温暖，没有享受到一点丈夫的温存，她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哪天刘邦在外面闯下大祸，自己和孩子也要跟着受到牵连。

没想到，刘邦真的闯下了大祸，他带兵起义，吕雉被关进大牢。牢狱的生活我们可想而知，一向不好过，吃不饱穿不暖算不了什么，还要时常忍受狱卒的打骂，吕雉在牢中吃尽了苦头。还好沛县的狱卒中有一个人是刘邦的好友，叫任傲，他见有个狱卒虐待吕雉，一怒之下将那个狱卒打伤，从此吕雉的日子好过了些。后来，经过萧何的多方周旋，吕雉终于离开了牢狱，可是她并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而是追随刘邦转战军中，开始了她颠沛流离的生活。

萧何，（公元前257～公元前193年）。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楚汉战争时。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后辅佐惠帝。

刘邦率兵攻打西楚都城时，项羽正在齐地平叛，刘邦趁机攻下了项羽的城池，这惹恼了项羽，项羽决心要扣留刘邦的家人作为人质，制约刘邦的行为。本来，刘邦有时间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人，可是他在攻下城池后，不是及时寻找家人，而是寻欢作乐，以致延误了时机，致使吕雉和刘邦的父亲被项羽俘获。父亲和妻子被抓，一般人应该都会感到心痛吧，可是刘邦这厮不仅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更加不是一个好父亲。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而刘邦竟狠心将自己的儿子、女儿抛弃，要不是大臣战将们求情，吕雉的儿女就会死在这个狠心的父亲手中。

吕雉和刘邦的父亲在项羽的军营中做了二十八个月的人质。这二十八个月里，吕雉吃尽了苦头。身体上的折磨算不了什么，让她寒心的是刘邦。有一次，刘邦、项羽对峙荥阳，项羽自知没有把握战胜刘邦，就拿吕雉作为要挟，项羽本想借此逼迫刘邦投降，没想到刘邦毫不在乎，这让吕雉很受伤，她对自己嫁的这个男人产生了怀疑，想到自己为刘邦吃尽苦头，刘邦竟这样对自己。也许这只是刘邦的权宜之计，但是这毕竟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如果真的惹怒项羽，吕雉将性命不存。

嫁给刘邦，幸也？悲也？吕雉可能一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冉冉升起的政治家

军旅生涯让吕雉看透了刘邦，看透了人生，她不再相信爱情，现在她唯一相信的是权势。有权有势才是王道，她全心全意地帮助刘邦，帮助他登上皇帝的宝座——在那个时代，女人不能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女人只能成为领导人的妻子——皇后，这是她的目标。即使刘邦有后宫佳丽三千，皇后的宝座也只能属于她，只要拥有凤印，她便能拥有她想要的一切。欲望让她变得更加成熟，她不再是那个一心只想相夫教子的吕雉，而是一个充满野心的政治家。

她为丈夫也算是九死一生，做过人质，进过监狱，受过酷刑，吃过苦头，这些她都认了，因为她知道刘邦要成就大事，自己作为妻子，必须做出相应的牺牲。刘邦让她心寒，但是这些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丈夫已经不能够信任，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她将她扬眉吐气的愿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她希望儿子能够成为将来的皇帝，那样自己的地位就更加高贵。跟随刘邦，成为他的皇后，她还要提心吊胆哪一个天刘邦将她废除，另立新后，而成为太后的话，就没有人敢将她废除。因此她将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儿子身上，她使出浑身解数帮助儿子登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中国的传统，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吕雉是刘邦的正室，她的儿子是最有权利继承王位的人，但是刘邦成为皇帝后宠信戚夫人，他想要破坏宗法制度，废除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吕雉早就知道刘邦有这种想法，她鼓动大臣，和大臣们达成一致，力保太子，甚至跪谢周昌，吕雉为了自己儿子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啊。

周昌是刘邦在沛县的老部下，他跟随刘邦一起起义，他们一家人都为刘邦出生入死，其中他的哥哥就被项羽杀害，所以周昌在刘邦面前说话很有分量。吕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就劝说周昌，希望周昌帮忙，打消刘邦废除太子的念头。周昌听从吕雉的言辞，坚决反对刘邦废长立幼。周昌口吃，他在劝说刘邦的时候，更加紧张着急，说话更加结巴，他说：“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本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可是周昌这样结巴地将这件事情说完，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这让刘邦开怀大笑，将废立之事暂时搁浅。

吕后很感激周昌，亲自跪谢，当然这只是形式上走走过场，周昌当然不会让吕雉真的下跪，但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吕雉为了权势真的是不惜一切。

这些还算不了什么，吕雉真正的政治手段还在后面。

废长立幼之事暂时搁浅，事情还没有解决，有人为吕雉出谋划策，让她去找张良。吕后动用自己的关系网，逼迫张良，张良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他只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武将，战略战术上他有发言权，至于刘邦个人的喜好问题他无能为力，但是他告诉吕雉，刘邦特别喜欢“商山四皓”，对他们器重有加，可是四人高傲无比，刘邦对他们也没有办法。

吕后知道后，费尽千辛万苦才说服“商山四皓”前来辅佐太子。她派人带着太子的亲笔信，还备了份厚礼前去寻找四位名人，这四位看到吕雉如此虔诚，便答应了吕雉的要求。吕雉安排四位贤能之士每天陪伴着太子，让他们一起上朝，一起读书，一起谈古论今，她希望这个方法能够有用。

有一次刘邦举行朝宴，太子协同四人前往。刘邦发现太子身旁有四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眉毛、胡须全白了，虽然四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却鹤发童颜，穿着讲究。刘邦很奇怪，就问他们是谁。我们知道，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虽然刘邦很仰慕这四个人，但是却从未见过这四个人，所以他并不认识他们。四位老人上前回答，并一一报上了姓名：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刘邦听后大为震惊，因为他虽然没有亲自前往拜访过这四人，但是也三番五次地派人请四位出山，都被这四位拒绝了，现在他们却呆在太子的身旁，他深感不解。

秦末天下大乱。著名隐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遂在秦及汉初同时隐居于陕西的商山。结茅山林。被世人并称为“商山四皓”。

四位老人回答刘邦的疑问，他们说陛下轻视读书人，又喜欢骂人。他们坚决不愿受到侮辱，所以他们是因为害怕恐惧才逃亡。而如今听说太子仁孝恭敬，又爱护天下读书人，天下人都愿意为太子效劳，他们也不例外，因此他们就来了。刘邦听后说：“烦请诸位好好替我照顾好太子。”四位老人在大宴结束后拥着太子离开了。刘邦看着这四位老人离开，指着他们对戚夫人说他一直想更换太子，但是，这四位高士都来辅佐太子，证明太子的羽翼已经丰满，难以撼动，对此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他希望太子将来能是一个好皇帝，能够像这四位说的那样，爱护读书人，成为一个仁君，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弃天下苍生于不顾。他还暗暗地佩服吕雉，夸奖吕后真是一位好主子、好母亲，真是一个有权有谋的女人！戚夫人听后，立即失声痛哭，因为她知道，她将来的日子不好过了。刘邦明白戚夫人以后将面临很危险的处境，但是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因此对戚夫人说：为我跳一曲楚舞吧，我为你唱一首楚歌吧。歌词说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翩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这首歌凄凄惨惨，唱出了戚夫人的心境，但是事已至此，只能听天由命了。

从此之后，刘邦再也不提废立太子之事。

吕雉成功了，在她的帮助下刘盈一步一步走向了皇帝的宝座。吕雉也顺利地成为了皇太后。但她是幸福的吗？也许在权势上她获得了满足感，她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女政治家，但是在婚姻、在家庭上而言，她却是失败的。她的儿子并不能理解她的一片苦心，在知道吕雉心狠手辣地害死戚夫人和刘如意后，她的儿子刘盈对此十分不满，他以弃理朝政的方式反抗吕雉的行为，最后因过度忧郁而病逝。

欲望，让吕雉变得成熟；欲望，让吕雉变得残忍；欲望，让吕雉变得无情。但是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

她抛弃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帮助刘邦，但是得到的却是刘邦的喜新厌旧；她倾其所有甚至是尊严帮助刘盈获得皇位，遭到的却是刘盈的厌恶与不解。她一生当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都不理解她，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只能将她的不满与不平寄托在权势上面，因为只有这些身外之物，才能将她空虚的心灵填满。这样她在追逐权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没有办法回头。

嫉妒的女人

吕雉在追求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没有回头的机会，没有回头的余地，因为她已经得不到平衡，她变得嫉妒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比她强大的东西，只有不断地毁灭，只有不断地追逐权势，她内心才能达到平衡。

在追逐权势的路上，刘邦还是没有吕雉心狠手辣。刘邦有时候还顾及兄弟之情、手足之谊，但是吕雉却一切以利己为中心，心狠手辣铲除异己。

汉高祖十一年的春天，淮阴侯韩信“谋反”（应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是中国每朝每代建立之初的“必经之段”，更应该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吕后与萧何沆瀣一气，将韩信诛杀。同一年，梁王彭越谋反，刘邦念及他为自己出生入死，将其贬为庶人，削职流放。彭越在流放的途中遇到吕后，他哭哭啼啼诉说自己无罪，希望吕后能够在刘邦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吕后表现得颇为同情彭越的遭遇，并答应他帮他在刘邦面前求情，保证刘邦将他官复原职，并将他带回了咸阳。

吕雉见到刘邦后，抱怨刘邦将彭越放走，并“教训”刘邦这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刘邦当初念及兄弟之情不忍杀之，现在听到吕后的分析，将其处死，但是吕雉还要求“夷其三族”，刘邦顺从了吕雉的意愿。就这样，彭越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吕雉就是这样心狠手辣，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吕雉想要得到的，她在刘邦狠心置她于不顾的时候就变得心狠手辣，她知道不能依靠任何人，不能信任任何人，因为她曾经是那样相信刘邦，但是她在刘邦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个正室的名分而已。

刘邦称帝八年，吕雉尽心尽力地协助他，因为吕雉明白这不仅仅是在帮助刘邦，更是在帮助她自己。她终于等到刘邦离世，现在她是政治的主角，她实权在握，她终于可以为所欲为，将她内心的不满全部发泄出来。她第一个嫉妒的人就是戚夫人，她用各种手段对付戚夫人，让她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

她在刘邦死后之所以将戚夫人作为第一个对付的对象，可见在她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够和刘邦夫唱妇随，但是戚夫人的出现搅乱了这一切，戚夫人将刘邦的心牢牢地锁住，剥夺了吕雉作为妻子的权利。吕雉一方面羡慕戚夫人，但是她对戚夫人的嫉妒和恨更多一些。刘邦的爱成了负担，成了罪过，也许戚夫人能够预料到自己的下场，宁可选择做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不要刘邦这份沉甸甸的爱。

戚夫人是一个有名的歌舞家，她多才多艺，擅长跳“翘袖折腰”之舞，她的舞姿优美，花样繁复。

嫁与刘邦，戚夫人并没有像童话里描述的那样过上幸福的生活，她战战兢兢地享受着刘邦对她的宠爱，她担心她的专宠会激怒吕雉。但是现在刘邦还活着，吕雉不看僧面看佛面，不会将她怎么样，甚至有时候还表现得如同亲姐妹般疼爱，但是戚夫人心里明白，只要刘邦去世，她的好日子就会到头。为了避免悲惨的境遇，她与吕雉展开了一场太子之争的战争。

刘邦宠信戚夫人，他倾向于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但是戚夫人的手段不如吕雉高明，她只知道在刘邦的身边吹枕头风，而吕雉却用实际的行动保住了刘盈的太子之位。在这一回的较量之中，戚夫人输了。输了的戚夫人知道自己的悲惨命运即将开始，她现在只希望刘邦能够多活些日子，那样的话她还能多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但是毕竟刘邦年纪大了，他随时都有离世的可能，果然，这件事情过了不久，刘邦就去世了，戚夫人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知道自己的好日子走到了尽头，她静静地等候厄运的降临。

吕雉现在可以不顾忌刘邦而处置戚夫人了，戚夫人应该没想到自己的下场如此之惨，要不然她应该会选择追随刘邦而去。

吕雉将戚夫人打入冷宫，囚禁在监狱里。吕雉嫉妒刘邦夸奖过戚夫人的头发好，她命人将戚夫人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拔掉，用铁链将她的脖子拴住，让她穿上粗布麻衣，每天做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防止戚夫人受不了自杀，吕雉派兵二十四小时看守，戚夫人以为这就是她的命运，但是她没想到更加残忍的折磨和更加巨大的痛苦还在等待着她。

这些折磨远远不能消除吕雉的心头之恨。吕雉先设计将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害死，后下令将戚夫人的双手双脚砍掉，把她的眼珠子挖出来。吕雉就呆在旁边观看这一切的发生，戚夫人在那里惨叫，而吕雉却在那里欢笑。吕雉嫉妒戚夫人，是她迷惑了刘邦，是她将刘邦抢走，她凭着她那勾人的舞姿和眼睛勾走了刘邦，吕雉恨她，吕雉要将她所有美好的东西摧毁，让她即使到了地狱也没法再勾引刘邦。戚夫人就这样被吕雉变成了“人彘”丢进了厕所。

人彘是指把人变成猪的一种酷刑。就是把四肢剁掉。挖出眼睛。用铜注入耳朵。使其失聪。用喑药灌进喉咙割去舌头。破坏声带。使其不能言语。然后扔到厕所里。这是吕后独家发明用来对付戚夫人的一种酷刑。

吕雉赢了，但她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她的嫉妒让她变得惨无人道，她的行为就连她的儿子都无法理解，刘盈看到戚夫人的惨象忧愤而亡。吕雉最后依然一无所获。

千古第一后

吕雉是心狠手辣的，那是因为爱情所致，只有在面对刘邦自私的爱时，她才变得惨无人道。但是她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她在政治上的功绩甚至比刘邦要高。她帮助刘邦夺得天下，辅助刘邦稳定四方。她无为而治，致使天下晏然。

刘邦临终前，吕雉遵从刘邦的意愿，安排能臣武将辅佐朝政。太子刘盈性格懦弱，吕雉成了大汉的实质掌权者。她相继重用萧何、曹参、陈平等开国功臣。这些大臣主张无为而治，吕雉也明白，经过这些年的战乱，人们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所以她制定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吕雉的这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为“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

为了巩固政权，吕雉剪除异己。她的心狠手辣就是在这个时候暴露出来的。吕雉害怕刘邦死后那些开国功臣造反叛乱，为了先发制人，她将那些手握重兵的战将，一个一个铲除，消除了战乱的隐患，保证了中央集权。

吕后是一个能屈能伸之人，她颇有政治家的风度。匈奴的冒顿单于趁着刘邦死亡之际，下书羞辱吕雉，他在书中说：“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看后很生气，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她强压怒火，在回书中心平气和地说：“我已年老气衰，发齿也脱落了，步行也不方便。”不仅如此，吕雉还派使臣赠送冒顿单于车辆马匹。冒顿单于看后感到甚是惭愧。正是因为吕雉的宽容大度，才避免了一场战争，使得大汉与匈奴化干戈为玉帛。

冒顿单于（？～公元前174年）。冒顿是人名。姓挛鞮。单于是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称号。于公元前209年。杀父头曼单于而自立。他是匈奴族中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统帅。

也许战争对于掌权者来说造成不了多大损失，但是对于民众而言，那就是灾难。战争使得很多人妻离子别，使得很多人丧子失兄，多少家庭因为战争而破碎，多少田地因为战争而荒芜。吕雉在遭受奇耻大辱的时候能够压制怒火，大度宽容，不能不说她是一个好的掌权者。身为女人，虽然她不能堂堂正正地坐在金銮殿上，但是能够垂帘听政，为天下苍生着想，实属不易。试想在那个年代，有几个女人能够忍受这样的侮辱，但是吕雉做到了，她知道冒顿单于的目的就是激怒她，挑起战争，但是她忍了，这一忍换来的是天下的天平。

吕雉是一个很出色的政治家，早年她辅佐刘邦打天下，晚年她辅佐子孙守天下，她有心狠手辣的一面，她有滥用私权的一面，但是她的功绩不能因为这些而被掩埋。

吕雉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巩固西汉的政权，打击诸侯王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她重用审食其，大封党羽，铲除异己，为了确保大汉王朝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审食其（？～公元前177年）。沛县人。是刘邦的同乡。以舍人身份照顾刘邦的妻子儿女。与吕后同时为项羽所俘。渐为吕后所亲信。后封辟阳侯。吕后时。任左丞相。权势很大。吕后死。陈平，周勃诛杀诸吕。他被免去相位。后为淮南王刘长所杀。

吕雉掌权期间做了很多大事，她命各个郡县推举优秀的农民，对他们进行奖励，这样对农民有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大家争相做优秀的农民，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使得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和谐与安定。在中国这个农业人口大国里，农民的素质高了，农村的风气好了，整个社会就更加安定了。

吕雉实行减轻赋税的政策，她改变秦税什收其伍为什伍税一，使农工商各个阶层的人都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不仅能增加国家的财富，也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吕雉还允许战乱时期逃亡深山野林中的农民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漂泊之苦她深有体会，她不想让更多的人品尝这种滋味，因此她下令，那些背井离乡之人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原先属于他们的财产现在原数奉还，官吏、乡民不准歧视打骂这些人。吕雉的这些政策深得民心。“落叶归根”是中国人的思乡情结，当初离开是迫不得已，现在政局稳定，人们想要回归故土，但是有太多的顾虑阻止他们回乡，吕雉的这个政策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让那些人得到恩惠，死心塌地的拥护大汉王朝的统治。

吕雉解放奴婢，让他们回家从事农耕，给他们自由，让他们获得做人的权利。也许当时人们没有这么强的维权意识与人权意识，也许吕雉在颁布这些命令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这么多，但是她的这些政策从现代人的角度看真的是在讲求人人平等，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自由。

吕雉裁减军官士卒，让他们转业回乡，妥善安置他们。这样做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同时还获得了民心。经过战乱的年代，能够过上平静安稳的生活是每个士兵的心愿，吕雉满足他们，让他们卸甲归田。

吕雉大赦天下，废除秦朝的严酷罪刑。秦朝的灭亡正是因为秦朝的酷刑，如果不是连坐，如果不是株连，那么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跟随起义，因为他们没有后路可退，横竖是死，他们宁愿选择一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吕雉废除因株连而夷三族罪和“妖言令”等苛法，为大汉的安定奠定了基础。

连坐是指中国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相坐，随坐，从坐，缘坐。

对匈奴，吕雉实行和亲政策，有人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但是这样做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保证边境的安定。经过连年的战乱，人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承受战争带来的创伤，因此和亲是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最好的选择。

吕雉没有带上皇帝的桂冠，但是她拥有和皇帝一样的实权。她没有男人的威武，但是巾帼不让须眉，她在管理国家上毫不逊色于男人。

吕雉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拥有实权的女性，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能够做到这样实属不易。历史上，对她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她的过错而忽略她的功绩。她是一位颇具风范的政治家，刘邦虽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但是如果没有吕雉的辅助，我想，汉朝也不可能在100年内就进入“文景之治”。

吕雉有小气的一面，但是她更有容忍的一面。在面对冒顿单于的羞辱时，她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从汉朝建国之初国家不稳定的情况考虑，将这口气咽下，以德报怨，最后获得冒顿单于的尊重，大汉与匈奴互通友好，保障了边疆的稳定，社会的安定，为人们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争取了时间。也许这样的羞辱只有女人才能碰到，也正是因为只有女人才能碰到，才显示出吕雉的与众不同。

吕雉掌权十五年，她的儿子刘盈心地善良，如果是在汉朝稳固蒸蒸日上的时刻，他应该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皇帝，但是他偏偏出生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一个需要强者稳固朝纲的年代，在这样的时刻，他不能承担起大任。还好有吕雉这个强硬的女人的存在，虽然有时她处理事情的手段过于毒辣，但是在那个不安的年代，如果她不能够做到坚韧、狠辣，那么我想她应该早就离开人世了。吕雉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她知道如何去治理国家，如何打理朝政，虽然她不能像武则天那样坐在朝堂上堂堂正正地处理国事，但是背后操作的她还是将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史记》对吕雉的评价是：“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司马迁看到吕雉为恢复汉朝的经济做出的贡献，身为女人，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能有如此成就实属不易，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她做到十全十美，尽如人意。

吕雉的父亲吕文，在吕雉出生前就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吕雉没有辜负吕文的期望，她的确应了吕文的预言。吕雉掌权期间，称制时出现五星连珠，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是，吕雉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统治者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

知识链接

汉初三杰：指汉朝建立时的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太后的男宠：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吕后要为二十一岁的刘盈选后。为怕自己控制不住新皇后。最后别出新裁地来了个亲上加亲。将自己尚未成年的外孙女张嫣嫁给刘盈。舅甥成婚。岂非乱伦？新婚后，刘盈同小皇后并没有真正的夫妻生活，只是同其他女子厮混。先是女色，然后是男色。当时，被封为郎中的好些人，头戴用漂亮羽毛装饰的帽子，腰围贝玉带，脸上涂满脂粉，这些大多是惠帝的男宠。

大婚后不久，有人密告惠帝，说这桩婚姻是辟阳侯审食其在枕边同吕后悄悄定下的。审食其与太后私通，刘盈已又羞又恨，又做了这件坏事，更是火上浇油，于是下决心报复。

审食其原是刘邦在沛县时的贴身家人，照顾吕后母子，两人关系已有暧昧。刘邦即位后，感念其护家有功，封其为侯。他与吕后依然旧情不断，刘邦也不加干涉。

一天，惠帝找了一个借口，把审食其逮捕下狱，准备治死罪。吕后也不便亲自出马为姘夫说话。这时一个叫朱建的人，走了惠帝男宠的门路，救了审食其一命。他找到惠帝的男宠宏孺，托他说情。他对宏孺说：“审食其一死，你的性命也难保。”宏孺吓了一跳。朱建分析道，你受皇上宠爱，审食其受太后宠爱，一旦皇上将审食其杀掉，太后为报复，也会把你杀掉。宏孺一听，很有道理，使出浑身解数，设法让刘盈赦免了审食其的死罪。三年后，惠帝抑郁成疾，加之纵欲，年纪轻轻就死了。

中文名：赵飞燕

别名：赵宜主

朝代：汉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出生日期：公元前32年

逝世日期：公元前1年

配偶：汉成帝刘骜

职业：舞蹈家，第二任皇后，太后

评价：汉成帝刘骜的第二任皇后赵飞燕，她舞技绝妙，与妹妹赵合德同封昭仪，受成帝专宠近十年，贵倾后宫。

当时民间曾流传有这样一首童谣：“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琅，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燕燕尾涎涎说的是姑苏赵飞燕的美貌。色迷心窍的汉成帝，年已不惑，膝下犹虚。为讨好赵氏姐妹，竟两次杀子，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成为“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古代版本。

赵飞燕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人物和神话般的美女。从某种意义讲，赵飞燕姐妹不自觉地担当了外戚王氏夺刘汉政权的工具。就她两人而言，入宫见妒，不得不采取自保的措施，属于人之常情，终其一生，并未干预朝政，也未谗害忠良。成帝死后，只好由侄子继位，外戚王莽在公元8年夺刘汉政权，改国号为“新”。

双梦　掌中花与肩上蝶

骨感美人叫飞燕

成帝死后，赵飞燕在皇太后的位子上，度过了长达六年的寂寞时光。直至哀帝驾崩，势单力薄的她再无靠山，一月之内便被贬为庶人。自知没有好日子过的赵飞燕于当夜自杀，曾经风光一世、权倾一时的绝代佳人，就这样香消玉殒了。想她在那夜最后一次倚门孤望，回首平生，终究一梦，不如归去，去到此生的起点，好来了断今生……

赵飞燕，原名宜主，姑苏人。正史中对她的记载甚少，《史记·外戚传》中说她是“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证明赵飞燕出身卑微，但在汉·伶玄的《赵飞燕外传》中，这位骨感美人的出身则被演绎的极为传奇。书中描写其母原是江都王之女，被封为姑苏郡主，后嫁给中尉赵曼，因不满丈夫长年不近妇人，红杏出墙，同江都王府里的舍人冯万金私通，有了身孕。据说赵曼不能生育，姑苏郡主只好佯称有病说要回娘家探亲，将此事同赵曼一说，赵曼二话不说满口答应。就这样，姑苏郡主在娘家生下一对双胞胎姐妹——宜主和合德。

只是这对双胞胎女儿既不能养在王府也不能带回家去，万难之下，姑苏郡主狠一狠心，把两个女儿扔到荒郊野外，让好心人抱走或者干脆让豺狼吃了，一了百了。然而，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两天后，姑苏郡主按耐不住牵挂跑去察看，发现两个女儿竟然还活着。姑苏郡主吃了一惊，认为这是天星临世，必有大贵。赶紧抱回交给冯万金抚养，这便是赵飞燕今生的起点。

虽有亲生父母，却不能相认。赵氏姐妹俩幼年成长，母亲不在身边，没尝过一天母爱的滋味。尽管就在亲生父亲家里，但是冯万金不敢透露真实情况，于是她们也只是被冯家人当作是两个孤儿来收养。成长过程中，经常受到冯家人的白眼虐待。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至少安稳，正当两姐妹快要成年的时候，冯万金暴毙，两姐妹被凶神恶煞的冯家人赶了出来。

姐妹俩沦落街头，只好靠卖唱为生。她们在长安一条偏僻的巷子里，租了一间破败不堪的屋子，巧的是，隔壁是一大户人家，主人赵临是阳阿公主府的总管。赵临是个太监，无儿无女，见两姐妹花容月貌，又能歌善舞，于是大发慈悲心，把两姐妹收为义女。姐妹俩千恩万谢，感激涕零，也就是这个时候，两姐妹把姓氏改为赵——赵宜主和赵合德，并通过义父的关系，辗转到阳阿公主宫里当侍女。在阳阿公主那里，两姊妹认真习艺，经过几年的训练，赵宜主终于练得像燕子一样轻灵，每每舞动即有翩然欲飞之势，再加上她本来就身段骨感，轻盈如燕，故从此改名为“飞燕”。

赵氏姐妹的美各有千秋，姐姐赵飞燕美在身段，那时候崇尚骨感美，赵飞燕骨感到了极点，身轻如燕。所谓“环肥燕瘦”，这“燕瘦”便是称赞赵飞燕的身段极具骨感美。而妹妹赵合德则美在肌肤，那水水的肌肤像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白嫩滑腻，据说她洗完澡从浴盆里站出来，身上不沾一滴水珠。两姐妹本来就聪明伶俐，艺术禀赋极高。在阳阿公主精心的调教下，她们对歌舞越加精通。

如果说平阳公主是卫子夫的福星，那么阳阿公主就是赵氏姐妹的福星。阳阿公主是汉成帝刘骜的姐姐，赵氏姐妹在阳阿公主这里得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一天，汉成帝来阳阿公主家坐客，阳阿公主大摆宴席，其间召歌舞伎为皇帝助兴。轮到赵飞燕上场，她姿容妖冶冷艳，肌若晚雪，身材苗条匀称，芊芊柳腰弱胜娇，舞态轻盈，婀娜曼妙，宛如天仙降凡尘。她那勾魂摄魄的眼神、优美动听的歌喉，使汉成帝刘骜瞬间为之倾倒。

汉成帝当夜便将赵飞燕接进宫中，把这位美人儿安排在淑德宫居住。飞燕深知皇帝后宫三千佳丽，既然入了宫，自己便已成为了这三千佳丽之一。虽然现在皇帝对自己颇有兴趣，但是这种兴趣却不是长久的，等到皇帝新鲜感一过，换了口味，自己便会成为那“见了新欢忘旧爱”中的“旧爱”。所以，为了能够长久地留住汉成帝的眼光，为了让自己在三千佳丽中脱颖而出，让汉成帝时时刻刻记得自己，赵飞燕来了个欲擒故纵的手段，一连三夜拒绝了汉成帝刘骜的临幸，书上说她紧闭双目、握牢双手、哭泣不断、颤栗不能自已，以至于刘骜一连三夜无法得到她。而三夜后，赵飞燕应召侍寝，使得刘骜龙心大悦，将她封为婕妤。而她的这种欲擒故纵的方法也让刘骜从此对她念念不忘，欲罢不能。就这样，赵飞燕开始了她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后宫生活。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赵飞燕很快就凭借自身的优势——无人可比的苗条身材和出神入化的舞技牢牢地抓住了刘骜的心。刘骜常常一连几天不去上朝，只为同赵飞燕欢宴，并常常经不住赵飞燕的诱惑，也加入舞池当中，和赵飞燕双双舞起来。赵飞燕对于舞蹈很有原创精神，她表演的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舞，她表演的一种舞步，手如拈花颤动，身形似风轻移，令刘骜十分着迷。

相传赵飞燕身轻如燕能作“掌上舞”。为此汉成帝曾为赵飞燕造了一个水晶盘，令宫人用手托盘，赵飞燕则在水晶盘上潇洒自如地舞蹈，由此可见其舞蹈的功力。唐代诗人徐凝在他的《汉宫曲》中形容道“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掌中舞从此成了赵飞燕的一个独有标志。

与令人赞叹的掌中舞不同，赵飞燕的另一个标志“留仙裙”则带了点梦幻的色彩。据说某一日，赵飞燕身穿云英紫裙在汉宫的太液池边表演歌舞，汉成帝刘骜一边敲玉一边为其伴奏，歌舞正酣，突然间狂风大作，正在起舞的赵飞燕在狂风中，裙摆飞扬，如风筝般飘了起来，仿佛要乘风而去。汉成帝刘骜看到这个景象，吓得不能自已，急忙命乐师不顾礼节抓住了赵飞燕的裙子，免得她被风吹走。等到风平之后，大家才发现赵飞燕的云英紫裙竟被抓得皱皱的。因为汉朝极为崇尚骨感美，而赵飞燕的这次经历也在好事者的渲染下，成了汉朝骨感美的经典事例，再加上赵飞燕迎风起舞的样子宛如仙子下凡，故没过多久，宫中的女子就开始流行穿一种皱皱的裙子，美其名曰：“留仙裙”。而这件事也给汉成帝刘骜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可怕回忆，为了防止再有此事发生，其后不久，汉成帝就花巨资命人建造一座七宝避风台仅供赵飞燕跳舞使用。而这座宝台也成为了后来赵飞燕冲冠后宫的一大有力证明。

有人说，人的容貌是一种天生的资本，而使用容貌，用资本生出利息这就需要后天的才华。赵飞燕本来舞姿婀娜，但跳舞是吃青春饭的，一旦人老珠黄，等待她的就只能是晚景凄凉。认识到这一点，她加快了争宠的脚步，她要的绝不仅仅是“进宫”，她要的是帝王对自己的永久垂爱。于是，她有意识地把舞蹈动作还原为生活步态，化艺术为现实，这使她的身段和风韵更增加了一层魅力。另外她还学会了用眼神说话，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常露出缠绵和甜蜜，每当她如泣如诉、含笑含痴，调皮地将媚眼抛向汉成帝时，汉成帝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拥有资本又善于利用资本生出利息的赵飞燕很快就彻底征服了汉成帝。从此，赵飞燕赢得了专宠。

也难怪，赵飞燕不仅窈窕秀美，而且公认的舞技超群，如此难得的绝代佳人，宠冠后宫是必然的，毕竟没有哪一个女子是她的对手。而作为中国古代的舞蹈宗师，赵飞燕即是在今天的舞蹈界也被奉为神话。

汉代的舞蹈基本上属于楚舞体系，在楚舞的狂放浪漫中融合了春秋战国时代祭祀舞蹈的优雅柔媚，当时最流行的是长袖之舞。赵飞燕就是长袖舞的高手，她穿着长袖舞衣，在盘上、鼓上或其周围跳跃徘徊。直至五代十国时期，这种难度颇高的舞蹈一直是宫廷乐舞的保留节目。

除此之外赵飞燕尤其擅长一种叫“踽步”的独特舞步，走起来好似手执花枝，轻微颤动。当时，除了赵飞燕，没人能走得那么娴熟自如，多姿多态。这是一种近似戏曲歌舞中“花梆步”的舞步。踮脚尖的“花梆步”，双脚可作轻快的碎步，无论进、退、横行，皆有一种飘拂之感，有如一个飘浮不定、神情恍惚的仙女在游荡。可见赵飞燕的轻盈舞技在我国的舞蹈史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赵飞燕能以“舞蹈家”的美名流传后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她会“运气”控制呼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气功”，因而能使舞姿轻盈优美。相传她穿着单薄的衣物，在风雪严寒的夜晚，站在露天，闭上眼睛“顺气”，不但毫无冷缩之态，全身反而暖意融融。

优美的舞步、婀娜的身姿、美不胜收的脸蛋，难怪汉成帝初见之下，就将她召入宫中，此后十余年为她如痴如醉、无法自拔。

专宠后宫的姐妹花

赵飞燕能歌善舞，通音律，晓诗书，妖娆媚艳，是一个天生的人间尤物。初时封为婕妤，后宫议论纷纷，都认为只不过是个惯于蛊惑的货色，难登大雅之堂。虽然貌美，但赵飞燕却不是徒有其表，她非常有心机。刚入宫时，她谨言慎行，处处小心翼翼，尤其对皇后非常恭敬，渐渐消除了皇后对她的戒心，拉近了她们之间的距离，在皇后被她设计陷害之前两人关系好如姐妹；又刻意低声下气地与宫中粉黛结好，也逐渐松弛了后宫佳丽对她的敌意，从而创造出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环境。

既蒙皇上宠幸，还得委曲求全，赵飞燕的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为了打破形单势孤的局面，于是有计划地在枕边进言，终于在她进宫半年之后，赵合德也被引进宫来，受到汉成帝的宠幸。

赵合德虽然比不上姐姐的蛊惑手段，但是她丰满的身躯，状若含苞待放的蓓蕾，粉雕玉琢，着体便酥，和赵飞燕娇柔瘦弱的体态形成了互补，迎合了汉成帝对丰腴之美强烈的补偿心理。

赵合德入宫数日，也被封为捷妤，宠爱有加。相传汉成帝有一个独特的嗜好——偷看赵合德洗澡。从赵合德宽褪罗衣、玉骨冰肌、兰汤潋滟，到自我欣赏、顾影自怜、关窗锁户、轻抚细拭，一幕幕活色生香的旖旎画面尽入眼帘，有画面、有动作、有表情、更有声音，从而激发汉成帝许多丰富的联想。正所谓：

宽褪罗衣玉色鲜，兰汤莫遣湿双莲；

那能不称檀奴意，自抚凝脂亦可怜。

玉骨生凉粉汗轻，冰绡拂拭雪肌明；

锁窗严密无窥处，时听香罗蘸水声。

而在赵合德与汉成帝度过第一个不眠之夜后，汉成帝就在欢畅无比，欲仙欲死中，把赵合德叫做“温柔乡”，还说“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这话有如谶语，后来果然印证。于是这“温柔乡”的也流传下来成为一个著名典故。

自此，两姐妹轮流承欢侍宴，日日与汉成帝花朝缱绻，月夕绸缪，好不快乐。不但后宫莺莺燕燕被抛诸九霄云外，就连原先宠爱有加的许皇后与班婕妤，也被冷落一旁。不仅如此，赵氏姐妹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常有意无意地迫害其他妃子，看到这种情况，一向以贤德著称的班婕妤也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以伺候远离深宫居住的太后为名主动请愿离宫，以保平安。

班婕妤是西汉出名的才女，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专门以辞赋见长的女作家之一。她是一个有见识，有德操的贤淑妇女，哪里经得起互相谗构、嫉妒、排挤、陷害的折腾，为免今后的是是非非，她觉得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因而自请前往长信宫侍奉王太后，聪明的班婕妤把自己置于王太后的羽翼之下，就再也不怕赵飞燕姐妹的陷害了，汉成帝允其所请。从此深宫寂寂，岁月悠悠。班婕妤惟觉繁华再好也不过终如一梦，藉秋扇以自伤，作《团扇诗》，又称《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班婕妤自知，自己如秋后的团扇，再也得不到汉成帝的轻怜蜜爱了。班婕妤主动退出后宫争斗，让赵飞燕姐妹喜上心头，只要再将许皇后铲除，这个皇后的位置就不怕到不了她们姐妹二人手里。

许皇后是汉成帝的祖母许老太后的侄女，其父是车骑将军许嘉。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赵飞燕决定先对许皇后下手。鸿嘉三年，赵飞燕为推倒许后，精心炮制出“许谒诅咒案”。她上书成帝，告发许皇后的姐姐许谒行巫术诅咒后宫已怀身孕的王美人和大司马大将军王凤。

所谓巫蛊之术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荒诞不稽的法术，但在汉代它往往成为人们敬之若神的禁忌。自打汉武帝晚年相信巫蛊，导致皇家内部自相残杀，汉宫元气大伤以后，昭、宣、元、成诸帝都对巫蛊恨之入骨，所以当成帝听到许谒又搞这个鬼名堂时，他的火气简直不打一处来。

这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成帝即位多年无子，好不容易王美人怀了身孕，这个腹中婴儿直接关系到皇统的延续。另外，王凤是王太后的弟弟，身居台辅的王凤成败关系到王氏一门的荣辱兴衰，诅咒王凤怎么不让王太后气绝！所以，王太后和成帝同时发怒，责令严惩许谒。许皇后也莫名其妙地被牵进此案，结果许皇后被废并幽禁于昭台宫，不久又被赐自裁。

就这样，铲除了皇后，赵飞燕于永始元年被立为皇后，赵合德也被封为昭仪，居昭阳宫。这座宫殿色泽赤红，以黄金做门槛，白玉做台阶，壁间的横木嵌入蓝田璧玉，以明珠翠羽做装饰。宫殿内所陈列的几案帷幔等物件，都是世间罕有的珍奇，最奢丽的是百宝床、九龙帐、象牙箪、绿熊席，床幔熏染了异香，沾到身上几月都不散。汉成帝对赵氏姐妹的宠爱由此可略见一斑。

一步登上皇后宝座的赵飞燕，一心一意地扑在自己的舞学上，她和妹妹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一种柘枝舞——这是一种双人舞，必须由两个心灵相通的舞者才可以演出，这支舞蹈无疑成了赵氏姐妹的绝技，除了赵氏姐妹外，无人能够胜任。

皇太后王政君六十岁寿辰的时候，赵飞燕不惜皇后之尊与妹妹赵合德一起为老太太表演了一场堪称空前绝后的柘枝舞。在宫中的一个露天广场，摆满了五百盆莲花，每一百盆莲花摆成一个S形，分别置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赵氏姐妹就在这样一个既华丽又复杂的舞台上展现她们的绝技。

起舞的时候，赵氏姐妹分别立于中间那一百盆莲花型的上下两方，头挨着头，各自的珠冠恰好吻合成莲花花蕊，然后她们的四肢分别弯曲成四片莲花花瓣，于是一朵巨大的人形莲花惊现于众人眼中。从一开始，赵氏姐妹就赢得了满场喝彩。接下来，赵氏姐妹在莲花中轻舞飞扬，身上的丝带幻化成千万种奇妙的景象，有时似一阵缥缈的烟雾，有时宛若一条条飞龙，让人叹为观止。表演结束后，刘骜龙心大悦，皇太后也芳心大悦，分别赠送姐妹俩九凤紫漆琴、九鸾紫漆琴。

赵氏姐妹凭借自身先天禀赋和后天优势，宠冠三宫六院，享尽荣华，一时间风光无限，贵不可言。但即使在后宫受到专宠，姐妹二人却终生没有子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里面究竟有些怎样的秘密？

不孕之谜

尽管已经登上后位，赵氏姐妹却依然终日烦恼。因为进宫多年，姐妹俩受尽专宠，却丝毫没有怀孕的迹象。如果不为皇帝生个龙子，皇后的宝座就会摇摇欲坠。没有子嗣就没有依靠，时间长了，权势地位，荣华富贵必然难保。红颜易老，如若帝王有朝一日变心，那么姐妹俩苦心经营的一切都白费了。我们不难理解赵氏姐妹此刻的心情。

起初，赵飞燕认为是汉成帝刘骜的问题，认为一定是他上了年纪，开始变得不中用。于是，赵飞燕想要让别的精壮男人使自己怀孕，不管是谁的儿子，只要皇后生下的就必定是龙种。赵飞燕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她认定是刘骜出了毛病，所以她必须依靠别的男人；二是刘骜天天和妹妹赵合德在一起，根本没空顾及自己，这就为她的计划提供了可乘之机。

于是赵飞燕开始利用她手中的权力，派亲信秘密搜集健壮的男人，暗查子嗣多的侍郎宫奴，几乎每天都偷欢，可谓夜夜为新娘。又怕被成帝听到，就修了密室一间，托言供神祷子，无论何人，不得擅入。其实是密藏英俊少年，不分白昼恣意肆淫。然而，宫里的耳目实在太多，尤其是那些看赵氏姐妹不顺眼的宫女，巴不得姐妹俩出乱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不久，一些关于皇后与别的男人私通的流言蜚语，还是传到汉成帝的耳朵里去了。

赵飞燕只好求助妹妹，也因此说自己在妹妹面前颜面丢尽，但聪明的赵合德也理解姐姐的一片苦心，而且自己能有今天全靠了姐姐的推荐，赵合德并没有责怪姐姐，只是叫她以后倍加小心，这种事传出去实在丢人，弄不好就要砍头。赵合德答应姐姐，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一天夜里，成帝与赵合德偶然谈及赵飞燕之时，略有不满的表情。赵合德此时已经知道赵飞燕私蓄男宠的秘事，连忙说：“臣妾的姐姐素来性情刚烈，容易招惹别人的怨恨，保不住有他人的诬蔑谗言，来陷害臣妾的姐姐。倘若陛下听信这样的谗言，赵氏一门将再无人！”说至此，赵合德泫然欲泣，如一枝梨花带水。汉成帝慌忙替合德拭泪，并用好言劝慰，并发誓不至于误信蜚言。后来有人得知飞燕奸情，出来告讦，都被成帝处斩。

赵飞燕感激赵合德对她的回护，特意推荐一个叫燕赤凤的宫奴。燕赤凤身体雄壮，并能够飞檐走壁。赵合德便趁着成帝不在时，与燕赤凤欢会。从此，燕赤凤轮流光顾飞燕与合德的内室。赵合德恐怕赤凤往来，招人耳目，于是企求成帝另筑一间房室，与赵飞燕的远条馆阁道相连。此后两处消息灵通，赤凤踪迹，随成帝为转移。

尽管如此秽乱春宫，赵氏却也始终没有怀孕的动静。偏偏这个时候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宫女为刘骜生下一个儿子。原来汉成帝因赵氏姊妹宠幸有年，但未生一男半女，时常忧心，便开始偷偷召幸其他宫人。当时担任皇宫女教习的是位美貌如花的宫女，名叫曹宫，她学识渊博，教授赵飞燕《诗经》。风流成性的汉成帝看上了曹宫，而赵飞燕立刻就有所发觉，她向曹宫询问，曹宫不敢承认——跟皇后争宠，那将引起杀机。可是几个月后，曹宫的母亲曹晓（她的出身也是宫女）进宫看望女儿时，发现女儿腹部膨胀，盘问怎么回事。曹宫告诉她说，是皇帝的龙种。当年十月，曹宫生下一个男孩。

赵飞燕得到情报，暴跳如雷。姐妹俩联合起来，对刘骜软硬兼施，赵飞燕更是使出她屡试不爽的绝招——一哭二闹三上吊。刘骜实在招架不住，在赵氏姐妹的逼迫下，初为人父的喜悦瞬间化为乌有，无奈而又悲伤地下了一道诏书。诏书内容是：立即逮捕产妇和新生的婴儿，以及在旁伺候的六名宫女，扣押特别囚房。切记，不可问该新生婴儿是男是女，或是谁的孩子。诏书还要监狱长迅速行动，把她们一网打尽，全部杀之。一大一小两个生命，就这样在充满血腥的宫廷中消失了。

赵飞燕谋杀了曹宫母子之后不久，又掀起第二场血腥事件。这次是许美人。美人和昭仪一样，也是封号，但跟第一级的“昭仪”相差五级。许美人出身高贵，而且拥有雄厚的姻亲关系，娘家很多人担任高级官员和继承高级爵位。这已使赵飞燕在心理上产生自卑，因自卑而恐惧，所以一旦反击，也更为强烈。

许美人也是一位美貌娇娘，汉成帝虽在赵氏姐妹严密管制之下，仍然钻空子召她上床。公元前11年，她怀了身孕。十一月，生下一个白胖儿子。一年之后，许美人又生子，这对赵飞燕姐妹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曹宫母子的惨剧，再度上演。当许美人刚分娩时，皇帝窃窃心喜，但他长久地被赵家姐妹降伏，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只暗中派宫廷侍卫官，陪同御医前去探望，又送给许美人三粒保养身体的名贵丸药。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汉成帝找了一个黄道吉日，趁赵飞燕兴高采烈之际，结结巴巴地向她招认罪行。这下可不得了，刚刚费了吃奶的劲断了一个孩子，现在又出现另一个孩子。在赵飞燕的指导下，赵合德先是泪涕交流，哭着哭着，又从床上栽下来，誓言不再活了。接着赵合德拒绝吃饭，皇帝就慌了手脚。几天后，汉成帝派人下诏书给许美人，许美人看了诏书后，立即把孩子装到一个小箱里，交了出去。可怜的孩子，还不知道正走向屠场。

只是这般费尽心机，赵氏姐妹为何还是始终没有生育？相传赵氏姐妹俩为使肤色白皙娇嫩，把一种秘方配制叫作香肌丸的药丸塞入肚脐。这种丸药是由麝香、高丽参、鹿茸等名贵药物制成的蜜丸，将其放入肚脐内，确实功效显着，用后可使人肤如凝脂，肌香甜蜜，但该药之毒却会经久滞留积蓄在任督二脉内，令女人终生不孕。另外，有一点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女人太瘦，脂肪不够正常数量时，就会出现内分泌紊乱，不易怀孕。长期使用这种药丸使得赵氏姐妹丧失了生育能力。没有后嗣，皇后地位难保，怎么办？既然我没有，那别人也不能有。于是，一场场扫荡后宫的腥风血雨就被拉开了序幕，一时间“生下者辄杀，堕胎无数”。

祸水之名因何来

民间曾流传有这样一首童谣：“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间仓琅琅，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说的就是赵飞燕，燕燕尾涎涎说的是赵飞燕的美貌，木间仓琅琅说的是她将当皇后。“燕飞来，啄皇孙”则说的就是后来赵飞燕杀害皇家子嗣的事情，这首童谣可谓一语成谶。

正是因为赵氏姐妹不能生育，再加上“燕啄皇孙”，汉成帝刘骜可真是注定了的断子绝孙。过度纵欲甚至不惜一死，他曾将赵合德比作是“温柔乡”，还说自己宁愿死在“温柔乡”里，果然是一语成谶。汉成帝最终就是死在赵合德的床榻上，魂断北宫。

漂亮的女子总会引起关注，更何况是赵氏姐妹这样的绝代佳人。只是自古如若帝王昏庸好色，导致国家衰败，大家一定把矛头指向帝王身边的女子，把国家败亡的原因归结为是红颜祸水，却不去指责帝王的昏庸好色。正如同汉成帝刘骜，他本来就拥有班婕妤这样既品性高洁又才情出色的女子为伴，见了赵氏姐妹仍丢不下他那好色本性。奈何他本不是楚庄王，只知一味的贪欢淫乐，最终在床榻上丢了性命。于是，后世给赵氏姐妹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尽管汉成帝也有一定的责任，可是她们滥杀皇嗣、秽乱春宫、淫害帝王，古代女子没有守好贤德，这祸水之名也不完全是冤枉的吧。再与同时代以贤德的班婕妤一比，被冠以祸水之名恐怕是铁定的了。

先前说过赵氏姐妹将皇家血脉赶尽杀绝，光是这一项罪名就恶不可赦。更何况，她们姐妹二人联手还秽乱春宫、淫害帝王。

她们为使肤色白晰娇嫩，所使用的一种叫做香肌丸的秘方配置，这种药丸确实功效显着，用后肤如凝脂，肌香甜蜜，青春不老。然而，撩人的香气更令汉成帝不能自持，不施云雨绝不罢手。在追求这样的满足中，他痴迷放纵，毫不节制，身体逐渐垮了下来，弯腰驼背，枯瘦如柴。有一天，成帝去长信宫朝见太后。太后看他一副“痨病鬼”模样，痛彻心腑，垂泪道：“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然而，汉成帝却不知悔改，依旧夜夜笙歌。

如此下去，汉成帝连走路都有点迟钝，面对着娇艳欲滴的赵合德，心有余而力不足。赵飞燕有“彭祖分脉”之书，她会配制一种助阳兴的春药，这种丸药服了就离不开，但上瘾后必须使药量逐渐增加。赵飞燕一来为了适应自身的需要，二来为了讨好刘骜，秘制了这种春药丸供刘骜性交之前吞服。关于春药，史书曾记载，这种丹药需在火种烧养百日才成，成后，用大瓮贮满水，把丹药放置在水中，水立即沸腾，再换来新的水，如此这般直至水不再沸腾，方能服用。

彭祖，彭姓，名翦，又称篯铿，中国神话中的长寿仙人，传说中是南极仙翁的转世化身，并以享寿八百多岁著称于世。

彭祖分脉：相传是彭祖流传下来的修行秘术之书，据说照着此书修炼便可千年不老。书中记载了彭祖长寿的养生秘术，其间涉及到男女欢爱之术。只是此书亡佚已久，早已无迹可寻。

于是，飞燕指导妹妹对成帝展开“春药攻略”，命方士献上“大力丸”。一种投到水里水就沸腾的药物，以皇帝之尊的千金之体，竟敢吞下肚子，以博一次，可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成帝每次临幸赵氏姐妹前就吃一粒，果然其效如神，龙心跟芳心同时大悦。皇帝就异想天开，认为吃一粒是一个大悦，如果吃十粒，岂不是十倍大悦？恐怕要舒服到九霄云外。那天晚上，赵合德与皇上略饮薄酒，赵合德带着微醉的撩人妩媚，与成帝说自己想要十倍的快乐，便一次把十粒大丹塞到成帝的嘴里。

很快药性发作，刘骜像一匹烈马，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初夜时分，成帝跟合德在锦绣帐里颠鸾倒凤。刘骜大战了不下十个回合，花样百出，赵合德都已经吃不消了，可刘骜还是那么威猛。终于，到了后半夜，刘骜突然觉得全身乏力，趴在床上站不起来了。到了午夜，他陷于昏迷。后半夜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第二天刘骜起来穿裤子的时候，突然不能自已，他大叫一声，一个跟头栽倒在地，精尽而亡。

皇帝暴毙后，赵合德还没来得及流下眼泪，已有宫女向皇太后飞奔报告。太后抚尸痛哭。虽然召来了一大群御医，已无力挽救。成帝之死，等于赵家姐妹势力的瓦解。

成帝死后，赵氏姐妹失势，积了十余年的怨毒，开始爆发。最初大家仅只造谣说可能是赵合德把皇帝谋杀的，后来则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就是她谋杀了亲夫。皇太后既悲且怒，下命宫廷总管、宰相、廷尉（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审问赵家姐妹，调查当时情形。

赵合德悲痛不已，又觉得自己被冤枉，可是这种隐晦之事，她纵有百口也难以辩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初掌权王莽追究责任，赵合德虽未毒死成帝，然而从前在宫里淫乱的事，若一经逮问，断难隐讳，况且要连累家里人一同坐罪。赵合德意识到气数已尽，于是哭了一阵，自己喝下毒药，追随刘骜而去。

绥和二年，汉成帝死后无子，由定陶王刘欣即位，即汉哀帝，赵飞燕被尊为太后。刘欣知道今日他能当上皇帝，跟昔日赵氏姐妹的多次美言关系甚大，所以他亲自对赵飞燕说，要保住她皇太后的地位。但是，赵飞燕心里很不放心，因为王政君对她一直没有什么好感。果不出所料，王政君在刘欣继位之后，便暗中命令司隶校尉解光调查赵氏姐妹的罪行。因为赵合德已经死去，于是矛头直指赵飞燕。

籍武首先发难，将赵飞燕姐妹如何害死曹宫母子以及逼迫汉成帝毒死许美人生下的皇子等事举报出来，并让太监靳严等人出来作证。司隶校尉解光将这些材料汇集，亲自给汉哀帝刘欣上了一道奏折，要求惩处赵飞燕。

汉哀帝感念赵氏姐妹昔日之恩，又对太皇太后王政君私自做主的行为不满，于是便命令解光以后不得再提此事。几天之后，汉哀帝找了一个借口，将解光解除了职务，流放到边关去了。太皇太后王政君见汉哀帝处处偏袒赵飞燕，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哀帝在位六年崩驾，随即平帝即位，赵飞燕第二度失去了靠山，与此同时朝中群臣纷纷站出来指责赵飞燕“失妇道，淫乱宫帏，不生育，断了皇室的血脉”，列出多项罪名，将她贬为孝成皇后，迁居到北宫，过了一个多月，再度被贬为庶人，要她去为汉成帝的守陵。赵飞燕自知大势已去，再也没有勇气活在这个世上，于当夜自杀北宫。

至此，两位贵倾后宫，深受成帝宠爱的姊妹花，在连绵的政治风雨中终于凋落成泥。赵氏姐妹的传奇经历让人扼腕叹息，正所谓：“赵家姐妹应相妒，莫向昭阳殿里飞。”身为女子，有花容月貌是生来的，有天下无双的舞艺是练来的，能够辗转进宫服侍帝王是靠着机遇的。她想抓牢一个帝王的心，从而博得一份名。殊不知，这宫门深四海，一朝行差踏错，便万劫不复。

在男权社会中，女子无论在哪个阶层都得挣扎。挣扎越高，那么，所承受的男权压力也越大，若不挣扎，便可能随时都会命丧他人之手。历史是无情的，人在世间，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走一步看一步，谁都没有错，而赵氏姐妹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究竟是谁人之过？佳人一朝不慎，即成千古祸水。若命里有这样的劫数，怕是躲不掉的吧。所谓“复闻飞燕啄皇孙，皇孙不死燕啄折”。若有来生，那一对绝代佳人还会做出入宫的选择吗？或许依旧身不由己吧。

知识链接

本文所讲的赵氏姐妹皆有同一个男宠燕赤凤，事实上，历代许多早年寡居的太后都有自己的男宠，例如赵太后的男宠嫪毐，吕后的男宠审食其，武则天和太平公主的男宠冯小宝，等等。这些宫中太后的男宠被称为“面首”，《辞源》一书中注释为：“面，貌之美；首，发之美。面首，谓美男子。引申为男妾、男宠。”同样，古代宫中尽管有佳丽三千，却也有帝王偏偏喜好男风，汉代的皇帝尤其是如此。于是，历史上便有许多因着帝王喜爱而出名的男宠，例如楚共王的男宠安陵君，魏安釐王的男宠龙阳君，汉哀帝的男宠董贤，等等。这些男宠常常艳冠六宫，独占帝王的宠爱，还为后世留下许多典故，最为出名的典故便是“安陵之好”、“龙阳之癖”和“断袖之癖”，因而后世也将男同性恋称为是“安陵之好”和“龙阳断袖”。

中文名：冯太后

别名：文明太后、文明皇后

朝代：北魏

民族：汉族

出生地：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

出生日期：公元442年

逝世日期：公元490年

配偶：北魏文成帝拓跋濬

职业：皇后、皇太后

主要成就：去胡汉化、改革新制

代表作品：太和新制

葬处：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平阳北），没有和北魏文成帝合葬

评价：冯太后属北魏皇族，本是官宦之女，因罪充公为奴。14岁时被选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妃子，后被册封为皇后。465年献文帝即位，被尊为皇太后。太后临朝辅政，定策诛杀丞相乙浑，而后归政献文帝。476年冯太后因献文帝诛杀其宠臣诛，将献文帝毒死，再度临朝称制达14年。

冯太后聪明果决，猜忌而长于权术，以重管重驾驭驭群臣，为其所用，展现出超强的政治手段。冯太后本是汉人，极力推行汉化。在两度摄政期间，在她的影响下，推行三长制、均田法、班禄制，将北魏的汉化推向巅峰，建立了农业大国的雏型，革除了相当多朝政乱象和贵族圈地行为，政策影响力陆续扩及后续所有朝代，甚至直到今日。

燕梦　卑贱出身成国母

北燕遗媛

西晋末年，战乱不断，匈奴、鲜卑、羌、氐、羯纷纷越过北方草原，进入中原，而中原则因五胡乱华而崛起十六个小国，冯氏北燕便是这时崛起的一方诸侯。

公元前458年，晋哀公即位不久，晋国六卿（智、赵、魏、韩、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晋国的实权，他伙同韩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着智伯又联合韩、魏围攻赵国都城晋阳，兵将水灌，企图一举灭赵。赵襄子以“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说服韩、魏，三家联合起来反对智伯，大败智军于晋阳，杀死智伯。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公元前403年，赵、魏、韩受封为诸侯。由于赵、魏、韩都孕育于晋国，因而，后世便将这片土地称为“三晋”。

依冯家所言，冯家祖上是先秦七国时的魏国国君毕万，因毕万在晋献公时立下大功，被封魏地大夫，从此毕万便以魏为姓氏。等到魏国被秦国吞并后，魏氏部族的一个分支流落到了山西境内的冯乡，便改姓冯，此后，冯氏宗族历经几变，几经流途，徘徊于三晋之地苦苦支撑。

直到冯后曾祖因军功渐渐发达，他的两个儿子，冯跋、冯弘先后做了北燕26年的君主，直到北魏太武帝进逼北燕，冯弘被迫逃亡高丽，并最终客死他乡。

冯弘有几个儿子，以冯后之父冯朗为首，加上冯崇、冯邈，为防止遭到后母慕容氏谮陷，联手逃出辽西，投靠了北魏。随后，冯朗被封为西城郡公，领秦、雍二州刺史。此时，冯后还尚未出世。

冯后的母亲，王氏，本是乐浪（今朝鲜平壤）人，是冯朗在北燕之时所娶。因为多年生活动荡，两人一直未有心生子，直到王氏随冯朗来长安为官之后，生活安定下来，二人才有心为后。

王夫人首先为冯朗生下一子，也就是冯后的兄长，取名冯熙。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22年），王氏又生下一女儿，这就是本文主角冯后。

冯后出生时，距祖上北燕灭亡已有六七年光景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已经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且与南朝形成对峙之势，而冯氏家族恰是北燕国后裔，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势之下，享受安乐已经成为泡影。

冯后出生后不久，哥哥冯熙就因叔叔冯邈战入蠕蠕（居于阴山一带的少数民族，也叫柔然），被人带着逃到氐、羌一带潜伏生活，多年以后才被找回。接着，冯家突遭变故，冯朗因一桩大案株连，太武帝下令对冯家进行诛杀。

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一般，但按照当时的惯例，冯氏因为年幼，又是女孩，逃脱了被杀的命运，而是被收入宫中，成为拓跋氏一族的婢女。

幼年遭此巨变，将小小年纪的冯氏从天堂打入了地狱。但不幸中的万幸，冯氏在宫中并未受太多的为难，因为她还有一个靠山，就是冯氏的姑母——冯昭仪。

话说冯朗兄弟投降北魏之后，穷蹙的冯文通在北燕大兴四年（434年）派尚书高颐奉表示加入魏国，请罪称藩，祈求太武帝收留，为表自己的忠心，他愿意将小女儿充入掖庭，为太武帝效忠。太武帝见冯文通的小女儿长得温柔标致，自然兴高采烈。冯文通就派人将最小的女儿送到了太武帝的宫中。不久，这个小女儿便被立为左昭仪，成为仅次于皇后的后宫红人儿。

得知自己的侄女儿获罪来到宫中，冯昭仪很是心痛，便向皇帝求情，让侄女儿与自己同住。就这样，在姑母冯昭仪的关照下，冯后并没有像其他充入宫中的奴婢一样吃苦受累，做下等人的工作，反而有机会学习琴棋书画和宫中礼节，为日后的发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就这样，在“雅有母德”的冯昭仪的关照下，冯后慢慢地长大了，但家道中落的心理落差、宫中的人情冷暖、身边人的世态炎凉，都让小小年纪的冯后有了一种超出年龄的智慧。

转眼间，冯后11岁，就在这一年，宫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北魏正平二年（425年）三月，中常侍宗爱刺杀了太武帝，秘不发丧，假托皇后赫连氏的名义将尚书左仆、谢兰延、侍中和匹等人召入宫中，一一擒获，并连同东平王拓拔翰一起秘密处死。

宗爱：北魏大宦官、官至大将军、大司马、太子太师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之后，宗爱立吴王拓跋余为帝。宗爱自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爵封冯翊王。又为总戎禁，又是坐召公卿，大权在握。但被宗爱所立为帝的拓跋余也不是傻子，极力想摆脱自己傀儡的身份，除掉宗爱以巩固皇权，这一变化被敏锐的宗爱察觉到了。权力冲昏头脑的宗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派心腹杀死了刚刚即位不久的皇帝。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短短几个月，宗爱连杀二帝，引得朝野大动。宗爱虽然手中握有军政大权，但皇命受于天，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做不了皇上的，还是要找一个听话之人来堵世人之口。不久，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立又迎立了宗室拓拔濬，也就是后来的北魏高宗文成皇帝。

拓跋濬也不是个碌碌之辈，在他继位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软硬兼施，迅速将纷纷议论的朝廷流言平息下来，显示出他的治国理政的才干和刚毅的性格，这场政变风波也总算是尘埃落定。

这一切都被一个小女孩看在眼里。短短的几个月中，朝廷上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残酷的争斗、流血、谋反、平息……都深深刺激了冯后的神经，宫中的争斗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实实在在、鲜血淋淋地摆在了她的面前，耳濡目染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宫廷争斗，不免使这位年仅十多岁的清纯少女对政治感受更加直观。她开始体会，开始观察，她明白：这戒备森严的皇宫内院隐藏着无穷的争斗和杀机，到处充斥着阴谋，到处充斥着血腥。只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唯一能够依靠的人，只有自己！

她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十三岁的文成帝登基不久，看到冯氏清丽脱俗又知书达理，对冯氏一见倾心。细问之下，知道她是冯昭仪的侍奉，便命她参加当年的贵人选举，这成为她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从此，她正式走上了北魏宫廷的历史舞台。

中宫里的爱情故事

成为贵人的冯后离开了抚养自己长大的姑母，搬到了文成帝的寝宫，开始了陪王伴驾的新生活。文成帝对冯氏也非常喜爱，虽然还有其他妃嫔在侧，但没事的时候总是喜欢来冯氏这里闲聊，而文成帝的施政风格也给了冯氏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后宫阶层等级分明。皇后位列后宫之首，其次左右昭仪，再次是贵人。随着文成帝渐渐成年，是时候该立后了。

在历史上，别的朝代国君立后都是直接立后，而拓拔北魏则有一个习俗：提名制，先提出皇后的候选人名单，再分别进行评比，通过测试选出最佳人选。是什么样的测试呢？

这个测试便是“手铸金人”，皇帝下诏仅仅是确立皇后的资格，而各位候选人能否“手铸金人”才是其能否成后的关键。如果“手铸金人”失败，就失去了皇后候选人的资格，以后都不可以再立储后。

在北魏时期，金属铸造业已非常发达。宋末元初，大学问家胡三省在他的《资治通鉴》注中曾说过：“魏人立后，皆铸像以卜之。慕容氏谓冉闵以金铸己像不成。胡人铸像以卜君，其来尚矣”。意思是说：铸造金像也许是为了占卜，也许还有更多的意义在里面。这与佛教造像的本义并无关联。

“手铸金人”看似简单，成功率却很低。在冯氏之前，有三位皇后候选人都没能成功。

而内功之中的争斗还是其次，主要是铸造时候的工艺，那是一门技术，虽然铸造业很发达，但是他们都是女孩，即使在之前有过练习，但毕竟不是专业的。

首先，“手铸金人”要将金块融化成金水，但金块有大有小，有粗有细。如何辨别它的纯度，是否含有杂质，是否混有别的成分……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铸造金人的时候要有大量太监宫女协同完成。最后，这门技术还需要经常练习和一点点的运气，哪怕是铸造的模子和融化金水的坩埚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铸造失败。

这是女子们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最后一站，跳过去了，成龙成凤，跳不过去，便是前功尽弃。但是，冯氏没有成为第四个“金人牺牲品”，她做到了。

太安二年（456年），18岁的冯氏被文帝正式立为中宫皇后。

上天对冯氏还是眷顾的，虽然童年时期命运多舛，但从她晋封贵人到成为皇后，却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看着那些犹自苦熬的宫女，冯后知道自己的命运从此和一个男人紧紧相连，这个男人就是皇上。经过几次大起大落，早已让少年的她从骄矜幼嫩变得熟谙世事。她明白，“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宫中向来少不了年轻美貌的新人，要想维持住皇上的宠爱，还要另想办法。

太安四年（458年），文成帝率兵亲自巡视阴山，所到之处，不少部落酋长率领部族求降，得知此事，冯后为文成帝大扬声威而欢呼，并且陪同他一起观看庆典，尽显国母风范。对内，冯后对文成帝的乳母常氏恪尽孝道，还为文成帝生下一子，名为拓跋弘。这几步冯后走得紧凑扎实，不仅得到了民众承认，长辈撑腰，还诞下了皇家血脉。如此一来，冯后为自己在宫中宫外、朝野上下，赢得一片赞誉。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454～476年；在位465～471年）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皇帝。是文成帝拓跋濬长子。456年被立为太子。465年继位。他崇文重教，兴学轻赋，喜玄好佛。

但聪明的她没有得意忘形，她明白这些面子工程顶多算锦上添花，最根本的还是要笼络住皇上的心。无论是什么时候，冯后对文成帝都温柔体贴，尤其是成为皇后以后，她深知文成帝为国操劳的艰辛，总是尽心尽力为他排解各种烦闷。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异常短暂。也许天公不作美，嫉妒人间的一切美好。冯后与文成帝和谐美满的后宫生活在冯后成为皇后不到十年的时候，便画上了句号。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北魏举国哀痛，年仅26岁的文成帝英年早逝。被拓跋焘誉为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驾崩于平成皇宫太华殿，这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瞬间从皇宫传遍京城。刚刚过了几年平静幸福日子的冯后，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一方面为丈夫英年早逝而悲伤，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命运多舛而哀痛。

按照北魏旧俗，君王死后，要在三日后进行“烧三”的祭祀仪式，将文成帝生前的生活用品、御用器物等进行焚烧，以寄托生者的哀思。这一天，冯氏作为皇后，带领后宫众嫔妃和文武百官一起参加凭吊仪式。文成帝的生前物品被摆放到祭坛，待众人的参拜、祷告仪式终了，便被熊熊的大火吞噬了。看着被炙热的大火烧得变形的物品，冯后的心在滴血。这烧的不是死者的物品，分明是她活生生的回忆。待这些烧过之后，他的体温，他的记忆将从此化为乌有，成为历史。为何上天不给自己多一点幸福的时光，所有的好东西都要先让自己得到，再残忍的全部收走！为何要让自己独自承受这一切！想到这里，万念俱灰的冯氏决绝地向正在燃烧的火堆奔去，既然上天要收回这一切，就连我也一起收走吧！众人被她突然的举动吓呆了，幸好身边的卫士眼疾手快，将马上就要投入火堆的冯氏救了回来。

重新恢复清醒的冯后再也没有哭泣。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之后，她似乎对自己、对命运又多了一些透彻的感悟：自己生来坎坷多磨，但是总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或许这正是冥冥中神灵的安排，既然如此，为何不忍一忍，挺过这一关，也许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并不遥远。想到此，冯后悲伤的双眼中透出一股坚毅，既然天不灭我，又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我一定要活出个样子给你们看一看！

国不可一日无君，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在文成帝死后第二天，冯后一直照料抚养的皇太子——拓跋弘继位，名号献文。冯后被尊称为皇太后。此时，皇帝年幼，政局不稳，朝中经常出现结党营私的谋逆之事，为了防止大臣专权，也为了让皇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得到献文帝的允许之后，冯后下诏通告群臣，称自己将临朝称制，掌控朝政大权，以杜绝年幼的皇帝在当朝期间再发生朝廷奸臣谋逆之事。

冯后此时并没有称帝的野心，皇兴元年（467年），她见朝政已经稳定，拓跋弘在自己的辅助下也已经对朝政有了一定的掌握，为避免惹人非议，冯太后当即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将一切朝政大权交于初为人父的十四岁的献文帝。

虽然此次冯太后临朝听政前后仅有十八个月，但凭借她在宫中多年来养成的政治敏感以及非凡的胆识，对稳定北魏动荡的政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激战十六州

自冯太后于皇兴元年（467年）释权之后，献文帝开始掌握实权。也许是对冯太后的垂帘听政仍有芥蒂，也许是学习冯后的集权策略，他掌权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消除冯后在朝中的影响。冯后在垂帘听政期间提拔与信任的官员大臣后都被贬谪了不少。

也许是预料到了这种后果，冯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吃惊，在宫中，每个人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自己装聋作哑，含饴弄孙，也不失为一种平淡的福气，又何必因这些事扰乱心神呢？

但有些事情躲也躲不过，在冯后与献文帝之间，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奕。

李奕，本是一位朝中官宦之子，不仅多才多艺，还仪表堂堂、善解人意。自文成帝死后，年轻的冯太后不耐守寡的清冷与孤寂，与李奕发展出了一段不轨的恋情。其实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北魏是少数民族政权，北魏拓跋氏在婚姻关系上尚且保留着许多原始婚姻形态与遗风，男女之间不甚设防，贞洁观念更是淡薄，何况是敢爱敢恨、看透世事的冯后呢？但后宫中的情事从来都不单纯，一点小事都会引发惊天的大事。

李奕有一哥哥。李敷，在朝中任尚书，李敷有一位好友，是相州刺史李䜣。说起这个李䜣，也是个传奇人物。

李欣，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阳人。是当时中书院的学生。幸运的李欣在中书院学习的时候，被太武帝发现，见他聪明伶俐，便对旁边的侍从说：“此小儿终效用于朕之子孙。”意思是，这个后生有才能，应该能让我的子孙受用。

果然，文成帝继位以后，便封李欣为相州刺史。李欣也不负圣望，为政清廉，当地百姓对他评价很高，在他任职期间，曾上书建议州郡各处各立学官，使得学者、文人才子以及文士去授业就职。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相州发展迅速，成为各个州中发展最快的地区，一时间，李欣炙手可热，各州县对李欣巴结贿赂，李欣一时被冲昏了头脑，也就照单全收了。

尚书李敷与李欣之间交情较好，也对李欣因功受贿有过劝说，但是都被李欣拦下了。

后来献文帝当权，听闻李欣有如此罪证，本就刚刚从政想要立威，正好拿李欣开刀。李欣被捕之后，李欣的女婿裴攸劝李欣，将所有罪状都罗列到李敷身上，来减轻自己的罪行。

对于这段历史，在北史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欣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谓其女婿裴攸曰：“吾与李敷，族世虽远，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劝，昨来引簪自刺，以带自绞，而不能致绝。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为为他死？敷兄弟事衅可知。有冯阑者，先为敷杀，其家切恨之。但呼阑弟问之，足可知委。”欣从其言。又赵郡范标具列敷兄弟事状，有司以闻，敷坐得罪。诏列欣贪冒应死，以纠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为厮役。

髡，音［kūn］，中国上古五刑之一，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是一种耻辱刑，主要流行于中国古代夏商周到东汉。当时的人蔑称他们为“髡人”。

为保住自身性命，李欣捏造了李敷所谓不可告人的“隐罪”二三十条，献文帝借机下令，将李敷以“连坐”诛杀了李家三宗之内的所有人。这年冬天，李弈与哥哥李敷、堂兄弟李显德等人同时被杀。

自己中意的情人无辜而死，让冯太后无法容忍，据《北史·后妃传》载，献文帝诛李弈，“太后不得意”。于是她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声威与势力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

她找的理由很简单，献文帝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就是痴迷佛法。经常将朝政之事搁置一旁，与朝中大夫和僧人一起谈论佛学玄理，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些不满，冯后就利用这一点，对献文帝大力打压。

在冯后的强大攻势下，献文帝被迫禅位，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不满5岁的拓跋宏。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年）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皇兴五年（471年）八月，拓跋弘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统治生涯，以自己出家专研佛学为名，由5岁的拓跋宏继位，号孝文。而自己则以18岁的年龄，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

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冯太后又亲自发起了一次政变，不过这次政变所针对的不是皇帝，而是政权。

由于成为太上皇的献文帝依旧把持政权，冯太后于是再次出面，利用自己在朝廷的人脉对朝廷开始动些手脚。这天，朝廷突然发布戒严令，京师上下气氛紧张，宫禁中更是戒备森严，太上皇拓跋弘接到太皇太后的诏书宣他觐见，在去往东宫的路上，一批伏兵突然蜂拥而上，将拓跋弘生擒，并且强行软禁起来。不久，这个短命的太上皇便被冯太后鸠杀于平城永安殿，冯太后再次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扫清了一个障碍。

史家非议

献文帝死后，冯太后再次执掌朝纲，而此时她也面临了新的挑战。

地方贪官污吏刻剥民用，使得到处都有民众反叛，也使得北魏统治面临着潜在的威胁，而朝廷上，随着献文帝之死，过去老政权的弊端开始显露，朝廷政局再度动荡起来。

冯太后当权之后，首先对当初诬陷李敷的李䜣痛下杀手，冯太后杀死李䜣目的有两个，一是顺应整顿吏治之风，树立良好的从政形象，其次是为她的下一步计划做准备。随后，冯后又先后处死了秦州刺史尉洛候、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一连串贪官。

贪官得除，自然是安抚了民心，而一些为政清廉的清官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嘉奖和表彰，充分显示了冯太后赏罚分明的施政风格。

有政变就要有流血和牺牲，冯太后深知这一点，为了让自己手上的政权更加稳定，她开始大开杀戒，所有遭到猜忌的官宦和大臣都被清洗，从根本上震慑了朝纲也巩固了政权。

除了这些铁腕手段之外，冯太后又提拔了一些没有政治野心的官员，这些官员有些还是献文帝提拔起来的死忠之党。魏书卷九十三列传节义第七十五记载：娄提，代人也。显祖时为内三郎。显祖暴崩，提谓人曰：“圣主升遐，安用活为！”遂引佩刀自刎，几至于死。文明太后诏赐帛二百匹。对于娄提的忠心，冯后不仅没有怪罪反而进行嘉奖。这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朝中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冯太后还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士，组成了一个以她为中心的领导集团作为议政班底，为己所用。

而在私生活上，自李奕被杀之后，冯太后更加毫无顾忌，不少有才能又健美的男子成为她的新宠，而一些特别优秀的还被提拔为官员，成为冯太后的心腹。

在冯太后当权期间，对内宫的宦官也有提拔，宦官本是宫中供事，经常生活在帝妃周围，自冯太后当政之后，将有才能的宦官引为亲信，像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层小宦官得到了提拔。

但是，为避免宦官专权，冯太后对宦官的约束也很重，《魏书·皇后列传》称：“（冯）太后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太后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还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随着以冯太后为首的中央政权逐渐稳固，冯太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太和十年（486年），以冯太后为首的中央政权协助刚刚掌权的献文帝，在地方基层组织进行宗主督护制的改革，将宗主督护制改为“三长制”。

自西晋灭亡，居于北方的列强世家较多，常设坞壁自保，自给自足，北魏建立以后，将这些聚族而居的世家坞主任命为宗主，行使地方政权，而其余豪强则为地主，与宗主的行事权力相同，这便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

在这一制度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与当时实际人口脱节，而政府征收调户时只能根据户籍登记户口。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国家的赋税、军役、征讨、发配等在数额、轻重上不平均的情况发生，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

将这些豪强隐匿起来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方面可以抑制豪强势力，避免局部暴动和骚乱的发生，大臣李冲在得到冯太后的提议之后向刚刚掌权的献文帝提出实施三长制。

三长制就是以五里为一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地方的基层结构，将五家为里，五里一邻，五邻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此便是三长的由来，由本乡既有办事能力又德高望重的人充任，负责检查户籍、催征赋役、管理生产和维护治安。凡是任命三长的人都可以免除一到两人的官役。

这个制度一经提出，就在小小的朝堂上掀起了了空前的辩论，以中书令郑义，秘书令高祐等人为首的众臣提出反对，认为这项措施还是极难推行，对冯太后说道：“太后倘若不信，只管试行，只怕，事败之后当知臣等所言不谬。”著作郎傅思益更是对其危言耸听：“若是改行此法恐生扰乱，三长之制不可执行。”

著作郎，官名。三国魏始置，属中书省，为编修国史之任。历代治置，宋代掌修纂“日历”，明代废。

而以太尉拓拔丕为首的大臣却是极力赞同：“太后陛下，臣以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冯太后见众人对改制意见很难统一，便止住了众人的争论，宣布道：“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脾阴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来又有何不可？”群臣见她心意已决，那些持有异议者也只好闭口缄默，俯首听命。

在孝文帝主持，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李冲的建议得以实施。这一改革，使国家内部上层政权对底层政权的掌控更加牢固，避免和平定了一些地方上的动乱，为北魏后期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次改革，收获最大的就属孝文帝了。自太和新制以后，孝文帝在朝中的声望急剧扭转，由太后娘娘手中的一个傀儡，到有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依旧有些青涩，但较以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了。

辅政强硬，唯心仁慈

借着太和新制这个浪潮，冯太后直接将孝文帝推上了风口浪尖，将手中的政权交予孝文帝，而此时的孝文帝也已经真正成熟起来，继承了冯太后未竟的事业，继续进行新制改革。

而冯太后也由此开始转变形象，放下权力争斗，开始向慈祥的祖母转型。

冯太后对孝文帝的教导很全面，从《劝戒歌》到《皇诰》都是她亲自所著，作为未来孝文帝执政的一些学习指南和行为准则，从思想上灌输治理天下的思想原则，以使他更加符合成为一代明君的要求，同时，冯太后还以身传教，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对孝文帝进行教导。

冯太后在生活上十分注重简约节省，临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鹰师槽，禁止上供鹰类的伤生鸷鸟，平日穿戴都是一些没有花纹的缦缯，从来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改变了宫廷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完全杜绝了铺张浪费的奢侈菜式。

在冯太后的表率下，孝文帝也养成了节俭朴素的习惯，坐骑的鞍辔都是用铁木做的，并无金雕玉缕，对此冯太后表示了极大的赞赏，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太后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个时候一般她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练。

在政治上的铁腕无疑成为了冯太后的招牌，但在日常生活上，她却十分仁慈和善。

一日，冯太后身体不舒服，后宫太医将菴闾子用做给冯太后调理身体的药食。可是，主事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来一碗米粥，由于粗心他居然没有发现在粥中有一只数寸长的蝘蜓，也就是壁虎，在冯太后正要张嘴吃的时候，用勺子轻轻一搅挑了出来，在一旁奉侍冯太后的孝文帝见此状大为恼火，要将粗心的厨子拉出去杖毙。

菴闾子：一种药材，味辛，苦、性温。活血散瘀，祛风除湿。

冯太后反而笑着摆摆手将他放了。这件小事让孝文帝感触很深，直到很多年以后也没有忘记。甚至在后来自己遇到同样事情的时候，也如同当年冯太后一样一笑了之。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后逝世于平城皇宫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临终前，降下遗旨，并书之金册，安排了自己的后事。

遗旨上说：她死后，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务行俭约，其幽房设施、棺椁修造，不必劳费。陵内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

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十分伤痛，连续五日滴水未进，毁慕哀悼，不顾众臣的劝解，对太后的陵墓规格没有按照太后的遗旨去办，依然坚持将坟陵拓宽六十步，实际上这已经是对国君的葬礼规格了。

当年十月，冯太后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没有与文成帝合葬，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建造了自己的寿宫，准备死后葬在这里，永远陪伴抚养自己成长的祖母太皇太后，以体慰她在人间的孤独。这种结局，不知道是不是冯后所希望看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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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其实，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也有一个男人，甚至一群男人。

冯太后平时对衣食住行都很注意节俭，所好唯有一个“男色”。她年轻守寡，不耐孀居，看中了朝臣中的三个美男子：吏部尚书王睿，南部尚书李冲和宿卫监李奕，常以奏事为借口，召他们入宫，轮流陪伴她。这三人同为太后男宠，几乎外廷内朝人人皆知，免不了背后议论。消息传入献文帝耳中，使他大失面子。这三人又倚仗太后权势，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更引起献文帝的憎恨。

一天，献文帝的丈人李惠提醒他：李奕兄弟拉拢党羽，培植亲信，恐会谋逆。建议找人告发李奕兄弟的不法罪状，由献文帝作主，将其一门一网打尽，趁势让太后收心，逼其归政。不久，有大臣弹劾李奕的族人李欣贪赃，献文帝派李惠找李欣，要他告发李奕与他同谋，就可免去死罪。李惠还四处帮李欣收集资料。过了几天，献文帝亲审李欣，李欣告发了李奕兄弟的三十条罪状，如纳贿贪污，买卖官爵，私纳宫女为妾等。于是李奕兄弟及党羽被问斩。

冯太后营救不成，怀恨在心。逼迫文帝退位，传位给不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476年，献文帝离奇暴崩，传为冯太后毒死。

李弈被杀后，冯太后孤枕难眠。王睿就是在这个时候闯入冯太后的生活中的。此人属鲜卑族，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冯太后一看就很满意。

当时王睿已有妻室，冯太后起初还担心他有所顾忌，就先给他一个宫廷侍中的职务，让他陪伴年幼的孝文帝读书。太和二年（478年）冯太后和孝文帝率文武百官，去观赏新捉来的几只东北大虎。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围着栅栏里的老虎前后观赏时，一只猛虎突然跳出栅栏，直扑过来。当时左右侍卫大惊失色，纷纷逃窜，只有王睿一个人不顾个人安危，操起长矛，一边护住太后和孝文帝，一边驱赶猛虎，最后终于把它赶回了栅栏。经过此事，冯太后相信王睿勇敢过人，而且对自己十分忠诚。

当天晚上，冯太后就迫不及待地以慰劳为名，召他入寝宫饮宴作乐。从此，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想是把冯太后哄开心了，冯太后一高兴，封官晋爵，赏赐更是海了去了，总数“以千万亿计”。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毕竟北魏国库充裕，有的是银子。最离谱的，冯太后还赐其“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宣示内外，你就可劲折腾吧，犯啥事，谁也不能把你怎么着，够厉害吧？可是好景不长，王睿在48岁时得了重病，不久便步入黄泉。

两个男人均死在了冯太后的前面，而李冲是冯太后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情人，可能也是冯太后一生中相伴时间最长的情人。据史书记载，北魏朝廷于公元486年采纳李冲的建议，实行三长制。李冲虽然是因为器能优长得到重用，但因其风度不凡，姿貌丰美，也逐渐被冯太后看中，成了她的情夫。冯太后常常将一些珍宝御物赠给他，素称清贫的李冲，因而成为富室。冯太后临朝时期，他以心腹之任尽职尽责，太和年间的许多改革措施，多有李冲参与谋划。

魏朝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孝文帝尊重李冲，惟独见他不呼姓名，而叫他“李中书”。现在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在封建王朝这可就是非常的大事。

冯太后死后，李冲对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断缜密，孝文帝也对他“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孝文帝几次南伐，包括迁都洛阳，他都善言劝谏，多方考虑，为魏王朝可以说是殚精竭虑。魏朝北都平城（今太原）的明堂、太庙、圆丘以及洛阳新都的殿阁堂寝，都出自李冲的构思。

有人说，冯太后的情是滥情，是好色，这话值得商榷。作为一个政治家，并非时时都像人们看到的那般风光，他们内心的紧张和焦虑是不为外人知的，政治需要心机和才智，脑袋里便时刻绷紧了弦，久而久之，就需要适时的放松，以缓解那无名的压力、排解那缠绕的心绪。她们有情感的需求并不奇怪，即便这个女人贵为皇后太后。

中文名：萧绰

别名：萧燕燕，承天皇太后

朝代：大辽

民族：契丹

出生地：今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

出生日期：公元953年

逝世日期：公元1009年

配偶：辽景宗耶律贤

职业：皇后，女军事统帅、政治家

主要成就：率领辽军击败宋太宗赵光义

葬处：与辽景宗耶律贤合葬乾陵

评价：辽景宗自幼体弱多病，朝政大事心有余而力不足，皇后萧绰军国大事方面的处事能力深得景宗的信任和支持。萧绰幼时曾许配给韩德让，未婚，就被景宗选为妃子。景宗死后，萧绰认为韩德让极有政治才能，于是与其出双入对，同食同寝。圣宗也把韩德让视作自己的父亲来侍奉。

她在位期间，不仅采取了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的汉化措施，还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战争问题，辽朝逐渐地扭转了在辽穆宗时期社会混乱的统治局面，更加稳固了圣宗时期的统治秩序，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国力强盛，国库盈余，辽朝可以说此时进入了统治中原以来二百年间的最高峰时期。

辽梦　铁腕红颜萧燕燕

宋朝时期辽国皇室耶律氏和萧氏几世联姻，皇后多为萧氏，本文所说的铁腕红颜指的就是辽景宗耶律贤的妻子，萧燕燕。提起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提起历史上有名的萧太后，恐怕稍微有点影视知识的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真实历史中的萧太后，虽然没有影视剧上那样文武双全，却也是个铁腕红颜，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

那一副美人图

公元929年6月，辽穆宗耶律述律在狩猎的时候被人刺杀，说起辽穆宗，他可是个十足的昏君，不过这个昏君也有个性，他是贪酒不好色，嗜杀爱打猎，在这次狩猎中就杀了8个手下的侍者，对他的身边人来说，真可谓“伴君如伴虎”。为了活命，狗急跳墙的侍者在一个侍卫的挑拨下将辽穆宗杀死。

公元929年7月，辽景宗耶律贤继位登基，这辽景宗生来是个病秧子，从小得过脑病，长大之后经常抽风。辽景宗登基之后收到了一副画像，这画像上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辽景宗可不像辽穆宗那样昏庸，相比他的叔叔辽景宗更像一个皇帝，但也被这个美人勾去了魂魄，连问这个美女的下落。

送画像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辽国辽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府萧思温的养子，萧燕燕的表哥，萧海之。萧海之从小就对萧燕燕有意思，不过萧燕燕早有心上人，而且已经准备嫁给他。这个人就是韩德让——燕王韩匡嗣之子。面对这样男才女貌的一对璧人，萧海之心里十分的不是滋味。心想，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为了拆散他们，萧海之将萧燕燕的画像献给了辽景宗。辽景宗之前在韩家见过萧燕燕，那时候也是惊为天人，可是那时他刚刚登基，没有心思想这些男女之事，后来时局稳定了，也把这个美人给忘了，这个画像一下子勾起了他往日的回忆，萧海之的阴谋得逞了。

辽景宗当即下诏，要娶萧燕燕入宫，辽北院枢秘使萧思温接旨之后立即请来韩匡嗣，韩匡嗣与萧思温一琢磨，就感觉这是有人故意要陷害萧府。朝中大臣在平日里都了解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与萧思温的小女儿萧燕燕情投意合，而萧思温又与韩匡嗣两家交好，基本上只差下聘礼订婚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给皇上送上美人图，这已经很明显是要陷害萧韩两家了。

正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清丽可人的小美人从府内走出，袅袅婷婷的向韩匡嗣行问安礼，这便是本文的主角萧燕燕，未来的辽国萧太后了。

此时，随韩匡嗣而来的韩德让见到萧燕燕早已坐不住了，起身与萧思温拜别，拉着萧燕燕向院内走去。萧思温和韩匡嗣也都知道，一双儿女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就由他们去了。

韩德让一张口，就焦急地询问皇上突然召萧燕燕进宫伴驾的事，他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莫非萧燕燕是被萧思温逼迫去伴驾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父亲韩匡嗣来与萧思温交涉，不至于让自己的心上人落入他人之手了。可是萧燕燕的回答却让韩德让心凉了半截。

萧燕燕低头垂泪说道：“此事没有一点预兆，圣上直接降旨，召我进宫，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何……”，韩德让在萧燕燕这里问不出什么，只好作罢。即使心中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况一个小小的美人儿？韩德让无计可施，只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新娘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就这样，萧燕燕进了宫成了中宫皇后，按理说，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萧海之该心满意足了，但事实正相反，他反倒有些郁闷了。原本想看场两家争婚的好戏，没准还能趁机让皇帝降罪韩家。谁知道，这韩德让倒是个没有骨气的汉子，竟一声不吭的将新娘拱手让出，还让萧燕燕赚了国母的差事，不仅没有陷害到萧韩两家，还让他们风头正起，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口气哪是萧海之能咽下去的？

那么，这个萧海之是何许人也？萧海之原姓拓拔，是高丽郡人，大辽国平高丽之后，高丽郡也成了大辽国土的一部分，拓拔就是高丽皇姓，也就是原高丽皇族，当然他并不是正统，而是一个旁支。萧海之为人阴险，与萧燕燕从小一起长大，自觉青梅竹马，早就将萧燕燕惦记在心。

于是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趁着萧燕燕初次进宫面圣的时候，萧海之使计将萧思温骗到关林道，将其杀害。萧丞相被人暗杀，这件事传入了辽景宗的耳朵里。此时，正值萧燕燕初任皇后，国丈被杀，这还得了。辽景宗派人密查此事，在萧燕燕的大力协助下，萧海之被揪了出来，为萧思温报了仇。

在这次抓捕萧海之的过程中，萧燕燕展示出了缜密冷静的思考能力，令辽景宗大为欣赏。此时恰逢辽景宗体弱多病，于是萧燕燕就常常代替辽景宗批阅奏章，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成了辽景宗的左膀右臂，在政坛上初现才华。萧燕燕代辽景宗耶律贤处理国事的期间，曾与耶律贤争夺王位的齐贤王耶律鼎，蓄谋夺权。这耶律鼎是辽景宗耶律贤的叔叔，上代皇帝辽穆宗耶律述律无子嗣，所以王位的争夺势不可免，最终辽景宗在萧思温等人的扶持下成为皇帝，在此不细说。

此时，萧燕燕刚好与耶律贤生下一个小王子，耶律鼎就趁萧燕燕与耶律贤射柳求雨之际，混入皇宫，将小王子掳走，接到消息的萧燕燕与耶律贤在耶律鼎控制住全城之前恰好赶到，耶律鼎眼见自己大势已去，便将小王子押在城墙上，试图进行最后的抵抗，但没有成功。

与萧燕燕的严明执法相对的辽景宗耶律贤，就要讲人情的多。耶律贤自幼饱读诗书，对契丹和汉族的礼仪知之透彻，对于感情方面也是优柔寡断。远的不提，就说耶律鼎造反一事，本来萧燕燕是想要处死他的，这种谋逆叛乱之事必定是满门抄斩，但耶律鼎是耶律贤的叔叔，所以辽景宗法外开恩将其贬为庶民，流放西南。

另外，在耶律贤当政期间，萧燕燕还提供了一条良策：重用汉官，来缓和汉族与契丹之间的矛盾。这还要从一次契丹族策马撞死一个汉人说起。

在辽国法律规定，汉族杀死契丹族要以命抵命，而契丹族杀死汉族只要不是故意杀人赔上几十头牲口就可以了，这明显的不平等条例使得汉族在辽国怨声载道，但是哪个高官又会去理会一个异族平民的哀怨，这条法规也就一直合理存在着。

话说，应天府尹这天接到了有人报案，说是在集市上，一个契丹人纵马将一个汉人踩死，契丹人并非故意。于是，在了解当时的情况之后，很自然的被判契丹人拿出几十头羊来赔偿，萧燕燕此时刚好在这附近寻访。

于是府尹就请萧燕燕作为主审，开始了这次变法审查。由这次事件，萧燕燕想到，在辽国，契丹与汉、满等民族之间的等级划分尤为明显，这也使得一些“低等民族”的有才之士得不到重用，不利于本国人才的储备。最终，萧燕燕修改了法律，将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条例都取消，并且规定，汉人和契丹人都是辽国子民，不得有任何种族之分，并且重用引起这次事件的主事者，让他来监督执行律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萧燕燕修改法律，重用汉人之后，第一个提拔的汉将就是她曾经的旧情人——韩德让。韩德让虽然是汉人，但是自从他的祖父被拐入辽国为奴以后，就世代在辽国居住，由于契汉之分，所以一直不得志，即使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与萧燕燕的父亲萧思温联手将辽景宗扶持上位，也只是得到一个空衔的王号，并没有得到实权。而这一局面，竟被萧燕燕一手扭转，真真有些讽刺的意味。

公元976年，辽景宗刚登基不久，辽国的附属国北汉与北宋开战，此时，辽景宗正在对辽国进行内部改革，因此，无法对北汉进行有效增援，只好让北汉保持现有边防，尽量保持现有状态。后来，北汉兵败，北宋开始直驱北上，辽景宗对内部改革也接近尾声，此时，北宋与北汉之战已经过了十年。

公元969年，为了及早收服北汉，宋太宗赵匡义御驾亲征，亲自率兵讨伐北汉，辽国也派韩德让进行增兵、救援，结果，在辽军渡河的时，宋军趁其不备将辽军打败，北汉被宋所灭。

皇帝的遗嘱

随着宋辽两国交战，双方各有胜负。但因连年征战，宋军元气大伤，无力再主动发兵。辽景宗不满于现状，带兵乘胜追袭，十月于满城对阵。

此战由辽景宗亲自督战，率军强袭，直接打破了往常与宋军隔岸相对的局面，使得宋军大败，张师战死。辽军乘胜追击，直到莫州，与宋军再次决战，最终宋军多员战将被俘获，辽军也受到重创无法取胜，只好退兵。

经过这一战，宋军短时间内无法再与辽军形成对峙，而辽国现在也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养，就这样，宋辽两国在短时间内战事平息了。

虽然外战平息了，但是辽国内部并不稳定，朝堂之上，多靠萧燕燕辅助朝政。保宁八年（976年），耶律贤传谕，史官学士，此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亦称‘朕’暨‘予’”，并“著为定式”。这也就是说，以后萧皇后也具有了皇帝等同的话语权，皇后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

之后，辽国在耶律贤与萧燕燕的联手治理下格外昌盛，呈现出中兴之势，但耶律贤的身体却越加羸弱了。

辽景宗耶律贤在登基早年曾立下“国不兴不射玩”的豪言，现在眼见国势日益昌盛，耶律贤也想要出去游玩一下。他把游玩地点选择在骊山和巴查玛运河周边的山上，契丹族一般以射猎为主，辽景宗虽然不经常射猎，但是他的马术和射术还是不错的。

这次游玩的路上，耶律贤看到一个明晃晃的东西钻入草丛。从主观上判断，这应该是一只野猪或者狍子之类的动物，于是耶律贤驾马追去，可谁知，马走在一个溪沟附近停住了，景宗见马不走了，心下有些着急，这猎物大概也要跑远了。于是辽景宗情急之下急操马鞭，狠狠地打在胯下坐骑之上。一声长嘶，整匹马直立而起，将辽景宗掀翻在地。

见到辽景宗倒在地上，周围的这些大臣可都一个个急坏了，随行的御医赶紧给他看病，辽景宗身上并没有任何的伤，这一摔虽然惊险，但是并没伤到皮肉，随从官员都松了一口气，但是当天晚上辽景宗却一病不起。原来，他没有因为被摔而受伤，却因为御医冒失，查伤的时候，着凉了，才一病不起。

人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辽景宗这一病真的就不起了，在行帐内修养了好几天才见好转。这几天，辽景宗一刻也离不开萧燕燕，每当萧燕燕想要走开的时候，耶律贤总是会叫住她，握着她的手似乎总也舍不得放下。

几天之后，辽景宗感觉身体有所好转，还是决定去骊山游玩。可是太医清楚，辽景宗经过这一下，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大臣也纷纷劝阻，可是辽景宗就是不听，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云州焦山。云州到了，辽景宗却又病倒了，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出来主持朝政。

皇帝大病，这个消息开始在朝中风言风语的流传起来。尤其是耶律贤的堂兄——梁王竟然开始密谋如何在耶律贤病逝之后夺得皇位。

此时，萧燕燕明白，如果让那些人知道皇上即将驾崩，一定会过来夺权的。自己在当政期间虽然赚得不少的赞赏，但是也落下不少的仇家。一旦皇上驾崩，自己没有了皇上的庇护一定会被那些仇家给害死，要想个办法渡过这次难关。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皇帝即将驾崩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以梁王为首的几个反王听到了皇帝即将驾崩的事，开始蠢蠢欲动。几人一合计，便推举当时辽景宗未登基前与他并驾齐驱的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为帝。

为探消息，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来到了皇帝的宝驾金帐内。萧燕燕早听到有人进来了，于是轻轻附在皇帝耳边，轻声对耶律贤说道：“陛下，御医大人刚刚给陛下看过，陛下只是偶感风寒，相信不久就会痊愈。”耶律贤轻声咳了两声，他想，虽然朕并没有出门半步，但想来，大臣多日不见心中定有疑虑，不如暂且先将后事嘱托妥当。便说道：“如若我死后，朝中有谁可以委任顾命的？”

萧燕燕听到这话哪会不知道，辽景宗这是要交代后事了。萧燕燕迟疑了一下，开口应道：“皇帝龙体尚好，若说顾命之事尚早。”耶律贤叹了一口气道，“此事还是早日定下为好”。

这边，耶律斜轸也知道，这两人是在商议政事，他不宜在场。刚要走出去，就被萧燕燕叫住了，“不知南院大王这次来有何事？”耶律斜轸回道：“最近有流言说圣上身体欠佳，不知……现在朝中很乱，多位大臣想要谋反，还想……”说到这里，耶律斜轸也不知道如何说下去了，毕竟要说都拥自己为帝，弄不好就是要杀头的。

萧燕燕笑着说：“若论自治，耶律斜轸既是你的族叔，又是上朝皇族，为人又忠厚耿直自然是合适不过，而论人品修养则……”萧燕燕说到这儿，略有迟疑。

“继续说。”皇上让萧燕燕继续往下说，“若论修养武学当属韩德让。”萧燕燕刚说完，皇上就激烈咳嗽起来，最后看样子要背过气去。

此时，太医也从外面进来，皇帝似乎是要说什么，口中一张一合，萧燕燕见状立即将耳朵贴在皇帝口边，可是只感觉耳边微风不断，却无半点声音，心中着急，却又不知该做些什么。

眼看耶律贤就要归西了，萧燕燕急中生智，装作听遗嘱，传话道：“我若驾崩立太子耶律隆绪为帝，封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与白马银枪将韩德让为顾命大臣，二人定当全力辅佐小儿耶律隆绪的朝政，照顾遗后，立皇后萧绰为太后……”萧燕燕说到这儿时，刚好耶律贤抬起一只手指向匆忙从外面进来的韩德让，然后又向旁边一滑刚好经过耶律斜轸，一切如天意一般，之后，耶律贤双手垂地，无力软倒。

萧燕燕见耳边无风，立即痛哭起来。命梁王与韩德让拟定遗诏，而这个刚进来的太医则为见证，就这样，耶律贤驾崩了。

在辽国朝中，奉行的都是先报喜而后报忧。也就是说，先通报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然后再为先帝发丧。公元972年，耶律贤长子，耶律隆绪继位，小字文殊奴。文殊奴登基的时候仅有11岁，如此年幼的他，坐在这个帝王的位子上，能坐得稳么？

统和摄国政

辽景宗去世之时，文殊奴刚满十一岁，而他的母亲萧太后也不过刚刚三十岁的年纪。一来皇上年幼不懂朝政，二来先帝在遗诏中曾明确说明要皇后来执掌朝政。因此，景宗去世后，萧皇后便以太后的身份开始摄政。

然而，此时的辽国可谓是内忧外患，国内，帝王刚刚去世，皇位不稳，族人多是不服这位太后的摄政；国外，又战乱频发，与大宋的战争一刻也没消停过。面对这些内外忧患，萧太后亲掌朝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设立辅政王，先稳固自己的位置和权力。

一日，萧太后向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哭诉心中的忧虑，自己现今没有依靠，只得遭受别人的轻视，日日夜夜坐在皇位上担忧。韩德让首先站出来表明真心和忠诚，表示愿意以辅政王之职来辅佐太后和幼帝，耶律斜轸也表明了决心。不消说，先帝旧臣韩德让是这个位置的不二人选，无论于情还是于政，他都不会背叛她。

因此，在大臣耶律斜轸和韩德让的辅佐下，太后和圣宗的地位才巩固下来。萧太后统和元年（983年）六月，整个大辽上下将这位太后尊称为“承天皇太后”。自此，萧太后开始总摄军国大政，也开启了辽代历史上著名的“承天后摄政”时期。

当年先帝在位时候，本想干一番大事业。怎奈身体不好，大辽的军国大事除了依靠蕃汉大臣之外，更重要的便是依靠他的妻子。辽景宗还曾对大臣说，在记录皇后的言论时也应该称为“朕”。可见，这个体弱多病的皇帝对妻子的政治才能是多么的赞赏。事实上，也正是在萧太后的统治下，大辽才一步步呈现出兴盛繁荣的局面，达到辽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

这位萧太后虽然身为女子，气魄却要远远超过多少英雄男儿。

掌权者最重要的便是懂得识人用人，如若不然，国家贤臣君子得不到重用，小人佞臣日渐充满身边，那真是不幸。萧太后最懂得识人用人之道，她用人的办法便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与曹操的多疑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这位女政治家胸怀之宽广，而她的用人之道也成为日后政治家效仿的方法。只要她听到好的建议，认为得当可行，必然采纳；如果大臣有功，必然加官晋爵。同时，她还十分注重笼络人心，对以往定罪之人进行了多次的平反工作，使得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消除心中的怨恨，重新得到重用。如此一来，朝中大臣、部落族人都对她肃然起敬，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女人。

此外，在她掌权时期，最重要的一项政策便是对汉臣的重用。辽国历来轻视汉人而重契丹人，因此，对于汉臣一般不为重用，对于汉族的文化也是不予接受的。而萧太后一改往日的种族偏见，认为只要是良将应当不论种族加以重用，这样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好。有她这样用人的政策，国家何患不兴隆？于是，萧太后广开门路，招揽贤臣，使得辽国人才济济，人心齐聚，并将从前不公正的法律改为契丹人与汉人同罪同罚，使得两族的关系日渐融洽。

其实，想来萧太后能改善对汉人的态度，恐怕与韩德让是不无关系的。萧太后自小聪明美丽，与汉臣之子韩德让更是两小无猜，后来却被皇帝横刀夺爱，不得已两人只得恪守君臣之礼，无法再续前缘。只是景宗病死的早，便给了这对旧情人复合的机会。在契丹族中，丈夫死后再嫁并不是什么失节的事情，而是契丹族中的一种风俗。哪怕是皇上的老婆，只要守了寡，也可以选择自己心爱的人再嫁。因此，在这样的风俗下，萧太后便同旧时的情人汉臣韩德让走到了一起。

太后私下里曾对韩德让说，“原先你我有婚约在身，惟愿琴瑟和偕，鸾凤和鸣。如今得以重偕旧好，那么当今的幼帝，我的儿子文殊奴也就是你的儿子了。”这一番话让韩德让十分感动，从今以后对待皇室更加忠心。

但萧燕燕可不是听了点甜言蜜语，就找不着北的傻女人。为了让韩德让对自己一心一意，彻底成为自己的人，她暗中派人将韩德让的妻子毒杀，让韩德让出入宫闱无所顾忌。一方面断了韩德让的念想，另一方面也正了自己的名声。从此，韩德让正式成了萧燕燕的情人，两人无论出猎还是听政，都在一起，并排而坐，夜晚则睡在一个帐篷里，名义上虽为君臣，却在实质上过着夫妻生活。

起先，在两人偷偷约会的时候，幼帝文殊奴曾撞见过母后与大臣相拥一起的场面，心里十分惊讶。但在暗中调查后，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母后很是同情。皇帝虽然年幼，见识却过人。文殊奴认为只要母后高兴便是孝道，更何管其他。母后年纪轻轻便孀居，如果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于是，便默认两人的情事，后来还提议将韩德让接进宫中，与母后同起坐卧，自己也将韩德让当作是父亲一般来侍奉孝顺。

铁腕红颜

在萧太后的统治下，辽国的内政越来越稳固。只是那个年代战乱仍频，如何打仗，如何处理与宋朝的关系，都是需要头脑和智慧的事情。这位萧太后，不仅把仗打得非常漂亮，令多少英雄男儿自叹不如，而且，处理领国外交更是有过硬的手腕。

就在她执掌朝政的三年后，也就是统和四年（986年）。宋太宗认为辽景宗去世，幼帝无能，如今大辽的统治者竟是幼帝之母萧太后。料想太后一介女流，独揽皇权统治国家岂是能做好的？此时如不出击大辽，更待何时。于是，一声令下，便举百万之兵北上。但自信满满、挥师北上的宋太宗可能不会料到，他一生戎马，这一次却偏偏就败在了一个女子手下，而这位年纪轻轻的太后也因此而名震千古。

统和四年，宋太宗以收复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为目的，兵分三路挥师北上，东、中、西三路分别攻打幽州、蔚州和云州朔州。其中领导西路军的便是有名的将军杨继业。

燕云十六州，指中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个州。“燕云”一名最早见于《宋史·地理志》。

为何宋辽战争如此精彩，便是因为那时候的天下，中原有杨门女将众姐妹，契丹有巾帼英雄萧太后，真正是棋逢对手。后世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影视剧也可谓数不胜数，足见对于那些巾帼儿女的欣赏。

只是，在《杨家将》中，书中对这位出色的对手却进行了不少的丑化描写，将萧太后说成是胆小怕事、愚昧无知的蠢人，在小说《北宋志传》中，更是虚构了北宋战胜大辽的情节，还为萧太后安排了最后自缢而死的结局。这些书都是出自宋人的手笔，因而，不仅与史实不符，且由于心内怀着深切的仇恨，故将萧太后丑化为凶残好战的臭婆娘。实际上，历史上的萧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神机智略，善驭左右”，“是一个极其聪明有才智的人”，是古代极其难得的女政治家和女军事家。小说《杨家将》中之所以会如此描述萧太后，一是源于小说的宗旨是在于表现杨家女将的英勇抗辽、忠君报国。二是古代小说十分讲究正反两面的对立，与真正的史实相去甚远。

我们再回到统和四年的宋辽之战，宋军分兵三路大举攻辽。面对三路兵马，萧太后也兵分三路对阵宋兵降临，她派遣耶律休哥镇守幽州，耶律斜轸抵御中、西两路人马，而自己则亲自挂帅领着辽圣宗驻扎在罗口居中策应。战争初期，宋军捷报频传，这些中原士兵们不免有些得意洋洋。却不知，此时辽国大将耶律休哥截断了他们的粮道，宋军顿时乱成一片，呼喊逃亡。耶律休哥以一支轻骑兵对抗零星的宋朝官兵，萧太后也于此时亲自率军追击，致使宋朝大队人马在逃亡中乱踩乱踏，一时间死伤无数。更有不少人在惊恐之中跌入河中，结果造成河水堵塞。断粮之役后，萧太后为表彰耶律休哥的赫赫战功，将其封为“宋国王”。

耶律休哥（938～998年），字逊宁，辽代中期著名将领。契丹族，耶律倍、耶律德光族兄弟。隋国王耶律释鲁之孙，辽太祖族兄、南院夷离堇耶律绾思之子。世宗、穆宗族叔，景宗叔祖，圣宗同族曾祖。

再来看耶律斜轸所率领的中西路军。由于敌方首领是赫赫名将杨继业，因此出战之前，萧太后便秘密嘱咐耶律斜轸，杨继业身为名将，不可以暗箭伤他，莫要害他性命，要活捉。耶律斜轸领命前行，只是将在战场情况难以掌握，激战之下或许捉敌心切，耶律斜轸仍是以暗箭射伤杨继业才将一代名将捉住的，但杨继业忠心耿耿，尽管捉了来却也没能劝降，三天后，一代名将绝食而亡。

为此，耶律斜轸不但没得到萧太后的嘉奖，反而因为没有遵守命令而得到了处分。对于辽国来说，连着两次突击而胜，还捉来了一员宋朝名将，这样的战况可谓是大大鼓舞了辽军的士气，致使辽营之中士气大涨。这一战，宋太宗既没能收复北方要塞燕云十六州，又折损了一员名将，只得撤兵回京。

燕云十六州还未收复，不料时隔十八年后，也就是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闰九月，萧太后、辽圣宗和韩德让以索要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地为名，亲自率兵攻打宋朝。这一家子御驾亲征，致使辽军士气大振，一路上势如破竹，连连取胜。辽国大将萧达凛勇猛当先，克敌无数。先是攻破遂城生俘将领王先知，后又攻破定州生擒观察使王继忠，两番俘获使北宋朝上下野大为震动。尽管此时的宋朝有杨家将即杨五郎和杨六郎领兵积极作战，然而，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这就使得中原将领束手无策。于是，两月之后辽军便攻至北宋首府开封，驻扎在其门户澶渊。

这时候坐镇北宋的皇帝正是宋太宗的儿子赵恒，史称宋真宗。这位皇帝可谓胆小如鼠，丝毫没有继承父辈征战沙场的气魄和胆量。自小便在深宫内院长大的他，听闻萧太后一家御驾亲征，举兵前来，竟然于惊恐打算逃跑。然而，他身为皇帝又能往哪里跑呢。契丹举国攻辽，身为皇帝必须应战，满堂文武面对这样的皇帝唯有沉默，只有寇准坚决要求宋真宗亲征迎敌。

就这样，这位软弱的皇帝就被宰相寇准强行押上了战场。北宋官兵一见自己家的天子也亲临战场了，瞬间士气大振，擂鼓齐鸣。不久后，辽大将先锋官南京统军使萧达凛，在前线察看地形时被射中头部，当晚便死去。这位大将军是萧太后的哥哥，此时损失一员大将，不仅太后恸哭不已，辽国军队更是士气低落。加之一鼓作气一路南下，尽管攻至开封门下，却是孤军深入，后方被宋军抄袭，已无退路。加之连续作战两月有余，人困马乏，士兵十分疲惫。萧太后担心辽军背腹受敌，况且哥哥去世她也无心再战，因此，大辽君臣商议后决定同宋朝议和。面对辽国提出的议和方案，胆小畏敌的宋真宗拍手赞同。先后派遣王继忠和曹利用前往辽营暗通关节并谈判，最终宋辽两国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签订和约，史称“澶渊之盟”。和约中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可见当时北宋之软弱，正是这样的一味退让，致使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为北宋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不论怎样，这一个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战争，此后互称为兄弟之国。

于是统和二十二年的这一场战役最终以和约结盟而结束，开启了宋辽两国的和平共处局面，可谓是历史上的盛事，于宋于辽，于家国于天下，于君王于百姓都是件好事。与宋朝缔结“澶渊之盟”后，辽军班师回朝。四年后，萧太后便将政权归还皇帝，自己退居二线。只是归政后，这位文韬武略不逊色于男儿的太后便一下子失去了活力，时常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所笼罩，这种苦闷又无法发泄。于是，归政不到一个月，即公元1009年12月，一场偶感风寒便轻易夺去了她的生命。那时距离澶渊之战只有五年，而她享年五十六岁，之后这位拥有传奇一生的太后便被葬于医巫闾山东麓的乾陵。

作为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萧太后可谓是一手握江山，一手握爱情，左手里是铁腕江山，右手里是红颜爱情。她虽为北国胭脂却面如桃花，惊为天人，先是嫁入皇族辅佐政治，后又嫁给情人齐力治国；她虽生长于北国苦寒之地，却聪颖灵慧，她虽为一介女流，却极具见识，气魄胆略令多少男子自叹弗如；她一身红妆带着人马便出征南下，把生死置之度外，坐镇辽军致使士气大振势如破竹；她不仅有指点江山的铁腕，还有满心满怀的柔情，对爱人柔情似水，终结成百年之好今生良缘。这位铁腕红颜在走完五十四年的人生路后便飘然远去，给后人留下一段说不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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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中有萧太后下嫁韩德让一说。在宋人编撰的《契丹国志》里，谈及韩德让和萧燕燕时，均言韩德让“有辟阳侯之幸”，意指他与承天太后关系非同寻常。而在曾出使过辽国的宋人路振的《乘轺录》里，也有萧燕燕年轻时曾与韩德让有过婚约的说法。后萧燕燕入宫，成为辽景宗的皇后，韩德让也娶了李氏为妻，但在彼此心里埋下了一段未了情事。也许契丹族风俗淳朴，或者辽景宗心胸开阔，当然，也可能是萧燕燕暗自协助，韩德让的仕途可谓一路顺风。在景宗一朝，他已经“加东头承奉官，补枢密院通事，转上京皇城使，遥授彰德军节度使”，后来更是成为托孤大臣。到了萧燕燕摄政时期，两人关系终可以公私不分、融为一体了。韩德让“总理宿卫事”，与萧燕燕出则同车，入则同寝，宛若一对恩爱夫妻。苏辙《龙川别志》说澶渊议和时，宋朝使者曹利前往谈判，“见虏母（指萧燕燕）于军中，与蕃将韩德让偶坐驼车上，坐利用于车下，馈之食，共议和事”。《宋会要辑稿》也记载萧燕燕为了鸠占鹊巢，曾派人缢杀德让之妻，并入居德让帐中。

《辽史》里也许避尊者讳，没有这样的记载，不过倒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说有一次皇室比赛打马球，萧太后在旁观看，韩德让被一个叫胡里室的贵族误撞坠马。先不说是不是有意，本是一场比赛，至多也就算犯规吧。可萧太后竟然大怒，命人将胡里室推出斩首，由此可见韩德让在萧太后心里的位置。

后来，萧太后下诏韩德让“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赐名耶律隆运，名列耶律阿保机的直系后裔，并让辽圣宗“见则尽敬，至父事之”，又赐他铁券几杖，上朝不拜，让他“列置护卫百人，同天子仪”。

有如此恩宠，韩德让自然忠心耿耿，竭尽全力辅佐这对母子。后来，年已古稀的他还曾远征高丽，为大辽江山誓死拼打。不料在归途中得了重病，当时的皇帝和皇后还亲自赐药抚慰。他死后，被葬在萧燕燕的乾陵旁。这样，他就可以和他心爱的女人永远在一起了。

中文名：武曌

别名：武则天、武媚娘

朝代：唐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利州

出生日期：公元624年2月17日

逝世日期：公元705年12月16日

配偶：唐高宗李治

职业：皇后，皇太后，大周皇帝，诗人，政治家

信仰：佛教

葬处：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

代表作品：《臣轨》，《如意娘》

评价：为唐都督武士彠次女，14岁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入寺为尼，高宗即位后复召入宫，永徽六年（655年）被立为皇后。高宗死后先后立废两位皇帝，临朝称制。于天授元年（690）称帝，国号周。

武则天在位期间，她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重视选拔人才，创立武举，殿试和自荐求官等，打击士族残余，设置西域都护府，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在她统治时期，唐朝经济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谶、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唐梦　李世民背后的大女人

贵族世家

大唐王朝，千古盛世。盛唐之时有无数的帝后王妃，无数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这满园的花海之中，恐怕惟有太宗皇帝的结发之妻——长孙皇后，才能称得上是花中之王。她出身名贵，风骨不凡。为女人，为人妻，为人母，为王妃，为皇后，无论哪一种角色，她都游刃有余，至情至德。她是太宗皇帝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是唐代彪炳史册的贤后。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千古一帝的枕边人——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河南洛阳人，祖先为北魏宗室长。关于她的名字正史没有记载，据传她的小名为“观音婢”。长孙氏系出名门，是个不折不扣的贵族之后。她的父亲长孙晟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有“一箭双雕”之美誉。她的母亲高氏是扬州刺史高静德的女儿，为长孙晟的续弦。长孙家原先姓拓跋氏，祖先为北魏献文帝拓跋宏的三哥，因为这一支血脉为宗室之长，故而后来改称长孙氏。长孙家可谓是名门贵族，连跨三朝，都爵尊禄厚。

长孙氏：长孙复姓本为拓跋氏，是后魏献文帝第三个兄长——拓跋嵩的后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曾祖父拓跋郁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沙莫雄为南部大人，号拓跋氏；小儿子子什翼健就是拓跋珪的祖父，拓跋珪建立北魏称帝后，因沙莫雄是曾祖父的儿子，便为他的儿子赐姓为“长孙”。

长孙氏的父亲在天命之年便亡故了，那时候她和同胞哥哥长孙无忌尚还年幼。由于长孙氏的亲生母亲是续弦，因此，父亲去世后，家业便要由同父异母的哥哥来继承。只是，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不学无术，整日里不是喝酒便是赌博。他继承了长孙晟的家产后不久，便将长孙氏母子三人赶出门去。这样一来，这母子三人便无处可去了。幸好，母亲高氏是扬州刺史的女儿，她的兄长高士廉在朝廷当官。听说了妹妹的遭遇后，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便将母子三人接到家里来，对长孙氏兄妹尽心抚养。就这样，长孙氏在舅舅家长大，她的豆蔻年华便是在舅舅家度过的。高士廉可以说是长孙兄妹的第二个父亲。

时光荏苒，长孙氏在舅舅家无忧无虑地长大，成为一位亭亭玉立、知书达礼的少女。古代女子出阁甚早，这时十三岁的长孙氏已经到了出阁的年龄。于是，公元614年，舅舅高士廉为她主持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将她嫁给了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说起这段婚事还有一段故事呢，他们的婚事是早年就定下的娃娃亲。说来话长，要从她的婆婆窦氏讲起。

长孙氏的婆婆姓窦，史称太穆皇后，是周武帝姐姐襄阳长公主的女儿。据说这位太穆皇后生来不凡，刚出世时头发就长过颈项，三岁时，长发及地，被人称为奇事。幼年读经，过目成诵，聪颖非常。周武帝对这位外甥女非常喜爱，自幼就将她养在宫中。

那时候，北周武帝娶了突厥可汗的小女儿阿史那为妻，这本就是一桩政治联姻，且求婚经历曲折，尽管阿史那年轻美貌地位尊崇，周武帝对她的夫妻情份却是稀松平常，可见两人的感情生活很是平淡。窦氏从小生活在周武帝的身边，对这样的情况非常了解，因此以小小年纪进言，劝周武帝善待舅母，多加抚慰，以苍生为念。只有六七岁年纪窦氏，竟能有如此见解，顿时语惊四座。年幼的窦氏不仅聪明伶俐还对政事有独到见解，真是令人称奇。

周武帝大为惊讶，立即采取了外甥女的意见，从此对阿史那的态度大为转变。后来周武帝同窦氏的父亲窦毅讲起这次进言事件，说你们这女儿是才貌不凡，定要郑重选择一位贤婿方能相称得上。窦毅听后深以为然。

窦氏成年后，家中为她招亲，用的方法很是奇特。一不问家世，二不问气度，只在园中置一门屏，上面画两只孔雀。凡上门求亲者不问来人，每人必须在百步之外张弓射箭，谁能射中孔雀的眼睛便能成为窦小姐的夫婿。消息传开，一时间，城里城外贵族王孙争相前来应试。只是，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却并没那么容易做到。几天下来，来人纷纷败下阵来，只得垂头丧气而去。

襄阳公主有些着急了，埋怨丈夫如何想出这样刁难的一个法子来为女儿选夫，可是窦毅却一点儿都不急，能射中的必是奇人，女儿生有奇相必有奇男子来相配。果然，两天后，来了位少年，不过十六七岁的模样，天庭饱满，英豪威猛。窦毅一看便有三分喜欢，之后，递给这少年两只羽箭，这少年举手张开满弓，连发二箭，只见一支射中左目，而另一支射中了右目，窦毅大喜。这位少年便是李渊，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少年李渊真正是雀屏中选。

窦氏为奇女的名声也传到了长孙晟的哥哥长孙炽耳中。他认为窦氏这样的奇女子必有奇子，便劝说弟弟同李家联姻，长孙晟听了哥哥的劝说，亲自上门请求联姻。于是，这一门儿女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十多年后，时年十三岁的长孙氏，如愿以偿地嫁给了李世民，成为这位千古一帝的结发妻子。自幼定亲，这对少年夫妻可谓感情深厚。如此感情多年未变，不论是之前的相伴战场，还是之后的荣华富贵，两人始终不离不弃，相依相守。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此诗名曰《春游曲》，通过一位女子的视角，写春日中的桃花红艳，她身着美丽的裙子踏青，穿行于花柳之间，蜂飞蝶舞。看看那风中桃花，是窃取了她的美艳，再看看那湖边嫩柳，则是偷学了她的柔软腰身。春之风流，尽得于她。可见这位女子心情欢悦。这首诗便出自长孙皇后之手，她以如此甜蜜美好的口吻，来叙述春天，叙说与丈夫之间情感的和谐。可见，唐太宗和她之间情意浓浓，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然而，作为千古一帝的枕边人，只有你情我浓是不行的，陪伴在太宗皇帝身边的长孙皇后，更是一位著名的贤后。

千古一帝枕边人

刚刚成婚的长孙氏，以舅舅家为“娘家”，她每次“归宁”的目的地，都是高府，她由衷地对舅父多年的养育之恩和长久照顾满怀感激。据传有次长孙氏归宁时候，发生了一件异事。高士廉有个小妾张氏，意外地看见在长孙氏所住的屋外，出现了一匹从未见过的大马，高达二丈，鞍鞯齐备，神采飞扬。转眼间，这匹似乎从天而降的大马却又平地消失了。张氏大吃一惊，连忙将此事告知丈夫。高士廉遂命人卜卦，得《坤》之泰卦。筮人预言长孙氏以后一定“贵不可言”。这神乎其神的事迹，似乎预示着长孙氏注定将要母仪天下。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尚在新婚的李世民便应募勤王并崭露头角。李世民要随军作战，而她则要从此陪着丈夫出生入死。摆在长孙氏面前的，是非同寻常的家庭生活。她虽然嫁给了一个卓绝出众的丈夫，却也同时嫁给了他从未平静过的生命历程。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时的隋王朝已经迅速走向了终结，更因为渴望平静的长孙氏所嫁的，偏偏是一个胆略过人富于激情却又嗜好冒险、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

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李世民和父亲一起来到了晋阳（今山西太原）。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李世民统率右三路军，与大哥李建成所率的左军并肩作战，一路连克强敌，于当年十一月攻克长安。不久便建立了唐王朝。

唐朝初立，十九岁的李世民因军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十五岁的长孙氏随即成为秦王嫡妃，开始了她迈向皇后之位的第一步。只是，年轻的秦王并没有始终守在身怀六甲、养育孩子的王妃身边。唐王朝根基未稳，李世民一直都马不停蹄地在外沐血征战、出生入死。

武德二年，刚做父亲的李世民曾在对刘武周十万大军的战事中，亲率数千精兵冲在最前面，一昼夜奔袭二百余里，沿途大小战数十合，三日不解甲。武德三年，李世民再次率军出征王世充，以五百人对一万人、数十骑对数千骑的悬殊差异，最终取得大捷。武德四年，他率领三千五百唐军，战胜了窦建德的十万大夏军，获虏五万余人。如此悬殊的比分，使唐夏虎牢之战几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如此出色的将领，如此热血的男儿，世间不可多得。作为他结发的妻子，注定拥有多少难眠之夜，注定付出多少惦念担心。她是一代名将的女儿，也是一代帝王的原配，是唐家血脉的母亲，然而此时，她不过仅仅十九岁。

唐夏虎牢之战后，李世民被高祖李渊封为：位于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将”、封赏无数。李世民又在短暂的休养时间，重读文学，拾取古典。并开创文学馆，广招饱学之士，以杜如晦为首的“十八学士”都于此时加入秦王府。李世民的文才造诣此时已达到相当水平，《全唐诗》称他“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面对如此文武双全之才，不可能不成为太子李建成的眼中钉。日渐一日，秦王府与太子府之间，势同水火。李世民多数时间征战在外，父亲和兄长的情况都不在他掌握之中，更糟糕的是，不善拉拢女眷的他，还得罪了高祖的宠妃张氏尹氏。相比之下，李建成在这方面就比他要擅长的多，后宫中上至嫔妃下至女官，都在他的笼络之中。

李建成：（589～626年），唐高祖李渊长子。陇西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西南）人。对唐朝的建立颇有贡献，曾统兵平定河北的刘黑闼。后其弟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将李建成一箭射死，建成诸子亦被世民全数处决，不留活口。李世民继位后，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隐”。贞观十六年五月，又追赠“隐太子”。

如此看来，秦王依然处于弱势。只是秦王妃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便明里暗里，替丈夫打点，笼络人心，细细铺垫人脉。这样的事情，只能靠王妃出面打点，无论是出征在外的秦王，还是王府内外的文人，都帮不上任何忙。这个沉重的担子，只能落在秦王的第一夫人——长孙氏的肩上。于是，为了替丈夫挽回局面，使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出征，长孙氏竭心尽力地孝顺李渊、恭敬诸嫔妃，尽力弥缝李世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作为人母，为他生养儿女，打理王府，善待姬妾；作为儿媳，为他弥缝父子关系，拉拢嫔妃势力，铺垫人脉；作为妻子，日夜难眠，为他担心，照料下属将士，提高丈夫在军中的威望。谈来容易，做来难。这样种种角色的转换，长孙氏不急不缓，游刃有余。

身为秦王妃，长孙氏作为李世民身边最得力的女人，因此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唐初著名的夺嫡之战。长孙氏与李世民这对少年夫妻，不仅青梅竹马，举案齐眉，而且无话不谈，互为知音。多年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是共同进退，相依相守。

公元626年，精心安排的“玄武门之变”爆发，堪称是翻转整个政治格局的一场政变，从记载来看，玄武门之变发生的时候，长孙氏并没有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她自始自终都紧紧跟随在丈夫的身边。这个女子，与房玄龄一道“同心影助”李世民，并在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激励将士。

房玄龄：唐太宗时候当朝宰相，深受太宗信任。后世有一古语为“房谋杜断”，指唐太宗时，名相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这一句古语既是指两人同心济谋，传为世间美谈，更是指房玄龄和杜如晦出色的才干，一个善谋一个善断，而秦王李世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左膀右臂才最终赢得了天下。

玄武门之变，以骨肉相残的残酷情景而宣告终结。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当月他就被立为皇太子，然而，这只是一个过场。仅仅两个月后，高祖李渊就宣布“禅位”，自此，二十八岁的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长孙氏，也随即在十二天后被册为皇后。这时还是武德九年，贞观纪元还没有开始，她才只有二十五岁。

历史至此，长孙氏一步成为皇后。无论她从前听说过或接触过丈夫的多少事迹，亲历玄武门之变、亲眼看见丈夫手刃兄弟的场面，长孙氏的感情世界也一定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她对于自幼厮守的丈夫忽然展现出的权势手段，有着最直观的感受。

她比他身边任何一个女人都更早更快地意识到，枕边的这个男人，不仅仅是一个丈夫，而是一位皇帝，真真正正的皇帝。她知道自己和家族的一举一动从此都会吸引世人的目光。无论丈夫展现出多少对自己的情爱，饱读史书的她似乎仍然不忘时时警告自己，不要忘记历代皇后因张扬跋扈而被废除的鲜血事迹。她时时以历史来警醒自己，她深知一入宫门深似海，一旦行差踏错便万劫不复。长孙皇后的大度和贤能真是令人惊叹。

智理后宫显贤名

新任皇后的长孙氏，此时真正成为花中之王。李世民登上帝位，首先便是要对长孙家的人进行封官加爵，以示奖赏。然而，长孙皇后并不以此为荣，反而日夜担忧，深怕家族的人手握重权被人陷害。因而，她当上皇后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劝长孙无忌辞却高官厚禄。

长孙无忌自少年时起就与李世民结下了深厚友情，李世民南征北战之时，他便紧紧伴随左右。夺权最为关键的玄武门之变，长孙无忌作为谋士，功劳很大，因此，李世民一登基，首要的事情便是将长孙无忌封为吏部尚书，后又进封为唐国公。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嫌这样的官爵还是不够，还想把长孙无忌再加封为右仆射，即宰相一职。

太宗将这个打算告诉了皇后，没想到遭到了长孙皇后的激烈反对，反问说，兄长已经位列公卿，为何还要再加官晋爵呢？太宗便一一陈述了理由，说无忌一直以来的跟随，又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首功，再对他进行封赏不为过。皇后却连连摇头，认为不妥，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愿让家族子弟在朝廷中掌握重权，还列举了汉代外戚专权的事例，让太宗以之为戒。然而，太宗认为长孙无忌博学多才，理应进封。总之，无论长孙皇后如何劝说，贞观元年的长孙无忌仍然高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

长孙皇后一番苦苦的劝说仍然没能阻挡太宗皇帝的决定，她十分着急。因为自古贤良如果手握重权便容易被人陷害，果不其然。不久后，便有人向皇上告发说长孙无忌图谋造反，太宗皇帝为了表示对这位当朝国舅的信任当众宣布不听信谗言，还把奏折拿来给长孙无忌过目。这可把长孙无忌吓出一身汗来，长孙皇后趁机劝兄长辞官，长孙无忌此时明白了妹妹的用心良苦。于是，经过兄妹俩轮番的劝谏，太宗皇帝不得不在一年后改授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之后，长孙皇后又为位列三公的舅舅担心起来，便劝舅舅向太宗请辞。为了排解妻子的忧虑，太宗皇帝颁布诏书表扬长孙无忌的功劳，还亲自写文章来表彰。

外戚干政历来容易惹出祸端，不让自家亲戚干政，体现出长孙皇后非凡的智慧和谦虚质朴的胸怀，她不贪图外在的荣华和风光，而是真正为舅舅和兄长着想。另外，身为太宗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还非常雍容大度，她的心胸几乎没有女子能比得上。自古帝王多姬妾，英雄爱美女，雄才大略的太宗更是如此。长孙皇后深深明白这一点，便主动提出要为丈夫寻访天下绝色，以充盈掖庭。

不久后，她派出去的人终于寻访到一位绝代佳人，便是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年方二十八的女儿，可谓是如花初绽，婷婷静好。得到报告后长孙皇后便立即向太宗建议纳郑氏入宫。自古女人相轻，此举正是令世人惊愕。单单是如此宽广的胸怀，就能令多少女子自叹弗如。从快意少年的时候起，李世民就辗转于众多姬妾之间享受柔情蜜意，他早习惯了正妻如此宽容的胸怀，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此听到郑女如此美貌的消息，他立即就响应了妻子的建议，欢欢喜喜地发下了册封郑氏为宫中女官的诏书，召她入宫。

李世民文武双全，身边的美貌佳人自然不会少，他最大的爱好便是美女。想当年，称帝之前的秦王府里，各色各样的女人就不曾少过。后来的贵妃韦珪以及淑妃杨氏、阴氏，德妃燕氏和贤妃郑氏等等便都是从前秦王府的姬妾。当上皇帝后，更是嫔妃众多，可谓后宫佳丽三千人。他的皇后虽然只有一个，但却多次下诏，征选天下美女以充掖庭。有些已经结婚成家的妇女，只要长相美丽，姿色动人，他一经听闻便纳入后宫。就连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弟弟李元吉的爱妃杨氏、庐江王李瑗的女人崔氏，只要看上便统统寻来，以至于乱伦丝毫不顾。

韦珪：后被封为贵妃，太宗皇帝对其宠爱有加。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考古人员发掘了唐太宗昭陵诸多陪葬墓中距昭陵最近、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经过确认此墓就是韦贵妃韦珪的墓。据史料记载，韦珪去世时终年69岁，而最终的考古结果是她的身高是190公分。

长孙皇后主动要求纳美女入宫，太宗皇帝可谓欢喜非常。然而百密一疏，这位好不容易寻到的绝色佳人竟然已经许配了人家。宰相魏征听到风声后，立即入宫面圣，严肃地给太宗指出，若强行将这位绝色纳入掖庭是分外不妥的做法，会坏了皇帝的名声，最好的办法是将绝色还给她的丈夫。于是，太宗只好听从了魏征的劝阻，将此事作罢。

这仅仅是一个主动进献绝色佳人的典故，还有一件更惊人的事情呢。在李世民还是太子的时候，一天他去东宫看望太子妃长孙氏的时候，见到长孙氏正在与一位娇艳的妙龄女子聊天，这位女子看见李世民后却满面愁容地下拜。原来这位惊艳非常的女子便是李世民弟弟李元吉的妃子。这位杨妃的娇艳风流在唐王室十分出名，长得明眸若水，面如桃花。然而，经过玄武门之变后，这位娇艳女子成了待罪之身，生活凄苦。因平日妯娌间关系甚好，今日专程来探望长孙氏。

杨妃一边向李世民哭诉一边叩头请罪，把李世民弄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一旁的长孙氏见状，便心有不忍地说，要不然把杨妃接进宫来，在自己身边住着也好有个说话儿的人。这样的绝色甚是悦人耳目，李世民自然没什么异议。于是，几日后，这位弟媳杨妃顺理成章地搬进了东宫。英雄难过美人关，杨妃既已搬进了东宫，那自然也就与李世民见面的机会多了，几日后，难忍绝色的魅力和诱惑，两人有了暧昧的关系。不久，太子正式登基，他将长孙氏封为皇后之后，便堂而皇之地将弟媳杨氏封为了妃子，惹来朝堂一片哗然，却也不好说什么。长孙皇后绝对不会想到，正是由于自己的同情，使得杨妃成为丈夫的一名姬妾，还皇宠日隆。要换了别的女人早气死了，真是感叹长孙皇后的胸怀，既然事已至此，便不去纠结，对杨氏亲如姐妹，这更加让太宗对她尊敬起来。

长孙皇后的父亲在她年幼时过世，早年间她同父异母的兄长对她们母子三人很是过分，然而，此时当了皇后的长孙氏却丝毫没有借着手中权力为难这位兄长，于是，长孙安业顺顺当当地一直在朝廷做官。但是，后来有人告发长孙安业与人合谋造反，太宗得知后很是生气，想下旨将这位大舅子杀掉，长孙皇后听说后立即到太宗前面哭诉，请求饶恕自己的兄长，给他一条生路，免官就好了，不要夺他性命。这样才保住长孙安业的性命，如此看来，长孙皇后以德报怨，品行高洁。

长孙皇后为人质朴，生活十分节俭，从不奢华浪费。她不仅对宫人严格要求，对子女更是严格要求。对于太子李承乾，长孙皇后处处以储君之道来要求他，每日必查问功课，时时教导他要拥有一颗仁爱之心，并认为太子应当多了解天下民情，生活应当简朴，不应奢华浪费，当为天下人作表率。太宗时候宫中嫔妃众多，儿女更是出了名的众多。身为皇后——中宫之主，长孙皇后平日对待诸位嫔妃十分和蔼友善，对待庶出儿女更是常常关怀备至，如若哪位嫔妃或者孩子生病，她必会带着最好的药物和养生食品去探望。因而，不仅后宫三千佳丽，就连诸多公主王孙对这位皇后都是尊敬有加，满怀爱戴之情的。

此外，长孙皇后喜好读书，尤其是与历史有关的书籍，皇后常常拿来仔细品读，并时时处处以古为训，依照历史中贤德皇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历代都要求后宫不得干政，长孙皇后更是如此，她时时与前堂政事保持着距离，处处保持着自己应有的贤惠与优雅。然而，这并不说明长孙皇后就是万事不关心，她深明大义，对于事情的利害常常看得十分清楚，因而，每每在太宗皇帝对贤臣大发雷霆之时，她就会以巧妙委婉的方式，来对这位天子丈夫吹吹“枕边风”。而妻子吹来的“枕边风”，总令太宗心中一暖，往往能够欣然接受。长孙皇后出面维护魏征的故事，可谓盛唐最为出名的史事。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汉族，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县）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享有崇高的声誉。

魏征可谓是唐朝出名的谏臣，他敢在太祖皇帝面前直言相谏，毫无惧色，怎样犯上的话都敢说。皇上却从来不治他的罪。殊不知，并不是皇上不生气，而是这背后有长孙皇后挺身维护的一份功劳。

若说唐代的直谏名臣，恐怕非魏征莫属了吧。他在皇上面前简直什么都敢说出口，丝毫不畏惧龙颜，还不止一次让皇帝下不来台。有一次，太宗实在是被他顶撞得气愤不过，退朝之后狠狠地对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谁是这个乡巴佬啊？太宗咬牙切齿地道：“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长孙皇后听后返回自己的宫中，更换朝服肃立于庭中向太宗行礼。太宗惊问缘故，长孙答道：“妾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如此耿直，自然是因为陛下你已为明君。我怎能不向陛下道贺。”长孙以她的睿智和对丈夫的了解，轻轻地化解了太宗的怒气，既救了魏征，又令太宗明白直谏之臣的可贵，也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

据说有一年，正当盛年的李世民忽然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长孙氏虽然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一对自幼结发的夫妻，在丈夫似乎将要走到生命尽头、妻子甘愿以身相殉。这样真挚的情意，真是深感人心。

然而太宗皇帝康复不久之后，这位皇后却病倒了。贞观十年，在随太宗居于九成宫时，长孙皇后忽然病倒，病情来得极快，很快皇后便奄奄一息。长孙皇后早年便患有哮喘病，这次犯病后，病情来得凶猛沉重，太宗皇帝急得六神无主，遍召天下名医依然不见效。尽管已经抱病在身，长孙氏仍然念念不忘她的皇后职责，随后的日子如有需要陪同皇帝出席的场合，身体衰弱的长孙皇后一定会陪在皇帝身边，这就使得她的病始终不见好转。最终，在一个深夜，她强撑着陪太宗出宫视事，风寒侵袭，病情迅速加重，医生也束手无策。太子李承乾想要父皇大赦天下，以祈求神助，延长母亲性命。满朝文武得知后，纷纷请求皇上大赦，太宗统统照办并亲力亲为。然而，消息传到长孙氏耳中，她反复地要求太宗不要如此，经不住爱妻的苦劝，太宗只得中止计划。

然而，长孙皇后的病，终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弥留之际，她最担心的仍然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重臣房玄龄的遭遇前途，请求太宗一定不要亏待他，还进言力劝皇上要亲君子远小人，若能如此，便是对她的怀念了。

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逝于立政殿，享年三十六岁。所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这位女子的一生要以怎样充满睿智贤德，才能够写完当年那副卦中的短短八个字。长孙氏短短三十六年的人生，却近乎完美地诠释了这八个字。

一绝千古的灿烂背影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逝，太宗依据爱妻因山为陵的遗言，将其埋葬在九嵕山，谥号为“文德皇后”。文德皇后入葬元宫后，太宗做了两件前所未有之事。

尽管长孙皇后已经去世了，然而，太宗皇帝却始终觉得她并未走远。便命人在宫殿旁边的道路上建起房舍，让宫人居住其中，如同侍奉活人一般的侍奉皇后。自古以男子为尊，哪里有过帝王怀念自己妻子到如此地步的？几乎为太宗首创。可见，在这位千古一帝的心中，长孙皇后始终活在他的心里，从未离开。之后不久，太宗又命人建起高台，并每日登上去远眺长孙皇后的陵墓，每每远望就是很长时间。不仅自己如此怀念皇后，还常常拉着大臣一起远眺。可见，太宗心中对于这位结发妻子的思念之深。然而，作为帝王是不能因为思念妻子而建起这样的高台来祭奠妻子的，这是明显违背制度的。因此，在魏征的劝谏下，高台还是拆了。如果不是用情太深，太宗又怎会禁不住地想要怀念呢，可见实在是思念太甚了。

后世还因为这件事流传下来一个出名的典故，所谓“望陵毁观”。然而，尽管高台被拆除了，然而，太宗皇帝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回诏中，公然向大臣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说他自从缺失佳偶，悲伤哀痛常常不能自已，岁月流转，物是人非，睹物伤情。自从皇后去世以来，日夜思念以至于废寝忘食。真可谓“一字一血泪”，看后令人不免唏嘘。

接下来，也许因为对皇后思念不已，唐太宗又做了一件旷古绝今之事——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幼女晋阳公主和幼子李治。太宗亲自抚养幼子幼女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因为爱宠其母，所以亲养其子，并以子思母，借此来慰籍自己的苦闷和空虚的心灵。

然而，这种慰籍法，只能是举杯消愁愁更愁。长孙皇后活着的时候，太宗常常流连于花丛中常常忘返，对于妻子亲自寻求佳人绝色的举动，他也十分赞同，并没觉得有何不妥之处，然而，终究是女子。长孙皇后是一个女子，面对丈夫不停的有新欢蜜妾，心里终究还是有些难过和凄凉的吧。只是身为皇后，就是要做常人所不能做，忍常人所不能忍吧。她嫁给了帝王，便要忍皇后应忍之事。她或许并不是心中不起波澜，只是她的修养太好，常常将难过压制下去，时间一长，尽管疼痛在那里，她都能够视而不见了吧。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长孙皇后三十六岁便去世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长孙皇后走后，太宗皇帝也像丢了魂魄一般，再也无心男欢女爱。后宫三千佳丽都提不起他的兴趣来。对于生活、人生也再没有兴趣了。太宗皇帝的这种心情，使得后宫在长孙皇后去世的十多年间，只出生了一个孩子，还是刚刚出生便被太宗过继给别人了。与皇后去世之前，后宫女子为他生了二十多个孩子相比起来，真是令人诧异。但这又不难看出，随着长孙皇后的去世，太宗皇帝昔时鲜活美好的心境也一并随着这位发妻一起离去了。

那么，长孙皇后留下的两个最年幼的孩子便成了太宗唯一的情感寄托。他长年将这一对儿女留在身边，就仿佛长孙皇后陪在身边似的。太子李治成年后该在自己寝殿居住的时候，太宗皇帝都不愿让他离宫，为此大臣们在贞观18年和贞观20年两度上书，要求皇帝放太子回东宫，最后双方妥协，一个月间太子李治15日在东宫，15日留在父皇身边。也正是太宗给了李治这样的特权，这样的宠爱，才使得李治在父王的病榻前爱上武则天，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可能是李治也觉察到父皇对母后的深深思念，他在贞观22年建起了一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来纪念母亲。大慈恩寺的规模很大，共有十几个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豪华。唐玄奘称其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默许，太子是没有能力和胆量如此做的。

大慈恩寺。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唐代长安的四大译经场之一。也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迄今已历1350余年。位于古都西安南郊，创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大慈恩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代皇室敕令修建的。唐三藏——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教宗派。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所以大慈恩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长孙皇后素来喜读书卷，她死后太宗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女则》，这是长孙皇后亲手编纂的，将历代女子卓越的事迹汇总起来编纂成册。长孙皇后平时便常常翻阅这本书，来作为自己的镜子，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太宗此时见到这本遗物，页页翻来仿佛都留有爱妻的气息，像爱妻轻轻的话语，吹在耳边，却猛然间惊醒长孙皇后已去世多年了，黯然神伤，真是令人掩卷下泪。太宗在长孙皇后离去的日子里，每每凄清孤单。这才一次次地念起结发妻子的好来，于是，长孙皇后便在丈夫的思念中日复一日地完美无瑕。所有活着的女人，都敌不过死去的她。

贞观后期，却出了个才女徐惠，迅速地成为太宗的宠妃。这位徐惠可谓是才情满腹，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据传她出生五天会说话，四岁便通读论语和诗经，八岁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十一岁便入宫成为才人。失去长孙皇后的太宗皇帝看众女无味，却唯独对徐惠宠爱有加，只需看一则小事就可知。

有一次，李世民派人叫徐惠来见自己，本来兴致盎然，结果徐惠迟迟不来。太宗皇帝等了很久，以至于好心情变成了一肚子火。当徐惠姗姗到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李世民冷脸如冰，但只是嫣然一笑，挥笔写了一首诗送到了丈夫的面前：“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首诗就是后来进入《全唐诗》的《进太宗》。李世民读完之后，哈哈大笑，怒气一下子全消失了。

她之所以得宠，正是因为她像长孙皇后，将才华、胆识、娇媚几近完美地集于一身，然而无论是徐惠，还是后宫中的其他女人，都无法企及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心目中的高度。也不可能再有哪个女人，能够重演一遍长孙皇后与太宗，多年相濡以沫的生命交集。

太宗几乎毫无保留地将他对长孙氏的思念，倾注在了她的兄长无忌和几个儿女的身上。晋阳公主作为长孙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谦恭善良。太宗脾气爆发的时候，只有这个女儿的话他才听得进去，也只有她才能为胆战心惊的重臣、妃嫔、宫人们挽回些局面，使他们少受责罚。这样的情形，就如长孙皇后在世时一样。当最像母亲的晋阳公主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夭折后，太宗一个多月无法正常进食，随时随地都会控制不住情绪痛哭，很快就憔悴得不成模样。

直至去世，太宗皇帝再没有另立皇后。或许他觉得只有长孙氏才是他的妻子，长孙氏的儿子才有权力取得他的天下，于是，太宗对妻子念念不忘，最终将皇位传给了长孙皇后的最幼子、十五岁的李治。岁月如过眼云烟，长孙氏为青史留下了一个贤后之名，便在千古一帝无尽的怀念当中飘然远去。长孙皇后汇集了才华、胆识与娇媚于一身，她一绝千古的灿烂背影，在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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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李恪：李恪（619～653），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和魏王李泰是李世民诸多儿子中最贤能的，李世民曾打算立李恪为太子，但遭到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而作罢．高宗李治即位后，李恪被长孙无忌以谋反的罪名陷害至死。毛主席曾经评价李恪为“英物”，为李世民不立李恪为太子而感到惋惜。李恪血统之高贵世间罕有，其曾祖母与外曾祖母都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大司马卫国公三朝国丈独孤信之女，其曾祖亦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唐国公李虎。其外曾祖父为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其外祖父是隋炀帝杨广，其祖父是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其父是一代圣主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其一人身有杨隋，李唐和独孤氏三大豪门之血脉，可谓血统之高贵，天下第一。永徽四年，因房遗爱涉嫌谋反为乞命而被诬陷，被赐死，实在令人叹息。

中文名：武曌

别名：武则天、武媚娘

朝代：唐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利州

出生日期：公元624年2月17日

逝世日期：公元705年12月16日

配偶：唐高宗李治

职业：皇后，皇太后，大周皇帝，诗人，政治家

信仰：佛教

葬处：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

代表作品：《臣轨》，《如意娘》

评价：为唐都督武士彠次女，14岁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入寺为尼，高宗即位后复召入宫，永徽六年（655年）被立为皇后。高宗死后先后立废两位皇帝。临朝称制。于天授元年（690）称帝，国号周。

武则天在位期间，她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重视选拔人才，创立武举，殿试和自荐求官等，打击士族残余，设置西域都护府，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在她统洽时期，唐朝经济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谶、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周梦　权力巅峰的寂寞女皇

媚娘前传

武则天入宫之时，也不过才十四岁的年纪。被封才人十二年，是唐太宗身边一个小小的侍女。民间在那时忽起了一种谣言，说有高人夜观天象：唐朝三世以后，当属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谣言后来果然被印证，可谓一语成谶。这位女主便是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一向饱受争议。有人说她篡唐代周，信用酷吏，淫乱后宫，罪不可赦；有人说她统御有术，政治开明，国势强大，四边安靖，功在千秋。她究竟有怎样传奇的一生，让我们共同来走近武则天，揭开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的神秘面纱。

武则天，字明空，山西文水人。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一说长安。她的父亲武士彠是个商人，早年走村串巷卖豆腐，攒下本钱后转而做木材生意一下成了暴发户，从此家境殷实。隋炀帝大业末年，李渊任职河东和太原之时，因多次在武家留住，因而相互结识。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以后，武家曾资助过钱粮衣物，所以唐朝建立以后，武士彠作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出任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后来又于贞观中，改封应国公。至此，武家完成了从农民到商人，又成为官人的彻底转运。就连武士彠的婚事都是唐高祖从中做媒一手操办的，高祖将前宰相杨达的女儿许配给武士彠，须知杨氏是秦王李世民妹夫的堂妹妹，娶了她，就是和现今皇室攀上了高亲。

武则天的母亲怀她时已年届四十，因头胎是个女儿，家里都想要个儿子，于是成天烧香拜佛，祈求贵子。一天黄昏时候小睡，曾依稀梦见一黑龙盘在前窗，首尾相见。俄而，又见天女散花，人言大罗天女来也。说给丈夫听，武士彠也颇觉稀奇，让杨氏不要声张，差人叫一些算卦先生算了几次，亦言必生贵子。后来武士彠又便衣悄悄地去白马寺摇了一卦，求得一签，上写：君臣具体，朋友同志，市易有利，天地丈夫。内中有“丈夫”两字，武士彠放下了一半心，觉得生儿子的可能性最大。孰料，又是个女儿，只是这个二女儿长大后竟真成了“天地丈夫”。

她的父亲武士彠于贞观九年溘然长逝，母女受尽族人欺负。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一月，唐太宗李世民下旨广选天下美女、才女充实掖廷，又听说年轻的武氏长得明媚娇艳，体态丰腴，楚楚动人，且性格刚强，便将她纳入宫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名“武媚”。年仅十四岁的武媚毅然决定入宫，不久即被封为才人。依照唐朝皇室的规矩，皇帝有一后、四妃、九昭仪、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三班低级宫女中每班又各有二十七人。以上所述统称为后宫佳丽，皆可承受帝王的恩泽。武媚娘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六级的才人，十二年后太宗薨逝，她依旧仍只是个才人。

武则天后来曾回忆说：“我年轻的时候，伺候太宗皇帝。皇帝有一匹骏马，叫狮鬃马，无人能驯服。我向皇帝说，我能。只要给我三件东西：一根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利剑。我若不能用铁鞭制伏它，我就用铁锤，若还不能，我就用剑刺进它的脖子。皇上很夸我的勇气。”以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有这种勇气，可谓难能！这真是武则天精神，这话一定会使皇帝为之一惊。只是太宗皇帝并不喜爱英明果断的女人，他喜爱的女人要温柔，要和顺。太宗将她选入宫中，因为这样对她父亲也是殊荣。武媚娘干练尽责，头脑清晰，在宫中专管太宗皇帝的衣库，自然非常称职。她亭亭玉立，极其健硕，脸方，下颌秀美，两眉明媚，两鬓微宽，有自知之明，料事如神，治事有方。从武氏的作为上，太宗皇帝已经看出来，女人如此，确属可怕。由此看来，武媚娘在太宗皇帝前面并不甚得宠是必然的了。

武媚娘之聪慧，绝非常人可及。在太宗皇帝面前不甚得宠，她却并不因此而一味怨恨，而是详细地分析形势，并具有充足的耐心。作为太宗的贴身侍女，武媚娘日日在皇帝身边，磨练沉稳与忍耐，她察言观色学习作为一国君主的法则，她冷静异常暗暗盘算自己将来在宫中的出路。才干与智慧可能是天生的，然而，十几年不甚得宠的宫中生活，于这位野心昭昭的女人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一来这样清冷的日子磨砺了她的性格，使年轻的她日复一日变得稳重坚韧起来，二来皇帝侍女的身份使得她谋到了另一条出路，这条出路便是太子李治。

李世民年少时起便开始行军打仗，尽管英武非常，却也留下一身的病痛。此时年逾不惑，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加之对长孙皇后的无尽思念，使得太宗皇帝最终倒在了病榻上。武媚娘自然是日日服侍在病榻之前，与此同时，在太宗病榻前服侍的还有太子李治。表面上，武媚娘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暗暗着急，如若太宗驾崩，她作为被先帝宠幸过的才人，即便能够逃过殉葬一劫却也逃不过削发为尼的结局。她现在正是花样的年华，满腹的智谋和英明才干，还有她满心的渴望，对于权力的欲望和对于江山的贪婪，她还有宏图未谋划，她还有雄才未施展，怎么能就早早地困陷在尼姑庵中，就这么伴着青灯古佛老去呢？

她谋划将来，盘算多日，终于在眼前的男人身上找到了答案。如果太宗驾崩，这正统自然是由太子来继承，那么，掌握住太子的一片心，也就表明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太子李治性格温柔善良，这对于武媚娘来说，可谓是机缘正好。像武媚娘这样玲珑的女子，去设计勾引如此温柔单纯的一个太子，显然是成功在握。受过先王的宠幸，媚娘此时已通男女之情，原本美丽的脸庞更见妩媚，腰身更为窈窕多姿。她深深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她日日在病榻之前与太子眉来眼去，只要有机会，便有意无意地向太子传递暧昧的信号，时而凝神的注目，时而娇羞的一笑，时而指尖的触碰，时而唇边的一吻，所有的一切都使柔弱的太子痴迷不已，一心渴求媚娘，他在媚娘若有如无的挑逗下，心中骚动迭起，欲壑难填。

武媚娘终于成功地使太子爱上了自己，日复一日地对她痴恋愈深。在太宗的病榻前，两人严肃侍奉，端庄矜持，不敢失礼；然而，一旦背过耳目，两人便大起胆子来偷情，缠绵悱恻。太子爱的正是武媚娘的坚韧、沉稳、聪慧、灵敏，而这些全部是他自己所缺乏的。因而，他觉得自己这一生都离不开这个女人，因而，也就在偷欢的床榻前许下一定接媚娘回宫的誓言。这位太子却不知道，这样一个野心昭昭的非凡女子，会给大唐带来怎样的祸患。

贞观635年，唐太宗薨逝。依照宫中风俗：帝王驾崩，侍妾必到尼庵出家，以示洁身自持，为君守节。尽管武媚娘作为先王的侍妾也削发为尼，在感业寺出家。只是她给唐高宗李治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至于一向性格软弱的李治，力排一切阻挠，一意将已经出家的武氏，接回宫中。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王皇后的帮忙。武氏此时正怀着皇长子李弘，从寺院走出到再次踏入宫门，可谓经历过一次轮回，媚娘前传已成过去，这一次的轮回转世里，武则天终于可以发挥才干，大有作为。

为奴、为妃、为后

同样作为女子，后宫争斗何其险恶，王皇后为何要帮忙将武氏秘密接回宫呢？因为她那时也正有她个人的事情，非常为难——萧淑妃生得美貌多姿，娇媚动人，而又机敏多智，能言善辩，日渐得宠，王皇后日渐受到皇帝的冷落。并且萧妃已给皇帝生了一子，就是许王素节。王皇后的长子燕王忠那时正是太子，但是并不是自己生的，本是后宫刘氏所生，她自己并没有亲生的儿子。萧淑妃貌美阴狠而善妒。由于宫中的阴谋毒计，由于甜言蜜语的中伤，由于背后的谗言，王皇后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王皇后既然无法与萧妃相争，于是想引入武氏，以毒攻毒。女人的本性若受了刺激，她是不管体面不体面的——丑闻、乱伦，又有什么关系！

武则天一回宫生下儿子，皇帝心里全是武媚娘的影子，便日日对萧淑妃不上心起来。皇帝已经脱离了萧淑妃的掌握，王皇后无限地傻高兴，不住地在皇帝面前夸奖武氏。武氏不久便升为昭仪，只次于皇妃一级了。只是心思单纯的王皇后岂是武则天的对手，她当初把武氏偷运进宫来，只知道去了个轻薄阴狠的萧淑妃，却不知道换来了一个更聪明更狡猾的女人，口蜜腹剑，会置人于死地的。

二度进了宫还不到一年，武氏已经把整个皇宫控制在她的掌中了。宫廷生活里最重要的一方面，也是愚人所忽略的一方面，不是皇帝，也不是皇后，而是那些仆人，无数的仆人、侍女、厨役，各嫔妃以下等等还不算。皇后为人端庄有礼，而多少使之固执拘泥，时时不忘自己的地位。一向不体谅仆人，也不屑于俯就他们，讨他们欢心。皇后的母亲刘氏，当年对仆婢也是粗鲁暴躁，为仆婢极其厌恨。武氏深知，若没有仆婢夹杂在内，宫廷之中就不会闹出什么阴谋来的。

武氏机敏圆通，对他们又和顺，又大方，也偶尔以目示意，警告他们抗命不恭的危险，因此，颇得仆婢的爱戴。只要她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她就把侍女叫进去，尤其是服侍她最忠心的，最讨她喜欢的，把皇上赏赐自己的礼物厚赏给她们，如宝石、金饰、银饰、绸缎等，越曲意讨人喜欢的，武氏的赏赐也越丰厚。因此侍女什么话都告诉武氏，所以武氏对王皇后那边的事情清清楚楚，对全宫的情形也都明白。她听到的，她相信皇上一定也知道。实际上，皇宫只不过一里宽二里长的一块地方，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她若不能控制，她就不要梦想做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了。

要照武氏的想法看，继续做个昭仪，的确是件荒唐可笑的事，因为她所谋求的是更为远大的。下一步要做的只是把王皇后的地位取而代之了。以武氏的才能，这也不是太难的事。为了达成做皇后的野心，她不惜用尽一切方法。王皇后为人谨严方正，无懈可击。武氏需要无限的忍耐，直至时机来临的一天。

时机终于来到。武氏生了一个女孩。孩子还不足十天，一日，王皇后来看孩子。侍女回禀王皇后来的时候，武氏故意离开了。王皇后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她把孩子抱在怀里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回床上。王皇后一走，武氏就进来把孩子掐死，用被子盖上。她知道高宗下朝以后一定来看孩子。高宗果然来了。武氏高高兴兴地讲述孩子多么可爱。她让一个心腹的侍女把孩子抱来给皇上看看。侍女把孩子抱了出来，武氏过去接。她一看大惊，孩子不睁眼，不动，不呼吸。孩子死了。武氏惶恐万分，悲痛若狂。仿佛是万念俱灰，一切都完了。她号啕大哭，她问：“怎么回事？早晨还是好好儿的。”她惊疑不定，纳闷孩子为什么突然死去。

然而她并没有哭得神智昏迷，只是擦干眼泪问，她不在屋的时候，有什么人进来了？侍女回说：“皇后来了，她来看孩子，抚弄了一会儿就放下了。”武氏的眼光和皇帝的眼光碰在了一起。真是无法相信，会有人做出这种罪大恶极的事来！这次失女事件后，武则天被封为宸妃。皇后被幽禁中宫，为铲除皇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次事件的基础上，又发生了另一起对铲除皇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巫蛊事件。宫廷历来对这样的事情深恶痛绝，如有发现必然严加惩处，汉代赵飞燕姐妹除去许皇后所借用的也是这一刀。

到高宗六年，因为有人告密，皇上亲自带着人，在王皇后床底下发现一个小木头人，上面刻着皇上的姓名、生辰八字，有一根针插进小木头人的心。王皇后显然是用魇魔法害皇上，使皇上心疼，要置皇上于死地。王皇后就仿佛血手淋漓地被人发现，惊慌失措，哑口无言。除去连口否认之外，又何以自解呢？于是跪在地上，力说自己确不知情。可是有什么理由能逃避这个厄运呢？她猜想那个小木头人一定是别人栽赃，偷偷埋在她的床下的，可是一切证据都于她不利。

宫廷里，朝廷上，议论纷纷，大臣惊骇，小吏疑猜。是皇后真的要害皇上呢，还是别人阴谋要害皇后呢？若是说王皇后用魔法去害萧淑妃或是武氏，不是更合乎情理吗？整个这件事似乎都不可置信。王皇后绝不会自己一手做的，一定是用一个女巫，和一个人同谋的。女巫又是谁呢，什么名字？若凭婢仆的话，也可以把罪状确立，也可以把罪状推翻。万一把皇后废了，谁最可能升成皇后呢？武氏一向并没有静止不动，在三年以内，她给皇上生了二男一女，一女就是被掐死的那个孩子，武氏是越发有权做皇后了。

武氏很清楚，朝中大官重臣之中，长孙无忌最有威望。位居三公之首，身为太尉，又是皇帝的舅父，必须争取为己用不可。如果他能认可，别人就容易了。她劝高宗驾幸无忌的府第，亲自拜访舅父，她要随驾前往。皇帝驾幸臣子之家，是一件殊荣，值得记在历史上的。高宗御驾亲临公布之后，无忌不知何故，颇觉可疑。后来一看武氏也随驾而至，立刻明白了。

当天晚上，听说中书令柳奭免了职。柳奭是王皇后的舅父。由此看来，武氏是认真动起手来了。第二天早朝，情势显得很紧张。众人正在等候进去的时候，听说裴行俭（后来为名将）又遭免职。大臣们又鱼贯入朝，脸上紧张严肃。高宗开口引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皇后未给朕生得一男。武宸妃生了男孩。朕意已决。”老臣褚遂良力谏之后，继之还笏求去，结果瞬间被贬为潭州都督，潭州远在湖南，乃山中小县。褚遂良是先王遗诏中挑选出来辅佐李治的老臣，竟然遭如此待遇，一时间举朝哗然。

柳奭（？～659年），字子邵，蒲州解人，唐朝宰相，高宗壬皇后的舅舅。贞观年间，累迁中书舍人，拜兵部侍郎，再迁中书侍郎。永徽二年（651年），拜相。任中书侍郎。翌年，放任中书令，兼修国史。永徽五年（654年），壬皇后失宠。柳奭感到形势不稳。乃辞相位。左迁吏部尚书“次年。壬皇后被废。柳奭累贬爱州刺史。显庆四年（659年），被诬谋反。处死。

裴行俭。汉族。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唐高宗时名臣。裴仁基之子。著有《选谱》十卷。十集《草字杂体》，今均佚。

十月十三日，唐高宗在李勣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下，终于颁下诏书：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并加囚禁，她们的父母、兄弟等也被削爵免官，流放岭南。七日之后，高宗又颁发圣旨，诏告天下，将宸妃武氏立为皇后。这道圣旨一颁布，四海哗然。经过三年耐心地等待和努力，踏上凤辇的那一刻，武氏的野心可算是实现了。当然，这只是个开始。

李勣（594～669年，“勣”音“绩”），原名徐世勣。字懋功（亦作茂公）。唐高祖李渊赐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汉族，曹州离狐（今山东荷泽东明县东南）人，唐初名将，曾破东突厥、高句丽，与李靖并称。后被封为英国公，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李勣一壬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出将入相。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被朝廷倚之为长城。

就因为高宗李治有一天偷偷去看望萧淑妃和王皇后，武后便下令，命婢仆打王皇后和萧淑妃各一百鞭子。然后将手足割下，将两臂两腿倒捆在身后，扔进了酒瓮。两天之后，王皇后和萧淑妃死了。死的消息奏明皇帝，高宗从此和武后过起了一夫一妻的生活。武后洋洋得意之余，又以残忍的心肠，邪恶之诙谐，取一语双关之义，追改王皇后为蟒氏，萧淑妃为枭氏，命令王萧两家后代的子孙各自姓蟒姓枭。

高宗皇帝三十二岁时，越发衰弱多病，朝廷情形也越发不可收拾。从高宗永徽五年，他就时患头晕，并有关节炎，不断地头疼、背疼。两年之后，又两臂麻木，时病时愈。常常不能在朝廷上接见群臣，即使坐朝，精神也不能专注。皇帝的精力日亏，皇后之势日壮。高宗的婚姻生活，仿佛是被武后洗涤得干干净净，而且高宗的生活，纯属规规矩矩的一夫一妻制，就如同他不是皇帝。这就是为什么武氏一得权之后，高宗的孩子都是武氏所生的原因。

不过，又有一个例外的情形。武后有姐妹各一人，妹妹已经亡故。姐姐嫁贺兰越石，丈夫已死，而今居孀在家，在武氏为后时，她也被受封为韩国夫人。因为妹妹为皇后，得以自由出入宫禁，不受宫廷规则限制。与皇帝皇后同桌进餐，在宫中亦有居室。如此天长日久，皇帝不觉对她钟情。于是，人们窃窃私语，说皇上与韩国夫人之间有暧昧之情。不料几天后，韩国夫人便中了毒，倒地抽搐而死。为了纪念韩国夫人，高宗将韩国夫人妙龄美貌的女儿贺兰氏封为魏国夫人。高宗临幸魏国夫人，意欲封之为妃嫔，却不料从泰山祭祀还都之后，高宗的新宠魏国夫人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症状如当年她母亲韩国夫人死时一样，这又是一个悬而不决的疑案。

高处不胜寒

当年，初登上皇后宝座的武则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了太子燕王忠，立了自己亲生的儿子弘为太子。然而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反对，仍然怀恨在心。她认定褚遂良、长孙无忌等栋梁之臣都是辅佐她丈夫的，并且这些人在朝一日，她自己就不能一日随心所欲。许敬宗自然是她自己的心腹。她需要一个工具，并且要教人知道附和她的都厚蒙皇恩。她巩固自己政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顺我者荣华富贵，逆我者有死无生。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汉族，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晋末南迁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西）。父褚亮，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圣通直散骑常侍。

许敬宗（592～672年），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少有文名，隋太业中，举秀才，援淮阳郡司法书位，不久入渴者台，奏通事舍人事。其父许善心被宇文化及杀害后，许敬宗即参加李密瓦岗起义军，为元帅府记室。瓦岗军失败后降唐。后唐太宗闻其名，召为文学馆学士。永徽三年（643年），高宗欲立武则天为后。众大臣谏阻，惟许敬宗促成其事。

次年，韩瑗、来济，被控结交燕王忠，图谋造反。韩瑗流配琼崖，在广东海南岛，夷民之地，蛮烟瘴雨之乡，来济则流配百越。也就在这一年，褚遂良病故。所谓的图谋造反，不过是武后设计的一个阴谋。她一心想利用燕王忠，诬他僭图王位，以他为中心人物，设计一个阴谋，把韩瑗、来济，一切与自己相左的人，一网打尽。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只要妨碍自己野心的，都归入燕王忠一党，都算是叛国奸贼。于是，此后几年，在朝廷的政治上，都以此为中心，将忠良之臣，罗织株连。

韩瑗（606～659年），字伯玉，京兆三原县人，唐朝宰相，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韩仲良之子。贞观年间，累官至兵部侍郎，袭爵颍川公。永徽三年（652年），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永徽六年（655年），拜侍中，兼太子宾客。高宗废后时，韩瑗与褚遂良极力反对。显庆二年（657年），为许敬宗、李义府所谮，贬振州刺史。显庆四年（659年），又被诬陷谋反，处死，年五十四。神龙元年（705年），中宗遵照武后遗制复其官爵。

来济（610～662年），唐朝宰相。因反对唐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被派到西域为官，在抵抗西突厥部落入侵时阵亡。著有《文集》三十卷。

就这样，韩瑗、褚遂良、来济，都在武后的钢鞭之下粉碎了，只剩下长孙无忌孤零零的一个人。无忌也感觉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继续致力编《武德贞观二朝史》。全书共八卷，杀青之后，皇帝赐绸两千匹。现在刀刃向长孙无忌落了下来，这位太宗皇帝的肱股之臣，大唐帝国的开国元老。

次年春天，高宗永徽四年，许敬宗呕尽心血找出了一个长孙无忌参与燕王谋反案的证人。原因是，无忌有一个友人魏季方，因被控贪污被捕。许敬宗现在官居中书令，兼大理寺卿，而大理寺内官员全系敬宗党羽。审案时，判官说，如果魏季方咬定无忌同谋犯罪，魏季方的罪就可以从轻发落。

用刑之后，魏季方仍然拒不招认，并且企图自寻短见。已经在身上自刺数处，即将死去，许敬宗一看无法从他身上获取证据，眼看他横竖已经没命，于是向高宗奏称，魏季方已经招认，叛党的魁首不是褚遂良，而是太尉长孙无忌。

高宗大惊，命许敬宗的心腹侍中辛茂再行侦察。虽然魏季方那个垂死之人已经不能说话，侦察的结果完全一样，证明无忌犯罪，完全属实。高宗心里难过，贬斥无忌就如同自断左右手。当夜，有武后在旁，他下诏逮捕那位唐朝开国元老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流配黔州。并且下令保留无忌的官爵，在往黔州去的路上，地方官仍当以接待朝廷一品大员之礼相待。次年，太宗皇帝的内兄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自缢身亡。

在武氏执政五年之内，太尉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都死了。来济初贬为台州刺史，后突厥入寇，来济领兵拒敌，愤怒失望之余，冲入贼阵而死。燕王忠的冤狱完全是许敬宗的伪构，而太宗皇帝当年开国的元老大臣都死在此冤狱之下，老将于志宁也在内，唯唯诺诺得以幸全。朝廷上忠直刚正之士都已肃清。在位的都心怀畏惧，知道非在武后面前奴颜婢膝，不足以苟活。武后的亲信小人许敬宗、李义府都飞黄腾达起来，对武后一味胁肩谄笑，毕恭毕敬。武后已经把大唐的天下牢牢地控制住。

李义府（614～666年），瀛州饶阳人。太宗时。以为监察御史。诏侍晋王。王为太子，除舍人，崇贤馆直学士。与来济俱以文翰显，时称来、李。甚谄事太子，而文致若谠直。高宗时，累官吏部尚书。义府貌柔恭，与人言，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时号义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称为人猫。后以罪流于隽州死。

武后的期望堂皇而远大。她要行远大之举，成非常之功，为空前之事，但是都达到疯狂的程度。总之，她醉心于权力，醉心于统治，以杀人为快，以施恩为荣。关于她后半生的统治，究竟为功为过，人们将争辩不已，意见之所以不同，大半系于观点之歧异。当时贪污横行，司法败坏，官制摧毁无余，当时学者王公之子竟不入太学读书，向官方检举邻人和朋友，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显庆四年后，高宗多病，经常“头重风眩，目不能视”。在这种情况下，她参与朝政，“忧劳天下”达24年之久，并与高宗形成“二圣”局面，不仅得到许多大臣的拥护，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为武则天称帝打下了基础。咸亨四年，高宗病势越发不好，武后与高宗常常接连数月，住在东都洛阳。在这期间，太子李弘奉旨摄理朝政。遇有重要政务，才向洛阳请示“二圣”，其实只是向武后请示，高宗皇帝已卧病在床。

简单来说，在武后初为皇后的十年，高宗是日日临朝，武后临朝只是偶然垂帘听政。在中间十年，从麟德元年到咸亨四年，高宗与武后是照例同时临朝，号称“二圣”。在后十年，从上元元年，武后是日日临朝，高宗临朝成为偶然，这是“天后”时期。由于高宗体弱，因而信任武则天，逐步将处理军政的权力交给武则天打理，这也为武则天顺利杀害大唐重臣和夺取中央实权埋下伏笔。最终在皇帝病重的时候，代替高宗使王权，行王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在位时期还频繁地更换太子，据传有不少儿子都是她亲手所杀。上元二年李弘暴卒，被破例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使李弘成为唐代第一位死后追封为皇帝的太子。他死后，武后又将李贤立为太子，史称章怀太子。公元681年，他被迁往巴州，两年后，李贤在被武则天派遣来的酷吏逼令下，自杀身亡。之后被立为太子的李哲也落得被幽禁的下场。把贤能的太子一一废却，本意就是得以利用庸懦恭顺之子称帝为名，受她任意摆弄，和以前摆弄高宗一样。她将再继续独揽大权，一个为皇后为母亲的这样做，的确是古今稀有的事。

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薨逝。高宗临死时下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悉听天后处分”，给了她“临朝称制”的权力。尽管高宗死后，太子李旦即位，史称中宗。但在临朝称制的六年间，武则天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用铁的手腕平定叛乱，打击政敌，铲除异己，另一方面大力选拔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为当皇帝扫清了道路。

这一年七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光辉极为灿烂，尾巴有二十余尺长，历时三十三日才消失。有如此天象，于是武后又改年号为“光宅”，她的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高宗驾崩后还不足两个月，在光宅元年二月五日，武后就以微不足道的理由，在文武百官众目睽睽之下，把中宗皇帝拉下宝座，群臣大惊。这是她第四次废却她的儿子。中宗被废，武后又以儿子睿宗李旦的名义，独揽大权。历史称这个时代为武则天皇帝当政时期。

终于，天授元年（690年）九月，野心勃勃的武则天登基称帝，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年），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至此，武后终于皇袍加身，登上皇位，在淡紫色的薄纱之后，独握大权。时年六十七岁的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还在光宅五年，改名为“武曌”，后一个字为她自创，乃“日月当空”之义。都说皇位高处不胜寒，而她，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十五年，直至公元705年，以八十三岁高龄薨逝。

后事之谜

光宅五年时候，徐敬业曾发兵起义，讨伐大逆不道的武则天。那一篇出名的《讨武曌檄》便是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亲笔撰写的，可谓文采飞扬，力透纸背。据《新唐书》所载，武则天初观此文时，还嬉笑自若，当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时，惊问是谁写的，随即便说这样的人才没能为她所用，是宰相之过也。可见这篇檄文煽动力之强，骆宾王的才华横溢，却也更可以看出武则天的帝王胸怀，尽管为一个女子，丝毫不输于男子。

徐敬业（？～684年），唐代反抗武则天专政的军事首领。唐初名将李勣孙。祖籍曹州离狐（今山东鄄城西南）。李勣本姓徐，赐姓李。总章二年（669年），李勣死，敬业袭爵英国公，历官太仆少卿、眉州刺史。

骆宾王（约627～约684年），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初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唐龙朔初年，骆宾王担任道王李元庆的属官。后来相继担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作为秘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曌檄》。

公平而论，武后的确是最精明强干的政客，胜过那些学识渊博的儒臣，胜过历代雄心大志的皇后。然而，她后半生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暴虐的君王，是个淫荡的女人。武则天的第一男宠是个名叫薛怀义的和尚。原来并非和尚，也不叫薛怀义，而是洛阳闹市上一个摔跤卖药的，以卖药丸和膏药赚钱，以打拳摔跤吸引观众。身体又高又大，好逞筋骨之能，以御女奇术自夸。历代明主贤君的生活里也有女人。为什么女王不应该与她的情人享乐呢？也许武后要娶一男妃是要提高女权。但是武后于花甲之年，以女王之尊，而找洛阳闹市一个以摔跤卖药为业走江湖的壮汉为情夫，确是淫秽难恕。

薛怀义原名冯小宝，由于一个宫女，他认识了一个公主，与那个公主很亲密，公主深知小宝其势雄伟，乃非常之器，逆转荐于武后。小宝深得武后欢心，常被召入宫中。因为僧道有特权出入皇宫，尤其可以出入武后的寝宫，武后就下令小宝把头发剃光，还为他更名为薛怀义，以便常常进宫。武后使小宝当白马寺的方丈，白马寺是因唐玄奘出名的。因为这个方丈是为唐朝已故的帝王诵念经文的，所以可以常常进宫向武后奏事。

武后荒淫的传说弄得是满城风雨，她晚年不仅纵情声色，还任用酷吏实施酷刑，如此一来冤案重重，枉杀忠良，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她肆意屠杀李家子孙，毫不留情。由永昌元年下半年至天授元年上半年，残杀是一次一次，密密相连。到第四次残杀到来之时，唐室皇族已经零落殆尽了。不仅如此，武后还大力提拔亲眷，培养武家势力，残害李家子孙。连着几个月来，废却一个幼主，接连幽禁一个新君，以及其他一件一件的事情，有识之士看得心惊胆战，弄得梦魂不安。武后已经太荒淫专横，于是，有人揭竿而起，声讨武曌。此人便是前面提到过的徐敬业。

徐敬业为英国公李勣之孙，李勣当年曾亲奉玺绶，进武宸妃为皇后，现在徐敬业起兵声讨武后了。有六七个儒生和几个被武后罢黜的官员相聚于扬州。大家以为武后倒行逆施，荒淫横暴，国人必有同感。于是用计控制住扬州驻军，伪称先父章怀太子贤在成都时并未遇害，现在实在军中，如今起兵声讨武后。主张正大，正顺民心，大家盼望中兴唐室，万分热诚，十日之后，声称聚兵十万。

不幸的是起义大军的领袖都是书生，其中没有一个人有战阵经验。最终，徐敬业兵马大乱，溃不成军。徐敬业见大势已去，逃脱不成，被部下刺杀，其他将领，悉数被俘。起草千古杰作《讨武曌檄》的骆宾王，从此失去踪影，再无消息。各被俘将领都遭斩首，将头送往京都献功。此次朝廷平定叛乱，历时不过两月，至十一月全部肃清。

反叛大军剿灭，武则天依旧我行我素，包养男宠，薛怀义因为得宠渐渐自大起来，惹了一些事端之后，在武后的沉默下，太平公主将他秘密处死。薛怀义死后，她还有御医沈南趚为男宠，但很快便不满足。于是，武后在七十五岁之时，又有了一对新欢，便是张氏兄弟。张氏兄弟年方二十，面如傅粉，唇若涂脂，都是杰出的美男子。被人称为五郎、六郎。和美丽的男宠在一起，武后有青春，有美，有快乐。由现在直到她的最后一天，她始终不肯让张氏兄弟离开她眼前。

结果后来武后病重时候，发生了政变。武后长安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清晨，已任杨元琰为右羽林卫将军的张柬之决定起事。由于张柬之谋划周密，不过半小时，一切行动即已毕事。张柬之等领导人物离去，留下李湛看守武后，几个武官把张氏兄弟二人的头带了出去。

张柬之（625～706年），字孟将，汉族，唐朝襄州襄阳人。张柬之中进士后任清源丞。689年以贤良征试，擢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合州、蜀州刺史、荆州长史等职。狄仁杰向武则天推举之，武则天将其提升为洛州司马。不数日，狄仁杰再荐之，称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遂得以升为秋官侍郎，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张柬之与桓彦范、敬晖等乘武则天病发动政变。复辟唐朝国号。因功擢天官尚书，封汉阳郡公，后升为汉阳王。不久，张遭武三思排挤，被流放边疆。张柬之被流放陇州，气愤致死。

次日，正月二十三日中宗以皇太子监国，二十四日武后正式让位。唐中宗李显继位。唐室王公子孙都被蒙赦回朝，恢复原来爵位。由来俊臣周兴放逐的朝臣及家族都被赦回乡，只有周兴等刽子手的家族未被赦免。正月二十七日，武后在护卫之下移居城内西部御花园内的住所。中宗每十日必往谒武后问安，像以前一样恭敬。武后日夜有人看守。

武后这个暴虐专横的妇人，现在是在她一生里第一次觉得没有权力了——被人击败了。直至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武后在富贵豪华的软禁之中死去，享年八十二岁。因为武后很重视身后的祭祀，所以在遗言里说后人要以“皇后”的身份祭祀她，不要把她看作“皇帝”，看作她亲爱丈夫高宗的贤妻。中国历史上这个最骄奢淫逸，最虚荣自私，最刚愎自用，名声坏到极点的皇后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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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天子！”：《唐书》记载袁天罡最著名的相术传奇事迹是为女皇武则天看相。当武则天还在幼年襁褓中时，袁天罡一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便吃惊地说：“夫人法生贵子！”武则天的母亲便把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领出让袁天罡相面。可是袁天罡一看说可以官至三品。只不过是能保家的主儿。还不算大贵。杨氏又唤出武则天的姐姐（后封韩国夫人）让袁天罡相。袁天罡称“此女贵而不利夫！”最后由保姆抱出穿着男孩衣裳打扮的武则天，袁天罡一见襁褓中的武则天大为震惊。说她“龙瞳凤颈，极贵验也！”但又遗憾地说：“此子若为女孩，当作天子！”历史进程已被他提前言中。

中文名：马秀英

别名：马大脚

朝代：明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安徽宿州

出生日期：公元1332年

逝世日期：公元1382年

配偶：明太祖朱元璋

职业：皇后

葬处：与明太祖朱元璋合葬于明孝陵

评价：马秀英12岁时为其父好友红巾军首领郭子兴收养，21岁时嫁给朱元璋，与其共同度过15年患难与共的征战生涯。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立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册立马秀英为皇后。

她，是仁慈、善良、俭朴、爱民的一代贤后；她敢于在明太祖施行暴政时进行劝谏，保全了许多忠臣良将的性命；她善待后宫嫔妃，不为娘家谋私利，开创了明朝后宫和外戚不干政的风气。在以三寸金莲为美为贵，妇女皆缠足的元代，马秀英坚不裹脚，故被人称为“马大脚”，因此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大脚皇后”。

明梦　大脚孤女的奋斗史

反叛的平凡女子

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之时，也不过25岁的年纪。那时候辅佐他的除了心腹将领，还有一位女子。这位出身平民的女子，性格爽朗，颇具女将风范，在义军中备受尊敬。这位女子便是明太祖结发夫人——马皇后。从红巾军起义到称王天下，她一直陪伴在明太祖左右。一路走来，她如同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一般，成为独绝千古的一代贤后。

红巾军起义是爆发于元顺帝至元十一年（135年）的一次农民战争。1351年在颍州由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元朝统治者挥霍无度，到处搜罗民间财物，天天供佛炼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由此发生了红巾军起义。为推翻元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提出以“明”斗“暗”（“明”指起义军；“暗”指元朝统治）的口号，鼓舞群众向封建官府作斗争。

马皇后，名叫马秀英，安徽宿州人，比起历史上众多帝后的贵族出身，马秀英可谓是个不折不扣的平民之女。母亲郑氏在她年幼时就已去世，父亲马公原是郭子兴同乡人，素来和郭子兴交好，便在自己去世前将女儿托付给郭子兴照顾。郭子兴收马秀英为养女，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精心养育。马秀英虽然出身平民，却仁慈善良，聪慧好学，喜欢读史书。

元末朝廷腐败，实行暴政。郭子兴于元末时候，加入白莲教，散尽家财，聚集豪杰。他响应刘福通的起事，领导江淮地区的起义军，毅然反元。这支起义军队伍便是红巾军，它的领袖便是自称元帅的郭子兴，骁勇善战的他，从而一跃成为反元民族英雄。那时候已经25岁的朱元璋，正在皇觉寺当和尚，他有勇有谋，连立战功，加入红巾军后，很快就得到赏识，成为郭子兴麾下的一名部将，担任九夫长一职。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后被郭子兴改为朱元璋。朱元璋也是平民出身，还相貌丑陋。一天，朱元璋在郭子兴府中等待召见，恰逢元帅的妻子张夫人出来，他便急忙上前行礼，张夫人见状很是喜欢。之后，在郭子兴面前称赞朱元璋，认为他相貌不凡，日后必成大器。不如将义女嫁给他。元帅郭子兴也是慧眼识人，正有这样的想法，几日后便将义女马秀英许配给朱元璋，从而缔结了这门平民之亲，谁都不会料到，马秀英从此成为一代帝王的结发妻子。

郭子兴（？～1355年），元末江淮地区的红巾军领袖，反元民族英雄。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元末入白莲教，散家财结豪杰，响应刘福通起事，攻据濠州，自称元帅。朱元璋隶其部下为九夫长，子兴以义女马氏嫁之，为人骁勇善战，而与某些将帅不和。终以愤恨卒于和州。

一个穷和尚竟能娶到这样一个德貌双全的妻子，朱元璋受宠若惊，尽管他幼年失学，但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日日勤勉读书，再加上天性聪颖，进步得很快。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很快在濠州红巾军中崭露头角，加之是元帅的女婿，因而不免遭人侧目，郭子兴亦对他有疑忌。诸将出征，掳获物都要贡奉郭子兴，朱元璋不猎取私财，无从进纳，更容易引起郭子兴的不快。马氏见此情形，就把自家财产送给养母张夫人和郭子兴妾张氏，请她们在义父前给干女婿说点好话，以弥缝裂痕。虽说郭子兴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但是脾气耿直，性情暴躁，气度狭小。有一次经别人挑拨，竟然一怒之下把朱元璋给关了起来，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马秀英将刚出炉的热饼偷出来，揣在怀里给朱元璋送去，不小心烫伤了胸脯。朱元璋见此，十分感动。那时候，朱元璋领兵征战，常年东奔西跑，她都一直陪伴身边。马秀英不仅品性端庄，生活简朴从不骄奢，她还具有十分智慧的头脑。

于内，嫁做人妇，她可谓是尽职尽责，尽到一个妻子的本分，是家中的贤内助；于外，她举止大方，善待将士，体恤下属，全力帮助丈夫，为朱元璋的正面形象增光添彩。她善待下属，曾亲手为将士缝衣做鞋；她疼爱丈夫，有什么好东西都悄悄给丈夫留着。如果说，朱元璋在军中赢得了莫大的威望，他的结发妻子马秀英便有一半的功劳。一次，与朱元璋敌对的陈友谅大兵临城，不少官员百姓准备逃难。在人心慌乱的紧急时刻，马皇后镇定如常，把宫中的金帛布匹，尽数发给军士，犒劳士兵，从而稳定了军心，为朱元璋获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陈友谅（1320～1363年），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元末大汉政权的建立者。本谢姓，祖父谢千一入赘于陈，其后代改为陈姓。

郭子兴去世后，二十八岁的朱元璋成为起义军的领导，此时的他更是勇往直前。不久，又得到徐达和常遇春两员大将，更是如虎添翼，挥兵渡江，一路打到太平，可谓节节胜利。于是，他十分得意地对妻子马秀英说，看我的前途大有可为吧！然而，马秀英并没有被丈夫的胜利冲昏头脑，她十分冷静地提醒丈夫说，你要成大事，必须以不妄杀人为本，滥杀无辜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听了妻子的这一番话，朱元璋以为极是，便连连点头。此后，每打到一处，朱元璋便十分注重仁义，还在当地广纳人才，善待百姓，这样一来，一路打下来，便得到了天下人的拥护，有了百姓为强大的后盾和基础，这为日后朱元璋的登基称帝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里边，少不了妻子马秀英的一份功劳。

徐达（1332～1385年），字天德，汉族，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元末汉族军事家、明朝开国功臣，于1363年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曾任中书省丞相，明太祖朱元璋幼年好友。

常遇春（1330～1369年），字伯仁，号燕衡。安徽省怀远县常家坟镇永平岗人，明朝开国名将。本封鄂国公，追封开平王，谥忠武。

作为明太祖结发妻子的马秀英不仅拥有贤德，还具有非凡的见识和眼光。随着朱元璋的节节胜利，马秀英看出丈夫所领导队伍中的问题，便为丈夫进言。她认为尽管丈夫队伍中已经吸纳了不少才俊，然而，古来帝王创业身边必有良将，必须如此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丈夫的谋士中还缺少像张良、诸葛亮那样杰出的军师。于是，朱元璋听了妻子的话后便暗中时时寻找良将。后来，朱元璋的队伍打到浙江金华，听说那里有两人十分厉害，被人称为是浙东名士。便带着重金请这两人来南京，这两人便是刘基和宋濂。尤其是刘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堪称一位饱学之士。他不愧是个足智多谋的军师，朱元璋得到他之后如鱼得水，不少妙计便是出自于刘基之手。请来杰出的军师，可以说，朱元璋的帝王之位便指日可待了。然而，若不是当初妻子的进言，朱元璋哪里能建立起后来的天下大业呢，可见他的这位平民之妻真是位不可多得的贤内助。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谥文成，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省文成县）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结为夫妻，同甘共苦。在那样的战乱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伴，不离不弃。尽管后来朱元璋取得天下，登上皇位，成为帝王。拥有三宫六院，无数佳人嫔妃，无数倾城绝色，马秀英依然是他一生中最信任的女人。朱元璋长得丑，但是从来都不缺漂亮女人，但对于马皇后相当尊敬，常拿她和长孙皇后相论，对这个贤皇后应该是感恩更多吧。

尽管随着朱元璋一步步的前进，她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最后终于在洪武元年正月，被册封为后，登上光辉灿烂的皇后宝座，从此称为后宫的女主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享受荣华富贵。身边多是溜须拍马之辈，人毕竟还是有天然的劣根性的，常常沉溺享乐。然而，马皇后却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我，平民出身的她，依然心静如水。她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女子，常常对明太祖朱元璋说定天下并不是依靠杀人而来的，明太祖每每听之，深以为然。由此，我们可看到马皇后异于常人的一面。说她出身低微，也的确是寒微，与豪门贵族丝毫不沾边，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平民之女；然而，她在荣华富贵面前，却依然节俭如常，依然品性善良。真是位平凡的奇女子。

在朱元璋平定天下、创建帝业的岁月里，马皇后和他患难与共，更是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因战乱缺乏食粮，马氏在家省吃俭用，把粮食和好的食物都留给丈夫，以至于有时自己饿肚子。这些事朱元璋铭感五内，当皇帝后还向大臣讲述，当年多亏了马皇后的一双大脚，将身负重伤的自己背在背上，跑到山中才没有丢掉这条性命。太子朱标为此绘有图像，放在怀中。后来朱标与父亲朱元璋政见不合，朱元璋追着打他，他故意把图像遗落在地，朱元璋见到，痛哭一场，也不打儿子了。这个记载未必是真的，只是，明太祖与结发妻子伉俪情深，由此可略见一斑。马皇后自幼并未像当时的贵族妇女缠足，因此，身为古代女子的她有一双天足，后来当了皇后，因而为称为是“大脚马皇后”。

朱标（1355～1392年），明太祖长子。因朱标先于太祖去世，未即皇位。谥称懿文太子，明惠帝即位后追尊为明兴宗孝康皇帝，靖难之后恢复懿文太子旧称，明安宗登基后，最终恢复了兴宗的帝号，上尊谥曰兴宗和天敬道宪懿勤敏淳文度武明仁慈孝康皇帝标。陪葬于南京明孝陵，即明东陵，现仅存遗址。

朱元璋的贤内助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对马皇后一直非常尊重和感激，常常在群臣面前，将她比作唐朝时候的开国皇后长孙氏。每每明太祖这样说完，马皇后就会说：“臣妾听说夫妻相互保护扶持容易，君臣相互保护扶持比较难。陛下总不忘与臣妾一同度过的贫贱岁月，唯愿陛下也不忘同群臣一起度过的艰苦岁月才好。臣妾怎么敢和长孙皇后相比呢？”苟富贵勿相忘，苟荣华性不迁。有如此贤后，真是让人感慨。

初当上皇帝的朱元璋，日日忙到半夜，为国家的事情操劳。然而，马皇后初为天下之母，却也并没闲着。一日，她命宫女送来一部《宋代家法》，明太祖仔细玩味，十分感兴趣，特意召集大臣前来讨论。马皇后为何要拿这本书来给皇帝看呢？原来，马皇后虽然出身平民平日里却喜爱读历史典籍，还十分注重分析前代兴衰荣辱的经验教训，并非常讲究齐家治国的道理。经过仔细的阅读分析，她发现历代都有很严重的宫廷夺权斗争，这是导致家国败亡最主要的原因。因此，马皇后想编纂一部历代的皇后传记，来教育后宫中的嫔妃，她给皇上看那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想要让皇上建立家法，在她的带领下，女官们经讨论一致认为宋代的家法最为严明公正，因此，马皇后便想让皇上照着宋代的家法来制定宫中家法。明太祖欣然接受建议，同大臣经过几次商量，最终颁布了家法，使宫中妃嫔和公主阅读受教。正因为有了这部家法，才使得有明一代不曾有过后宫女主祸乱朝政之事，马皇后的贤德和智慧，真是令人赞叹。

明太祖朱元璋因幼年时候没机会学习，因此，统治天下的时候就显得学问不足。为此还闹过笑话，险些因为皇帝错误的理解文意而杀掉忠良。在明太祖即位初期，常因为误解文意而杀人。据传，在他的生日宴席上，杭州教授徐一夔于这一天上表祝寿，这表内有一句话为“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结果，朱元璋看了之后暴跳如雷，气得破口大骂。原来，他把“光天之下”理解成了“头顶光光”，又把“圣人”听成了“僧人”，又把“作则”听成了“做贼”，因而大动肝火，以为徐一夔在骂他曾经当过和尚，现在是在做贼，气得要杀了徐一夔。却竟然偏偏没人出来解释，因此徐一夔就因为这次误解小命都丢了。后来，这件事情被马皇后知道了，便赶忙在皇帝面前进行解释，朱元璋才明白是由于自己的无知，误解了大臣，致使错杀了人。于是，后来朱元璋不再因为这样的事情再错杀过大臣，同时也吸取教训积极努力的用功读书，填补学问。

做了皇帝后的朱元璋，性情暴虐，成了一副帝王脾气，常常动不动就杀人。因为马皇后伴随明太祖度过艰辛岁月，是他一生中最信任的女人，因而唯有她的建议才能被认真听取和采纳。马皇后常进善言，宋濂、沈万三都是因她而幸免一死。

宋濂是明朝开国“文学之首臣”，又是太子的师傅。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诗文造诣很高。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明太祖朱元璋要对他处以极刑。事实上，是有人诬陷，以至牵连，他真是冤枉。这时他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朱元璋下旨，宋濂眼看要遭殃，马皇后及时出面救援，她说：“老百姓请一位先生，还知道终生不忘尊师的礼节；再说他致仕回籍，京中的事必定不知道，可别冤枉了他。”但是元璋一心惩办胡党，听不进马皇后的劝告。几日后，马皇后陪丈夫吃饭，她不喝酒，也不吃肉，朱元璋问她为什么不吃不饮，她说：“听说宋先生获咎，我不近荤酒，为他祈福，希望他免祸。”听了结发妻子的这番话，明太祖终于还是动了恻隐之心。第二天便赦免了宋濂的死罪，改为全家流放茂州，而明代开国文人就这样于途中病死夔州。

沈万三，名叫沈进，大家都叫他“万三”。为什么叫“万三”？所谓“万户之中有三秀”，所以民间称他为万三，作为巨富的别号。作为元末明初人，沈万三靠着垦殖发家，有了立业的根本。后来成为“赀钜万万，田产遍吴下”的天下巨富，是江南第一大财主。据说他出资帮助朱元璋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还曾出面要求出钱犒赏军队，朱元璋问他，我有百万军士，你能普遍犒劳吗？他不知收敛，满有把握地说可以每人发给一两银子。这样的人，富可敌国，敢同天子抗衡，最终激恼了明太祖朱元璋，要以乱民的罪名杀掉他。对此，马皇后劝解道，明朝法律是用来诛杀不法之徒的，而不是用来诛杀不祥之人的。富可敌国，是老百姓自己不祥。这样的不祥之民，苍天必然会降灾祸给他，陛下又何必再杀他。明太祖朱元璋听了她的话，觉得大为解气，于是就免沈万三一死，把他流放到云南去了。明史是清代人编纂的，其中不乏对明朝抹黑之处，关于沈万三的事迹据说是捏造的，经史实查证，沈万三是的的确确的元朝人，生于元朝，死于元朝的。即便这段记载是不可靠的，然而，抹黑明史的同时，马皇后的形象却依旧贤惠，不能不让人感慨。

诚然，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后，再如何疑神疑鬼，性情暴躁，马皇后依然不变，依旧是平民家女子，生活起居，粗茶淡饭，从不奢侈铺张。马皇后一直保持过去的俭朴作风，平日穿洗过的旧衣服，破了也不忍丢弃，便补了再穿。听女史讲元世祖皇后用旧弓弦织成绸，做衣服穿，马皇后就命人用旧料织成衣服，做成盖被、巾褥，送给孤寡老人，并教导妃嫔不忘蚕桑的艰难。遇到荒年灾月，她带领宫人吃粗劣的菜饭，以此来体察民间疾苦。有一次，马皇后问明太祖朱元璋说：“现在天下人民生活安定吗？”明太祖说：“这不是你应当问的。”马皇后说：“陛下是天下百姓的父亲，我也可以算是天下百姓的母亲，子女们的生活是否安定，为什么不可以问问呢？”

一代贤后

作为明朝开国皇后，后宫正宫娘娘，马皇后对待后宫中的妃子和宫人很是慈爱，和睦相处。如若妃嫔中有人生儿子，马皇后一定厚待他们母子。明太祖得到天下后，马皇后还如以往平常家夫妻一般，日日打理丈夫的饮食。身边宫女不解，不明白马皇后为何这样做。她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尽做妻子的责任，再一是怕皇帝饮食有不中意处，怪罪下来，宫人担当不起，她好承受着。这样的慈悲心肠，既考虑到自己与丈夫之间的恩爱与责任，也为宫人着想，如此周全的考虑，真是难得。

不仅对后宫妃嫔善待有加，她也常常设法保护宫女。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不知何故，突然盛怒，要立即惩罚一个宫中下人，马皇后也假装发怒，命人把那人捆绑起来，交给相关部门议罪。明太祖朱元璋反倒没有气可生了，只是非常不解地问她，你作为后宫之主，应该是皇后你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相关部门呢？马皇后从容不迫地回答说，赏罚公平才可以使天下人臣服，治理天下的君主，哪能亲自处理每一个人，有犯法的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去办。明太祖又问，那你为什么也发火？马皇后不急不缓地回答说，当皇上愤怒时，我故意也发怒，把这事推出去，消释你的烦恼，同时也能做到公平法度。尽管出身贫寒，却聪慧异常。她做事情无不考虑周全精微，同时，作为一代皇后她又具有人本主义精神，既爱护丈夫又爱护宫人，使丈夫消了气，也使下人免遭刑罚。

一路从艰辛日子走来的马皇后，身在荣华富贵之中，却从不忘本。不论是战乱频仍，还是天下初定，她都全心全意地辅佐在明太祖左右，同他分担忧苦，使天下顺服。作为妻子，她体谅丈夫，关心饮食；作为皇后，她常进善言，维护皇权。可谓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贤内助。

古代女子多是小脚，为何就偏偏要叫这位明太祖的结发妻子为“大脚马皇后”呢？原来，正是因为马秀英那时候家境贫寒才没有像贵族人家小姐一般缠一对三寸金莲，而是有一双天生的大足。就为这件事，还有一个故事呢。

明太祖朱元璋当了皇帝后，还有一个习惯便是微服私访，为了便于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因而常常下朝后换一身平民百姓的衣裳就出宫微服私访去了。一天，他来到城南孔庙一带，走到东牌楼附近，看到人山人海很是热闹，于是，他便也凑到前面，只见前面的墙上有一个灯谜，人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的猜很是热闹。明太祖朱元璋仔细一看，那谜面是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妇人，怀里抱着个西瓜，一双天然大脚十分引人注目，下写一行小字为“打现今的一个人名”。大家热烈的讨论，却纷纷猜不出究竟是谁。这时候，旁边一位白面书生笑着说，这还不好猜吗？妇人怀抱西瓜，是说这个妇人的祖籍是淮西，又有一双大脚，这不就是当今圣上的结发妻子马皇后吗？众人一听，恍然大悟。揭开谜底一看，果然是马皇后。这时，又听旁边一人说，老头儿的皇后是个贤德之人，正是她那双大脚帮他坐稳江山呢。

明太祖心量素来狭小，登上帝位后更是脾气倔强，容易动怒，他看到这一幕，心里气得要命，回到宫中便下令，要将东城一代的老百姓全部抓起来关进牢里。愤怒地说，张士诚当年盘踞江东之时，老百姓还称他为张王，如今，我做了天下的帝王老百姓平日里却就直来直去的叫老头儿，难道我还不如张士诚吗？更有人竟然画灯谜来取笑我的结发妻子，他们这样对帝后不敬，都是平日里纵容的结果。就这样，越说越气，便下令杀掉这些抓来的百姓。

张士诚（1321～1367年），元末明初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东台白驹场人（后东台析出大丰县，今属大丰县大龙乡张家墩，小名九四，出身盐贩，汉族人，在元朝末年抗元起义领袖中，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死后葬于吴县斜塘。

马皇后很快便听说了此事，急忙来见太祖，劝阻他不要滥杀无辜。还说，当初你在怀远，兵败负伤，追兵在后，无法逃脱，幸好我有一双大脚，把你背在背上一路跑到山中，躲藏起来才免去祸事逃出来一条性命，我这双大脚从此便十分出名，军中的士兵当时都把我叫做大脚娘子，你那时候都没有丝毫的不高兴，如今，怎么就不能容忍百姓了呢？

明太祖听了追忆往事，气一下子消了很多，但是嘴上还是说，现在你我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帝王，今非昔比！马皇后又连忙说，这件事情啊，得从根本入手，天下百姓不能靠滥杀，要靠教化，开办学府教化好了，天下百姓自然就归心朝廷，这样陛下的江山就可万代无忧，等那时，还怕百姓说出些什么不敬的话来吗？明太祖一听，气全消了。采纳了马皇后的建议，建立学府，教化百姓。马皇后的寥寥数语不仅解救了一批百姓，更是为明太祖坐稳江山提出了一条非常好的建议。古代素来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马皇后能有如此的眼光和见识，还能娓娓道来，委婉劝谏，致使明太祖避免了很多错误的决定，还救下许多人的性命，如此皇后，真是天下之大幸。

这位大脚的皇后，绝非等闲之辈。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枕边人，她是仁慈、善良、俭朴、爱民的一代贤后；她敢于在明太祖施行暴政时进行劝谏，保全了许多忠臣良将的性命；她善待后宫嫔妃，不为娘家谋私利开创了明朝后宫和外戚不干政的风气。马皇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很得体。当年刚刚嫁给朱元璋的时候，与义父母及其家人；独立成家后，与义子，与丈夫的子女；做皇后以后，与妃嫔，与宫人，与命妇，与朝臣，与娘家，种种关系，料理得妥当，与人关系融洽。她能做到这种程度，重要的在于她按“待人以宽，责己以严”的原则去办事，与他人的矛盾就易于化解。

身为皇后的她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每每遇到旱灾之年，马皇后便率领宫中的人吃素菜饭，向神明祈祷；如果遇到饥荒之年，她便命令准备麦饭和野菜羹汤。明太祖把施行救济的事告诉她，马皇后说：“临时赈济不如事先做好积蓄储备。”大臣们在朝堂上议事完毕后，如果赶上在殿堂上会餐，马皇后便命令太监取来大臣们的食物亲自品尝。她若觉得味道不好，便对明太祖说：“皇上对待自己要节俭，对待贤德之士则应丰厚。”明太祖便常常以这番道理，告诫负责此事的光禄寺官员。

光禄寺：官署名。掌宫廷宿卫及侍从，北齐以后掌膳食帐幕，唐以后始专司膳。

马皇后对娘家人极为怀念，每当说到父母早逝就痛哭流涕，朱元璋也因关心她而将恩德施行于皇后的娘家人，几次要寻访她的亲族封官加赏，都被马皇后劝止。马皇后是个聪明女子，她认为封外戚容易乱政，不是好事，便坚决不同意明太祖朱元璋访找。马皇后自亲生父亲死后，便成为孤女，娘家早已没人，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只好追封马公为徐王，郑媪为王夫人，在宿州为他们设立祠祭署。

尽管对马皇后的娘家，明太祖想要封官加爵进行封赏，然而，朱元璋性情暴烈残忍，为了保住朱家子孙日后的统治地位，却不断寻找借口屠戮功臣宿将。明朝政治的黑暗可略见一斑，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枕边人，马皇后对此总是婉言规劝，使朱元璋多少有所节制。如若皇帝是这样的残忍性情，生性贤良的皇后也真是难当。既不能惹怒了皇上，又要保全皇上的面子、贤臣的性命，但马皇后心思缜密，察言观色，往往进言都能得到朱元璋的采纳，再加上她力行简朴，真可谓是一代贤后。

马皇后对子女仁爱，对晚辈亲厚有加。对于子女，马皇后勉励他们学习，要求他们生活简朴，把宫中利用旧料织成的被褥送给他们，并解释说：你们生长在富贵家庭，不知纺织的难处，要爱惜财物。她对待养子如同亲生的，而且始终如一。对待家中晚辈更是亲厚有加。侄儿朱文正在讨伐陈友谅的战争中曾经立功，和朱元璋血缘最近的亲戚便是他，只因为其叔父明太祖朱元璋未及时加以赏赐，从而不满。朱元璋的脾气岂是好惹的，便因此杀了朱文正身边的亲信，还要治他的罪。马皇后也把侄儿朱文正当儿子看待，便在这个时候出言相劝，说这孩子立了好多战功，守南昌尤其不易，况且只是性急要强，并不是反叛，不要追究了。朱元璋这才免了朱文正的死罪，只将他免官了事。

然而，对于太子的教育，马皇后却是毫不含糊，并不溺爱。她时常告诫朱标说，要好好念书，以仁德为怀，生活时时简朴，体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在母亲和老师的教育下，太子从小就养成仁爱宽厚的性格，知仁义，懂孝悌，颇得大家的称赞。

马皇后去世后，明太祖身边没有了能够时时劝谏的人，因而他残忍的生性便暴露出来，然而，太子生性温柔敦厚，对于父亲这样说一不二的滥杀朝野，甚是不满，便劝谏说，父皇如此滥杀，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日子久了怕伤了人心。当时，朱元璋沉默不语。

第二天，明太祖将太子叫来，扔在地上一根满是尖刺的树枝，命他去捡起来。太子一见，便不敢伸手去捡，明太祖说你要知道，我如今所杀的人，都是为了给你除去尖刺，好让你日后能够安享天下，如此苦心，难道你不懂吗？太子朱标却不以为然，说了句“上有尧舜之君，下才有尧舜之臣民”，这句话把明太祖气得半死，他脸色铁青，拿起旁边的一副弓箭就要将太子射杀了。吓得太子拔腿便跑，飞奔出殿去，见父皇还在后边紧追不放，要射杀自己，灵机一动，把怀里一幅画扔在地上，明太祖捡起来一看，却是当年负伤之时马皇后背他在背上的情景，瞬时间痛苦起来，父子俩这才不追着跑了，也不生气了，抱头痛哭起来。可见，马皇后在世时候，贤德非常，时时令人感念。

得到天下建立明朝后，马皇后依旧对士庶的生活十分关心，其所作所为，如同跟随明太祖南征北战时一样。普通士卒得到皇后的关心，必然心里感恩戴德，为明朝江山更加卖力。她也关心国家对于年轻人的教育。明朝太学刚建成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临幸回宫，马皇后问有多少学生，被告知有几千名。当时的念书，不比现在。那些太学生携带眷属住在京城，他们没有薪俸，还无法养家。马皇后便建议按月发给口粮，这一项提议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支持。便即刻下令设立专门的“红板仓”来存储粮食，专门发给太学生来作口粮。此后，“月粮”成为明代学校的一项制度。可见，马皇后的一个建议，造福了多少黎民百姓，使得明朝教育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学生在学校里能够安心念书，成为人才；国家如能任用贤能，自然兴旺。马皇后的举措，常常使各方面的利益都实现最大化，可谓是和谐发展。

明军将领们攻克了元朝的首都，把缴获的金宝美玉送来南京。马皇后说：“元朝有这些财宝却不能守住，我想大概陛下所拥有的远远要超过这些金银宝物吧？”明太祖朱元璋立时会意说：“我知道皇后的意思是将人才比作了奇珍异宝。”马皇后于是起身拜谢说：“的确像陛下所说的。我与陛下结发以来，从昔年的贫困一路走到富贵的今天。我常常担忧心中会生出骄横纵恣和奢侈铺张来，一国的危亡往往从细小之处开始，因此我希望招揽贤人来辅佐陛下治理天下。”明太祖朱元璋感慨地说：“真是深切中肯的话。”便命令宫中女史官把这些话记在史册上。一位妇人，能意识到人才为奇珍异宝，还以简朴劝谏皇帝，可见其头脑之聪慧，品性之高贵。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患病。大臣们请求为她祈祷祭祀，寻访名医，消息传到马皇后的耳朵里，她却不同意。她坚决不肯吃药，以至于病情越来越重，明太祖得知消息后，强行要她吃药，她依然不肯，还对明太祖说：“生死由天，祈祷祭祀有什么用处？医生又怎能使死人复活？假使吃了药也不见效，能够不会因为我的缘故而加罪于医生吗？”明太祖只是一心希望她被医好，就立刻说不要紧，你尽管吃药，即便治不好，我也不会惩治医生的。但是马皇后还是不用药，以致死亡。她在病重之时，为医生考虑竟然不顾自己的性命，真是令人慨叹。

临终前，明太祖问她有什么要说的话。马皇后说：“希望陛下招纳贤才，听从规劝，要始终谨慎认真，使得子孙都贤明，天下臣民各得其所。”说完便死去，享年五十一岁。这一年是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在马皇后走后痛哭不已，终生没有再另立皇后。这年九月，马皇后被安葬在孝陵，赐谥号为孝慈皇后。

马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她生前，朱元璋褒奖她，将她与历史上的一代贤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相提并论，还为她的父亲起坟立庙；她死后，朱元璋未再册封皇后，以此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这一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妇，从艰难困苦一直到荣华富贵，始终相依相守，举案齐眉，世间有多少人能够同富贵而不相弃？所谓糟糠之妻不下堂，真是感人下泪。洪武十五年，陪伴在明朝开国皇帝身边三十余载的第一皇后，就这样悄然离世了。德行出众，沉稳聪慧的马皇后，最终以一代贤后之名而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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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大明王朝。将皇位传给皇太孙朱允炆，也就是后来的建文皇帝，谁料他的叔叔朱棣贸然发动靖难之变，致使火烧明宫，建文帝从此下落不明。民间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早知自己百年之后朱棣会向新皇帝发难夺取皇位，便安排心腹，到时接应建文帝从宫中密道出去，连夜离开京城出家为僧。

相传，朱允炆逃离京城后，颠沛流离，千方百计逃避追杀，后隐居于湄江的观音崖一带。诚心向佛，终了一生，著名的藏君洞也因此而得名。据说，朱允炆在当皇太孙时，太祖朱元璋曾出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要他和燕王朱棣应对。朱允炆对曰：“雨打羊毛一片膻。”朱棣则对曰：“日照龙鳞万点金。”朱棣之对太祖较为满意。从中也看出了朱允炆的懦弱、平庸和朱棣的野心勃勃。太祖驾崩后，皇室想了一些方法来巩固朱允炆的皇帝宝座。但毕竟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江山终究被朱棣所得。而上面的对联却成为二人命运的谶语。

话说朱允炆在湄江隐姓埋名，自称应文和尚，留下了许多对联诗话。其中对观音崖风光的描写联“峰如巢风彩，崖似卧龙文。”使观音崖群山之秀美，崖峰之深奥玄妙跃然纸上。在长期的流亡过程中，朱允炆一直以晋公子重耳的故事鞭策自己。希望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但后来他慢慢地发现，朱棣管理国家的能力比自己实在要强得多，也就慢慢地打消了这个念头。有联为证：“有梦难圆，尘世着魔迷木性；无风易醒，洞泉悟道静凡心。”轻风吹拂着平静的心，沉醉于大自然之中，哪还管什么皇权富贵，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多年以后，朱允炆触景伤情，咏联一副：“家从京畿而来，回首五岳峨眉，此等山川甲天下；帝似尧舜以后，伉怀秦皇汉武，如我王孙旷古今。”这既是对湄江美丽风光的衷心赞美，也是对自己一生坎坷命运的高度概括，更是对无奈现实的宣泄、壮志难酬的遗憾最真实的写照。

中文名：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

别名：孝庄文皇后

朝代：清朝

民族：蒙古族

出生地：蒙古科尔沁部

出生日期：公元1613年03月28日

逝世日期：公元1688年01月27日

配偶：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

职业：庄妃、皇太后、太皇太后

葬处：昭西陵

评价：一生历经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历四帝，她的名学与清初许多重大的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政治地位的女性，孝庄皇后具雄才大略、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气魄。

良好的修养和深厚的亲情，无权欲，不争名。太后临朝称制也好，垂帘听政也好，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孝庄皇后也有多次垂帘听政的机会。福临6岁即位，当时孝庄皇后31岁，正值盛年，精力充沛。玄烨8岁即位，孝庄皇后49岁，体质尚健，阅历更广，经验更为丰富，可谓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重要人物。然而她淡泊名利、仁慈护下、黜奢崇俭，一心一意抚育子孙成材，辘佐儿孙承大业，开创一朝盛世。

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清梦　大皇后有大智慧

是是非非如皇族

提起大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满蒙第一美女”，随之提起的便是多尔衮。可谓是是非非如皇族。孝庄皇太后可谓是一位极具大智慧的女人，一生历经三代，是皇太极之妻、顺治之母、康熙之祖母。顺治出家后，又继续辅佐孙儿康熙治理天下，可谓是一代贤后。她的一生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孝庄文皇后，蒙古族人，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出生，姓博尔济吉特氏，名为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第二个女儿，她还有个姐姐，名叫海兰珠。身为科尔沁草原贝勒之女，布木布泰可谓是名门之后，贵族之女。据传这位寨桑贝勒的二女儿如同草原上的一朵花，美貌非凡，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影视剧热播的清宫戏当中，常将“大玉儿”作为布木布泰的小名，实际上，这不过是野史记载的，正史中并未提及，因此是不可信的。

宸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名字叫哈日珠拉，汉译海兰珠，生于约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她是孝庄的亲姐姐，比孝庄大4岁。海兰珠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已经26岁，比孝庄晚嫁皇太极9年。

科尔沁部是历史上蒙古诸部之一，清代属漠南蒙古，内藩蒙古。科尔沁部东邻扎赉特部，西邻扎鲁特部，南邻盛京边墙，北邻黑龙江。满族后来入主中原，建立大清，为了巩固政权，便形成了历代皇帝与科尔沁部的格格缔结婚约的传统。因而，被视为草原明珠的科尔沁部落出过多位清朝皇后。

差不多在布木布泰出生的时候，建州女真与蒙古科尔沁部的关系日益好转起来。这种交好的方式便是联姻。因此，在十二岁的时候，布木布泰便被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初为侧福晋，皇太极登基后，布木布泰也被封为庄妃，住在永福宫。在她的姐姐海兰珠还未进宫之前，庄妃位居东宫，地位仅次于皇后；海兰珠一入宫，成为宠妃，她的地位瞬间便滑落至第三了。

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之中，便有三女出嫁。皇后是她的姑妈，宸妃海兰珠是她的姐姐，而她自己则是庄妃。在皇太极的身边，庄妃不甚受宠，皇太极一生最爱的女人便是宸妃海兰珠，可谓宠冠后宫。因而，庄妃不过是这桩政治婚姻中的配角。如果不是因为海兰珠的儿子早夭，可能最后登上皇位的就不会是她的儿子福临，历史可能就会因此改写。从科尔沁草原来到盛京的庄妃，为皇太极生下一子三女。尽管，她不得皇帝之宠，但只要有了儿子就有了立足后宫的资本。

此时的皇太极正忙着北伐蒙古、南征朝鲜，并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称帝，国号清，建元崇德，奠都盛京，与明朝遥相对峙。明崇祯十七年，明将吴三桂叛明投清，致使清军铁骑奔突入关，逐鹿中原。最终夺取明王朝的天下，建立清朝。

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大喜。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之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非常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洪承畴押到盛京，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然而洪承畴始终不屈。为此皇太极颇费踌躇，每日忧心，饭食无味。庄妃看到这种状况，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侍女，身上藏了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投到清军帐下。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岁。

从这时候开始，在宫中不甚受宠的庄妃，便开始显示出她出色的政治才能。当然劝说洪承畴的故事有可能是传说，学界指出其中一个致命的漏洞就是庄妃和洪承畴说的语言不一样，两人根本没办法交流，如何还谈得上是劝说？况且，作为皇帝的皇太极，也不可能会轻易让自己的妃子抛头露面，夜半三更与俘获来的明将共处一室。然而，这则传说是对庄妃出色政治才能的褒奖，这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此时，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国势大涨，气象日上。后宫中却出了一件事，皇八子去世。由于儿子早夭，海兰珠伤心过度而死。面对最爱女人的去世，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皇太极伤心欲绝，每念及宸妃便大哭不止。第二年盛夏时节，皇太极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追随宸妃去世，可谓是英年早逝。帝王暴卒，向来容易引起政治动乱。由于皇太极并未定下诸君，于是，一场激烈的储位之争正在悄悄展开。

储位之争中极具竞争里的候选人有这么几位：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三十四岁，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拥有两黄旗和镶红旗、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三十二岁，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取得元朝传国玺献给皇太极，将朝鲜打得落花流水，他每每作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很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继位的呼声很高，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正、镶两白旗将领。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1614年因“归服益广”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族军队。其中以正黄旗最为尊贵，地位身份依次降低。

皇太极死后五天，双方开始摊牌，形成严重对立的局面。由于两黄旗大臣之间怒目相向，争吵不休，最终多尔衮提议将皇太极第三子立为储君。这个折中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默认。于是，皇太极的儿子、时年六岁的福临，被扶上皇帝的宝座，改元顺治。这样一来，最终坐在紫禁城皇位上的，便是这个六岁的福临。而多尔衮，成为辅佐幼年君主的摄政王。

按说，若论多尔衮的实力，当皇帝绝对绰绰有余，为何他没选择自己当皇帝，却委曲求全地成为了摄政王？难道正值英年、雄才大略的他，就甘愿辅佐一个六岁的孩子？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孝庄的幕后活动。

这个手无重权的软弱女子，如何将重权在握的多尔衮拉拢过来？一种说法，认为是源于孝庄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出色的政治才能。她深切明白内乱的危害，因此，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扶立幼主。孝庄于是便施展手腕，笼络重臣多尔衮，对他讲明利弊，使多尔衮采纳了她的方案，把她儿子福临抱上了御座。

然而，另一种说法，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还有传言说，立顺治为君后，这位皇太后还下嫁给摄政王多尔衮。究竟事实是怎样的，众说纷纭。从而也使得太后下嫁事件成为清朝四大谜案之一。

下嫁之谜

现在，就来说说这桩著名的清朝谜案。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孝庄皇太后到底嫁没嫁给多尔衮呢？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孝庄皇太后没有下嫁给多尔衮，他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

第二种观点，她下嫁给了多尔衮。

第三种观点，她虽然没有下嫁给多尔衮，但是他们之间是一种情人关系。

在爱新觉罗福临继位的前八年，也就是顺治皇帝的前八年，多尔衮实际上是大清朝的摄政王，真正意义上的摄政王，他从1643年开始摄政，到1644年，清军入关，迅速统治了中国，所以，他不但是大清朝的摄政王，更重要的就是在他摄政时期，大清朝完成了对中国绝大多数领土的统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英雄的人物，他的人生经历可是非常不平凡。

崇德八年，也就是皇太极当皇帝的最后一年，1643年，多尔衮担任了辅政和硕睿亲王。

顺治元年，1644年，他担任叔父摄政王。

顺治二年，1645年，他担任皇叔父摄政王。

顺治五年十一月，1648年，他担任皇父摄政王。

从叔父、皇叔父再到皇父，顺治对他如此的敬称意味着什么呢？

再看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此时是1650年，多尔衮刚刚去世。顺治皇帝追封给他一个谥号，有十七个字乃“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义皇帝”。就是说，多尔衮死后被追谥为皇帝。顺治的母亲是孝庄，如果将多尔衮称为皇父，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太后的确下嫁给摄政王了？

然而，两个月后，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也就是把那十七个字的谥号全部撤掉，并把他的财产全部充公。这还不算，还要“黜宗室”，就是将多尔衮从爱新觉罗家族中驱逐出去。直到乾隆时候，才为多尔衮本人平反昭雪，追认谥号为忠，恢复他的睿亲王爵位，所以人称多尔衮为睿忠亲王。多尔衮没有儿子，因此将福临视为己出，却不料，他刚刚去世两个月，顺治帝竟这样对待他。

皇太极去世的时候，孝庄太后不过才三十岁的年纪，仅凭这一对孤儿寡母之力，如何能撑得起战火纷飞中的大清王朝？摄政王的全心辅佐可谓功不可没，多尔衮是个手握重兵、在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如果能够牢牢地把握这个男人的心，那么，这对母子的权势可就有了保障。况且在少数民族中，兄长去世，嫂子嫁给小叔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满洲旧俗。加之，顺治皇帝后来将多尔衮称为是皇父，再后来，有一个叫张煌言的人，写了十首《建夷宫词》，摘录如下：

第一首：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千乘骖骅知狩猎，挥鞭驰道拥明妃。（注解：骖，古代称驾在车前两侧的马；骅，古代称赤色的马。）

第二首：毳殿春寒乳酷香，侍臣偏得赐新尝，老珰不识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注解：毳，鸟的细毛；珰，原来指武职宦官帽子上的装饰，后来借指宦官。）

第三首：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离弓抱月开，太液池边金鞅解，疑从紫蹇射雕来。（注解：鞅，古代称用马拉车时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子；蹇，古代称跑不快的劣马，也指驴。）

第四首：弓鞍椎髻缀天魔，胡女宫装新样多，醉捧官家还笑问，燕支山色近如何？（注解：椎，古代指高等动物背部中央的脊椎骨；髻，梳在头顶或者脑后的发结；缀，装饰；燕支山，古代匈奴族人的地盘，其地大致在今天甘肃省河西走廊北部的山脉，盛产化妆品，后来被汉朝统一，匈奴族人从此就没有了化妆品的产地，就没有办法化妆了。）

第五首：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笼诵佛名。（注解：瞿，昙。）

第六首：十部梨园进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缠头岂惜千金赏？学得吴歈进一觞。（注解：歈，歌；觞，古代喝酒的一种器物。）

第七首：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第八首：上寿称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注解：卺，卺是瓢）。

第九首：六曹章奏委如云，特敕写书翻译闻，笑杀钟王多妙楷，而今鸟迹是同文。（注解：六曹，六部。）

第十首：玉几凭来顾命新，负扆闻道有家臣，从今赌却钻刀咒，不信华人信满人。（注解：扆，古代指屏风。）

这十首诗里面写的，便是这一桩太后婚事。这可以算是十分有力的证据。因而，大家普遍认为太后肯定是下嫁给了多尔衮，是一桩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孝庄太后与多尔衮之间是清白的。纪连海先生认为，在正反论战中，还是赞同太后下嫁的观点略胜一筹。因此，他同意正方的观点，也就是认为太后与多尔衮还是有接触的。就算没有举行大婚下嫁，也是有亲密接触的。孝庄之所以敢和多尔衮接触，一可能是为了儿子的皇位；二多尔衮有众多的妻妾，却只有一个女儿，他们之间的频繁接触，不会造成太后怀孕什么的丑闻；最后，至于两人之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是干脆就完完全全的是一桩政治婚姻？这就不得而知了。

顺治刚刚即位时候，在他身边的两个辅佐之人，一个是年仅三十的孝庄太后，一个是风流潇洒的摄政王多尔衮，所谓英雄美人，因而野史中有关于他们两人的许多传说故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样，这个皇位还是让孝庄的儿子坐了。

在顺治初为皇帝的八年里，朝中真正有权的是他的叔叔多尔衮，据说就连皇帝的玉玺都在多尔衮家里搁着。八年后，他从六岁长到十四岁，多尔衮也于此时去世。顺治掌权后便开始打击多尔衮的残余势力，亲自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集中翦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

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从而大权集于一身，登基九年之后，才当上名副其实的满清皇帝。

顺治是个刻苦学习，励精图治的帝王，却也性格倔强。他曾说自己十四岁亲掌政权后，发愤读书。日读夜背，如此九年，还读书读到呕血的地步，这是实情。他曾在座右自书：“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以警策自励。他博闻强记，自幼便喜爱诗赋戏曲，每每读到绝妙好文便心情激动，赞赏不已。身为储君他更是读了大量的经书，顺治帝聪颖非常，还非常善于思索，那些知识在书本上，他都能学来在实际中加以运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

儿子终于掌权，孝庄此时应该能松一口气了。然而，这对母子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漩涡中。人生真是难有日子清闲、轻松的时候，平常人的生活都日日里俗务缠身，更何况这是在皇族，手握重权，统治天下，尽管雍容富贵，却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面对顺治初次的废后举措，孝庄没有多言，尊重了他的意愿，并且，为此事善后；然而，顺治为了董鄂妃想要再次废后，孝庄这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频繁的废立皇后不妥。母亲这一次没同意自己的意见，皇帝只好作罢。然而，由于顺治没能遂愿，便与母亲孝庄太后之间产生裂痕，那位没被废除的皇后是蒙古族人，顺治一气之下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却忘记了，自己身上流着的血液里也有一半是蒙古族的，他的亲生母亲便是科尔沁草原的女儿啊。就这样，母子间如此紧张的关系，持续了六七年之久。没被废除的皇后却并不感激太后，反而在太后生病时候不闻不问，更不去探望。对于这些，孝庄太后都忍了。

董鄂妃（1639-1660年），死时年仅二十二岁，后被追封为孝献皇后，乃内大臣鄂硕之女，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之姊。民间相传这个被顺治帝宠爱一生的女子便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这种说法纯属谣传。董鄂妃崩，顺治深为哀恸“妃即薨，帝忍忽不乐，自于宫中行年之丧，又亲制行状，述妃懿微，以寄其哀，及崩”。合葬考陵，追尊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瑞敬皇后，子一，壬三月而殇，未命名，封和硕荣亲王。

孝庄这种苦心，福临与皇后恐怕都不理解，倒是通达人情的董鄂氏能够体谅孝庄的苦衷，她主动周旋于皇后与皇帝之间，缓和调节双方矛盾，有时起到孝庄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唯其如此，孝庄有什么事总是找董鄂氏商量，有什么话总是找这个儿媳妇说，以至于到后来，婆婆对儿媳几乎到了不能离开的地步。也正是因为这个女子，使孝庄的儿子最终远离尘世。

都说爱新觉罗家是痴情种，顺治也不例外。他终生最爱的女人便是董鄂妃，自从进宫以来，董鄂妃便集帝王的千恩百爱于一身，可谓宠冠后宫。这位绝代佳人董鄂妃，是大臣鄂硕之女，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第二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顺治欣喜若狂，说这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可见顺治对董鄂妃宠爱到何种地步。然而，这个孩子却不幸夭折，董鄂妃受不住丧子之痛的打击，而一病不起。于一年后去世，那一年正是顺治十七年。

面对爱妃的去世，顺治心灰意冷到极点，于是便萌生了出家之念。关于顺治帝究竟出家了还是去世了，也是一个清朝谜团，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顺治想要出家，已经剃度，后又被劝阻，回来坐了一段时间的皇位，然而，自董鄂妃死后，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身体每况愈下。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染上天花，不幸身亡，年仅二十四岁。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尽管众人一再的劝阻，这位心意已决的皇帝，还是在宫廷的秘密安排下，在五台山出家。后来，康熙即位，还多次去五台山探望其父。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真实，已经无从知晓了。在顺治皇帝的病榻前，经大臣和太后的商议，决定由三皇子玄烨继承皇位。

从早年的夺储之争、下嫁风云到现在的儿子去世、玄烨年幼，历经风风雨雨的孝庄太后，此时，又要亲自出面来辅佐年幼的帝王，使他的皇位更加稳固。而这时的孝庄，还不到五十岁。

祖孙携手治天下

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于福全，然而太后孝庄看中的却是玄烨，于是便通过皇帝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说情，才将玄烨改立为储君。所以说，玄烨是孝庄一手扶立的。玄烨即位时候才八岁，十岁时生母佟佳氏又亡故，可以说将他一手养大的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因而，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

裕宪亲王爱新觉罗·福全（1653～1703年），清世祖顺治皇帝第二子，宁悫妃佟鄂氏生。幼时，世祖问志，对：“愿为贤王。”康熙六年，封，命与议政。

孝庄不但关心他的饮食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在她含辛茹苦培养下，玄烨成长为大有作为的一代帝王。使有清一代，出现康乾盛世的局面。这位皇帝终生勤政，以“勤”“慎”著名。这都离不开他的皇祖母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皇家的争斗总是围绕着权力，很少有充满人情的时候。这对于年幼的皇帝玄烨来说，更是如此。即位之初，满清虽然建立，但国家百废待兴。康熙虽然继承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因此，铲除这四位辅政大臣，夺回皇权，便成了康熙即位之初的首要任务。

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在处理朝政时，鳌拜十分专横，根本不将康熙帝放在眼中。康熙以退为进，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寻找机会铲除鳌拜。

赫舍里·索尼（1601～1667年），出身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清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一等公爵，也是由孝庄皇后指定，辅助康熙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孙女赫舍里氏后来成为了康熙的皇后。康熙六年，索尼去世，谥号文忠，儿子索额图继承其职位和爵位。

苏克萨哈（？～1667年），清朝大臣。姓纳喇。满洲正白旗人。历官议政大臣，巴牙喇纛章京，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顺治七年（1650年），告摄政王多尔衮图谋不规，多尔衮被追黜。后率军镇湖南，屡败刘文秀军于岳州、武昌、常德。康熙初年，受遗诏为辅政四大臣之一。与鳌拜不合，常不得志。康熙帝亲政后，被鳌拜及大学士班布尔善诬以不欲归政，列二十四罪。康熙六年被杀。

终于在康熙九年，时机成熟。于是，少年康熙，便上演了一场智擒鳌拜的历史大戏。一日，少年康熙召见大臣鳌拜，鳌拜根本不把这个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一个人大摇大摆地来了，一个随从都没带，还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这时，从门后突然出来八个大汉，将鳌拜捆绑起来。就这样，四位辅政大臣之首的鳌拜被擒。玄烨由此夺回实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玄烨非常尊重祖母的教诲，重大事情无不先征求其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动乱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

鳌拜（约1610～1669年），中国清初权臣。出身瓜尔佳氏，生年不可考，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以战功封公爵。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康熙在黄锡衮、王弘祚等大臣的支持下，主政于朝，康熙又定下计策，在武英殿擒拿鳌拜。鳌拜被生擒之后，老死于囚牢中，他是影响清初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孝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支持孙子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皇帝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在皇族里真是难得。可见孝庄皇后不仅在政治上具有卓越见识和强硬手腕，也是个慈爱有加、勤俭朴素的老祖母。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康熙在颂读祝文时涕泪交颐，对皇祖母的养育之情感激不已。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安然离开了人世，时年七十五岁。

至此，历经三朝，陪伴康熙三十年的孝庄，走完了她的一生。她为大清国培养了一位千古明君，从而为清朝日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孝庄皇陵的谜团

孝庄去世后，康熙为她追加了尊崇的谥号——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然而，灵枢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这一暂安竟然长达三十八年之久。也就是说，在孝庄死后的三十八年间，她始终没有被埋入皇陵。而是停放在清东陵。一直到康熙帝死，也未给祖母孝庄文皇后建陵，其梓宫在暂安奉殿停了38年之久，而最终于雍正三年（1725年）才由曾孙胤禛安葬于清东陵的风水墙外的地宫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即使至今也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不过对此民间传说甚多。

关于孝庄皇后为什么不葬入昭陵一事，民间有“托梦定陵址”的说法。有民间传说，孝庄太皇太后去世后，她老人家一手带大的康熙不忍心让祖母漂泊异乡，于是下令将祖母灵椁移往盛京与太宗皇帝合葬。等到孝庄小祥（丧后一年为“小祥”，二年为“大祥”）一过，一百二十八名杠夫抬的大灵轿便浩浩荡荡出发了，从北京东直门一路东去。这一顶灵轿要一百二十八名男子来扛，绰绰有余。况且这些男子一个个身强力壮，骨骼奇健，可谓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可是，这浩浩荡荡的队伍，刚走到遵化孝陵大红门前，便变得沉重起来，把一百多个轿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个蹲成马步、爆出青筋却也没能再往前走一步。主事大臣一见这情形，不由地心里打鼓，忐忑不安起来。这是如今皇上最敬爱的老祖母，由不得闪失，便赶紧命令暂时歇息。

过了一会儿，估摸着这也半天了，还是赶紧走吧，要不天黑前是到不了了。于是，大臣传令启程，可是此时，都别说沉了，是完全抬不起来了。一百多个大汉憋足了吃奶的劲儿，却愣是抬不起这老祖宗的灵轿。他们努力了半天，汗珠子都淌下来了，可是那灵轿就是纹丝未动。这一下，主事大臣就慌了神了。这要是吉时到不了皇陵，皇上怪罪下来真是担待不起。几个大臣一商量，谁都不敢拿主意，还是赶紧回报皇上吧。

很快，康熙便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把文武大臣都召集了起来，询问此事，这可是关系到孝庄老祖宗的事情，大臣们先是装模作样议论一番，然后集体摇头说“臣惶恐臣不知”。康熙一想，半晌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散了朝，康熙茶饭不思，他的祖母是他最尊敬的人也是最亲的人，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情。当夜里，孝庄太后托梦给他，说自己不舍得离儿子、孙子太远，不想去千里迢迢的盛京和皇太极埋在一处了。让康熙皇帝就把她的陵墓搁在儿子的陵墓外面，就在那儿下葬好了。康熙皇帝一听赶忙答应。第二日一上朝，便下令在祖母灵轿停放的地方修建昭西陵，就将祖母埋葬此地。

很显然，这个故事是民间传说。关于灵柩不愿意走这回事，民间传说甚多，并且为之附会了很多理由。这样的传说恐怕是天下百姓对于这位历经三朝太后的一种温情想象。只是，这样的传说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可以，若拿出来说成为学术研究的史实证据就有些单薄了。

关于为何没有同皇太极合葬一事，最常见的一个说法，便是缘于当年的太后下嫁一事。因为已经改嫁，因而，名分没办法确定。她没有资格入葬昭陵，也就没有颜面与皇太极合葬同一穴中。只得做个孤魂野鬼，在皇陵的风水墙外飘荡。然而，清廷官书从来没有留下关于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的记载，康熙帝以后各帝始终承认她是太宗皇帝的皇后。所以说这条理由也不充足。

而查阅史料，孝庄皇后不与皇太极合葬的原因有这样一段记载。孝庄皇后生前就为自己葬地之事留下了遗嘱。关于身后之事，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的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如果另起坟墓，又未免劳民动众，况且也不是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不忍远去，务必将我的棺椁安放于遵化，我便再无遗憾了。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孝庄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

相比于民间传说和野史绯闻，这个遗嘱的说法还是可信多了。那么，为什么孝庄又被葬在了清东陵大红门东侧风水墙外，而不是在皇陵内呢？许多野史称，这是因为孝庄下嫁多尔衮丢了爱新觉罗家族的颜面，所以把她葬在陵区大门外，罚她世世代代为子孙把门。其实，这只不过是喜好绯闻八卦的一种胡乱猜测而已。

以前满清是实行火葬的，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传说就是火葬的。孝庄一去世，当然也不能违反规定又回到火葬时代，然而，如果要土葬的话，就像托梦说里面一样，运送棺椁到盛京要劳民伤财，而孝庄本身和康熙一样，都是爱民如子英明果断的人，因此，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做。

然而，要是去清东陵看看，会发现孝庄的陵寝建制最为奇特，它大大超过了祖制！殿里面雕刻有龙生九子之一的螭首，这是只有在皇宫里面才出现的，在皇后陵里面出现还是第一次。而她的陵寝大殿是古建筑中最尊贵、最高级的形式。而双重围墙不仅把孝庄陵寝的昭陵体系和东陵体系分开了，而且还像慈母一般守护者风水墙内孝庄的子孙们。

螭首（chī shǒu）：又叫螭头，古代彝器、碑额、庭柱、殿阶及印章等上面的螭龙头像。螭：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说文·虫部》：“螭，若龙而黄”。螭首碑象征等级高低，惟有皇帝的陵寝才可以使用。

只是，孝庄太后临终的遗言说得清楚，执意想在孝陵外安歇，可给康熙出了个难题，因为祖母生前多次给他说过喜爱慈宁宫东侧的五间宫殿，他便首先命人将这五间大殿拆了，用拆下来的原木照着原来宫殿的样子在孝陵红墙外重新建起来，又盖一座大殿，作为老祖母陵墓安歇的地方。名为“暂安奉殿”。这样一来，孝庄太后的陵墓在这里一搁就是十几年，康熙在世时候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埋葬祖母，因此直至康熙去世也没将她下葬。

后来，雍正帝即位。父亲康熙的陵墓有地方埋，可是老奶奶孝庄太后的陵墓还在大殿里头搁着呢。于是，一日上朝的时候，一名官员便向皇帝上书，指出这个问题。这个棘手的问题被拖了十几年，现在拿出来再看依然很难棘手。刚刚即位的雍正很是发愁，又要遵照老太后的遗愿，又要符合祖宗的规矩。康熙没解决的问题抛给了他，他便召集大臣共同来想办法。

雍正真是聪明。孝庄太后遗愿说，不愿远走，跑到盛京与皇太极合葬。那雍正首先就找到了不一定非要合葬的依据，《礼经》中说合葬不是古来就有的，所以，按着这一条礼记中的说法，老太后说不愿合葬那便不合葬吧。第二，她还说了，自己心里疼爱儿子和孙子，不愿离他们太远。那就让老太后和儿子挨着呗。顺治埋在清东陵，那就将老太后埋在清东陵旁边不就行了吗。这样，既遵照了太后的心愿又没有违反礼仪。

只是，埋在清东陵旁边，埋在哪个方位，这可就是很讲究的事情了。首先，皇族身份有大有小有长有幼，不能乱了辈分。太后的陵墓和儿子的挨着可以，但是不能埋在一个园子里，原因有二：一来，孝庄太后是皇太极的妻子，因此她的陵墓和清太宗的昭陵属于一个体系，不能和儿子的混淆在一起；二来，顺治的陵墓在整个孝陵中占据着最高的位置，其他所有的位置都相对很低，若将太后埋进来便乱了辈分。

其次，还需要为谒陵时候考虑。清朝时候，谒陵活动必须从辈分最高的墓主人开始。孝庄太后在清东陵所有人中辈分最高，自然不能放在别人后边，谒陵时候要首先从她的墓开始才符合规矩。大红门是陵区的正门，将孝庄太后的墓建在这里，既显示出孝庄最为尊贵的身份，也方便了谒陵，这是第二重考虑。

第三，依着清朝祖制，左方为尊贵之位。既然根据上述的判断确定了大红门这个位置，那么根据祖上的规矩，再选择门左边的位置进行埋葬，这样便既符合了祖制遵循了太后的遗愿，也显示出孝庄最尊贵的身份，同时又方便谒陵，可谓是最佳的埋葬方案。

于是，既然想出如此绝妙的一个办法，雍正便立即下令在暂安奉殿，孝庄太后棺椁停放处建陵。于是，陵墓便于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建成，皇帝将孝庄文皇后的陵命名为“昭西陵”，这个“昭”字，便将她归到了清太宗陵墓体系中，至此，孝庄去世十几年后，终于长眠地下，得以真正安歇了。

生为科尔沁草原的女儿，孝庄身上流着先祖成吉思汗的血液，她早年嫁给爱新觉罗家族，缔结了一桩政治婚姻，尽管后来受封庄妃，居住在永福宫，却不受丈夫的宠爱；后来诞下福临，她为了儿子不惜牺牲名誉，使出铁腕手段，拉拢重臣多尔衮，让这个男人亲掌朝政，自己和儿子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甚至还为后世留下太后下嫁的谜团；奈何，刚刚从摄政王手中独立出来没几年的儿子，却也英年早逝，孝庄又于天命之年，含辛茹苦，将玄烨抚养长大，为大清朝培养出一位英明君主，从而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虽然马背上打天下的是男人，但是大清朝一半的气数应该归源于孝庄，这个历经三代的女子。她的生前身后事，被野史写得纷繁热闹。尘埃落定，她终究是一段传奇，不仅是一个美丽的蒙古族女子，更是一个拥有杰出政治才能的智慧女性。

知识链接

顺治出家之谜：民间传说康熙皇帝曾多次微服前往五台山，名为礼佛实为拜望早已出家的父皇。并有顺治帝出家偈为证：“天下丛林饭似山，体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身难。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时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亦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世间难比出家人，无牵无挂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宿世种菩提；个个都是真罗汉，披搭如来三等衣。金乌玉兔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黄泥。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在帝皇家。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万秋。”其中的那一个“朕”字明晃晃的就是帝王口气，这首佛偈写得清朗透彻，可见顺治帝有出家的想法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真正顿悟了空明。

顺治皇帝是一位痴情皇帝，追求纯真爱情的人，比其父皇太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爱情专一，愿为心爱者抛弃一切，甚至为她去死。所以，董鄂氏的早逝，使他看破红尘，万念倶灰。于是，便想遁迹空门，愿清灯古佛，伴其终生，以求精神上的解脱。相传孝庄太后最终只得同意儿子出家，出家的地点便是五台山。因此，顺治帝并非死于天花，那不过是向天下人交代的一种托辞而已。故而清东陵中顺治帝的棺椁仅仅是个衣冠冢，里面只有一把扇子。据传，后来在寺庙发现了一幅长老画像，身穿明黄色僧袍，脚蹬朝靴，如果是普通的僧人，哪里能够这样打扮。于是，这个画中的老僧极有可能是出家多年的顺治皇帝。那么，顺治帝究竟出家了没有，只是岁月一晃千年已过，这样的皇家秘密恐怕再也无人可解了吧。

中文名：叶赫那拉·杏贞

别名：西太后、慈禧太后、那拉太后

朝代：清朝

民族：满族

出生日期：公元1835年11月29日

逝世日期：公元1908年11月15日

配偶：清咸丰帝

职业：懿贵妃，皇太后，太皇太后

葬处：河北遵化定东陵

评价：叶赫那拉·杏贞，出身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咸丰皇帝的妃子，同治皇帝的生母，以皇太后身分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清朝“无冕女皇”。

慈禧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她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做敢为，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运大清国脉于她的股掌之上，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其实纵观慈禧的一生，上苍压根就没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身处封建社会晚期，一系列多如牛毛的外忧内患、战乱纷争变革贯穿始终。

作为一名实倶符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一直是以妇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应对中国的历史承担其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皇梦　大清国的老佛爷

嫁入皇族

1908年11月下旬，统治中国整整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去世。很快，有人在素有“华东第一报”之称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百字令》：“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妩。屏蔽边疆，京垓金弊，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鹅。”旁边还登有慈禧画像。这首小令笔锋尖锐犀利，痛骂慈禧败家卖国的行径，说她到阴曹地府后，一定怕和汉时吕后、唐代女皇见面。如此大快天下人心的小令，竟出自时任《大公报》第一女主编吕碧城之手，轰动一时。

吕碧城（1883-1943年），安徽旌德人，父亲吕凤歧，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慈禧前脚刚走，紧跟着便有民国才女骂她，可见这位太后真是不得人心。瞧瞧大清朝，开国时的皇后姓叶赫那拉氏，灭亡时的皇后也姓叶赫拉那氏，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萧何。但也说明了，几百年间，爱新觉罗家族总是和叶赫那拉家族纠缠在一起，两厢恩怨谁能清。骂她败家也好，恨她卖国也罢，历史终究无法更改。慈禧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我们先从她的身世说起。

慈禧太后，出生于1835年11月29日，满洲镶黄旗人，姓叶赫那拉氏，父亲名叫惠征，进士出身，是八旗的官员，母亲为佟佳氏。家世可观，曾祖父名叫吉郎阿，是乾隆嘉庆年间的刑部员外郎；祖父景瑞是道光年间的山东司员外郎。外祖父惠显乃是道光年间的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京营卫翼总兵，堂堂的二品封疆大吏。由于《清史稿》中惜墨如金，没有多少记载，因此她的出生地便成了一个谜，对此学界至少有四种说法，有说北京劈柴胡同儿的，有说安徽安庆的，也有说山西长治的，更有说云南曲靖的。所有的说法里，只有慈禧曾孙叶赫那拉·根正的说法可信度高。

叶赫那拉家族的家谱上有详细的记载，上面写明慈禧是于1835年十月初十这天的卯时，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名叫杏贞，乳名为杏儿。后来被咸丰皇帝封为兰贵人，因而被大家误以为她的乳名是兰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据说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缘故。慈禧的爷爷景瑞当时在河南任职司郎中，她出生的时候，正巧赶上景瑞回京探亲。那时候在家里种了几颗白杏树，因此景瑞便给孙女儿起名为“杏儿”，大名起做杏贞，取贞洁之意。

尽管家里官位不是很显赫，却也是官宦世家，加之本来就是满族血统，家境还是比较殷实的。长孙女出生，家里便请了很多佣人、嬷嬷，杏贞从小便是被嬷嬷带大的。长到四岁的时候，父亲为她请来三四个教书先生，因此，杏贞从四岁起便开始学习满文、汉文，对文史、诗经、绘画都非常喜爱。这个女孩子天资聪颖，据说在六岁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包括唐诗宋词，都能用满汉双文背诵。她还对书画非常喜爱，在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书法，并画了很多绘画作品。

少女时代的杏贞还曾随同父亲在绥远城居住，读书、学画、下棋、弹琴、骑马、射箭样样精通，真是“叶赫家有女初长成”，少女时的杏贞不仅才情非常，而且容貌漂亮。作为女子，杏贞还曾偷学过女红。据说当年，她家有很多会做衣服的女差，从小时候开始，杏贞就非常喜欢照着女差的样子，学习做衣服、刺绣。女差每次做衣服时，她总会粘在一旁，跟前跟后地帮忙，她还自己亲手做一些活计。有一次，惠征从外面回来，杏贞到客厅去迎接，惠征发现女儿一双白净的小手上有一片红红的，觉得非常奇怪，于是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杏贞扭头跑回自己屋子里，喜滋滋地拿出自己绣好的手帕来让父亲看。惠征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笑了，对女儿很是心疼。难怪入宫后的慈禧对女红很是讲究，源头便在这里。

要说杏贞真是聪明伶俐，少女之时便表现出非凡的头脑。她十二岁那年，祖父因受到牵连而下狱。那桩案件是道光皇帝亲自下令严查的，关于国库的亏空。是早年间的事情，连累到很多无辜的人身上，景瑞便是其中的一个。惠征很是焦虑，这可如何是好。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交赔款，景瑞便不能被放出来。年少的杏贞给父亲出主意，让父亲跟好友们借钱，还亲自跑去向外公借钱，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凑够钱数把景瑞救了出来。那时的杏贞，不过才十二岁的年纪，俗话说三岁看到老，如此非凡的头脑真是超越常人。如果嫁做普通人她可能也就是个普通的妇人，历史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写，然而，她身上流着满族子弟的血液，这位叶赫那拉氏的女子，注定是要嫁给爱新觉罗家族的。

咸丰二年（1852年），皇帝举行例行的选秀，身为满族女子的杏贞按着传统惯例，参加了选秀。凭借着漂亮容貌和非凡气质，叶赫那拉家的女儿雀屏中选。时年十七岁的杏贞，一入宫便被封为贵人，咸丰皇帝因着她美如兰的气质赐封号为“兰”。至此，受封为兰贵人的杏贞，开始她半个多世纪的后宫生涯。

因为容貌漂亮，聪明伶俐，刚刚入宫的兰贵人便受尽咸丰皇帝的宠爱。然而，一同进宫的十几位少女中，有两位得到的帝宠不比她少，这就是出生于他他拉氏的丽贵人和玫常在徐佳氏。这位丽贵人姿貌出色，还先于兰贵人怀上孩子，于咸丰五年生下大公主，被晋封为丽妃。一同入宫的秀女中，这位他他拉氏可谓是第一个受封为妃的。不久，兰贵人也怀上了孩子，并于次年为咸丰生下唯一一个儿子，因此，她本人也受封为懿妃，后又被封为懿贵妃，可以说，拥有儿子的女人，在后宫中的地位就是非常稳固的。更不用说，懿贵妃所生的还是咸丰帝唯一的一个儿子。即便丽贵人受封得早，笑得早有何用？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受封为贵妃之后，她便坐上了仅次于皇后的第一把交椅。

只是，杏贞所嫁的男人虽贵为天子，却算得上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可以说，历史上之所以能有慈禧的一席之地，与她嫁给一个平庸的皇帝不无关系。十九世纪上半叶，那时候的中国正是多事之秋，杏贞嫁给皇帝那一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五年后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可以说，这两次战争让大清朝元气大伤，然而，这些事件的爆发也让世人看到这位皇帝的无能：咸丰七年（1857年），英国军队攻占广州；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至天津，逼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联军又至天津，清朝只得低声下气地答应赔款。正是懦弱皇帝的连连退让，致使英美联军于1860年的时候，一路打到北京，并用西方的大炮炸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垂帘听政

咸丰是个软弱胆小的人，他一看帝国主义打进北京城了，便留下恭亲王在京坐镇，自己则带着妃子一路西逃，逃至承德避暑山庄。这件事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素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园子里收藏的无数奇珍异宝悉数被抢走。最后，在咸丰同意割地赔款的情况下，联军才撤出北京。面对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咸丰不仅没有下诏号召中国军民进行全力抵抗，反而自顾自的逃跑了。跑到承德花天酒地，最终命丧承德。这个在位仅仅11年的皇帝，却改变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咸丰帝西逃承德的时候，懿贵妃母子被一同带了去。皇帝本来就一直体弱多病，据说从二十五六岁开始每日靠喝鹿血才得以维持性命。而此时的内忧外患，加上出逃时候的担惊受怕，咸丰不久便撒手人寰。临终前，对于立储君的事情一直只字未提，懿贵妃带着儿子来到咸丰皇帝的病榻前，谈及立储一事，见皇上闭目良久不曾说话，懿贵妃忙将儿子向前一推说道：“这是您唯一的儿子！”咸丰帝猛然睁开眼睛，说了句“自然是他继承大统”。这是他临终前最后的遗言。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寅时（8月22日凌晨三时许），年仅三十一岁的咸丰帝去世。之后，年仅六岁的载淳在灵前即位为帝。时年二十五岁的皇后称“母后皇太后”，居烟波致爽殿东暖阁，亦称“东太后慈安”；时年二十七岁的懿贵妃称“圣母皇太后”，居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亦称“西太后慈禧”。然而，皇权却并没全在这紫禁城中，在热河还有八位顾命大臣。于是，咸丰帝死后，便发生了两宫太后与八大臣的权力之争。

顾命大臣，是皇帝死后，继承皇位的皇帝年幼不足以听政，故在先皇临死前，托付给心腹大臣来辅佐下一位皇帝．因皇帝年幼若仅托付于一人，又恐其扰乱朝纲，为所欲为。一般都有多个顾命大臣来辅佐，借以相互监督。

八大臣中，为首的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肃顺，他才智超人且擅长网罗人才，极得咸丰帝信任。另七人也是出身高贵，手握重权。尽管八大臣起初对两宫太后十分尊敬，同意皇太后阅览奏章，他们拟定的旨意上加盖两宫太后的印章才算最终有效；高级官员由八大臣提名后交两宫太后决定。然而，慈禧要的却是将他们根除。单凭一个妇人的力量如何能铲除掉这些人，慈禧不仅仅聪明，更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和手腕。她利用恭亲王与八大臣之间的矛盾，联合恭亲王密谋，最后成功地瓦解了这个顾命集团。这便是慈禧当上太后之后发动的第一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

在北京和谈的奕䜣于暗中布置，之后前往热河同肃顺等，一起护送咸丰的灵柩，这样，肃顺就不会起疑。结果在半路上，奕䜣暗中布置的人把八大臣抓了。回到京城后，他便命令载垣、端华自尽，后来又在菜市口将肃顺杀掉。至此，粉碎掉热河八大臣顾命集团。之后，幼年的同治成为皇帝，恭亲王奕䜣被封为议政王，而慈禧太后则“垂帘听政”。恭亲王之所以同意与慈禧太后联手，或许他觉得比起八大臣来，这对孤儿寡母更容易对付。孰料，他堂堂一个亲王根本不是慈禧的对手。此后，恭亲王终身受制于慈禧太后，而慈禧更是一步步成为大清朝实际的掌权者。

载垣（1816～1861年），爱新觉罗氏，清圣祖康熙帝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的五世孙。铁帽子王。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

端华（1807-1861年），爱新觉罗氏，镶蓝旗人，大清开国功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乌尔恭阿第三子，同治顾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变中赐自尽，爵位被革。

在辛酉政变之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以辅佐幼君，并改年号为同治。虽说是两宫太后共同听政，事实上，慈安并无多少政治才能，都是慈禧一人在议政王的辅佐下主持国政。执政初期，她整饬吏治，任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汉人为重臣，又在列强支持下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洋务运动也于此时兴起，其“自强”、“求富”的主张，发展了一些军用、民用工业，同时对陆军海军进行训练，促进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对于此，有人说慈禧太后是不予支持甚至反对的，事实上，慈禧太后非常赞同洋务运动，只是当时的朝中大臣分为两派——洋务派和顽固派。每当洋务派有新的主张，顽固派便出来反对，慈禧太后便在其中以巧妙的政治手腕，做出一些对洋务运动有利的决策。试想，如果没有慈禧暗中的支持，洋务运动何以能在中国发展三十多年？

这样垂帘听政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十二年直到载淳成年，也就是1873年。慈禧太后为儿子选择皇后举行婚礼，并于次年撤去太后听政的垂帘，放手政权，让儿子亲政。实际上，同治帝十七岁时候才大婚在当时来讲已经算很晚了，与慈安急着想抱孙子的心情不同，慈禧太后一点都不急着为儿子大婚，总是找各种借口一拖再拖，因为皇上一旦大婚，便意味着已经成年可以亲政，那么，皇位后面的垂帘便可以撤去。可见，这个女人心中对权力有多么强烈的欲望。

年幼时候的载淳便开始读书，为日后亲政做准备。然而，同母亲年少时候的聪慧才情比起来，载淳可谓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的老师说他困的时候就打盹，醒的时候就胡闹，才智平平，到了十七岁时候看奏章竟然都看不懂，那样要强的母亲，却养出这么个儿子。

尽管才智平平，但是载淳是个孝顺的孩子。慈禧太后打算撤帘后，还搬回圆明园居住。只是那时候的圆明园早已被英法联军烧成了残垣断壁，因此，为了讨得母后欢心，载淳便下令重修圆明园。这一来在朝堂上兴起了轩然大波。

圆明园的恢复，要数以千万计的银子才可以，可这个时候朝廷并没有什么钱。那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又办洋务，建工厂，开矿山，买军舰，制枪炮，都需要钱，还要给西方殖民者巨额赔款，因此朝臣议论纷纷。同治却执意要重修圆明园，朝臣反对他竟然一气之下将其罢官。后来，还是慈禧将官员职位恢复的。尽管皇帝坚持要修复圆明园，然而，国家没有钱，怎么能修得起来？于是，同治的打算自然落了空。

同治皇帝年仅二十岁便死去，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关于他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死于天花，有人认为是死于梅毒。这后来成为一个历史悬案，不得而知。总之，载淳去世时候，慈禧太后才39岁。作为一个女人，尽管入宫为妃，却嫁了个平庸的丈夫得不到依靠；后来年纪轻轻便丧夫成为寡妇，唯一的儿子又早死，致使她在后来的三十年中始终孤苦一人，无有依靠。历经生命中两个男人的去世，这个女人，再一次撑起国家。

国不可一日无君。同治死前，两宫太后召见了恭亲王、醇亲王等人。宣布立醇亲王奕的儿子载湉继承皇位，史称光绪皇帝。于是，同治死后，载湉成为清朝第十一任皇帝。

光绪皇帝登上帝位之时才四岁的年纪，因此，慈禧太后再一次垂帘听政。而到光绪16岁的时候，慈禧不能再垂帘听政了，但她又不愿交出大权。于是她暗地里指使亲信大臣上书请求她“训政”，就是一切大事都由她训教。到光绪19岁时，慈禧最后不得不撤帘，结束了“训政”。这十几年间，政权一直非常平稳地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

珍妃之死

同治皇帝是太后亲生的儿子，四岁便入宫的光绪也可以说是她一手养大的。光绪是慈禧太后妹妹的儿子，她将其视如己出。然而，在流传下来的各种说法中，总是将慈禧太后描述为一个不近人情、蛮横霸道的妖老太婆，更是给她加上害死珍妃和光绪的罪名。那么，作为太后的她，是如何对待光绪以及珍妃的呢？这要从光绪入宫说起。

同治死后的第二天深夜，一顶轿子被浩浩荡荡的队伍拥进了皇宫。这顶轿子里抬的便是光绪帝载湉。皇帝年幼，大清国的政权又一次落到两宫太后手中。这一次，两宫太后对幼帝的教育非常上心。光绪比起同治来，恐怕要有才智得多。两宫太后在他五岁时候请来师傅为他上课，读书骑射以及学习满蒙汗各种语言，慈禧太后还派其生父醇亲王陪读。对亲生儿子的学业极为不满的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评价却非常高，认为他：“孜孜念典，德业日新”“披阅奏章，论古断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这样的评语远非同治能及。可见，慈禧太后那时候对于学业有成的光绪是非常喜爱的。

这个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让光绪自小就叫“皇爸爸”，成为清王朝说一不二的老佛爷。在光绪长大成人的时候，依然不愿撤去垂帘交出权力。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终于无法再拖，因为按着惯例就要为年已十七岁的光绪帝挑选后妃了。

这年十月初五，最终有五位秀女站在了皇帝与太后面前，由两人当面确定谁是皇后。尽管一开始，这位“皇爸爸”非常大方地让皇帝自己亲自挑选。照着清宫规矩，若是被帝王属意为皇后的女子，便会得到一柄皇帝亲赐的如意，确定皇后之后，再将两个荷包赐予另外两个秀女，如此选出三人便可。

这五位秀女中，一位是慈禧太后弟弟的女儿名叫静芬，尽管姿色平平，但却是老佛爷心中最理想的皇后人选。尽管光绪十分不情愿，但碍于“皇爸爸”最终仍是将那一柄如意赐给了静芬，这位女子便是后来极不得宠的隆裕皇后；另外的两个荷包，光绪则分别给了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这两位女子便是后来的瑾妃和珍妃。光绪皇帝可谓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后宫最为单薄的一人，终其一生只有这一后二妃，再未添过别的女子。

光绪已经成年，然而，老佛爷仍然不放权，因此，这对母子二人关系总是很微妙，若即若离。对于老佛爷挑选的皇后，光绪十分不满意，然而碍于老佛爷的威严，这些不满只能发作在隆裕皇后身上。不是对皇后恶言相向，就是胡乱发脾气，还曾将死猫放在皇后的被子里，致使隆裕皇后吓出一场大病。据说，隆重的大婚举行过后，光绪再未踏入皇后的屋子。

珍嫔刚入宫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她聪明伶俐且性格活泼，与寡言沉默的皇后比起来，珍嫔更讨慈禧太后的喜欢，她经常陪伴在太后身边，知道她喜欢书画，还特地派亲信的才女缪嘉蕙专门教她书画。可见，老佛爷对珍妃的宠爱，尽管身为妃子，但她还只是处于豆蔻年华的一个小女孩，面对这样聪慧好学、性格活泼的小女孩，这位老佛爷对她非常疼爱。在珍妃身上，她仿佛看到自己年少时候的影子。光绪很快便注意到这个聪慧活泼的妃子，便慢慢开始专宠她。可以说，光绪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和珍妃在一起。

光绪大婚后，他的“皇爸爸”便在不久后交出权力，将权力全部交给光绪，让他亲掌朝政。其实，关于后来的事情，珍妃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光绪最初喜欢珍妃，是因为长相漂亮而且性格活泼，后来发现珍妃不仅漂亮，而且非常有见识，也很有政治头脑，是个非常出色的女子，因此对珍妃更加宠爱，而对于珍妃吹的枕边风，光绪认为与自己的抱负一致，更是对她言听计从。不仅依顺珍妃随意地卖官，他还曾经动用近万颗上等珍珠为珍妃串制披肩，光绪对珍妃的宠爱可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因为当时珍妃的父亲跟很多外国使节的关系非常好，她从小就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思想。所以就给光绪灌输了很多西方思想。同时，她看到大清的落后，觉得光绪作为一个皇帝，应该重振大清江山。这一次谈话，不但使光绪了解了很多宫外的事情，振奋了不少精神，同时，他和慈禧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这样看来，后来之所以发生光绪被囚禁的事情也是必然的吧。

珍妃不仅卖官，还在皇帝耳边吹一些不好的耳边风，她与老佛爷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紧张。得知珍妃卖官后，老佛爷震怒下令将珍妃廷杖。这位“皇爸爸”与光绪、珍妃之间的矛盾，由此开始逐步的爆发。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光绪深感耻辱，想要有所作为。这时康有为“公车上书”，光绪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此时正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898年6月11日。不仅如此，他还想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清除后党。然而，袁世凯出卖了他。袁世凯在慈禧太后面前将光绪的打算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致使这边光绪等人还未动手，那边老佛爷便先发制人，八月初，慈禧太后忽然带着一群人从颐和园来到紫禁城，夺回光绪手里的权力，再一次亲掌朝政，史称“戊戌政变”。

之后，太后便以重病的名义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并着手准备废帝。然而，光绪尽管被囚禁起来了，维新变法也失败了，但他的制度构想却受到了外国公使的欢迎，因此，这位大清老佛爷三番五次地没能废得了光绪帝。此时，义和团运动正值高潮时候。慈禧太后想要借义和团之手铲除外国列强，然而，义和团被铲除了，由于与洋人战败，八国联军还是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便带着光绪一路出逃，正如同当年咸丰皇帝带着她和同治出逃一般。皇室丢弃北京城出逃，历史再一次上演。

珍妃便死于出逃临行之时。关于珍妃之死，大家都将罪名栽到慈禧的头上，认为是她下令将珍妃推入井中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老佛爷对珍妃的宠爱可谓有目共睹。然而，珍妃和太后闹僵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珍妃喜欢照相，便在宫里到处照相，这还算了，她还常常穿男子的衣服，被慈禧认为是有失体统，不守妇道的事情。后来，珍妃被廷杖，据传因此还小产了。加上，光绪变法失败，又被囚禁，珍妃心里对老佛爷也是有怨恨的吧。尽管两人隔阂虽有，但是老佛爷却并没有杀她之心。

据慈禧后人回忆，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火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西行带的人一多就会成为负担，老太后想要带皇帝和皇后走，其他的人到各自的娘家避避难。可是当时的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还说，她是光绪的妻子，要跟着去。太后有偏见，皇后是太后的侄女，所以带她走。所以珍妃也请求太后带她走。老太后不高兴，认为珍妃不识大体。珍妃更加顶撞起来，把慈禧太后气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抬脚就走。

珍妃一直跟在慈禧身后，不死心地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慈禧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就死去吧。”当时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

太后一看情况不对，于是赶忙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谁知性情刚烈的珍妃，竟真的一头跳进井中去了。崔玉贵没能拉住她。当时情况紧急，再不走来不及了。老太后一看没办法了，便没来得及管她，带着皇帝和皇后西逃出城了。一年后，回到北京城的慈禧想起珍妃来，依然觉得十分惋惜。将珍妃的墓迁到皇陵。然而，处处都传说珍妃是被太后害死的，这样的说法在慈禧太后听来，心里也是有苦说不出吧。

政治之外的老佛爷

若说起政治之外的老佛爷，那可算得上是一位极品女人。喜欢照相不说，还十分懂得养生。七十高寿时看起来如同三十岁的妇人。一些侍奉在她身边的人曾说，老佛爷直到70岁的时候，还是保养得非常好，身上的肌肤根本不像一个老人，而是一个年轻人。有人传说慈禧所用的化妆品大多是洋货，如巴黎香水、香粉、法国镀金镜等。但是在生前服侍过她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慈禧经常用中国传统的胭脂来打扮自己，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用什么法国香水。

除了热爱政治，慈禧太后还非常爱美，养生有术。她十分注重奇药异术，例如气功、针灸、按摩、引导、服食、珍摄等出自民间的术法。据说，在慈禧晚年的时候，每天服用一钱人参，由宫女按天包好，早上给她。她的用法非常奇特，既不吃掉，也不咽下，就那样成天到晚噙在嘴里，直到噙化为止。

另外，据慈禧后人说，这位大清国的老佛爷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把珍珠研成粉末，调成粥状，吃下去，然后用一杯温水倒进嘴里和珠粉一起咽下。关于容颜的保养，则是每天睡觉之前洗完脸，让宫女端上一碗搅拌均匀的鸡蛋清，她用手掌蘸着蛋清，轻轻地抹在脸上，脸上的皮肤立刻紧绷，一夜就让它这么绷着。第二天清晨起来，一名宫女先端来一盆清水，让她蘸水将已经结成一层薄皮的蛋清轻轻洗去。另外一名宫女则捧上一盒脂油，这盒脂油里掺有胭脂和香水，色美气香，滑柔无比，她用长长的指甲把脂油挑一点在手心里，双掌旋转摩擦一会儿，轻轻搽在脸上，立刻青春焕发，光彩照人。

除此之外，慈禧对自己的指甲也非常在意。提起慈禧的指甲，可谓十分出名。从现在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到，当年慈禧特别爱留指甲，尤其是一双手的两个无名指和小手指，最长可达七八寸，当然其他如拇指、食指、中指也爱留指甲，为了修饰保护好这一双手的指甲，慈禧每天要用温水浸泡和用剪子修理，并特制了各色的指甲套戴在手指上，切切实实地保护好，以免受到外来的损伤。给慈禧特别加工定制的指甲套有镂空嵌丝珐琅的，也有纯金的，非常名贵。慈禧太后在批阅奏折的时候，经常用指甲在上面划，许多人的生死命运，以及很多的国家大事，也就这样在慈禧的指甲下面被定了下来。可以说，慈禧的指甲就是历史的画笔。

慈禧太后非常讲究，洗澡时候太监全部不许进入，宫女一般也不能进入。她在晚年时候喜欢照相，因此而为后世留下许多照片。据说第一次拍照完还亲自去暗房中看照片冲洗。当她看着自己的照片一点点变清晰的时候，还兴奋不已，像个小孩一样喊着说：“多神奇，全都活灵活现呢。”等到冲洗的过程全部完成以后，慈禧就把自己的照片拿回自己的房间，坐在她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长时间盯着看，甚至拿过镜子，对比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她还常常拿着照片让身边的宫女太监过来看，看看能挑出来和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据传，在所有的相片中，慈禧都是戴两副耳环，其中一副不太显眼的小宝珠耳环从来没有摘下过，而只是频繁地更换另一副。据说这副小耳环是刚刚进宫时候，咸丰皇帝亲自赏赐给她的。慈禧对这副耳环十分在意，可见她的心底还是留有对于先帝的一份爱意。多年的动荡，她还是最怀念那些少女时光的吧。那时候，她正值妙龄，光彩照人。只是嫁入皇族，这命运便不是自己的了吧。

这样看来，慈禧就像个邻家的老太太，可爱慈祥。然而，她毕竟是掌控中国四十六年的人，她的脸色一变，外面的天自然也就跟着变。就是这个容颜不老的女人，在她六十大寿的时候，花了国库近150万白银。难怪清政府富不起来呢，清末战乱频繁还几次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还要连年的割地赔款，就国内而言，清政府各项支出都不少，光是这祝寿一项，恐怕就能让清朝国库见家底喽。

老佛爷想过六十大寿，国库拨出专门银饷。北京城里的大小官员都和疯了一样，准备厚礼。清政府专门建起一座楼，名为庆寿。慈禧关于六十大寿当天也曾有过详细的计划。孰料，日本舰队于此时挑起甲午战争，战败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众所周知，慈禧当年是挪用了海军经费才将颐和园建成的，所以后来有人讽刺说，北洋水师的铁舰全军覆没，倒是颐和园的石头船永不会沉。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使慈禧太后完全没有了庆寿的心情，只得在六十大寿那天，在宁寿宫黯然默默地度过。

然而，后世不仅因此而痛骂慈禧，更是将珍妃、光绪的死也一并算在了她头上。1908年10月，光绪皇帝病危，与此同时，慈禧太后也在重病之中。谁能料到，光绪走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慈禧太后，这位执掌中国政权长达半个世纪的女人也撒手人寰。这一天是1908年10月22日，这位大清国的老佛爷享年74岁。

此系生前身后事

据说慈禧躺在病榻上，临终时候脑子还是十分清醒的。她觉得光绪性命堪忧，自己又重病在床，便下旨立储君。由于光绪没有儿子，她便将光绪弟弟的儿子立为皇帝。这便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一生也真是曲折不幸。

由于年纪轻轻的光绪死在了老太后前面，大家便认为光绪是被慈禧害死的。实际上，光绪一直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男性疾病。加上婚姻的挫败感，多年来心情受到压抑，死前常常遗精不断，不能自已。身子是一步步垮下来的，被大夫诊断为是无法救治，最后身亡。而慈禧则是由痢疾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再加上病重时候依旧坚持批阅奏折，心力交瘁而死。尽管母子俩几乎可以算是死于同一天，然而，比起光绪帝潦草的葬礼，老佛爷的葬礼可谓是隆重之极。

俗话说，入土为安，既然人都已经作古，与世间之事便再无瓜葛，只求长眠地下图个清静罢了。然而，这位清朝末年名副其实的“女皇帝”不仅生前贪爱奇珍异宝，而且还带了大量的奇珍异宝陪葬。恰巧她去世那年月，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混乱之中，清东陵慈禧太后坟墓被掘，里面的无数国宝被盗。这桩案件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盗墓人正是混乱时代的军阀，名叫孙殿英。

慈禧太后去世后，被葬于清东陵，这座皇家陵园位于河北遵化。民间传说慈禧太后的陪葬品相当丰盛，其实想来也是，她生前举行一次六十大寿的庆典，便要花去一百五十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二十亿元。生前如此的奢华，作为清朝末代掌握实权的人，死后的陪葬品自然丰盛非常。而孙殿英便是这样想的，因此，他打算去盗取清东陵，如能取得这笔破天财富，既能买来西方先进的枪炮武器，还能贿赂军阀高官，岂不是件美事。

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十七日上午，孙殿英带领大队人马来到地宫门口。可是进入地宫的墓道石门非常严紧，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法子能够打开，而且石门是被里面的机关锁上的，一切盗墓工具都用不上，这样的大队人马不能就这样耗在这里，情急之下只好采用炸药。清东陵的门便是用这近两百斤的炸药炸开的。尽管炸开，也只是一个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洞穴。这样大队人马的阵势只能一字排队前行。从这个洞穴过去，迎面是一条墓道，有三十多级汉白玉台阶，里面的气氛非常凄凉、森然可怖。大家打开手电筒一照，前方又出现一座铁门，用炸药再次炸开铁门，一阵惨惨阴风从门里吹了出来。走了不多远就是一个宽敞的所在，一字排列着八口棺木，但气势排场不像有慈禧太后的遗体在内。

历代为帝王陵墓的设计者，最后的命运都是被关在陵墓内窒息而死的。因为怕他们活着出去，将帝王陵墓的设计图形吐露出来，历代皆是如此。孙殿英为何对慈禧太后的陵墓结构如此熟悉，就是因为当初太后陵墓的设计者中由于偶然留下一个活口，这个人也不愿惹祸，只是孙殿英在附近村庄打听得知此事后，便严刑逼供，他本不愿吐露，毕竟告诉这样无耻的军阀去盗皇家的陵墓，不是一件积阴德的事情。然而，孙殿英以家人的性命相逼，他就不忍心了，只得吐露实情。因此，这就是孙殿英十分顺利地就能盗来破天财宝的原因。

走到这里，大家发现石屏后面的一座暗门，通过暗门后是一座寝宫。殿内非常宽敞辉煌，正中停放一具巨型葫芦头（满式棺木前方都有一木制葫芦头）朱红亮漆金棺，比一般棺材要高大两倍有余。大家一看这种殿堂严丽的势派，一致认定是慈禧的棺材。就这样，慈禧太后的棺椁被人打开。发现她面目如生，红润非常，却在棺木打开的一瞬间变黑，这其实不过是正常的碳化现象。但是这些士兵不知缘故，以为慈禧诈尸了，顿时吓昏过去。后边的士兵也乱作一团，不敢向前靠近。后来等了半天，见没什么动静，便大着胆子靠过去。这时眼中所见的便是珍宝。

慈禧下葬时候，脖子里带着三串珍珠所作的朝珠，均一般大小，极为难得。身上穿的朝服也绣满了珍珠，嘴里含着亚洲最大的夜明珠，身下还细细地撒了一层珍珠。因此，这些盗墓的士兵不仅把墓室内的奇珍异宝抢搬一空，就连慈禧太后身上的朝服也扒走了。也真是，财宝再多再好，也是天下人的，并非自己的，可是这位老太后，就把什么都要揽到自己这里。致使一些不法之徒闻风而动，盗取她的陵墓，丧尽天良，竟然连死者身上的衣服都不放过。如果慈禧太后身上没有那么多珍珠，或许还能留个体面。真是可悲可叹。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这件事情还是悄悄传开去。自己祖宗的陵墓被盗，对于清王朝子孙来说，是件可耻的事情。但是，当时正值军阀战乱，没人为清王室做主。这位生前说一不二的老佛爷，去世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发生了这样的事，令人感慨。她的尸体被搁在棺盖上近五十天，那时候正值夏天，因此尸体上面都发酵了。后来，末代皇帝溥仪派载泽等人匆忙清理重殓。而到了1984年元月，内棺才再次被专家打开，确认棺内上身包裹黄绸、下体裤子上绣满“寿”字、右脚穿白绫袜、左脚赤裸的完整尸骨，就是慈禧。

正是因为这位太后的陵墓过于骄奢，前后总共花了近五百万两白银，才为清东陵不断地惹来祸患。整个慈禧陵墓花了这么多钱，究竟豪华到什么程度，后人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而慈禧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根据后来李莲英的回忆：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头部上首为翠荷叶，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价值1千万两白银。身旁放金、宝石、玉、翠雕佛爷27尊。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二百多枚。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18罗汉，共计七百多件。葬殓完毕，又倒入四升珍珠，宝石2200块填棺。

据说，翡翠西瓜是番邦进贡的珍品，慈禧对它爱若至宝。据慈禧的心腹太监李莲英及其侄子合作的《爱月轩笔记》中记载，慈禧死后，这对翡翠西瓜就放在她脚边，一起埋进东陵。孙殿英东陵盗宝事发后，蒋介石下令查办此案。孙为脱罪，四处行贿，行贿的礼物正是那些东陵珍宝。孙的参谋长文强说，孙曾亲口对他说，将那对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如若这样，宋子文多年在美国，那么这对稀世珍宝也就从此流失海外了。

整棺的奇珍异宝，聚起的自然是巨祸。她闭上眼仅20年，一位巧取豪夺横抢暴掘的大盗，将黑手伸向了她，并将她毁棺抛尸。最为可惜的就是，孙殿英所盗出来的宝物大多数现已流失海外，尤其是其中两件最为名贵的珍宝，一件是白玉雕琢的九级玲珑宝塔，另外一件就是名闻中外那只黑子红瓤绿皮的翡翠西瓜，望之鲜美，色可逼真。这样的国宝现已流失，真是可惜。

那时年少的杏贞可能不会想到，一入宫门深似海，此后的人生便不再是自己一人的，她和皇族联系在一起，更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作为女人，她是不幸的，丈夫英年去世，她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有个儿子当了皇上，却很不争气，竟也早早便去世；尽管后来的光绪颇具才干，珍妃也得到她的喜欢，然而，后来也是投井的投井，病死的病死。

但是，作为太后，她却遭到天下人的唾骂，骂她败家卖国，割地赔款；她生活骄奢，动用海军款项修园子以至于甲午战败，还斥巨资过六十大寿；她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让几个皇帝都成为傀儡。尽管贵为大清朝的老佛爷，在繁华如梦的紫禁城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却是孤单之极的，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又常常遭到天下人的误解，晚年时候常常在隆裕皇后面前掉眼泪。两次西逃，颠沛流离。真是令人感慨，人生如梦，飘零无寄。只是人生没有如果，如有来生，这位大清朝的老佛爷可能会选择平淡的生活，不必如此惊心动魄，不必如此颠沛流离，过常人般的生活，会温馨许多，也会快乐许多吧。

知识链接

慈禧太后四十八岁怀孕传闻：由于有努尔哈赤的“祖训”，清朝后宫太监的人数比明朝少了许多，最多时也不过3600人。民间所谓“够不够，三千六”就是这意思，而明朝多时过万。清宫实际使用人数还低于此数，有记录的乾隆朝太监近3000人，嘉庆朝2638人，光绪朝1989人，到清帝宣统退位时，宫内太监不足1000人。虽然有“祖训”，太监的势力在清朝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年代问题最多，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都曾官至二品。安德海还因暗出京城，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斩了首。

说到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这三位清末当红太监，又离不开宫妃“红杏出墙”的话题。

慈禧太后本是咸丰皇帝的妃子——兰贵人，后升为贵妃。咸丰死后，兰贵人的儿子、6岁的载淳继位，此即同治皇帝。此时，出生于1835年的慈禧太后年仅28岁，正是正常女人情欲最旺盛的年龄。她深陷后宫，为情所急。后来想到了身边的太监，毕竟他们当过男人啊，安德海、李莲英受宠，便有这层原因。

清宫太监多多，脸蛋长得漂亮、身体雄壮的不少，慈禧为何独钟情安德海、李莲英？据说是因为他们身上还有生殖器的根子，“净身”并不彻底。据宫人回忆，平时慈禧与安德海在皇宫内成双出入，俨然夫妻。他俩散步时，其他人只能不远不近地跟着，靠近不得的。安德海最后被斩山东，与慈禧的放纵有直接关系。安德海死后，慈禧一度情绪低落，这时李莲英又出现了。有“佛见嘉”外号的李莲英最拿手的绝活是给女人梳头，年仅40就戴假发的慈禧“老佛爷”正需要这样的太监。而更重要的是，李莲英“净身”也不彻底，据传两人经常谈论、学习“养生之道”至深夜。

慈禧太后喜欢看戏，特别是淫戏。李莲英深知慈禧太后的意思，时常会留下男戏子，带到慈禧宫内“听赏”，让他到太后的床上“演戏”。慈禧的绯闻不少，光绪八年，琉璃厂一位姓白的卖古董商幸于慈禧。在宫里住了一个多月以后被放出来，介绍人就是李莲英。据说慈禧因此怀孕，慈安太后知悉后召礼部大臣，问废后之礼。事情泄密后，慈安当夜猝死，传是被慈禧毒死的。此事见清文廷式《闻尘偶记》，所记并不可信。光绪八年，也就是公元1883年，时慈禧已48岁，这个年龄怀孕的可能性不大。但无风不起浪，慈禧淫乱民间一直有不同版本的传闻，如李莲英还曾给慈禧介绍过一个饭店的小伙计。

中文名：郭布罗·婉容

别名：字慕鸿，号植莲

朝代：清朝

民族：达斡尔族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1906年11月13日

逝世日期：1946年6月20日

配偶：爱新觉罗·溥仪

职业：末代皇后

评价：出身贵族的婉容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外柔内刚并富有善心，她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女人。1922年，自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她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

短暂的新婚燕尔之后，随着皇帝的尊号成为历史，被驱赶、被冷落、被监视、被欺辱、被遗弃、被禁锢，孤苦伶仃的婉容终于香魂一缕随风散，化作一抷黄土，结束了她曾令人羡、令人怨、令人怜、令人叹的一生。

婉容的悲剧有性格的因素，但生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做了皇后的女人，性格的力量是多么微小，父权夫权皇权的气势是多么巨大。他们覆盖一切，是他们让婉容走上前台，拐骗了她又摧毁了她，让她为那个时代殉葬，并与那个时代一起消失。

末梦　暗夜中飘零的末代皇后

圈定的皇后

1922年12月1日，一场盛大的婚礼在北京紫禁城举行。新郎为末代皇帝溥仪，新娘是末代皇后婉容。两人同年，当时都是十七岁。这场婚礼声势浩大，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室大婚典礼。就是在这一天，这位女子走进紫禁城，嫁入爱新觉罗皇族，成为大清最后一个皇后。嫁入皇族，究竟是荣光还是不幸，谁能说清。从这一天开始，这位女子的命运便与末代皇帝紧紧连在一起，与大清朝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再不由自己。

婉容，姓郭布罗，字慕鸿，满族正白旗贵族。1906年11月5日，出生于黑龙江的讷河县龙河乡。婉容的生母姓爱新觉罗，是个皇族闺秀，贝勒之女。父亲名叫郭布罗·荣源，毕业于清廷末期的京师大学堂，出任兵部行走等官职。婉容的外祖父爱新觉罗·毓朗，封爵贝勒。

婉容的家庭华贵非常，她的身体里流着皇家的血液。婉容自小便聪明伶俐，不仅容貌娇柔秀美，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到十七岁之时，更是如出水白莲，亭亭玉立。据说她父亲在为她起名字时候，名“婉容”与字“慕鸿”都取自于曹植《洛神赋》当中的名句，所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而初初年少的她，也正是具有如此清艳的风姿。

1902年，紫禁城中的皇帝已经年满十五岁。于是，一帮老太妃和大臣们便开始为皇帝的大婚选妃。因为背后所牵涉的利益关系，这一场选妃背后可谓各方暗涌。大臣们觉得如果按照历代皇帝选妃的形式，让人家闺女摆成一排，挑来挑去，递如意或者是给荷包，不大妥当，最后就确定了拿着照片让溥仪来圈，看中的就画个圈。经过朝里朝外一干子人的奔忙，最终摆在皇帝溥仪面前的是四位女子的照片。

溥仪坐在养心殿里，看看这张，再瞧瞧那张，觉得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只能模糊的比一比旗袍花色，谁的特别些。他那时候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对终身大事这样的事，没什么想法，最后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不假思索地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一笔下去圈中的便是一个女子的命运。这位看起来温和清秀的女孩名叫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时年十二岁。可是，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因为她推选的女孩儿皇上没圈呢！于是，这位老太妃便硬叫王公们去劝，让皇帝重选。而这位端康老太妃所推荐的女孩儿，便是婉容。据说，这张照片是婉容的父亲亲自送去的。溥仪一听，那就重选呗，就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这个圈就如同一道清晰的劫数，将婉容的一生都圈在里面。

然而，皇帝既然已经圈过文绣了，那么文绣便不能再许给平民人家。那干脆两个一块娶，一个为后一个为妃。文绣姓额尔得特，生于1909年12月20日，是满洲镶黄旗没落贵族之女。这个贫家女，被末代皇帝溥仪选为皇妃，又在大婚前一天被娶进北京紫禁城皇宫里。将文绣娶进宫的第二天，便是末代帝后的结婚大典。聪明美貌的婉容，便在这一天夜里入住储秀宫，正式成为天下末代之后。

然而，当天夜里溥仪却并不与她同眠共寝，就如同文绣刚嫁进来一样，后来的日子也是，这位皇帝很少与一后一妃同床。总是自个儿一人独住养心殿，日子久了，宫里上下都看出蹊跷来。原来，溥仪自幼年起，常遭宫女们把玩小生殖器取乐，从而留下终身不治的阳萎症，致使一后一妃不能生育，也不能享受做女人的乐趣。对于青春貌美的婉容来说，这样难言的悲惨才不过是个开始。

宫中的生活美仑美奂，华贵非常。作为末代皇后，衣食住行，全部是特设。四季轮转，寒来暑往，她有专门的缝纫师傅，衣料必是华贵，绫罗绸缎；她有专门的御膳房，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想玩的时候，便能打打网球，有专人陪练；溥仪喜欢自行车，还特地从英、德、法等国家买来各种名牌坤车，婉容想骑车了便在宫中骑玩。婉容更喜爱骑马，宫中就专门为她养了几匹骏马。其他的花鸟鱼虫，要有想玩的想要的，自是不消说，便有人想尽办法给弄来。她还喜欢哈巴狗，便在身边养了几只，常常抱在怀里，在午后的阳光中静坐，可能这些小生命能为她烦闷的宫中生活带来些乐趣吧。

这样优渥的生活，却并不能消磨少女婉容心中的落寞。她与溥仪虽然从表面上还看着和悦些，但实际上，这个家庭并不是一夫一妻。还有个文绣的存在，再加上两人不能进行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因而矛盾与危机是自大婚之日起，就一直潜伏着。婉容是爱争宠好胜的，这一方面可能源于性格使然，在华贵的家中被宠出来的小姐脾气，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宫中的生活太过枯燥，百无聊赖。她处处爱出风头，这与温和清婉的文绣，迥然不同。

为了使皇后的生活丰富些，溥仪出高薪从宫外请来专门的英文教师，为婉容教授英语。这位女教师叫做伊莎贝尔·任萨姆，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在讲授英语的同时，也教她文学、历史以及美术。由于家境富贵，婉容早些年便在天津念过几年书，可谓是个新时代的新女性，接受过新式教育，有新的知识。丈夫溥仪的这个举动，很是符合了妻子对于知识的渴望。

于是，一天天的努力学习起来，以婉容的才智，没过多久，便能说几句简单的英语了，还会写作文。她还在这位女教师的指导下学会了弹钢琴，并接受西式生活的影响，爱上吃西餐，戴眼镜，还摆弄新潮的玩意照相机。可谓是步步都不愿落后，尽情地去追逐时尚，可谓是个时尚皇后。她作为一个女子，竟然还模仿官员吸香烟，后来竟然吸烟成瘾，再离不了了。不光如此，那时候的清朝遗老遗少，可谓落寞之落寞，却也腐败之腐败。大量的人不愿面对人间时局的动荡，便跑去鸦片馆吸鸦片，这位事事追求新潮的皇后，便也想尝尝鸦片的滋味。不想，竟然一尝便上瘾了。

来到宫中，婉容见到许多新鲜的事物，却也养成了吸烟抽鸦片这样不好的习惯。这能怪谁呢？家里人不在身边，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她在宫中就如同那养在笼中的画眉鸟，看着漂亮，却终究是落寞寂寥。心里的苦闷无法排遣，又不愿面对尘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鸦片，在吞云吐雾中享受一种虚幻的快乐吧。

危机的紫禁城

正当这位紫禁城的皇后一日日百无聊赖地吞云吐雾的时候，紫禁城外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总统府包围，迫使直系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又于1924年11月5日，颁布“逼宫令”，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并指派警备司令鹿仲麟，带人进入紫禁城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等在3个小时内，全部迁出宫外，搬到醇亲王府居住。

冯玉祥（1882～1948）年，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原名冯基善，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夏阁镇竹柯村）人，寄籍河北保定；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之结拜兄弟。

1924年11月5日，在这一天清朝皇帝被废，婉容这个刚刚进宫两年的皇后也同时被废，成了一介平民。然而，溥仪是高兴的，婉容和文绣也是高兴的。自从三岁进入皇宫，溥仪便再未踏出紫禁城一步。此时，他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离开高高的围墙里的噩梦，离开这个如同埋墓一样的地方。他们离开之时，正是二十岁的美好年华，多年后，溥仪旧地重游，在年少时曾经玩耍的地方负手而立，此时他早已白发苍苍。只是，那个多年以后，陪伴在他身边的没有皇后，惟有冷清。

于是，溥仪意气风发地离开紫禁城，带着他的一后一妃，第二年又移居天津。当那一队小轿车跑在古老北京城白净的路上之时，这位末代皇帝年轻的心里是非常奔放的吧。出宫后的婉容，像换了个人一样，容光焕发地过了一段摩登生活。她先是一改旧时宫中的装束，烫了头发，化了浓妆，穿上旗袍和高跟皮鞋，成了交际圈中出名的“摩登女性”。每日里，打扮停当以后，便去进行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娱乐和消遣。看戏、玩球、溜冰、跳舞，这样是时髦又风流的生活，与紫禁城中禁锢得如同古墓的生活真可谓是天壤之别。

女人天生便爱购物，溥仪的这一后一妃也不例外。在宫中她们不停地争宠，出宫后，这一对后妃依旧争宠不休。而如今，这种争宠活动搬到现代化的百货商场，便是溥仪后来所说的“竞赛式购物”。婉容从小的生活本来就华贵非常，那一双手更是大肆挥霍惯了。婉容买什么东西，文绣也定会买，之后婉容接着买，文绣也接着要。溥仪作为皇室后裔，能有多少钱啊，不多时，手头的钱财便被这两位爱妃挥霍的所剩无几。那时寄住在天津的皇室到了靠典当生存的地步，却仍然在表面上将生活奢华的铺开，好维持那一份虚荣。这可能也是后来溥仪不得已只能去依靠日本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尽管已经被驱逐出皇宫，溥仪还是有一个帝王梦的吧。他想当真正的皇帝，重振祖先的基业。恰恰也在这时，日本人找到了他，说能帮他恢复大清，能帮他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单纯的溥仪于是欢天喜地，迅速派人将两位妻子接来日本公馆，开始了倚靠日本人的生活。但是，溥仪很快便发现，他自己不过是被作为日本人的傀儡而已。

然而，他的这一梦想却并没有告诉一后一妃，而是将她们骗来日公馆。说来这里可以寻找机会，送她们两人前往日本读书，而暗地里，他却在积极准备复辟，想要重登帝位。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终于结束，前清的遗老遗少也死的死散的散，留下来的也不成什么气候，但是，在溥仪的坚持和日本人的帮助下，这个满洲国还是成立了。溥仪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也就是被天下耻笑的“傀儡皇帝”，而婉容便成了留在这位傀儡皇帝身边唯一的女子。

那么，文绣呢？文绣看起来性格温和清婉，实则真是令人赞叹，她的骨子里有一股子倔强和坚强。文绣将溥仪亲日的一言一行都看得清楚，时时劝他不要相信日本人，他们是不可靠的，然而，那时候的溥仪哪里听得进这些话，便对她产生厌恶，总是将她冷落在一边，甚至时常连着几天不理不睬。婉容呢，一看文绣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自然觉得她争宠失败，自己是胜利者。便常常在文绣面前数落、羞辱她。然而，这样的事情叠加在一起，便促成了一件惊天的大事——这位皇贵妃要与皇上离婚！

古来女子都是男子的附属品，别说是受宠，即使不受宠在冷宫待着，也是生是帝王人，死是帝王鬼，哪能离婚啊。可是，这为末代皇贵妃性子上来，打定主意，就是偏要和溥仪打官司离婚。1931年8月，文绣聘请了三位律师，向天津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溥仪生理有病，同居9年，未得一幸，反受虐待，提请离婚，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

溥仪接到法院传票，也赶忙聘请律师出庭，认为真是有失皇家颜面，却又无可奈何。最终于同年10月22日，这对末代帝王和皇妃签订了离婚协议。溥仪付给文绣生活费55000元，允许文绣带走所用衣物。末代一帝一后一妃中，恐怕要属文绣最幸运罢，没有同溥仪一起背叛祖国，也不像婉容落得个凄凉早死的下场。

溥仪后来回忆起婉容还说，如果当时她也同文绣一样，在天津同他离了婚，再嫁个人，这一生或许还有一点点的快乐。但一直跟着他，最后郁郁寡欢，真是不幸。或许，心高气傲如婉容，即便她知道离婚会好过些，却也是舍不下这份皇族的颜面和无上的虚荣心吧。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逃往东北。他背着父亲，也瞒着婉容，一个人想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复辟。自小在天津长大的婉容，想留在津门，就这样过风流洋场的生活，如同明星一般的闪耀生活，然而，溥仪想要离开，到东北去，到日本人那里去，展开自己的雄心和抱负。因此，婉容的这一想法，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反对。

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嫁入皇族，便是皇族的人，何去何从自然由不了自己。因此，两个月以后，婉容才在“男装丽人”川岛芳子的陪同下来到旅顺与溥仪团聚。这个时候，尽管伪满洲国已经建立起来，然而，溥仪不过是个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溥仪陷入了日本人的陷阱和阴谋中，但是背叛祖国的骂名，不但被天下人加在了溥仪身上，也加在了婉容的身上。次年3月8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便又是“执政”夫人了。刚刚踏上东北土地的婉容，对未来或许还充满美好的幻想，然而，谁都没有料到，这位华贵皇后人生悲剧的高潮，在这片土地上才刚刚拉开帷幕。

川岛芳子（1906～1948）年，原名爱新觉罗·显玗，字东珍，号诚之，汉名金壁辉，是肃亲王善耆的第14位女儿，曾替日本长期做间谍。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执行枪毙，终年42岁。

冷宫生活

这一世的命运正如前世里已经确定的劫数，没有如果，无从更改。溥仪逃到东北以后，发现自己被当成了傀儡，成了日本人手里的玩偶，心情郁闷。而婉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看管，因为有文绣离婚的教训在先，他们怕婉容也做出什么有损皇家颜面的事情，于是基本上形同囚禁。在这座日本人所设的豪华监狱中，竟然开始渐渐疏远，没有相濡以沫相互取暖，反而是越离越远。

婉容觉得自己踏入东北算是进入了日本人精心设置的圈套当中，她想要抓住留学这根救命稻草，从这里逃出去，她请求顾维钧帮助她脱离伪皇宫，商谈她留学一事，然而最终不是计划流产便是被人告密，逃出去的希望如石沉大海，这根稻草原先不过就是个借口。天真的婉容，此时才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心生憎恶却人单力薄，也只能悲哀沮丧。加之，丈夫一日胜过一日的厌恶自己，厌恶她身上的鸦片味道，也痛恨她之前对文绣的伤害，致使文绣离婚丢尽皇家脸面。最终当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后，便不再搭理婉容了，把她丢弃一旁，不闻不问。这时，不愿生活在清醒现实中的婉容，更是以鸦片度日，消耗生命。

顾维钧，字少川（1888～1985）年，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72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198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两人关系的决裂是源于一次私通事件。且不说溥仪一向便有怀疑的毛病，他作为男人，不能与妻子圆房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情，因此只要看到婉容与别的男人有过多地接触，他便疑神疑鬼。尽管此时，他不喜欢也不爱搭理婉容，却不准许妻子靠近别的男人。就更别说，有一天早饭的时候，竟然有人向溥仪报告说，他的皇后怀孕了。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在溥仪的耳中听来非常刺耳。

他本人不能生育，作为他的女人便只能为他守活寡。溥仪认为这是对于自己的不忠并丢尽了皇家的脸面，于是大发雷霆。经调查知道婉容是与宫中侍卫李越亭私通。这人是溥仪面前的红人，极得他的信任。起初有人向他告发这桩丑闻，他还不信，后来直到两人互通的纸条摆到了他的桌子上，他才相信，而此时的皇后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当夜，婉容与情人约会的时候，被事先预谋好的溥仪和心腹当场抓住。于是溥仪怒不可遏，孩子生下后，尽管婉容跪在地上苦苦求饶，让他承认这个婴儿，但溥仪仍是无法接受。便趁着婉容昏迷之际，残忍的将这个新生儿一把投入火中，看着那个刚刚降临人世的生命活活烧死。随后，便将时年二十九岁的婉容打入冷宫，作为对她出轨的报答。

至此，溥仪彻底将这位结发妻子逐出了自己的领域，逐到冷宫中去，任由生灭，不闻不问。在这精美的监狱中处处受人监视，没有自由；自十七岁大婚以来就没有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如今已经形同陌路；红杏出墙，怀胎十月的孩子也被烧死。真是人生如寄，才不过二十九的婉容，便如同一张单薄的纸，被命运蹂躏殆尽，这痛苦漫无边际，像黑夜永无光明。

自来东北后的婉容本来就有些精神失常，有时候暴躁无比，还沉沦鸦片。但她也有精神稍好的时候，每当那个时候，她便会精心打扮起来，尽管面容看起来已隐隐泛出烟鬼的青色来，却依旧会让人一见之下有惊艳的感觉。她的脸上似乎还一如年少时候挂着宁静的笑。这种宁静与美好却转瞬即逝，顷刻间便落进地狱。在这地狱的黑暗里，她被一步步逼成精神分裂，直至在花样年华的时候彻底变疯。她的丈夫，亲自下令给她戴上手铐、脚镣，将她打入冷宫。

一切就这样开始，在1935年末。婉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冷宫里，时常发脾气，大吼大叫，喜怒无常。她的人生开始变得模糊，却常常充满鸦片的烟雾，远远瞧着云山雾绕，近前一看却分不清是人是鬼。她的失常越加严重，像是分裂成另一个人。她唯一喜好的就是鸦片，这时候，没人会关心她，她以年轻的生命拼搏而来的全部胜利品只剩下了鸦片，只有鸦片能让她安静，只有鸦片是她的朋友，在多年的岁月里，一直忠贞地陪伴在她左右。

溥仪早已将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女人抛至脑后了，他又有了新欢，一个是满是活力的东北女孩，一个则是一个日本女人。然而，有时候在深夜里，熟睡的溥仪会被婉容的高声叫骂惊醒。婉容会骂她的父亲，怀里揣着贪婪和虚荣，为了自己当皇上国丈的虚荣便亲手将自己的女儿推入万丈深渊，亲手将照片送入宫廷，开启了她凄惨的一生；她也骂溥仪，骂他的无情无义，或许更加会骂日本人，骂他们的禽兽行径。

溥仪怕这些话被日本人听到惹来麻烦，便命人花重金买来大量的鸦片。每日里让婉容不断地吸食，在云山雾绕中宁静，以此来防止这个女人的咒骂，让她在昏沉的梦幻享受中，忘记清醒，忘记恩怨。此时的婉容，早已没有什么优雅风度，曾经的“明星皇后”，此时却形同枯槁；昔时的花容月貌，此时早人如鬼怪。

曾见过婉容刚刚出宫的照片，她那时候刚刚烫了头发，穿着贴身的旗袍和黑色高跟鞋，和丈夫坐在一起真正是恬静优雅。后来还有一张照片，是在长春时候，或许那时候是精神好些的时候，是同弟弟在一起，身着貂裘大衣，一身黑色，让人想起老上海时候的艳丽明星，真正是眉目如画。只是，在美丽的时候哪怕去世都好，都胜过后来的凄凉。

此时，她只要活着便是苟且，只要呼吸便是萎靡。她的生活大烟成了全部，常常要吸到两腿发软为止，她的疯狂，她的固执，她想要快速的消耗生命，然而，生命的顽强却让她受了更多苦。在伪满洲国后期，婉容因长期躺着不动抽大烟，肌肉严重萎缩，几乎都不能走路了。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怕见光见风。于是，她手里常常拿着一把扇子，每次见人都会用扇子遮着，遮着阳光却也遮起自己的脸，从扇子骨缝里瞧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抗战胜利了，如今已经神志不清的婉容，背负着叛国卖家的罪名，从这间豪华监狱走出去后，再举步踏入的便是另一座监狱吧。

时代的悲剧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那些盘踞在东北的日本人不得不离开中国这片土地，滚回他们的老家去。在宣布投降的之前几天，溥仪便接到日本方面的通知，要求他带领福贵人李玉琴、日籍弟媳和宫中随从，以及贵重物品和钱财，搬离伪皇宫，搬到偏僻的大栗子沟居住。也正是在这里，溥仪宣布他这位有名无实的“康德皇帝”退位，他的一干子后妃贵人，自然也随着伪满洲国的倒台而被废除，至此，末代皇帝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再不可能回光返照。而溥仪和婉容这一对帝后，也真正地沦为平民。

溥仪奉命转移的时候，也没忘了将冷宫中的婉容带着。然而，两日后，溥仪带上贵重的宝物秘密出逃，再一次将他的结发妻子抛弃掉。只是，尽管溥仪想逃亡日本避难，却终没能如愿。他匆匆逃到沈阳的飞机场，还没来得及登上飞机，便被苏联红军抓获了。想去日本的溥仪被押运到了苏联，从此，与留在大栗子沟的家人失去联系。当年那一场盛大婚礼中的帝后，之后便再未见面，从此天各一方，直至生命走到终点。

溥仪走后，曾经的一大堆皇亲国戚都没了主子，只得在大栗子沟避难。溥仪走了，这位皇后再次被抛弃。此时局面纷乱，随时都会有人离开，福贵人李玉琴和溥仪的弟媳嵯娥浩才再次见到了婉容。十年的冷宫，将这位皇后消耗殆尽，她形容枯槁，面部青灰，眼中再无光彩。

这两个好心肠的女人，对婉容的遭遇十分同情。便每日里对她细心地照顾，还如同曾经宫中的规矩那样，每日去给婉容请安。李玉琴曾回忆说，有一次她去给这位败落的皇后请安，婉容向她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李玉琴难忍的泪水，顷刻间满面。正是有了两人的照顾，婉容此时才算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九月中旬后，苏联红军进驻大栗子沟，将李玉琴和嵯娥浩伴同婉容，一起押送到吉林，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那年冬天的十一月，婉容连一件过冬的棉衣都没有，在寒冷中被冻得半死。东北曾经是婉容祖上做官的地方，如今，她就在这片土地上一再的颠沛流离。

此时的婉容精神分裂愈加严重，常常神志不清，从前身边的仆人早已走光，她早已不是皇后，加上生活不能自理，因此浑身上下又脏又臭。李玉琴和嵯娥浩见到这样的情景，便一起动手为她洗衣做饭，日常的事务统统揽了过来，为她拆洗被褥，缝补衣服。那时候看守所条件有限，但两人却还是想尽办法为她做好吃的，为她调养由于吸鸦片而垮下去的身体。李玉琴还常常陪伴在她身边，和她说说话，聊聊家常。这时候的婉容似乎分外安静乖巧，暴躁少了很多，也不再大喊大叫，精神状况大有好转。有时候也能和别人说说话，甚至脸上有时还会出现笑容。

1946年4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从国民党的占领下解放了长春。但是，那时全国并未解放，时局仍然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于是决定释放李玉琴。无家可归的婉容，尽管在东北她有很多亲戚，在她被溥仪抛弃后，却没人愿意管她，都将她闭之门外。唯一对她好照顾她的这两位女子，如今也要离她而去了。李玉琴最后一次来看婉容，看到婉容眼中似乎有光亮，一脸悲戚，却转瞬即逝，又变成一副淡漠的样子，而李玉琴却忍不住泪流满面。李玉琴之后便转身离开，回到长春与家人团聚。至此，便是两人今生最后一次见面。

李玉琴走后，溥仪弟媳嵯娥浩也获准可以离开。可是，由于可怜婉容，她便决定和小女儿留下来。陆陆续续，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了她们俩，一个是昔时的皇后，无家可归，一个是皇家的媳妇儿，国籍日本。

不久，长春会战，为了防止这些皇族再度落入日本人手里，她们先是被转送到通化公安局，由于国民党飞机轰炸，她们便又被转送到延吉。就在辗转延吉的途中，她们受到延吉人民的唾骂和羞辱。抗日战争打了八年，中国百姓苦不堪言，东北人民尤其痛恨日寇，当日本籍的嵯娥浩和曾经伪满洲国皇后婉容出现在延吉街头，人群中立即涌起不绝的骂声，人们将对于日寇的仇恨统统发泄在她们身上，甚至还将痰吐在她们身上，表示痛恨和羞辱。然而，那样的一个时代，动荡不堪，清末军阀之乱，后来一系列的变革都如同迅雷一般，不及掩耳便天下变样。这些女人不过是男人抱负和争斗下无辜的牺牲品而已，她们没有能力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只得随波逐流，如同飘萍。

在延吉监狱，她们被关进混凝土盖起来的仓库里，婉容睡的是一张二层床，她常常从床上滚到地下去，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如今她精神严重错乱，大小便失禁，致使房间中臭气熏天，看守所的人只是将她丢在那里，也不管死活。只有住在隔壁的嵯娥浩会时常恳求看守，让她去看看婉容，喂她几口饭吃，将身上擦洗一下，换了衣裤，再将神志不清的婉容扶着躺到小炕上，直至她睡着。

6月初，延吉战事越来越紧张，市领导便决定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想将她们一伙人转送到牡丹江。解放军已准备好了马车，到小仓库时却发现婉容病入膏肓，不省人事，恐怕她这样虚弱的身体经不住路途上的颠簸，便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将她继续留在延吉监狱。而嵯峨浩和小女儿却是要被送过牡丹江的，此时，也只能分别，战乱吃紧，容不得多做停留。嵯娥浩母女只得忍痛与婉容告别，这时候，爱新觉罗家族便只有婉容一人，孤零零地待在延吉的监狱中。后来，嵯娥浩母女得到特批释放，几经辗转，才终于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

嵯娥浩母女走后，过了没几日婉容便去世了。那天是1946年6月20日，这位中国末代的皇后，在延吉江北大监狱里，一个人默默走完全部人生，年仅四十一岁。死后便被草草埋葬在了南山，一处土丘便是她的坟冢，没有人来祭奠，没人来哭别，惟有天地间的静默，为她送行，为她哭泣。

四十年前，她出生豪门贵族，受尽家中宠爱；二十四年前，她在北京城的大婚典礼上，嫁入皇族，享尽宫中荣华；二十年前，她跟着溥仪从紫禁城高大的朱红围墙里走出，一身旗袍窈窕，在十里津门中舞步风流，眉目如画，昔时风华；然而，身不由己，她跟着夫婿北上；百般孤寂，她红杏出墙与情人偷欢；无人疼惜，她被关进冷宫消耗殆尽。十年里，她瘦骨嶙峋，十年里，她神志不清。

痛一何，恨一何，终究成云如烟随着流年散尽。如果人生如梦，为何那梦里痛得如此真切，痛至骨髓，流遍血液。那一滴滴鲜红美艳的都是化不开的凄凉。婉容不过是个女子，爱时尚爱争风的要强女子，她爱虚荣爱面子，抢来这个皇后的头衔便紧紧地握在手里，揣进怀里，不肯再让出来。为了这份有名无实的虚名，她赔进整个自己，哪怕丈夫无能，哪怕家国背弃。

女子如花，有国色之华贵，拥倾城之美艳，却终究红不过白日，终究一散。那散时的飘零，三春不留，东风不管，这浓艳的花瓣，便只能耗尽生命开一场人间绚丽，之后埋进土里，再无音讯。婉容昔年间眉目，清秀如画，最绚烂之时却也是飘零的开始吧。她一世的艰辛，飘零如萍，那样宏伟壮丽的开始，却潦草匆匆地死去，她在乱中辗转，在恨中流离，在暗夜中飘零，短促一生，满满折射的是时代的倒影。在后世的叹息声中，这位末代皇后匆匆远去，唯一留下的一方荒冢，却也在流年的风雨中慢慢老去，再无痕迹。

知识链接

谭玉龄：1937年，溥仪为了表示对婉容私通侍卫并怀孕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谭玉龄那年只有17岁，正在北京的中学堂念书。玉龄被“册封”为“祥贵人”，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溥仪很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据说数千张照片中，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8张，而谭玉龄的却有33张之多，可见溥仪爱情之所在。溥仪确实很喜欢潭玉龄，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后，还将玉龄的照片贴身携带。“宫廷学生”毓之妻杨景竹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对谭玉玲的印象：祥贵人，1.6米左右的个头，体态苗条，在那五官端正的凸形脸上，只见长长睫毛下，有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头发是用火剪子烫出的大卷，双耳都戴着玉坠，穿一身苹果绿颜色的丝绒旗袍，这一些更显出她裸露在外的面部以及手臂皮肤的白嫩与细腻。后身患膀胱炎而亡，也说是遭日本人毒害。

李玉琴：谭玉龄死后，吉冈向溥仪又提前议，并给溥仪找来不少日本女人的像片，让溥仪选择。溥仪害怕自己的私生活会让日本人知道，便推托说：“谭玉龄尸骨未寒，暂时不想结婚。”后来，在60多张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溥仪选中了李玉琴。因为李玉琴才15岁，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的天真、单纯和幼稚，这正是溥仪所需要的。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溥仪看着胖乎乎的玉琴说：“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李玉琴真的有“福”吗？溥仪高兴时就让李玉琴唱歌给他听，或是做体操给他看，不高兴时就申斥她，用笤帚打她，发完脾气还要捧出“21条”不许愁眉苦脸，强迫她破涕为笑。后来新中国成立，李玉琴于1957年与溥仪离婚，后与长春广播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结婚，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

李淑贤：1959年，溥仪得到特赦，之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1962年他又结婚了，对方就是李淑贤。结婚那年，她是个三十七岁的大姑娘。她是杭州人，从小失去父母。当时她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几乎达到不能分离的地步。溥仪曾向李淑贤说：“以前我在宫中时，根本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妻子是我的玩物和摆设，高兴了就去玩一会儿，不高兴就几天不理。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见你，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溥仪无微不至地关怀妻子，1963年夏季北京暴雨如注，公共交通一时受阻，溥仪下班后，急忙从家中取了一把伞，冒雨趟水去接李淑贤。他等了半天，不见李淑贤的人影，只得往回走。突然，他发现路上有个没上盖的水道口，溥仪生怕妻子路过那里踩了进去，于是，就在那里直挺挺地守了好一会儿。溥仪和李淑贤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5年。1967年10月7日，溥仪因患肾癌而逝世。溥仪逝世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李淑贤在周总理和政协的关怀下，生活一直很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上下五千年／章祺编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3

（新知家庭经典读库）

ISBN 978-7-5141-2940-3

Ⅰ．①中…　Ⅱ．①章…　Ⅲ．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Ⅳ．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3044号

责任编辑：张　力

责任印制：王世伟

中国上下五千年

（新知家庭经典读库）

章　祺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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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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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开天辟地的神话
第二章　黄帝战蚩尤
第三章　大禹治水
第四章　商汤灭夏
第五章　周文王遇姜尚
第六章　周公辅成王
第七章　烽火戏诸侯
第八章　齐桓公九合诸侯
第九章　流亡公子重耳
第十章　晋文公退避三舍
第十一章　春秋霸主楚庄王
第十二章　勾践卧薪尝胆
第十三章　商鞅南门立木
第十四章　屈原沉江
第十五章　范雎献计
第十六章　信陵君救赵
第十七章　荆轲刺秦王
第十八章　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第十九章　双雄相遇——刘邦和项羽
第二十章　鸿门宴
第二十一章　楚汉相争
第二十二章　萧曹两相国
第二十三章　飞将军李广
第二十四章　丝绸之路——张骞通西域
第二十五章　司马迁写《史记》
第二十六章　王昭君出塞
第二十七章　刘秀重建汉王朝
第二十八章　袁绍杀宦官
第二十九章　曹操起兵
第三十章　诸葛亮隆中对策
第三十一章　火烧赤壁
第三十二章　七擒孟获
第三十三章　周处除“三害”
第三十四章　匈奴人称汉帝
第三十五章　北魏孝文帝改革
第三十六章　陈后主亡国
第三十七章　隋炀帝游江都
第三十八章　李世民取东都
第三十九章　玄武门之变
第四十章　女皇帝武则天
第四十一章　安禄山叛乱
第四十二章　朋党之争
第四十三章　唐王朝的末日
第四十四章　杯酒释兵权
第四十五章　李后主亡国
第四十六章　元昊建立西夏
第四十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四十八章　岳家军大破兀朮
第四十九章　绍兴和义
第五十章　文天祥起兵
第五十一章　欧洲访客马可·波罗
第五十二章　和尚成元帅
第五十三章　胡维庸案件
第五十四章　郑和下西洋
第五十五章　戚继光驱逐倭寇
第五十六章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第五十七章　皇太极施反间计
第五十八章　闯王李自成
第五十九章　吴三桂借清兵
第六十章　康熙帝平定三藩
第六十一章　文字狱
第六十二章　曹雪芹写《红楼梦》
第六十三章　大贪官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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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灿烂，足以让华夏大地的每一位炎黄子孙感到无比的骄傲和由衷的自豪。

我们的祖先们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为我们留下了无法用物质衡量的精神文化遗产。5000年的历史中，我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政治家如秦始皇、曹操；谋略家如张良、诸葛亮；思想家如孔子、孟子；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等，他们每一位所做出的成绩都让我们感到惊叹。他们让我们为之自豪，他们的成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留下了浓重的色彩。当然5000年的历史也有不少人物让我们感到遗憾，他们或者执政能力太差，或者刚愎自用过于自我，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或者人生的失败，像商朝的纣王，亡国的陈后主等。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次次战争所带来的腥风血雨并没有阻挡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时至今日，我国已经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强国之一。我们重温历史并不是要沉浸其中，而是要“以史为镜”去思考、去借鉴、去开拓创新，在这个属于我们的时代中留下属于我们的历史印记。

这本书浓缩了我国5000年的辉煌历史，是一本老少皆宜的通俗读物。本书以故事的形式讲述我国灿烂的历史文明，从华夏始祖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将三皇五帝、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朝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以及元明清的历史详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中，我们只选择了著名人物和重要事件，根据史籍资料加以组织和编写，并力图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不加铺叙和描写。当然，用故事化形式来讲述历史有它的局限性，通过故事读者只能了解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人物活动的片段，有的故事可能只反映事件的现象，至于它的经济、政治的背景以及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关系却不大可能用故事形式来详细论述。

精练简洁的文字、多种视觉元素和科学的体例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我们希望通过书中展示的丰富内容，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并从全新的角度和崭新的层面去感受历史、思考历史。

第一章
开天辟地的神话

我们伟大祖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按照古代的传统说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现在，大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

在上下5000年的历史里，有许多动人的有意义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是有文字记载的。至于5000年以前远古时期的情况，没有文字记载，但是也流传了一些神话和传说。

譬如，我们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古时候流传着一个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说的是在天地开辟之前，宇宙不过是混混沌沌的一团气，里面没有光，没有声音。这时候，出了一个盘古氏，他用大斧把这一团混沌劈了开来，于是，轻的气往上浮，就成了天；重的气往下沉，就成了地。

以后，天每天高出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氏本人也每天长高了一丈。这样过了18000年，天就很高很高，地就很厚很厚，盘古氏当然也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后来，盘古氏死了，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变成了太阳、月亮、星星、高山、河流、草木等等。

这就是开天辟地的神话。

神话毕竟只是神话，现在谁也不会相信真有这样的事。但是人们喜欢这个神话，一谈起历史，常常说从“盘古开天地”起。这是因为它象征着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和丰富的创造力。

那么，人类历史究竟应该从哪儿说起呢？后来，科学发达了，人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化石证明，人类最早的祖先是一种从古猿转变而来的猿人。

我国科学工作者在祖国各地先后发掘了许多猿人的遗骨和遗物的化石，可以看到我们祖国境内最早的原始人已经有100万年以上的历史。像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大约有170万年历史；陕西出土的蓝田猿人，大约有80万年历史；拿有名的北京猿人来说，也有四五十万年的历史了。

这里，我们就从北京猿人说起。北京猿人生活在周口店一带，那时候中国北方的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山上山下生长着树林、灌木和丰茂的野草，凶猛的虎、豹、狼、熊等野兽出没在树林和山野中。那里还生长着大象、犀（音xī）牛和梅花鹿。

猿人的力气比不上这些凶猛的野兽，但是他们和任何动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猿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这种工具十分简单，一件是木棒，一件是石头。木棒，树林里多的是，但它是经过人砍削的；石头呢，是经过人工砸打过的，虽然很粗糙，但毕竟是人制造的工具。他们就是用这种简单的工具来采集果子，挖植物的根茎吃。他们还用木棒、石器来同野兽作斗争，猎取食物。

但是，这种工具毕竟太简陋了，获取的食物也是很有限的。靠单个人的力量没法生活下去，他们只好过着群居的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对付猛兽的侵袭。这种人群就叫原始人群。

几十万年过去了，猿人在艰苦的斗争中进化了。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穴里，发现另一种原始人的遗迹。这种原始人的样子，已经和现代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把他们叫做“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的劳动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他们不但能够把石头砸成石斧、石锤，而且还能把野兽的骨头磨制成骨针。别小看这一枚小小的骨针，在那时候人们能磨制骨针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了骨针，人们可以把兽皮缝成衣服，不像北京猿人时期那样赤身裸体。

山顶洞人过的也是群居生活，但他们的群居生活已经按照血统关系固定下来，一个集体的成员都是共同祖先生下来的，也就是同一氏族的人。这样，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了。

第二章
黄帝战蚩尤

大约在4000年以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黄帝是传说中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

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最早住在我国西北方的姬水附近，后来搬到涿鹿（今河北省涿鹿、怀来一带）开始发展畜牧业和农业，以后便定居下来。

跟黄帝同时的另一个部落首领叫做炎帝，这个部落最早住在我国西北方姜水附近，据说跟黄帝族是近亲。炎帝族渐渐衰落，而黄帝族正在兴盛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九黎族的首领名叫蚩尤（chī yōu），十分强悍。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全是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的是砂石，凶猛无比。他们还制造刀戟弓弩等各种各样的兵器。蚩尤常常带领他的部落侵掠别的部落。

有一次，蚩尤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蚩尤的对手，被蚩尤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没法子，逃到涿鹿请求黄帝帮助。黄帝早就想除去这个部落的祸害，就联合各部落准备人马，在涿鹿的田野上和蚩尤展开一场大决战。

关于这次大战，有许多神话式的传说。据说黄帝平时驯养了熊、罴（pí）、貔（pí）、貅（xiū）、貙（chū）、虎六种野兽，在打仗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猛兽放出来助战（有人认为，传说中的六种野兽实际上是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但是遇到黄帝的军队加上这一群猛虎凶兽也抵挡不住，他们纷纷落荒而逃。

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暗，浓雾迷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使黄帝的兵士无法追赶。原来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天女帮助驱散了风雨。一刹那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黄帝终于把蚩尤打败了。也有一种传说，说是蚩尤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士兵迷失了方向。黄帝用“指南车”来指引，带领士兵依着蚩尤逃跑的方向追击，结果把蚩尤捉住杀了。这些神话都反映这场战争是非常激烈的。

各部落看到黄帝打败了蚩尤都挺高兴，黄帝受到了许多部落的拥护。但是，炎帝族和黄帝族也发生了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地方打了一仗，炎帝失败。从此，黄帝成了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有许多发明创造，像造宫室、造车、造船、制作五色衣裳等等，这些当然不会是一个人发明的，但是后来的人都把它记在黄帝的名下了。

传说黄帝有个妻子名叫嫘（léi）祖，她亲自参加劳动。本来，蚕只有野生的，人们还不知道蚕的用处，是嫘祖教妇女养蚕、缫丝、织帛。打那时候起，就有了丝和帛了。

黄帝还有一个史官仓颉（cāng jié），他创制过古代文字。我们没有见到过那个时期的文字，也没法查考了。

中国古代的传说都十分推崇黄帝，后代的人都认为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原来是近亲，后来又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常常把自己称为炎黄子孙。为了纪念这位传说中的共同祖先，后代的人还在现在陕西黄陵县北面的桥山上造了一座“黄帝陵”。

第三章
大禹治水

随着时间推移，黄帝部落逐渐衰落，但在部落的内部出现了一个新人物——尧。尧在部落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取得了人们支持，黄帝衰老后就将王位禅让给尧。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当时，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gǔn）。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伏。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13年的努力，人们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他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后代的人都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于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使自己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到会最晚，禹认为他怠慢了命令，就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gāo yáo），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第四章
商汤灭夏

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商的祖先契（xiè）在尧舜时期，跟禹一起治过洪水，是个有功的人。后来，商部落因为畜牧业发展得快，到了夏朝末年，汤做了首领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了。

夏王朝统治了大约400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jié）在位。夏桀是个出名的暴君，他和奴隶主贵族残酷压迫人民，对奴隶镇压更重。夏桀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

大臣关龙逄（páng）劝说夏桀，认为这样下去会丧失人心。夏桀勃然大怒，把关龙逄杀了。百姓恨透了夏桀，诅咒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

商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那时候，部落的贵族都是迷信鬼神的，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最要紧的事。商部落附近有一个部落叫葛，那儿的首领葛伯不按时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做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做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又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呢？”

汤又派人帮助葛伯耕田，还派一些老弱的人给耕作的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

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汤抓住这件事，就出兵把葛先消灭了，接着又连续攻取了附近几个部落。商汤的势力渐渐发展了，但是并没引起昏庸的夏桀注意。商汤妻子带来的陪嫁奴隶中，有一个名时伊尹（yǐn）。传说伊尹开始到商汤家的时候，做个厨司，服侍商汤。后来，商汤渐渐发现伊尹跟一般奴隶不一样，商汤和他交谈以后，才知道他是有心装扮做陪嫁奴隶来找汤的。伊尹向汤谈了许多治国的道理，汤马上把伊尹提拔做他的助手。

商汤和伊尹商量讨伐夏桀的事，伊尹说：“现在夏桀还有力量，我们先不去朝贡，试探一下，看他怎么样。”

商汤按照伊尹的计策，停止了对夏桀的进贡。夏桀果然大怒，命令九夷发兵攻打商汤。伊尹一看夷族还服从夏桀的指挥，赶陕向夏桀请罪，恢复了进贡。

过了一年，九夷中一些部落忍受不了夏朝的压榨勒索，逐渐叛离夏朝，汤和伊尹才决定大举进攻。

自从夏启以来，同姓相传已经400多年，要把夏王朝推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汤和伊尹商量了一番，决定召集商军将士，由汤亲自向大家誓师。

汤说：“我不是敢进行叛乱，实在是夏桀作恶多端，上帝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不敢不听从天命啊！”他接着又宣布了赏罚的纪律。

商汤借上帝的意旨来动员将士，再加上将士恨不得夏桀早早灭亡，因此他们作战非常勇敢。夏、商两军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打了一仗，夏桀的军队被打败了。

最后，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汤追到那里，把桀流放在南巢，一直到他死去。

这样，夏朝就被新建立的商朝代替了。历史上把商汤伐夏称为商汤革命，因为古代统治阶级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和现在所说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

第五章
周文王遇姜尚

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叫做纣（音zhòu）。纣原来是一个相当聪敏，又有勇力的人，他早年曾经亲自带兵和东夷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纣很有军事才能，在作战中百战百胜，最后平定了东夷，把商朝的文化传播到淮水和长江流域一带。在这件事上，商纣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长期的战争使得消耗也大，这加重了商朝人民的负担，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

纣和夏桀一样，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他没完没了地建造宫殿，在他的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鹿台”，把搜刮得来的金银珍宝都贮藏在里面。他还造了一个极大的仓库，叫做“钜桥”，把剥削来的粮食堆积起来。他把酒倒在池里，把肉挂得像树林一样。他和宠姬妲己（妲音dá）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还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来镇压人民。凡是有诸侯背叛或者百姓反对他，纣就把人捉起来放在烧红的铜柱上烤死，这种叫做“炮烙”（luò）的刑罚十分残忍。

纣的残暴行为，加速了商朝的灭亡。这时候，在西部的一个部落却正在一天天兴盛起来，这就是周。

周本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夏朝末年这个部落在现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后来，因为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亶音dǎn）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

到了古公亶父的孙子姬昌（后来称为周文王）继位的时候，周部落已经很强大了。周文王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的生活跟纣王正相反。纣王喜欢喝酒、打猎、对人民滥施刑罚。周文王却禁止喝酒，还不准贵族打猎，糟蹋庄稼。他鼓励人民多养牛羊，多种粮食，还虚心接待一些有才能的人。因此，当时一些有才能的人都来投奔他。

周部落强大起来，对商朝是个很大的威胁。有个大臣崇侯虎在纣王面前说周文王的坏话，说周文王的影响太大了，这样下去对商朝不利。

于是，纣王下了一道命令，把周文王捉拿关在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一带，羑音yǒu）地方。周部落的贵族把许多美女、骏马和别的珍宝献给纣王，又送了许多礼物给纣王的亲信大臣。

纣王见了美女珍宝，高兴得眉开眼笑说：“光是一样就可以赎姬昌了。”他立刻把周文王释放了。

周文王见纣王昏庸残暴，丧失民心，就决定讨伐商朝。可是他身边缺少一个有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指挥作战，他就暗暗想办法物色这种人才。

有一天，周文王坐着车带着他儿子和兵士到渭水北岸去打猎，在渭水边看见一个老头儿在河岸上坐着钓鱼。大队人马过去，那个老头儿只当没看见，还是安安静静钓他的鱼。文王看了很奇怪，就下了车走到老头儿跟前跟他聊起来。

经过一番谈话，文王知道他叫姜尚（又叫吕尚，“吕”是他祖先的封地），是一个精通兵法的能人。

文王非常高兴，说：“我祖父在世时曾经对我说过，将来会有个了不起的能人帮助你把周族兴盛起来。您正是这样的人。我的祖父盼望您已经很久了。”说罢，就请姜尚一起回宫。

那老人家理了理胡子，就跟着文王上了车。

因为姜尚是文王的祖父所盼望的人，所以人们后来叫他太公望，在民间传说中他被称为姜太公。

太公望是周文王的好帮手，他一面提倡生产，一面训练兵马，周族的势力越来越大。有一次，文王问太公望：“我要征伐暴君，您看咱们应当先去征伐哪一国？”

太公望说：“先去征伐密须。”

有人反对说：“密须国君厉害得很，恐怕打不过他。”

太公望说：“密须国君虐待老百姓，早已失去民心，他就是再厉害十倍，也用不着怕。”

周文王发兵到了密须，还没开战，密须的老百姓先暴动了。他们绑着密须国君归附了文王。

过了三年，文王又发兵征伐崇国（在今陕西省沣水县），这是商朝西边最大的一个属国。文王灭了崇国，就在那里筑起城墙，建立了都城，叫做丰邑。没过几年，周族逐渐占领了大部分商朝统治的地区，归附文王的部落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周文王并没有完成灭商的事业。在他打算征伐纣王的时候，害了一场病死了。

周文王临死时嘱咐其次子姬发早图灭商。姬发继位后，秉承父志。受命十二年（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见时机已到，发兵行都朝歌，讨伐纣王。两军战于牧野，商军大败，昏庸的纣自焚于“鹿台”，商亡。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

第六章
周公辅成王

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以后过了两年就害病死了，他的儿子姬诵继承王位，这就是周成王。那时候，周成王才13岁，同时刚建立的周王朝也不大稳固。于是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助成王掌管国家大事，实际上是代理天子的职权。历史上通常不称周公旦的名字，只叫他周公。

周公的封地在鲁国，因为他要留在京城处理政事，不能到封地去，等他的儿子伯禽长大了，就派伯禽代他到鲁国去做国君。

伯禽临走的时候，问他父亲有什么嘱咐。周公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天子的叔叔，你说我的地位怎么样？”

伯禽说：“那自然是很高的了。”

周公说：“对呀！我的地位确实很高，但是我每次洗头发的时候，一碰到急事，就马上停止洗头发，把头发握在手里去办事；每次吃饭的时候，听说有人求见，我就把来不及咽下的饭菜吐出来，去接见那些求见的人。我这样做，还怕天下的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呢。你到了鲁国，不过是个国君，可不能骄傲啊！”

伯禽连连点头，表示一定记住父亲的教导。

周公尽心尽意辅助成王管理国事，可是他的弟弟管叔、蔡叔却在外面造谣说周公有野心，想要篡夺王位。

纣王的儿子武庚虽然被封为殷侯，但是受到周朝的监视，觉得很不自由。他巴不得周朝发生内乱，以重新恢复他的殷商的王位，就和管叔、蔡叔串通一气联络了一批殷商的旧贵族，还煽动东夷中几个部落，闹起叛乱来。

武庚和管叔等人制造的谣言闹得镐京也沸沸扬扬，连召公奭听了也怀疑起来。成王年小不大懂事，更闹不清是真是假，对这位辅助他的叔父也有点怀疑了。

周公心里很难过，他首先同召公奭披肝沥胆地谈了一次话。周公告诉召公奭自己绝没有野心，要他顾全大局，不要轻信谣言。召公奭被他这番诚恳的话感动，消除了误会，重新和周公合作。周公在安定了内部之后，毅然调动大军，亲自率领大军东征。

这时候，东方有几个部落像淮夷、徐戎等，都配合武庚蠢蠢欲动。周公下命令给太公望，授权给他，各国诸侯有不服周朝的，都由太公望征讨。这样，由太公望控制了东方，他自己全力对付武庚。

费了3年的工夫，周公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把带头叛乱的武庚杀了。管叔一看武庚失败，自己觉得没有面目见他的哥哥和侄儿，也上吊自杀了。周公平定了叛乱，把霍叔革了职，对蔡叔判了一个充军的罪。

在周公东征的过程中，一大批商朝的贵族成了俘虏。因为他们反抗周朝，所以叫他们是“顽民”。周公觉得让这批人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大放心，同时又觉得镐京在西边，要控制东部的广大中原地区很不方便，就在东面新建一座都城，叫做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他把殷朝的“顽民”都迁到那里，派兵监视他们。

打那以后，周朝就有了两座都城：西部是镐京，又叫宗周；东部是洛邑，又叫成周。

周公辅助成王执政了7年，总算把周王朝的统治巩固下来，他还制定了周朝一套典章制度。到周成王满20岁的时候，周公把政权交给成王管理。

从周成王到他的儿子康王两代，前后共50多年，是周朝强盛和统一的时期，历史上叫做“成康之治”。

第七章
烽火戏诸侯

经历几百年的历史变迁后，周朝逐渐进入衰落期。

周宣王死了以后，儿子姬宫涅（niè）即位，他就是周幽王。周幽王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光知道吃喝玩乐，打发人到处找美女。有个大臣名褒珦（bāo xiàng）劝谏幽王，周幽王不但不听，反而把褒珦下了监狱。

褒珦监狱里被关了3年，褒家的人千方百计要把他救出来。他们在乡下买了一个挺漂亮的姑娘，教会她唱歌跳舞，然后把她打扮起来献给幽王以替褒珦赎罪。这个姑娘算是褒家人，叫褒姒（sì）。

幽王得了褒姒高兴得不得了，就把褒珦释放了。他十分宠爱褒姒，可是褒姒自从进宫以后，心情闷闷不乐，没有开过一次笑脸。幽王想尽办法叫她笑，她怎么也笑不出来。

周幽王出了一个赏格：有谁能让王妃娘娘笑一下，就赏他1000两金子。

有个马屁鬼叫虢（guó）石父，替周幽王想了一个鬼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犬戎的进攻，在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骊音lì）一带造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如果犬戎打过来，把守第一道关的兵士就把烽火烧起来；第二道关上的兵士见到烟火，也把烽火烧起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烧着烽火，附近的诸侯见到了，就会发兵来救。虢石父对周幽王说：“现在天下太平，烽火台长久没有使用了。我想请大王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几天，到了晚上，咱们把烽火点起来，让附近的诸侯见了赶来，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这许多兵马扑了个空，保管会笑起来。”

周幽王拍着手说：“好极了，就这么办吧！”

他们上了骊山，真的在骊山上把烽火点了起来。临近的诸侯得到警报，以为犬戎打过来了，赶快带领兵马来救。没想到赶到那儿，连一个犬戎兵的影儿也没有，只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大伙儿都愣了。

幽王派人告诉他们说，辛苦了大家，这儿没什么事，不过是大王和王妃放烟火玩儿，你们回去吧！

诸侯知道上了当，憋了一肚子气回去了。

褒姒不知道他们闹的是什么玩意儿，看见骊山脚下来了好几路兵马，乱哄哄的样子，就问幽王是怎么回事。幽王一五一十告诉了她，褒姒真的笑了一下。

幽王见褒姒开了笑脸，就赏给虢石父1000两金子。

幽王宠着褒姒，后来干脆把王后和太子废了，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原来王后的父亲是申国的诸侯，得到这个消息，就联结犬戎进攻镐京。

幽王听到犬戎进攻的消息惊慌失措，连忙下命令把骊山的烽火点起来。烽火倒是烧起来了，可是诸侯因为上次上了当，谁也不来理会他们。

烽火台上白天冒着浓烟，夜里火光烛天，可就是没有一个救兵到来。

犬戎兵一到，镐京的兵马不多，勉强抵挡了一阵，被犬戎兵打得落花流水。犬戎的人马像潮水一样涌进城来，把周幽王、虢石父和褒姒生的伯服杀了，那个不开笑脸的褒姒，也被抢走了。

这时候，诸侯们才知道犬戎真的打进了镐京，急忙联合起来，带着大队人马来救。犬戎的首领看到诸侯的大军到了，就命令手下的人把周朝多少年聚敛起来的宝贝财物一抢而空，放了一把火才退走。

中原诸侯打退了犬戎，立原来的太子姬宜臼（jiù）为天子，就是周平王。诸侯也回到各自的封地去了。

没想到诸侯一走，犬戎又打过来，周朝西边大片土地都被犬戎占了去。平王恐怕镐京保不住，打定主意把国都搬到洛邑去。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因为镐京在西边洛邑在东边，所以历史上把周朝在镐京做国都的时期称为西周，迁都洛邑以后称为东周。

第八章
齐桓公九合诸侯

东周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春秋初期，齐与主要竞争对手鲁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689年，齐襄公灭鲁的与国纪，扫除东面障碍。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公子纠奔鲁，公子小白奔莒。次年，无知被杀。鲁伐齐，欲纳公子纠，而齐高氏、国氏已召小白先入，击败鲁师，立为齐桓公。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富强，成为霸主。

齐国虽然在长勺打了一次败仗，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齐桓公后来的霸主地位。过了10多年，北方的燕国（都城在今北京）派使者来讨救兵，说燕国被附近的一个山戎部落侵犯，打了败仗，齐桓公就决定率领大军去救燕国。

公元前663年，齐国大军到了燕国，山戎已经抢了一批百姓和财宝逃回去了。

齐国和燕国的军队联合起来，一直向北追去，没想到他们被敌人引进了一个迷谷。那迷谷就像大海一样，没边没沿，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道儿。

还是管仲想出一个主意。他对齐桓公说：“马能认得路，不如找几匹当地的老马，让它们在头里走，也许能走出这个地方。”

齐桓公叫人挑了几匹老马，让它们领路，这几匹老马果然领着大队人马出了迷谷。

齐桓公帮助燕国打败山戎以后，邢国也遭到另一个部落狄人的侵犯。齐桓公又带着人马去赶跑了狄人，帮助邢国重筑了城墙。接着，狄人又侵犯卫国，齐桓公帮助卫国在黄河南岸重建国都。就因为这几件事，齐桓公的威望提高了。当时只有南方的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西北）不但不服齐国，还跟齐国对立起来，要跟齐国比个高低。

楚国在中国南部，向来不和中原诸侯来往。那时候，中原诸侯都把楚国当做“蛮子”看待。但是楚国人开垦南方的土地，逐步收服了附近的一些部落，慢慢变成了大国。后来，楚的头领干脆自称楚王，不把周朝的天子放在眼里。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约会了宋、鲁、陈、卫、郑、曹、许七国军队，联合进攻楚国。

楚成王得知消息，也集合了人马准备抵抗。他派了使者去见齐桓公，说：“我们大王叫我来请问，齐国在北面，楚国在南面，两国素不往来，真叫做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你们的兵马要跑到这儿来呢？”

管仲责问说：“我们两国虽然相隔很远，但都是周天子封的。当初齐国太公受封的时候，曾经接受一个命令：谁要是不服从天子，齐国有权征讨。你们楚国本来应该每年向天子进贡包茅（用来滤酒的一种青茅），为什么现在不进贡呢？”使者说：“没进贡包茅，这是我们的不是，以后一定进贡。”

使者走后，齐国和诸侯联军又拔营前进，一直到达召陵（今河南郾城县，召音shào）。

楚成王又派屈完去探问。齐桓公为了显示自己的军威，请屈完一起坐上车去看中原来的各路兵马。屈完一看，果然军容整齐，兵强马壮。

齐桓公趾高气扬地对屈完说：“你瞧瞧，这样强大的兵马，谁能抵挡得了？”

屈完淡淡地笑了笑，说：“君侯协助天子，讲道义扶助弱小，人家才佩服你。要是光凭武力的话，咱们国力虽不强，但是用方城（楚国所筑的长城，在今河南方城北至泌阳东北）做城墙，用汉水做壕沟，您就是再多带些人马来也未必能打得进去。”

齐桓公听屈完说得挺强硬，估计也未必能轻易打败楚国，而且楚国既然已经认了错，答应进贡包茅，也算有了面子。就这样，中原八国诸侯和楚国一起在召陵订立盟约后各自回国去了。

后来，周王室发生纠纷，齐桓公又帮助太子姬郑巩固了地位。太子即位后，就是周襄王。周襄王为了报答齐桓公，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齐桓公，算是一份厚礼。

齐桓公趁此机会，又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东）会合诸侯招待天子使者，同时订立了一个盟约，主要内容是：修水利，防水患，不准把邻国作为水坑；邻国有灾荒来买粮食，不应该禁止；凡是同盟的诸侯，在订立盟约以后，都要友好相待。

这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像这样大的会合，战国时期有过许多次，历史上将其称作“九合诸侯”。

公元前645年管仲病死，又过了两年齐桓公也死去。齐桓公一死，他的五个儿子抢夺君位，齐国发生了内乱，公子昭逃到宋国，齐国的霸主地位也就结束了。

第九章
流亡公子重耳

公子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年老的时候，宠爱一个妃子骊姬，想把骊姬生的小儿子奚齐立为太子，就把原来的太子申生杀了。太子一死，献公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都感到危险，便逃到别的诸侯国去避难。

晋献公死后，晋国发生了内乱，后来夷吾回国夺取了君位，也想除掉重耳，重耳不得不到处逃难。重耳在晋国算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子，因此一批有才能的大臣都愿意跟着他。

重耳先在狄国住了12年，因为发现有人行刺他，又逃到卫国。卫国看他是个倒运的公子，不肯接待他。重耳一行一路走去，走到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实在饿得厉害，正好瞧见几个庄稼人在田边吃饭。重耳他们看得更加口馋，就叫人向他们讨点吃的。

庄稼人懒得理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跟他们开个玩笑，拿起一块泥巴给他们。重耳冒火了，他手下的人也想动手揍人了。随从中有个叫狐偃的连忙拦住，他接过泥巴安慰重耳说：“泥巴就是土地，百姓给我们送土地来啦，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吗？”

重耳也只好趁此下了台阶，苦笑着向前走去。

重耳一班人流亡来到齐国。那时齐桓公还在，待他挺客气，送给重耳不少车马和房子，还把本族一个姑娘嫁给重耳。

重耳觉得留在齐国挺不错，可是跟随他的人都想回晋国。

随从们背着重耳聚集在桑树林里商量回国的事，没想到桑树林里有一个女奴在采桑叶，把他们的话偷听了去告诉重耳的妻子姜氏。姜氏对重耳说：“听说你们想回晋国，这很好哇！”

重耳赶快辩白说：“没有那回事。”

姜氏却一再劝他回国，她说：“您在这儿贪图享乐是没有出息的。”可重耳总是不愿意走。当天晚上，姜氏和重耳的随从们商量好，把重耳灌醉了放在车里送出齐国，等重耳醒来，已离开齐国很远了。

以后，重耳又到了宋国。宋襄公正在害病，他手下的臣子对狐偃说：“宋襄公是非常器重公子的，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力量发兵送他回去。”

狐偃说：“这我们全明白，我们就不再打扰你们了。”

他们离开宋国又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做贵宾，还用招待诸侯的礼节招待他。楚成王对待重耳好，重耳也对成王十分尊敬，两个人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有一次，楚成王在宴请重耳的时候开玩笑地说：“公子要是回到晋国，将来怎样报答我呢？”

重耳说：“金银财宝贵国有的是，叫我拿什么东西来报答大王的恩德呢？”

楚成王笑着说：“这么说，难道就不报答了吗？”

重耳说：“要是托大王的福，我能够回到晋国，我愿意跟贵国交好，让两国的百姓过太平的日子。万一两国发生战争，在两军相遇的时候，我一定退避三舍。”（古时候行军，每30里叫做一“舍”。“退避三舍”就是自动撤退90里的意思。）

楚成王听了并不在意，但重耳的话却惹恼了旁边的楚国大将成得臣。等宴会结束重耳离开后，成得臣对楚成王说：“重耳说话没有分寸，将来准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还不如趁早杀了他，免得以后吃他的亏。”

楚成王不同意成得臣的意见。正好秦穆公派人来接重耳，他就把重耳送到秦国（都城雍，在今陕西凤翔东南）去了。

原来秦穆公曾经帮助重耳的异母兄弟夷吾当了晋国国君，没想到夷吾做了晋国国君以后反倒跟秦国作对，两国间还发生了战争。夷吾一死，他儿子又同秦国不和，秦穆公才决定帮助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护送重耳的大军过了黄河，流亡了19年的重耳回国即位，这就是晋文公。

第十章
晋文公退避三舍

晋文公即位以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把晋国治理得渐渐强盛起来。他也想能像齐桓公那样，做个中原的霸主。

这时候，正好周朝的天子周襄王派人来讨救兵。周襄王有个异母兄弟叫太叔带，联合了一些大臣，向狄国借兵，夺了王位。周襄王带着几十个随从逃到郑国，他发出命令，要求各国诸侯护送他回洛邑去。这时，列国诸侯有派人去慰问天子的，也有送食物去的，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发兵打狄人。

有人对周襄王说：“现在诸侯当中，只有秦、晋两国有力量打退狄人，别人恐怕不中用。”襄王即打发使者去请晋文公护送他回朝。

晋文公马上发兵往东打过去，他把狄人打败，又杀了太叔带和他那一帮人，护送天子回到京城。

过了两年，又有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来讨救兵，说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大臣们都说：“楚国老是欺负中原诸侯，主公要扶助有困难的国家，建立霸业，这可是时候啦。”

晋文公早就看出，要当上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于是他就扩充队伍，建立了三个军，浩浩荡荡去救宋国。

公元前632年，晋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曹国和卫国，把两国国君都俘虏了。

楚成王本来并不想同晋文公交战，听到晋国出兵，立刻派人下命令叫成得臣退兵。可是成得臣以为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不肯半途而废。他派部将去对楚成王说：“我虽然不敢说一定打胜仗，也要拼一个死活。”

楚成王很不痛快，只派了少量兵力归成得臣指挥。

成得臣先派人通知晋军，要他们释放卫、曹两国国君。晋文公却暗地通知这两国国君，答应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他们先跟楚国断交。曹、卫两国真的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

成得臣本想救这两个国家，不料他们倒先来跟楚国绝交。这一来，他气得双脚直跳，嚷着说：“这分明是重耳这个老贼逼他们做的。”他立即下令，催促全军赶到晋军驻扎的地方去。

楚军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往后撤。晋军中有些将士可想不开啦，说：“我们的统帅是国君，对方带兵的是臣子，哪有国君让臣子的理儿？”

狐偃解释说：“打仗先要凭个理，理直气就壮。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那么我们就理亏了。我们退了兵，如果他们还不罢休步步进逼，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跟他们交手还不迟。”

晋军一口气后撤了90里，到了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才停下来，并布置好阵势。

楚国有些将军见晋军后撤想停止进攻，可是成得臣却不答应，他率兵一步盯一步地追到城濮，跟晋军遥遥相对。

成得臣还派人向晋文公下战书，措辞十分傲慢。晋文公也派人回答说：“贵国的恩惠，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所以才退让到这儿。现在既然你们不肯谅解，那咱们只好在战场上比个高低啦。”

大战展开了。才一交手，晋国的将军就用两面大旗指挥军队向后败退。他们还在战车后面拖着伐下的树枝，战车后退时地下扬起一阵阵的尘土，显出十分慌乱的模样。

成得臣一向骄傲自大不把晋人放在眼里，他不顾前后地直追上去，正中了晋军的埋伏。晋军的中军精锐，猛冲过来，把成得臣的军队拦腰切断。原来假装败退的晋军又回过头来，前后夹击，把楚军杀得七零八落。

晋文公连忙下令，吩咐将士们只要把楚军赶跑就行了，不要再追杀。成得臣带了败兵残将回到半路上，自己觉得没法向楚成王交代，就自杀了。

晋军占领了楚国营地，把楚军遗弃下来的粮食吃了3天，才胜利凯旋。

晋国打败楚国的消息传到周都洛邑，周襄王和大臣都认为晋文公立了大功，周襄王还亲自到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践音jiàn）慰劳晋军。晋文公趁此机会，在践土给天子造了一座新宫，还约了各国诸侯开个大会订立盟约。这样，晋文公就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第十一章
春秋霸主楚庄王

战国初期，七雄中秦国最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下了一道“求贤令”，招纳有才能的人，为秦国的改革献计献策。卫国人商鞅跑到了秦国，与秦孝公大谈富国强兵之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了商鞅实行变法，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日益强大，在崤山之战中打败了中原霸主晋国。

秦国打败晋国以后，一连十几年两国没有发生战事。可是南方的楚国却一天比一天强大，一心要跟中原的霸主晋国争夺地位。

公元前613年，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新即位做了国君。晋国趁这个机会，把几个一向归附楚国的国家又拉了过去订立盟约。楚国的大臣们很不服气，都向楚庄王提出要他出兵争霸权。

无奈楚庄王不听那一套，他白天打猎，晚上喝酒听音乐，什么国家大事全不放在心上，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过了3年。他知道大臣们对他的作为很不满意，还下了一道命令：谁要是敢劝谏，就判谁的死罪。

有个名叫伍举的大臣，实在看不过去，决心去见楚庄王。楚庄王正在那里寻欢作乐，听到伍举要见他，就把伍举召到面前问：“你来干什么？”

伍举说：“有人让我猜个谜，我猜不着。大王是个聪明人，请您猜猜吧。”

楚庄王听说要他猜谜，觉得怪有意思，就笑着说：“你说出来听听。”

伍举说：“楚国山上，有一只大鸟，身披五彩，样子挺神气。可是一停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

楚庄王心里明白伍举说的是谁。他说：“这可不是普通的鸟。这种鸟，不飞则已，一飞将要冲天；不鸣则已，一鸣将要惊人。你去吧，我已经明白了。”

过了一段时期，另一个大臣苏从看看楚庄王没有动静，又去劝说楚庄王。

楚庄王问他：“你难道不知道我下的禁令吗？”

苏从说：“我知道。只要大王能够听我的意见，我就是触犯了禁令，被判了死罪，也是心甘情愿的。”

楚庄王高兴地说：“你们都是真心为了国家好，我哪会不明白呢？”

打这以后，楚庄王决心改革政治，把一批奉承拍马的人撤了职，把敢于进谏的伍举、苏从提拔起来，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他下令制造武器、操练兵马，当年就收服了南方许多部落。6年后，楚国打败了宋国；第八年，又打败了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的戎族，一直打到周都洛邑附近。

为了显示楚国的兵威，楚庄王在洛邑的郊外举行一次大检阅。这一来，可把那个挂名的周天子吓坏了，他派大臣王孙满到郊外去慰劳楚军。

楚庄王和王孙满交谈的时候，楚庄王问起周王宫里藏着的九鼎大小轻重怎么样。九鼎是象征周王室权威的礼器，楚庄王问起九鼎就是表示他有夺取周天子权力的野心。

王孙满是个善于应付的人，他劝楚庄王：国家的强盛，主要靠德行服人，不必去打听鼎的轻重。楚庄王自己知道当时还没有灭掉周朝的条件，也就带兵回国了。

以后，楚庄王又请了一位楚国有名的隐士孙叔敖当令尹（楚国的国相）。孙叔敖当了令尹以后，开垦荒地，挖掘河道，奖励生产。为了免除水灾旱灾，他还组织楚国人开辟河道，此举能灌溉成百万亩庄稼，每年多打了不少粮食。没几年工夫，楚国更加强大起来，先后平定了郑国和陈国的两次内乱，终于和中原霸主晋国冲突起来。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郑国，晋国派兵救郑，在邲地（今河南郑州市东）和楚国发生了一次大战。晋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惨的败仗，人马死了一半，另一半逃到黄河边。由于船少人多，兵士争着渡河，许多人被挤到水里去了。掉到水里的人往船上爬，船上的兵士怕翻船，拿刀把往船上爬的兵士手指头都砍了下来。

有人劝楚庄王追上去，把晋军赶尽杀绝。楚庄王说：“楚国自从城濮失败以来一直抬不起头来，这回打了这么大的胜仗总算洗刷了以前的耻辱，何必多杀人呢？”

说着，他立即下令收兵，让晋国的残兵逃了回去。

打那以后，这个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就成了霸主。

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到楚庄王，前前后后总共五个霸主，历史上通常称他们是“春秋五霸”。

第十二章
勾践卧薪尝胆

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帮吴国的公子光夺取王位，这就是吴王阖闾，他还封伍子胥为大夫。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亲自率大军与楚国在柏举发生了一场战争。

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吴国跟附近的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绍兴）素来不和，公元前496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就发兵打越国。吴越两国在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槜音zuì）发生了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他上了年纪，回到吴国就咽了气。

阖闾临死时对儿子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

吴王阖闾死后，夫差即位。

夫差记住其父的嘱咐，叫人经常提醒他。他每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

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

他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嚭（pǐ）操练兵马，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lí）。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

勾践不同意，发兵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国的军队在大湖一带打上了，越军果然大败。

越王勾践带了5000名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起来。

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跟范蠡说：“真懊悔没有听你的话才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该怎么办？”

范蠡说：“咱们赶快去求和吧。”

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韶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嚭，请伯嚭在夫差面前讲好话。

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

勾践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大坟旁边的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此后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了。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勾践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做褥子。这就是后来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以此来鼓励百姓生产。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又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全国的老百姓都巴不得多加一把劲，好叫这个受欺压的国家改变成为强国。

第十三章
商鞅南门立木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贴邻的魏国就比秦国强，还从秦国夺去了河西一大片地方。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发愤图强，首先搜罗人才。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

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卫国有一个贵族叫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他在卫国得不到重用就跑到秦国，托人引见后得到秦孝公的接见。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

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秦孝公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自己刚刚即位，怕闹出乱子来，就把改革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过了两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下令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他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10两金子。”

不一会儿，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10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人上去扛木头。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50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完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传话，赏给扛木头的人50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这件事立即传开，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一些宽阔的阡陌铲平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出来。同时规定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秦国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秦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10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第十四章
屈原沉江

楚国自从被秦国打败以后，一直受秦国欺负，于是楚怀王又想重新和齐国联合。秦昭襄王即位以后，很客气地给楚怀王写信，请他到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南）相会，当面订立盟约。

楚怀王接到秦昭襄王的信很犹豫，不去呢，怕得罪秦国；去呢，又怕出危险。他就跟大臣们商量。

大夫屈原对楚怀王说：“秦国强暴得像豺狼一样，咱们受秦国的欺负不止一次了。大王一去，准上他们的圈套。”

可是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却一股劲儿劝楚怀王去，他说：“咱们为了把秦国当做敌人，结果死了好多人，又丢了土地。如今秦国愿意跟咱们和好，怎么能推辞人家呢。”

楚怀王听信了公子子兰的话，就到秦国去了。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刚踏进秦国的武关，立刻被秦国预先埋伏下的人马截断了后路。在会见时，秦昭襄王逼迫楚怀王把黔中的土地割让给秦国。楚怀王没答应，秦昭襄王就把楚怀王押到咸阳软禁起来，要楚国大臣拿土地来赎才放他。

楚国的大臣们听到国君被押，就把太子立为新的国君，却拒绝割让土地。这个国君就是楚顷襄王，他即位后公子子兰当了楚国的令尹。

楚怀王在秦国被押了一年多，吃尽苦头，后来他冒险逃出咸阳，又被秦国派兵追捕了回去。他连气带病，没有多久就死在秦国。

楚国人因为楚怀王受秦国欺负死在外头心里很不平，特别是大夫屈原更是气愤。他劝楚顷襄王搜罗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

可是他这种劝告不但不顶事，反倒招来了令尹子兰和靳尚等人的仇视。他们天天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他们对楚顷襄王说：“大王没听说屈原数落您吗？他老跟人家说：大王忘了秦国的仇恨，就是不孝；大臣们不主张抗秦，就是不忠。楚国出了这种不忠不孝的君臣，哪儿能不亡国呢？大王，你听听这叫什么话！”

楚顷襄王听了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

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和富国强民的打算，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他心情十分忧郁。他到了湘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汨音mì）一带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

附近的庄稼人知道他是一个爱国的大臣，都挺同情他。这时候，有一个经常在汨罗江上打鱼的渔父很佩服屈原的为人，但就是不赞成他那愁闷的样子。

有一天，屈原在江边遇见渔父。渔父对屈原说：“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呢？”

屈原说：“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个干净人；许多人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

渔父不以为然地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自命清高；既然别人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

屈原反对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去，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由于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地活着，到了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那天，他终于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

附近的庄稼人得到这个信儿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一片汪洋大水，哪儿有屈原的影儿。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渔父很难受，他对着江面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了下去，算是献给屈原的。

到了第二年五月初五那一天，当地的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又划了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他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粽子，将划小船改为赛龙船。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成为一种风俗，以后人们把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称为端午节。

屈原死后，留下了一些优秀的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离骚》。他在诗歌里痛斥卖国的小人，表达了忧国忧民的心情，并对楚国的一草一木，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人们认为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

第十五章
范雎献计

范雎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此人才华横溢，能言善辩。因为家境贫困，不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无奈，只好投靠大臣须贾，在须贾的门下做了一个舍人。

有一回，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雎挺有才干，背地里打发人去见范雎，送给他一份厚礼，范雎坚决推辞了。

就为了这件事，须贾怀疑他私通齐国，回到魏国以后便向相国魏齐告发。魏齐将范雎严刑拷问，打得他几乎断了气。范雎肋骨被打折，门牙也被打掉了两颗。最后，魏齐叫人用破席把他裹起来扔在厕所里。

天黑下来，范雎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只见一个兵士守着他。范雎恳求他帮助，那个守兵偷偷地放走了他，却向魏齐回报说范雎已经死了。

为了怕魏齐追捕，范雎更名换姓，自称张禄。

那时候，正好秦国有个使者到魏国去，范雎偷偷地去见使者，使者就把他带到秦国。

范雎到了秦国，给秦昭襄王上了道奏章。秦昭襄王约定日子，在离宫接见他。

到那天，范雎去离宫，在宫内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子来了，他故意装作不知道这是秦王，也不躲避。

秦王的侍从大声吆喝：“大王来了。”

范雎冷淡地说：“什么，秦国还有大王吗？”

正在争吵的时候，秦昭襄王到了，他听见范雎还在那儿嘟囔：“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哪儿有什么大王？”

这句话正说到秦王的心坎上。他急忙把范雎请到离宫，命令左右退出，单独接见范雎。

秦昭襄王说：“我诚恳地请先生指教，不管牵涉谁，上至太后，下至朝廷百官，先生只管直说。”

范雎就议论开了。他说：“秦国土地广大，士卒勇猛，要统治诸侯，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可是15年来没有什么成就，这不能不说相国（指穰侯）对秦国没有忠心办事，大王也有失策的地方。”

秦昭襄王说：“你说我失策在什么地方？”

范雎说：“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国和魏国。大王要出兵打齐国，就算一帆风顺把齐国打败了，大王也没法把齐国和秦国连接起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远交近攻。对离我们远的齐国要暂时稳住，先把一些临近的国家攻下来，这样就能够扩大秦国的地盘。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把韩、魏两国先兼并了，齐国也就保不住了。”

秦昭襄王点头称是说：“秦国要真能打下六国统一中原，全靠先生远交近攻的计策了。”

当下，秦昭襄王就拜范雎为客卿，并且按照他的计策把韩国、魏国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

过了几年，秦昭襄王把相国穰侯撤了职，又不让太后参预朝政，并正式拜范雎为丞相。

魏王受到秦国的威胁十分惊慌。相国魏齐听说秦国的丞相是魏国人，就打发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范雎听说须贾到了秦国，就换了一身破旧衣服到客馆里去见他。

须贾一见范雎还活着吓了一大跳，忙问：“你现在在干什么？”

范雎说：“我就在这儿给人家当个使唤人。”

须贾见他身上穿得单薄冻得直打哆嗦，就拿出一件茧绸大褂送给范雎，并且留他一起吃饭。

须贾说：“听说秦王非常重用丞相张禄，我很想见见他，不知有没有人能够给我引见？”

范雎说：“我的主人倒跟丞相相识。大夫要见丞相，我就伺候你去见他吧。”

范雎陪须贾到了相府门口，对须贾说：“大夫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下。”

范雎进去不久，里面传出命令，丞相升堂：叫须贾进去。须贾问守门的侍者说：“刚才同我一块儿来的范叔，怎么还不出来？”

守门的说：“哪儿来的范叔，刚才进去的不就是咱们的丞相吗？”

须贾这才知道丞相张禄就是范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进去后跪在地上爬到范雎面前，连连磕头说：“我须贾瞎了眼睛，得罪了丞相，请丞相把我治罪吧。”

范雎把须贾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接着说：“你今天见了我，给我这件绸袍子总算还有点人味儿。看在这个份儿上，我饶了你的命。”接着，他又叫须贾捎信给魏王，要魏王杀了魏齐，才允许魏国割地求和。

须贾回到魏国，把范雎的话回报了魏王。魏王情愿割地求和，魏齐走投无路只好自杀。

魏国求和后，秦国就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计策，先向韩国进攻。

第十六章
信陵君救赵

秦国在战国中后期是七国中最强的国家，而距离秦国最近的赵、魏、韩（春秋时的晋国）三国首先遭受到秦国的进攻，秦国在连续打败了魏，韩两国后，此时齐国已经不是秦国的对手了，楚国也在多次战争中失败，七国中还有力量和秦国较量的只剩下赵国了。公元前256年，秦昭王发起了邯郸之战，一举歼灭赵国。赵国向楚国、魏国求援。

楚国派兵救赵的同时，魏国也接受了赵国求援的要求。魏安釐王派大将晋鄙（bǐ）率兵救赵国。

秦昭襄王一听到魏、楚两国发兵，亲自跑到邯郸去督战。他派人对魏安釐王说：“邯郸早晚得被秦国打下来。谁敢去救，等我灭了赵国就攻打谁。”魏安釐王被吓唬住了，连忙派人去追晋鄙，叫他就地安营，别再进兵。晋鄙就把十万兵马扎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按兵不动。

赵国派使者向魏国催促进兵。魏安釐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只好不进不退地停着。赵孝成王十分着急，叫平原君给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写信求救，因为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两家是亲戚。

信陵君接到信后三番五次地央告魏安釐王命令晋鄙进兵，魏王却说什么也不答应。信陵君没有办法，对门客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决定自己上赵国去，要死也跟他们死在一起。”

当时，不少门客愿意跟信陵君一起去。

信陵君有个他最尊敬的朋友，叫做侯嬴（yíng）。信陵君跟侯嬴去告别，侯嬴说：“你们这样上赵国去打秦兵，就像把一块肥肉扔到饿虎嘴边，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信陵君叹息着说：“我也知道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侯嬴支开了旁人，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宫里有个最宠爱的如姬，对不对？”

信陵君点头说：“对！”

侯嬴接着说：“听说兵符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只有如姬能把它拿到手。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她要求大王给她寻找那个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仇人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如果公子请如姬把兵符盗出来，如姬一定会答应。公子拿到了兵符，去接管晋鄙的兵权，就能带兵和秦国作战，这比空手去送死不是强多了吗？”

信陵君听了如梦方醒。他马上派人去跟如姬商量，如姬一口答应。当天午夜，趁着魏王熟睡的时候，如姬果然把兵符盗了出来，她派一个心腹送到信陵君那儿。

信陵君拿到兵符再一次向侯嬴告别。侯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您打算怎么办？”

信陵君一愣，皱着眉头答不出来。

侯赢说：“我已经给公子考虑好了。我的朋友朱亥（hài）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他去。到时候，晋鄙要是能痛痛快快地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就让朱亥来对付他。”

信陵君带着朱亥和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他假传魏王的命令，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验过兵符仍旧有点怀疑，他说：“这是军机大事，我还要再奏明大王，才能够照办。”

晋鄙话音刚落，站在信陵君身后的朱亥大喝一声：“你不听大王命令，想反叛吗？”

不由晋鄙分说，朱亥就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大铁锤，向晋鄙劈头盖脸砸过去，结果了晋鄙的性命。

信陵君拿着兵符，对将士宣布一道命令：“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没兄弟的，都回去照顾他的父母；其余的人都跟我一起救赵国。”

当下，信陵君就选了8万精兵出发去救邯郸，他亲自指挥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没防备魏国的军队会突然进攻，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渐渐支持不住了。

邯郸城里的平原君见魏国救兵来到，也带着赵国的军队杀出来。两下一夹攻，打得秦军像山崩似的倒了下来。

秦国多少年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王龁带兵败退，还有2万名秦兵被赵兵围困住投降了。

信陵君救了邯郸，保全了赵国。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十分感激，亲自到城外迎接他。

此时，楚国春申君带领的救赵的军队还在武关观望，听到秦国打了败仗，邯郸解了围，就带兵回楚国去了。

第十七章
荆轲刺秦王

秦王政重用尉缭，一心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国进攻。他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

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就偷偷地逃回燕国。太子丹恨透了秦国，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家产全拿出来，找寻能刺秦王政的人。

后来，太子丹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当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荆轲当然很感激太子丹。

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又过了两年，秦国大将王翦（jiān）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后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

燕太子丹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太子丹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要联合各国合纵抗秦，看来也办不到了。我想，派一位勇士打扮成使者去见秦王，挨近秦王身边，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答应了最好，要是不答应就把他刺死。您看行不行？”

荆轲说：“行是行，但要挨近秦王身边，必定得先叫他相信我们是向他求和去的。听说秦王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在河北涿县一带）。还有秦国将军樊于期，现在流亡在燕国，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他。我要是能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对付他了。”

太子丹感到为难，说：“督亢的地图好办；樊将军受秦国迫害来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荆轲知道太子丹心里不忍，就私下去找樊於期，跟樊於期说：“我有一个主意，能帮助燕国解除祸患，还能替将军报仇，可就是说不出口。”

樊於期连忙说：“什么主意，你快说啊！”

荆轲说：“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的面。现在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接见我。”

樊於期说：“好，你就拿去吧！”说着，就拔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了。

太子丹事前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叫工匠用毒药煮炼过。谁只要被这把匕首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刻气绝身亡。他把这把匕首送给荆轲，作为行刺的武器，又派了个年仅13岁的勇士秦舞阳做荆轲的副手。

公元前227年，荆轲从燕国出发到咸阳去。太子丹和少数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在今河北易县）边送别。临行的时候，荆轲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大家听了他悲壮的歌声，都伤心得流下眼泪。荆轲拉着秦舞阳跳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荆轲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就命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

朝见的仪式开始了，荆轲捧着装了樊於期头颅的盒子，秦舞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步走上秦国朝堂的台阶。

秦舞阳一见秦国朝堂那副威严的样子，不由得害怕得发起抖来。

秦王政左右的侍卫一见，吆喝了一声，说：“使者干吗变了脸色？”

荆轲回头一瞧，果然见秦舞阳的脸又青又白，就赔笑对秦王说：“粗野的人，从来没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儿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政毕竟有点怀疑，对荆轲说：“叫秦舞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吧。”

荆轲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果然是樊於期的头颅。秦王政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等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就露出来了。

秦王政一见，惊得跳了起来。

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政胸口直扎过去。

秦王政使劲地向后一转身，把那只袖子挣断了。他跳过旁边的屏风，刚要往外跑，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政一见跑不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逼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的直转悠。

这时旁边虽然有许多官员，但都是手无寸铁。台阶下的武士，按秦国的规矩，没有秦王命令也是不准上殿的。大家都急得六神无主，也没有人召台下的武士。

官员中有个伺候秦王政的医生，他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对准荆轲扔了过去。荆轲用手一扬，那只药袋就飞到一边去了。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秦王政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他拿匕首直向秦王政扔过去。秦王政往右边只一闪，那把匕首就从他耳边飞过去，打在铜柱子上，“嘣”的一声，直迸火星儿。

秦王政见荆轲手里没有武器，又上前向荆轲砍了几剑。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剑伤，自己知道已经失败，苦笑着说：“我没有早下手，本来是想先逼你退还燕国的土地。”

这时候，侍从的武士已经一起赶上殿来，结果了荆轲的性命。台阶下的那个秦舞阳，也早就给武士们杀了。

第十八章
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秦王政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他觉得自己的功绩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不能再用“王”的称号，应该用一个更加尊贵的称号才配得上他的功绩，就决定采用“皇帝”的称号。因为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他就自称是始皇帝，他还规定子孙接替他皇位的按照次序排列，第二代叫二世皇帝，第三代叫三世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千世万世。

全国统一了，该怎样来治理这样大的国家呢？

在一次朝会上，丞相王绾（wān）等对秦始皇说：“现在诸侯刚刚消灭，特别是燕、楚、齐三国离咸阳很远，不在那里封几个王不行，请皇上把几位皇子封到那里去。”

秦始皇要大臣议论一下，许多大臣都赞成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反对。他说：“周武王建立周朝的时候，封了不少诸侯。到后来，他们像冤家一样互相残杀，周天子也没法禁止。可见分封的办法不好，不如在全国设立郡县。”

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意。他决定废除分封的办法改用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个郡，郡下面再分县。

郡的长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国家政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决定。据说秦始皇每天看下面送来的奏章要看121斤（那时的奏章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不看完不休息，可见他的权力是多么集中。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都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很不方便，从那时候起，秦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就叫做“车同轨”。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的文字也不统一，即使一样的文字也有好几种写法。从秦代起，采用了比较方便的书法，规定了统一的文字，这样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这即是“书同文”。

各地交通便利，商业也发达起来，但是原来列国的尺寸、升斗、斤两的标准却不一样。于是，秦又规定全国用统一的度、量、衡制，这样各地的买卖交换就十分方便了。

秦始皇正在从事国内的改革，没想到北方的匈奴打了进来。匈奴本来是我国北部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战国后期匈奴贵族趁北方的燕国、赵国衰落一步步向南侵犯，把黄河河套一带大片土地夺了过去。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就派大将蒙恬（tián）带领30万大军去抵抗，把河套一带地区都收了回来，还设置了44个县。

为了防御匈奴的侵犯，秦始皇征用民夫，把原来燕、赵、秦三国北方的城墙连接起来，又新造了不少城墙。这样就从西面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到东面的辽东（今辽宁辽阳西北）连成一条万里长城，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建筑一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悠久文明的象征。

后来，秦始皇又派出大军50万人平定南方，还添设了三个郡。第二年，蒙恬打败匈奴又添了一个郡，这样全国总共有40个郡。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因为开辟了国土，在咸阳宫里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许多大臣都赞颂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功绩，博士淳于越却重新提出分封制度不能废除，他认为不按照古代的规矩办事是行不通的。

这时候，李斯已经做了丞相。秦始皇要听听他的意见。

李斯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却去学古代，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如果不加禁止会影响朝廷的威信。”

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主张，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满门抄斩。

第二年，有两个方士（一种用求神仙、炼仙丹骗钱的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不是。秦始皇得知后派人去抓他们，但他们早已逃跑了。

秦始皇大为恼火，再一查，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一大批人。秦始皇下令，把那些犯禁严重的460多个儒生都埋了，其余犯禁的就流放到边境去。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正在火头上，大臣们谁也不敢劝他。他的大儿子扶苏认为这样处置儒生太严厉，劝谏他不要这样做。这触怒了秦始皇，他命令扶苏离开咸阳，到北方去和蒙恬一起守边疆。

第十九章
双雄相遇——刘邦和项羽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以后，各地的百姓纷纷杀了官吏响应起义，没多久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陈胜派兵遣将分头去接应各地起义，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大批地方。但是因为战线长，号令不统一，有的地方被六国旧贵族占了去。起义不到三个月，赵、齐、燕、魏等地方都有人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自立为王。

陈胜派出周文率领的起义军向西进攻，很快攻进关中（函谷关以西地区），逼近秦朝都城咸阳。秦二世惊慌失措，赶快派大将章邯（音hán）把在骊山做苦役的囚犯、奴隶编成一支军队，向起义军反扑。原来的六国贵族各自占据自己的地盘，谁也不去支援起义军。周文的起义军孤军作战，终于失败，吴广在荥阳被部下杀死。起义后的第六个月，陈胜在撤退的路上也被叛徒杀害。

陈胜、吴广虽然死了，可是由他们点燃起来的反抗秦朝的火种正在到处燃烧。在南方的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项梁和他的侄儿项羽也起兵反秦。项梁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楚国被秦国大将王翦攻灭的时候，项燕兵败自杀，项梁却老想恢复楚国。他的侄儿项羽身材魁梧，又挺聪明，项梁亲自教他念书识字。可是项羽才学了几天就不愿学下去，项梁又教他学剑，项羽学了一阵子也扔下了。

项梁很生气，可项羽满不在乎地说：“念书识字有什么用处？学会了，不过记记自己的名字；剑学好了，也只能跟几个人对杀，没什么了不起。要学，就要学打大仗的本领。”项梁听他口气不小，就把祖传的兵书拿出来教他。项羽一听就懂，可是略略懂得个大意，又不肯深入钻下去了。项梁本是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因为跟人结了冤仇才避到会稽郡吴中来。吴中的年轻人见项梁能文能武都很佩服他，把他当老大哥看待，项梁也教他们学兵法，练本领。

后来，他们听到陈胜起义，觉得是个好机会，就杀了会稽郡守，占领了会稽郡。不到几天，项梁叔侄拉起了一支8000人的队伍。因为这支队伍里大都是当地的青年，所以称为“子弟兵”。

项梁、项羽带着8000子弟兵渡过江，很快打下了广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接着又渡过淮河继续进军。一路上，又有各地方的起义队伍来投奔项梁。第二年，有一支100多人的队伍，由刘邦带领来投靠项梁。

刘邦本来是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在秦朝统治时做过一名亭长（秦朝十里是一亭，亭长是管理十里以内的小官）。有一次，上司要他押送一批民夫到骊山去做苦工。他们一天天赶路，每天总有几个民夫开小差逃走，刘邦要管也管不住。但这样下去，刘邦到了骊山也不好交差。一天，刘邦和民夫们一起坐在地上休息。他对大家说：“你们到骊山去做苦工，不是累死也是被打死；就算不死，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乡。我现在把你们放了，你们自己去找活路吧！”

民夫们感激得直流眼泪，说：“那您怎么办呢？”

刘邦说：“反正我也不能回去，逃到哪儿是哪儿吧。”

当时，就有十几个民夫情愿跟着他一起找活路。刘邦同十几个民夫逃到芒砀（máng dànq）山躲了起来，过了几天就聚集起100多人。

沛县县里的文书萧何和监狱官曹参（音shēn）知道刘邦是个好汉，很同情他，暗暗地跟他们来往。赶到陈胜打下了陈县，萧何和沛县城里的百姓杀了县官，派人到芒砀山把刘邦接了回来，请他当沛县的首领。大家称他沛公。

刘邦在沛县起兵以后，又召集了两三千人，攻占了自己的家乡丰乡。接着他带了一部分队伍攻打别的县城，不料留在丰乡的部下叛变。刘邦得到这个消息要回去攻打丰乡，可是自己兵力不足，只好往别处去借兵。

刘邦到了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正好张良也带着一百多人想投奔起义军。两人很谈得来，他们一商量，觉得附近的起义队伍中只有项梁声势最大，就决定去投奔项梁。

项梁见刘邦也是一个人才，就拨给他人马帮助他收回丰乡。从此，刘邦、张良都成了项梁的部下。

陈胜、吴广等主要起义领袖死了以后，各地起义的领导权都落在旧六国贵族手里，他们彼此争夺地盘，闹得四分五裂。这时秦国的大将章邯、李由就想趁机会把起义军一个个击破。

在这个紧要关头，项梁在薛城召开了会议，决心把起义军整顿一下。为了扩大号召力，项梁听了谋士范增的意见，把流落民间的楚怀王的孙子芈心找来，立他为楚王。因为楚国人对当年楚怀王受骗死在秦国一事一直不平，为了提高号召力，大家把他的孙子仍称为楚怀王。

第二十章
鸿门宴

鸿门宴，指在公元前206年于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举行的一次宴会，参与者包括当时两支抗秦军的领袖项羽及刘邦。这次宴会在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皆发生重要影响，被认为间接促成项羽败亡以及刘邦成功建立汉朝。后人也常用“鸿门宴”一词比喻不怀好意的宴会。

“鸿门宴”这个故事发生在陈胜吴广起义后的第三年（公元前206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云起响应，其中有楚国贵族出身的项梁、项羽叔侄，有农民出身的刘邦。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项梁扶楚怀王的孙子名叫芈心的人作了楚王，刘邦也投靠了项梁。公元前207年，项梁战死，怀王派项羽等去救援被秦军围困的赵国，同时派刘邦领兵攻打函谷关。临行时，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便封为关中王。

项羽大破秦军后，听说刘邦已出咸阳，非常恼火，就攻破函谷关，直抵新丰鸿门。

刘邦手下有个将官叫曹无伤，他想投靠项羽，偷偷派人到项羽那儿去告密说：“这次沛公进入咸阳，是想在关中做王。”

项羽听了，气得瞪着眼直骂刘邦不讲理。

项羽的谋士范增对项羽说：“刘邦这次进咸阳，不贪图财货和美女，他的野心可不小哩。现在不消灭他，将来后患无穷。”

项羽下决心要把刘邦的兵力消灭。那时候，项羽的兵马40万，驻扎在鸿门；刘邦的兵马只有10万，驻扎在灞上。双方相隔只有40里地，兵力悬殊。刘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张良的老朋友，张良曾经救过他的命。项伯怕仗一打起来张良会陪着刘邦遭难，就连夜骑着快马到灞上去找张良，劝张良逃走。

张良不愿离开刘邦，却把项伯带来的消息告诉了刘邦。刘邦请张良陪同，会见项伯，再三辩白自己没有反对项羽的意思，请项伯帮忙在项羽面前说句好话。

项伯答应了，并且叮嘱刘邦亲自到项羽那边去赔礼。

第二天一清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和100多个随从到了鸿门拜见项羽。刘邦说：“我跟将军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先进关。今天在这儿和将军相见，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哪知道有人在您面前挑拨，叫您生了气，这实在太不幸了。”

项羽见刘邦低声下气向他说话，满肚子气都消了。他老老实实地说：“这都是你的部下曹无伤来说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

当天，项羽就留刘邦在军营喝酒，还请范增、项伯、张良做陪。

酒席上，范增一再向项羽使眼色，并且举起他身上佩戴的玉玦（jué，古代一种佩戴用的玉器）示意，要项羽下决心趁机把刘邦杀掉，可是项羽只当没看见。

范增看项羽不忍心下手，就借个因由走出营门，找到项羽的堂兄弟项庄说：“咱们大王心肠太软，你进去给他们敬酒，瞧个方便把刘邦杀了算了。”

项庄进去敬酒说：“军营里没有什么娱乐，请让我舞剑助助兴吧。”说着，他就拔出剑舞起来，舞着舞着慢慢舞到刘邦面前来了。

项伯看出项庄舞剑的用意是想杀刘邦，就说：“咱们两人来对舞吧。”说着他也拔剑起舞。项伯一面舞剑，一面用身子护住刘邦，使项庄刺不到刘邦。

张良一看形势十分紧张，也向项羽告个便儿。他离开酒席，走到营门外找樊哙。樊哙连忙上前问：“怎么样了？”

张良说：“情况十分危急，现在项庄正在舞剑，看来他们要对沛公下手了。”

樊哙跳起来说：“要死死在一起。”他右手提着剑，左手抱着盾牌，直往军门冲去。卫士们想拦他，樊哙拿盾牌一顶就把卫士撞倒在地上。他拉开帐幕闯进去，气呼呼地望着项羽，头发像要往上直竖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连眼角都要裂开了。

项羽十分吃惊，按着剑问：“这是什么人，到这儿干什么？”

张良跟了进来替他回答说：“这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

项羽说：“好一个壮士！”接着，就吩咐侍从的兵士赏他一杯酒，一只猪腿。

樊哙一边喝酒，一边气愤地说：“当初，怀王跟将士们约定，谁先进关，谁就封王。现在沛公进了关，可并没有做王。他封了库房，关了宫室，把军队驻在灞上，天天等将军来。像这样劳苦功高，没受到什么赏赐，将军反倒想杀害他。这是在走秦王的老路呀，我倒替将军担心哩。”

项羽听了，无话可答，只说：“坐吧。”樊哙就挨着张良身边坐下了。

过了一会儿，刘邦起来上厕所，张良和樊哙也跟了出来。刘邦留下一些礼物交给张良，要张良向项羽告别，自己带着樊哙从小道跑回灞上去了。

刘邦走了好一会儿，张良才进去对项羽说：“沛公酒量小，刚才喝醉了酒先回去了。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送给亚父（“亚父”原是项羽对范增的尊称）。”

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坐席上。范增却非常生气，把玉斗摔在地上，拔出剑来砸得粉碎。他说：“唉！真是没用的小子，没法替他出主意。将来夺取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等着做俘虏就是了。”

一场剑拔弩张的宴会，总算暂时缓和了下来。

第二十一章
楚汉相争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至五年（前202年）十二月，项羽、刘邦为争夺政权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

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萧何为丞相，整顿后方，训练人马。公元前206年八月，汉王和韩信率领汉军攻打关中。关中的百姓对“约法三章”的汉王本来有好感，汉军一到大多不愿抵抗。不到三个月工夫，汉王消灭了原来秦国降将章邯等的兵力，关中地区就成了汉王的地盘。

这一来可把西楚霸王项羽气坏了。项羽打算发兵往西打刘邦，可是东边也出了事，齐国的田荣轰走了项羽所封的齐王自立为王，情况比西边更严重。项羽只好先去对付齐国。

汉王刘邦趁项羽和齐国相持不下的时候一直向东打过来，攻下了西楚霸王的都城彭城。项羽又不得不扔了齐国那一头，赶回来在睢水上跟汉军打了一仗。

汉军大败，掉在水里淹死的不知有多少，被俘的也不少，汉王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后也被楚军俘虏了。

汉王退到荥阳、成皋（都在今河南荥阳县）一带收集散兵，这时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汉王，汉军才又振作起来。

汉王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一面守住荥阳，用少数兵力拖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带领兵马，向北边收服魏国、燕国和赵国。

项羽的谋士范增劝项羽把荥阳迅速攻下来，汉王十分着急。他的谋士陈平原来是从项羽那边投奔过来的，就献了一条计策，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

项羽是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中了反间计真的对范增怀疑起来。范增十分气愤，对项羽说：“天下的大事已经定了，大王自己好好干吧。我年老体衰，该回老家了。”

范增离开荥阳，一路上又气又伤心就害了病，没等回到彭城他就脊梁长了毒疮死去。

范增一死，楚营里再没人替霸王出主意，汉军受的压力也减轻了。汉王用少数兵力在荥阳、成皋一带牵制项羽的兵力，让韩信继续攻取北边东边，又叫将军彭越在楚军后方截断楚军的运粮道儿，使项羽的军队不得不来回作战。

楚汉双方就这样对峙了两年多。

公元前203年项羽自己去攻打彭越，把手下将军曹咎留下来守住成皋，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跟汉军交战。

汉王见项羽一走，就向曹咎挑战。开始，曹咎说什么也不出来交战。汉王就叫兵士成天隔着汜水（流经荥阳西，汜音sì）朝着楚营辱骂。

一连骂了几天，曹咎实在沉不住气了，就决定渡过汜水，和汉军拼一死战。

楚军兵多船少，只好分批渡河。汉军趁楚兵刚渡过一半的时候把楚军的前军打败，后军乱了阵脚，自相践踏。曹咎觉得没有脸再见项羽，在汜水边自杀了。

项羽在东边正打了胜仗，一听成皋失守，又赶到了西边对付汉王。在广武（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地方，楚汉两军又对峙起来。

日子一久，楚军的粮食接应不上。项羽没法子，就把汉王的父亲绑了起来，放在宰猪的案上搁着，派人大声吆喝：

“刘邦还不投降，就把你父亲宰了。”

汉王知道项羽吓唬他，也大声回答说：“我跟你曾经结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是把父亲杀了煮成肉羹，请分给我一碗尝尝。”

项羽恨得咬牙切齿，真的想把太公杀了，又是项伯劝住了他。

项羽派使者跟汉王说：“现在天下闹得乱纷纷的，无非是你我两个人相持不下，你敢不敢出来跟我比个上下高低。”汉王要使者回话说：“我可以跟你斗智，不跟你比力气。”

项羽又叫汉王出来在阵前对话，汉王当面数落项羽的十大罪状，说他不讲信义，杀害义帝，屠杀百姓等等。项羽听得发火，用戟向前一指，后面的弓箭手一齐放起箭来。汉王赶快回马，胸口已经中了一箭，受了重伤。

他忍住疼，故意弓着腰摸摸脚，骂着说：“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

左右把汉王扶进了营帐。汉军听说汉王受伤，都着了慌。张良恐怕军心动摇，劝汉王勉强起来，到各军营巡视了一遍，大家才安定下来。

项羽听说汉王没死，大失所望。接着，韩信在齐地大败楚军，楚军的运粮道又被彭越截断，粮草越来越少。

汉王趁项羽正在为难的时候，派人跟项羽讲和，要求把太公、吕后放回来，并且建议楚汉双方以鸿沟（在荥阳东南）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

项羽认为这样划定“楚河汉界”还不错，就同意了。他放了太公、吕后，接着把自己的人马带回彭城。

其实，汉王这次讲和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汉王用了张良、陈平的计策，不出两个月，组织了韩信、彭越、英布三路人马一齐会合，由韩信统领追击项羽。楚、汉双方一场最后决战就开始了。

楚汉战争历时3年多，战地之辽阔，规模之巨大，用兵韬略之丰富，前所未有，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名将韩信在战争中显示了其卓越的统帅才能。先还定三秦之战；再破代、攻赵、降燕、伐齐，最后在垓下全歼楚军，其还定三秦之战暗度陈仓；井陉之战背水一战、拔帜易帜；潍水之战以水冲敌、半渡而击；垓下之战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韬略之丰富，用兵之灵活，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的篇章，亦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借鉴。

第二十二章
萧曹两相国

汉惠帝即位第二年，年老的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还问他将来谁来接替他合适。

萧何不愿意表示意见，只说：“谁还能像陛下那样了解臣下呢？”

汉惠帝问他：“你看曹参怎么样？”

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两人跟随汉高祖一起起兵本来关系很好。后来曹参立了不少战功，可是他的地位比不上萧何，两个人就不那么和谐了。但是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他也表示赞成，说：“陛下的主意错不了。有曹参接替，我死了也安心了。”

曹参本来是个将军，汉高祖封他长子刘肥做齐王的时候叫曹参做齐相。那时天下刚安定下来。曹参到了齐国，召集齐地的父老和儒生100多人，问他们应该怎样治理百姓。这些人说了一些意见，但是各有各的说法，不知听哪个才好。

后来，曹参打听到当地有一个挺有名望的隐士叫盖公，曹参把他请来向他请教。这个盖公是相信黄老学说的，他主张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清静无为，让老百姓过安定的生活。

曹参依了盖公的话，尽可能不多去打扰百姓。他做了9年齐相，齐国所属的70多座城都比较安定。

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做相国。曹参还是用盖公清静无为的办法，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

有些大臣看曹参这种无所作为的样子有点儿着急，也有的去找他，想帮他出点主意。但是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一起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没法开口。最后客人喝得醉醺醺地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认为他是倚老卖老，瞧不起他，心里挺不踏实。

曹参的儿子曹窋（zhú）在皇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嘱咐他说：“你回家的时候找个机会问问你父亲：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么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亲怎么说。”

曹窋趁假期回家去的时候，就照惠帝的话一五一十跟曹参说了。

曹参一听就上火了，他骂着说：“你这种毛孩子懂得个什么，国家大事也轮到你来噜苏。”说着，竟叫仆人拿板子来把曹窋打了一顿。

曹窋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的时候当然向汉惠帝诉说了。汉惠帝也感到很不高兴。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就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

曹参向惠帝请了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

汉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皇帝。”

曹参说：“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

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好像不如萧相国。”

曹参说：“陛下说的话都对。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照着办，不要失职就是了。”

汉惠帝这才有点儿明白过来。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三年相国。由于那时候正在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需要安定，他那套办法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因此，当时有人编了歌谣称赞萧何和曹参，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萧规曹随”。

第二十三章
飞将军李广

公元前129年，匈奴派兵进犯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汉武帝派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名将军带领人马分头出击。

在四名将军中数李广年纪最大、资格最老，他在汉文帝时候就做过将军，汉景帝的时候他跟周亚夫一起平定七国之乱立过大功。后来，汉景帝又派他去做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南）太守。

有一次，匈奴进了上郡，李广带着100个骑兵去追赶三个匈奴射手，追了几十里地才追上。他射死了其中的两个，把第三个活捉了，正准备回营时却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赶了上来。

李广手下的兵士突然碰到那么多匈奴兵不由得都慌了。李广对他们说：“我们离开大营还有几十里地。如果现在往回跑，匈奴兵追上来，我们就完了。不如干脆停下来，匈奴兵以为咱们是来引诱他们的，一定不敢来攻击我们。”

接着，李广下令前进，在离开匈奴阵地仅仅两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命令兵士一齐下马，把马鞍全卸下来，就地休息。

兵士们都发急了，说：“匈奴兵马这么多，又这么近，要是他们打过来，怎么办？”

李广说：“我们这样做是表示不走，使敌人相信我们是在诱骗他们。”

匈奴的将领看到李广这样布置真的有点儿害怕，他们远远地观察汉军动静，不敢上来。

这时，匈奴阵地上有一个骑白马的将军走出来巡视队伍。李广突然带着十几名骑兵翻身上马，飞驰过去一箭把他射死。然后他们又回到自己队伍，下马躺在地上休息。

匈奴兵越看越怀疑。天黑下来，他们认定汉军一定有埋伏，由于怕汉军半夜袭击，他们就连夜全部逃回去。天亮后李广一瞧，山上已没有匈奴兵，这才带着100多名骑兵安然回到大营。

这一回，汉武帝派了四路人马去抵抗匈奴。匈奴的军臣单于探明了汉兵的情况，知道四名将军中最难对付的是李广，就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雁门，沿路布置好埋伏，命令部下活捉李广。匈奴兵多势盛，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李广的人马被打散，李广自己也受了伤被匈奴兵俘虏。

匈奴兵看李广受了重伤，把他放在用绳子络成的吊床里，用两匹马驮着送到单于的大营去。

李广躺在那张吊床上动也不动，真的像死了似的。大约走了十几里地，他偷偷地瞅准旁边一个匈奴兵骑的一匹好马，使劲一挣扎猛地跳上马夺了弓箭，把那匈奴兵推下马去，然后掉过马头拼命往南飞奔。

匈奴派了几百名骑兵追赶。李广一面使劲夹住马肚子催马快跑，一面回转身来拈弓搭箭，一连射死了几个追在前面的匈奴兵。匈奴兵眼看赶不上李广，只好瞪着白眼让他跑了。

李广虽然脱了险，但是因为他损兵折将被判了死罪。汉朝有一条规矩，罪人可以拿钱赎罪。李广缴了一笔钱总算赎了罪，回家做了平民。

不久，匈奴又在边境骚扰，汉武帝重用李广担任右北平（郡名，治所在今辽宁凌源西南）太守。

多少年来，李广一直在北方防守。因为李广行动快，箭法精，忽来忽去，叫人摸不准他的路子，所以匈奴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飞将军”。李广做了右北平太守，匈奴人害怕飞将军，不敢进犯。

右北平一带没有匈奴兵进犯，可是常有老虎出来伤害人。李广只要听说哪儿有老虎总要亲自去射杀，老虎碰见他没有不被射死的。

据说，有一次李广回来晚了，天色朦胧中他和随从一面走一面提防着老虎，忽然瞧见前面山脚下草丛里蹲着一只斑斓猛虎。他连忙拿起弓箭，使尽全力射了过去，凭他百发百中的箭法自然射中了。

手下的兵士见他射中老虎，拿着刀枪跑上去捉虎。他们走近一瞧全愣了，原来中箭的不是老虎，竟是一块大石头，而且这支箭陷得很深，几个人都拔不出来。大伙儿真是又惊奇，又佩服。

李广过去一看，自己也纳闷起来，石头怎么能射得进去呢？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对准那块石头又射了几箭，但箭碰到石头只迸出火星儿，却再也射不进去了。但就是凭这一箭，人们都传说飞将军李广的箭能射穿石头。

李广的一生大都投入了抗击匈奴的事业，他身经大小七十几次战斗，由于他英勇善战遂成为匈奴贵族心目中可怕的劲敌。但是李广在他一生的战斗中常常遭到意外的挫折，倒是两个新提拔起来的青年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了出色的战功。

第二十四章
丝绸之路——张骞通西域

汉武帝初年的时候，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汉武帝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一点西域（今新疆和新疆以西一带）的情况。他们说有一个月氏（yuè zhī）国被匈奴打败向西逃去，现在定居在西域一带。他们跟匈奴有仇，想要报复，就是苦于没人帮助他们。

汉武帝想，月氏既然在匈奴西边，汉朝如果能跟月氏联合起来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这不是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右胳膊吗？

于是他下了一道诏书，征求能干的人到月氏去联络。当时谁也不知道月氏国在哪儿，也不知道有多远，要担负这个任务，可得有很大的勇气。

有个年轻的郎中张骞（qiān），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首先应征。有他一带头，别的人胆子也大了，有100名勇士应了征。有个在长安的匈奴族人叫堂邑父，也愿意跟张骞一块儿去找月氏国。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就派张骞带着100多个人出发去找月氏。但是要到月氏，一定要经过匈奴占领的地界，张骞他们小心地走了几天，还是被匈奴兵发现围住了，全都做了俘虏。

匈奴人没有杀他们，只是派人把他们分散开来管住，只有堂邑父跟张骞住在一起，他们一住就是十多年。

日子久了，匈奴对他们管得不那么严。张骞跟堂邑父商量了一下，趁匈奴人不防备骑上两匹快马逃了。

他们一直向西跑了几十天，吃尽苦头才逃出了匈奴地界。他们没找到月氏，却闯进了另一个国家叫大宛（在今中亚细亚）。

大宛和匈奴是近邻，当地人懂得匈奴话。张骞和堂邑父都能说匈奴话，交谈起来很方便。他们见了大宛王，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个富饶强盛的大国，这回听到汉朝的使者到了就很欢迎他们，并且派人护送他们到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再由康居到了月氏。

月氏被匈奴打败了以后迁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附近建立了大月氏国，已经不想再跟匈奴作战。大月氏国王听了张骞的话不感兴趣，但是因为张骞是个汉朝的使者，也很有礼貌地接待他。

张骞和堂邑父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还到大夏去了一次，看到了许多从未见到过的东西。但是他们没能说服大月氏国共同对付匈奴，只好回来。经过匈奴地界，他们又被扣押了一段时间，幸好匈奴发生了内乱，才逃出来回到长安。

张骞在外面足足过了13年才回来，汉武帝认为他立了大功，封他做太中大夫。

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他说：“我在大夏看见邛山（在今四川省，邛音qióng）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当地的人说这些东西是商人从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贩来的。”他认为既然天竺可以买到蜀地的东西，一定离蜀地不远。

汉武帝就派张骞为使者，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去结交天竺。张骞把人马分为四队，分头去找天竺。四路人马各走了两千里地都没有找到，有的还被当地的部族打回来了。

往南走的一队人马到了昆明也被挡住了，于是汉朝使者绕过昆明到了滇越（在今云南东部）。滇越国王的上代原是楚国人，已经有好几代跟中原隔绝了。他愿意帮助张骞找道去天竺，可是昆明在中间挡着无法过去。

张骞回到长安，汉武帝认为他虽然没有找到天竺，但是结交了一个一直没有联系过的滇越也很满意。

到了卫青、霍去病消灭了匈奴兵主力，匈奴逃往大沙漠北面以后，西域一带许多国家看到匈奴失了势，都不愿意向匈奴进贡纳税，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去通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和他的几个副手拿着汉朝的旌节，带着300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带着一万多头牛羊和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礼物去结交西域。

张骞到了乌孙（在新疆境内），乌孙王出来迎接。张骞送了他一份厚礼，建议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乌孙王只知道汉朝离乌孙很远，可不知道汉朝的兵力有多强。他想得到汉朝的帮助，又不敢得罪匈奴，因此乌孙君臣对共同对付匈奴这件事商议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

张骞恐怕耽误日子，打发他的副手们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大月氏、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阗音tián）等国。

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助他们。

这许多副手去了好些日子还没回来。乌孙王先送张骞回到长安，他派了几十个人跟张骞一起到长安参观，还带了几十匹高头大马送给汉朝。

汉武帝见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了乌孙王送的大马，格外优待乌孙使者。

过了一年，张骞病死了，张骞派到西域各国去的副手也陆续回到长安。副手们把到过的地方合起来一算，总共到过36国。

打那以后，汉武帝每年都派使节去访问西域各国，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交往，西域派来的使节和商人也络绎不绝。从此，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经过西域运到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后来人们把这条路线称为“丝绸之路”。

第二十五章
司马迁写《史记》

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3万攻打匈奴，但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5000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3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5000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400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也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说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人，他深入到敌人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他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一声吆喝，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还不能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更多了。

正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300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动笔，把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130篇、52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他对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非常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狱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因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界和文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第二十六章
王昭君出塞

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汉朝又强盛了一个时期。那时候，匈奴由于贵族争夺权力势力越来越衰落，后来匈奴发生分裂，五个单于分立，互相攻打不休。

其中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被他的哥哥郅支（郅音zhì）单于打败，死伤了不少人马。呼韩邪和大臣商量决心跟汉朝和好，他亲自带着部下来朝见汉宣帝。

呼韩邪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汉宣帝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他，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他要求汉宣帝帮助他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了两个将军带领1万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还送去34000斛（音hú，古时候10斗为1斛）粮食。

呼韩邪单于十分感激，一心和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到匈奴和汉朝和好了，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汉宣帝死了后，他的儿子刘奭（音shì）即位，他就是汉元帝。没几年，匈奴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汉朝派兵打到康居，打败了郅支单于，把郅支单于杀了。

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地位稳定了。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要求同汉朝和亲。汉元帝同意了。

以前，汉朝和匈奴和亲都得挑个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这回，汉元帝决定只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传话：

“谁愿意到匈奴去，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

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进了皇宫，就像鸟儿被关进笼里一样，都巴望有一天能把她们放出宫去。但是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宫女们又不乐意。

有个宫女叫王嫱（qiáng），也叫王昭君，她长得十分美丽也很有见识。为了自己的终身，她毅然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

管事的大臣正在为没人应征焦急，听到王昭君肯去，就把她的名字上报汉元帝。汉元帝吩咐办事的大臣择个日子，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

呼韩邪单于得到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高兴和感激的心情是不用说的了。

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看到昭君又美丽又大方多少有点舍不得。他想把王昭君留下，可是已经晚了。

传说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来看，但画像完全没有昭君本人可爱。

原来宫女进宫后，一般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到皇帝那里去听候挑选。有个画工名叫毛延寿，给宫女画像的时候，宫女们送点礼物给他，他就画得美一点。因为王昭君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

汉元帝一气之下，把毛延寿杀了。

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她骑着马，冒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到了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日子一久，她慢慢地就生活习惯了，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匈奴人都喜欢她，尊敬她。

王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打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王昭君离开长安没多久汉元帝死去，他的儿子刘骜（ào）即位，这就是汉成帝。

第二十七章
刘秀重建汉王朝

西汉末年昆阳大战以后，刘和刘秀名声越来越大，有人就劝更始帝把刘除掉。更始帝借口刘违抗命令，把刘杀了。

刘秀一听到他哥哥被杀，自己知道力量敌不过更始帝，就立刻赶到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向更始帝赔不是。有人问起他昆阳大战的情形，他一点不居功，说全是将士们的功劳。他也不敢给他哥哥戴孝，照常吃饭喝酒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流露出忧伤的心情。

更始帝以为刘秀不记他的仇，反倒有点过意不去，他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但是毕竟不敢重用。后来，长安攻下来，王莽也给杀了，更始帝到了洛阳后才给刘秀少数兵马，让他到河北去招抚河北郡县。

这时候，各地的豪强大族有了武器各据一方，有的自称将军，有的自称为王，也有自称皇帝的。更始帝派刘秀到河北去，正好让刘秀得到一个扩大势力的机会。他废除王莽时期的一些苛刻法令，释放一些囚犯，一面消灭了一些割据势力，一面镇压河北各路农民起义军，整个河北差不多全给刘秀占领了。

公元25年，刘秀和他的随从官员认为时机成熟，在鄗（hào，今河北柏乡县北）自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光武帝。

更始帝先建都洛阳，后来又迁到长安。他到了长安以后，认为自己的江山已经坐定便开始腐败起来。他滥封官爵，自己不管政事，成天在皇宫里喝酒作乐，还纵容他手下的兵士抢劫。原来一些绿林军将领都对他十分不满。

赤眉军的首领樊崇眼看更始帝不行了，就率领20万人进攻长安。更始帝派兵抵抗，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急得他不知怎样才好。绿林军中有些将领劝更始帝离开长安，反而遭到更始帝的猜疑、杀害；还有一些起义将领投奔了赤眉军。更始帝内部一乱，赤眉军就顺利地打进了函谷关。

赤眉军决定推翻更始帝，但是樊崇他们不能摆脱汉朝旧贵族正统观念的影响，定要找个姓刘的做皇帝。当时赤眉军中姓刘的一共有70多个，其中有个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据说他跟西汉皇族的血统最近，樊崇就硬把刘盆子立为皇帝。

赤眉军打进长安，更始帝逃到城外，樊崇派使者限令更始帝在20天内投降。更始帝没法，只好带着玉玺向赤眉投降。

赤眉军进了长安，声势浩大，可是几十万将士的口粮发生了困难，富商和地主趁机屯积粮食，长安天天有人饿死。这样一来，长安的混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

樊崇带着军队离开长安向西流亡，但是别的地方的粮食也一样困难。他到了天水（郡名，在今甘肃）一带，又遭到那里的地主豪强的拦击。樊崇只好又带着大军往东边来。

汉光武帝趁着赤眉军进长安的时候占领了洛阳，他们一听到赤眉军向东转移，就带领20万大军分两路埋伏在那里。

汉光武帝派大将冯异到华阴把赤眉兵引向东边来。冯异用计把一队赤眉军包围在崤山下。他下了战书，跟赤眉军约定时间和地点决战。老实的樊崇不知道敌人的计策，派了一万多赤眉军发动进攻。冯异先派出少数兵士对敌。赤眉军看见汉兵人少，就全军出击。没想到冯异的伏兵上来了，打扮得和赤眉军一模一样，双方混战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赤眉兵，谁是汉兵。

赤眉军正在为难的时候，打扮成赤眉军的汉兵高声叫嚷着“投降！”“投降！”赤眉军兵士一看有那么多人喊投降便没了主意。军心一乱，这一支赤眉军就被缴了武器。

公元27年1月，樊崇带着剩下的赤眉军向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方向转移。冯异火速派人报告汉光武帝，汉光武帝亲自率领预先布置好的两路人马截击，把赤眉军围困起来。到了这步田地，樊崇只好派人向汉光武帝求和。

汉光武帝把刘盆子他们带回洛阳，给他们田地房屋，让他们留在洛阳。但是不到几个月，他就以谋反的罪名把樊崇杀了。

第二十八章
袁绍杀宦官

东汉末年，统治者腐朽无能，外戚、宦官相继专权，朝政腐败。于西羌战争持续数十年，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张角创立太平道，以宗教的方式笼络人心，在贫苦农民中树立了威望，信众多达数十万。184年（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兴兵反汉。后以彻底失败告终。

经过黄巾军起义的冲击，东汉王朝本来已经摇摇欲坠，到汉灵帝一死，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闹了一场大火并，加速了它的崩溃。

公元189年，才14岁的皇子刘辩即位，这就是汉少帝。按照惯例，由何太后临朝，外戚大将军何进掌权。宦官蹇硕（jiǎn shuò）原是禁卫军头目，他曾想谋杀何进，没有成功。何进掌权以后，把蹇硕抓起来杀了。

何进手下有个中军校尉袁绍，是个大士族的后代。他家祖上四代都做过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一级的大官，许多朝廷和州郡的官员是袁家的门生或者部下，所以势力特别大。

蹇硕被杀以后，袁绍劝何进把宦官势力彻底除掉。他说：“以前窦武想消灭宦官，由于泄露了机密，反被宦官杀了。现在将军执掌兵权，应该替天下除害，可别错过了机会。”

何进不敢做主，去跟太后商量。何太后说什么也不答应。

袁绍又替何进出谋划策，劝何进秘密召集各地的兵马进京，迫使太后同意除宦官。何进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决定召各地兵马来吓唬太后。

何进的主簿（管理文书、办理事务的官员）陈琳听了连忙阻拦说：“将军手里有的是兵马，要消灭几个宦官，还不是像炉火上烧几根毛发那样容易？如果召外兵进京城，这好比拿刀把子交给别人，不闹出乱子来才怪呢。”

何进不听陈琳的劝告。他想各州人马中数并州（今山西大部，内蒙古、河北的一部分）牧（州的长官）董卓的兵力雄厚，找他帮忙错不了，于是就派人给董卓送了一封信，叫他迅速带兵进洛阳。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宦官耳朵里，几个宦官商量说：“再不动手，咱们全完了。”他们就在皇宫里埋伏了几十个武士，假传太后的命令，召何进进宫。

何进一进宫，就被宦官围住杀了。

袁绍得知何进被杀的消息立刻派他弟弟袁术攻打皇宫，袁术干脆放了一把火，把皇宫的大门烧了。大批的兵士冲进宫里，不分青红皂白，见了宦官就杀。有的人不是宦官，只是因为没有胡须，也被错认为宦官杀了。

经过这场火并，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何进招来的董卓却带兵进了洛阳。

董卓本来是凉州（约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内蒙古一部）的豪强，在凉州结交了一批羌族豪强，称霸一方。黄巾起义以后，他又靠镇压起义军升到并州（约当今山西大部和内蒙古、河北的一部）牧的职位。他本来有侵占中原的野心，这次趁何进征召的机会，就急急忙忙带了3000人马来了。

董卓进了洛阳就想掌握大权，可是人马太少，怕压不住洛阳的官兵。他就玩弄了一个花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人马悄悄地开到城外去，第二天白天再让这支人马大张旗鼓地开进来。这样一连几次进出，洛阳的人都闹不清董卓到底调来多少兵马。原来属何进手下的将士看到董卓势力大，也纷纷投靠董卓，这样一来洛阳的兵权就全落到了董卓手里。

为了独揽大权，董卓决定废掉汉少帝，另立少帝的弟弟陈留王刘协。他知道洛阳城里的士族官员数袁家的势力大，就请袁绍来商量这件事。

董卓说：“我看陈留王比现在的皇帝强，我打算立他为帝，您看怎么样？”

袁绍回答说：“皇上年纪轻，刚刚即位，也没听到有什么过失。您要废他，只怕天下的人不服。”

董卓碰了个钉子气得瞪圆双眼，他手按着剑把威胁说：“大权在我手里，我要这样做，谁敢反对？难道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够快吗？”

袁绍也气红了脸，说：“天下的好汉难道只有你姓董的一个人？”一面说一面拔出佩刀走了出去。他怕董卓不会放过他，就匆忙奔往冀州（约当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端和河南北端）去了。袁绍的弟弟袁术听到消息，也逃出洛阳出奔南阳（在今河南省）。

袁绍兄弟走了以后，董卓就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废立的决定。刘协即位，就是汉献帝，而董卓自己当了相国。

董卓原是极其残忍的家伙，他担任相国之后纵容兵士残杀无辜的百姓。有一次，洛阳附近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举行庙会。百姓齐集在那里赶集。董卓派兵到那里竟把集上的男子都杀死，还把掳掠到的妇女和财物用百姓的牛车载着耀武扬威地回到洛阳。他们一路上高呼万岁，说打了大胜仗回来啦。

董卓的倒行逆施造成洛阳城一片混乱，一些有见识的官员纷纷离开洛阳，其中包括洛阳的典军校尉曹操。

第二十九章
曹操起兵

曹操是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县，亳音bó）人，他父亲曹嵩是个宦官的养子。曹操从小聪明机灵，办事能干。当时有一个名士叫许劭（音shào），善于品评人物。曹操年轻时候去请他评论。许劭说：“你这个人呀，如果在太平时代，可能成为能臣；要是在乱世，你会成为奸雄。”

曹操20岁那年当上了洛阳北部尉（管理京城北部治安的官员），他一上任就叫工匠做了20多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他立下禁令：谁要是犯了禁，即使他是豪门大族，都用大棒责打。

那时候，蹇硕有个叔父是个出名的恶霸，依仗蹇硕的权势在洛阳横行不法，谁也不敢惹他。有一次，他在夜里带刀乱闹，触犯了曹操的禁令。曹操不管他来头多大，把他抓起来用五色棒一阵痛打。那个恶霸经受不起，当场就死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洛阳，大家都称赞曹操不怕权势，执法严明。宦官对他又恨又怕，后来把他调出洛阳去当一名县令。

黄巾起义的时候，汉灵帝封曹操为骑都尉，派到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禹县）一带镇压起义。他打败了波才领导的黄巾军，东汉王朝认为他作战有功，把他提升为济南相。过了几年，他才重新回到洛阳。

董卓进了洛阳，为了笼络人心就用高官厚禄收买一些官员。他听说曹操有点名气，就把曹操提升为骁骑校尉。但是曹操看出董卓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就不愿在董卓手下做事。他冒险逃出济阳，到陈留（今河南陈留县）去找他父亲。

曹操的父亲在陈留有点财产。曹操回到陈留，得到父亲同意，花钱招兵买马准备讨伐董卓。当地有个财主卫兹，也拿出很多钱和粮食来帮助曹操。不久，曹操的堂弟曹洪带着1000人来投奔曹操，曹操逐渐聚集了5000多人马。他一面操练兵马，一面派人探听各处动静。

自从黄巾起义后，各州各郡都拥有一支人马，许多州郡的刺史、太守本来有割据野心，趁洛阳大乱，借声讨董卓的名义纷纷起兵，其中声势最大的要数袁绍。

袁绍自从在洛阳同董卓闹翻以后跑到冀州当了渤海太守。因为袁绍是个大士族，冀州牧韩馥又是袁家的老部下，所以袁绍很快就在渤海郡组织了一支人马。

公元190年，曹操和各路讨伐董卓大军一共十几万人马，在陈留附近的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集合，组成一支联军，大家推袁绍做盟主。

各地起兵的消息传到洛阳，董卓有点害怕起来。他不顾大臣们反对，决定把汉献帝和上百万人口迁到长安，自己留在洛阳附近对付联军。献帝被迫离开洛阳的时候，董卓放了一把火，把宫室、官府、民房全部烧掉，洛阳周围二百多里以内被烧得鸡犬不留。老百姓被迫离开洛阳，路上有饿死的，有被踩死的，有被打死的，倒在路边的尸体不计其数。

但是，在酸枣附近讨伐董卓的联军却互相观望按兵不动。有一次，各路将领在袁绍的大营开会，曹操对大家说：“大家起兵，为的是讨伐董卓。现在董卓劫走天子，烧毁宫室，全国人心惶惶，这正是消灭逆贼的好时机，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呢？”

尽管曹操说得慷慨激昂，大家可一点也不热心。连盟主袁绍都不想动，谁还愿意先动手呢？

曹操看出他们只想保存实力，不想打董卓，心里很生气，就决定单独带着5000人马向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进兵。

董卓听到曹操向成皋进兵，早已派大军在汴水（在今河南荥阳西南，汴音biàn）边布好阵势。曹操的人马刚刚到了汴水，就遇到董卓部将徐荣的拦击。

徐荣兵多，曹操兵少，两下里一交战，曹操的人马就垮了下来。曹操骑着马往后撤走的时候，肩上中了一箭。他赶紧拍马逃奔，又是一支箭，射伤了曹操骑的马。那马一受惊，把曹操掀了下来。

后面徐荣的追兵呐喊声越来越近。正在危急的时候幸亏曹洪赶上，他跳下马来扶起曹操，曹操骑上曹洪的马才脱了险。

曹操损兵折将回到酸枣，再看看他的同盟军，不但按兵不动，将领们还每天喝酒作乐，根本没想讨伐董卓。

曹操满心气愤，跑到袁绍他们摆酒宴的地方指责他们说：“你们以起义兵为名，却在这里犹豫观望，让天下百姓失望。我真替你们害臊呢。”

过了不久，酸枣的几十万兵马把粮食全消耗完，就散伙了。

经过这一次讨伐战斗，曹操觉得跟这些人一起根本成不了大事，就单独到扬州（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一带招募人马，准备重整旗鼓。

第三十章
诸葛亮隆中对策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官渡之战增强了曹操的实力，为曹操击溃袁绍，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官渡大战以后，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县）。

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刘表一直把他当上等宾客来招待。但是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因为自己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心里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次，他摸摸自己的大腿，心有感触流下了眼泪。刘表发现了，就问他遇到什么不快活的事。刘备说：“没什么！以前我经常打仗，每天不离开马鞍，大腿上的肉很结实。现在在这儿过着清闲生活，大腿的肉又长肥了。看看日子像流水般地过去，人都快老了，还干不了什么大事业，想起来就感到难过。”

刘表安慰了他一阵儿。但是刘备心里总在考虑着长远的打算，为了这个，他想寻找个好助手。

他打听到襄阳地方有个名士叫司马徽，就特地去拜访。司马徽很客气地接待他，问他的来意。

刘备说：“不瞒先生说，我是专程来向您请教天下大势的。”司马徽听了，呵呵大笑起来，说：“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懂得什么天下大势。要谈天下大势，得靠有才能的俊杰。”

刘备央求他指点，问：“去哪里找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这一带有卧龙，还有凤雏（chú），您能请到其中一位，就可以平定天下了。”

刘备急着问卧龙、凤雏是谁，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凤雏名叫庞统，字士元。

刘备向司马徽道了谢回到新野，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来见他。刘备看他举止大方，以为他不是卧龙就是凤雏，就热情地接待了他。

经过一番谈话，他才知道这个人名叫徐庶，也是当地一位名士，因为听到刘备正在招请人才，特地前来投奔。刘备很高兴，就把徐庶留在部下当谋士。

徐庶说：“我有个老朋友诸葛孔明，人们称他卧龙，将军是不是愿意见见他呢？”

刘备从徐庶那里知道了诸葛亮的情况。原来诸葛亮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南）。他少年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叔父诸葛玄跟刘表是朋友，就带着他到荆州来。不久，他叔父也死了，他就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定居下来，搭个茅屋，一面耕地种庄稼一面读书。那时，他年纪只有27岁，但是学问渊博，见识丰富，朋友们都很钦佩他，他也常常把自己比做古时候的管仲、乐毅。但是他看到天下纷乱，当地的刘表也不是能用人才的人，所以宁愿隐居在隆中过着恬淡的生活。

刘备听了徐庶的介绍说：“既然您跟他这样熟悉，就请您辛苦一趟，把他请来吧！”

徐庶摇摇头说：“这可不行。像这样的人一定得将军亲自去请他，才能表示您的诚意。”

刘备先后听到司马徽、徐庶这样推重诸葛亮，知道诸葛亮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去找诸葛亮。

诸葛亮得知刘备要来拜访他，故意躲开。刘备到了那里扑了个空。

跟刘备一起去的关羽、张飞都感到不耐烦。但是刘备却记住徐庶的话，耐着性子去请，一次见不到，第二次再去；两次不见，第三次又去请他。

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感动了，就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刘备。

刘备把关羽、张飞留在外面，自己跟着诸葛亮进了屋子。趁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刘备坦率地说：“如今汉室衰落，大权落在奸臣手里。我自己知道能力差，却很想挽回这个局面，只是想不出好办法。所以特地来请先生指点。”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虚心请教，也就推心置腹地跟刘备谈了自己的主张。他说：“现在曹操已经战胜袁绍，拥有100万兵力，而且他又挟持天子发号施令，就不能光凭武力和他争胜负了。孙权占据江东一带已经三代，江东地势险要，现在百姓归附他，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看来，也只能和他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今四川、云南和陕西、甘肃、湖北、贵州的一部）的形势，认为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可是刘表是守不住这块地方的。益州土地肥沃广阔，向来称为“天府之国”，可是那里的主人刘璋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大家都对他不满意。

最后，他说：“将军是皇室的后代，天下闻名，如果您能占领荆、益两州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一旦有机会，就可以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军攻击曹操。到那时，有谁不欢迎将军呢。能够这样，功业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恢复了。”

刘备听着，不禁打心眼里钦佩眼前这个青年人。他说：“先生的话真是开了我的窍，我一定照您的意见干，现在就请您一起下山吧。”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热情诚恳，也就高高兴兴跟着刘备到新野去了。后来，人们把这件事称作“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这番谈话称作“隆中对”。

打那以后，刘备把诸葛亮当老师对待，诸葛亮也把刘备当作自己的主人，两人越来越亲密。

关羽和张飞看在眼里心里很不高兴，背后直嘀咕。他们认为诸葛亮年纪轻轻，未必有多大能耐，怪刘备把他看得太高了。

刘备向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先生，就像鱼得到水一样，以后可不许你们乱发议论。”关羽、张飞听了刘备的话才无话可说。

第三十一章
火烧赤壁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公元208年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他的人马还没有到荆州，刘表已经病死。刘表的儿子刘琮听到曹军声势浩大吓破了胆，先派人求降了。

这时候，刘备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驻守。他听到曹操大军南下，决定把人马撤退到江陵（今湖北江陵）。荆州的百姓听说刘备待人好，都宁愿跟着他一块撤退。

曹操赶到襄阳，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又打听到刘表在江陵积了大批军粮，怕被刘备占去，就亲自率领5000轻骑兵追赶刘备。刘备的人马带了兵器、装备，还有十几万百姓追随，每天只能行军十几里。曹操的骑兵一天一夜赶了300多里，很快就在当阳长坂坡（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追上了刘备。

刘备的人马被曹操的骑兵冲杀得七零八乱，还亏得张飞在长坂坡抵挡了一阵，刘备、诸葛亮才带着少数人马摆脱追兵。但是前往江陵的路已经被曹军截断，他们只好改道退到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

曹操占领了江陵，继续沿江向东进军，很快就要到夏口了。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紧急，我们只有向孙权求救一条路了。”

正好孙权怕荆州被曹操占领派鲁肃来找刘备，劝说他和孙权联合抵抗曹军。诸葛亮就跟鲁肃一起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去见孙权。

诸葛亮见了孙权说：“现在曹操攻下了荆州，马上就要进攻东吴了。将军如果决心抵抗，就趁早同曹操断绝关系，跟我们一起抵抗，要不然，干脆向他们投降。如果再犹豫不决，祸到临头就来不及了。”

孙权反问说：“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严肃地说：“刘将军是皇室后代，才能盖世，怎么肯低三下四去投降曹操呢？”

孙权听诸葛亮这么一说，也激动地说：“我也不能把江东土地和10万人马白白地送人。不过刘将军刚打了败仗，怎么还能抵抗曹军呢？”

诸葛亮说：“您放心吧，刘将军虽然败了一阵，但是还有水军2万。曹操兵马虽然多，但他们远道追来兵士已经筋疲力尽。再说，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荆州的人对他们不服。只要我们协力同心，一定能够打败曹军。”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一番分析心里挺高兴，就立刻召集部下将领讨论抵抗曹操的办法。

正在这时，曹操派兵士下战书来了。信上说：“我奉大汉皇帝的命令领兵南征，现在我准备了水军80万，愿意和将军较量一番。”

孙权把这封信递给部下看，大伙儿看了都刷地变了脸色，说不出话来。

张昭是东吴官员中资格最老的。他说：“曹操用天子的名义来征讨，我们要抵抗他，道理上输了一着。再说，我们本来想靠长江天险，现在也靠不住了。曹军占领了荆州，又有上千艘战船，他们水陆两路一起下来，我们怎么也抵挡不了，我看只好投降。”

张昭这一说马上有不少人附和，只有鲁肃在旁边冷眼旁观，一声不吭。

孙权听着听着觉得不是滋味，就走出屋子，鲁肃也跟着出来。

孙权拉着鲁肃的手，说：“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鲁肃说：“刚才张昭他们说的话全听不得。要说投降，我鲁肃可以投降，将军就不可以。因为我投降了，大不了回老家去，照样跟名士们交往，有机会还可以当个州郡官员。将军如果投降，那么江东六郡全都落在曹操手里，您上哪儿去？”

孙权叹了口气说：“刚刚大家说的真叫我失望，只有你说的才合我的心意。”

散会以后，鲁肃劝孙权赶快把正在鄱阳的大将周瑜召回来商量。

周瑜一到柴桑，孙权又召集文武官员讨论。周瑜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曹操名为汉朝丞相，其实是汉室奸贼。这次他自己来送死，哪有投降他的道理。”他给大家分析了曹操许多不利条件，认为北方兵士不会水战，而且老远赶到这陌生地方水土不服，一定会生病。所以他们兵马再多，也没有用。

孙权听了周瑜的话胆也壮了，他站起来拔出宝剑，“豁”的一声把案几砍去一角。他严厉地说：“谁要再提投降曹操，就跟这案桌一样。”

当天晚上，周瑜又单独去找孙权，他说：“我已经打听清楚。曹操兵马号称80万，这是虚张声势，其实只不过二十几万，其中还有不少是荆州兵士，不一定真心替他打仗。您只要给我5万精兵，我保管把他打败。”

第二天，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拨给他3万水军，叫他同刘备协力抵抗曹操。

周瑜领兵进军，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和曹军前哨碰上了。果然不出周瑜所料，曹军兵士很多人不服水土，已经得了疫病。双方一交锋，曹军就打了败仗，被迫撤退到长江的北岸。周瑜率领水军进驻南岸，和曹军隔江遥遥相对。

正像周瑜预料的那样，曹操的北方兵士不会水战，他们在战船上遇到风浪颠簸就受不了。后来，他们把战船用铁索拴在一起，船才平稳不少。

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这个情况，向周瑜献计策说：“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拖下去对我们不利。现在曹军把战船都连接在一起，我看可以用火攻来打败他们。”

周瑜觉得黄盖的主意好。两人还商量好，让黄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曹操，表示要脱离东吴投降曹操。曹操以为东吴将领害怕他，对黄盖的假投降一点也没怀疑。

黄盖叫兵士偷偷地准备好十艘大船，每艘船上都装满枯枝并浇足了油，外面裹着布幕插着旗帜。他另外又准备一批轻快的小船，拴在大船船尾上，准备在大船起火时转移。

隆冬十一月，天气突然回暖，刮起了东南风。当天晚上，黄盖带领一批兵士分乘十条大船驶在前面，后面跟随着一批船只。船队到了江心，扯满了风帆，像箭一样驶向江北。

曹军水寨的将士听说东吴的大将来投降，纷纷挤到船头看热闹。没想到东吴船队离开北岸约莫二里光景，前面10条大船突然同时起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十条火船好比十条火龙一样蹿进曹军水寨。曹军的船舰都挤在一起躲不开，很快都延烧起来。一眨眼工夫，水寨已经烧成一片火海。水寨烧了不算，曹军岸上的营寨也着了火，一大批兵士被烧死了，还有不少人被挤在江里，因为他们不会泅水，就都被淹死了。

周瑜一看北岸起火，马上带领精兵渡江进攻。他们把战鼓擂得震天响，北岸的曹军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马进攻，吓得全部崩溃。

曹操拖着残兵败将向华容（今湖北潜江县西南）的小路上逃跑。那条小路全是水洼泥坑，骑兵没法通过，曹操赶忙命令老弱兵士找了一些稻草铺路。他带着骑兵好容易才通过华容道，可是那些填铺稻草的兵士却被人马踩死了不少。

刘备和周瑜一起，分水陆两路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曹操的几十万大军战死的加上得疫病死的损失了一大半，曹操只好派部将曹仁、徐晃、乐进分别留守江陵和襄阳，自己带兵回到北方去了。

经过这场赤壁大战，三国分立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第三十二章
七擒孟获

刘备因伐吴失败，加上战阵疲劳，在永安病势越来越重，他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嘱咐后事。他对诸葛亮说：“您的才能比曹丕高出10倍，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我的孩子阿斗（太子刘禅的小名），您认为可以辅助就辅助他；如果不行，您就自己来做一国之主吧。”

诸葛亮流着眼泪哽咽着说：“我怎敢不尽心竭力辅佐太子，我会报答陛下一直到死！”

刘备把小儿子刘永叫到身边，叮嘱他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丞相。”

刘备死后，诸葛亮回到成都，扶助刘禅即了帝位，历史上称他为蜀汉后主。

刘禅即位后，朝廷上的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决定。诸葛亮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想使蜀汉兴盛起来，没料到南中地区（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一带）几个郡倒先闹起来了。

益州郡有个豪强雍闿（kǎi）听说刘备死去，就杀死了益州太守，发动叛变。他一面投靠东吴，一面又拉拢了南中地区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叫他联络西南一些部族起来反抗蜀汉。

经过雍闿的煽动，牂柯（zāng kē，在今贵州遵义一带）太守朱褒、越巂（今四川西昌县东南，雟音xī）部族酋长高定也都响应雍闿，这样一来，蜀汉差不多丢了一半土地，诸葛亮心中十分着急。

可是，当时蜀汉刚遭到猇亭大败和先主死亡，顾不上出兵。诸葛亮一面派人和东吴重新讲和，稳住了这一头；一面奖励生产，兴修水利，积蓄粮食，训练兵马。过了两年，局面稳定了，诸葛亮决定发兵南征。

公元225年三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出发。诸葛亮好友马良的弟弟、参军马谡（sù）送诸葛亮出城，一直送了几十里地。

临别的时候，诸葛亮握住马谡的手，诚恳地说：“我们相处好几年了。今天临别，您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我吗？”

马谡说：“南中的人依仗地形险要，离开都城又远，早就不服管了。即使我们用大军把他们征服，他们以后还是要闹事的。我听说用兵的办法主要在于攻心，攻城是次要的。丞相这次南征，一定要叫南人心服，才能够一劳永逸呢。”

马谡的话正合诸葛亮心意，他不禁连连点头说：“谢谢您的帮助，我一定这样办。”

诸葛亮率领蜀军向南进军，节节胜利。蜀军还在半路上，越嶲酋长高定和雍闿已经发生火并。高定的部下杀了雍闿，蜀军打进越嶲又把高定杀了。

诸葛亮派李恢、马忠两员大将分两路进攻，不到半个月马忠攻破牂柯，消灭了那里的叛军。四个郡的叛乱很快都被平定了。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此时，南中酋长孟获收集了雍闿的散兵继续反抗蜀兵。诸葛亮一打听，知道孟获不但打仗骁勇，而且在南中地区各族群众中很有威望。诸葛亮想起马谡临别的话，决心把孟获争取过来。他下了一道命令，只许活捉孟获，不能伤害他。

好在诸葛亮善用计谋，蜀军和孟获军队交锋的时候，蜀军故意败退下来。孟获仗着他人多一股劲儿追了过去，很快就中了蜀兵的埋伏。南兵被打得四处逃散，孟获本人也被活捉了。

孟获被押到大营，他心想，这回一定没有活路了。没想到进了大营后诸葛亮立刻叫人给他松了绑，还好言好语劝说他归降。但是孟获不服气，说：“我自己不小心，中了你的计，怎么能叫人心服？”

诸葛亮也不勉强他，陪着他一起骑着马在大营外兜了一圈，看看蜀军的营垒和阵容。然后他问孟获：“您看我们的人马怎么样？”

孟获傲慢地说：“以前我没弄清楚你们的虚实，所以败了。今天承蒙您给我看了你们的阵势，我看也不过如此。像这样的阵势，要打赢你们也不难。”

诸葛亮爽朗地笑了。他说：“既然这样，您就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再打吧！”

孟获被释放后逃到自己部落，重整旗鼓又一次进攻蜀军。但是他本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第二次又乖乖地被活捉了。

诸葛亮劝他，见孟获还是不服，又放了他。

像这样又放又捉，一次又一次，一直把孟获捉了七次。

到孟获第七次被捉的时候，诸葛亮还要再放。孟获却不愿意走了。他流着眼泪说：“丞相七擒七纵，待我可说是仁至义尽，我打心底里敬服。从今以后，孟获不敢再反了。”

孟获回去以后说服各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就重新归蜀汉控制。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命令孟获和各部落的首领照旧管理他们原来的地区。有人对诸葛亮说：“我们好不容易征服了南中，为什么不派官吏来，反倒仍旧让这些头领管呢？”

诸葛亮说：“我们派官吏来没有好处，只有不方便。因为派官吏就得留兵，留下大批兵士粮食接济不上，叫他们吃什么？再说，现在刚刚打过仗，难免死伤了一些人，如果我们留下官吏统治一定会发生祸患。现在我们不派官吏，既不要留军队，又不需要运军粮。让各部落自己管理，汉人和各部落相安无事岂不更好？”

大家听了诸葛亮这番话都钦佩他想得周到。

诸葛亮率领大军回到成都，后主和朝廷大臣都到郊外迎接，大家都为平定南中而感到高兴。

打那以后，诸葛亮一面积蓄财富一面训练人马，一心一意准备大举北伐。

第三十三章
周处除“三害”

西晋时期，除了像王恺、石崇一类穷奢极侈的豪门官员外，还有一批士族官员，吃饱了饭不干正经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说些脱离实际的荒诞无稽的怪话，这种谈话叫作“清谈”。这种人，往往名气很大，地位很高，可见当时风气的腐败了。

但是在官员中，也有比较正直肯干实事的人，像西晋初年的周处就是一个。他担任广汉（今四川广汉北）太守的时候，当地原来的官吏腐败，积下来的案件有三十年没处理的。周处一到任，就把积案都认真处理完了。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御史中丞，不管皇亲国戚，凡是违法的他都能大胆揭发。

周处原是东吴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年轻的时候，长得个子高，力气比一般小伙子大。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自小没人管束，成天在外面游荡不肯读书。而且他脾气强悍，动不动就拔拳打人，甚至动刀使枪，义兴地方的百姓都害怕他。

义兴邻近的南山有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当地的猎户谁也制伏不了它。当地的长桥下，有一条大蛟（一种鳄鱼）出没无常。义兴人把周处和南山白额虎、长桥大蛟联系起来，称为义兴“三害”。这“三害”之中，最使百姓感到头痛的还是周处。

有一次，周处在外面走，看见人们都闷闷不乐。他找了一个老年人问：“今年年成挺不错，为什么大伙那样愁眉苦脸呢？”

老人没好气地回答：“三害还没有除掉，怎样高兴得起来！”

周处第一次听到“三害”这个名称，就问：“你指的是什么三害。”

老人说：“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加上你，不就是三害吗？”

周处吃了一惊，他想，原来乡间百姓都把他当做虎、蛟一般的大害了。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既然大家都为‘三害’苦恼，我把它们除掉。”

过了一天，周处果然带着弓箭背着利剑进山找虎去了。他到了密林深处，只听见一阵虎啸从远处蹿出了一只白额猛虎。周处闪在一边，躲在大树背面，拈弓搭箭，“嗖”的一下射中猛虎前额，结果了它的性命。

周处下山告诉村里的人，有几个猎户上山把死虎扛下山来。大家都高兴地向周处祝贺，周处说：“别忙，还有长桥的蛟呢。”

又过了一天，周处换了紧身衣，带了弓箭刀剑跳进水里去找蛟去了。那条蛟隐藏在水深处，发现有人下水想跳上来咬。周处早就准备好了，他在蛟身上猛刺一刀。那蛟受了重伤，就往江的下游逃窜。

周处一见蛟没有死，就紧紧在后面钉住，蛟往上浮，他就往水面游；蛟往下沉，他就往水底钻。这样一会儿沉，一会儿浮，一直追踪到几十里以外。

三天三夜过去了，周处还没有回来。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这下子周处和蛟一定两败俱伤都死在河底里了。本来，大家以为周处能杀死猛虎、大蛟，已经不错了；这回“三害”皆死，大家喜出望外。街头巷尾一提起这件事都是喜气洋洋，百姓互相庆贺。

没想到第四天，周处竟安然无恙地回家来了，这令人们大为惊奇。原来大蛟受伤以后被周处一路追击，最后流血过多动弹不得，终于被周处杀死。

周处回到家里，知道他离家三天后，人们以为他死去都挺高兴。这件事使他认识到，自己平时的行为被人们痛恨到什么程度了。

他痛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吴郡找老师学习。那时候吴郡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陆机，一个叫陆云。周处去找他们，陆机出门去了，只有陆云在家。

周处见到陆云，把自己决心改过的想法诚恳地向陆云谈了。他说：“我后悔自己觉悟得太晚，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现在想干一番事业，只怕太晚了。”

陆云勉励他说：“别灰心，您有这样决心，前途还大有希望呢。一个人只怕没有坚定的志气，不怕没有出息。”

打那以后，周处一面跟陆机、陆云学习刻苦读书，一面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受到大家的称赞。过了一年，州郡的官府都征召他出来做官。到了东吴被晋朝灭掉以后，他就成为晋朝的大臣。

第三十四章
匈奴人称汉帝

李雄在成都称王的同一年（公元304年），北方的匈奴贵族刘渊也反晋独立，自称汉王。

自从西汉末年起，有一部分匈奴人分散居住在北方边远郡县，他们和汉族人相处久了，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匈奴贵族认为上代多次跟汉朝和亲，是汉朝皇室的亲戚，后来就改用汉皇帝的姓——刘。曹操统一北方后，把匈奴三万个部落分为五个部，每个部都设部帅，匈奴贵族刘豹是其中一部的部帅。

刘渊是刘豹的儿子，从小读了许多汉族人的书，他力气大，武艺高，能够拉三百斤重的大弓。刘豹死后，刘渊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后来在西晋的成都王司马颖（八王之一）部下当将军。他留在邺城，专管五部匈奴军队。

八王混战开始后，匈奴部落里一些贵族们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开会商量。有个老年贵族说：“我们匈奴从汉朝开始跟汉人结为兄弟，经过魏、晋两个朝代，匈奴单于后代虽然有封号，却没有自己的尺寸土地，这跟一般百姓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晋朝发生内乱自相残杀，这正是我们匈奴人恢复地位的好时机啊！”

大家都觉得他的主意对，但谁来带头呢？大家一议论，认为刘渊有才能，威望高，推他当单于挺合适。

贵族们派个使者到邺城，把大伙儿的意思告诉刘渊，请他回来。刘渊很高兴，就借口要回匈奴葬自己的父亲向司马颖请假。司马颖不同意，刘渊只好让使者先回去，并且要五部匈奴集结兵力，向南移动。

后来，晋朝的并州刺史司马腾、将军王浚联络鲜卑贵族攻打司马颖，司马颖失败了逃往洛阳。刘渊向司马颖要求回去带匈奴兵马来助战，司马颖才让他走了。

公元304年，刘渊回到左国城，大伙儿拥戴他做大单于。他集中了五万人马亲自率领南下，帮助晋军攻打鲜卑兵。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晋朝灭掉，反倒去帮助晋军呢？

刘渊说：“要灭掉晋朝，还不是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但是晋朝的百姓未必会向着我们。我看汉朝立国的年代最长，在百姓中影响大，我们的上代又是汉朝皇室的兄弟。现在汉朝亡了，我们用继承汉朝的名义，也许可以得民心。”

大家听了，觉得是一个好主意。刘渊就宣布自己是汉王。

刘渊称汉王后，很快攻下了上党、太原、河东、平原等几个郡，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一些势力比较小的各族反晋力量也都来归附刘渊。

公元308年，刘渊称汉帝。第二年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集中兵力进攻洛阳。洛阳的老百姓虽然恨透腐朽的西晋王朝，但是也不愿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所以刘渊两次进攻都遭到洛阳军民的猛烈抵抗，他不得不退兵。

那时候，八王中最后的一个王——东海王司马越还在和一批大臣互相仇杀，晋朝留下的一点点兵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后来刘渊死去，他儿子刘聪接替做汉国皇帝后，又派大将刘曜、石勒进攻洛阳。洛阳的军民奋勇抵抗，但毕竟寡不敌众。公元311年，洛阳城终于被攻陷，晋怀帝做了俘虏。

刘聪进洛阳后，杀了大批晋朝的官员和百姓。有一次，刘聪举行宴会，让晋怀帝穿着奴仆穿的青衣给大家斟酒，一些晋朝的遗臣看了禁不住失声痛哭。刘聪看到晋朝遗臣还对怀帝这样有感情，一发狠就把怀帝杀了。

晋怀帝死后，在长安的晋国官员拥立怀帝的侄儿司马邺继承皇位，这就是晋愍（mǐn）帝。

公元316年，刘聪攻下长安。晋愍帝也遭到了怀帝同样的命运，在受尽侮辱后被杀。西晋王朝维持了五十二年，终于灭亡。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各族人民（主要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纷纷起义，他们中间的上层分子乘机起兵，像李雄、刘渊一样建立政权。这一阶段前前后后一共出现过十六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十六国”（旧称五胡十六国，胡是古时候对少数民族的泛称）。

第三十五章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自从太武帝死去后，政治腐败，鲜卑贵族和大商人压迫人民，不断引起北方人民的反抗。公元471年，魏孝文帝即位后，决心采取改革的措施。

魏孝文帝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他实行“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四十亩，妇女每人二十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他还规定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农民死了，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

魏孝文帝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魏朝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孝文帝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这时正好碰到秋雨连绵，雨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

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迁都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起开始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

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第三十六章
陈后主亡国

陈武帝建立南陈王朝的时候，北方的东魏、西魏已经分别被北齐、北周代替。公元550年，东魏高欢的儿子高洋建立了北齐，公元557年，西魏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了北周。北齐和北周互相攻战，到北周武帝时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

北周武帝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的继承人周宣帝却是一个荒淫暴虐的人。周宣帝死去后，被他岳父杨坚夺取了政权。公元581年，杨坚即位，建立隋朝，这就是隋文帝。

在北方政治动乱的时候，南陈王朝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安定局面，经济渐渐恢复起来。但南陈传到第五个皇帝，却是一个荒唐得出奇的陈后主。

陈后主名叫陈叔宝，是个完全不懂国事只知道喝酒享乐的人。他大兴土木，造起了三座豪华的楼阁，让宠妃们住在里面。他手下的宰相江总、尚书孔范等都是一伙腐朽的文人。陈后主和宠妃经常在宫里举行酒宴，宴会的时候让他们一起参加。大家通宵达旦地喝酒赋诗，你唱他和，还把诗配上曲子，挑选了一千多个宫女为他们演唱。

陈后主这样穷奢极侈，他对百姓的搜刮当然非常残酷。百姓被逼得流离失所，到处可见倒毙的尸体。大臣傅（zài）上奏章说：“现在已经到了天怒人怨、众叛亲离的田地了，这样下去恐怕南陈的王朝就要完了。”

陈后主一看奏章就火了，派人对傅说：“你能改过认错吗？如果愿意改过，我就宽恕你。”

傅说：“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我的心才可以改。”

陈后主闻言就把傅杀了。

陈后主过了五年的荒唐生活。这时，北方的隋朝渐渐强大，决心灭掉南方的陈朝。

隋文帝听从谋士的计策，每逢江南收割的季节前就在两国边界上集结人马，扬言要进攻陈朝，使得南陈的百姓没法收割。等南陈把人马集中起来准备抵抗隋兵时，隋兵又不进攻了。这样一连几年，南陈的农业生产受了很大影响，守军的士气也松懈下来。隋兵还经常派出小股人马袭击陈军粮仓，放火烧粮食，使陈朝遭到很大损失。

公元588年，隋文帝造了大批大小战船，派他的儿子晋王杨广、丞相杨素担任元帅及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五十一万大军，分兵八路，准备渡江进攻陈朝。

隋文帝亲自下了讨伐陈朝的诏书，宣布陈后主二十条罪状，还把诏书抄写了三十万张派人带到江南各地散发。陈朝的百姓本来就恨透了陈后主，看到了隋文帝的诏书人心更加动摇起来。

杨素率领的水军从永安出发，乘几千艘黄龙大船沿长江东下，满江都是旌旗，战士的盔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南陈的江防守兵看后都吓呆了，哪里还有抵抗的勇气。

此时，其他几路隋军也都顺利地开到江边。北路的贺若弼的人马到了京口，韩擒虎的人马到了姑孰。江边陈军守将告急的警报接连不断地送到建康。

陈后主正跟宠妃、文人们醉得七颠八倒，他收到警报连拆都没有拆就往床下一丢了事。后来，警报越来越紧。有的大臣一再请求商议抵抗隋兵的事，陈后主才召集大臣商议。

陈后主说：“东南是个福地，从前北齐来攻过三次，北周也来了两次，都失败了。这次隋兵来，还不是一样来送死，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的宠臣孔范也附和看说：“陛下说得对。我们有长江天险，隋兵又不长翅膀，难道能飞得过来！这一定是守江的官员想贪功，故意造出这个假情报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根本不把隋兵进攻当作一回事，笑话了一阵，又照样叫歌女奏乐，喝起酒来。

公元589年正月，贺若弼的人马从广陵渡江，攻克京口；韩擒虎的人马从横江渡江到采石，两路隋军逼近建康。

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陈后主才惊醒过来。此时，城里的陈军还有十几万人，但是陈后主手下的宠臣江总、孔范一伙都不懂得怎么指挥，陈后主急得哭哭啼啼手足无措。隋军顺利地攻进建康城，陈军将士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

隋军打进皇宫，到处找不到陈后主。后来，捉住了几个太监，才知道陈后主逃到后殿投井了。

隋军兵士找到后殿，果然有一口井。往下一望却是个枯井，他们隐约看到井里有人就高声呼喊，但井里没人答应。兵士们威吓着叫喊说：“再不回答我们要扔石头了。”说着，真的拿起一块大石头放在井口装出要扔的样子。

井里的陈后主吓得尖叫起来。兵士把绳索丢到井里，才把陈后主和两个宠妃拉了上来。

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灭亡了。中国自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起，经过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

第三十七章
隋炀帝游江都

公元581年，隋建国，589年灭陈，完成统一。隋朝的第一任黄帝是隋文帝杨坚，第二任黄帝是隋炀帝杨广，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加上他个人追求享乐，一开始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叫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公元605年，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kǎi）负责造东都。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建造宫殿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拉。为了造东都，隋代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工，让他们日夜不停地施工。民工们在洛阳西面专门建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这座“西苑”周围二百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及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尤其别出心裁的是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他们派人用彩绫剪成花叶扎在树上，使这座花园四季常春。

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hán）沟”疏通。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多了。

以后五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市），叫“永济渠”；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叫“江南河”。最后，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四千里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伟大工程之一，它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起着积极的作用。不用说，这条大运河是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

隋炀帝特别喜欢外出巡游，一来是游玩享乐，二来也是向百姓摆威风。

从东都到江都的运河刚刚完工，隋炀帝就带着二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到江都去巡游。

隋炀帝早就派官员造好上万条大船。出发那天，隋炀帝和他妻子萧后分乘两条四层高的大龙船，船上宫殿和上百间宫室被装饰得金碧辉煌，在他们后面是宫妃、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坐的几千条彩船，再后面的几千条大船装载着卫兵和他们随带的武器和帐幕。这上万条大船在运河上排开，船头船尾连接起来竟有二百里长。

这样庞大的船队，怎么行驶呢？那些专为皇帝享乐打算的人早就安排好了。运河两岸，修筑了柳树成荫的御道，八万多名民工被征发来给他们拉纤，还有两队骑兵夹岸护送。河上行驶着光彩耀目的船只，陆地上飘扬着五色缤纷的彩旗。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鼓乐喧天，真是说不尽的豪华景象。

为了满足船队大批人员的享受，隋炀帝命令两岸的百姓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叫做“献食”。那些州县官员，就逼着百姓办酒席送去。有的州县送的酒席多到上百桌，别说隋炀帝吃不了那么多，就连他带的宫纪太监、王公大臣一起吃也吃不完。留下的许多剩菜就在岸边掘个坑埋掉，可是那些被迫献食的百姓却倾家荡产了。

江都在当时是个繁华的地方。隋炀帝到江都除了尽情游玩享乐，还大摆威风。他为了装饰一个出巡时候用的仪仗，就花了十多万人工，耗费的钱财更是数以万计。这样整整闹腾了半年，隋炀帝又耀武扬威地回到东都来。

打这以后，隋炀帝几乎每年出巡。有一次，他从陆路到北方去巡视，征发了河北十几个郡的民工开凿太行山铺一条巡行的道路。为了保护巡行安全，他又征发了一百多万人修筑长城，并限期二十天筑成。这样，他才在五十万将士的护卫下在北方边境巡行一圈。北方没有现成的宫殿，好在隋炀帝身边的宇文恺是个巧匠，就专门为他造了一个活动宫殿，其名叫做“观风行殿”。这种行殿上面可以容纳侍卫几百人，使用的时候装起来，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装运；行殿下面装着轮子，可以随意转动。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发明，可惜只是供隋炀帝一个人享乐罢了。

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越来越重了，为了炫耀武功，公元611年他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

这一年，隋炀帝从江都乘龙船沿着大运河直达涿郡亲自指挥这场战争，他下令全国军队不论远近一律向涿郡集中，还派人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兵船三百艘。造船的民夫在官吏监视下日日夜夜在海边造船，他们得不到休息，下半身泡在海水里，时间一久腰以下部分都腐烂生蛆，许多人受不了这样折磨，倒在海水里死了。

接着，隋炀帝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各地督造五万辆大车送到高阳，给兵士运输衣甲、帐幕；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把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和洛口仓的粮食运到涿郡。于是，无数的车辆和船只不分白天黑夜沿着陆路和运河源源不断由南向北，形成一支滚滚洪流。几十万运输物资的民夫，在半路上有不少累死饿死，沿路都是倒毙的尸体。由于民夫死亡太多，耕牛也被征发拉车，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人民没法忍受下去了，他们要想活下去，只有反抗。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领导农民在长白山起义，他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浪死就是白白送死的意思），号召大家反抗官府，歌中写道：“……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

接着，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开始不稳了。

第三十八章
李世民取东都

隋末，李渊占领长安的同时，各地起义军也不断发展壮大，除了瓦岗军之外，主要的还有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不断在各地打击隋军。残暴荒淫的隋炀帝自己知道末日来到，索性躲到江都每天和皇后妃子喝酒作乐，醉得昏昏沉沉。

他不愿听到失败的消息，但是心里到底发慌，就对萧皇后说：“听说外面有不少人想算计我，且别管他，还是快快活活喝酒吧。”

有一次，他拿起一面镜子，呆呆地照了半晌说：“好头颅，不知道谁来砍它呢！”

隋炀帝担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身边的一批禁卫军兵士多数是关中人，他们眼看跟着隋炀帝没生路，都想开小差回家。将军宇文化及利用兵士想回家的心理发动兵变，他带领兵士攻进行宫，派人把隋炀帝监视起来。

隋炀帝对监视的官员说：“我犯的什么罪？”

官员说：“你发动战争，穷奢极侈；相信奸邪，拒绝忠告；使男子死在战场，妇女儿童走上绝路，百姓流离失所，你还说没罪吗？”

隋炀帝说：“我确实对不起百姓，但是你们这些人也跟着我享受富贵，我没对不起你们。今天这样做，是谁带的头？”

官员说：“全国的人都恨透你这昏君，哪儿是一个人带的头！”

隋炀帝这才无话可说，他自己解下巾带交给官员，这个作恶多端的统治者就这样被勒死了。统治中国38年的隋王朝宣告灭亡。

隋炀帝死后，东都洛阳还在隋朝的东都留守杨侗（炀帝的孙子）和大臣王世充手里。王世充把杨侗立为皇帝，继续打着隋朝的旗号对抗起义军。

东都周围本来是瓦岗起义军活动的地区，李密曾经多次打败隋军。但是因为李密骄傲自满，跟将领们互相猜忌，在跟北上的宇文化及人马打了一仗之后力量渐渐削弱。王世充看准李密的弱点，发起一次袭击，打垮了李密大军。李密带着残兵败将逃到长安投靠唐朝。

王世充赶跑李密自以为力量强大，他把杨侗废了，自立为帝，国号叫郑。

这时候，唐军已经削平了西北的几个豪强割据势力，稳定了后方。公元620年，唐高祖派李世民统率大军进攻东都。李世民大军一出关，河南许多州县纷纷投降，很快就把东都包围起来。

李世民不但善于打仗，而且善于用人。他从原瓦岗军和别的割据势力的降将中收留了一批人，像有名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尉迟是姓，尉音yù）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有一次，李世民亲自带了五百骑兵在阵地上巡视被王世充发现，郑军一万多步兵骑兵突然围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冲到李世民身边，用长矛直刺。此时，李世民后面的尉迟敬德飞马赶上，大喝一声把单雄信刺下马来。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包围，两个人又带着骑兵转身在郑军阵地来回冲杀，吓得郑兵不敢阻挡。接着，后面的唐军源源不绝地上来，把郑军打得一败涂地。

从这年秋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唐军把东都越围越紧。他们日夜不停地攻城，王世充也在城里严密防守，不断用石炮、弩箭袭击城外唐军。日子一久，唐军将士感到疲劳，有人向李世民建议暂时停止进攻，回长安休整后再打。

李世民说：“现在四周各州都已经投降，洛阳成了一座孤城，迟早可以攻下，怎么能半途停下来？”他接着向将士发出命令说：“不攻下东都，绝不退兵。”

王世充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派人偷偷地出城，赶到河北向窦建德求救。

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是河北一支强大的力量，王世充自称郑帝以后，窦建德也自称皇帝，国号叫夏，攻占了唐军许多土地。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窦建德一面带领三十万人马水陆并进援救东都；一面派出使者给李世民送去一封信，要李世民退回关中。

唐军许多将军都被夏军的强大兵力吓得害怕了，主张暂时离开东都。但是有人认为王世充兵力还很强，缺少的是粮食。如果让窦建德跟王世充两军会合，用河北的粮食接济东都，那胜利就没有希望了。所以，一定要把南下的窦建德大军堵住。

李世民接受了这个意见，把李元吉留在东都继续围攻王世充，自己带三千多精兵北上扼守武牢关（就是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窦建德大军到了武牢关被唐兵拦住，夏军发起几次进攻都没成功，李世民却派轻骑兵抄小路，把夏军的粮道切断了。

窦建德认为自己兵力强大，不怕攻不下武牢关。他拒绝了部下和妻子的劝阻，命令全军出动，摆开阵势鼓噪着冲了过来。

李世民上高地观察了夏军的阵势说：“窦建德没有遇到过强大的敌手，从他的阵势就可以看出他骄傲轻敌。我们只要按兵不动，等待他们兵士疲劳的时候一举出击，就一定能打败他们。”

夏军兵士摆开阵势准备交锋，但是从早上到中午还没见唐军出来交战。兵士们又疲劳又饥饿，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滩上舀水喝。李世民一见时机已到，就命令将士渡过汜水，直冲窦建德大营。

窦建德正和他的将帅在大营聚会，听到唐军骑兵突然冲来，赶忙指挥骑兵应战。双方发生了激战，阵地上尘土飞扬，箭如雨落。

李世民趁夏军不防备，带领一支队伍猛插到夏军阵后，举起了唐军的大旗。夏军将士回头一看，以为唐军已经占领大营，他们没有心思再战，争先恐后地逃散。窦建德在混战中受了伤，被唐军俘虏了。

窦建德失败后，李世民再回兵围攻东都。王世充还想突围，将士们说：“现在夏王已经失败，我们就是突围出去也没有用。”王世充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向唐军投降。

窦建德被送到长安不久就被杀害，他的部将刘黑闼（tà）率领河北夏军继续和唐军作战。唐军又花了三年时间，才把河北地区稳定下来。公元623年，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但是，唐朝皇室内部的矛盾却尖锐起来。

第三十九章
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但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所以才取得太子的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在秦王府中，文有房玄龄、杜如晦十八学士，武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建成知道自己威信比不上李世民，他心生妒忌，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李世民没有这样做。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都被李世民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李世民多次立功，建成和元吉更加忌恨，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次，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李世民喝了几盅，忽然感到肚子痛。别人把他扶回家里，他一阵疼痛竟呕出血来。李世民心里明白，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他赶快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李世民手下勇将多，真的动起手来占不到便宜，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

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

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气得要命，当天夜里元吉派了个刺客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一到晚上故意把大门打开。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身边放着长矛。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怕他早有防备，没敢动手就偷偷地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突厥进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世民。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李世民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说如果李世民再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

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建成、元吉进宫。

没多久，建成、元吉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他们到了玄武门边，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心里犯了疑，两人拨转马头，准备回去。

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高喊说：“殿下，别走！”

元吉转过身来，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射杀李世民，但心里一慌张，连弓弦都拉不开。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建成先射死了。紧接着，尉迟敬德带了七十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尉迟敬德一箭，把元吉也射下马来。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即全部出动，他们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宰相萧瑀等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

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他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建成、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做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后就是唐太宗。

第四十章
女皇帝武则天

唐太宗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唐高宗即位以后自己不会处理朝政大事，一切靠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拿主意。后来，他立了皇后武则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武则天本来是唐太宗宫里的一个才人（一种妃嫔的称号），十四岁那年就服侍太宗。当时太宗的御厩里有匹名马叫“狮子骢”，长得肥壮可爱，但是性格暴躁不好驾驭。

有一次，唐太宗带着宫妃们去看那匹马，跟大家开玩笑说：“你们当中谁能制伏它？”

妃子们都不敢接嘴，只有十四岁的武则天勇敢地站出来说：“陛下，我能！”

太宗惊奇地看着她，问她有什么办法。武则天说：“只要给我三件东西：第一件是铁鞭，第二件是铁锤，第三件是匕首。它要是调皮，就用鞭子抽它；还不服，用铁锤敲它的头；如果再捣蛋，就用匕首砍断它的脖子。”

唐太宗听了哈哈大笑。他虽然觉得武则天说的有点孩子气，但是也很赞赏她的泼辣性格。

唐太宗死了后，按照当时宫廷的规矩，武则天被送进尼姑庵。这当然是她很不情愿的。

唐高宗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中了武则天，即位两年后他把武则天从尼姑庵里接出来，封她为昭仪（妃嫔的称号）。后来，高宗又想废了原来的王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这件事遭到很多老臣的反对，特别是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说什么也不同意。

武则天私下拉拢一批大臣，在高宗面前支持武则天当皇后。有人对高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别人管不着。”唐高宗这才下了决心，把王皇后废了让武则天当皇后。

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使出她那果断泼辣的手段，把那些反对她的老臣一个个降职、流放，连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

不多久，那个本来已经十分无能的高宗害了一场病，成天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眼睛都睁不开。唐高宗看武则天能干，又懂得文墨，索性把朝政大事全交给她管了。

武则天掌了权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高宗想干什么没有经过她同意就干不了。唐高宗心里气恼，有一次，他跟宰相上官仪（上官是姓）商量。上官仪是反对武则天掌权的，就说：“陛下既然嫌皇后太专断，不如把她废了。”

高宗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了上官仪的话说：“好，那就请你去给我起草一道诏书吧。”

谁料两个人的说话被旁边的太监听见了，那些太监都是武则天的心腹，连忙把这件事报告武则天。等上官仪把起草好的诏书送给高宗，武则天已经赶到了。她厉声问高宗：“这是怎么回事？”

唐高宗见了武则天吓得好像矮了半截。他把上官仪起草的诏书藏在袖子里，结结巴巴地说：“我本来没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干的。”

武则天立刻下命令把上官仪杀了。

打那以后，唐高宗上朝都由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政事，都得由皇后点了头才算数。

公元683年高宗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两个儿子立为皇帝——中宗李显和睿（音ruì）宗李旦，但他们都不中她的意。武则天把中宗废了，把睿宗软禁起来，自己以太后名义临朝执政。这一来，又遭到一些大臣和宗室的反对。

有个官员徐敬业被武则天降职，借这个由头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武则天找宰相裴炎商量。裴炎说：“现在皇帝年纪大了，再不让他执政人家就有了借口。只要太后把政权还给皇帝，徐敬业的叛乱自然会平息。”

武则天认为裴炎跟徐敬业一样都想逼她下台，一气之下就把裴炎打进监牢，又派出大将带领三十万大军讨伐徐敬业。徐敬业兵少势孤，抵抗了一阵失败了。

接着，又有两个唐朝宗室——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但也被武则天派兵镇压了。

经过这两场小小的兵变，全国恢复了安宁，没有人敢再反对武则天。武则天巩固了她的统治，就不满足太后执政的地位了。

有个和尚猜到了太后的心思，伪造了一部佛经献给武则天。那部佛经里说，武则天本来是弥勒佛投胎到人世来的，佛祖派她下凡，就是要让她代替唐朝皇帝统治天下。

又过了几月，有个官员名叫傅游艺，联络了关中地区九百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即位称帝。武则天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游艺的官职，结果劝她做皇帝的人越来越多。据说当时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百姓、各族首领、和尚道士，上劝进表的有六万多人。

公元690年九月，武则天接受大家的请求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第四十一章
安禄山叛乱

延和元年（712年），李隆基称帝，即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庙号为“玄宗”），亦称为唐明皇。玄宗在位年间，是唐代由盛变衰的关键时期。

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他们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四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就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

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中一个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年轻时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下令把安禄山释放。

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的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

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三年，他又兼任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节度使。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经常把珍珠宝贝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

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总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

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的心。”

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真对他一片忠心，心里更高兴了，以后又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住的一样华丽的府第。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还让杨贵妃把他收作干儿子。安禄山可以在内宫随便进出，和皇上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八千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就准备叛乱。

没多久，李林甫病死，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凭着他的外戚地位接任了宰相。杨国忠本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要谋反，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哪里会相信。

日子一长，安禄山的谋反的迹象渐渐暴露出来了。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三十二名汉将都撤换了，由他自己另外委派。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也推托有病不去，唐玄宗开始对安禄山怀疑起来。但是无论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

公元755年十月，安禄山经过周密准备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

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

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南下。十五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地。中原一带已经有百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得意洋扬扬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哪知道，没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东都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第四十二章
朋党之争

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

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一些依附宦官的朝官又分成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闹了四十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叫做“朋党之争”。

这场争吵还是在唐宪宗在位时候开始的。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能够直言敢谏的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个下级官员，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两个人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看了卷子，认为这两个人符合选拔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

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看到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了他短处，就更加生气。他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人被推荐，完全是因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试官降了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依靠他父亲的地位做了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李德裕对李宗闵批评他父亲这件事，仍旧记恨在心。

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进士考试，有两个大臣因为熟人应考，私下里托过考官，考官钱徽没卖他们的面子。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考，被选中了。这些大臣就向唐穆宗告发钱徽徇私舞弊。唐穆宗问翰林学士，李德裕说真有这样的事。唐穆宗就把钱徽降了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

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把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然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明争暗斗得厉害。

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他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去当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那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上算呢。”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使李德裕气得要命。

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挺懊悔，对牛僧孺也疏远了。

唐文宗本人也受宦官控制，没有一定的主见，他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用牛僧孺。一派掌了权，另一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唐文宗也闹不清谁是谁非，想起这件事就叹气说：“要平定河北容易，要除掉朝廷的朋党可真难啊！”

牛、李两派为了争权夺利都讨宦官的好。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杨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办酒席请杨钦义，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唐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

到了唐武宗即位，李德裕果然当了宰相。他竭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

李德裕得到武宗信任当了几年宰相，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死，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就是唐宣宗。唐宣宗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即位第一天就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谪到崖州（今广东海南岛）。

闹了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好收拾了。

第四十三章
唐王朝的末日

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唐僖宗回到长安。这时候，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扩大势力，争夺地盘，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宣武（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节度使朱温。朱温出身贫苦家庭，从小游手好闲，他家兄弟三个数他最凶恶奸诈。黄巢起义后朱温参加了起义军并受到黄巢重用，到了起义军危急的关头，他却带兵叛变投靠唐朝，为唐王朝帮了大忙。唐僖宗给他高官厚禄，还赏他一个名字叫“全忠”，派他镇压起义军。

当黄巢从长安退到河南的时候兵力还很强，有一次，黄巢军攻打汴州，朱温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打败了起义军，回到汴州朱温假意殷勤招待，他大摆酒宴，趁李克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派兵把驿馆团团围住，想把李克用害死。李克用靠几个亲兵拼命救出才突围逃走，打那时起李克用就跟朱温结下了冤仇。这两支割据力量一直互相攻打，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李克用只能保住河东地区。

唐僖宗病死后他的弟弟唐昭宗李晔（yè）想依靠朝臣来反对宦官，但一次次都失败了。后来宦官把唐昭宗软禁起来，另立了新皇帝。

这件事给野心勃勃的朱温一个好机会。朱温派出亲信偷偷溜进长安，跟宰相崔胤秘密策划。崔胤有了朱全忠做后台胆儿也壮了，就发兵杀了宦官头目刘季述，迎接唐昭宗复位。

唐昭宗和崔胤还想杀所有宦官，另一些宦官就投靠另一个藩镇、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

崔胤向朱温求救，朱温带兵进攻凤翔，要李茂贞交出唐昭宗。李茂贞兵力敌不过朱温，连连打败仗。朱温大军把凤翔城包围起来，最后城里的断粮又碰到大雪天，饿死、冻死的兵士和百姓多得没法数。李茂贞被围在孤城里毫无出路，只好投降。

朱温攻下凤翔，把唐昭宗抢了过来带回长安，从此唐王朝政权就从宦官手里转到朱温手里，唐昭宗日子更不好过。

朱温掌了大权把宦官全部杀光，又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离开长安时，朱温派人把长安的宫室、官府和民屋全部拆光，把材料运到洛阳，还逼迫长安的官吏、百姓一起搬到洛阳去。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在兵士的驱赶下赶路。一路上，大家一面哭泣，一面痛骂祸国殃民的叛贼朱温。

唐昭宗到了洛阳，还想秘密召各地藩镇来救他，但是还没有盼到，朱温已经动手把唐昭宗杀了。他另立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做傀儡，就是昭宣帝。

宦官完了，皇帝也完了，留下的还有一批唐王朝的大臣。朱温手下的谋臣对朱温说：“你要干大事，这批人最难对付，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

有一个谋士李振，绰号叫猫头鹰，因为考进士没中就特别痛恨朝臣。他跟朱温说：“这批人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作‘清流’，应该把他们扔到浊流（指黄河）里去。”朱温依了他的话，在一个深夜，把三十几名朝臣集中起来杀掉，扔到黄河里。

公元907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叛徒朱温成了梁太祖。统治了将近三百年的唐朝就宣告结束。

第四十四章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赵匡胤，中国北宋王朝的建立者。960年，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宋太祖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

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平定。

为了这件事，宋太祖心里总不大踏实。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地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了。”

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

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

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想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到时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他们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为我们想得太周到啦！”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

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释”就是“解除”）。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

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

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叨叨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第四十五章
李后主亡国

宋太祖稳定内部后雄心勃勃，准备出兵统一全国。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留下来的北方有北汉，南方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等，要统一全国，该先从哪里下手呢？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呢？宋太祖想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

一天夜里，风雪交加，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寒冷的夜里，还有谁会来找他？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看大吃一惊：来人竟是宋太祖。

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肉，叫他老妻拿出酒来招待。

赵普问：“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

宋太祖说：“我想起一件事，反正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赵普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就会受到辽朝的威胁。还不如先削平南方，回过头来再打北汉。小小北汉，不过像弹丸一样大，晚一点收拾也跑不了。”

宋太祖笑着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以后，约莫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十分昏庸无能的人，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南唐最后一个国主李煜（yù）历史上称南唐后主，他是一个著名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以维持他的地位。后来，他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着慌起来，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江南国主”。但是这一点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今安徽贵池），进驻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计，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潘美听了这个计策马上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南唐君臣正在喝酒。李后主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

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过了三天，宋军搭好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降的降，十万宋军很快就打到金陵城边。

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呢。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旗帜。李后主这才大吃一惊，回宫以后，立刻派大臣徐铉（xuàn）到东京去求和。

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

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

徐铉没话说，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末军围城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

徐铉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手按利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

徐铉眼看再恳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没有希望，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十五万大军来救。兵到皖口，受到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起北风，大火反而烧了自己，南唐军全军覆没。

曹彬派人进城告诉李后主，劝他趁早投降，免得城里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毁灭。后主还想拖下去，曹彬就下令攻城。

第二天，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杀。但是他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降了。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对他还比较优待。但是李后主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君变成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辛酸，每天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被俘后，在开封被封为违命侯，拜左千牛卫将军。

第四十六章
元昊建立西夏

宋真宗，宋朝第三位皇帝，名赵恒（公元968～1022年），宋太宗第三子，公元997年继位，1022年崩，享年55岁，在位26年。公元1004年秋，辽国大军南下，欲侵略大宋，宋真宗用妥协求和的办法安抚辽朝那一头，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贵族却趁宋朝忙着对付辽朝的机会经常侵犯宋朝边境。宋真宗疲于应付，只好妥协退让，封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公元1004年李继迁死后，又封他的儿子李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他们大批银绢，这才平稳了三十多年。

李德明的儿子元昊（hào）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精通汉文和佛学，多次带兵打败吐蕃、回鹘等部落扩大地盘，他劝说德明不要再向宋朝称臣。德明不愿跟宋朝决裂，对儿子说：“我们30年来，能够穿上锦衣，都是宋朝的赏赐，可不好背叛他们啊！”

元昊说：“穿皮毛，牧牛羊，这是我们党项的风俗。英雄好汉应该创立自己的事业，哪能贪图这点好处？”

德明说：“依你说该怎么办？”

元昊说：“我们得到的赏赐，只是我们自己享受，可是部落的人还很穷困。依我看，不如拒绝朝贡，训练兵马，力量小时可以去掳掠，大了可以去夺取土地，这样上下都能富裕起来，岂不更好。”

可是李德明还是不肯接受他的意见。直到德明死去，元昊继承了西平王的爵位才按照自己的主张设置官职、整顿军队，他准备摆脱宋朝的控制，自立门户。

元昊的叔父山遇劝他不要反宋，元昊不听。山遇逃奔宋朝，宋朝的延州官员怕得罪元昊，反把山遇抓起来送还元昊。元昊知道他的意图已经暴露，就在公元1038年正式宣布即位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因为它在宋朝的西北，历史上叫做西夏。

元昊即位以后，上表要求宋朝承认。那时宋真宗已死，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宋朝君臣议论了一下，认为这是元昊反宋的表示，就下令削去元昊西平王爵位，断绝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元昊。这一来激怒了元昊，他决定大举进攻。

那时候，宋军在西北驻防兵士有三四十万人，但是这些兵士分散在24个州的几百个堡垒，而且各州人马都直接由朝廷指挥，互相不配合，而且宋军好久没有打仗，兵士缺乏训练。而西夏的骑兵却是集中指挥，机动灵活，所以宋军常常打败仗。

过了一年，西夏军进攻延州，宋军又打了一个大败仗。宋仁宗十分恼火，把延州知州范雍撤了职，另派大臣韩琦和范仲淹到陕西指挥抗西夏的战争。

范仲淹到了延州，把边境上的军事制度作了一番改革。他把延州16000人马分为六路，由六名将领率领，日夜操练，使原来十分散漫的宋军提高了战斗力。

西夏将士看到宋军防守严密，不敢进犯延州。他们议论说：“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有几万甲兵，可不像大范老子（指范雍）那样好欺负了。”

范仲淹分析了双方兵力，主张加强防守，牵制西夏兵力，但是韩琦却主张进攻。

公元1041年二月，西夏军由元昊亲自率领进犯渭州，韩琦集中所有人马还选了18000名勇士，由任福率领出击。

任福带了几千骑兵赶了一阵，见到一支西夏兵，双方打了一阵，西夏兵丢下战马、骆驼就逃。任福派人侦察，听说前面的敌兵不多，就在后面紧紧追赶。赶了三天三夜，来到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天色已经黑下来。任福命令将士就地休息，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和预先约定的另一支宋军会师，把敌兵杀个片甲不留。

第二天，任福带着宋军沿好水川西进，到了六盘山下，没有发现西夏兵。只见路边有几只银泥盒子，封得十分紧密。兵士们走上前去，拿起银泥盒子听了一下，里面还发出一种跳动声音。兵士报告任福，任福吩咐兵士把盒子打开，只听得“噗噗”几声接连飞出100多只带哨的鸽子，在宋军头上盘旋飞翔。

原来，那小股西夏兵的败退是假的，元昊带了10万精兵早已在六盘山下布置好埋伏，只等那些鸽子飞起，四面的西夏兵就一齐杀出将宋军紧紧包围。宋军奋力突围，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敌阵里挥动一面大旗，又有大批西夏兵从两边杀出。宋兵边打边退，许多人退到悬崖摔死，任福也身中十多支箭。兵士劝他逃脱。任福说：“我身为大将，现在兵败，只有以死报国。”他又冲了上去，被西夏兵刺杀了。

这一仗，元昊取得大胜，宋军死伤惨重。韩琦听到这消息十分伤心，他上书请朝廷处分，宋仁宗把韩琦撤了职。范仲淹虽然没直接指挥这场战争，但是被人诬告，也降了职。

打这以后，宋夏多次发生战争，宋军连连损兵折将，宋仁宗不得不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防守边境。他们两人同心协力，爱抚士卒，严肃军纪，西夏才不敢再讲攻。

第四十七章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

宋仁宗做了四十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仁宗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就病死了，太子赵顼（音xū）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做过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yìn）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约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他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他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地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召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朝廷名义上有四名宰相，但病的病老的老，有的虽然不病不老，可一听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大权抓起来，这样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变法的人不少，神宗就动摇起来。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第四十八章
岳家军大破兀朮

岳飞，南宋历著名战略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岳飞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则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联结河朔之谋的缔造者。同时又是两宋以来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之首。

岳飞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他出生那年黄河决口，家乡闹了一场水灾，家里生活很困苦。岳飞从小刻苦读书，尤其爱读兵法，他力气大，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三百斤的大弓。后来，听说同乡老人周同武艺高强，岳飞就拜周同做老师，他学得一手好箭，左右开弓能百发百中。

后来，岳飞从了军，金兵南下的时候他在东京当小军官。有一次，他带了一百多名骑兵在黄河边练兵，忽然对面来了大股金兵。兵士们都吓呆了，岳飞却不慌不忙地说：“敌人虽然多，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兵力多少。我们可以趁他们没准备的时候击败他们。”说着，就带头冲向敌阵，斩了金军一名将领。兵士们受到岳飞的鼓励也冲上去，果然把金军杀得七零八落。

这一来岳飞的勇敢出了名，过了几年，他在宗泽部下当将领。宗泽很器重岳飞，对他说：“像你这样智勇双全，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但是光靠冲锋陷阵，毕竟不是常胜的办法。”他交给岳飞一份古代的阵图，说：“你拿这个去好好研究一下。”

岳飞接过阵图向宗泽道谢了，他回复说：“按照阵图作战，这是兵法的常规。至于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还得靠当将领的善于用心。”

宗泽听了连连点头，赞赏这个青年将领的见解。

岳飞跟宗泽一样，把抗金作为自己的职责。宋高宗即位以后，他就马上写了一份奏章，希望高宗能亲自率领宋军北伐，激励士气，恢复中原。他还批评了黄潜善、汪伯彦一伙投降派的主张。

奏章一上去，宋高宗不但不听，反而嫌岳飞小小将官多管闲事，于是革了他的军职。

宗泽死后，岳飞归东京留守杜充指挥。金兵大举进攻，杜充逃到建康；金将兀朮攻打建康，杜充又可耻地向金军投降。杜充手下的将士都散了伙，只有岳飞的队伍仍旧坚持在建康附近战斗，而且趁兀朮北撤的时候，他跟韩世忠配合，把兀朮打得大败。

金兵北撤以后，宋高宗从温州回到临安。金朝在中原地区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刘豫，国号大齐，充当金朝的帮凶骚扰南宋地界。这时岳飞率领将士多次打退了金齐联军，建立战功。三十二岁的时候，岳飞已经从一个普通将领提升到节度使的地位，跟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驾齐驱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词《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的壮志豪情。词的上半首是：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岳飞一心恢复中原，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宋高宗曾经为他造一座住宅，岳飞推辞了，他说：“敌人还没消灭，哪里顾得上家呢？”有人问他说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

岳飞平时十分注意练兵。部队休整的时候他也带将士穿着铁甲冲山坡，跳壕沟，要求像打仗时一样严格。有一次，他儿子岳云在骑马冲山坡时因为战马失足摔倒在地，岳飞知道后就狠狠责打了岳云。别的兵士看到主将对自己的儿子都这样严格，就格外认真操练了。

在岳家军里军纪特别严。一次，有个兵士擅自用百姓一束麻来缚柴草，被岳飞发现，立刻按军法严办。岳家军行军经过村子夜里都露宿在路旁，老百姓请他们进屋，却没有人肯进去。岳家军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岳飞对待将士要求十分严格，又关心爱护。兵士生病，他常常亲自替他们调药；部下将领出征的时候，他就叫妻子岳夫人慰问他们的家属；将士在战争中阵亡，就由军中抚育他们的子女；上级赏给他的财物他也一概分配给将士，自己家里丝毫不留。

经过这样的训练和照顾，岳家军将士士气旺盛，作战勇猛。作战之前，岳飞总是先召集将领一起商量作战方案，然后才出战。所以岳家军打起仗来每战必胜，金军将士见到岳家军没有一个不害怕的。当时金军中流传着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一批名将，再加上各地百姓组织的义军的配合，要打退金兵本来是有条件的。但是宋高宗不顾岳飞等人反对，一味向金朝屈辱求和。公元1139年，宋高宗竟向金朝称臣，答应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作为回报金朝则把陕西、河南一带土地“偿还”南宋。

公元1140年十月，金朝又撕毁和约，以兀朮为统帅发动全国精锐部队，分四路大举进攻。不到一个月，根据和议还给南宋的土地全被金军夺去，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宋高宗这才不得不下诏书，要各路宋军抵抗。

岳飞得到这个命令，立刻一面派部将王贵、牛皋、杨再兴等分路出兵，一面派人到河北跟义军首领梁兴联络，要他率领义军在河东、河北包抄敌人后方。岳飞坐镇在郾城指挥。

过了几天，几路人马纷纷告捷，先后收复了颍昌（今河南许昌东）、陈州（今河南淮阳）和郑州。金军统帅兀朮在东京听到岳飞进兵大为恐慌，连忙召集部下将领一起商量对策。大家纷纷议论，说宋朝别的将领还容易对付，就是岳家军攻势难当。但是既然来了，只好集中全力跟岳家军拼一下，接着兀朮就和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带大军进攻郾城。

兀朮大军来到郾城，宋金双方都摆开战场。岳飞先派他儿子岳云领着一支精锐骑兵打先锋，他对岳云说：“这次出战，只能打胜仗。如果不能打胜，回来就先砍你的头！”

岳云答应一声就带头冲上阵去，宋军随着岳云奋勇拼杀，杀得金兵丢下了遍野的尸首。

兀朮败了一阵，就调用他的“铁浮图”进攻。“铁浮图”是经过兀朮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这支人马都披上厚厚的铁甲，以三个骑兵编成一队居中冲锋；又用两支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叫做“拐子马”。

岳飞看准了拐子马的弱点，命令将士上阵时候带着刀斧，等敌人冲过来就弯着身子专砍马脚。马砍倒了，金兵跌下马来，岳飞就命令兵士出击，把铁浮图、拐子马打得落花流水。兀朮听到这消息哭得挺伤心，他说：“自从起兵以来全靠拐子马打胜仗，这下全完了。”但兀朮不肯认输，过了几天，又亲自率领十二万大军进攻宋军。岳飞部将杨再兴带领三百名骑兵在前哨巡视，见到金兵立即投入战斗，杀伤敌人两千多人，杨再兴也中箭牺牲。这时，宋将张宪从后面赶上，杀散金兵，兀朮才不得不逃走。

兀朮在郾城失败，又改攻颍昌。岳飞早料到这一着，派岳云带兵救援颍昌。岳云带领八百骑兵往来冲杀，金兵竟没人能抵挡。后来宋军步兵和义军分左右两翼包围，金兵又打了个大败仗。

这时候，由梁兴率领的太行山义军和黄河两岸的各路义军也纷纷响应抗金号召。他们打起岳家军的旗帜到处打击金军，截断了金军的运粮线。金兵看了吓得心惊胆战。

岳家军节节胜利，一直打到距离东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

河北的义军听到岳家军打到朱仙镇都欢欣鼓舞，他们渡过黄河来同岳家军会合。老百姓用牛车拉着粮食慰劳岳家军，有的还顶着香盆来欢迎，个个兴奋得直流眼泪。

岳飞眼看胜利形势也止不住心里的兴奋，他鼓励部下说：“大家努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府的时候，再跟各路弟兄痛痛快快喝酒庆祝胜利吧！”

第四十九章
绍兴和义

岳飞在朱仙镇大捷，逼近东京。兀朮眼看在东京待不下去，决定渡过黄河北撤。当他带着金兵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个书生拦住他的马说：“大王（指兀朮）别走了。岳少保（‘少保’是岳飞的官衔）马上会撤兵，东京一定没事儿。”

兀朮很奇怪，问那个书生说：“岳飞用五百骑兵打败我们十万大军，百姓日夜盼他们打过来，东京还能守得住？”

那个书生说：“朝廷里有权臣，大将要在外面立功是不可能的。依我看，岳少保自己性命难保，哪儿还谈得上立功？”

兀朮听了恍然大悟，马上拨转马头带兵回到东京。

书生所说的那个“权臣”，就是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huì）。

秦桧本来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当宋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的时候，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跟随他们一起被俘到金京。秦桧在金太宗面前低声下气百依百顺，金太宗认为他很有才干，就把他派到大将挞懒部下当军事参谋。

这时候，金朝发现南宋抗金力量越来越强大，又有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坚决主张抗战，不好对付，就决定把秦桧放回南方充当内奸。公元1130年，挞懒攻打楚州（今江苏淮安）的时候，金军把秦桧和他的妻子放回南宋。

秦桧来到越州宋高宗的行宫求见，天花乱坠地编造了一通谎话，说他在楚州怎样杀死敌人的看守，怎样夺了一条船逃出来。当时就有不少大臣怀疑，楚州到这儿路远迢迢，秦桧怎能越过金兵防线逃回来，难道金兵没有追捕？再说，即使敌人防备不严，他偷跑时也一定十分匆忙，又怎能带着王氏一起走？

但是，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跟秦桧是老朋友，他竭力在高宗面前帮秦桧说话，并且说秦桧是个既可靠又能干的人才。宋高宗本来就日思夜想要跟金朝讲和，听说秦桧从金朝回来且熟悉金朝内情，立刻召见秦桧。

秦桧第一次朝见高宗，就劝高宗跟金人讲和，还送上了代朝廷起草的一份求和信。

宋高宗接见秦桧之后，觉得秦桧的主张很合他口味。他对大臣们说：“秦桧比谁都忠心，有了他我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呢。”他立刻任命秦桧做礼部尚书，过了三个月，又提升他当副宰相；再过半年，秦桧就成为宰相兼枢密使，掌握了南宋军政大权。

秦桧当了宰相之后，就干起卖国求和的勾当来。因为遭到许多朝臣的激烈反对，他曾经被罢免了宰相职位。但是昏庸的宋高宗还是把秦桧当做心腹看待，过了几年又重新任秦桧为宰相。秦桧利用他的权力和地位勾结金朝，千方百计破坏抗金将领的活动。这回听到岳飞连战连胜准备直捣黄龙府，秦桧就大为恐慌。因为金朝是他的后台，金朝一败他在南宋也就站不住脚。于是，秦桧就唆使宋高宗发出命令，要岳飞从前线撤兵。

岳飞突然接到宋高宗的撤兵命令感到莫名其妙，他派人送奏章给高宗说：金兵已经丧尽士气，我军士气高涨，胜利就在眼前，时机不能错过。他请求高宗取消撤兵命令，允许他继续进军。

秦桧接到岳飞奏章，又想出一个恶毒的手段，他先命令张俊、刘光世等大将的人马从淮北前线撤兵，然后对高宗说，岳飞的军队在中原已经成为孤军，不能再留，叫宋高宗发出紧急金牌，命令岳飞撤军。

岳飞在前线等待高宗的进军诏令，没想到接到的却是朝廷催促退兵的紧急金牌。岳飞接到第一道金牌，正在犹豫，送金牌的快马又到了。从早到晚，快马一个接一个，一连接到十二道金牌。岳飞知道要改变高宗的决定已经没有希望，气愤得泪流满面说：“想不到我十年来的努力，一下子全给毁了。”

岳飞要从朱仙镇退兵的消息传出去，附近百姓十分震惊。他们纷纷聚集在街头拦住岳飞的马，哭泣着说：“我们顶着香盆运着粮草迎接官军，这是金人都知道的事。现在相公要回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岳飞看到这情景也禁不住流下眼泪，他叫左右兵士拿出高宗的诏书来给大家看，说：“朝廷下了紧急金牌，我不能擅自做主留在这里啊！”

百姓们见留不住岳飞都放声痛哭，兵士们也个个心酸掩着脸哭，整个朱仙镇响起一片哭声。

岳飞心里不忍，宣布暂缓五天撤兵，让愿意跟随他们的百姓一起走。过了五天，岳家军开始撤兵的时候，当地百姓成群结队随军南迁。后来，岳飞奏请朝廷，把这些百姓安置在南方安家垦荒。

兀朮打听到岳家军已走，马上重整旗鼓向南进攻，本来被岳飞收复的河南许多州县，一下子又丢失得精光。

秦桧和宋高宗决心向金朝求和。他们恐怕受到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阻挠，就把他们召回京城，让韩世忠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这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秦桧夺了岳飞的兵权，就派人向金朝求和。公元1141年十一月，金朝派使者到临安谈判议和条件。谈判结果：宋、金之间，东面以淮河为界，西面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历史上把这次屈辱投降的和约叫做“绍兴和议”（绍兴是高宗的年号）。

第五十章
文天祥起兵

元军侵入中原后，进逼临安。四岁的皇帝赵显，只是挂个名的。他祖母谢太后和大臣们一商量，赶紧下诏书要各地将领带兵援救朝廷。诏书发到各地，响应的人很少，只有赣州的州官文天祥和郢州（今湖北钟祥）守将张世杰两人立刻起兵。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从小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立志要向他们学习。二十岁那年，文天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了他的救国主张，他因此受到主考官的赏识，中了状元。

文天祥在朝廷做了官后，马上发现贾似道和一批宦官都是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有一回，蒙古军攻打南宋，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跑，文天祥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杀掉董宋臣，免得动摇民心。为了这件事，他反被撤了职。后来，文天祥回到临安担任起草诏书的工作，又因为得罪贾似道在他三十七岁那年竟被迫退休。一直到了南宋王朝快要灭亡的危急时刻，文天祥才被派到江西去担任赣州的州官。

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立刻招募了三万人马准备赶到临安去。有人劝他说：“现在元兵长驱直入，您带了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人马去抵抗，好比赶着羊群去跟猛虎斗，明摆着要失败，何苦呢？”

文天祥泰然回答说：“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道。但是国家养兵多年，现在临安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为国难出力，岂不叫人痛心！我明知道自己力量有限，宁愿以死殉国。但愿天下忠义的人闻风而起，人多势大，国家才有保全的希望。”

文天祥排除种种阻挠带兵到了临安，右丞相陈宜中派他到平江（今江苏苏州）防守。这时候，元朝统帅伯颜已经渡过长江分兵三路进攻临安，其中一路从建康出发，越过平江，直取独松关（今浙江余杭）。陈宜中又命令文天祥退守独松关。文天祥刚离开平江，独松关已经被元军攻破，想再回平江，平江也失守了。

文天祥回到临安跟郢州来的将领张世杰商量，向朝廷建议集中兵力跟元军拼个死战，但是胆小的陈宜中说什么也不同意。

伯颜带兵到了离临安只有三十里的皋亭山（在今杭州东北），朝廷里一些没有骨气的大臣，包括左丞相留梦炎都溜走了。谢太后和陈宜中惊慌失措，赶紧派了一名官员带着国玺和求降表到伯颜大营求和。

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陈宜中害怕被扣留，不敢去元营，逃往南方。张世杰不愿投降，气得带兵乘船出海。谢太后没办法，只好宣布文天祥接替陈宜中做右丞相，要他到伯颜大营去谈判投降。

文天祥答应到元营去，但是他心里另有打算。他带着大臣吴坚、贾余庆等到了元营，见了伯颜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反而严正地责问伯颜说：“你们究竟是想跟我朝友好呢，还是存心消灭我朝？”

伯颜说：“我们皇上（指元世祖）的意思很清楚，并不是要消灭宋朝。”

文天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请你们立刻把军队撤退到平江或者嘉兴。如果你们硬要消灭我朝，南方军民一定跟你们打到底，这对你们未必有好处。”

伯颜把脸一沉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们再不老实投降，只怕饶不得你们。”

文天祥也气愤地说：“我是堂堂南宋宰相。现在国家危急，我已经准备好拼一死报答国家，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毫不害怕。”文天祥洪亮的声音，庄严的语言，把伯颜的威胁顶了回去，周围的元将个个吓得惊奇失色。

双方会见之后，伯颜传出话来，让别的使者先回临安去跟谢太后商量，却把文天祥留下来。文天祥知道伯颜不怀好意，遂向伯颜抗议。伯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您别发火。两国和议大事，正需要您留下商量嘛。”

随同文天祥到元营的吴坚、贾余庆回到临安，把文天祥拒绝投降的事回奏谢太后。谢太后一心投降，改任贾余庆做右丞相，到元营去求降。伯颜接受降表后，再请文天祥进营帐，告诉他朝廷已另外派人来投降。文天祥气得把贾余庆痛骂一顿，但是投降的事已无法挽回了。

公元1276年，伯颜带兵占领临安，谢太后和赵显出宫投降。元军把赵显当做俘虏押送大都（今北京市），文天祥也被押到大都去。一路上，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从敌人手里逃脱，路过镇江的时候他和几个随从人员商量好，瞅元军没防备逃出了元营，乘小船到了真州。

真州的守将苗再成听到文丞相到来十分高兴，他打开城门迎接。苗再成从文天祥那里知道临安已经陷落，表示愿意跟文天祥一起集合淮河东西的兵力打退元兵。

文天祥正在高兴，哪知道守扬州的宋军主帅李庭芝听信谣言，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是元军派到真州去的内奸，就命令苗再成把他杀死。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这样的人，但是又不敢违抗李庭芝的命令，只好把文天祥骗出真州城外把扬州的来文给他看，并叫文天祥赶快离开。

文天祥没办法，又带着随从连夜赶往扬州。天没亮他们就到了扬州城下等候开门进城，这时城门边一些等着进城的人坐着没事在闲谈。文天祥一听，知道扬州正在悬赏缉拿他，不能进城了。

文天祥等十二个人为了避免被缉拿，就改名换姓化了装，他们专拣僻静的小路走，想往东到海边去找船向南转移。

十几个人走了一程，正遇到一队元朝的骑兵赶了上来，他们躲进一座土围子里，幸亏没被元兵发现。

从扬州到高邮，文天祥一路颠沛流离，饥寒交迫。随从的人逃的逃、死的死，十二人只剩下六人。疲惫不堪的文天祥再也走不动了，他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跌倒了又爬起来，咬着牙前进。幸好遇上一群樵夫，见他们是遇难的，就热情相助，拿来一个箩筐，让文天祥坐在里面，由六个人轮流抬着走。他们历尽艰险，才到达高邮。但高邮方面收到李庭芝的文书，严防文天祥攻城。文天祥不敢进城，又向泰州（今江苏泰州）前进。

泰州有船可到通州（今江苏南通），但沿路有蒙元大军出没，非常危险。文天祥以孤舟一叶，昼伏夜出，虽多次与对手遭遇，但还是有惊无险地到达通州。他在一首诗中风趣地说：“行客不知身世险，一窗春梦送轻舠。”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炼，文天祥已经把艰难险阻视作等闲了。

文天祥在通州听说益王、广王在永嘉（今浙江温州）建立了元帅府，号召各地义兵勇士继续抗蒙，就马上决定投奔二王。德祐二年（1276）闰三月，他扬帆入海，回到南宋统治的地方。他计划在闽、广重举义旗，团结各方义兵，统一部署，复兴南宋。

第五十一章
欧洲访客马可·波罗

元世祖在位的时候，成吉思汗时期开始建立的庞大的蒙古汗国已经分裂成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和伊儿四个汗国，元朝皇帝在名义上还是四个汗国的大汗。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西方各国的使者、商人、旅行家纷纷慕名到中国来观光，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玛飞·波罗原来都是威尼斯的商人，兄弟俩常常到国外去做生意。蒙古汗国建立以后，他们带了大批珍宝到钦察汗国做生意。后来那儿发生战争，他们又到了中亚细亚的一座城市布哈拉，并在那儿住了下来。

有一次，忽必烈的使者经过布哈拉，见到这两个欧洲商人感到很新奇，就对他们说：“咱们大汗没见过欧洲人，你们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去见大汗，保能得到富贵。再说，跟我们一起到中国去再安全也没有了。”

尼古拉兄弟本来就是喜欢到处游历的人，听说能见到中国的大汗，怎么不愿意？两人就跟随使者一起到了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忽必烈听到来了两个欧洲客人果然十分高兴，在行宫里接见了他们，问这问那特别热情。

尼古拉兄弟没准备留在中国，忽必烈从他们那儿听到欧洲的情况，要他们回欧洲跟罗马教皇捎个信，请教皇派人来传教。两人告别了忽必烈就离开中国，在路上走了三年多才回到威尼斯。那时候，尼古拉的妻子已经病死，留下的孩子马可·波罗已经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了。

马可·波罗听父亲和叔父说起中国的繁华十分羡慕，就央求父亲带他到中国去。尼古拉觉得让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放心，就决定带他一起走。

尼古拉兄弟见了教皇之后，带着马可·波罗前往中国，路上又花了三年多时间，在公元1275年到了中国。那时忽必烈已经即位称帝，听到尼古拉兄弟来了，派人从很远的地方把他们迎接到上都。

尼古拉兄弟带着马可·波罗进宫拜见元世祖。元世祖一看尼古拉身边多了一个少年，诧异地问这是谁，尼古拉回答说：“这是我的孩子，也是陛下的仆人。”

元世祖见到马可·波罗英俊的样子连声说：“你来得太好了。”

当天晚上，元世祖特地在皇宫里举行宴会欢迎他们，后来又留他们在朝廷里办事。

马可·波罗非常聪明，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元世祖发现他进步很快十分赏识他，没有多久就派他到云南去办事。元世祖喜欢了解各地风俗人情，过去朝廷使者到各地去视察，回来的时候，元世祖问起风俗人情他们都讲不出。马可·波罗出去后，每到一处都留心考察风俗人情，回到大都就向元世祖详细汇报。元世祖听了直夸马可·波罗能干，以后凡是有重要的任务他总派马可·波罗去。

马可·波罗在中国整整住了十七年，被元世祖派往许多地方视察，还经常出使到国外，到过南洋好几个国家。他在扬州待过三年，据说还在那里当过总管。

日子一久，三个欧洲人不免想念家乡，三番五次向元世祖请求回国。但是元世祖宠着马可·波罗，舍不得让他们走。恰好那时伊尔汗国国王的一个妃子死了，派使者到大都来求亲，元世祖选了一个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赐给伊尔汗国国王做王妃。伊尔汗国使者认为走陆路太不方便，知道尼古拉他们熟悉海路，就请元世祖派尼古拉他们一起护送王妃回国，元世祖只好答应。

公元1292年，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就和伊尔汗国使者一起，离开中国乘海船经过印度洋把阔阔真护送到了伊尔汗国。又经过三年的跋涉，他们才回到威尼斯。

这时候，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二十年，当地人很久没听到他们的消息都以为他们死在国外了。现在看到这父子叔侄三人穿着东方的服装回来，又听说他们到过中国并带回许多珍珠宝石，当地人都轰动了。人们给马可·波罗起个外号，叫“百万家产的马可”。

没有多久，威尼斯和另一个城邦热那亚发生冲突，双方的舰队在地中海里打起仗来。马可·波罗自己花钱买了一条战船，亲自驾驶参加威尼斯的舰队。结果，威尼斯打了败仗，马可·波罗被俘被关在热那亚的监牢里。热那亚人听说他是个著名的旅行家，纷纷到牢监里来访问，请他讲东方和中国的情况。

跟马可·波罗一起关在监牢里有一个名叫鲁思梯谦的作家，他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都记录了下来编成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一名《东方闻见录》）。在游记里，马可·波罗把中国的著名城市，像大都、扬州、苏州、杭州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还特别称颂中国的富庶和文明。这本书一出版立即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热那亚人因为马可·波罗出了名，就把他释放回国。

打那以后，中国和欧洲人、阿拉伯人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知识开始传到中国来，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也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欧洲。而中国的另一大发明造纸术，则在更早些时候就已经传到欧洲。

第五十二章
和尚成元帅

元朝末年，在刘福通红巾军转战北方的时候，濠州郭子兴红巾军正在壮大起来。

郭子兴本来是定远（今安徽定远）的一个财主，因为出身低微经常受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他心里气不过，就加入了白莲会。郭子兴拿出家里的钱财摆酒杀牛结交江湖好汉，只等一有机会就杀死那批贪官污吏出口恶气。

公元1352年，就是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郭子兴看见时机成熟，就和四个朋友一起带着几千个年轻人趁着黑夜打进濠州城。他们杀了州官把濠州城占领了，然后宣布起义，郭子兴和他的四个好友都自称元帅。

元王朝派大将彻里不花带兵围攻濠州。彻里不花害怕红巾军不敢攻城，他在老远的地方扎下营垒，却派兵士在城外捉了一些百姓当做俘虏向上级冒功请赏。城外的老百姓遭到迫害过不了日子，纷纷逃到城里投奔郭子兴，郭子兴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一天晚上，濠州的红巾军正在城门边巡逻，忽然城外来了一个青年和尚，说要投奔红巾军。守门的红巾军兵士怀疑他是元军派来刺探军情的奸细，一面把他捆绑起来，一面派人报告郭子兴。

郭子兴一听，心想也许来的真是投奔他的好汉，就亲自骑马到城门口去察看，只见那个被捆绑起来的和尚虽然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却长得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郭子兴一看心里十分喜欢，马上命令兵士松了绑，把和尚带回元帅府。

那个投奔郭子兴的青年和尚名叫朱元璋，他父亲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一个贫苦农民。朱元璋十七岁那年，淮北地方闹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接着又蔓延了瘟疫，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接连传染上疫病死了。那时朱元璋和他的二哥连买口棺材的钱也没有，亏得邻居帮助他们把父母埋葬了。

朱元璋失去了父母生活没有着落，邻居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到附近的皇觉寺当小和尚混口饭吃。这样朱元璋就出了家。寺院里的小和尚其实是供人使唤的佣人，朱元璋每天伺候师父、师兄，起早摸黑地扫地、上香、敲钟、做饭，日子过得挺苦。

但是，那日子里要在皇觉寺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原来，皇觉寺是靠收租米过日子的，这年灾情严重皇觉寺收不到租米。朱元璋在寺里待了才五十天，眼看要断粮了。这时师父、师兄们一个个离开寺院都到外面化缘，朱元璋也被打发出门，带着小木鱼和钵头到淮西一带流浪讨饭。过了三年，濠州的灾情稍微缓和了一点，他才又回到皇觉寺。

又过了一年，红巾军起义爆发了，朱元璋在寺里不断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一会儿是刘福通占领了颍州，一会儿是芝麻李占领了徐州，到了年底又听到濠州也被红巾军占领了。朱元璋早就听到弥勒佛要下凡救世的传说，现在又听到红巾军到处起兵元兵节节败退，他心想只怕穷人出头的日子到了，于是就离开皇觉寺到濠州来投奔郭子兴。

郭子兴跟朱元璋一谈话，发觉他口齿伶俐，就十分赏识，马上叫他脱下和尚袈裟换上兵士服装，还把他留在身边当亲兵长。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以后马上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他打仗勇敢，又有计谋。郭子兴把他当做心腹看待，出去打仗总要先跟他商量。在起义兵士中，朱元璋的声望渐渐提高了。

郭子兴有个好朋友姓马，在郭子兴起兵那年病死。马公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孤女托给郭子兴照顾。郭子兴把女孩带回家里，交给妻子张夫人抚养，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郭子兴一直想给她选个好女婿，这回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就跟张夫人商量要把马公的女儿嫁给朱元璋。张夫人一听也十分赞成。这样，皇觉寺的小和尚就做了郭元帅的女婿，他的地位不同了。在起义军中，大家都称他“朱公子”。

濠州的红巾军里，连郭子兴在内共有五个元帅。五个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谁也管不了谁。除郭子兴外，另外四个元帅都有点儿江湖气不太讲纪律，郭子兴渐渐看不惯他们，他们也嫌郭子兴。日子一久，五人矛盾越来越深，四个人就合在一起排挤郭子兴。有一次，郭子兴差点被他们害死，亏得朱元璋得到消息把他救了出来。

朱元璋发现起义军的几个将帅胸襟狭窄，在他们手下干事成不了什么气候，就回到老家招兵买马。他少年时候的伙伴徐达、汤和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将领都来投奔，不到十天朱元璋就招募了七百人。后来，他又袭击元军，招降了一批元军。

朱元璋得到大批生力军，他整顿纪律，加紧训练，把手下的军队训练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其声势大振。

定远有个文人李善长是个很有计谋的人，他也来找朱元璋。朱元璋知道他很有学问，就留他在起义军里当谋士。有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说：“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打仗，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

李善长说：“秦朝末年也这样大乱过，汉高祖是平民出身，因为他气量大能够用人才，又不乱杀人，只花了五年时间就统一天下。现在元朝政治这样混乱，天下土崩瓦解，您何不向汉高祖学习呢？”

打那时候起，朱元璋就一心一意想学汉高祖刘邦。

朱元璋带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队伍连续打下滁州、和州。小明王韩林儿在毫州称帝那年郭子兴得病死了，小明王就封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做了副元帅。

郭天叙没有什么指挥的经验，加上红巾军中大多将士都是朱元璋的亲信，朱元璋名义上是副帅，实权全掌握在他手里。没多久，郭天叙在攻打集庆（今江苏南京）的时候被叛徒杀死，朱元璋就当了名副其实的元帅。

朱元璋独掌兵权以后，率领大军大破元朝水军，渡江攻打集庆，集庆五十多万军民投降。朱元璋进了集庆出榜安民，把集庆改名应天府。打那时候起，朱元璋就以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江南一带发展。

第五十三章
胡维庸案件

明太祖朱元璋是农家出身的，对农民生活多少有点了解。他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好像初飞的鸟，不能拔它的毛；新种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负担。以后，他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还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很明显的发展，新建立的明王朝统治也巩固下来。

但是明太祖总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国的功臣，他设立一个叫做“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大臣在外面或者家里有什么动静，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谁被发现有什么嫌疑，就有被打进牢狱甚至杀头的危险。

明太祖对待官员极其严酷，大臣上朝的时候惹他发了火，就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板子，这叫做“廷杖”，大臣都有被当场打死的。这种做法弄得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地向家里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平安无事回到家里，亲人就庆幸他又活了一天。

公元1380年，丞相胡维庸被告发叛国谋反，明太祖立刻把胡维庸满门抄斩，还追究他的同党。这一追究，竟株连文武官员一万五千多人，明太祖一发狠，把那些有胡党嫌疑的人全杀了。

学士宋濂是明朝开国初期跟刘基一起受明太祖重用过的，后来又当过太子的老师。宋濂为人谨慎小心，但是明太祖对他也并不放心。有一次，宋濂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明太宗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备了哪些菜，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明太祖笑着说：“你没欺骗我。”原来，那天宋濂在家里请客的时候，明太祖已暗暗派人去监视了。后来，明太祖在朝廷上称赞宋濂说：“宋濂伺候我十九年，从没说过一句谎言，也没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啊！”宋濂六十八岁那年告老回乡，明太祖送他一幅锦缎，还说：“留着它，再过三十二年做件百岁衣吧！”

胡维庸案件发生后，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揭发成是胡党，于是株连到宋濂。明太祖派锦衣卫把宋濂从金华老家抓到京城，要把他处死。

这件事让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劝明太祖说：“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好来好去，何况是皇帝家的老师呢。再说，宋先生一向住在乡下，他孙子的事他怎么会知道？”

明太祖正在火头上，不肯饶恕宋濂。当天，马皇后陪明太祖吃饭，她呆呆地坐在桌边不沾酒也不吃肉。明太祖感到奇怪，问她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马皇后难过地说：“宋先生犯了死罪，我心里十分难受，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马皇后是跟太祖年轻时候共过患难的夫妻，明太祖平时对她比较尊重，听她这一说，也有点感动，这才下令赦免宋濂死罪改罚充军茂州（今四川茂县）。七十多岁的宋濂禁不起这场惊怕，再加上路上劳累，没到茂州就死了。

过了十年，又有人告发李善长和胡维庸往来密切，明知胡维庸谋反不检举揭发，采取观望态度，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李善长是第一号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亲家。明太祖大封功臣的时候，曾经赐给李善长两道免死铁券。这一年，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可是明太祖一翻脸，把李善长和他的全家七十几口全部处死。

接着，这一次追查胡党，又处死了一万五千多人。

自从胡维庸案件发生以后，明太祖觉得把军政大权交给大臣不放心，就取消了丞相职位，由皇帝直接管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的尚书（官名，部的长官）。他又把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废了，改设左、右、中、前、后五个都督府，他们只负责分别训练兵士，需要打仗的时候要由皇帝直接发布命令。这样一来，明朝皇帝的权力就大大集中了。

事情并没到这里结束。过了三年，锦衣卫又告发大将蓝玉谋反，明太祖杀了蓝玉追查同谋，又有文武官员一万五千多人受株连被杀。

这两件大案，几乎把朝廷功臣一扫而空，明太祖的专制和残暴在历史上也就出了名。

第五十四章
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朱棣，明朝第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

明成祖用武力从他侄儿手里夺得了皇位，有一件事总使他心里不大踏实。那就是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京城里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有的消息更离奇，说建文帝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睛，说得明成祖不得不怀疑。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讨伐他，那岂不可怕？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明成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秘密查问建文帝的下落，但是又不好公开宣布，就借口说是求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

明成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明成祖思量，派人到海外去，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这样既可以宣扬国威也能顺便探听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带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自己多年的宦官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郑和原来姓马，小名叫三保，出生在云南一个回族家庭里。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过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后来他进燕王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聪明能干，得到明成祖的信任，郑和这名字还是明成祖给他起的。但是民间把他的小名叫惯了，所以一直把他叫做“三保太监”，后来，有的书上也写成“三宝太监”。公元1405年六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人们叫的“西洋”，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的船队一共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他们乘坐六十二艘大船，这种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在当时是少见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占城（在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了那么大的船队而且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因为船上有经验丰富的老水手，所以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旧港有个海盗头子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陈祖义分外眼红，他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趁郑和不备时就动手抢劫。

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

郑和心想，我手下有二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既然你要来偷袭，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海港口停泊下来，让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

夜深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这时只听到郑和坐的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能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而且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郑和把陈祖义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高兴得眉开眼笑。

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所以打那以后，他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将近三十年里，郑和出海七次，前前后后一共到过印度洋沿海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过非洲的木骨都束国（在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

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得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由祖母徐太后和三个老臣掌权。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七次，国家花费太大，去国外航行的事业就停了下来。

郑和的七次远航，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航海技术已经有很高的水平。通过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里还流传着三保太监的事迹。

第五十五章
戚继光驱逐倭寇

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他们和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

公元1553年，在汉奸汪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他们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

倭寇侵略越来越严重，使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他叫严嵩想法子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相信赵文华的鬼话，叫他到浙江去祷告海神。后来，朝廷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yóu）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后来，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山东蓬莱人。他到了浙江先检阅军队，发现那儿的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打仗，就决心另外招募新军。戚继光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有一批吃够倭寇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他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四千人。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今浙江临海）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里是戚家军的对手，九次交锋，戚家军每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待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

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就向朝廷告急。于是，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横屿岛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也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这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2000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

戚家军攻下横屿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

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军暂时停止进攻，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攻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敌人六十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了兴化。公元1565年，俞、戚两军再次配合大败倭寇，至此，横行几十年的倭寇基本被肃清了。

第五十六章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努尔哈赤（1559～1626年），爱新觉罗氏。满族。即清太祖。明朝后期，女真族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统一的趋势。

公元1582年至1588年，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各部。以后又合并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各部和长白山东北的东海诸部。在统一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并命人用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

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他十岁那年，母亲死去，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和当地小伙伴在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卖掉挣钱过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还挺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小说。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他们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痛哭一场，葬了祖父和父亲，当时他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就把一股怨恨全集中在尼堪外兰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只得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土伦城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他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到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说：“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真的你给吓糊涂了？”

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两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并先派出一百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过来，他的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了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他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300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努尔哈赤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还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它称为后金。

第五十七章
皇太极施反间计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与袁崇焕交战时为明军所伤，于撤军途中伤重身死，葬于沈阳福陵。

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以后，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动静，特地派使者到沈阳去吊丧。皇太极对袁崇焕窝了一肚子的怨恨，但是因为后金刚打败仗，需要休整，再说他也想试探一下明朝的态度。所以，皇太极不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还派使者到宁远去表示答谢。双方表面上缓和下来，背地里都在加紧准备下一步的战斗。

第二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明军，后金军分兵三路南下，先把锦州城包围起来。袁崇焕料定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决定自己留在宁远，派部将带领四千骑兵援救锦州。果然，援兵还没出发，皇太极已经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亲自到城头上督率将士守城，用大炮猛轰后金军，城外的明军援军也和城里内外夹击，终于把后金军赶跑了。

皇太极又把人马撤到锦州。但是锦州被明军守得严严实实，加上天气转暖，后金军士气低落，皇太极只好退兵。

袁崇焕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焕没有亲自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有心跟他为难，只好辞职。

公元1627年，昏庸的明熹宗死去，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他就是明思宗，也叫崇祯帝（崇祯是年号）。

崇祯帝早就了解魏忠贤作恶多端民愤太大，他一即位就宣布了魏忠贤的罪状，把魏忠贤充军到凤阳。魏忠贤自己知道活不成，走到半路上自杀了。

崇祯帝惩办了阉党，又给杨涟、左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他很想振作一番。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可以恢复辽东。”

崇祯帝听了十分兴奋，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他选拔将才，整顿队伍，军纪严明，士气振奋。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力虚报军功，还不服从袁崇焕的指挥，袁崇焕就使用尚方剑把毛文龙杀了。

皇太极打了败仗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他做好一切准备，公元1629年十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北）绕到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

这一着可出乎袁崇焕的意外，他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但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心急火燎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到了北京他们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此时别路明军也陆续赶到，他们也投入战斗。

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崇祯亲自召见袁崇焕并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他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

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

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崇祯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崇祯帝拉长了脸，责问道：“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

袁崇焕不禁怔了一下，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他正想答辩，崇祯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大牢。

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有蹊跷，就劝崇祯帝说：“请陛下慎重考虑啊！”

崇祯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慎重只会误事。”

崇祯帝拒绝大臣的劝告，一些魏忠贤余党又趁机诬陷。到了第二年，崇祯帝终于下令把袁崇焕杀害。

皇太极用反间计除了对手袁崇焕即退兵回到盛京，打那以后后金越来越强大。公元1635年，皇太极把女真改称满洲：又过了一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叫清，这就是清太宗。

第五十八章
闯王李自成

公元1628年是崇祯帝即位的第二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吃，连草根树皮也掘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却照样催租逼税，老百姓无法忍受下去，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去。这支军队开到金县后（今陕西榆林）兵士们领不到饷，就闹到县衙门去。当时，带兵的将官出来镇压，有个年轻兵士气愤地站出来，带领兵士们把将官和县官杀了，这个兵士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少年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后来，父亲死后，李自成家境穷困，他就到银川驿站里去当马夫，他待人热情，驿卒们也挺喜欢他。

李自成的家一向担负代官府收租税的差使，但米脂连年收成不好，农民拿不出租税。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农民身上盘剥，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租税，就自己一个人借了债把税交了。过了一段时间，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还不起，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得半死，还把他锁上镣铐放在太阳底下晒，也不给东西吃。百姓和驿卒向县官恳求把李自成放在树荫下让他吃点东西，县官也不答应。这一下把群众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砸开李自成身上的镣铐，带着他一起逃出米脂，到甘肃当了兵。

这回，李自成在金县杀了将官后，带着几十个兵士一起投奔王左挂领导的农民军，当上一名头领。

明王朝派出的总督杨鹤看到起义军越来越多十分害怕，他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高官厚禄招降农民军将领。王左挂禁不住诱惑，动摇投降了，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的一支起义队伍自称“闯王”，就决心投奔高迎祥。

高迎祥听到李自成带兵投奔十分高兴，马上叫他担任一个队的将官，大家把他叫做闯将。

高迎祥和别的起义军联合起来转战山西、河北等五个省，声势越来越大，官军到处围剿他都遭到失败。最后，崇祯帝恼羞成怒，调动了各省官军，想把各路起义军全部包围，一口吃掉。

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约了十三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在荥阳商量对策。

荥阳大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敌人兵力太强，不如打回陕西老家避一避再说；也有的不同意，但是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这时候，李自成站起来说：“一个兵士肯拼命，也能奋战一下；我们有十万大军，敌人能拿我们怎么样？”

高迎祥赞许地说：“依你的意思，该怎么办？”

李自成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打破敌人的围剿。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得有理，经过一番商量十三家起义军分成六路，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则向东打出包围圈，直取江淮地区的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农民军出击凤阳，就是要打击明王朝的气焰。

高迎祥、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不到十天就打下了凤阳，把明朝皇帝的祖坟和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一把火烧了。这一着真的震动了明王朝朝廷，崇祯帝听到这消息又急又气，下令把凤阳巡抚处死。

高迎祥和李自成又带兵回到陕西打击官军，他们令明朝的官员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崇祯帝和地方大臣都把高迎祥的队伍看成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他们。有一次，高迎祥带兵进攻西安，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盩厔（今陕西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伏兵拦击，高迎祥没有防备，经过一场激战被捕牺牲。

当时，李自成带领留下的队伍杀了出来。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里十分沉痛，大伙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就拥戴他接替高迎祥做了闯王。打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了。

李闯王的威名越高，越引起明王朝的害怕和仇恨。崇祯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李自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但是因为起义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和李自成的足智多谋，他们多次冲破官军的包围圈，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打击官军。

这时，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献忠、罗汝才都接受明朝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这使李自成的处境增添了困难。

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起义军的动向，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三道埋伏线。他们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

李自成中了敌人的计，当他带领起义军浩浩荡荡开到靠近潼关的山谷地带的时候，两面高山里杀出了大批明军。明军依仗人多和地势有利向起义军发起一次次冲击，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几万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队伍被打散了。

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十七人打退了大批敌人才冲出重重包围，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起来。

明军占领了潼关，派出大批侦骑搜捕李自成，但搜了几个月却毫无信息。后来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明军听后才放松了搜捕。

第五十九章
吴三桂借清兵

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驻守城外的明军最精锐的三大营全部投降。

起义军猛攻北京城。第二天晚上，崇祯帝登上煤山（在皇宫的后面，今北京景山）往四周一望，只见火光映天。他知道形势危急，跑回宫里拼命敲钟想召集官员们来保护他，但等了好久连个人影儿都没有。这时候，崇祯帝知道自己的末日到来，他回到煤山，在寿皇亭边一棵老槐树上吊自杀。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的明王朝自此宣告灭亡。

大顺起义军攻破北京，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地进了紫禁城。北京的百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

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充当起义军的军饷，凡拒绝交付的皆处重刑。当时，也有少数民愤大的皇亲国戚被起义军抓起来杀头。

有个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一个威胁。

李自成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儿子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

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清的，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帝接连下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吴三桂赶到山海关，北京已被起义军攻破。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他犹豫起来。向起义军投降吧，当然是他不愿意的；要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说，北京还有他的家属财产，也舍不得丢掉。最后他决定，既然李自成来招降，不如到北京去看看情况再说。

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越来越近就遇到一些从京城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人一间，先听说他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已经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又听说他最宠爱的歌姬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更是怒气冲天。他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帝报仇。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决定亲自带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听到这消息吓得灵魂出窍。他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

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救信，觉得机会来到，立刻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地向山海关进兵。

清军到了山海关下，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帮他报仇，多尔衮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吴三桂把多尔衮请进关里大摆酒宴，他们杀了白马乌牛，祭拜天地，订立了同盟。

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边，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一字阵，一眼望不到边。老奸巨猾的多尔衮从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坚强料想不容易对付，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

战斗开始了，李自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的左右两翼合围包抄，把吴三桂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突却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

正在双方激烈战斗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一霎间天昏地黑对面见不到人。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出动向起义军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直到风定下来，天色转晴，他们才看清楚对手是留着辫子的清兵。

李自成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进关，想稳住阵脚指挥抵抗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使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

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仗着清兵的势，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回到北京，兵力已经大大削弱。

李自成回北京后，在皇宫大殿里举行即位典礼并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就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

李自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带领清兵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城。公元1644年十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清朝国都。从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开始在中国建立了它的统治。

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duó）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继续抗击清军。到公元1647年，清军进攻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的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这样明朝末年的两支主要起义军都失败了。

第六十章
康熙帝平定三藩

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灭亡的那年，清顺治帝已经病死，他的儿子玄烨（yè）即位，这就是清圣祖，也叫康熙帝。

康熙帝即位的时候才八岁，按照顺治帝的遗诏，由四个满族大臣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这四人叫做辅政大臣。四个辅政大臣中，有个叫鳌拜（鳌áo）的仗着自己掌握兵权，又欺负康熙帝年幼即独断专横，别的大臣和他意见不合就遭到排挤打击。

清王朝进关后，用强迫手段圈了农民大片土地分给八旗贵族。鳌拜掌权以后仗势扩大占地，还用差地强换别旗的好地，遭到地方官的反对。鳌拜诬陷这些官员大逆不道，把反对他的三名地方官处死了。

康熙帝满十四岁的时候想亲自执政。这时候，另一个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发生争执，鳌拜怀恨在心勾结同党诬告苏克萨哈犯了大罪，奏请康熙帝把苏克萨哈处死。康熙帝不肯批准，鳌拜在朝堂上跟康熙帝争了起来，后来竟揎（xuān）起袖子挥着拳头大吵大嚷。康熙帝非常生气，但是一想鳌拜势力不小，只好暂时忍耐，任由他把苏克萨哈杀了。

打那以后，康熙帝决心除掉鳌拜。他派人物色了一批十几岁的贵族子弟担任侍卫，这些少年个个长得健壮有力，康熙帝把他们留在身边，天天练摔跤。

鳌拜进宫去，常常看到这些少年吵吵嚷嚷在御花园里摔跤，他只当是孩子们闹着玩，一点不在意。

有一天，鳌拜接到康熙帝命令，要他单独进宫商量国事。鳌拜像平常一样大模大样进宫去，刚跨进内宫的门槛，忽然一群少年拥了上来围住了他，少年们有的拧胳膊，有的拖大腿。鳌拜虽然是武将出身力气也大，可是这些少年人多又都练过摔跤，鳌拜敌不过他们一下子就被打翻在地。此时任凭鳌拜大声叫喊，也没有人搭救他。

鳌拜被抓进大牢，康熙帝马上要大臣调查他的罪行。大臣们认为，鳌拜专横跋扈，擅杀无辜，罪行累累，应该处死。

康熙帝从宽发落，把鳌拜的官爵革了。

康熙帝用计除掉了鳌拜，朝廷上下都很高兴。一些原来比较骄横的大臣知道这个年轻皇帝的厉害，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当时，南明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是南方有三个藩王却叫康熙帝十分担心。

这三个藩王本来是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一个是引清兵进关的吴三桂，一个叫尚可喜，一个叫耿仲明。因为他们曾帮助清朝消灭南明镇压农民军，清王朝认为他们有功，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此三王合起来叫作“三藩”。

三藩之中，又数吴三桂最强。吴三桂当上藩王之后十分骄横，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他自派官吏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

康熙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势力才行。正好尚可喜年老想回辽东老家，他上了一道奏章，要求让他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但是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和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他们想试探一下康熙帝的态度，都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回到北方的请求。

这些奏章送到朝廷，康熙帝召集朝巨商议。许多大巨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

康熙帝果断地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接着，他就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他撤藩。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自以为是清朝开国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敢撤他的权，那就非反不可了。

公元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明朝将军的盔甲，还在永历帝的墓前假惺惺地痛哭一番，说是要替明王朝报仇雪恨。但是，人们都记得很清楚，把清兵请进中原来的是吴三桂；最后杀死永历帝的还是吴三桂。现在他居然打起恢复明朝的旗号来，这能欺骗谁呢？

吴三桂在西南一带势力大。一开始叛军打得很顺利，从云南一直打到湖南。他又派人跟广东的尚之信和福建的耿精忠联系，约他们一起叛变。这两个藩王有吴三桂撑腰也反了，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三藩之乱”。

三藩一乱，整个南方都被叛军占领。康熙帝并没有被他们吓倒，他一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吴三桂，一面停止撤销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不利，又投降了。

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但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的力量渐渐削弱，处境十分孤立。经过八年战争，他自己知道支撑不下去，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死了。公元1681年，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自杀。清军最后平定了叛乱势力，统一了南方。

但是，正在朝廷庆祝平定叛乱胜利的时候，在我国东北边境又传来沙皇俄国侵犯边境的消息，这就使康熙帝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北方边境上面去。

第六十一章
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私自招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还使用南明的年号。这时候，庄廷已死去，朝廷下令把庄廷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和写序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及当地官吏被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件一共株连到七十多人。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声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也用了南明永历帝的年号。朝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又有三百多人。

因为这些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的，史上就管它叫“文字狱”。

康熙帝做了六十一年皇帝，老死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yìn zhēn）即位，这就是清世宗，又叫雍正帝。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

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吕留良死了他的书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他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

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后拆看来信，见是劝说他反清的大吃一惊，他问张熙：“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

张熙面不改色地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

岳钟琪识：“这话从哪儿说起？”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岳钟琪听后马上翻了脸，他吆喝一声把张熙打进牢监，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追查他是受什么人指使的。

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就是不招，他说：“你们要杀要剐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

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是个硬汉，光靠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出一个软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说：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他听了张熙的话十分感动，决心起兵反清，希望张熙帮他出主意。

张熙开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神罚咒，才慢慢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渐渐热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

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像这个案子还是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另外有不少文字狱则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b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他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第六十二章
曹雪芹写《红楼梦》

乾隆帝连年用兵，军费花费很大，他又六次巡游江南，搞得十分铺张浪费。皇上铺张，下面的官吏也贪污浪费成风，弄得国家渐渐衰弱下来。

就在这时期，在京城流传着一本小说，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

曹雪芹原来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曾祖曹玺（xǐ）曾经得到康熙帝的宠信，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江宁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是个攒钱的差使。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fǔ）接替了这个差使，一家三代前后做了六七十年织造官，不用说家产越来越富，成了一个豪门。

雍正帝即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颙的职，还下令查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但也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打击。

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只好回到北京老家，曹家生活越来越穷，家里的灾难又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郊，在几间简陋的屋子里读书。有时候，他连粮食也不够吃，只好喝点薄粥充饥。

曹雪芹住在郊外环境变了，也接触了一些穷苦百姓，他再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豪华生活，免不了产生许多感触。后来，他决心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这就是《红楼梦》。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贾家从兴盛到衰落的故事。在那个贵族家庭里，大多是一些挥霍享受，专讲吃喝玩乐、放债收租的寄生虫，有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内心肮脏刻薄。小说的主人公，贾家的公子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是一对嫌恶贵族习气、反对封建礼教的青年。在那个环境里，他们想摆脱旧礼教的束缚却没有出路，结果林黛玉受尽歧视害病死去，贾宝玉离家出走当了和尚。而那个贵族大家庭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也像腐朽的大厦一样忽啦啦地倒塌了。

书中，曹雪芹用十分深切同情的笔调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些受压迫凌辱的婢女，又满怀气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在《红楼梦》里，有一段“护官符”的故事，就是专门揭露这些官僚和豪门怎样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

小说里的贾府有一门亲戚薛家。薛家的公子薛蟠，因为跟别人争夺一个婢女行凶打死了人，被害人的仆人告到应天府，知府贾雨村正想派公差到薛家去捉拿凶犯，他的门子暗示他别这样做。退堂以后，贾雨村把门子留下，问他为什么阻止他捉拿凶犯。那门子从袋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民间流传很广的一首叫做《护官符》的歌谣，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贾雨村看不懂。经门子一解说，才知道南京地方有四家豪门大族：贾家是皇亲国戚，史家和王家都是金陵（就是南京）的大官僚；“雪”和“薛”同音，指当地一家富商薛家。这四家结成亲戚，互相勾结，势力大得没法说。当官的要想护住自己的官职，就不能得罪这四家豪门。门子提醒贾雨村说，这次杀人的凶犯正是薛家公子，要是触犯了他们不但要丢掉官职，只怕性命难保。

贾雨村听罢门子的话吓了一大跳，马上打消了捉拿凶犯的念头，还按照门子献的计，把被打死的人说成是急病死去。一桩人命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了结。

曹雪芹花了十年时间，在北京西郊写这部小说，辛劳和疾病把他折磨得十分衰弱。当他写完八十回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爱的孩子得病夭折，曹雪芹受不了这个打击，终于放下了他没有完成的著作离开了人世。

曹雪芹死后，他的小说稿本经过朋友们传抄渐渐流传开来。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又是赞赏又是感动，但是对这样杰出的著作没有全部完成总觉得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后来，又有一个文学家高鹗（è）续写了后四十回，使《红楼梦》成了一部结构完整的小说。

小说《红楼梦》经过一再传抄、翻印，越传越广。一直到现代，大家公认它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人们不但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还从那里了解到我国封建社会快要没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直到现在，从国内到世界各国，都有许多学者研究、考证这部伟大著作，人们把这门学问称为“红学”。

第六十三章
大贪官和珅

乾隆帝做了六十年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了胜利。他志满意得骄傲起来，把自己称为“十全老人”。他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他的宠信，掌握了大权。

有一次，乾隆帝准备出外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乾隆帝十分恼火，问：“这是谁干的好事？”

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见那校尉眉目清秀，态度镇静。乾隆帝心里高兴，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忙问他叫什么名字。那青年校尉回答，他名叫和珅（shēn）。乾隆帝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珅也无不对答如流。

乾隆帝十分赞赏和珅，马上宣布他担任总管仪仗，以后又派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乾隆帝需要什么，他件件都办得十分称心；乾隆帝爱听好话，他就尽说顺耳的。日子一久，乾隆帝把和珅当做亲信，和珅也步步高升，不出十年从一个侍卫提升到了大学士。后来，乾隆帝还把他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那权势更别提有多大了。此时乾隆帝年老力衰，朝政大事就自然落在和珅手里。

和珅掌了大权，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却一味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回，一个叫孙士毅的大臣，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

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啧啧称赞，涎（xián）皮赖脸地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

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了。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

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

“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只珠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

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只珠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了。

乾隆帝在做满六十年皇帝后，传位给了太子颙琰（yóng yǎn），颙琰即位后就是清仁宗，又叫嘉庆帝。

嘉庆帝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乾隆帝一死，他马上把和珅逮捕起来并命令他自杀，还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

和珅的豪富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让大家大吃一惊。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记载着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稀奇古董，多得都数不清，粗粗估算一下，大约值白银八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十年的收入。后来听说，从和珅家中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

参考书目

1．林汉达等著：《上下五千年》，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版。

2．墨人主编：《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

3．朱良南、姜波编著：《中华上下五千年》，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4．杨永胜主编：《中华上下五千年》，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

5．黎娜、于海娣编著：《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6．黄和敏编著：《上下五千年》，湖南少儿出版社2011年版。

7．刘悦霄编著：《中华上下五千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8．韩婷编著：《中华上下五千年》，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版权信息

书名：随便问吧：关于中国文化的108个趣味问题

书号：978-7-5139-0054-6

作者：秦姜 编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简体中文电子版

目录

前言

第1问：影视作品中的皇后为何要自称为“哀家”

第2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红豆是相思的代名词

第3问：为什么妻子对丈夫生气被称为“河东狮吼”

第4问：为什么人们常把随便乱说话的行为叫做“信口雌黄”，“雌黄”又是什么东西

第5问：阿谀奉承为何又叫做“拍马屁”，而不是“拍狗屁”呢

第6问：在影视剧中，清朝皇帝的女儿为什么不叫“公主”，而叫“格格”呢

第7问：皇帝的女婿为何叫做“驸马”

第8问：为什么我们将购物的行为叫做“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呢

第9问：“风马牛不相及”这个俗语中，为何是“风马牛”而不是“雨马牛”或是“风猪羊”

第10问：为什么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而不是“不到长江心不死”呢

第11问：为什么叫“黄花大闺女”而不叫红花、紫花或是别的什么花

第12问：为什么我们说“老虎”、“老鼠”，而不说“老狮”、“老兔”

第13问：平时的俗语中，“吃豆腐”为什么是“占女孩便宜”的代名词

第14问：为什么将说大话叫做“吹牛”而不是“吹马”或“吹猪”呢

第15问：中国为什么称呼媒人为“红娘”，而不是“白娘”、“黄娘”或是其他称谓

第16问：古时候的妓院为什么又被称作“青楼”

第17问：双方第一次见面时给对方出难题的行为为什么叫做“下马威”

第18问：为什么我们常常将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叫做“中山狼”，这“中山狼”是什么狼

第19问：为何我们将花拳绣腿的功夫叫做“三脚猫”功夫，猫不是有四只脚吗

第20问：坏人的帮凶为什么叫做“狗腿子”

第21问：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将吝啬的人比喻成“铁公鸡”

第22问：我们在说某人对某事毫无了解时，为什么用“一问三不知”，而不是“四不知”或是“五不知”

第23问：很世故很油滑的人，为什么叫做“老油条”

第24问：为何将反复多次告诫叫做“三令五申”，而不是“五令九申”或是别的数字

第25问：为什么内部发生祸乱被叫做“祸起萧墙”，“萧墙”是哪一面墙

第26问：中国人素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那么中国的古代有快餐吗

第27问：有一道名菜是叫“宫爆鸡丁”还是“宫保鸡丁”，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第28问：古人是怎么保存热水的呢，他们有暖水瓶吗

第29问：什么是“春秋笔法”，“春秋”是一种写作方法吗

第30问：在没有卫生纸的古代，人们是怎么解决上厕所的问题的

第31问：中国人为何将上厕所又叫做“解手”，是“解放双手”的意思吗

第32问：西湖上有一座桥叫断桥，是因为桥断了才得名的吗

第33问：为什么用“车水马龙”来形容热闹景象

第34问：古代官府的大门前为何要有两个石狮子

第35问：我国古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蒙汗药”到底是什么

第36问：《水浒传》中的好汉为何刚好是108位，多一位少一位行不行

第37问：中国民间“送灶神”时为什么要供奉能粘牙的甜食

第38问：形容勇猛有力量，为什么叫“孔武有力”，“孔武”是谁

第39问：历史上有才能的人太多了，但为何却要“生子当如孙仲谋”呢

第40问：古代大户人家的女子相亲时，真有抛绣球一说吗

第41问：为什么古代的爱情故事有很多发生在寺庙里

第42问：为什么古代家境贫寒的书生在赶考时都会借宿于寺庙中

第43问：为什么说“元宵节”也是中国情人节

第44问：中国人在立冬时有吃饺子的传统，那么立冬为啥要吃饺子呢

第45问：古人没有手机、电脑，他们如何传递紧急消息呢

第46问：为什么很多人都要集中在二月初二这一天理头发

第47问：“无事不登三宝殿”指的是哪三殿

第48问：我们平时生活中经常遵循的“男左女右”的规矩是怎么形成的

第49问：为什么我们会将不遵守诺言的行为叫做“放鸽子”

第50问：为什么史册又叫“汗青”

第51问：“杏林”什么时候成了中医的代名词了

第52问：为什么要将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叫做“走后门”

第53问：中秋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月饼呢

第54问：男女双方正式结婚的这一天，男方并不是官，为何被称作“新郎官”呢

第55问：为什么租房的人要称房屋的主人为“房东”，而不是“房北”、“房南”或是“房西”呢

第56问：为什么把新人完婚的新房称作“洞房”

第57问：“秋千”为什么叫做“秋千”而不叫摆椅之类的

第58问：在没有牙刷牙膏的古代，人们是怎么保持口腔卫生的

第59问：古代没有洗衣粉，过去的人是用什么洗衣服的

第60问：我国古代女子为何要裹小脚

第61问：常见的中式小食品为什么又叫做“点心”

第62问：有一种糕点叫做“沙琪玛”，为什么这种食品的名字这么奇怪

第63问：有一道东北菜为什么叫“锅包肉”这道菜的肉是用锅包着的吗

第64问：市面上卖的老婆饼，是老婆做的饼吗

第65问：杭州菜中有一道名菜叫做“东坡肉”，这道菜跟苏东坡有关系吗

第66问：我们经常吃的“麻婆豆腐”，为什么叫做“麻婆”

第67问：过桥米线和过桥有关系吗

第68问：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何叫黄瓜呢

第69问：我们平时吃的洋葱和过去说的“洋火”、“洋钉”一样都是从外国引进的吗

第70问：我国有一种名茶叫铁观音，这种茶与观音菩萨有关系吗

第71问：什么是“万金油”，难道这种油值万两黄金吗

第72问：“社稷”为何是国家的意思

第73问：兔子和狐狸本来没有任何关系，

第74问：我国传统的中药店为何常常称为“某某堂”，有什么说法吗

第75问：过年过节时，中国人为何总爱放鞭炮

第76问：过年时，长辈为何要给晚辈压岁钱，可以不给吗

第77问：按照传统说法，过本命年时要系上红腰带，这是为什么呢

第78问：中国人喝酒时，为何总是喜欢先碰杯然后再喝

第79问：在古代的公堂上，惩罚罪犯措施为何是打屁股

第80问：为什么用“马马虎虎”来形容做事

第81问：如果一个人做事情特别马虎，为什么说他是“马大哈”，和马有关系吗

第82问：特别看不惯一个人时，为何要用“眼中钉”来形容

第83问：“二百五”这个数字怎么和“傻瓜”联系在了一起

第84问：小偷的别称又叫“三只手”，人不是都只有两只手吗

第85问：中国古人敬称对方时，为何要说是“足下”，和脚有关系吗

第86问：为何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光阴能用长度的计量单位“寸”来形容吗

第87问：为什么我们经常将不好的事情说成是“三长两短”，而不是“两长三短”呢

第88问：女儿为何又叫做“千金”，是千两黄金的意思吗

第89问：写文章请教别人修改时，为何常用“斧正”一词，跟斧头有关系吗

第90问：事情尚未有头绪时，为何叫做“八字还没一撇”

第91问：“拔河”运动没有河，为什么还叫“拔河”呢

第92问：毫无现实根据的编造行为为什么叫做“杜撰”

第93问：为什么是“千里送鹅毛”而不是鸭毛或是其他动物的毛

第94问：钱的作用很大，可是为何我们却偏偏将之与鬼联系起来，称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呢，鬼难道真的会推磨吗

第95问：网上流行的汉字“”，是新造出来的，还是原本就有

第96问：“混账”本来是与账目有关的语言，什么时候开始用来形容人了

第97问：为什么我们会将运气不好说成是“倒霉”，而不是“倒”其他东西

第98问：请求别人帮助时，一般常用“借光”一词，为什么不是借其他东西

第99问：背后给别人使坏的行为为何叫做“穿小鞋”，“穿大鞋”行吗

第100问：绿颜色的帽子本来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但为何我们在说“绿帽子”时总是别有他意

第101问：“敲竹杠”是什么意思，可以是“打竹杠”吗

第102问：露馅儿一般又说成是“露马脚”，为什么不是“露猪脚”或是“露狗脚”

第103问：音符明明有七个，可为什么用“五音不全”来说人唱歌跑调呢

第104问：“打油诗”是什么诗，是在打油的路上做的诗吗

第105问：我国的夫妻之间，为什么称男方为“丈夫”，称女方为“妻子”

第106问：中国人过年时为什么要贴年画

第107问：在没有五线谱的古代，中国人怎么识记音乐

第108问：做生意与海关系不大，但改行做生意为什么叫做“下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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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一起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虽然经历了人类文明的多次蜕变，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完整面貌，充满了内在的顽强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历经千年而不衰，不仅在于中国文化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建筑、历史、军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更在于其顽强地存在于中国人每天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成为每个中国人生命中都挥之不去的文化烙印。

事实上，中国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每个华夏儿女的血液中，比如日常词汇中经常出现的“混账”、“点心”、“红娘”、“敲竹杠”、“穿小鞋”、“放鸽子”、“戴绿帽子”等；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格格”、“哀家”的称呼等；一些诸如“男左女右”、“二月初二理头发”、立冬要吃饺子的生活习俗等，这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充满了神秘的魅力。同时，还有关于古人如何洗衣服、如何刷牙、古人如何谈恋爱、如何通讯、古代赶考举子为何住在寺庙中等中国文化中的有趣现象，都吸引着人们好奇的目光，并刺激着人们探究真相的强烈兴趣。

然而，中国文化涉及面极其广泛，材料也非常丰富，讨论中国文化的文章和专著亦汗牛充栋，广大读者阅读起来并不轻松。因此，本书精选了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108个中国文化中的趣味问题，参考了大量文献、考古资料，并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提问+解释+知识拓展”的形式，用轻松活泼而又严谨准确的语言娓娓道来，力求晓畅易懂、准确生动，并注重科学的严肃性和知识的可读性，以符合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要。

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窥真相的阅读快感。在这种严肃而充满趣味的探索中，读者不仅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巨大魅力，同时还可从中获得思考与发现的乐趣，从而拓宽视野、增加谈资，是一本十分值得一读的休闲文化读物。

由于本书编写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朋友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使本书在再版时更加完美！

编者

2010年12月

第1问：影视作品中的皇后为何要自称为“哀家”

我们在看古装电影、电视剧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在剧中皇后自称为“哀家”。那么历史上的皇后是否真的是以“哀家”自称呢？

一般而言，皇后自称“哀家”只在传统戏剧作品和当代的影视作品当中出现，表示的是皇帝去世之后，自己是可怜之人，只不过是“先帝”留下来的人而已，所以悲哀“先帝”的意思。而历史上的皇后是否真的自称为“哀家”，目前尚无定论。

但有史可考的是，历史上皇后常常被皇帝称为或自称为“梓童”。

据专家考证，“梓童”原作“子童”最早见于《全相平话五种》：

“妲己乃问天子曰：‘大王前者行文字天下人进宝，近日进得何宝？将来与子童随喜看之。’”（《武王伐纣平话》）

“吕后：‘子童领旨，九月二十一日未央宫下，斩讫韩信也’。”（《前汉书平话》）“高祖圣旨言：‘寡人去游云梦，交子童权为皇帝，把三人赚入宫中，害其性命’”（《三国志平话》）

由于“子”与“梓”中古声韵相同，具有同音通假的条件，且“梓”有以下诸训：《尚书大传》引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所以在后来的明代小说中，“子童”逐渐被“梓童”所替代，用于对皇后的称呼。例如《西游记》第八十四回中的一段描述：“那国王急睁眼睛，见皇后的头光，他连忙爬来道：‘梓童，你如何这等。’”

同时，梓为木中之贵者，古人以梓为有子的象征，皇帝立皇后，不仅是为了母仪天下，更重要的是为了建子嗣、承大统，以延续和维持王朝的长久统治，这是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之大事。因而皇后称梓童，也正迎合了当时家天下的这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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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何要自称为“朕”或“寡人”

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诂》中说：“朕，身也。”先秦时期，“朕”是第一人称代词，如同我们今天常说的“我”或“我的”一样，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

在先秦时，君主（王）一般自称为“本王”、“孤”、“寡人”，随着秦朝建立，嬴政创立皇帝尊号，规定“朕”只能作为皇帝专用的自称。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说，自此“天子自称曰朕”。于是，普通人不可以再用“朕”来指代自己了。

例如东汉末年，群雄争霸，割据局面出现，曹操虽然也是魏国君主（魏王），但汉献帝仍然在位（汉朝名存实亡），权力无边的魏王曹操也只自称“孤”或“本王”，没有自称“朕”，因为他没有称帝；而毫无实权的汉献帝却可自称“朕”，因为他是皇帝。

作为皇帝专用的自称，“朕”这个称谓从此一直流传至辛亥革命中国帝制终结。

不过尽管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先秦时代的“朕”和后世第一人称代词“余”、“吾”、“我”并不等同。顾颉刚和刘起纡先生在《校释译论》指出：“朕——甲骨金文中都只作单数第一人称领格（所有格），即‘我的’”比如《书·舜典》中的记载：“汝作朕虞”，意思是：“你作我掌管山泽的官员。”《大盂鼎》（金文）：“勿废朕令”，意思是：“不要抛弃我的训令。”《离骚》：“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我的父亲叫伯庸”，而后世的第一人称主要是指“我”的意思，而不是“我的”，不包含所有格。

秦始皇之后，在绝大多数时候，“朕”字为皇帝的专用词，但也有少数的特例，那就是至尊若皇太后也可以自称为“朕”。例如《后汉书·和殇帝纪》：“皇太后诏曰：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

寡人的意思是寡德之人。作为一种自我的称谓，在唐朝之前，一般认为三种人可以自称为“寡人”。

一是古代君主的谦称。《礼记·曲礼下》：“诸侯见天子，曰：‘臣某候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赵岐注：“王侯自称孤寡。”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亦沿袭了诸侯寡人的谦称，历代君主亦有使用者。

二是诸侯夫人的自称。《诗·邶风·燕燕》：“先君之思，以盟寡人。”郑玄笺：“寡人，庄姜自谓也。”

三是晋朝士大夫有时亦用寡人为自称。《世说新语·文学》：“君辈勿尔，将受困寡人女婿。”李详云：“晋世寡人，上下通称，不以为过。孙过庭《书谱》述王羲之语：‘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可为此条确证。”

然而，到唐朝以后，“寡人”一词就只能够被皇帝用来作为谦称使用，表示自谦之意，又或者是有无上的权力而有高处不胜寒之感，所以自称寡人。

第2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红豆是相思的代名词

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王维有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歌《相思》：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实际上，这种相思之情，人所共有，却难于表达。这首诗的妙处，全在于托红豆，寄相思，象征比拟，言近旨远，风神摇曳，情思缠绵。因而能够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那么，红豆是什么时候开始具有相思意象的呢？为什么偏偏是红豆代表了相思，被称为“相思豆”呢？

相传，我国古时有位男子出征，他的妻子朝夕倚于高山上的大树下祈望，因思念边塞的爱人，泣于树下。泪水流干了，再流出来的成了滴滴鲜红的血粒。这些血滴难以化解，于是凝结成红豆，红豆生根发芽，长成大树，结满了红豆，人们后来称之为相思豆。日复一日，春去秋来，大树的果实，伴着姑娘心中的思念，慢慢地变成了世界上最美的红色心型种子——相思豆。

其实，真正的红豆，形状呈心形，沿着外形边缘内侧有一条较浅的心型纹路，被称为“心心相映”；其质地坚硬、色艳如血、红而发亮，形似跳动的心脏，象征着“纯真的爱情”；种子色泽晶莹、永不褪色，而且经久不腐、不烂、不破、不碎，被称为“天长地久、坚贞不变”。它生长于高高的悬崖，吸取天地之灵气，是天地精结神妙之心，在我国也仅有云南、海南等地的极少数区域有此类纯正的红豆。而长江以南其他地区的相思豆，或许由于气候的原因，不仅粒子较小，而且还带着黑嘴。这种带着黑嘴的相思豆，俗称为“情人的眼泪”。

因此，红豆被称为“相思豆”，是根植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沃土中的，不仅王维专为红豆作诗，称“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曾经的梁朝昭明太子萧统亲手种植红豆树，留下一段爱情佳话。而现代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也是对红豆情有独钟，呼吁“用红豆抵抗玫瑰”，以中国的情人节抵抗西方的情人节。著名诗人柯岩则称红豆的品格非常可贵，象征着坚贞专一的爱情。

在传统的民间社会，相思红豆和玉一样，是有灵性的开运吉祥神物：定情时，送一串许过愿的相思豆，会求得爱情顺利；婚嫁时，新娘会在手腕或颈上佩带鲜红的相思豆所串成的手环或项链，以象征男女双方心连心白头到老；结婚后，在夫妻枕下各放六颗许过愿的相思豆，可保夫妻同心，百年好合。

无疑，相思作为古典爱情的基本形态，通过红豆这一具体的形象固定下来，而在现代社会，这种传统的相思红豆逐渐成为了自由相爱的代名词和具有浪漫气息的古典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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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什么可以代表思念

在中国文化中，除了红豆可以代表思念外，还有枫叶、梧桐等可以代表思念。

枫叶不仅象征着鸿运，同时也象征了高洁、友谊和思念。以枫叶为意象的著名诗句有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杜牧的《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鱼玄机的《江陵愁望寄子安》：“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等等。

梧桐在中国文化中可以表现的意象有很多。一种是代表了忠贞的爱情。古代传说梧是雄树，桐是雌树，梧桐同长同老，同生同死，且梧桐枝干挺拔，根深叶茂。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又成了忠贞爱情的象征。著名的诗句如孟郊的《烈女操》：“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写道：“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在这首诗中，用松柏梧桐的枝叶覆盖相交，象征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他们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抗争，生前被迫分离，死后合葬九泉，怎能不撼动人心？

梧桐还可以表现愁情的物象以及凄寒孤寂之感。比如李煜在《相见欢》中写道：“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极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这位亡国之君幽居在一座寂寞深院里的落魄相。重门深锁，顾影徘徊，只有清冷的月光从梧桐枝叶的缝隙中洒下来，好不凄凉！过去是居万民之上的君主，而今已成阶下囚，万千愁绪，满腔幽愤，尽在其中。

同时，梧桐还是离愁别绪的象征。著名的诗句有李清照的《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丈夫去世，独守空房的李清照，遭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此时，女词人独立窗前，雨打梧桐，声声凄凉，孤独无助的她，在深切地怀念着自己的丈夫。这哀痛欲绝的词句，催人泪下，堪称写愁之绝唱。

第3问：为什么妻子对丈夫生气被称为“河东狮吼”

不少人都还记得2002年时香港出过一部时尚喜剧古装片，叫做《河东狮吼》，讲的是宋朝时期，有一名叫柳月虹的烈女，年轻靓丽，武艺高强，自小家中受宠，性情暴躁刚烈，多次相亲屡遭失败。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风流才子陈季常，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婚后，柳月虹望夫成龙，经常不惜痛打陈季常以及他的一帮风流损友。在电影中，陈季常成了一个怕老婆的小男人形象，而柳月虹则是凶悍的烈女子形象。由于这两人分别由古天乐和张柏芝扮演，加之情节搞笑古怪，因此赢得了不错的票房。

那么，这部电影为什么要命名为《河东狮吼》呢？这当中，有什么典故吗？

原来，这部电影就是根据成语“河东狮吼”的典故改编而来。

据说在北宋的时候，有一太常少卿、工部尚书陈希亮，他有一儿子叫陈慥，此人狂放不羁，傲视世间，视荣华富贵为粪土，尽管是官宦之后，不坐车、不戴官帽，常常隐居在龙丘，自称为“龙丘居士”。由于当地人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就叫他“方山子”。

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慥，两人成为好友。陈慥在龙丘的房子叫濯锦池，宽敞华丽，家里养着一群歌妓，客人来了，就以歌舞宴客。而陈慥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凶妒，每当陈欢歌宴舞之时，就会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捶打墙壁，弄得陈慥很是尴尬。

平时陈慥很喜欢谈论佛事，事后苏东坡借用狮吼戏喻其悍妻的怒骂声，作了一首题为《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长诗，其中有这么几句：“东坡先生无一钱……只有双鬓无由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诗中的龙丘居士指陈慥；河东是借用唐代诗圣杜甫关于“河东女儿身姓柳”的诗句暗喻陈妻柳氏，另外柳氏也是河东郡（今山西省）的显贵姓氏。“狮子吼”一语来源于佛教，意指“如来正声”，比喻威严。这首诗极为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困窘、柳氏凶悍以及季常无奈的景况。

这个故事后来被宋代的洪迈写进《容斋三笔》中，广为流传。河东狮吼的典故从此确立，至今仍然是凶悍妻子的形容词。又因为陈慥字季常，（电影中，古天乐扮演的陈季常，就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后来人们就把怕老婆的人称为“季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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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双方在感情生活中的嫉妒情绪为何叫做“吃醋”

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庭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房玄龄之妻出于嫉妒，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无奈，只得令房玄龄之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中选择其一。

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吃醋”便成了嫉妒的比喻语。

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但是在后世诸多的文学作品中，用“醋意”代替“嫉妒”的用法，却非常常见。例如我国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的第三十一回中写道：“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她说‘我们’，自然是她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因而，在《红楼梦》中，“醋意”与“妒嫉”进一步联系在了一起。

明代传奇《燕子笺》也有“他二位只管捻酸吃醋，不成个模样”的记载。聂绀弩在《论怕老婆》中说得更明确：“对这种事，书上也有归咎于老婆的，说她‘妒’，翻成口语，即好吃醋。”

第4问：为什么人们常把随便乱说话的行为叫做“信口雌黄”，“雌黄”又是什么东西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把那些不顾事实而随便乱说的行为叫做“信口雌黄”。当然，“信口”两个字比较容易理解，即随口说话的意思。但是这个成语为何要与一个矿物名字——“雌黄”联在一起呢？“雌黄”具体又是什么呢？

雌黄是一种矿物，呈柠檬黄色，其成分为三硫化二砷，外形多为细粒状、片状或柱块状，也有为肾状者，多有珍珠光泽。我国古时候写字用的纸大多是用黄檗染成，据说用黄檗染纸可以防止虫蛀，所以古时候的纸张往往都略带黄色，所谓“青灯黄卷，面壁苦读”就是指的这种纸张。

现代人在纸上写错字，往往是用涂改液加以修改。古时候没有涂改液，如果写错了字，就用雌黄把错字涂掉后再写，由于雌黄的颜色和纸张相似，所以很容易遮盖写错的内容。宋人所作的《遁斋闲览》上记载“……有误字，以雌黄灭之，为其与纸色相类”。

“信口雌黄”这个成语源于《晋书·王衍传》。王衍是东晋人，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他担任元城县令时很少办公事，而是经常约人在一起没完没了地闲聊。他最喜欢老子和庄子的玄理，和人清谈时手里还拿着鹿尾拂尘。他侃侃而谈时经常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但即便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或提出质疑，他也满不在乎，甚至不假思索地随口更改。于是当时的人们都说他是“口中雌黄”。李善注引晋孙盛的《晋阳秋》说：“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后世《颜氏家训》中也有“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之论，因此后人就将不顾事实的随口乱说称为“信口雌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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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黄是什么

在中国民间，关于白蛇传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而由赵雅芝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更是引起了千万家庭的收视狂潮，成为现在重播次数最多、最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

其中有一集里讲到，在端午节的时候，白娘子喝了法海给许仙的雄黄酒，结果显露出了白蛇的本来面目，把许仙吓得半死。那么，这个雄黄究竟是什么呢？它和雌黄有没有关系？

雄黄和雌黄都可以被称作鸡冠石，是共生在一起的两种矿石。古人之所以将两种矿石起名为“雄黄”和“雌黄”，就是因为它们常常共生在一起，是名副其实的一对“矿石鸳鸯”。

两者之所以都被冠之以一个“黄”字，是因为它们的矿床和矿石的颜色都是偏黄色的。同时，雄黄因为“生山之阳，是丹之雄，所以名雄黄也”；雌黄则因为“生山之阴，故曰雌黄”。另一说认为，由于雄黄颜色像雄鸡鸡冠的颜色，因此又称“鸡冠石”，所以被称为雄黄，对应的另外一个就成为雌黄了。

雄黄的化学成分是AsS（硫化砷），为橘红色，有光泽，透明到半透明。雌黄的化学成分为As2S3（三硫化二砷），常呈柠檬黄色，有光泽，透明。二者都是提炼砷和硫的重要矿物，是古代炼丹、制火药的重要原材料。

此外，雄黄还是传统的中药材，具有杀菌、杀虫、解毒的功效。民间用它做雄黄酒，在端午节时饮用，其意义在于消灾辟邪、减少暑气和消毒的作用。因而古人就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辟百邪、制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于是，才有了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白娘子饮完雄黄酒后现出原形的一幕。

第5问：阿谀奉承为何又叫做“拍马屁”，而不是“拍狗屁”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把某人对他人阿谀奉承的行为称为“拍马屁”，其中特别擅长于此道的，一般被称为“马屁精”。但是这种行为为什么叫做“拍马屁”，而不是叫做“拍狗屁”呢？

关于“拍马屁”的典故，一般认为来源于元朝文化。而之所以是“拍马屁”而不是“拍狗屁”，也都与蒙古人的生活习俗有关，关于其来历，有这样几种有趣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蒙古族的一般百姓人家都会拥有几匹马，以解决行路、运输等问题，牧民们常以养得骏马为荣。有时人们牵着马相遇时，常要拍拍对方马的屁股，摸摸马膘如何，并附带随口夸上几声“好马”，以博得马主人的欢心。

第二种说法是，当蒙古族好骑手遇到难以驯服的烈性马时，就会拍拍马的屁股，这样会使马感到舒服，骑手即可乘机跃身上马。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这是蒙古人爱马的表现。如果马肥壮结实，两股必然隆起，所以见到骏马，蒙古人总喜欢拍着马屁股称赞一番。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蒙古是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的官员大多是武将出身，马往往是一个将领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下级对上司最好的赞美，就是拍拍他的马，夸他的马好。

由此可见，拍马的屁股，这个行为本身并无贬义色彩，人们只是实事求是，好马说好。可是这种习俗相沿很久以后，有的人不管别人的马好坏、强弱，都一味地只说奉承话，尤其是对于上司的马，就算是再劣的马，下级也会说成是难得的好马。于是，人们逐渐就把对上司的奉承称为“拍马”。后来，由于夸赞的话不同，而拍马的动作却是一致的，因此后世就将这种阿谀奉承的行为统一称为“拍马屁”，“拍马屁”也就成为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同义词，贬义色彩甚浓。这就是“拍马屁”的由来。

而汉民族之所以后来也使用“拍马屁”形容向人谄媚奉承，是由于当时蒙古入主中原，蒙古族的一些文化也逐渐渗透到汉文化中，“拍马屁”一词也就在汉民族中流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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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马屁有时候为什么又叫做“溜须拍马”，“溜须”和“拍马”有关系吗

“溜须拍马”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对他人的阿谀逢迎。一般是指为了博取他人的好感，而对对方不切实际甚至虚妄地夸大和“赞扬”。很明显，这是一个贬义词。

这个词原是由意思相同的两个词所构成——“溜须”与“拍马”。我们都知道了“拍马”的来源和意思，但是“溜须”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词怎么会组合到了一起？

实际上，“拍马”和“溜须”这两个词都有差不多的来源。“拍马”源自北方的蒙古族，而“溜须”则源于古代的中原地带。宋真宗时期有个名叫丁谓的人，他伙同王钦若大营道观，屡上祥异，以迎合帝意，不久升任副宰相，即参知政事。当时的宰相是北宋政治家寇准，丁谓对之毕恭毕敬，唯寇准之言是听。

有一天，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用工作餐。寇准的胡须上不小心沾上一个饭粒，丁谓瞧见忙上前将其从寇准的胡须上小心顺下并将胡须梳理整齐，极尽奴媚之像。寇准讥讽地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后世便称丁谓这种行为是“溜须”，比喻讨好奉承。

由于“溜须”与“拍马”这两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接近，所以后人便将其“和亲”，组成了“一个家庭”，直接用“溜须拍马”用来形容对他人阿谀奉承。

第6问：在影视剧中，清朝皇帝的女儿为什么不叫“公主”，而叫“格格”呢

1997年的夏天，一部叫做《还珠格格》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大陆掀起了收视狂潮，一时间万人空巷，人们谈论的焦点也总是围绕着这部电视剧。同时，扮演还珠格格的演员赵薇也在那个夏天声名鹊起。

在剧中，还珠格格是乾隆皇帝遗失在民间的女儿。按照历代的称呼，皇帝的女儿大多称为“公主”，可是大量的影视剧中，清朝皇帝的女儿为何又叫做“格格”呢？

格格原为满语的译音，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小姐、姐姐、姑娘之意。在满语中原来是对国君女、酋长女或一般妇女的称呼。而格格在汉语中出现时则大多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清朝贵胄之家女儿的称谓。清朝前身“后金”初年，国君（即“大汗”）、贝勒的女儿（有时也包括一般未嫁之妇女）均称“格格”，此时尚无定制。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女称“东果格格”，次女称“嫩哲格格”。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始仿明制，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即中宫）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做“和硕公主”。“格格”遂专指王公贵胄之女的专称。所以现代影视剧中将清朝皇帝的女儿称作“格格”是不准确的。

在实际生活中，清朝皇帝的女儿同样被称之以“公主”，而非“格格”。我们来看看乾隆皇帝女儿封号的情况。乾隆皇帝生有十个女儿，其中五人因早殁没有加封，长大成人的五个女儿都加封为公主：皇三女，孝贤皇后生，封固伦和敬公主；皇四女，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生，封和硕和嘉公主；皇七女，孝仪皇后生，封固伦和静公主；皇九女，孝仪皇后生，封和硕和恪公主；皇十女，悖妃汪氏生，封固伦和孝公主。

第二种情况是皇帝和亲王妾室的称谓。在入关之前，满洲的亲贵们有用格格称呼妾的习俗。顺治入关，仍然延用此称号。到康熙时期，后宫定制，用格格称呼后宫嫔妃的情况才消失。但是在一般的王府中，仍用此称谓，用来称呼王府中没有名份的小妾。乾隆帝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在雍亲王府邸时，名号即为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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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

在中国，周朝时一度称周天子的女儿为“王姬”，而“公主”这个名称则是从春秋战国时开始盛行的。《春秋公羊传》中记载：“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意思是说，周天子将女儿嫁给诸侯，自己是不主婚的，而是请和自己同姓的诸侯作为长辈主婚。诸侯的最高爵位是“公”，故而天子女儿就有了个称号——公主。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可以被称为公主的，并不仅仅限于天子的女儿。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公叔为相，尚（迎娶公主的行为叫“尚”）魏公主。”《史记》又曰：“公叔相魏，尚魏公主，文侯时也，盖僭天子之女也。”可见，当时诸侯之女也称公主，其迎娶的规模甚至可能比迎娶真正天子之女还要大。当时，诸侯之女除了可以称为“公主”外，还有一种称呼叫做“君主”，如《史记·六国年表》说：秦“初以君主妻河”。《索隐》解释说：“君主，犹公主也。”

到了汉代，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建立了，称谓之间的等级观念也就更严格了，“公主”这一称谓成了皇帝女儿的专用词，诸侯王的女儿则改称为“翁主”。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释《汉书·高帝纪》时解释说：“天子不亲主婚，故谓之公主。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这样，翁主就比公主低了一个等级。

也是从汉代开始，皇室内部公主们的称谓也有了区别，皇帝的姊妹称“长公主”（有时，皇帝最大的女儿也称长公主），姑姑称“大长公主”。公主之称，历代沿用；汉以后，翁主、王主的称号就废弃了。

唐代进一步规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等，享受正一品待遇。“皇太子之女封郡主，视从一品。王之女封县主，视正二品。”同时，因和亲等缘故出嫁的宗女或宫女，往往也加封为公主，如唐朝的文成公主。这套制度以后变化不大。但在北宋时，曾出现两个例外：一是北宋初年，皇帝为表彰开国元勋赵普和高怀德，特封赵女为郡主，高女为县主；二是徽宗时期，一度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清代又有不同，凡皇后所生，称“固伦公主”，妃嫔所生，称“和硕公主”。“固伦”、“和硕”是满语，前者的意思是“国、至尊”，后者的意思是“一方”。

第7问：皇帝的女婿为何叫做“驸马”

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公主选驸马的故事。所谓“驸马”，也就是公主的丈夫，皇帝的女婿。曾经有一出非常有名的黄梅戏，叫做《女驸马》，讲的是一代奇女子冯素贞为父报仇，女扮男装化名马绍民参加科考，却偶中状元，阴差阳错成了皇帝最宠爱的公主的驸马。由于冯素贞为女儿身，所以后世称其为“女驸马”。那么为何要将公主的丈夫、皇帝的女婿叫做“驸马”呢？

关于“驸马”这一名称的由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相传，楚汉相争时期，汉高祖刘邦在与楚霸王项羽转战疆场的岁月里，专门坐在一辆由两人驾驶的马车里，冲锋陷阵，指挥战斗。马车上共有三个座位，前面设两个座位，为车夫所坐，后面为刘邦所坐，驾驶马车的车夫分为“正马”与“副马”，一正一副，轮流驾驶马车。

有一天，刘邦与项羽在徐州丰县与沛县搭界处鏖战，激战三天三夜，最后，刘邦大败，落荒而逃。项羽乘胜追击，穷追不放。此时，刘邦左右只剩下了一个车夫和十几名将士，眼看项羽的兵马就要追赶上，这时，正马不幸被乱箭射中，当场阵亡，副马随即顶替了正马的位子，驾驶马车继续向前奔跑。在这危急关头，副马顿生一计，他把自己的红袍脱下，与刘邦的黄袍对换了一下，马车行至一个拐弯处时，刘邦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副马继续挥舞马鞭，向前方奔去。而项羽的将士，则一直将穿黄袍的人当作刘邦，拼命追赶。当赶上马车时，车上已经空无一人，只留下了一件黄袍。副马在另一处拐弯的地方也跳车逃跑了。

后来，刘邦做了皇帝，为了报答副马的救命之恩，到处张贴皇榜寻找副马。副马找到后，官封都尉，刘邦将小女许配给他，人称“副马都尉”。因“副马”名称不雅，人们便唤成“驸马都尉”。后来，人们把“都尉”二字也去掉了，简称“驸马”。自此，驸马便成了历代皇帝女婿的代称了。

还有一说认为此名称始于秦始皇时期。当年秦始皇为了巡游的安全考虑，他乘坐的车辆常有变换，同时安排了许多副车。他还特地设了一个替身来掩人耳目，借以表明皇帝在“副车”上。从此以后，历代皇帝出巡时，都仿效秦始皇的做法，亲自选定一个替身乘坐“副车”，而这个替身又大都是自己的女婿。后来，人们就将皇帝的女婿称为“副嘛”，再后来就演化成了“驸马”。

而实际上，“驸马”这一称呼是因为驸马都尉而得名。汉武帝时始置驸（副）马都尉，驸，即副。驸马都尉，掌副车之马。到三国时期，魏国的何晏，以帝婿的身份授官驸马都尉，以后又有晋代杜预娶晋宣帝之女安陆公主，王济娶司马昭（文帝）之女常山公主，都授驸马都尉。魏晋以后，帝婿照例都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非实官。以后驸马即用以称帝婿，到了清代则加以变通，改称额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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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龙快婿”是怎么回事，女婿为何又叫做“东床”

乘龙快婿的故事出自于《东周列国志》。相传秦穆公有个女儿，起名弄玉，自幼聪慧过人，长大有着绝世的容颜，尤善吹笙，其声如凤鸣。到了弄玉15岁的时候，秦穆公开始考虑为她找个佳婿。弄玉只提了一个条件，她说：必得是善吹笙的人，能与我唱和，否则，一概不嫁。

有一天晚上，弄玉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个仙人与她笙萧唱和，那仙人自称是华山之主。弄玉梦醒后当即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便派人到华山去寻找。果然找到了一个异人，名叫萧史，羽冠鹤衣，玉貌丹唇，飘飘然有超尘脱俗之姿。使者将萧史接回来以后，穆公命其吹萧，一时间百鸟合鸣，穆公大喜，遂将弄玉许配给了萧史。后一日，夫妇二人在月下吹萧，天空中飞来一龙一凤，于是，萧史跨龙，弄玉乘凤，翔云而去。留下乘龙快婿的一段佳话。

后来晋朝人张方在《楚国先贤传》中说：“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此后，人们便用乘龙快婿比喻称意的才貌双全的女婿。

相传，东晋的时候有个大官叫郗鉴，他想给自己的女儿选个好女婿。有一天，他打听到王家的子弟个个都相貌堂堂，才华出众。于是就派了一个人去王家考察。王家子弟们听说了后都很兴奋，一个个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惟独有一个人斜靠在东边的竹床上，袒胸露腹，手里还拿着块馒头大吃大嚼，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听使者回去后这么一说，郗鉴居然偏偏就选中了那个旁若无人的小子。而这个小子不是旁人，正是后来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

这个故事在《世语新说·雅量》和《晋书·王羲之传》中均有记载。以后，人们就称女婿为“东床”，对满意的女婿，称为“东床快婿”。

第8问：为什么我们将购物的行为叫做“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将购置货物的行为称为“买东西”，而为什么不说是“买南北”呢？据说当年崇祯皇帝有一次在朝堂上问过大臣这个问题，但众大臣一时难以答全。

“买东西”已经成为我们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如果深究起来，还真有几种比较有趣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起源于唐朝长安城的贸易活动。唐长安城占地841平方公里，其规模为现存西安城的九倍，总人口过百万，堪称中国古代第一帝都。当时，长安城有东市和西市两个经济活动中心，这两个地方同时还是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也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人们一般购买货物不是到东市购买，就是到西市购买，到东市买货物叫买“东”，到西市购货物叫买“西”，久而久之“东西”便成了货物的代名词，而购买货物的行为便也约定俗成地称为“买东西”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西”起于汉朝。由于前汉建都在长安，称为西汉；后汉定都在洛阳，称为东汉。人们外出购物到东都洛阳，简称“买东”；到西都长安购物，简称“买西”，所以久而久之，“买东西”便成了集市的代名词。

另一种说法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的术数用金、木、水、火、土，推算相互生克的道理和运势，这“五行”又和东西南北中这“五方”相配，测出古今变革，人生命理、万事冲撞及依附的关系。东方属木，可以代表一切植物，如花草树木、蔬菜、庄稼，等等；西方属金，可以代表一切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等等；南方属火，火是一种化学现象；北方属水，严格说来，水也是一种化学现象。然而，在古代，人们不可能把火、水当作物质；至于中方的土，由于遍地皆是，以至被古人忽视。因此，古人最为重视木（植物）和金（金属矿物），认为这两者可以代表一切有用的物质。于是人们就把代表“木”和“金”的两个方向连在一起，逐渐地构成“东西”，用这个词代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物品。

此外，还有一段民间传说。说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有一天在街头遇上好友盛温和，盛手提一竹篮子说自己急着去店铺，回头约朱到家长叙，朱望盛手中竹篮问：“贤弟手提竹篮何用？”盛答：“装东西”，朱问：“不能装南北吗？”盛答：“不可，东方属木，西方属金，竹篮子装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竹篮子何装？”后世据此说，买货物称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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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南辕北辙”而不是“东辕西辙”，为什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不是撞上东墙、西墙或北墙

关于“南辕北辙”这个成语的寓言故事出自于《战国策·魏策四》。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地图中，楚国在魏国的南面，当时有一个人要乘车去楚国，但是却往北走。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又不听别人的劝告，只能离楚国越来越远了，魏国的季梁以此事情为例，力劝魏王不要轻易攻打邯郸，否则这样的行为越多，就离建立真正的王业越远。

因此，“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辕”是车杠；“辙”是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辕向南，辙向北，后世比喻为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

南墙在这里是指的影壁墙。

由于我国地处北半球，传统建筑物的大门一般都是朝南开的。过去有地位、有势力人家的大门外都有影壁墙，所以出了门就要向左或右行，如果不懂得变通，直着走肯定撞上影壁墙，也就是南墙。

后人用这种现象比喻某人的行为固执，为人做事不懂得变通，听不进不同意见。与“一条道儿走到黑”，“不到黄河心不死”有相同的意思。

第9问：“风马牛不相及”这个俗语中，为何是“风马牛”而不是“雨马牛”或是“风猪羊”

成语“风马牛不相及”常常用来比喻两个事物之间彼此毫不相干。可是，这和风、马及牛有什么关系呢？为何要将这三个毫无关联的事物相提并论？

关于这个成语的来历，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左传·僖公四年》中记载：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会盟北方七国准备联合进攻楚国。楚成王得到消息后，认为齐国出师无名，便一面集合军队准备应战，一面派大夫屈完出使质问齐国。楚国使臣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涉吾地，何故？”

这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们居住在大老远的北方，我们楚国在遥远的南方，相距很远，即使是马和牛与同类发生相诱而互相追逐的事，也跑不到对方的境内去，没想到你们竟然进入我们楚国的领地，这是为什么？

这里的风，指的是兽类雌雄相诱。据明代文学家张岱所著的《夜航船》中记载：“马喜逆风而奔，牛喜顺风而奔，北风则牛南而马北，南风则牛北而马南，故曰‘风马牛不相及’也。”也就是说，马喜欢逆风行走，而牛喜欢顺风奔跑，一旦刮起了北风，马就会逆着风向北行走，而牛则顺风向南奔跑。如果刮起了南风，则相反。所以，对于上述故事中的“风”，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就是大风的风，衍伸意义为放逸、走失。意思是说，就算是刮起了大风，由于两种动物的行为喜好不同，也不会跑到对方的境内去。因此，“风马牛不相及”是说齐楚两地相距甚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连马、牛都不会走失到对方境内。后来，在屈完不卑不亢的态度与楚国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齐国终于在权衡利弊之后退了兵。

从此，“风马牛不相及”便成为后世使用得非常广泛的一则成语，比如汤显祖在《南柯记》第二十九曲中写道：“太子，君处江北，妾处江南，风马牛不相及也。”

后来，由此成语还延伸出了风马牛、风马不接、风马、风牛等一系列词汇，均用于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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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杀鸡给猴看”，这鸡和猴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杀鸡给猴看”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使用到的俗语，比喻通过惩罚一个人的办法来恐吓和警告他人。与此相类似的说法还有杀鸡儆猴、杀鸡吓猴、杀鸡骇猴、宰鸡教猴，等等。可是，在这个俗语中，为何要使用“鸡”和“猴”这两种动物？杀鸡又为何要给猴看？

据说，猴子是最怕见血的，因此驯猴的人首先当面把鸡杀给它看，叫它看看血的厉害，才可以逐步进行教化。也有说法认为鸡是阳气很重的动物，所以鸡血对于猴子的震慑作用最好。这种种说法归根到底恐怕还是因为猴子很有灵性，所以看到杀鸡就能反省自己的行为。可是鸡就很冤枉了，为了给猴子现身说法，它们还要白白地赔上性命。

杀鸡骇猴之类的成语运用很广，如清代李宝嘉的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中说道：“俗语说的好，叫做杀鸡骇猴，拿鸡宰了，那猴儿自然害怕。”这种手段常常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姜太公灭了商纣，周朝立基之后，要罗致一批人才为国家效力。在齐国有一位贤人狂橘，很为地方上人士推崇。姜太公慕名，想请他出来做事，拜访了三次，都吃闭门羹。一天，姜太公忽然把他杀了，周公但想救也来不及，便责问姜太公。姜太公说：“在天下大定之时，人人应为国家出力。只有两个立场，不是拥护就是反对，绝不容有犹豫或中立思想存在，以狂橘这种不合作态度，如果人人学他样，那还有什么可用之民。可纳之饷呢？所以把他杀了，目的在于以儆效尤！”果然经此一杀，想抵抗周朝的人都不敢自命清高，隐居下去了。姜太公这招深得杀鸡骇猴的精髓，成效斐然。

第10问：为什么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而不是“不到长江心不死”呢

现代人一般用“不到黄河心不死”来比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也比喻不到实在无路可走的境地不肯死心。

关于这一俗语的来历，同样有几种说法。一是据梁启超先生考证，应该与古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止，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古代常把黄河简称为河，古人便认为这里的河亦指黄河，于是便隐括这首古诗的意旨提炼出“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俗语。后来还有人依此创作了相关的民间传说，借以解释这句话的来历。自此之后，“不到黄河心不死”便以其形象生动，广泛流传。

另一说法认为，“不到黄河心不死”是从“不得横祸心不死”演变而来。意思是说，不得飞来横祸，是绝不会停止目前工作的，对所做的事情是不会死心的。因为“横祸”与“黄河”古字音上有相似之处，久而久之，人们为了表达得更直接、形象，并避开“横祸”暗含的贬义，遂把“不得横祸心不死”变成了“不到黄河心不死”。但是在各辞书中，却早已不见“不得横祸心不死”之句，估计此句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同时，由于“不到黄河”还含有古时人们逐水草而居，向往肥沃土地，改善生活的心志，所以，后世应用得较为广泛。比如清朝的李宝嘉在《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中写道：“这种人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我们横竖总不落好，索性给他一个一不做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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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棺材不落泪”是怎么回事

“不见棺材不落泪”与“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意思接近，同样用来比喻不到实在无路可走的境地不肯死心。作为诞生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的俗语，“不见棺材不落泪”也有其本义和由它引申出的寓意。

一般人听说亲人离世的消息之后，即使不号啕大哭，也会极度伤心，这是人之常情。“不见棺材不落泪”是生者不肯相信死者已然离世，对死者仍抱有生的幻想，直到亲眼看到棺材里所躺的亲人，忆逝者生前之事，不禁泪如泉涌。这便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本义。

其衍伸意义是讽喻有些人在做事情时，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明明是做不好、做不成，但又不听别人的劝阻，一意孤行，最后遭到挫折或失败，才有所警醒或改悔，但损失或危害已经无法挽回了。另外，它还比喻某些坏人，干了坏事却百般抵赖，直到证据确凿，无法逃脱时才不得不承认；某些人与人争辩，百般狡辩，直到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时，方才认输。

第11问：为什么叫“黄花大闺女”而不叫红花、紫花或是别的什么花

在我国民间，人们经常把未出嫁的少女称为“黄花大闺女”，有的地方则称为“黄花女”或“黄花幼女”。为什么在“闺女”前要加“黄花”二字表示未出嫁的少女，而不是“红花”“紫花”或别的什么花呢？

关于“黄花闺女”一词的由来，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南北朝刘宋时，宋武帝有位女儿叫寿阳公主，生得十分美貌。有一天，她在宫里玩累了，便躺卧于宫殿的檐下。当时正逢梅花盛开，一阵风过去，梅花片片飞落，有几瓣梅花恰巧掉在她的额头。梅花渍染，留下斑斑花痕，寿阳公主被衬得更加娇柔妩媚，宫女们见状，都忍不住惊呼起来。从此，爱美的寿阳公主就常将梅花贴在前额。

寿阳公主这种打扮被人称为“梅花妆”。传到民间后，许多大户人家的女儿都争着效仿。但梅花是有季节性的，于是有人想出了法子，设法采集其他黄色的花粉制成粉料，用以化妆。这种粉料，人们便叫做“花黄”或“额花”。由于梅花妆的粉料是黄色的，加之采用这种妆饰的都是没有出阁的女子，慢慢地，“黄花闺女”一词便成了未婚少女的专有称谓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民间传说。事实上，少女贴花黄的风俗比刘宋时期要更早，在北朝民歌《木兰诗》中就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北朝的建立是早于刘宋的，北魏一个普通民间女子早就已贴花黄，可见这一风俗可能在东晋之前就有了。

当时，未婚女子在梳妆打扮时，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用黄颜色在额上或脸部脸两颊上画成各种花纹；也有用黄纸剪成各种花样贴上的。同时，“黄花”又指菊花。因菊花能傲霜耐寒，往往用来比喻高贵的节操。所以，在闺女前面加上“黄花”二字，就说明这个女子还没有结婚，有贞节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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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黄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是绿花、红花呢

我们经常用“明日黄花”来表示过时的或无意义的事物。但为什么是“黄花”，而不是别的颜色的花呢？

成语中的“明日”，指的是重阳节后；“黄花”，指的是菊花。重阳（农历九月初九）赏菊，是我国传统的民俗之一。所以，古代的文人骚客经常在这一天相聚赏花，吟诗作文。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不少歌咏重阳或赞颂菊花的佳作，像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安石的《城东寺菊》等。

“明日黄花”这个成语则来自于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笔下。在九月九日，即重阳节的这一天，苏东坡写下了一首诗《九日次韵王巩》，诗中有云：“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意思是说，既然已经相聚在一起，就不要着急回去，还是趁这菊花盛开的重阳节日赏花为好。据说，过了重阳菊花即将凋谢，成了过时的东西了。所以作者说，倘等到“明日”，重阳已过，菊花已谢，不但人观之无趣，恐怕飞舞的彩蝶看了那过时的菊花也会犯愁的。因此，后人便用“明日黄花”来比喻过时的意思了。

第12问：为什么我们说“老虎”、“老鼠”，而不说“老狮”、“老兔”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约定俗成地将一些动物比如“虎”称为“老虎”，“鼠”称为“老鼠”，但是对于其他的如狮子、兔子等动物，却没有在其名称前加上一个“老”字，称他们为“老狮”或是“老兔”，这是为什么呢？

在汉语言文字中，“老”字一般被解释为：老成，年龄偏大，有经验。在中国，老人是普遍受到尊重的，所以我们常常把应敬之人称为老者，比如老子、老总、老师、老前辈、老人家，等等。而老者的话晚辈往往也是言听计从的，所以老人一般让人感觉比较厉害，后世便将“老”字衍伸出了霸道和凶狠的含义，比如成语“老奸巨猾”的广泛使用。

古时人们对虎和鼠这两种动物又是相当的畏惧。虎性威猛无比，古人多用虎象征威武勇猛。《风俗通义》中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如“虎将”，喻指英勇善战的将军；“虎子”，喻指雄健而奋发有为的儿子等。对于鼠，则什么东西都咬，还会传播鼠疫。在《诗经·魏风》中，就有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的描写，将贪官污吏比喻成偷吃东西的老鼠。同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句俗语也可表明人们对老鼠的憎恶。

古人对自己畏惧东西的态度，普遍是“敬而远之”，于是古人便在这些事物之前冠以“老”字，以表示敬畏和不敢得罪的意思。

另有一说认为，老鼠的“老”是指年老的意思，如《本草纲目》中记载：“……其寿命最长，故称老鼠。”这种说法认为老鼠是指鼠类中最为长寿的，但这种说法未必可信，因为老鼠其实并不长寿。那么为什么会有“鼠寿最长”这一说法的呢？

据研究，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繁殖力很强。一般地说，幼鼠在两三个月即可达到性成熟，它的生殖机能可以维持一年到两年，一年中老鼠一般可以生五六窝，在良好的生活条件下，它一年四季都可以交配、繁殖，如不计算死亡的个体，它们的子孙后代可达35000只以上。所以人们误以为鼠的寿命很长。由于“老”字有年龄偏大、有经验的意思，所以对于有经验、“偷吃”东西的老鼠来说，就显得更为“老奸巨滑”了，先人为了突出老鼠的狡猾，所以在“鼠”字前加上了“老”字。

至于狮子为何不叫“老狮”，那是因为狮子很少在中原出现，即使在今天，狮子也主要分布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上，因此有人称其为“非洲的特产”。至于中原大地常见的兔子为什么不叫“老兔”，则是由于兔子相对于人类而言，属于一种“弱势”动物，人是不怕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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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水浒》中老虎又被叫做“大虫”，老鼠为何又叫做“耗子”

虎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很高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方神”概念中，虎是威猛的象征，镇守西方，同时也具有吉祥、正义、辟邪等作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似乎具有神性的动物，为何会被冠之以“大虫”的称呼呢？

老虎被称为“大虫”，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东晋时期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但是，《搜神记》里只是用“大虫”作为老虎的另一个称呼，并没有解释为何要这样称呼。有人解释说，中国古代将所有的动物都叫做虫，虫可以泛指一切动物，并且还可以分成五类。例如禽类为羽虫，兽类为毛虫，龟贝为甲虫，鱼蛇为鳞虫，人和青蛙、蚯蚓之类为倮虫，而这一关于“五虫”分类的描述见于《大戴礼记》。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将老虎称为“大虫”与大唐王朝有关。唐朝的皇帝姓李，开国皇帝李渊的祖先名叫李虎。李家得天下后，“虎”字就不是老百姓可以叫的了，为了避皇室的讳，在唐朝的官方文字记录中，几乎见不到“虎”字。为了重新命名“老虎”，人们便根据《大戴礼记》中的“五虫”分类，将老虎称为“大虫”了。

到了宋朝时期，民间的“大虫”叫法依然保留了下来。由于《水浒》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读物，因此，它的文字语言也比较接近当时百姓的口语。而这一时期，称老虎为“大虫”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民间习惯，而不再是避讳了。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一段歇后语：“猫哭耗子，假慈悲。”众所周知，这里的“耗子”说的就是老鼠。那么为何老鼠又被称为“耗子”呢？

这还得从五代时期说起。在五代时期，战争频繁，统治者又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他们的一切消耗都来自普通百姓。统治阶层为了能够保持奢侈的生活，他们不断加重对百姓的盘剥。据《旧五代史》等典籍记载，当时的赋税，除正项之外，还有许多附加税。不仅如此，附加税之外还有以附加名义增添的赋税，名为“雀鼠耗”，即每缴粮食一石，另加耗两斗。后来甚至发展到一些连丝、棉、绸、线、麻、皮等这些雀鼠都不吃的东西，也要加“雀鼠耗”，每缴银十两加半两。到后汉隐帝时，“雀鼠耗”由纳粮一石加耗两斗增到四斗。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但又不敢抱怨，便将一肚子气发泄到“雀鼠耗”的老鼠身上，讥骂老鼠是“耗子”，相传至今。

第13问：平时的俗语中，“吃豆腐”为什么是“占女孩便宜”的代名词

豆腐鲜美可口、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易于消化，因此深受国人喜爱。从其发明至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已品种齐全、花样繁多，俱有风味独特、制作工艺简单、食用方便等特点。不仅如此，中医还认为，经常吃豆腐，有益中和气、生津润燥、清热解毒、消渴解酒等功效，还可以防治呼吸道及消化道疾病。

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俗语中，却经常使用的“吃豆腐”一词，表示占女孩子的便宜，有时甚至是“性骚扰”的代名词。尽管意思不同，但“吃豆腐”这个词却真的是和食用豆腐有关。有人认为，“吃豆腐”的说法与民间“豆腐西施”的戏称有关：豆腐店老板娘因常食豆腐而细皮嫩肉，为招徕顾客难免有卖弄风情之举，便引得周围男人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调情，且动手动脚。于是，“吃豆腐”就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

关于“吃豆腐”，还有一种说法。过去的民间丧俗有“吃豆腐”的习惯，丧家准备的饭菜中必有豆腐，所以去丧家吊唁吃饭叫“吃豆腐”，也叫“吃豆腐饭”。不少人为填饱肚皮，只好厚着脸皮去蹭饭，时间久了“吃豆腐”便有了占便宜的意思，后世又发展演变出了占女孩便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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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差的工程为什么叫做“豆腐渣”工程，而不叫做“玻璃渣”或是“粉笔灰”工程

豆腐渣是豆腐加工的副产品，含有较丰富的营养物质。豆腐渣刚滤后为白色，晒干带黄色。豆腐渣在刚开始的时候能够捏在一起，但是粘性不够，一碰就散，晒干后甚至不碰都散，因此才会将那些由于偷工减料等原因造成不坚固的、容易毁坏的工程称为“豆腐渣”工程。

而玻璃的强度还是很高的，甚至比一些建筑材料的强度都要高，同样，粉笔的前身石膏也是有点强度的，所以以“玻璃渣”或是“粉笔灰”来形容不坚固的工程并不形象，只有毫无强度，一碰就散架的豆腐渣，才能让人们对此类工程心领神会。

第14问：为什么将说大话叫做“吹牛”而不是“吹马”或“吹猪”呢

牛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始终有勤恳、忠诚等美德，很多形容美好、积极向上的词汇中，都有“牛”字的存在。比如“牛气冲天”、“牛人”等。鲁迅先生曾经将自己比喻为“孺子牛”，以表明自己的做人原则。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忠厚老实的动物，怎么却与说大话这种贬义词汇联系在了一起呢？

据专家考证，“吹牛（皮）”一词起源于我国的黄河上游一带。黄河在流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境内时，水流湍急、滩险浪恶，很难行舟。旧时行江过河都以木制船只为主，这种船不易操纵，而且经常被撞坏。在水上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黄河上游沿岸的人们为了解决渡河运输的难题，就想出了以皮筏代舟的办法。

直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该地区的重要运输工具仍然是以皮筏为主。皮筏子有羊皮的，也有牛皮的，用的时候，往里面吹气，扎好口后，作为渡河的工具，把小筏子连在一起，可以成为大筏子，大筏子连在一起，可以承载数千斤的重物过河。

在古代，人们没有打气筒之类的东西，为了能给皮筏充气，只能用嘴像吹气球一样吹气。由于羊皮袋的体积稍小，所以可以用嘴直接吹起，但能够吹起的人往往也是那些体格非常健壮、肺活量很大的人。而牛皮袋子相对于羊皮袋而言，体积过大，即使肺活量大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吹得起来。因此，在黄河上游一带，如果有人说他可以吹起牛皮袋，则会被认为是在说大话。后来，当地居民在不耐烦别人的夸口行为时，往往会对他说：“有本事就到黄河边上吹牛皮好了。”时间一长，“吹牛（皮）”一词便逐渐成为说大话的代名词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考说法，说是过去的屠夫在杀猪宰羊时，血放完了以后，会在猪、羊的腿上靠近蹄子处割开一个小口，用一根铁条插进去捅一捅，然后把嘴凑上去使劲往里吹气，直到猪、羊全身都膨胀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剥皮更加方便，用刀轻轻一拉，皮就会自己裂开，这叫“吹猪（皮）”或“吹羊（皮）”。以此类推，如果用这种方法对付牛，就叫“吹牛（皮）”。但是，具体在宰牛的时候，屠夫极少用这种方法，因为牛体形庞大，皮又很坚韧，皮下脂肪又少，要把整头牛吹胀起来，非常人所能为，所以如果有人说他能吹起牛皮，那他一定就是在说大话了。

不过，在一些地方方言中，“吹牛”还有其他的意思。比如在云南方言里，“吹牛”就是聊天、拉家常的意思，与说大话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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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股市中，行情看涨一般被称为“牛市”，那么股市和“牛”有什么关系吗

关于“牛市”的来源，一说认为，人在“吹牛”时，总是会趾高气昂、神气活现，而且常常会声势夺人。于是人们便将运势走旺的人和事形容为“真牛”，将不普通的人称为“牛人”，而行情看涨的股市，则被称为“牛市”。

还有一说则认为，行情看涨之所以被称为“牛市”，是由于其走势图决定的。股市上涨，走势曲线便向上扬起，形状恰似昂头立角的公牛的轮廓，于是便称其为“牛市”；若股市下跌，其曲线便呈下弯的弧形，与弓背垂首的熊相似，于是称其为“熊市”了。

第15问：中国为什么称呼媒人为“红娘”，而不是“白娘”、“黄娘”或是其他称谓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除了将媒人称为“月老”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便是“红娘”。那么“红娘”是否也和“月老”一样，是专司婚姻大事的神仙呢？

实际上，红娘只是中国古代一个普通的小女子，她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则源自一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西厢记》。

唐贞元二十年（804年），诗人元稹创作了传奇爱情小说《莺莺传》，此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并且在当时流传甚广，一时间洛阳纸贵。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但是，在这部作品中，红娘只是以一个平凡婢女的身份出现，并不十分重要。

到了南宋时期，这一故事被民间艺人改编为话本《莺莺传》和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代时，董解元进一步把这个故事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史称《董西厢》。自《董西厢》起，红娘这个人物形象才开始变得有血有肉。

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在历史上流传的崔、张故事，特别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在王实甫后来改造的故事中，讲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并经红娘的帮助，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最终实现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

尽管在这个故事中，红娘并不是崔莺莺和张生的介绍人，但她却是成全这桩美满婚姻的关键人物。并且，故事中的红娘聪明伶俐、妙语连珠、活泼爽朗的美好形象深入人心，后来在社会上从事婚姻介绍工作的人，或者偶或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者，都愿以“红娘”自称，于是这一词汇便在汉民族文化中具有了特殊的指向意义。

与此同时，旧时所用的“媒婆”一词，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提起，即使偶尔有人使用，也总是暗含贬义色彩，其接受程度远远不如“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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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媒人又被称为“月下老人”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除了将媒人叫做“红娘”外，还经常称呼他们为“月下老人”。可是媒人和“月下老人”有什么联系吗？

在中国民间，有不少的月老庙，很多渴望成百年之好的青年男女往往都会到月老庙中求签问符，祈祷美满的婚姻。而月老庙中供奉的就是主管婚姻的神仙——月下老人。

关于月下老人这一形象，最早出现在唐人李复言的小说集《续玄怪录》中的《定婚店》。相传月下老人以赤绳相系，确定男女姻缘，反映了唐人姻缘前定的观念，是唐人命定观的表现之一。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唐朝时期韦固在宋城遇一老人在月光下翻检婚姻簿子，然后这位月下老人为韦固牵红绳指明了婚嫁对象，后来韦固果然应月老之语与相州刺史王泰之女结为连理。故事流传至今，使后人相信男女的结合乃月老牵起红绳加以撮合，而且只要他用囊中红绳把世间男女之足系在一起，即使“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他们也会成为夫妻。此即为俗语“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出处。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曾经描述过月老的具体模样：“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婚姻簿，童颜鹤发，奔驰开非烟非雾中。”

后世为了能有更加美好的姻缘，便建立了不少“月老祠”和“月老庙”，供奉这位专司婚姻之神——月下老人。如今，人们一般也称媒人为“月老”，以表示对媒人的尊重。

第16问：古时候的妓院为什么又被称作“青楼”

“青楼”一词在我们的语言文化中，已经成为“妓院”的代名词。而身处其中的女子，一般被称为“青楼女子”。青楼一词，其原意为“青漆粉饰之楼”，可见该词最初所指，并非妓院，仅仅是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甚至作为豪门之家的代称。那么“青楼”又何以成为“妓院”的代名词了呢？

据清人袁枚考证，“青楼”最早是指帝王的住所。他在《随园诗话》中说：“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并随后指出：“今以妓院为青楼，实是误矣。”可见，“青楼”原先乃是帝王之居。所以在三国时期，“三曹”之一的曹植有一首诗中写道：“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在五代十国时期，“青楼”这个词，指的是豪华精致的雅舍，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比如《晋书·麹允传》中所载：“南开朱门，北望青楼。”邵谒《塞女行》：“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

最早称妓院为青楼的记录，则出自南梁刘邈的《万山采桑人》一诗，内有“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一句。句中的“青楼”就因袭前人而误传，被人理解为“青楼里住进了倡妾”。此后的文人墨客们便以讹传讹，皆称妓院为“青楼”了。

在唐代以前，“青楼”的两种含义在文章中经常能够看到。而到了唐代，以“青楼”取代妓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唐朝诗人韦庄的诗作《贵公子》中，诗句“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用的尚是本意，而其在《捣练篇》的诗句“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祷衣曲”中，青楼便是妓院的别称了。

宋、元以降，“青楼”的偏指之意后来居上，反而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不过与平康、北里、章台、行院等词相比，显得更加形象，也更为风雅。于是，青楼便成为烟花女子营业场所专用的雅称了。

元代有一本记载妓女生平事迹的书，便叫《青楼集》。实际上，青楼中的女子不乏才华横溢的诗人及说唱表演艺术家，比如我们在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的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等。

这些才华横溢的青楼名妓与古时风流文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惺惺相惜，彼此相依。士人最懂得怜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最能赏识玉郎才子，吟诗诵词，所以才有了后来柳如是嫁给名儒钱谦益的爱情传奇。在孔尚任著名的传奇作品《桃花扇》中，与侯方域结百年之好的女子李香君，同样是秣陵教坊名妓，秦淮八艳之一。

据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在《青楼文化》一书中所述，古时并非所有的妓院都可称为青楼，要称为“青楼”，至少要达到几“星级”的标准才行。至于一些脏乱差、黑陋丑，如同鸡窝、猪圈一般的地方也敢“僭称”青楼，不过是自贴金纸，主客两方听着都顺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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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为何书名不叫“青楼梦”或是“灰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还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尽管之前的书名都与具体内容相关，但都没有《红楼梦》这个书名更加符合原书旨意。

之所以以“红楼”来命名书名，是因为“红楼”和“朱门”一样，是古代王侯贵族住宅的代称，如杜甫广为人知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红楼梦》原书的“凡例”说，“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意思是说，整部小说写的就是红楼一梦。毫无疑问，“红楼梦”就是说红楼贵族的显赫无异于南柯一梦。

小说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这是《红楼梦》全书的提示。贾宝玉在太虚幻境里翻阅“金陵十二钗”图册，听仙女们演唱“红楼梦十二支曲”，饮美酒、品香茗，跟“兼美”柔情缱绻，又有警幻仙姑和祖先之灵对他谆谆警戒，最后他落入万丈迷津，这正是贾宝玉一生的简要概括。此外，“红”在旧时还代表“女儿”，即女性的意思；“楼”即深闺大宅。“红楼”的意思即为住在深闺大宅中的女性，多指官宦人家的小姐，这也是小说题名《红楼梦》的由来。

当然并非没有叫做《青楼梦》的书。清代有一本狭邪小说，即名为《青楼梦》，又名《奇红小史》，全书共分64回。该书名即是借助于当时负有盛名的《红楼梦》而作，并刻意模仿《红楼梦》的写作方式。《青楼梦》的作者为晚清余达，字吟香，字号慕山真人。

第17问：双方第一次见面时给对方出难题的行为为什么叫做“下马威”

我们经常用“下马威”来比喻一开始便向对方示威，以挫其锐气的行为。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下马威”来表示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为什么不是“下狗威”？

“下马威”原来叫做“下马作威”，词语出自《汉书·叙传》。西汉时期，豪门贵族少年班伯主动请缨到混乱的定襄去做太守。定襄豪门大户纷纷“畏其下车作威，吏民竦息”。意思是说定襄当地的豪绅贵族们担心班伯初到任时要对下属显示威风，所以有所收敛，并将以前的犯事的人全都藏匿起来。而班伯一上任就大肆宴请豪绅贵族，并与他们交朋友。后来了解到犯事的人藏身之处后立即下令捕杀，定襄很快就安定了。

这里的下车，并非指从车上下来的动作，而是指官员初到任。因为古人有用下马、下车表示官员到任的习惯，所以后来“下车作威”便被“下马威”代替。加上下马威读来顺口，意思简约明白，便广为流传。因而，“下马威”的原意是指官吏初到任时，借故严厉处分下属，以显示自己的威风。

后来，“下马威”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最初的到任时要对下属显示威风，到泛指一开始就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威力。例如清代李渔《蜃中楼·抗姻》就说：“取家法过来，待我赏他个下马威。”曾朴《孽海花》第24回中写道：“他既要来螳臂当车，我何妨去全狮搏兔，给他一个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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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第一次见面时，有哪些传统礼仪

中国自古被称之为“礼仪之邦”。在交往过程中，如果我们在见面时行一个标准的见面礼，会给对方留下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直接体现出施礼者良好的修养。

一般我们中国人见面的礼仪除了常见的握手之外，还有以下几种方式：

1.作揖礼。作揖礼，即拱手礼，尽管在中国大陆并不常见了，但是在海外华人中却极为流行。这种行礼方式是起身站立、上身挺立、两臂前伸，双手在胸前高举抱拳，自上而下，或者自内而外，有节奏地晃动两三下。作揖礼主要适用于过年时举行团拜活动，向前辈祝寿，向友人恭吉喜：结婚、生子、晋升、乔迁，向亲朋好友表示无比感谢以及与海外华人初次见面时表示久仰之意。

2.鞠躬礼。行鞠躬礼，应脱帽立正，双目凝视受礼者，然后上身弯腰前倾。男士双手应贴放于身体两侧裤线处，女士的双手则应下垂搭放在腹前。下弯的幅度越大，所表示的敬理程度就越大。鞠躬礼目前在国内主要适用于向长者表示敬重、向他人表示感谢，领奖或讲演之后、演员谢幕、举行婚礼或参加追悼会等活动。

3.合十礼。合十礼，亦称合掌礼，即双手十指相合为礼。具体做法是双掌十指在胸前相对合，五手掌并拢向上，掌尖与鼻尖基本持平，手掌向外侧倾斜，双腿立直站立，中身微欠、低头。可以口颂祝词或问候对方，亦可面含微笑。但不能在行礼是手舞足蹈、点头不止。行止礼时，合十的双手举得越高，越体现对对方的尊重，但原则上不可高于额头。

第18问：为什么我们常常将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叫做“中山狼”，这“中山狼”是什么狼

很多人都还记得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中说：“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这个句子中，“子”是对男子表示尊重的通称。“系”为“是”的意思。“子”和“系”组合而成“孙”字，隐指迎春的丈夫孙绍祖。“得志便猖狂”是说得意后便为非作歹、横行霸道。

曹雪芹用“中山狼”是来表示“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迎春丈夫孙绍祖。孙绍祖家曾经巴结过贾府，受到过贾府的诸多好处，后来家资饶富，孙绍祖也在京城袭了官职，后来又“在兵部侯缺题升”，一跃成为“暴发户”。贾家衰败后，孙绍祖恶意逼债，并任意践踏迎春。

很明显，曹雪芹用“中山狼”来比喻迎春丈夫孙绍祖的险恶狠毒，说明他是那种凶狠残暴而又忘恩负义的人。那么“中山狼”为何有如此的寓意呢？为什么偏偏是“中山”的狼呢？

其实，“中山狼”的来源还有一段典故。在明朝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简子在中山举行狩猎，遇到一只狼就拼命追赶。狼遇到东郭先生说：“先生能借你的口袋让我苟延残喘躲一会，躲过这场灾难，我会报答你的大恩的。”东郭先生帮助了狼。后来狼安全跳出布袋，便要吃掉东郭先生。后来，人们便用“中山狼”来比喻那些恩将仇报和忘恩负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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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忘恩负义的人又被称作“白眼狼”

狼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一直被作为凶残冷血的象征，也就是不通人性。这一点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用语中，比如“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等，都属于贬义色彩。

狼以生性凶狠著称，而在狼群中尤以长着“吊白眼”的狼最为凶狠。“吊白眼”指外眼角上吊，眼球黑少白多，望之凶光炯炯。另外，白眼还有没有眼珠，看不到眼前的东西，或者叫做“睁眼瞎”。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意思是说瞎了眼睛的，毫无人性的意思。

后来，人们就用“白眼狼”来比喻那些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的人，意思是得了别人的恩惠却反过来恩将仇报！

尽管“白眼狼”和“中山狼”的意思相近，但是在恩将仇报的程度上，“白眼狼”要比“中山狼”的程度更深。对于“白眼狼”来说，无论你对他怎么好，他一直都是要害你的人，而且不会伪装、不会装可怜，对你白眼相待。

在这两年比较热门的国产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灰太狼的大伯即是“白眼狼”。他的一只眼睛是白色的，为人阴险狡诈，说话充满着江湖口气，并且一身的三脚猫功夫，动不动就摆出架势。他在动画片中是作为一个反面角色存在的。

第19问：为何我们将花拳绣腿的功夫叫做“三脚猫”功夫，猫不是有四只脚吗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经常会将那些花拳绣腿的功夫，或是对略知各种技艺的皮毛功夫称作为“三脚猫”功夫，而将那些对各种技艺略知皮毛的人或是技术不到位、水平不高的人称为“三脚猫”。可是，猫和技艺水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是狗、猪之类的其他动物？而且猫是有四只脚的，为什么要用“三脚猫”来表示？

据专家考证，“三脚猫”一词最早出自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张明善作北乐府《水仙子》讥时云……说英雄，谁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其中的非熊即飞熊，姜尚的号，渭水飞熊本指姜尚。文中讽刺只有三只腿的猫，却被人当成飞熊。后来，据明朝的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嘉靖间，南京神乐观有三脚猫一只，极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因而“俗以事不尽善者，谓之三脚猫。”就这样，“三脚猫”一词便成了做事技艺不精的意思，并一直沿用至今。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三脚猫”一词起源于地处江南的上海、江苏、浙江一带。据老上海说，“猫”系“锚”字之讹，原为“三脚锚”。“三脚锚”一词流行开来之后，便以讹传讹，成为今天的“三脚猫”了。

据说，在清代光绪年间，有一武林高手经常在上海十六铺江边卖艺，他十八般兵器无所不精。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绝技，能将他船上的两个铁锚当作兵器，每锚足有五六十斤重量，他能舞动如飞，轰动了当时的上海社会。艺人走后，很多人都上前试提铁锚，但均败下阵来。由于铁锚有三只脚，于是人们便戏称那些信誓旦旦一定能够提起铁锚的人为“三脚铁锚”，后来人们便用“三脚铁锚”来比喻那些对某种技艺懂而不精的人。为了口语的方便，“三脚铁锚”后来简称为“三脚猫”。由于“锚”和“猫”谐音，时间一长，“三脚锚”便被以讹传讹，叫做“三脚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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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用“花拳绣腿”来表示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功夫或者行为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将那些好看但是却没有太多实用价值的武功称作为“花拳绣腿”，可是这拳术和腿上功夫与“花”和“绣”有关系吗？

实际上，在武术界，有一种拳术就叫做“花拳”。花拳相传为清代雍正年间江南大侠甘凤池在江浙一带传授的属于少林派系的拳种。花拳，化也，非花而不实，虽花而不花。据武谱记载：“花而不足环中觅，巧打连环无形中。”又云：“花拳非舞一阴阳，快愎相间虚实藏，指上打下防左右，前进后退护中堂。”拳理讲：“出手似百花绽开，使人眼花缭乱。”因此，花拳有长拳的快速有力、节奏鲜明的特点，还具有刚中蓄柔、形神兼备、硬如铁、软如棉、身似杨柳、臂如鞭的独特风格。在北京，至今仍有花拳研究会，专门研究花拳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花拳绣腿”中的“花拳”指的并非是这种拳术，而是后人顾名思义，认为“花拳”就是那种只有好看的姿势而无实战作用的拳术套路。同样，“绣腿”指的是腿上功夫仅仅像绣花针一样来回穿梭，速度疾驰，具备很高的观赏价值，但实战效果并不佳，于是人们便借此意来讽刺那些只图表面好看而不顾实际效果的行为与作风。

第20问：坏人的帮凶为什么叫做“狗腿子”

在旧社会里，不少百姓都把衙门里的衙役、当差，乡里的乡丁、权贵大户的家丁当中为非作歹的人，均称为狗腿子。之所以百姓对他们辱骂，是因为这些为非作歹的人，如同一群被豢养的恶狗，他们在其主子面前，俯首贴耳、阿谀奉承、摇尾乞怜，一副十足的奴才像。但当他们面对老百姓时，却又是另外一副嘴脸，即俗话说的“狗眼看人低”、作威作福、狗仗人势。当然，老百姓把他们比作恶狗，倒好理解，但又为何把他们骂称为“狗腿子”呢？

据说，这“狗腿子”的说法还有一段关于李时珍的故事。相传，在明朝的时候，蕲州李家垸一带有两个人学医，一个是李时珍，一个是李二癞子，按辈份李时珍是李二癞子的叔伯哥哥。李时珍聪明好学，终于成了当地的名医，而李二癞子家中富足，不好好学医，一无所长，最终在县老爷那里弄到了一个当衙役的差事。李二癞子当了衙役以后，对县老爷像伺候自己的亲爹一样，而对待穷苦百姓，却眼睛瞪得比铜锣还大。不仅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而且还奸淫妇女，搞得民怨沸腾。

这县老爷也不是什么好人，整天鱼肉乡里，而且他天生有腿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立了个规矩：谁治好了他这个腿，就赏给百两白银，治不好，就要杀头。李二癞子认谁李时珍治不好县老爷的腿，就想借县老爷的手，将李时珍置于死地，于是向县老爷极力推荐李时珍。

李时珍看了看县老爷的腿，不慌不忙地说：“老爷，你的腿我能诊好，只是要换上一个人的好腿。”县老爷说：“我是一县的父母官，要哪个人的腿由你选，我马上把他传来。”李时珍看了一眼李二癞子后说：“老爷，这个人只有跟你合得心、共得血、身子好、跑得快才行。我看李二癞子顶合适，他整天侍奉你，真心待你，是合得心、共得血；刚才他拉我来，他走我跑都跑不赢，脚还脱了皮，可见他身子好、跑得快。”李二癞子一听，吓得往地上一趴，求县老爷放他一马。县老爷这时什么也顾不得了，喊了一声：“来人，把李二癞子的腿砍下来！”李时珍把李二癞子的腿接到县老爷的腿上，很快县老爷的两只腿就能下床走路了。

李二癞子知道县老爷能走路后，便央求李时珍，也给他接上一条腿。李时珍便将一条大黄狗的后腿砍下来，接在李二癞子的腿上，没过几天，他便也能走路了。

因为李二癞子有一只腿是狗腿，而他又是一个毫无人性的衙役，从此“狗腿子”就成了这些人的代名词了，后来，人们便用“狗腿子”统称那些帮助别人做坏事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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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嘴里不是本来就没有象牙吗

我们经常用“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指代那些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的人。可是，狗嘴里本来就没有象牙，当然就吐不出了，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为何还要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呢？

原来，在这句俗语中，是以狗喻人的意思，把人说话比喻为狗吐象牙。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忠诚、信任的特点。但是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中，狗并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比如“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所以，这里是用狗来比喻坏人，而象牙则是名贵的材料，这里用来比喻美好的事物或是优美的语言。因而，这句俗语的整体意思便是，坏人的嘴里怎么都说不出好话，如同狗嘴里怎么都吐不出象牙一样，同样都是客观自然的规律。

第21问：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将吝啬的人比喻成“铁公鸡”

铁公鸡一词来自歇后语“一毛不拔——铁公鸡”，用来形容极度吝啬的人。那么为何用铁公鸡来表示吝啬之人呢？

其实，“铁公鸡”一词的具体出处已不可考。但据民间说法，由于是铁公鸡，所以它身上连一根羽毛都拔不掉，也就是一毛不拔、极其吝啬的意思。

但是，“一毛不拔”原本并非是指铁公鸡身上的羽毛，而是指人身上的汗毛。最早使用“一毛不拔”这个词源自《孟子·尽心上》，是孟子用来批评战国时的杨朱的话语。

战国时期的墨子，是墨家的代表人物。他反对残酷的战争，主张“兼爱”和“非攻”。当时的杨朱却与墨子的观点相反，他竭力反对“兼爱”，主张“为我”。有一天，墨子的学生禽滑厘遇到杨朱，毫不客气地问道：“拔你身上的一根汗毛而能使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你愿意不愿意？”杨朱听后摇摇头说：“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意思是说，天下的问题，决不是一根汗毛可以救济得了的。禽滑厘反驳道：“这只是一种假设，如果拔你一根汗毛而能安定天下，你肯不肯？”杨朱听后默然不语。

孟子针对此事抨击杨朱道：“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说，杨朱主张“为我”，假如拔他身上一汗毛而对天下有利，他是决不会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如果对天下有利，即使磨秃了头顶，磨破了脚板，他也是愿意干的。于是后世之人便根据孟子的评价，习惯性地用“一毛不拔”来比喻那些非常自私悭吝的人。

在清朝中叶，有一位叫做袁枚的著名文学家写作了一部笔记小品《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在这部作品中就有一篇名为《铁公鸡》的文章，说的是山东济南一富翁“性悭吝，绰号‘铁公鸡’，言一毛不拔也”。一天，他要纳一妾，条件是“价欲至廉，貌欲至美。”后来，媒人带来一女，称不要钱，只是平时能够吃饱穿暖即可，富翁大喜。但没成想到，半年以后，富翁所珍藏的钱财珠宝全都没有了。原来该女子是他家的一个旧房客，富翁嫌他们“多费”而将其赶走，现在她特来报复，偷光了他的钱财，拔光了他所有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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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不拔”一直都是贬义词吗

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一毛不拔”显然已经作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被我们经常使用。但是，从历史上看，“一毛不拔”一词的使用并非全是贬义，有时甚至具有一定的褒义色彩。

据古代小说《燕丹子》记载，燕太子丹被秦王扣为人质，一心想报仇雪恨。燕国侠士田光给太子丹出主意说：我认识一个叫荆轲的，“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在太子丹拜托下，田光找到荆轲，把太子丹的复仇愿望和盘托出：“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倾心于足下，愿足下勿疑焉。”荆轲回答说：“有鄙志，常谓‘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于太子，敬诺不违。”荆轲与田光一样，言必信、行必果，他将匕首藏于图中，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中，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成为千古一侠，流芳至今。

在荆轲回答田光的话中，有“鄙志”一词，这个词语在文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自己认定的目标和理想，他全身心地投入，“情为恩使，命缘义轻”，可谓是舍生取义，杀身以成仁；二是对道不同、志各异的人，他丝毫不肯为之出力，哪怕纤微如“一毛”也不肯拔下相馈，即所谓的“情有异，一毛不拔”。这里的“一毛不拔”明显是褒义色彩，说明了荆轲忠肝义胆、豪气冲天的品格。

第22问：我们在说某人对某事毫无了解时，为什么用“一问三不知”，而不是“四不知”或是“五不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说某人对某件事情毫无了解时，或者连问好几个问题都不清楚时，一般都会用“一问三不知”来形容。那么为什么是“三不知”，而不是“四不知”或是“五不知”呢？为什么“三不知”就可以代表对所有的事全然不明呢？

“一问三不知”这个俗语原本来源于《左传》。在《左传·哀公二十七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前468年，晋国大夫荀瑶率大军讨伐郑国，郑国君派大夫公子般去齐国求救。齐平公为防止晋国强大，就派陈成子带兵去救援。陈成子有个部下叫做荀寅，在迎战前，荀寅对陈成子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一千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

陈成子听后大怒，骂道：“出发前国君命令我说：‘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一千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你方才竟然讲出壮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话，回国以后，我要把你的话报告国君。”

苟寅自知失言，于是感慨地说：“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人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聪明人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都要考虑到，然后才向上报告。而现在，苟寅对晋军攻打的这三方面都没有搞清楚便向上级报告，难怪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明朝人姚福在《清溪暇笔》一书中的说法也印证道：“俗谓忙遽曰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于是后人便将“一问三不知”的原意，即对某件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都不知道的意思，衍伸为今天用来表示对实际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对内情毫无所知的意思。同时，由于开始、中间、结局这三个阶段囊括了世间万事的来龙去脉，因此便用这“三不知”来表示对所有的事全然不明了。

另外，“一问三不知”有时也有装糊涂、假装不知道的意思，具有明哲保身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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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谨慎为什么是“三缄其口”，而不是“四缄”或是“五缄”

我们一般用三缄其口来形容人说话谨慎，也用来表示不肯或不敢张口。那么“缄”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信都是写在竹简上的，为了防止别人偷看，就在上面用木板覆盖起来，用绳子扎好，这个扎木板的绳子就叫做“缄”。我们现在说的“三缄其口”就是把嘴封好扎好的意思。但为何只封三次，即“三缄”而不是“四缄”或是“五缄”呢？

用“三缄”来表示封口，这里还有一个典故。据汉朝刘向在《说苑·敬慎》中记载，孔子崇尚周礼，曾专程到周王朝考察文物礼仪制度。当孔子参观到周王祭先祖的太庙时，看到台阶右侧立着一个铜铸的人，但嘴被扎了三道封条，在这个铜人的背面刻着一行字：“古之慎言人也”。这句话是说，这是古代一位说话极其慎重的人。

这句话给了孔子以极大的震动和启发，所以孔子在谆谆教诲弟子时，总是十分强调“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由于“三缄”的原意便是在嘴上贴了三张封条，所以后来人们便以“三缄其口”来比喻“慎言”了，人们常用的“缄默不语”也是由此演化而来的。

第23问：很世故很油滑的人，为什么叫做“老油条”

很多人都认为“老油条”是一句北方俗语，而实际上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一提“老油条”，大部分人都能够心领神会，知道你是在形容一个很世故很油滑的人。但为何这种人要用“老油条”一词来形容呢？

油条我们都不陌生，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中国人有喜欢在早餐时吃油条喝豆浆的习惯。油条的做法一般是将面团制成条状，然后在油锅中高温油炸，油温最高时能够达到190℃左右。最后等到条状的油条生坯炸至金黄色即可捞出，这样的油条吃起来香脆可口，并且老少皆宜。

而那些在在油锅里炸过无数遍的油条，一般便称其为老油条。后来人们根据老油条是在油锅里滚来滚去很多遍才能形成的特点，便用来形容那些久经磨难、经验老道、刁酸圆滑和世故老练的人为“老油条”，意思是他们阅历丰富、世故油滑，不怕别人的口舌是非，依然我行我素，有一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味道。

由于真正的老油条在油锅中炸的时间过久，所以无法再次加工，且不可口，因此人们便借此意，指代那些无法调教和提高以及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因为没有办法让其得到改变，只好任其堕落，随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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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死去的猪不是本来就不怕开水吗

在我们的常识中，真正死去的猪本来就是不怕开水烫的，但为什么还有“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一俗语呢？

在这句俗语中，因为猪已经死去，所以死猪表示的是已经没有希望的人或事物。开水是指发生在这个人或事物之上的痛苦或是困难。这句俗语的整体意思是说，既然对某人或是某个事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那么随便再多一些什么痛苦也就无所谓了，意思接近于“老油条”。

在生活中，这句俗语的使用具有贬义色彩，一般形容那些品行恶劣、死皮赖脸的人，因为这些人已经不要任何颜面，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他都会恬不知耻，甚至若无其事，根本不在乎。于是才有了“看他那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的通俗说法。

第24问：为何将反复多次告诫叫做“三令五申”，而不是“五令九申”或是别的数字

“三令五申”是我国古代的军令，即军事纪律的简称，它最早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文章写道：“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约束即布，乃设斧，即三令五申之。”

这个典故来源于一段孙武的故事。孙武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闾。吴王看过之后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能否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孙武也说可以。

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宫姬为队长，并叫她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众女兵说：“知道了。”于是“约束即布，乃设斧钺，即三令五申之。”但是，孙武每次发号命令时，众宫女都哈哈大笑，并不理会。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孙武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之后再也没有人不认真训练了。后来人们便把孙武向女兵再三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申”，即反复多次向人告诫的意思。

“三令”与“五申”的原意是教育将士应该在点阵中或军事行动中明确作战守则。宋代曾公亮撰写的《武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三令五申的具体所指。所谓“三令”，一令观敌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以宣其刑赏。所谓“五申”：一申赏罚以一其心；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三申画战阵旌旗；四申夜战听火鼓；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

而在今天的汉语语境中，“三令五申”是再三地向下级命令告诫的意思。其中的“令”即命令；“申”指的是陈述、说明；其中的数字“三、五”不仅指的是次数之多，同时还是上述具体军事纪律的简称。总体来说，这个词在今天大多指的是多次命令、反复说明、再三告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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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番五次”、“三年五载”、“三五成群”中的数字能替代吗

我们经常用“三番五次”来表示次数之多，用“三年五载”、“三五成群”等来表示数量之少。其中的“三”和“五”与“三令五申”中的数字大不相同。“三令五申”中的“三”和“五”有具体的所指，而前者的“三”与“五”并无具体所指，只是一个概数。那么为何要用“三”与“五”来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不是其他的数字呢？

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三”往往代表着“多”的意义。这来源于中国人初始的数理思维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有过对“三”充满迷惑与敬畏的数觉时期。古代汉民族把“一”和“二”分别视为最小的“天数”和最小“地数”（即最小的奇数和最小的偶数）。《易经》中易卦的“阳爻”和“阴爻”之和为“三”，也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合数”位置使“三”有了“多始”的哲学含义，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的“三”正是这种观念的直接体现，所以“三”就“多起来”。而从辩证的眼光来看，“多”的反面是“少”，所以“三”又有了“少”的含义。比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分别几天就有了很大长进，不能再以旧眼光看待了），“三年五载”（没过过多长时间），等等。

与此同时，在这种原始的辩证思维之下，“三”并不全都是表示“多”或“少”，有时甚至具有“最少多数”的意思。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即使在最少的多数人中也会有在某方面比自己强而可以把他当成老师的人），等等。

至于数字“五”，由于它是“十”之半，又受《周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归类观念以及受到传统“五行”观念的影响使它有了概括的含义，在计数时也可以是“一五一十”。如果事物范畴内部包含许多有差异的个体，“五”就有了“多而杂的含义，比如五彩缤纷”（颜色繁多，非常好看）等。受辨证思维认知的结果，“五”也有“多”与“少”的对立含义，如“三番五次”、“三令五申”（多次重申和命令）“三年五载”、“三五成群”（结成小规模的人群）等。

因此，“三番五次”、“三年五载”、“三五成群”中的数字是受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影响，并被汉民族长期使用，早已习惯了。

第25问：为什么内部发生祸乱被叫做“祸起萧墙”，“萧墙”是哪一面墙

“祸起萧墙”这个成语指的是祸乱发生在家里，比喻内部发生祸乱。成语中的“萧墙”指的是古代国君宫殿大门内（或者大门外）面对大门起屏障作用的小墙，又称“塞门”。在一般家庭的院落中，萧墙则指的是院落中的屏风。萧墙的作用，在于遮挡视线，防止外人向大门内窥视。

至于将萧墙引申为内部的意思，则源自于《论语·季氏》中的一段典故：

春秋末年，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大夫之手，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靠近季孙氏的封邑。季孙氏是公族中最有权势的，他害怕鲁哀公借助颛臾人的力量夺回权力，于是决定派兵攻打颛臾。

孔子的学生冉有和子路正在季康子手下做事，于是就此事来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听了后严厉地对冉有说：“冉有！这难道不该责备你吗？先世鲁君早就将颛臾的国土封在了鲁国境内，现在为何要攻打它呢？”冉有和子路一听老师责备，急忙辩解说那不是他们的主张，而是由季康子一手策划的。

孔子说：“一个国家，不害怕贫穷，而害怕不平均；不害怕人口稀少，而害怕不安定，做到平均，就不会贫穷；做到和平，人口会前来归附，然后再施以仁义、礼乐的教化。现在你们二人辅佐季孙氏，不能招致远方的人来归附，反而要在本国内部使用武力，我看季孙氏的用心不在颛臾，而在国君宫室的萧墙内啊！”

后来，人们便用萧墙之祸这一典故来表示由于内因而非外因引起的祸乱。在《后汉书》中就引用了这一典故：“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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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些词可以表示内部的矛盾

“祸起萧墙”表示的是源自内部的矛盾而引起的祸乱，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尺布斗粟”、“同室操戈”等词语都可以表示内部的矛盾。

“尺布斗粟”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多见。实际上这个词来源于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引用的一段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后人便用“尺布斗粟”来形容兄弟间因利害冲突而不和。

还有一个词“同室操戈”也可表示兄弟相残或内部纷争。这个成语的典故来源于《左传·昭公元年》，讲的是春秋郑徐吾犯之妹有美色，公孙楚与其从兄公孙黑争娶之。而公孙楚已经纳聘，其兄公孙黑欲强夺，公孙楚“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后世便以“同室操戈”来比喻兄弟间的相残或泛指内部的斗争。

第26问：中国人素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那么中国的古代有快餐吗

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书·郦食其传》中的一句：“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以及古人如雷贯耳的“食、色，性也”奠定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理论基础。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曾断言：“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

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快餐店莫过于美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了，而大大小小的如“真功夫”之类的中式快餐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开遍了大街小巷。既然中国人这么喜爱吃，那么在古代的中国，有快餐这种饮食形式吗？

据黑龙江大学伊永文教授在《到古代中国去旅行》一书中所述，古代中国的快餐，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顷刻间马上就可以吃上的食物菜肴，如隋朝炀帝时尚食直长谢讽《食经》中的“急成小”，它是专为满足一时口腹之欲的少数人而作的，以体现烹调技术为目的。快餐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已形成规模的饮食行业，将原料制配成大批量的食馔，以满足源源不断的大众需要的一种餐饮方式。如唐德宗时长安两市有礼席，三四百人的饮食，“常可立办”，这是很典型的快餐了。

据伊教授考证，在唐朝时，一些地方就已经有快餐出现的苗头了。比如《太平广记》说长安有不少“沽浆卖饼之家”，这可以理解为小的“快餐”店，还有推车出卖蒸饼和粥饼餺飥店，凌晨，城市里门未开，已有卖饼糕的了……这都是名符其实的为生活忙碌的人们制作的“快餐”。到了宋代，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到了明清时期，方便食品越来越多，并成系列。主要的如清代《调鼎集》总结的那样，有面条、饼、酥油面食品、发面食品、馍馍、馄饨、面卷、粳糯粉食、米粉糕、粉饼、粉饺、饽饽等一百六十馀种。

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大众化的“快餐”形式。然而，“快餐”的形成还离不开先进器具的出现，比如煎盘、烤炉、制油酥点心的模型等，为形成“快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从宋代开始普遍采用的耐燃煤炭，为古代中国饮食行业中普遍的、大众化的“快餐”提供了能源上的可能性，否则中国古代的“快餐”可能还要推迟若干年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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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影视作品常出现的“满汉全席”吗

满汉全席是我国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巨型宴席。满汉全席起兴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

我们在影视作品的清宫戏中，经常能够看到皇室中每逢重大节庆时，总是会摆上一桌“满汉全席”，以示庆祝。而实际上，满汉全席其实并非源于宫廷，起初是只江南的官场菜。从现在可得的文字资料分析，满汉全席应源于扬州，且是扬州“大厨房”专为到扬州巡视的“六司百官”办的。这从“满汉全席”的菜主要以北京、山东和江浙菜为主可以佐证。

此种满汉全席集宫廷满席与汉席之精华于一席，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突出满族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锅几乎不可缺少的菜点，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实乃中华菜系文化的瑰宝。满汉全席上菜一般起码一百零八种（南菜54道和北菜54道），分三天吃完。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因此，满汉全席后来就成为大型豪华宴席之总称，菜点不断地予以增添与更新，又成为中华美食之缩影。

第27问：有一道名菜是叫“宫爆鸡丁”还是“宫保鸡丁”，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名菜“宫爆鸡丁”相信很多人都吃过，但这却是名菜“宫保鸡丁”以讹传讹的错误名称。在今天，“宫爆鸡丁”这个错误的名称随便在哪个小饭店的菜单上都能见到。2009年，《咬文嚼字》杂志公布了当年中国十大常犯语文差错，据统计，“宫爆鸡丁”作为唯一上榜的错误菜名，是全国使用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菜名。

“宫保鸡丁”原是黔菜传统名菜，由鸡丁、干辣椒、花生米等炒制而成。由于其入口鲜辣，鸡肉的鲜嫩配合花生的香脆，受到广大食客的欢迎。尤其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宫保鸡丁”几乎达到“泛滥成灾”的地步，甚至可以成为中国菜的代名词，情形类似于意大利菜中的意大利面条。

之所以“宫保鸡丁”后来以讹传讹，被错误地写作为“宫爆鸡丁”，是因为有人错误地认为这道菜的烹制方法为“爆炒”。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并没有弄清楚“宫保鸡丁”这个名称的来历。

“宫保鸡丁”的发明者是清朝人丁宝桢。据《清史稿》记载：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光绪二年任四川总督。据传，丁宝桢对烹饪颇有研究，喜欢吃鸡和花生米，并尤其喜好辣味。他在四川总督任上的时候创制了一道将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下锅爆炒而成的美味佳肴。这道美味本来只是丁家的“私房菜”，但后来越传越广，尽人皆知。但是这道“私房菜”为何要命名为“宫保鸡丁”呢？

所谓“宫保”，其实是丁宝桢的荣誉官衔。据《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的解释，明清两代各级官员都有“虚衔”。最高级的虚衔有“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少师、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太保、太子少保”。上面这几个都是封给朝中重臣的虚衔，而没有实际的权力，有的甚至还是死后追赠的，通称为“宫衔”。在咸丰以后，这几个虚衔不再用“某某师”来表示，而多用“某某保”，所以这些最高级的虚衔又有了一个别称——“宫保”。丁宝桢治蜀十年，为官刚正不阿，多有建树，于光绪十一年在任上去世。清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而“太子太保”本是“宫保”之一，于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丁大人，便将他发明的菜起名为“宫保鸡丁”。

时过境迁，很多人已不知“宫保”为何物，更不知道“宫保鸡丁”这个菜名地来历，便想当然地将“宫保鸡丁”写成了“宫爆鸡丁”。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改变了人们纪念丁宝桢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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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名菜“水煮鱼”里明明都是油，为什么还叫“水煮鱼”呢

“水煮鱼”系重庆渝北风味，是享誉盛名的川菜之一。摆上餐桌的“水煮鱼”中，除了鱼片之外，其他的看起来都是明晃晃的油，但就是这样被油浸泡着鱼片的菜为何不叫“油煮鱼”，反而叫“水煮鱼”呢？

实际上，水煮是川菜中一种做法，就是将郫县豆瓣等酱料下入锅中，并加水烧出香味，然后加入主料，最终将其烧透的做法。待鱼熟了以后，再在表面淋一层烧熟的热油，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用油直接煮鱼。

在这些鱼片上面浇上一层油的目的，不仅有着保温的效果，还等于将鱼肉闷熟，使得鱼肉更嫩，川菜味料能够进入肉中，这样烹调出来的肉质一点也不会变韧，且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加在里面的辣椒，还能充分发挥其御寒、益气养血的功效。

其实不仅是“水煮鱼”使用这种水煮的做法，其他的诸如水煮牛肉、水煮腰片、水煮牛柳等川菜用的也都是相同的烹饪方法。

第28问：古人是怎么保存热水的呢，他们有暖水瓶吗

暖水瓶已经成为我们所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可是在古代的中国有暖水瓶吗？他们又是如何保存热水的？

据考证，我国最早的暖水瓶出现于北宋后期。这种暖水瓶也称“暖水釜”。在宋代的餐饮业中，商贩们冬夜“提瓶卖茶”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行当，他们所用的“瓶”就是保温的暖水瓶。因为如果是用铁或瓷制成的瓶子装茶水，即使在茶瓶的外面包裹厚实的棉被之类，在极寒冷的冬夜，一会儿也会凉的。

在宋代，人们非常讲究注滚热的汤水于盏碗中，“点开”茶叶或茶饼才饮用的。比如蔡襄在《茶录》中说：“凡欲点茶，先须令热，冷则茶不浮”。宋时暖水瓶的构造是用玻璃为胆，水银为裹，其基本样式为：宽口、长颈、长腹、瓶口安有开启的瓶盖，还有把手，与现代的没有太大差距。据说，皇帝还将这种暖水器皿赐给出嫁的公主，由此可见，使用暖水瓶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

当然，这都是皇宫贵族或是达官贵人才使用得起的器皿，对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他们只能使用土办法，比如用棉捂子，或是在大茶壶上用棉或棕做一个茶壶窝，类似于给大茶壶穿了件棉袄，用来防止茶壶中的热气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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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夏天能吃上冰吗

我们现代人有冰箱，因此夏天吃上冰块或是喝上冰镇饮料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古人并没有冰箱，他们在夏天能吃上冰吗？

其实，古人很聪明，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冰箱，但是有专门存储冰块的地方，叫做“冰窖”。做一个冰窖需要往地下挖10米左右，与地面温度基本隔绝，这样就做成了一个类似于保温瓶的冰窖了。等到冬天冰冻三尺之时，采集优质的冰块，并裁成一块一块如同方砖似的冰块，放入冰窖中储存起来，人们把这样的冰块叫做“窖冰”。这样到了夏天，人们就可以吃到清凉可口的冰块了。

第29问：什么是“春秋笔法”，“春秋”是一种写作方法吗

所谓“春秋笔法”，顾名思义，是一种笔法而已，或者说是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的文辞表达出来。

“春秋笔法”一词来源于孔子所著《春秋》一书。由于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因此后世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这种作法被称为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

比如同样是历史上的杀人事件，孔子认为杀得无理，就用“弑”这个贬义字；如果孔子认为杀得好，就用“诛”这个褒义字。虽然表面上孔子并没有长篇大论地评价这个杀人事件的是与非，但只用一个字就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好恶和价值判断，于是读者不知不觉中就被他的价值观引导了。因此，后世经学家认为该书中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世便将这种看似写法曲折但却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孔子之所以要用春秋笔法来写史书，他的主要目的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孔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他将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也全都直言不讳地写进书中，那么后世之人看到后，便会对应当“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大打折扣。因此，春秋笔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委婉的写作方式，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也只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

事实上，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直笔是直抒行为，并不是仅指正直。孔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所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

所以，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也为后世的考证增加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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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写字作画的常用笔法有哪些

我们通常所说的笔法，是关于写字作画用笔的方法，即中国画特有的用线方法。中国书画主要都以线条表现，所用工具都是尖锋毛笔，要使书画的线条点画富有变化，必先讲究执笔，在运笔时掌握轻重、快慢、偏正、曲直等方法，称为“笔法”。

中国人又讲究“书画同源”，主要是指书法和中国画在用线的审美要求上是一致的，并且使用的是同样的工具——毛笔。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写字作画的常用笔法有以下几种：

中锋：中锋即锥形毛笔笔尖在毛笔的运行过程中，始终处在用笔的中心位置。中锋用笔是中国画用笔方法的首要特征。其特点是：笔力饱满，内涵丰富。外柔内刚，极富表现力。可以说中国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锋用笔的好坏。

侧锋：侧锋顾名思义就是将毛笔倾斜，毛笔笔尖的中心位置偏于侧面。其特点是：用笔变化丰富，有强力的用笔张力，爽快中显山露水。缺点是比中锋用笔显得单薄浅显。但侧锋在人物画中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同时也反映出另一种心境下的审美需要。

逆锋：逆锋是相对于正手位置顺行方向的反方向毛笔运行方法。逆锋运笔阻力增大，笔锋聚散，松紧变化不同于顺笔意味。目的是为了追求用笔的变化，特点是笔力刚硬，力透纸背，但缺少柔劲。不可常用，适可而止。

拖锋：拖锋即将毛笔倒于纸面上，拖拉运行。特点是转换自然，快慢有致。在人物画求形准确要求下，拖锋比其他方法容易做到，方法实用简便。缺点是用笔比较浮，没有力透纸背的感觉。

折钗股与屋漏痕：根据自然中的现象与痕迹而追求的用笔方法，是中锋行笔的变异手法，从而丰富了中锋用笔的表现。

飞白锋：此笔法是从书法用笔中的飞白转化而来。特点是用笔松、毛，看似蜻蜓点水，实则遒劲有力，阳刚而有内力，松散见精神，有一种苍茫的感觉。

第30问：在没有卫生纸的古代，人们是怎么解决上厕所的问题的

香港电视连续剧《寻秦记》讲的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在这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香港特警项少龙被时空穿梭机送到战国时代的赵国，夜宿一居民家中，内急要上厕所，项少龙向老翁要“卫生纸”，老翁懵然不知“卫生纸”为何物。项少龙急了，对老翁说：“那你们怎么擦屁股？”老翁从茅坑边拿起一块竹片说“这就是啊！请随便用”。看到此处，不禁使人哑然失笑。难道在没有卫生纸的古代，人们就是用竹片上厕所的吗？

据历史学博士王志轩在《厕筹杂考》一文中考证，唐朝以前，中国人已有使用厕筹的记载，但未见有用纸拭秽之证据。所谓厕筹，又叫做厕简。就是上完厕所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筹上个世纪还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在唐宋时期，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日用和焚烧祭鬼神。既然出现了日用的纸，那么，人们用它拭秽也是顺理成章了。因此，在这一时期，人们上厕所不仅依然使用传统的厕筹，同时也使用作为日用品的粗纸，这是一个两者并用的时期。

元明清之际人们开始用手纸拭秽，至于皇宫中所用手纸为粗纸还是精纸，则目前尚未有考证。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用来拭秽的纸张大多是没有字的“粗”纸。至于为何要用无字之纸张，那是由于我们文化中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民间传说用印了字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的。

在明朝皇宫中甚至有专门负责管理这种手纸的部门。据《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记载：“惜薪司掌所用薪炭之事；钟鼓司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沐浴之事”，其中宝钞司就是管手纸的部门了。

而清朝人使用纸来拭秽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比如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有段刘姥姥拉肚子的描写：“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

这段描写说明，在曹雪芹生活时期，无论是大观园还是乡下的人物，都已经普遍使用手纸拭秽了，至于民间使用手指粗纸还是精纸现在同样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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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普遍使用的卫生纸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人类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在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的，卫生纸的发明也是如此。上个世纪初，美国史古脱纸业（Scott Paper）公司买下一大批纸，因运送过程中的疏忽，纸张发生潮湿，纸面上产生不少皱折，所有的纸张都无法正常使用和出售。面对一仓库无用的废纸，公司所有人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在主管会议中，有人建议将纸退回供应商以减少损失，这个建议获得所有人的赞同。但是只有公司负责人亚瑟·史古脱（Arther Scott）却不这么想，他想在卷纸上打一排小洞，让卷纸变成容易撕下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纸巾。史古脱将这种纸命名为“桑尼”卫生纸巾，卖给火车站、饭店、学校等放置于厕所中，因为相当实用方便而大受欢迎，后来逐渐普及到一般家庭中。史古脱成功地将这批貌似一对“废纸”的皱折纸改制成“桑尼”卫生纸巾，为公司创下了不少利润。

此后，随着卫生纸的需求越来越多，应用面越来越广泛，人们对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为了使卫生纸更加柔软，厂家利用机械方法使纸页产生皱纹增加卫生纸的柔软度。制造卫生纸的原料很多，常用的有棉浆、木浆、草浆、废纸浆等。卫生纸要求不施胶，如果生产带色的卫生纸，要加入配置好的适量色料。卫生纸的特征是吸水性强，细菌含量少，纸质柔软，厚薄均匀，无孔洞，起皱均匀，色泽一致，含杂质少。如生产小卷双层卫生纸时还应打孔节距一致，针孔清晰，易断、整齐。

由于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已经离不开卫生纸了，因此从环保角度来讲，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加倍爱护环境，参与到植树造林之中来，并提高制造工艺，减少能源和原料浪费。

第31问：中国人为何将上厕所又叫做“解手”，是“解放双手”的意思吗

在我国不少地方会将上厕所叫做“解手”。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民间也有传说。据说这一词语来源于明朝时期中国北方的大移民。

大明建国之初，由于连年战乱，加上疫病流行，黄河、淮河、运河连连泛滥，中原、江南人口锐减，而山西却未经大战，人口稠密。中原大地赤野千里，人迹罕见。正所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为此，朱元璋下决心从山西大规模移民整修河堤、恢复盐场、发展生产，以增加中原和江南人口。这次移民史称“洪武移民”。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民族迁移行动，涉及人数达百万之众。包含汉、蒙、回三大民族。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旷古绝今。

然而，当时有不少地方的移民是强迫性的，官兵为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们捆绑起来上路。捆绑两条胳膊叫大绑，捆绑一条胳膊叫小绑。不仅如此，怕他们带绑逃走，还要捆绑起来的人用绳子连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这样自然方便了押解的官兵，但是对于捆绑的移民来说却非常痛苦，尤其是遇到内急要上厕所的时候。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被捆绑的移民总会让官兵帮他把手解开，才能够找地方方便。后来由于这些移民散布到很多省份，因此他们在路途中长时间使用的“解手”一词便约定俗成地成为上厕所的代名词了。至今，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称上厕所时一般仍沿袭此说法。

不过到了现在，为了区分大便和小便，“解手”一词也分离出了解大手和解小手的这两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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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上厕所还有哪些比较委婉的说法

当人们需要上厕所时，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必要的联想，往往用委婉的说法来为自己找到托辞。现代人一般使用“去化妆间”、“上洗手间”、“去盥洗间”代替直白的说法。而在古代，除了“解手”之外，“上厕所”还有一些较为常见的委婉说法。

1.如厕。“如”是“到、往、去”的意思，“如厕”就是到厕所里去。鸿门宴上，张良看到危机四伏，赶紧出门把樊哙叫来，刘邦看到情况不妙，就假装要上厕所，然后带着樊哙溜之大吉。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如厕”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范例。

2.更衣。“更衣”本来是指更换衣服。旧时贵族士人或有身份的人通常都穿长衫。作为一种地位的标志，长衫当然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多风光，但也有诸多不便，比如上厕所就很麻烦，在进厕所前都要先解去长衣，后来就婉称解大小便为“更衣”。关于更衣有一句非常有影响的名言，就是王充在《论衡·四讳》中说的：“夫更衣之室，可谓臭矣；鲍鱼之肉，可谓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为忌；肴食腐鱼之肉，不以为讳。”

3.出恭。“出恭”应该是关于如厕的所有称呼中最文气、最典雅的一个。它的来历当然也很高雅。在科举考试的年代里，考场纪律非常森严，考生不能随便出入。但是，考生也是要解大小便，要去厕所的。所以，从元代起，科举考场中开始设立“出恭入敬”牌。考生如要大便，须先领取此牌，拿着它作为通行证才可以去厕所。因此，后来人们就把解大便婉称为“出恭”。因为“出恭”到后来包含了解大小便的含义，为便于区分，人们就在“恭”的前面加上限制词，大恭为大便，小恭为小便。

4.方便。“方便”本来是说给别人以便利。明代的公厕已有类似今天的设施。据《日下新讴》介绍，当时有开设茅房者，“其铺内一室则环列小坑，以板界隔，人各一坑。与钱一文，给纸两片，诚方便经营也。”这里的本意是说开设茅房是一种与人方便的商业活动，后来，人们就用“方便”来代指大小便了。

第32问：西湖上有一座桥叫断桥，是因为桥断了才得名的吗

（断桥残雪图）不少人都知道《白蛇传》的故事，而许仙和白娘子的千古传奇更是通过台湾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而家喻户晓。在这个传说故事中，白娘子在杭州西湖的断桥上找到了前世的救命恩人许仙，并以身相许，结为夫妻。在经历水漫金山之后，又是在断桥邂逅重逢，再续前缘。在这座桥上，曾发生过这么美丽的传说，但为何却要叫做“断桥”呢？

关于断桥如何得名则众说纷纭，一说孤山之路到此而断；一说段家桥简称段桥，后世因谐音，并经不断转述而为断桥；一说大雪初停，登宝石山往南俯瞰，白堤皑皑如链。日出映照，断桥向阳面积雪融化，露出褐色的桥面一痕，仿佛长长的白链到此中断了，因此叫断桥。

据说，早在唐朝，断桥就已建成，诗人张祜《题杭州孤山寺》诗中就有“断桥”一词。明人汪珂玉《西子湖拾翠余谈》有一段评说西湖胜景的妙语：“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能真正领山水之绝者，尘世有几人哉！”地处江南的杭州，每年雪期短促，大雪天更是罕见。一旦银妆素裹，便会营造出与常时，常景迥然不同的雪湖胜况。大雪初霁，原来苔藓斑驳的古石桥上，雪已残而未消，难免有些残山剩水之感，于是就拟出了“断桥残雪”这一西湖难得的景观。因此关于断桥得名的第三种说法便由此而来。

今日我们在西湖边所看到的断桥，是1921年重建的拱形独孔环洞石桥，长8.8米，宽8.6米，单孔净跨6.1米，曾经历过大修，但古朴淡雅的风貌基本未变。桥东堍有康熙御题景碑亭，亭侧建水榭，题额“云水光中”，青瓦朱栏，飞檐翘角，与桥、亭构成西湖东北隅一幅古典风格的画图。由于有了白娘子与许仙的美丽传说，因此断桥似乎也被披上了一抹能够见证爱情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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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十景”有哪十景

“西湖十景”是指浙江省杭州市著名旅游景点西湖上的十处特色风景。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时期，基本围绕西湖分布，有的就位于湖上。在南宋之后，又分别有元代钱塘十景，清代西湖十八景，清乾隆杭州二十四景，1985年新西湖十景，2007第九届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西湖十景。

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西湖十景”一般包括以下十处风景：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和三潭印月。

2007年版揭晓的“西湖新十景”则包括：灵隐禅踪、六和听涛、岳墓栖霞、湖滨晴雨、钱祠表忠、万松书缘、杨堤景行、三台云水、梅坞春早和北街梦寻等十处新景点。

第33问：为什么用“车水马龙”来形容热闹景象

“车水马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词，一般用来形容来往车马很多的热闹景象。当然，从顾名思义的角度看，之所以可以用“车水马龙”来说明热闹，是因为车像流水，马像游龙一样让人眼花缭乱。不过，这个比喻并不是约定俗成就自然形成的，而是来源于一个历史故事。

东汉时，汉明帝刘庄的皇后为马氏。马皇后是一个知书达理之人，经常阅读《春秋》《楚辞》等著作，但并不干预朝政。身为皇后，她的生活也是非常简朴，所穿衣服大多为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一些嫔妃朝见她时，还以为她穿了特别好的料子制成的衣服。走到近前，才知道是极普通的衣料。因此，马皇后在宫中具有极高的威望。

明帝死后，刘炟即位，这就是汉章帝。章帝继位后，封马皇后为太后。不久，汉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先后几次打算对皇太后的弟兄封爵。马太后遵照已去世的光武帝有关后妃家族不得封侯的规定，明确地反对这样做。

为了阻止朝臣继续进谏，马太后亲自撰写《显宗起居注》一文，丝毫不提及父亲马援及兄长马防的功劳，还要章帝不要听信大臣的给马家封侯的建议。她对皇上建议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左右宫妃也尽量俭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下边做个样子，让外亲见了好反省自己。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反而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住地濯龙园的门前，见从外面到舅舅家拜候、请安的，车子像流水那样不停地驶去，马匹往来不绝，好像一条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家的佣人，穿得整整齐齐，衣服绿色，领和袖雪白，看看我们的车上，比他们差远了。我当时竭力控制自己，没有责备他们。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中所载的原文为：“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

当时，“车水马龙”当属贬义色彩，说明贿赂马国舅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常。后来经过数年演变，“车水马龙”一词早已失去原先褒贬色彩，成为我们平时经常使用的习惯用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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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史家是谁

在中国历史中，能够称得上是贤德的皇后屈指可数。据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后汉书》中的介绍，在汉光武帝时期，一位罪臣之女在13岁时进入太子宫，10年之后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中国旧日习俗为“母以子贵”，但是她并未有生育，却是皇帝唯一的皇后；而且其为人贤惠有德，知书达理，熟读《春秋》《楚辞》等古代典籍，但却并未参与朝政；在其成为太后后，也未利用自身的权势为娘家人讨封要赏，反而明令皇帝抑制外戚干政。

在先帝驾崩后，她亲自编撰先帝起居注。起居注是一种专载帝王言行的史体，属于编年体作品，起源很早，殷商时期的卜辞中即有其萌芽，汲冢书中的《穆天子传》即其雏形。后汉时期的《汉明帝起居注》标志着“起居注”这一史书体例的正式形成，在史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而《汉明帝起居注》的作者，正是汉明帝刘庄才德俱佳的皇后马氏。由于其开始写史时比班昭补写《汉书》早了约二十多年，因此有人称其为中国第一位女史家。经专家考证，她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著书立说的皇后。

第34问：古代官府的大门前为何要有两个石狮子

狮子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那种比较凶猛的动物，可是我们经常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古代的官衙庙堂、豪门巨宅的门前，都摆放着一对石狮子用以镇宅护卫。直到现代，许多大型建筑物门前，还有这种安放石狮子的遗风。那么，为什么要用石狮子把大门呢？

狮子体型威武，被誉为百兽之王，而中国一般不受狮患所害，因此民间对狮子较为亲切，把它当成威勇与吉祥的象征。同时，在佛教中，狮子也被视为是庄严吉祥的神灵之兽而倍加崇拜。四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其坐骑便是一头狮子。后世一般将佛家说法音声震动世界、群兽慑服称之为“狮子吼”。石狮子何时走向民间，成为守卫大门的神兽，这种习俗大约形成于唐宋之后。

之于用石狮子摆在大门前的作用，一般认为有四种。其一，避邪纳吉。古人认为石狮子是可以驱魔避邪，所以最早用来镇守陵墓，之后便演化成用石狮子来把大门，据称这样可以避凶纳吉，妖魔不侵。其二，预卜洪灾。在民俗传说中，说狮子有预卜灾害的功能。一旦出现自然灾害，石狮子的眼睛就会变成红色或流血等征兆，人们可以应急避难。其三，彰显权贵。古代在宫殿、王府、衙署、宅邸多用石狮子守门，显示了主人的权势和尊贵。其四，艺术装饰。石狮子还是古代建筑物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比如北京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千姿百态，形状各异。

此外，民间还有舞狮子、滚绣球等活动，表现了民间百姓对于太平祥和的向往和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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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有多少只

北京卢沟桥因石狮子而名扬四海，成为建筑艺术的精品。桥上的石狮子非常多，形态各异，变化多端。首先在桥的东端就用两只大石狮镇守栏杆，不仅桥两头华表柱头上刻有石狮子，有的石狮子身上还负藏着几只小狮子。这些石狮有雄有雌，有大有小，神情活现，穷极工妙，最小的狮子仅有几厘米，不但数目众多，而且隐现无常，因此人们才有了“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俗语。1962年，北京文物工作者对卢沟桥的石狮子进行编号，终于数清了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数量：共有石狮485个。

第35问：我国古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蒙汗药”到底是什么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蒙汗药”是盗贼们惯用的一种药。只要服用此药，人便会立即晕倒，长睡不起，等药性散失苏醒后，往往已经人去楼空，钱物两尽了。比如在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就有不少关于蒙汗药的故事，而且还神奇得很，无论是谁，只要吃下有蒙汗药的食物或酒，没有不倒的。

小说中的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准备了十万贯金银珠宝，差遣杨志等十几名官兵欲送往京城，作为庆贺蔡太师的生辰礼物。杨志等人押送着礼物来到黄泥冈，因天气炎热，都在树阴下休息。吴用、晁盖等人扮作贩枣子的货商，施计用“蒙汗药”把官兵都迷倒了。当时要数杨志最为精明，也最为谨慎了，但最后还是中计。虽说只是喝了半瓢，可还是“软了身体，挣扎不起”。而其他人，更是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相觑，眼睁睁看着吴用等人把生辰纲装上车，轻而易举地劫走了金银珠宝，而他们则起不来、动不得、说不了。那么这个所谓的“蒙汗药”到底是什么呢？是否是作者虚构，还是历史上真有“蒙汗药”一说？

其实，所谓的“蒙汗药”实际上是一种麻醉性药物。早在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就曾用麻醉药来替人治病了。有一次，鲁公扈、赵齐婴二人生病，扁鹊用麻醉药酒将二人麻醉，然后给他们做手术，使他们的病得以治好。

三国时代的名医华佗，走遍深山老林，采集草药，发明了“麻沸散”。他将麻沸散用酒给病人吞服，将其麻醉过去，然后进行刮骨、剖腹手术。手术完后再消毒缝好，很多病人由此得救并且避免了许多痛苦。华佗的麻醉法先后传到了朝鲜、日本、摩洛哥等地，对世界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李时珍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把沿用下来的10多种麻醉药配方精简为曼陀罗花和火麻子地味，使麻醉药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事实上，所谓的“蒙汗药”正是用曼陀罗花制成。曼陀罗又名风茄儿、洋金茄花、山茄子，产于我国西南各省，其天然成分具有麻醉、镇痛作用。现代医学上常用曼陀罗制成洋金花制剂，用于手术麻醉。

至于是何时何人将曼陀罗制成蒙汗药，目前尚未得到考证，但是在古书中有关此药的记载颇多。据古籍记载，蒙汗药为粉末状，下在酒里，故成悬浮液，酒色显得浑黄。蒙汗药与酒配伍，可谓“珠联璧合”，麻醉效果更佳，药力见效快，真是出门便倒，倒头便睡。正因为蒙汗药的神奇药效，因此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才有了众多关于蒙汗药的故事。

至于解药之法，清人程衡在《水浒注略》中介绍“急以浓甘草汁灌下，解之。”这个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孙思邈《千金方》中说：“甘草解百药毒。”李时珍说得更清楚：“菓中有东茛菪，叶圆而光，有毒，误食令人狂乱，状若中风，或吐血，以甘草煮汁服之，即解。”《水浒传》中孙二娘用的解药即可能就是甘草汁。只不过作者并未点明，想故弄玄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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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早普及的麻醉药是怎么发明的

尽管早在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就曾用麻醉药来替人治病了，但这一时期的麻醉药并未大规模使用。直到三国时期，名医华佗才发明了普通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的麻醉药。在古代关于华佗的典籍《后汉书·华佗列传》和《三国志·华佗列传》中，都记载了1700多年以前，华佗已经开始使用全身麻醉进行腹腔手术了，所用的麻醉剂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麻沸散”。那么这个“麻沸散”又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麻醉科王海龙认为在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军队和老百姓受伤的很多。由于没有麻醉药，伤病员在手术时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有一天，华佗行医时又碰到一个奇怪的病人：病者牙关紧闭，口吐白沫，手握拳，躺在地上不动弹。华佗上前看他神态，按他的脉搏，摸他的额头，一切都正常。他问患者过去患了什么疾病，患者的家人说：“他身体非常健壮，什么疾病都没有，就是今天误吃了几朵臭麻子花（当地土语，又名“洋金花”，也叫“曼陀罗”），才得了这种病症的。”华佗让患者家人把那种花拿给他看，随后，华佗拿了一朵花放在嘴里尝了尝，顿时觉得头晕目眩，满嘴发麻。最后，他用清凉解毒的办法治愈了这名患者，临走时，什么也没要，只要了一捆连花带果的“臭麻子花”。

从那天起，华佗开始对这种花进行试验，他先尝叶，后尝花，再尝果根。结果表明，果根的麻醉效果最好。他又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炮制，终于成功试制了麻醉药。由于华佗不愿做官，一生行医都是为了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因此他的麻醉药在平民百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普及。

第36问：《水浒传》中的好汉为何刚好是108位，多一位少一位行不行

《水浒传》中的“老大”宋江在降服了张清、皇甫端之后，计点大小将领，共有108员，心中大喜。时天降石碣，上刻天书，将108位好汉分别与36颗天罡星、72颗地煞星相对应，并排定了座次。从此，梁山好汉齐聚一堂，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小说中将108位好汉分为“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36与72相加之和正好是108，很显然，这带有明显的传统道教色彩。道教认为北斗丛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三十六天罡”；北斗丛星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七十二地煞”。

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36”和“72”这两个数字颇具传奇色彩，在各种场合均有不同表现。比如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中有36计；传统太极拳有36式；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有36景等。“72”如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72个；孙悟空的变化有72种；传说汉高祖刘邦的左腿上有72颗黑痣，等等。既然“36”和“72”两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两个数字有什么神秘的来历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是人们崇尚的吉利数字。《周易》的每卦有六爻，音声有六律，古代士大夫有六卿，家庭关系有六亲，等等。而“36”正是六六相乘之和，因而《水浒传》中最初也只是36将，所以宋江说：“六六雁行连八九。”

而数字“72”则起源于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从五行角度来看，一年可以被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一年360天被分为72候，每候5天。闻一多先生就此问题特意撰写《七十二》一文进行考证，他指出：“‘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五等分数，而这个书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一种术语……它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表征。”因此，在古代历法中，72这一数字是最为基本的计算数，与社会生产及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人们的数量概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从它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和民间色彩，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书中称水泊梁山有108位英雄好汉，这一数字正是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对于数字的认识和独特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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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英雄为何称自己为“洒家”

在中国传统四大名著《水浒传》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其中的人物自称为“洒家”，尤其在《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中，花和尚鲁智深更是经常这样称呼自己。那么“洒家”到底是什么家？是酒洒了还是水洒了？

据《辞海》修订本中解释：“洒”（音sǎ）是“宋元时关西方言‘洒家’的略语，与‘咱’，‘洒家’即‘咱家’”。“宋元时关西一带人自称为‘洒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沪上国学家陆澹安先生的影响，他在著作《小说词语汇释》中认为：“关西人自称为‘洒家’。‘洒’即‘咱’之转音。”

尽管如此，但是《辞海》及陆澹安先生的解释并没有把握“洒家”之“洒”的语源，即“洒家”为何可以指代“咱家”。有专家曾指出，明代学者杨慎在《古音猎要》中有过比较正确的考释，指出“余”字乃“舍省声”，而舍与蛇音近。五代宋初人自称“沙家”即“余家”之近声，杨慎《古音余》六麻“悇”字条下也说“余有茶音”，又在《转注古音略》卷二中说：“余，音蛇，人姓……今俗书作佘”。清朝学者章太炎在《撰新方言》中也认同此说。他在《释言》篇中认为：“明朝北方人自称洒家，洒即余也。余从舍声，古音如舒，舍转书野切，故余亦转为书野切。”

然而后世编写的《辞海》和《辞源》二修订本均未吸收采用杨、章二家关于“洒家”之“洒”即“余”之中古音的见解。可见学术界对此问题目前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洒家”在宋元时期即指代“我”的意思，至于语言到底是如何流变的，尚待学者考证。

第37问：中国民间“送灶神”时为什么要供奉能粘牙的甜食

在中国的民间，每年的腊月二十三被俗称为“小年”，传说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之日，因此民间有祭灶神的传统。那么灶王爷要上天干嘛呢？

原来，灶王爷每年都要在小年这一天上天，然后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类似于今天我们常说的“年终总结”。所以在小年夜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烧香送灶，进行祭灶神的活动。一家老少都要朝他跪拜叩头，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中国民间的“送灶神”活动中，除了香火供奉外，还要供奉一些食物，而最普遍的便是那些能够吃粘牙的甜食，比如半黄半白的玛瑙团子，俗称送灶团子，加上饴糖供奉。

之所以人们要供奉那些能够吃粘牙的甜食，就是想把灶王爷的牙齿粘住，所谓“以胶其口”，目的是不能让灶王爷在玉帝面前说漏了嘴；有的地方还要把糖（或蜜）融化，涂抹在灶王爷的嘴上，代表着人们希望灶王爷能够替自己家多说一些好听话的寓意；还有的地方则用酒糟涂抹灶门，这叫“醉司令”，醉得灶神不能乱说话。不管怎样，在“送灶神”这一天晚上，灶神受到了人们的特殊招待。既然是“吃了人家的嘴短”，灶王爷上天当然就不得不说好话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民间伦理道德的自律。

在送走“灶神”以后，有的地方需要祭拜祖宗，民间称“挂影”。据民俗专家介绍说，小年这天要把祖宗的画像或照片挂在墙上，备好酒水、贡品，接受族人的祭拜，一直到大年三十。

七天之后，也就是在除夕夜，人们还要把“灶神”再接回来。因为，到了年三十的晚上，灶王爷还要与其他神仙一起到人间过年，所以在年三十晚上还有“接灶”的仪式。按地方的一般风俗，接送灶王爷都由男主人主持，女眷不参加，这是受古时“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传统说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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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的“灶王爷”是怎么来的

灶王爷，也称灶王、灶君、灶神、灶公灶母、东厨司命、灶司爷爷等，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饮食之神，晋以后则列为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

自人类脱离茹毛饮血，发明火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灶就逐渐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了，而崇拜灶神也就成为诸多拜神活动中的一项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期，祭灶就位列“五祀”之一了（五祀为祀灶、门、行、户、中霤五神，中霤即土神。另一说为门、井、户、灶、中霤；或说是行、井、户、灶、中霤）。

在祭灶时要设立神主，用丰盛的酒食作为祭品。要陈列鼎俎，设置笾豆，迎尸等等，此有着很明显的原始拜物教的痕迹。《淮南子》说，黄帝、炎帝“死作灶神”，职司人间善恶。据古籍《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日黎，为祝融，祀为灶神。”《庄子·达生》中记载说：“灶有髻。”司马彪注释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因此，后世对于灶神是男是女也颇有争议。现在民间供奉的灶君，一般是一对老夫妇并坐，即灶君和灶君夫人的画像。有人说这是中国百姓怕男性灶神寂寞又为其添了一位灶王奶奶一同供奉，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民间说法倒是平息了不少灶神是男是女的争议。

至于“灶神”的原型，有说灶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还有一种是根据上述《淮南子》中的说法，认为灶君本人是炎帝、祝融的化身。但是，“灶神”的原型到底是谁，众说不一，至今尚未有明确的考证。

第38问：形容勇猛有力量，为什么叫“孔武有力”，“孔武”是谁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勇猛有力量的时候，都会使用到“孔武有力”一词。那么为什么说是“孔武”有力？“孔武”到底是谁呢？

其实这个词语出自《诗经·郑风·羔裘》：“羔裘豹饰，孔武有力。”“有力”的意思很明显，但为什么叫做“孔武”呢？商务印书馆1984年修订版的《辞源》中解释说，“孔武有力”是“甚武勇而有力”的意思，但是并未单独解释“孔武”。据宋朝大儒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解释：“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由此可见，“孔”的意思为“很、甚、非常”，而“武”便是“武勇”的意思。“孔武”的意思即是“非常武勇”。

还有一说认为，“孔武有力”中的“孔”字应是“脚”的意思。比如南唐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说：“马，怒也、武也，象马头尾四足之形。”这里马之所以解释为“武”，乃是取其四足健步，可以为人代步之意。又因为构成“武”字字体的主要部分为“止”，而“止”在甲骨文、金文之字形象徵动物的脚之掌和趾。在《诗经·大雅·下武》中有“绳其祖武”之说，意思就是沿着祖先的脚印前进，其中的“武”就解释为足迹。因此有专家认为“武”字“本义就是脚”，可见古时“武”字本身便带有足脚的意思成份。

在过去，由于牛在家畜中的脚最大，所以用作献祭的一头大牛，就被称为“一元大武”。商务印书馆版本的《辞源》对“一元大武”的解释便是：“指古代祭祀所用的牛。”汉朝郑玄注，唐朝孔颖达疏的《礼记正义》中说：“牛若肥则脚大，脚大则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由此可见，“大武”与“孔武”相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脚”的意思，脚大自然力气大。正因为牛是脚大而力大的典型，因此才会用“大武”指代“祭祀用的牛”。

因此，尽管“孔武有力”一词出自我国第一本诗歌总集《诗经》，表面看起来似乎十分形象典雅，但是如果了解了古人的原始本义后就知道，其实质类似于我们今天民间形容某人的“力大如牛”般通俗粗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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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扛鼎”怎么读

有一个同样是形容力气特别大的成语，叫做“力能扛鼎”。可是这个“力能扛鼎”很多人都容易念错，就连在《百家讲坛》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易中天先生都误读的情况发生。据《咬文嚼字》杂志2008年第9期刊载的文章说，节目中有两次误读，一次是讲“韩信身世之谜”时，易先生提到了项羽：“史书上说项羽是力扛（kánɡ）鼎，就是鼎（都）能扛（kánɡ）起来。”二是讲“刘邦对手之谜”时，央视所配的旁白中，介绍项羽是“力能扛（kánɡ）鼎的西楚霸王，贵族后代”。

实际上，扛（kánɡ）的意思是用肩膀承担物体，如“扛枪”。而“力能扛鼎”的“扛”念ɡānɡ，意思是用双手举起沉重的东西。“力能扛鼎”形容力气特别大，能把沉重的鼎高高举过头顶。这个词语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本来是描写西楚霸王的勇猛：“籍（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而说“力能扛鼎”“就是鼎（都）能扛（kánɡ）起来”，理解也是不准确的。在《品读汉代风云人物》一书中对于这个解释的修正应当是正确的，即“就是连鼎都能举起来”。

第39问：历史上有才能的人太多了，但为何却要“生子当如孙仲谋”呢

“生子当如孙仲谋”本是曹操说的一句古语，现在多用来表示赞扬或激励。可是，历史上有才能的人太多了，曹操却为何要“生子当如孙仲谋”呢？

当年，曹操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赤壁之战以前。那时候，曹操刚刚击败了刘备，夺取了荆州。正想直下江东时，却遇到了孙权这个对手。《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中记载：“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裴注：《吴历》曰：“……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谓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意思是说，曹操与孙权相持于濡须，曹操攻而不能破，且见吴军阵容整肃，孙权英武异常，深为羡慕。于是就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语，后人常常以此来表示希望晚辈英贤之意。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贬义的说法，目的在于损贬孙权，意思是：“你再厉害在我曹操眼里也就是个后生晚辈。”

孙权自然是曹操的晚辈，因为曹操与孙权的父亲孙坚为同时代的人，一起讨伐过董卓。曹操之所以这么说孙权，实际上并无贬义色彩，而是羡慕孙坚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儿子，让他束手无策。实际上，英雄的霸业并不是创业时的艰难，而在于守住基业的能力，曹操表面上在赞叹孙坚之子，实际上是在感叹自己的几个儿子都不能让他满意，而不像孙坚一样有个好儿子孙权，因为作为子孙，不需要具备多大的才能，但至少需要具有守住基业的基本能力，这一点孙权做到了。

不过，与曹操对孙权看法相反的是，他对孙策的看法却很差，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没把他当一回事，甚至认为孙策是“籍父之名”。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甚至断定孙策会横死，所以曹操虽然这句话有褒奖孙权之意，但其中却也透露出些许的不服气，主要在于想以此来激励自己的后人。比起当年后梁太祖朱温的那句：“生子当如李存勖，我的儿子都是猪！”来讲，曹操对后世还是有所期待的，还是希望打下的江山能够有人坚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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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梁太祖朱温为什么要说“生子当如李存勖”

李存勖，小名亚子，是唐朝末年以镇压黄巢农民起义而闻名于史的沙陀族将领李克用的长子，五代时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即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承袭父位为晋王，成为五代河东割据势力的最高军事统帅，统率军队南征北战，驰骋沙场15年，终于在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称帝，建都洛阳，国号唐，史称后唐。15年中，他圆满地实现了父王的遗愿：灭刘仁恭，灭朱温，给契丹以沉重的打击。他是五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名将，有显赫的战功，有超人的勇气，有深谋远虑。可是，谁能料到，他在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时，年仅24岁！

朱温最初曾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降唐，被唐僖宗赐名全忠。曾与李克用等联合镇压了黄巢起义。后来又与李家父子长期相争。在称帝建立后梁时，又改名为晃，取如日之光的意思。朱温建立的后梁，是五代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17个年头。

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正月，李克用病死，儿子李存勖继位为晋王。他一上台时，便在与朱温的交战中，出其不意地解了潞州之围，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军械。后来李存勖多次击败了朱温的军队，使敌人在心理上产生了恐惧，往往两军还未交手就纷纷溃散。当时李存勖在晋王位之后尚不足以服众的，然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战争，便在国内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

相比之下，朱温却感到自己后继无人，不是李克用儿子的对手，所以感叹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我的儿子比起来只是猪狗而已。”《资治通鉴》第266卷中是这样记载原话的：“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在这句话中，饱含了朱温的多少的无奈和辛酸！后来，后梁于923年终被后唐取代。

第40问：古代大户人家的女子相亲时，真有抛绣球一说吗

大多数观众对于六小龄童主演的87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都很熟悉。在第一集中，唐僧的父亲陈光蕊高中状元，在丞相府门前跨马游街时，巧遇丞相之女殷温娇抛打绣球招亲。镜头扫过不少欲争绣球的青年男子，最后骑着高头大马的陈光蕊的出现让殷温娇眼前一亮，并将绣球抛给了他。而在明清小说、戏剧中，对于抛绣球选夫的描写更是比比皆是。

姑娘抛出的绣球，代表着姑娘的心，用彩绣做成的绣球，是中国民间常见的吉祥物。不过，其实像《西游记》中抛绣球招亲这样方式，大都是文学作品，存在着艺术夸张，因为在婚姻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抛绣球”并不是当时成亲的主要方式。尽管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描写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抛绣球”的相关来历却很少有人清楚。其实，关于“抛绣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与我国壮族民俗有关。我国壮族一直就有抛绣球的习俗，最早记载于二千年前绘制的花山壁画上，但当时用以甩投的是青铜铸制的古兵器“飞砣”，并且多在作战和狩猎中应用。后来，人们将飞砣改制成绣花布囊，互相抛接以作娱乐使用。到了宋代，“抛绣球”就逐步演变成壮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而且在当时非常流行。据宋代诗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记载：“土俗岁极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色彩囊、豆粟往来抛接，名‘飞砣’”。用古兵器“飞砣”命名的五色彩囊，便是后来的绣球了。

直到今天，抛绣球的习俗依然在广西广西百色、柳州、南宁、河池等地区广泛流传。每当青年男女互相表达爱慕的心意之时，便借助抛绣球来选择心仪的对象。在当地的歌场上，壮族小伙与姑娘们各分队伍，对唱山歌，寻找中意的对象。如果看到了自己满意的对象，姑娘们便用拿起手中精致的绣球，向意中人抛去；小伙子需要眼疾手快，准确无误地将绣球接住，欣赏一番后，又向姑娘抛回去。如果小伙子看上哪一位姑娘，就在绣球上系上自己的小礼物，抛回馈赠女方，馈赠愈重说明小伙子对姑娘情意愈深。姑娘接住小伙子的礼物时，若收下，就说明她接受了小伙子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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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绣球”

其实不仅是中国，在国外的很多地方同样存在制作绣球和馈赠绣球的风俗。比如在今天东南亚的越南、缅甸、泰国和南美洲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当地的人民同样也有制作绣球、将绣球作为吉祥物馈赠亲朋好友的风俗。

墨西哥人制作的绣球比较小，颜色鲜艳，制作精美。每逢佳节或贵宾来临，好客的墨西哥人就会给客人或长辈馈赠绣球，代表吉祥如意。泰国当地的居民将绣球视为佛的替身，认为经常佩带有驱邪健体的功效。

第41问：为什么古代的爱情故事有很多发生在寺庙里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爱情故事是在寺庙中发生的。比如著名的《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是在河中府普救寺相知相识的，最终引发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传说。

古往今来，发生在寺庙里的爱情不仅不是孤例，而且还是一种爱情的类型，它广泛存在，甚至蔚为壮观。在各种各样的野史与传说当中，出家人也未曾置身事外。比如著名的戏剧作品，明传奇《玉簪记》中，描写的是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爱情婚姻故事，其中最为知名的一折《琴挑》，便发生在道观中。

在我们的印象中，寺庙所代表的道德准则，一方是指向“四大皆空”，另一方指向的却是情与欲的压抑。这种压抑不仅体现在宗教中，而且体现为封建的伦理道德，尤其是自朱熹之后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理论，彻底让人的情感长期得不到释放。所以才有了汤显祖作品《牡丹亭》中，正豆蔻年华的杜丽娘却从未出过家门，惟一的一次还是在自己的后花园中，然而看到了满园春色后，却因伤春而亡。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贵族妇女，还是青春少女，虽然没有禁锢到足不能出户的地步，但她们的活动半径相当有限却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她们很少有机会能够抛头露面的机会。但惟独去寺院上香是例外，每逢正月初一、十五的时候，妇女可以合法、正当地带着丫鬟仆人招摇过市。

事实上，也只有在去寺庙上香的时候，才能够三教九流的女人都混杂在一起。这时候，往往就会见到妓女、贫家少女、官家小姐了。如果是贵族之家亲临小庙，通常男人还是要回避的。正因为此，在上香的时候有平日难得一见的各款小姐出现，那就会使得不少年轻或不年轻的男人纷纷借着这个机会，悄悄地偷窥这些前来进香的女人。由敬香而引起的感情或是其他情感纠葛，汗牛充栋。当然，像《西厢记》那么完满的爱情，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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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有男生的古代学堂中，会有爱情故事吗

在中国古代，一般只有男生才可去学堂读书，而女子则在家中绣花织布，做一些女工活儿。如果是官宦家的女子，则会有请专门的老师在家讲课，比如《牡丹亭》中，给杜丽娘讲课的便是腐儒陈最良老先生。

今天，在校园里尤其是大学校园，每天都会有爱情故事的发生，那么在古代的学堂里，也会有爱情吗？不少人以学堂都为男生为由，断然否定，而实际上，被称为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之一的梁祝，由于祝英台女扮男装，和男同学一同在学堂读书，所以他们的故事便发生在了学堂中。

关于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有众多权威专家学者考证，其在历史上确实真实存在过，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则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意见。其中一说认为，梁祝的故事发生在杭州。由于四大古典爱情故事之一的《白蛇传》同样发生在杭州，所以不少人倾向于这种较为浪漫的说法。相传梁祝同窗共读之地，则是西湖边上的万松书院，因此百姓又将此地称为梁祝书院。

第42问：为什么古代家境贫寒的书生在赶考时都会借宿于寺庙中

过去家境贫寒的书生，在赶考时往往都借住于寺庙之中。不少人对张国荣主演的电影《倩女幽魂》印象深刻，因为这部电影讲述的便是赶考的书生借住于寺庙内，然后引发的一系列故事。但是寺庙往往是清净修佛之地，为何可以留宿过往的书生或是其他人呢？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寺庙一般是佛教、道教等宗教组织用来供奉神灵，并进行宗教活动的专门场所。然而，在寺庙遍地的中国古代，由于寺庙本身所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和民俗意义，因此寺庙并不仅仅用来进行宗教活动，而且还承担着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功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历史系教授韩书瑞先生在《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寺庙虽然离西方的“public sphere”（公共区域）还有段距离，但确是公共而非私人的空间。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古时的寺庙的确承担起了包括救济、慈善等功能。而且旧时城镇的公共活动，大多也是围绕着寺庙来进行的，比如慈善、救济、士大夫讲会、外人投宿、节庆与进香以及寺庙所具有的藏书、出版、艺术等。

因此，家境较贫的书生在赶考时，为了节省开支，往往就会借宿于这种具备初始慈善机构功能的寺庙中。而且中国民间普遍信仰佛道二教，因此寺庙遍地，这也为赶考的书生们提供了便利的学习条件。

宋朝著名宰相范仲淹，两岁时父亲亡故，母亲因家贫无力谋生，只好带着他改嫁。等他懂事后，便泣别母亲，寄居在佛寺苦读。据说后来书生能够顺利入住寺院，也是由于有范仲淹先在寺庙居住，后来得中进士，最终成为一代名臣的先例，寺庙便向这些贫寒学子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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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专门的慈善机构吗

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我国古代在周王朝时期就医疗机构的出现，只不过当时是为少部分特殊群体服务的。和西方相比，服务于一般官员和平民的公共医疗机构（含慈善机构）则出现的较晚，大约是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当时的公共医疗机构“疠迁所”。

据《中国古代的公共医疗慈善机构考略》一文考证，我国汉代时，公共医疗机构设置已较为普及，并且有了专科性质的妇科医院。到了宋代，公共医疗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售药的医疗机构。除各地建立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医疗慈善机构，比如养济院收容贫病无靠之人；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福田院收养老幼贫疾无依丐者；漏泽园用来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他乡者，等等。

这一时期的机构设置、分类、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已相当完善。到元、明、清三朝时，分别对前代进行了承袭，但已逐渐衰落。

第43问：为什么说“元宵节”也是中国情人节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在《生查子·元夕》一诗中写道：

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这首诗描写的是青年男女在元宵灯会后的欢洽的幽会情景，两个人充满了希望与幸福，而周围的环境，无论是花、灯，还是月、柳，都成了爱的见证，情与景联系在一起，展现了美的意境，并共同构建了一副未来幸福的图景。

厦门大学教授陈培爱认为，过去封建社会时期，年轻女子是不允许外出自由活动的。但是每逢过年过节时以及平日去寺庙敬香礼佛时，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古时又叫上元节）是春节过后第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自汉代“燃灯礼佛”，而到了唐代则“燃灯成俗”，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各式花灯高悬街头，或以亭台禽鱼虫花卉的题材制作，或以染色纸缀以各色华丽细条制成，鲜艳夺目，光彩照人。因此，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男女双方一边欣赏美丽的花灯，一边在赏灯的人潮里暗中寻觅意中人，因此才有了欧阳修诗中那缠绵千古的情谊。

不仅如此，在古代众多的戏剧小说以及传奇故事中，青年男女在元宵灯会上相识、相爱的故事也屡见不鲜。比如在粤东和闽南民间广为流传的戏曲《陈三五娘》（又名《荔镜记》）中，主人公明朝潮州城的五娘于元宵观灯邂逅陈三，俩人一见钟情，五娘投荔与陈三示情，陈三磨镜入府为奴。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五娘家人反对，最后，陈三携五娘私奔至泉州。还有在梅兰芳曾演的戏曲《春灯谜》中，主人公宇文彦和影娘也是在元宵偶遇定情。

时至今日，许多东南亚华人仍然保留着过传统节日的习俗。马来西亚华人对元宵节和春节非常重视。他们从冬至到正月十五都算做过年，除了保持吃元宵、点灯笼的习俗之外，还有一项有趣的活动，那就是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未婚男女相互抛水果，男孩向女孩抛苹果，女孩则向男孩抛柑子，其中的含义是希望自己未来找到一个如意的伴侣，而这种习俗其实在我国内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保留。而在闽南和台湾等地，至今还有未婚女性在元宵夜偷摘葱或菜，希望嫁到好丈夫的传统习俗。正因为如此，才有民俗专家认为，元宵节不仅热闹，而且自古以来便一个浪漫的节日，可以说元宵节是一个中国的“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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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时为什么要燃彩灯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其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燃彩灯的习俗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因此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便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

又说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直到今天，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市镇上则表现为通宵达旦的燃花灯、赏花灯活动。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因为元宵与春节相接，因此元宵节时，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各式花灯，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

第44问：中国人在立冬时有吃饺子的传统，那么立冬为啥要吃饺子呢

在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中，立冬时要吃饺子的。据说是因为饺子的“长相”类似于人的耳朵，所以立冬吃饺子，为的是冬天耳朵才不会被冻掉。至今我国部分地区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然而，立冬吃饺子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立冬节气，有秋收冬藏的含义，我国过去是个农耕社会，劳动了一年的人们，便利用立冬这一天休息一下，顺便犒赏一家人一年来的辛苦。有句古谚语“立冬补冬，补嘴空”就是最好的比喻。然而，为何要用饺子来“补嘴空”呢？

饺子的谐音为“交子”，来源于“交子之时”的说法。大年三十是旧年和新年之交，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所以“交”子之时的饺子不能不吃。现在的人们已经逐渐恢复了这一古老习俗，立冬之日，各式各样的饺子卖得很火。

不过，关于立冬之日吃饺子的来历，还有一段与我国古代名医张仲景有关的民间传说。在东汉时，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访病施药，大堂行医。后来毅然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他返乡的季节正好是冬季，他看到家乡的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被冻烂了。于是率人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舍“祛寒娇耳汤”医治冻疮。他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来，人们都学着张仲景做的“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被人们叫做“饺子”，也叫“扁食”。根据这一民间传说，人们冬至时吃饺子，一是不忘“医圣”张仲景“祛寒娇耳汤”之恩，二是适当地滋补身体，健康地度过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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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是怎么来的

立冬与立春、立夏、立秋合称四立，在古代社会中是个重要的节日，这一天皇帝会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的北郊设坛祭祀。

“立冬”节气在每年的11月7日或8日，我国古时民间习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其实，我国幅员广阔，除全年无冬的华南沿海和长冬无夏的青藏高原地区外，各地的冬季并不都是在立冬这一天同时开始。

对于“立冬”这一节气，顾名思义，便是冬天的开始。追根溯源，古人对“立”的理解与现代人一样，是建立、开始的意思。但是“冬”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据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对“冬”的解释为：“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看来，立冬不仅仅代表着冬天的来临。完整地说，立冬是表示冬季开始，万物收藏，规避寒冷的意思。

第45问：古人没有手机、电脑，他们如何传递紧急消息呢

在战争或者重大灾难发生时，信息和情报的传递非常重要。现代人的通讯工具十分丰富，我们可以依靠互联网、手机、电话、电报等来传递信息。但是在没有这些通讯工具的古代和近代的边远地区，人们是如何快速而有效地传递前方信息的呢？

不少人至今仍对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鸡毛信》记忆犹新。1954年上映的电影《鸡毛信》是新中国首部正面反映我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影片中，在得到鬼子要进山抢粮的消息后，主人公海娃便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鸡毛信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军民创造的一种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信封上粘有鸡毛，以示十万火急。

而实际上，华北地区军民在抗战时期创造的这种“鸡毛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我国古代最为快捷的通讯方式，也就是这种“鸡毛信”。鸡毛信，古时又称鸡毛文书，是指古代紧急传送的文书，以在封套上插上鸡毛而得名。

鸡毛信的原始版本为秦汉时代的羽檄。檄，即檄文、檄书，是指古代官方用于征召、声讨等的文书。据史书记载，如果战事紧急，就在檄文插上鸟羽以示紧急，必须迅速传递。之所以要插上鸟羽，是表示信件的传递应如飞鸟般疾速，因此羽檄又称为羽毛书、羽书。

然而，用鸟羽作为檄文紧急的标志并不难理解，但是后世为何又用鸡毛代替了呢？据专家考证，这应当源自于古人对鸡的颇高评价。如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赞美鸡具有“文、武、勇、仁、信”五德，也因此鸡被视为“五德之禽”。除此之外，古人一向视鸡为吉祥的象征，寓意逢凶化吉。不过，一个更为直接也更加现实的原因是，鸡毛的取得往往比鸟类羽毛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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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有鸡毛做的令箭吗

古时传令的时候常常在信笺上插上某种动物的羽毛作为标记，如果插的羽毛越多，表示事件越紧急。这种羽毛往往以鸡毛为主。

“令箭”也叫令旗，旧时军中发令所用的小旗，杆头加箭镞，故称令箭。后来引申为号令，即上司的指示。

这里的鸡毛因为并不用作传递信息使用，因此并没有实际用途。而“令箭”却可以凭借它发号施令。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把鸡毛当令箭使用，便是凭借一个有权的背景，连鸡毛这样没有用的东西都能发号施令起很大实际作用了。

后来人们便用“拿着鸡毛当令箭”这句俗语形容一个人凭着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人或是上司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对别人指手画脚，比喻玩弄权术，以假充真，公开发号施令。

第46问：为什么很多人都要集中在二月初二这一天理头发

在我国有不少地方的人都会集中在春节后的二月初二这一天理头发。农谚云：“二月二，龙抬头。”据说在这一天理发能够带来一年的好运。理发能交好运当然只是一句吉利话，可是这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其实，农历“二月二”多在二十四节气的“雨水”前后。过了“雨水”节，冬季少雨的现象就要结束，降雨量将逐渐增多，所以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所谓“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醒，所以还有句俗话叫做“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

至于过去人们要集中在这一天理发，则是由于农忙，农民们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得以休息，而过年时间则要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算起，一直到“二月二”才算结束。过了“二月二”，农民们就要忙着春耕生产了，于是赶紧剃头理发，准备新的农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在“二月二”理发的传统。

另外，民间一直都还有“理发去旧”的风俗。在民间习俗中，正月内剪头是不吉利的象征，所谓“正月里剃头死舅舅”，而一个月不理发又很难受，所以人们都会在正月过完后的二月初集中在一起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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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剃头会死舅舅吗

在民间传说中，有“正月里剃头死舅舅”的说法，于是过去人们便把剃头的日子放到了农历的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再把这个传说当回事儿了。但是这个传说是怎么来的呢？正月里剃头和舅舅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正月里，不剃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歌谣的起源，民间有很多版本的传说。来自中国新闻网的观点认为，这个忌讳很可能源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那道剃头诏。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为抵制多尔衮的剃发诏，汉人高呼：“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但是，脖子毕竟硬不过钢刀，通过数十年的强制剃发，汉人都留成了满人的发式，但是反抗剃发诏在民间依然没有停止。于是民间百姓为思明朝旧制，便提出正月不剃头的习俗。实际上，汉人想用“正月不剃头”来表示“思旧”的意思，即怀念前朝。后来，“正月不剃头——思旧”这句话在流传过程中，由于谐音的关系，“思旧”慢慢被讹传为“死舅”，歌谣也演变成“正月里剃头死舅舅”了。

既然正月里不能剃头，那么农历二月二这个“剃龙头”的日子，就成了长辈们给孩子理发的好日子了。

第47问：“无事不登三宝殿”指的是哪三殿

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对那些平时见不到踪影，有事才来造访的行为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这三宝殿是哪三殿？又为何要用这个词来表示没有事不会登门造访，只要登门，必是有事相求的意思呢？

“三宝殿”源自佛教。“三宝”是指佛教徒尊敬供养佛宝、法宝、僧宝，即“佛、法、僧”三宝。所谓“三宝殿”便是三宝所在之殿，即佛教信徒登场做法事的地点“大雄宝殿”、佛家珍藏经书之地“藏经楼”以及还有僧人“燕息”（即和尚等出家人睡觉之意）的“宁静禅房”。这三处地方，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除了祈祷、敬拜等有关的信仰活动外，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入嬉戏或大声喧哗，所以产生“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没有事情不会上门。

当然，这句成语中的“三宝殿”并无具体所指，而是以此三者为代表，泛指一般的佛殿。即人们只有在佛教寺庙中有法事的时候才能踏进佛殿，没有事情的时候不能随随便便在佛殿里面走动吵嚷，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原始本意。后来这句俗语被后人引申为有事而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不找别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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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銮殿”是指哪个殿

不少人对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都很熟悉，对其中的主题曲《百姓才是头上天》也不陌生，这首歌中唱到：

金瓦金銮殿，皇上看不见。一朝出了武门口，一个名字两只手。今晚金銮殿，皇上不坐殿，一朝出了京门口，百姓的事儿牵着走，牵着走。

在我们的戏剧小说作品中，明清时期的皇上总是会在金銮殿上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然而，在明清故宫里所有的宫殿当中，并没有一座叫做“金銮殿”的宫殿，那么这个“金銮殿”是否是虚构的呢？

在紫禁城中，明清两代皇帝登基与举行大典的地方叫做太和殿，为三大殿之首。这个太和殿就是所谓的“金銮殿”，至于这个别称的来历，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金銮殿”的说法出自唐代的大明宫。比如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故事一》中就写道：“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不过，当时的金銮殿并非皇宫中最为重要的正殿，也不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重要场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銮殿”因太和殿殿内为金砖墁地而得名。金砖墁地平整如镜，光滑细腻，像是洒了一层水，发出幽暗的光。

不管如何，“金銮殿”作为太和殿的别称，通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第48问：我们平时生活中经常遵循的“男左女右”的规矩是怎么形成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男左女右，好像约定俗成地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公共厕所，男左女右；戴婚戒，男左女右；夫妻二人出席某些礼仪场合等，男的往往在左边，女的往往在右边。而在中国传统的看相算命中，也要按照“男左女右”的传统，男士看左手，女士看右手。那么，这种“男左女右”的传统习俗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么根深蒂固？

根据民间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盘古氏化仙之后，他的身体器官化为日月星辰、四极五岳、江河湖泊及万物生灵。三国时吴国太常卿徐整在《五运历年记》中认为：中华民族的日月二神是盘古氏双眼所化，日神是盘古氏的左眼所化，月神是盘古氏的右眼所化，所谓“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而根据这一传说，“男左女右”这一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由于盘古氏距今年代久远，因此“男左女右”的观念几乎融入进了华夏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外，“男左女右”的习俗还和古人对于哲学认识的关系非常紧密。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中通贯事物和人事的两个对立面就是阴阳。自然界的事物有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等，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而古人又将其归类，分为大、长、上、左为阳，小、短、下、右为阴。阳者刚强，阴者柔弱。在人的性格上，男子性暴刚强属于阳于左，女子性温柔和属于阴于右。由于我国中医与传统哲学关系深厚，在医学上“男左女右”的习俗在中医的应用上也有着实际的意义，因为“男左女右”可以表示出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因此，中医在诊脉时，男子取气分脉于左手，女子取血分脉于右手，即使小儿患病观察手纹也取“男左女右”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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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女左男右”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一度出现过“女左男右”的现象，尽管相当少见，但今人却能够看到眼见为实的“证据”。

在位于嘉陵江东岸的古栈道石柜阁旁，有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千佛崖摩崖造像。造像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造像龛窟重叠十三层，密如蜂房，现有龛窟四百多个，大小造像七千多尊，以大云古洞为中心，分为南北两段。

大云古洞，是千佛崖最大的洞窟，大殿正中弥勒佛立像系大云洞的主佛，是女皇武则天的象征。在洞窟立像中，左边是女皇武则天，右边是高宗李治，这种排列改变了我国男左女右的传统习俗，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女左男右”的排列，并证实了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女左男右”现象的存在。

第49问：为什么我们会将不遵守诺言的行为叫做“放鸽子”

放鸽子，顾名思义，就是将家中所养的鸽子，或是其他地方的鸽子放飞。但是，在我们今天语言中的“放鸽子”，除了原始本义之外，更多的是指不遵守诺言，带有欺骗的含义。可是这些意思为何要用“放鸽子”这个词来表示呢？

关于“放鸽子”一词的来历，目前至少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此说法源于旧上海的彩票，俗称“白鸽票”。因为最终能够因买彩票而得大奖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最终因为买这种被称为“白鸽票”的彩票而得奖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大家买彩票的钱往往是有去无回，所以后来便用“放鸽子”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和无奈的情绪。

第二种说法认为，“放鸽子”本是诱拐别人鸽子的一种行为。具体方法是训练出一种专用的“诱鸽”，在别人放飞鸽子时，放出自己的“诱鸽”，混到鸽群中。“诱鸽”会诱骗鸽群迷失方向，把它们引回到偷窃者的鸽笼中。后来，人们便根据这个词的含义引申出了违约和欺诈行为的意思。

第三种说法是说，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之间的通信往往需要通过信鸽来传递。一次，有两人约定，到了某个地方后，互相通信报告最近情况和路上的逸闻轶事。但其中一人，只给放来鸽子而没有写信，另外一人便写信责怪道：“你怎么不履行诺言，放了鸽子就这样来了？”后来，人们便用“放鸽子”一词来代表那些不遵守诺言，带有欺骗性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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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九鼎”一开始就是信守承诺的意思吗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用“一言九鼎”来形容某人说话做事非常讲信用。然而，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词原本并不是信守承诺的意思，而是用来形容说的话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一言九鼎”一词的原始意思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在兵马纷争的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团团包围住，形势十分危急。于是赵国国君孝成王立刻派平原君到楚国去请求援助。平原君打算带领20名门客前去完成这项任务，在挑选了十九名后，还有一个人没定下来。这时，毛遂自告奋勇提出要去，平原君半信半疑，勉强带着他一起前往楚国。

平原君到了楚国后，立即与楚王谈及援助的事情，但是谈了半天没有任何成果。这时，毛遂对楚王说：“我们今天来请您派援兵，你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也丢掉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呀！”毛遂的一席话说得楚王口服心服，立即答应出兵援赵。平原君回到赵国后感慨地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

九鼎源自古代夏禹铸九鼎的传说，象征九州，是夏商周三代的传国之宝；大吕指的是周庙大钟。平原君以此来比喻毛遂说的话力量大，分量重，一言半语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世之所以将“一言九鼎”引申为“信守诺言”的意思，同样与“鼎”有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豪门贵族在吃饭时往往要奏乐击钟，用鼎盛着各种珍贵食品。在鼎食的制度方面，不同的级别有着不同的规格。天子是九个鼎，诸侯是七个，大夫五个，其余官员三个，若有违规，就视为谋逆。因此，九鼎也成为了天子的代名词，“一言九鼎”就是指天子说的话，而天子往往是金口玉言，所以后世便依此将“一言九鼎”引申为“信守承诺”的意思了。

第50问：为什么史册又叫“汗青”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的两句。现在这两句诗已是家喻户晓，然而“汗青”指的是什么，却未必人人知道。其实，要知道“汗青”的具体含义，还必须要追溯到纸张发明之前。

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1000多年中（周代至后汉），竹书一直是我国图书的主要形式，直到东晋纸张的流行，它才被取而代之。那个时候的竹书是用竹子劈成长条状制成的。一根竹片称为“简”，在竹上镌刻事情和文章，这个的竹即称“竹简”。多根“竹简”用绳子编起来，成为“册”，“册”字就是竹简被穿起来的象形。

然而，质量上乘的竹简的制作并不简单。首先要根据颜色是否青翠来选择上好的青竹，然后再用火烘烤。烘烤的时候，原本新鲜湿润的青竹片，就被烤得冒出了水珠，像出汗一样，同时原本的青色也会褪去，这叫做“汗青”、“汗简”，或者“杀青”。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书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干燥防虫。

后来，“杀青”一词引申为“著作定稿”，或是“作品完成”；而“汗青”则演变为“书籍”的意思。在文天祥的诗中，“汗青”指的是史册。尽管后世通常也将“汗青”当做“史册”的别称使用，但是在正式谈论历史记载意思的时候，还是多用“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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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为何又叫“桑梓”

在汉语中，“桑梓”一词经常被人们用来代称“故乡”。那么，在我国为数众多的树种中，人们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桑、梓这两种树来指称故乡呢？

古人为了穿衣，家家种桑植麻。《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所以“桑麻”一词就专用来指农事，唐朝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诗，就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句子。

桑树的叶可以用来养蚕，果可以食用和酿酒，树干及枝条可以用来制造器具，皮可以用来造纸，叶、果、枝、根、皮皆可以入药。而梓树的嫩叶可食，皮是一种中药（名为梓白皮），木材轻软耐朽，是制作家具、乐器、棺材的美材。正是因为桑树和梓树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古代人们常在家屋旁栽种桑树和梓树。

《诗经·小雅》中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是说桑与梓，容易引起对父母的怀念，后来“桑梓”便用来做“故乡”的代称，而赞扬某人为家乡造福时，往往就说“功在桑梓”。

第51问：“杏林”什么时候成了中医的代名词了

我国传统的中医学界有一个代称，叫做“杏林”，难道中医和杏树有关系吗？

这还得要和三国时期的一位名医说起。在三国时期，吴国有一位医生，名叫董奉，字君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在中国历史上，董奉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诸多有关董奉传奇般的事迹中，以他在庐山行医济世的故事流传最广。

据说，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心为山民诊病疗疾，而且从不索取酬金。如果他治好了生重病的人，便让病人栽植五棵杏树；如果他治愈的人病情较轻，那么只需要栽种一棵杏树。就这样，十几年后，山上的杏树就有十多万棵了。等到杏子成熟的时候，他对人们说，谁要买杏子，不必告诉我，只要装一盆米倒入我的米仓，便可以装一盆杏子。他把用杏子换来的粮食用来贩济庐山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两万多人。后来据说有一只老虎镇守杏林，以防有人偷杏子而不交粮食，因此后世又有“虎守杏林”之说。

正是由于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当地一方百姓的普遍尊重和敬仰，于是在董奉去世后，人们便在他曾经隐居过的地方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纪念董奉。

董奉的这个事迹记载在了东晋时期葛洪撰写的古代志怪小说集《神仙传》第十卷中：“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

所以，后世便根据这个传说，用“杏林”称颂医生，用“杏林春暖”、“杏林春满”、“杏林满园”或“誉满杏林”等成语来赞扬医生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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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什么用“桃李”来表示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今天经常所说的“桃李满天下”，往往是说老师教育出来的优秀学生遍布全天下，以此赞美教师的辛勤育人。不少人都认为“桃李”是老师百年“树人”所得的硕果，因此用“桃李”来比喻学生是理所当然。可是，为何偏偏是“桃李”呢？为什么不可以是“杏子”？而之所以将学生比喻成“桃李”，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据汉朝韩婴所著的《韩诗外传》中记载，在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大臣叫子质，在他掌权时曾保荐过不少人。后来官丢了之后跑到京城，见到一个叫简子的人，便向他埋怨自己过去培养的人在困难的时候不肯帮他。

简子听后对子质笑了笑说：“春天种了桃树和李树，到夏天可在树下纳凉休息，秋天还可吃到可口的果实。可是，如果你春天种的是蒺藜，到夏天就不能利用它的叶子，而秋天它长出来的刺倒要扎伤人。你过去培养、提拔的人都是些不值得保荐的人，所以君子培养人才，应该像种树一般，先选好对象，然后再培植啊！”

于是后人便将培养人才叫做“树人”，将培养提拔优的优秀人才称为“桃李”。如果老师培养出的优秀学生很多，便被称为“桃李满天下”了。

第52问：为什么要将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叫做“走后门”

在我们平时的俗语中，一般会将那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采取不正当手段的行为叫做“走后门”，而且只要一提到“走后门”这个词时，大家几乎都会心照不宣地心领神会。那么“走后门”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走后门”一词的来历，一般认为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此典故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官场。在封建时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后宅。平时的一些公务往来中，无论是客人、领导、告状的、打官司的，一律要走前门。只有那些私交甚好的朋友或是自家晚辈才走后门入内。然而，由于贪佞之风大行之后，不少人为了能够结交官员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但又无法做到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走进，只能通过走衙门的后门，以“朋友”的身份进入，以避人耳目。于是“走后门”一词便由此而来。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走后门”原为褒义，典故与包公有关。相传包公上任开封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来告状。难道是因为天下太平了？于是他开始明察暗访，后来终于找到了其中的原因：官府大门守卫森严，守门官吏还经常向那些告状的百姓索要贿赂才让人进门，也就是所谓的“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包公处罚了守门官吏，为防止类似事情发生，决定打开官府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由此衍生了“方便之门”和“走后门”两个说法。但由于为普通百姓开此后门的事情并不常见，更多的是那些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大开的“方便之门”，因此“走后门”的贬义色彩便在民间根深蒂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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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官府为何又被称为“衙门”

不少人从书中或是戏剧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古时往往将官府称之为衙门，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衙门”这一称呼的来历。

其实衙门是由“牙门”谐音转化而来。据专家考证，在汉末时，“牙门”是军旅营门的别称。旧时要称王称霸，守护江山，都需要凭借武力，因而特别器重军事将领。而军事长官们也往往以此为荣，常将猛兽的爪、牙置于办公的地方。后来嫌麻烦，就在军营门外以木头刻画成大型兽牙作饰，营中还出现了旗杆端饰有兽牙、边缘剪裁成齿形的牙旗。于是，营门就被形象地称之为“牙门”。

后来，这一名称渐渐移用到了对官府的民间称谓上。由于“牙门”一词不雅，于是便谐音转化成了“衙门”。据《武瓦闻见记》中记载：“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稍讹变转而为‘衙’也。”唐朝以后，“衙门”一词广为流行。到了北宋以后，人们就几乎只知道“衙门”而不知有“牙门”了。

第53问：中秋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月饼呢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前两年播出的中国首部穿越电视剧《神话》中，主人公易小川一不小心穿越到了秦朝，他与家人分隔于相差两千余的时空，不仅身处他乡，而且周围无熟悉之人，这时他才明白亲人的重要。在两千年前的中秋节中，孤独对月，制月饼以慰思乡之苦，更加迫切寻找回家的方法。

事实上，在两千年余前的秦朝时期，尚未有月饼问世，所以才有电视剧中秦朝人对易小川所做月饼的不解与好奇。那么月饼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呢？

其实，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在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当时有在中原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贺战争大捷。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因此，当时的月饼并非叫月饼，而是叫“胡饼”，意思是胡人吃的饼。而之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将之叫做“月饼”，则来自于一段美丽的传说。据说，有一年中秋之夜，唐太宗和杨贵妃赏月吃胡饼时，唐太宗嫌“胡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仰望皎洁的明月，心潮澎湃，随口而出“月饼”，从此“月饼”的名称便在民间逐渐流传开。

到了明代，民间逐渐开始流传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当时一些制作月饼的饼师会在月饼上印一些与月亮相关传说的图案，比如嫦娥奔月，这种带有艺术图案的月饼广受青睐。据明朝《西湖游览志余》中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来越精细。

到了今天，在中秋节时吃月饼，已经和端午吃粽子、元宵节吃汤圆一样，成为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将月饼当作吉祥、团圆的象征。每逢中秋时节，皓月当空，阖家团聚，品饼赏月，谈天说地，尽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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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月饼的种类有哪些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而中秋又是我国各地共享的一个传统节日，因此各地根据当地不同的饮食特点，形成了各种不同风格的月饼品种。

按照产地分，月饼的品种可以分为：京式月饼、广式月饼、苏式月饼、台式月饼、滇式月饼、港式月饼、潮式月饼、徽式月饼、衢式月饼、秦式月饼、甚至日式等。

按照口味分类，则有甜味、咸味、咸甜味、麻辣味。

从馅心的角度看，有桂花月饼、梅干月饼、五仁、豆沙、冰糖、白果、肉松、黑芝麻、火腿月饼、蛋黄月饼等。

按饼皮分，则有浆皮、混糖皮、酥皮、奶油皮。

从造型上讲，又有光面与花边之分。

除了这些传统的月饼之外，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审美眼光的提高，新款式的月饼也层出不穷，比如近年来出现的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果蔬月饼、海味月饼、椰奶月饼、茶叶月饼等，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第54问：男女双方正式结婚的这一天，男方并不是官，为何被称作“新郎官”呢

在中国人的传统看来，在男女双方正式结婚的这一天，女方被称为“新娘”，男方则被称为“新郎”或是“新郎官”。可是，男方并不是官，但却为何要被叫做“新郎官”呢？

其实，民间的这种说法颇有来历。“郎”是我国汉代中央官署里侍从官的通称，唐代被用为官阶的一个泛称，六品以下的分别称为某某郎，因此当时人们尊称他们为“郎官”或是“郎君”。科举选官制度从隋朝开始，到了唐代便更趋完备。进士科中试的人，就具有作官的资格了。按官阶说，都在“郎”的范围之内，所以当时祝贺新科进士时，就称呼其为“新郎官”或是“新郎君”。

由于在封建社会，男婚女嫁被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看来，男子娶妻一般被看作为是和考进士得中一样荣耀，所以民间有“结婚小登科”之说，于是在结婚当天，男子便被看作为是科举考试登科的学子，便沿袭了传统的“新郎官”的称呼。至于我们常说的“新郎”，则是“新郎官”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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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为何又被叫做“伉俪”

“伉俪”指代配偶的原意最早出自《左传·成公十一年》。鲁国鲁文公的孙子子叔声伯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声伯把妹妹嫁给了施孝叔，但是晋国的国卿郤犨也前来求亲。此时，声伯的妹妹已经和施孝叔结为了夫妻，但是声伯仍然不敢违逆权势赫赫的晋国国卿，便令妹妹离婚。妹妹临走前对施孝叔说：“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意思是说，鸟兽还不愿意失去配偶呢，你打算怎么办？施孝叔也不敢得罪国卿，就说：“你就去吧，我还不想死呢！”于是，就将妻子嫁给了郤犨。

后来，郤犨去世，声伯的妹妹又回到施孝叔身边，但是施孝叔却将妻子跟郤氏生的两个儿子沉到河里淹死了。妻子既伤心又愤怒，于是说：“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意思是说，你自己既不能庇护你的妻子，结果让我被人夺走，又不能抚养人家的孤儿，反而杀了他们，我倒要看看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伉俪”表示夫妻的最早出处。然而，我们今天一般用“伉俪”一词时，并不普遍用于夫妻的称谓，而一般指代的是事业各自有成，生活情趣又相仿的夫妻。这与唐初大儒孔颖达的解释有关。孔颖达认为：“伉俪者，言是相敌之匹偶。”所谓“相敌之匹偶”，首先是身份要相匹敌。因为“伉”本义就有匹敌、相当的意思，而“俪”的本义如同《左传·成公十一年》中所用，即是配偶的意思，因此今天我们一般将那些事业各自有成，生活情趣又相仿的夫妻称之为“伉俪”。

第55问：为什么租房的人要称房屋的主人为“房东”，而不是“房北”、“房南”或是“房西”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租房的人往往称呼房屋的主人，即将房屋出租给租房者的人叫做“房东”。但是为何是“房东”，不是“房北”或是“房南”呢？

这种说法其实与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和礼仪相关。一般来说，中国的旧式房屋往往由一座坐北朝南的主屋和主屋前面两侧东西相向的厢房组成。而主屋房间的东首就是上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房应是家庭的主人或是家中最具权威性的人才可入住，而晚辈和下人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住进去的，更不要说是租给外人了。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房东”，便是住在东首上房的人，即主人的意思。

至于在中国传统建筑物中，之所以要将“东房”定为上房，则源于中国的古代周易的星相学说。此说认为，东南西北四宫各有四大神兽镇守，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白虎（咸池）、北宫玄武。其又各属7个星宿，合计28星宿。东宫苍龙所属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史记·天官书》记载说：“东宫苍龙，房、心”。“龙”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是吉祥、长久的象征，古代帝王便以龙子自居。由此便得出了以“东”为尊的传统观念，并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

后来，人们便以“东”代表主人的意思。据《礼记·曲礼篇》中记载：“东为右，为主道，西为左，乃客方。”“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说的都是有关主客之间礼仪的规定，即“东”位代表的就是主人。我们平常所说的“做东”（主人请客）、股东（股东是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中持有股份的人）中也都包含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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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主”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在各种活动或比赛的报道中，往往称那些负责组织安排国际会议、比赛等在本国举行的国家为“东道国”或是“东道主”，那么这个说法由何而来，是否可以改成“西道主”呢？

“东道主”一词最早源自于《左传·僖公三十年》中记载的一个关于春秋时期的故事。故事说的是秦晋联合攻打弱小的郑国，郑国危在旦夕，郑文公派大夫烛之武到秦营劝说秦穆公：“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意思是如果保全了郑国，让郑国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给秦国来来往往的使者供应住宿与费用，对秦国会大有好处。因郑国在秦国东面，所以烛之武自称为东道主。

所以“东道主”的原意是指东面道路上的主人，现在的使用则很宽泛，一般泛指接待或宴客的主人，或指请客的人。

第56问：为什么把新人完婚的新房称作“洞房”

“闹洞房”是我们民间结婚时经常会有的一项活动，意思是亲朋好友在新人结婚这一天喧腾一番，使出各种招数，让新郎新娘“坐困愁城”哭笑不得。而我们经常说的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便是“洞房花烛夜”，然而，结婚的新房为何要叫做“洞房”呢？

实际上，“洞房”一词出现很早，不过最初并不是指结婚的新房。西汉大辞赋家马相如曾写作了一篇叫做《长门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失宠的陈皇后得知武帝许诺朝往而暮来，于是苦苦等待。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君王幸临，于是她独自徘徊，只好“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这里的洞房指的并不是新人完婚的新房，而是指幽深而又豪华的居所。

“洞房”和“花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洞房花烛夜”一句，而是出自于北周时庾信的《三和咏舞》一诗，诗云：“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这里的洞房的意思同样不是新房。到了唐代，洞房一词开始被用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并借以描写“闺情”，比如乔知之《倡女行》中所写：“莫吹羌笛惊邻里，不用琵琶喧洞房。”

而洞房真正成为结婚新房的意思，则出现在中唐之后。中唐后期的诗人朱庆馀在《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中有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中第一句的洞房即为婚房的意思，这句诗写出了特定的地点“洞房”，特定的时间“昨夜”，新婚之夜，“红烛”高照，渲染了一种浓浓的新婚洞房的氛围。此后，洞房也就慢慢成为新婚夫妇结婚时新房的代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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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结婚时，为何要闹洞房

“闹洞房”作为过去中国人结婚时必备的习俗和“节目”之一，在民间的影响深远。但是为何要闹洞房，却很少有人知道。

关于闹洞房这一习俗的来源，我国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该习俗起源于驱邪避灾。相传，很早以前紫微星一日下凡，在路上遇到一个披麻戴孝的女子，尾随在一伙迎亲队伍之后。紫微星看出这是邪魔的化身，目的是伺机作恶，于是就跟踪到新郎家。只见那女人披麻戴孝的女子先到，并躲进了洞房。当新郎、新娘拜完天地要进入洞房时，紫微星守着门不让进，说里面有邪魔。于是众亲属便请他指点驱邪的方法。他说，这种歪门邪道的邪魔最怕人多，人一多，他们就不敢作恶了。于是，新郎请客人们在洞房里嬉戏说笑，用笑声驱走邪鬼。到了凌晨，这位邪魔的化身果然逃走了。因此，闹洞房一开始被蒙上的是原始的驱邪避灾的外衣。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闹洞房首先在北方出现，而且开始时主要是以新郎为主，这大概与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过去的北方民族主要以狩猎和游牧为生活手段，所以男子十分剽悍和勇猛，如果在新婚之夜能够忍受棒打，则证明新郎作为一个男人才是合格的大丈夫。于是后来，人们在结婚时便保留了这一古老和原始的习俗。

不管怎样，闹洞房这一习俗起码在汉代便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了。近人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中已有所考证：“而为之宾客者，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汉时即已有之。”

第57问：“秋千”为什么叫做“秋千”而不叫摆椅之类的

不少人小时候都玩过“荡秋千”的游戏，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秋千的来历以及秋千为何不叫摆椅的原因。

其实，秋千的来源较早，甚至可以上溯到人类的早期活动。因为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获得高处的食物，他们往往需要抓住粗壮的蔓生植物，依靠藤条的摇荡摆动，上树或跨越沟涧，这是秋千最原始的雏形。

由于“秋千”二字，古字两字均有“革”字旁，千字还带走字，意思是揪着皮绳而迁移，这就是该活动被叫做“秋千”的原因。但是当时并不叫秋千，而是叫做“千秋”，传说为春秋时代北方的山戎民族所创。开始时这类“千秋”只是一根绳子，双手抓绳而荡。至春秋时期，齐桓公北征山戎族，把“千秋”带入到了中原。《艺文类聚》中就有“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为戏”的记载。

至汉武帝时，宫中以“千秋”为祝寿之词，取“千秋万寿”之意，此后为避忌讳，将“千秋”两字倒转为“秋千”。以后便逐渐演化成用两根绳加踏板的秋千，并逐渐成为清明、端午等节日进行的民间体育活动，并流传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种现代体育项目的兴起，秋千运动除在朝鲜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仍广为流行外，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儿童的专项活动。

1986年2月，国家体委制订了《秋千竞赛规则》（草案），同年，秋千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到1999年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秋千已发展为包括6个单项的较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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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足球运动就是我国古代的“蹴鞠”吗

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它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类似于今天足球运动的雏形，流传了大约两千三百多年。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唐宋时期最为繁荣，经常出现“球终日不坠”，“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的情景。清朝入关后，喜欢射猎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民族的蹴鞠运动实行了禁止政策。顺治皇帝曾口谕禁止踢球，对蹴鞠要“即行严禁”。后来，乾隆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活动，民间的蹴鞠运动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无论怎样，消亡的古代蹴鞠后来经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又在兴盛的现代足球中获得新生，因此“足球起源于中国”便得到了广泛认可。2004年7月15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先生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上向世界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布拉特再次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临淄是足球的故乡，不仅是你们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是所有喜欢足球、喜欢世界杯的人的自豪。”

尽管如此，由于“蹴鞠”运动类似于现在的颠球，它并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足球运动，而英国在后来的发展中规定了现代足球所应具备的赛程和比赛规则，因此目前也有人认为现代足球运动起源于英国。

第58问：在没有牙刷牙膏的古代，人们是怎么保持口腔卫生的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早晨起床后和晚上临睡前都需要刷牙，牙刷和牙膏已经成为我们保持口腔卫生所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了。但是在古代，人们并没有牙膏和牙刷，难道他们就不重视牙齿健康和口腔卫生了吗？

其实，早在在公元前三千年，我国就已有了保护牙齿和清洁口腔的记载。春秋时期《礼记》上就有“鸡初鸣，咸盥漱”的记载。在此时期，古人对于牙齿的清洁和健美也十分重视，在《诗经·卫风·硕人》中就有对美女牙齿的形容：“齿如瓠犀”，也就是说，美女的牙齿应当如同葫芦子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对牙齿参差不齐者，咬合不齐者，排列不正者，不平整者均视之为病态。

古人为了保持口腔卫生和预防牙齿疾病，在刷牙工具尚未发明之前，强调的是饭后漱口。我国最早使用的漱口剂有酒、醋、盐水、茶及温水等。酒、醋、盐水等有解毒杀菌的作用。茶中含有氟和维生素，可以防蛀，保持口腔清洁。据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暖水含……口齿牢密。”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已出现了复方配制的洁牙剂，以后又逐渐发展到采用香药去秽，就是在牙齿清洁剂中加入清热解毒的中药如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藿香、佩兰等，不仅能保持口腔清洁，还有治疗口腔疾病的作用。

至于我们今天常使用的牙膏，在古代人们则是用揩齿药代替。事实上，在西方牙膏传入之前，掺配各种中药的青盐，一直是古代中国人最常用的揩齿药。比如《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就写道，宝玉“忙忙的要过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毕”。明朝初年所编的《普济方》中，收有“陈希夷刷牙药”方，其中提到“每用刷牙子蘸药少许，刷上下牙齿，次用温水漱之”，可见牙药的用法与今日使用牙膏之法相同。

至于刷牙工具，有学者认为，我国是最先使用刷牙工具的国家。因为在辽墓穴中发现过骨质的牙刷柄，它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牙刷实物，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时间，可见我国比欧洲要早600多年就有了类似现代的牙刷。

其实，我国于公元前数世纪已经开始用刷牙的方法来清洁牙齿，只不过当时使用的工具十分简单，比如杨柳枝。东汉高世安所译的《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中讲到在洗浴时所需的七种用具，其中有“六者杨枝”之句。当时的杨枝，就是一种将杨枝的一端或两断打扁成刷状制成的牙刷，形如扫帚，以蘸药刷齿。不过，根据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古人是用右手中指当“牙刷”用的。到明代更有人主张用左右手同时擦牙。可见，那时的牙刷使用还不是普遍。

“牙刷”一词正式出现于元代。在元代郭玉诗中说：“南洲牙刷寄头日，去垢涤烦一金值。”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使用牙刷，一般人还是用柳枝，和中草药研制成的揩齿粉末刷牙。直至西方的现代牙刷引进中国，我们才有了今天所常使用的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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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牙刷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据说，世上第一把牙刷由中国皇帝明孝宗于1498年发明，方法是把短硬的猪猔毛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但此说并未得到证实。西方传统清洁牙齿的方法是用一块碎布揉刷牙齿，此方法至少于古罗马时代已经存在。

现代牙刷至17世纪方才出现，至19世纪开始广泛流行。据说现代牙刷的发明与欧洲一个叫做威廉·艾利斯有关。据称，第一把现代牙刷是由其于1780年在伦敦的监狱中首先发明的，发明思路类似于中国皇帝明孝宗，先骨头磨成一根细棒，在上面钻了些小孔，然后将猪鬃一束束地插进小孔，并将它们修剪整齐。离开监狱后，艾利斯办起了自己的牙刷厂。

1938年杜邦化工推出了以合成纤维（多数是尼龙）代替动物猔毛的牙刷，世界上第一支以尼龙纱线作刷毛的牙刷于同年2月24日上市。

第59问：古代没有洗衣粉，过去的人是用什么洗衣服的

洗衣粉如同牙刷牙膏一样，成为我们今天生活所离不开的必需品，电视上也每天都有大量的关于洗衣粉的广告。可是古代并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这种洗衣粉，人们是如何洗衣服的呢？

我们今天在很多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的一个场景是，不少人在溪流边拿着一根木棍在使劲敲打浸湿的衣服。其实，这就是我国古人洗衣服的一种最为简单也最为常见的方式，而且基本可以洗去积汗和脏物，有时人们还用一些土办法来帮助去污。据金陵晚报载，《礼传·内则》中记载：“冠带垢，和灰清漱；衣裳垢，和灰清澣。”灰指的是草木灰，因为含有碳酸钾，能去掉衣服上的污垢。

但是，对于那些只用清水和草木灰也难以清洗掉的油污来说，古人又是如何对付的呢？据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中记载：“练帛，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摇之蜃。”所谓蜃，指的是贝壳灰，含有氢氧化钙，与草木灰混在一起，能生成氢氧化钾，用它浸在水中来洗丝织品时，与丝织品表面附着的油脂产生化学作用生成“钾肥皂”，能把丝织品洗得干净亮丽。

到了魏晋，古人开始用皂角和澡豆来洗衣物。皂角是豆皂菜树所结的果实，这种果实在水中能生成泡沫，具有去污的性能。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澡豆”的洗涤用品，这种澡豆由于含有消化酶和卵磷脂等几种成分，增加了去污去垢的能力。至于其制作过程，据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说，将猪胰腺上的污血洗净，撕除上面的脂肪肝磨成糊状，加入黄豆粉和香料，搅拌均匀后，于通风处风干，便可制成这种能洗去衣物污垢的澡豆。此后，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如果在澡豆的制作过程中，加入砂糖，用纯碱替代黄豆粉，最终的洗涤效果会更好。在今天我们常用的洗衣粉中，依然还能找到古人洗衣物时的皂角和澡豆中含有的一些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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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洗衣粉的出现始于何时

德国汉高在1907年以硼酸盐和硅酸盐为主要原料，首次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洗衣粉。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人们利用石油中提炼出的化学物质——四聚丙烯苯磺酸钠，制造出了比肥皂性能更好的洗涤剂。后来人们又把具有软化硬水、提高洗涤剂去污效果的磷酸盐配入到洗涤剂中，更加提升了洗涤剂的去污性能。后来，人们又为了在使用、携带、存储以及运输洗衣粉更加方便，就把洗涤剂研制成粉末状，成为今天我们常用的洗衣粉。

由于洗衣粉无论是在井水、河水、自来水、泉水、甚至是海水等各类水质中都可表现出良好的去污效果，并广泛使用于各类衣物，所以其生产和使用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60问：我国古代女子为何要裹小脚

据说，在一届万国博览会上，清朝政府展示的是女人裹小脚后所穿的小鞋，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好奇与不解。然而，在当时的国人看来，这却是本国的一大特色。可是，为何在过去的观念中，中国女子一定要裹小脚呢，甚至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

据说，女子裹小脚起源于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有一个睿娘，为了取悦皇帝，便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而李煜又特别喜欢这种小脚的状态，于是睿娘成为了宫中最受宠的一个女人。由此开始，皇宫中开始流行缠足。由于皇帝的表率作用，小脚成为时尚，继而官场与民间也相继流行。但是这种审美之风却又为何直能够历经千年，延续到民国初年呢？

关于女子裹小脚并能够延续千年的原因，不少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的解释和判断。大致看来，无外乎这样几种原因：一是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产物说；二是父权制度下“男尊女卑”和思想文化禁锢说；三是男性审美观的畸变说。

有不少人对第一种说法表示认可，认为女子缠小脚是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产物，只有女子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大为不便后，才可巩固男性的统治地位。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之前就已经形成，但是当时并未有女性裹小脚之说。同时，在西方也同样经历了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一度非常低下，他们的女性通过束腰和穿高跟鞋的方式来获得男性的认可，但也没有逼迫女性缠小脚的传闻，因此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于是，第二种解释便是认为，女子裹小脚来源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以及思想和文化的禁锢。因为在唐朝，女子是不用缠脚的，而恰恰是从宋朝开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开始痴迷于女子的“三寸金莲”。在宋朝时期，程朱理学发展到了极致，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对作为人这样的有尊严的个体的极端的不尊重，当这种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一旦脚是否小成为评判女子是否美的标准（事实上已经上升为贤良与道德的标准），全社会对于女子因此所遭受的痛楚的漠视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缠小脚的陋俗竟然能从宋朝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极端儒家思想，即禁锢人性的程朱理学自宋朝以降，一直在社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不得越雷池半步。

第三种说法认为，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有时，他们甚至用女人的小脚鞋盛酒痛饮，以为风雅。当然，这种审美观念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

知识链接：【center】古代女子的小脚为什么又被叫做“三寸金莲”

无论是影视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经常能够听到人们将过去女子的小脚叫做“三寸金莲”，但是这“金莲”却是如何与女子的小脚联系起来的呢？

一种说法认为，金莲得名于前述李后主的睿娘在莲花台上跳舞的故事。但这里的金莲指的是舞台形状，并非是睿娘的脚。与此类似的说法是，金莲得名于南朝齐东昏侯的潘妃“步步生莲花”的故事，但是这里的“金莲”同样并非是指潘妃的脚。

因此，有专家认为，古代女子的小脚之所以被称为金莲，应该与佛教文化中的莲花相关。由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佛教中被认为是清净高洁的象征，自佛教传入中原后，莲花的美好与吉祥的象征意义也随之传入，并为中原百姓普遍接受。因而，后人便用莲花来代称妇女小脚，这无疑是对女子小脚的一种美称。另外，在佛教艺术中，菩萨多是赤着脚站在莲花上的，这可能也是把莲花与女子小脚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还有金莲要有“三寸”的说法，则源自于过去判断小脚贵贱美丑的主要标准为小脚的尺寸，如果尺寸在三寸之内，则为金莲；在四寸之内，则为银莲；如果小脚大于四寸，则被称之为铁莲。于是言及“金莲”势必要带上“三寸”二字，即所谓的“三寸金莲”。

第61问：常见的中式小食品为什么又叫做“点心”

我们经常会将中式的小食品或者糕点之类的食品叫做“点心”，那么为何要统称为“点心”呢？

相传在东晋时期，有一位大将军见到战士们日夜血战沙场，英勇杀敌，屡建战功，十分感动，随即传令后勤保障部门烘制民间逢年过节时常吃的美味糕饼，派人送往前线，慰劳将士，以表示国家对浴血奋战将士的“点点心意”，于是“点心”一词便在军营当中流行开来。此后，“点心”的名字由前线的战士回到各自家乡后便传开了，并且一直延用至今。

当然，这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具体来源其实已经不可考，但据历史资料记载，在清朝时期就已经有“点心”一说了。时称“博物君子”的清朝人顾张思在搜集了清代自乾嘉以来中国江南一带广大城乡民众习用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之后，编撰成一本九万余字的书——《土风录》。在该书第六卷中，有“点心”词条，在词条下书：“小食曰点心。”

不过据周作人在《南北的点心》一文中所述，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才出现了。当时的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北方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周辉在《北辕录》中说：“洗漱冠柿毕，点心已至。”说明点心为馒头、馄饨、包子等，在唐朝已有此名了。

而茶食一名，据《土风录》中说：“干点心曰茶食。”在《北辕录》另有记载：“金国宴南使，未行酒，先设茶筵，进茶一盏，谓之茶食。”而茶食是喝茶时所吃的，与小食不同，大软脂，大概有如蜜麻花，蜜糕则明系蜜饯之类。从文献上看来，点心与茶食两者原有区别，性质也就不同，只是后来早已混同了。

周作人认为，中国的点心自明朝之后便发达起来。因为明朝自永乐以来，政府虽是设在北京，但文化中心一直还是在江南一带。那里官绅富豪生活奢侈，茶食一类也就发达起来。就是水点心，在北方作为常食的，也改作得特别精美，成为以赏味为目的的闲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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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也有点心吗

在西餐中，所谓的“点心”其实是指他们的甜点、糕点之类的食品。西方人喜欢在饭后吃一些甜点，而甜点在西餐中通常作为最后一道菜出现，因此这些点心便叫做“饭后甜点”。

一般情况下，西餐的点心大致有三种，即软点、干点和湿点。

软点大都热吃，比如煎饼（Pancake）、吐司（Toast）、司康面包（Scone）、毛粉面包（Muffin）等，这些以作早餐供应为主。

干点都是冷吃，如黄油蛋糕（Butter Cake）、排（Pie）、挞（Tari）、哈斗（Puff）等，一般作为下午茶点。

湿点的品种较多，比如各种冰淇淋（lce Cream）、沙勿兰（Souffle）、布丁（Pudding）、水果或鲜奶油制品等，冷热都有，可用作午、晚餐的点心。

第62问：有一种糕点叫做“沙琪玛”，为什么这种食品的名字这么奇怪

很多人其实对于“沙琪玛”并不陌生，有些人甚至从小一直吃到大，却很少有人知道“沙琪玛”原名叫做“萨其马”，本是满族的一种食物，清代关外三陵祭祀的祭品之一。

至于“沙琪玛”的原名“萨其马”名称的由来，还有一段历史原因。“萨其马”一词，最早见于清乾隆三十六年大学士傅恒等编的《御制增订清文鉴》一书。因为制作萨其玛的最后两道工序是切成方块，随后码起来，而“切”的满族语为“萨其非”，“码”的满族语为“玛拉木壁”。由于萨其马属于一种“切糕”，再加上“码”的工序，后人便根据满族语的音译，将其简称为“萨其玛”。在满文字典中，萨其马是由胡麻及砂糖制成的一种砂糖果子（汉语称为金丝糕）。由于当时找不到汉语代称，便直接将满语音译，所以亦会出现“沙其马”、“赛其马”、“萨其马”、“沙琪玛”等的称呼。

关于“萨其马”这一名称，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说法：据说清朝有一位在广州任职的满族将军，姓萨，喜爱骑马打猎，而且每次打猎后都要吃点心，每次都不能重复。有一次萨将军出门打猎前，特别吩咐厨师要“来点新鲜的玩意儿”，若是不能令他满意，后果会很严重。负责点心的厨师一听，自然万分紧张，一不小心就将沾上蛋液的点心炸碎了！偏偏这时将军又催着要点心，厨师一火朝着将军大骂了一句：“杀那个骑马的！”然后慌慌忙忙地端出点心来。

想不到，萨将军吃完之后相当满意，问起这道点心的名字，厨师惊魂未定，随口回答道：“杀骑马！”结果将军听成了“萨骑马”，意思是说自己姓萨又爱骑马，倒也很妙，便连声称赞，萨其玛因而得名。

正宗的沙琪玛具有色泽米黄，口感酥松绵软，香甜可口，桂花蜂蜜香味浓郁的特色。在当时满族人入关以后，萨其马在北京开始流行。当时满族民众入关，满汉杂居，生活习俗，语言词汇交流融合。如前所述，由于是满语音译，因此时人曾将之写作为“沙其马”、“赛利马”等。时至今日，萨其马作为作为一种民族风味食品，也被汉族人民接受已经从北方传遍了全中国，而其名称也演变成了今天的“沙琪玛”，为两族人民共同使用。

知识链接：【center】什么是“布丁”

我们在电视上或在生活中经常能够看到或者接触到布丁食品。那么什么是布丁？中国人以前有布丁吗？

之所以我们叫做“布丁”，这是由英文名称pudding音译而来，有时候也叫做“布甸”，属于西餐食品，一般用面粉、牛奶、鸡蛋、水果等制成。布丁是一种英国的传统食品，它是从古代用来表示掺有血的香肠的“布段”所演变而来的。今天以蛋、面粉与牛奶为材料制造而成的布丁，是由当时的撤克逊人所传授下来的。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则把“水果和燕麦粥的混合物”称为“布丁”。这种布丁的正式出现，是在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它与肉汁、果汁、水果干及面粉一起调配制造，而17世纪和18世纪的布丁则是用蛋、牛奶以及面粉为材料来制作。

布丁的种类有很多，比如鸡蛋布丁、芒果布丁、鲜奶布丁、巧克力布丁、草莓布丁，等等。布丁不仅看上去美味，吃起来更好。同时，布丁还是果冻的一种。另外布丁也是炎亚纶粉丝的称呼。

第63问：有一道东北菜为什么叫“锅包肉”这道菜的肉是用锅包着的吗

“锅包肉”是东北的一道风味名菜，即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吃多不油腻的特点，很适合夏天食用以达到开胃增食欲的目的。那么这道菜为何叫“锅包肉”呢？是肉用锅包着的吗？

锅包肉，原名叫做“锅爆肉”，是正宗冰城（哈尔滨）美食，出自哈尔滨道台府府尹杜学赢专用厨师，“滨江膳祖”——郑兴文之手。当年，郑兴文把原来咸鲜口味的“焦烧肉块”改成了用急火快炒，把铁锅烧热，把汁淋到锅里，浸透到肉里。并根据制作方法将之起名为“锅爆肉”。可是我们今天为何不叫“锅爆肉”，而以“锅包肉”取而代之呢？

关于这名称的转换，还有一段来历。当年在西安事变以前，由于东三省归属张氏家族管辖，所以道台府的很多菜，都属于禁菜、私菜，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吃到的。1911年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郑兴文以高超的厨艺和首次亮相的“锅爆肉”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赞誉，并获得了大会颁发的荣誉牌匾《滨江膳祖》。自此，“锅爆肉”声名远播。可是由于外国人的发音没有汉语中的四声调，“锅爆肉”中“爆”的去声无法读出来，只能读成阴平声，念为“包”。结果“锅爆肉”就变成了“锅包肉”，时间一长，普通中国人便也学着外国人，将这道菜叫做“锅包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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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共有多少菜系

菜系，也称“帮菜”，是指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经过长期演变而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风味特色，并未社会所公认的中国菜肴流派。单就汉族的饮食特点来说，目前有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说，而且划分系类仍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人们一般常说的是四大菜系是按照省来划分的，有山东菜、四川菜、江苏菜、广东菜以及山东菜、四川菜、淮扬菜、广东菜等两种分法。

八大菜系是按地域进行的划分，主要包括鲁菜、川菜、苏菜、粤菜、闽菜、浙菜、湘菜和徽菜等。

其中，鲁菜即山东菜系，由齐鲁、胶辽、孔府三种风味组成，以孔府风味为龙头，是宫廷最大的菜系；

川菜即四川菜系，以成都、重庆菜为代表。四川菜系各地风味比较统一，是中国最有特色的菜系，也是民间最大菜系；

在整个苏菜系中，淮扬菜占主导地位，亦有四大菜系中将苏菜称为淮扬菜一说。由徐海、淮扬、南京和苏南四种风味组成，是宫廷第二大菜系，今天的国宴仍以淮扬菜为主；

粤菜即广东菜，由广府、客家、潮汕三种风味组成，在国内、海外影响极大；

闽菜是以闽东、闽南、闽西、闽北、闽中、莆仙地方风味菜为主形成的菜系，以闽东和闽南风味为代表；

浙菜即浙江菜系，以杭州菜为代表，主要流行于浙江地区。和江苏菜系中的苏南风味、安徽菜系中的皖南、沿江风味较近；

湘菜即湖南菜系，以长沙菜为代表，主要流行于湖南地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湘菜馆，是民间第三大菜系；

徽菜即徽州菜系，但不等同与安徽菜。徽菜主要流行于徽州地区和浙江西部，和江苏菜系中的苏南菜、浙江菜系较为接近。

第64问：市面上卖的老婆饼，是老婆做的饼吗

我们经常能够在市面上看到一种叫做“老婆饼”的面点小吃。这种饼皮薄馅厚，馅心滋润软滑、味道甜而不腻。可是不少人都很好奇，为何这样一个常见的饼却为何叫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

这个饼的名称来源于一段感人至深的传说。据说在明朝的时候，有一对恩爱夫妻，家中的老公公身患重病，但无奈家境贫寒，无法请大夫看病。见此情景，妻子甘愿卖身为家翁治病。失去妻子后，丈夫并没气馁，努力研制出一款味道奇佳的饼，最终以卖饼赚钱赎回妻子。尽管老公公后来不幸去世了，但是这款美食制法流传至今，被后人称为“老婆饼”。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老婆饼来源于朱元璋礼的妻子马氏。相传，朱元璋起义后，由于战火纷纷，粮食常常不够用，军队还须东奔西跑地到处打仗，为了方便军士携带干粮，朱元璋的妻子马氏想出了用小麦、冬瓜等可以吃的的东西和在一起，磨成粉，做成了饼，作为干粮让战士们随身携带。由于这种饼的原料是各种可吃的杂物，所以并不好吃。后来，有聪明的将士便在这种饼的基础上加以更新。最后，有人发现用糖冬瓜、小麦粉、糕粉、饴糖、芝麻等原料做馅做出来的饼非常好吃，甘香可口。由于是朱元璋的老婆最先发明的这种饼，所以军中一致称为老婆饼，并一直流传到了民间。

由于加工技术的进步，曾经单一口味的老婆饼现在也有了二十多种品种，上百个制作方法，数十种不同口味。有些优秀厂家生产的老婆饼，凭着出色的手工工艺，结合古法秘制与现代的先进生产工艺，已成为祖国大陆、港澳台、欧美等国家地区久负盛名的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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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老婆饼”相对的“老公饼”吗

既然有“老婆饼”，那么有没有与之相对的“老公饼”呢？

其实，还真有这么一种饼，只不过“老婆饼”的名气太大了，以至于“老公饼”在面点市场上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陪衬地位。

这两种饼在形状上稍有差异，吃起来味道别具风格。“老公饼”馅心以椒盐味为主。“老婆饼”形状小巧，口感细腻，一粒粒的芝麻吃完后还觉得唇齿留香，真的犹如小女人一般细致周到。而“老公饼”形状则稍大，味道和面包有点类似，倒有点像个大大咧咧的大男人。

第65问：杭州菜中有一道名菜叫做“东坡肉”，这道菜跟苏东坡有关系吗

在杭州菜种，有一道名菜叫做“东坡肉”。且“东坡肉”是杭州百年老字号楼外楼的传统菜肴之一，酥而不烂，油润柔糯而不腻。但是为何这种肉之前要冠之以“东坡”二字？难道与苏东坡有关？

其实，这道菜之所以叫做“东坡肉”，还真的与苏东坡分不开。关于“东坡肉”的具体来历，在徐州、黄州和杭州这三个地方均有不同传说，因此不少人将这三种传说合称为“苏东坡三做‘东坡肉’”。

苏东坡曾任徐州知州时，带领百姓抗洪筑堤保城。为了慰劳抗洪人员，百姓纷纷杀猪宰羊以示心意。苏东坡无法推辞，便亲自指点家人烧制红烧肉回赠老百姓。大家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它为“回赠肉”，这种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元丰三年，苏轼被谪贬到黄州，见黄州市面猪肉价贱，而人们却不大吃它，便亲自烹调猪肉。有一次他食得兴起，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名曰《食猪肉诗》。他在诗中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诗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开始争相仿制，并把这道菜戏称为“东坡肉”。

后来，苏东坡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但是没过多久，又受到排挤，于是被调往杭州任太守。在此期间，他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葑草湮没大半的西湖重新恢复昔日美景，后来形成了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为了感谢苏东坡，在过年时，百姓们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东坡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醇香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赞赏称奇，于是“东坡肉”的美名便传遍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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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肘子”是什么菜

与苏东坡相关的菜不仅仅只有“东坡肉”，还有一道叫做“东坡肘子”的名菜。这道菜具有肥而不腻，粑而不烂的特点，且色、香、味、形俱佳；汤汁乳白，雪豆粉白，猪肘肥软适口，原汁原味，香气四溢，配酱油碟蘸食，滋味尤佳。因此有人称其为“美容食品”，还有懂得鉴赏的外国人赞颂它“可列入世界名菜”。

然而，这道菜据说并非出自苏东坡本人之手，而是其夫人王弗的妙作。王弗有一次在炖肘子时，因为一时疏忽，肘子焦黄粘锅。匆忙之下，她连忙加进各种配料，然后细细烹煮，以掩饰焦味。谁知这么一个无意的制作，却使得肘子的味道跟以往大不相同，一时间香气扑鼻，苏东坡当时就乐坏了。苏东坡向有美食家之名，于是自己反复研究制作，手艺成熟之后便向亲友大力推荐，于是，被称为做“东坡肘子”的这道名菜也就得以传世了。

第66问：我们经常吃的“麻婆豆腐”，为什么叫做“麻婆”

麻婆豆腐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川菜中的名品。主要原料由豆腐构成，其特色在于麻、辣、烫、香、酥、嫩、鲜、活八字，称之为八字箴言。现在国内外的川菜馆都以经营此菜来招揽顾客，而且这道佳肴也已成为一道家常菜随处可见了。但是为何这道菜的菜名不叫“麻辣豆腐”而叫“麻婆豆腐”呢？

“麻婆豆腐”的得名，据说与一个姓陈的老婆婆有关。在清朝同治年间，成都北郊的万福桥边，有一家专供行人吃饭歇脚的小店，店主人是位脸上有几颗麻点的妇女，因为丈夫姓陈，人们便称她为陈麻婆。当年的万福桥是一道横跨府河，不长却相当宽的木桥，桥上常有贩夫走卒，推车抬轿下苦力之人在此歇脚、打尖。这些出卖苦力的人经常在集市中买点豆腐、割点牛肉，再从油篓子里舀些菜油，请陈麻婆为他们加工成菜。这本来也是平常之事，但是陈麻婆看到这些人劳动强度大，面色不佳，神情疲惫，吃的菜又简单，还会影响食欲，于是就开始为这些人动脑筋。后来，她将牛肉切成末后，在油锅爆炒，佐以辣椒、豆豉等开胃佐料。再放汤、豆腐，出锅后再加上调味料。

这种以民间传统方式做出来的菜很受这些苦力人的欢迎。他们吃了这种做法的豆腐后，不仅胃口大开，而且浑身舒畅，气通血活，极易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当时有诗赞云：“麻婆陈氏尚传名，豆腐烘来味最精。万福桥边帘影动，合沽春酒醉先生。”这些出卖苦力之人到处走南闯北，顺便也宣传了陈麻婆做的豆腐。于是“麻婆豆腐”便很快就出了名，最终成为中华美食中的一道名菜。

知识链接：【center】四川菜有什么特点

麻婆豆腐属川菜系，而四川菜又历史悠久，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四川菜都有什么特点呢？

四川菜是以成都、重庆两个地方菜为代表，选料讲究，规格划一，层次分明，鲜明协调。特点是突出麻、辣、香、鲜、油大、味厚，重用“三椒”（辣椒、花椒、胡椒）和鲜姜。调味方法有干烧、鱼香、怪味、椒麻、红油、姜汁、糖醋、荔枝、蒜泥等复合味型，形成了川菜的特殊风味，享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美誉。

在烹调方法上，川菜擅长炒、滑、熘、爆、煸、炸、煮、煨等。尤为小煎、小炒、干煸和干烧有其独道之处。从高级筵席“三蒸九扣”到大众便餐、民间小吃、家常风味等，菜品繁多，花式新颖，做工精细。

川菜的代表菜有：宫爆鸡丁、干烧鱼、回锅肉、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樟茶鸭子、干煸牛肉丝、怪味鸡块、灯影牛肉、鱼香肉丝、水煮牛肉等。

第67问：过桥米线和过桥有关系吗

云南过桥米钱因滋味鲜美，食法独特，名列云南风味小吃之首。故有人说：“不吃过桥米线，不算到过云南。”一套过桥米线，足抵得上半台宴席：上汤、上米线、上作料，切成薄片的生鸡脯、猪里脊、肝、腰花、鲜豌豆尖、黄芽韭菜、嫩菠菜。成碗成碟，分别上桌。用料讲究，刀法精细，而价格便宜，深为云南人所喜爱，也常是招待客人的风味佳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便利，如今的云南过桥米线店已经开到了大江南北，不用身处云南也能吃得到正宗的过桥米线。

关于“过桥米线”这一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据说清朝时滇南蒙自县城外有一湖心小岛，一位秀才为了躲避迎来送往之应酬，独居于小岛中攻读诗书。他的妻子非常贤惠，每天为他送饭，但由于湖心岛离家较远，总是在饭菜送到时却早就凉了。有一次，妻子提了一罐鸡汤送去，揭开一看，还热乎乎的，原来是汤面上有一层厚厚的鸡油保住了汤的温度，如果把佐料和米线等吃时再放，还能更加爽口。于是她先把肥鸡、筒子骨等熟好清汤，上覆厚厚鸡油；米线在家烫好，而不少配料切得薄薄的到岛上后用滚油烫熟，之后加入米线，鲜香滑爽。

从此之后，她便常用鸡汤烫米线给丈夫吃。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丈夫悬梁刺骨，发奋读书，终于考上了状元，一时传为美谈。由于这位贤惠的妻子送米线时要经过小桥，这种米线就被后人称为“过桥米线”，又因秀才考中了状元，也一度被叫做“状元米线”。

在如今的各大过桥米线店中，除了口味的不同之外，还有根据配料多少而不同的米线名称，比如“状元米线”、“榜眼米线”及“探花米线”等不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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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桥米线的外交故事

据传曾经在清朝时期，外交上有一则趣闻与过桥米线相关。

光绪年间，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俄方的招待酒会上，对方端给李鸿章一盘冰激凌。因为室内温度较高，冰激凌受热散发出了冷气。李鸿章以为是冰激凌热得冒气，就向冰激凌吹气为其降温。俄国人见此哈哈大笑，李鸿章当时十分尴尬，并一直耿耿于怀。不久俄国外交大臣回访，李鸿章就请俄国使臣吃过桥米线。俄国使臣从未吃过过桥米线，不见汤面上冒烟，以为这是一种温热食品，俯身就喝汤。结果烫得使臣哇啦哇啦直叫唤。借此李鸿章才报了一箭之仇。

第68问：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何叫黄瓜呢

黄瓜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的一种瓜果，为葫芦科植物，外观颜色为绿色。然而，这样的一种瓜为什么不叫“绿瓜”，反而叫“黄瓜”呢？

其实，黄瓜的原名叫做胡瓜，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异域品种。据民间流传广泛的说法认为，胡瓜之所与更名为黄瓜，与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有关。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羯族人是匈奴的一个分支，一直以来，中原地区皆称呼他们为胡人。自从石勒在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后，非常恼火于国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于是，石勒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不赦。

但是，由于人们早已习惯性地使用“胡人”二字，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有一次，石勒召见地方官员时，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很不满意。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之中一时忘了禁忌，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因刚落，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责。

等到召见后例行“御赐午膳”时，石勒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心知这是石勒在故意试探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地笑了。从此之后，胡瓜就被称做为黄瓜，并从朝野传至民间。

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据唐玄宗时的谏议大夫吴兢所撰史书《贞观政要》第6卷《慎所好》中所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据此，一些学者认为，“胡瓜”改“黄瓜”的确切年代应该在隋代。

不管如何，黄瓜此前叫做“胡瓜”的说法是公认的，至于如何演变成了“黄瓜”，则离不开与相关历史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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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真的可以美容吗

我们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将黄瓜切成片，如同贴面膜一样，分别贴在脸上的不同部位，以此获得美容的效果。然而，黄瓜真的可以美容吗？

从植物学和中医理论的角度看，黄瓜性味甘、寒，含有粗纤维、丙醇二酸、维生素E、维生素C、咖啡酸、绿原素等元素，因此具有清热利水，解毒消炎，润肠通便、美容等功效，所以一般被俗称为“厨房里的美容剂”。如果经常食用或贴在皮肤上，则可有效抵抗皮肤老化，减少皱纹的产生，并可防止唇炎、口角炎。

同时，黄瓜还是不错的减肥品，希望减肥的人可以多吃黄瓜，但要选择那些新鲜的黄瓜，而不要吃经过腌制的黄瓜，因为经过腌制后的黄瓜含盐反而会引起肥胖。此外，黄瓜还有降血糖的作用，对糖尿病人来说，黄瓜是最好的亦蔬亦果的食物，其中的苦味素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抗癌效果。

第69问：我们平时吃的洋葱和过去说的“洋火”、“洋钉”一样都是从外国引进的吗

由于近代中国工业不发达，许多产品都需要从外国进口，包括老百姓经常使用的火柴、钉子等，于是“洋火”、“洋钉”便成为近代老百姓在生活总所离不开的词汇了。但是，我们今天经常能够吃到的一种叫做“洋葱”的蔬菜，也是从外国进口的吗？

洋葱又叫球葱、圆葱、玉葱、葱头，荷兰葱，属百合科葱属，为两年生草本植物。尽管洋葱的起源已有5000多年历史，但在中国本土生长也就近100年的事情。关于洋葱原产地的说法有很多，但多数认为洋葱产于亚洲西南部中亚西亚、小亚西亚的伊朗、阿富汗的高原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传到埃及，后传到地中海地区，16世纪传入美国，17世纪传到日本，直至20世纪初才开始传入我国。由于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之中，国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卷云涌，国内刚刚满清结束统治，民国建立后却又面临军阀混战的局面，社会生产停滞不前，工业发展极其落后，因此国人对国外的产品往往心生好奇，于是在不少进口物品之前总是要加上“洋”字，甚至连外国人也要叫做“洋人”。所以，对于这种从外国进入到中国的葱类植物，中国人便习惯性地称之为“洋葱”。尽管还有别的名称，但人们还是遵循旧习，“洋葱”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了。

现在，我国已成为继印度、美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洋葱生产量较大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山东、甘肃、内蒙古和新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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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在医学上有价值吗

中医学界认为，洋葱性平，味甘、辛，具有健胃、消食、平肝、润肠、祛痰、利尿及发汗等作用，是不可多得的保健蔬菜。由于洋葱含有维生素B1、B2、C和胡萝卜素、钙、磷、铁、咖啡酸、桂皮酸、芥子酸、原儿茶酸、槲皮素、多糖等多种成分，因此食用洋葱可以增强胃肠道张力，增加分泌；降低胆固醇，舒张血管，减少外周血管和冠状动脉的阻力，并对人体内儿茶酚胺等升压物质有对抗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喉杆菌等细菌及阴道滴虫有杀灭作用；有一定利尿作用，能促进钠盐的排泄。现代又将之用于高血压病，高血脂病，冠心病等疾病的治疗工作。

第70问：我国有一种名茶叫铁观音，这种茶与观音菩萨有关系吗

铁观音是我国十大名茶之一，属于乌龙茶类。其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属于半发酵茶类。由于铁观音因品质优异，香味独特，各地相互仿制，先后传遍闽南、闽北、广东、台湾等乌龙茶区。尽管铁观音的名气很大，但关于其名称的来历却很少有人知道。

在民间，关于铁观音名称的来历至少有两种流传较广的传说。一是“魏说”，二是“王说”。其中的“魏说”是说，在清朝后期，在安溪尧阳松岩村（又名松林头村）有个老茶农魏荫勤于种茶，又笃信佛教，每日早晚敬奉观音，在观音菩萨的佛像前敬奉一杯清茶，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有一天晚上，他梦到自己在山中的一个石缝中忽然发现一株茶树，枝壮叶茂，芳香诱人，与平日所见大为不同。第二天，在敬奉观音菩萨后，他便顺着梦境中的道路寻找，果然找到了那棵茶树。仔细观看，只见茶叶椭圆，叶肉肥厚，嫩芽紫红，青翠欲滴，于是将之挖回，种植在自己家的一口铁鼎里。由于此茶树是由观音托梦所得，因此所产茶叶就取名为“铁观音”了。

还有一个传说则是与乾隆皇帝有关的“王说”。清乾隆元年春，仕人王士让与诸友经常会文于南轩，每当夕阳西坠时，就徘徊在南轩之旁。有一天，他偶然发现层石荒园间有株茶树与众不同，就移植在南轩的茶圃，朝夕管理，悉心培育，年年繁殖，茶树枝叶茂盛，圆叶红心。将之采制成品后，乌润肥壮，泡饮之后，香馥味醇，沁人肺腑。乾隆六年，王士让奉召入京，谒见礼部侍郎方苞，并把这种茶叶送给方苞，方侍郎品其味非凡，便转送内廷，皇上饮后大加赞誉，垂问尧阳茶史。因此茶乌润结实，沉重似铁，味香形美，犹如“观音”，赐名为“铁观音”。

还有不少文人雅士则认为，铁观音独具“观音韵”，清香雅韵，因此才以“观音”命名。而这“观音韵”则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品茶境界，正因为这样，给铁观音蒙上了一层神秘嫁纱，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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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名茶有哪些

尽管人们对名茶的概念尚不十分统一，但名茶之所以有名，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其成名的关键在于要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茶叶的色、香、味、形等四个方面。

中国十大名茶由1959年全国“十大名茶”评比会所评选出的。这十种名茶为：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茶，六安瓜片，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等。

另外，民间还有流传在此“十大名茶”之外的系列名茶，包括湖南蒙洱茶，云南普洱茶，北路银针，南路银针，冻顶乌龙茶，苏州茉莉花茶，四川峨眉山竹叶青茶，蒙顶甘露，太平猴魁，屯溪绿茶，雨花茶，滇红，金奖惠明茶等。

第71问：什么是“万金油”，难道这种油值万两黄金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将那些对社会各行各业都很熟悉、很精通的人叫做万金油。然而，为何要如此称呼呢？

其实，万金油就是指我们生活中十分熟悉的清凉油，用薄荷脑、樟脑、桂皮油、桉叶油等加石蜡制成的膏状药物，万金油只是这种药物的学名。一提起万金油，不少人都会想到“虎标万金油”及其创始人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俩。

清同治初年，胡文虎跟随父亲在缅甸的仰光开了一家药铺，由于缅甸位于东南亚，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天气炎热，雨水充沛，蚊蝇繁多，胡文虎便开始研究中草药，并吸取了东南亚等国家民间的草药配方，制成了“虎标万金油”。万金油的应用范围很广，当人们遇到蚊虫叮咬、皮肤瘙痒或者有轻度烫伤时，取万金油涂抹患处，即能活血消肿、镇痛止痒；当伤风、头痛时，取万金油涂在印堂、太阳穴处，便有清凉缓解之效。当时人们习惯将万金油当做万应药物使用，因此才得名为“万金油”。

至于我们今天说某人是“万金油”，则应用的是其衍伸意义，意思是说，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对各行各业都很熟悉，在哪里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但很多时候，用“万金油”来形容人时，并不全都是褒义色彩，有时甚至意思正好相反，是说某人可能什么都懂一点，放在哪个部门都可以，但事实上并不真懂，起码不专业，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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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名茶有哪些

“万花筒”是装有万朵花的筒吗

“万花筒”实际上是一种光学玩具，将有鲜艳颜色的实物放于圆筒的一端，圆筒中间放置三棱镜，另一端用开孔的玻璃密封，由孔中看去即可观测到对称的美丽图像，犹如美丽的“花朵”一般，将它稍微转一下之后，又会出现另一种花的图案。不断地转，图案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叫做“万花筒”。因此，称之为“装有万朵花的筒”也算是名副其实。

万花筒诞生于19世纪的苏格兰，由一名研究光学的物理学家发明。几年后，在同一时期传到了中国和日本。19世纪中叶，在北京胡同里的小摊上，万花筒已经是常见易得的玩具。当时，除了弹球、踢毽子、跳房子、推铁环等游戏之外，奇妙的万花筒也构成了当时小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有的甚至成为了糖果店吸引孩子的招牌玩具。

第72问：“社稷”为何是国家的意思

我们经常能够在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听到“江山社稷”一词，分别用“江山”和“社稷”来指代国家。江山很好理解，即用江河山岳表示一个国家，但是“社稷”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也同样能够表示国家的意思？

按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解：“社”是由左边一个“示”字，右边的一个“土”字组合而成。“示”，是把事物摆出来、展现出来，让人看到、知道。土，是能“生长万物的地”。因而“社”的意思便是，没有外界的阴晴风雨，大地上也就不可能吐生出万物，后来便指“土地神”，并按方位命名为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五种颜色的土覆于坛面，称五色土，实际象征国土。古代又把祭土地的地方、日子和礼都叫做社。从天子到诸侯，凡是有土地者都可以立社，甚至乡民也可以立社祭祀土地神，社日成为睦邻欢聚的日子。与此同时，在该日子里，还会举办各种欢庆活动，鲁迅笔下的“社戏”和“社火”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如今经常使用的“社会”一词，也与社日活动有关。

稷与黍，是一类而两种植物。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稷可做饭，黍可酿酒。由于稷成熟最早，做饭疏爽香美，在西周始被尊为五谷之长，为“五谷之神”，在祭祀活动中与社并祭，合称“社稷”。据《周礼·考工记》记载，社稷坛设于王宫之右，与设于王宫之左的宗庙相对，前者代表土地，后者代表血缘。古时的君主为了祈求国事太平，平谷丰登，每年都要到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社稷也就成了国家的象征，后来人们就用“社稷”来代表国家。

这个代称在今天的现代白话文中已不大常见，我们之所以经常听说，多是来自于常看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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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为什么可以指代书信

我们都知道鸿雁是一种大雁，属于体形较大，个体较重的鸟类。在中国文化中，经常用鸿雁来指代书信，但却不用常用来传递书信的信鸽作为别名，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这来源于“鸿雁传书”这一古老的民间传说。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长期拘留，关押在北海（今贝加尔湖）苦寒地带多年。昭帝即位后，了解到实情，让新派出的汉使对曾宣称苏武已死的单于说：“汉朝天子猎到一只北来的大雁，雁腿上系着一封信，写着苏武正在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单于见道破天机，无法隐瞒，遂放苏武归汉。“鸿雁传书”一词即由此而来。

此外，由于鸿雁属定期迁徙的候鸟，信守时间，成群聚集，组织性强。古人当时的通信手段较为落后，渴望能够通过这种“仁义礼智信”俱备的候鸟传递书信，以沟通信息。同时，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南迁，常常引起游子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伤感，因此后世便以“鸿雁”来指代书信，鸿雁也就成有了“邮使”的美称了。

第73问：兔子和狐狸本来没有任何关系，

但为什么又有“兔死狐悲”一说呢我们常常将那些对同类的不幸而感到悲伤的行为称为“兔死狐悲”，可是兔子和狐狸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并非同类，可兔子死了，狐狸为什么要伤心呢？

其实，“兔死狐悲”原为“狐死兔泣”，这个成语，出自《宋史·李全传》。在南宋时期，处在金朝统治下的山东农民，纷纷掀起抗金斗争的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有杨安儿、李全等领导的起义军。起义军遭到金军的镇压，杨安儿牺牲。后来杨安儿的妹妹杨妙真和李全结为夫妻，两支部队汇合。公元1218年，他们投附宋朝，驻扎在楚州（现在江苏省淮安县），但李全一直有割据一方的野心。公元1227年2月，宋朝派太尉夏全领兵进攻楚州，杨妙真派人去争取夏全，对夏全说：“你不也是从山东率众归附宋朝的吗？如今你却带兵来攻打我们。打个比方说，狐狸死了，兔子感到悲伤哭泣；如果李全灭亡了，难道独有你夏全能生存吗（原文是‘狐死兔泣，李氏灭，夏氏宁独存’）？希望将军和我们团结起来。”夏全同意了。

在后世的《元曲选·无名氏〈赚蒯通〉四》里也使用了此意，原文说：“今日油烹蒯彻，正所谓兔死狐悲。”后来，人们便引用“兔死狐悲”这个成语，来比喻因同类的死亡或失败而感到悲伤。现在则多用于贬义。

除了正史记录的“兔死狐悲”的来源之外，民间还流传着一则关于狐狸和兔子的寓言故事。

从前，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猎人，一只狐狸和兔子联盟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有一天，正当它们在田野中时，一群猎人突然前来，一箭就射死了兔子，狐狸也险遭不测。猎人走后，狐狸就跑到兔子身旁，哀泣悲悼。有个长者正好路过，看到狐狸在兔子的尸体旁痛苦，便觉得奇怪。狐狸悲哀地说：“我和兔子同样是微小的动物，是猎人捕猎的对象。我们相约共同对敌，共生死，同患难。现在我的同盟被猎人射死，它今日的死亡，意味着我明天也活不了，我哪能不伤心哭泣呢！”长者听了，叹着气说：“你为这样的同伴哀悼哭得有理啊！”后世便用“兔死狐悲”来表示对同类的死亡或不幸而感到伤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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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名茶有哪些“兔死狗烹”难道是说兔子死后，狗来烹煮它吗

“兔死狗烹”并不是字面意义上“兔子死后，狗来烹煮它”的意思。这个成语是说，兔子死后，猎狗就被人用来烹食，人们以此来比喻统治者在取得胜利后杀害功臣。成语出自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范蠡的一段话。

春秋时期，吴越之间经常起争端。公元前497年，吴国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委曲求全向吴国求降，去吴国给吴王夫差当奴仆。在大夫范蠡的帮助下，越王勾践终于取得夫差的信任，三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为了不忘国耻，就每天晚上睡在柴草上，坐卧的地方也悬着苦胆，每天吃饭之前都要先尝一口苦胆。经过十年的奋斗，越国终于打败了吴国。

在这其中，范蠡和文种是辅助勾践报仇雪恨的最大的功臣。因范、文二人功劳卓著，勾践便要拜范蠡为上将军，文种为丞相。但是范蠡不仅不接受封赏，还执意要离国远去。范蠡离开后，仍然惦记着好友文种，于是就派人悄悄送了一封信给文种，在信上对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意思是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勾践心胸狭窄，只可与他共患难，不能同他共富贵，成功之后必然要加害帮过他的人，你怎么还不远去呢？但是文种不信勾践会加害自己，坚持不肯走。没多久，勾践果然让他自杀。

此后，后世便用“兔死狗烹”来形容统治者在取得胜利后杀害功臣的意思。

第74问：我国传统的中药店为何常常称为“某某堂”，有什么说法吗

我国各地的传统中药店，大多称为“某某堂”，比如“复泰草堂”、“同仁堂”、“寿仁堂”、“九芝堂”等。为何这些药店要以“堂”来命名呢？

据说，这种命名方式来自于汉末医圣张仲景“坐堂行医”的典故。张仲景从小便从从史书上读到扁鹊为人治病的故事，心里很感动。长大后便拜他的同乡、名医张伯祖为师，从那里学到很多医术。后来，张仲景当了长沙太守，当时伤寒等疾病流行，为了救助百姓，他一边做官，一边孜孜不倦地钻研传统医学，为民治病。由于自己不仅是官员，同时医术高明，于是他打破了阶层界限，放下官架，工作之余，就在大堂上为人治病，并规定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停止公务，专门在大堂之上设案为百姓诊脉开方，并且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坐堂医生”四个字。由于张仲景在医学界的名气极大，所著《伤寒杂病论》16卷，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著作。其熔理法方药为一体，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创中医医临床医学之体。自唐代以来，仲景学说传播于世界各地，在国际医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因此，在张仲景“坐堂医生”之后，传统的中药店便效仿医圣张仲景，也将自己的中药店称作“某某堂”，意为像医圣那样不计名利，救死扶伤，并一直延用至今。中国十大名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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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著名中药堂名叫什么

在杭州秀丽的吴山北麓，有一座气宇轩宏、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国药号。胡庆余堂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为“济世于民”开始筹建，后花费白银30万两最终建成。胡庆余堂药店，以宋代皇家的药典为本，选用历朝历代的验方，以研制成药著称于世，一直到今天仍为中外人士所信赖，它和北京的同仁堂并称为中国著名的南北两家国药老店。“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传播着“江南药王”长盛不衰的故事。

而胡雪岩之所以将他的中药堂取名为“庆余堂”，则是源于《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当时胡雪岩欲取其名为余庆堂，后因为秦桧用过余庆堂，故改之为庆余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红顶商人”，便在“余庆堂”前加上胡雪岩的姓氏，成为今天人们常说的“胡庆余堂”了。

第75问：过年过节时，中国人为何总爱放鞭炮

俗话说：“爆竹声声辞旧岁”，烟花爆竹是我国传统春节民俗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燃放烟花爆竹与大城市日益紧张的安全形势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每年各大城市对于是否可燃放爆竹的政策总会牵动着不少人的神经。之所以人们对于这项政策非常敏感，则源于中华民族对于鞭炮有一种抹不去的文化情结。

逢年过节放鞭炮的习俗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系着一个民族发端与成长的悠久回忆。自古以来，汉民族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很久以前，每年农历除夕的晚上会出现一种叫“年”的猛兽，所以人们为了吓退这种猛兽，就会在家门口燃烧竹节（或者用红色的物品贴在房外），由于竹腔内的空气受热膨胀，使得竹腔爆裂，从而发出巨响，借此驱赶年兽。

《荆楚岁时记》中这样记载：正月初一，鸡叫头一遍时，大家就纷纷起床，在自家院子里放爆竹，来逐退瘟神恶鬼。当时没有火药，没有纸张，人们便用火烧竹子，使之爆裂发声，以驱逐瘟神。因此最早的爆竹，是指燃竹而爆，因竹子焚烧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故称爆竹。后来，经过炼丹家不断的化学试验，发现硝石、硫黄和木炭合在一起能引起燃烧和爆炸，于是发明了火药。至北宋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用卷纸裹着火药的燃放物，还有单响和双响的区别，改名“爆仗”，后又改为“鞭炮”。

几千年来，沧海桑田。然而，逢年过节时的放鞭炮、舞狮子等一系列的喜庆元素却始终未变，并且缺一不可，它们共同完成了一种对于节日的“中国式的表达”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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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放烟花爆竹有危害吗

尽管燃放烟花爆竹是我们中华民族逢年过节时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民俗活动，但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危害，例如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在中国当年仍处于地广人稀的农业社会时，这些问题对人们并无影响，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两点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例如在燃放鞭炮时会释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同时还可形成城市烟雾，影响可见度，并且会形成硝酸小液滴，产生酸雨。对于那些没有燃尽的火药以及剩下的灰尘都是一种对空气的污染。

由于今天人们居住得较为密集，因此燃放鞭炮时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而且会对人们产生噪音污染。它不仅会损害我们的听力，还会损害人的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使人急躁、易怒，甚至还会影响睡眠和造成疲倦等问题。

第76问：过年时，长辈为何要给晚辈压岁钱，可以不给吗

在过中国传统的农历年时，长辈往往都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而之所以叫做“压岁钱”，据说这和一个远古的传说有关。

在这个传说中，有一种小妖叫“祟”，大年三十晚上会出现，并用手摸孩子的头，孩子往往会被吓得哭起来。于是家家都会在大年三十晚上坐着不睡，叫做“守祟”。有一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心肝宝贝。到了年三十夜晚，为了能够避免睡着，他们拿出8枚铜钱同孩子玩。孩子玩累后，他们就把8枚铜钱用红纸包着放在孩子的枕头下边。半夜时分，“祟”刚伸手去摸孩子的头，枕头边就迸发道道闪光，吓得“祟”逃跑了。于是别人都学着这对夫妻的做法，保护孩子的平安。所以长辈给压岁钱，是因为其可以压住邪祟，由于“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便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当然这只是传说。据专家考证，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最早的压岁钱也叫厌胜钱，或叫大压胜钱，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为了佩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到了清朝时，压岁钱演变成了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

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悄悄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这种做法一直流传至今，它代表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它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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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都是长辈给晚辈的吗

环球时报载，尽管大多时候压岁钱都是长辈给晚辈的，但是在传统观念中，还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压岁钱，是由晚辈给老人的。岁，就是年岁、岁数。而压岁的意思在于期盼老人长寿。当然，我们并不以“压岁钱”来称呼，一般将这种做法叫做给老人的孝心。不过，在其他民族中，的确有年轻人在春节时给长者压岁钱的风俗，比如蒙古国。但是数目多少并没有确切的规定，少则500图格里克（现在价值2元5角人民币），多的有几百万图格里克。

第77问：按照传统说法，过本命年时要系上红腰带，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本命年时的禁忌，在我国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在过本命年时，不少人都会系上红腰带，穿上红色的衣服。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在本命年时，对于红色物件的偏爱应该是源于汉民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红色的崇拜。由于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的颜色，因此早在原始社会中便有利用红色来辟邪的观念。比如古代传说“年”是一种怪兽，每到年来时就要吃人畜，害得人们逃跑躲避。后来偶有人家未熄灯，门贴红纸，放爆竹，“年”见之远遁逃跑。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放爆竹。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对红色的偏好却无大的变化，无论是新婚的红嫁衣、红盖头、红蜡烛，还是红灯笼、红宫墙，甚至发放的红榜，人们都要用红色来增添喜庆色彩。同时，汉民族还将红色视为喜庆、成功、忠勇和正义的象征，尤其认为红色有驱邪护身的作用。

由于民间普遍认为，“本命年”里会遇到很多厄运，只有进行禳解，才能化解。因此“本命年”的人在农历腊月三十那天，从日落到第二天日出，都要系红腰带，穿红衣服，有的还将随身佩带的物件也用红丝绳系挂，以此来避邪驱恶，祈求吉利。现在人们在“本命年”时穿红衣服、系红腰带的习惯便是沿袭的古老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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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本命年

本命年是我们常听说的一个词语，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但是本命年到底是什么年呢？

一般来说，本命年就是十二年—遇的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俗称属相年。在汉民族的传统习俗中，本命年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关于本命年有一个不甚吉利的民谣：“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因此，民间常将“本命年”也叫做“槛儿年”，即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过一道槛儿一样。

每到本命年时，汉族北方各地，不论大人小孩都要买红腰带系上，俗称“扎红”，小孩还要穿红背心、红裤衩，认为这样才能趋吉避凶、消灾免祸。这种习俗到今天仍在各地流行。

第78问：中国人喝酒时，为何总是喜欢先碰杯然后再喝

今天中国人在喝酒时，喜欢先相互碰杯然后再喝。而且一般认为，只要是碰杯了，就一定要喝完，如果没有碰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饮用。然而，这种习惯是从何而来呢？

目前，关于喝酒要碰杯的说法很多。一说是古人为防止对方在杯中下毒，喝酒前以碰杯的形式相互往对方杯中倒入一些酒以防不测，双方这样碰过杯之后，便会彼此产生信任；如果碰杯后不喝干净，则对方依然会存在一定的不信任感。为了表达彼此的互相信任，双方在碰杯之后一定要喝干净。因此，中国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碰杯”后一定要一饮而尽的习俗，并一直流传至今。

另一说法与击掌有关。古时候战争较多，在每次交战获胜后，士兵会击掌以示庆祝。但是庆功宴上，将士们一手扶剑一手拿杯，无法击掌，因此便以碰杯代替击掌。由于将士们来源广泛，后来将士将这种喝酒方式带到全国各地，并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形成了今天的传统习俗。

对于西方人喝酒碰杯，也有一种流传较为广泛的说法。据说古希腊人天生开朗而富于想象，他们对喝酒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在喝酒时，人的五官都应该分享到酒的乐趣：眼睛可以看到酒，鼻子可以闻到酒的气味，舌头能够辨别酒味，而只有耳朵被排除在这一分享之外。因此，希腊人想出一办法，在喝酒之前，互相碰一下杯子，杯子发出的清脆的响声传到耳朵中。这样，耳朵就和其他器官一样，也能公平享受到喝酒的乐趣了。西方人喝酒碰杯的习惯便由此流传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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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何喜欢劝酒

和西方人一个人独自品味红酒不同，中国人从来都喜欢互相劝酒，而且甚至有不劝酒不成席的说法。据专家考证，我国的劝酒之风缘起于唐代，当时盛行酒令作乐，后人沿袭古风，蔚成习俗，凡逢饮酒，必勤加劝饮，主敬客酒、客敬主酒、客互劝酒、罚酒、赌酒，甚而斗酒，直到大家都酩酊大醉方才歇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劝酒方式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明显民族特征的饮食风尚。

实际上，这种劝酒之风与中华民族的性格息息相关。《论语》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因而，中国人这种好客心理，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情趣与精神，才有对客人的频劝尽欢，无醉不休的饮食文化。

这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不同。西方人在举行酒宴时，除主人与客人互敬一杯后，即各饮各酒，不敬酒，不回敬酒，都不算失礼。

第79问：在古代的公堂上，惩罚罪犯措施为何是打屁股

我们在古装戏和古典小说中，经常能够看到这样一段台词：“拉下去，重打五十大板！”这里的“重打”，指的是打屁股以及屁股的延长部分——大腿。古人“股”的概念是宽泛的，但即便仅仅打大腿，屁股一样“难逃法网”，免不了要当众脱裤，以方便行刑。可是，在公堂行刑时，为何多打屁股呢？

一般认为，这么做的原因有两条原因。其一，此处脂肪较多，打之不伤筋骨，相比其他部位比较容易痊愈；其二，臀部为人耻部，中国乃礼仪之邦，圣贤教育人们要“知廉耻”，所以当众把裤子脱下来让人打，终究是心痛超过身痛的事情。

不过，据说“打屁股”这种行刑方式还与唐太宗李世民相关。从前罚打犯人时，并没有明确的部位，以致很多犯人被活活打死。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在太医处看到一幅“明堂针灸图”，得知人体的重要器官的穴位多在胸背部，这些部位被撞击拍打会有生命危险；他再看图中屁股部的重要穴位就少得多了，于是他便对刑罚作了规定，对犯人不许鞭打胸部，而规定屁股作为罚打的部位。从此，在公堂上“打屁股”的传统就流传了下来。

当然，从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打屁股”的刑罚措施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笞刑”。“笞刑”是古代“五刑”之一，并且是五刑中最轻微的一种，主要以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针对轻微犯罪而设，或作为减刑后的刑罚。“笞刑”一般不超过五十下，所以我们才能在古代戏剧作品中常听到那句：“重打五十大板”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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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的“五刑”有哪些

封建社会，处罚犯罪分子的措施主要有五种方式，即所谓的“五刑”，分别是笞、杖、徒、流、死。

笞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十到五十下。

杖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

徒刑。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流刑。里程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

死刑。分绞和斩二等。

封建时代这种处罚犯人的方式，在隋唐之后逐渐定型，一直到清末时，这些处罚方式才被废除。

第80问：为什么用“马马虎虎”来形容做事

不认真，能用其他动物代替吗我们今天都喜欢对那些办事草率或粗心大意的人形容为办事“马虎”。其实，在这个俗称的背后，原来还有一个值得深刻教训的故事。

据说在宋代时，京城有一个狂放不羁的画家。这位画家在作画时，往往随心所欲，根据自己的心情作画，人们往往都搞不懂他画的究竟是什么。有一次，他在家作画时，刚好画完了一个虎头，碰上有人来请他画马，他就在虎头后画上了马的身子。来人问他画的是马还是虎，他回答说是：“马马虎虎！”来人不要，他便将画挂在厅堂中。家中的大儿子见了，问他画中的是什么，他说是虎；小儿子问他时，他却说是马。

不久，大儿子外出打猎时，把人家的马当老虎射死了，画家不得不给马主赔钱。他的小儿子外出碰上老虎，却以为是马想去骑，结果被老虎给活活咬死了。这位画家悲痛万分，将这幅画一把火给烧了，并写了一首诗自责：“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长子依图射死马，次子依图喂了虎。草堂焚毁马虎图，奉劝诸君莫学吾。”尽管这首诗算不得是好诗，但是其中的教训实在深刻。于是关于“马虎”一词便也由此流传开了。后来，人们便用马虎来形容那些草率、敷衍，办事粗心大意的人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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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二意”一词中的“三”和“二”可以用其他数字代替吗

“三心二意”一词常用来指代做事不认真，不专一，同时做几件不同事情的行为。可是表示不专心，就一定要用“三心”和“二意”表示吗？这两个数字可不可以替换？

其实，“三心二意”原本是佛教名词，法相宗里面讲一心一意和识叫三心。心是阿赖耶，意是末那，识是前六识。就是我们说的八识称之为三心。二意—末那是意根、第六是意识，八识里面这二种叫二意。其中的八识、五十一心所，都排列在有为法。金刚经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三心二意都是有为法，不是真的。但它是真性所现，知道性相一如、真妄不二，就能够归一了。

第81问：如果一个人做事情特别马虎，为什么说他是“马大哈”，和马有关系吗

“马大哈”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往往用其来形容那些做事情特别马虎的人，可是这个称谓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做“马大哈”而不是“猪大哈”呢？

其实，我国的语言文字非常丰富，有很多不常用的词经过历史的发展而淘汰不用了，但是又会不断有新的词汇出现，丰富我们的生活。“马大哈”其实就是一个新词汇，距今不过才几十年的时间，出自五十年代何迟创作、马三立表演的相声《买猴》。

相声《买猴》说的是一位叫做“马大哈”的领导干部，以不负责任和办事马虎出名。他写了个公告，本来要通知“到（天津市）东北角，买猴牌肥皂五十箱”。可是飞笔疾书马虎草率，错写成“到东北买猴儿五十只”了。结果，马大哈的领导们也是官僚主义，内容根本就不看便挥笔批准。马大哈的同事和下属又习惯盲从作风，问也不问纷纷出差执行任务，闹出了令人捧腹不已的一大堆笑话。比如，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采购猴子；各地虽惊奇天津采购员的离奇“购货单”，仍到处捉拿猴子交货；猴子运回之际，群猴出笼大闹百货公司等。

尽管“马大哈”一词从诞生到如今并不算太长的时间，但是由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天生马虎之辈，办什么事都丢三落四，马马虎虎，而且懒于认真检讨自己，常哈哈一笑了之。因此，由于“马大哈”一词其形象生动，加上相声《买猴》在五十年代风靡全国的影响力，这个新诞生的词汇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汇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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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儿八经”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既然做事情有马大哈的，也有马马虎虎的，自然也有办事严肃认真、正儿八经的。可是，这“正儿八经”的说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偏偏是“八经”呢？

我们平时脱口而出的这个词，实际上与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在佛学中，有八正道之说。这八正道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它主要论述的是通向涅磐的八种正确方法和正确途径。

后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便借鉴此种说法，用“正儿八经”来形容做事的严肃认真。

第82问：特别看不惯一个人时，为何要用“眼中钉”来形容

不少人对心中最厌恶、最痛恨的人用“眼中钉”来形容。当然，从字面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眼中的钉子必定十分难受，于是便成为我们最厌恶、最痛恨，也最想解决和处理的对象。钉子一般用拔来形容，如果去除这颗钉子，往往说成是“拔掉眼中钉”。然而，“眼中钉”的来历果然如此吗？

据传，“眼中钉”的来历其实与历史上的一位宰相有关。在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干了不少的坏事。当时老宰相寇准尚在朝中，丁谓深知寇准为官公正，刚正不阿，生怕自己所做的坏事被他拿住把柄，从而会引发后患，就千方百计地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后来，寇准果然被排挤出了京城。丁谓的所为，被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不久之后，民间就出现了一首民谣。歌中唱道：“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歌词中的“丁”，指的就是丁谓。于是，“眼中丁”的说法逐渐流传开来。此后，随着歌谣的流传，“丁”又演变成了今天我们常用的“钉”字。

据正史记载，历史上第一个被百姓称为眼中钉的人是五代时后唐的赵在礼。据《新五代史·赵在礼传》中记载，赵在礼在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任宋州（今河南商丘）节度使。他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而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百姓受尽欺压，十分痛恨他。当他被罢免时，宋州人奔走相告，相互祝贺：“眼中拔钉，岂不乐哉！”原文为：“在礼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罢去，宋人喜而相谓曰：‘眼中拔钉，岂不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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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中刺”是什么意思

人们一般在使用“眼中钉”时，并不单独使用，往往要在其后加上“肉中刺”一词。顾名思义，“肉中刺”的意思如同眼中钉，在身体上的刺疼痛难忍，需要及时加以清除。两词连用以比喻最痛恨而急于除掉的东西。

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两个词语一起连用的，是元朝的一部杂剧作品《陈州粜米》。作品中说：“小衙门云：我见了那穷汉似眼中疔，肉中刺。”由于杂剧作品中的对白具有浓厚的现实基础，可见，“眼中钉，肉中刺”作为民间口语，实际早在元朝时就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了。后来，清朝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八十回中也有类似描写：“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

第83问：“二百五”这个数字怎么和“傻瓜”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人经常将傻瓜或说话不正经、好出洋相傻头傻脑的人叫做“二百五”，有时甚至会拿“二百五”作为骂人的话看待。可是这个好端端的数字怎么却和“傻瓜”联系在一起了呢？

关于“二百五”来历的故事有很多，其与“傻瓜”之间的联系也有很多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与战国时期一位叫做苏秦的历史人物相关。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秦国，从而受到了大国君王的赏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

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效力的时候，被刺客杀害。齐王听此消息后，非常生气，立即下令捉拿凶手。可是刺客早已逃逸，无法追捕。齐王灵机一动，想出了“引蛇出洞”的妙计。他下令将苏秦的头割下来，挂在城门口，并张贴出告示，上书：“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他，却苦于无计。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

此榜一出，果然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苏秦是自己杀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此四个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还是煞有介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是计，还高兴得立即回答说：“这好办，一千两黄金四人分，每人是二百五。”齐王一听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于是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从此民间便留下了二百五的说法，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傻瓜、笨蛋和被财色所迷惑的人。

一般来说，“二百五”是贬义词，有时甚至成为骂人的话，但有时对那些憨头憨脑的人也说成是“二百五”。这里的“二百五”具有明显的调侃色彩，而无贬义。比如1949年时，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摄制了电影《二百五小传》，描写了一位正直憨厚、爱打抱不平的评戏艺人，其绰号即为“二百五”。此后，“二百五”的“名气”更大，几乎传遍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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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点”是骂人的话吗

我们经常能够在关于上海滩的影视剧中看到，不少上海人一损人就会说他是“十三点”。今天，现代汉语中的“十三点”指的是下午一点钟，但是上海人损人时说的“十三点”到底是不是骂人的话呢？

其实，“十三点”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看具体的语境，因为在不同场合、不同心境下发生的“十三点事件”，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意思，说其“大相径庭”并不为过。一般来说，在上海话中，“十三点”这个俗语，基本等同于痴头怪脑，愚昧无知，用来形容那些傻里傻气或言行不合常理的人，有时也用来作为取笑、嗔怪或不伤感情的骂人话。这个颇具特色的俗语是沪语中使用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关于“十三点”这一语义的来源，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说“痴”字的笔画是十三笔，所以上海人便以“十三点”隐指“痴”的意思。这一解释乍一看确实比较合理，但是“十三点”一词由来已久，至少解放前就已广为流传了，可解放前用的是繁体字，“痴”字写作“癡”，有十九画之多。因此，还有一个流传广泛的说法，认为“十三点”来源于赌具牌九中的“幺五”、“幺六”两张牌。由于这两张牌都是“短对”，碰在一起不配对，暗指人的言行“不对”。六和七加起来是十三，还可成为一句歇后语，比如说：“他这个人有点幺五么六”，故意把“十三点”这个不入耳的话“歇”去了。

第84问：小偷的别称又叫“三只手”，人不是都只有两只手吗

我们都知道“三只手”是小偷小摸的代名词，不少人顾名思义地认为，因为小偷比普通人多了一只会偷东西的手，因此才叫“三只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关于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民间传说。

据传，在北宋天圣年间，东京汴梁黑道上有个赫赫有名的神偷。按照江湖规矩，不兴打听真实姓名，不准寻根问底，他的真名实姓至今也是个谜。当时的小偷，都是用一枚铜钱，磨得锐利无比，用来割别人的腰包，俗称“跑明钱的”。此人异常独特，不用任何工具，只要擦身而过便可手到擒来。有一次，他为同行献技，双手高举，众目睽睽之下，一挨身就将别人身上的银子偷出来了，好象身上还长着另外一只手似的。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之余，敬送绰号“三只手”，此时的“三只手”褒义色彩甚是浓厚。直至今天，人们还将小偷称之为“三只手”，但这个词语的感情色彩却早已成为贬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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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盗之事并非君子所为，但为何小偷又叫“梁上君子”

今天，人们常用“梁上君子”来作为窃贼的代称，但是偷盗之事本身并非君子所为，但却为何将之称为“梁上君子”呢？

原来，此“君子”非彼“君子”。据《后汉书·陈寔传》中记载，陈寔为颍川四长之一，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他在家乡间，秉心公正为人表率，深得乡人尊重。有一年收成不好，老百姓生活贫困。有小偷夜间进入陈寔家里，被其暗中发现后，小偷便躲在了房梁上。陈寔起身整顿衣服，让子孙聚拢过来，严肃地训诫他们说：“人不可以不自我勉励。干坏事的人不一定天生就坏，只是长期习惯了，才逐渐变得这样。屋梁上的那位‘君子’便是这样的人！”（原文为“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与性成，梁上君子是也。”）小偷非常惊恐，从房梁跳到地上，向陈寔叩头请罪。陈寔慢慢详细地告诉他说：“看你的样子，不像是个坏人，应该赶紧改掉自己的坏毛病重新做个好人。我知道你干这行其实也是被穷困所迫。”吩咐下人送给他两匹绢，小偷发誓要洗心革面，以报陈公之德。从此以后全县盗贼绝迹。这就是“梁上君子”的典故，因此，后世便用“梁上君子”来指代窃贼了。

第85问：中国古人敬称对方时，为何要说是“足下”，和脚有关系吗

在我国古代，下称谓上，或同辈相称，都用“足下”。“足下”属于对对方的敬辞，意思是见到尊贵的朋友或上级，我不敢看您的脸，我只敢看您的脚下，也就是低头表示恭敬的意思。

有一则与“足下”相关的典故在民间广为流传。春秋时期，晋国的两个公子重耳与夷吾则逃亡他国。重耳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部落里寄居12年，后来重返中原，欲寻求各国的协助而复国，但屡遭闭门羹。后染风寒，想喝一口肉汤，可当时一行人饥寒交迫，无法找到肉食。忠心耿耿的介之推，一咬牙割下了自己大腿上的肉，煮出热热的肉汤，史称“剐肉奉君”。重耳喝了这碗肉汤之后，居然不药而愈。

重耳执掌政权后称为晋文公。一日他要求之前随同流亡的臣子们，说说自己的贡献，再来论功行赏。看到众人自我吹嘘的嘴脸，介之推非常厌恶，而晋文公竟也未想起他来。于是介之推便带着母亲退隐山林。此后，经人提醒，晋文公才想起了他的恩泽，急忙派人寻访，但是介之推已经淡泊名利，无论如何都不肯下山受赏。于是晋文公采用别人提供的计策，放火烧山，逼他下山，却没料到这把火熄灭之后，众人在满山灰烬中，找到了抱着一棵树被活活烧死的介之推与母亲。悔恨不已又伤心欲绝的晋文公，除了命人厚葬介之推母子之外，还将这棵树砍了下来，制成一双木屐。每当他穿着这双鞋，就想起了那段患难与共的往事，不由得生发慨叹：“足下，悲乎！”由此典故引发的“足下”一词，虽和脚有关系，但词意并不是将朋友踩在脚底下，而是取其睹物思人，感怀昔日之情，从而衍生出对朋友的敬称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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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为什么要称皇上为“陛下”

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能看到臣子对皇上左一口“陛下”，右一口“陛下”进行称呼。那么为什么臣子要称呼皇上为“陛下”呢？

这得要从皇帝宫殿的设置说起。在过去，皇帝的龙椅前有一个台，台上面有台阶，那个台阶叫做“陛”。《说文》解释曰：“升高阶也。从阜，坒声。”本义是台阶，特指皇宫的台阶。当皇上与臣子谈话时，臣子不敢直呼天子，必须先呼台阶下的侍者而告之。蔡邕在《独断》卷上中云：“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意思是说，臣子见到皇帝不敢看皇帝的脸，只敢看皇帝的台陛之下，让站立在台陛之下的侍者传话给皇上，因而叫做“陛下”，即通过在你台阶下的臣属向你传达卑者话，表示卑者向尊者进言。后来“陛下”便成为臣子对皇帝的尊称。

第86问：为何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光阴能用长度的计量单位“寸”来形容吗

寸是古时候的长度计量单位，而光阴则代表的是时间。在“一寸光阴一寸金”中，金子用寸度量是可以理解的，即一寸长的金子，可是时间怎么也能用寸来形容呢？

原来，这种说法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计时仪器——日晷。日晷又称“日规”，是我国古代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其原理就是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并划分时刻。既然日影可以用长度单位计量，那么光阴之“阴”，及时间的长短，用“分”、“寸”表达就顺理成章了。

据史书记载，我国早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用日晷来计时了。日晷通常由晷盘和晷针组成。晷盘为石质，四周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12个度，用来表示时辰；晷针为铜质，立于晷面正中垂直于晷面。晷针的影子指向晷盘的某一位置，便可知道是白天的某一时刻。“寸晷”指一寸长的影子，借指时间。“一寸光阴”，就是晷盘上晷针的影子移动一寸距离所耗费的时间。

在汉唐以后，陆续在一些诗文中开始出现“寸阴”、“寸晷”、“分阴”等词语。唐末诗人王贞白，早年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读书时，曾写下《白鹿洞诗二首》，其中一首中为：“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此诗为“一寸光阴”的最早出处。

后世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句，指出一寸长的黄金却难以买到一寸光阴，以此形容时间的可贵。作为劝人珍惜光阴的格言，至今在民间仍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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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日晷有哪些种类

使用日影测时的日晷，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有一根指时针（Gnomon），这根指时针与地平面的夹角必需与当地的地理纬度相同，并且正确的指向北极点，也就是都有一根与地球自转轴平行的指针。观察这根指针在指定区域内的投影，就能确定时间。

现有常见的日晷有下列几种不同的形式：水平式日晷、赤道式日晷、极地晷、南向垂直日晷、东或西向垂直式、侧向垂直式和投影日晷等几种。其中我国古代最常使用的，便是投影日晷。

第87问：为什么我们经常将不好的事情说成是“三长两短”，而不是“两长三短”呢

成语“三长两短”通常喻指意外的事故或死亡，但是为什么用它来委婉地表达出意外灾祸的意思呢？

“三长两短”一词的原始意义便暗指的是棺材。棺材是用六片木材拼制而成，棺盖、棺底俗称天地，左右两片叫日月，这四片是长材。前后两头分别称彩头彩巴，是四方形的短料。

而之所以不会叫做“两长三短”，是因为旧时办案程序和方法没有现代技术，既没有有法医化验，也不会拍照保护现场，因此只有先将死者抬到棺木中，再由官员验尸查案。此类待查的死尸，不属盖棺入土的正式入殓，所以只有棺材而暂时不盖棺材盖，因而只有三块长板，加上先后的两片短料，有人便用俏皮话简略地说成“三长两短”，指的就是棺材。“三长两短”的说法即源于此。后来，“三长两短”流传日广，并逐渐由俗语转为暗指灾祸、事故或死亡的成语了。

有时候，“三长两短”一词也被缩略成“长短”二字，意思不变。《红楼梦》第十一回中便说道：“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有个长短，岂不叫人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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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三暮四”可以是“朝四暮三”吗

我们今天常用“朝三暮四”来形容某人的为人或办事行为变化多端，反复无常。既然是用数字的变化来表示反复无常，那么可以用“朝四暮三”来表示吗？

“朝三暮四”一词出于《庄子·齐物论》。故事说的是宋国有一个养猕猴的人，他很喜欢猕猴，养了一大群的猴子，他能理解猴子们的心意，猴子们也能够了解宋公的心思。后来，宋公的经济越来越不充裕，而猴子却越来越多，于是他想要限制猴子们吃橡粟的数量，但又怕猴子们不听从自己，就先欺骗猕猴说：“与若矛，朝三而暮四，足乎？”意思是说：“（我）给你们橡粟，早上三颗，晚上四颗，够吗？”猴子们一听，都站了起来，十分恼怒。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意思是：“要不给你们橡粟，早上四颗，晚上三颗，这样够吗？”猴子们听后都服服帖帖了。

由此可见，之所以我们今天用“朝三暮四”来形容变化多端，反复无常，是因为语言的约定俗成，大家使用习惯了。如果用“朝四暮三”，虽然语义上没有问题，但大多数人已不能够理解了。

第88问：女儿为何又叫做“千金”，是千两黄金的意思吗

古时候，为了表示对别人女儿的尊敬，一般称之为“千金”，或“千金小姐”。然而，人并非交易之物，为何要以“千金”来作为女儿的代称呢？

这还得要从我国古代的货币单位说起。秦汉时期，真正的金子很少，所谓的金多指黄铜，“千金”实为“铜千金”。后人借“千金”以言贵重，比如“一字值千金”、“一刻千金”等。唐代孙思邈所写的医书之所以叫《千金方》，就是因为他认为人命贵于千金，救人一命，胜于施舍千金。在社会交往中，为了表示对未婚女孩儿的尊敬，人们便用“千金”来指代了。

还有一种说法与春秋末期的吴国大夫、军事家伍子胥相关。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便逃离楚国，投奔吴国。他在途中饥困交加，偶见一位浣纱姑娘竹筐里有饭，便上前求乞。姑娘顿生恻隐之心，慨然相赠。伍子胥饱餐之后，要求对方不要透露其行踪。但姑娘猛然想起，男女接触为礼教所不容，随即抱起一石，投水而亡。伍子胥见状，伤感不已。他咬破手指，在石上血书：“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伍子胥在吴国任国相，吴王调遣劲旅攻入楚国。伍子胥在报其父兄之仇之后，又想到要报恩，但无法寻觅沉水姑娘家地址，于是就将千两金子投入她当时跳水的地方。据说这就是后来用“千金小姐”来表示对女子尊敬的由来。

与此同时，另有一种说法则与秦国相关。据说在战国时期，韩国面积小，国力弱，且国库空虚。但是韩国盛产美女，于是韩国人想用卖女子的办法以充实国库。韩国将最漂亮的女人在七国之内公开标价三千金，虽然人很美，但价格如此之高，让五国君主望而却步。后来，只有秦国当时的国君以三千金价格买下此女，从此以后未出嫁的女子叫做千金。

事实上，“千金”一词是否由以上说法而来，尚有待考证，但作为一种对女子的尊敬称呼，一直受到人们的传承。其实，用“千金”来比喻女子，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元代曲作家张国宾所写的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中：“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明、清以后的话本小说中称女孩子为“千金”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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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一直都是指代女子吗

其实，“千金”一词并非一开始就指女子，甚至该词原本是男儿身的代名词。据说，南朝梁司徒谢肋自幼十分聪慧，在他十岁时，便能写出很不错的文章，非常受父亲谢庄的喜爱，常把他带在身边。一次随父亲游土山，谢庄命他作一篇游记，谢肋援笔便成，文不加点。当时的宰相王景文对谢庄夸赞道：“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谢庄也很得意，用手抚摸着儿子的背说：他真是我家的千金啊。这是“千金”第一次用来指人。从谢肋被称为“千金”开始，这个词很长时间内都被用来形容出类拔萃的少年男子。至于用“千金”指代女子，则是元明以后的事儿了。

第89问：写文章请教别人修改时，为何常用“斧正”一词，跟斧头有关系吗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斧正”一词，是请别人修改文章的敬词。这个词到底跟斧头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斧正”一词来源于《庄子·徐无鬼》一文。庄子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两个奇人的故事。说是在楚国的国都郢都有一人，因不知姓名，便称为“郢人”。他有位好友，人们称之为“匠石”。郢人和匠石两人拥有一套绝技：郢人在鼻尖上用白粉涂上苍蝇翅膀似的薄薄一层，匠石能用斧子把这层白粉轻轻削去。匠石在表演这套绝技时，态度从容，抡起大斧，顺着郢人的鼻尖削下，只听得斧子在空中呼的一声，白粉就完全被削掉。而郢人的鼻子却丝毫不受损伤。郢人也脸不变色，若无其事。（原文为：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后来，宋国的宋元君得知此事，感到很惊奇，想亲眼看看。不料匠石却说：“对不起，现在没法表演了，因为我的好朋友郢人已经去世，我失去了表演绝技的唯一伙伴了！”

此后，人们便根据《庄子》中的这个故事，引申出了“斧正”一词，意思是请别人像故事中的石匠抡起斧头削白泥那样，来帮助自己削删文章。同时，“斧正”一词还表示了对修改者的尊敬，将其比喻为身怀绝技的匠石，赞其水平高，修改文章如同匠石用大斧削去郢人鼻尖的白粉一样，干净利索，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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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正”和“斧正”的意思一样吗

在请别人修改文章时，除了经常见到的“斧正”一词之外，还有“雅正”的说法。那么雅正和斧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雅正和斧正在本质上的意思相同，都是一种自谦的说法，认为对方的水平比自己高，请对方批评指正的意思。但是两者又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请教对方的方式上，前者的意思是请对方用他高雅的欣赏观点和水平来指正自己的作品，用于将自己的作品（比较常见的是书画或者是文章）赠送给对方时，題写在作品上；而后者并不一定要赠送作品，便可请教对方修改。另外，从敬辞的程度上讲，雅正要更加礼貌一些。

第90问：事情尚未有头绪时，为何叫做“八字还没一撇”

在形容事情毫无眉目，尚未整理出头绪时，我们常用“八字没一撇”来表示。顾名思义，这个词之所以可以表示事情还没有眉目，源于这个“八”字。“八”字的第一笔是“丿”，如果一个“八”字连一撇都还没有，怎么会有完整的“八”字呢？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用“八字还没一撇”来形容男女婚姻。“八字”是指男女的生辰八字，在古代，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要相合（即不相冲相克），才能完婚。

不过，这个看似简单，极易理解的词，其实其来源还有一个历史典故。朱熹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是儒家理学之集大成者。他在《与刘子澄书》一书中说：“圣贤已是八字打开了，人自不领会，却向外狂走耳。”意识是说，通向圣贤的大门（“八”字形似两扇门），早已敞开，可是人们并不理会，不但不进门，反而朝外走。其主题虽说是让人们学习圣贤之道，但却流露出朱熹对这些不认门的人的惋惜、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由于朱熹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力，这句俗语便成了“八字没一撇”的真正源头，至于其他的解释，则多为附会之说。另外，包括我们如今常说的“没门儿”（意思是不可能）、“没门路可走”（意思是没法）同样也都源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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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可以说成是“八花五门”吗

一般形容花样繁多或变化多端时，我们常用“五花八门”来表示。可是我们能用“八花五门”来替代吗？

“五花八门”实际上无法用其他数字所替代，因为其有特定的含义。它的原意指的是古代的各种职业：

五花为：

金菊花——比喻卖茶的女人；

木棉花——比喻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

水仙花——比喻酒楼上的歌女；

火辣花——玩杂耍的人；

土中花——比喻挑夫。

八门为：

一门巾——算命占卦之人；

二门皮——卖草药的人；

三门彩——变戏法的人；

四门挂——江湖卖艺的人；

五门平——说书评弹者；

六门团——街头卖唱的人；

七门调——搭篷扎纸人；

八门聊——高台唱戏的人。

第91问：“拔河”运动没有河，为什么还叫“拔河”呢

拔河是我们今日常见的一种对抗性的体育娱乐活动，主要是以人数相等的双方对拉一根粗绳用来比较力量。这种活动并没有河，拔的也只是一根粗绳而已，但我们为什么还叫“拔河”呢？

这得要从“拔河”运动的起源说起。拔河始于距今二千四百年前春秋时期的楚国。楚国位于大江南北两岸，水道纵横。除了陆军之外，还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并曾发明一种称之为“钩拒”的兵器，专门用于水上作战。当敌人败退时，军士以钩拒将敌船钩住，使劲往后拉，使之逃脱不了。在训练兵卒时，也将钩拉或强拒的练习作为作战的基本能力之一，这种训练和行为被称为“牵钩”。后来，这种两军在水上对抗的行为或军中训练的方式被水乡渔民仿效，成为一项民间体育娱乐活动。

而这项活动之所以后来叫做“拔河”，也同河有关系。古时进行“拔河”活动时，会在大绳的正中插一根大旗，旗的两边划两条竖线，称为河界线。比赛时，以河界线为胜负标志，所以后来改称“钩拒之戏”为“拔河”。一声令下，河界两边选手紧挽绳索，“使相牵引”，围观者“震鼓叫噪，为之鼓劲”。唐宋以后，拔河活动逐渐在民间盛行。直至今日，拔河仍然是人们最为熟悉和喜爱的体育娱乐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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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少年儿童中流行的“斗鸡”游戏和鸡有关系吗

不少人小时候都玩过一种叫做“斗鸡”的游戏，游戏的玩法是向前盘起左腿或右腿，用双手抓住脚腕，使自己的左腿或右腿不落在地上。双方人用单脚一蹦一跳地对撞，其中一方把另一方的盘起的那条腿撞在地上后，就算脚没落下的那一方赢了。这种“斗鸡”游戏在我国少年儿童中广泛流行。同样，这种游戏没有鸡的参与，却为什么叫做“斗鸡”呢？

其实，在我国的鸡种中，有一种就叫做“斗鸡”。斗鸡是供竞赛和娱乐用的鸡品种，是世界上驯养斗鸡的古老国家之一。斗鸡对特征及斗技等有严格要求。好的斗鸡，外貌要求英姿雄武，体格健壮，对其血统和战斗性能都有讲究和严格标准，这与它类鸡种完全不同。在《列子》一书中早就有“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的记载。《史记》和《汉书》上也多有记载有关“斗鸡走狗”之事。因此，斗鸡之风在春秋时期已较盛行。据史载，公元前770年，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季平子与邻昭伯以斗鸡而得罪于鲁昭公，竟互相打起架来。

所以，今天儿童们的“斗鸡”游戏，由于是单腿挑战对方，模仿的是“金鸡独立”的姿势，并且具有挑战意味，所以便形象地称之为“斗鸡”了，与古代真正的“斗鸡”并无太大联系。

第92问：毫无现实根据的编造行为为什么叫做“杜撰”

那些没有根据的编造和虚构行为常常被人们叫做“杜撰”。可是“杜撰”这个词本身和编造似乎并无关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宋人王琳在《野客丛书》一书中记载了北宋一个叫做杜默的人的逸事。故事说历阳人杜默喜欢作诗，但并无真才实学，对诗的韵律一窍不通，却反对循规蹈矩，因此他的诗往往闹出许多笑话。有人说他写的东西，诗不像诗，文不像文，实在是不伦不类。他却常常在诗的后面署上自己的大名“杜默撰”三字，所以经常被人耻笑。一提其诗人就说“杜撰”。后来，人们便把那些不合乎常规的事情都称为“杜撰”。再后来，“杜撰”又被引申为不真实地、没有根据地编造的意思了。

另外还有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说法。据说在唐五代时，有一个叫做杜光庭的人，不仅精通儒家典籍，对道家经典也是如数家珍。他在四川做道士时，出于维护道教的目的，编撰了不少神话故事以阐扬道教，目前存世的有《灵异记》《神仙感遇记》和《墉城集仙记》等；对于道教仪则、应验方面的著录有《道德真经广圣义》等。并引用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故事，还又借用佛经的编撰方法，为道教完善神系及理论体系。其编撰的《道藏》五千余卷中，只有《道德经》二卷为真，其余都是他所编撰。其中有一部叫作《老子化胡经》，说老子骑着五色神牛从函谷关西渡流沙，先唐玄奘近千年到了印度，托生成了释迦牟尼。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及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对杜光庭的这些事情做了详细记载，因此，后世对于那些没有事实根据而胡凑的著作以及行为，便叫作“杜撰”了。

据说，自从北宋年间杜默逸事流传开后，便到处流传着有关“杜撰”笑话。僧人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记载了一则由“杜撰”而引起的笑谈：北宋参知政事石中立在中书省任职时，盛度任翰林院学士，撰《张文节公知白神道碑》，送给皇上看了后，呈送中书省。石中立问他：“这是谁撰写的？”盛度匆促回答：“度撰。”说完他才悟到“度撰”与“杜撰”谐音，顿时满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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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都是在屋里造的，为什么“闭门造车”却是杜撰瞎造的意思

“闭门造车”出自宋·朱熹《中庸或问》卷三：“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原来的意思是，虽然是关起门来在屋子里制造车子，但拿出门使用的时候，却能和车辙完全适合，这是因为有一定的规格和尺寸做标准的缘故。所以叫做“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而今天现代汉语语境中的“闭门造车”，则是形容不顾实际，也不吸取别人的经验，一味主观地杜撰瞎造的意思，就好像关起门来在家里制造车子，而完全不考虑外面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结果就不合规格，不能适用。

因此，古语的“闭门造车”是称赞“出门合辙”的巧妙，而我们今天常用的“闭门造车”，却是讥讽“出门不能合辙”的脱离实际，两者的意思正好相反。这其中的原因当是汉语语言自然流变的结果。

第93问：为什么是“千里送鹅毛”而不是鸭毛或是其他动物的毛

“千里送鹅毛”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看并不值得，送个鹅毛要跑千里，哪个傻子才会干这种事情呢？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习惯中，却用“千里送鹅毛”来表示所赠礼物虽然微薄，但却含有深厚的情谊。那么这个意思是怎么来的？“鹅毛”可不可以改成其他动物的毛呢？

其实，关于“千里送鹅毛”这个成语，还有一个典故。据说，在盛唐时期，云南的藩属派了一个叫做缅伯高的使臣，背了只天鹅去长安进贡。路上鹅毛不小心给弄脏了，他就在鄱阳湖边打开笼子，让天鹅下湖洗洗羽毛，不料天鹅却展翅飞去。由于是进贡的东西，贵重异常，因此缅伯高就倒在了湖边大哭一场。后来，既然来了，就不能半途而退，于是他急中生智，捡了根羽毛就跑去长安进贡。原本以为一定会受到责罚，但没想到居然得到了唐皇的嘉奖，并传为佳话。因此，现代人多以“千里送鹅毛”表示自己的礼物虽然微薄，但情意却很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礼轻人意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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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为什么爱鹅呢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其平生爱鹅，这一直是千百年来的文坛雅话。可视对于王羲之为什么爱鹅，则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将他爱鹅的原因与其书法联系在一起，颇为有趣。

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认为，王羲之作书悬肘悬腕，腕臂就好像鹅颈一样，伸缩自如，故往往能得天趣。而清朝的包世臣却在《艺舟双楫》中，从执笔的角度阐发了王羲之爱鹅的原由，认为执笔之手就当如鹅的形状。

当然，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曾涉及到王羲之爱鹅一事。但他却认为，王羲之之所以爱鹅，不过是出于养生的需要而爱好食鹅肉罢了。这种说法将千百年来一直存活在文人心中的那种闲雅情趣顿时消失殆尽。

第94问：钱的作用很大，可是为何我们却偏偏将之与鬼联系起来，称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呢，鬼难道真的会推磨吗

“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句我们耳熟能详，是用来表示金钱的万能作用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将之与鬼联系起来，难道给了钱，鬼真的就会推磨吗？或者鬼会做别的事情吗？

其实，这句话出自西晋鲁褒所著的《钱神论》一文中“有钱可使鬼。”一句。《钱神论》是一篇讥讽金钱崇拜的愤世嫉俗文章，“孔方”一词同样源出于此文。至于“推磨”一词，则是后来的人加上的，加上后更具体形象，更显通俗。

但是为何加上的是“推磨”一词，而不让鬼干别的事情，民间还有一段传说。据说在东汉时，蔡伦发明了纸后，造纸业很兴隆。蔡伦的嫂子慧娘见了之后也想跟着发财，于是让自己的丈夫也学造纸。可是蔡伦这位胞兄的造纸技术并未学到家，便急于造纸出卖，结果造出来的纸质量太差，成了一堆草纸，卖不出去。

为了解决家里堆积如山的草纸，慧娘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躺在棺材里装死，让丈夫一边哭，一边烧他们造的草纸，说所烧的草纸给以给死去的慧娘在阴间当钱使用。当邻居们都到她家奔丧吊唁帮办丧事时，慧娘却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众人见状，吓得魂不附体。慧娘急忙大声说：“大家不要怕。我方才只不过是到阴间走了一趟。那时，阎王爷让我推磨，推磨的时候看到我丈夫在给我烧草纸。草纸是阴间的钱，有几个小鬼为了得到我的钱，都争着帮我推磨，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来我把这些钱都给了阎王爷，阎王爷收了我的钱，就放我回来了。”

大家听了慧娘编造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话，都信以为真，纷纷拿钱去买慧娘家造的草纸烧，给死去的亲人送钱。很快，慧娘家的草纸就都卖出去了。后来，不仅流传下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而且在祭祀祖先时烧纸钱的做法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在今天，“有钱能使鬼推磨”一词实际上已经略含贬义色彩，大多数人会直观地将之理解成：“只要你肯花钱，什么勾当也有人替你干”的意思。这与西晋时鲁褒讥讽金钱崇拜的意思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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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什么总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还是在古书中，读书人往往总是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的甚至以此为理由，可以冠冕堂皇地推卸其他一切事物。那么古人为什么总是说这句话呢？

这要从宋皇帝赵恒的一句话说起：“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赵宋时期，整个社会是非常崇尚读书风气的。而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几乎是当时所有读书人的一条最好的出路。为了鼓励全国的读书人勤奋读书，皇帝便勉励他们，一旦考取功名后，财富和美女都能够得到。后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为不少人功利性读书的动力，而以此推卸其他事情，便也成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第95问：网上流行的汉字“”，是新造出来的，还是原本就有

最近几年，网络上流行了一个叫做“囧”字的汉字。此前这个字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么这个“囧”字是新造出来的呢，还是原本就有？

其实，《新华字典》中收录有“囧”字，音为jiǒng，意同“炯”，为“光明、明亮”的意思。由于“冏”字是生僻字，所以此前并不常见。而之所以最近这个字能够在网络上开始风靡，则来源于“囧”字在网络上的含义：“八”像眉眼，“口”像一张嘴。因此根据形状，“囧”字被赋予了郁闷、尴尬、悲伤、无奈、困惑、无语等意思。由于音同“窘”，又用来表示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极为窘迫的心情。由于“囧”的这一含义，自2008年开始，便成为了网络聊天、论坛、博客中年轻人使用最频繁的字之一，并被形容为“21世纪最风行的一个汉字”。

对于“囧”字在网络上的流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应该尊重汉字，用来恶搞不雅，有损中华民族文化的厚重感。但是也有人认为对“囧”字这样的生僻字的关注，有利于汉字文化的传播。网络语言对汉字、方块字的一种重新解读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传播现象。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忽略年轻人为什么要疯狂使用这个外观貌似失意的表情的“囧”字背后所体现出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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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中也有“囧”

有网友发现，数学函数上有一些函数图象很像“囧”字，不少人将这类函数生动地称为“囧函数”。

其中一个示例（如图）是y=1/（x2-1）。当我们在函数的外侧加上一个正方形的时候，一个具有数学意义的“囧”就诞生了。

第96问：“混账”本来是与账目有关的语言，什么时候开始用来形容人了

平时生活中，常听到有人用“混账”批评那些言语行动无理无耻的人，更有甚至会因情绪不可控制而骂为“混账东西”。从“混账”的字面意义上看，理应是账目的混乱而已，是与账目有关的语言，但为什么却用来形容人呢？

一种解释认为，账目的混乱应该是那些不负责任的财务管理者所为，因此批评他们的财务工作不到位时，便用“混账”来表示。后来便由此而衍伸出骂人之意，意思是说，对方太不像话，做事和态度是非不分、牵强无理，就像毫无责任之人所做的账目一样错误百出、混乱而无序。

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混账”应是“混帐”的误用。我国北方的蒙古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为了寻找水肥草茂的地方，牧民们常常得带着帐篷赶着牛羊四处游荡，找到有水草的地方才好定居下来。据说男人们白天会出去放牧，看守帐篷的任务便留给了老人和妇女看守帐篷。有时候，一些没有出去放牧的年轻小伙子为了找姑娘谈情说爱，就乱串帐篷。如果运气好，帐篷里没有他人，他们就会混进自己喜欢人的帐篷，他们将这种行为戏称为“混帐”。如果小伙子混进姑娘的帐篷时，碰上了严厉的老人，当他前脚刚刚踏入帐篷，老人便会愤怒地骂道：“你又混帐了！”“混帐的东西，又来了！”后来，随着语言的流变，“混帐”演变成了“混账”，而“混账”和“混账”东西也逐渐成了一句使用频率非常高的骂人用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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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蛋”一开始就是骂人的话吗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与“混账”相类似的骂人话，叫做“混蛋”。这个“混蛋”一词一开始就是作为骂人用语出现的吗？

其实，“混蛋”的最初意思是说，鸡蛋搁置时间较长，蛋黄和蛋清混在了一起，糊涂不清楚。后来人们用其引申意义，将之用来表示不明事理，不讲道理的人。

由于“混”与“昏”和“浑”谐音，因此后来又出现了“昏蛋”和“浑蛋”的说法。尽管大致意思接近，但是这三种说法却可以表达出三种不同程度的意思。“昏蛋”是说这个人发昏得头脑糊涂；“浑蛋”是说这个人什么问题都分不清楚，把许多的问题都搅得浑然一体；而“混蛋”则不仅说这个人有些“混”，而且甚至已经到了“胡搅蛮缠”和不可理喻的地步。实际上，“昏”和“浑”都是仅仅是对人的一种评价而已，后面加上“蛋”字，就有侮辱和骂人的意思了，而“混蛋”一词就纯粹是一种骂人的话。

第97问：为什么我们会将运气不好说成是“倒霉”，而不是“倒”其他东西

如果遇到不顺利或是不幸的事情，今天的人们一般都会用“倒霉”来表示郁闷的心情。然而，为什么是“倒霉”，而不是“倒”其他东西呢？倒霉本来写作“倒楣”。据词典中的解释，“楣”有三种意思：第一种是“门上横梁”，引申为“门楣”、“门第”；第二种意思是“房屋的第二道梁”，即所谓“正中曰棟，次曰楣”；第三种意思是“屋檐橼端之横板”。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就是屋梁倒了，是不幸或是不顺利的事情，于是人们便形象地称之为“倒楣”了。

另有一种说法，与我国古时的科举考试有关。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中说：“明季科举甚难，得取门首竖旗杆一根，不中，则撒去，谓之倒楣。今吴俗讥事不成者谓之倒楣。”意识是说，在明朝末年，由于考察舞弊之风盛行，而朝廷实行的又是鼓励“八股取士”的封建科举制度，所以一般读书人想要中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于是，为了有个好兆头，考学的人便于临考前竖起一根旗杆在自家门口，谓之“楣”。如果考中，则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楣”。

如果从字面上来看，“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倒霉”的原意应当是推倒坏运气，这本是好事，但今天“倒霉”一词的意思却正好相反，表示的是遭遇坏运气。原因只在于“倒霉”的“霉”字与“楣”字谐音，所以今人也约定俗成地将“倒楣”写作为“倒霉”，并成为通用的写法，以此用来表示坏运气或是不顺利。

至于何时将“倒楣”写成“倒霉”，时间已不可考，但可以判定的是，“倒霉”的写法出现得很晚。陈独秀写文章时，尚用“倒楣”，而非“倒霉”。比如，他在《孔子与中国》中就用的是“倒楣”：“农民起义之时，孔子一时倒楣，新的王朝得胜，即刻又把孔子抬得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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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案齐眉”难道是将桌子举得与眉毛一样高吗

在现代汉语中，“案”除了桌子的意思外，还表示代替桌子用的长木板，比如“案板”。在“举案齐眉”一词中，“案”表示的是装着饭菜的托盘，眉自然是眉毛的意思，这个成语表示的是送饭时把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用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互相尊敬。

这其中还有一个典故。据《后汉书·梁鸿传》中记载：“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梁鸿是东汉人，字伯鸾，原籍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年轻时家里很穷，由于刻苦好学，后来很有学问。妻子是和他同县孟家的女儿，名叫孟光，生得皮肤黝黑，体态粗壮，喜爱劳动，没有小姐的习气。据说，梁鸿每天劳动完毕，回到家里，孟光总是把饭和菜都准备好了，摆在托盘里，双手捧着，举得齐自己的眉毛那样高，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面前去，梁鸿也举案齐眉的接过来，这样两人才开始吃起来。

后来，人们便用“举案齐眉”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互相尊敬，与另一词“相敬如宾”有异曲同工的意思。

第98问：请求别人帮助时，一般常用“借光”一词，为什么不是借其他东西

今天，我们一般常用“借光”来表示拜托别人一些小事，或是请求别人关照时说的类似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的意思。现在则作为礼貌用语广泛用于日常交往中。但是“借光”这个词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偏偏是借光，而不是借其他东西？

据《战国策·秦策》中的记载，战国时代时期，秦国将军甘茂曾向齐国使者苏代讲述了“借光”一词由来的故事。据说有一个村子位于江边上，村里曾经住着不少人家。每天晚上，村里的姑娘们都会凑到一起做针线活儿，晚上所使用的蜡烛由各家轮流支付。其中有一位姑娘家境贫寒，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便嫌弃她，想要赶走她。可是这位姑娘说：“我虽然买不起蜡烛。可是，我每晚来得比谁都早，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就能立刻做女红，我多少也是有些贡献的。你们的灯反正都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有理，都接受了，于是没有赶她走。

因此，后人便根据这个故事，在请求别人的帮助，或是蒙受别人的关照时，一般就叫做“借光”了。而之所以不是借其他东西，是因为“借光”和借其他东西不一样，借光不会对对方造成任何损失，反而会因别人的帮忙和举手之劳方便自己。现在一般用作礼貌用语，表示请求对方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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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壁借光”是怎么回事

在西汉时期，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匡衡字稚圭，自幼勤奋好学，可是家境贫寒，晚上想读书而无灯具照明。邻居家倒是每到夜晚，便点亮蜡烛，可惜这光照不到他读书的屋里。

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地读书，于是，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刀具，把自己家靠邻舍的那堵墙壁凿开。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他就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后于是人即用“凿壁、空壁、偷光、偷光凿壁、凿壁借辉、借光”等来指勤学苦读，有时也引申为求取他人的教益。

第99问：背后给别人使坏的行为为何叫做“穿小鞋”，“穿大鞋”行吗

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把在背后给人使坏的行为叫做“穿小鞋”，尤其是在一些有关办公室政治题材的小说中，“穿小鞋”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是为何要将这种行为叫做“穿小鞋”呢？穿大鞋行不行？

其实，这里的“小鞋”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给小孩子们穿的那种个头较小的娃娃鞋，而是指古时给缠脚女人穿的那种小鞋子。据说，古时女子缠足始于南唐后主李煜，自从李后主的睿娘，便别出心裁地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后，皇宫中开始流行缠足。由于皇帝的表率作用，小脚成为时尚，继而官场与民间也相继流行。由于旧时女人自小缠足，缠足后，脚小了，当然只能穿小鞋了。

过去男女的婚姻大事几乎全凭媒人之言，父母包办，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凡媒婆说媒时，都会要女方的鞋样提供给男方，目的是给男方提供女子从小便缠足的证明。如果男方同意，就按鞋样大小做一双绣花鞋，连同订婚礼品一起送到女方家里。结婚那天，新娘就穿着这双舒适合脚的绣花鞋来到婆家。如果把这双绣花鞋故意做得很小，让新娘穿着难受，这不是故意整治她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穿小鞋”的来历，其意义便取决于此。

民间对于“穿小鞋”的说法，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北宋时，有一个名叫巧玉的姑娘，她的后娘要将她许配给一个又丑又哑的有钱人，巧玉坚决不从。后娘也没有办法，便暗暗想法子整治她。当时正好来了位媒婆，将巧玉说给了当地的一位秀才。巧玉很中意，由于女方要提供鞋样给男方，于是后娘在背地里剪了一双很小的鞋样子，让媒婆带给男方。在巧玉出嫁那天，怎么也穿不上男方带来的这双鞋，于是出不得门，也上不了轿，于是一气之下便上吊自尽了。因此，人们后来便将这种背地里打击报复的行为或是利用权势让人难堪的做法，叫做“穿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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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鞋”仅仅是指鞋子破了吗

“破鞋”一词本身是鞋子破了的意思，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破鞋”一词还有泛指那些作风不正派、不守礼教规矩的女人，是对她们的一种侮辱性的脏话。那么为何要用“破鞋”一词来泛指这些人呢？

据说，“破鞋”一词来源于旧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这八大胡同以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而出名。那些并非像妓院正式营业，但也在家里暗中从事此类交易活动的人，为了能够招揽顾客，她们不能像妓院那样大张旗鼓，只能选择一些隐秘的方式吸引顾客。于是在门外挂一只绣花鞋便成为当时众人心知肚明的暗号了。这些绣花鞋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逐渐就变成了“破鞋”。此后，“破鞋”就成了一种代称了。

有时候，丈夫死后，女子二婚也叫做“破鞋”。与此相对的是，丈夫死后，如果女子女子守寡至死，就叫做“贞女”。如果女子稍有出轨，就成了“破鞋”，而男子乱搞，则叫“风流”。因此，“破鞋”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歧视的遗留产物。

第100问：绿颜色的帽子本来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但为何我们在说“绿帽子”时总是别有他意

绿帽子，顾名思义，就是一顶绿色的帽子。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一顶绿帽子对于男人来讲，却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因为其隐含的意思是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偷情、相好。被人戴绿帽子被认为是一件很不光彩、很丢人甚至很没颜面的事情。“绿帽子”相传已久，但总体来看，“绿帽子”的由来大约可以从元朝算起。

汉民族向来非常重视色彩的作用。比如《礼记》里说：“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后来秦灭周，又尚黑；汉灭秦，武帝“易服色”，改为尚黄。隋唐建立后，正式将服饰的颜色作为区别贵贱尊卑的一种手段，当时绿色青色排名最后，在官场上是低贱的代表。当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郡司马，官列九品，所以《琵琶行》诗中用“青衫”代称。

而在民间，这两种颜色同样也是低贱行业的象征。在元明两代，乐人、妓女必须着绿服、青服和绿头巾，而《元典章》更是规定，妓女着紫衫，在妓院里做工的男人或是娼妓之家长以及亲属，凡属男子须裹青头巾，以示与正常人的区别（原文为：“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由此，“青头巾”就与娼妓的男性亲属有了联系，后来扩大为指妻子有不贞行为的男人。

由于青、绿二色比较接近又同属贱色，而现在人们也不带头巾改戴帽子，于是又逐渐演变成了今天我们所讲的“绿帽子”。由于《元典章》是至治二年（1322）汇编成册，一般就认为，“绿帽子”的由来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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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帽子戏法”

我们在看体育比赛时，尤其是在足球比赛中，经常会听到“帽子戏法”一词。那么什么是“帽子戏法”？这种戏法和帽子有关系吗？

“帽子戏法”其实与中国文化关系不大，只是根据英文hat-trick翻译而来。当然，“帽子戏法”与帽子本身还是不无关系的。

最早的“帽子戏法”出现于1858年。当年，板球手HH·斯蒂芬森连续3次击中门柱得分而被奖励一顶帽子，是第一个获此奖励的板球手。于是，人们便称连续三次得分的情况叫做“帽子戏法”。后来，“帽子戏法”被广泛应用于体育比赛中。在足球比赛中，“帽子戏法”指在一场比赛中，一名队员3次将球踢进对方球门，但不包括在决定比赛胜负的点球大战中的进球。另外，“帽子戏法”的应用范围不只限于体育领域，人们还经常用它来形容连续3次获得的成功。

第101问：“敲竹杠”是什么意思，可以是“打竹杠”吗

“敲竹杠”原本是在竹杠上敲敲打打的意思，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有利用他人的弱点或找借口来索取财物或者抬高价格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敲竹杠”一词，一般认为是从清末时期开始流行开的。清末时，鸦片走私十分严重，走私贩子为躲避关卡检查，挖空心思藏匿鸦片。既然陆路盘查较为严格，于是不少人便通过水上走私毒品。通过水上的贩子往往会把毒品密藏在竹制的船篙里，一般人无法察觉。一天，一艘商船驶至浙江绍兴码头，缉私官带人上船检查，查遍了船舱的每个角落也没发现违禁品。这时，一位师爷吸着长烟筒，漫不经心地走到船艄，随手在撑船的竹篙上敲烟灰，敲得竹篙“咚咚”直响。不知情的人哪知其中奥秘，所以别人都没有反应，但船主却吓得面目苍白，慌忙把这位师爷请到后舱，掏出大把的银子悄悄塞给他，请他关照，不要再敲竹篙了。师爷得了银子后便没说什么，随缉私官船去了。此后，“敲竹杠”便成了讹诈财物的代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关于“敲竹杠”的来源，还有一种说法。据说在四川山区，不少有钱人为了方便省力，在进山烧香时都会乘坐当地一种用竹杆做的滑杆，由人抬着上山。抬滑竿的人往往在走到半山腰时，就会敲着用竹竿做的滑杆，要求加工钱，否则就把人放下，不再抬人，那些有钱人哪里爬得动山，于是只好加钱。

至于“敲竹杠”和“打竹杠”，两者自然不同。如同当年贾岛在月下反复琢磨“推敲”二字一般，两者其实是有区别的。“敲竹杠”重在敲，意在提醒；而“打竹杠”则重在打，动作较大，完全失去了提醒的目的，与词意本身也相去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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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抬杠”

“抬杠”是一种借着机伶巧诈的嘴上工夫来指责别人，说话较劲儿，同时也是闪避别人指责的一种文化习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

“抬杠”一词起源于北方的一种传统习俗“抬杠会”。在这个习俗还存在时，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这一天，由身强力壮的人抬着载有轿子的竹杠，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丑坐在轿子里面。他们抬着竹杠和轿子在人群里穿梭，围观的人则和那个小丑随机式的比赛斗嘴，甚至用自认为花巧伶俐的话来对骂。这种“抬杠会”，在满族进入中原后，便成了中国人“抬杠”的起源。

第102问：露馅儿一般又说成是“露马脚”，为什么不是“露猪脚”或是“露狗脚”

“露马脚”的意思同露馅儿接近，是显出破绽、暴露真相的意思。但为什么是“露马脚”而不是“露猪脚”或是别的什么脚呢？

原来，这一词还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妻子大脚马皇后有关。由于古时候的妇女都要从小裹脚，但是马氏并未缠足，天生一双大脚。尽管马氏后来当了皇后，深居皇宫享受荣华富贵，但由于当时社会审美及舆论评价，马皇后对自己的一双大脚也是无可奈何。每当与客人相见时，总是要用衣服的下摆或裙子将脚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据说，马皇后有一次乘轿在金陵（现今南京）街头游览，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将轿帘掀起一角，马氏搁在踏板上的两只大脚顿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尽管她急忙将脚缩了回去，可人们都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京城。因为是马皇后露出了脚，所以人们便叫做“露马脚”，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后来，人们便将那些不便公开的以及不光彩的事情的暴露，都称为“露马脚”。

然而，有学者认为上述“露马脚”来源之说并不准确，因为早在明之前的元代便有“露出马脚”之说。例如在元曲《陈州粜米》中有云：“这老儿不好惹，动不动先斩后奏，这一来则怕我们露出马脚来了。”

因此，有专家考证后认为，“露马脚”一词其实早在在唐代时便已出现，本为古代一种游戏。在节日庆典之时，将描绘好的麟麒皮，装饰于驴或马身上，借以喜庆助兴。但马脚或驴脚难以包装掩饰，耍弄起来，难免露出马脚或驴脚的真相来。后人便用“露马脚”一词来表示弄虚作假的行为最终显露出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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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穿帮镜头”

今天的一些影视剧播出之后，网友经常会指出其中的一些穿帮镜头。事实上，有一些影视作品确实有不少这样的镜头。那么什么是“穿帮镜头”呢？

所谓的“穿帮镜头”实际上是指一个镜头在拍摄的时候，由于表演或摄影上的差错，以致摄取的镜头无法使用，必须重新加以拍摄。如果在播出后被网友指了出来，那么应当是影视创作人员在后期审片时，一些穿帮镜头没有注意到的缘故。

一般来说，“穿帮镜头”大概有四种类型，一是镜头内容前后不连贯；二是人物道具变动违反逻辑；三是摄影器材以及与影视剧中毫不相干的人物被摄入镜头；四是影视剧中的内容与史实不符。但是，我们一般所称的“穿帮”，基本为前三种，因为前三种为一眼就能看出的硬伤，而最后一种则需要与史学家商榷后才能确定。

第103问：音符明明有七个，可为什么用“五音不全”来说人唱歌跑调呢

无论是在简谱还是五线谱中，音符都有七个，可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却常常用“五音不全”来说那些唱歌跑调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下“五音”的概念。“五音”亦称“五声”，是指中国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这与西方的七音阶有所不同。如果将两者稍加对比就会发现，正宗的中国古乐曲中是没有“发（fa）”和“西（si）”这两个唱名的。

从声韵学上看，五声音阶上的五个级——宫、商、角、徵、羽，分别与喉、齿、牙、舌、唇的不同发音部位相配。对此，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分法，一种分为喉、舌、牙、齿、唇，所谓自内向外；另一种则分为唇、舌、齿、牙、喉，所谓自外向内。戏曲演员只要准确地掌握了五音发音的部位，再配合“四呼”（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的运用，即能做到吐字准确，这样便称为五音齐全，而不能准确掌握五音的演员，则被称为五音不全。

因此，一般来说，只要是发音器官正常，任何人经过练习都能够做到五音齐全。如果真的是五音不全，那么就应该是先天性的，与唱歌跑调无关。至于我们今天常将唱歌跑调说成是“五音不全”，则是按照字面意思的理解，以讹传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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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音乐可以调节人的情绪

我国的传统中医学说认为，宫、商、角、微、羽这五种民族调式音乐的特性，与五脏五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五脏五行又与情绪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不同调式的音乐来调节人的悲伤、愤怒、绝望、暴躁等不良情绪。比如愤怒在五行中属“木”。在愤怒压抑心头时，应听角调式乐曲以舒肝理气，如《春风得意》《江南好》及克莱德曼的现代钢琴曲等。

因而，在现代生活中，人们为了调剂精神状态，在吃饭、休息时，总是喜欢听听轻松愉快的音乐。这就是古代吃饭时有宴乐，今天的酒吧、餐厅、咖啡厅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104问：“打油诗”是什么诗，是在打油的路上做的诗吗

我们今天通常将那些内容和词句通俗诙谐、不拘于平仄韵律，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旧体诗称作“打油诗”，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些诗作都是在打油的路上所做的吗？

原来在中唐时期，有一位名叫张打油的人，他就爱作这样的诗。他有一首《雪诗》颇为著名：“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笼。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首诗描写的是雪景，由全貌而及特写，由颜色而及神态。通篇写雪，但却不着一“雪”字，而雪的形神跃然纸上。且其遣词用字，十分贴切、生动、传神，用语俚俗，格调诙谐幽默，阅读之人无不拍案叫绝。因此，后人便将此类诗作取其名字定义为“打油诗”。

关于张打油的“打油诗”，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段轶事：有一年冬天，一位大官去祭奠宗祠，刚进大殿，便看见粉刷雪白的照壁上面写了一首诗：“六出九天雪飘飘，恰似玉女下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大官大怒，立即命令左右，查清作诗人，重重治罪。有位师爷上禀道：“大人不用查了，作这类诗的不会是别人，一定是张打油。”大官立即下令把张打油抓来了。

张打油听了这位大官的呵斥，上前一揖，不紧不慢地说道：“大人，我张打油确爱诌几句诗，但本事再不济，也不会写出这类诗来嘛。不信，小的情愿面试。”大人一听，口气不小，决定试张打油一下。

但是正好安禄山兵困南阳郡，于是大人便以此为题，要张打油作诗。张打油也不谦让，随口便吟道：“百万贼兵困南阳，”那位大人一听，连说：“好气魄，起句便不平常！”张打油微微一笑，再吟：“也无援救也无粮，”这位大人摸了摸胡子说：“差强人意，再念。”张打油马上一气呵成了后三句：“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哭娘的哭娘！”这几句，与“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如出一辙。在场的人听罢全都哄堂大笑，连这位大官也被惹笑了，最终饶了张打油。从此之后，张打油便远近闻名，“打油诗”的称谓也就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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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是什么句

“绝句”是从“五言短古，七言短歌”变化而来，起源于两汉，成形于魏晋南北朝，唐人赋予它以声律，使它定型，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绝句。按照诗歌格律，绝句分为律绝和古绝。律绝是律诗兴起以后才有的，古绝远在《玉台新咏》律诗出现以前就有了。按照每句的字数，绝句每首四句，通常有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绝、七绝，也偶有六绝。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绝句风靡于世，创作之繁荣，名篇之灿烂犹如群芳争艳，美不胜收，可谓空前绝后。最为知名的有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维的《相思》、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等等，不胜枚举。

第105问：我国的夫妻之间，为什么称男方为“丈夫”，称女方为“妻子”

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称呼男方为“丈夫”，称女方为“老婆”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两个称呼背后，都还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呢。

其实，我国古代，丈夫一词开始并非专指夫妻中的男方。春秋时期，即使小男孩儿其实也可称为丈夫，只是后来演变成了成年男子。古书上载：男子20而冠，冠而列丈夫，即男人到了20岁就要戴帽子，戴了帽子后就成了丈夫。

而“丈夫”后来之所以成为夫妻中的男方称谓，则源于我国的有些少数民族部落曾经有过的抢婚陋习。女子选择夫婿，主要看这个男子是否够高度，一般以身高一丈为标准。当时的一丈约等于今天的七尺，有了这个身高一丈的夫婿，才可以抵御强人的抢婚。根据这种情况，女子便称呼她所嫁的男人为“丈夫”，因为她们认为，如果自家男人是“丈夫”，则不仅体面，而且还有安全感，于是更乐于接受这种称谓，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与“丈夫”相对的是“妻子”，而“妻”的由来也同这种抢婚习俗有关。古文字的“妻”字像一个人用手（又）抓住女人的头发。这实际上就是古代抢婚习俗的形象描绘。尽管这种陋习在中原被取消，但强抢民女为妻的野蛮现象在旧时代却还是时有发生。因此，既然妻是指抢来的老婆，其社会地位之低下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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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为何又叫“两口子”

夫妻二人被俗称为“两口子”，由来已久。相传，乾隆年间，山东有一个名叫张继贤的才子，与当地恶少石马仓之妻曹素箴一见钟情后，经常来往。不料，石马仓因病突然而亡，石家人便怀疑是曹素箴所害，于是告到官府。官府也不问青红皂白，将张继贤和曹素箴二人一同抓进大牢问成死罪，并押解到京城。

乾隆皇帝本是爱才之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张继贤的供状，见文笔不凡，十分惊讶。便找机会在狱中看望后，起了恻隐之心。于是，乾隆御批张继贤发配到卧虎口，曹素箴发配到黑风口，“二口”均在微山湖地区。尽管这两人被发配了，但是他们依然心系一线，今天他去黑风口探望，明天她来卧虎口问候。人们看到后，深受感动，便称这两人为“两口子”。后来，人们就夫妻称为“两口子”，并一直流传了下来。

第106问：中国人过年时为什么要贴年画

在我国民间，过年时人们除了在门上贴上对联外，有的还要贴上年画。那么为什么有了对联还要贴年画呢？

对联起源很早，大致从秦朝时就已有了雏形，那时候称作桃符，起到辟邪祈福的作用。关于年画的起源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年画从黄帝时代就有了雏形。传说在上古黄帝时期，有名叫神茶、郁垒的两个兄弟，专门监督百鬼，发现有害的鬼就捆绑起来去喂老虎。于是黄帝就在门户上画神茶、郁垒的像用以防鬼，后来百姓争相效仿。因此，这个神话就是后来“门神”画产生的缘由。据东汉蔡邕在《独断》中记载，汉代民间已有门上贴“神荼”、“郁垒”神像，直至宋代演变为木板年画。

另一种说法认为，年画是从唐朝才有的。据《山海经》中所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里常听到鬼哭神嚎之声，以至夜不成眠。这时，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二人自告奋勇，全身披挂地站立宫门两侧，结果宫中果然平安无事。李世民认为让两位大将天天这样站在宫门口，实在太辛苦，心中过意不去，遂命画工将他二人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称为“门神”。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直至今天，民间百姓大门上所贴的门神，仍然是以秦叔宝和尉迟恭为主。

在历史上，民间对年画有着多种称呼：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等。全国各地对年画的称谓也是南辕北辙，北京叫“画片”、“卫画”，苏州叫“画张”，浙江叫“花纸”，福建叫“神符”等。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从此，“年画”的名称就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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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南桃北柳”

（桃花坞年画《一团和气》）

在中国版画史上，除了在民间较有影响力的杨柳青年画外，苏州的桃花坞年画也在民间拥有较为大量的市场。

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其鼎盛时期，每年出产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由于桃花坞年画诞生于苏州，因此该年画具有江南民间艺术风格，是江南水乡的特产，图文并解，具有连环画故事风格。

因此，苏州的桃花坞与天津杨柳青，成为全国木版年画的南北两大中心。在中国版画史上，便将北方杨柳青年画和南方的桃花坞并称为“南桃北柳”。

第107问：在没有五线谱的古代，中国人怎么识记音乐

（每个汉字右下角的小字即为工尺谱）

我们大多数人在刚开始学习音乐时，接触到的都是简谱。如果要深入学习的话，便开始逐渐接触五线谱了。然而，在中国的古代，在既没有简谱也没有五线谱的情况下，却诞生了大量的民族音乐，那么中国古人是怎么识记乐谱的呢？

尽管五线谱是目前世界上通用的记谱方法，但是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记谱方法，叫做“工尺谱”。工尺谱因用工、尺等汉字记写唱名而得名。由于这种记谱方式与许多重要民族乐器的指法和宫调系统联系紧密，因此在民间的歌曲、曲艺、戏曲、器乐中应用很广泛。

工尺谱历史悠久，唐代即已使用燕乐半字谱，发展到明、清时，由于昆曲的发达，学唱昆曲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便开始流行一种通行的工尺谱。这种通行版本的工尺谱与今天传统艺人所使用的相差不大。

今日我们所常见的工尺谱，一般用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等字样作为表示音高的基本符号，可相当于sol、la、si、do、re、mi、fa（或升Fa）、sol、la、si的音，工尺谱的节奏符号称为板眼。一般板代表强拍，眼代表弱拍，共有散板、流水板、一板一眼、一板三眼、加赠板的一板三眼等形式。散板就是自由节奏；流水板是每拍都用板来记写，一般是1/4的节奏。

尽管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使用工尺谱来写歌谱曲了，但是作为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尺谱在研究整理民族音乐遗产、向民间音乐学习方面，它仍有着积极而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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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谱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

五线谱是一种在间隔相等的五条平衡线上，采用谱号、调号、拍号、音符、休止等等符号为主的记谱法，是目前世界上通用的记谱方式。

公元8至11世纪欧洲教会音乐中，采用一种叫“纽姆”的符号，用以表示音的高低。后来加写1至4条横线，将音的高低固定下来。11世纪时，意大利的桂多是五线谱的创造者。到了13至15世纪，普鲁士人弗朗柯发明了用以表示音的时值的符号，代替了原来的“纽姆”符号。以后又经过不断完善，成为至今通行的五线谱。

五线谱传入中国，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编撰的《律吕正义续编》。书中介绍了五线谱及音阶、唱名等。而五线谱在中国逐步流传和广泛使用，则于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以及新学的兴办而有所推广。

第108问：做生意与海关系不大，但改行做生意为什么叫做“下海”

今天我们一提到“下海”，除了出海、到海里游玩的普通意思之外，大多数人都会默认同一个意思，即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然而，经营商业行为本身与海关系并不大，但却为何叫做“下海”了呢？

这还得要从过去在中国影响广泛的梨园界说起。在过去的梨园（戏曲）界，有从小科班出身的职业演员，也有不少戏曲爱好者，他们一般以非职业的身份参与表演，被称为“票友”。票友热爱戏曲艺术，有的研究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专业演员。其中的一些票友颇具天赋，加上自己的努力，最后成为很有建树的戏曲艺术家。在京剧领域，与谭鑫培齐名的著名老生演员孙菊仙，就是半途转业，在三十岁以后才由票友而成为职业京剧演员的著名艺人。此外还有京剧老生名家刘鸿声、言菊朋等，都是半路出家成为职业演员的。

由于传统戏曲历史之悠久、剧种之繁多、剧目之丰富、表演之讲究、人物形象之丰满、传神写意之美妙，可谓深奥无比，只有用大海的广阔才能囊括这诸多的技艺。同时，由于大海往往深不可测，并隐藏着无法预测的危机，而过去的戏曲演员想唱红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要获得社会的认可更是困难。因此，在戏曲界，往往将这些由票友转为职业演员的行为称为“下海”，意为投身于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同时也选择了一条艰难而无法预知前途的道路。一旦选择退出职业演员的行列，则称为“上岸”。

“下海”被用作指称改行做生意的意思，则是在中国刚开放时开始使用的。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一些政府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放弃传统体制内的工作，转而到这一新的自由空间中创业经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类似于玩票性质的戏曲票友转为职业演员，前途同样隐藏着无法预测的危机，而经商也是相当有讲究的一门学问，所以就被叫作“下海”，有时也叫做“下海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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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陵墓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来自环球网的消息称，尽管官方已经认定“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曹魏高陵”即为曹操墓，但是由于至今争议不断，最终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不过由此却引发了不少人的好奇，如果河南安阳的曹操墓是假的，那么真的又在哪里呢？

其实，关于曹操陵墓的位置，早就有所争议，比较典型的有故乡说、漳河说、安阳说和七十二疑冢说等四种。这四种说法都有确凿的证据认为，曹操墓就在本地。

持“故乡说”者认为，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在洛阳病逝，二月初二入葬，葬于故里谯陵，以魏文帝曹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为证。

持“漳河说”者认为，顺治初年漳河干涸，一渔夫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以碑文明记此乃曹操。

持“安阳说”者根据《彰德府志》中的记载，认为魏武帝曹操陵在今河南安阳灵芝村与今河北临漳习文村一带；

由于千百年来，民间关于曹操墓的传说一直是七十二疑冢，因此这对于持“七十二疑冢说”的人来说是重要的证据。但是由于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因此“七十二疑冢说”早已自动告破。

参考文献

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主编：《千古之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李金陵、李祥荪、陶仁煦编：《中国民间掌故精选》。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

上海古藉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冯逢主编：《百姓民俗礼仪大全》。中国盲文出版社，2004年版。

百度百科等。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的日常生活

书号：978-7-5141-2164-3

作者：[美]查尔斯·本　著　姚文静　译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简体中文电子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唐朝简史
隋末农民起义（公元617～618年）

百废待兴（公元618～683年）
篡位、叛乱与腐败（公元684～712年）
黄金年代（公元712～755年）
动荡时期（公元756～504年）
恢复时期（公元805～860年）
唐朝覆灭（公元860～884年）

第二章　社会阶级
贵族

官僚阶层
宦官
宗教人士
工匠和商人
奴隶
外国人

第三章　城市与生活
城市

城区
集市
官府
教堂
妓院
公园

第四章　房屋和庭院
住宅

房间
井
家具
园林

第五章　服饰与卫生
服饰

妆容

卫生

第六章　食物与宴会
食物

食物保存
烹饪
宴会
饮品
饮酒

第七章　休闲娱乐
节日

狂欢活动
伶人及其表演
杂耍艺人
摔跤
幻术
驯兽表演
舞蹈
戏剧
傀儡戏
说书
体育运动
打猎
蹴鞠
马球
斗鸡
游戏
围棋
投壶

第八章　交通运输
陆运与水运

坐骑
车
道路
船只
旅客与出行
住宿

第九章　犯罪与刑法
犯罪

逮捕
囚禁
审判
刑罚
宽仁
复仇

第十章　医学与健康
疾病

神仙
妖魔鬼怪
恶魔
巫术
自然原因
医生与保健
治疗
针刺疗法
灸法
按摩和锻炼
药物
玉石类
植物类
树木与灌木
禽兽和鸟类
虫鱼类
水果和坚果
蔬菜
谷物
急救
手术
巫术

第十一章　生命循环
结婚与离婚

生子和育儿
正式的教育
考试
老年

第十二章　死亡与来世
死亡

葬礼和礼制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种神兽
哀悼
逝者的魂魄
佛教
道教

后记　唐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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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根据我在夏威夷大学教的课程《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编写的，这个课程我已经教过五六遍。这门课的目的是为了让外国学生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和其他领域。这本书既包括了物质方面（从厕所到坟墓），也包括了封建时期的社会风俗（从节日到葬礼）。在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课程中，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有时会被忽略。这门课程包含了中国3000年的历史。由于精力有限，我不得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将这约300年的历史当作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唐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历史值得人们学习与借鉴。李白和杜甫这两位诗人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公元18世纪时编写的《唐诗三百首》是儿童学习写诗的启蒙读本。该时期的吴道子虽然流传于世的画作并不多，却被后世推崇为最伟大的画家。唐朝时的音乐、歌曲和舞蹈也有较大的发展。公元637年颁布的法典《贞观律》一直被后世沿用，直到明朝（公元1644～1911年）才进行了修改。日本、韩国半岛和越南的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也是以这本法典为基础的。唐朝时期出现了两种新的记录历史的方法，成为后世记录历史的标准方法。唐朝还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发官方医学书籍的朝代，而且该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有插图的医学书籍。对现代文明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印刷术和火药也于唐朝时发明。唐朝时期，佛教盛行，教徒众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对统治阶级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佛教的一个分支——密宗佛教在唐朝时也非常盛行，并且达到了顶峰。最后，茶在唐朝成为了中国人最重要的饮品。

唐朝的历史大部分是关于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宗教人士的（主要是指佛教与道教信徒）。在编年史、人物传记、文书和小说等资料中，有大量记录这些精英阶层的日常生活的文字。史学家、作家和统治阶层并不重视对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奴隶的历史记录，这些底层的人民也没有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关于他们的记录只是在诗歌、散文、小说、法律条款、法令和官方文书中偶尔出现，而且是以整体出现的，并没有就个人进行记录。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底层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不为人所知的。关于贵族妇女的历史记录要多一些，她们主要包括达官贵族的母亲、妻妾和女儿。朝廷中的史官和其他作者撰写了关于她们的传记和讣告。但是她们只是女性中的小部分人，唐朝的历史可谓男人的历史。

西方读者可能会发现这本书中的内容有些陌生，甚至是奇怪的。这种感觉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在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的发展没有太大的交集，其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过去和现在都有较大的差异。还有一部分陌生感是由时间造成的。从唐朝灭亡到现在已经11个世纪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代的中国人也会感觉到唐朝的许多方面不同寻常。

这本书大部分的内容是我翻译或者释义的，有的是专为此书而翻译释义，有的则是为了我的其他作品。因为许多历史资料来源于珍贵史书的记载，只有精通文言文的汉学家才有机会接触，我便无法在文中标明出处。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西方书籍，以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中国的黄金时代》这本书大部分是根据唐朝的史料，或者史学家的研究而作。只有第六章《食物与宴会》是根据唐朝建立前90年的一本书写成的。这本书中包括一些食谱，是唐朝灭亡以后所有其他书中都没有记载的。这本书流传下来的原因在于它的普及性和实用性，是其他食谱书所不能及的。因此我将这些食谱翻译放进了第六章。

本书的插图都是我自己完成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自己绘制的，有的也出现在我的其他作品中。但是地图和服饰的插图属于例外，它们是根据公元1600～1650年的书籍中的木雕插图为基础绘制的，当时正是木雕盛行的时期。第二种情况是以公元961～1905年间的书籍中的图片为基础绘制的。虽然总体上和原画一致，但是大部分是经过我的修改完成。中国史料中的图画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有些模糊。为了增加原图的清晰度，我将画中不相关的背景去掉，又将断掉的线条连接上。但是在这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有部分的插画被删去了。在另外一幅画中，我加入了一些内容，那就是《割肉救亲》那幅画。这本来是明朝时关于放血的图画，但是在伤口上并没有滴血，于是我将其加在了图画中。

关于古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书，还有两本书籍值得阅读，分别是米歇尔·洛伊的《中国早期帝国的日常生活》（纽约，1970）和雅克·格尔里特的《1250～1276蒙古侵略前期中国的日常生活》。

最后，我要感谢艾米丽·伯奇、大卫·帕尔默和其他格林伍德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是他们帮助我编辑了这本书，并且使其出版。书中如果出现错误，那么是我的责任，和他们无关。

第一章　唐朝简史

隋末农民起义（公元617～618年）

隋朝（公元581～618年）在盛世唐朝之前，这一朝代结束了中国长达400年的分裂状态。但是公元612～614年间，隋炀帝（隋朝第二个统治者）三次攻打高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源。这些战争引发了中国北方人民的不满情绪，并最终引发农民起义。朝廷官兵节节败退，隋朝被迫南迁至扬州。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炀帝撤离北部的都城洛阳后，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之后的高祖皇帝）趁势起兵晋阳，向西南方向进发，占领了西部都城。

百废待兴（公元618～683年）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夺位称帝，定国号为唐，将西部都城的名称改为长安。唐朝建立后，李渊派李世民征讨四方，剿灭各方群雄，于公元624年击败最后一股主要势力。但高祖尚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东突厥又开始屡犯边境，制造麻烦。直到6年之后，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军队才打败了东突厥，给人民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宁。

反隋的战争使得人口锐减。在隋朝的最后几年里，起义军吸纳许多壮丁入伍，使其无法耕种或从事其他职业。当时兵役极其残酷，许多人不得不自残肢体，以免被抓进军队中。他们称手和脚为“福手”或“福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唐朝。在642年，唐太宗颁布了一项法令，加强了对自残现象的惩罚，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突厥的进犯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公元629年的一部文献显示，隋末唐初，有超过50万的人民投降、逃亡或被东突厥人绑架。公元613年，东突厥被打败，皇帝派遣使团带着黄金丝绸赎回那些被奴役的汉人，最终赎回了8万人。

唐高祖在登基后不久，便开始在隋朝的基础上打理内政。朝廷中最重要的机构是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责任是审议国家的政务、撰写与呈递奏折，并且向皇上进谏。其中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六大部门要执行皇上的决策。在官员中权力最大的是三省长官，他们在政事堂议事，负责辅佐皇帝总领天下大政。理论上大臣们每天要面见皇上，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监察部门御史台，监察官员们的行为，以防止其贪赃枉法。另外设立了专门给皇上进谏的谏官。实际上，按照惯例，每个官员都有权指出皇上的错误，但这样做有杀头的危险。由于高祖的军队不断扩大领土，其对地方政府也进行了重组，实行了州县制，州以下设县。此外，高祖还确立了科举选士的制度，在都城、州县建立学馆，为朝廷提供可用之才。

为了保卫领土，唐朝在边关驻扎了军队。边境的军队中有许多于公元630年归顺朝廷的东突厥骑兵。朝廷还任命了一批将领，掌管大片区域的军事事务，并沿用旧的军事体系府兵制。到公元636年，府兵制已相当完善。府兵共有633个部队。超过1/3的军队驻扎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其余驻扎在洛阳周围，以及东北部。士兵的服役期从21岁到60岁，从有名望的大家族中优先选择。他们在农闲时（秋冬季节）参加正式的军事训练，在冬末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些士兵不用交税，也不用服劳役。所有府兵短期轮流保卫皇帝和太子，成为皇帝的12卫，或者太子的东宫六率。军队就用这种方式守卫都城。朝廷给他们提供骡子或马、饮食、盔甲、兵器和帐篷。

公元7世纪早期，唐朝最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国库亏空。在该朝代建立初期，粮仓和国库几乎是空的，于是推行租庸调制，使税收稳定地流向国库。朝廷将皇帝的土地平均地分给农民（理论上）。唐朝的男性一般从17岁工作到59岁，处于这个年龄段的男性都可以分到100亩的土地。作为得到土地的条件，农民每年缴纳两种税：家庭中的每个男性（女性免税）要将收获的谷物的2％～3％上缴，他们的妻子要上缴绢两丈（约6.6米），或者麻三斤。男性还要为皇帝服20天的徭役，为当地政府服2个月的特别劳役。每隔3年，地方官员要重新丈量、分配土地，收回年满60周岁的男性手中80％的土地，并相应地把这些土地分给年满17周岁的男性。

隋朝末年伪造的货币泛滥，为改变这一现象，皇帝建立了可行的货币体系。公元621年，皇帝下令铸造重量统一、形状和金属含量相同的铜币。对于私造货币的人处以死刑。到公元755年，朝廷在全国各地有11个铸币厂，99个火炉铸造钱币。铜币，也称开元通宝钱，是圆形的小硬币，中间有方孔。这种方孔便于人们用绳子把铜钱穿起来。1000个铜币串在一起，称为一贯。毫无疑问，大量的现钱很沉重，不方便运输。因此唐朝人在做大宗交易时使用金银和丝绸。

图一唐朝铜币

在公元7世纪，唐朝的疆域达到极盛。公元661年，唐朝军队在中亚控制的区域到达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北部，与波斯（今伊朗）接壤。公元668年联合新罗（朝鲜半岛国家之一），征服了高句丽（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这一壮举是隋炀帝和唐太宗未能完成的。但唐朝无法完全控制所有领土，吐蕃帝国（今西藏地区）开始强大，不断蚕食西部的领土。

唐朝的宏伟篇章以悲伤的结局拉上了帷幕。公元682年，由于洪水、干旱、蝗灾和瘟疫，在两个都城（洛阳和长安）发生了饥荒。道路两边都是尸体，居民不食人肉便无法存活。食物奇缺，导致粮食价格空前上涨。

篡位、叛乱与腐败（公元684～712年）

公元683年12月27日，唐朝的第三任皇帝唐高宗驾崩。之后的历史是中国编年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因为女皇武则天称帝。她的丈夫高宗患有慢性病（也许是中风），常年晕眩、瘫痪、目不能视，而且性格软弱。趁此机会，武则天于公元660年掌握了实权，虽然名义上还是皇后，但她已经成为了实质上的皇帝。高宗驾崩后，武皇后废长子中宗，并将其流放。随后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在接下来的6年里，她垂帘听政。这是中国古代女性摄政的传统方式。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唐”为“周”（公元690～705年），建立了自己的朝代。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武则天是一个儒商的女儿，极具聪明才智，天生具有政治才能，具有识人用人的超凡本领。但她也相当残忍。公元684年扬州发生叛乱之后，她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恐怖统治。她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搜寻敌对者，或者假想敌。公元690年，在洛阳建立了一个特殊的调查机构，她的手下对可能的反对派实施了惨不忍睹的酷刑。在这种迫害达到顶峰时，上千人被流放或处死。一开始这种迫害只是针对李氏家族，后来逐渐扩大到任何一个有反对武皇嫌疑的人身上，无论是大臣还是奴婢都可能遭到迫害。许多迫害都是不公平的。很多无辜的人被冤枉，有时仅仅是因为武则天手下人突发奇想，便被处死。还有些人被武则天的爪牙用刑，导致终身残疾。一位皇子被囚禁在宫中长达10年，每年都要挨几顿打。后来他甚至可以预测天气了。每逢下雨前，他的伤口就感到胀痛；天气转晴时，就不痛了。

公元693年，宫廷里的动荡终于结束了。武则天享受了两年相对平静的生活。然而公元696年，边境战事又起。首先在春季，吐蕃从西边入侵，朝廷官兵被迫退到离长安约300多公里的地方。其次在夏季，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契丹起兵反抗残暴而又傲慢的朝廷，消灭了一整支朝廷军队。被杀的士兵的尸体填满了京城附近的一个山谷。敌军深入朝廷的腹地。朝廷军伤亡惨重，武则天下令只要愿意参战，囚犯和私人的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她许诺只要是加入她的部队的新兵，都可以获得奖赏。此时战事告急，突厥可汗在秋季已经占领了西北的好几个州。公元697年，武则天用灵活的政治手段和贿赂等方式拖住了突厥和吐蕃的部队，并派遣20万大军攻打契丹。契丹整合之后加入了突厥部队。公元698年秋季，突厥使用与契丹相似的路径入侵。武则天派遣45万大军抵抗敌军，但仍然败北。武则天号召新兵，但只有寥寥1000人响应。情急之下，她召回流放在外的长子，立其为太子，并任命为一支部队的大元帅。立刻有5万人加入部队。武则天得以召集足够人马将突厥兵驱逐回大草原。

武则天登基后推行了多项革新，以显示新朝代的独一无二。但大部分改革只是表面文章，并且不能持久运行。总体而言，周朝和唐朝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仍保持一致，没有太大改观，人民生活和她篡位前一样。也许她最大的贡献在于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其中几个官员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为朝廷效劳。

公元705年，唐朝的旧部发动政变，推翻了武则天，拥立中宗李显复位。在中宗即位后的8年里，宫廷中的女性效仿武后，夺取政治权力，造成贿赂成风。中宗宠爱韦皇后，因为在他被流放的日子里，韦皇后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在他想要轻生的时候，挽救了他的生命。可是韦后利用中宗的善意和软弱，大肆为其女儿扩大权力，为她争取和儿子一样的特权。迫于韦后的坚持，中宗在公元706年给他的皇姐皇妹和公主安排部下，掌管政事。在从前，只有皇子才有此等权力。

在韦后的支持下，公主们野心勃勃。公元706年，中宗最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要求取代皇子，成为皇太女。尽管中宗意志薄弱，但是依然拒绝了这一要求。皇后及其党羽安乐公主和其他女性，绕过官吏任用制度卖官鬻爵。这些任命是有价格的，每个官位值300贯（30万枚铜币）。她们共卖了1400个官位，从中牟取暴利。想要当僧侣或道士，可以花30贯（3万铜币）从她们那里购买度牒。公元714年，朝廷发现宫中女性已经非法任命了1.4万名僧侣和道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直接从国库中盗取金银珠宝、价值连城的字画。公主还派仆人去民间绑架儿童，到宫中伺候她们的生活起居。

韦皇后在卖官鬻爵的同时，紧锣密鼓地计划着如何篡位，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公元710年，韦后往丈夫的点心里投毒，害死了中宗皇帝。中宗驾崩后，韦皇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唐朝部下不愿看见篡位之事重演，在新皇帝即位18天后发动政变。韦后和安乐公主被诛杀。3年后，另一位女性太平公主（武后的女儿）权力如日中天，但也被唐朝部下击败，并被赐死。

黄金年代（公元712～755年）

唐玄宗，又称唐玄宗，其在位长达44年，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在推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政变中，唐玄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掌权后发现国家资源紧缺，部分原因是前10年的腐败。公元714年，他下令宫中一切从简。禁止皇后、嫔妃和女眷穿戴锦缎、刺绣、珠宝和玉饰。为了向人们展示他的决心，他将自己宝库中的珠宝玉器、贵重衣服在宫殿前焚烧了。唐玄宗还反对佛教大肆修建庙宇。他禁止有钱有势的家庭通过修造庙宇来避税。他还驱散了3万名假冒的僧侣，让其还俗上税。

为了进一步增加税收，唐玄宗派遣官员去登记逃荒的家庭。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为了躲避北方的契丹和突厥的入侵、兵役、饥荒等灾难，这些家庭逃到了南方开垦荒地谋生。在那里，他们没有登记也就不用上税。朝廷制定政策，自愿登记的人只需交1.5贯（1500枚铜币），就可以在6年内免税免劳役。公元724年，朝廷共登记了80万户家庭，收入100万贯（10亿枚铜币）。税收不足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地解决。

唐玄宗为广大子民造福，其统治使唐朝进入最繁华的时期。他下令建立粮仓，稳定粮食价格。地方官员在粮价很低时买进，储存在粮仓内，在粮价上涨时低价卖出。这一举措稳定了粮价，防止了饥荒的发生。公元719年，在都城以外的北方、南方和西方领域都修建了粮仓。通过重新丈量土地增加了农业产量，运河系统优化降低了粮食和其他产品的运输成本。而且朝廷有效执法，使盗贼数量减少，交通安全带来了贸易的繁荣。

唐玄宗的统治是仁慈而人性化的，公元730年唐朝死刑犯的人数（皇帝必须同意）仅24个。公元736年仅58人被处死。公元747年，唐玄宗废除了死刑。公元716年，皇帝听说东南有毒蛇咬人致死，于是下令让地方官员将人行道两边10步以内的植物砍掉，以防毒蛇咬人。公元722年，玄宗下令将拥有的土地分给穷人。公元744年，他将缴税和服劳役的年龄从19岁上调至22岁。两年后，皇帝下令整个帝国范围内，每个村庄最穷的10户人家不用上税。后来他将数字调至30户。大约5％的人口不用上税。玄宗在位期间还扩大学堂的规模，在各省改善医疗状况。

唐玄宗是杰出的音乐家、诗人和书法家，他鼓励艺术的发展。他和其他皇室成员资助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艺术家。在他的统治时期，艺术领域获得了最辉煌的成就。皇帝喜爱音乐家、歌者和舞者。他本人擅长演奏一种中亚大鼓——羯鼓。他时常亲自指挥表演者，指出他们的错误。皇帝还融合了汉人和其他民族的音乐。他最著名的莫过于建立了梨园来培养乐器演奏者和演唱者。他从一个更大的机构（坐部伎）里挑选了300名乐工，来教梨园弟子如何伴奏和演唱。皇帝让戏班子创作新的唱段。这是他专属的戏班子，只能在宫殿里给他表演。

开元年间，唐朝和邻国基本相安无事。北方的游牧民族偶尔袭击边境，实施抢劫。他们掠夺粮食、绑架人口当奴隶、驱散牲畜。这些进攻令人恼火，但并没有威胁到整个帝国的安全。真正的威胁来自吐蕃。他们觊觎的是唐朝的领土。但他们想要的不是唐朝本土，而是西北部的藩国。在与邻国的战争中，唐朝军队胜多败少。

边境和平的部分原因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居住分散，而主要原因是唐朝在这个时期没有领土扩张的意愿，与邻国发生冲突时倾向于采用政治手段解决，而不是诉诸战争。军事制度的改革也对边境和平产生巨大的作用。开元时期沿用了7世纪中期的府兵制，在边境上建立了大规模的常驻军队，由民兵部队和胡人骑兵组成。8世纪初期，朝廷开始任命将军长期指挥军队，这样可以在敌人进攻时迅速行动。这些将领有很高的自主权，尤其在指挥军队和使用朝廷银两购买粮草武器方面。公元737年，皇帝废除了府兵制。府兵制的弊端在于征召的士兵只服役3年，在此期间参见演练和战斗。服役期满，新兵就会代替他们。训练的过程又要重新开始。将士兵运往边境地区耗资巨大，指挥新兵的效率也不高。于是募兵制应运而生——军队由长期服役的士兵组成，他们军事经验丰富，在戍边部队生活多年，容易习惯当地的生活。戍边军队变成了一支专业的军队。到公元742年，军队官兵数量接近50万人。

唐玄宗在加强边境的军事实力的同时，放松了对都城守卫和军队的建设。8世纪中期，都城的守卫和军队训练松散、人手不足、将领缺乏经验。一些富商和居民将自己的名字登记进军队花名册后，雇人冒充顶替自己，以此逃避税收。唐玄宗在位十年以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不问国事。公元736年，唐玄宗轻信两位奸臣，最终造成宦官专政。与此同时他还倾心于自己的一个儿媳，即杨玉环。为了掩人耳目，将杨玉环封为贵妃的过程有点曲折。公元745年，在唐玄宗的授意下，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出家当女道士。几个月以后，皇帝免去了她道姑的身份，封她为贵妃，这是嫔妃中最高的地位。据史书记载，杨玉环是隋朝王室的后裔。她身材圆润、美丽动人，擅长音乐和舞蹈，正好唐玄宗也喜爱音乐和舞蹈。她与皇帝整日享乐。杨贵妃利用自己的得宠地位，为亲戚谋得朝廷大臣的职位，她的人生和悲剧性的结局，以及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后世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中不断演绎。

动荡时期（公元756～504年）

安禄山的叛变使唐玄宗统治下的太平盛世走向了衰落。安禄山的父亲可能是粟特人（一个远离中国西北部的印欧民族国家），母亲是突厥人。安禄山掌管了东北部三个军事重镇，管辖今满洲里地区的突厥和其他游牧部落。唐玄宗宠信安禄山，赐他以高官和爵位（通常是皇室享有的特权），在长安给安禄山建造了一座新宅，甚至给予他铸币的权利。公元755年，安禄山得知杨相国——杨贵妃的堂哥，在长安计谋要夺他的权，由此担心会失宠于皇帝。于是，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变。他带领15万兵力南下，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反抗。长安附近的守卫疏于训练，没有战斗经验。皇家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边境地区，临时召回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长安。24天后叛军渡过黄河，控制了大运河，切断了南方向朝廷的物资输送。又过了10天，叛军打败了朝廷匆匆召集的新兵，占领了洛阳。都城落入叛军之手以后，安禄山登基，建立了新的王朝。

公元756年的夏季，唐玄宗在军事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使得长安也落入叛军之手。他命令皇家军队撤离黄河边上的防守要塞潼关，去攻打叛军。结果于7月9日落入叛军的埋伏，从而惨败。长安失守了。7月14日，玄宗带着太子、杨贵妃、杨相国和一小队侍卫在黄昏时分逃出宫殿。到达长安以西的一个驿站马嵬驿时侍卫谋反。他们杀了杨相国，并要求赐死杨贵妃。皇上别无他法，只好命令自己最信任的宦官高力士用马鞭勒死他一生的最爱——杨贵妃。皇帝一行人艰难跋涉，逃到了成都，同时也失去了皇位。太子去了西北的一个城市。此时，安禄山重病缠身，他的脸部得了皮下脓肿，疼痛难忍，逐渐失明。由此他变得残暴易怒。这些情绪使他的下人无法忍受。公元757年早期，一个宦官半夜潜入安禄山的帐篷，用剑刺中其腹部。安禄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但是叛乱并没有停止，最初由安禄山之子统领，后来换成他生前的大将。

公元757年唐朝收复都城。公元763年早期平定安禄山的追随者。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了，但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首先体现在军事防御的崩溃上。公元756年，朝廷从南方调集部队攻打安禄山的叛军。当地的原住民首领利用这个机会，派遣20万人的军队进攻广东以东的区域。他们焚烧汉人定居点，控制这个区域达5年之久。两年后，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海盗包围了广东，官员不得不逃亡。这伙强盗将粮仓和库房洗劫一空、烧毁房屋之后，乘船离去。公元763年，吐蕃也利用唐朝军事上的弱点，从西部进军，占领了长安。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吐蕃军队占领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朝廷中的皇帝和官员再次逃亡。公元764～768年之间，吐蕃再次攻打都城。朝廷不得不四次宣布实行戒严。他们在长安以西约125公里的地方清水（今甘肃清水西北）划定边界。在之后的20年间，他们反复地越过边界来实施抢劫。不仅如此，吐蕃又乘机攻陷盐州（今陕西定边）、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失去这些领土对于朝廷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那里有广袤的草原。失去肥美的草原，唐朝的骑兵就缺少马匹。朝廷不得不从回纥人那里买马，而回纥人也趁机高价卖给唐朝人次等的马。公元840～849年，唐朝收复失地，与吐蕃时战时和，一直持续到公元851年。

皇帝为了收复都城，笼络西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游牧民族替朝廷打仗。这些民族中，回纥是骑兵中水平最高的，也是唐朝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公元757年，皇家远征军的将军为了奖励回纥帮助朝廷收复洛阳，允许他们肆意掠夺皇室宝库以及集市，杀戮手无寸铁的居民，时限为3日。朝廷军队中一部分人认为洛阳是叛军的领土，于是也加入了掠夺杀戮的行列。暴力行为持续了3个月。公元759年，洛阳再次落入叛军的手中。皇帝求助于回纥人。公元762年，突厥和皇家军队再次占领掠夺了这座城市。洛阳的民众害怕在战争中受到伤害，躲避到两个佛教寺院的庙宇里，可是回纥人竟纵火焚烧寺庙，成千上万人丧生。寺庙的火数周之后才熄灭。回纥因为恢复唐王朝有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拥有某种优越的地位。他们肆意妄为、目中无人。公元772年，300名回纥使者擅自离开外使居住的客栈，在长安的城区和集市上绑架儿童。官兵赶来阻止，却遭到他们的袭击。皇帝派太监去安抚这些使者，他们才停止这一破坏行为。7个月以后，这些回纥使者又未经许可离开客栈，追赶一个县令，还夺走了他的马。县令不敢和他们争斗，骑着另一匹马离去了。皇帝容忍了他们的野蛮行为，毕竟唐朝还要靠他们抵御叛军。朝廷把公主嫁给可汗，通过这种和亲的方式保持友好关系。

公元8世纪晚期，朝廷所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不是与吐蕃的战争，也不是与回纥令人恼火的关系，而是要采取策略，在唐朝国土内部建立以军事为主的建制。这样才能够对抗公元8世纪上半叶唐玄宗在边境上驻扎的兵力。皇帝任命将领在唐朝本土大范围地建立军队。这就需要建立新的行政区域，“道”这个行政单位应运而生。一个道可以包含2～12个以及更多的州。到公元763年建立了34个道，到8世纪末期达到了50个。这一策略也使得唐朝帝国大规模地军事化。公元763年，新增的专业化的步兵达到了75万人，他们人人都拥有武器装备。步兵的将领还掌管当地的民兵。民兵的花费较低，因为他们只是临时服役。民兵可以坚定地保卫自己的家园，但是他们缺乏在自己家乡之外的地方战斗的经验。

公元763年，75％的省的统领是军人，到了公元804年这个数字为50％。这些将领分为两种：一种是忠诚于朝廷的，另一种是不忠诚于朝廷的（大部分是安禄山的叛军将领）。对于不忠诚于朝廷的将领，皇帝下令只要愿意归顺，就承认他们在其占领的土地上的军事将领地位。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安禄山叛变一事牵扯的人过多。朝廷除了在西北边界驻扎的将士以外，没有自己掌握的、可靠的军事力量。而西北边界的将士正在抵御吐蕃的进攻，无法召回，因此主要依靠的是忠诚于朝廷的那些将领。然而这些将领的兵力不是朝廷可以直接调动的，许多将领也借口需要银两维持军队，不按时给朝廷上税。至于曾经的叛军首领，他们已经占据了东北部和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在割据的土地上自行统治，或者半自治。公元763～819年间，东部和北部有30多个州自己任命官员，也不给朝廷进贡或者上税。朝廷无法统治这25％～30％的人口，也就无法从这些人身上得到税收。有四个区域是朝廷掌控的：西北边界、长安周围、南方（包括淮河和长江流域）和大运河两岸。南方是忠于唐朝的，只在公元762年和公元763年爆发过两次叛变。南方还是那个时期朝廷主要的经济来源。正因为如此，朝廷想尽办法保全大运河的畅通。

所有的将领都通过军事力量控制一定的区域，然后获取政治权力。在他们自行统治的区域，军事将领大都坚持世袭制，将自己的权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有的是手下的旧部打仗来决定谁来担当将领。对于这两种情况，朝廷都无力干涉，通常只能承认新的将领。这些地方将领公开抵抗朝廷命令，在割据的土地上任命自己的下属为官员，并且违法征税。地方官员的行政能力下降了。中央集权被打破。朝廷对这种藩镇割据的现象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兵力来牵制这些将领，皇帝只能采取放任的态度。

除了军事方面以外，唐朝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财政收入。安禄山占领大运河以后，切断了粮食、布料和资金从南方运往长安的通道。长安被其占领以后，粮仓里的谷物和国库里的金银珠宝被抢劫一空。朝廷亟需资金来平定叛乱。皇帝想到一个办法，通过鬻卖度牒（相当于佛教和道教徒的从业许可证），以此募集资金。公元755年年末到756年年初，一位官员在北方的一座城市仅靠这一项就赚了10亿铜币。收复都城后，皇帝把鬻卖度牒这一行为推广到全部领土范围内，还允许官员出售政府职位、官衔和皇室封号，通过科举得到的头衔可以花10万铜钱买到。买方大部分是商人，因为只有商人可以买得起。而且商人买到这些头衔以后可以不用上税，因此购买的积极性很高。朝廷还请求商人把他们1/5的财产捐给朝廷打仗。

“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战乱期间，许多审查记录和缴税名单都被毁坏。即使还保存完好，信息也不准确了。因为农民或死伤，或逃离战区。公元766年开始，朝廷不再努力恢复旧的体系，并于公元780年废除了租庸调制。朝廷征收各种杂税充盈国库，但效果甚微。朝廷只好减少官员和皇室成员的俸禄。公元780年，唐德宗废除了所有的税，推行一种简便合理的制度：两税法。地方官员每年秋夏两季收税。此时农民刚收获庄稼，是缴税的最佳时机。律法规定，所有劳动人口都要上税。这就包含了农民以外的人口。两税法有两个范畴，第一是人头税，根据一户人家的人口和财产计算，税收通过钱来衡量，但因为铜币数量紧缺，收时通常以谷物和衣服的形式收取。第二种是土地税，针对的是耕种的土地。在同一年，皇帝派特使去确定各州县需要上税的定额，确立以后就生效。这个固定的税额平均分给不受长安支配的地区。朝廷不管地方官以何种方式收税、收多少（每个地方官收的税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固定地给朝廷上缴一定数量的税。在开始的几年（公元781～783年），新的税收方式创造的收入超过其他来源。后来的税收没有这么多，但是两税法沿用了7个世纪。

公元8世纪晚期，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盐。公元780年，盐的销售收入占国家收入的一半。朝廷的特使管理这个系统。他们控制西南地区的井盐，以及临海地区的海盐和其他分散的盐池产量。官员既雇用有制盐经验的行内人士，也雇用新手。这些制盐工人都不用服劳役，但他们必须把盐卖给朝廷，然后朝廷再以高出市场价10倍的价格卖给商人。商人把货运往市场时，还要向地方官员上缴通行税。可想而知，盐的价格很高。但盐是保存食物必不可少的物质，每个人都必须买。对盐的垄断进行得很顺利，朝廷从中赚了一大笔钱。

“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半个世纪令朝野上下痛苦不堪。叛乱给北方带了无尽的灾难。叛军不但毁坏藏书阁、偷窃艺术品，而且还绑架歌者、舞者、音乐家和杂耍艺人等表演者。公元756～786年间，长安和洛阳多次被洗劫，变成最危险的地方。在那30年间，无论是朝廷军还是叛军，暴乱和暗杀都时有发生。战争导致北方土地荒芜，大量农民迁往南方，那里既和平又富足。

公元781～786年，唐德宗不遗余力地镇压叛军和藩镇首领，尤其是北方的首领，结果以失败告终。一开始，朝廷在战场上处于优势，但公元782年遭到惨败。次年，朝廷派军队去边关打仗，但到达长安时叛变了，原因是粮饷不足。军队占领都城，迫使皇帝带着几个大臣逃往西部。军队首领登基建立新的王朝。公元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叛军控制了大运河，切断了从南方运往长安的税收和物资。朝廷为了筹集粮饷，向长安居民征收财产税和买卖税，并向商人借钱。公元785年，战争平息。皇帝与藩镇妥协，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藩镇割据的状态没有得到改变。这次战争使皇帝颜面尽失，其在位的后20年里没有再采取行动加强中央集权。

恢复时期（公元805～860年）

公元805年，唐宪宗登基。唐宪宗是一位胆识过人的君主。他即位以后，下定决心要削弱藩镇的势力，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他有两个优势来实现目标：首先，财政的改革使国库中银两充足，至少足够他即位以后第一年使用。这样宪宗能够支付军费，采取军事行动。其次，皇帝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神策军。这支部队建于公元753年，前身是西北边境的驻扎军。公元760～761年，朝廷派遣这支部队到洛阳以西的营地驻扎，以此来守护通往长安的要道。公元765年，皇帝把军队转移到都城的皇家园林里。公元783年，皇帝任命宦官掌管军队。这支部队效忠于朝廷，直到最后王朝覆灭。公元798年，官兵达到24万人。在唐宪宗统治时期，军队多次参加远途战斗，镇压藩镇。同时神策军还负责守护都城，以防叛军的包围。

唐宪宗在公元806～819年间发动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针对的是对中央跋扈不驯、不服朝廷管理的省。最终除了两个省以外，朝廷在其余的省中建立了权威。朝廷收回了任命军事将领和地方官员的权力，藩镇内部的世袭制结束了。宪宗还收复了东部和东北部的30多个郡（公元763年失去）。唐宪宗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保持，在他驾崩后，帝国享受了长达40年的太平。在这40年里，只有一次规模较大的叛乱。

唐宪宗之后的几位皇帝能力不如他。前两位沉迷于狩猎、马球和其他娱乐活动。第三位唐文宗比较节俭，也更严肃。他喜欢阅读和研究。但这三位皇帝都没有解决宦官专权的问题，也没有在朝中大臣那里建立威信。宦官的权力超过皇帝，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

公元840年，唐武宗登基。他未能彻底解决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的问题，但他比前面几位皇帝更加强势。武宗重视道教，决心摧毁外来宗教。公元842年，他开始压迫佛教和其他宗教，如摩尼教、袄教和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宗教迫害在公元845年达到顶峰。朝廷关闭了4600所寺庙，4万个小教堂和圣坛。50岁以下的和尚，以及50岁以上没有度牒的和尚被迫还俗，共有25万个宗教人士被还俗。在这种对佛教严厉的封杀下，民间流传一种谣言，说皇帝下令杀掉了都城里所有的和尚和尼姑，用他们的头颅填满一个大坑，然后铺成了地面。皇帝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仅留下49个寺庙、800个和尚。在限制佛教的过程中，寺庙或拆或毁，有的被转做其他用途。寺庙中精美的壁画、绘画和雕塑被毁坏，其中很多是唐朝最著名的艺术家的杰作。

限制佛教不是为了建立宗教的单一性，而是为了节约开支。朝廷缺少收入，而没有抵御能力的佛教寺庙是最容易下手的。皇帝夺走了他们的奴隶、现金、丝绸和粮食，给官员充当俸禄；把金属的雕塑和钟都熔化以后，铜的造成铜币，金和银的造成铸锭，收入国库，铁的造成农具。皇帝还下令持有金属佛像雕塑的人务必上缴给朝廷销毁。和尚和尼姑还俗以后，也可以上税了。武宗的灭佛行为效果不佳，失去温饱的僧侣变成土匪，到村庄中抢劫衣物粮食等。

公元846年，唐武宗驾崩，唐宣宗即位。他一改唐武宗的封杀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宣宗资助寺庙，还规定所有人——无论是平民，还是都城的达官贵人，只要有钱都可以维修或兴建寺庙。但是佛教不太可能从压制中彻底恢复。寺庙经过200年的发展达到的僧侣、土地和财产的数目，不会在短短20年间恢复。唐王朝最后40年里发生的动荡进一步使佛教遭受了严重地打击。

唐朝覆灭（公元860～884年）

公元859～860年，长江的东南部爆发大规模起义。这意味着唐朝遇到了极为严重的问题。虽然起义军很快被朝廷镇压，但这体现了南方人民对朝廷的不满情绪。有一半的起义军，数量超过3万人，是忍受不了沉重的赋税，被迫放弃土地的农民。他们只得变成土匪来维持生计。南方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安史之乱”以后也一直效忠于朝廷，可现在唐朝失去了这一重要的支持。此时唐朝西南部的国家南诏起兵攻打安南（越南北部，当时属于唐朝领土），起因是节度使逼迫南诏人民低价出售牲畜，还杀了他们的一个首领。公元866年，唐朝军队收回了这个区域，可是南诏继续攻打唐朝边境直至公元875年。这场战争还引发了一场叛乱。公元868年，皇帝派遣北方军队到南部打仗，可是超过了皇帝允诺的让将士们回朝的时间，也没有能够返回家乡。这支军队回到东北地区，吸收了大批农民、土匪和散兵。他们占领长江黄河中间靠海的区域，抢劫地主和富商的财产。朝廷在突厥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帮助下很快镇压了叛军，但又一处税收丰厚、忠于朝廷的地方遭到毁坏，变得对朝廷不满了。

黄巢起义是这场叛乱的后续，最终让唐朝统治名存实亡。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公元878年，黄巢领导了一支叛军。面对强大的朝廷军队，他决定南下，一路烧杀掠夺。公元879年，起义军占领了广东，那时已发展成一座大型的海外贸易城市。黄巢带领的起义军杀戮了当地20万居民。但是军队在当地水土不服，40％的人死于疟疾。于是他们北上，沿途不断吸收皇家军队中的叛军和土匪。这次起义又破坏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公元880年晚期，洛阳没有抵抗就落入了黄巢起义军之手。公元881年1月5日，长安也投降。唐僖宗和朝廷官员逃往成都。黄巢昭告天下建立新的王朝。

第二章　社会阶级

贵族

唐朝是一个等级森严、有多个阶级的社会。国家根据个人的社会地位管理一切，包括资源的分配、科举制度的运行、官员的选拔、收税和免税、法律的解读、刑罚等等。禁奢令还规定生活中衣服、交通工具、房屋等方面的质量、数量、大小和装饰。现代社会推崇的平等观念在唐朝是不存在的。

处于社会顶层的自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家族成员包括皇帝的近亲和远亲，如祖父母、母亲、妻子、儿女、孙子孙女、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姑姑婶婶、侄子侄女和堂兄妹。皇帝赐予男性家族成员九个等级的爵位，分别是亲王、嗣王（承袭亲王的为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封皇姑、姊妹、女儿、太子和其他皇子的配偶等女眷以公主等称号。朝廷把每年部分的税收分配给他们。和前朝有所不同，唐朝的贵族没有封地，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税收的拨款。地方官员从一定的地区一定数量的人口身上征得粮食和布料，作为贵族的收入。唐朝早期，负责贵族俸禄等事务的机构，是从皇子身边的官员和办事人员中选拔的人组成的。公元682年以前，按照惯例，皇室的俸禄不高。皇子封有食邑800～1000户，公主食邑300～600户。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这个数字大幅上升。公元705年，中宗封给他的皇兄和太平公主食邑5000户，次年封给最受宠的两个女儿食邑4000户和3500户。公元709年，朝中的一位大臣估算，共有60万户居民（大约赋税总人口的8％）的税收充当了皇室的俸禄。他还指出皇室所得的丝绸超过了国库。同一年，一份奏折中统计共有140多位皇室成员，俸禄为54个州的税收，约占整个帝国面积的15％.唐玄宗即位以后，推行节俭的政策，皇室的俸禄也得到了削减。朝廷的财政状况由此好转，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根据公元739年的一项法令，皇室俸禄的范围是300～1000户之间。“安史之乱”以后，朝廷无法维持皇室奢侈的生活，他们的俸禄迅速缩减。

贵族还包括有名望的大家族，他们在唐朝建立以前就有世袭的官位。一些大家族，尤其是李、王、郑、卢、崔氏这五姓的名声最大。这些家族只在自己内部通婚，还视李氏家族为大家族中的破落户。公元9世纪早期，人们认为与两个大家族联姻，比与皇室联姻还要光彩。对此皇帝颇为不满。这些大家族的成员不能依靠显赫的身世得到封号，只能通过建功或者得到皇帝的宠爱才能受封。大家族的权力来自社会声望和传统。这两点足以让他们在官僚体系中占据高官的位置，直到唐朝灭亡。

在太平时期，贵族的生活极为舒适。在境况最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非常奢侈。一些皇子生活放荡，沉迷于狩猎、饮酒和女色。比如8世纪早期，一位皇子的儿子因为饮酒和纵欲突然死亡。皇室成员中最奢侈的莫过于中宗的女儿们，她们尽情挥霍着鬻卖官位和度牒得来的钱财。安乐公主征用长安以西属于百姓的土地，斥巨资建立一座花园享乐。她命人建造了一个直径约26.6公里的大湖。工匠们还仿照华山造了一座假山（华山在长安以东，是一座风光秀美的神圣的山峰）。花园中还修建有一条河，蜿蜒如同天上的银河。河上有桥，与石子路相连。木匠们修建宫、廊、楼、阁等建筑，再由工匠用金银装饰，并用珍珠和玉石镶嵌。公元710年，公主被处置。朝廷没收其财产，下令这座花园对百姓开放。都城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每天都去花园参观。一些皇子贪得无厌，积累了大量金银财宝，放在自己的宝库里。有时皇帝会按照“禁奢律”处置一些贵族。曾有一位皇子，因为衣饰过于华丽而被皇帝革职。皇室中生活节俭的人极少。只有到祖先忌日那天，才有人换下平时穿的丝绸衣服、穿上麻衣，斋戒三天。

唐朝早期，皇家军队中有不少将领由皇室成员担任。高祖的三个儿子在创立基业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高祖的三女儿平阳公主也在起兵初期尽了一份力。她听到父亲起兵反隋的消息以后，很快动身回到县（今陕西户县）的李氏庄园，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才识，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招纳了四五支在江湖上已有相当规模的起义军。其中最大的一支就是胡商何潘仁，当时他手下有几万人。平阳公主派家仆马三宝前去游说何潘仁归降。在马三宝高超的谈判技巧下，势力远远超过平阳公主的何潘仁甘愿做平阳公主的手下。平阳公主收编了何潘仁后又连续收编了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义军，势力大增。在此期间，朝廷不断派兵攻打平阳公主。平阳公主率领的义军不但打败了朝廷的每一次进攻，而且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公元7世纪，有不少皇子和皇孙担任军事将领。唐朝早期的贵族中有尚武的传统。

贵族成员担当将领也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公元756年，唐玄宗任命一位皇子为南部地区的军事将领。皇子到达长江边上的城市以后，招募了20万人组成军队，然后谋反。皇子从小在宫中长大，缺乏军事知识和天分。朝廷派军队镇压了这次谋反，皇子被杀。

唐朝早期，宫廷中有授予皇子等人官职的习俗。很多情况下，这些官职只是挂名的。他们既不去赴任，也不完成职位要求的职责，甚至不离开他们在都城的住所。当然也有一些皇室成员去地方赴任，和真正的官员一样管理辖区。有几位贵族还取得了一定的政绩。有一位贵族以公正地审判重要案件著称。另外一位贵族公正不阿，严格执法，结果罪犯都逃离了他的辖区。还有一位贵族没有用一兵一卒，就镇压了东南部少数民族的叛乱。但是也有一些任职的贵族相当凶残。一位皇子被任命为刺史，期间任意殴打手下的一个县令。有一次，他的下属劝诫他不要在打猎时践踏庄稼，结果也挨了打。

皇室中一些人喜欢学问和艺术，也有人资助有学识的人。一位皇子酷爱读书，于是皇帝任命他掌管经籍图书之事。7世纪早期的一位皇子花费不少银两，收藏了一批珍贵书籍、书法作品和碑文的仿品。公元641年，另一位皇子的门客编纂了一本关于帝国历史地理的书。公元677年，第三位皇子身边的学者编写了一本史书的注解版，献给皇帝。这引起了武则天身边的官员的不满。他们对皇子严刑逼供，最后导致皇子自尽。有的皇子擅长音乐、绘画和书法。皇室的远亲里也有著名的艺术家。8世纪早期的一位大臣，臭名昭著，但他和他的父亲、舅舅都是技艺超群的画家。

贵族中一些人的品质高贵，令人赞叹；也有一些人傲慢专横或者自我放纵，失去了皇家的体面。公元643年，太子承乾在观看皇室的戏班子表演时，爱上了其中的一位男伶。他是一个13岁的男孩，长相俊美，也极具表演天分。太子没有隐藏这段恋情。这件事成为宫廷中的丑闻，皇帝不久就得知了此事。皇帝处死了伶人。太子失去心爱之人悲痛欲绝，还生了一场大病。他在房间里放置伶人的雕像，祭酒来悼念他。同一年，另一位皇子手下的两位官员遭到暗杀。因为一个官员打算揭发皇子触犯法律，皇子知道以后命令另一位官员将其谋杀，而这位官员不从，于是也被暗杀。公元672年，一位皇子得病，他的儿子趁此机会调戏他的嫔妃。皇子知道此事以后，谴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不但没有丝毫悔意，而且停止给他父亲送药送饭，活活将其饿死。公元682～683年，皇帝将一个皇孙赐死，因为他的行为带有兽性，犯了乱伦罪。唐玄宗的一个侄子伙同三位好友，在都城里为了霸占他人财物，解决个人恩怨，光天化日之下用乱棍打死了一个人。不仅如此，他们还煮食被打死的仇人的肉。公元739年的夏天，这件事情的真相被查明之后，皇帝下令流放这个侄子。但当他到达长安以东的驿站时，得到圣旨让他就地自杀。

皇帝的外戚中也有如此邪恶的人。武则天的侄子贺兰敏之是一位翩翩公子，同时也是一个好色之徒。他认为自己是女皇的近亲，可以任意妄为。武则天一开始对他十分宠爱，允许他住在自己的宫殿里。没想到他诱骗了武则天身边的丫鬟，将她们一个个玷污。这件事被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发现了。公主那时只有七八岁，在玩耍时无意间撞见，然后告诉了武则天。这件事违犯了法律，情节相当严重。但是他有祖母的保护，没有受到惩罚。后来，他又犯了一个更严重的罪行。他偷偷溜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家中，将其玷污。这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朝廷为太子挑选的太子妃。那时他的祖母刚好去世，他没有了保护伞。在服丧期间，他脱掉麻衣，继续享乐。这是严重违反唐朝法律的。武则天再也不能容忍他的种种无耻行为，以他在丧事期间享乐，违反法律为名将其流放。女皇不希望他强奸的罪名玷污家族的名望。结果她的侄子在流放途中自尽。

皇宫贵族也有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公元655年，王皇后被废黜。她收养的孩子即前太子李忠害怕武则天派人暗杀，不得不男扮女装来躲避灾祸。皇室贵族如果被牵连进密谋造反的案件中，通常在皇帝处置之前自杀。公元668～693年间，武则天处死了成百上千的李氏贵族。这些刑罚大部分是毫无根据。公元752年，一位官员密谋造反，一名皇孙只因为曾经卖给他房子而遭到贬职。

官僚阶层

唐代的中央职官可分为台省官和卿监官两类，前者指三省及御史台，属于政务职官；后者指九寺五监，属于事务性职官。唐代九寺是：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五监是：国子、少府、将作、都水、军器。

当时的文人和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内朝大臣。要达成这个理想基本上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世袭官位。官员的儿子有资格担当大臣，但职位要比他的先辈们的最高职位低一级。有的纨绔子弟不识字，也通过这种方法当上了大官。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户部的大臣不识字，读不懂文件。他看不起能读书写字的下属，用侮辱性的语言称呼他们。但这类官员必须依靠下属来阅读和撰写文件。当然并不是所有通过世袭制当官的人都不识字，或者能力欠佳。第二种途径是得到皇帝的特别任用。通过某位官员的推荐，或者通过口头、书面的信息，皇帝了解到某人有良好的声誉、特别的技能或者非凡的品质，然后就作出决定直接任用。最后一种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考试排在前面的人可以当官。

有学者把唐朝的官僚制度称为英才管理制度。大部分官员凭借自身的学识、才干和其他能力得到录用和晋升，而不是靠继承权。唐朝只有部分大臣依靠继承权受到录用，这可以算做例外。唐代又对官吏的功过、品行和才能等规定了一套考核制度，定期对官吏进行考核评定，并根据考核结果对官吏进行升降赏罚。考核的标准分为“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即为所有官吏共同的标准，是对各类官吏共同的品德要求——“德意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格勤匪懈”。简单说就是德、慎、公、勤四个字。所谓“二十七最”，顾名思义是指最优、最佳，是按照不同职位而规定具体专业要求，这主要是对各类官吏才能方面的考察。比如是否任命德行和能力出众的下属、军队是否操练、武器是否配备、罪犯的量刑是否公正、是否仔细记录信息、是否防止了市场上的欺诈行为，还有他们管理的牲畜是否肥壮等。官员们想要仕途顺畅，必须得到上级的正面评价。要想晋升，他们就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

所有官员分为九品。每上升一品，皇上就赐给官员新的头衔，比如光禄、金紫光禄大夫等，相应地有更多的名望和特权。朝廷根据这种官阶制度制定俸禄的标准，分配资源。官员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除此以外，皇帝会赐给大臣或者有功者爵位。他们还可以得到与相应的皇室贵族类似的俸禄，但数目会少一些。一般是50～2000户的税收。

唐朝许多官员都是才能出众、正直而又勤勉的。比如著名的忠臣狄仁杰曾在并州都督府任法曹的职位，他宅心仁厚，从不用大板子惩罚罪犯。在此任内，狄仁杰通晓了吏治、兵刑等封建典章和法律制度，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有重大影响。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竟无一诉冤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铲奸除恶的大法官。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他设法解救了上千条被酷吏陷害的人的性命。在一起宗室叛乱的案件中，他设法解救了600～700个被牵连的人的性命。一位现代西方作者写了一部关于他的小说，让“狄法官”这个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还有一位军官负责都城禁军执金吾，他们日夜在长安街道上巡逻。每天他都要亲自审问100多个违反法律的人。在处罚的过程中，他从不讲情面，依法办事。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都很害怕他。他的职责就是维持城市的秩序。一些地方上的官员对子民的福利比较重视。一个县令到任以后发现，每年洪水泛滥时一座木桥都会被冲坏，然后必须重修。他命人加高堤坝，又造了一座浮桥来取代之前的木桥。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洪水对这个县的侵害。还有一个州发生瘟疫，损失了不少牲畜。该州的刺史发明了一种可以让农民推着犁地的机器。这样即使没有牛，也可以耕作了。

地方官员中有的人兴建学堂，鼓励书生追求学问。有一个州，有钱有势的人家非法占有农民的土地，刺史把一大块地分给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一位县令极为节俭，一天只给自己及府里的人吃一顿饭。他把节省下来的钱分给穷人。一个州的刺史用自己的钱修建了一个磨坊，把赚来的钱捐给快饿死的人。他还在自己住所周围搭了10个棚子让他们住。这些官员既仁慈又有能力。人们为了纪念这些好官，通常会在市场或街道上树立石碑，上面刻有他们的功绩。

唐朝也和其他朝代一样有不好的官员。最普遍的罪行是腐败。比如在今日越南北部的一个部落首领想要娶妻子，那个州的刺史要1000件丝织品才同意他的请求。该首领只有800件，于是该刺史抢走未来新娘，3天后才释放。部落首领知道这位姑娘被玷污，也就不想娶她为妻了。还有一位监察御史很爱吃牛肉。他每次到长江以南的地方巡查，就有不少牛被屠宰来满足他的胃口。他还喜爱收受贿赂，不给他金银，大事小事他就不会向上汇报。结果南部地区金银价格大幅上涨。皇帝不喜欢腐败行为。每当发现有大臣犯此罪行时，就将其打死。而且让其他官员在大殿外的庭院里看着他受刑，作为警示。

唐朝时有许多暴力野蛮的行为，但20世纪也一样有这些行为。长安西北地区的一位将军向突厥的可汗下了战书。战书中语言粗鲁，都是谴责可汗的话。他们抓住一个突厥人，把战书刻在这个人的腹部和背上，然后用墨水把字涂黑，最后用火烧灼伤口。这个人疼痛难忍，日夜不停地喊叫。随后将军把这个人交给可汗。这个使者带着可汗的答复回来以后，将军把这个人的肉一片片切下来，直到这个使者死去。这位将军在公元705～707年在洛阳谋得了较高的官位，当时粮食价格上涨，盗贼数目剧增。他逮捕了所有盗贼，将其打死，然后把盗贼正在腐烂的尸体堆在自己办公场所的门前，以此警告洛阳的市民。果然没人再敢偷盗。

军队里的武将也分官品，有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等。在战场上立功还可以封赏勋位。最高和最低的勋位分别是国公和武骑尉。要得到勋位，必须得到一定次数的嘉奖。比如国公需要12次嘉奖。授予嘉奖要结合两个方面：一是擒敌或杀敌的数量，另一个是打败敌方的数量。根据前者，战功可分为三个级别：10％、20％和40％的敌兵被擒或被杀。根据后者也可分三个级别：以多胜少、以少胜多和人数相当取胜。如果我方军队以少胜多，并且俘虏敌方40％的兵力，那么可以一次性获得5个嘉奖。这是打一次仗可以获得的最多的嘉奖。坚守要塞或者坚持打完一场激烈的战斗可以得到3个嘉奖。负责记录军功的官员要根据将领的报告来判断是否得到嘉奖，以及可以得到几个。有些将领为了邀功不择手段。在向上禀报时，他们故意夸大敌方军队的人数和杀敌人数。公元7世纪早期，一个有进取心的士兵把杀掉的敌人的鼻子砍下交给上级，以免被怀疑报告的数字是虚假的。有的将领打了败仗，却声称打了胜仗。除了武将以外，文官也可以得到相同的荣誉头衔。

宦官

皇宫里的太监是另外一组拥有一定特权的阶层。唐朝时的太监人数大约在5000人以下，但拥有较大的权利和影响力。公元9世纪中期，皇帝下令所有地区必须提供阉割过的男童，但这些男童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基本上都是被父母卖掉的，在很小的时候就阉割过了。他们到达长安以后，内侍监里年长的太监会收养他们为义子，让他们跟自己姓。年长的太监还会教他们如何去做皇帝吩咐的事。大部分太监不识字，在皇帝身边从事卑微的差事。但也有太监读过书，可以教宫女儒家经典、道家思想、历史、算数、法律、诗歌、书法和下棋。

唐朝早期，皇帝限制宦官的人数和权力。公元7世纪晚期，武则天在这方面没有严格的限制。宦官开始在都城购买府第，或者在附近乡村购买房子、娶妻、领养没有阉割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的养子养女可以继承他们的爵位和财产。

宦官是宫中女眷的守卫。以这种方式任职是为了防止他们与女眷生下后代。公元8世纪早期，唐玄宗的后宫中的女性达到4万人。宦官与女性的比例是1∶10。太监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皇帝接触频繁。唐玄宗最宠信的太监，就睡在皇帝龙床边上一个拉着帘子的床上。宦官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也依靠着皇帝。因为在皇帝身边，宦官在官员中也有一定的权力。

公元8世纪早期，皇帝任命宦官杨思勖为大将军，派到越南北部镇压当地部落的叛乱。公元722～728年，他吸纳当地人组成军队，镇压了三次叛乱。他砍下8万个叛乱分子的人头，把尸体堆成小山来警告其他想要叛乱的人。当地人知道他会把犯人的头皮和脸上的皮从头部割下来，因此十分畏惧他。他不是唯一的以残忍著称的宦官。一个宦官担任捕头，长安的百姓对他相当不满。当他离开皇宫去南方办事时，人们拿砖块和石头砸他。一位大臣只好派集市上的巡逻人员把群众疏散，这样他才能离开。

“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在后宫和朝廷都拥有很大的权势。公元800年以后，宦官可以控制皇帝收到和发出的文件。奏折和法令只有经过他们同意才能生效。他们还能够任命省级的官员和操控科举考试。公元9世纪，皇帝命令宦官掌管都城中的宫廷、官邮交通、客栈、国库和佛寺。最终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那个世纪一半的皇帝都是他们拥立的。还有一些皇帝成为宦官的傀儡。

宗教人士

唐朝最有权势的阶层之一就是宗教人士。公元845年，整个帝国有36万名和尚和尼姑。这么多人加入佛教，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部分原因是一旦进入寺庙修行就不用纳税服劳役了。一些地主为了避税，弄到度牒以后加入了佛教。但他们只是“冒牌”的僧侣，他们不像别的和尚那样保持独身，而是和妻儿住在一起，从自己的田地和其他活动中获利。

寺院的权利来自于土地、手工业的资金，通常不用纳税。佛教的信条是慈悲和超脱，这成为他们敛财的手段。佛教信徒要有慈悲之心这一信条要求寺院里的人帮助穷困弱小的人。普通信徒会捐赠一些钱财给寺庙，作为寺庙的人的福利。相对来说，慈悲之心是对于整个宇宙的一种利他主义（比如说对所有人都心怀慈悲，无论对方的地位高低、和自己的关系是否亲密）。而超脱是对于个人而言的。捐赠者的目的是到了阴间地府时，自己和祖先可以少受一些苦；或者在来世自己和祖先能够生活得更好。佛教徒认为捐赠礼物可以赎回他们在此生所犯的罪，然后在死后可以不受罪或者少受一些罪。有时候捐赠的数额相当庞大。公元767年，一个太监把自己位于长安以东的一处地产捐赠给寺庙，又捐献了10亿铜钱在那块地上建造寺庙。

图二　唐代寺院的水碾

工匠和商人

唐朝社会中最受歧视的阶层除了奴隶和流浪的农民以外，就是工匠和商人。这两者中商人的地位要低于工匠。国家、官员和知识分子歧视商人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人没有创造价值，其生存依靠的是农民辛苦劳作的成果。商人追逐利益，这和反对铜臭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而且他们做生意要四处游荡，让朝廷难以管理。手工业者虽然制造产品，但也是以出售产品追求价值为目标的。所以手工业者和商人同为一组，都处于社会的底层。而社会经济的顺利进行又离不开他们，所以国家和上层社会只得接受他们的存在。

朝廷制定相应法律条款歧视手工艺者和商人。法律禁止他们与官员来往，禁止朝廷大臣进入集市。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不能担任官职。这样手工业者和商人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国家不给他们划分土地。即便有空地，他们所分的土地也只相当于农民分得的土地的一半。法律还禁止商人和手工业者骑马。

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城市里，不需要耕种土地。在纳税方面他们享受一定的优惠。他们只需要缴纳房产税和财产税。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朝廷时不时地逼迫他们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公元783～784年的一场危机中，朝廷国库亏空，于是强迫长安的商人借钱。朝中官员估计从10～20个富商那里可以勒索2.5亿铜币，同时不会让他们破产。商人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要缴纳20％的商品税。公元9世纪，朝廷有两次强迫商人给其借钱。同时地方官员也向商人征收商品税。

在这样的歧视和剥削下，有的商人还是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公元734年，朝廷没收一位富商的财产共计6亿铜币。公元9世纪早期，朝廷没收另一位商人的财产。他居住在京杭大运河沿岸的一座城市，财产达到100亿铜币。当然这些巨商只是商人中的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小商贩，他们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一直没有发财。

上层社会对商人的歧视让人难以理解。不少贵族和大臣和商人一样，也是靠农民的劳动成果为生的寄生虫。他们通过租金和税收来吸农民的血。他们也不生产具体的商品，比如粮食、盐、布料、金属、砖瓦、家具等等。法律禁止官员经商，从普通人民那里获利。但很多官员还是从事了商业活动。在唐朝早期，由于国库和官仓亏空，连朝廷都以手中的钱财为资本，赚钱给官员发薪水。朝廷把钱借给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再把钱交给有钱人家，一般是有借钱经验的商人。这些商人负责以这些钱为资本获利。他们把钱借出去，以朝廷规定的利率收取利息。地方官员从利息收入中收取一部分发薪水。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

有一位县令颇具经商头脑。一日他遇到一个村庄里的老者，问他；“一个铜币能买几个鸡蛋？”老者回答：“3个”。于是县令用1万个铜币买了3万个鸡蛋，但没有拿走。他让老者用母鸡孵化出小鸡。然后他吩咐手下人拿这些小鸡出去卖，卖了3万铜币。他又问老者，一个铜币能买几个竹笋。老者回答道：“5个”。于是县令买了5万个竹笋，然后让老者在树林里种植。等到秋天，竹笋长成了高高的竹子。县令把竹子卖掉，一个卖10个铜币，一共赚了50万个铜币。

朝廷中也有官员经商。皇宫里的太仆寺的寺卿相当有赚钱头脑。公元681年，他向皇帝禀报皇宫里的马粪卖了2000万铜币。皇帝征求大臣的意见，一位大臣说：“虽然利润可观，但卑职担心后世会把唐朝王室称为马粪贩子。”最终皇帝决定禁止出售马粪，尽管赚来的钱是属于他的。公元687年，长安北部的御花园总管打算把花园里产的水果和蔬菜卖了，为皇帝赚钱，但官员认为卖这种东西太有失皇帝的体面了。于是当时的皇帝武则天禁止了这个行为。到了公元8世纪早期，有些贵族在长安以外的乡村里建造磨坊赚钱。

公元8世纪晚期，皇宫贵族和大臣不再担心经商有损身份，公开地做起了生意。公元780年，他们在当时的工商业中心扬州经营店铺、买卖商品。当时南方的军队将领和御史大夫也从事商业活动。他们打着为军队筹集粮饷的旗号，中饱私囊。到公元831年，连士兵都在长安的街道上经营着店铺。

在这段商业活动兴盛的时期，有的官员变成了商人，也有商人当上了官员。虽然商人仍然遭受上层社会的鄙视，但他们为朝廷提供了充足的税收。当时朝廷从土地上得到的税正在逐渐萎缩，商业税收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不但朝廷依靠商人，军阀、部分地方官员为了追逐利益，也寻求雇佣商人，利用他们的商业头脑赚钱。商人虽然不能参加科举，但他们的儿子可以参加。公元803年，商人之子在都城求学、参加科举的人数相当多。

奴隶

处于社会底层的是奴隶。他们分为两种：官府的奴隶和私人奴隶。皇室和朝廷有几个渠道可以获取奴隶。唐朝早期时，通过在高丽、内蒙古、中亚、印度以北等地的军事行动，俘虏了许多士兵，或者把这些国家的平民抓捕回来，作为官奴。公元7世纪上半叶，朝廷派遣一名使者去印度。他艰难跋涉，翻越了西南的高山。在途中，他吸纳吐蕃和尼泊尔人组成军队。在佛祖释迦牟尼出生地的摩揭陀国实施抢劫。这位使者带回2000名男女和成千只牛马。与之同回长安的还有印度国王。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医生据说有200岁，知道如何延长寿命。皇帝命令他炼造长生不老丸，结果没有成功，被皇帝打发走了。公元688年，唐朝军队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带回了20万囚徒。其中一位囚徒的后代当上了唐玄宗的贴身奴婢。公元713年，这位奴婢在废黜太平公主的行动中立了功。皇帝不但废除了他的奴隶身份，还让他在禁卫军中担当职位。

奴隶的第二个来源是叛乱分子或煽动叛乱者的家属。朝廷把这些死刑犯的女性家属放置在位于长安的宫殿的西侧。她们成为宫中的宫女。古代有一个习俗，每到皇帝登基，就要释放一些女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唐玄宗的宫廷里有4万个女性了。玄宗在位44年，根本没有机会释放女眷，于是宫女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女眷中的成年女子一般来自上层社会，能够读书识字。年幼的女眷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皇帝命人教她们经典读物、诗歌、写作、律法、算数、下棋等科目。她们还负责看护桑树、养蚕抽丝，为皇室提供丝绸。

奴隶的第三个来源是臣服于唐朝的国家的朝贡。这些国家或者部落的首领承认唐朝皇帝是天可汗，并奉上贡品。有时他们献上才华出众的画家和舞者供朝廷赏玩。公元7世纪早期，位于现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北的一个国家吐火罗的国王，献上一个技艺超群的画师。他最擅长画佛教题材的画，也会画花鸟作品。敬献的奴隶中最著名的是一些音乐艺人、歌者和舞者。他们会在宴会或者其他活动中表演。高句丽、日本、现在缅甸和几个中亚的国家定期向朝廷敬献奴隶。有些奴隶是作为“人间奇观”而来到长安的。位于现在柬埔寨的一个国家的国王敬献了一个白化病人。公元669年，日本的使者敬献了一个浑身长毛的阿伊努人弓箭手（阿依努人是日本最早的土著民族）。这让朝廷感到相当新奇。

属于私人的奴隶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大部分是南部地区的土著或者境外的人。后者包括西北的突厥人（他们擅长骑马和放养牲畜）、唐朝的海盗从东南地区俘获的波斯人，还有韩国妇女，她们的美貌使她们在富贵人家中很热销。从中国古代开始法律就禁止对中国人的买卖，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绑架他人当奴隶出售是死罪，会被处以绞刑。但这些法律只针对违背自己意愿被迫成为奴隶的人。负债者和佃农无法还债，就把自己或者儿子卖为奴隶，劳作一段时间甚至是终身来抵债。保护人们不被绑架和贩卖为奴的法律不包括南部省份的土著。因此那些地区是唐朝奴隶的主要来源。奴隶贩子把这些地区的土著视为野蛮人，不属于中国文化的范围。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无法阻止这种买卖。

唐朝时的奴隶和其他地方的奴隶一样，都属于个人财产。在唐朝的律法中，他们的地位等同于牲畜和物品。如果一个人诱拐另一个人的奴隶，会被判处流放。如果有人抓住逃跑的奴隶，在五天内不上报官员，也被判处流放。官府的奴隶如果私自逃跑，逃跑一天被处以六十大板。逃跑时间越长，挨的板子越多。男性奴隶不可以娶普通人（自由人）的女儿。如果奴隶的主人允许他们结婚，会被判处服两年半的劳役。这种婚姻也被判决无效。奴隶谋杀主人是死罪，会被判以砍头。如果是不小心造成的死亡，会被判处绞刑。而主人无故杀害奴隶，只需服一年的劳役。如果奴隶犯了罪，主人没有让衙门处理，而是私自将其杀害，只需挨一百大板即可。

外国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最为开放的时期之一。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音乐到医药都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外国文化被唐朝人接纳，部分原因是佛教的传播。佛教传播始于公元前65年，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和8世纪。其传播和发展在唐朝时达到了顶峰。公元618～705年，至少有65名僧侣到达印度学习梵文，回来是满载数百本佛经进行翻译。同样也有印度和中亚国家的人来到唐朝传播他们的宗教。公元8世纪，有三个怛特拉密教佛教的大师来到长安，得到了唐王朝的热情接待。他们在长安传播自己教派的教义。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僧侣，都在传播印度的佛经和宗教以外，传播了许多印度别的方面的文化。

唐朝能够接受外来文化的另一个原因是，统治阶级愿意接受。公元316～581年，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北方的游牧民族占领了部分国土。北方和东北方的贵族，包括李唐家族和这些民族的人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他们的文化。唐朝建立以后，游牧民族的文化影响依然存在。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例子就是唐太宗的长子。他如此着迷于突厥文化，以至于他学习突厥语、穿突厥人的衣服。他挑选仆人时要选长相和突厥人相像的，让他们扎马尾辫、穿羊皮做的衣服以及喂羊。他命人在宫殿里建起帐篷，帐篷的外面插着绣有狼头图案的旗帜。狼是突厥族的图腾，他们认为自己是狼的后裔。太宗的长子在帐篷里吃着烤全羊，他用自己的剑割下羊肉来吃。他还和仆人一起模仿可汗的葬礼。他躺在地上，他的仆人一边骑着马绕着他转，一边大声喊叫。这些是游牧民族葬礼的风俗。唐朝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对突厥文化着迷，但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对唐朝文化许多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唐朝的外国人根据他们的财产，被分为三个阶层。最高阶层的外国成年人要缴纳10个银币，第二阶层缴纳5个银币，最低的阶层不用缴税。他们在中国住满两年以后，税额会减少。第一阶层只需缴纳5只羊，第二阶层缴纳一只羊，第三阶层每三户缴纳一只羊。在战争前，朝廷要求外国人缴纳马匹。显然这项税是针对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以及从唐朝西部来的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乘船而来，可能会带银子，而不可能带羊，在唐朝南部也很难找到羊。朝廷对东南部的“野蛮”的原住民更加包容。他们还采用刀耕火种的农业方式，产量较低。他们只需要缴纳唐朝汉人一半的税。

来自阿拉伯、波斯、马来西亚和其他西南方向的国家的商人在海上航行的目的地是广东。在这里，朝廷提供给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他们要用这些货物交换丝绸和瓷器，这些产品在国外很受欢迎。皇帝还在珠江以南划出一片区域，让待在中国多年的外国人居住，或者那些等待季风来临、然后乘船回国的外国人暂住。到公元9世纪晚期，这个区域已经相当大了。公元879年，黄巢带兵洗劫了这个外国人聚居点。当时有12万人遇难，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东南亚人等。广东的外国人聚居点和唐朝其他地方的一样，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和制外法权（不受所在国的法律约束的权利）。根据唐朝律法，外国人与同一国家的外国人之间发生的法律纠纷，要该国法律或风俗处理。朝廷规定，官员要询问该国的法律和风俗，然后进行裁决。如果一名外国人与另外一国的外国人或者和唐朝人发生纠纷，就要按唐朝的律法裁决。关于外国人的婚姻，法律也有规定。如果外国人居住在唐朝，要与唐帝国的女性结婚，不能把该女子带回国。如果选择不结婚也没有子嗣的话，该名外国人死后财产要充公。这让外国人处于两难的境地。

尽管法律比较尊重外国人的风俗和法律，但广东的外国人还是会受到地方官员的欺压。公元7世纪晚期，一位官员意志薄弱，管理不好下属。公元684年，一艘外国船只在码头靠岸。他的下属抢走了货物。船上的商人向官员报案，结果反被这位官员扣押了，要被关进监狱。这使城中的外国人都十分愤怒。其中一个马来人大踏步走进衙门，从袖子里抽出一把刀，杀死了这名官员和他的十几个手下。然后他逃走了，乘上一条船，消失在了茫茫的大海中。公元761年，皇帝任命一位宦官管理进港的外国船只。这名宦官把军队将领赶走，还纵容他的下属大规模地掠夺城市。这个事例比较极端，更多的情况下，官员采取一定手段压榨外国人所有的钱财。公元9世纪晚期，一位官员向外国商人征收一种个人税。8年以后他的财产超过了国库。他尤其喜欢犀牛角、象牙和珠宝。公元769年，他征收的税太高了。进港的外国船只数目降低到了一年四五艘。后来一名正直的官员上任，船只数上升到一年40艘。

唐朝尊重外国人的智慧和技能。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来自印度的三个氏族的天文学家或星象学家在皇宫里任职。最著名的、作品最多的人的名字使用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俗姓悉达多·乔答摩。皇帝让他负责编纂一部纲要，现存120章关于星相和节气分类的内容，这也是他本人比较擅长的知识。这部书大部分是古代中国专著的节选，但也介绍了印度的零的符号、初级的几何知识以及把圆划分为360度。当时西方的药品大量流入中国，于是中国的医药学家编纂了一部书，专门介绍它们。朝廷也很认可一些外国人的军事才能。公元751年，所有北方、东北和西北的军队都由外国将领指挥。其中唐将高仙芝（高句丽人）指挥军队，以3万中国军队深入西域，和17万阿拉伯大军展开厮杀，重创了阿拉伯部队，杀敌7万余人，但由于一系列失误导致损失惨重。

第三章　城市与生活

城市

汉语中的“城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城墙和市场”，集中地概括了古代城市的特点。所有唐朝的城市都有城墙和集市。根据史料记载，公元754年整个唐朝帝国一共有1869座城市——321个郡、1538个县。因为县包含在郡里，所以实际的数字可能要小一些。有些郡和县位置较为偏僻，没有足够的资源，在那里建立城墙也没有战略意义。而且人口较少，很难称得上是城市。这些地方用竹子或木头做的栅栏围着，而不是城墙。

所有的都城、郡和县都设有政府管理机构。这是城市最显著的特点。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城市中商业、手工业、交通和通信比较集中。城市属于中央朝廷管理，自主管理的权力较小。它们也离不开周边的农村。县一级的人口既包括城墙内的居民，也包括县管辖范围内的农村人口。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不同，唐朝的城市与乡村的区分不太明显。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家乡是祖先出生的村庄或城区，或者认为是他们的祖坟所在的村庄。城墙只起防御的作用，而不是城市与农村的分界线。但城市通过税收和贸易利润的形式，吸收农村的财富。城市中上层阶级享受的奢侈的生活来自于农村的贡献。城市财富聚集，成为叛军或外来入侵掠夺的首选。

最大的城市是两个都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城中有皇宫和中央官员居住的府邸。公元618年从唐朝建立以后，主要定都于长安。长安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大约200万人。长安的知名度很高，公元8世纪，日本仿照它的格局在奈良建造了都城。隋末唐初，洛阳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唐朝以后，在洛阳设置了一个军事将领和郡。公元657年，洛阳被定为都城。因为那时长安粮食供应不足饥荒频发，迫使朝廷迁至洛阳。公元691年以前，洛阳人口较少。后来，武则天偏爱洛阳。将10万户家庭约50万人口从长安迁移至洛阳。从那以后，洛阳变成了拥有100万人口的唐朝第二大城市。洛阳横跨洛河，与大运河的北端相接。从富饶的南方运来的食物，可以运送到城市中。除了武则天的统治时期，洛阳都是唐朝的第二大都城。公元743年，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以后，朝廷再也没有去过洛阳。唐朝还把太原定为北都，但是朝廷从未迁至此处。

一些城市不但是官府的所在地，还是重要的经济中心。这些城市中最大的经济中心是扬州。它坐落于京杭大运河沿线，靠近长江。便利的水利条件，使得来自中国内部和国外的产品，通过长江和运河运往北部的都城。扬州还是当时中央盐垄断的主要地点，以及最大的手工业城市。扬州盛产铜镜、长安人非常青睐的毡帽、蔗糖、价格500万铜币的船、昂贵而又典雅的家具和精美的丝织品。广东是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从波斯、阿拉伯、东南亚来往的船只带来了稀有的香料、木料、宝石、植物、地毯、燃料和其他物品。这些物品随后由中国商人运往北方，以满足都城中权贵的需求。西南部的成都是造纸和印刷的中心，这两项是中国人发明的。当有叛军攻占长安时，成都还是皇帝逃亡的理想目的地。

大部分城市位于河流旁边开阔的平地上，河流是成本最低廉的运输途径，但是每到春天，西部山峰上的冰雪融化，使得河水漫过堤坝，冲毁城镇。坐落在一条河上的洛阳，尤其受到水灾的侵害，有时洪水可以冲毁这座城市的18％，在这些地势低洼的地区，最常见也最廉价的建筑材料就是泥土。建筑房屋的工匠在建造城墙时，把土放进两个木板做成的夹层里，然后夯实筑成。城墙外皮进行包砖，也可以包石头，以防止雨水侵蚀。墙的顶上用砖平铺，然后立柱，修建一层房屋，这就作为城楼了。

长安是现今人们所知的信息最多的都城。它的城墙有18英寸高，围着一块宽5英里、长6英里、面积为30英里的区域。城墙的作用是保护城内的居民，以防刺客和强盗。但从唐朝法律中可以推测，有人可以翻越这些城墙。翻越城墙是违法行为，翻越县城的城墙要处以九十大板。翻越州和都城的城墙要被处以一年的劳役。在防御外地入侵或原住民叛乱方面，城墙的作用不尽如人意。它们无法长时间地阻止敌方的进攻，皇帝通常一看到大敌逼进就弃城而逃。城墙作为阻碍物的功能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时不时地有野生动物闲逛到城里。公元769年，长安的一位大臣的祖宗祠堂里突然出现一只老虎。皇帝派了一员大将去解决这个问题，后者用弩射杀了老虎。公元762年，又有一只老虎出现在城区。在咬伤两个人以后，这只老虎被抓住了。公元830年，一只熊走进了长安的一座寺院里。鹿也是都城的常客。

城墙中的城门是进入城市的通道。较小的城市在城墙的每个方向上至少会有一个城门。在长安，东面、南面和西面的城墙开有三个城门，北边城墙通往宫殿和御花园，开有十几个城门。每个城门有三个入口。唐朝人靠路右边行走，因此从城门外看，进去时通过右门，出来是通过左门。中间的门毫无疑问是留给皇室，或者举行仪式时使用的。城门是城市防御的弱点，因此需要严加防范。守卫每天天黑时关闭城门，插好门闩，随后全城实行宵禁。除了持有皇室令牌的信使以外，任何人不得在夜间出入城门。门闩没有插好，或者在开门时有所损坏，可以被处罚八十大板。城门还是有重要的纪念意义的地方。当有官员去地方任职或者退休时，皇帝会亲自到城门为他们送别。当朝中有重要的大臣或其他人辞世，送葬队伍通过城门去墓地时，皇帝也会到这里以示恩宠。

城墙内部街道纵横，将城市分割成许多区域，如棋盘状。长安城区内，南北方向的道路有11条，自西向东有14条。道路是由泥土夯实而筑，到了雨天则有些泥泞。最窄的街道宽约25米，通往城门的街道宽约100米，而城市正中心的皇室专用街道宽约150米。都城街道的宽度即使从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宽阔的。在当时抽水机等灭火装置还未出现的年代，宽阔的街道起到一定的灭火功能。但长安历史上有大火的记载。公元807年，长安东边的集市发生火灾，4000间房屋、仓库等建筑被烧毁。在较窄的城市里，火灾会更为严重。公元807年，南方一座城市全城几乎被火烧光，共有1.7万间房屋被毁。

唐朝律法中有专门条款管理街道上的交通运输。如果有人骑马或驾马车超速行驶，冲进3人及3人以上的人群，那么会被处以五十小板。如果造成人员死伤，那么处罚为六十大板或者绞刑。如果造成家畜死伤，要给主人赔偿相同的家畜。若超速行驶的人有急事，比如去请大夫看病或者传送法令，又没有造成死伤，则免于惩罚。

大部分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管理者无从考证。但人们知道长安街道的管理者是“执金吾”。他们在街道上日夜徘徊。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站岗，小的十字路口有5位士兵站岗，大的有30位。所有城门也有类似的士兵站岗，最重要的门有100人看守，其他门至少有20人看守。执金吾未必能解决所有的意外事件。公元838年的一个黄昏，宰相李石在去宫中觐见皇上的途中受到一伙强盗的攻击，宰相差点中箭，受了点儿轻伤。这时他的随从已经四处逃散，受惊的马驮着宰相朝其府邸方向中奔去。这伙强盗在城门口截住宰相进行围攻，但只砍掉了他的坐骑的尾巴。宰相差点没命，但最终脱险。皇帝知道此事以后，派军队替代执金吾管理街道。几天以后长安才恢复平静。

长安街道的两旁都有排水渠，宽约3.35米，深约2.13米。排水渠的结构要求建造小桥。在每个交叉路口处都建有4座。这些排水渠不能用来排污。人类的粪便之类也不能靠此排出。在唐朝人排泄物算得上是一种商品，可以出售给农民种田用。长安有一户人家几代人都以夜间清理粪池为生，并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住在漂亮的房子里，用着精美的家具，有一群仆人听他们的吩咐。女性穿着优雅的衣服，而且他们还有成群的牲畜。

公元582年长安建都以来，皇帝就命人在排水渠两边种上树，有榆树、杜松和槐树。这样既能遮阴又能美化环境。公元740年，皇帝下令在道路两边种果树。长安居民都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不但居住的环境变美了，还能吃上水果。但种上之后皇帝不得不定期下令让人补种果树。因为强风总会把树刮倒。公元835年，一场大风刮倒了1万棵果树。公元820年的大雨和大雪也毁坏了不少果树。除了自然条件以外，在动荡年代，政府无法实施法律管理，许多居民把树砍下来当柴火或者用来盖房。

人工修建的水渠是城市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南方水道的数量多于北方。在大都市扬州，水道纵横交错，过往的船只数量超过车辆。长安有五条水道，但有四条通往城外的花园、皇家公园里的御花园。第五条河道于公元742年完工，用来运送木材至西市场。在那里，木材被储存在水塘旁。公元766年，都城的长官下令将五条水道中的一条向东延伸，用以给那里的居民运输柴火和木炭。河道宽约240米，深约30米。它是城市防御的弱点，从唐朝的律法中也可以推断出这一点。在唐朝律法中，通过水道入城要被处以九十大板，如果在水道上行进，但还未入城被处以八十大板。

从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初，长安因为人口过多而导致粮食供应不足。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粮食通过水路运输后，要通过陆路运输到长安，而陆路运输路途艰难，而且费用相当的高。公元743年，水路和道路运输部的特使下令从渭河和黄河的交汇处开凿一条运河通往长安。在城外修造人工湖，供来往的船只停泊。次年约6000万升粮食从东部和南部运送到长安。长安再没有遭遇粮食紧缺的问题。洛阳也开凿了一条运河通到城内，在运河尽头修造人工湖供运输粮食的船只停泊。

城区

街道把城市划分成矩形的城区。长安共有110个城区，洛阳有113个，和美国现代城镇的街区类似。但中国古代的城区更大而且周围有城墙。长安最大的街区有233英亩（约94万平方米），最小的也有68英亩（约28万平方米）。城区内有房屋、府邸、官府、寺院、寺庙、工场、公园和客栈。长安在公元6世纪晚期经历过一次重建。城市最南部的四个城区，位于南北主干道的两边，至少在公元8世纪早期是无人居住的。农民在那里种植庄稼。两个都城都设有地点专门种植草药，供给皇室专用。这些地点还种植蔬菜供给皇室食用或祭祀食用，还种植竹子提供给朝廷。长安南部还有一个城区没有建筑物，全是坟墓。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都城周边地区的人口要比城区密集。

长安每个城区周围都有8～9英尺（约2.5～2.7米）高的夯土建成的城墙。有时工匠因为疏忽，把城墙建立在危险的位置上。公元720年7月30日，长安某个城区的城墙夜间倒塌，在倒塌的地方形成一个水坑。该事故的原因可能是地下水侵蚀房屋下的石灰岩，造成500户房屋塌陷。

每个城区都有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道路通往大门。保持道路通畅是官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有的居民占用道路种植庄稼，还有的居民挖土来建造砖窑制造砖瓦，来建造房屋和院墙。占用街道的处罚是七十大板。如果占用街道种植庄稼处罚是五十大板。在公元8世纪晚期，这项法令的执行出现了困难。公元776年，皇帝下令拆除所有占用城区和集市街道的建筑物。因为道路没有铺石子，还发生过一些趣事。公元9世纪晚期的一天，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一头驴驮着木柴陷入泥泞中，挡住了一个暴徒的路。他抓起驴的四条腿，把它扔进了几步开外的排水渠里。

道路把城区进一步划分为小块区域。这些区域内的道路是弯曲的。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者偏爱的直线型道路止于此处。唐朝时的一些地名现在还沿用着，比如京兆驿、草场坡等。

城墙的功能是通过设置障碍，保护城区的安全。唐朝律法规定，擅自翻越城墙要处以九十大板。城区的每条道路都通往大门。每天天黑前，负责城区事务的军官把门闩好。太阳落山时，长安响起鼓声，一共敲400下。这在告诉人们宫门要关闭了。然后鼓声持续600声，告诉人们城门要关闭了。鼓声持续的时间足够让人们在城门关闭以前回到住所。每天黎明时分，鼓声响3000声。这是城门打开的信号。在宵禁开始时，每条街上也有鼓声通告。宵禁时，律法不允许在城区外的主干道上走动，但可以在城区范围内活动。律法规定，传送公文的信使和举行婚礼仪式的队伍，可以在宵禁时行走在主干道上，但要事先在相应的官府取得许可证。需要为病人找大夫或抓药的人，以及需要出城区通知死亡消息的人也可以在宵禁时使用主干道，但要得到官府的许可。其他夜间走出城区乱逛的人，被发现要处以二十大板。但公元808年，一个太监喝醉以后违反了宵禁的律法，被皇帝命人打死。执金吾也被革职，被驱逐出长安。

执金吾夜间巡逻在质询某人时，该人必须应答，否则会引起严重后果。根据律法，守卫在城区外的主干道上发现有人走动，而此人不理会守卫询问时，要鸣弓弦以警示。如果此人还是不回答询问，要射箭到此人旁边警示。如果此人还是不予应答，守卫可以就地将其处死。

贵族和大臣喜欢住在长安的东面城区。靠近东北部城墙的一个城区尤其受其青睐。隋朝时有目光敏锐者称这里有王者之气。上层社会的人相信把府邸建在东面可以使自己拥有好运，一直处于社会顶层。西部城区的人口多于东部，大部分是流动人口。这里似乎也有外国人居住。一位突厥王子和其妻子在这里拥有一处房产。外来宗教的场所大部分位于西北部城区。

处于城市最底层的是一些穷人，他们居无定所，靠乞讨为生。公元8世纪早期，一个人牵着一头变异的牛招摇过市，希望人们能给他施舍钱。牛的两个前腿中间长着一个长约30厘米、类似人手的物体。还有一对父女靠在街上卖唱为生。一位将军被女子的歌声打动，带其回家专门为自己唱歌。并非所有乞丐都是人。宫中少府寺的一位匠人相当手巧。他把木头雕刻成佛像，放在一个城市的集市上。这个佛像是自动人，手里拿着一个碗，还可以来回晃动碗。当人们把碗里装满钱时，会突然弹出一块木片把碗盖住，这样就不会有人把钱拿走。这个自动人还会说话，发出“阿姆阿姆”的声音。集市上的人成群结队地去看这个奇物。为了看它表演说话，人们就往碗里放铜币。自动人收回的铜币每天达几千碗。

皇帝不喜欢让这些流浪乞讨的人在都城的大街上游荡。他们把都城看成是自己特殊的领地。公元734年，唐玄宗禁止乞讨人员在都城的大街上行乞，而是为他们在佛教寺院设置专区，专门收留老弱病残、孤儿和穷人。朝廷专门监管这些病区，都城的官员自筹经费维持其经营。公元738年，唐玄宗把长安附近新增土地的收入分给了穷人，以及逃跑以后又回到土地上的农民。公元756年的“安史之乱”以后，这些慈善活动都不复存在。

随着那次战乱的爆发，政治秩序被打乱，城墙的结构被打破了。过去根据律法，只有贵族和大臣才能把府邸的大门开向城区外的主干道。战乱爆发以后，百姓也开始享有这种特权。他们推倒城墙，占用道路修建房屋。公元831年，执金吾报告官员，百姓把门朝着道路修建，而且不遵守宵禁的法令，没有天亮时开门，天黑后关门。这样很容易放进去小偷，藏匿在他们的房屋里。该官员听完报告后下令，把私人的门都堵起来，只留下贵族和大臣的门。

集市

理论上每个城市都有一个集市，除了规模较小和贫困的县。所有集市要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管理。公元707年，皇帝下令禁止在城外开设集市。除了在北方的边界定期开设集市，主要是从北方游牧那里购买马匹。还有一些民间的乡村集市，北方称“草市”，南方称“野市”。这些集市同时出现在远离城市的乡村，来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农民用农产品商贩交换商品，其中最重要的是许多地方都买不到的盐。这些商贩最初没有店铺或仓库，但唐朝末期他们已经具备了。

朝廷任命市场管理机构以及官员来管理城市里的集市。官员的职责是登记商人和他们的店铺、检查商品的重量是否达到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没收假币，还要防止质地或者做工的大小、质量、重量不达标的次品进入市场。法令规定市场官员要在每年的第八个月把所有衡量仪器送到都城的国库，或者州县的官府去检测，来确定衡量仪器是否精确。检测合格的会盖上公章。市场官员还要在买方购买奴隶或牲畜以后3天内，发购买证书。需要购买证的牲畜包括牛、马、驴、骆驼和骡子。官员还要阻止商人哄抬价格和垄断等不法行为。根据法令，官员每10天要对所有商品制定统一价格。如果他们收取贿赂，人为地调高或降低商品的价格，朝廷会革去其所有职位和爵位，6年之内不再任用，还让其双倍偿还所涉及的财产的价格。

唐朝最大的集市在长安。有两个集市比最大的城区面积还要大。有两条南北走向和两条东西走向的、宽约100步的道路在集市中穿过。道路把街道分为9个区域。市场官员的官府和稳定价格的两个机构都设立在最中间的区域。两个机构中第一个还负责在饥荒发生、粮食价格暴涨时开仓放粮。官仓中的粮食是用部分税收款购买的，储存起来以应对饥荒等。饥荒发生时，大量官仓里的粮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使得粮食价格下跌，即将饿死的人就得救了。州郡也设立了这样的机构和粮仓。第二个部门在公元730～739年废除了，之前负责稳定粮食以外产品的价格稳定。该机构大量出售朝廷机构没有用完的物品，以及朝廷从犯了重大罪行的贵族、官员和其他人家中没收的物品。朝廷通过这样的方法防止价格上涨。

在长安集市的9个区域分布着不同的商行，其他城市的集市也一样。每个商行都只包含一种商品。根据律法，每个商行的入口都要竖立商号来告知顾客出售的是何种商品。商行里所有零售商品的店铺都要竖立商号。货仓和批发行业位置在集市的城墙外依次排开。都城和其他城市的集市里的商号只有十几个通过唐朝文学保存至今。例如肉铺（曾有人在这里买白牛头制作偏方）、铁匠铺（可能会遇到算命先生）、药铺（皇帝曾经派人在这里买长生不老药药方里的成分）、成衣店、茧绸、斧头店、馒头店、马具店（设有旅馆）、衡器店、金银铺、鱼铺和果菜店。光是长安东部的市场就有220行，以上的几种商行只是许多商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几种。

集市中有些店铺的商号并不为人所知。一些店铺出售马、骡子、牛、猪和奴隶，出售前都关在围栏里。公元813年夏天，长安西面的集市有一个猪圈，一头母猪产下一只小猪，有一个头、三个耳朵、两个身体和八条腿。西市有一个商号，专门租毛驴给游客，方便其到达目的地。另有一个店铺，顾客可以买到外国的乐器。酿酒师用店铺所在的位置为酒命名。有一个人在集市里靠卖粥为生，还赚了大笔钱。而一位富商的妻子是虔诚的佛教徒，将家里的房屋捐出改建成寺庙。她在集市上低价出售美味的粥。西市上还有油炸糕点店、蒸饺店、熟食店，以及餐馆。

公元9世纪初，随着贸易的发展，城市中的集市里产生一项新的行业，那就是早期的银行。在长安西面的市场里就有一家。早期的银行提供存款服务。只要交一定的费用，就可以把金、银和铜币保存在银行里以防被盗。银行给顾客发类似支票的东西，凭借这个支票可以支取他们保存在这里的财物。该支票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的前身。最早的纸币于1024年出现在中国。金匠和银匠也制作这种允诺性质的货币符号。

集市上进行贸易的时间限制要比宵禁更为严格。根据唐朝法令，中午开市时会敲300下鼓。但是居民区的夜市会比较繁荣，因为中央集市的门直到半夜才关闭。关于夜市的记载较少，但是它是市民所需要的。有时他们白天忘记购买需要的东西时，可以去夜市上买。公元841年，皇帝下令关闭夜市。但和不少类似的法令一样，这个法令可能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因为夜市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很重要。

因为达官贵人的住所在长安的东区，所以东面的市场上通常出售贵重而又奇特的商品，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东市里有不少从世界各地进口的紧俏货。西面市场上出售的大多是更具实用性的商品，但其中也有部分珍奇货物。西面市场有一个专门的波斯集市。波斯帝国在公元7世纪早期被阿拉伯人侵占。他们那里盛产宝石、稀有金属、钻石、象牙、香料和珍珠。“安史之乱”以后，西面市场出现了上千个“回纥人”放高利贷。他们穿着汉人的服装，显然想要掩饰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其实他们是中亚的某民族，想要借突厥人在长安的地位从事这项暴利行业。他们把钱借给皇室贵族子弟、军事将领的儿女、商人和平民百姓的亲人。这些年轻人挥霍钱财享乐。借债人从这些交易中赚取高额利润。公元831年，一位假冒的突厥人状告一位将军的儿子，称其欠债达1100万铜币。皇帝对这件丑闻相当恼火，不但对这位将军处以流放，还禁止和外国人进行牲畜以外的贸易。

市场里的商铺不全是商人在经营。寺院里的僧侣也开设了零售商铺和从事有担保的借贷生意。这两项生意的收入有时相当可观，都进入了寺院的宝库。公元854年，唐宣宗禁止僧侣从事商业活动。

长安的西市场还有一个放生的池塘。是公元8世纪早期一个和尚挖坑放水以后修建的。通过买鱼放生，人们认为自己可以为祖上积德，洗清自己的罪孽。然后死后就不用受炼狱之苦，在下一个轮回投胎时，可以投个好人家，比如说官宦之家。毫无疑问，和尚把放生的鱼又捞上来，卖给下一个想要寻求超生的人。唐朝的寺院里也有类似的池塘。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管理市场的官员经常在离池塘不远的柳树那里管理得最严格。

除了城市里的集市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商业形式。公元9世纪，有些零售店，比如说卖上好丝绸的商铺开在了居民区。而且唐朝时，还有小商贩在长安城区里出售商品。据说有一个小商贩，因为背驼，又整天推个小车卖糕点，所以外号叫“骆驼”。有一天他不小心撞上了一堆废砖，糕点掉了一地。捡起来以后，他觉得这些砖头有些异样，于是找来锄头把砖拨开，竟然发现了一个装满金子的罐子。于是他变成了富人，还在都城买了新宅。相传在长安城墙的门口，有一个中亚人在那里开了个小店。每天早上天不亮就点上灯、烧着炉子在那里卖早点。长安的南北大道上有人卖鱼。都城附近的农村人用驴驮着柴火来卖。创立了南派禅宗的慧能和尚，年少时父亲遭贬官，被发配到南方。有一天他在广东附近卖柴火时，听到有人诵读经文以后顿悟。

手工业也并非全都集中在官方集市上。像前文中提到的，制造砖瓦的工匠习惯于挖街道上的泥土，因为他们制造砖瓦的工场就在住宅区。公元9世纪，长安东面市场偏西的地方有一家铁匠铺，店主也尝试着在集市上卖马。长安东面城墙旁边有一个古坟场，那里有酿酒的匠人。长安的东北城区有人卖乐器。和洛阳一样，在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车驱动的磨坊，将谷物磨成面粉供人们食用。长安的一个寺庙拥有一家磨坊，有4个水车。

在城区街道旁，曾经有商铺，和食物、饮料一起出售手抄经文和佛像。但公元714年，皇帝禁止了这种行为，并且命令僧侣抄写经文，赠送给普通信徒。但是和很多禁令一样，一开始能起到一定作用，时间一长就失效了。不久又有人开始出售手抄经文和佛像。公元7世纪早期，皇帝禁止手工业者铸造佛像，但也没有维持太久。

在大型集市以外，也有多种服务可供选择。都城有很多客栈，有官营的也有私营的，接待来往的旅客。长安西部的城墙旁边有一家殡仪馆。在那里，人们可以雇用术士在坟墓旁边驱邪，租用灵车等丧事用品。殡仪馆还能提供专门的哭丧团队，可以在整个丧礼期间号啕大哭。有时候殡仪馆之间会举办比赛，看谁家的挽歌唱得最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都城的大街上举办了一场这种比赛。赢者可以得到价值五千铜币的食物和饮料。这场比赛引来成千上万人围观。早晨进行的是比赛前的预热，展示的是灵歌和丧事用品。中午歌者登台，开始唱挽歌。赢得比赛的人演唱了一首古代的挽词。现场围观的百姓被感动的泪水直流。都城还有一个老鸨相当富有，她开了一家店铺专门出租衣服给妓女。长安东南的城区有一个人会相面术，只要看人的长相就能判定吉凶。他的秘术相当准确，百姓成群结队地去他那里面相。

寺院在城市中开设了澡堂。一位僧侣在洛阳开了一家，城中的百姓无论高低贵贱、佛教人员还是普通信徒都去那里洗澡。每个月只有前5天开放，但顾客还是源源不断。每年澡堂营业70～75天，大约有两三千人去那里沐浴。

不但集市中有许多家酒馆，长安城内也有多家酒馆。在长安的东南城墙旁边，有中亚人经营的客栈，颇受诗人的青睐。他们雇用了一些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中亚女子歌舞，这样顾客会多买一些酒。长安以东的路绵延30公里，路的两边有村民卖酒给过往的旅客。他们提供的酒被旅客称之为“下马酒”。因为中国人很少只喝酒不吃饭，这些酒馆也出售饭菜和小吃。

酒馆可以给客人赊酒。老板或老板娘把催还酒钱的事交给店小二。唐朝最擅长画马的艺术家曾去要账。在等待那位顾客时，为了打发时间，他在地上画人物和马。那位顾客有一个诗人朋友注意到了他的举动，非常欣赏。于是每年资助他20万铜币学习绘画，一直持续了10年。

官府

唐朝的每个城市都有政府机构，并且都是由墙围起来的建筑。在大的行政区道，政府机构包括官府，官员在那里讨论政务，也进行判案的工作。州和县的政府机构里有为刺史和县令及其家人准备的住宅（如果家人跟随到任的话）。有些机构内会有花园种着白色的花。官府里还有级别较低的官员和犯人居住的场地。守卫要严密地监视证人和囚犯。学堂也在官府内，设有祭拜孔夫子及其弟子的处所。教书先生在那里教授儒家的经典著作等。

刺史的衙门前有一个庭院，官员、将领、百姓和宗教人士聚集在一起，依次站在东边，听人宣读大赦的圣旨。信使通过驿站这种通信系统将法令从都城送来。法令写在黄色的纸上，表示这是皇帝的旨意。每个人都站定以后，刺史从庭院北边的大厅走出，后面跟着大约20人组成的护卫队。他面朝西站在地毯上。军官献上铺着紫布的支架放在刺史面前。一位判官把法令放在上面，另有两位官员轮流大声诵读法令，为的是让皇帝的臣民们明白其旨意。等诵读完毕，刺史将在场的人员都解散。

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中的公共建筑是最集中的，都有一个市长和两个县令的官府。规模宏伟的大明宫就在都城长安中，是朝廷官员办公的地方。宫殿外的城区里也有办公机构。负责掌管全国著名学堂的官员就在大明宫的东南部。公元8世纪早期，皇帝把都城中的一个城区由原来的集市变成训练士兵使用弓箭的营地。公元9世纪，都城的城市外部也有军营驻扎。唐朝末年，长安城区还有专门训练乐师和表演者的机构。

长安城区里最多的政府机构是刺史来京的办事处。每年秋冬，皇帝要接见各州刺史，命令其禀报一年内各自辖区的事务。公元643年，皇帝发现各州刺史来到都城以后没有地方可以住，只得和商人一起租房间住。于是下令统管建筑的官员在都城建立住宅。公元691年，2800名官员到达洛阳向皇帝述职，他们住宅的数量一定也相当大。“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官员不再每年去长安。军事将领把这些住宅改成了通信联络处。将领把急件送往联络处，再转交给皇帝。这些机构还拥有了资金周转的功能。南方的商人把货物运到都城出售以后，将赚来的钱放在自己家乡在都城的通信联络处。官员们用这些钱支付地方应向中央缴纳的税款，并且给商人出具一张证明。等商人回到南方的家乡以后，他们向当地官员出具证明，就可以领到证明上表明的数额的银两。这个系统减小了商人旅途中持有大量资金的负担和风险。官员也省去了到长安交税的花费。

教堂

每个较大的城市都有宗教场所。公元8世纪早期，长安共有91个寺庙（64个为和尚准备，27个为尼姑准备）；16个道教的寺庙（10个为道士准备，6个为道姑准备）；2个景教的教堂和4个袄教的神祠。这些数据里不包括小的寺庙和富贵人家的祖宗祠堂。有些寺庙规模很大，占据都城的一个城区。其中一个寺庙的庭院超过10个，柱子之间的距离达到1897个。该寺庙持有度牒的僧侣达300个。

宗教场所规模巨大，主要是因为皇帝、贵族和大臣的捐赠。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和祖宗积德，从而得到超生。公元631年，皇帝下令修建了一座道教的寺庙，用来感谢一名道士治好了太子的病。李唐家族和道教的关系比较亲密，因为据说他们的家族是老子的后代。公元656年，皇帝立一位皇子为太子。该皇子把自己原来的住所捐出，改造成了一座道教的寺庙。里面的廊厅、壁画、雕塑和道士的住所精美地无法比拟。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公主的女儿要皈依道教，便把住所改造成了道教寺庙。公元747年，一位公主的驸马去世了，伤心的公主请求皇帝允许自己去当道姑。皇帝答应了，还专门修建了一座道教寺庙给她。唐朝第三位皇帝为了纪念他的母亲皇太后，在长安建造了占据一个城区的、规模巨大的著名寺院。公元9世纪中期，一位太后给寺院捐献了200贯铜钱和三车绣花的布料，为一个去世的娘娘祈福。连宫女都筹集钱来建造佛塔。一位官员因为误判一位和尚和女仆私通，而将自己的宅院捐赠给寺庙以示忏悔。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最有权势的宦官将自己的府邸改造成了佛教的寺院。他宴请朝中大臣来吃斋饭。寺院的钟敲响一次后，大臣们在一桌素菜前围坐好。这位宦官说道，在座的大臣每敲一次钟，就要为寺院捐献100贯铜钱。一些人为了讨好他，敲了20次，共捐献2000贯。

皇帝经常下令将宫中的一些建筑改造成佛寺。武则天曾将自己的更衣室捐给佛寺。公元713年，一位皇帝把自己的起居室捐给了寺院。公元8世纪早期，皇帝为寺院捐献了一个可以表演舞蹈的戏台。公元730年，皇帝下令尽快修建一个道教寺庙。四个宫中的殿堂被拆除，建造了两个用来拜神的厅堂，一个禅房以及大门。公元9世纪早期，另一名皇帝命令300人耗费100万铜币重修了这个建筑，还修建了一个连接宫殿和寺院的走廊。然后花费巨资举办了一个宗教仪式。

一些皇帝在寺院中修建一个挂有自己绘画的厅堂。公元713年，唐玄宗拨款两千万铜币，命令1000名工匠修建一个这样的建筑物。厅堂墙用他喜欢的东西装饰，还把宫中有鬼神题材的绘画挂在这里。一位公主建造了一个绘画厅，墙上是有名的画家手绘的风景壁画。

长安的寺院拥有巨大财富。唐朝早期，一名僧侣在寺院里建造了一个宝库，并且以此为本钱赚进利息。达官贵人们捐献大量金银和丝绸来赎清罪孽。他们把钱留在寺院后就离去，并不留下姓名。公元7世纪中期，寺院收到捐赠的数量多到了无法计算的地步。寺院的主持把保管钱财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具有优良品质的俗世中的人。但是他无法抵御如此大的诱惑，开始偷拿里面的金子。僧侣们对他很信任，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直到有一天这个人携款潜逃了才知晓。僧侣们不知道他偷了多少钱。从此以后，寺院财产由僧侣自行保管。寺院把钱借出，用收回的利息在全国范围内维修寺庙、救济穷人以及举行宗教仪式。借贷的人无需和寺院签订契约，因为寺院相信他们会连本带息地还上的。公元713年，皇帝认为该寺院在使用财产时存在欺诈行为，因此下令没收财产，分给都城中的其他寺院和道教寺院，使其能够修造雕像、修葺寺庙和桥梁。

所有寺院都有一个殿堂用以祭拜佛像，人们在那里烧香、许愿、诵经。有些佛像相当巨大。有一个殿堂里供奉的如来佛祖高约46米。每个殿堂都有佛像，其中有一个佛像高约9米。一般佛像都是铜质的，但也有使用稀有贵重金属或玉石制成。都城中有一个寺院拥有600个银制的小型佛像。还有一座几十厘米高的纯金佛像，另有一座3米多高的银质佛像。都城还有一个寺院有一个佛像用来自中亚的玉石制成。有时皇帝把宫中收藏的佛像赐予寺院。佛像由1000驾精美的马车和宫廷中的乐师、舞者和歌者护送。

皇帝还会赏赐宫中的绘画给寺院。寺院中的绘画大部分有宗教意识形态和劝诫方面的意义。古代的百姓大部分不识字，佛教和道教的寺院会雇佣画师把宗教内容用壁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通过绘画领会宗教的意义。有些描述炼狱的壁画相当恐怖，使得观者看完以后感到毛骨悚然。一些著名的画师画的阴间地府的壁画，让屠夫都放下了屠刀。他们害怕因为杀生，死后承受壁画中描述的炼狱情景。有的画师自称到过一趟阴间地府，回来以后把所看到的景象画了下来。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绘画也很生动，但是给人的震撼感没有前者强大。

佛寺里最显著的建筑是佛塔，这是中国人创造的一种建筑形式。佛塔类似唐朝以前就盛行的古塔，也有一点印度建筑舍利塔的特点。佛塔是人们模仿山峰的形象建造的，也是古代独特的高层建筑。唐朝时的长安仅存的两个建筑物是大雁塔和小雁塔，这两个砖结构的建筑物分别高约210英尺和149英尺。从塔顶上望去，整个城市的风景尽收眼底，是享有盛名的景点。

佛塔在古代风水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风水学认为气这种看不见的物体掌握着自然的万事万物和人的命运。人类活动，如挖掘和建造等会阻碍或损害气。这样自然灾害会发生，人的运气也会变差。公元7世纪早期，隋朝的一位官员认为长安西南部的一个大湖对都城不利，建议修建一座佛塔可以化解这种不利。在风水学中，阴（月亮、黑暗、女性和柔和的东西）在城市、住所和坟墓的不同位置既可以带来益处也可带来害处。比如一条河缓慢地流向南部，再转向东部，它的风水就是好的。再比如有一个死湖，既不流动也无生命。为了弥补这种状况，湖周围的房屋要在门前种一颗树。树代表阳（还有太阳、光、火、男人和硬质的东西）。佛塔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平衡阴阳的理想建筑物，即使很高。因此公元611年，皇帝下令在长安的西南角建造了一个木结构的塔，高达一百多米，直径超过120步。

寺院中有禅房，僧侣可以在里面修行。禅房里还有卧室、浴室、饭厅和会客厅。还有专门收藏经文的藏书阁。其中一个藏书阁中还有可以旋转的书架。当年去西天取经的僧侣从天竺回来以后，带回了大量的经文。他们在佛寺里翻译成汉语，然后就收藏在这些藏书阁里。收藏的书里还有道家思想的书籍，以及世俗中的一些书。公元9世纪的一位诗人相当聪明，他把自己的诗集放在三个不同的寺院里收藏着，这样他的诗集就可以得到更加长久的保存。正因为寺院里的藏书丰富，不少进都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选择在这里准备考试。

长安的寺庙里保存佛祖的部分遗骸。在法门寺等四个寺院里，分别有佛祖的一颗牙。其中一颗牙长约3英寸（合7.62厘米），是去西天取经的僧侣从天竺带回的。寺院将这些真假难辨的牙齿展出，人们向其敬献食物、鲜花和香。百姓还捐赠粮食、钱财和其他东西来表示尊敬。最受崇敬的是佛祖手指骨头的一部分，保存在长安以西100英里的寺院中。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这个遗骨曾三次在皇帝的命令下迎进都城，每次后面都有一长队的和尚和尼姑护送。长安周围村庄的百姓都涌入都城，去看这一盛况。护送遗骨的队伍从西北侧的宫门进入，皇帝在上面的城楼中亲自迎接。都城中的大户人家乘坐着装饰豪华的马车前来观看，以示对遗骨的尊重。公元873年，当队伍在大街上行走时，围观群众中有一位士兵是佛教的狂热分子。他把自己的一条胳膊砍了下来，用另一支手拿着，鲜血不停地往下滴。不少百姓把手指咬掉以示虔诚。一个和尚在头上燃烧一种芳草，疼痛地大声喊叫，但集市里的几个小伙子抓着他不让他动。最后他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痛苦，摔到了地上。遗骨到达皇宫后，皇帝下令在整个都城范围内放置一万个焚香的柱子。每个柱子有三到六米高，底部的两三米用泥土制成，并且用金和玉装饰。焚香在全城飘散着。有钱人家用丝绸装饰大厅，里面摆放着用金玉装饰的树，还修建了水银池。然后他们制作华丽的花车在城中的街道上展示，花车上还有歌者和舞者为长安的百姓表演。

对身体的自残是佛教修行的一种形式。佛教徒将自己的身体称为“臭皮囊”，并不十分爱惜。他们认为身体难以抵抗各种诱惑，阻碍了他们的超生和进入向往的极乐世界。因此佛教的信徒自残身体甚至以死来表达对宗教的虔诚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有的焚烧自己的手指，有的把眼珠挖掉，有的割掉耳朵献给佛祖。佛经中许诺信徒，做这些事以后会在极乐世界中得到重生。自残最极端的形式是自焚。唐朝有一位七十二岁的佛教徒，有一天他带着自己的徒弟爬到一座神峰的山顶。然后他下令徒弟用打蜡的衣服和麻布裹着他，浇上油，最后点上火。火焰将这位佛教徒的全身都吞没了。

寺院里的尼姑不一定都是纯洁的。公元9世纪中期，皇帝微服出访。他来到一个道教的寺院，发现那里的女性穿着华丽，浓妆艳抹。皇帝相当震怒，下令官员把这些妇女赶出寺院，又派了两个男性管理道姑的专门寺院。那些妇女显然是风尘女子。

妓院

长安有一个特殊的街区——北里，里面都是官妓。她们只为贵族、官员、科举的书生服务，偶尔也为富商服务。对官妓来说，她们在宴席上的娱乐才华比性技巧更重要。她们和日本的歌舞伎相似。在洛阳，她们要比妓女高一等，也比州上酒肆里的卖唱女要强，因为她们优秀的酒桌表现和礼貌的态度（至少有些人很礼貌）。官妓要在官府登记，都城的市长负责管理。他负责安排官妓使用的轿子，还可以阻止她们离开住所。

官妓在一个城区的东北角，附近有西市场、西面是大学，斜对面是大明宫。共有三个胡同。北胡同的官妓技艺不如中间和南面胡同的，因此常常受到她们的歧视。后面两条小路的开口对着南北主干道。新上任的官员隐瞒身份，去那里寻欢作乐。胡同里的妓院又大又安静。里面至少有三个会客厅，还有小的房间，里面挂着层层的帘子。房屋的前后都有花和灌木，还有池塘和奇石做的假山。并非所有官妓都富有。南胡同里曾有一个房屋里面住着母女三人，她们技艺不佳，也比较贫穷。她们吸引不了寻欢作乐的人，只得开个店铺卖水果和蔬菜。

图三　北里高级妓院

大部分的老鸨都是养母，管理或控制的女子一般不是她们亲生的。一些老鸨年轻时也是妓女，由于年老色衰就当了老鸨。她们会养一些男子同睡，并不把这些男人当成丈夫看。因为她们总对养女发火，所以常常被称作“爆炸炭”。她们要教官妓一些行业技能，比如唱歌，更为重要的酒桌上的规则。每当女儿不用心学或者偷懒，养母就会用鞭子打她们。

那些官妓有的小时候是乞丐，有的签订契约给乡村的穷人家当学徒，还有的出身较好，来自富贵人家或者官宦人家，但是她们的父母为了彩礼把她们嫁给人品低下的男人，这些恶棍又把她们卖给妓院的老鸨，她们无法脱身。这些女孩进入青楼以后，就随老鸨姓，同时接受训练。年满11或12岁时，她们会收到一件华服，这个礼物意味着她们可以接客了。

官妓不容易离开青楼。老鸨只在每月的第八天、第十八天和第二十八天允许她们出去听附近寺院的和尚诵经，或者在她们给老鸨交1贯铜钱后才可外出。当她们去寺院时，长安的不少年轻男子都聚集在那里等着看她们。如果她们去别的地方，比如去公园参加聚会，或者和男子幽会，必须要带上一个女仆，以便把她得到的钱交给老鸨。

官妓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参加酒宴。她们可以很自如地和贵族、大臣和书生交往。她们看到带有朝廷大臣官阶标志的客人时，尤其要谨慎地遵守礼仪。无论接待哪种客人，她们都要善于言辞、能做诗、会唱歌、懂得酒桌的规则，并且活跃酒宴的气氛。如果有客人夸夸自谈，没有顾忌别的客人的感受时，她们要用某种方式告诉客人他的话太多了。有的官妓受到侮辱时，也会发脾气。有一个客人喝醉酒以后拿一名官妓开玩笑，结果被那位女子扇了耳光，还被抓伤。有的官妓容貌平凡，但是在客人中享有盛誉。一位书生听说一位官妓很有名气，于是很想要一睹芳容。他送了一件又一件的礼物，但都遭到了拒绝。后来他用金花和银杯贿赂官员，这才达成心愿。这位官员把还在病中的名妓护送到他的宴席上。书生掀开轿帘，发现她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年龄比他还大。于是把她打发走了。

官妓里的青楼一次宴席的花费是1600文。新来的客人或者晚上蜡烛点燃后开始的宴席价格是双倍。官妓附近住着音乐艺人，随时准备来表演。他们每喝一圈酒就要收取1200文，如果是换了第二批蜡烛的宴会，就收取2400文。如果有的客人不给钱，老鸨会派人拦着他的马车，抓着衣服让他给钱。

青楼有时是危险的去处。公元9世纪早期，禁军中一位王姓的年轻人在妓院里遇到一个醉酒之人，然后藏在了他的床底下。一个男子突然冲进房间，杀掉了这个醉酒之人，把他的头扔在一边，然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姓王的男子在床底下躲了一夜后，瞅准机会溜走了。他再没有去过青楼一步。同一时期，有一个书生叫凌湖，他进都城赶考，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青楼里。有一天，老鸨让他离开一段时间，因为她们要举办家宴。出于怀疑或者好奇，他躲在一个房间看她们举办的家宴。结果从房间的窗户里，他看见老鸨和妓女们杀掉了一个喝醉的客人，并且埋在庭院里。第二天，他回到妓院居住。半夜他问妓女关于谋杀的事。妓女听到他问这件事，突然警觉起来，抓住他的喉咙想要把他掐死，还高声喊叫老鸨。书生快要被掐死时，老鸨劝她的养女放手。第二天早晨，凌湖去报官。等官府前去调查时，那群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在州和更大的行政单位，当地的官府也管理一些官妓，要负责她们的登记等。她们可以为各地的官员提供服务。曾经有一位西南部的书生中举了，他的父亲遍请官员，将该地区的所有官妓都请去活跃酒宴的气氛。

除了长安的高级妓院里，其他地方也有官妓。唐朝的名妓有红拂女、李娃、薛涛、颜令宾等，她们大都擅长诗词歌赋或者舞蹈。很多人一掷千金，只为见她一面。唐朝著名的道姑名妓鱼玄机在寺院里服侍男性。她们都属于高级妓女，因为她们只为贵族和大臣服务。

唐朝后期，经济繁荣。在集市以及其他人流集中的地方，出现了不少妓院为商人或者其他客人服务。

在高级妓院或者普通妓院里放纵的人可能会得性病。梅毒是16世纪时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唐朝的医生可以诊断出一些种类的淋病，并且知道那是通过妓女传播的。

公园

长安最大的公园是北面的禁园。它直径达40英里（约64千米），面积比不上洛阳的一个公园。正如它的名字显示，这是皇帝的私家花园，只有皇帝本人、其随从和贵客可以进去，不对普通百姓开发。林园中有人工湖，水源来自于南方的高山。湖水中有观赏鱼，湖旁有桃树、梨树和柳树林，还有葡萄园。农业部门负责管理园林，生产的水果等食物供给皇家以及大臣食用。林园中还有不少野生动物，有时皇室在此处打猎。这里有华丽的宫殿以及球场，皇帝在这里娱乐，有时候也把他宠爱的大臣带进去游玩。

禁园和宫廷外有几个大的园林，其中最大的是都城东南部的曲江。公元8世纪早期，皇帝下令在河水流经的区域挖掘一个大湖，湖水深不见底。河水还与另一个古老的芙蓉园相连，公元756年以后，芙蓉园是皇帝宴请百官的首选之地。公元9世纪，一位到访过长安的阿拉伯人称，那个公园不对百姓开放。

公园中有一个两层楼亭，中举的书生常常在这里宴请宾客。曲江与芙蓉园内生长着杨树、柳树、莲花、菊花、水草和芦苇。秋天时，飞往南方过冬的候鸟在这里停留。文人雅士喜欢在这里观鸟，聆听鸟的鸣叫声。园林内还有寺院，以及两位大臣的宗祠。公元835年，皇帝下令重修园林，共有1500名士兵为湖水清淤，对建筑物进行重新修整。重修之后，皇帝将园林内的一些地赏给大臣们，让他们在里面修建自己的府邸。

大臣们喜欢在春天游览曲江。长安的居民喜欢在农历一月下旬乘车或骑马去公园或者郊外游玩。他们支起打着蜡油的帐篷，举行小型的宴会来迎接春天的到来。打了蜡的帐篷可以防止人和食物被雨淋。三月初三和曲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公元4世纪开始，文人墨客就喜欢在这蜿蜒的湖边饮酒。到了唐朝，饮酒的地址由河边移到了湖边。贵族们也在湖边支起丝绸的帐篷，在里面一边饮酒，一边享受食物。大臣们在湖水上泛舟，享受春光。皇帝有时也来这里参加游乐会，他带来自己的歌舞表演者和杂耍艺人给大家表演。农历九月初九，人们也喜欢到公园玩耍。他们在这里野炊，喝得微醉。然后一边听鸭子和鹅的鸣叫声，一边在湖边漫步。

第四章　房屋和庭院

住宅

汉字“家”代表一个屋顶下有一只猪。屋顶对于每一个修建在地面以上的建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猪”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乃至到了20世纪，猪肉都是最主要的肉食。过节或者祭祀时，即使是最穷的人家，也会准备一些猪肉。正因为如此，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以免被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房间里给猪留了一定的空间。而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贵族、官员、商人和富农有条件修建猪圈，因此不用在住所里养它们。

唐朝人的住所多种多样。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住在蒙古包里。这是一种圆形的木质结构，外面铺着毛毡。蒙古包方便拆卸和搬移。游牧民族用马驮着拆卸的蒙古包，赶着羊群，向水草更加丰美的地方迁移。在西北部，树木稀少，气候干燥，那里的人们住在窑洞里。那个地区的土壤呈黄色，是风从北部的草原吹至此处的。这些黄土积累了几个世纪，厚度达150英尺（合45.72米）以上。因为里面没有岩石，所以相对容易进行挖掘。这里的居民从山的一面往里挖，形成一个房间；或者挖一个深坑，从坑的墙壁上往里挖，形成一个房间。窑洞在唐朝时已经发展成熟了。在西南，当地居民把房屋建在桩子上，以防止他们自己和财产受到湿气和洪水的影响。在长江边上的船家一辈子都住在船上，他们的船上还有可以种植蔬菜的小菜园。中部的一些商人住在大船上，还有女性为其表演歌舞，以及女仆为其服务。在南部的一些地区，几乎一半的人口住在船上。

关于唐朝建筑的信息，大部分集中在洛阳和长安的皇宫和官邸上。唐朝初期，这些建筑空旷又平淡。但公元690～710年，贵族成员，尤其是公主们开始修建豪华的宫殿。她们互相攀比，看谁的宫殿更加华丽。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这股攀比之风也在都城中刮起。皇子、大臣和得宠之人竞相建造华丽的建筑。一些皇亲国戚的骄奢程度堪比公元8世纪早期唐中宗的女儿们。唐玄宗统治时期，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曾仗势欺人，强买韦家的祖宅。她身穿黄色丝绸的华服，从轿子上下来，由20多个女仆护送着，走进韦家的宅门。她看到韦某的儿子，于是问道；“听说你家的宅子要卖，多少钱啊？”韦家人说：“这是我家的祖宅，万万不能出售啊。”他的话音未落，几百个人就冲进宅子，开始拆东边和西边的厢房，然后又拆屋瓦和房梁。韦家人和童仆无力阻拦，只保存下了家中的书籍和古筝。作为霸占其住宅的补偿，她只留下十几亩荒地给韦家。但是当匠人们用韦家住宅的材料，为其修建好宅邸时，却得到了金盏盛碧色宝石三斗作为酬劳。最后这位羞辱韦家的夫人得到了报应。安禄山的军队到达长安时，她躲进了一个竹林中。在那里，虢国夫人杀死其子裴徽和其族兄杨国忠的妻子裴柔，然后自刎。

“安史之乱”期间，都城的很多宏伟建筑被毁坏。公元763年开始，大臣、权臣和功臣开始了另一轮修建豪宅之风。公元8世纪下叶，一位大臣在长安的南面和北面两处各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别墅。在城南的乡村也有十几处房产。后来他犯罪被处置，朝廷将他的两个豪宅拆了，用其材料修建了官府。在战乱平息、经济恢复时，都城中修建豪宅的风气再次兴起。当然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生活节俭，他们住在简陋的街巷里，房屋仅能遮风避雨。

长安和洛阳的很多宅邸都是皇帝的。皇帝经常把这些宅邸赏赐给贵族、大臣或者有才华的受宠之人。有些宅邸面积相当大，比如一位皇子的府邸占据了一个街区。皇帝赏赐宅邸时，通常会让文武官员护送受赏者去新宅，并且有宫廷乐师敲锣打鼓地跟随着。皇帝下令把新宅装饰一番，然后安排一些女性表演歌舞、赏赐银器，为受赏者举办一次宴会。皇帝也会给宠爱的人赏赐新宅。比如唐玄宗曾被一名歌者的歌声打动，赏赐给他位于洛阳的豪宅，那所豪宅比皇室的还要豪华。这些财产在受赏者死后要上交朝廷，然后朝廷可能会售出。如果受赏者犯了大罪，或者做了不光彩的事，皇帝有权收回财产。都城中的住宅并非都是皇帝的，私人也有住宅，并且是允许买卖的。公元856年，长安的一所宅子价值340万文。另外一处房产价值500万文。公元9世纪，皇帝曾花费200万文为一位贫穷的功臣后代买下一处房产。

朝廷的建筑大都面朝南，以便吸收阳光。阳光属于五行中的火，可以给居住者带去活力。房屋大门的位置与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和风水学有关。人们认为恶气或者鬼魂会从门中进入。为了辟邪，有条件的人家会在门前造一堵墙。

为了安全和保护隐私，较大的住宅都建有外墙。外墙的建筑方法和城墙的方法一样，不同的是外墙不用在外部砌砖或石头。正因为如此，公元754年秋，长安下了两个月的大雨以后，毁坏了大量的房屋。这种外墙还有其他的缺点，比如小偷只需要一桶水就能在墙上打一个洞钻进去盗窃主人的财物。而且住久了或者发生了地震，墙就会裂开，邻居之间可以互相窥视。

有墙就有门。贵族和大臣的府门高度可以让一个人骑着马进入，宽度可以进得一辆马车。门共有两扇，关闭以后用木制的门闩锁上。

图四　夯土墙的模版和方式

门口有守护的仆人，可以阻止主人不愿见的人。如果守门者不认识来访者，会要求其出示物件以示身份。有些看门人只有拿点儿好处才去通知主人某人求见。贵族和大臣还有一个特权，可以在府邸和官邸的周围悬挂旗帜。禁奢令中按照官品规定了旗帜的数量。皇帝可以插24个，州上的官员可以插10个。军队官员每5年更新旗帜。这些旗帜可以代表官员的品级，都城中的行人看见旗帜便可以知道这是官府。

唐朝时就已有贴门神的传统，有的直接在门上画门神。这是为了防止邪气入侵。传说中，这两位门神是唐太宗的两位大将。有一天夜里，太宗听见有恶魔翻弄砖瓦的声音，便生了病。闻之此事以后，两员大将自告奋勇守护皇帝。他们每晚都去皇帝门口守护，直到皇帝康复。

长安中权贵的府邸是复合结构，由用途不同的房屋组成。这和西方的别墅将客厅、餐厅、厨房等集中在一个建筑物中的结构有所不同。总体而言，主要的建筑在南北中轴线上，位于大庭院的内部。小一点儿的房屋在庭院的东、西两边，通过柱廊或者带屋顶的走廊与主楼相连。每个庭院都是独立的，主人可以将其中的一个租赁给他人。前部庭院的房屋是最大也最正式的，主人在这里会客或者讨论事务。内部的房屋是女眷居住的，除了男性家庭成员，别的男性不得入内。公元7世纪与8世纪早期，一些大臣与权贵使用宦官侍奉女性。公元749年，皇帝禁止了这种行为，并下令将所有宦官交给宫廷。

大部分主楼都是长方形的，长的一边坐北朝南。有的官员将客厅修建成月牙形会见客人。房屋通常有一到两层楼高，因此整个府邸呈平面状。禁奢令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房屋长度不可超过5贝（两个柱子之间的距离），宽度不可超过3贝。四品和五品的官员房屋长度与宽度不得超过5贝和3贝，五品以下官员与百姓不得超过3贝和一贝。

府邸都建立在夯土建成的高台上，以防止洪水侵袭。但有时效果也不大。公元817年，长安的一场大雨形成洪水冲入集市，摧毁2000间房屋，宫中的一根柱子也冲倒了。公元669年，东北部地区的一场大雨造成了比这更大的灾难。洪水升至五英尺，摧毁了14000多户房屋。富贵人家将房屋的地基和楼梯用石头砌上，这些石头表面光滑、纹理也很漂亮。只是下雨时，访客需要小心行走以防滑倒。在古代中国，石头不是最重要的房屋建筑材料，主要用于修建台阶、栏杆、桥梁和坟墓。

唐朝时人们建造房屋要小心建筑材料的选址，以免影响房屋的风水。公元8世纪早期，一个风水先生造访了一位大臣的府邸，他提醒大臣不要挖掘东北角的土。一个月以后，风水先生再次到访，声称府邸有一股不祥之气，怀疑东北角的土被挖了。他与大臣去那里查看，发现了一个深度超过10英尺（约3米）的坑。风水先生预言到，大臣会享受20年的荣华富贵，但之后他的子嗣有灾祸。大臣听后大惊失色，连忙问把坑填上是否可以消灾。风水先生说别的地方的土和这里的氛围不同，不能与地下的能量相连。后来预言实现了，因为“安史之乱”的牵连，这位大臣的一个儿子被处死，另一个被流放。

图五　百姓里居图

唐朝时的工匠在修建房屋时，先夯土建立一个平台，然后用石头打地基。之后用竹子做修建台，再竖起木头柱子。木匠会把木柱打磨成圆形。打磨柱子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叫“木贼”的植物，另一种是鲨鱼的厚皮。屋顶的重量是由柱子承受的，而非墙壁。但是村舍的屋顶重量是由墙壁支撑的。柱子竖立以后，木匠在柱子顶上用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屋梁将其固定。宫殿或寺庙的屋顶上，由手艺非凡的木匠安装托架，托起椽。屋檐的长度超出墙壁，底下形成走道，可以遮风避雨。房屋的整个结构都是木制的，包括房梁、柱子、椽等。匠人们一般将它们刷成亮色。有的房屋的椽是柏树做的，匠人们便不会上色，而留它本来的纹理让人们欣赏。在传统建筑中，屋顶像是房屋的王冠，是最昂贵也最引人注目的。

古代的屋顶上铺有瓦片。瓦是陶制的，表面上了釉，比较光滑，形状为半圆形。陶瓦价格比较贵，但是比其他材料，如村舍经常使用的茅草要好。陶瓦可以防火。假如房屋周边失火，风将余火吹到盖了瓦片的房屋时，不会把房屋点着。唐朝时，一些摧毁很多房屋的大火灾也许就是在没有安瓦片的房屋中发生的。公元806年以前，广东没有北方城市繁华，并且经常发生火灾。那一年以后，官员下令所有居民在屋顶盖上瓦片，之后火灾数量减少了不少。瓦片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大风会把瓦片吹落，可能砸死砸伤行人。瓦片还可能招来不速之客，那就是蛇。这一动物经常钻进房屋内。

房屋的四壁建在柱子之间，由木材、砖等材料筑造。有的统治阶级的府邸建有双层的墙壁或者暗室，还偷放财物或者藏匿逃犯。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发生之后，皇帝下令搜查贵族和大臣府邸的暗室，寻找逃犯。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大臣喜欢赏玩精美之物，花了大量银两购买。他收集了珍贵的书画，用金玉装裱，然后放在两堵墙之间。他去世以后，小偷潜入他家去盗窃这些财物。但这位小偷只把金玉的装裱拿走，把字画扔在了路上。其实这些字画的价值要远在金玉的装裱之上。

总体而言，唐朝时的房屋是不设墙的，因此没有不同的房间。这样的结构方便空气的流通和阳光的通透。在古代，玻璃还不存在。唐朝时的普通人家使用纸来贴窗户。这种纸应该是油纸，因为油纸是半透明的，不会阻挡住阳光。富有一些的人家是用丝绸来贴窗户。丝绸有朱红、翠绿和别的颜色，当阳光透进来时，也会变成丝绸的颜色。这两种材料都不能抵御强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工匠用木头制作框架，将油纸或者丝绸贴在上面。做框架的木材是松木，因为松木比较松软，不适合做主要的建筑材料。窗棂的样式多变，是古代建筑中的一个亮点。比如有的窗棂样式很特别，上面镶有琉璃和云母，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图六　窗棂

当门窗打开时，人们习惯于挂上帘子。这样，在保护隐私的同时，还能保持空气流通。帘子由绳子连接起来的竹条组成，不用时可以卷起来。还有一种帘子只在门的上部悬挂。同昌公主曾用宝石制造这种门帘。公元8世纪晚期，一位权臣也用金银装饰门帘。

宅邸的墙壁上一般用灰泥涂成光滑的平面。主人可能会邀请著名的画家在墙壁上作画，画的内容有鹤、马、风景等。也有的主人在宴请宾客时，客人中的著名书法家会挥笔在主人家的墙壁上写一两行诗词。古人将这些字画看成是高雅的装饰，而不是乱涂乱画。除了墙壁上有字画，在许多假山上也凿有文字等装饰。公元681年，皇宫的手工作坊的主管为皇帝装饰的房间曾引起争议。他在墙壁的四周贴了许多镜子。皇帝去看了房间以后，问身边的大臣感觉如何。这位大臣说，房间里景物重叠，有不祥的征兆。这意味着王朝会有新的统治者，将江山弄得四分五裂。皇帝立刻下令将这些镜子移除。墙壁的装饰还有可能极其豪华。公元825年，唐敬宗下令修建宫殿，需要用10万片金银的叶子来装饰墙壁和屋顶。

最奢侈的府邸用珍贵的木材做建筑材料。公元8世纪，魏皇后的一位朋党喜好奢侈之物。他用沉香和红色的粉末与灰泥混合，刷在墙上。门打开时，屋内就有香气扑鼻而来。沉香是一种东南亚的树腐烂的根，浸入树脂而成。唐玄宗也曾用沉香建造过亭阁，周围种着各种凤凰树，有大红、粉红、紫色和白色等各种颜色的花朵争奇斗艳。而有一位大臣的奢侈程度超过了皇帝。他的府邸里有一座亭阁，使用了檀香木（另一种东南亚的香木）制作栏杆，用麝香和乳香涂墙壁。春天来临时，凤凰花绽放。大臣邀请宾客在亭阁中赏花。

房间

古代住宅的私人房间，包括卧室一般位于客厅后面的庭院中。公元8世纪，一位大臣在洛阳购置了一处府邸，多年以后修改了多次。府邸的中间是他的第一任夫人的房屋，后来这位夫人去世了，房子就一直空着，也未经装饰。东面的房屋住着他的嫂子（他的哥哥可能也已过世）。北面的房屋是供他的姐姐们来访时居住的。唐朝时一家的兄弟住在一起是很寻常的。不过户主会给每家安排一个单独的院子居住，这样他们既能和家人住在一起，又能享有一定的隐私。

唐朝时的房间，除了客厅以外，还有一些具有其他功能的房间。比如说书房，读书人喜欢闲暇时在这里读书写字。唐朝初期，读书人要自己手抄书，或者在一种书店里买别人手抄的书。手抄书中的文章是按照从上往下、从右往左的顺序写在纸上的。写完之后，把纸粘在一起，形成一卷书。书的一端会安上卷轴，这样书就可以卷起来存放了。文章篇幅较长的书由好几卷书组成，每一卷为一个章节。当时的人们要计算一个书库的书有多少，不是看有多少个书目，而是看有多少卷书。有些图书馆的书数量很多。公元8世纪晚期，一位大臣的藏书超过3万卷，至少还有其他两位大臣的书超过2万卷。公元8世纪早期，有一位图书收藏者的书多得书架上都放不下了，只好堆在窗台上，把阳光都挡住了。而那时的音乐爱好者也会专门腾出两层高的楼专门练习打鼓。

富裕的统治阶级的府邸通常会有自己的宝库。比如武则天叔叔的孙子就有一个500步长的宝库，里面放置着100多箱从四处搜集来的财宝。他用这些财宝来收买朝中的大小官员。不料有一天夜里，他的宝库失火，所有财宝都付之一炬。

有的官员家中有专门敬奉祖先的圣所。而长安中更加有权势的人家会在别处修建祖祠。

统治阶级成员拥有独立的浴室，里面有铜或金制的水壶和脸盆，以及洗脸洗手用的毛巾。浴室中还有木质、瓷质或者金属等质地的浴盆，以及长凳、垫子、屏风等。屏风可以防止男性偷窥。

唐朝时最大的沐浴场所当属长安以西的黑马山上的温泉了。从长安到黑马山，如果骑马需要一天的时间。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非常喜欢这里的温泉，春冬季节时经常去那里。太宗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宫殿，以方便利用温泉中的砷、硫黄等矿物质保持身体健康。真正把这里当成家的是唐玄宗。他在位的44年中几乎有38年都去那里度过一段时间。公元740年以后，玄宗冬季时在温泉处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三个星期、四个星期、五个星期、两个月、直到三个月都不愿离开。

由于唐玄宗经常去泡温泉，他命令工匠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市。每当他去骊山时，会把朝中的官员都带上。因此随行人员很多，除了宫中嫔妃、皇室成员、守卫，还有本该在朝廷中工作的文武大臣们。这些人还需要带上数量不少的下人。这支庞大的队伍需要相当大的建筑才能容纳得下。这个建筑中要有这些人的卧室，还要有仓库、厨房等房间。修建这样的建筑后，还需要修建围墙。所以最终建成的宫殿必定耗资巨大。

这座宫殿的主题是两个温泉。唐玄宗所住的叫九龙殿，显然是因为龙是古代帝王的象征。杨贵妃拥有一个沐浴场所叫做华清池。她还有一座宫殿，专门用来更衣化妆。温泉的周围都是纹理别致的石头。还有用白色石头雕刻成的鱼、龙、鸭、鹅等雕塑，以及石桥和石头雕刻成的莲花。这些都是得宠时的安禄山献给皇帝的。每当皇帝进入浴池时，这些动物都好像要动起来了一样。这让皇帝感到有些害怕，于是下令把这些雕塑移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还经常乘船在浴池上游览，这说明浴池是相当大的。他们乘坐的船也极尽奢华，船身涂了漆后又镶嵌有银质的花纹，船桨上也镶有玉石和宝石。玄宗还下令浴池的中央用宝石和沉香修建一个小岛。宫中的嫔妃们共有16个浴室，她们在泡温泉时，不经意时较小的头饰会掉落。这些珠宝装饰的流苏或细线可能从“黄金下水道”里漂离皇宫，落在大街两边的排水渠里。穷人们每天都能捡到一点儿。

府邸中的一些建筑物称不上是厅堂。比如厨房是每个房屋内都必不可少的，主人请客时也常常要用到，但是在唐朝文学作品中，关于厨房的信息很少。还有富有的人家骑马要有马厩，以及存放马具和马车的地方。还有仆人们居住的房间，都称不上是厅堂。

再好的府邸也要有厕所。对大部分人家来说，厕所都比较简陋，没有太多的装饰。这种厕所由坑和木板组成，木板上有一个开口，人们可以蹲在上面。厕所里散发臭气，直到掏粪者把它清除干净。因此厕所离居住区域较远，以免臭味影响人们的生活。古人在如厕时，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臭气熏人，那就是把干枣塞到鼻孔里。清理厕所还可以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种惩罚手段。比如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的作者——一个年轻人陆羽，曾经师从一位僧侣学习茶道。某一天，他惹恼了先生，于是被罚去清理寺院的公共厕所，以示惩戒。厕所还有其他的作用。有的罪犯把受害者的头颅扔到厕所里，这样官府的人就不愿翻弄粪池来寻找。有一位诗人的堂兄觉得他的诗写得太差了，就扔进了厕所。富贵人家的厕所会修饰得好一些，在厕所前面会修建一个房间，里面放着长椅。公元819年，一位将军的下属决心叛变，他派兵去捉拿将军。后来在他家中厕所前面的房间里找到了将军和他的两个儿子。

图七　厕所

在选择修建厕所的地址时也需小心。隋朝时，长安有一个房屋闹鬼，所有房屋的主人都死了。这时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人不相信有鬼，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栋房子。有一天，一个穿着精美袍子的鬼魂出现了。王姓的年轻人问他为什么到此，鬼魂回答说他是几百年前的大将，现在有一个厕所建在他的坟墓上了。他一直在忍受着臭气，所以他想让那个年轻人帮他把坟墓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个鬼魂还答应要酬谢他。于是他就答应帮忙了，还问鬼魂为什么要杀死以前的屋主。鬼魂说它并没打算杀掉那些人，是他们自己吓死的。后来年轻人挖出棺材，移至别处。第二天晚上，鬼魂再次出现，他预言这个年轻人会当上将军，而且每次战争，这个鬼魂都会帮助他。果然，他当上了隋朝的一员大将，每次发生战争时，他都能感觉到有鬼魂士兵在帮助他。于是他总能打胜仗。

据说厕所还有它自己的神仙。根据公元5世纪时的一个传说，元宵节的那一天，一位官员的妻子在嫉妒心的驱使下，把小妾推进厕所杀死了。后来天庭的人可怜她，就封她为厕所之神。凡间的人称她为“紫衣仙女”。每到正月十五，人们就在公共厕所前面念道：“你的丈夫不在家，大老婆出门了，小小仙女快出来吧。”人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正月三十这一天，用火把照一照井和厕所，把鬼都放出来。

井

唐朝时，富有的人家都有井来提供水。虽然很少有资料记载，在城市的每个城区应该都有公共的井。因为打一口井的成本很高，一般家庭难以承受。而如果远距离地挑水，也会很困难，除非人们购买马匹和车辆。有的人信佛，于是在都城的集市里打了水井，并且在集市的4个城门处修建了厕所，以方便大众。但这些公用设施，上层阶级的人是不屑于使用的。他们在自己的府邸打了井，有的还穷奢极欲地装饰井。公元9世纪，唐朝的公主们都通常在自己府邸的井上加了盖子，以防止蜥蜴、老鼠、昆虫等动物以及小孩掉进去。盖子还能防止灰尘和草木飞进去。尽管有盖子，每年清洗井水还是必不可少的。一些点子多的仆人往井里扔沙子，来过滤井底渗透出来的杂质。还有人往井里投放朱砂和砷等物质，想以此来达成长生不老的愿望。公元9世纪时，一位大臣用金和玉的栏杆把井围住，并且往里面扔玉器和宝石。后来他被处死，人们发现他的骨头都变成了金色的，这是因为他常年喝这口井里的水。

井水也有干涸的时候。公元785年，唐朝遭遇旱灾。从南部山峰流向长安的河流干涸了，因此都城的井里也没水了。有时候井还会塌陷。除此以外，井还有别的功能。古代的女子自尽时通常选择跳井。井有时也用来藏宝物。公元613年，一户叛乱的人家害怕被没收财产，把金子都扔进了井里。

家具

唐朝早期，客厅里最主要的家具是长凳。这是一种较矮、较大的平台，没有扶手和后背，通常是木制的。人们盘腿坐在上面，使用案几写字和吃饭。最尊贵的椅子是皇帝坐的龙椅，由金和铜等金属制造。龙椅是可以移动的，应该是很多仆人一起把它搬到不同的重要场合。比如每月的最后一天和月食之日，仆人们便把龙椅搬去地坛，因为皇帝要去祭地。他们还会把龙椅搬到科举骑射的考场。还有一种皇室用的椅子是波斯进贡的，由红玉髓制成，这是一种红色的玉石。

图八　家具

皇宫以外曾经出现过史上最奢侈的椅子，至少见过这个椅子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它是由武则天宠信的大臣为自己的母亲铸造的。椅子用象牙制成，自上而下的帷幔由金银珠宝等各种贵重物品装饰。椅子表面覆盖着犀牛角编织的织物，以及紫貂皮做的垫子。椅子下方摆放着灯芯草、芦苇和精细的毛毡编制而成的脚垫。这张椅子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公元705年，这位大臣被处死，他的母亲也被软禁宫中。

在正式的房间，如客厅里，富贵人家会在长凳周围挂上帷幔，材料既可以是竹子，也可以是金玉。公元873年，唐懿宗在宫中迎请佛指骨，便把它安放在宝石和玉制作的帷幔后面。公元8世纪晚期，一位大臣为自己最喜爱的小妾购置了金丝制成的帷幔。还有的是一条“鲨鱼丝”制成的。传说中，“鲨鱼丝”是住在南海海底的人用珍珠眼泪编制而成。这种丝织品也许是东南亚产的月桂色的布料，材料取自蚌类将自己固定在海底的细丝。

中国人早在公元1世纪以前就开始使用椅子了。这是一种可以折叠的椅子，很明显是从外域传入的，因为这种椅子叫“胡床”。也许是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盘腿而坐的习惯，胡床等高型坐具在开始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流行开来。第一把真正意义上的椅子是在唐朝出现的。公元8世纪中期，一位官员用树干做了一个框架用来靠背。他将椅背形似龙的椅子献给了皇帝。从这以后，朝中的官员对椅子开始热衷起来。人们无法知道这位官员有没有把这项发明应用到长凳上，但到了公元9世纪，椅子已经变成了府邸中常见的家具。小圆凳和饭桌旁的长凳也在同一时期出现。

屏风是统治阶级家中必不可少的家具，它们是可以移动的，摆在座位后面可以挡住帷幔。屏风表面通常用字画予以装饰。唐太宗的一个屏风上写着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以便早晚阅读。还有一个屏风上写着各州官员的名字及其职位调动，这样显然是为了记住官员的名字，方便管理。在唐太宗统治时期，一位大臣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将贤德女子的故事写在一组屏风上，献给皇帝。在屏风上写文章的例子还有不少。长安的一个寺院有15个屏风，上面都抄写着经文，并且用宝石镶嵌字体。在“安史之乱”发生时，宫女把自己的财物放进珠宝箱里，然后寄放在寺院里，以求躲过一劫。

屏风具有美学意义，可以装饰房屋。有条件的人会请艺术家在屏风上画四季之景等。杨贵妃的屏风上画着古代著名的美女，她们的衣服都用宝石装饰着。唐朝有一位大臣把著名的漂亮伶人画在屏风上，用乌龟壳和水晶装饰。

图九　屏风

唐朝时的床四个角安有柱子，悬挂着帷幔。皇室使用的帷幔是极其精致的。关于帷幔，还有一个小故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武则天曾经赏给一位大臣带刺绣的丝绸制成的帷幔，因为她听说这位大臣的帷幔是由劣等的丝绸制成的。但是这位大臣在赏赐的帷幔里睡的并不踏实。第二天早上，他禀告皇帝，一位面相之人告诉他，他在年轻之时不可以奢侈。于是请求皇帝允许他使用自己原来的旧帷幔。有的人对睡眠质量要求较高，不但挂帷幔，还有别的一些方法。公元8世纪，一位大臣的仆人生活较为奢侈。他和妻子每天睡觉前用12个金银制成的火盆熏香睡衣，以保证睡眠质量。关于睡眠，道教认为床的高度应该至少一米，这样才能防止地上的湿气和邪魔侵袭人体。而且根据道教的观点，人们不应该把床摆在北面的墙边，在脱鞋时应该先脱左脚的鞋子。

古代床上放的枕头是用陶瓷、木头、石头等硬质材料制成的。比如一位掌管国家盐铁垄断的官员曾在自己的金床上摆放用天青石制作的枕头。用黄檀木制作的枕头据说可以治疗头痛。枕头是方形的，中间向下凹陷，以供头颈部休息。公元8世纪早期，有一位贵妇的枕头叫“夜明枕”，这种枕头在夜里会发出淡光，从而不需要点上蜡烛或灯笼了。道教这一宗教认为枕头不能太高，否则会折损寿命。根据民间传说，枕头还具有一定的魔力。韦皇后的妹妹曾经有一个枕头是用豹子头做的，据说可以正邪；她还有一个枕头形似一头爬着的熊，据说可以确保生儿子。

图十　帐幔围屏床、枕头、蜡烛和鬼魂

唐朝人的衣服不是放在衣柜里的，他们有钉子可以暂时地悬挂衣物。至于需要长期保存的衣服，一般放在竹子编制的大箱子里。公元708年的春天，从一个衣箱里出现了一个吉兆。那一年，宫廷中有人禀告皇帝，韦皇后的衣箱里的一条裙装的方位，升起了一朵五彩的云。皇帝命令画师将这个吉兆画了下来，让众大臣传阅。一位大臣建议让所有国人都看看这幅图。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下令在各地张贴此画。随后皇帝还因为这个吉兆，下令大赦天下。

在权贵的府邸，一般都有财宝箱。唐朝时有一个王学士，虽然长相丑陋，但是皇帝非常宠爱他。这个人喜欢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想要利用王学士的地位升官发财的人涌到他家的门口。白天没有进去的人，晚上只好睡在旅馆或点心店里。王学士规定，至少要交1000文才能进门。他的家里有一个无盖的大箱子，里面堆满了别人送的金子和丝绸。有时候他的妻子睡在这个箱子上。

统治阶级的府邸一般都在地上铺有异域的地毯。至少有两个国家：布哈拉（原为亚洲西南部国家，现已并入乌兹别克斯坦）和波斯向唐朝朝贡地毯。这两个国家在那时和现在一样，都以地毯而著称。这些地毯还由骆驼驮着，穿过中亚的沙漠，到达长安，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城市中的商铺里。中国人自己也会织地毯，以下的历史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公元9世纪，杨相国在长安的府邸中用檀香木建造了一个亭阁。一位官员的儿子悄悄派人量了亭阁的大小，然后让人根据这个尺寸织了一个地毯。他托人在杨相国宴请亲朋好友、庆祝亭阁建成的宴会上，送给了主人。最后不幸的是，杨相国失势了，而这个地毯说明他与杨相国有密切的关系，最后也受到了惩罚。

在比较富裕的人家，夜壶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夜壶也有几个历史故事。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一位知名度较高的诗人曾给一个深受皇帝宠爱的男宠端夜壶。公元683年，皇子李明被流放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当地的一位官员为了讨武则天的欢心，假传圣旨，说皇帝命令皇子自杀。皇子听后十分恐慌，只得自缢。结果一天夜里，这位官员正在熟睡，一名刺客悄悄进入他的卧室，将其头砍下带走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武则天命令处决李明的儿子们。在官员清点没收来的罪犯的财产时，发现了这位官员的头颅。这个头颅被做成了尿壶，上面涂着漆，刻着官员的名字。显然，这是为了报复这位官员对其父亲的所作所为。这时官府才知道是谁谋杀了这位官员。

唐朝北方的房屋内没有墙壁隔断、通气性好，因此比较冷。从秋末到春初的这段时间，只能靠炉子或者火盆供暖。人们主要靠燃烧柴火或者木炭取暖。贵族和文武官员可以按月从朝廷领取炭。有些上流社会的成员生活奢侈，在取暖这件事上也有所表现。公元8世纪中期，有大臣家中把煤炭碾成粉末和蜂蜜混合在一起，捏成一对凤凰。他们把这对凤凰放在檀香木上，烧了取暖。还有一位大臣让最胖最高大的小妾或者女仆在他面前围成一排，来挡风。他把这排人叫“人墙”。还有一位皇子在刮风下雪的天气里，让他的女歌伶紧紧地围坐在他旁边，来抵御寒风。另外一位皇子在寒冬腊月里，手冷而又离火较远时，就把手伸到自己喜爱的女伶胸部取暖。这些女子成了她的暖手炉。

唐朝人在生火的时候，通常使用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使用燧石刀猛击打火石，用产生的火花点燃易燃物。第二种方法是快速旋转一种金属钻，利用摩擦生热，点燃木头。第三种方法是使用凹面的铜镜，将太阳光聚于干燥物上。但这种方法在阴雨天气无法使用。

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想不同的办法来避暑。普通人只能用扇子来扇风。而上层阶级有更多的办法。比如有一位公主在举办宴会时，让仆人把沾湿的丝绸挂在房屋南面的回廊里，为客人降暑。公元8世纪早期，在天气最热的三伏天，一位大臣的儿子让工匠把冰块雕成凤凰或其他动物形状。有时候用金环和彩带装饰。等工匠做完了这些工作，就装在碟子里，差人送到皇子、贵族和大臣家里。他们想用这个解暑的方法来讨权贵的欢心。更好的消暑方法是在房间里安装降温系统。唐玄宗就安装了这样一个系统。可是有大臣直谏皇帝不该如此奢侈。于是，皇帝派一个太监在清凉的房间里召见这位大臣。当天，外面烈日炎炎，气温很高。大臣走进清凉的房间时，只见皇帝坐在龙椅上，身后有水轮驱动的风轮。阵阵凉风拂过皇帝的衣服。房屋的四个角有水向上喷，顺着窗帘落到地上。皇帝给大臣赐座，于是大臣坐在一个结了冰的石凳上，然后喝冰水。不一会儿，大臣就冻得发抖了。他不得不一次次请求皇帝让他出去一下。后来，因为凉气影响了他的身体，走到门口时把裤子都尿湿了。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朝中的大臣喜欢效仿皇帝。公元8世纪中期，有一位监察御史被皇帝革职抄家。官员在他的府邸发现一个“自雨亭”，从亭子的檐上会有水从四周落下。炎炎夏日，杨贵妃体胖怕热，于是在嘴里含一块儿玉鱼来解暑。

唐朝时人们有四种方法来照明：火把、油灯、蜡烛和灯笼。火把用来在院子里或行走时照明。火把是由柴火捆做成的，放在房屋阶梯口可以把院子里照得像白天一样。没有火把，晚上就不能够举办宴席、进行马球比赛和打猎等活动。灯笼的外面套着薄竹片做成的框架，贴着纸或者丝绸，里面放置着蜡烛。当人们夜间需要短暂出行时，通常使用蜡烛。

蜡烛和油灯是室内照明用的。油灯通常放置在浅口的金属碟子或陶瓷碟里，灯里用的通常是大麻油。也有的油灯使用的是罕见的动物油，比如鲸鱼油和海豹油。还有一种鱼是中国南海的，脂肪含量比肉的脂肪还要多。这种鱼的肉炼出的油可以放在油灯里，用于照明宴会，或者供女性织布时使用。医学书上不建议人们用猪和熊的脂肪油，否则会造成近视。上层社会的人有精美的灯台来放置灯器。公元8世纪的一位皇子有几个灯台，是将木头雕刻成矮小的奴隶，染上多种颜色制成的。这些灯台摆在皇子的床头，每一个雕塑的手里都挂着一个灯笼，通宵地亮着。

过去欧洲的蜡烛是用动物脂肪制成的；而封建时期中国的蜡烛，是用植物浆果提炼的油和蜂蜡混合而成。权贵们使用的蜡烛是可以散发香气的。这种香烛由各种香料与蜡混合而成。在睡前点上香烛，整晚卧室都会漂着香气。香烛一般会放在精美的烛台上。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皇子使用的烛台是木雕的男仆，身着绿色的衣裳，手里握着蜡烛。每当皇子宴请宾客时，都要使用这些烛台。有些蜡烛上标有刻度，这样人们就能够知道时间过去多少了。使用这种蜡烛的主要是晚上需要念经的和尚。随着佛教的传播，燃香计时的方法也传入了唐朝。这种计时器是木雕的或者金属铸造的佛教主题的形象，中间有一个小通道可以放香。香在焚烧时会显示出计时器的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个时间段：早上7～9点、9～11点、中午11～1点、1～3点、3～5点。

上层社会的府邸中，环境很重要。唐朝时，空气的气味尤其重要。在富贵人家，为了让香味扩散，他们在火盆中焚香。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生活奢侈的皇子在床的帷幔前摆放着雕塑。这个雕塑是一个侏儒仆人，手里端着一个珍珠火盆。火盆里散发的香气可以持续整个晚上。唐朝的医书记载，将乳香、桂皮和干燥的蝙蝠粪混合在一起焚烧，有驱蚊的功效。

园林

唐朝时的贵族和官僚都热衷于修建园林。唐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白居易是唐代文人园林家的杰出代表。他认为，任何一个大气的房屋都应该有一半的面积用来修建园林，园中应有一湖，而且应该种植1000棵竹子。公元823年，白居易在洛阳的东南城区履道坊的东北角购置了一处府邸。他认为那里是洛阳景致最好的地方。这座园林占地面积17亩，宅院的面积只占大约18％，庭院和湖的面积占29％，而一个较大的竹林占了53％的面积。

公元829年，58岁的白居易自苏州刺史任归，便开始亲自营修园池。池东有粮仓，池北有书房，池西有琴亭。琴亭里有一个石头做的大罐子，在宴请宾客时可以盛酒。池水的中央有三座假山，也许是仿造东海的三个神峰。在假山和池岸之间有数座小桥，池周围也有一条小道。园中还有诗人在杭州和苏州任职时收集的物品。在杭州，他收集了一块天竺石和一对白鹤；在素以风景美著称的苏州，他收集了莲花和游船。他还从太湖运来了几块奇石，和天竺石一起放在池边。白居易的朋友也送来了礼物，给他的园林添加光彩，有的朋友为他修建了一座小桥；有的给他送去酿造美酒的配方；有的送去古筝；有的送乐谱；还有的给他送了四块方形的光滑的青石，可坐在上面休憩。

白居易在这座履道里的宅院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8年，他经常在园中宴请宾客。每次友人相聚，他都邀请友人一同泛舟。在船的后面系着几个防水的袋子拖在水里，里面装着酒和烤肉。每次食物用完，他的仆人就会再送来一些。白居易还有10个乐器演奏者和歌舞演唱者组成的小型表演团队。等到一曲古筝弹奏完毕，客人也微醉，白居易就会让舞者去池中间的小岛表演《霓裳羽衣舞》的开篇舞。传说这首曲子是唐玄宗去月宫中听到以后回来凭记忆抄写下来的。

正如白居易的园林所示，唐朝人非常喜欢竹子和奇石。有些人会给竹子予以装饰。公元8世纪早期，有一位皇子将玉系在竹子上，这样夜间风起时就可以听见玉片相互敲击的声音。但是茂密的竹林也方便了刺客和其他歹徒藏匿其中，躲避官府。唐朝的统治阶级对奇石相当热衷，尤其是苏州太湖产的奇石为上品。他们喜欢形似山峰的石头，上面要有类似洞穴、瀑布和小溪的地方。石头上可以有人为的修饰。比如公元9世纪有一位著名的官员将《蜀道难》的诗句刻在了石头上。有些石头相当昂贵，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公主的府邸的树丛中有一块石头，价值2000万铜币。

图十一　牡丹与奇石

如果把唐朝的园林比做王冠，那么王冠上的一颗宝石就是牡丹。牡丹被誉为“花中之王”，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洛阳，牡丹的种类是最多的。关于这种花还有一个传说。据说有一日，皇帝武则天在长安宫殿的后花园赏花，结果发现所有的花都开了，唯有牡丹迟迟不开花。皇帝对此颇为不悦，将牡丹贬出长安。牡丹按分枝习性可分为单枝型和丛枝型。牡丹花朵较大，花茎10～30厘米，有白、黄、粉、红、紫、墨紫、雪青、绿和复色。公元9世纪时，一位道士可以给牡丹进行人工调色，他从越南和柬埔寨地区树木上的一种害虫中提取一种物质，敷在牡丹的根部。几周后，牡丹就能按照道士的不同配方开出蓝色、黄色或者红色的花。在那时，一株名贵的牡丹价格非凡。宫廷中有一株牡丹树，共开了1000多朵花，夜间招引了上万只白色和黄色的蝴蝶。宫女们用网捕蝴蝶嬉戏。

园林的池塘或者湖水中，通常种有莲花。这种花是外来物种，可能是从天竺传入唐朝。莲花的花朵呈粉色或白色。南方的园丁培育出了罕见的黄色莲花。更为罕见的是蓝莲花，这是南方的一家染坊，将花朵涂成的这个颜色。唐朝园林中还有其他种类的植物，如开白色和紫色花朵的木兰花；肉桂树，它的花朵有的是白边红心，有的是淡黄色和淡紫色。

第五章　服饰与卫生

公元815年，唐朝的宰相度在自己的府邸附近遭遇刺客，他的头部遭到重击，从马上坠落沟中。随从王义从后面抱刺客，大声呼救。刺客砍断王义手臂而逃。宰相的头部虽然受了些伤，但因为毡帽厚而幸免。

从上面的这个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毡这种材料是相当结实的。毛毡由羊毛制成，广泛地应用于制作帐篷、马鞍垫子和靴子中。在唐朝，毛毡主要用于制作毡帽。公元7世纪早期，一位皇亲国戚介绍了一种新的毡帽，由黑羊毛制作而成。这种帽子受到了都城的贵族和官员的追捧。毛毡这种材料来自于波斯，唐朝时由中亚传入中国。当时，西北地区也可以生产毛毡。

唐朝时，制作衣服的材料种类较多。西北部的州进贡的驼毛，是一种非常柔软的材质。公元9世纪时，吐蕃进贡一种特殊的毛料，是由水獭的毛制成的。东南亚、吐蕃、日本和高丽朝贡了一种蝉丝，是柞蚕变成蛾子之后的茧制成的。唐朝东南地区生产一种布料，是用石灰处理香蕉树纤维制成的。这种布料柔软，呈淡黄色，但是比其他地方用内皮纤维生产的布料要稍逊一筹，比如麻布。唐朝时已经出现了棉布，但只知道这是一种商品。棉布原产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随着丝绸之路渐渐传到中亚地区。当时棉布价格昂贵，而材质又比不上丝绸，所以直到公元13世纪，制作棉布的技术改进以后，价格降低，才普遍地应用于服装制作。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穿着的服饰是用意想不到的材料做成的。公元767年，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他率领部队大肆掠夺，从潼关到赤水两百里间，财物牲畜被掠殆尽，连衣服都被抢走了。当地官员们不得不穿纸做的衣服。

安乐公主曾经命令皇室的工匠制作了两件羽衣，共用了100只鸟的羽毛捻成线编织而成。这件衣服的奇特之处在于，从前面看是一种颜色，从旁边看，变成另一种颜色；在阳光下看是一种颜色，在暗处看又是另一种颜色。安乐公主有了这件奇服以后，官员和一些普通人都争相效仿。于是就有人到山谷里去抓鸟，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无数只鸟死于网中，长江流域和东南地区羽毛好看的鸟类几乎灭绝，这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公元713年，唐玄宗将安乐公主的羽衣在宫廷中烧毁。

所有这些布料都是比较特别的，有些只在宫廷中使用。唐朝时，除了毛毡以外，其他布料都不起主要的作用。主要的布料有三种：由动物毛制成的毛料、由植物纤维制成的亚麻布，以及由昆虫吐的丝制成的丝绸。毛料应该是制作方法最简单的，因为从剪羊毛到纺成毛线只需要几个步骤。第二种方法比较复杂，但是唐朝的百姓日常穿着的衣服是亚麻布制成的。

用大麻、葛藤和苎麻的植物纤维制作麻布工序相当复杂。比如用大麻来做麻布，首先要将大麻泡在水中，去皮、削平以后再浸泡。然后将大麻洗净、晾干、击打、梳理、分叉、再击打，纺成线以后蒸，然后再晾干。大麻是一种北方植物，生长的气候较为寒冷。它的种子炸成的麻油是唐朝时人们做饭和点灯最常用的一种油。大麻制成的麻布广泛地应用于孝服、绷带、床单和寿衣中。而且它还是底层人民和隐士所穿的衣服的材料。苎麻和葛藤都是南方植物，苎麻布要优于大麻布，因为农民一年可以在同一块地里收获3次。苎麻布光泽如同丝绸，洗完以后干得快，适合在湿度大的地方穿着。南方人喜欢穿这种布料，穿上以后凉爽轻便，容易吸汗。

丝绸是制造方法最复杂，价格最贵的布料。首先要有一片桑树林。采桑叶者站在梯子上或站在高处采桑叶。桑叶采摘下来以后，放在篮子里，带回去喂蚕。养蚕的劳动是由妇女承担的。春天，蚕卵孵化成幼虫，要放置在铺着麻布垫子的筛子里或架子上，这样可以方便幼虫以桑叶为食。蚕室里有一个小坑，里面点着火。这样可以保持温度，从而将幼蚕成熟的时间缩短5天。最好的燃料是干燥的牛粪，因为它燃烧的时候不会生烟。妇女们不断地给蚕喂食桑叶，并且要经常将其转移到别的容器里，以清除蚕的排泄物。大约33天后，这些蚕开始从身体两侧的腺体内分泌丝，来形成茧。结茧的过程会持续四天。要想获得质量上乘的丝，必须在蚕活着的时候立刻抽丝。如果抽丝的人手不够，她们会将其杀死。有三种方法可以杀死蚕，第一种方式是将蚕茧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第二种是往蚕茧上撒盐，让其脱水而死；最后一种方法是蒸茧。第三种方法是效果最好的。只有少数优秀的蚕能够活下来。它们可以产卵，从而进行下一轮的产丝。

唐朝官方将布料管理划分为十种。其中两种是麻布和毛料。剩下的是各种丝绸，比如绫、罗、锦等。这些丝织品主要是按照纺织的特点而分的。纱为丝织品中轻而细者，是高级的丝织品之一。在纺织纱时，经纱和纬纱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间。纱制的衣服主要用来制作夏天的服装，这样衣服不但轻便，而且凉爽。最简单的纺织方法是经线交叉地编织在纬线的上方和下方。如果经线和纬线交织的方式不同，就会编织出不同的式样。比如可以将经线编织在两条纬线下面，再编织在三条纬线上面，然后再编织在两条经线下面，如此重复，就可以编织出另一种式样。锦缎是一种用彩色经纬线，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丝织品。图案一般是花、鸟、云、龟壳以及猛禽的爪等。刺绣是另一种装饰布料的方法，采用的是不同颜色的线绣出不同的图案。

在唐朝服饰中，颜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颜色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官方将颜色划分为六种：紫、青、红、黄、黑和白。前五种颜色是由植物染料染成的，白色则是用漂白粉制成。上一章提到的紫胶虫的分泌物可以将鹿皮染成红色。公元630年，唐太宗颁布了法令，规定着装颜色要与社会地位相匹配。三品以上官员可以穿紫色衣服，四品和五品官员可以穿红色衣服，六品和七品官员穿绿色，八品和九品官员穿青色。所有官员的妻子着装的颜色要与丈夫的颜色一样。皇帝可以特许一些人穿紫色衣服，比如道士、和尚、隐士等。普通百姓必须穿白色的衣服，其中包括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白色还是丧服的颜色。公元7世纪时，老百姓显然对这种限制服装颜色的法令心怀不满。他们在外面的袍衫内穿着紫、红、绿、蓝的短袍。还有的人干脆脱掉外面的袍衫，穿着里面花花绿绿的衣服在自己的村子里走动。公元674年，皇帝闻知此事，大为不快。他认为皇室和官僚与百姓之间的区别被抹去了。于是规定所有人里面衣服的颜色要与外面的一致。隋朝时，法令规定屠夫必须穿黑色的衣服。唐朝时这样的法令是否还存在，人们无从得知。

给布料染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线染上色；另一种是直接在布料上染色。而且还可以给布料上印花纹或图案。印染的步骤是：首先要将想要印染的图案雕刻在木块上，然后将两条绳子平行地绑在两根柱子上，将需要染色的布料挂在底下的绳子上；其次将木块上的图案染色，绑在上部的绳子上；最后移动挂在上面绳子上的木块，给下部的布料印上图案。唐朝时，印染技术已经成熟，染布的工匠可以印染多种颜色的图案。在印染多种颜色时，每个颜色都需要一个木块。印染布料的过程启发了唐朝印刷术的发明。不同之处就在于，印刷术是将墨汁染在刻有汉字的木板上，然后印在纸上。

服饰

唐朝时的百姓，包括农民、艺术家、文人和商人的下身都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现在的睡裤有些类似。他们的上身穿束腰宽松外衣。根据律法，外衣的下摆不得超过大腿。而且布料必须是麻布的，颜色只能是白色。鞋子是由灯芯草、麦秆和麻绳编织成的便鞋，以及用带子绑到脚上的草鞋。也有的鞋子是木制的。那时比较权威的大夫建议人们使用樟脑丸来除脚气。农民在田里耕种时，头上戴着宽边的、竹编的斗笠来遮阳和避雨。

在武则天时期，家中私藏锦缎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公元693年，著名酷吏侯思止因在家中私藏锦缎，被武?在朝堂杖杀。而到了公元756年，对这类违法行为的惩罚没有这么严格了，尤其是对商人。到了公元9世纪，商人的妻妾拥有大量丝绸，还戴着金手镯。他们的女儿也神气十足地戴着珍珠项链，这让很多人心里不平衡。

关于唐朝服饰的信息大部分集中于贵族大臣及其妻妾的。他们根据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不但种类多，而且制作考究。光是皇帝穿的皇袍就有十几种，分别在祭天、祭地、登基、祭祀先帝、祭祀山河、宴请官员、打猎、元旦朝贺、农历八月十五时朝贺、陵园的祭祀活动、骑马、参加葬礼和下令判决书时穿着。贵族和大臣在举行宗教仪式、觐见皇帝和宴会上也要穿正式服装。皇帝在举行仪式时，头戴冕冠，冕板前后各有珠帘；身着龙袍，上面绣有章纹，图案为龙、圣峰等；腰部戴有玉带钩，腰间佩戴宝剑、玉佩和装印鉴的丝袋；脚上的是前面卷翘的鞋履。龙袍做工精细，几乎是天衣无缝。皇帝服装的颜色、材质，以及装饰物的种类、大小和数量都要与其九五之尊的地位相符。皇帝和官员的服装，以及宫中的轿子、华盖和扇子等，都由宫廷画师设计。

唐朝的朝服等服装与现在的浴袍有几分相似。官员的服装由内外两层组成，并且都是丝绸质地。其中两层衣服的右领都要覆盖在左领上。外层衣服较小，可以露出内层衣服的领子和袖子。夏天是服装内部没有衬里，冬天时则有。腰间配有腰带。衣服的袖子比较宽大，将手臂放在齐腰处，可以拖到膝盖以下。与他人见面时，无论男女都要把手放在袖子里。需要用手时，再把袖子卷上去。这种袖子对于谋杀犯来讲，倒是方便藏匕首等凶器。衣服的下摆拖到地面，只露出鞋子的前部。

图十二　唐朝服饰

统治阶级日常穿着的常服较为随意，和百姓的穿着类似。上身为圆领束腰外衣，下身是宽松的裤子。衣服材质主要为丝质，但是官方并没有严格限制常服的材质，以及上衣的长度。男性标准的帽子是布帽或者用长头巾包裹，盖住前额。帽子或头巾在后部隆起，多余的部分在脑后扎成一个结，然后自然垂下，如同尾巴一般。有的帽子后部的布条用浆或者漆处理后变硬，和双肩平行，像双翼一般。在唐朝达官贵人中，骑马相当盛行，因此靴子很常见。制作靴子的主要材料是南方森林中的野鹿的鹿皮。在制作靴子前，要先将鹿皮染成红色。

图十三　男性冠冕

在雨天，老百姓用芦苇或者麦秆编织成蓑衣，围在脖子周围，遮盖住衣服。富人则用油布来防雨。有的医书中介绍了制作防水布的奇特方法：将蜘蛛放在罐子里，用猪油喂养100天。然后将蜘蛛杀死，取吸油能力较强的布料擦蜘蛛身上渗出的油。在暴风雨天气里，将这种布戴在头上就可以防雨了。当时的医术认为潮湿的衣服会引发痛痒、疹子等症状。如果衣服被雨淋湿，或者被汗水打湿，要立刻更衣，并且在身上涂粉。

女性的着装和男性的正式服装类似。样式与日本妇女穿的和服类似。还有一种样式和现代韩国妇女在举行仪式时穿的服装类似，裙子上部系在胸部及以上部位，裙摆向四周扩散。唐朝妇女还曾时兴穿这种裙子时，双肩裸露，裙摆的下摆接触地面。还有的样式裙子中有开口，可以看见腿部，这和古代女性保守的着装风格不同，这也是唐朝较为开放的体现。从古代墓葬中可知，一些女性舞者在跳舞时上身裸露。还有的女性穿着上衣，舞动长袖，这是一种重要的舞蹈动作。

唐朝女性的饰品和现代女性差不多，主要有耳环、戒指、项链和手镯。不同的是她们对这些饰品的偏好有所不同。她们不佩戴钻石、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等各种宝石做的饰品。唐朝时有钻石，但是人们只用它来打磨石头，或者给珍珠穿孔。人们佩戴的饰物主要由玉、珍珠和翠鸟羽毛制成。有一种发饰是中国独有的，那就是发簪。它形似一柄短剑，由金、银、象牙等制成。发簪一头插在头发里，另一头悬挂着玉或者珍珠，用作装饰。蓝色的翠鸟羽毛是重要的头饰材料。还有一些妇女认为一种绿色昆虫的两翼可以带来爱情，于是佩戴在衣服上吸引男性。

古代的炼金术士有两种方法人工制作珍珠。其中一种方法是从蚌壳中取出真珠质，放在醋中煮。将其煮沸然后放凉之后，用一股线将真珠质套出。然后将真珠质揉成圆形，用猪鬃给其穿孔，然后放入鲤鱼腹中一同蒸，直到将鱼煮烂。同时将云母和白色山羊的奶一同煮沸。随后取出云母，放入真珠质与羊奶一同煮沸，之后放置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将真珠质洗净，就得到了珍珠。

玉饰是官员朝服中的必备品。在中国，玉佩和玉带钩拥有悠久的历史。除此以外，唐朝官服中还有一种带玉扣的革带。根据律法，皇帝的革带上有24个羊脂玉扣，官员有15个浅绿色翡翠扣。

唐朝的服饰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宫中妇女在骑马的时候身着连帽斗篷，这是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吐谷浑那里传入的。这种服饰是一大块布，从妇女的头部一直遮盖到肩部和脚部，只在眼部留一个缝隙。穿戴连帽斗篷的目的是防止男性窥视。但是从官府的角度来看，这种服装有一个缺点，那就是逃犯在躲避官方追捕时，如果穿上这种衣服就不容易抓捕。

图十四　女子服装

公元7世纪中期，女性不再穿连帽斗篷。唐高宗认为这种行为有伤风化，公元663～671年间，他下令妇女重新穿上连帽斗篷，但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妇女们不喜欢这种服饰，最终连帽斗篷在公元705年时彻底消失。

在唐高宗下达命令时，妇女用另一种服饰代替了连帽斗篷。这是一种宽边的帽子，周围有面纱，披到肩部。有的妇女用玉和翠鸟羽毛加以装饰。还有的妇女戴上头巾，只露脸部。这两种方法都会露出面部，让皇帝颇为不悦。其中宽边的帽子是从唐朝境外的吐噶喇传入的。公元705年，这种帽子不但在宫中流行，在民间也流行开来。后来妇女们又不喜欢这种帽子了。到公元742年，妇女们戴的帽子可以露出脸部和下部头发。有的妇女在公共场合骑马时，甚至什么都不戴。

公元740～759年，中亚某处，或者波斯的一种服饰传入唐朝，逐渐流行。男性戴着豹子皮做的帽子；女性的服装的袖口和领口都较窄，头上佩戴的发簪垂下小的饰物，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公元705年，女性流行穿男性化的服装，尤其是脚上穿的靴子，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一样。“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回纥人在长安的势力的强大，回纥文化也流行起来。妇女的发型、服装都与回纥人一样，还流行骑回纥产的马。总体而言，长安的女性更受外国流行趋势的影响，其他地方的女性所受的影响还无法估计。

妆容

对唐朝的女性来说，妆容宜人是极其重要的。美容可以依靠天然和人工两种方法来完成。自然方法美容包括敷用或者食用动植物的天然物质来改善肤质。根据当时药剂师的方法，将蝙蝠的脑浆涂在脸上可以去黑头。隋朝时有一本后宫女性使用的美容手册，给出下列方法来改善脸部肤色：将干橘皮、白瓜子和桃花碾碎，用筛子过滤成细粉末。每天服用3次，每次一勺，共服用30天。还有一本减轻疼痛的医书中，提供了一种方法能够改善面部肤色以及瘦腰。取三颗桃树上的桃花，碾碎过滤成末。将粉末与酒混合，每天3餐前服用一勺。这本医书还包括一种擦脸油的制作方法，用完以后可以使脸部皮肤有光泽，并且可以抵御北方寒冷的天气：首先，将杏核放在水里煮沸，然后碾成粉末；其次，用芝麻油炸芝麻，之后给芝麻去皮。最后将两者混合起来，将大麻种子碾成的粉末也加进去一起搅拌，直到混合物变成白色奶油状。另一种脸部护肤品需要把3个鸡蛋浸泡在好酒中，然后放入坛子中密封起来。保存28天以后就做成了。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在农历七月除七那天，在脸上和身上涂抹乌鸡血，（一种黑骨头，羽毛很光滑的禽类），一共涂抹3次即可。

图十五　女子妆容

使用化妆品属于人工的美容方法。唐朝妇女主要使用以下几种粉来改善面部肌肤的颜色。最古老的一种方法是使用铅粉，这是一种氧化铅，可以将皮肤变成白色。有些女性在胸部也涂抹它。诗人称这种化妆品为“铅脸”或者“铅花”。那时的女性还涂抹另一种氧化铅——铅丹，当做胭脂，让脸部看起来更红。她们好像使用一种朱砂，含硫化汞的鲜红颜料或者一种花瓣中含有红、黄两种色素的花卉。越南南部和柬埔寨地区的紫胶虫也可以用来制作胭脂。从公元6世纪开始，女性就往额头上涂一种含铅黄的粉末，另一种氧化铅，来将眉毛涂成黄色。用金砷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唐朝时黄色的额头非常流行，也许是因为面相师断定，额头上带有黄色为大吉。相反，有的妆容被认为不吉利。公元8世纪早期，唐玄宗的一位妃嫔将铅白涂在脸上，呈现出哭状，有些人便认为这是一个恶兆。不久之后，“安史之乱”就发生了。有一种快速而又简便的方法，可以使粉带有香味。那就是在粉盒里放上丁香。公元9世纪早期，开始流行吐蕃的风格。上层社会的女性都不再使用粉和胭脂。一些男性并不喜欢这种改变。

唐朝的妇女还使用护肤乳，让脸部更有光泽。公元6世纪时流传下来的一个方法是，将四种香料，包括丁香和肉豆蔻用丝绸包起来，浸泡在酒中。夏天的时候，要浸泡一晚上；春秋季节浸泡两晚上；冬天则要浸泡三个晚上。然后将酒倒入铜罐中，加入一些芝麻油和猪油。将该液体煮沸几分钟，然后改成炖。加入一包香料以后继续炖，直到液体全部蒸发。将一根燃烧着的木棍放入该混合体中，如果火熄灭而且没有发出“吱吱”声，那么护肤乳就做好了。

在妆容方面，唐朝妇女习惯在下颌、脸颊和额头处点上面魇，颜色有红、黄、黑等。面魇的图案为月牙形、硬币形、花鸟虫以及树叶等形状。这种妆容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存在了，但直到公元7世纪才流行起来。这是因为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上官婉儿面颊上有块斑痕，特点此作为掩饰，众人觉得很美观，便竞相效之，遂成一时风气。但是面魇不能够遮住所有的斑痕。公元766年以前，有些官员的妻子善妒，只要奴婢和小妾犯了一点儿错，就要在其脸上打烙印。这种痕迹是很难遮盖住的。

古代妇女常将原来的眉毛剔去，然后用酊剂等染料画上各种形状。最著名的一种眉形叫做“蛾眉”，因为眉形和这种昆虫的双翼相似。这种眉形起源于隋朝，公元7世纪早期时相当盛行。后宫中的女性每天大约要用掉30升的染料来画眉毛。这些染料有的是从海螺壳上提取的。唐朝时，女性喜欢蓝绿色的眉毛；公元8世纪晚期，宫中女性使用的是一种来自于波斯的靛蓝色的染料。公元9世纪早期，在吐蕃文化的影响下，她们开始将眉毛染成倒的“V”字。这让她们的脸带着哭相，因此被称为“泪妆”、“啼妆”和“时世妆”。10年以后，宫中女性开始在眼部上下画三四条红色或紫色的线，来装饰脸部。

唐朝时有一个悍妇王氏，用自己的方式给她的奴婢“画眉毛”。王氏不喜欢她丈夫身边的奴婢涂脂抹粉，或者将头发挽成高髻。一位新买入府的奴婢不知道这个规矩，也不太了解夫人的秉性，将自己打扮得比较漂亮。这使王氏非常不满，便对这个奴婢说：“你想打扮自己？让我来告诉你怎么打扮吧！”这时她令人将奴婢的眉毛割开，往里面塞蓝色的染料。然后用一块烧红的铁门闩烫奴婢的眼角，把这里的皮都烫得翻了起来。然后她又在伤口处擦红粉。等伤疤掉了以后，伤痕就像是划过的妆一样。

红色是女子妆容的重要颜色。唐朝女性从眼睛下方开始涂抹胭脂，用朱砂来润唇。软体动物外壳的角质板碾碎以后，可以加入润唇膏中增加香味。在吐蕃文化的影响下，红色润唇膏立刻被摒弃了。公元9世纪早期，上流社会的女性流行涂抹黑色润唇膏。从凤仙花属植物中提取颜色，加入硫酸铝和大蒜可以制作指甲油。唐朝时男性和女性的指甲都比较长。一些医学权威告诫人们，指甲剪太频繁对身体有害。

有6个神仙掌管女性的化妆品、衣服和首饰等用品，分别是掌管膏脂和润发油、眉毛酊剂、擦脸粉、润唇膏、珠宝和衣服的神仙。杨贵妃每次梳妆打扮的时候，都要念相关神仙的名字，以求得神仙庇佑，让自己保持美丽，从而不失皇帝的恩宠。结果皇帝不但宠爱她，连同她的家人都受到了隆恩。每年唐明皇赏给杨贵妃姐妹的脂粉费，竟高达百万两。

图十六　女子发型

唐朝妇女的发型样式多变。有些发型经久不衰，也有的只是昙花一现。后者是由一定的历史或社会事件造成的。最近的一位权威人士从唐诗、历史和其他途径中发现当时最流行的24种发型。

·高髻。头发高耸矗立于头顶上，盘成各种形状的发型。这种发型是唐朝最普遍的一种，高约30厘米。一些女性，包括杨贵妃可以不盘头就达到这种效果，因为她们使用假发。

·螺髻。亦名翠髻，因其形而得名。梳理时，先将头发用黑丝带束缚起来，在头顶部编盘成螺壳形状即成。有的女性会将头发盘成两个螺髻。

·云朵髻。发收于顶，用花朵形状的金银玉等饰品加以装饰。

·圆锥抛髻。将发收拢于顶，形似高髻。将花插入或者编入发髻中。这种花很可能是牡丹花，因为这是唐朝时最受人们喜爱的花。

·堕马髻。发髻向一侧斜坠落，为已婚中年妇女所喜爱。

·抛家髻。两髻靠面，多为中晚唐贵族妇女所饰。人们普遍认为帝国气数将尽，颠沛流离的生活即将开始。当时用碧琉璃制作的发簪是最为高雅的。但这有不吉利的意思在里面，因为“碧琉璃”的发音与“必流离”相同，暗含着人们要背井离乡的意思。

·四环抛髻。和前一种发型类似，两髻不抱面，先将盘于顶，再分四份，三股直向上盘成三个环，另一股环状较大且向旁成抛状，髻前斜插步摇，抛环上饰珠翠。流行于中晚唐贵族妇女中。

未婚女子一般不束高髻，因为长辈不允许，她们通常盘一种叫做“双环望仙髻”的发型。方法是将发分为两股，编成辫子以后向上拉，在头顶处固定，形成两个圆环。女孩通常有刘海。

在盘高髻的时候，需要将头发固定住。于是梳子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要用到10个左右。梳子的材质一般是金、银、玉、犀牛角和象牙，形状较小，梳背为弯曲的。除了梳子以外，还需要发簪来固定头发。

女性在化妆和梳头时，都需要镜子。在古代的中国，镜子一般是圆形的铜镜，而不是玻璃做的。铜镜的正面经过打磨后，相当平滑。但是时间久了以后，镜面就会暗淡，需要重新处理。有的工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砂轮上打磨镜面，从而使其照得更加清晰。镜子的反面都有装饰，有的只起普通的装饰作用，而有的装饰有其玄妙之处。唐朝时，长安的居民认为镜子是有魔力的，在月食发生时，用镜子对着月亮，以免它被吃掉。艺术家们为了彰显镜子的神秘的反射功能，会在反面刻上星座或者有超自然能力的神兽。古代镜子的下部有镜台，一般都比较高，以方便人们坐着梳妆。但后期，镜子是固定在梳妆台上的，镜台也就不需要那么大了。

图十七　铜镜

唐中宗的一面铜镜是面积最大的。他下令让南方的工匠制作了一个约3平方米的铜镜，镜子的铜质边框上铸有桂花树的形状，并且用金花和银叶加以装饰。每次皇帝骑上马之后，都要照照镜子。这个镜子既可以照到人，也可以照到马，可见面积之大。

女性将她们的化妆品、梳子和簪子等用品都放在一个带分隔区域的木匣中。公元8世纪早期，有一位能工巧匠给武则天制作了一种首饰盒。盒子上部是一个镜台，下部有两个隔间。当她打开首饰盒的盖子准备洗漱化妆时，一个隔间的盖子自动打开，里面的一个女仆木雕就会出现，手里拿着毛巾和梳子。使用完以后，将这两样东西放回原处，这个木头人就会自动回到隔间中，盖子也会自动盖上。这时候另一个隔间的盖子会打开，另一个女仆木雕出现，手里拿着胭脂、画眉的石黛和发簪。使用完毕、把东西放回原处后，木头人会回到隔间中，盖子也会自动盖上。首饰盒上有精美的图画，并且用金银装饰，里面的女仆木雕也穿着精致的衣袍。

唐朝的男人也装饰自己的身体。他们的装饰是在皮肤上做文章。总体而言，古代中国史不允许文身的，因为皮肤是身体的一部分，在死的时候最好保持完整。另一方面，文身一般是野蛮部落的习俗。但是有的人无视社会惯例，主要是一些市井之人，或者是四肢强壮的暴徒。长安曾有一个粗人，花了5000文雇用了一个画师，在其胸部和腹部刺出了一幅山水画：在崇山峻岭中，有一座望塔；还有河水、树木、鸟兽环绕的亭榭。公元9世纪时，还有一群少年无赖，大约30多人，在长安的集市上恐吓、抢劫商贩。他们走进客栈，手里拿着蛇，还用羊的肩胛骨威吓顾客。这帮无赖都是光头，身上刺有各种文身。官府下令捉拿这群无赖，之后在集市中将这些人打死。其他刺有文身的人感到恐慌，就用火烧文身，将其去掉。那时长安还有一个四肢强壮的人，在肩膀上有两行字的文身，左边是“活不怕官员”，右边写着“死不畏阎王”。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这位官员命人将他打死了。

有的人全身都刺文身，还有的人虽然性格粗鲁，但喜欢带有诗句的文身。荆州的集市上曾有一个粗人，从不畏惧暴力，背部却有白居易的诗句文身。还有的人喜欢宗教主题的文身。西南部曾有一个人在集市上闹事，被官府捉拿。官府的兵卒去监狱里打他时，发现他的背部有财神爷的文身，因此不敢打他。闻之此事，官员大怒，于是下令将这个犯人带到官府前的院子里，用一根新型的竹棍打他，竹棍的一头直径约为5厘米。10天以后，这个闹事者赤裸上身，在集市中沿街乞讨。还有一个士兵，背部文了一尊佛像。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他就把上衣脱了，背对他的家人而坐。让他的妻儿拜他背后的佛像，就像在寺院里一样。

还有一位刺史，年轻时擅长骑在驴上打马球，并且那时在全身刺了一个蟒蛇的文身。蛇文从他的右手开始，蛇的上颚和下颚分别在其拇指和中指上。蛇身文围绕着他的手腕、胳膊和颈部，又顺着胸腹和大腿向下延伸，最后蛇尾文在他的小腿上。成年以后，这位官员总是把手藏着，除非喝醉的时候。每当这时候，他就伸出右手，张开拇指和中指，去抓住女舞者，说着：“蛇来咬你啦！”这位女性会尖叫，假装很痛苦。他觉得这样很有趣。

卫生

唐朝时人们无法容忍身上有异味的人。人们将这种味道称为“胡臭”，也叫“狐臭”。这些胡人是西部的人，有波斯人，还包括天竺和其他唐朝疆域以西的国家的人。他们身上的异味声名远播，变成了体臭的代名词。唐玄宗时期有一位西方的女性杂耍艺人，就背负着这种名声。也许并不是说胡人天生就有体臭，而是说他们没有用一些后天的方法来去除异味。唐朝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人非常注重这个问题。男性和女性都要用香水。宫中女性身上非常香，有一次她们外出，几里以外都能闻见香味。公元8世纪，长安的一位官妓善于用香，引得蝴蝶和蜜蜂都跟在她的后面。杨贵妃在存储衣服的箱子里放置着做成鸣蝉和蚕的形状的樟脑。地位较高的人通常会在腰间佩戴香囊，里面一般装着带有香味的罗勒草。他们还会在腰带上涂抹苏合香。有一种方法不太常用，但能够让身体持久地散发香味。有一位老鸨在培养官妓时使用过。老鸨在其很小的时候就给她喂食香料。等她长大以后，身体会自然地散发出香气。

唐朝的名医有自己独到的方法来去除体臭。其中一种方法是用酸橙、乳香、丁香、枫香（一种南方树木的树脂）和马兜铃属植物（带香味的根部）制作成香料，装在小袋子里，置于腋下，便可以去除体臭。另一种方法是在新年的第一天用小便清洗腋下。还有一种去除体味的方法是将丁香、广藿香、甜罗勒、广木香（从克什米尔地区或者斯里兰卡进口）、甘松香（东南亚的颉草属植物）、两种当归、桂树内皮、槟榔和麝香混合在一起，碾碎后过滤成粉末，加入蜂蜜，然后碾1000次，做成丸状。白天时服用12粒，晚上服用3粒。服用时将药丸含在嘴里，直到溶化。五天后，身体会散发体香，衣服和被褥都会带有香味。

在上层社会中，口中有异味也是一种社会禁忌、古法使用丁香除口臭。汉朝时皇帝下令，大臣上朝前要含一些丁香，以免口中的异味让皇帝不悦。丁香里面含有丁香油酚的成分，可以缓解牙痛。隋唐时期，南方的人们认为橄榄比丁香更能清新口气，因此经常咀嚼橄榄。这种水果味酸，需要浸泡在蜂蜜中才够美味。有条件的人可以使用来自异域的香料。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皇子每次与宾客见面时，都要咀嚼由沉香和麝香混合而成的香料。每当他张口说话时，就有一股香气传到空气中。在牙齿保健方面，公元8世纪时的大夫建议人们，早晨起床以后要清洁牙齿；饭后要用水漱口几次；睡觉前也要清洁牙齿。不按照这样的方法保护牙齿可能会得龋齿。随着佛教的传播，天竺的牙签也传入中国。

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000年，中国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人有着不同的洗澡习惯。公元6世纪时，有一个很讲究卫生的人一起床就洗手洗脸，每5天至少洗一次澡。其实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开始，就有每5天洗一次澡的风俗习惯。所有官员每5天要放一天假，让官员洗澡。古代中国人头发都很长，如果变脏变油立刻会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唐朝沿袭了公元6世纪时南北朝的习惯，对卫生没有汉朝那么讲究了。因为官员每10天放一天假（分别是每月的第10天、第20天和最后一天）。“安史之乱”以后，朝廷总是有紧急事务需要朝臣们处理，于是这种休假制度被取消了。道家思想认为，经常洗澡无益于身体健康。

另外，有的人对洗澡相当狂热。有位读书人每天洗10次澡尚觉不足。而有的人以不爱洗澡出了名。唐初一位作家深受皇帝喜爱，每天吃药，但是10天都不洗漱。著名诗人白居易写道，这个人一年都没有洗脸洗澡。

唐朝时有的人身上长虱子，这是不讲究卫生的表现。身上长虱子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有一位作家甚至写到，通过病人身上虱子的走向，可以判断此人能否痊愈。如果虱子离开他了，这说明他活不久了（这和老鼠会逃离沉船是一个道理）。权威的大夫建议儿童的头发要经常梳洗，以免虱子大量繁殖。有的成年人习惯用咬或者吃虱子的方法来摆脱它。结果虱子堆积在胃里，只有吞石灰，或者用旧梳子煮开水，然后喝下去，才能够消灭。

当时外国人的洗澡方式让一些唐朝人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柬埔寨人每天洗两次澡，洗完后用麝香涂抹全身。高丽人不但每天洗两次澡，还觉得唐朝人洗澡不勤、不讲究卫生。但是让唐朝人无法接受的是，一些国家的人会和别人一起洗澡。前面提到的两个国家的人，男女赤身裸体一起洗澡。发表这些见解的文人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北方人，他们生活的气候比较寒冷，而且水资源不丰富。这也许是形成他们的观点和偏见的重要因素。有一位古代哲学家认为，冬天时人们不应该洗澡，因为这样对健康无益。唐朝时的道教也反对频繁地洗澡，洗澡的房间最好不要通风，否则洗澡时会忽冷忽热，对健康无益。

唐朝时有人喜欢用带香味的洗澡水。皇宫中有专门为皇帝调洗澡水的官员。他们要负责洗澡水的清洁，并且要将其调香。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将洗澡水调整到合适的温度。道教人士在举行宗教仪式前，一般要斋戒沐浴。道教的教义中还主张在洗澡水中放置沉香、乳香、檀香木、丁香和冰片。这些香料不但能够增加香味，还能驱五方的邪气。道教人士还将兰花和菊花放入洗澡水中，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延长寿命。

用动物油制作的香皂在现代才出现。在古代，人们使用皂荚来制作清洁剂。这种清洁剂的原理是，在身体、衣服和污垢、油污之间形成一层薄薄的膜，吸附污垢和油污。药剂师将皂荚碾碎，然后加入面粉、矿物粉和香料，揉成球形以后就可以用来洗澡和洗衣服了。唐初的时候，药剂师将制作方法视为秘方，不让自己的孩子告诉别人，甚至有人害怕秘方泄露连自己的后代都不告诉。到公元8世纪时，出现一本书，书中公开了200多种用皂荚制作香皂的方法。上流社会的人如厕完毕以后，要用浸泡了皂荚的水洗手。有的人不知道这些规则，还会闹出笑话。有一位男性婚后，新娘的奴婢每天给他端一盆水，还有一个银盒子里面装着皂荚。他将盒子里的东西倒进水中，当早餐吃了。

图十八　皂荚树

在佛教禅宗中，有这样一个对神灵不敬的典故：佛祖不过是一个擦屁股的竹条。从这个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上完厕所以后是用竹条等清洁的。但是当时另一种更高级的材料——厕纸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在公元100年甚至更早就发明了纸。不久就用于如厕以后的清洁。关于这种纸的用途最早出现在一个鬼故事中。一个姓于的人在上厕所，有一个把胳膊伸了进去给他递草纸。他不知道是谁递的，也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后来他又去了厕所，并且等待别人给他拿草纸，但是没有人来。这时候，他听见一个男仆的鬼魂和女仆的鬼魂在争吵，他们都想去送草纸。后来男鬼抢先一步，却让女鬼生气了，这两个鬼魂打了起来。于氏走出厕所大吼一声，把他们吓跑了，再没有出现过。晚唐时，一个阿拉伯的商人觉得中国人并不怎么讲卫生，从厕所出来也不洗手，只是用纸擦一擦就完事了。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遇到的不是非常讲究卫生的人。

第六章　食物与宴会

食物

公元8世纪末有一位将军说：“只要烹饪技术高超，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他本人曾经将一个破旧的马具做成了一道菜，据说味道相当不错。

也就是说，只要烹饪技术高，连旧的皮革也能变成美味佳肴。更重要的是，这位将军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吃。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吃的食物种类最多的民族。这一现象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唐朝的疆域从内蒙古的干旱的草原一直延伸到现在越南北部茂盛的热带雨林；从渔产丰富的太平洋沿岸到西南部的盆地，还有中亚的沙漠与绿洲。这些区域内的动植物和矿物质种类超过了日本、高丽、天竺、波斯、大食和拜占庭帝国，也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因此唐朝时人们可以吃的食物种类也要多于这些地方。

由于气候、土壤、水源等条件的不同，唐朝不同的地方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地方美食。唐朝大致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北方气候干旱，主要包括黄河流域和草原地区，食物以小米为主。小米从古代起就是中国人的主食，其他主食还包括大麦，主要用来煮粥；以及小麦，可以磨成面粉，制作面食和糕点。北方主要的蔬菜有芜菁，和羊肉搭配起来烹饪是一道美食；长安的食客还对郊区生产的一种蒜赞不绝口；洛阳北部生产的梨子在当时享有盛誉，那里还生产葡萄、杏、桃、梨、苹果、柿子、石榴等水果。西北部生产大黄。长安以西生产最好的榛子，其东面生产松子，其东北部生产栗子。人们将栗子炒熟后磨成粉食用。核桃是从西方传入的，在长安北部的果园中扎下了根。在唐朝，人们最常吃的肉类除了猪肉以外，就是羊肉。北方人还喜欢吃骆驼肉，他们或煮或烤驼峰食用。长安以南的山谷中有野生的熊，但是比较难以捕食。古代有一个蒸熊肉的菜谱，方法是将熊肉煮到半熟，然后放在豆瓣酱中浸泡一夜，直到熊肉变成褐红色；然后将熊肉和谷物混合在一起，加入葱、姜、陈皮和盐；最后蒸熟即可。东北各州将竹鼠作为贡品之一敬献给朝廷。竹鼠的大小如同兔子，以竹子的根为食。西北方的人喜欢吃旱獭，其肉质鲜美，肥而不腻。东北本地人爱吃水獭，大小和狗一样，皮毛可以防水。洛阳东北部的野鸡烤肉是一道美食，据说吃了以后的人可以变得更加勇敢和精力充沛。西南蜀地的人还吃炒蟑螂。

南方包括长江流域，一直延伸到现在越南北部的区域。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小。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这里水资源丰富，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公元7世纪初，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稻米能够运往北方，使北方人，至少是达官贵族可以吃上稻米。棕榈树可以生产一种淀粉，南方人用它来制作糕点，但是不如稻米普遍。唐朝时各地都出产竹笋，而最美味的来自于南方。山药和芋头也是南方种植的块茎类植物。公元6世纪初的一个食谱中有制作芋头汤的方法，将羊肉、猪肉和芋头一起煮，加入葱、姜、盐、醋和豆瓣酱调味，最后放入糯米。南方的海域盛产几种海带，紫色叶面的海带吃多了会导致腹部胀痛，但是一种青绿色叶面的海带可以利尿。当时有的岛民因为没有别的蔬菜，只吃一种大型褐藻。北方人如果吃了这种褐藻则会生病。

南方盛产水果，香蕉就生长于此。而荔枝可谓南方的水果之王，其外皮粗糙，呈暗红色，果核为黑色，果肉香甜可口。南方人有专门庆祝荔枝成熟的节日。有时候，北方人也会喜欢吃这种水果。据说杨贵妃因为喜爱吃荔枝，皇帝专门让驿卒从南方送往长安，并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佳句为证。宫廷乐师还专门演奏音乐表示对这种水果的喜爱。龙眼和荔枝相近，果实较小，外皮也更加光滑，呈青黄色，但是没有荔枝香甜，也没有那么受欢迎。荔枝虽然最受欢迎，但是南方最普遍的水果是柑橘属的果实，包括橘子、柑橘、金橘和枇杷等。早在公元4世纪，中国人就学会使用动物来防止虫害。当时市场上有人用灯芯草编织成袋子，里面装着红褐色的蚂蚁出售。人们买回去以后，将其悬挂在橘树上，以保护果实不受害虫的侵害。唐朝以前的妇女，将亚洲西南部进口而来的橘子雕成花、鸟的造型，然后和蜂蜜一起煮熟，即可以食用，又可以起到装饰餐桌的作用。这一方法应该保留到了唐朝。南方有几种橡树可以结出香甜的橡子，不但可以止渴，还能治疗腹泻。还有一种攀爬类植物结出的果实有7～10厘米长，果肉为白色，果核为黑色，味道香甜。

南方不但盛产水果，而且海产品也非常丰富。人们将海蜇与桂皮、辣椒、小豆蔻放在一起食用；将牡蛎煮熟以后可以用来当下酒菜；墨鱼可以和生姜、醋一起炒食；马蹄蟹可以做成汤或者腌制保存；红螃蟹可以加入酸甜苦辣咸5种味道；虾可以和蔬菜、浓汤一起煮熟；人们还从海龟的壳上提取胶状的物质做汤。南方人还喜欢食用河豚，但是有些种类的河豚是生活在海中的。河豚在受到惊吓时就会膨胀，浮到水面上，比较容易捕捉。但是在河豚的脊椎附近有毒腺，会产生剧毒。日本人现在还喜欢生吃河豚，有时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每年都有人因为食用河豚而丧命，主要是因为厨师处理不当造成的。唐朝的厨师将河豚洗净后，放入水中煮熟，应该可以将里面的毒素分解。

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也是南方人餐桌上的美味。有的动物在北方也有，比如说水鹿。其他的食物对于北方人来说就比较陌生了。人们用毒箭将大象射杀以后，有12块肉适合食用，最好的一块是象鼻。将象鼻烤熟以后，香脆可口，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唐朝以前，南方人用猕猴的脑子做汤。在唐朝时应该也有这种做法。他们还用长鼻猴的肉做成各种口味的汤，据说可以治疗疟疾。有北方人被贬到南方以后尝到了山鹑的味道，据说比鸡肉更加美味。东南部的原住民住在深山之中，他们会吃当地的绿孔雀，味道和鸭肉类似。他们还将孔雀肉做成肉干。蟒蛇的肉切碎以后加入醋调味，是南方的一道美食。虽然蛇在南方很普遍，但是有北方人去了以后称10年都没有见过一条，可能被当地人吃完了。有些地区的人喜欢吃黄蜂的幼虫，将其烤熟以后加入盐，放凉、晒干后即可食用。人们在捉黄蜂幼虫时，先穿上厚厚的一层草做的衣服，然后爬上树，将蜂巢摘下。黄蜂的蜂巢相当巨大，有几百层梳状物。这道美味还是敬献给皇帝的贡品。南方一些部落在招待贵客的时候，习惯送上蚂蚁蛋做成的咸味汤。

中餐的食材种类丰富，从古至今一直如此。形成这一特点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一直在寻找一些食物，能够治病、延长寿命，乃至可以达到长生不老。为了延年益寿，人们搜集整理了各种食材，其中动物类包括狗、驴、虎、豪猪、猪獾、狼、刺猬、蝙蝠、鲸，甚至包括人类；鸟类有鹳、夜鹰、杜鹃、凤冠黑鹩哥、苍蝇、猫头鹰等；爬行动物有短吻鳄、壁虎、巨蛇和海蛇等；两栖动物，如蟾蜍；昆虫有螳螂、甲壳虫、蜘蛛、金龟子、萤火虫、蚊子、蜈蚣、跳蚤等；植物有菊花、樟脑、茄子、大麻和各种蕨类植物等；矿石有金、银、铜、铁、铅、砷、汞、云母、玉、珊瑚和珍珠等。搜集这些产品的人无疑将其介绍进了食谱中。比如说比较普遍的猪的各个部位都可以使用，比如头、荤油、脑子、心脏、肝脏、脾脏、肾脏、胰脏、胃部、膀胱、大肠、小肠、蹄子、鼻子、嘴巴、舌头、牙齿、尾巴，以及各种液体和分泌物，比如血、奶、汗、胆汁和粪便等可以入药。以上提到的猪的部位不一定全都会上餐桌，但大部分都是食材。唐朝时和现在中国一样，药物和食物的区分并不明显。

唐朝时食物种类丰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喜欢品尝珍奇的食物。有的食物受到人们的欢迎只是因为比较难以获得，或者从古至今都是尊贵的食物，比如说熊掌。还有的食物是从国外进口的，也比较珍贵。比如说长安以南的皇家果园中种植着撒马尔罕生产的金桃，也许只有皇室和宠臣才能享用；开心果是从波斯传来的。唐朝的饮食学家认为吃开心果可以使人精力充沛，体型圆润。到公元9世纪时，东南部的农民也种植了开心果，使其变成了本地的物种，同时被引入中国的还有波斯的无花果。高丽盛产人参和松子。芒果是从东南亚传入的，属于外来物种，被贬或者被流放到南方身份的人可以有幸品尝。还有一类食物烹饪方法独特，因此喜欢猎奇的人也会去品尝。比如说南方有一道菜需要将幼鼠的体内塞满蜂蜜，然后让它们在桌子上乱窜。宴会上的宾客用筷子将其夹起来生吃。南方还有一道菜，先将芋头放在水中煮。水开以后，将火青蛙放进去。青蛙想要跳出，于是抱着芋头，等到它们全部煮熟后就可以食用了。这道菜中的芋头也可以用竹笋来代替，吃的时候就像是“两栖动物冰棍”。

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也许对饥荒发生的数目进行了夸大。根据研究，唐朝时一共发生了42次饥荒，平均每7年发生一次。每到饥荒发生时，人们会吃平常看不上的东西。公元621年，唐朝军队包围了洛阳，在其周围建造了土墙，既不让里面的人逃出，也不让食物进去。城中的居民在吃完了草根和树叶以后，开始用泥巴和谷壳磨成的粉做糕点。吃了这种“糕点”的人会全身浮肿、四肢无力，最终死去。

想要度过饥荒，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吃人肉。公元618～619年，洛阳南部地区被20万敌军包围，城中所有粮食几乎都被吃光了。粮食价格飞涨，一万铜币大概只能买9升的粮食，即使是这样高的价格，人们也买不到，最后发生了饥荒。居民开始易子而食。当时叛军也快要饿死了，于是他们绑架儿童，将其煮食。叛军首领说：“在我吃过的所有事物中，人肉是最好吃的。只要这附近还有人，就不用担心会饿死。”他将寺院里的大钟倒置，在里面煮小孩和女人的肉，熟了以后分给军中的官员吃。最严重的一次饥荒也是由于敌军长时间的包围，城中没有食物造成的。公元757年，安禄山的叛军包围了一座城池。居民将城中的食物全部吃完以后，开始吃马匹、鸟类和老鼠。然后开始吃纸、树皮和茶叶。最后他们将自己的孩子吃了，将他们的骨头烤熟以后，砸开吃里面的骨髓。守城的将领当着所有士兵的面将他的小妾杀死了，让所有士兵吃她的肉。吃完以后，他们将所有女人都集中起来吃掉了，最后守城的士兵开始吃城中的年轻男子和老人。最后一共有2万～3万人被守城的士兵吃了。

食人肉不仅是一种活命方式，还是一种惩罚的手段，尤其是惩罚那些对皇帝不够忠诚的人。公元643年，一位将领判处一位官员腰斩，然后将其心脏和肝脏掏出来吃掉了。皇帝对他先斩后奏的行为不太高兴，但是并没有惩罚这位将领。吃造反者、叛徒和野蛮人的肉是当时的人们可以接受的行为。这种严惩不一定只对犯了重罪的人施行。公元7世纪末或者8世纪初，东南部的一位首领宴请宾客，席间负责斟酒的年轻人举止不当，使这位首领大发雷霆，他命人将其拖出去斩首。过了一会儿，这位首领又下令将他的肉煮了给宾客吃。当人肉汤端上来的时候，宾客便开始喝，喝到最后发现了一只人手。这使宾客大为震惊，纷纷扼喉呕吐。

复仇也是吃人肉的动机之一。比如说有的人报了杀父之仇以后，还要将仇人的心脏和肝脏掏出来吃掉。

还有的人吃人肉是因为养成了这种习惯。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有一位官吏在客栈内遇到了一对主仆，那个主人是从事放贷职业的。他趁着这对主仆喝醉酒的时候，将他们杀了，并且将其肉割下来炒了吃。之后，他又想将放贷人的妻子也吃了，但是被其察觉，逃走了。县令彻底地调查了此案件，并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不久之后，皇帝亲自判处杀人者死刑。

虽然那位将军说所有东西都可以当做食物，有的东西却是禁止食用的。有的食物禁忌来源于政治或者宗教方面的考虑。总体而言，皇帝不赞成人们屠宰牛、吃牛肉。因为古代的耕作主要依靠牛。公元831～833年，皇帝信奉佛教，禁止人们屠宰牛。尽管时不时地有这些禁令，唐朝时人们还是有吃牛肉这一习惯的。在南方，女性要负责屠宰水牛。她们将水牛绑在树上，责怪其不愿耕作，然后将其宰杀。其实宰杀的目的可能是因为牛老了，不能继续耕作。除了牛以外，其他动物也受到过人性化的对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皇帝曾命令子民不得屠宰鸡、狗、驴和昆虫。他们还曾禁止过钓鱼。这些法令颁布的理由往往是世俗方面的，但是佛教中忌杀生和转世投胎的理念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在佛教举行斋戒和道教的一些节日中，皇帝会下令禁止宰杀动物。

其他的食物禁忌来自于医学和饮食方面的书籍。有的书中劝说人们不要吃不卫生的肉以及病死的牲畜，比如说长了肿瘤的牛或马、用毒箭杀死的动物、狗不愿意吃的家畜、任何放了一夜的生肉、未煮熟的肉、漂浮在水面上的肉、穿孔的猪羊内脏、得病的家禽的肉、祭祀时自己移动的肉、疯狗的肉、屋子漏雨后打湿的肉干，以及没有晒干的肉。还有一种食物禁忌是饮食学家根据食物相克的原理造成制定的，比如说李子不能和鸣禽或者蜂蜜一起食用；东部产的带斑点的鹌鹑不能和羊肉一起食用；乌龟不能和猪肉、兔肉、鸭子或者芥末一起食用；韭菜不能和牛肉或者蜂蜜一起食用；蚌类不能和瓜类以及萝卜一起食用等。第三种食物禁忌来源于宗教的教义，主要是禁食带有强烈味道的蔬菜。佛教和道教都回避洋葱、大葱、大蒜、韭菜、香菜等。佛教的教义还禁止僧侣喝酒吃肉，但是实际上，有的僧侣并不遵守这一规定。

第五种食物禁忌和古代人的宇宙观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夏天不宜吃心脏、春季不宜吃肝脏、秋季不宜吃肺部、冬季不宜吃肾脏，而四季都不宜吃脾脏。其原理是食物不能和季节犯冲。古代人还认为不应该吃自己的属相，如羊、牛、兔子、老鼠等。最后还有许多食物禁忌是没有逻辑道理的，也许是从迷信或者传说中得来的，比如不要吃长着白头的黑色牛羊、长着黑色头的白羊、长着黑色头或者蹄子的白马、有白色腋窝的鹿、任何长着红色脚的动物、马鞍下的那块红黑色马肉、马肝、独角羊、长角的马。除此以外，自然死亡的牲畜如果头朝北或者嘴张开不宜食用（也许头朝南就可以）；还有尾巴分叉的牲畜也属于禁忌的食物。

朝廷会赏赐给贵族和大臣食物，和生活中许多方面一样，赏赐是按照官阶来发放的。为了方便赏赐，朝廷将九品的官员分为四组，最高的级别主要是皇子。他们得到的赏赐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最多的，随着官阶的下降，赏赐的食物种类和数量也逐渐下降。皇子按月得到的赏赐有20头羊、约17公斤猪肉、30条鱼（每条鱼要有30多厘米长）。最低的一级没有肉，而处于中间的官员只能得到少量的羊肉。皇子还是唯一能够得到蜂蜜、梨子、核桃和米粉的人。皇帝还会给官员发放数量不等的木炭和木柴，以供其做饭或者取暖使用。

食物保存

古代主要有两种处理食物的方法，即烹饪或者保存。唐朝各地都有保存食物的需要，但是在北方尤为重要，因为那里有漫长的冬季。在北方的夏季，还有用冰保存食物的做法。皇室的园林中通常会设冰室。每年都会有奴仆到山峰上将冰块运往这些冰室，冰块长和宽约为1米，厚度约45厘米。在冰室中，保存着易变质的食物，比如说夏天的冰西瓜，这是非常受欢迎的。在贵族和大臣家中应该也有这种冰室，因为他们总是喜欢模仿皇帝。根据古代农业的书籍，冬季的时候，农民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保存蔬菜。方法是在墙的南面挖一个1.2～1.5米的坑，将蔬菜放进去，每层要放置不同的蔬菜，并且在每层菜上撒一层土。等到坑的3/4或者4/5满的时候，将土和麦秆填入、压实。这种保存方法可以让蔬菜像夏天时一样新鲜。还可以在棚子底下挖一个坑，在坑的侧壁向内挖出一个洞穴来保存葡萄，在葡萄上盖土，这样可以保存一个冬天。

第二种方法只适合于冬天保存蔬菜，当然也有很多方法可以保存肉类，以免受细菌或者蛆虫的影响而变质。有些种类的肉只需要风干就可以长期保存，比如说将鹿的肉切成手掌大小，或者煮熟的鱼都可以在阴凉处晾干后保存。将葡萄与蜂蜜、油混合以后用水煮4～5次，然后放在阴凉处晾干，就做成了葡萄干。蜂蜜可以增加葡萄的甜味。葡萄干可以放置一整个夏天而不变质。一般来说，保存食物都需要热源、咸盐和发酵物质。

制作咸鱼的方法是：将鱼的鳃和内脏去除，将盐抹在鱼上（注意夏天时用的盐要比冬季多）；然后将两条鱼放在一起，鱼皮朝外，放在垫子底下或者密封在坛子里。等到鱼肉变成粉红色的时候做好了。食用的时候将盐洗去，可以通过蒸、煮、烤等方法烹饪。还有一种保存鱼的方法是用盐水腌制。在浓度极高的盐水放入生姜和四川辣椒，倒入鱼的腹腔。然后用竿子从鱼眼处穿过，将10条鱼穿在一起，挂在房屋南面的屋檐下。制作这种咸鱼的最佳时节是春季和冬季，晾置两三个月以后即可。食用的时候将鱼的内脏去除，蘸上醋食用味道更好。杏子也可以通过腌制保存，是一道适合下酒的小吃。在夏季采摘杏子，撒上盐以后搓洗，等到盐将果肉内的水分吸取出来以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食用的时候将盐洗去，浸泡在蜂蜜中即可。

在中国，肉干有很长的历史。在封建社会，人们将牛、羊、鹿、家猪和野猪的肉制作成肉干，方法是先准备腌泡汁，将羊或者牛的碎骨放在水中煮，撇去浮油，然后放入葱、姜、陈皮、四川辣椒粉、葱花和豆瓣酱。然后将肉切成条状，放在汤汁中浸泡3天，然后取出，穿在绳子上挂在房屋北面的屋檐下。晾干以后取下，用纸包好，以免苍蝇和灰尘落在上面，挂在储存室即可。其他种类的肉，如鸡、鸭、鹅、鸽子肉等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腌制。

在古代，用醋腌制食物是一种常用的方法。醋可以用变质的酒、发霉的粮食、盐和蜂蜜酿造，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腐烂的桃子酿造醋。将桃子放在密封的罐子里，7天以后会腐烂，将果皮和果核取出后继续密封；21天以后，桃子就变成了美味的醋。用醋可以保存多种蔬菜水果，如绿叶类的锦葵和芥末；块茎类的芜青、大蒜和生姜；瓜类、蘑菇和蕨类植物等。酒也可以用来保存食物，在坛子中放满枣，倒入酒，然后用泥将坛子密封起来。里面的枣放置几年都不会变质。

古代还有一种独特的保存鸭蛋的方法，这种方法要用到一种植物的皮，这种皮有毒，放到溪水或者池塘中可以毫不费力地将鱼毒死然后捕捉。将这种植物的皮放在水中煮，然后加入盐。将水放凉以后，倒入装满鸭蛋的罐子中。浸泡一个月以后，鸭蛋就可以食用了。此时鸭蛋已经变成了红褐色。食用的时候将鸭蛋煮熟，既可以当做菜肴，也可以用来下酒。

烹饪

最常用的烹饪方法是煮，不管是煮汤、煮粥还是制作饮品，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在中国，乌龟汤是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制作方法是将软壳的乌龟放在水中煮，然后取出，去其壳与内脏；然后继续放在水中煮，加入羊肉、料酒、洋葱、生姜和紫玉兰树皮。羊肺汤需要两道工序，首先准备好羊肉汤，在里面加入生姜和糯米，然后将羊肺剁碎放入汤中。猪蹄子的做法是将其煮烂，除去骨头，然后加入醋、洋葱和豆瓣酱。还有一种汤是将猪的肠子和麦芽糖放在一起煮，有时候人们还将猪的血块放进去一起煮。蔬菜汤中一般要将块茎类植物和猪肉、羊肉一起煮，或者是将鸡肉与绿菜叶一起煮，还可以将腌制的竹笋和鱼肉放在一起煮。在有温泉的地方，人们就用热水煮猪肉、羊肉和鸡蛋等，这样既省柴又可以省去取水的力气。

“蒸”也是一种常用的烹饪方法，可以制作各种食物，包括前文中提到的熊肉的做法。猪头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烹饪，首先将骨头剔除，煮熟以后剁碎；加入盐、料酒和豆瓣酱，然后放入干生姜和四川辣椒，蒸熟即可。还有一道菜是将莲藕的两头削去，在空中倒入蜂蜜，在两头用面粉堵住，然后蒸熟。熟了以后，将蜂蜜和面粉倒出，切成片以后即可食用。

在中餐的烹饪方法中，“烤”也占有一席之地。烤乳猪是一道传统美食，深受人们的喜爱。制作方法是：用开水烫猪皮，并且用刀将猪毛去除；然后在猪肚子割一道口子，将内脏取出，将猪的内外全部洗净；在猪的体内塞入草，然后穿在木杆上，在火上快速翻烤。在烤的过程中，要往肉上浇料酒、猪油或者芝麻油，这样可以让猪皮变得香脆。当猪肉变成金黄色时，这道菜就做好了。用这种方法烤出的猪肉美味可口，入口即化。烤牛肉的方法和烤乳猪有所不同，首先选取牛里脊或者大腿肉，穿在扦上；然后挖个小坑，点上火，将牛肉放在上面烤。每次只烤牛肉的一面，当肉发白的时候，立刻割下来，接着烤另一面。这样做出来的烤牛肉更加多汁、松软、美味。

在牛、羊或者猪的肝脏中撒入盐、葱，放入豆瓣酱，也可以将牛肚子放入其中，将其穿在扦上，在篝火上烤制。还有一种方法类似于烧烤时使用的香肠：在羊的大肠中塞入碎羊肉，加入盐、生姜粉、豆瓣酱、辣椒粉和葱花。还可以选用一岁左右羊羔的胃，将其内部向外翻，然后在切碎的羊肉、羊脂肪中加入生姜、黑胡椒、豆瓣酱和盐等调料，将羊胃缝好。在烧烤的时候，先在地上挖一个小坑，点上一堆火，然后将余烬移出，将“香肠”放在坑中，在坑上点柴火，直到将其烤熟。这种方法可能是从西部的少数民族中传入中原的。在烤制的食品中还包括肉丸子。将猪肉和羊肉剁碎，加入生姜、陈皮和大葱，捏成圆形，然后烤制。鹅肉丸子也是一道美食，制作方法是将鹅肉剁碎，撒上生姜粉、胡椒粉和葱花等调味品，捏成圆形，穿在竹签上，在火上快速翻烤，同时抹上蛋白和蛋黄。当肉汁从丸子中溢出时就做好了。还一种制作肉丸子的方法，是选用鹅、鸭、猪或者羊肉，剁碎以后翻炒，加入各种调料。然后将馅放置在直径约15厘米的竹竿上，竹竿的皮和节都提前削掉了。厨师用鸡毛或鸭毛往肉上涂抹蛋白和蛋黄，然后拿着竹竿的一端在火上快速地翻烤。烤熟以后取出切成长约15厘米的长条即可。将蚌和牡蛎放在铁锅中烤熟，加入一些醋之后，可以拿着壳食用。用羊肉和葱花做馅的饼子，也可以用烤的方式烹制。

公元8世纪初，武则天宠爱的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使用了一种奇怪而又残忍的方法来烤制食物。这两兄弟举行了一场比赛，看谁能发明出更残酷的烹饪方法。其中一个人制作了一个大铁笼子，将鸭和鹅放进其中，同时放进去一个盛着五味汤的铜盆，然后在笼子中间点上炭火。由于鸭和鹅在火的周围，它们渴了以后就去喝汤。当火烤到它们的时候，它们痛苦地在地下翻滚。最后这些家禽的毛都掉光了，外焦里嫩。另外一个兄弟也不示弱，他把一头驴关进一间小房子里，放上五味汤，在中间点上炭火。在这两种方法中，五味汤还起着给肉调味的作用。后来这两兄弟得到了报应。公元705年，他们被处死，然后抛尸街头。洛阳的民众中有人曾被这两兄弟陷害过的，他们将其肉割了下来，发现和猪肚子上的肥肉一样肥，于是就用火烤着吃。人们说这是他们虐待动物所应得的下场。

在封建时期的烹饪技巧中，炸也占一席之地。比如说有一道菜，以鱼为食材，做出的鱼酸甜可口、又脆又软，和现在的广东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烹饪的方法是，清除鲤鱼的内脏，但不要去鳞；然后在醋中放盐和蜂蜜调成汁，将鱼放在其中浸泡；最后放在油中炸熟，就可以装在盘中端上桌了。另一种炸制食物的方法，在现代中国应该找不到了。唐玄宗曾命令弓箭手，把一头鹿射杀以后，将鹿肉在其血中炸热。他还曾将这道菜赏赐给安禄山。当时的人民还会炸制环饼。方法是把糯米和水揉成团，加入蜂蜜之后，将面团揉成面条的形状。然后把两头连起来形成一个圈，在油上炸热即可。还有另一种口味的环饼，使用了相同的原料和烹饪方法，但是需要加入牛奶和羊奶，这样环饼会更加松软。

烘烤在古代中国的运用没有现代这么普遍，也许是因为古人的炉子中没有设置烤箱。但是有一种饼子是用这种方法制作的，方法是将骨髓、蜂蜜和面粉混合在一起，揉成直径10～12厘米的饼子，放在西部的一种烤炉中烤熟即可，这种饼子有些油腻，但是相当美味。有一种制作鱼的方法更加原始：将鱼包在草中，用泥糊上，放在炭火的余烬中烤熟；然后去掉泥和草，用皮革或者布将鱼包好，击打鱼肉使其变得松软。这种方法做出的鱼肉像雪一样白，非常美味，也适合当下酒的菜。

中国饮食中最重要的刀工包括切块、切丝和剁等，使用的刀具主要是宽刃大刀。有一个典故叫“庖丁解牛”，这位厨师使用巧劲儿分解牛肉，而不是靠蛮力。他按照牛自身的缝隙，游刃有余地切割牛肉。一般厨师每个月都要换刀，技术更高的厨师一年换一次刀，而这位厨师19年都没有换过刀。因为中国人主要用筷子和勺子吃饭，所以厨师在厨房内要将食物切成合适的大小。这样一来，切肉和切菜就变成了制作中餐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除了米饭的做法比较简单以外，许多中国菜都是将肉类、蔬菜或者水果混合起来煮熟的。这让厨师可以通过搭配食材，让不同食物相互入味。这也是中国菜调料种类并不多的原因。常见的调料就是大蒜、生姜、陈皮、杏干、核桃仁、盐、蜂蜜、糖、料酒、胡椒、洋葱、豆瓣酱和醋。其中胡椒有两种，一种产于蜀地，还有一种是从天竺进口的。统治阶级更喜欢使用进口的胡椒。公元8世纪时，宰相元载被革职抄家。从他的府邸搜出来的珍贵物品，堆积如山。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储存了800石胡椒，约合64吨。从储存量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胡椒不但是一种商品，还是财富的象征，就像丝绸一样。因为都城中上层社会对胡椒的需求量较大，因此价格也较高。

宴会

在所有宴会中，皇帝举办的宴席是规格最高的。在宫廷中，有专门为皇室准备食物的御膳房。御膳房中有7个厨师和副手，还有16个监察官员和饮食专家。他们负责监督并且准备食物，确保皇帝每日的饮食的恰当，而且要负责管理各处进贡的食品。除了御膳房以外，还有光禄寺专门准备大型的宴会，比如说宴请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外国使节的宴会，以及祭祀典礼上的食物。光禄寺中共有2000名厨师，并且有10位监察官员和15名负责记录的官员。在这2000名厨师中，有30个酿酒师、120个侍酒者、23个制酱者、12个酿醋者、12个制作豆瓣酱的人、8个人专门腌制咸菜、5个人专门制作蔗糖。如果宴请的人实在太多，这两个部门要共同准备食物。比如公元644年，唐太宗宴请了长安周围1100名老者；公元768年，唐代宗宴请3500名神策军官员；公元826年，唐敬宗宴请1200名宫中女眷和皇亲国戚。

皇帝会在两种场合下举办宴会，一种是历法上固定的节日或者皇帝的寿辰，另一种是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或者皇帝高兴时举办的，比如皇帝登基、立太子、皇子出生、军队凯旋、检阅军队以及一些传统典礼等。公元7世纪时，还经常有外国使节前来表示归顺朝廷，这时也会设宴庆贺。平时的外国使节前来进贡，朝见完毕后，也会设宴。如果是吐蕃、突厥等重要的国家的使节，会由皇帝亲自接待。而其他小国的使节由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代为接待。

其他更为常见的举办宴席的场合包括皇室的子嗣出生、婚丧嫁娶、到访皇亲国戚或者大臣的府邸、出宫打猎等，席间还时常伴有歌舞表演。

有时候，大将要去征战沙场、大臣要去祭拜祖先或者去外地赴任、皇帝宠爱的臣子进宫时，皇帝也会设宴。其他场合则包括皇帝大病初愈、答谢他人、太子新宫殿建成、粮食丰收、庆祝吉兆，比如有红色的鸟在城门上筑巢等。

举办宴会的地点也多种多样，可以在宫殿、城门、御花园、皇帝以前的太子殿、湖边、渭河边、皇子或者公主的府邸、官府、官邸、寺院、佛塔，甚至是马球场上。公元729年，唐玄宗开创了新的宴会形式。他允许官员在放旬假时，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举办宴席，费用由皇帝支付，并且会命令相关的部门准备食物和帐篷。这一宴会形式被后世所沿用。群臣们最喜欢的场所是长安东南部的曲江。皇帝并不亲自参加，但是会给群臣提供资金和食物。公元788年，唐玄宗在三个重要的节日到来的前五天，一共赏赐了190万铜币给文武百官。在宴会上大臣可以尽情吃喝玩乐，还可以即兴赋诗唱和。

皇帝举办的宴会，有时会邀请所有的官员，有时候只邀请一部分，比如三品以上或者五品以上的官员。

在宴席上，宾客的位置是由其地位决定的。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座位低于自己的身份时，会心中不悦。公元730年，北方的突厥可汗在宴会上发现，西部突厥部落的一个使者座位竟然在自己之上，于是生气地说道：“你们国家面积那么小，过去还是我们的附属国，怎么座位在我之上？”那位使者反驳道：“这次宴会是为我举办的，我当然可以坐在这里了。”唐玄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下令用两个帘子将他们分开。汉人对自己的座位也相当敏感。公元632年，一位刺史参加宴会时，发现另一个刺史的座位在自己之上。他生气地大叫：“你算什么东西，竟然座位在我之上？”在他旁边坐着的皇子试图劝解，却被他一拳打中眼部，变得又红又肿。皇帝对此事颇为不悦，下令终止宴席。这位刺史并没有受到惩罚，只是被皇帝责怪了几句。但他后来谨言慎行，控制了自己的脾气。

唐朝的宴会上，会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包括绳技、顶杆、杂耍、舞剑、舞马、大象表演、拔河、蹴鞠、马球、摔跤、围棋等。在所有娱乐活动中，最常见的是九部伎表演，即设置9种或者10种不同风格的演出团队在宴会上表演。公元642年，在九部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演出风格，变成十部伎，主要包括：燕乐（杂用中外音乐）、清商伎（传统的旧有音乐）、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在今新疆）伎。立部伎大部分的乐师都是外国给皇帝敬献的贡品。每个部都有各自独特的乐曲、乐器、服饰和舞蹈动作。其中乐器中既有钟鼓箫笛等华夏乐器，也有大量的外域乐器。而乐曲的保留方面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武则天时期曾有25首高丽乐曲，后来只保存了一首。当时宫廷中流行一种舞蹈叫做胡旋舞，其发源地是唐朝境外的康国。舞者多为女性，穿着长袖衣衫、锦缎裤子和红色靴子。她们在舞台上脚踩木制的大球旋转、进退自如，而不会从球上掉下来，球体发出的声音犹如雷鸣。公元8世纪，宫廷中有几百人同时跳胡旋舞，安禄山和杨贵妃也很擅长这种舞蹈。

图十九　弹奏古筝

宴会可以在宫殿前的庭院中举行，并且有歌舞助兴。当天气骤变时，皇帝会宣布停止宴会，择日重新举办。丧礼期间、旱灾发生或者城市被包围的时候，宴会也会被推迟或者取消。

通常情况下，宴会要持续一整天，有时会进行到深夜。这时候，人们举着火把进食。有的大臣举办的宴会要持续3天。而公元906年，唐玄宗举办的一次宴会持续了5天。

图二十　笙

在宴会结束时，皇帝会给宾客赏赐物品，通常是绫罗绸缎等高级布料。公元620年，唐太宗打败刘武周，收复了长安以北的区域，将武器库中所有的彩绸都赏赐给了众将领。还有的皇帝喜得龙子以后，下令赏赐给全国的婴儿丝绸。除了布料，皇帝有时也会赏赐粮食和现金。在行赏的时候，时常按照官阶的高低进行。官品越高，得到的赏赐也越多。也有时候赏赐的物品人人都一样多，比如人参、官服、贵重花瓶和盘子等，还有的武将会得到马匹、粮草等赏赐。

在唐朝的史料中，记录宴会菜单的资料并不多。但是公元8世纪早期有一些菜单流传了下来。其中一份是在唐中宗景龙二年（708），韦巨源官拜“尚书左仆射”时为敬奉中宗而举办的“烧尾宴”上流传下来的。“烧尾宴”是唐代的一种习俗，士子登科、荣进及迁除时在同僚中或者是为敬奉皇帝而举办的宴会。关于“烧尾”的得名，说法不一。根据传说，老虎变人，尾巴犹存，只有将其尾巴烧掉，老虎才能真正变为人。因此“烧尾宴”也寓意着升官者可以开始新的事业和生活。公元708年的“烧尾宴”在长安以东的湖边举行，同时还举办了赛龙舟比赛。每艘船代表六部中的一部，最后兵部获得了胜利。这次宴会的食单已不全，只留下了58种菜点的名称，成为唐代富有盛名的食单之一。其中“玉皇王母饭”是将米饭煮熟，外面裹着一层荤油，然后做一个造型。食单中还有一些加工食品，如“通花软牛肠”，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辅料灌入牛肠，做成香肠一类的食品；“光明虾炙”是将活虾放在火上烤炙，但是并不减其光泽和透明度；“金银夹花平截”是把蟹黄、蟹肉剔出来，夹在蒸卷里，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冷蟾儿羹”即蛤蜊羹，但要冷却后食用；而馄饨一项就有二十四种形式和馅料，叫做“生进二十四气馄饨”。其他的面点有“单笼金乳酥”、“曼陀样夹饼”、“巨胜奴”、“贵妃红”、“婆罗门轻高面”、“见风消”、“水晶龙凤糕”、“汉宫棋”、“天花”、“素蒸音声部”、“生进鸭花汤饼”等，菜肴则有“白龙”、“乳酿鱼”、“葱醋鸡”、“吴兴连带”、“八仙盘”、“仙人脔”、“箸头春”、“五生盘”、“遍地锦装鳖”、“汤浴绣丸”等。从这份菜单中我们想象当时宴会的奢华程度。

除了皇家的宴会，个人也可以举办家宴，只是规模较小，更没有皇室的奢华。个人会在节日、婚嫁、婴儿出生、过寿辰、送别等场合举办筵席。大户人家还会安排歌舞表演。唐朝的文学作品中也留下一份食单，包括米饭、鸡汤、回锅肉、乌龟丁、鹌鹑汤、猪仔肉、鲤鱼、鹿肉、蟹酱、回锅鱼等，以及各种水果。

无论是皇室还是个人举办的筵席，都有写诗留念的习俗。宾客通常举行比赛，看谁的诗更好。公元709年，皇帝在长安以西的湖边举行宴会。席间，他提议让官员们赋诗。他们一共赋诗100余篇，皇帝叫来一位才女，让她来判定谁的诗更好。她登上一个用竹板和彩绸搭成的小塔，开始吟诗。不久诗篇都往下飘落。官员们连忙去捡自己的诗。最后只有两首诗留在了她的手中，她犹豫了一会儿，扔下一篇，只留一篇在手中。这两首诗都很好，但是最后这一篇结尾更加有气势，于是获胜了。

唐朝时佛教信徒也会在一些重大的日子里举办筵席。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得知，佛教的两大禁忌就是杀生和吃肉，这与以肉食为主的中国饮食文化大相径庭，因此该筵席全部都是素食。举办素宴的场合有佛祖生日、皇帝生日、先帝忌日、新的寺院修建完成、新的佛像铸造完成、庆祝下雨或者丰收、感谢皇恩、葬礼等。这些宴会可以是皇帝、达官贵人和其他人有钱的施主赞助的。僧侣有时会组织施主捐款。这种素宴的特点是对参加的宾客数量没有限制。有时候会有500、1000甚至5000人参加。而皇帝资助的素宴曾经宴请过1万人。

大部分筵席都是以庆祝喜事为目的的，气氛比较欢快，但偶尔也会有刀光剑影。公元619年11月2日，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宴请突厥可汗，宴会完毕后，他遭到了东突厥的使节的暗杀。这起暗杀其实得到了高祖皇帝的默许甚至是教唆，东突厥力量强大，可以在进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中予以帮助。这是唐朝历史上比较黑暗的一幕。

有时候，宾客反而会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公元619年，皇帝派遣一位官员去安抚一位反叛者。这个人刚刚归顺朝廷，皇帝打算给他封官加爵。在随后举办的宴会上，这位官员喝醉了，打算拿这个草寇开玩笑，便说道：“听说您喜欢吃人肉，人肉的味道怎么样啊？”这位土匪听到这话心中不爽，立即还以颜色，他说：“对我来说，吃一个喝醉酒的人的肉，就像吃酒里腌过的鹅肉一样。”朝廷的官员听出这句话中的侮辱和威胁，便斥责他：“你这土匪，真是本性难移！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怎么能够再吃人肉呢？”这位土匪此时怒不可遏，命令部下将其抓住，煮其肉吃了。然后他们一伙人逃往洛阳，投奔到了唐朝的敌对势力。但最后，他们还是未能逃过此劫。公元621年，唐军占领洛阳城，将其捉获后判处了死刑。

饮品

唐朝时最普遍的饮品是水。公元8世纪初，有名医列出了26种水的益处，既包括雨水，也包括猪食槽中的水。当人被蛇咬伤的时候，可以将这种水涂抹在伤口上，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在秋季，收集植物茎叶上的露珠可以用来美容；冬天收集的霜，即可以散热，又可以在喝醉酒以后饮用，去除脸上的红晕；冬天的雪据说可以解百毒，但是春天的雪中含有“虫子”，是对健康有害的。富含矿物质的水在唐朝是很受重视的。当时的人们认为流经珍贵岩石的溪水有延年益寿的功能。据说从长安以东的华山流出的水可以使人长寿，当地人的寿命也比较长。喝了这种水还可以防止头发变白，使人更显年轻。从石灰岩洞中流出的水，经过了钟乳石，也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人们喝了这种水以后身体圆润、不易变老。海南岛上泉水和井水都不多，人们从植物的藤蔓中提取水来生活。

在封建时代，还有一种制作速溶水果汁的方法：把红枣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然后在锅中煮熟；接着将红枣中的水挤干，在盆子中将其捣碎；将果肉放在薄纱中挤干水分，涂抹在盘子或者碗内，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最后用手将其捏成粉末。饮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取一勺枣粉，放在水中即可。该饮品味道酸甜，适合旅行时携带以解渴。用类似的方法还可以将杏子和海棠果制作成饮品。将醋放入水中也是夏天消暑的良品。有的果汁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比如南方人经常喝的椰汁。这种饮品并没有毒。

尽管80％的中国人胃里没有可以消化牛奶的酶，但是唐朝时北方人经常喝牛奶。这也许是北方人和游牧民族不断融合后养成的习惯。有人认为北方人提醒高大健壮就是喝了牛奶的缘故。

茶原本是一种草药。陆羽《茶经》载：“茶为之饮，发乎神农氏。”可见饮茶是从神农时期开始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当时人们喝茶是为了治疗疾病。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南方人开始将茶作为饮料。据《封氏闻见记》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随着陆羽对茶的研究和《茶经》流传，进一步带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当时的茶叶商人甚至将陆羽当做茶神。而此时唐朝茶饮文化也进入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制作方法也相当的严格，一般说来要经过采茶、蒸茶、捣茶、拍茶、焙茶、穿茶等步骤。而且土壤气候等也是生产优质茶叶的重要条件。

唐朝时已经有了葡萄酒。几个世纪以前，葡萄就由西部传入中国。最先传入的主要有三个品种：黄葡萄、白葡萄和紫葡萄。第四种传入中国的葡萄叫做马奶子葡萄，因为其形状为长形而得名，是从中亚传入的，最先种植在长安以北的林园中。葡萄的种植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地区，有的寺院也有葡萄园。而中国原有野生山葡萄。北方人除了酿造葡萄酒，也用梨子和红枣酿酒。虽然唐朝时，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已经具备，但是这种饮品从未大规模地盛行过。

在北方人，尤其是长安人中，盛行喝乳酒。这是中亚的游牧民族用马乳酿造的一种酒。南方人用“中国草莓”来酿酒，尽管中医认为喝这种酒对牙齿和肌肉都没有益处，但还是有人喜欢喝。南方人还以几种棕榈树为原料酿造甜味的烈酒，比如以香蕉花和槟榔树液为原料酿酒。根据公元9世纪时留下的一份史料记载，当时最受欢迎的酒品是以三个品种的樱桃李为原料的。樱桃李原产于印度，于唐朝或者唐朝以前传入现在的广东附近。

从国外传入的酒，风味独特，人们只是偶尔品尝。唐朝时人们最常喝的是米酒。米酒是用粮食酿造而成的，北方人使用的是小米，南方人使用的是稻米，酿造方法和啤酒相似，酿造米酒的过程和酿造葡萄酒不同。因为含糖量较高的水果在榨制成果汁、装瓶以后，可以自然地发酵。酿酒师只需要坐等霉菌将糖类转化为酒精即可。而将粮食转化为酒精的过程要比较复杂一些，因为粮食中的淀粉要先转化为糖类，才能进一步转化为酒精。这就需要人们在酿酒时制曲，利用的是天然的霉菌。

制曲的一种方法是将大麦蒸熟、翻炒以后碾成粉末，然后加水揉成饼状面团，叫做曲饼。水要在天亮之前取，如果粮食较多，可以平均分为几份分别揉成曲饼。面团的直径大约7.5厘米，厚度大约为2.5厘米。这项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然后曲饼要放置到专门的房屋中发酵。这种房屋是茅草屋，地面为夯实的土面，但不能有灰尘和湿气。将地面分为四块区域，中间留上供人通过的通道。将曲饼放置在这些区域中晾干。古人在酿酒时，要供奉五方之神的神像，而且要用干肉、酒、点心和汤等食物祭祀，以求神仙保佑。祭祀完毕后，把木门用泥巴封上，以免通风。7天以后开门，把曲饼翻面，再次把门封上。14天以后，把曲饼摞起来，然后再把门封上。21天以后，曲饼可以取走了，放置在陶罐中，把罐子的口用泥土封上。再过28天，把饼子拿出，在上面钻上洞，用绳子串起来，放在太阳底下晒。等到完全晒干以后，保存起来备用。

酿酒的过程和制曲的过程一样复杂，不同种类的酒的酿造方法也有所不同。其中一种酒的酿造过程，需要把酒曲碾碎，放置在大桶中浸泡3天，直到水的表面有水泡形成。然后酿酒师会把小米蒸到半熟的状态，然后以21:1的比例倒入曲水中。所有的小米要用4天的时间分四次倒进去，然后把桶盖上。等到混合物发出醇香味，并且不再冒泡时就可以饮用了。有的酒发酵得比较慢，也有的酒头一天开始酿制，第二天鸡打鸣的时候就酿好了。

在酿酒过程中，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和泡茶的时候一样。河水是最适合酿酒的了，尤其是11月份下第一场霜的时候取来的河水。如果是其他时候取用的河水，要反复烧开5遍才能使用。有的酒是专门用雨水酿造的，甚至只用夏季雷雨的水。在有条件的地区，人们使用矿泉水酿酒，还有的使用石灰岩洞中流出的水来酿制。石灰岩洞中有钟乳石，水质中有碱性物质，可以中和酒中的酸性物质。

唐朝时，人们在饮酒时习惯在酒中放置一些调味品。调味品种类较多，有一种酒叫做椒浆，是在酒中加入黑胡椒制成的。椒浆是专门在新年的第一天饮用的，从公元3世纪开始，人们便会制作这种酒了，方法是把70粒黑胡椒和干生姜混合，一起磨成粉状，加入五个石榴榨成的果汁，然后倒入上等的酒中加热即可。无论是趁热喝，还是放凉了再喝，椒浆的味道都很好，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其中石榴汁也可以用蜂蜜代替。有的人喜欢将生姜、莲花或者竹叶泡在酒中饮用。还有的人把樟脑做成鱼的形状，放入煮开的酒中。樟脑是一味中药，放入酒中所散发的味道让宾客赞赏不已。

酒的产地不同，质感也有所不同。根据公元9世纪早期的史料记载，唐朝时最有名的酒精饮料共有16种，其中有12种属于白酒。名气最大的酒是富水酒，产自唐朝的中南部。公元8世纪早期，皇帝也从大臣口中得知富水酒，专门请当地的酿酒师到宫中酿造此酒。实际上，富水酒在唐朝以前就已存在，并且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长安西市也有种类较多的酒出售，但是最佳酒类的排名中名次靠后。唐朝时私人也可以酿酒，并且官方认为喝自己酿制的酒喝醉了，要比在酒馆喝醉更加体面。唐朝有不少诗人在酒中寻找灵感。公元7世纪早期，有一位隐士博闻强识，喜爱喝酒。他时常让几位家奴在春秋季节为其酿酒。

饮酒

在唐朝的各种仪式中，酒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朝廷的祭祀活动，还是个人在祠堂中敬奉祖先，都要使用酒。因此在上层社会中，饮酒与醉酒并没有什么不体面。在当时的酒文化中，主人必须要为宾客准备充足的酒。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显赫的官员建造了一个曲线形的酒窟，在宾客来临前，他命人在每个地砖上放置一碗酒。一共有5万个地砖，全都摆上了大碗的酒。这样他的宾客来了以后，酒量再大也不会有不够喝的情况出现。

每逢宴会，人们必然会饮酒。在有的宴会中，饮酒甚至是重头戏。其中就包括在乡村中举办的筵席。这种筵席古已有之。每年冬天，刺史和县令都要举办筵席，招待辖区内的长者。食物、饮品和歌舞娱乐都由官方出资。在“安史之乱”以后，这一习俗消失了。公元730～755年间，皇帝每到寿辰都要宴请群臣。

饮酒的场合比较多，人们可以在宫殿、府邸、驿站、公园、寺庙甚至是官府中喝酒。公元822年新年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大臣被贬官了。从编纂历史的官员降为地方官。原因并不是他在宴会上喝醉了，而是喝醉后他出言不逊，得罪了朝中的一位大臣。皇帝不好计较有才能的人喝醉出现在他面前，但是这个人有可能会失宠。而整天醉醺醺地出现在皇帝面前，也会让皇帝无法忍受，有可能会被撤职。饮酒的地点限制不大，时间方面的限制也较为宽松。在冬天的早晨，人们可以在早餐前喝几杯酒来驱寒。这种效果不仅来自于酒精，而且也是因为人们有煮酒的习惯。总体而言，喝酒最好是在白天，晚上用来醒酒。但是彻夜不眠，饮酒作乐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宴会或者酒馆中，有仆人、高等妓女和侍者等人来斟酒。但是也有能工巧匠制作了斟酒的机器。公元647年，皇宫中举办宴会，招待几位来自中亚部落的首领。皇帝下令在宫殿大厅中摆放一个高架，上面放着一个银制的大酒罐。在架子中隐藏着水管，与宫殿以东的亭阁中的酒池相连接。酒可以通过管道从酒池流入高处的酒罐，就像泉水向上冒一样。等罐中的酒的量达到一定高度时，酒罐就会自动倾斜，将酒倒入下方的银制水盆中。然后仆人用长柄勺把酒盛到宾客的酒杯中。皇帝想用这套斟酒的装置，显示华夏文明的高超。

这套装置还不是最高超的，有一位县令头脑比较聪明，平时爱好喝酒。他设计并制作了一个更加高明的斟酒装置。他雕刻了一个和尚的木像，并且为其披上彩绸制的衣服。在宴会上展示了这套装置。只见这个雕像不但能依次为宾客斟酒，还能把酒杯传给大家。他还雕刻了一个女歌者，可以一边演奏乐器一边唱歌。如果宾客的酒没有喝完，雕像就不会把酒杯拿回，而女歌者会一直唱歌，给客人劝酒。

公元8世纪，还有一位奇人制作了一座“酒山”。这个“山”大约有90厘米高，里面有一个盛酒的装置，可以盛下约18升的酒。山峰的下面是一个涂漆的酒盆，直径为1米多，里面装满酒，周围还有一圈山峰围绕。在主峰和水盆下是一只大龟，其腹部有一个驱动装置。在酒池中，装饰着铁质的莲花和叶片，可以替代盘子，装着珍奇水果和肉干等食物。在山峰上盘旋这一条龙，前半部伸出，将酒吐到下面莲叶上的酒杯中。当酒杯快满时，龙会停止吐酒，宾客要快速把酒杯拿走。如果宾客喝酒速度较慢，没有把酒杯放回莲叶上，山峰上部的一扇门就会打开，里面会自动出现一个侍者，戴着帽子身着袍衫，手里还拿着一个木棍，会惩罚不喝酒的宾客。只要宾客把酒放在莲叶上，龙就会开始吐酒，侍者就会缩回，门也随之关上。在山的其他三面也有吐酒的龙。在山峰的两处，也有酒杯，可以随着杯中酒的多少而改变角度。在酒池和山峰中的储酒装置之间有一根虹吸管，可以起到水泵的作用，让水在两个容器中流动。因此当宴会结束时，水池中没有一滴水，这样也起到了节约水的作用。

除了这些自动的装置可以斟酒，还有一些较为奇特的方式。公元8世纪，有一位贵族妇女的一个房间，房梁上垂挂下来鹿的肠子。每当在家举办宴会时，她就命令下人爬上房梁，在鹿的肠子里倒满酒。宾客需要倒酒的时候，只需把肠子下部的结解开即可。

唐朝时，饮酒的杯子大部分是陶瓷制的。陶瓷制品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发明。公元8世纪早期，宫中有一种珍奇的杯子，史料记载：“内库有一酒杯，有青色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缕金字，名曰‘自暖杯’。”只要往“自暖杯”中倒酒，酒就可以自动地保暖。还有的杯子使用漆木制作的，这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金杯和银杯也是喜好奢侈之人常用的酒器。南方人常用鹦鹉螺的外壳当酒杯，壳上呈红色和蓝绿色，非常美观。虎蟹是南方的一种螃蟹，外壳非常艳丽，表面有红色和黄色的条纹，内部呈珍珠色。它也可以用来当酒杯。南方人也没有放过鸟类，犀鸟的嘴部如同动物的角，人们便取这种鸟的头部做酒杯。

唐朝人和现代的中国人一样，都有边喝酒边吃食物的习惯。下酒的食物种类很多，在上文提到的第二份菜单中也有记载。其中有东海生产的鲻鱼、鹿尾、鹿舌、鱼干、烤鱼、野鹅肉末、肉饼、咸菜、鹌鹑汤、肉桂汤、熊掌、兔肉、野鸡尾肉和豺唇。这14道菜是正餐前的开胃菜，正餐一共有23道菜。如此多的菜，也许是因为每份菜的量较少，也可能是食客的饭量很大。另有一种下酒的小零食是海棠果干。南方人把海棠果浸泡在蜂蜜和月桂中，然后喝酒时食用。中医认为，喝酒时要禁食柿子，否则会很快喝醉，甚至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唐朝的官员喝酒经常进行一种比赛。酒局上有很多游戏，可以让人们持续地喝酒，比如说掷骰子、猜谜等。有一种游戏是使用雕刻成胡人的陀螺，宾客旋转陀螺，待其停止旋转时就会倒下，指向的人就要喝酒。最常见的游戏是行酒令。也有一些游戏可以活跃气氛。比如在银质小罐里放置着船桨形状的签，头部是圆形的，前部是扁平的长方形。宾客轮流抽签，然后要遵守签上写的命令。签上会指定必须要喝酒的人，所有抽签的人都有可能喝酒，包括最受尊重的人、官位最高的人、话最少的人、话最多的人、宴会主人、酒量最大的人、最年轻的人、最晚到的人喝酒，等等。而有些签上是空白的，抽到此签的人就无须喝酒，可以稍缓片刻。签上还会写喝酒的数量，有1杯、5杯、7杯、10杯和40杯这5种，抽到的人必须要喝这么多数量的酒。

为了维持酒桌上的秩序，通常会设立三个酒令。其中一人要负责检查罚酒的过程；第二个酒令酒量较大，也最熟悉喝酒的规则，最后一个酒令要负责管理大肚酒瓶。如果席间有宾客大笑大叫，聚会受到影响，或者行为粗鲁、随便起身，酒令会在他面前投掷小签，罚酒一杯。被罚酒的宾客要承认自己的行为不恰当，喝下一杯酒以示惩罚。如果这个人再次违犯规则，酒令就会在他面前投掷一个银质的旗帜，此人要再喝一杯酒，以示惩罚。而要被罚第三次时，酒令可能要介入，看看有没有必要再罚一次。设置酒令是为了保障人们和谐的交际，以防因为喝醉而引起的争吵。

在一些酒桌游戏中，一些宾客被罚酒的次数太多了，以至于无法忍受而逃跑。公元9世纪早期，一位著名诗人回忆道，在他年轻时曾连续数月出去喝酒，并且经常充当酒令。有一回，一位宾客迟到了，而且屡次违反酒桌规则。在喝了12杯罚酒以后，这位宾客因为受不了而逃跑了。酒宴上的人认为畏惧喝酒而逃跑是一种懦弱的行为。根据惯例，在以后的酒宴中，人们再不会邀请他了。

从这些关于酒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喝酒不仅是唐朝上层社会的习俗，而且也是人们交际和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唐朝有的作家呼吁同时代的人，要掌握喝酒的技巧，这样才能在酒桌上叱咤风云，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对于太过于纵酒的人，也要有一定的自制力。在当时上层社会举办的酒宴中，喝得烂醉是常有的事。公元732年，皇帝在位于洛阳的皇家园林内的湖中小岛上宴请百官。宴会结束时，百官都喝得烂醉，皇帝派人在轿子中放置被子，将官员送回各自的府第。唐朝的文人墨客将酒视为创作的灵感，认为喝酒以后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吴道玄是唐朝第一大画家，被尊为画圣。他性格豪爽，喜欢在酒醉时作画。据说他可以在喝醉时，用一晚上的时间画一整幅宗教题材的壁画。有的寺院的方丈邀请他作画，想到一个妙招。方丈准备好几大缸的好酒，放在寺院的柱廊里。只要吴道玄愿意动笔作画，这些美酒就归他了。这个方法果然有效，吴道玄抵挡不住美酒的诱惑，拿起了画笔。唐朝时还有的作家喝醉酒以后，一边大笑、唱歌，一边泼墨作画。有时候直接用手画，甚至将头发蘸上墨汁作画。在诗人中，也有一些爱好喝酒的人。在唐朝的大小宴会上，都有作诗留念的习惯。诗人往往在饮酒之后作诗。唐朝大诗人李白无疑就是喜爱喝酒的诗人之一。公元744年，唐玄宗任命李白撰写朝廷的公文，但他总是喝醉。侍者无奈，只好往他脸上洒水，让他保持清醒。其实李白在醉酒情况下，依然能够快速地完成任务。根据传说，有一天李白在船上饮酒，他看见水面上的月亮，便弯身去揽月，结果不慎掉入河中淹死。享年61岁。也有人推测，李白的死因和饮酒有着很大的关系。

古代的中医推荐了几种醒酒的方法。在热水中泡澡便是醒酒的一种方法。吃了太多的瓜果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缓解。在长安的御花园的湖边，种植着紫苏。喝醉酒的人一经过便可以醒酒。公元7世纪的一部医学纲要中，也记录了一种治疗醉酒引起的头痛的方法。那就是取竹子的根部煮成汤，再加入5个鸡蛋。书中还有戒酒的方法。取白色母狗的奶汁，放入酒中喝下；也可以把柳花碾碎，和老鼠的头皮一起放入酒中服用。当时也有人告诫世人，纵酒会导致贫困，甚至造成家破人亡。需要撰写公文的官员也要小心饮酒，免得犯错。

唐朝南部的人，以及东南亚的人有另外一种方法让他们的节日更加欢快。他们咀嚼槟榔子，这是一种味酸，略含毒素的棕榈树果实。食用时，人们把槟榔子的皮削去，包在蒌叶中，再撒上牡蛎壳制成的粉末即可。他们认为这种食物可以助消化，因此是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第七章　休闲娱乐

节日

唐朝时，人们享有充足的假期，比后面的朝代的人更加幸运。公元8世纪中期，唐朝律法承认的官方节日有28个，所有官员享有法定节假日共58天。社会中的其他人，比如艺术家、农民和商人也可以庆祝节日，但是享有的假期可能要短一些。在朝廷官员中，不但可以享受前文中提到过的旬假（每10天休息一天），而且每年5月份放15天的“田假”，9月份放15天的“授衣假”。在放假期间，所有官府都关闭，官员可以自由地享受休闲时间，在家陪伴家人或者去娱乐场所都可以。除了这些特定的假期，在特殊的日子里，朝廷还为官员准假，包括：

1.每3年准假30天，回乡探亲（针对离乡1600公里的官员）；对于离乡约267.2公里以外的官员，每3年准假15天回乡探亲，其中往返途中花费的时间另算。

2.儿子或者女儿结婚，准假9天；其他亲戚结婚，按亲疏远近，分别准假5天、3天或者1天。同样，往返途中的时间不包含在假期内。

3.儿子或者其他亲属举办成人礼，分别准假3天和1天。

官员们不但享有较多的法定节假日，而且上班时也会发现事务并不繁忙，有充分的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娱乐活动中。由此可见，唐朝的官员真是一个悠闲的阶层。

唐朝的节日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节气相关的，比如说夏至或者冬至；另一种是按阴历计算的。这种节日通常定在月份与日期重复的日子里，比如说三月三日，或者九月九日。阴历的一月份一般在阳历的一月中旬和二月中旬开始，每年开始的日期都不相同。在阴历的每个月份，几乎都有节日。

大年初一　新年的第一天，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官员要放7天假。在放假前，朝廷要举办一次盛大的觐见仪式，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都要参加。在仪式中，要回顾过去一年中的福祸和预兆，展示州郡与外国敬献的贡品，州上推荐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也要在这一天亮相。

农历新年总体而言，是家人团聚，共同庆祝的节日，节日的主题是辞旧迎新。清晨，鸡刚打完鸣，人们就起床，在院子里或者门前生一堆火，然后往火里扔竹子。火将竹子里的空气烧热、膨胀，然后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人们认为这种响声可以吓走一种名叫“山臊”的鬼魅。据说它高30多厘米，长着一条腿，会使人得寒热病。人们燃放爆竹，就是为了吓跑山臊，即驱逐瘟邪，以求得吉利平安。公元11世纪以后，鞭炮代替了爆竹，但是这一习俗并没有改变。为了进一步保护自己的房屋，人们将柳条悬挂在门上，以防鬼怪靠近房门。有的县官会宰一只羊，把羊头挂在门上，羊头上还会放一只宰好的鸡。因为羊是吃嫩芽的，而鸡吃虫子，所以将这两种动物作为祭品，可以保佑庄稼顺利生长。在新年这一天，人们还会用各种草药调制酒，按照风俗，喝了这种酒以后，来年就不生病了。唐朝人过新年要吃“五辛盘”，又叫“春盘”，是由5种有辛辣气味的蔬菜拼成的，包括洋葱、大蒜、韭菜等，据说吃这种东西可以发散人的五脏中的陈腐之气。

元宵节　这一节日持续3天，从农历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只有在元宵节期间，皇帝才会宣布解除宵禁，这样人们可以在夜间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区，到处闲逛。在元宵节期间，人们制作花灯，比赛看谁的灯更大更漂亮。公元8世纪中期，一位贵族妇女制作了一颗灯树，树有6米多高，数百条树枝向四周伸展。当树上的灯点亮时，几里以外的人都能够看见。但这个树灯比不上唐睿宗下令制造的灯轮。据《朝野佥载》记载，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20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300贯。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从中可见元宵节的盛况。3年前，唐中宗曾下令允许宫中数千名奴婢去观看花灯。她们都是受家中罪犯牵连入宫为奴的。出宫以后，大部分人都趁机逃走了。

三月三日　这个节日为上已节，持续1天。古时候，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河边，在河水里浸泡兰花，然后沐浴，以期洗去霉运。唐朝时，三月三日演变成了举办宴会、饮酒赋诗的节日。公元353年的王羲之在兰亭举行野外盛会为这一节日形式开了先河。从此次宴会以后，官员通常会在曲江举办宴会庆祝上已节。皇帝会赏赐给他们点心等食物。

寒食节这个节日在阳历的四月五日左右，由于这3天禁止生火，人们都要吃冷的食物，因而得名。在这一天，人们要去祭扫祖先的坟墓，然后举行野餐，同时会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妇女们可以玩秋千，有的宫女和科举新秀踢蹴鞠。蹴鞠是由宫中的工匠制作的，先用皮革制成球面，然后往里面塞羽毛等物制成的，在寒食节这一天献给皇帝。拔河和马球也是该节日时常举行的娱乐活动。公元710年，唐中宗让几位大臣、驸马和将军一起举行拔河比赛。有两位老臣摔倒在地，惹得皇帝哈哈大笑。寒食节的一种风俗和西方的复活节类似，那就是在鸡蛋或者鸭蛋上绘画染色。皇帝在这一天还会给大臣赏赐粥，以示恩宠。

五月五日　这是端午节，官员享有一天的法定假日，是为了纪念公元3世纪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屈原为了百姓的福祉，惹怒了楚王，被发配到汩罗江边。后来，这位诗人怀抱石头投江自尽了。根据传说，人们看到屈原投江以后，立马乘舟去江中营救，但是没有成功。为了不让其尸体被江中的鱼所食，人们往江中扔食物。于是，在这一天有了赛龙舟和包粽子的习俗。粽子是将糯米或者稻米包在叶子中然后煮熟的一种食物。都城的官员会得到宫中赏赐的粽子。如果这一天下雨了，人们就用竹管接雨水，然后以雨水和水獭的肝脏为食材，制作成环状的食物，据说吃了以后可以治疗疾病。

七月七日　这一节日也叫做七夕，官员享有一天的法定假日。该节日是用来庆祝牛郎和织女相会的。他们被银河阻隔，每年只能通过鹊桥相会一次。唐朝时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佳句，就是形容他们相会的情形的。这个节日是属于妇女的，她们希望在这一天得到保佑，提高自己的针织和缝纫的技巧。公元8世纪早期，在长安的宫殿中，妇女用竹竿搭建起30多米高的大厅，用绫罗绸缎装饰，在里面摆放瓜果、美酒和烤肉来供奉给牛郎织女。嫔妃们对着月亮，往九根针里穿彩线。如果穿进去了，就代表女红的技巧会得到提高。宫中还有女子将蜘蛛放进盒子里，用盖子盖上。第二天早上，她们打开盖子看蜘蛛网是否密集。如果蜘蛛网密集，也说明她们的女红技巧会有所进步。在民间有类似的习俗。

七月十五日　这一天是盂兰盆节，起源于目连救母的佛教故事。这则故事于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讲的是目连的母亲青提夫人，家中甚富，然而吝啬贪婪，儿子却极有道心且孝顺。其母趁儿子外出时，天天宰杀牲畜，大肆烹嚼，无念子心，更从不修善。母死后被打入阴曹地府，受尽苦刑的惩处。目连为了救母亲而出家修行，得了神通，到地狱中见到了受苦的母亲。目连心中不忍，但以他母亲生前的罪孽，终不能走出饿鬼道，给她吃的东西没到她口中，便化成火炭。目连无计可施，十分悲哀，又祈求于佛。佛陀教目连于七月十五日建盂兰盆会，借十方僧众之力让母吃饱。目连乃依佛嘱，于是有了七月十五设盂兰供养十方僧众以超度亡人的佛教典故。目连母亲得以吃饱转入人世，生变为狗。目连又念了七天七夜的经，使他母亲脱离狗身，进入天堂。在这一天里，信徒要给僧侣供奉物品。而寺院在这一天会向信徒展示他们的财物，以吸引更多的捐献者。除此以外，还向群众表演精彩的节目。

八月十五日　这一节日也就是今天的中秋节，唐朝时，官员们享有3天的假期。文人墨客会在这一天晚上赏月，至少是在天气好、能够看见月亮的日子里。他们看见月亮上有一只玉兔，在不停地捣药，而不是老人。捣药的形象应该取自道教，因为制作不老仙丹是道教徒的努力方向。月亮上的火山口和平原形成的图像，在不同人眼中代表不同的事物。有的人认为月亮上有一只蟾蜍。在唐朝的民间传说中，一天，唐玄宗在神仙的带领下，到了月宫中国。在那里，玄宗看见仙女表演《霓裳羽衣舞》。他暗自记下了乐谱，回去以后教给了宫中的表演者。这个传说是美好的，但实际上是在玄宗统治时期，从天竺音乐改编而来的。这是唐朝时最著名的乐曲。无论事实如何，中秋节是官员和百姓都十分喜爱的节日。在乡村，人们不受宵禁的约束，会在中秋节这一天到山中饮酒赏月，彻夜不归。

九月九日　这是重阳节，官员又可以享受3天的假期。和寒食节一样，人们要举行野餐，主要是在山峰等高处举行。城市中的居民可以去塔顶，或者长安的曲江边举行野餐。重阳节和菊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菊花象征着长寿，因为它在秋天开花，而且其黄色的花蕊和白色的花瓣，如同给予万物生命的太阳相似。九月九日，人们采集菊花的茎和叶，用来酿酒。这样，人们可以一整年尝到菊花酒的味道。传说如果第二年的重阳日还能喝到此时酿造的酒，就会长寿。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　在这一天晚上，有钱人家会请僧侣或者道士到家中念经。然后他们会准备酒和水果，送灶王升天。在新年第一天，人们将灶王的神像贴在炉子上方，要保留一整年。这期间，灶王会记录下这户人家一年中所犯的错误。然后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将这些错误报告给天庭。这对人们来说可不是件好事，于是人们往灶王神像的嘴上涂抹酒渣，这样灶王就喝醉了，不会向天庭报告错误了。

狂欢活动

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有狂欢活动。那是公元221～222年，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下令，全国百姓都要饮酒狂欢，来庆祝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众所周知，秦朝的律法非常严酷。其中有一条规定，3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要处罚4盎司的黄金。但是皇帝的命令可以让法律暂时失效，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是很常见的。一般是有重大事件需要庆祝，或者是为了显示皇恩浩荡。许多皇帝登基以后，都要宣布大赦天下。有的会下令全体百姓狂欢5日，并且给百姓赏赐牛肉和酒。因此这种狂欢和赦免的命令有着紧密的联系。

唐朝时的狂欢活动，在以往形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娱乐活动。和以前的皇帝一样，唐朝的皇帝在活动期间也要赏赐酒和食物，而且至少要赏赐3次。同时这些娱乐活动也具有一些和现代的狂欢活动相似的特征。首先，狂欢活动的主题都是吃喝玩乐，而且事后不用斋戒。这和天主教国家在狂欢活动后举行斋戒这种形式不同；其次，娱乐活动包括大型的游行，而且是在大街上举行的，这和现代美国新奥尔良市的狂欢活动比较相似；最后，活动中有专业演员在帐篷中表演，和现代的狂欢活动的辅助表演一样。

当然，唐朝的狂欢活动也有和西方的活动，以及与其他节日不同的特点。唐朝的狂欢活动没有固定的日期、没有特殊的食物，也没有特定的宗教含义。活动举行的原因是皇帝的恩准，或者是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公元628～758年，皇帝下令举行狂欢活动共计69次。平均每21个月举行一次。有的皇帝在位期间每7个月举行一次狂欢活动，而举行次数最多的当属武则天。她在位期间，举行了17次狂欢活动。72％的狂欢活动都伴随着大赦天下的命令。唐朝的第一次狂欢活动是为了庆祝粮食丰收。在此之前，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有的人家为了活命，只得卖儿卖女。最后一次狂欢是为了庆祝从安禄山手中收复长安。狂欢活动举办最多的场合，是皇帝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其他场合包括太子登基、结婚和产子等。皇帝册封之后也会有狂欢活动。在活动期间，皇帝会给所有百姓赏赐物品，因此全国所有地区的人民都会举行庆祝活动。

朝廷一般要求活动期限为3天，有时也会允许活动持续5天、7天或者9天。这些日期都是奇数，因为这和宇宙中的一些现象相对应，具有吉祥的含义。比如说金木水火土五行、北斗七星、九重天等。有的皇帝会取消宵禁，这样子民可以日夜狂欢。

唐朝的狂欢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寺庙或者街道上。这和古希腊、古罗马专门建造竞技场、赛马场和圆形露天剧院等专门场所有所不同。在寺庙的空地上，可以承载部分群众，但是人数不会太多。因此主要的活动场所是街道。关于古代人民如何在街道上举行狂欢活动，记录最详细的是关于隋朝的新年活动。当时有不少国家把隋朝当做宗主国，并且派遣使者到达长安，共同庆祝新年。他们会在农历的元月十五，也就是新年的最后一天离开。在过年的这15天里，连接宫殿的南门和南部的城门的街道，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所。这条街道长约4公里，宽约150米，道路两边种植着石榴树、榆树、槐树和中国樱桃等树木。在道路中间，有两面高约1米的墙，墙中间是皇帝的专用道。节日期间，官府会派人搭建帐篷，里面有超过3万名表演者，为外国使节与当地居民表演歌舞等节目。

公元713年，在宫中举办了一次大型娱乐活动。这里场地不是最大的，但是由禁军把守，如果有危险情况发生，可以迅速掌握局势。在举办活动的场所中，有一个位于大明宫主殿外的广场，这里是皇帝接待外国宾客、觐见大臣和平民的较为正式的场所。另外一个是公元737年，唐玄宗下令在兴庆殿的西面修建广场。修建的过程主要是将道路两边的建筑拆除，将道路拓宽。这个广场没有别的场所安全。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举行的一次狂欢活动中，围观的群众发生了骚乱。他们大声喧闹，并且挤得演员都没有地方继续表演了。皇宫里的禁军不停地用板子打人群，也不起作用。宦官建议皇帝召见姓严的一位官吏，他素来以严厉著称。在处罚犯人时，他从不姑息，有的犯人被打得鲜血直流，只求速死。当这位官员出现在兴庆宫外的广场上时，他先用木板在广场四周画了个圈，然后向大家宣布：“超过这个界限的人就得死！”在举行活动的5天时间里，他都亲自站在广场上维持秩序。因为人们都知道他的厉害，所以不敢造次。

在狂欢活动中，城门起着重要的作用。皇帝可以在城门上的城楼中观看节目。这个位置是很合适的，因为皇帝的位置应该在其他人之上，而且也容易保证安全。皇家的禁卫军站在城门前，以防止叛乱分子、刺客或者疯子靠近皇帝。

在现代，新奥尔良和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上，用马车或牛车拉着的花车是节日的一大亮点。在公元3世纪时的中国，人们在狂欢活动中，会在牛车上固定几个杆子，有杂技演员在上面飞来飞去地表演。到了唐朝时，游行的花车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有所扩大。唐朝的花车可能从中亚和天竺人纪念佛祖生日时的花车中汲取了一些因素。花车有四个大轮子，上面有5层高的楼阁，在农历二月初八，在街上游行庆祝。到了公元6世纪早期，中国的寺院也制作了类似的花车，上面摆放着佛像和其他神像，节日时在街道上游行。唐朝时游行的花车有一种叫做“山车”，车上摆放着山峰形状的木制或竹制结构，然后悬挂着彩色丝绸加以装饰；还有一种叫做“旱船”，也是以木头或者竹子为材料，制作成船的形状，然后用彩色的布料加以装饰。人们站在旱船中抬着船体，在街上表演。因为这种船不是在水上行驶的，所以被称为旱船。其他的花车上有身着华服的音乐表演者，都是从都城几百公里以内召集来的。拉花车的牛有的身着老虎皮，有的被打扮成犀牛和大象的样子，充满喜庆的色彩。公元7世纪时，宫廷乐师专门为狂欢活动谱写了曲子，也许就是这种类型的花车上的音乐人表演的。表演得最好的人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到了公元8世纪中期，长安城中有钱有势的家族会自己制作花车，或者在宏大的山峰结构上悬挂着昂贵的丝绸；或者在花车上安排十几个女伶载歌载舞，围绕着园林表演。这种狂欢节上使用的花车，以及私人制作的花车几个世纪以前就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在日本还可以看见一些端倪。在日本京都祗园祭上，年轻男性会拉着花车在大街上游行，以驱除瘟疫。

“安史之乱”以后，人们不再举行大型的狂欢活动。公元7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府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举办这样奢侈的活动。而且因为战乱，表演者也都流落各地，召集起来也有困难。直到公元960年，狂欢活动才再次兴起。

伶人及其表演

在唐朝，独立的伶人是数量最多的。他们以表演为生，不依靠官府，自谋生路。伶人的收入可能来自别人的资助，也可以从观众那里赚取。在唐朝初期，皇帝从民间的伶人中挑选了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纳入宫廷的教坊中，专门在宴会等场合中表演。这些人属于为朝廷工作的人，可以从国库中领取俸禄和食物，还可以由朝廷提供住处。有的皇子也有自己的表演团队。比如说在唐玄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组建了自己的表演团队，其中也有一些身强力壮的人充当表演者。在公元610年推翻韦皇后的宫廷政变中，这些表演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宫廷中表演的伶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伶人是独立的。朝廷对这些独立的伶人比较歧视，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巡演。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就会把那里的人们富余的、也可用在娱乐上的钱赚走，然后到达“更加茂盛的草场”。朝廷视他们为流浪汉，靠农民的辛勤劳动为生。为了有效管理伶人，朝廷规定，所有伶人都要到官府登记，并且每年要为国家免费表演一段时间，作为他们需要承担的劳役。这项规定使得官府在举办狂欢等活动时，有免费的表演者。在公元714年，朝廷颁发禁令，禁止伶人在乡村巡回演出。因为乡村离京师较远，也没有设立官府，因此不容易管理。违犯禁令者会处以三十小板，这个处罚不算太重。从朝廷的角度看，独立表演的伶人是比较可疑的人口，就像欧洲的吉普赛人一样。在时局不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犯罪。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封建社会，伶人也背负着较差的名声。因为从传统思想的角度出发，伶人所表演的音乐、歌曲和舞蹈不够稳重、克己，不符合由来已久的礼教。民间的伶人甚至被认为没有遵循自然的法则，打破了宇宙的平衡与和谐。也就是说，民间伶人被认为是居无定所、喧哗而又轻浮的一类人。朝廷的伶人和民间的伶人之间的区别，就如同歌剧演员和小丑之间的区别。朝廷也不赞成皇室资助民间伶人，他们认为这是在浪费宝贵的资源。

伶人表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耍蛇的、有吞剑的、有吞火的，也有举重的，而更加体面一点的表演形式是唱歌跳舞、表演乐器等。在许多表演中，都少不了侏儒这一角色。而且是朝廷和官府观看的节目中固定的一项。侏儒身高不超过1米，大多来自南方。在公元8世纪以前，南方的州郡向朝廷敬献侏儒。后来由于一些大臣的进谏，皇帝取消了这一行为。

杂耍艺人

杂耍的类别很多，其中有两种非常危险，有可能会搭上性命。第一种是绳技表演，相当于现代的走钢丝。表演者中大部分是女性，在一根平直的绳索上表演优美、惊险的动作。据唐人所著《封氏见闻录》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技表演，一根平直如弦的绳子，有绳技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望若飞仙。有侧身而过者，有着履而行者，从容俯仰。或手持六尺画竿齐身，或踏肩踏顶至三四重，一会儿倒立，一会儿翻身，往返来去全无失手蹉跌，都应乐鼓之节奏变化身姿。”从这段栩栩如生的表演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绳技演员表演时的情景，令人充满无限遐想。

另一种危险系数较高的表演是载竿之技。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载竿者都是女性，她们在头上顶着一根二三十米高的竿子，顶部有一个横竿。横竿上有几个体型较小的小姑娘表演倒立、翻筋斗、用下巴支撑身体等动作。有的表演形式是，在竿子的顶部安着一个木雕，应该是仿照神仙住的圣峰雕刻的。然后有儿童爬到山峰木雕中，唱歌跳舞，或者表演一些跳跃动作。也有的竿子上固定着5个大型的弓箭，在紧绷的弦上分别站着5个女孩。她们在上面首先要保持平衡，然后拿着长矛长枪等兵器表演功夫动作。底下负责顶竿的女性，必须要身强体壮，保持竿子的平衡。

图二十一　登刀梯

道教信仰中，道士或法师等神职人员为了获得民众，或者为了升法师，通常举行不同的宗教仪式。登刀梯便是仪式的一种。他们在地面上固定两个高高的竿子，中间放置细剑充当阶梯。登刀梯者要光着脚，到底部时会挥舞手中的剑，已达到求安、护国、祈福的目的。公元8世纪中期时，一位佛教的方丈请求皇帝允许佛教弟子登刀梯，来战胜道教徒。后来，鉴于佛教弟子在登刀梯中的表现，皇帝承认佛教弟子的攀登技能更胜一筹。但这个判断也可能有所偏颇。无论如何，直到19世纪，中国东南部的一些地区的道士仍然举行登刀梯的仪式，来驱散瘟疫等。

其他的杂技包括在空中甩剑、盘子、枕头或者珍珠类的东西。这种杂技需要身手敏捷，技巧熟练。有的杂耍艺人用脚踢多个铃铛，而不落地。公元8世纪末，洛阳的天桥下有一位无臂的民间艺人，技能高超。他靠用脚给人抄写文字为生。在写字之前，他用脚把毛笔向空中甩出30多厘米高，然后用脚趾稳稳地接住。这样进行两三次以后，再开始写字。他写的字和书法家不相上下。

摔跤

唐朝时，摔跤是比较普及的活动。它主要是军队平常训练的一个项目，也是武举九项内容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角抵则与摔跤不同，是民众可以在狂欢活动中观看的一种表演形式。角抵源于公元前3世纪或者4世纪。那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战争频发。士兵的素质对于各个分裂势力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于是各种训练项目便流行开来。角抵就是在此时出现的。角抵分为不同形式，其中的一种和现在日本的相扑相同。相扑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的体育运动，但在中国的出现要比日本早1000多年。从公元前220年到唐朝间的史料记载可以看出，相扑选手赤裸上体，肩膀相抵。他们的胳膊相互缠绕，手抓着对方的腰带。比赛的规则可能和现代日本的相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都是将对手扔出或者甩出擂台。

相扑既是古代军队训练的项目，又是一种娱乐活动。传说公元7世纪早期狂欢节上，有两支队伍相互比赛相扑。两个队伍中各派出一个队员，一个姓彭，一个姓高。彭氏抓起一只乳猪，咬其头和颈部。他把乳猪放在地上时，猪嚎叫着逃跑了。为了不输给彭氏，高氏抓起一只猫，把猫的尾巴一直到肠肚都吃掉了。在这个过程中，猫不停地痛苦挣扎和嚎叫。看到这一情景，彭氏只得甘拜下风。在角力运动中，古代中国和现代美国一样，勇敢都是其魅力之一。

相扑选手中不乏暴力野蛮的人。公元822年，一位骑兵到相扑选手家里讨债。这位相扑手喝醉了，不但不还钱，还差点儿把这个骑兵打死。这时，骑兵的儿子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棍，朝着相扑手的头部猛击，打破了他的头。3天后，这位相扑手离世了。公元828年，300名百姓聚集起来，要求皇帝还给他们被没收的土地。原来这些土地是皇帝40年前赏赐给他们的，在此期间他们也无须上税。皇帝身边的宦官派遣50名相扑手去逮捕这些的百姓。这一举动激起了更大的暴动。皇帝听闻此事，便将土地还给了这些百姓。

幻术

在古代中国，魔术是极为受欢迎的表演形式。幻术是魔术的一种，是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形成以后，从天竺传入中国的。公元4世纪早期，有一位幻术表演者到达了中国的南部。人们听说他可以表演割舌和喷火，于是涌去看他的表演。只见他在表演之前，把舌头伸出来给观众检查。然后他把舌头割下来，只见鲜血流出，滴在地上。他把割下的那片舌头放在碗中，传给群众观看。此时，人们可以看见舌尖在碗里，舌根在他的嘴里。然后他收回碗，将里面的舌尖安在舌根上，又恢复原状了。最后他坐下，让人们观看，他的舌头完好如初。

从天竺来的僧侣为了吸收教徒，也会表演幻术来吸引群众。据说公元4世纪早期，有一位中亚僧侣，其左胸处有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洞。平时他用一些破布塞着洞口。在斋戒日里，他就到河边，将肠子拿出洗净，然后放进去。到了夜间，他需要看书的时候，就会把破布移开，洞里会发出光来，可以照亮整个房间。

除了佛教，其他的宗教也时常在仪式上表演魔术。在洛阳，有两座波斯摩尼教的寺庙。每年西方的商人都要在这里杀羊宰猪当做祭品，祈求生意兴隆。他们喝醉酒以后，伴随着琵琶、横笛和鼓演奏的音乐狂舞。在敬拜神明以后，他们会推选一个人表演幻术，并且给这个人钱。被选的这个人用锋利的剑刺穿腹部，剑的尾部在背部出现，然后使劲儿地摇晃剑。眨眼的工夫，他把剑拔出，在上面喷水，口中念着咒语。只见他的身体又完好如初了。

图二十二　琵琶

唐朝的皇帝并不喜欢这种假装自残的表演方式。公元656年，在庆祝立太子的狂欢活动中，唐高宗观看了一个西方人表演用剑刺穿腹部的节目。皇帝并不喜欢这个节目，下令立即停止。并且下令边境的将领不要再让这种魔术师进入中国了。但是这项禁令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就形成了完整的传统幻术表演。公元670～674年，有一位中国魔术师很有名气。他有一个绝活，那就是用一截绳子将一罐水悬挂在房梁上。然后他砍断绳子，但是水罐并不会摔下来。另外一个魔术，是在空房间里放置一个罐子，里面盛满水，在罐口横着放置一把剑，然后把门紧闭。过了一会儿，观众可以进去观看。只见魔术师已经被肢解成了5块，分别是躯体和四肢。罐子里的水都被染成了红色。观众离开后，门再次关上。之后魔术师又好端端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他的表演令人称奇。他在长安城中表演，每天能赚100文钱。后来有人去官府状告他，也许是说他会妖术等，结果他被处以死刑。在他被押往市场服刑时，他的神情自若，毫不畏惧。他要求一副纸笔，写下了一封精彩的遗言。

还有一位道士姓叶，擅长于幻术表演。他让观众自告奋勇，参与魔术。他在这位观众的肚子上放置桃树和柳树枝，然后他往自己的剑上念咒语，用力劈向观众的肚子。结果观众的肚子没有受伤，而树枝都断了。这还只是开始的热场，随后他手拿两柄剑，将一名妇女劈成两半。顿时血流向四处，她的家人以为她死了，大哭不已。可是道士不慌不忙地将妇女拼起来，往上面喷水，同时念咒语。一眨眼的工夫，这位妇女又复原了。

消失也是魔术师的保留节目。传说一天早晨，一位叫李家宝的人骑着马行驶在长安的一个小巷中。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矮小的女子，身高只有1米左右。她身上披麻戴孝，口中念念有词，嗓音像是成年女子。她说道：“等着吧！等着吧！最后我们要决一死战，到时候，我绝不放过他！”她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说道：“真奇怪，真奇怪。”李家宝觉得这个人行为古怪，但又不敢开口询问，便骑马离去。两天后，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女性。李家宝再次看见这位女性时，她被一大群人围观着，还有一些儿童在她座位旁边推推搡搡地嬉戏。这位女子头上戴着帷帽，纱布遮住了她的面容。只见她站起来，口中说着胡话。儿童们都嘲笑她，但只要有小孩靠近她，就会被她抓住。因此小孩不敢靠近了。到了中午，这位妇女看见已经有一大群围观的群众，便坐下了。有顽皮的小孩冲到她面前，去扯帷帽，结果发现这位妇女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根1米多长的竹棍，上面悬挂着一个骷髅头。原来这名妇女奇怪的表现是为了吸引观众来观看这个魔术表演。

在一个更富传奇色彩的魔术中，表演者利用魔术成功越狱。那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天下太平，唐明皇下令州县举行饮酒聚会，赐酒5日。有一年宴会又要开始了。浙江嘉兴的县司和监司要举行比赛，看谁能选出更好的节目。狱吏们想要找到更好的节目，赢得比赛，以得到上司的嘉奖。他们在监狱中询问犯人，看是否有人会表演节目。有一个囚犯听闻此事后，说道：“我倒有一桩本事，只是身在牢笼，不便一显身手。”狱吏惊问：“你有什么本事？”囚犯回答道：“我会绳技。”狱吏便向监狱官报告此事。监狱官查问此人犯了什么罪。狱吏回答道：“他只是欠税未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监狱官亲自去查问，看他的绳技表演有什么特殊之处。囚犯回答道：“一般人玩的绳技，是将绳子的两头固定起来，在上面行走。可是我只需要一条手指粗的绳子，并不系住，抛向空中，我就可以在绳子上行走和表演了。”监狱官听了很满意，次日安排这名囚犯最后一个上场表演。只见此人手拿100多尺长的绳团，放在地上，将一头掷向天空，其劲如笔，开始时抛两三丈，后来加到四五丈，就像半空中有人拉住一样。观众大为惊异。后来竟抛到二十余丈，他走到绳子的顶端，突然像鸟一样从绳上飞走了。现代印度人也会表演这种幻术，但是并没有爬上这样的高度飞走。

唐朝的魔术师还会表演消失出现这类的节目。“穿越罐子”是从高丽的魔术改编而来的。在桌子上放着两个罐子，表演者从其中一个罐子进入，然后从桌子另一头的罐子中出现。如果说这个魔术不难理解，那么“穿越马腹”就比较匪夷所思了。这个杂技在日本的关于唐朝娱乐的史料中有所记载。这个杂技需要三个人来表演，一个人牵着马，另一个从马屁股中钻入，而第三个人则从马嘴中钻出来。这个幻术肯定使用某些道具，并且雇用了两个儿童或者侏儒。

图二十三　幻术表演横穿马肚

驯兽表演

在许多活动中，都会举行驯兽表演，比如说狂欢活动等。其中大象表演是规模最大，也最具有震撼力的。大象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在长安表演的大象也许是南方敬献给朝廷的贡品。当大象到达长安时，皇帝会派两个人专门照看，给大象喂食稻米、黄豆和盐。在冬天时，还会给大象披上羊皮和毡布，以帮助其度过北方的寒冬。在新年时，大象会表演给皇帝拜年。只见大象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舞，然后向皇帝鞠躬。犀牛也可以做同样的表演。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安禄山把宫中的动物带到了洛阳。在一次觐见外国使节的宴会上，安禄山宣称一些动物听说他要当天子，特意奔至北方来向他致敬。动物们会跳舞，并且向他鞠躬。但是等大象上场后，怒视着他，拒绝表演。安禄山见状，既失望又生气。他下令将这些大象赶到土坑中活活烧死。那些犀牛的命运如何，还无从得知。

宫廷中还有舞马的表演。公元8世纪早期，皇帝训练了几匹马在宴会上为吐蕃的使者表演跳跃等动作。马的身上涂有五种颜色，有黄金和丝绸装饰的马具，在马鞍上还有独角兽和凤凰的纹饰。舞马在表演时能够跟着音乐的节奏跳舞，跳到舞台中间，然后有人端上酒。舞马衔着杯子，喝下酒以后，可以表演“垂头掉尾醉如泥”的神态。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是一位最热衷于舞马表演的皇帝。他的舞马有100匹，并且“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间杂珠玉”打扮得十分精美。舞马可以表演《倾杯舞》，共有10个部分。它们的舞蹈动作很多，可以“奋首鼓尾，纵横应节”。最后“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上”。可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这些舞马结束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它们落入安禄山手中，其中部分舞马混入了其部下田承嗣的战马中。有一天，田承嗣宴请诸将，舞马听到乐曲后，便随之而舞。马卒以为马发疯了，便使劲儿地用鞭子抽马。而舞马以为自己的舞步没有跳对，也是更加卖力地舞蹈，来跟上音乐的节奏。于是马卒越是打马，马跳得越欢。这名士兵便将此事报告给田承嗣。诸将都不知道原委，以为是妖孽作祟，便命令将马打死。

在所有动物的表演中，最有趣的应该是猴子。因为猴子的跳跃等动作与人类最相近。猴子最擅长表演的是爬竿和翻筋斗。唐朝时，西部有一个耍猴人，身边养着大大小小十几只猴子。也许是因为给猴子喂食了含硫化汞的物质，猴子会模仿人说一些话。在表演时，主人会给猴子戴帽子，穿靴子，然后让它手里拿着鞭子骑狗。它用鞭子抽着狗，尖叫着从大厅的一头骑到另一头。猴子还能模仿喝醉酒的人，摇摇晃晃、摔倒在地。任凭主人怎么逗，它都不起来。主人说巡逻的官兵来了，猴子不理睬；但是主人一说侯大人来了，猴子立马睁大眼睛，跳起身来，一副紧张的样子。因为侯大人很严厉，人们都害怕他。看了这个表演，观众都笑了。

用昆虫进行表演是一些人的绝活。据说一位姓王的山民会用蜘蛛表演。有一次，王氏在一位官员家中进行了表演。他拿出一截竹筒，又在肚子上绑了一面小鼓，小鼓上有刺染的图案。然后把竹筒上的塞子打开，用一根破树枝击鼓。听到鼓声，有20多只蜘蛛排成一队，从竹筒中爬出；然后这些蜘蛛分成两队，面对面站着，摆成两军对阵的架势。王氏或击鼓三下，或击鼓五下，蜘蛛总会伴随鼓点变换队形。在变换了20多种队形以后，蜘蛛排成一行，回到竹筒中。有的人甚至训练刺猬表演跳舞。长安的人涌到街上去看两只刺猬，面对面地跟着音乐节奏跳舞。

如果只看动物表演跳舞觉得不过瘾，那么还有一种表演还带唱歌的。公元9世纪早期，有一个日本人在朝堂上面见皇上。他要为皇帝表演自己的绝技。只见他从胸口的衣服里掏出一个木盒子，打开后里面爬出几百只红蜘蛛，自动地排成5列。这位艺人告诉皇帝，蜘蛛可以和着音乐跳舞。于是皇帝命令乐师奏乐。蜘蛛跟着节奏旋转，还能发出声音仿佛唱歌一样。音乐结束后，它们按照次序排好对，回到了木盒中。

舞蹈

舞蹈是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在贵族中更是如此。皇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接受舞蹈训练。比如说公元690年，唐玄宗5岁时，曾在韦皇后的寿宴上表演《圣寿乐》。另一位皇子只有4岁，表演了舞蹈《兰陵王子》。兰陵王子是公元6世纪时的一位北方的大将，时常打胜仗。他的部下为其编写了乐曲《兰陵王入阵曲》，来为他庆功。在隋唐时期，这个乐曲被编排成了舞蹈。公元8世纪时，这个舞蹈讲述了一个故事。据说兰陵王长相俊美，如同女子一般。为了在战场上威慑敌人，他总会戴上面具。舞蹈重点表现了兰陵王“指挥击刺”的作战动作。公元9世纪时，舞者用鞭子代替了剑，身着紫色的衣服，腰间束着金带。

另外一个以军事为题材的著名舞蹈是《秦王破阵乐》，取材于公元622年，秦王李世民打败叛将刘武周，解唐之危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过后，秦王的部下编写这首乐曲来庆功，贞观初（627年），唐太宗诏魏征等增撰歌词7首，吕才协律度曲，订为《秦王破阵乐》。并在一次宴会上首次表演。公元633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对舞蹈进行加工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往来刺击，以像战阵之形。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计十二阵，与歌节相应。令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一说128）人，披甲持戟，执纛演习，定名为“七德之舞”。

军队中的士兵也要学剑舞等舞蹈。实际上，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舞蹈来进行军事训练，以达到熟练运用兵器等目的。公元622年早期，一位姓李的将军被叛军俘虏。叛军首领很赏识李将军，希望能够劝其投降，在自己这方担任将军的职位，但是被李将军严词拒绝了。他的部下闻之，为其备好了酒菜，作为他临终前的送行。在宴会上，他说：“我知道各位兄弟对我的遭遇感同身受，准备好了酒菜为我送行，那么今天就一醉方休吧！”待到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李将军对狱卒说：“我要表演剑舞，可否借你的剑一用？”一个狱卒递给他了一双剑。他舞完剑以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如果一个人辜负了君王所托，没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怎么能够苟且偷生呢？”说完，他就用手中的剑破腹自尽了。血从他的腹部流出，他死了。

公元8世纪早期，将军裴在家守母丧，到吴道玄那儿，请其为他在东都洛阳的天宫寺绘制几幅状写神鬼的壁画，用来给在阴间的母亲求得神佛的保佑。吴道玄同意作画，但前提条件是裴将军要表演剑舞，来为他助兴。裴听了飞身上马，左右舞剑，将剑掷入空中，高几十丈，然后像电光一样落下。他伸手拿着剑鞘去接，从高空落下来的宝剑据说穿透了一个屋顶，但也有传说宝剑穿透了剑鞘。在他舞剑的同时，吴道玄挥笔画了一幅壁画，成为传世名画。裴将军的剑舞在战场上有着更加实际的用途。在不久之前和突厥的一场战役中，裴将军被敌军包围，之间他站在马背上，用剑砍下射过来的箭。敌军见他如此骁勇，吓得逃跑了。

剑舞还有另一种表演形式，那就是由女性表演的。舞剑最好的女性据说是唐中宗李显的宫廷艺人中的公孙大娘。她只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女子舞的剑据说是双剑，但也有作家认为她们只是用形似剑的道具表演，在“剑柄”上还绑着缎带。

在柔美的舞蹈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霓裳羽衣舞》。传说中唐玄宗从月宫中听到仙乐，然后回到自己的宫殿中根据回忆，写下这首曲子。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天竺音乐改编的曲子。每年，在玄宗的寿宴上都会表演这个舞蹈。女性舞者身着翠鸟毛制成的裙子，戴着宝石项链，打扮得如同月宫中的仙女。公元9世纪早期，杨贵妃曾经单独表演过此舞蹈，也有多位女子群舞这种形式。她们在表演时会戴上有珍珠挂坠的帽子。公元836年，宫廷教坊挑选了300多名女子表演此舞，她们年龄都在18岁以下。《霓裳羽衣舞》主要是在宫廷中表演。皇帝有时会把舞蹈的方法赏赐给有功的大臣，允许他们在自己府邸中的舞者表演。

戏剧

唐朝的戏剧包括人物对话、音乐和舞蹈。戏剧和一般舞蹈的区别在于，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比如说有一个戏曲就是以公元6世纪时的一个民间传说为基础编排的。传说中，有一个麻脸的丑男，嗜酒如命。他总是谎称自己是官员，而且每次喝醉酒都要打他的妻子，尽管他的妻子貌美如花，但他并不知道怜香惜玉。渐渐地，他的妻子无法忍受他的暴力，向官府告状。在戏剧中，妻子的扮演者是个男性，他神情凝重，边走边唱，来到舞台中央。与他的台词对应的众人合唱。丈夫的扮演者脸涂成了红色，表示他喝醉酒了。他在妻子之后入场，还用棒子打他的妻子。这个故事内容是比较沉重的，但是表演形式是喜剧。

傀儡戏

唐朝时，傀儡戏和戏剧一样都有台词和歌舞表演。不同的是前者的表演是通过用线控制木偶完成的，比如说木偶可能是一个长着皱纹的白发老者。在所有木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姓高的秃子，总是在戏开场时出现，擅长插科打诨。有的观众及其喜欢这个角色，在胳膊上刺着他从葫芦中窜出头的图案。可惜这部傀儡戏的内容已经失传了。

说书

说书这个职业是在唐朝时才出现的。说书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他们在宫廷或者在大街上讲故事。有时候，在讲的同时，他们还会展示一些画，来让故事更加生动。而有的说书人在画的反面写上诗句，用来诵读。故事中还有部分需要唱出来。如果观众觉得故事精彩，就会大声叫好，并且给说书人扔钱。公元8世纪时，唐朝西南部有将领利用说书人来吸引穷人，然后把他们抓去当兵。说书人开始讲故事以后，有许多人就聚集起来听。这时就会有官兵去把听众中的穷人或者没有亲戚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带上脚镣，然后送去打仗。

故事的题材中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故事中最受欢迎的也许是“目连救母”。它激发了人们对长辈的孝心，这在中国古代就是很重要的情感。而且也在某些版本中，生动地描述了目连在地狱中的所见，让听众听得毛骨悚然。在地狱中有铁钩穿刺人的胸部、有锥子扎女人的背部、有铁耙挖人的眼睛，以及铜叉叉人的腰部。到处都是罪人的肉块，血把路都染红了。这些血腥的描述主要是用来吸引听众的。

体育运动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射击的不仅仅是为了打猎和克敌。在统治阶层中，射击技巧是男性成熟的象征，同时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其难度可以分为三个级别：站立着射击、坐着射击和骑马射击。骑马射击时，射手需要暂时松开马的缰绳，用膝盖的力量控制坐骑。女性中也有擅长骑射的人。这项活动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日本还有少数的骑射爱好者在进行这项运动。

在中国，射击比赛有着悠久的历史。唐朝时，这一传统比赛项目得到了发扬。公元619～664年，以及公元711～733年，皇帝颁布法令，允许人们在殿堂或者宫殿门口举行射击比赛。比赛的日期一般是三月初三，或者九月初九。公元712年的骑射比赛持续了8天。皇帝会规定哪些官员可以参加比赛。有时候全体官员都要参加，有时候只有三品或者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参加。由此可见，娴熟的射击技巧应该是在朝廷当官的必备条件。

图二十四　射箭的靶子

在统治阶级中，实际上射击的水平差距是很悬殊的。公元8世纪早期，有的射手可以骑着马，射中抛在风中的鹅毛。而有的官员可以说根本不会射击。最差的一个要数武则天的一个亲戚。曾经有一个人投靠了突厥可汗，后来返回都城被擒。武则天对这个叛徒相当恼怒，下令将其绑在柱子上，让官员用箭将其射死。这时武则天的一个亲戚（叔叔的孙子）从七步这么近的距离，连发三次箭，一次都没有射中。

打猎

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打猎是专属于贵族和官员的。在唐朝早期，这项活动非常盛行。有位皇子甚至说：“我可以3天不吃饭，但是不能一天不打猎。”皇帝组织的打猎活动是规模最大的，通常在长安北部的禁苑、都城附近或者其他地区的荒野中举行。皇帝打猎时，总会带些随行人员，他们负责将猎物赶到空旷的场地，然后由皇帝或者官员猎杀。有的皇帝打猎水平很高。比如说唐太宗在树林中打猎时，曾遇到一群野猪狂奔出来，他射出4支箭，射杀了4只野猪。唐玄宗曾经用一支箭射杀两只野猪。事后，他命令宫廷画师将此次打猎的情景画在宫中靠近北门的墙上。

唐朝的统治阶层和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一样，在打猎时都习惯用猛禽来帮助自己捕猎。根据猛禽的体格，他们利用鹰来捕捉大型的哺乳动物，比如说狐狸、狼和幼鹿。猎鹰主要用来捕捉禽类动物，它们从空中俯冲下来，用爪子将禽类抓住。猎隼可以捕捉鹭鸟和其他大型鸟类。而小型的鸭鹰可以捕捉野鸭等动物。苍鹰是这个时期最受欢迎的猛禽，它们最凶猛，可以猎杀兔子和野鸡等动物。雀鹰是最小的猛禽，它们的猎物主要是鹌鹑。在捕猎的过程中，它们可以用尖锐的细爪子抓住鹌鹑，然后按在地上。

皇帝的猛禽、猎犬和猎豹都是捕猎能手，由太监负责照料。有的太监利用这些动物为非作歹。公元806年，太监将苍鹰放出去，让其落在长安中的有钱人家中，然后告诉这些人，只有交一笔钱才能收回。同时，太监还习惯于在有钱人家的大门或者井上盖网，只有交钱后才能回家或者取水。

蹴鞠

蹴鞠这项体育运动自古就有，在唐朝时仍然很盛行。在都城中，皇帝和太子的宫殿里都建有球场。有一位公主也有一个球场，在其倒台后卖给了长安的居民。公元8世纪早期，皇帝下令拆除了先帝女儿的庙宇，腾出空地赏给了居住在附近的官员，而被其修建成球场。

蹴鞠的制作和以前的朝代一样，大概是用皮革制成的球面，里面塞上羽毛等物。它和现代的橄榄球相似之处在于，赢球的方式是用脚踢蹴鞠，不让其落地。为皇帝表演蹴鞠的选手，几乎都来自于禁军或者执金吾。有的官兵可以把蹴鞠踢到半个塔的高度。在文官中也有擅长此项运动的人。有一位官员在自己的府邸和兄弟踢球时，不小心蹭到了额头，受了点儿小伤。这时突然收到皇帝召集的口谕，于是赶去宫中。皇帝看到他的头部有点儿受伤，在知道原委后，便赏赐他御酒。奴仆端出两个托盘，上面各摆放着10只金杯。这位官员将20杯酒全部喝完，而且没有丝毫醉意。对于不会踢蹴鞠的人，会请求皇帝让他守门。

马球

马球是在公元7世纪时，从波斯或者吐蕃传入中原的。在唐朝的上流社会中，马球成为一种风尚。在长安的皇家园林和宫殿中都有马球场。在一些大臣家中也有这一场地。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驸马将油撒在马球场上，使得球场平整光滑，这样马不容易受伤。有的州郡中也有大型的马球场。公元819年，掌管皇家军队的一位将军下令将云州的百姓从集市和城区中集中到马球场上。因为这2000多百姓曾经帮助过叛军，所以要在马球场上将他们都处死。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云州，时间是公元844年。马球场可以临时作为军队的刑场使用。

在朝廷中，打马球的官员身着考究的衣服，旁边还有军队中的乐师伴奏。他们骑的马是经过良好训练的，击球的球杆头部是弯曲如月牙的形状。球门是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圆洞，放置在离地面3米到10米不等的高度上。除了马以外，驴也可以用来打马球。皇家军队中会挑选最擅长打马球的人，举行比赛，让皇帝观看。平时打马球的人是没有限制的，所有人，不管是宦官还是大臣，或者是书生都可以玩。马球高手可以让人在球场上扔10个或者更多的铜币，然后骑着马击球，可以打中每一个铜币。铜币被击到空中一两百米的高度。

马球对于球员和马来说，都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公元8世纪早期，一位皇子从马上摔下，昏迷不醒。公元826年，皇帝在宫中举办马球和相扑比赛。这些娱乐活动一直进行到深夜，有的人头摔破了，还有的胳膊摔断了。唐玄宗也是狂热的马球爱好者。公元710年，朝廷的队伍和吐蕃的使团进行马球比赛，结果朝廷的队伍输了。于是唐中宗派他和其他三个人上场，对抗吐蕃的使团。只见赛场上的玄宗如同一阵旋风，左突右冲，无人能敌。最后他带领了其他三人打败了吐蕃的使团。在他即位以后，也依然喜欢打马球，甚至把马都练得受伤或者死亡了。

斗鸡

在唐朝，不少体育活动都是让动物和动物相斗的，比如说鸭、鹅、狗或者大象。公元9世纪晚期，一只常胜的公鹅能卖到50万铜币。在此类比赛中，斗鸡是最普遍的。公元7世纪早期，所有的皇子都对这项运动着了迷。斗鸡在唐玄宗时期是最流行的，因为他的属性是鸡。他下令在长安修建了专门的鸡舍，豢养着1000多只鸡，还从军队中调出500名士兵照看和训练斗鸡。贵族和长安居民都仿照皇帝，对斗鸡产生了兴趣，甚至有人因此倾家荡产。比赛开始时，主人将斗鸡放出，它们排成一列，竖起鸡毛、拍打翅膀，然后进入“战斗”。有的斗鸡的主人会在鸡距扎上金属刀子，有的斗鸡每天要战斗不止一次。有斗鸡受伤时，主人会用嘴往其身上喷水，来使其保持斗志。等比赛结束时，主人会把所有斗鸡都领出来亮相。赢得比赛的斗鸡在队伍的最前面，而打败的斗鸡尾巴都不见了，排在队伍的最后，然后整齐划一地回到鸡坊中。公元9世纪晚期，皇帝大都喜欢斗鸡，还有的喜欢押上赌注。这时，一只好的斗鸡可以卖到200万铜币。斗鸡比赛一般在寒食节，或者是狂欢节时举行。

游戏

在中国，游戏的历史悠久。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游戏种类，但是许多的游戏规则都已不为人知，只有个别的游戏规则流传至今。古时候，人们玩游戏不但为了放松，有时也是为了赢钱。唐朝时，律法禁止赌博，但是这项律法总是无法执行，或者人们不愿意执行。公元9世纪晚期，一位皇帝和他的皇子喜欢掷筛子赌博。公元7世纪，有一位村民擅长下棋，他赢了同村的朋友几十万铜币。他的朋友没钱还赌债，他便把朋友的妻子抢了过去。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其实他早就和他朋友的妻子发生了奸情，在赌博前他们就已经怀有孩子了。唐玄宗统治的早期，他的嫔妃投掷金币来决定谁当晚能够侍寝。

围棋

这是唐朝时非常普及的棋类游戏，一直到今天都受到人们的喜爱。围棋只需要一副棋盘和一些石子，或者圆形物件即可。棋盘上画着19条竖线和19条横线，一共形成361个方格。比赛开始后，先由黑棋开始，然后黑子和白子轮流摆放。除非棋子被俘虏，否则不会离开棋盘或者改变位置。最后，谁占有的地盘越大，俘虏对方的棋子更多，谁就是赢家。这是一种讲究策略的益智类游戏。围棋在唐朝时很流行，甚至有人因为棋下得好，而在朝廷中谋得职位。公元805年，他和其朋党发动叛乱，控制朝野达几个月之久。

投壶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游戏之一。在孔子的经典著作中，有其初步的规则。投壶游戏中，需要一个高约30厘米的铜壶，壶口直径约8厘米，在其两边固定着两个管子，直径约3厘米。壶的底部较重，并且里面放置着豆子。这样被箭投中后，壶不容易倒，而且箭也不易弹出来。在游戏开始时，每个人拿12支箭。箭的长度约70厘米，是由桑树枝制成的。两个人坐在垫子上，轮流往投壶中投箭。同时还有古筝的伴奏。最后的得分是由射中的箭数和难易程度决定的。射中壶口两边的管子要比射中壶口得分更高。游戏时，有宾客在旁边计分，120分是一定能够取胜的分数。投壶的起源大约是军队中的训练，但后来逐渐演变成宴会上的游戏。要玩好这个游戏，需要身手敏捷，眼和手的协调性强，这和围棋是不同的。据说唐初时有一个人很擅长玩投壶，他可以转过身去倒着投箭，而且百发百中。

图二十五　投壶

但是这个人的敏捷性比不上公元8世纪晚期的一位将军。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宾客抓起计分用的豆子砸苍蝇，一砸一个准。这位将军说：“别浪费我的豆子了”，然后他直接用手抓住了在空中乱飞的苍蝇的后腿。

第八章　交通运输

陆运与水运

在公元7世纪晚期、8世纪早期时，在东南部，有一位县官带着家人和奴仆旅途经过了一个州。这个州的刺史每天都用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席间刺史提出想要从县官那里买两个奴婢，但是被拒绝了。等到县官一行人离开以后，刺史派一帮人去追杀他们。这伙人把所有人都杀了，只留下县官的老婆和女儿，并把他们的财物一抢而光。回到府邸后，县官的老婆拼命求饶，甚至愿意为奴，但是最后被绞死了。只有这个女儿活了下来，当了仇人的配偶。从那以后，只要是往来的官员，这位刺史都会热情款待，但是这些人一走，便派人去谋财害命。几乎无人幸免。由此可见，唐朝时交通不但不便，而且还相当危险。

要从一处到另一处，最普遍的方式是步行。步行是最便宜的方式，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接受。从现代的标准来看，步行的速度很慢。根据当时官方的律法可以推断出，步行或者骑驴者一天只能走约27.2公里。官方规定标准的行驶速度，是为了保证官方的货物可以准时地到达，尤其是税收的粮食和布料。公元838～847年，日本著名高僧圆仁大师来到唐朝游学，曾步行穿越北方。他每天走32～48公里，超过了官方的标准。根据行走的地形、天气和个人体力的不同，每个人的步行速度也是不同的。速度最快的是驿卒，一共有9200人，他们负责将不易保存的货物送往长安，比如说从东南沿海运送海鲜。他们奔跑的速度在24小时内可以达到96～160公里。

图二十六　竹篓

物品的运输方式也比较简单，农民、差役以及奴仆把物品放在篮子里，绑在一截杆子上，用肩扛着行走。他们的脊椎和腿部承受着物品的重量。如果物品太重，就会由两个人用肩挑着，将物品吊在杆子的中间。杆子几乎可以用来挑运所有东西，无论是粮食、货物、猪，还是家具、棺材等，都不在话下。当需要运输的物品较轻，而行走的路程较长时，可以使用竹篓。这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框架。从西天取经归来的僧侣就用这种竹篓背经文。妇女则将婴儿背在背上。她们先将一块布的一端绑在腰上，把婴儿包在布里，然后将布的上端与下端绑起来，放在胸前的位置。

除了步行以外，唐朝时轿子也是比较常见的交通方式。轿子中结构比较简单的是步辇，是在厚木板的两边安装杆子制成的，由两个以上的仆人抬着，主人则坐在厚木板上。有时候，步辇是由两位宫女抬着的。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有一幅《步辇图》，画的就是唐太宗乘轿的情形。图中的唐太宗端坐在一乘“步辇”上。由两个宫女扛抬，四角还有宫女扶持。步辇除了帝王乘坐之外，一般还仅仅为女子和老弱有病的官员所享用。更加高级的轿子是在椅子的两边固定杆子，顶上还有华盖，用来遮风挡雨；还有的四周挂着帘子来保护隐私。这种轿子在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时，在欧洲流行开来。在唐朝，抬轿子的人或将轿子抬至腰部，或者将其抬至肩部。无论什么形式的轿子，一般都是上层社会的人，或者能够雇得起轿夫的人使用。皇帝有7种轿子，抬轿之人可达57个，旁边还有其他侍从。在新年朝见大臣和外国使节或者寒食等节日、在宫中巡视以及出宫祭祀时，也会乘坐轿子。行动不方便的大臣上朝时，皇帝也会赐轿。还有一位皇子因为太胖，行动不便，也会乘坐轿子。轿子在山区的运用比较普遍，因为山路悬危，车马上去不方便，于是王公贵族会乘坐轿子。

坐骑

唐朝时，人们有几种坐骑可以选择。北方人将骆驼作为交通和运输的工具。对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而言，骆驼是必不可少的动物。在沙漠中，它不但可以嗅出水源，还能感知沙尘暴的到来，每当有沙尘暴接近时，骆驼就会发出叫声，并且把头埋在沙子里。官方也在长安东北部和西北部的草原上饲养了大批的骆驼，有专门的人负责照料它们，每个人要喂养70只。这些骆驼主要用来给边疆的官兵运送粮草武器。在重要节日中，它们要和马、大象一起在街道上游行庆祝。

官员、信使和士兵并不经常骑骆驼，他们主要骑马或者骑驴。因此不难预见，官方饲养的马匹数量是最多的。在唐朝初期，朝廷的马厩里中只有3000匹马，是从一个湿地沼泽中收回的。经过悉心照料，在公元666年，马匹的数量增至7.6万匹，之后马匹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到了公元681年，管理长安北部马厩的官员向皇帝禀告，一共死亡和丢失了18万匹马，以及11600头牛。偷马的贼可能是突厥人，他们还杀害、俘虏了800多个管理马匹的人。公元725年，西北的草原上有24万匹马；到了公元725年，突厥人有43万匹马，5万头牛和28.6万只羊。后来数目有所减少。公元754年，长安北部马厩的官员报告，牲畜的数量达到了605603只，其中有325792匹马（小雄马的数量为200080匹）、75115头牛（牦牛有143头）、563头骆驼、204134头羊和一只驴。这只是一处朝廷马厩中的牲畜数目，在长安东部、南部和北部马厩中的数据已经无从知晓。军队和驿站对马的需求是最大的。公元8世纪中期，吐蕃占领了西北部的草原，使得朝廷的马匹数量减少，从而不得不用高价从突厥人那里买劣等马。

朝廷中管理牲畜的人员要将自己的名字烙在牲畜的身上。在一年中，如果骆驼的死亡率超过7％、驴的死亡率超过6％、马的超过10％、羊的超过15％，那么每少一只，看管人就要受到三十小板的惩罚。牲畜死亡的数目越多，受的惩罚就越重。如果他们看管的牲畜，每100头母马、母牛和母羊每年下的幼崽没有超过60只，也会受到相同的惩罚。每年朝廷都要从西北草原上选取50匹优等马以及100匹中等马，送进皇家的6个马厩和12个畜栏中，那里一共有5000名管理者，500名训练者和70名兽医。唐朝律法规定，他们要善待马匹，不能够打它们。

骑马要比步行更加快捷和舒适，人们骑马就没有那么累了。根据律法，用马运输官府的物品，速度每天必须行驶36.8公里，比步行要多9.6公里。但是和驿卒的法定速度相比，这已经算是悠闲的了。律法规定，将皇帝的圣旨送往州上，每天要行驶267.2公里。就算日夜兼程地赶路，每小时也要行驶11.2公里。如果晚上休息，那么速度要更加快才行。当马生病或者受伤时，信使或者官员要将其送往最近的州进行医治和喂养。

车

独轮车是运送货物的普遍交通工具，即使是农民也可以使用，这样就不需要背重物了。中国人在公元3世纪就发明了独轮车，这比欧洲要早1000年。但是欧洲人使用的是两轮车。独轮车的构造是，在车轴上固定一个架子，用来承载货物。由此可见，货物的重量几乎都落在车轴上，推车人主要的任务是不要让轮子倾斜。独轮车可以用来运送较重的物品，比如说一个士兵一年的粮食。而且偶尔速度要比人力搬运的速度快3～4倍。要想更快地运送更重的货物，可以用马或者牛来拉车。如果能够保持车子的平衡，人也可以坐上去。

图二十七　独轮车

在唐朝有许多种类的车。朝廷在运送粮食和布料时，如果没有水路或者船只，一般使用牛或马拉的车运输。公元8世纪早期，律法规定，每辆车运输承载的重量不得超过1500磅，每52.8公里收取的费用为900铜币。这些费用要由纳税人承担。陆路运输速度较慢，而且价格昂贵。相比之下，水路就比较便宜。比如说在黄河上运输，如果是逆流需要15铜币，顺流运输仅需要6铜币。律法规定，陆路运输的速度最慢为一天16公里，比步行运输少11.2公里。官方规定，运送私人物品的车最多只能运输45磅。

官员们乘坐马车在城中行驶或者出城。唐朝早期，女性坐在马车中，以防男子窥视。皇帝有五种不同的车，《新唐书》卷24《车服志》对于天子之车作了详细记述：“凡天子之车：曰玉路者，祭祀、纳后所乘也，青质，玉饰末；金路者，乡、射、祀还、饮至所乘也，赤质，金饰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黄质，象饰末；革路者，临兵，巡守所乘也，白质，鞔以革；木路者田（即打猎）所乘也，黑质，漆之。”在一些节庆的场合，皇帝还会乘坐其他种类的车。此时，朝廷还会给官员配备特殊的豪华马车。

在皇室的车辆中，有两种车安装了非常实用的装置。第一种装置是里程计，其中间是一个鼓，两边各有一个人物木雕，手里拿着鼓槌。车每走一里，木雕就会敲一下鼓。皇帝显然对于行驶的距离比较关注。里程计也可以用来测量官道的距离，然后在路旁建立里程碑。在官方的记录中，也有从都城到各州县的精确距离。这些数据也许就是用里程计测量出来的。第二种装置是指南针。该装置的中间是人物木雕，伸出一只胳膊。不管马车走到哪个方位，胳膊总是指着南方。在古代中国，南方是一个主要的方向。当时人们绘制的地图是从北向南读，也就是说看地图时，离人的身体最近的是北方。在这两种装置中，木雕的转动都与马车的车轴有关。

道路

唐朝时，官方修的路有21600公里。官道通往四方，但是也有很多城市没有官道，尤其是长安以南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当然也有路，但是私人修建的。修路的方法和城墙的建筑方法类似，都使用了夯土的方法。道路两边种有树木，路面中间略微突起，这样可以让雨水流入两边。在山区悬崖较多的地方，人们修建木板路。方法是用火烤岩石的面，将其烤裂，然后在缝隙中插入平行的木棒，在其顶端放置木板。这样人和马都可以通行了。在河面上，地方政府要修建桥梁或者安排渡船。有的桥是用石头做的，也有的是浮桥，后者的优点是不容易被洪水冲走。有的浮桥是将大船用铁链连接起来建成的。在河流交汇处，比如说黄河与淮河的交汇处，只有渡船能够将人、马与车运到对岸。当需要过河的人较多时，河面上会有很多渡船。

丝绸之路是唐朝时最长的路，从长安一直延伸到克什米尔以北的地区，主要有两条新路，南面的路线比较短，但是要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因此要更加危险。在大沙漠中，可以看见因为缺水而渴死的人或牲畜的骨头，在太阳的暴晒下像被漂白了一样。北面的路线饶过了沙漠，路途要长一些，但是更加容易行走，因此也更加受欢迎。官府在丝绸之路的沿途修建了堡垒，安排士兵守卫，以防盗贼抢劫商队。这里往来的基本上都是商人。

国内的道路也是商品流通的通道，但商业活动并非修建道路的主要目的。从长安和洛阳为始发点的道路中，有2/3是通往边关的。可见这些道路主要是用来运送士兵、武器和供给的。修建官道的第二个目的是将都城与地方连接起来。为了达到此目的，朝廷建立了完备的邮驿系统。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30里设一驿站，为驿夫备好坐骑，还会为往来的信使与官员提供食宿。

唐朝的邮驿通信制度很严。在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80。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100；文书晚到一天杖80，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两年。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导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唐律对文书丢失或误投，也有很重的处罚。泄密应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唐律规定，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私拆书信杖60～80。驿丁都持有龙形的符印，或为铜质或为纸质，上面写着需要经过的驿站，数量越多，速度就需要更快。律法规定，驿丁只能够携带简单的衣物和武器，重量不得超过约7000克。从关于武器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唐朝时出行并不安全。

在陆路和水路的交通要道上，都有朝廷设的关卡收取过路费，同时检查过往行人的信件。唐朝的人民不能随意走动，如果没有官方的批准，经过关卡，会判处一年或者一年半的劳役。这种批准书要在地方政府办理。朝廷对士兵和罪犯的流动管理更严。关卡处的官兵还会检查行李、车辆等看上面是否有违禁物品，主要包括盔甲、武器、兵书、星相方面的书籍等。

有的行人将违禁物品放在棺材里，以期通过检查。将死人运回故乡在古代时很常见的，因此不会引起怀疑。而关卡处的官员害怕打扰死人，或者不想看到尸体，因此不太愿意打开棺材检查。有一次，在渡口旁的关卡处，官兵发现有一行人抬着12口棺材渡河，要到达发生饥荒的地方。官员认为这么多的棺材，比较可疑，便打开来看，发现里面装着稻米。不知是何原因，当时运送稻米是违法的。还有一回，5个盗贼企图用船运送武器，去打劫河对岸的居民，结果被官兵发现，被处了死刑。还有的小偷在长安行窃，然后将赃物放在棺材中，埋在坟墓里隐藏。

船只

唐朝内陆河中的船只数目庞大。这可以从一次大火灾中推测出来。公元764年，长江中游的一座城市刮起了大风，结果引起了一场火灾。火灾的起因也许是因为某处的油灯被风刮倒了，后来火势越来越猛，停泊在长江边的3000艘船也被烧毁。火蔓延到了岸上，烧毁了2000多户房屋，共有四五千人遇难。在公元751年，黄河上的官方船只上也发生了火灾，215艘船只被烧毁，上面的17500000升粮食也一同被烧毁，600名船夫了丧了命。几百艘商船也未能幸免。这些船只仅是两个城市中停泊的部分船只，在全国范围内数量肯定更大。在国内所有航道内都有船只，而南方的数量更多。

关于唐朝造船的信息，现今了解比较全面的是公元756年以后的。公元8世纪中期，战乱不断，京杭大运河上的朝廷船只也多半被摧毁。于是朝廷于公元764年派遣专员去南方造船，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县建立了10个造船厂。这些船厂相互竞争，用100万铜币的造价制造出承载量为17500升稻米的船只。50年后，由于竞争，价格下降为50万铜币。在往都城运送粮食时，人们用绳索将10只大船连在一起行驶。到公元874年，造船厂生产的船只质量有所下降，不但容积减少到31850升，而且造船使用的木材也更薄更便宜。官方造船厂只生产一种类型的船只。但是当时唐朝的船只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官妓游玩的花船，也有装载量超过573300升的大船。在这种大船上，一般有几百名船夫。他们从生到死，一辈子都住在船上。这种船一年只在长江和淮河上行驶一个来回，但是收入相当可观。这些船只极有可能是私人的造船厂建造的，只是在史料中并无记载。

唐朝的律法规定了货船在水面上行驶的最低速度。

载货的船只逆流的最低速度

黄河　　　　　　16公里

长江　　　　　　20.8公里

其他河道　　　　24公里

未载货船只逆流最低速度

黄河　　　　　　208公里

长江　　　　　　272公里

其他河道　　　　32公里

载货与未载货船只顺流最低速度

黄河　　　　　　80公里

长江　　　　　　528公里

其他河道　　　　368公里

船只的运行速度，和步行一样，都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对于带帆的船来说，风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在长江上，如果风比较强劲，船速可以超过官方标准。同样，天气状况也很重要。大风和洪水可能让船只根本无法运行。人力和动物的力量也是影响因素。在大运河上来往的船只都要用人或者牛来拖拽。两头水牛可以拉动40只用缆索连在一起的船只。

在水流湍急的河道中，船只比较难以行驶。唐朝时最难行驶的是洛阳以西的黄河上的三门峡。这段水路阻碍了船只往长安运送粮食。公元8世纪早期，皇宫中的工程师张氏建议在水路两岸的悬崖峭壁间修建一条木板路，这样就可以由外力拉拽船只向上游行驶。皇帝批准了这项工程。张氏是一位酷吏，他不但不给纤夫工钱，而且每当绳子断掉或者木板断裂时，就会将他们打死。

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的。这对于朝廷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要从富庶的南方将税收运往北方比较困难。隋炀帝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下令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这是中国古代继长城以后的第二大工程。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大运河总长度2496公里，南起杭州，一直延伸到洛阳以东，途径泰山和现在的北京。隋炀帝还下令在运河的南段兴建宫殿、修建道路、种植树木。他很喜欢杭州，多次带领朝廷百官乘船游玩，船只超过5000艘。唐朝时，从未有皇帝去南方游玩。大运河主要用于从南方运送粮食和丝绸。

在内陆的河道上出行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船主有可能盗取乘客的财物。有一回，一位商人乘船出行。船主看见他把10锭银子藏在了包裹中。于是就寻了机会将钱偷走，扔到了停船的地方，准备以后再回去取。第二天，船行驶了50多公里，到达了一个关卡。那里的士兵检查了商人的包裹，这时他才发觉自己的银两不见了。商人向官府报案，官府下令逮捕船主，然后又派了一些人去船前一天晚上停靠的地方调查。这些人用叉子等工具搜寻河底，这是扒出了一个筐子，里面装着银两，上面还有那位商人的封印，于是成功破案。

公元660年，唐朝攻打高丽时，曾派10万水兵过海。但是当时的海运，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都不算发达。国外的船只通过两个路线到达中国。满洲、日本和高丽从本国的海港出发，向南行驶，到达唐朝东部的海岸线。当时最擅长海运的是高丽人，他们在唐朝的海岸线附近以及运河、黄河两岸都建立了聚居点。日本的船只主要到唐朝用金子等贵重物品购买商品。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商品让唐朝人感兴趣。来往的人员主要是国家使节等人。唐朝上层社会流行的奢侈品都是波斯以及阿拉伯商人从南方运送到北方的。这些商人最远的来自波斯湾，他们在冬季出发，乘着印度洋季风穿越印度洋，到达东南亚。然后在初夏的风到达北方。这些船只在沿路购买当地的特产，有阿拉伯产的乳香和没药、印度尼西亚产的丁香、缅甸产的胡椒、斯里兰卡产的珊瑚和珍珠等，然后到达唐朝以后出售。

最大的船只来自斯里兰卡，长达60多米，可以容纳600～700人。船只有几层甲板，后面还带有救生艇。船员们相信船中的老鼠是具有灵性的，因为在船沉没前10天，老鼠就会弃船而逃。他们还养有信鸽，可以飞行1000多公里，告诉出发港的人们船沉没等信息。东南亚人造船不用钉子，他们用棕榈树制作绳子，将木板绑起来，并且在缝隙中涂抹一种植物油。

在海上航行处处充满危险。船只没有动力让自己脱离危险。一位日本僧侣的船只在接近中国港口时遇到了强风，被吹到了沙洲上，船身几乎要被浪潮冲成两半。后来，船只在沙洲上来回移动，船底被磨掉了，船上的物品都沉没了。这位日本僧侣是幸运的，他遇到的不是台风，否则会像许多船一样无法幸免。

旅客与出行

皇帝出巡的场面是盛大而又华丽的。在古代中国，只要皇帝出宫，哪怕只是去都城中的庙宇，都可以算做出巡。皇帝与大臣时常出城去别宫居住、泡温泉或者打猎。这时，随行人员一般不多。偶尔皇帝出行的地点离都城较远。去的地方最远的要数唐太宗了。他曾御驾亲征，带领军队攻打高丽。在回国的途中，他还顺道去了太原。那是他的父亲李渊起兵的地方。公元644～646年，唐太宗一共离开长安17个月。朝廷中一部分官员则留在洛阳。公元665～666和725～726年，朝廷官员两次随唐高宗和唐太宗去泰山祭天。泰山离洛阳大概有600公里，他们分别用了40天和26天到达那里。公元665年，去泰山祭天的活动人员更多，不但包括文武官员，还有突厥、波斯、天竺、日本、高丽等外国使节。与他们一起去祭天的还有军队、护卫、随从以及装载祭天用品的车辆。整个队列绵延90多公里。有的人骑着马匹和骆驼，并且载着行李。他们带着牛和羊，以及蒙古包和帐篷，这样就有了食物和住所。

唐朝早期，朝廷时常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主要是由于长安粮食匮乏，饥荒频发造成的。公元637～735年，朝廷的两个都城间来回迁移不下29次，每次都要用20～25天的时间，完成456公里的路程，平均每天走17.6～22.4公里。这个速度比官方规定的行走和骑驴的最低速度要慢。每次去西都洛阳，朝廷官员都要随行。由于往来次数较多，不少官员和贵族都在洛阳建造了官邸。每次往来朝廷花销都相当巨大，而且对沿路的百姓也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他们要为朝廷提供食宿和劳力。作为补偿，皇帝经常下令减少这些地区百姓的赋税。

即使是皇帝，在这两个都城间往来都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每次皇帝出行，几乎都会带大批的随从，这很容易吸引盗贼的注意。公元682年，长安发生严重的饥荒，朝廷不得不迁往洛阳。他们担心途中会有盗贼埋伏在山林草丛中，劫掠他们的财物。于是皇帝任命了一位巡查人员来探路。这位巡查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便释放了长安监狱中的一个犯人。这个犯人神通广大，而且口才极佳。巡查将其脚镣取掉，给其穿上体面的衣帽，并且给他提供食宿，让他带着朝廷的队伍出行。这个方法果然奏效，超过一万人的朝廷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途中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到达洛阳以后，连一文钱都没有丢失。但是由于缺少粮食，这些人还是有饿死的。

危险不仅来自于盗贼，还可以来自守卫。公元641年，唐太宗再次下令迁往洛阳。有两个守卫觉得路途艰辛，不愿尽守护的义务，便趁夜间往宫殿中放箭。有5支箭落在了皇帝寝宫前的庭院中。后来这两位守卫被砍了脑袋。

每当有外国使节访问朝廷，会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当有使节从海上到达时，首先和地方官员联系，然后由地方官员向朝廷禀告。在使节前往长安或洛阳前，要先等待接见的批准。沿丝绸之路到达的使节要提前申请取得信物。信物是铜制的鱼类，一共有12个，每个都分为两半。朝廷把一半鱼交给外国使节，自己留着另一半。在鱼形的信物上写有接见的国家名称，以及可以接见的月份。因此，如果一位使节4月到达中国，而持有的信物上写着3月，那么就无法去朝廷面见皇帝了。如果月份能够对得上，那么负责外交的官员会将他手中的信物与朝廷中的另一半拼接，来判断他是否可以觐见皇帝。公元695年以后，朝廷为外国使节及其随从提供粮食。粮食的多少由来访使者所在国家与唐朝的距离决定。对天竺、波斯和阿拉伯来访的使者，提供6个月的口粮；对于柬埔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国来访的使者，提供4个月的口粮；对于来自今日越南北部的国家的使者，提供3个月的口粮。

在使节离去的时候，有时候并不能够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好的待遇。公元8世纪中期，一位日本使者与500名随行人员，准备乘坐10艘船回国。在出发前，地方官员接待了他们，把他们安顿在官府的客栈中，给他们提供了丰盛的食物。但是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客栈。到了夜间，这位官员派人将他们船上的礼品都搬走，然后把船弄沉了。第二天，这位官员告诉使节，他们的船被风吹走了，船上的礼品也都不见了。随后，他把这件事禀告给了皇帝，皇帝派他给日本使团建造10艘新的船只，并且派遣500名水手护送他们回国。当日本使团准备回国时，这位官员告诉水手，说日本路途遥远，海上波涛汹涌，不要放过这次好机会。水手们听完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便出发了。几天以后，他们杀掉了日本使团的人，然后回国了。同样，外国人也可能造成麻烦。公元7世纪早期，一些西方人在长安的城区中对居民实施了抢劫。

外国使者到达都城以后，朝廷会给他们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宿、药品等。如果使节不幸去世，还会为其举行葬礼。军队中会派专人去拜访使者，了解该国的地理和风俗，并且绘制一张地图，献给皇帝。这种询问其实是在收集情报，如果在两国间爆发战争，这些信息就可以用上了。公元7世纪时，宫廷画师要将手持贡品、在殿外等候皇帝觐见的样子画下来。这种画对辨别使者的国籍有一定的帮助。

皇帝会在提前约定好的日子接见使者。使者要向皇帝叩头，以显示对天子的尊重，然后献上贡品。此时，宫廷画师会将外国使节奇特的身体特征画下来，作为纪念。所有前来觐见的国家或者部落都承认唐朝为宗主国，因此要将自己国家的特产作为贡品献给君主，以示臣服。作为回赠，皇帝会赏赐给他们封号、官印、朝服以及从国库中取出的物品。一般皇帝回赠的物品要比贡品更加昂贵。有的礼品仍然保存在现代日本京都附近的寺院中。在仪式结束后，朝廷要举办宴会招待贵客。宴会结束后，各国使节就打点行李准备回国了。

朝觐仪式对于朝廷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代表了国家的实力，巩固了宗主国的地位。但实际上，朝觐对于附庸国而言意义更加重大。首先，来访的使团会顺便进行贸易，赚取利润，尽管这不符合唐朝的律法；其次，随团来访的还有艺术家、学者和僧侣，他们可以学习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回国以后发展本国的文化。这至少是日本人的习惯做法。

新官上任后，都要前往职位所在地，还有的官员需要去各地巡查。因此奔波在路途中的旅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官员及其家眷。有一位官员名叫李翱，他写了现存的中国最早的一本日记形式的书籍《来南录》，描述了他从洛阳到广东的途中见闻。李翱与家人一共用了169天，行程4000公里，主要是通过坐船到达的。其实他们用于赶路的时间只有117天，因此他们平均每天行驶33.6公里。对于新官离开都城去外地赴任，律法规定在80天内到达即可。所以李翱一家人有充足的时间。他们和其他官员一样，一路上游山玩水，观赏名胜古迹。随行人员中有的还去拜访亲友，举行宴会。朝廷会派遣使者去国外，将该国的人文地理记录下来。公元7世纪早期，将摩揭陀国的国王带回长安的使节写下10卷书详细地描述了天竺国的情况。同一时期，唐太宗派遣一位使者去给突厥首领授予可汗的封号。使节完成任务以后发现，由于一些部落的阻拦，他已经无法回朝了。于是他只得在中亚地区度过了3年，他利用这些时间，对该地区的风俗和特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没有纸和笔，就用把自己的衣服撕破，在上面书写。

公元8世纪早期，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朝廷给赴任的官员及其家人提供仆人车马等。

按照惯例，官品越高，享有的权利越多。朝廷根据个人地位分配资源，而非个人需要。

唐朝时有许多书籍是关于国外的，包括高丽、满洲里、东南亚、吐蕃和中亚。但是大部分书籍都失传了。现存于世的这类书籍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唐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他在去天竺取经的路上一共花了16年，在书中详细地描写公元6世纪的天竺和中亚国家的政府、教育、城市、服饰、科学、风俗、礼仪和动植物等方面。在古代中国，僧侣是经常需要旅行的一部分人，他们主要是去拜访高僧，或者去佛教圣地朝拜。公元838～847年，日本僧侣恩您和尚在中国的东部和北部旅行，并且留下著作记录这段珍贵的经历。可惜唐朝时最主要的旅行者——商人的生活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他们有的一辈子都用在了陆路或者水路上，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到达了国外。

住宿

旅客的住宿有多种选择，从宫殿到帐篷不等。在长安周边的乡村，有许多皇帝的离宫，以便皇帝外出打猎或者进行其他娱乐活动时居住。公元738年，唐玄宗下令在长安到洛阳的路途中修建宫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所宫殿修建好以后，唐玄宗及其继承者都没有居住过这个宫殿。直到公元904年，皇帝才被叛军从长安带到洛阳途中在此住宿。

驿站也为旅客提供住所，有的条件还算齐备。在长江以南的驿站中还设有三个专门的房间，用来储存酒、茶叶和咸菜。在每个房间的外面，都贴着对应的食物的保护神。比如说酒的保护神是传说中酒的发明者。但是有的地方官员认为驿站没有必要造得这么周全。旅客要想在驿站中过夜，必须要得到地方官员的许可。公元9世纪早期，西南部的某位官员违反规定，给一位军队中的巡查官员的家人发了许可证，这位巡查官员已经去世了，他的遗体放在棺材中，和其家人一起在驿站中过夜。这件事被另一位官员告发了。有的时候，驿站中的房间不够用，这会使得旅客之间发生冲突。在前一个例子中告发他人的官员有一次寄宿在长安和洛阳间的驿站里，到了晚上有一个太监也到了驿站，并且要求住他的房间。这时这位官员刚脱掉鞋子准备睡觉，自然不情愿让出房间。这使太监极为恼怒，他把官员的马从马厩中牵出，还扬言要用箭射死他。这位官员听到这话以后，吓得穿着袜子就躲到了驿站的后面。但还是被宦官抓住，被鞭子抽了一顿，脸上留下了一个伤口。

唐朝时，如果旅客得不到官方许可，就不能住在官方的驿站和客栈中。他们可以选择住在私人开办的客栈中。这些客栈可以提供食宿，一般坐落于桥梁和驿站旁边。私人的客栈中可能会有危险。在西南部的一个客栈中，一位掌柜趁夜间把一个有钱的商人毒死了，将其钱财全部偷走。过了不久，又有一个商人突然死亡。这两起事件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他们派人检查了死者的尸体，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证据，因为掌柜已经改变了现场。官府的人员只得悄悄询问客栈中的旅客和周围的居民，并且查明了事情的真相。这位掌柜情急之中，用100万铜币买通了20多位官员，企图逃避罪责。但是最终官府将他和相关的官员都斩首了。

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道观也会为旅客提供住所。僧侣和道教徒出行时，可以在宗教场所中得到免费的食宿。但有时候僧侣在寺庙中待的时间较长，也要为斋饭付款。有的寺庙规模较小，也比较贫穷，就不大愿意接待来客。圆仁和尚有时候在一些寺庙中过夜时，就会受到冷遇。甚至有一次，他遇到两个和尚态度很冷漠，几次三番地赶他走。但是他还是强行进入寺庙，自己在里面煮饭。后来这几个和尚良心发现，对圆仁热情了一些，还为他煮面条吃。俗家弟子也可以寄宿在寺院中，尤其是准备科举考试的书生，可以长时间地租住在这里。有的外国使团也选择住在寺院中。有的寺院中已经破败，里面没有和尚或者尼姑了，只有俗家子弟在里面居住，还有的人将破败的寺院改建成客栈，在这个客栈前面可以看到两个佛塔。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的寺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公元738年，唐玄宗又对这些寺院进行了翻新。这些寺院可以为一般的旅客提供食宿。公元809年，一位官员要离家洛阳，去广东上任，便在途中居住在一个寺院中。这时，他的妻子快要生了，因此无法继续前行。于是这家人就在寺院中住着，一直到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并且恢复好以后才离去。他们一共在寺院中居住了52天。当时的寺院和道观都是由朝廷拨款修建的，全国321个州中，每个州都修建了一个寺院和一个道观，因此他们在寺院中居住时可能不需要付租金。有时候官府的人员居住在寺院里，使得僧侣都没有地方可住了。

佛教的僧侣通常会到五台山去拜佛，这座山位于长安的东北方。在长安到五台山的路上，寺院每隔一段距离就会修建一个普通的寺庙，可以为和尚、尼姑和旅客提供免费食宿，有的可以同时容纳100人。但是在饥荒发生时，寺院方也没有粮食，这些人得自备干粮。

当旅客身处荒郊野外，找不到客栈时，可以找一户人家寄宿。主人的好客程度不尽相同，就要看旅客的运气了。圆仁大师运气好时，可以寄宿在热情好客的人家；有时也会遇到粗暴、吝啬的主人。有一回，他经过30户人家，没有一户愿意收留他过夜，于是他便强行进入一户人家，在那里过夜。在他的意识里，即使是私人的住宅也应该为僧侣提供免费的食宿。

第九章　犯罪与刑法

犯罪

公元827年1月9日，敬宗深更半夜亲自出去捕捉狐狸，还宫之后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以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石从宽等28人饮酒。敬宗酒酣耳热，入室更衣。此时大殿上灯烛突然熄灭，刘与苏等同谋将皇帝害死，时年仅18岁。他们合谋弑君的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同党扶上皇位。但是与他们对立的宦官党羽另有打算。他们安排敬宗的皇兄下令诛杀刘、苏等人。结果这些罪犯全部被禁卫军在宫中杀死。

刘、苏等人犯的罪是图谋造反，属于“十恶”之首。十恶在唐朝律法中是最严重的十条罪状，可以分为四个种类。

第一个种类是和皇帝有关的。比如说谋反，这历来都被看做“十恶”之首。除此以外，因能力不足或者失误，而危害龙体康健也是严重的犯罪。御医错用药方，或者御厨误犯食禁都要受到惩罚。食禁主要是指违反了关于食物搭配的禁忌。如果将软壳的乌龟与蔬菜搭配就属于犯了食物禁忌的。对皇帝大不敬也是严重的犯罪，包括毫无根据地指责皇帝、仿造皇帝的印章、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等。因此毁坏或者偷盗皇帝的宫殿、马车、被褥、窗帘、衣物等都属于“十恶”中的罪行。

第二个种类是对国家造成危害的行为。叛逃到其他敌对国家、将城池让与叛军、谋杀上司等都属于这一范畴。皇帝是权威的象征，对国家造成危害，实际上也就是危害皇帝。对叛国罪处罚最重的一次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些城池被安禄山的叛军包围以后，官员叛变投降，认安禄山为主，其中包括洛阳的官员。后来唐军收复洛阳，这些叛变的官员共200多人，又落入唐军之手。皇帝将其中的39人处死。处决当天，所有官员都聚集在一棵独柳旁的刑场周围观看，以儆效尤。

第三个种类是对家庭造成危害的行为。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贩卖亲属为奴；状告祖父母、父母以及丈夫；未能赡养老人和内乱能都属于这一范畴。长辈的地位就如同皇帝和上司一样，必须要加以尊重。而皇帝和官员也经常将自己比喻成人民父母。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国家必须强调家长的权威。在律法中，父亲完全有权利打儿子，但是儿子殴打父亲会被判处死刑。公元662年，一位大臣的儿子打猎时，践踏农田，在遭到农夫的抗议后，还用箭将其射死。这位大臣得知此事后，打了儿子100大板，作为惩罚。不久，这件事传入了皇帝的耳朵后，便责备这位大臣。不是因为他打了儿子，而是因为他没有将此事上报给官府处理。父亲掌握着儿子的生杀大权，但是如果将儿子杀死，有可能会被判处劳役。公元680年，太子李贤因为谋逆造反而被废，一位姓高的将军的儿子也受到牵连。皇帝提醒高将军要管教好自己的儿子。等到他的儿子回家时，高将军用一把匕首刺入其儿子的喉咙，随后其他亲属捅其腹部，并将其头砍了下来，然后将尸体抛到大街上。皇帝知道以后，并不高兴，将其贬出洛阳，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任职去了。

第四个种类是罪大恶极的犯罪。杀害一户人家3口以上；将死者尸体分解或者焚烧以及巫蛊之术都属于这个范畴。毒蛊是一种毒药，是将毒蛇、蟾蜍、蝎子、蜘蛛和蜈蚣等有毒的动物放置在坛子中制成的。古代时，人们认为将一群有毒的动物放在一起，让其厮杀，最后胜出的那个动物，在吃了其他动物之后，是最毒的。投毒者将这些动物的粪便放入被害者的饮食中，这种毒药会摧毁被害者的内脏，使其吐血而亡。在食用了这种毒药的人中，没有一人能够幸存。巫蛊之术还有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制作一个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然后用刀扎其心、眼，绑其手足，来残害他人。还有人施巫术诅咒他人，给被害人造成厄运或者死亡。这些行为都会被判处死刑。

“十恶”是古代法学家认定的，对国家和社会危害最严重的罪行。但并非所有触犯“十恶”的人都会被处以死刑，而死刑犯也并非都犯了“十恶”，触犯其他法律条款也可能被处以死刑。

逮捕

在都城中，抓捕犯人的任务是由执金吾负责的。在州县，则由衙门的捕头负责。他们都具有抓捕犯人的经验。律法还规定，发现违法行为的百姓也有义务对罪犯实施抓捕，并送往官府。因此，如果一个人目击了罪犯殴打他人，情结较为严重，造成被害者牙齿或者肢体等部位受到伤害，或者发现有人行窃或者强奸他人，必须将罪犯抓住，送往官府。在大街小巷中，身强力壮者如果没有协助官府抓捕犯人，会受到律法的制裁。如果邻居中有人被抢劫或者被谋杀，要协助官府进行调查和逮捕罪犯。律法允许罪犯的家人、亲戚和奴仆包庇其过错；并且规定不得杀害被官方通缉的犯人（前提条件犯人违犯的不是谋反、叛变、谋杀、抢劫等大罪）。

无论是官府的捕头，还是百姓，在逮捕犯人时都不可以将其杀死。无论是罪犯手持武器、顽固抵抗，还是自杀，抓捕者都触犯了法律。如果犯人没有抵抗，便被打死或打伤，那么抓捕者就要受到制裁。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皇帝会用特殊的手段来抓捕罪犯。公元815年，当朝宰相武元衡上朝，刚出靖安坊东门，突然刺客从暗中冲出，随从一哄而散，刺客遂杀元衡，取其颅骨而去。随后罪犯还嚣张地给执金吾的将领和长安的官府写信，扬言如果不尽快抓到他们，就会把这些官府的人统统杀死。这在朝野上下形成了不小的震动。皇帝命令宫中增加护卫，严加防守，还下令禁军手持弓箭和利剑，保护大臣们上下朝。其他未受到皇宫侍卫保护的官员，将自己府中的奴仆武装起来，充当保镖。几天以后，这些罪犯还是没有被抓住，皇帝便悬赏1000万铜币捉拿凶手，还下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家眷，如果窝藏罪犯，就处以死刑。命令一出，官方便派人彻底搜查五品以上官员以及贵族的府邸，还将长安城搜查了个遍。暗杀事件发生7天后，有8个没有通行证便留在长安的人被带上了朝堂。他们承认了罪行，还供出其他11个人。虽然他们是否真的是罪犯还存在疑点，但是皇帝下令将这19个人全部处死。两个月以后，官方在调查一起谋反案时发现，这19个人应该是无罪的。

囚禁

罪犯被逮捕以后，要投入监牢等待审判。公元754年，全国的罪犯只有将近1900人，而狱吏则达到一万人。在唐朝，坐牢不是一种刑罚。将犯人关押在监狱中，主要是让其等候官员调查案件，然后量刑，这一过程一般不会超过几个月。在监狱中，犯人时常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公元9世纪早期，有十几名老百姓因为没有纳税，而被关入监狱。他们在监狱中待了数年都没有得到审判的结果。在这些年里，他们的妻子中，有的为了给他们送牢饭而去乞讨，还有的改嫁了。如果有犯人在狱中死去，他们的儿子要代替他们待在监狱中。

图二十八　刑具

中国古代的监狱和19世纪时的监狱区别应该不是很大。监狱中牢房是相邻的，其三面是砖石结构的，最后一面用木桩将犯人与外界隔开。唐朝时，官员与百姓、男囚犯和女囚犯的牢房都是分开的，在都城的监狱中尤其如此。牢房内部极其简陋，只有供犯人睡觉草垫和粪桶。法律禁止犯人家属以及狱卒给犯人提供纸笔、黄金、刀具、酒等物品，目的是防止犯人通过贿赂、武力及其他方法逃走。

唐朝的监狱和西方的地牢有所不同，后者是由石块、混凝土和铁修建而成的，因此犯人不难越狱。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唐朝法律规定要给危险的犯人带上刑具。男性死囚须带铐枷和首枷；女性死囚和判处流放、劳役的囚犯只须带首枷；七品以上的官员只需要带上锁链。侏儒、孕妇、残疾人和79岁以上的老年人不用带刑具；犯罪情节较轻的犯人也不用带刑具。

唐朝法律根据犯人罪行的严重性，制定了相应刑具的大小。锁链的长度约为2.4～3.7米；手上带的铐枷的长度约为46～61厘米。首枷由两块木板组成，每个木板上刻有一个半圆形。狱卒将两块木板像项链一样戴在犯人的脖子上，然后锁起来。律法规定，首枷的长度约76厘米长，宽41～46厘米。带上首枷以后，犯人吃饭、睡觉等活动都会难以进行。

犯人的家属要为其送饭和衣服，除非犯人所在的监狱离家实在太远。当这种犯人的家属来探望时，要给官方付银两，作为给犯人提供食物和衣服的补偿。夏季天气炎热时，狱卒允许犯人每个月洗一次澡，并且提供醋水，让其解渴。律法还规定，要仁慈地对待生病的犯人。犯人生病后，狱卒要为其提供药物。如果病情严重，就要去掉其刑具，并且允许一位亲属到监狱中照顾。三品以上的官员生重病，可以让两位亲属前来照顾，可以是妻女、儿孙等人。每年的第一个月，朝廷会派人到各个州县的监狱，检查其刑具、垫子是否达标，并且检查都城的监狱有没有照顾生病的犯人。

唐朝时，越狱事件偶有发生。公元775年秋，在长安的东市场上，一个回鹘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捅死了一个人。周围的百姓将其抓住，押送官府。这个罪犯的首领听说此事以后闯入监狱、杀死狱卒，带着罪犯逃跑了。在越狱过程中杀害狱卒，按律要被处以绞刑。但是当时回鹘是朝廷重要的盟军，所以就没有追究此事，任其逃走。

有的犯人能够逃出监狱，依靠的是有权势的官员的帮助。公元656年，姓李的大臣看上了洛阳城中一所监狱中的女犯人。这名女犯人长相标致，他想要纳其为妾。于是就安排狱吏将其释放了。这件事曝光以后，皇帝下令彻查此事。违法的狱吏在这位大臣的恐吓下，在监狱中上吊自尽了。虽然有人举报，这件事和这位姓李的大臣有关，但由于他深受皇帝的宠爱，并没有追究。

审判

罪犯被捕快抓住以后，或者在被害者、目击者、知情者等人状告的情况下，官方要进行审判。官府在收到诉状以后，如果情结严重，要将原告抓进监狱，然后再派捕快去擒拿被告。捕快有30天的期限捉拿被告，超过期限会受到惩罚。

官府在受到诉状以后要格外小心，因为有的原告可能是为了个人利益、复仇等原因捏造事实，状告他人。公元7世纪晚期，补阙乔知之的婢女碧玉貌美如花，而且能歌善舞。武则天的侄子魏王武承嗣垂涎于她的美貌。便借口让她去自己府中教他的女眷如何化妆，将其纳为妾，拒绝还给乔知之。于是他便写了一首《绿珠怨》寄给碧玉，诉说自己的哀愁，诗写道：“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收到信的第三天，碧玉投井自尽了。魏皇子命人将其拖出后，在其裙带上发现了这首诗。看完后大怒不已。他决定报复这位大臣，便派人诬陷他。结果竟然在南市斩杀了乔知之，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诬告行为最普遍的是武则天统治时期。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武则天重赏告密者，或者对告密者授予官职；其次，告密者可以骑官方的驿站的马到都城，并按五品官员的待遇接待他们；最后，武则天任命了一批酷吏，他们编写了一本《罗织经》。这本书共有几千字，都是教人如何诬陷他人的。在这种政治氛围内，武则天手下聚集了不少爪牙，专门陷害他人，而且这些人数量越来越多。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害死了。甚至有的人先被处死，然后这些酷吏再给他编造罪名。

大部分的案件要由县令或者管理市场的官员审理。县令的公务相当繁忙，辖区内所有的事务都要由他们负责管理，包括收税、赈灾、军事防御、公共事务等。这样一来，他们用于审理案件的时间就非常有限了。这项工作一般会分配给下属去完成。审理案件的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培训，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律师和原告等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但是地方上的判官参阅一些宗卷，上面有一些假设的案件的审判方法。

案件的调查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检查证据和审问原告或者犯罪嫌疑人。证据可以是受害者的身体。有一天晚上，一位官员和他的下属一起出去喝酒。他们遇见一个妇人，在为其死去的丈夫哭泣。他们觉得她的哭声有点问题。第二天，官员派了一名侦探去将该妇人带回官府问话。他们审问了两天，却一无所获。这位侦探害怕上司责怪他办事不利，就去查看尸体。突然他发现有一大群苍蝇在死者的头部飞来飞去。他将死者的头发拨开，发现从头颅中伸出一截钉子。原来这位妇人为了和他人通奸，将其丈夫灌醉，然后用钉子钉他的脑袋，从而将其杀害。

证据也可以是书信或者文件。公元7世纪晚期，裴大人的一位下属将他的亲笔书信搜集起来，从中剪下一些字来，拼成了带有煽动叛乱的语言的一份文件。然后将这份假的文件上交给了朝廷，诬告其谋反。经过审问，裴大人承认字体是他的，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写这个文件。在调查了三次仍然没有结果以后，武则天派了一名得力的官员调查此事。这位官员无意间仰坐在椅子上，通过阳光看这份文件，发现了文件背后有黏贴的痕迹。于是他下令将原告带来，将文件放入一盆水中。原先黏在一起的书信自动分开了。诬告者承认了犯罪事实，被处以死刑。

几乎所有的审判都是在判案者和被告之间进行的。除了谋杀、抢劫、强奸和逃跑等案件，法律要求判官的判案分三天进行。第一天，判案者要查看犯罪嫌疑人的供词。第二天和第三天，他要根据供词审问嫌疑人。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要遵循五个传统的原则。判官要仔细阅读其供词，看有没有疑点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观察嫌疑犯的面部是否有发红的情况；观察其呼吸，看是否急促；检验嫌疑犯的眼睛，看其是否能看得见，还要检验其耳朵，看其听力是否正常。前三个原则是用来判断嫌疑人是否说谎，后两个原则是为了判断被告是否有接受审问的能力。

审问是案件审理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有时候什么结果也问不出来。武丞相遇刺4年后，李将军被部下暗杀。一位官员在整理其书信时发现了一个文件，文件上记录着他曾经赏赐16名部下，因为他们完成了暗杀吴宰相的任务。皇帝下令将这16个人带到都城，彻底地调查此事。虽然这些人都承认了犯罪事实，但是负责审判的官员发现他们的供词不一致。后来有一个嫌疑犯透露，原来王将军和李将军都曾经派人暗杀吴丞相。等他们到都城实施暗杀行动时，发现武丞相已经被王将军的人暗杀了。但是他们决定到李将军那里谎称是他们暗杀的，然后领取赏赐。虽然真正的凶手已经被处死了，皇帝还是下令将这16个人处死。

如果判案者将案件审理完毕，但是仍然存在疑点，被告不肯认罪，那么在上司或者同僚的支持，可以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要给被告定罪，必须得到其本人的承认。这不仅可以作为犯罪的证据，也可以表示其悔改之意。律法规定只能用棍棒行刑，而且数量也有严格的限制：最多只能打3次，而且总共不能超过200下。而且这3次行刑中间至少要隔20天。而且律法禁止对侏儒、哑巴、傻子、肢体残疾者、69以上和14岁以下的高官家属用刑。对于一般的罪犯，如果不承认犯罪事实，就会受到这种刑罚。如果打了以后承认罪行，就会判处相应的惩罚。如果打了200下仍然不愿承认，判案者只得将其释放。

在唐朝时，有一些酷吏并不遵守律法，他们用各种残酷的刑具折磨犯人。酷吏最横行的是武则天统治的时期。她任命了一群酷吏，在洛阳西南的城门口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监狱。这个监狱让洛阳的人民闻之色变，据说进去的人没有能够活着出来的。这座监狱中的酷吏使用各种手段严刑逼供，其中包括从精神上摧残犯人，比如说不给犯人进食、不让其睡觉、连夜审问、往牢房中扔粪便、将犯人关在地窖中等。如果犯人还不招供，他们就会使用更加残酷的方法。比如说将犯人倒挂起来，在其头上绑石头；往犯人耳朵里灌泥巴；用其头发将其悬挂起来；烧耳朵；往鼻孔里灌醋；往指甲缝里扎竹签等。酷吏索元礼还发明了一种铁箍，给犯人套在头上，在铁箍和头皮的空隙加木楔，用铁锤敲打。铁箍越收越紧，受刑者疼痛如刀劈，甚而至于头颅开裂脑浆溢出。

武则天手下的酷吏没有得到好下场。她手下有名的酷吏周兴被人告密，称其与邱神眅串通谋反，太后武则天便命令来俊臣审这个案子。一天，来俊臣请周兴到家里做客，他们一边议论一些案子，一边相对饮酒。来俊臣对周兴说：“有些囚犯再三审问都不肯承认罪行，有什么办法使他们招供呢？”周兴说：“这很容易！只要拿一个瓮，用炭火在周围烧，然后让囚犯进入瓮里去，什么罪他敢不认？”来俊臣就吩咐侍从找来一个瓮，按照周兴的办法用炭在周围烧着，于是来俊臣站起来对周兴说：“有人告密你谋反，太后命令我审问你请老兄自己钻进这个瓮里去吧！”周兴非常惊慌，当即磕头承认罪行。

犯罪嫌疑人被定罪以后，判官就要按照律法为其量刑。为了保证所有官员都能熟悉律法，皇帝下令将律法的条款刻在官府的墙上。这样官员即使是在休息时，也能够阅读其条款了。

刑罚

唐朝律法的第一章就规定了5种主要的刑罚。第一种是笞刑，指的是用竹板或荆条打人背部或臀部，分为10、20、30、40和50下这五种级别。判案者没有按照律法判案，打30下；发现没有举报或者没有协助扑灭，打20下；夜间非法进入他人房屋，打40下。律法还规定，豢养疯狗的人，以及饲养的牲畜用角抵伤、踢伤或者咬伤他人，打40下。而且还要分别将伤害他人的动物的角割去、将其腿打瘸、割去其耳朵。

公元630年，唐太宗在看一副人体解剖图时得知，人的内脏都在背部的皮肤之下。于是他为了减轻人民的疾苦，下令在实施笞刑只能打违法者的臀部和大腿。

第二种法定刑罚是杖刑，指的是用大荆条、大竹板或棍棒抽击人的背、臀或腿部。杖刑也分为5种，分别是60、70、80、90和100下。往城市、房屋和街道中射箭要处以杖刑60下；欠款价值约30厘米的布料，按照契约延迟还款100天的欠债者，杖击60下。如果行人挡住某人的道路，此人将挡道者的眼睛、鼻子等器官打伤，则判处杖击80下；在打架时扯掉对方的头发，面积超过约6平方厘米的，也要判处杖击80下；赌博判处杖击100下，如果赌资是食物或者酒，或者是在射箭比赛等体育项目中进行的活动不能算作赌博。

律法规定所有棍棒的长度不得超过一米（106.68厘米），并且要将棍棒上的节去掉。所有的棍棒长度相同，只是直径不同。笞的直径要小于杖。县令和管理市场的官员有权利对犯人实行这两种刑罚，而无需经过其上司的同意。

第三种法定刑罚是徒刑，按照服刑长度可分为1年、1年半、2年、2年半和3年这5种。毁坏他人坟墓、从高处窥视宫殿处以1年徒刑；私自佩戴盔甲和弓箭处以1年半徒刑；私自保存兵书判处2年徒刑；画师在皇室的游船上作画或者装饰时，技艺拙劣者，判处徒刑两年。用烟熏坟墓中的狐狸，不慎将棺材点着者被处以3年徒刑。在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中，狐狸是邪恶的动物。

在都城中，被判处徒刑的男性犯人要修建房屋，女性犯人要为朝廷缝制衣物。在州上，徒刑犯人要修建城墙、护城河、粮仓、库房，或者在官府中从事各种杂务。所有的徒刑犯都会受到严加看管，无法去其他的地方。律法规定刺史要对县令或者管理市场的官员判处的徒刑进行检查，看其是否公正。

第四种法定刑罚是流放，根据流放的距离可以分为3种：流放1065.6公里、1332.8公里和1600公里。有时候，被流放的犯人也要服劳役。写匿名举报信或者用假名字写举报信的人要被流放到离家1332.8公里以外的地方。偷盗弓箭和盔甲、或者娶异域女子的中国男性也会被流放到这么远的地方去。这里的异域主要是指天竺、波斯等国。公元680年，有一个人因为写了一本笑话书而被流放到了最遥远的地域。当时太子因为密谋造反被废，他的一位朋友进宫取一本借给他的笑话书。皇帝知道此事以后非常生气，下令将其朋友流放到了海南岛。公元8世纪早期，有一位将军的夫人去世了，留下了5个孩子。后来这位将军再婚了，但是新的夫人心肠歹毒，每天都要用鞭子打这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无法忍受这种痛苦，就到亲生母亲的坟前哭诉他们的遭遇。突然他们的母亲的魂魄显灵了，从坟墓中出现来安慰她的孩子们。她在丝绸手帕上写下一首诗，讲述了继母虐待孩子的事。然后让孩子们转交给将军。这位将军将妻子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上司，然后上司又将此事禀告给了皇帝。皇帝下令判处这位继母杖刑100下，然后发配到岭南。

岭南是当时最可怕的流放地，位于唐朝领土的最南端，包括现在的海南岛和越南北部。朝廷的法令中都称岭南为“那遥远而又险恶的地方”。虽然唐朝时在岭南定居的汉人并不少，但是当地的土著总是攻击汉人的聚居点。当地的气候极为炎热，还时常刮台风。当时的岭南，有毒的动植物很多。有一种鹰以毒蛇为食，因此本身也带有毒性。还有的植物也有毒性，食用以后会立刻丧命。当地的水果也不适合北方人的胃口。最危险的是该地区的瘴气，使许多北方人丧命。在潮湿的沼泽地，许多蚊子大量繁殖，传播疟疾等疾病。有一位唐朝诗人称，岭南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岭南使很多北方人望而生畏。曾经有一个人总是觉得某一天会被流放到岭南，一听到岭南城市的名称就受不了。每当看到唐朝南部的地图时，就吓得把眼睛闭上。后来他在京师当了大官，官府的墙上挂着一副地图，他害怕得连着几个星期都不敢看地图。最后他抬头一看，地图上画的是海南岛。公元805年，他恰恰被皇帝贬到了海南。在那里不久他就吓死了，年仅40多岁。

有些特殊的囚犯要用囚车送到流放地，比如说政治犯。囚车也许是从装虎、熊、豹等危险动物的笼子演变而来的。但是囚车和装野兽的笼子不同，其周围是木板，而不是铁栏杆。囚车上的木板由几层黏合在一起的，有的木板上还刷了漆，这样外面的人就无法辨认犯人的身份了，也不会有亲属或者仗义之人劫囚。从公元17世纪的一副插图上可以看见，囚车的上部有一个孔，这样犯人可以钻进去，其食物可以从孔中递进去，排泄物也可以从中取出来。在囚车中待着的犯人肯定不舒服，有的犯人还没运到流放地就死了。地方上的谋反者在被送到都城受刑时，有的也要用囚车运送。公元806年，有两个成都的谋反者，在囚车中待了37天才被送到都城。

流放的目的是为了让罪犯远离都城和朝廷，将其与亲人分离，背井离乡，同时也无法祭拜自己的祖先。在县令与管理市场的官员做出流放的判决以后，必须要由上一级的部门检查。

唐朝时最严重的刑罚自然是死刑，有绞刑和砍头两种方式。根据律法，有144种罪行要判处绞刑，89种罪行要判处砍头。所有死刑都要通过皇帝的审查。

刑罚为绞刑的罪行包括：向官府状告祖父母、父母；将他人拐卖为奴；任意挖掘坟墓、打开棺材等。在执行时，刽子手将绳索套在死刑犯的脖子上，然后两边各站一个人使劲旋转绳索，直到最后犯人窒息而死。在唐朝，上吊是自杀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死刑。

绞刑比砍头更慢，更加痛苦，但是许多罪犯还是更愿意选择死刑。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死以后，如果不能保留全尸，那么就是对祖宗的大不敬。唐代宗的行为也许是对这一思想的最佳诠释。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宦官李公公权倾朝野。唐代宗继位以后想要除掉他，收回权利，但是又不能公开这样做。因为他能够顺利继位，李公公是一大功臣。于是代宗暗中派人去暗杀他。杀手趁夜间溜进了李公公的房间，将其头砍了下来。离开以后，将他的头扔进了厕所。唐代宗对李公公的暗杀行为在当时是合乎道德的。在准备李公公的丧礼时，由于他的头找不到，就用木头雕刻了一个放在了棺材中。

在都城，执行死刑的刑场一般设在西市场。因为根据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刽子手中的金属刀具属于阴，而西方也属于阴。只有少数的情况下设立在东市场、驿站、马球场、宫殿等地方。几乎所有的处决都是当众进行的，目的是为了起到震慑的作用，但也可能有娱乐的性质在里面。血腥的场面可以给围观者带来刺激。死刑执行以后，死者的头被插在木杆或者矛上，而尸体则被扔在大街上。地方官员执行完死刑以后，要将犯人的头颅装在盒子里，送到都城去验证。

总体而言，死刑犯在临刑时是沉默的，但是有的案件存在冤屈，罪犯可能会哭诉。公元688年，太子门下的一位官员被自己的奴仆诬陷，以谋反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当他到达刑场时，大声叫骂武则天，并且当众揭发她不为人知的丑事。他看见围观的群众中有一个买柴火的人，便从那里取了一根木棍殴打刽子手，随后他被禁军当场打死。从这次事件以后，司法官员制作了木丸塞进受刑者的口中，以防止其愤怒谩骂和揭露危及权力者的秘密。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到公元705年。

在死刑方面，官员也享有某种特权。五品以上的官员犯了死罪，皇帝会赐其自尽，以取代砍头或者绞刑的痛苦。有的官员比较坦然地接受了这种“赏赐”，沐浴更衣，写完遗嘱以后就自尽了。还有的官员无法自己下手。公元777年，一位官员被囚禁在长安的监狱中，他请求狱卒帮他了结自己。这个狱卒就把自己的袜子脱了下来，塞进他的喉咙中，使其窒息而亡。如果皇帝没有赐自尽，那么官员们还享有另一种特权，是普通百姓不能享受的。那就是在官员临死前，给其提供饭菜和酒，为其送行，然后用囚车送去刑场。

因为谋反或者煽动谋反罪而判处死刑的人，其家人也要受到牵连，不管是否有罪，都要受到刑法。如果父亲79岁以下，儿子15岁以上，要被处于绞刑。15岁以下的儿子、母亲、妻妾、祖父母、孙子以及兄弟姐妹要充当奴隶。女性家属被送往充作女婢，男性家属要服劳役，叔舅姑婶等人要被流放到最远的地方。最后，官方要没收其奴隶、管家、田地、房屋和一切搬得动的财产。有时候皇帝还下令挖其祖坟，挫骨扬灰。

图二十九　绞刑

因为连坐而受牵连的人，有时候数量会很庞大。公元688年，因为一位皇子发动叛乱，反对武则天，这个案件牵扯的人仅在一个城区就达到了5000人。后来因为一位仁慈的官员的劝说，武则天才没有判处如此多的人。

公元747年，唐玄宗曾一度废除死刑，他认为死刑是一种残暴的、践踏生命的行为。他命令官吏用别的刑罚代替死刑。于是杖刑和流放岭南替代了死刑。但是一些官员并没有领会皇帝的本意，他们将犯人打死了。后来，公元759年，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死刑又得以恢复。

除了上述5种刑罚以外，还有其他的种类。损坏他人财物、在路上轧死轧伤牲畜和纵火者要照价赔偿他人的损失。违法程度较轻的官员，要判处离职一年；程度较重时，则要除去官衔6年。对官员的惩罚种类中，有的是律法以外的。比如说官府失火，官员要被扣除俸禄。因为政治原因，皇帝会将一些官员贬出都城。其实贬官也是一种流放，只不过官员仍然可以在官府中任职，因此要比一般的流放更加温和。有的官员遭贬以后打扮成女性，偷偷溜回都城，以寻求机会再次得到皇帝的恩宠。

在律法允许的绞刑和砍头以外，至少还有两种形式可以用来将犯人处死。使用杖刑将犯人，尤其是贪污犯打死，在整个唐朝都是较为普遍的。有时候皇帝也用这种方法处死犯人。公元716年春天，唐玄宗不私外戚，下令将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在殿堂中打死，原因是他的长安的街上打死了人。皇帝将其处死，是为了让百官知道他没有包庇亲属。另一种法律规定外的死刑是腰斩，使用的是铁騶（今铡刀）。被判处腰斩的一般是罪大恶极的犯人，会在腰部被砍成两段，然后因为失血过多而痛苦地死去。

宽仁

从现代的标准来看，唐朝的法律系统似乎是不讲人道，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但是也尤其宽仁的一面。根据个人的身份地位，所受的刑罚会按律减轻。除了“十恶”以及死罪以外，皇亲国戚、有突出的才能、德行或者成就的人所犯的罪行会降一等处罚。除非犯了死罪，68岁以上的老人、14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残疾人不用受任何刑罚。7岁以下的儿童和88岁以上的老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用受罚。而残疾人中也包括精神病患者。但是因为连坐而被处置的人不享有这些权利。上述人群还可以交赎金，以免受皮肉之苦。

普通的罪犯不享有以上权利，但是他们可以等待皇帝赦免的命令，届时他们的刑罚可以被赦免或者减刑。皇帝会赦免个人和群体，后者包括被迫降服叛军的官员、外国战俘，以及在军队服役的士兵等，或者是某一地区所有的罪犯。皇帝还会定期地位犯人减刑，将死刑减为流放、将流放减为徒刑。

最大的赦免令是皇帝颁发的大赦天下。每当皇帝举行祭祀仪式、封赐皇室头衔、立太子以及庆祝战争胜利时，都会颁布这种赦令。颁发大赦天下的命令时，皇帝要在清晨登上南面城门上的城楼。城楼下的街道上，百官身着官服，排列整齐，文官在左、武将在右。在官员的后面聚集着都城的百姓，他们的车、马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皇帝到达以后，司法官吏将1000多名带着刑具的罪犯从都城的监狱中押到城门前的广场上。鼓手看到罪犯入场，便开始敲鼓，一共要敲1000下。等罪犯都面对着皇帝站在预定的位置上，颁布赦令前的活动就要开始了。

在城门前，有人将一根高约20米的柱子竖立起来。竹子的顶部有一个小的平台，从平台的四周垂下紫色的绳子，一直拖到地面上。在平台上，安置着一只高约1.5米的金鸡雕像，雕像的头部是金质的，鸡嘴上固定着一个银色的字幅，在空中飘荡。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这个雕像上，只见宫廷教坊中的几个年轻男子，争先恐后地抓着紫色的绳子拼命地向上爬。最先到达平台上的男子取下银色字幅，自豪地回到地面上。得胜者的奖励是每个月多发约55升的谷物。

随后，一位官员走上前来，大声宣读赦免令，其大致内容敦煌文书P2696号《中和五年三月十四日车驾还京大赦制》残卷也有如下记载：“……当三春和煦之辰，值万物发生之际，顺仁以覆云，布惠泽以朕照苏，可大赦天下：自中和五年三月十四日昧爽以前，应天下大辟罪已下，以发觉、未发觉，以结正、未结正，罪无轻重，常赦的不原者，咸赦除之。官员话音刚落，狱卒们就将囚犯身上的刑具打开，将其释放了。州郡的长官也会宣读赦免令，然后将监狱中的犯人释放，只是之前没有爬杆的活动。”

理论上，所有的犯人都会被释放。整个国家的监狱里会空空荡荡，没有一个犯人。不管是杀人犯还是小偷，所有罪行都可以赦免。在赦免令宣读之前犯下的罪，不管是否已经审判，甚至官府还未察觉，都可以被赦免。按照规定，罪行还未被发觉的罪犯如果想被赦免，有100天的期限来向官府自首。

但事实上，赦免天下的命令通常会排除违法“十恶”的罪犯和政治犯。有时候杀人犯、流刑犯、贪污犯和抢劫犯等犯人不会受到赦免。而且律法中的一些条款也对大赦进行了约束。因巫蛊之术而被判刑的犯人不能完全被赦免，只能从死刑减为流刑。唐朝的大赦虽然平均每22个月颁布一次，但是分布并不均匀。有的皇帝一年颁布3次，而有的10年都不颁布一次。想要让自己的刑罚全部赦免，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愿。

大部分轻犯和非政治犯可以通过赦免令减轻自己的刑罚。在唐朝，徒刑犯和流刑犯的刑期是最长的，因此也是最受大赦的恩惠的。唐朝的赦免令所呈现出的仁慈要比现代多。

复仇

当司法不公、贵族和官员滥用权力、执法不严、罪犯逍遥法外时，就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有的受害者或其亲属在遭受不公正待遇，寻求官府解决但仍无结果时，有的就会通过个人复仇。公元7世纪早期，一位姓王的村名与同村姓李的人发生了争执厮打。在打架的过程中，李氏将王氏打死了。王氏的妻子报告给官府，但是因为李氏已经逃离，无法抓获，因此此案不了了之。20年后唐朝建立了，李氏觉得新任的官员不会处理前朝发生的案件，于是返回了村子。而且他觉得王氏死时，他的儿子才5岁，不会对他怎么样。于是他到官府自首，结果在路上被仇人的儿子杀死了。王氏的儿子从袖子中掏出一把刀，将李氏捅死，剖开其腹部，将心和肺掏出来吃掉，然后他去官府自首了。官员将王氏之子判处死刑，但是皇帝认为他孝心可嘉，于是免除了死刑。为父报仇雪恨在古代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并非所有这样的孝子都可以免除死刑。公元735年，一位刺史被判处死刑，他的儿子将负责审判的官员杀死了。皇帝并没有免除他们的死罪，判处了他们死刑。唐朝时还有一些侠客，专门为人打抱不平。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伸张正义。

第十章　医学与健康

疾病

公元7世纪早期，有一个姓魏的富人，他的母亲突然双目失明。算命先生告诉他：“明年的3月1日会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从东面来，他会治好你母亲的眼睛。”到了那一天，果然有一个陌生人穿着黑色的粗布短上衣来到他家门前。魏氏兴奋地将其请进来，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来客。黑衣人说：“在下并不懂医术，只会做犁，我来给你做一个吧。”然后他拿着一个斧头在院子里四处转悠，寻找合适的木材做犁。他挑中了水井旁边的一棵的桑树，砍下一根弯曲的树枝。就在这时，魏氏的母亲的眼睛复明了。也许她的眼睛失明和水井上方桑树的枝叶有某种联系。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疾病是由于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或者两者的联合造成的。而且疾病的产生也是由内因、外因，或者是因为过度地做某一件事造成的。宗教和民间传说让人们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使得人们生病。通过观察周围环境和人体，人们还发现疾病的产生也是由自然造成的。在上述故事中，疾病的产生似乎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超自然的原因。造成疾病的超自然力量包括神仙、妖魔鬼怪和巫术。

神仙

有一个姓王的商人，家财万贯，膝下有一女，年龄大概有十三四岁。他的女儿又聪明又漂亮，只是两个鼻孔下面垂着两三厘米长的息肉（肿起的组织），形状如同皂荚。只要一呼吸，就会感到心脏和脊髓处疼痛难忍。她的父亲为了治好她的病，花了不少钱，但是始终不见病情好转。

有一天，一位天竺的僧侣到他家门前乞讨。他对王氏说：“我知道你女儿得了一种怪病，贫僧可以治好。不知可否一试？”王氏立刻将这位僧侣请入家中。只见他拿出一包白色的草药粉末，吹入他女儿的鼻孔中。不久，他就将息肉拔除了。鼻孔中流出了一点儿黄色的液体，但是他的女儿并没有感到特别的疼痛。王氏看到病治好了，准备赠送给这位僧侣黄金百两，但是被对方拒绝了，并说道：“我是一个出家人，不能接受你的厚礼。我只想把这两个息肉拿走。”随后，这位僧侣就离去了，速度之快仿佛是飞走的一样。

这位僧侣刚走不久，又有一位骑着白马的英俊男子来到王氏的门前。他问是否看到一个来自西方的僧侣。王氏将这位男子请入家中，详细地告诉了他与那位僧侣见面的情形。那位男子失望地说：“我的马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不然就可以遇到那位僧侣了。”王氏就问他为什么要见那位僧侣。他说：“玉皇大帝丢失了两个御医，最近才得知他们变成了息肉藏在你女儿的鼻孔中。我是天上的神仙，特地奉旨到凡间捉拿这两位御医，没想到那位僧侣先来了一步，看来我这次要受罚了。”

造成疾病的神仙不一定是外部的。道教认为人体中有三尸，亦称三虫，其中上尸居脑宫，中尸居明堂（即胸部），下尸居腹胃，三尸常居在人体，将人犯的错误都写下来，每隔六十天，就要在夜间到达天庭，向天神报告。然后天神会根据人们的罪行以疾病的形式加以惩罚。这三个尸神回到人体内，就会带去相应的疾病。上尸会造成头痛、眼花、耳聋、掉牙等疾病；中尸会造成心痛、思维混乱、健忘等症状；而下尸可以造成几百种疾病。为了避免疾病的发生，可以在三位神仙登天的当晚不睡觉。吞服朱砂和神奇的蘑菇，也可以将这三位神仙摧毁。佛教也认为做坏事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病由心生。但是他们认为此生得的疾病，可能是在偿还前世造的孽。因此有的婴儿生下来就先天畸形，还有的人行为正直，没有犯错，却遭受了许多不幸。

妖魔鬼怪

有一天早上，一位姓周的官员去皇宫处理事务。在宫中，御医看见一只鬼怪抓着周大人的头往一个门里拖拽，后面还跟着两只小鬼，手里拿着棍棒。这位医生将此事报告给了武则天，她立刻派随从去调查此事。这位随从回来报告说，周大人早上没什么事，已经吃完午饭回屋休息了。下午时分，周大人去上厕所，他身边的奴仆等了很久不见其出来，就去看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一看不要紧，只见周大人直挺挺地躺在厕所外面的房间中，双目圆睁，望着上方。他无法说话，而且口吐白沫。武则天便询问御医周大人的情况，她问道：“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御医回答说：“如果病情发展地慢，周大人还能活3天，如果快的话，活不过今日。”于是武则天安排了轿子和缎面的被子，送周大人回府。他果然在半夜时分去世。

中国最早代表疾病的汉字描述的是一个人躺在床上，身上中了箭。在公元前2000年，古代的人们显然认为疾病的产生与被武器所伤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造成疾病的原因，但是唐朝的人似乎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时有一个人姓洪，自称可以看见鬼魂，而且可以和它们对话。他在南方的时候，曾看见一只手持长矛的大鬼，后面跟着一群小鬼。洪氏看见后吓得赶忙离开了道路。等到大鬼经过以后，他抓住一只小鬼，问它那只大鬼手中拿着的长矛是干什么用的。小鬼回答道：“这个长矛是用来杀人的。往人的腹部上一戳，人就死了。”洪氏又问：“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人救活吗？”小鬼说：“将黑鸡的血涂抹在伤口上，人就活过来了。”洪氏最后问道；“你们要去哪里？”小鬼说：“去荆州和扬州。”不久之后，腹痛这种疾病就开始在这两个地区蔓延。洪氏教了人们将黑色鸡的血涂抹在伤口上，结果按照这个方法做的人十有八九都活了下来，其余的人都死了。

图三十三尸

鬼怪也可能治病救人。根据古代传说，曾经有一个人姓刘，他的妻子生了大病。一天晚上刘氏睡觉前，有一个一米多高的白发老妪从黑暗中走到他家的灯笼下。她对刘氏说：“只有我能治好你妻子的病，你怎么不向我祭拜呢？”刘氏向来不信鬼神，于是对这位老妪言语不敬。只见她紧握双拳，气愤地说：“真是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死不悔改！”然后消失了。就在此时，刘氏的妻子心痛难忍，马上就要死了。刘氏别无选择，只好跪在地上求那位老妪赶快回来。不一会儿，那位老妪又出现了，刘氏赶紧请她坐下。这位老妪问刘氏要一杯茶。随后，她面对着太阳的方向，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把头扭了过来，叫刘氏把茶喂给他的妻子喝。刘氏妻子刚一喝下这杯茶，病痛就消失了。从那以后，这位老妪经常到刘氏的家中，他们也并不害怕她。

恶魔

道教认为世界上到处都隐藏着杀人的恶魔，它们通过传播疾病来害人。这些恶魔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的恶魔长着两三个甚至十几个头、三条腿、竖着长的眼睛，还有的恶魔长着三张脸，却只有一只眼睛。它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将人杀死。在草地里藏着恶魔，人们挖野菜的时候可能被毒死；河水中也有恶魔，高约一米，会将人们拉入水中杀死；有女恶魔会在春天时杀死男孩，秋天时杀死女孩，冬天时杀死年轻人，夏天时杀死老人；还有白发黑脸的恶魔，高约9米，会传播90种疾病；高约10米的黑脚巨怪可以变成鸟，落在人们的房屋上，给人们带去严重的疾病。这些恶魔通常会在手中拿着一个红色的长矛攻击人类，将其打死。它们只杀死那些不相信道教、中伤诋毁道教教义的人。佛教中也有一种会飞恶魔，叫做夜叉，是从天竺传入中国的。它会食人肉，并且给人类带来各种痛苦。

巫术

曾经有一个苏夫人，她的丈夫姓李。他对自己的一个奴婢的喜爱超过了苏夫人。这个奴婢心肠歹毒，想要害死苏夫人成为正室，于是找巫师对苏夫人施妖术。这位巫师将一个辟邪物埋在了一堆马粪中，然后仿照孙夫人雕刻了7个长约30厘米的人偶，穿上五彩的衣服，在房屋东墙处挖了一个坑，将人偶埋了进去。过了一段时间，李氏和这位奴婢相继死去，只剩下孙夫人住在房屋中。这时人偶都出现了，这所房子中时常闹鬼。苏夫人请来方士驱魔除妖，但是持续了一年也不见效果。这位方士并没有放弃，终于有一天捉住了一只鬼。这只鬼在方士的手中尖叫，用剑将其砍死后，它的血喷出来，落到了地上。然后方士点了一堆柴火将鬼烧死了。这时候，其他的鬼出现了，为这只鬼哭泣。它们有的站在地上，有的在空中飞着。半年后，这个方士将其他所有的鬼都抓住了，只剩下最后一只。这最后一只鬼藏到了马粪堆中。于是苏夫人雇了100多人挖粪堆，他们挖到两米多深时，将那个辟邪物挖了出来。它为苏夫人和方士提供了最后一只鬼的藏身之所。将所有鬼都祛除以后，孙夫人的病好了，此类事情也再没有发生过。

自然原因

有的人认为疾病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得病，自然因素是疾病发生的原因，而非妖魔鬼怪。他们认为身体内储存着精、气、神，要想身体健康，就必须保养好这些生命元素。如果一个人生活方式有节制，并且采取一定的方法来保护好精、气、神，那么他的皮肤就会变成无坚不摧的屏障，其内部的精华不会放出，外部的疾病也不会入侵。他们还认为只要遵循一定的法则，每个人都能活到120岁。反之人们就会衰老、生病，活不到120岁就去世了。

自然原因引发疾病的倡导者认为，要想养生和延年益寿，至少要保护好三样东西。最重要的是气，这是人体内的一种元素。最初，气指的是从锅里冒出的水蒸气，后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它拥有了重要的意义。气表现在人体内，有气息和能量的含义。气息是人生下来就开始拥有的，而人死以后也就没有了气息。在生命过程中，气在人体内循环，只有气息畅通了，才可能有健康的身体。气还表现为阴阳，以及五行（金木水火土）。第二个对身体健康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唾液，在道教中被称为玉液。唾液可以滋润内脏、躯干和四肢，让气和血液在身体的各个通道内循环。因此人最好不要吐唾沫，以免减少其数量。最后一种因素是血液和精液，血液在血管中循环，自然要加以保护，免得造成死亡。而精液是有营养的，尤其对大脑保持活力起着积极的作用。在理想状态下，真正想要延长寿命的人不应该排出精液。

如果这三种因素亏虚或者受阻，那么就会产生疾病。气血等亏虚本身就是一种病，是由过度地做某件事引起的。比如说从事体力劳动过多会造成大量地排汗，消耗体内的阳气，使得阴气更多。还会造成使人体的七窍受阻，使得体液无法顺利排出。另外，长时间的读书或者过度沉思会造成大脑混乱、引发肿瘤，并且使人精神忧郁。长此以往会使人精神失常、寿命缩短。长时间的下棋、赌博，以及房事过频可能导致失明。唐朝时有人在书中建议39岁以上的人在没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时，应当闭上眼睛保护视力。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过度则会引起亏虚和疾病在人的情绪方面也有所体现。医学权威认为强烈的情感，一共有5种，是引起疾病的根源。他们将这5种情绪可能会导致的症状作了分类。

1.喜：心跳加速；失眠；思维混乱。

2.怒：脸红；胸闷；忧郁症；头痛；眩晕；昏迷。

3.悲：食欲不振；憔悴；身体虚弱；精神不安；气短。

4.思：食欲不振；厌食；消化不良；肠胃气胀；腹泻。

5.恐：脾气暴躁；小便失禁；夜间遗精。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纵欲也会造成精气亏虚，从而引起疾病。显然，心平气和是养生的基础，可以增强人体对外界的抵抗力。

当精气亏虚和阴阳失衡造成人体虚弱，抵抗力下降时，外界的力量就会进攻、破坏人体。中医根据气候、季节和地理的不同，列举出6种会给人体带来疾病的外部因素，它们会造成阴阳失衡。

1.风（造成阳盛阴衰）：眩晕；昏迷；痉挛；颤抖；麻痹。

2.寒（造成阴盛阳衰）：寒冷；头痛；全身疼痛（尤其是北方的冬天）。

3.暑（造成阳盛阴衰）：发烧；干渴；流汗（尤其是南方的夏天）。

4.湿（造成阴盛阳衰）：肿胀；疲乏；四肢沉重；关节痛（东部的春天）。

5.燥（造成阳盛阴衰）：喉咙干渴或者疼痛；皮肤干燥；咳嗽；便秘（西部的夏天）。

6.火（造成阳盛阴衰）：脸红；眼球充血；炎症。

除了这些因素，在夏天受寒、秋季多雨等也会使身体虚弱者生病。同样没有吃应季的食物，或者在夏天时穿厚重的衣服也会造成疾病。

这种精气亏虚和阴阳失衡的概念有其局限性。即使一个人生活有节制，并且采取措施加强自身抵抗力，还是会生病。而且中医理论中也认为还有别的原因会造成疾病，不管病人得病前身体状况是否良好。寄生虫就是这种病理之一。

中国封建时期，人们还不知道有细菌或者病毒的存在。那时也没有可以观察到这些物质的显微镜。但是人们对人体内的寄生虫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所认识的寄生虫里有一些是超自然或者说是想象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自然中存在的。道教认为人身体内有9种寄生虫：一曰伏虫，长四分。二曰蛔虫，长一尺。三曰白虫，长一寸。四曰肉虫，状如烂杏。五曰肺虫，状如蚕。六曰胃虫，状如虾蟆。七曰弱虫，状如瓜瓣。八曰赤虫，状如生肉。九曰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状。

这九种寄生虫中只有三种是可以在人体中找到原型的，分别是蛔虫、白虫和肉虫。人们最熟悉是前两种，实际上就是现在人们所认识的蛔虫和蛲虫。成书于唐朝的《太上除三尸九虫养生经》中详细地描述了九虫，并且给出了图像。

图三十一　九虫

还有一种寄生虫藏在人的牙齿中，会造成牙疼。为了祛除这种寄生虫，唐朝的医生将天仙子、韭菜或者洋葱的种子放入瓶中，在将烧红的铜币放进去。等到种子冒烟时，他们立刻用竹管收集这些烟，然后吹入病人的口中，可以起到镇痛的作用。

医生与保健

在唐朝时有几种治病者。最古老的是巫医，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从远古时期开始，他们就使用秘术驱魔除妖。他们的魔法据说不但能治病，还能呼风唤雨，驱除宫殿中的邪气、蟒蛇等危险因素。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在甲骨文上辨认出了表示巫医的字，是一个在身上戴着羽毛等饰物的人舞蹈的情形。舞蹈是巫医做法时必不可少的元素，也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让自己进入状态。

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于公元前600年时出现。他们与之前的巫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疾病是由于自然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受到妖魔鬼怪的影响。在治病时，他们不会使用法术或者某种仪式。在唐朝时，医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的，另一种是私人的。

在唐代，太常寺主管的太医署除了掌管全国的医疗工作之外，也更多地充当了培养医学人才的角色，有太医署令2人，从七品下，太医丞2人，医监4人，同为从八品下、医正8人，从九品下。公元624年成立的太医署设有医、药两个部分，并附设药园。医学部分又分为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及咒禁，而以医科的规模为最大。医科下面分为四科，不同的学科都规定了学习期限，如体疗科（相当于内科）的学制为七年、疮肿科（相当于外科）、少小科（相当于儿科）学制为五年，耳目口齿科（相当于五官科）学制为四年，角法科（相当于外治法）学制为三年。学生分为五组，每组专攻一个方向。11名学生属于体疗科；3名学生属于疮肿科；3名学生学习少小科；2名学生学习治疗耳目口齿方面的疾病；还有一名学生学习角法科。第二个科为针灸，博士会教授气的通道、动脉、身体的经脉和孔穴。学生要学习三本书，接受8次考试。第三科为按摩，有15名学生。他们要学习道教的养生之术，其中包括将自我按摩和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导引、武术、体操等动功之法。根据当时的医学水平，人们认为这种运动可以通过清除内脏中淤积的多余的气，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比如说人们认为引导可以治疗8种疾病。第四科为咒禁，先生要教授幻术、宇步和手势，相当于手势瑜伽等。

太医院会将每个医生治好病的次数记录下来，这些数字代表了他们的能力。治好病的次数越多，就越可能得到升职。太医署内的主药、药童则负责药材方面事宜；唐朝时，长安城内还建有药园，种植草药，面积达到约17万平方米，并且是最肥沃的土地。官方承认的药材共有656种，其中包括动物类药材和矿物质。药材不仅来自于都城，州郡也会进贡药材，最优质的会分配到太医院。

在唐朝初期，皇帝对子民的健康相当关注。公元629年，武则天在所有的州建立了医学院。公元723年，这个系统瓦解了，底层的人民生病以后大多无处治病。因此，唐玄宗在每个州重新设立医疗机构，并且命令各地方官员保存官方认定的统一的药方书籍。公元739年，他下令人口超过10万户的州的刺史要在医学院中吸收培养20名医生，而人口不足10万户的培养12名医生。唐玄宗还下令这些医学院的学生每年要在当地巡回治病。同时，唐玄宗还在州上设置了相当于副教授的职位，让其负责对学生的考试监督，教授其巡回看病和治疗疾病的方法。这个系统在“安史之乱”以后遭到破坏。公元796年，唐德宗下令各州刺史挑选最优秀的医生，担任相当于地方医学教授的职位。但是在这项命令中并没有提及挑选人才，担任副教授一职。

唐朝早期医学考试的方式还不为人知，但是人们知道在公元759年，医学考试内容包括药物、号脉、治疗发烧等各种疾病的方法。10道题中答对7道为及格分数。及格的人可以进入官方医疗系统，而没有及格的人只能回家。

唐玄宗为了给人民提供准确的治病方法，于公元723年在全国范围内发放《广济方》，一共五章，据说为玄宗亲自编写的。公元746年，他命令各州县的高级官员选择书中最实用的药方，抄写在大板上，然后竖立在乡村和城市中人口集中的地方，这样人们就可以知晓这些药方了。唐玄宗还派专人去检查地方官员有没有严格执行他的命令。公元796年，又有一位皇帝编撰了类似的书，同样也有五章。

公元7世纪，在一些著名的医书中还有一些对医生职业道德的要求。比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认为一名好的医生首先要有同情心，他在文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第二，医生应当一心一意地为病患服务。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天气是寒冷还是炎热，道路通畅与否，也不管自己是否饥饿、口渴或者疲倦，只要病患需要，都应当去治病救人。第三，医生应当有“大医之体”，要“望之俨然”，不可以说笑、传闲话、炫耀自己的名誉，更不能贬低其他医生。第四，医生不能置病患于不顾，只求追逐利益。第五，医生要学识渊博，不但要掌握医学知识，还要学习儒家思想、历史哲学方面的知识。第六，医生在作判断时，一定要精准。

道教在医学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预防疾病的方面。公元300～700年，道教徒在编写药学书籍和收集药方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道教关于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包括按摩、运气、意念养生和禹步等。这些养生方法都列入了官方的太医署的教学课程中。意念养生包括许多种类，修炼者可以进入沉思状态，想象掌管各个器官的神仙，将其安置在对应的位置上，然后封闭身体，不要让体内的精气流失，让气在体内运转。禹步是一种舞蹈，可以排除体内导致疾病的恶魔和污秽之气。有些道教的医术与巫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他们最主要的贡献是调息、按摩、导引、饮食调节和房中之术等养生方法。

唐朝时，佛教的僧侣并没有起到医生的作用，但是他们也为病患做出了贡献。由于佛教以慈悲为怀，他们开办了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为病患提供药物和治疗，同时他们也救济那些孤儿、老人和穷人。他们使用寺院中的各种收入来帮助他人。公元8世纪早期，武则天曾经任命世俗的官员去管理这些慈善机构，但是这些官员利用职位之便，中饱私囊。而且在他们的管理下，悲田坊变成了不法之徒的避难所。后来，唐玄宗时期的一位官员的建议将这个机构撤除，重新交由僧侣管理。但是唐玄宗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于是朝廷的官员继续管理着悲田坊。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禁止佛教，拆毁天下寺院4600余所及私造庙宇41余所，使全国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这使得悲田坊失去了经济来源和人员。宰相李德裕担心穷人和病人失去依靠，于是向皇帝禀奏：“今缘诸道僧尼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致困穷，臣等商量，将出自佛教语‘悲田坊’改名为‘养病坊’。祈两京量给寺田十顷，大州镇给田七顷，其他诸州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取利，最为稔便”。自此，京中与各诸州一律拨给寺田5～10顷，其租金收入用于慈善事业，并且任命德高望重、诚实可靠之人管理。自此，养病坊成为了官方管理的慈善机构。

图三十二　道教禹步

在僧侣中也有擅长医术者。曾经有一个僧侣，丹阳沙门释智岩，先在白马寺，后往石头城（甘肃武威东），住入疠人坊（专门收治麻风病人），为病人说佛法，还为病人洗涤脓血、喂饭、送药等，于公元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卒于该“疠人坊”。他的行为是由同情心使然，同时也向病人宣扬了佛教慈悲为怀的宗旨。他的行为是由同情心使然，同时也向病人宣扬了佛教慈悲为怀的宗旨。

在唐朝文学中，还有一些关于医术的有趣故事。传说在姑苏城的文山寺中有一个年轻人姓杨，年龄大概19岁。他为文山寺打工。有一天他做了一个白日梦，梦中一位道教的仙人对他说：“我的庙宇年久失修，如果你答应替我修葺，那么我就让你有治愈百病的神力。”杨氏醒来后非常高兴，出去试了一下自己的神力，发现果然没有什么病是他治不好的。一个村长的背上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突起物，杨氏用刀子把这个突起物割掉了，结果不出几天，这位村长就痊愈了。杨氏的医术使他日进斗金，不久就攒够了钱给那位神仙修葺了庙宇。但是等庙宇维修好以后，杨氏的神力也渐渐消失了。

在古代还有一些江湖术士，使用骗局来敛财。公元7世纪时，有一个姓刘的人制作了一个金色的龙头，在其口中放置了一截装着蜂蜜水的羊肠。他将龙头藏在袖子里，每当招来一群人围观时，就将龙头拿出来，然后对围观者说：“神龙吐水，百病全消啊！”有人要试一试的时候，他就会扭袖子中的羊肠，于是蜂蜜水就流了出来。在尝试的人里面还有几个是他的同伙，他们喝完以后就假装自己的病治好了。后来杨氏的骗局被揭穿了，为了躲避官府的抓捕，他四处躲藏。但最终他还是被官府抓住了，和十几个同伙一起被斩首于集市中。

治疗

中医在选择治疗方法之前，要用“望、闻、问、切”这四个方法进行诊断。首先，要观察病患的面部、舌、唇、齿，看有没有病状。除了要看溃疡、肿瘤、皮疹和肿块等明显的病状以外，还要观察面部有没有不正常的颜色，因为这可能是内脏出问题造成的。比如说脸色发青可能是肝脏有问题，发红则可能是心脏有了问题。中医还可以要观察病人的表情来推断其病痛的程度。公元7世纪早期，有一位大臣得了重病，身体肿胀，皇帝传了太医为其诊治。御医将这位大臣检查了一遍，然后说他会在11天后的中午去世。到了那一天，这位大臣果然死了。有时候诊断会变成预断。

其次，要利用嗅觉和听觉检查病人。中医会听病人的呼吸和声音，他们尤其对咳嗽和呼哧呼哧的呼吸声感兴趣，因为这是肺病的症状。声音虚弱表示病人身体虚弱，说胡话表示其神志不清。根据病人的体味、口气和粪便的臭味也可以诊断出一些疾病。有一些非医学人士用了极端的方式来辨别他人是否有疾病。公元692年，御史大夫魏元忠卧病在床，郭霸便前去看望。为了帮助上司确认他的病情是否严重，他提出要尝一下其大便。尝完大便以后，他说：“如果你的大便是甜的，那可能就说明病没法治愈了，但是您的大便是苦的，所以您的病情一定好转的。”

再其次，中医会询问病人的症状。除了询问他的病痛以及其他问题，还会问病人做了什么梦，因为这可能会反映出他的内脏的一些状况。如果体内阴气重，病人可能会做关于过河的噩梦。相反，如果阳气中，就会梦见大火灾。

最后，要给病人诊脉，这种触诊的形式要比西方复杂得多。医生用三根手指按住病人双手腕部上的寸、关、尺三个点，根据脉搏跳动的速度与强弱等来判定判断病人内脏的健康状况、确定疾病的种类，以及判断疾病是否严重。医学权威认为诊脉是最重要的一种诊断疾病的方法。望、闻、问这三种都没有它重要。

传说有一位姓王的道士，非常擅长于诊脉。他可以通过诊脉判定一个人死亡的时间及其寿命。有一次，一位大臣的儿子突然生病了，便差人去请王道士前来看病。他用了很长时间来诊脉，最终判定他的儿子没有大碍，给他煮了一些药以后，服下就好了。这位大臣问他的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王道士说他是因为吃了一种没有鳃的鲤鱼造成的食物中毒。这位大臣不相信，就下令让仆人煮食没有鳃的鲤鱼，果然他们都生病了。

唐朝的医生可以有多种方法来治病，除了一种方法是随着佛教从天竺传入的以外，其余的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发明的。

针刺疗法

根据针刺疗法理论，人体内包含着一个网状的、肉眼看不见的通道形成的系统，就如同动脉和神经系统一样，可以使气在全身运转。这个系统由12个主要的通道组成，分别从四肢通向心脏或者大脑。在主要的通道之间还有较小的分支将其连接。在通道上，有小的穴位调节气的运转。最初医学上认为人体有365个穴位，到唐朝时增至670个。

针刺疗法主要的疗效在于让气在人体的管道内保持通畅。如果气在人体内无法通畅地运转，就会产生疾病。而如果气息没有了，人就会死亡。外界的环境因素，比如说寒气进入通道，阻碍其气的流动，甚至让气无法通行，人就会生病。这会使系统失衡，有的部位的气过多，而有的部位气不足。医生通过针刺穴位，从而达到让气通畅，使这个系统正常运作。唐朝时主要有以下九种针：

图三十三　针灸

中医在刺针前要先用在火上烤一下，一般是在烛火上烤，这样不会在针上留下黑色的痕迹，也可以起到杀菌和预防感染的作用。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针刺疗法有多种疗效，包括治疗疾病和残疾、止痛、缓解疾病以及让病人放松心情。以下是唐朝时中医认为的针刺疗法可以治愈的疾病（星号代表现代中医仍在使用针刺疗法治疗的疾病）：

1.*疟疾、*癫痫、*中风、*结核病、*瘫痪、淋病、失明、脚气、*精神病。

2.*近视、青光眼、*耳聋、失去嗅觉、声音、味觉、*食物不振。

3.*心痛、*牙痛、*肩痛、*背痛、*膝盖痛。

4.*眩晕、*恶心、*发烧、*咳嗽、哮喘、*气短。

5.*黄疸病、腹泻、便秘、小便困难、肠道不适。

6.*抑郁、压抑、心烦、过分悲伤、恐惧、狂怒、大笑不止。

7.*胳膊无法抬升、痉挛、*肌肉抽筋。

8.*痔疮、*甲状腺肿、肿瘤、痈、肿胀、疝。

9.*阳痿、女子不孕。

10.*遗精、尿床、流鼻涕、吐血、*呕吐。

11.中毒、失眠、*消化不良。

12.打哈欠、*打嗝、肠胃气胀、口臭、重伤而亡、多梦。

这只是唐朝时中医认为针刺疗法可以治疗的疾病中的一小部分。在古代中国，针刺疗法是一种主要的治疗方法，其重要性仅次于药物疗法。

古代的一些医书夸大了针刺疗法的疗效。传说唐太宗的皇后在临盆时，孩子好几天都生不下来。皇帝传来了御医，他诊脉后说：“婴儿用手抓住了母体的心脏，因此无法出生。”唐太宗便问是否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御医说要保母亲，儿子就不能活，要保儿子母亲就不能活。唐太宗选择保儿子，因为他将延续皇家血脉。于是御医用针刺入皇后的心脏，刺到了婴儿的手。这个方法让皇后丧了命，但是婴儿，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出生了。据说他生下来时左手上有一个伤口。这个故事完全是杜撰的，因为唐高宗生于公元628年，而他的母亲长孙皇后是公元638年去世的。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用针深深地刺入身体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有医书提醒人们，如果针穿刺病人的心脏，那么病人会在一天之内死亡；如果穿刺膀胱，病人会在一天半内死亡；如果穿刺肺部或者肾脏，则会在3天内死亡；刺穿肝脏会在5天内死亡；而穿刺脾脏，病人会在15天内死亡。如果医生不慎刺入脚踝或者腹股沟处较大的血管，那么病人也会丧命。如果针刺的血管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后果就不会这么严重。在刺膝盖骨时，如果方法不当，使得有液体流出，就会导致瘸腿的后果。在用针刺舌头时，如果医生不慎刺得太深，扎破血管，病人可能会失声。如果针刺入了脊椎中的骨髓处，病人可能会变成驼背。

针刺疗法还可以用来清除淤血。公元683年，唐高宗重病缠身，也许患了中风。他经常头晕目眩，而且目不能视。他下令让一位姓秦的御医前来诊治。检查完以后，御医说如果皇帝允许他在其头上用针刺的话就可以治好。坐在垂帘后的武则天听到以后非常生气，她说：“你竟然想要从皇帝头上刺针，我看你是不想要自己的脑袋了！”御医连忙叩头求饶。此时唐高宗表示愿意一试，于是御医用针刺高宗后脑勺的两个穴位。然后高宗说：“我的眼睛好像能看见了。”武则天说道：“这真是上苍垂怜呀。”然后她给这位御医赏赐了彩绸百匹，其实武则天对这种疗法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如果针在头部的脑户这个穴位扎得太深地话，会立刻让人丧命。用针刺这个穴位的时候，有可能会刺穿大脑。

灸法

灸法是把艾绒捏成圆锥状，并将其点燃，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以达到治愈疾病目的的疗法。艾绒是一种有强烈芬芳气味的草药。被熏灼的点不可以超过7.62毫米，在用这种方法缓解疼痛时，医生会不停地反复熏灼，直到病人的疼痛消失。整个过程中可能会用掉50、100个甚至更多的锥形艾绒。灸法通常在针刺疗法之后使用，以加强疗效。中医认为灸法可以让气在全身流动，而且还有实际的治疗作用。用艾绒熏灼脓肿和痈，可以让脓流出；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处理蛇咬的伤口。用艾绒熏灼蛇咬的伤口时，如果动作快可以救命，否则伤者会立刻毙命。

图三十四　针灸穴位图

熏灼留下的痕迹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如果没有消失，可以燃烧牛粪，将其灰烬涂在痕迹上就可以将其去除。和针刺疗法一样，灸法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病人的发际处熏艾，可能会造成其双目失明。如果在膝盖背面熏艾时，方法不当，可能会造成四肢关节受伤，从而造成行为不便。如果在脚上的一个穴位处熏艾，可能会让病人失去声音。

按摩和锻炼

唐朝至少是有两种按摩方法：一种是从天竺传入的；另一种是中国本土的。第二种按摩方式是由道教发明的，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按摩法术是以老子的名字命名的，叫做老子按摩法。按摩和运动有着类似的功效，都是为了舒经活络，使气在体内通畅地流动。只不过运动是个人行为，按摩通常需要别人来为自己完成。道教中有一种运动叫做引导，包括伸展腿部等一系列动作，通常在室内进行。该运动有坐着、站着和卧着3种形式，其中坐着的动作最多。练习者可以坐在垫子或者凳子上锻炼。引导和控制呼吸的练习都是养生的方式，并且两者通常在一起练习。每天练习可以预防疾病、延年益寿。作为一种疗法，引导可以治疗耳聋、肌肉紧张、背部疼痛、消化道疾病、风湿病、眩晕、瘫痪和癫痫发作。

图三十五　道教导引养生动作

药物

在古代，最普遍的治病方法毫无疑问是服用药物。公元657年，唐朝政府组织苏敬等20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药典。在编纂的过程中，皇帝下令地方政府敬献该地区有价值的草药的图画，作为药典中的插图。该书载药833种，但是有175种并没有药用价值。该书可分为8个部分，分别是：

1.玉石、矿物质、金属，还有东墙上的土和房梁上的灰（83种）。

2.植物，还有旧草鞋的鞋底、木履鞋带上的灰尘（256种）。

3.树木、灌木，其中包括竹子（100种）。

4.动物和鸟类，还包括人（56种）。

5.禽兽、虫、鱼（72种）。

6.水果和坚果，还包括蜂蜜和蔗糖（25种）。

7.蔬菜（36种）。

8.米谷、种子、豆类，还有麦芽糖、酒、醋和汤（28种）。

每个种类的药物都可以分为三个级别，最高的级别是养生和延年益寿的药物；中等的是滋补类的药物；第三个级别是治病的药物。《唐本草》中记载了所有药物的酸甜苦辣咸等味道、性寒或是性热以及其毒性。然后记载了药物的疗效和生长的地点。以下是该书中记载的一些药物的描述。

玉石类

云母可以明目、治疗痢疾、延长寿命、使人身体轻便；珊瑚可以明目；流鼻血时将珊瑚磨成粉，吹进鼻孔中可以止血；弓箭上的铜可以帮助女人顺利生孩子，也可以通经血。

曾经有一个人从马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医生让他将铜粉和酒混合在一起服用。这位患者服用以后，腿治愈了，恢复得和以前一样。10年以后，这个人去世了。后来他的家人要移动他的尸体重新埋葬，发现那些铜粉变成了一整块儿铜将腿上的断骨连接在一起。

植物类

海带中富含碘，可以用来治疗甲状腺肿。人参可以去除肠胃中的寒气，还可以治疗心痛和腹痛。药剂师建议病人使用大黄来治疗发烧，还可以通经。乌头是一种含有剧毒的药物，用来堕胎。弓弦可以用来帮助女人产子，将其绑在女性的腰部，将弓弦加热直到发红，放在酒中，然后让这位女性喝下即可。用旧草鞋的鞋底煮出来的汤，可以解除吃牛肉和马肉所中的毒；还可以治疗肠胃气胀病。

树木与灌木

古代的中国人喜爱松树，因为松树四季常青，代表着长寿。传说有一个人只吃松子，最后活了两三百岁。在治疗疾病方面，效果最佳的是松香。人们将松香涂抹到伤口处，用以将脓和血排出，还可以将其填入牙缝中，消灭口腔中的细菌。桂树的树皮上会分泌一种油，不但对肝脏和肺部有益，而且还能够治疗头痛、咳嗽和鼻塞，还可以用来堕胎。雷丸是寄生在树上的植物，主要成分雷丸素，是一种不耐热的蛋白酶，制成软膏以后可以治疗多种儿童病。

禽兽和鸟类

人奶可以让人又白又胖。有一个男人坚持喝人奶，最后活了100多岁，皮肤还像葫芦一样光滑。犀牛角是一种解药，还可以缓解头痛。服用鹿茸可以帮助牙齿生长，还可以缓解关节疼痛。有医学权威建议人们食用长臂猿的肉和血，可以治疗痔疮，患者长时间地坐在长臂猿的皮上可以缓解痔疮的痛苦。

服用蝙蝠的脑子可以治疗健忘症。将蝙蝠的血和胆汁滴到眼睛中，可以让人保持清醒、在夜间也可以看清楚事物。有一种白色的、专门以钟乳石为食的蝙蝠，将其晒干以后服用可以增肥、充满精力，据说还能让人活到1000岁。

虫鱼类

南方人将海马晒干烤熟以后，可以帮助产妇生子。对于心脏有问题或者伤口感染的病人，中医会让其食用鲨鱼皮。蟾蜍的毒液和朱砂、麝香混合在一起制成药丸，可以治疗儿童营养不良。萤火虫可以治疗夜盲症。蜣螂烤熟后碾碎和醋混合在一起可以治疗湿疹。吃太多的蜂蜜会导致湿疹。

曾经有一个姓陆的人得了麻风病，他全身都溃烂了，只有鼻根处是好的。他所在的州上的官员想要送给他一个巨蟒的胆囊，但是他听人说蟒蛇肉才能治疗麻风病，于是有医生给他服用了一块蟒蛇肉。三五天后，陆氏的病情开始好转。100天以后，他的病痊愈了。在商州也有一个人得了麻风病。他的样子太可怕了，于是他的族人在深山中给他造了一个茅草屋，将他送到了那里。有一天，一条蛇掉进了他的酒罐中。他并不知道此事，继续喝酒，没想到病竟然好了。直到他把酒都喝完才发现，罐子底部有一条蛇的尸体，这才明白病愈的原因。

水果和坚果

酸石榴可以治疗痢疾；樱桃可以改善脸色；开心果可以驱除寒气；槟榔可以杀死三尸神；天竺花椒可以暖内脏、减少痰；将铅和核桃混合在一起涂在头顶上可以治疗秃顶；有的专家建议人们用杏仁治疗脚气病，这是由于杏仁可以补维生素B。

蔬菜

冬瓜是一种滋补品，清热解毒、利水消痰、除烦止渴、祛湿解暑。韭菜可以防止呕吐。大蒜对肾脏、脾胃有益，可以治疗风湿病，但是不宜多食。

谷物

芝麻可以改善视力和听力、加固骨头，长期服用还可以延缓衰老。大麦可以解渴消暑。醋可以消肿和治疗痈。

中国古代的药物和食物没有较大的区别。比如说水银可以用来做菜。药典中大部分的药物都是和其他药物搭配食用的。医生或者药剂师按照医学书上的药方，将各种药物混合在一起。药物还通常和酒一起服用。虽然人们认为酒有毒性，但是可以加强药物的药性。

唐朝有一个医生无意间发明了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传说洛阳城有一个读书人得了一种怪病，每当他说话时喉咙中就会发出回声。他去当地有名的医生治疗，这位医生思考了一整夜，终于想到了解决的方法。他给患者一本药典，让他大声朗读。病患朗读的时候喉咙中仍然会有回声，直到他读到一段文字把他吓了一跳才停止。随后这名医生就将药典中的这段文字抄了下来，找到上面所说的药物制成药丸。服下这个药丸后，这位书生的病好了。

急救

唐朝有一本医书介绍了不少关于处理伤口、治疗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方法，以下是一些例子：

抢救上吊自尽，但是仍然有生命迹象的人：将皂荚磨碎放在洋葱皮上，然后吹入伤者的鼻孔中；或者取房梁上的尘土，装在4个竹筒中，由4个人同时往伤者的鼻孔和耳朵里吹。

抢救溺水者：将其小腿挂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使他们背靠背；然后往溺水者的鼻子中灌好酒；或者将皂荚包在布中，放入溺水者的直肠中（靠近肛门处）。

抢救被蛇咬的人：用开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开水可以用尿液。

抢救被老虎咬的人：用熔化的铁烫伤口，以达到杀菌止血的作用，其原理和灸术一样。

处理被黄蜂蛰伤的人：将黄蜂的巢烤热后贴在麻痛处。

处理被疯狗咬伤的人：将一条死蛇烤熟，去其头部，然后将蛇肉做成肉酱后服用。

如果病人被铁制的兵器所伤，要给伤口止血可以将香蒲的花粉和当归磨成的粉末混合在一起，放入酒中服下。或者往伤口处贴蜘蛛网、涂精子、喝适量的尿液。

拔除箭头的方法：将女性经期使用的布烧掉，将灰烬放入酒中服下。

当箭头有毒时，要将毛地黄中的汁液挤出，制成药丸。服用100天后箭头会自动掉出。

在用针刺治疗时，针不慎折断时，要从象牙的表面刮下粉末，和水混合在一起涂抹在针扎的地方，针头会自动掉出。

这本医书还提供了治疗其他疾病的方法，比如说治疗鬼上身（心脏病突发一类的疾病）、虚脱、被蝎子、投手甲壳虫、蜘蛛咬伤后中毒、打架造成的伤口淤青、从马或者马车上摔下后受的伤、骨折、脑震荡、烧伤、烫伤，等等。

手术

手术在古代中国并不常见，尸体解剖也很少见。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亡故的人下葬时要保持尸体的完整，否则就是对祖先的不敬。对罪犯进行解剖有时候是允许的，这是因为他们违犯了严重的刑法，失去了被人性化和文明地对待的权利。第一次以医学研究为目的的解剖发生在公元16年，王莽命令御医解剖一名被俘后自杀的造反者。这名御医将其身体解剖后，取出内脏称其重量，然后用竹签挑出经脉，观察其走向和分布。皇帝认为解剖可以提高医生治病的水平。他们当时获得的知识是否流传到后世还不得而知，但是在唐朝时，道教信徒和医生具备了一定的解剖知识。他们知道人体内脏的形状、大小和位置。

唐朝的医生也进行过一些简单的手术，主要是针对伤口进行的。公元693年左右，有人诬陷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后来的唐睿宗）被废除太子之位后密谋造反。武则天命令一名酷吏去彻查此事，这位酷吏以凶残而臭名昭著，他对犯人严刑拷打。绝大部分人忍受不了酷刑，承认曾经密谋造反。只有一个人经受住了拷打，宁死不愿背叛自己的朋友。他是一个小官，名叫安金藏。在面对主审判官时，他大声说道：“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那就挑出我的心脏来证明太子没有造反吧！”随后他就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剖开腹部，里面的肠子掉了出来，大量的血液留在了地面上，之后他晕倒了。武则天听到这件出人意料的事后，命令用轿子将奄奄一息的伤者送回家，还派了一名御医为其疗伤。御医将其肠子放回腹中，然后用白色的桑树皮制成的线对伤口进行了缝合，最后在缝合处涂抹了一种药膏。十几天后，安金藏恢复了健康。虽然后来他的身上一直带着这个创伤，但他一直活到了老年。

唐朝的一本医书介绍了如何处理男性睾丸被马咬掉这一病症，这种病症无疑是较少出现的。其方法是将睾丸放回身体处，然后用白线缝合（和上例中的线一样）。杀一只黑色的鸡，将其肝脏取出，绞成肉末后涂抹在缝合处。显然，在中国历史上有复原身体部位的医术。

古代战事频发，处理伤员的伤口有时候需要更复杂的手术。公元7世纪早期，有一位叛军首领在下颌处有一支箭无法拔出。他叫来一位医生为其拔除，但是这位医生告诉他，箭太深了，没办法拔出。这位首领大怒，下令将其斩首，然后又派人找来了另外一名医生。这位医生说要拔出来不是不可以，只是会很疼。这位首领又下令将第二位医生斩首，然后又找来第三位医生。这位医生说可以完成任务。他在首领的下颌骨上钻了个小洞，然后将楔子插在洞中。楔子将洞口扩大到了几厘米宽，终于将箭拔了出来。这位首领为了感谢这名医生，特意让其观看歌舞表演，并且为其准备了一桌豪华宴席。

公元841年，唐朝有一个蔺道人写了最早的治疗骨折的方法，包括清洗伤口、对肢体经行牵引、用夹板将伤口固定等步骤。对于骨头错位比较严重，从肉中突出的情况，他建议使用手术将骨头复原。其他医生中也有通过做手术治疗病人的。曾经有一个士兵小腿骨折，他就找到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让他服用了一种药酒，以起到麻醉的作用；然后切开伤口，从中取出两个指头大小的骨头碎片；最后用石膏将伤口固定住。几天后这位士兵就恢复了。两年以后，这位士兵感觉到小腿疼痛，于是又去看这位大夫。这位大夫说这是因为以前取出的骨头碎片感觉到冷了。于是他们从凳子下面找出以前取出的碎骨，用热水浸泡后包在丝里。随后士兵的疼痛消失了。

唐朝时还有其他几种手术，比如说曾经有一位医生进行过兔唇矫正手术。还有一位医生用葱的叶子制成了一种导尿管。他将该装置插入病人的尿道中吹气，尿道充气后病人便可以顺利排尿了。还有一种从天竺传入的治疗白内障的方法，一位道士学会了这种方法，他用一种类似镰刀的器具来为病人恢复视力。该手术中还运用了针刺疗法，这无疑是古代的医生更为熟悉的器具。

巫术

道教和佛教的法师通常使用巫术，但是萨满法师是最早使用巫术的人。传说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位年轻女子由于鬼上身发疯了。发病时，她会跳入火中或者河中。同时她的腹部也开始变大，好像怀孕了一样。她的父母悲痛欲绝，找来一位萨满法师为其除妖。法师到达以后，在这位女子的房间里摆放了一个供桌，让她坐在供桌的下面。然后在供桌旁边挖了一个大火坑，在上面放着一口大锅。火坑中点着火，一直燃烧着，直到将里面水煮开。随后萨满法师一边敲鼓一边狂舞，为女子招魂。不久她的魂魄就回来了，法师为其倒了一杯祭酒，并且念着符咒，意思是：“快将魔鬼抓来。”念完以后，法师坐在大锅中，表情没有一丝变化，好像里面的开水一点儿也不会让她觉得痛苦一样。过了一会儿，她重整衣衫，从锅中出来，又将大锅顶在头上，继续狂舞。之后她将大锅拿下，命令女子将自己绑起来。这位女子把手背在后面，好像将自己绑住了一样。法师叫她坦白，但是她只是大哭，不愿说话。这让法师很生气，她用一把刀捅这位女子。奇怪的是虽然刀捅进了女子的身体，她并没有受伤。但是这一举动让这位女子松了口。她说：“我承认，我是一只老水獭。有一天她到河边洗衣服，我觉得她十分漂亮就动了邪念。现在算我倒霉，遇见了你。我请求你把我驱走，但是她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呀，能够手下留情，等孩子出生后让我抚养！”这位女孩说完话后大哭不止。虽然她并不识字，但是却拿起毛笔来写了一首告别的诗送给老水獭。之后这位女子睡着了。第二天，她身上的鬼被驱走了。她说那天她去河边洗衣服，遇到一位英俊的男子，在其调戏下发生了关系。10天以后，她生下了3只水獭。根据这只鬼魂的要求，他们将这几只小水獭放回了河中。在那里，大水獭将它们驮在背上，然后潜入了水中。

这个故事具有虚构的成分，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萨满法师在做法时的一些基本的因素：鬼魂附体、狂舞、在火边审问、符咒和威胁等。

第十一章　生命循环

结婚与离婚

唐高祖李渊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首先在他左边腋窝处有一个紫色的胎记，形状如同龙，这预示着他以后可能会做皇帝。他的射箭技术也十分高超，据说他就是用自己的射箭技巧赢得了他的妻子。隋朝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的女儿才貌出众，他不愿轻易将她许配人家，必须选择一个般配的夫君，于是决定通过比武来招贤选婿。窦家在堂前放置了一扇屏风，屏风面上绘有两只孔雀。每当有提亲的人前来时就会让青年男子来射箭。窦毅夫妇商量好，谁能射中孔雀的两只眼睛，就选谁做女婿。但是在众多的求亲者中，无人能展示他们所要求的箭术。唐高祖是最后一个到的，直接射中了两只孔雀的眼睛。窦氏也最终成为唐高祖的太穆皇后。

自由恋爱和比武招亲一样，都不是最常见的结合方式。古代的婚姻基本上都是被安排好的。两个好朋友可能会在孩子很年幼时，就决定给他们定亲。有的父亲许配女儿的目的并不是为女儿考虑。公元7世纪，大臣许敬宗贪图彩礼，将女儿许配给了广东以西的酋长冯盎的儿子。冯盎是汉族和蛮夷的混血，曾经在公元631年镇压过广东西部一次原住民的暴乱。这个结合在上层社会的人看来简直是一个丑闻。公元672年，许敬宗去世了。其他大臣建议皇帝赐“缪”为其谥号。

在古代中国，去世的人的婚姻也很重要。曾有一位官吏姓魏，有一次他负责抓捕一名小偷。这个小偷的舅舅是一个和尚，将小偷藏了起来。后来这个小偷被抓住后，魏氏没有追究其舅舅窝藏犯人的责任。但是魏氏的上司认为他执法不严，并且亲自审问这个和尚，最后将其处死。魏氏也得病去世了。在他死后，其家人将他的一个表妹许配给了他。虽然这个故事是一个鬼故事，但是在古代为死人安排婚事并非没有。即使一个孩子夭折了，父母也可能会为其安排婚事。

一般婚姻都是由媒人来安排的。媒人都是女性，因为她们可以出入女子的闺房，和母亲聊天，还可以看看未来新娘的长相禀性。然后将这些信息告诉男方的父亲。雇用媒人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理由，那就是唐朝律法有这项规定。官方不颁发婚姻证明，也不会过问婚礼。因此没有途径来了解婚姻是否合适，无法维护律法对婚姻的规定。违反法律的婚姻包括新郎或者新娘虚报年龄，按照唐朝律法男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为14岁，女性为12岁。而且女方的年龄不能小于男性的一半，有的人会假称结婚的一方为家中收养的孩子，或者说是小妾所生的孩子，但是他们不会说是正妻的孩子。最后，有的家庭会隐瞒自己孩子身体上的缺陷。唐朝律法禁止双目失明者、独眼失明者、聋子、弱智、侏儒、驼背、精神病患者和腿部截肢的人结婚。媒人可以通过确认婚姻双方的身体条件和经济地位，来防止这些人结婚。

官方还采取措施禁止乱伦的现象发生，而这也是对风俗习惯的肯定。在古代中国，乱伦的范围相当广。根据律法，袒免之亲不允许结婚。所谓袒免，指高祖亲兄弟，曾祖堂兄弟，祖再从兄弟，父三从兄弟，身四从兄弟、三从侄、再从侄孙等。这类亲属间的婚姻关系，唐朝律法规定，处罚杖击100下。唐朝律法还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违犯者要处以两年的徒刑。同姓的人可能有远亲关系，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对于已经结婚的夫妻姓氏相同，法律会宣布其婚姻无效。

媒人将双方的意见都统一好以后，主婚人就会写一份契约，然后交给女方家庭。主婚人由男方家庭的成员来担任，一般是新郎的父亲、爷爷、叔舅或者长兄。女方的男性长辈会在契约上按手印，然后还给男方。如果之后女方的家庭毁约，主婚人会被判处杖100。如果男方家庭毁约，主婚人不会受到处罚，但是男方的彩礼不能要回。在男方家庭收到女方家庭按过手印的契约后，会给女方赠送彩礼，以表诚意。唐朝时的彩礼有合欢、嘉禾、河胶、九子蒲、宋苇、双石、石棉絮、长命缕、干漆这九种，胶漆表示双方家庭的关系更加亲密；双石，表示基础牢固；石棉絮，表示女方温良贤惠；还有蒲苇，表示心可屈可伸。只要收下彩礼就表示双方已经正式订婚，并且具有法律效力，不管此时双方有没有签订契约。

古代婚姻的契约是两个家庭签订的，而不是婚姻双方签订。主婚人在拟订契约时不需要问两位新人的意见。一般来说，新人都会顺从家长们的意思，但有时候，他们会采取极端的措施来进行反抗。有一个青年男子一心向佛，用自宫的方式反抗他的父母为他安排的婚事。还有一位官员，父母双亡，他要抚养两个弟弟。因为担心娶了妻子以后会让他和弟弟的关系疏远，他誓不结婚。而且他没有父母，自己就是一家之主，因此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有时候，女性也会违抗父母的命令。有一位年轻女子，7岁丧父。她将头发剪短，发誓即便到了结婚的年龄，也绝不结婚，要代替父亲照顾她的母亲一辈子，最后她如愿以偿。

男方的主婚人要为婚礼选择良辰吉日。在结婚前，女方的家人要到男方家布置洞房，安置好床、帷幔和被子等。第二天，男方要带着家人或者朋友去迎娶新娘。皇室成员中的女性结婚时，迎亲的队伍相当气派。公元608年，安乐公主再婚时，唐中宗特许她使用皇后的仪仗队。迎亲队伍中有700多名官员、奴仆和侍卫等人，这些侍卫都佩戴着弓箭刀剑等武器。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的宫女和乐师。新娘子坐的马车由四匹马拉着，车体为青色，上面垂挂着黄金饰物。车后还有5辆马车随行，由红棕色的马和公牛拉着，车体为红色和黄色，并配有黄金饰物。当迎亲的队伍在长安的街道上行进时，无数旗帜和华盖在风中飘扬。公元681年，太平公主的婚礼在夜间举行，皇帝下令在迎亲队伍要经过的路两边都点上火把，当时路边有不少树都被烧死了。

女性在婚前要保持处女之身，但是对男性没有这种要求。对女性这样要求，是因为男性想要确定和该女子所生的第一个男孩是自己亲生的。这个男孩会继承他的财产，如果是别人所生，那么就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有的女方父母为了确保女儿不在婚前发生性行为，会养一只蜥蜴，用朱砂喂食一段时间后，将其杀死。将蜥蜴的血点在女子的腿上，如果她发生了性行为，那么这个印记会消失。

唐代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丈夫只能拥有一个合法妻子。再娶一妻会被判处一年的徒刑。但是对于男子的娶妾，法律则没有限制。实际上，上层社会的男性基本上都妻妾成群。这是因为当时的婚姻不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而且对妻子忠贞并不算是男人的美德。妾在家庭中的地位要比妻子低，唐朝律法中将妾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法律规定，彩礼是使契约生效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买新娘的价钱。

唐朝律法倡导丈夫和妻子不要改变其婚姻关系，生的时候要住在一起，死了也要葬在一起。但这是一种理想的婚姻状态，唐朝律法允许人们离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鼓励人们这样做。如果夫妻感情不和，官方会批准其离婚。在其他情况下，离婚是专属于男人的权利。女性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丈夫，被逮捕以后要处以两年的徒刑。唐朝律法规定，丈夫可以以七种理由休弃妻子。首先是不能生子，这里的“子”指的是儿子，因为封建思想中儿子延续了家族的香火，而女儿一旦嫁人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只有当妻子到了49岁仍然没有儿子，丈夫才可以合法地将其休去。但是他也可以立庶出的长子为继承人，从而不用休妻。如果膝下无一子，也可以从亲属中收养或者认一个儿子。

第二个休妻的理由是淫乱。因为婚外情可能会使女性生下他人的孩子，因此是道德不允许的行为。官方有时候需要处理一些家庭情感纠纷案件。公元8世纪末，一个村妇自称得了肺结核病，她对丈夫撒谎说大夫告诉她只有吃狗肉才能治好这个病。他们家没有狗，于是这位村妇让他的丈夫去杀邻居家的狗，他顺从了妻子的意思。可是这位妇人吃了狗肉后，告诉邻居他家的狗是自己的丈夫杀的，让他们去报官。到了衙门，丈夫告诉了官员他的妻子对他说的话。这位官员相信他没有说谎，就派人彻底调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个妇人和别的男人通奸，想要诬陷自己的丈夫。唐朝律法对通奸罪的处罚是，男性和女性都服两年的劳役。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有的女性天生就容易犯通奸罪，这可以从她们的面相中推测出来。有一位官员的小妾非常漂亮，有一天她去算命先生那里，想要算算自己的寿命和命运。算命先生说：“您的眼睛细长，容易勾引男人。从面相上来看，属于‘猪眼’，表示好色淫荡。你的虹膜周围是白色的，这说明你会和5个男人发生关系。夫人，万恶淫为首，你一定要谨慎啊！”这位小妾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笑一笑离开了。最后这个预言应验了，这个小妾因为通奸罪，被罚入宫当了奴婢。

有的妇女对丈夫忠贞不二，是妇德的模范。曾经有一个人姓方，在他去世前叫来了自己年轻的妻子，劝她以后改嫁。听完此番话，他的妻子爬到他的床前，将自己的一只眼睛挖了出来，以此证明她这一辈子只爱他一个人。

第三个休妻的理由是不孝顺父母。妻子不但要顺从自己的丈夫，还要顺从其父亲和祖父。如果媳妇讨公婆的欢心，那么做儿子的就很难将其休去。

第四个休妻的理由为多言。唐朝的一个民谣讲述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新婚的年轻妇女总爱在人多的地方侮辱她的丈夫、诋毁她的公婆。于是她的丈夫就在她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她休了。妻子和丈夫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能会为了争夺利益而让丈夫和其兄弟不和。这种情况也可以作为休妻的理由。

第五个休妻的理由是善妒。妻子妒忌心强会造成家庭不和。男人娶了妾室，妻妾争宠可能会愈演愈烈。公元7世纪早期，唐太宗给姓任的大臣赏赐了两个貌若天仙的宫女。任的妻子刘氏极为嫉妒，将这两位宫女的头发给烧掉了。皇帝派太监去给刘氏送上了一个金杯盛的酒，并对她说：“这是一杯毒酒，喝下去会立刻丧命。你的丈夫是朝廷三品官员，不可能不纳妾。如果日后你能够宅心仁厚，不再嫉妒，就不用喝了；如果你改变不了自己的秉性，就喝下去吧！”刘氏不愿改变自己，选择了饮毒酒。喝完后她就晕倒了，但是她最后醒了过来，因为这个酒里根本就没毒。随后太宗下令给这两个宫女另外安排了住所，和刘氏分开。

第六个休妻的理由是偷盗，尤其是偷窃夫家的财物。最后一个理由是得了恶疾。得了恶疾的女人无法准备食物，祭祀祖先，因此是不称职的妻子。

符合了以上六种情况之一，丈夫便可以休去妻子。但是在三种情况下，是不能够休妻的，即所谓的“三不去”，也叫“三不出”：“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余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也就是如果妻子无处可去，如果妻子为公婆守孝三年，如果娶妻时夫家贫苦后来富裕了，在这三种情况下不能休弃妻子。但是，淫乱、恶疾不适用“三不去”。在这三种情况下休妻的男性要被判处杖100，而且要将妻子重新娶回。

生子和育儿

古人结婚的目的是为了生男孩，为夫家延续香火。因此生孩子是丈夫和妻子的重要责任。为了确保女方能够怀孕，中医建议夫妻双方在行房事前各喝一杯雨水。古代中国的男性似乎对自己的性功能很在意，于是医学上有很多方法来加强男性这方面的功能。其中有一种方法是用无花果来治疗性功能障碍。先用火炒无花果，将其汁炒出来，用来浸泡生殖器。在公元8世纪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方法很管用，他们在行房事之前都要浸泡。也许是因为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唐朝的一些男性生育能力很强。比如说有一位皇子有55个孩子。

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新娘的母亲会教给她一些性爱知识，有时候这个任务由新郎来完成的。有一本书叫《素女经》可供夫妻行房事前一起看。这本书里有各种性爱姿势的图画，还配有说明的文字。此书还告诉夫妻一些不宜行房事的时间。比如说白天怀孕，生下的孩子容易呕吐；半夜怀孕，婴儿可能会聋哑或者愚钝；雷雨天怀孕，小孩会得精神病；夫妻一方过度饮食或者饮酒后行房事，婴儿可能会得溃疡和痔疮；在月圆之夜怀孕，孩子可能会变成盗贼等等。

当男性的阳（精子）和女性的阴（卵子）结合时，就会产生第三种物质：元气，并化为婴儿。中国人认为婴儿在出生的10个月前开始形成，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计算一个人的年龄。他们粗略地将10个月算作一年，因此婴儿在出生时就已经一岁了。传统医学认为，孕妇的行为会影响婴儿的健康和性格。古代中医建议孕妇不要食用一些肉类，比如说山羊肉会使婴儿易病；兔肉可能会导致兔唇；吃鸡蛋或者炸鲤鱼，会让孩子生脓疮和得溃疡；吃糯米鸡肉，会生绦虫。吃乌龟肉生下的孩子脖子短，等等。如果孕妇想要生下的孩子忠诚、仁义、正直、聪明、健康，就要在孕期烧香，在安静处休养，时常读诗、弹奏古筝等。这些行为相当于胎教，可以影响胎儿性格的形成。在婴儿出生前的一个月，孕妇就要静养，直到一个月后才出现。在此期间不宜见丈夫。

在多胞胎中，双胞胎是人们接受的，三胞胎被视为不正常的现象，而四胞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说明宇宙中阴气太重。偶尔会有孕妇产下连体婴儿，公元678年，有一个侍卫的妻子产下了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在胸部处连在了一起。有人试图将其分开，但最终两个婴儿都死了。当时的医疗水平还没有不能完成如此复杂的手术。后来这个侍卫的妻子又生下一对联体婴儿，两个都是男孩。夫妻俩没有再试图将他们分开，一直这样养着。

中医对婴儿的发育有着较为详细的研究。婴儿在60天时，眼睛已经发育好了，还会用笑来回应大人；100天时，可以自己翻动身体；180天时，骨盆已经完全发育；210天时，婴儿的手骨已经发育好，可以爬了；300天时，婴儿的膝盖发育好，可以自己站立了；360天时，婴儿可以学会走路了。

在富裕的人家，给婴儿喂奶由奶娘来负责，有时候会喂养这个孩子几年的时间。中医建议在选择奶娘的时候，要避免那些有疾病的人，比如说有甲状腺肿、肿瘤、湿疹、疥疮、鼻塞、耳聋、体臭或者有真菌感染而造成秃顶的人。孩子和奶娘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而且可能会持续一辈子的时间，尤其是在亲生母亲早逝或者不愿照看孩子的情况下。唐中宗和唐玄宗都将自己的奶娘封为贵族，前者是因为其母武则天不愿意照看他，后者是因为亲生母亲早逝。公元684年，唐中宗打算将其奶娘的亲生儿子封为五品官员。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不到两岁便父母双亡，他的奶娘将其抚养成人。他赡养他的奶娘直到最后。每逢过年过节，他和妻子、孩子都会去奶娘那里跪拜、问候。在他的奶娘去世后，还为其举办了丧礼。有时候，孩子和奶娘的关系会一直延续到死亡以后。唐懿宗下令让同昌公主和她的奶娘葬在一起。

除了奶娘，后母也可以代替亲娘照顾孩子。后母可能会对小孩充满爱心，可以代替孩子死去的亲娘对其进行照顾。但是也有后母心肠歹毒，虐待小孩，甚至将其杀死。这是因为她们不是小孩的亲生母亲，而且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子是合法的继承人，会威胁自己儿子的利益。有的后母对成年的男孩也怀恨在心。曾经有一个使者姓伦，他刚完成公务从吐蕃回来。到家以后，他的妻子李氏穿着破旧的衣裳迎接他。他便问妻子怎么穿成这样，她说：“自从你走了以后，你那当县官的儿子嫌我不是他的亲娘，既不给我吃的也不给我穿的。”伦氏听完此话以后火冒三丈，命令仆人立刻将他的儿子拉过来，脱掉上衣，他要用鞭子抽这个不孝之子。他的儿子强忍着泪水，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可是他的弟弟听到了哥哥挨打的声音，就冲过来说：“每个月哥哥都把自己的俸禄交给你的妻子，怎么能说他既没给她吃又没给她穿的呢？”伦氏的火气消了，从此以后再不听信他妻子的谗言。伦氏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更加体贴地照顾后母。他后母的亲生儿子欠了别人的钱，在契约上将他定为还债者，他也照样为其还债。

有的儿子对后母十分冷酷，就如同一些狠毒的后母对待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曾经有一个人，在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就不再恭敬地对待他的后母。有一回，他和妻子一起去给后母拜年。他的后母给他喝了一杯酒。他假装酒中有毒，将酒泼在了地上，果然这个酒很可疑，好像有毒一样。他们因此对簿公堂。后来官员查出是他的继母让他喝酒，但是端酒的人是他的妻子。事情的真相是他们串通好了以后陷害他的后母。依照法律，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有的儿子和后母关系又过于亲密。公元7世纪早期，一个姓李的年轻人被人举报和其后母有不伦的关系。在审理案件前，王县官命令手下的人藏在他的凳子下，再用布盖上。然后传李氏和其后母上堂审问，他们拒不承认罪行。在审问期间，一个安排好的下属进来说：“刺史大人召见，请速前去。”王县官便出去了，将他们两个人锁在公堂中。这两个人见王县官走了，就开始商量，说他们绝不会承认这件事，然后又说了一些两人之间的私密。等县官回来时，藏在凳子下面的人立刻出来，将所听见的话告诉了县官大人。李氏和他的后母惊讶万分，只得承认其罪行。最后，这两人被判处死刑。和父亲或者祖父的妾通奸，会被判处绞刑。

长子出生后，父亲会举办庆生的宴会。根据传统礼仪，该宴会要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举行，这一天父亲将第一次抱婴儿。唐太宗曾在公元638和643年赐宴庆祝两个孙子的出世。婴儿3个月大时，父亲要为他起一个名字。起名字一事非同小可，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命运。古时候，个人的名字是一个忌讳，不能够让家人或者其他人随便使用。在说话或者写作时，人们不会直呼自己父母的名字。如果一个人被授予官职，官职的名称中带有其父亲或者祖父的名字，就要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否则会处以一年的徒刑。使用皇帝的名字后果更为严重，会被处以三年的徒刑。为了避免此事的发生，作者要用到皇帝名字中的字的时候，会用同义词来代替。

公元7世纪，成年人举办寿辰成为常见的现象。儿童一般不举办这种寿辰。这个习俗应该来源于公元6世纪中期，一位皇帝在生日当天，安排了素宴和诵经仪式。唐朝时许多节日和仪式都与佛教有关。有一个奸臣每次过寿辰的时候，都在自己的官府为众多和尚举行素宴。有一个和尚为他祝寿时，经念得很好，得到了一个价值7万铜币的马鞍。另外一个和尚的嗓音很好，得到了一盒子类似生锈的钉子的东西。他把这盒东西拿到长安的西市场去卖，一个外国商人告诉他这是佛祖的遗物，价值100万铜币。

皇帝的寿辰是规模最大的，祝寿活动开始时要宴请百官，他们要祝福皇帝万寿无疆。公元729年，唐玄宗在大臣的建议下将自己的生日定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节日。第二天他下令全体子民饮酒庆贺自己的生日，并将自己的生日定为3天的假期。在长安的寿辰庆祝活动就像狂欢一样，唐玄宗著名的舞马会表演节目，女性舞者会表演《破阵舞》的一个版本，这一种庆祝寿辰的方式一直流传到后世，大部分的皇帝都将自己生日那天定为节日。不过他们的生日宴会上一般是佛教、道教和儒家宣扬各自的思想。

官方将人的早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婴儿（1～2岁）、童年（1～14岁）、青年（15～19岁）。有些父亲认为从孩子要从小开始严加管教，甚至在他刚能看懂家长的表情是否允许他做某件事时就开始。他们从孩子几岁时就用竹板教育他们，将其培养成恭敬顺从的孩子。严父慈母会让孩子学会尊重他人。还有的父亲溺爱孩子，用慈爱和表扬教育孩子，而不是教条和惩罚。道学家认为这种只能教育出无法无天的恶棍。

古代的医学专家称，观察儿童2～9岁的秉性，就大概知道他能够活多少岁。那些极为聪明，有超强的洞察力和理解能力的孩子，大部分寿命都不长；而那些骨骼发育良好、品德出众、外表平和的孩子大部分会长寿。

医生只是偶尔预测一下未来，真正从事算命这一行业的是面相师。唐太宗4岁的时候，有一个面相师到达他家的府邸看见他以后，对其父亲说：“您的儿子有龙凤之气，外表如同太阳。这个孩子到20岁时会济世救民，完成大业。”唐高祖根据这个预言，为其取名为“世民”。后来李世民在他20多岁时打了许多胜仗，奠定了大唐江山的基础。武则天小的时候，也有一个面相师到了她家的宅邸。他逐个看完她家的男孩后，看见了乳娘怀中抱的穿着男孩衣服的武则天，就叫乳娘将其放下来走几步。她走到面相师的旁边时，面相师叫这个小女孩将头抬起来，然后惊讶地说：“这个孩子是女孩，但是以后会成为九五之尊。”“龙眼”和“凤颈”和前文中提到的“猪眼”一样，都是面相这一行业的术语。这两件事可能只是后来人们编造出来，粉饰两位皇帝篡位夺权的行为的。说到底是在为政治服务。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时面相师是如何以人的面部特征为依据，对其未来进行预测的。

在儿童6岁时，家长就要开始对其进行教育，一直持续到起青年时代。农民会用口头的方式将耕种的技巧传授给儿子；艺术家也训练自己的孩子，将自己的技艺传授了他。还有的手工艺人，如酿酒师、铁匠等将孩子带在身边从事劳动，让其耳濡目染。他们的工艺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会让后代发誓保守自己的秘方。如果别人学会了他们的秘方，就会造出同样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样势必会影响他们的垄断地位和收入。官宦子弟从便开始学习识字、写文章和算术。有的早慧的小孩从五六岁就开始学习写诗，到9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写出优美的诗句。唐朝最著名的史学家小的时候，其父亲就对他有很高的期望。每当他背不下来文章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会打他。后来他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很快就能够背会文章了，还能够给他的长兄解答疑问。12岁的时候，他背会了最长的一部编年史。有一位刺史姓范，他的儿子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请求父亲让他到祖宅中复习。后来父亲一考儿子，发现他学艺不精，便命令仆人打他，然后带上首枷站在城门前，以表示他严格教子。

图三十六　猪眼凤眼

如果父亲早逝，或者在远处为官，那么教导儿女的任务就由母亲来承担。在皇室以及大户人家，女性也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前文中提到过，宫女可以学习很多科目。而大户人家容易受宫廷的影响，也会对女性提供教育。富裕的人家通常会雇用教书先生，这样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有许多读书人没能通过科举考试，或者没有找到官职，他们急需用钱。因此雇用教书先生并不难。还有的家庭合资为他们的儿子兴建私人的学堂。男孩还可以去官办的学堂学习。

男孩19岁的时候就告别了青年时代，其父亲要为他举办成人礼。有祖祠的家庭中，父亲要将儿子带到祖宗牌位面前，给他戴上成人的帽子。举行完成人礼后，这位男性会有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他的字，是写作署名用的。唐朝时，大部分都以字相称。女孩的成人礼要比男孩早，她们的母亲会将其头发盘在头顶部，然后用发簪加以固定。戴簪的仪式结束后，说明女孩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女性在14岁时也有自己的字。

正式的教育

在唐朝时至少有两种教育机构：一种是宗教的；另一种是世俗的。经文是佛教和道教存在的基础，也是传播的途径。这两种宗教在举行仪式时都需要诵经，因此教徒必须会识字。而且管理教徒饮食起居的清规戒律以及使宗教场所正常运行的规定都是书面的。宗教人士通过撰写历史书和人物传记来激发教徒的怜悯之心，使其容易管理，以及取得人们的认同。正是因为文字有以上重要的作用，宗教人士必须接受教育，这样才能取得度牒，进行宗教活动。这种教育通常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完成的。师徒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亲密和持久的。

在唐朝时，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无论是在书面上还是口头上，都显示出一种竞争的关系。竞争的方面是多样并且复杂的，但是归根结底就是在比较哪个宗教或者思想更加优越。皇帝每年过寿辰的时候，都会请他们去宫廷宣扬自己的思想。为了在辩论和宣扬中战胜对手，寺院和道观中都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其中既有自己的经文，也有竞争对手的经文，以及一些世俗的书籍。俗世中的书籍不但包括孔子的经典著作，还有礼仪、占卜、医药和音乐方面的专著，以及诗歌集、笑话集、字典、星相、历史和传记等各方面的书籍。长安的一个道观中收藏了5万卷俗世的书籍，在公元8世纪时，这里成为了文化活动中心，不少著名的学者去那里读书。由于寺院和道观中藏书众多，这里成为了书生学习的好场所。公元7世纪末，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他曾在年轻时离开自己的村庄，到西南部的一个道观后面的学堂学习。

宗教机构提供的教育，规模远远比不上官方兴办的教育。公元681年，唐高祖登基后的第八天就在长安兴建了3个学校，安排300多名宗室子弟和其他青年上学。6年后，他下令所有郡县必须设立学校，公元738年，唐玄宗下令所有州县的官员都要在乡村建立学校，并且要提供合格的教师。3年以后，他在都城和州建立了专门教授道家思想的学校系统。根据公元754年的统计，唐朝一共有两个都城、321个州、1538个县和16829个乡村。如果所有地方官员都严格执行了唐玄宗的旨意，那么全国共有19000所学校（不包括医学院在内）。公元8世纪中期，都城和州中的学生人数大约为63570人，这一数据应该没有将乡村中的学童计算在内。在官方学堂上学的学生大约有13万人，其中包括军事学员和专门学校的学生。当时的人口为4890.98万人，学生的人数占0.25％。从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一比例很低，但是在古代这个数字已经相当高了。

在都城的官办学校有三个，分别是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最初唐朝律法规定这三所学校分别只招收三品到一品、四品和五品、六品和七品的官员的儿子。公元733年，皇帝在四门学中增加了800个名额，招收八品和九品官员的儿子，以及州上的官员推荐的优秀的平民子弟。在入学的时候，校方要检查学生父亲的官品。对于平民的子弟则要进行考试，通过者可以入学。官宦子弟入学的年龄范围是14～19岁，平民子弟入学的最大年龄为25岁。在学生中，决定地位的是年龄，而不是社会地位。在上学的第一天，学生要送给老师丝绸、干肉和酒等礼物。随后，朝廷会提供给学生粮食和住处。州县上的官员会挑选18～25岁的优秀学子进入四门学。州县上的学童要学习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学会以后要为官员和百姓安排仪式。

都城和州上的官方学校主要学习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著作。唐朝时的学校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先生讲解；另一个是学生背诵文章。在学生进入教室前，先生会要求他们背诵文章。这个文章是先生和助教前一天讲解过的。在课余时间，学生练习书法和回答试卷。每10天，先生要对学生进行一次测验。内容包括默写经文和文章释义。在学生背诵的文章中，每1000字要出一道默写题。学生要根据一句话的提示，填写出剩下的文章。课堂上讲解的课文，每2000字要出一道理解题。三道问题答对两道为及格。年终的时候要考一次试，以考查学生是否进步。考试内容为10道口试题。答对四个以上为及格。如果年终考试连续3年不及格，或者在学校学习9年而学业无望的都要退学回家。

官方还建立了专科的学校。除了医学以外，其他学科都只有在都城才能学到。学科包括法律、书法、计算、星相、历法、占卜和礼仪等方面。法律学校要学习各种法律和法规的条款；学习计算的学生一共要学习10本书，分14年完成；书法学生要学习石碑上刻着的三种字体的名家书法，还要学习两本字典，一共要用6年的时间。其他的学科都在朝廷的相应部门学习。

在都城中学习的学生中，也有表现不尽如人意者。公元791年的一份皇家判决书中提到，有的学生雇用他人替考。有的校长禀告皇帝，学生中有的品行不端，他们赌博、酗酒、吵架，而且不尊重师长。公元8世纪初，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学生杀死先生的案件。有一个都城的学校的先生，发生学生们学习越来越懒散，于是就用教鞭戳他们，来敦促他们勤奋学习。学生对先生的这种行为十分不满，密谋着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一天夜里，他们在大街上将先生捅死了。皇帝听闻此事后，下令将这些无法无天的学生打死。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还有些官办学校中的先生对学生过分纵容。公元795年，一位姓杨的人担任了都城中一所官办学校的教书先生。在他上课的第一天，对学生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忠臣和孝心。然后他提议让那些很久没有回家的同学，立刻回家看望父母。第二天学校检查人数时，发现有20多个学生已经走了。后来又因为他窝藏了一个被通缉的学生，被皇帝贬出都城，去了一个偏远的州上担任官员。

考试

青年人学习上进，是为了谋求仕宦，能够在朝廷中任文官或者武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唐朝时科举的科目比其他朝代都要多，其中还有一种科目叫童子科。9岁以下的儿童，可以背诵《明经》和《论语》，并且能够答对全部10个问题就算通过考试，朝廷会授予其官职。但是官方不会让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去上任，应该是等到其长大以后。对于通过科举考试的学子，可以在官府中任职。唐朝科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三科是明经、进士和俊士。

中央及各州、县的官办学校要把学员挑出来，进行初步考试，把优秀的推举到尚书省应考。不从这些官办学校毕业出来的人，叫做乡贡。先由邻里、乡亲保举、推荐，地方长官验证后，也一起送到尚书省。在这里，考生要应试的内容是就5个时事问题写作论文，并且回答一些关于经文的提问。如果官员保举的考生缺乏德行，可能会被判处一年的徒刑。但是如果考生没有通过考试，官员所受的惩罚要小一些，为杖刑90。尚书省的考试过后，地方官员要宴请考生和长者。

在11月份，都城里经常可以看见富裕家庭的子弟，在父亲的陪同下参加考试，随身用马车拉着两年的粮食。还有的父亲将自己优秀的儿子送往京师应考，用高头大马拉着十几车的行李。到了省里，要把名字、年龄、地址、籍贯等重要数据写在牒子上，由户部核查过了，印证了推举人的推举，交给吏部的考功员外郎，进行考试。如果其中有考生为商人之子，或者其他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就会被排除掉。在新年的第一天，他们要参加朝廷的庆典。皇帝要展示地方和国外的贡品，这些考生就相当于地方上的贡品。

参加进士考试的学子到达都城，等待考试的这一阶段，有的去逛青楼，有的成天在酒馆闲逛，还有的利用这段时间想办法给考官留下好印象。只有武则天统治期间，考生的姓名上会贴上白纸，而且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其他时候，考官知道他们判的是谁的试卷。考生不必直接和考官接触，他们可以去拜访大臣的府邸，将自己所作的诗和赞美大臣的文章交给看门人，代为转交。考生用这种方法来让朝中大臣知道自己的文采。如果他的文章得到了大臣的赏识，那么整个上层社会都会知道他，考官也会有所耳闻。如果一篇文章打动了大臣，那么可能还会要求再写一篇。有一个考生曾给考官送上了40篇文章，而考官的要求是考生最多只能送上3篇。如果考生运气好，可以和考官见上一面，否则永远都进不了大门。有时候看门人或者奴仆将文章扣留下来，拿出去卖掉。还有的考官从不让考生进门，也不提供帮助。有一位考生最有毅力，他在一位大臣的府邸前等待了10年都没能进去。

呈送诗文这种形式并不算是作弊。毕竟官员不敢将文采平平甚至很差的人推荐给考官和朝廷，否则会有损自己的名誉。有文学才能的考生在呈送诗文以后，可能会得到更高的分数。而有的考生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不惜采用剽窃的手段。有一位大臣曾经受到过一名考生呈送的诗文，打开一看，竟然是自己当年参加考试前写的一些诗。他见了这名考生后，对方承认是花了100铜币在书店里买的。

最后的科举考试于春季在都城举行。唐朝早期，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公元740年，明经考试共有四个部分。针对八部经书，出65个填空题，即贴经；口试；10道经文释义题，即墨义；还要针对时事问题写三篇论文，即策问。进士科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策问、贴经和杂文（诗赋）。策问要写五篇；贴经只贴大经，即《礼记》、《左传》，共10个问题；杂文要求诗赋各一篇。杂文这个部分是公元681年加入的，这使得进士科比明经更受欢迎。也许是因为明经只考背诵，而进士科除了考查背诵以外，还要求考生有一定的文采。但是以诗文为考查考生能否为官，在后世也受到了质疑。

图三十七　骑射

公元702年，武则天首创武举制度，其考试和科举有相似之处，都是都城和州上推举优秀青年在都城中参加考试。武举有七个部分：

1.长垛：从105步远的距离射箭，弓箭的拉力相当于81.72公斤。

2.骑射：骑在马上奔跑，射击的目标为两只小鹿，长12.7厘米，高7.62厘米。

3.步射：边走边射击稻草人。

4.马枪：左右两边各有两个木雕，上面各有一个6.35平方厘米的碟子，用约5.5公斤的长枪将其击落。长枪的长约5.5米，直径约3.8厘米。

5.才貌：“以身材六尺以上者为上，以下位次”六尺约合现在的1.8米。

6.言语：“有神采堪统领着”。

7.举重：将一个长约5.2米，直径约9厘米的长棒举起放下10次；再将合318.5升的谷物背起，走20步。

每年的11月份，考生要跟随地方官员去都城面见皇帝。兵部负责检查其身份和举行考试。

考取进士的榜张贴出来以后，新科的进士要去拜访考官的府邸，在其花园中聚会，来表示对考官的感谢。他们要向考官进行自我介绍，将其名字、年龄、座位号都告诉对方。这个聚会在进士与考官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官宦生涯中，他们会互相提携。考官会将考取第一名的而考生请进房屋中接待。朝廷也会为他们举办庆功宴，安排的都是最好的饭菜和酒。新科进士本人也会在都城中的园林和亭阁中举办宴会，比如说曲江、杏园、佛牙庭等地。按照习俗，他们要选择两个新科进士去采摘长安城中最美丽的鲜花。采摘到的花更美丽的那个人，要罚酒一杯。宴会结束后，他们结伴去观赏获得赞赏的那些鲜花。最后，他们要将自己的名字写在都城中的一座塔上。

通过科举考试并不意味着可以立马上任。他们要留在都城中，再参加一次选拔考试。5月时，州县上的官员要上缴他们推荐的人员的名单。10月，这些进士再次聚集在都城，参加相貌、言谈举止、书法、判断力等各方面的考察。关于判断力的考察，是通过要求进士写一篇文章来决定的，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判断力。根据得分，他们会再次根据分数以及品德才能排名次。这样，他们还是不一定能得到官职。除非此时官府中有空缺的职位，而且考试也不是唯一的当官的途径。当时有官员估计，只有10％的通过考试的人能够得到官职。如果没有名额，他们将不得不来年再考。

公元8世纪初，科举舞弊贿赂成风，收受贿赂的考官越来越多。有一回，一位考生去参加考试时，在靴带上系着100个铜币。考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按照现在的科举制度，没有钱寸步难行啊！”考官听完以后无言以对。

老年

根据唐朝律法将退休年龄规定为59岁。但是这只适用于农民，朝廷要运用这个规定将其土地重新分配给年轻人。商人和手工业者没有土地，因此这项律法也不包括他们。而且在公元756年，均田制瓦解以后，这项律法彻底失去了意义。按照规定，官员到了69岁才能告老还乡。五品以上官员到了这个年龄，可以亲自向皇帝提出退休，但是有时候皇帝并不准许。五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代为提出这个请求。身体健康的官员可以一直工作到69岁以上。公元668年攻打高丽的将领当时已有74岁。还有的朝廷重臣到了80岁，皇帝也不允许其退休。还有一位征战高丽的将军一直工作到83岁，最后死在了任上。

老年人一般都是由家人赡养，这既是传统道义，也是法律的规定。根据唐律，79～88岁的老人必须要有一个人服侍，89～99岁的人要有两个人服侍；99岁以上的老人要有5个人服侍。这些侍者首先从老人的子孙中选择，首先从成年人挑选，如果没有合适的，就从青年中选择。如果这两种都没有，那么就要从近亲中选择。如果老人并无任何亲属，就有官方在邻里之间挑选合适的人加以照顾。朝廷的这项法令巩固了民间重视孝道的传统。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教育着尊重长辈，尤其是父母和祖父母。这样教育儿童也是为了父母老的时候有所依靠。

朝廷对老年人也会提供一些福利。理论上，老年在在过完60岁生日时，就会失去80％的土地。但是唐律规定，要将40％的土地留给老人，直到其去世。只要这位老人身体还健康，就可以继续耕种。直接当老人无力耕种时，他的儿子可以代替他。律法对于残疾人也有类似的规定。对于寡妇，她们可以依法得到她的丈夫生前30％的土地，如果她们是户主，可以得到40％的土地。

皇帝有时候会直接给老年人赏赐物品，通常是在巡游和颁发大赦令的情况下。赏赐是依据年龄来进行分配的，比如说唐玄宗曾下令，给照顾79～98岁老人的人赏赐3匹丝布（或者钱）和124.7升的粮食。对于照顾99岁以上老人的人赏赐五匹布和182升的粮食。在极为少数的情况下，皇帝会亲自去探望老人。公元645年，唐太宗去看望一位老人，据说这位老人通过吞金来进行养生，已经有145岁了。赏赐物品等行为并不是为了抚养老人，而是为了体现皇帝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心。通常接受赏赐的人是一个地区中数量较少的人。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行赏，收到的人也不多，因为年龄一般设定在79岁以上。

年老通常会伴随着疾病的发生，此时，照顾老人的责任就落在了儿女、儿媳等家人的身上。传说有一个人姓王，非常孝敬父母。当他的父亲得了一场重病时，他日夜守护在身旁喂药喂饭，一个多月都没有换衣服。有一回他实在是太疲倦了，坐在父亲的病床旁边睡着了。在睡梦中，他仿佛听见有两只鬼在说话。它们在计划着如何进入他父亲的身体。一只鬼问：“你怎么进入他的肚子里？”另一只鬼说：“我打算等他喝汤粥的时候，顺着粥进去。”这两只鬼商量好以后，王氏突然醒了，他立刻在碗底钻了一个洞。等到他父亲该喝粥的时候，他用手指将这个洞堵着，再用一个罐子在底下接着。他将粥盛到碗里以后，将手指松开。这时粥和鬼都掉入了罐子里。王氏将罐子封住，放在火上烧，直到里面的粥滚烫。当他把罐子打开看时，只见里面都是肉。由于他的反应灵敏，他的父亲病愈了。其他人都夸赞王氏有孝心，这才使他的父亲病愈。这个故事是不可信的，但故事中所表现出的情感是真诚的。

图三十八　割肉救亲

唐朝时，赡养老人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唐太宗虽然从其父亲手中夺取地位，但是公元630年，他的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暂时将国事放下，亲自安排其父亲的饮食和药物。17天以后，唐太宗的父亲病愈，他高兴地举办宴会庆祝。

有的孝子为了给父母治病，采取了较为极端的方式。公元8世纪初，有一位药剂师认为，人肉可以治愈疾病。从那以后，有的儿女会将自己身体上的肉割下来给父母喂食，一般是大腿或者胳膊上的肉。曾有一个儿子从臀部上割下一小块肉给其母亲喂食，以期治好她的肺结核病。有的人呼吁禁止这项风俗，但是这样做的儿女还是会得到人们的尊重。皇帝曾经奖励过29个割肉救亲的孝子。

第十二章　死亡与来世

死亡

中国人认为人活着必须要有“气”，因此将断气看成是死亡的标志。家人、朋友或者其他人将耳朵凑到昏死过去的人的嘴部，如果感觉不到呼吸就判定这个人已经死亡，其亲属就该着手准备后事了。用呼吸停止判定死亡的方法有时候并不准确，有可能这个人只是呼吸太微弱，从而听不见。公元801年，有一位官员在棺材中躺了30天后醒了过来。公元885年，有一个人经过一个坟墓时，听见有声音从地底下传来，叫的是他的名字。他立刻通知了其家属。他们一起挖开坟墓，发现里面的人还活着。坟墓里的人出来以后，又活了一年。

民间传说中关于断气，还有更加恐怖的故事。相传公元8世纪时，有一位将军晚上在驿站中过夜，半夜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人在压他的身体，于是醒了过来。这位将军身强体壮，一下翻过身来，抓住了一只鬼。这个鬼不是将军的对手，只得投降。这时，他从鬼的手中夺过来一个袋子。在黑暗中，这只鬼请求他把袋子还给他。将军不愿归还，说道：“要想让我把这个袋子还给你，你得告诉我这是干什么用的。”这只鬼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告诉他：“这个袋子是用来收走人的呼吸的。”这位将军愤怒地捡起一块瓦砸向鬼。这只鬼就不再说话了。这个袋子不大，呈青色，似乎是用线织成的。放在太阳光底下看时，没有影子。

死神除了用袋子来收回人的性命，还有多种方法。曾经有一个人姓刘，他和一个仆人住在一起。这个仆人生了几个月的病，就快要死了。有一日，刘氏不在家，这位仆人卧病在床，留在家中。突然有一个身着紫袍、宽袖高帽的人出现在屋中，只见此人形容枯槁，身材消瘦，长着一个大鼻子，留着长胡须。他对这位仆人说：“你马上就能起身了，因为你的病已经好了。”说完，他就将病人扶起，让其靠墙坐着。在东墙处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了几碟菜。这个陌生人从袖子中掏出十几颗形似米粒的黑色物体，放进了菜里。然后对病人说：“我并非来自人间，而是奉命前来收回刘氏的性命的。他会吃这些食物，然后死掉。在这个过程中，不要给他透露一个字，否则你就会大祸临头。”说完以后，这个陌生人就消失了。刘氏从外面回来以后，脸红气喘，他说：“我饿得发昏，好像还中暑了。难受死了！”他拿起筷子就开始吃桌子上的菜，吃完以后就死了。

阴曹地府的神职人员有时会疏忽，将人提前带回阴间。一位姓贾的读书人突然得病去世了，有一只鬼将他带往阴间，在那里他见到了阎王。阎王翻查他的记录，发现他的阳寿还未尽，于是下令将他带回。但是贾氏的腿疼痛难忍，无法行走，这让负责送他回去的鬼犯了难。它想：“要是我不把他送回去，上司可要怪罪我抓错人了。”他们回去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阎王。阎王考虑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有一个蛮夷刚被带到阴间，时辰刚好，现在西门那边。他的腿是好的，不如和这个人换一下吧。这样对双方都没有坏处。”这只鬼听了，便去执行命令了。那个蛮夷的腿丑陋不堪，贾氏看到以后不愿意与其交换。那只鬼对他说：要是不换腿，你就得永远待在这里了。“贾氏没办法，只得同意了。这只鬼让他们把眼睛闭上，不一会儿，他们的腿就交换了。贾氏在这只鬼的带领下回家了。他突然活了过来，连忙去看自己的腿，只见确实是蛮夷的腿，上面有浓密的汗毛纠结在一起，还有一股特殊的味道。贾氏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注重自己手和脚的形象。他不喜欢自己的新腿，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后来，他即使在夏天，都要穿双层的衣服，而且从不把腿露出来。”

人在死之前，可能会得到一些征兆。曾有一位吏部尚书从洛阳赶往长安，当他到达华山的时候，突然有5个人出现在他周围。他便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几个人说：“我们是您五脏的神仙。”尚书听了以后又问：“既然如此，你们不待在我的体内，出来干什么？”他们回答道：“我们负责守护您的气，如果您的气数已尽，那么我们就会散出。”尚书问：“这么说，我快要死了吗？”这几个人说：“正是如此。”尚书连忙要求让他死之前写一封文书。他们同意了。尚书在写完文书后，沐浴更衣，然后躺在床上去世了。

每当有人去世时，其家属就会悲恸痛哭。悲伤的情感得到一定的宣泄以后，他们就开始准备丧礼。首先，他们将死者的衣服脱去，用带香味的水为其沐浴，然后穿上寿衣，将其放入棺材中。在民间，产子时去世的女性要在入殓前在其脸上点一个黑色印记，这样她的魂魄就不会伤害其家属。人们有的还在世的时候就将棺材买好，放在家中。如果没有提前买好，其家属就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备好棺材。棺材一般是用结实的木材制成的，而且是密封的。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将棺材停放在家中或者城中的其他地方一段时间。停放的目的可能是在等待下葬的吉时，或者是因为墓地还没有准备好。在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中，有一户人家将棺材在家中停放了10年，也许是因为这户人家没有钱购置墓地和举办丧礼。官员去世后，其家人要将其送往老家。路上花费的时间可能为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三品以上的官员在夏天去世的话，朝廷会为其准备冰块，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

死者去世的当天或者不久以后，其家属要为其祭祀。老百姓会准备较为简单的饭菜和酒为其送行。而皇室的祭祀就更为丰富。公元870年9月14日，唐懿宗最疼爱的长女同昌公主去世。皇帝悲痛欲绝，几乎失去理智。因为御医和其他十几个人没能挽救公主的生命，皇帝下令将他们斩首。当公主的遗体到达她和驸马的府邸时，皇帝允许文武百官为其祭祀。他们用金玉装饰马车和衣物，在院子中烧掉，送给公主的亡灵。火烧尽以后，其家人开始争抢灰烬中的珍宝。

信教的家庭，在亲人去世后会举办仪式，称为“做七”。佛教认为，人死以后没有灵魂，而是变成中阴身，等待转世投胎。最后会投胎成神灵、人类、牲畜、永居地狱还是饿鬼，要由这个人生前积累的德行有关。如果七天过后，仍没有投胎，中阴身就会死去然后又复活，再等待七天，最后一直到第七个七日，会自动投胎。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帮助死者积累德行，改变其来世的命运。家属要在附近的寺院准备斋饭招待僧侣，作为回报，寺院会派和尚去家中诵经、烧香、祝福。如果死者没有家属为其超度，自己在生前也没有积德，那么就会投胎到地狱。道教也有类似的超度仪式。

葬礼和礼制

在长安，有专门为人举办丧事的机构，不但提供巫术、挽歌等服务，还有灵柩等一系列丧礼用品。对于官员中没有钱财举办丧礼的，朝廷会给官员发送布料和粮食。在战争中死亡的将帅、在皇帝巡游时护驾时死亡的侍卫和执行公务时死亡的官员，其棺材和运费会由朝廷提供。老百姓中有人死亡时，要自行负担丧葬费用。根据律法，如果一个人死后无子嗣，其女儿或者最近的亲属哪怕要将自己的奴隶、商铺和家产都变卖掉，也要为其置办丧事。如果既没有子嗣，也没有任何亲属，丧葬费用就由官方来出，应该是从税收中拨款。

图三十九灵柩

下葬之日灵柩启行，前往墓地。亲友出车马束帛等助葬，叫致（fèng）。如赠送钱物，则叫致赙（fù）。行前先把各种随葬品一一陈列，对着灵柩诵读遣册（全部随葬品的清单），并行奠仪。发引的队伍由丧主领头，边哭边行，亲友执绋（牵引柩车的绳索），走在灵车之前。灵车叫做柳车，又称襮（ér），其大小、装饰、挽车人数以及状似大扇由人举持用来障车的謔（shà），也都有等级差别。如墓地较远，送葬的人也可乘车。各种随葬品或由执事人手执，或置于随行车中。后世发引又称出殡。富贵之家仪仗繁多，往往由方相氏的偶像开道，乐队前导，雇人高举显示身份地位的旗帜衔牌，抬着纸扎的种种明器（到墓地后烧掉），还有僧尼道士跟在灵车后面念经，一路抛撒纸钱，民间俗称大出丧。出丧队伍经过之处，亲友可设路祭。

唐朝初期，除了皇室的葬礼较为奢华以外，其他的葬礼都是比较俭约的。到了唐玄宗统治时期，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厚葬之风日博物盛。有的人在送葬队伍将要经过的街道两边搭建帐篷，在里面摆放人造的花和水果以及面人，来祭祀死者。这些帐篷的高度不会超过两米，面积大约在3平方米左右。“安史之乱”以后，这些帐篷变得尤为奢侈，特别是为地方节度使举办的葬礼上。他们的帐篷高度达到20多米，里面有两三百个架子，上面摆放着盛放祭品的盘子。公元775年，一位节度使去世，他的下属在路边每隔9.6公里为其搭建一个路祭，一直绵延了11.2公里。公元768年，另一位节度使去世时，一位同事在路祭中盛放祭品的碟子上进行了创新。他在碟子上放置了一些木偶，为送葬队伍表演木偶戏。这些木偶由某种装置控制，可能运用了水的动力，使得木偶可以自己动。第一场木偶戏的描绘的是公元7世纪一个唐朝大将打败突厥的战争的情形，送葬队伍观看完后正要离去，一位官员让人们别走，说是还有一场戏没演完呢。于是送葬者擦干眼泪，又接着看了一场戏。这一场是关于汉高祖当年参加鸿门宴时，其下属是如何保护他的。

图四十　方相氏

有时候丧礼的规模很大。在村庄中举行的丧礼都可能聚集上千人。而规模最大的要数公元871年2月7日同昌公主的丧礼。送葬的队伍中有120辆马车，每个车上载有一种陪葬品，随行人员举着的旗帜和华盖遮天蔽日。整个队伍绵延十几公里，去往长安东部的陵墓。30头骆驼满载着为送葬的人员准备的点心，还有足够的美酒供其饮用。

坟墓一般都位于农村，而非城市。根据古代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地面以下是属于鬼神管理的，随便挖掘墓穴会触怒鬼神，除非从其手中将这块地买下来。于是死者的家属要地契，表示墓穴及其周围地段已由死者买下，其他鬼魂不得侵犯其所有权。地契中包括死者的名字、职业、死亡日期、购买的面积、土地的价格和证人的手印。购买的价格一般为9999.99万铜币，数据中包含这么多九，是因为九属阳性，是吉利的数字。比如说老年人最“吉利”的死亡年龄是九九八十一岁。

当然地契中提到的钱数不是真的，也许只有皇帝才有这么多钱。唐朝人认为阳间的钱在阴间是无法使用的。鬼神使用的金银、丝绸和钱币都是用纸做的，所以人们习惯于用冥币代替真的钱币。在市场上，用60枚铜币就可以买到100张纸，然后可以用剪刀剪成1000张冥币。这些钱和真钱一样，都是鬼神无法使用的，只有将冥币烧了，才能为其使用。死者可以用焚烧后的冥币贿赂阴间的官员，使其少受些罪。据说即使阎王已经准许鬼魂返回阳间了，阴间的小鬼还是不让它走，只有给些钱才行。于是唐朝时，人们会在坟前焚烧成堆的冥币。

大臣去世后，朝廷会分配人员为其修建陵墓。一品官员分配100人；二品官员80人；三品60人；四品40人；五品20人。唐朝律法规定了官员墓地的大小，最高级别的官员为90方步，最低级别为20方步。坟头形似倒扣的碗，对其高度，律法也有相关的规定。一品官员不得超过合548.64米，九品官员不得超过合243.84米。

在通往官员的坟墓的道路两边，摆放着石人石兽。唐代的制度是：三品以上官员墓前可置石人、石羊、石虎各2件，成对排列；四、五品官员只能置石人、石羊各2件，六品以下不得置。在路的尽头有一个墓碑，位于坟头前部。律法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墓碑高度不得超过合274.32厘米，顶部可以用无角的龙纹，底部可以用龟纹加以装饰；六品和七品官员的墓碑不得超过合121.92厘米，只能是圆顶方底。墓碑上有记载死者姓名家世生平事迹的石刻文字，一般篇幅较长。根据律法，撰写墓志铭的人要真实地描述死者的生平，不得夸大与贬低。历代出土的墓志中，有不少出自名家手笔，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根据考古发现，唐三彩是在高宗时期才开始生产的，因为在此之前的墓葬中没有发现过三彩器。华中高宗时唐王朝国力日渐强盛，统治阶级的奢侈之风中博也愈演愈烈。达官显贵们期盼死后仍能享受荣华富贵，因而在自己的墓穴中总要随葬大批珍宝和三彩器，从而使厚葬之风日博物盛。由于社会需求激增，使三彩器生产出现过度发展之势，唐王朝不得不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和节制，并颁布规定对随葬中博三彩器实行限制，如规定各级官员的物中随葬品数量为：“三品以上九十事（件、套）；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并规定各种器物的高度应在一尺之内。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种神兽

墓室内部摆放着坟墓和陪葬品。陪葬品中不但包括衣服等日用品，还有专门用于丧葬的明器。根据律法，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设90个明器，四品和五品的官员可以设60个，六品以下的官员可以设40个。明器包括以下几种：

①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种神兽，人物、骆驼和马的塑像；不得超过合30.48厘米。

②侍者和表演者，不得超过合17.78厘米。

③房屋和花园，不得超过合152.4平方厘米。

④奴仆，数量不得超过20个，高度不得超过合10.16厘米。

这些雕塑叫做三彩陶器。同昌公主去世时，陪葬品是尤为奢华。唐懿宗从国库中拿出骆驼、凤凰、犀牛等金质雕塑放在墓室中，以显示公主的尊贵。除此以外，还有木刻的宫殿，里面有数不清的凤凰、花鸟、人物和家畜。随葬品中还有装饰着金银珠宝的丝绸帷幔。人们认为这些随葬品可以供人死后使用。

据说，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这个魂魄就会像他的尸体一样停留在异乡，受着无穷无尽的凄苦。他也不能享受香烟的奉祀、食物的供养和经文的超度。这个孤魂就会成为一个最悲惨的饿鬼，永远轮回于异地，长久地漂泊，没有投胎转生的希望。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比如说将士战死沙场，尸体无法找回时，其家人就会为其举行招魂的仪式。公元680年，唐中宗将其任太子时的太子妃打入冷宫，她死后由太监草草埋葬了。公元710年，唐中宗驾崩，继任者唐睿宗认为当年的太子妃应当与先帝葬在一起，但是没人能找到她的尸体。礼部的官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皇后的朝服来招魂。这种仪式在唐朝以前就存在，负责招魂的人手持死者身前穿过的衣服，呼唤其姓名。这样鬼魂认出衣服以后会穿进去。在本例中，招魂者进行该仪式后，将衣服放置在灵车上，对死者祭拜3次以后，将衣物埋葬在皇帝的陵墓中。在墓室中，人们将其衣服放在摆放皇帝棺木的平台的右方，用被子将其盖上。这件衣服代替了尸体。

因为陵墓有明显的标志，而且里面有贵重的物品，不难预料会有盗墓者光顾。公元740年，在唐玄宗宠妃华妃位于长安的陵墓100步远的地方，20多个纨绔子弟挖了一个秘密的洞穴，从里面又挖了一个通道直通墓穴。进入墓穴以后，他们将棺材打开，看见华妃的面容仿佛还活着一般，四肢体还能弯曲。之后，他们将其手腕砍断，夺走金手镯。因为害怕华妃会在梦中向活人告状，他们将其舌头割掉了。盗墓者可能考虑没有地方放照明蜡烛，又将华妃的尸体侧立起来，把蜡烛插在她阴道里。他们带着无数珍宝回到了之前挖好的洞穴。他们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将赃物放在棺材中，用灵柩拉回长安城。此时，华妃的鬼魂衣冠不整地出现在了她儿子的梦中，她说有一伙无耻之徒进入她的坟墓，将其玷污，毁其尸体。然后她详细地描述了这些人。第二天早上，皇子将此事上报给了皇帝，皇帝派京兆伊（相当于市长）迅速捉拿凶手。当这伙人经过城门的时候，守卫检查了他们的马车，发现了赃物，将他们所有人都扣押了。在严刑拷打下，他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皇子下令将为首的5个人交给他，他要私自报仇，皇帝准许了。华妃的儿子将其腹部活活切开，将其内脏取出煮熟后，为华妃祭奠。其他人都被打死在城门外。

哀悼

从亲人去世的那一刻，人们就开始哀悼，有时候人们悲痛欲绝。有一个人的母亲去世后，他把眼睛都哭瞎了。另一个人失去父亲以后咳出了血。还有一个人征战沙场时，双亲去世。他30年都没怎么说过话。当其亲属对他说话时，他就把回答写在纸上。为表孝心，有的儿子在父母的坟墓上堆起了小土堆。

亡者下葬以后，其亲属还要对其进行悼念。哀悼的时间长短由关系远近决定。比如说根据礼制，侄子去世要守丧一年，舅舅的孙子去世要守丧半年。守丧时间最长为3年，是为了悼念父母和祖父母去世的。但是军队将领的父母去世，只需守丧100天。所谓的守丧3年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实际上是27个月。尽管如此，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官员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去世后，要立即回家穿孝服，在家中赋闲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没有俸禄，要另寻方法养家糊口。27个月以后，官员可以回去上班了，职位和过去一样。如果隐瞒丧事或者拒不守丧，可以被处以流放。

在守丧的27个月里，儿子或者孙子必须要生活节俭。脱去孝服穿上平常的衣服，可以判处3年徒刑。听戏或者演戏也会被处以相同的刑罚。唐朝律法规定，演奏乐器、唱戏和跳舞都属于娱乐活动。这项规定也包括民间艺人的表演，在守丧期间和亲戚朋友饮酒作乐也是禁止的。如果死者的儿子或者孙子下棋，会被处以一年徒刑；在路上偶然遇到娱乐表演活动，被发现并且证实以后，会被处以杖刑100。守丧期间不得结婚，否则被处以3年徒刑；在此期间，人们还要禁欲。如果在这段时间生子或者怀孕，会被处以一年徒刑。在守丧前怀孕，期间出生的情况不算违犯法律。而且主动承认违法此项律法的人，不会被处以任何处罚。这些法律和女性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之所以有这些规定，是为了让人们尊受礼仪，在守丧期间不要享乐，以示哀悼。在唐朝，皇帝驾崩皇后去世，全国人民都要举行哀悼，在其忌日，所有人都不能够进行娱乐活动。

公元817年，一位驸马为其父亲的小妾所生，在其父亲的妻子去世后的守丧期间，官方得知他聚众夜间狂饮。皇帝免去他所有的职位和爵位，将其贬到长安以外的州上，并且处罚杖刑40。一位宾客也被处以相同的处罚。

有的人表达哀思的方式有些极端。比如说10年都不参加公共活动；在父母坟墓旁边搭建棚屋居住等。有一个儿子，其母亲去世以后，即不梳洗也不吃肉，只喝水。还有一个人在其母亲的坟墓周围种植了1000棵松柏。

为期3年的守丧过去以后，人们还是会举行祭祀仪式来表示哀思。这个仪式主要是由男性来完成，如果家中没有男性，也可以由女性进行。通常是家中的长子在父亲忌日的时候供奉食物，所有官员在祭祀的那一天可以放假。需要祭拜的祖先包括这个儿子之前的7代。有条件的人家会建造祖祠，在里面放上祖先的牌位。牌位上圆下方，中间写着或者刻着祖先的名字。仪式开始以后，祭拜者要烧香，将祖先的灵魂招到牌位中，然后准备敬奉食物，一般是猪肉、鱼肉和鸡肉，以及酒。其祖先会食用这些食物的精髓，而具体的食物是由家人食用的。

公元7世纪初，据说有阴间的官员告诉一个人，鬼魂一年只需要吃一次饭。唐朝时，人们通常会准备两顿饭给故去的亡灵，分别是祖先忌日当天和4月5日寒食节的那天。没有吃到饭的饿鬼会偷吃食物，或者乞讨。没有人敬奉食物的鬼魂数量相当多。传说有两位官员在客栈中过夜，点了些饭菜和酒，两人对坐在桌子旁，吃喝到了夜里。突然他们看见一双毛茸茸的黑色的手从灯笼后面伸了出来，看那只手的动作好像是在要吃的。于是他们在其手上放了两块烤肉。不一会儿，这双手又出现了，做出杯子的手势，于是这两位官员倒了些酒放在其手上。这双手没有再出现，这两位官员吃完饭后，便背对着灯笼睡下了。后半夜，他们听见有个声音高喊：“东面几十里外有个村民给神灵摆了一桌宴席，酒菜都好丰盛，你去不去？”灯笼下方有一个声音说：“我已经吃饱喝足了。”于是外面的鬼魂离开了。

逝者的魂魄

古代中国人认为身体内有许多神仙，有的中医认为人的五脏都有其对应的神仙。道教则认为人的体内有36000位神仙。但是人们公认的神仙只有魂魄这两种，其中魂为阳，魄为阴。

魄代表阴，比如说土、水和黑暗都属于阴。魄掌控着人的本能，并且能够形成胎儿。魄代表着人的动物本能，在婴儿出生以后，这种本能和需要就会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婴儿需要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之后，魄又可以体现为七情六欲。魄附在人的身体上，人死以后则随着人入土，附在尸骨上。

关于魄的观念，使得中国人认为亡者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传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位妇女刚刚去世，其家人将其放进棺材中。这时有音乐声传入了停放棺材的地方，然后尸体开始跳舞。只要音乐停止，尸体也停止跳舞。她丈夫回到家后听说了这件怪事，就喝了些酒壮胆，然后从桑树上折下一根树枝去找尸体了。他在墓地的柏树树中找到了她，她仍然在树下舞蹈。她的丈夫用枝条抽其尸体，将其抽倒在地，随后音乐也停止了。他将尸体背回了家，重新放在棺材中。在这个故事中，音乐使得人的魄兴奋起来，于是尸体便开始舞蹈。

当魄没有被安葬的时候，就会耍花招来让人们将其安葬。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孩的骷髅到了一户人家中，这家人有几兄弟都是教书先生。这个骷髅跳进他们的房屋，大声喊叫：“妈妈，我要喝奶！”然后继续像猴子一样到处乱蹦。这几个兄弟用木棍打它，每当打中它的时候，它就会散架，但是立刻又恢复了原状，继续喊着：“妈妈，我要喝奶！”于是这几兄弟找来一个草编的袋子，将其放进去扔进了枯井中。第二天晚上，这个骷髅又出现了，手里拿着这个袋子。这几兄弟将骷髅装进袋子，又用绳子将几块石头系在袋子上，然后扔进了河里。他们在扔的时候，里面的骷髅喊道：“我会再回来的，就像昨天晚上一样。”果然，这个骷髅又出现了，这家人早已想好了对策。他们将一根木头中间凿空，变成筒状，将骷髅放进去之后，在两边用大铁盘封住，用钉子固定好。最后又在木头上绑了些石头。这几兄弟匆匆忙忙地将这根木头扔进河里，在路上，这个骷髅说：“谢谢你们给我做了这个棺材。”这个故事体现出中国人对安葬的重视程度，即使是陌生人的尸骨的安葬也很重要。

中国古代对眼睛有一种特殊的说法。他们认为人死后眼睛还会继续存在。传说中有一个姓王的大夫，擅长运用针灸。公元831年，他去世以后，第二天又死而复生。他将自己在昏死状态时的所见告诉了人们。那时，他用针灸给一个人治病，那个人的肩膀上长了一个脓肿，他将里面的脓提取了出来。随后，这个人命令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下属将他带到庭院中。在那里，他看见有几千个人眼，堆得如同山一样高。这些眼睛还在眨着，并且闪着光泽。这位下属说：“这就是结尾。”然后两个身材高大的人出现了，站在这堆眼睛的两边，用大扇子扇风。有的被风扇走了，还有的在地上滚。不一会儿，所有的眼睛都不见了。这名大夫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官员说：“所有人死后尸骨都化为灰烬。”但是人死后，眼睛和魄会继续存在。不知道这一观点从何而来，但是关于眼睛的奇怪看法可以在不少类似的故事中找到。

魂代表阳，火和光都属于阳。它掌管的是人的智慧。婴儿刚出生的时候，魂还比较虚弱，但是随着婴儿的成长，其大脑逐渐发育，魂也逐渐增强。尤其是在儿童6岁接受教育之后，魄更加快速地变强。在人20岁的时候，魂已经成熟，但是在人50岁的时候，魂才算达到最高的境界。魂掌管着人的性格，如仁慈、正直、得体、才学和忠诚等。这些都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性格。魂就是气，因此不是附着在身体上的，在人生前和死后都可以到处游走。有时候，魂会在人睡觉做梦的时候游走。人死以后，魂会升天，只在祭祀的时候会回到家中或者回到坟墓处。

传说曾有人见过魄。有几个魂出现在教书先生闫氏的家中。闫氏请人驱鬼，但是都没能将其驱走。于是闫氏大病一场，而且病情逐渐恶化。在病中他做了一个梦，一个身穿朱红色衣服，戴黑色围巾的人出现在半空中，对他说：“我是来给你还魂的。”随后，他往黄氏的身上扔了20多件仿佛橘黄色袍子的东西，闫氏将这些袍子捡了起来。第二天，他的病好了。可能是因为在招魂仪式中，要使用的衣服才能将魂招回，于是人们认为魂的形状如同衣服。这个鬼故事还说明，古代中国人认为魂的丢失是造成疾病的原因，尤其是昏迷和全身僵硬症。治疗这些病的时候，大夫会用“还魂汤”来治疗。

智慧和文化要高于情感和欲望，因此人体内的魂要控制魄。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奇怪的故事产生了。曾经有一个县令犯罪后被判处死刑，他的头被砍了以后，身体并没有死，于是其家人用轿子将其运回了家。每当这位县令饿的时候，就会在地上写“饿”这个字，他的家人会将食物绞碎，从他脖子上的洞送下去。他吃饱以后，就在地上写“停”这个字。每当家中有人违法家规时，他就在地上写对这个人的惩罚。因为他和活着时一样有欲望，还和他的妻子同房，后来他的妻子还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家人就这样生活了三四年。有一天，这位县官在地上写道：“我明天就要死了，快给我准备后事。”这可能是因为他的魂要离开他的身体了。他的家人便按照他的话开始准备。

鬼魂和活人一样，也有同样的食欲、性欲等需求。曾经有一个妓女，和一位将军有关系。后来这位将军生病去世，半年过去了这位妓女还不知道他去世这件事。初秋的一天，这位将军突然出现在妓院中，一直待到黄昏。天快黑时，他提出将这位妓女带回家。她不太情愿出去，向让他留在妓院，但是他坚持一起走。于是他们一起骑着马离开了。到了将军的府邸以后，他们和以前一样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早晨，一个奴婢发现了这位妓女，她正躺在一个凳子的毯子中，这个凳子上曾经放置着将军的棺材。这个奴婢立刻去通知王氏家属。他的儿子们都过来看，便问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她如实地告诉了他们。听完她说的话以后便将其送回妓院。魂应当是控制性欲的理性力量，但是一些传说总是相互矛盾的。

在古代，复仇和性爱一样，也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就像前文的一个故事中，华妃为了复仇，去向自己的儿子诉说遭遇一样。有时候鬼魂会自己去复仇。传说都城中有一个官员姓李，他想要纳一名女子为妾，但是她的母亲不同意。于是他便对这名女子许诺，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娶妻，于是这位母亲便答应了。后来，这个小妾亡故了。在她去世后一年，李氏娶了一位官宦女子为妻。在结婚的前一天，李氏在沐浴。这时候，他看见已经死去的小妾向他走来，手里拿着一棵草药。她说：“你曾经许诺过不会娶亲，现在却马上要成为别人的夫君。我没有别的礼物，就送给你这个草药放进水中增加香味吧。”她将草药放入水中，用发簪搅拌了几下便离去了。李氏感到有些紧张，但是因为他已经浑身肿胀，没有办法离开澡盆，最后死了。等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发现已经变得像丝绸一样软绵绵的了，原来这种草药已经将其骨头和筋腱溶解了。这个故事带有警示的意义，那就是如果不信守承诺，就可能会丧命。

图四十一　溶解骨头的药粉

有时候，报复的行为非常快，并不需要鬼神的帮助。曾经有一个人姓杜，他看见一个僧侣拿着一个箱子，他觉得这个箱子里肯定有价值不菲的丝绸，于是就和他的妻子密谋将和尚打死以后抢夺其财物。在和尚断气前，这对夫妇听见他低声念了一两句咒语，随后有一只苍蝇飞进了杜氏的鼻孔里，将他的鼻子堵了很长时间。他的视力和嗅觉下降了，头发和眉毛全都掉了，在一片迷乱中，他的听觉也消失了。不一会，他得了一种怪病，不到一年就死了，在他快死的时候，这只苍蝇从他的鼻孔飞了出来，又飞进了他妻子的鼻孔，他的妻子也生了病，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

人死了以后，会变成鬼吗？在唐朝时有个传说，在人死以后，变成鬼魂，聚集在海上的岛屿中，但这只是想象力过于丰富的作者杜撰出来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宗教观念是，鬼和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而且紧密相连。各个阶层的人——皇帝、官员、书生、商人和农民在任何地点都能看到死者的亡灵。在一个传说中，一个商人的鬼魂遇到了他生前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和尚，他们在小饭馆起吃完饺子后，去集市中散步，在路上遇到一个卖花的女性。商人的鬼魂对和尚说：“这个女性是一只鬼，她只卖花给鬼魂，这些花是活人看不见的。”他掏出几个铜币买了几朵花，送给了他的朋友，然后商人的鬼魂说：“看到这些花微笑的人都是鬼魂。”说完他就向和尚告别，然后消失了，在和尚回寺院的路上，有许多人看见他的花以后都笑了。鬼魂就在人们的身边，但是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发现。

在天上，圣峰之下，或者是不知名的地方，有一些不知名的城市或者机构，是肉眼看不见的，这些地方有鬼神管理者。这些鬼神管理者，反映了人间的管理者，尤其是司法管理者。在天上和泰山底下的阎王，要检查死者的生死簿，并且要决定他们是否阳寿已尽，他们还要根据三尸和灶王的报告，记录死者的德行与罪过，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天算起，犯了较大的罪过，要减去300天的寿命，犯了较小的罪减去3天的寿命。阴间的判官还要负责断案，死者的鬼魂可以状告阳间的人对其犯下的罪行。据说在长安的东市上，曾经有一个姓李的人，总是偷吃猫狗。有一天，有两个身穿紫色衣服的人，走到他面前。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有公务在身，可否借一步说话？”这三个人走到一处远离人群的地方，那个人对李氏说：“阎王爷叫我们来捉拿你，你必须马上和我们走。”李氏一下子没明白过来，于是就问：“你们是人，怎么带我过去？”对方说：“恰恰相反，我们是鬼魂。”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份正式的文件，文件上所盖的印章还是没有干的。李氏可以清楚地看见文件上有他的名字，还详细记载了460只猫和狗对他的诉状。

人死以后鬼魂应该可以对这些诉状进行反驳，然后由阎王来裁断。传说有一位姓杨的大臣死后，其鬼魂被送上阎王殿。阎王问他：“你怎么犯了这么多罪？我看你怎么偿还！”杨氏反驳道：“我并没有犯什么罪呀。”阎王便派人将他的罪状呈上来。过了一会儿，一个穿黄衣服的官员拿来了罪状书，并且宣读杨氏的罪状：

公元692年，北方几个州落入突厥可汗的手中。唐朝的军队人数不够，不是敌人的对手。有人将此事禀奏给皇上，但是杨氏仍然劝说皇帝派兵抵抗。结果有1000多人战死。

公元701年，黄河以北的流域发生蝗灾，庄稼颗粒无收，饥荒就要发生。杨氏本可以开粮仓，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最后无数平民流离失所，超过2万人饿死了。

杨氏辅佐皇帝不利，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导致黄河以南的三个州发了洪水，几千人被淹死。

后面还有杨氏犯下的67个类似的罪行。

这位阴间的小鬼将罪状交给了杨氏，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此时突然有一只手出现，大小和长椅差不多，上面长满了短而硬的毛。这只手抓住杨氏，直到鲜血从指缝中流出才消失。

阴曹地府中的阎王会派遣阴间的捕快黑白无常来捉拿人的魂魄去收回死者的鬼魂。当各处发生瘟疫的时候，黑白无常会奉命一次性收回许多个鬼魂。那些将驴活活烤死做成食物的人，和将活鹅扔进锅里煮熟的人，会被它们扔进火中，用车拉走。但是一般情况下，它们一次只会收回一个鬼魂。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黑白无常并不是每次都秉公办事。有时候，他们会将长相相似的另一个人抓回来，有时候它们收受贿赂。前文提到的偷吃猫狗的李氏请求它们再让他多活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达成了一致，那就是给它们40万铜币，李氏就可以多活3年。他们约定好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交钱。到了这个时候，李氏准备好了冥币，烧掉后达到了它们手中。他看见在烟里，这两个神职人员拿着钱走了。3天以后，李氏死了。原来阴间的3年相当于阳间的3天。

黑白无常将死者的鬼魂带往阴间审判后，鬼魂可能会因为官僚主义而受到耽搁。传说有一个奴婢被她的女主人害死了，后来又起死回生，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的晚辈。她说：“我死了以后，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把我带到一个高门大厅之中。我向里面的王请安，然后他简要地问了一下我生前的情况。那两个黑衣人含糊其辞，并没有将我的死因说明白。我也不敢状告女主人，所以没有纠正他们。过了一会儿，他们将我带到一个机构中，里面堆满了文件和档案，一直堆到屋顶。有几个神职人员在里面忙着搜寻和检查这些档案。其中有一个鬼神手里拿着我的档案，问了我一些问题。看完我的档案以后，他说我的死因和档案中记录的命运不相符。他判定要将女主人的阳寿缩短11年，然后加给我。另外一个鬼神也来检查了一下我的案件，同意了第一个鬼神的判断。但是第二个鬼神因为一些原因被罚了款，我的案件又搁置了下来。这一耽搁就是90年。昨天突然有一个神职人员过处理多年积压的案件，于是我的案件也得到了处理。我终于得到了第一个神职人员判给我的11年阳寿。”

故事中的奴婢还算是幸运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这能有这样的好运。当鬼魂的案件悬而未决时，阎罗会在其尸体上涂抹一种药膏，这样尸体就不会腐烂。传说有一个姓李的人，他的鬼魂被错抓到阴间了。等到神职人员要纠正错误时，他的尸体已经腐烂了。于是就找到一个该死亡的人，让李氏的鬼魂进入尸体回到阳间。李氏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在离家几百里外的地方。他回到家以后，他的家人没有认出他来。在观察了他的举止言谈以后才相信他就是李氏。

惩罚罪行不一定只发生在阳间，或者发生在死者身上。曾经有一个将军问捉鬼人洪氏，为什么他没有儿子。洪氏遇到了这位将军的父亲的鬼魂，它说这位将军年轻时曾经和一个奴婢发生了关系，并且对她许诺永不娶妻。后来他没有信守诺承诺。这个奴婢到了阴间后向阎罗状告他。阎罗判处这位将军生不出儿子。

唐朝时有些人根本不信鬼神。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人没有得到好下场。李氏经常在酒席上对其他宾客自吹，说自己从不怕鬼。有一天，在他家的南墙上出现了一只红脸的、高30多厘米的鬼。只见这只鬼鼻子向下弯曲，眼睛内陷，长着尖嘴和长牙。总之这只鬼的样子很可怕。看到这只鬼来者不善，李氏便挥拳打鬼。但是他的拳头刚要打到鬼的时候，鬼消失了。接着又在西墙上出现，这次变成了白色的。然后又再东墙上出现，变成了青色的。每次李氏要打到它的时候，它就会消失。最后，一只黑色的鬼在北墙上出现。它比其他的鬼大两倍，而且样子更加可怕。李氏更加愤怒，挥拳打也没有用，便拔出剑来要杀死这只鬼。正当他的剑要刺到这只鬼的时候，这只鬼从墙上下来，将李氏包住，李氏拼命挣扎，但是无济于事。这只鬼钻入了李氏的体内，他的脸变成漆黑色，翻到在地，当场毙命。当人们将他放入棺材时，他脸上的黑色还没有消失。

佛教

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涅是指通过抑制自己的欲望和妄想，消除了痛苦、从六道轮回中超脱出来，最后功德圆满地逝去。要达到这种状态，和尚或者尼姑要远离家人，过俭朴的生活，并且要自省和沉思。这种生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佛教的一个派别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这就是令人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

《佛说阿弥陀经》载明彼佛土以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另外，同经亦载，彼极乐国土中，有七重栏、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又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颇梨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颇梨、车磲、赤珠、马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彼国又有阿弥陀佛所幻化之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鹄、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令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光佛，管理着极乐世界，而没有其他官员。这对于长期饱受酷吏折磨的中国人说，是极具吸引力的。阿弥陀佛对于众生所遭受的苦难充满怜悯，于是建立了这个佛国。他许诺世人，只要信仰他，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度。在他的右边是观音菩萨，他将各处的信徒带往西方极乐世界。想要进入这个佛国，必须真心地念“阿弥陀佛”这几个字。虔诚的信徒会在佛国得到重生，盘腿坐在盛开的莲花上。如果念了那4个字，但是内心并不相信其存在的，也会进入佛国，但是会重生在未盛开的莲花中等待500年。无论是神灵还是人类，都会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佛国，最后会得到涅西方极乐世界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田园一般的生活，而且得到救赎的方法也较为容易。人们不需要过苦行的生活，也不需要积累功德就可以进入。

佛教不仅带给中国的佛教信徒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念，也带去了惩罚罪恶者的3种方式，分别是变成饿鬼、进入地狱和投胎成为苦命者或者牲畜。中国早就有饿鬼的说法，但是并没有惩罚的意思在里面。饿鬼只是一些不幸的人，没有子嗣为其祭祀。但是佛教中饿鬼的概念完全不同，指的是违反佛教教义的人所受的惩罚。在目连救母的故事中，他的母亲就变成了饿鬼。她的喉咙变得和针眼一样小，从而喝不下去水。而且每当她看见远处有清洁而又凉爽的水的时候，走过去以后，水就会变成脓。他的母亲拿到可口的食物后，这些食物会立即变成火。

佛教中地狱的概念和基督教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永恒地惩罚罪恶者的地方，而是炼狱的地方。有罪的人在里面遭受苦难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去转世投胎。阎罗王掌管着阴曹地府，手下有牛头马面等神职人员为其效命，它们用钢叉和棍棒惩罚有罪之人。在阴间有十殿阎罗王，分别对不同的罪犯施行不同的惩罚。比如说有人毁坏寺庙、偷吃寺庙的水果或者偷里面的柴火，在阴间就得爬刀树，皮肤都会刮烂；如果男女在其父母的床上性交，到了阴间，女性必须要躺钉床，而男性要怀抱烧红的铜柱作为惩罚。

在佛教中，杀生是最大的禁忌，因此猎人受到的惩罚是最重的。传说有一个弓箭手姓李，他杀了无数的鸟类和鱼类。公元645年，他生了几天病以后去世了。一个鬼将其带到阴间，投进一个四面带墙的院子中，里面尽是飞禽走兽。这些动物一步步地逼近他，要让他偿命。他曾经杀死的一只母狗扑上去咬他的脸，然后将他咬得遍体鳞伤。随后有3只3米多高的鬼出现，剥了他的皮，割了他的肉，只剩下脸、眼睛、骨头和内脏。这几个鬼神拿他的肉喂这些动物。弓箭手的肉又重新长了出来，于是这几个鬼神又剥皮割肉。这个过程一共持续了3天，李氏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晕厥了过去。这项惩罚完毕以后，鬼神和动物消失了。李氏翻墙朝南跑去，但是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正当他以为他逃脱了的时候，另一个鬼神将他捉住，放进了一个大铁笼里。铁笼中有无数只长着牙齿的鱼咬他。它们把李氏吃完以后，和鬼神一起消失了。等李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死了6天了。

有罪过的人在地狱中受完苦以后，就由阎王决定其来世的命运。如果他们所犯的罪不大，可以投胎为达官贵人，或者变成神仙。有时候，这些人没有犯任何的罪，可以不用受苦，直接投胎。在转世投胎时，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传说有一位官员的女儿出生以后就一直生病，全身无力。这位官员找来了姓王的隐士询问病情，此人擅长于道教的法术。他说：“您的女儿没有生病，只是在她出生的时候，灵魂没有附体。某某县的县令的身体是您女儿的前生，他前几年阳寿就已经尽了，但是因为他一生与人为善，阎王为了奖励他，给他增加了些寿命。他现在已经90岁了，等他去世的那天，您的女儿就能恢复正常了。一个月以后，这位官员的女儿突然醒了过来，就好像酒醒了一般。这位官员派人去察看那位县官的状况，得知那位县官已经去世了，时间正好是他女儿醒来的那天。”

如果一个人罪孽深重，阎王会让其转世为牲畜。传说有一个和尚，在路上看见前面有个轿子，轿子后面有一个奴婢披麻戴孝。他在轿子后面走了几日，从没看见过里面的人出来。于是他便走上前去，迅速掀开轿帘往里看。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妇人，长着人头蛇身。和尚吓了一跳，那位妇人说：“我犯下的罪行深重，身体变成了蛇，干嘛非要看我啊？”

投胎为动物的人也可以通过积累阴德，在来世投一个更好的胎。传说有一个官员姓陆，他的姑姑养了一只小狗叫小花，她十分宠爱这只狗。有一天，小花被人杀死了。几个月以后，她也突然离世了。进入阴曹地府以后，她见到了阎王。阎王对她说：“你的阳寿已尽，但是有人替你求了情，所以我要增加你20年的阳寿。”她感谢了阎王，便走了。在路上，她经过了一个府邸，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美丽的女子，后面跟着十几个仆人。这位女子对她说：“你还认得我吗？”她说：“我认不出来了。”对方说：“我是小花呀，真感谢你那时对我那么好，没有把我当成牲畜来对待。现在我是阎王的小妾了。昨天替你求情的就是我。他们不愿意给你加那么多年的阳寿，只愿意加12年，但是我偷偷地把12改成了20，就是为了报答你。”她正要走的时候，过去的小花对她说：“回去以后请帮我把尸骨找到埋葬了。它在哪里哪里，有人把它扔到粪堆上去了。她醒来以后便去寻找小花的尸体，果然在那个地方找到了。她用自己孩子的规格将其埋葬了，后来小花在托梦感谢她。这只狗显然在世的时候积累了很多阴德，才能够变成神灵。”

无论一个人投胎成牲畜还是阴间的神灵，转世投胎都无法彻底消除痛苦，因此不算是一件好事。

道教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形成于公元2世纪。道教吸收了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来世、地府等说法，建立了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道教信徒可以修道成仙，还可以通过其特有的仪式来为死者超度。道教还从佛教中吸收了阴间和投胎转世等元素。在为死者超度时，他们会念经为死者积德，然后磕头请求神灵将死者从地狱中放出来，超越无止境的轮回，使其登上极乐世界。

道教认为人死以后，魂魄并不会死去，这与民间传说以及佛教有所不同。对于道教信徒而言，拯救他人意味着拯救灵魂和肉身。人死以后会去北方的一个国度修炼，在这个过程中将导致人衰老和死亡的因素全都去除，变成不灭的物质。这样，人就变成了神仙，可以在天界担任职务。生前行为不端的人则会死去。

道教还将神界的地理位置进行了重组，除了天庭系统以外，还有复杂的地狱系统。道教认为在圣峰下有36个神仙住所。这激发了文人的想象，写出了不少文学作品，描述的是关于普通人进入神仙处所的所见所闻。

传说公元705年，有一个人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一口井。他雇人挖了整整两年，挖了300多米都没有发现水。有一天，他们听见井底有狗叫声传出，于是他们到达井底，继续向下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里面还有一座山峰。一个挖井人顺着山峰向下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那里有山峰和河流，还有自己的太阳和月亮照明。山峰上有金和银建造的宫殿，还有巨大的树木，上面盛开着紫色的花朵，如同扇子一般大的蝴蝶在花中飞舞。其他人也顺着山峰来到了这里，他们来到一个门前，里面有两个人貌似守门人，前来欢迎他们。这两个人面白唇红，发如青丝，帽子和衣服都是金色的，而且极为飘逸，仿佛是用烟雾制成的一样。他们问这些人是怎么到达这里的，在这些挖井人回答时，十几个人从宫殿中出来，抱怨说闻到一股污浊之气，并且责怪看门人。正当他们解释的时候，一个身穿深红色衣服的人出现了，命令这些人要善待来客。

这两个门卫便带着挖井人四处观看。他们来到温泉处沐浴更衣，去处身上的异味，那水如同牛奶一样香甜。随后他们又在各处游览，随处可见金银和玉建造的宫殿。随后门卫告诉他们，第一次看到的那个房屋只是一个修道的场所。神仙在升天前，要在那里居住1918年。然后，挖井人随门卫通过一个门，来到了地上。当他们回到村庄时，发现已经是公元791年了。原来在神仙处所待不到一天的时间，相当于地上的86年。

这个地府是那些法力较小的神仙通过修道以求长生不老的地方。有的道教徒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就修炼为不朽之躯。他们修道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炼内丹，让精气内收不泄，这叫修养圣胎。二是“存神”，即存想神物。道教认为天地星宿山川，以至人身五官五脏都有神名，存思结想的目的在遇神。三是导引沐浴。导就是按摩，清晨未起床前，即要叩齿、闭目、起床后即演五禽戏（模仿五种禽兽动作，相当于现在的体操）。四是服食烧炼。服食主要是服气，这叫吐故纳新。此外，也服草木金石药品，甚至用金石代替五谷。烧炼即烧炼金石，一种是变石成金而致富，另外是炼丹服食以求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药是由道士通过复杂的工序炼制的，但是含有剧毒，有的丹药中含有铅、汞、硫化砷等物质。但是长生不老的诱惑太大了，连皇帝也服用仙丹。唐朝时至少有五位皇帝死于服用仙丹。道教信徒自己也知道仙丹是有毒的。曾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年轻人即将成仙，他在幻觉中看见两个神仙叫他服用丹药，结果死去了。曾经有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死了以后，人们发现棺材里没有了尸体。还有的道教信徒去世以后，其亲属和朋友打开棺材，发现只有一把剑或者一只鞋。还有的时候，道教信徒会在白天羽化登仙。

后记　唐朝灭亡

公元883年5月18日，在突厥军的帮助下，朝廷收复了长安。但是朝廷和黄巢的农民起义军的这场战争几乎将长安变为一片废墟，60％～70％的宫殿、官府和民宅都遭到毁坏。唐僖宗回长安之前担心可能没有合适的地方居住，于是命令京兆尹重新修建城市。22个月以后，由于人手和资金不足，只恢复了10％～20％的建筑。公元885年，唐僖宗回到长安后只得住在不符合君王身份的地方。而大臣们的府邸也都遭到破坏，只得住在妓院里。

唐僖宗尽管掌握着5万神策军的兵力，但是实力远比不上长安周围的割据力量。皇帝只能直接控制长安城和两个州，其他地方从“安史之乱”以后，就一直被地方节度使占领，而节度使中愿意效忠于朝廷的少之又少。几乎所有地方都不再向朝廷纳税，因此朝廷没有资金来供养军队。11个月以后，唐朝没有出兵帮助突厥打击对手，于是突厥军与唐朝反目成仇，进攻长安。唐僖宗再次逃亡，并于公元888年返回长安，但是宫殿已经遭到毁坏。14天后，唐僖宗驾崩，其弟唐昭宗即位。

唐昭宗也没能挽回衰败的局面。公元895年夏末，朝廷的军队发生内乱，唐昭宗差点被一支箭射中，于是弃长安而逃。昭宗打算逃往南部的山区，后面有近2万名百姓和官员跟随，途中有1/3的人渴死。几个月以后，唐昭宗返回长安，发现所有皇宫都已成为废墟，只得住在官府中。第二年，他再次逃离长安。叛军将公元883～885年重修的建筑全部夷为平地。

而朱温与李克用成为唐末的风云人物，在朝廷各树党派。公元903年，朱温派兵占领长安周边区域和皇宫。他入宫以后下令，将宫中约700名年老的宦官全部处死。天元年（904年），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下令长安城的百姓全部迁移，于2月16日出发。所有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洛阳。在他们离开后不久，朱温命令士兵将长安所有的建筑摧毁，将木头扔进渭河和黄河，顺流运往洛阳。然后派遣2万名工匠在洛阳建造房屋。在即将到达洛阳时，朱温邀请唐昭宗的年轻宦官和儿童马球运动员到帐篷中参加宴会，之后将其全部处死，用自己的手下代替了这些人。

朱温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彻底毁灭，他的手下连城墙都没有放过，全部将其推倒。后来长安城中连刮几日的大风，著名的曲江竟在一夜之间消失。随着长安的毁灭，风雨飘摇的唐朝也最终灭亡。公元904年9月22日，朱温将唐昭宗诛杀，让他的第九个儿子李籾继位。公元905年，朱温大肆贬逐朝官，并将30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公元907年，朱温逼唐哀帝李籾禅位，并于公元908年3月25日将其毒死。朱温改国号梁，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定都于开封。唐朝灭亡，立国共290年。

唐朝的灭亡也意味着一种时代气息的终结。文官和武将的精神特质也随之而去。宋朝（公元960～1279年）为了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的国家政策。这种政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宋朝内部安定而少有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宋朝一直没有收回长城以北突厥占领的区域，以及西北地区吐蕃占领的土地。为了避免战争，他们不惜用重金和丝绸贿赂收买游牧民族。宋朝时越来越倚重海军进行防御，其海军的力量超过之前的朝代。宋朝将唐朝时发明的火药应用于武器中，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宋朝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东南部的海上贸易繁荣起来，取代阿拉伯成为海上贸易的头号强国，控制的海域一度到达印度以东的海域。中国的造船业也空前兴盛，不少商人通过海上贸易而富甲一方，连农民都在商船上投资。国内市场也相当繁荣，为了方便贸易，宋朝时中国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在宋朝的统治下，人口由五六千万上升到公元1200年的1.1亿人。公元1200年，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唐朝时城市人口仅占5％。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大，大约有200万人住在都城的郊区。在城区和市场中的道路两边，商铺云集。宵禁仍然存在，并且有巡逻人员，但是他们巡逻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人们点灯笼而引起火灾，而不是阻止人们出行。宋朝有许多演出杂剧及讲史、诸宫调、傀儡戏、影戏、杂技等节目的娱乐场所。高级妓院也存在着，但是并不仅对官员开放，商人或者其他有钱人也可以进去消费。

宋朝时人口膨胀，于是出现了楼房，通常一户家庭住一层。唐朝长安时期的那种宽阔的道路基本上消失，房屋鳞次栉比，距离很近。于是火灾时有发生。公元1208年，杭州发生一起火灾，共烧了4天，有5.8万户房屋被烧毁，城市周边不少房屋也会烟熏黑。为了防止火灾，人们在库房周围挖掘水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界限不复存在。市分散于街巷，形成街市。原先禁止设市的城郭和乡村也被允许置市贸易了。

东部成为了宋朝的经济中心，长安这座千年古都归于平寂。佛教也失去了唐朝时的活力，而道教则得到长足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教派和经文。但是道教在医学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佛教徒进行的火葬得到推广，许多人都开始使用这种方式处理遗体。唐朝时女性享有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失去了，宋朝时女性流行裹脚。由于印刷术的进步，文化传播更加方便，科学技术也以更快的速度传播与发展。而平民子弟也有机会读书，从而有机会跻身上流社会，积累财富。这使得社会更加平等。

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宋朝更加具有现代的一些特征。公元709年唐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封建时期的结束。

China's Golden Age：Every day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 by Charles Benn

©2002 by Charles Benn

First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ress，2002

图字01-2012-3855

©2012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专有出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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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美）何德兰著；汪春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10-06492-3

Ⅰ．①慈…　Ⅱ．①何…②汪…　Ⅲ．①西太后（1835～1908）－生平事迹②光绪帝（1871～1908）－生平事迹③宫廷－史料－中国－清后期　Ⅳ．①K827=52②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7633号

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

（美）何德兰　著　　汪春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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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150毫米×230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200千字

ISBN 978-7-210-06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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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导言
原文序
第一章　慈禧太后的早年生活
第二章　慈禧太后——历练的年代
第三章　慈禧太后——统治者
第四章　慈禧太后——反动派
第五章　慈禧太后——改革家
第六章　慈禧太后——艺术家
第七章　慈禧太后——女人
第八章　光绪帝的自我发展
第九章　光绪帝——皇帝和改革家
第十章　光绪帝——囚徒生涯
第十一章　摄政的醇亲王
第十二章　宫廷重地——紫禁城
第十三章　满族宫廷贵妇
第十四章　格格福晋和她们的学校
第十五章　汉族贵妇人
第十六章　中国妇女的社交生活
第十七章　中国贵妇人和她们的疾病
第十八章　一位太福晋的丧礼
第十九章　中国的王公大臣
第二十章　帝王之都——北京城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新式教育
第二十二章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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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1)

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中正面影响包括：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传教士在华活动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教育活动的影响最为突出。他们建立教会学校吸纳中国学生，将西方教育体制引入中国，并参考西方书籍自行编写教材。如1839年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学制为3—4年，开设的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学、地理、历史、音乐等。由于这些努力，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逐渐起步，为近代学制改革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并且在当时培养出一批适应时代新需求的人才，对推动近代中国的发展革新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如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影响，正如王立新先生所言，这些教会学校的深远影响，“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还因为他们传入了近代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等人的教育思想不仅广泛应用于教会学校之中，而且被当做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摧残人性的有力武器”(2)。西式教育冲击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正统教育，教学内容突破了旧式教育的四书五经、纲常伦理，师生关系也发生很大转变，对封建文化教育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除了新式教育以外，西医理论与技术的引入也对近代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兴办医院、翻译医书、创办刊物、开设药厂等活动给当时的老百姓带去了很大的福音，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论及传教士翻译书籍、传播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活动，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刺激更多中国有识之士主动全面的向西方探索学习之前，传教士对于西方先进思想的引入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启发民智、促进中国政治经济近代化的作用。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其著作《以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中介绍西方人权与平等说以及三权分立政体、议会制度、普选制度等，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国富策》、李提摩太编著的《生利分利之别论》等介绍了西方经济理论。而这些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经济思想产生了冲击，促使了中国士人思想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革新与前进。传教士除了介绍西方思想，本身他们也支持晚清中国社会的一些变革运动。范文澜先生认为，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他们利用报刊传播变法思想，并为维新人士提供一定的庇护与帮助。这些都对变法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传教士在这阶段西学东渐中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其出发点在于传播神学，所以难免在引进西学时加塞一些宗教说教，就如王立新先生所说“以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科学的引进”(3)，但就客观而言，传教士确实以相较先进的西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另一方面也有负面影响，一直以来有这样的观点：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传教士是侵华的先锋和向导。这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比如在传教过程中，强行推行基督教，试图从精神上控制中国人，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除此，由于在华传教士需要依靠本国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而且他们是早期几乎唯一通晓中文的洋人，所以在外国驻华的机构里经常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如翻译、书记之类。当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时，这些传教士会被派往战场，参与情报搜集和随军翻译。在缔订条约的过程中，传教士也会时常充任翻译。这些政治性的活动无疑为列强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另外，部分传教士参与贩卖鸦片、在中国仗势欺压百姓，劣行种种。甚至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一些品行低劣的传教士不仅给烧杀抢掠的联军引路，而且自己也撕下伪善的面具，背上枪动手抢劫。就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论到传教士时也说，“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

我们不可以忽视或忘记部分传教士的罪行，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认为来华传教士都是伪善的殖民侵略者。实际情况是有相当多的传教士在中国社会最底层默默地救济贫民难民、改良社会风气、虔诚布道，这些人坚定热诚的传教精神和善良忍耐的济世品质是值得我们纪念并歌颂的。

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书籍传播西学，开办学校、医院惠及民生等行为固然出于其减少传教阻力的主观目的，但客观上确实起到引进西方先进知识技术，推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部分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总之，必须坚持辩证全面的态度，客观评价晚来华清传教士，避免一味唱赞歌或全盘否定的倾向。

本书作者何德兰，原名Isaac Taylar Headland，生于1859年，卒于1942年。他是一位美国教士，1888年来华，兼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多次为光绪翻译并提供西方书籍，其夫人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及众多达官贵妇的家庭医生。据何德兰记载，光绪第一次看到自行车，就是何德兰提供的，光绪执意尝试骑乘，长辫子不慎被后车轮绞住，跌倒的惨状相当悲剧。

作者亲眼目睹了清朝的全部最后岁月。他留华既久，又与上层社会多接触，依据自己的见闻的写的此书颇能能够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比如对于光绪的喜欢看书和慈禧的书画曾有不少材料提及，但书中披露的那些详尽细节却是前所未闻。作者对当时的一般社会情况也时有生动的描述，比如满汉妇女的不相往来，贞节思想的流毒，办学热潮的轰轰烈烈等。作者的这些内容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但时至今日，我们对这方面的陌生可能也不亚于当时的外国人了，阅读一下至少是会觉得很有趣的。

何德兰对中国美术颇有研究，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着精细观察，编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深受西方记者欢迎。主要著作有：1900年《孺子歌图》；1901年《中国儿童》；1902年《中国英雄》；1903年《中国小兄弟》；1909年《晚清宫廷见闻录》；1912年《中国的新时代》；1914年《中国百姓生活》；1933年《中国童谣》。何德兰的夫人是一位西医大夫，经常给皇亲贵族看病，所以她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上层，获得很多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所以在何德兰这本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来自夫人的记录和听闻，对于普通的传教士来说，何德兰夫妇得到的资料和信息更具有可信性，也更接近晚清宫廷贵族的真实生活状况。书中内容生动，有趣，可读性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晚清宫廷生活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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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2页。

(2)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天津出版社2007．第97页。

(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天津天津出版社2007．第260页。

原文序

就在十年之前，我们对中国的宫廷生活研究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还有嫔妃们都是深居紫禁城内，与世隔绝，尽管他们也是急切地想看到世界，同时世界也是急切地想了解他们。随后光绪皇帝实行了改革，慈禧太后也从幕后走了出来，这样，宫廷与欧洲人开始了社交关系。

二十多年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除了行医之外她也去他们家里作客，有时候还会带她的朋友们同去，而这些格格福晋对这些朋友们也是非常客气的，偶尔他们也会来我们家里作客。所以这本书中许多材料的取得都受惠于我的妻子。

有许多人认为慈禧太后被歪曲了，人们是在她加入义和拳运动这一最大错误的基础上对她加以评判的，这似乎有欠公平，也没有把那场大规模改革考虑进去。中国的高管们一致承认任何情况下她都是主宰，与她接触密切的外国人都对她表示好感，而对她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大部分都是那些从来都不认识她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她的生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同样，人们也认为光绪皇帝被世人误解了。因为他那特殊的想法和特殊的性格，有的人高估了他，有的人低估了他。说他不同寻常，没有人会否认；说他是中国许多伟大改革举措的创始人，也同样正确；但缺乏实施他的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政治家来辅佐他的能力，这些似乎才是他最主要的缺点。

对我妻子在这本书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以及我的岳父威廉·辛克莱先生的建议，我表示极大地感激。

何德兰

第一章　慈禧太后的早年生活

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段时间的起伏跌宕比之前的244年来总和还要多。这段时期始于一支侵略军在她的首都签订了和约，始于太平天国的全面胜利……

曾瞻仰过慈禧的人们形容她身材高大挺直，容貌端庄，举止威严有气度，面容带有典型的满族人特征，一双鹰眼，语气透露出不容置辩的权威和绝对的掌控。

——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中国，长寿帝国》

一天，有位福晋来我们北京的家中做客，我向她问起慈禧太后是在哪里出生的。她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望了我半晌，才最终带着一丝最不易察觉的微笑说：“我们从不说起太后早先的那些个事。”我也笑着，接着问道：“我听说她是在一座小房子里出生的，在元故都东门一条小街上。元故都东门就是1900年日本人进北京时炸毁的城门。”福晋点点头。“我还听说，她生父姓赵，是名小军官，（这时她又点点头）后来因为玩忽职守被砍了头。”听闻此言，我们的客人点头表示同意。

过了没多少日子，几位教养良好的中国年轻女性，都是京城最出名的大学者的女儿们来拜访我妻子。我再次向她们提出了这些问题。“你们知道太后早年的事情吗？”我问最年长的那位姑娘。她脸上现出上次那位福晋相同的茫然表情，犹豫了一刻，最后直截了当地答道：“知道。人人都知道，但是从没人说起这些。”显然，这就是这位最伟大的满族女性和19世纪最杰出的女性（最了解她的人都会这么认为）早年生活仍笼罩在谜团之中的原因。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太后力图消除童年生活的所有记忆，因此不愿意人们谈论此事，但是我告诉自己说：“既然大家都知道，那我也应该能知道。”于是我紧接着去寻找真相了。

我发现，太后出生于1835年11月，有几个兄弟姐妹。由于家境窘迫，不得不从童年时起就担负起了照看弟弟妹妹的任务，像中国普通女孩那样，把他们背在背上，用街上兜售的一两个铜板能买来的简陋玩具逗弄他们。她和弟弟妹妹们喜欢和邻居家孩子们一起玩游戏，有捉迷藏，抓俘虏，踢石子，放风筝等。她还喜欢看木偶戏，老鼠表演，熊表演，还有后来她在宫里给宾客们看的手偶表演。她还必须帮母亲上街跑腿，不时也去商店买日常用的油、洋葱、大蒜和其他日常饮食中的蔬菜。我还发现，她孩提时曾被卖作丫鬟并被带到南方的说法没有丝毫根据。

她所过的户外生活，她玩的游戏和她在缺少仆人的情况下所做的家务，都给了这个小女孩一个发育良好的身体、健康的体格和在其他条件下无法获得的经验与信息。她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她知道穷人的疾苦，尝过饥饿的滋味，深深同情那些成千上万和她一样，努力出人头地，竭力想摆脱无知和传统束缚的女孩——这是场无声的战斗，正因为其无声，才更显真实。谁能说不是因为她早年的挣扎与贫困，才使得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女孩子们都能接受教育。”

当赵小姐(1)长到14岁的时候，她被父母带到了北京城北部的一个衙门里，在那里登记上她的姓名、年龄、长相和大致的文化程度与潜在能力。每个满族家的女孩都必须走这个程序。这是为选后妃和选宫女的时候做准备，届时负责的官员就可以知道去哪里找合适的女孩。

满族人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纯粹值得高兴的事。许多人如果有胆量，是不想把自己家的女儿登记上去的。但规定是强制性的，八旗子弟中的每一家都必须登记。满族人对此事很反感，下面一件事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北京的一所女子学校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是一位满族寡妇的女儿。一天，这位寡妇来到学校找到校长说：“宫里下令说，让我们族的女孩儿去见官，等着选一些进去做宫女呢。”“什么时候见官？”校长问。“十六那天。”母亲回答说。“我想你肯定很盼望女儿幸运入选吧！”校长说，“虽然对于她不能继续上学，我感到非常遗憾。”“才不是呢，”母亲回答说，“如果她入选了我肯定会伤心死了，所以才来这儿向您讨个主意，要不要出钱找个替身。”校长大吃一惊，连忙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家孩子进了宫，”母亲回答说，“那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死了一样，到25岁以后才放她们回家。如果她们不够机灵，不会办事，那就少不了时不时地挨毒打。她们还很有可能病了，死了，就是死了也不告诉家里。要是能干，让上面给看上了的话，就会一辈子呆在宫里，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她们的消息了。”

一开始，校长也同意花钱雇替身的做法。但转念一想，这样做违反法律，还是就建议让女儿去。母亲十分不想让孩子被选中，于是让孩子蓬头垢面，穿着破旧衣服去了，好尽量让她显得难看点。

咸丰帝朝服像

较于普通宫女，嫔妃的命运更为悲惨，因为一旦入宫，出来的机会就非常渺茫了。她既不是女主人，也不是仆人，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奴隶，只不过是玫瑰园中的一朵小花骨朵，却没有什么盛开的或者被采摘做花束用的机会。于是，一踏进宫门，这些作为候选嫔妃的年轻姑娘便与外面那个美丽、诱人、喧闹，满是男男女女，丰富多彩的世界隔离开来，禁锢在一平方英里见方的砖石铺就的地面上，四面围绕着高二十五英尺(2)，厚三十英尺的宫墙，这宫里只住着孤零零一个男人，与她们非亲非故，亦非丈夫或友人，而且有的人也许一辈子也不能见上他一面。难怪到了咸丰皇帝选妃的时候，我们的赵小姐(3)入选，她的父母像天下其他的许多父母一样认为这是一桩不幸事。未来对他们来说还不确定。紫禁城铜墙铁壁，对他们来说更像是监狱而非皇宫。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孩子。她虽然仅仅是个女孩，可俗话说，女儿也是福。而且她也长大成人了，足够帮衬家事了，他们无疑对她抱有期望，希望她能嫁给一位官员或者商人的儿子，以光耀门庭或增加家中财力。父母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女孩日后身上的权力，荣誉甚至荣耀，会带给这个家庭和家庭成员多么大的恩惠。他们再异想天开，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承恩公与亲王福晋，女儿们能当上皇后与福晋，或宫中的侍从女官。但事情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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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慈禧生父姓赵，所以简称“赵小姐”。

(2) 1英尺＝12英寸＝0.3048米。

(3) 赵小姐意指慈禧。

第二章　慈禧太后——历练的年代

太后慈恩宽似海，太后有若天人。胆识过人，起寒微而母仪天下，求国难于不测。

——袁帆

我们的赵小姐进宫的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难忘的一年。三年前（1850）起于南方的太平军已在南京定都，沿江而治，并派出“长毛”叛军北征，终极目标是占领北京。在1853年年末，太平军已来到离京师不足一百里的地方。所到之处，无不披靡，身后留下一片战乱疮痍。

太平军的胜利实属非凡。当初于西南起兵时，聚集了一万余人，到达南京城下时，就已经有了八万人马。原先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军需供给，也没有兵法训练教师(1)，只有浑身的莽劲和冲劲，令官军闻风丧胆，不敢与他们正面交锋。

每次新的胜利，成千上万的盗贼怀着谋利与抢掠的动机蜂拥投到旗下。每个村庄中都谣传四起。他们逼近京师时，从年轻皇帝的禁城，到皇城根下的乞丐间都流传着太平军荒诞不经的故事。

我的妻子说：“我记得刚来中国的时候，有天傍晚和一位老护士银妈坐在炕上，只有一根浮在油灯上的灯芯照着屋子。银妈和慈禧太后差不多大，但是不一样的是，她的头发全白了。当我走进这间昏暗的小屋时，她正坐在一群妇人和姑娘中间，她们全都敛息静听太平叛军的可怕故事。”

“嗬！”银妈说道，“长毛往北京打过来的时候，只要剪好多纸人就行了，要多少兵打仗就剪多少，把纸人装在盒子里，遇到官军的时候往纸人吹一口气，就变成厉害的兵，无人能挡。仗打完了，赢了的时候，就再吹口气，士兵就又变成纸人了，装进盒子里，不用吃饭，不用穿衣。长毛的魂儿到处都是，不管剪多少纸人，都能给变成真人来。”

“可是，银妈，你并不信那些迷信，对吧？”

“大夫啊，这些可不是什么迷信，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啊。那时候人人都信，女人们让人看见拿着剪子和纸就不得了了，邻居会告官，说她通长毛叛军，帮他们剪纸人。全国上下流传的都是各种谣言，每个人都得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然就得被抓住问罪，说你通敌。”

太平天国礼拜堂

“可是，银妈，你亲眼见过纸人变成兵吗？”

“我自己是没见过，可是我们家旁边住着一个老婆婆，别人说她通长毛来着。有天，我爹看见士兵进到她家去，他在那些人身后跟着，后来发现那些人全变成了纸人。你们美国可能没有这些事情吧，但是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的确有许多人都见过纸人。”

这种传说在中国各地都很常见，每逢战乱，叛变或动荡的时候就特别多。人们脸上带着惧色出门，说话声音里透着恐惧，压低声音互相说着某人在某地又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并不是普通百姓才如此迷信，上层社会许多人也信，也害怕。

太平军叛乱是在赵小姐十五六岁时候发生的，她应该在进宫之前的两三年里听说过太平军的故事。她入宫后应该还能听到由太监带来的此类故事，这些故事不但在宫中妇女们中流传，也在太监的伙伴中间流传。在宫中与世隔绝的人们中间，这些故事变得尤其可怕与神秘，就如在幽暗夜色中讲述的鬼故事尤其令人毛骨悚然一样。这些难道不正说明慈禧在1900年对义和团迷信的态度，及对义和团的士兵自称能呼唤天兵相助，自己则刀枪不入说法的态度吗？

当赵小姐十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结束了。据说，当皇帝拒绝批准鸦片进口的请求时说道：“禁例一开，终为国家之害，断难允准。”无论此话真假，统治者对于中国境内销售和使用这种毒品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

中国政府与欧洲政府第一次交涉是出于这种问题，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中国钦差大臣在处理纠纷时，将两万箱鸦片全都倒入海中的行为诚为壮举。他将鸦片混合在生石灰中，倒进大池中，彻底销毁，以免流毒百姓。此举体现了对国际法的无知，对“夷人”不明智的蔑视，但也是清政府宁可蒙受巨大的财产损失也不愿以危害百姓作为代价换取税收，以及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为了补偿鸦片销毁产生的巨额损失的明证。

在中国，鸦片的通用叫法是洋烟——外国烟草。我妻子说：“每次我拜访中国人家时，主人经常用烟枪招待我，当我谢绝时那些夫人们还很惊讶，说她们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抽大烟。”

鸦片吸食者

从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看鸦片战争如今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大不列颠要求赔偿的损失为两千一百万银圆，割让香港——南部海岸的一个岛屿——土地，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进行对英贸易。中国在东方民族中丧失了宗主国地位，并第一次见识了自西方而来的“白祸”。虽然当时慈禧太后是个年仅十岁的孩子，她也对外国人有了第一印象，那就是夷人就是海盗，来抢夺中国的财富，窃取中国的土地，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洋人的确成了黑山老妖般的人物，这个印象精炼地表达为“洋鬼子”这个短语。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洋人的唯一称谓就是“洋鬼子”。

有天在北京城的一条街道上散步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抱着一个两岁小孩的妇女，当我走过时，孩子轻轻地拍了拍妈妈的脸颊，低声说道：“洋鬼子来啦。”妈妈满脸惊恐，遮住了孩子的眼睛，仿佛害怕孩子会因所见之景象而得眼疾。

有一次，我的朋友在中国各地周游。有一位头戴丝质官帽的中国绅士在客栈拜访他时，深深地鞠了一躬，并称他为“老洋鬼子先生”。我妻子说：“当我去上层社会的人家拜访时，经常有小孩子一见我就从外院跑进屋里，嚷嚷着‘鬼大夫来了’。我也的确听到妇女们以此称号称呼我的助理，直到我提出反对意见时，她们还一脸吃惊地问：‘原来她不愿意被叫作洋鬼子吗？’”慈禧太后对于外国人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妖魔般的。

丹比上校告诉我说：“一个法国人和他太太在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被躲藏在中国的匪徒抓走了。中国政府被要求解救这两个人，恢复他们的自由。中国政府派了一队军队，追到匪窝，救出了受害人。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致谢，并颁发给军队长官一枚荣誉军团奖章。可是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又要求中国政府对其由于耽搁了救援，造成国内不安引起的巨额损失进行赔偿。中国方面惊得目瞪口呆，但还是如数赔款。”

此事并非独立事件，这只是中国政府与欧洲列强交涉时发生的一连串类似事件里的一例，赫尔科姆，贝雷斯福德，高思特·科尔科豪恩等作家也做过相应报道，作为说明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的态度的事例。这些事情都是在赵小姐作为妃子受训练的年间发生的。

要知道对许多选进宫的妃子，皇上根本顾不上看她们一眼。入选后，她们的秉性与脾气被仔细记录在册，她们对本分职责是否尽心，对所派任务是否勤勉，待下是否宽厚，对上是否恭谨，与其他妃子相处如何，都会和其他许多因素一起成为提拔的考虑依据。

当赵小姐刚进宫的时候，就像她这个阶层的女孩一样，没受过什么教育。她也许学过《女诫》，从中学到：“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物私事，不辞巨易。”“女年十五或二十者则当嫁，在闺中时应习妇德，娴妇事。”也许她还读过《女孝经》，从中学习了对上级长辈的恭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她并未接受过任何教育。但她拥有比教育更好的东西——她非常善于学习。当她交了好运——还是该说是厄运呢——鉴于中国父母对女儿进宫这件事有不同看法——她发现宫里有专门负责妃子们教育的太监。

她聪明美貌，还可以说，很有野心（正面意义上的）。她非常勤奋用功地学习，不单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而是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和书画家。不久，她就从众嫔妃中脱颖而出，不仅得到了皇后的赏识（或说感情），更得到了皇上本人的垂青，遂被选为贵妃，并从那时起一直到皇后薨逝，这两名女子都是彼此一生中最坚定的朋友。

这位新宠妃是个健康活泼的女孩，这得益于她童年时充足的户外生活。不久，她就做了咸丰帝独子的幸福母亲。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被封为后，号为西宫皇后，因为另外一位皇后号称东宫皇后。从那时起，在世人眼中，这两位女子的地位和权力就等同了。

东宫太后从小养尊处优，身体娇弱，意志也不坚定，只关注自己生活的舒适，并不在意政治权力。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里，慈禧太后既是皇帝的母后，权力又在东宫皇后之上，却没有引起后者丝毫的妒忌、愤懑或敌意，这足以说明后者的伟大。让任何女性读者自己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处在东宫太后的位置能否不恨权力更大的慈禧，或处在慈禧的位置能否不轻视甘拜下风、安于舒适的东宫太后。

两广总督叶名琛像

给慈禧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件是1860年发生的，史称“亚罗号战争”的事件。几年之前，几个中国人，在香港给他们命名为“亚罗号”的船注了册，并被予以在船上悬挂英国国旗航行。无疑这些人干了些海盗的勾当，而由于中国南部海岸几百年来饱受海盗之苦，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决定为国除去这一祸害。在这艘船注册期过了九天之后，该船继续非法悬挂英国国旗，总督大人便将船扣下，拘捕了全体船员，扯下了英国国旗。大不列颠不能也不愿忍受此等侮辱。于是总督被勒令释放船员——尽管他们都是中国公民——不然就炮轰他的衙门。

总督被这个威胁吓坏了，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他立刻将这些犯人捆绑着送到英国领馆，但并未对扯下英国国旗的事做妥协道歉。这激怒了领事，他把犯人送还到总督衙门，结果总督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就把他们全部砍了头。英国方面急于找到让中国全面开放对外贸易的每一个门户，便视此机会为战争的借口。我们不必假惺惺地说这种做法对中国或世界来说都不太光彩，但事实的确如此，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不打不成器，但病人和学生都不会太舒服。

不列颠发起了战争。总督被俘虏并带往印度，从此再未释回。好像是不好意思再发动一场没有正当理由的不义之战似的，英国邀请法国、俄国、美国参战。法国为了增强自己在印度支那的地位，非常乐意参战，仅以一个传教士在广西遭杀害为由便派了一支军队，其规模足以打败中国或羞辱中国，具体情况视时机和利益而定。

慈禧逃亡图

美国和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参战，没有仇要报，也没有领土要扩张，就不愿意派军队，但是表示对英国予以同情和支持，使其可以尽可能地在中国获得满意的利益——就是说，令英国满意，而不顾中方的意愿——虽然也许不是全然不顾中国的利益。

我们知道，英法联军在1860年攻占了北京，圆明园被毁成一片废墟，只是因为一连士兵在打出休战的旗帜之后被杀害。咸丰帝携皇后与独子的生母，即后来的慈禧太后，不得不第一次在外国侵略者的面前溃逃。他们藏身之地是热河(2)，一个荒凉崎岖的山口上的重镇，位于北京的东北方向一百里开外的地方。咸丰帝于此地驾崩，是由于疾病、羞愤还是伤心还是全部这些原因则不得而知。皇子的母亲则成为一个逃亡的寡妇，而京城则第一次处在西方夷人的控制之下。

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两个重大转折的开始——她的苦难和她的权力，她的伟大之处既反映在她如何运用后者，也表现在她如何承受前者。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会因为丧夫之痛难以承受以至于荒废国事，或任凭别人去处理国家事务。这位伟大的女性却不是如此。咸丰的弟弟恭亲王被留在北京和外国人商谈条约，最后取得了令中外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咸丰驾崩之后，两位亲王组成了摄政班子，恭亲王不在其中，对两位太后也视而不见，一时间，恭亲王似乎大势已去。恭亲王的岳父，签署条约的那名老政治家，则力劝其在两位太后回京时抢先进言。恭亲王依言而行，显然摄政班子和军机处都是专为压制太后和小皇帝而设，于是这些班子成员全部被逮捕，为首的处斩，其他人则流放或赐死。小皇帝登基时的号为“祺祥”，但现在两位太后为首、恭亲王为辅的新领导班子形成，年号于是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历练的年代便结束了。

同治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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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兵法训练教师即军事领导人。

(2) 热河，即承德市。

第三章　慈禧太后——统治者

作为一位满族女人，慈禧太后能得知真相的机会非常少，但她在每个场合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被反对意见压倒，不被宫中的重重谎言所蒙骗，这一真相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慈禧太后在半专制的中国有多么重要才能解释。

——阿瑟·H．史密斯《动荡中的中国》

慈禧像

从慈禧太后摄政后采取的政策来考量，不得不说她充分认识到了她所处的这个皇室，她作为上一任皇帝的妻子和现任皇帝的母亲的这个皇室，正在衰朽。

清朝至今已经统治了二百一十八年，两位皇帝(1)统治了其中的一百二十一年，而曾在位的皇帝只有七人，是中国历史上相同时间内在位皇帝数量最少的。

这两位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分别是第二位和第四位皇帝，是清朝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剩下的九十八年中，有五位皇帝相继登基和驾崩，身体和性格一个比一个弱。等到同治帝驾崩时，这个朝代连个直接继承人都没有了。

皇室的衰朽，外国的侵占，汉族人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抗，让慈禧清醒地意识到若想存活，就必须有一只比她丈夫更强硬的手来掌管政权。

“可以强调，”在中国传教十三年的丹比上校写道，“慈禧太后是满族统治者中第一个懂得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人，也是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关系来增强国力、促使物质进步的第一人。”慈禧摄政的时候幸运地有恭亲王辅佐。恭亲王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气度不凡，是乾隆之后清廷最伟大的政治家。

恭亲王

这里就显示出慈禧作为统治者的主要特点：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无论其保守还是激进。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他二十六岁时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那次，他参与审判一名未能成功履行其说服额尔金勋爵所率军队撤离天津的诺言的军机大臣。第二年，他进入管理“夷狄”事务的理藩院。一年后当皇室逃跑时，他被留在北京与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签订条约。“在那些棘手的情况下，”盖尔斯教授说，“恭亲王的手段和机智赢得了对手们的赏识。”

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1年成立时，恭亲王成为第一位长官，并多年在此连任。

我们看到，他在他的兄长咸丰皇帝驾崩之后，就成功地推翻了僭越的摄政班子。他与两位太后一起将幼皇扶持登基，共同辅佐。这种情形持续了多年，东宫太后并无实权，恭亲王的权势则日长。

这样的安排似乎令大家都满意——除了慈禧太后。在她看来，恭亲王日益大权独揽，而自己和东太后则日渐退居幕后，而原本的计划是让他跟她们“同治”的。朝廷在接见官员时，恭亲王独自与他们面谈，而两位太后只能在屏风后听他们的决定，却不能参与决策，最多只能提一些建议。

作为摄政班子唯一的公开首脑，大臣们加官晋爵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恭亲王，自然少不了对他曲意奉承。这不免使他自傲自大起来，在两位太后面前也不是那么的恭敬了。一天早上，恭亲王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褫夺了所有的职位和权力，被软禁在府内。两位太后联合发旨说，责备恭亲王“目无君上”。失势的恭亲王立刻乞求她们的宽恕，于是，他的荣誉和尊严又得到了恢复，但是之前联合摄政时所享的权力却再也回不来了。慈禧太后就是这样摧毁了阻挡她重建清王朝的第一个障碍。为表示她们对恭亲王并不心存怨怼，两位太后将他的女儿收为义女，封为固轮公主。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尽管恭亲王早已去世，但他的女儿仍活跃在对外社交舞台上，是宫廷圈子里过去十年里仅次于慈禧太后的主要人物。

驱逐了一起摄政的恭亲王之后，同治少年时代慈禧越来越多地参与国事，而东太后则退居幕后。慈禧太后的目光非常深远。她只有一子，由于她深知生活充满了变数，所以她形成了一个计划，确保皇位的继承。出于这个目的，她安排了她妹妹与咸丰的弟弟，七王爷之间的婚姻，万一同治死后无子，希望这一结合能产生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她觉得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人物，一个能激发人民自信，稳定人心的领导人，一个强硬、稳健、思想开放、克己奉公的国家首脑。成败与否在未来才能看到，但命运让她训练继承人的头脑，让他能头脑清醒，思维开阔地为解决未来会遇到的问题做准备。这些问题对于过去的清朝统治者来说，太过于深刻复杂，充满新的挑战。

同治帝十七岁的时候与出身京城望族的阿鲁特氏结婚，名义上亲政，但事实上慈禧仍掌握绝对的权力。驻在北京的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外国公使们，认为这是一个谒见新君的好机会，经过与恭亲王和太后的长时间的讨论，事情便定好了，公使们也不用像以前参拜皇上那样必须伏地行礼了。

同治夫妇的婚姻生活十分短暂。大婚三年后，同治就得了天花驾崩，未留下子嗣。他年轻的妻子也追随了她家庭教师的教诲，与她的丈夫“同甘共苦，生则同矜，死则同穴”。

谣言说阿鲁特氏的死里有猫腻，但她的近亲们并不相信，因为其父仍在政府里担任要职，直到拳民之乱时他随朝廷逃跑到保定府，当他听到京师被攻占的时候，他给家里捎口信说自己宁可自绝也不愿吃外国人的东西。当家人收到口信时，他们命令仆人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全部躺在里面，让苦力把他们埋了。开始这些苦力不愿意，但他们最终没办法，还是照做了，于是家中全部男丁全都死了，只有一个男孩被一个忠实的奶妈救出带走。

当同治帝驾崩的时候，宫里一个非常有势力的集团反对两位太后的统治，想推翻太后集团而以恭亲王的一个浪荡子取代。但要这么做，主谋必须在宫外就能及时得知同治的死讯并迅速宣布继承人选，而慈禧太后在宫内，更容易捷足先登。她先派密使通知了在八十英里之外的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治的死讯，并命他带兵火速赶到北京，阻止同治驾崩和宣布嗣君可能引发的任何变故。

李鸿章接到命令之后，立即着手付诸实施。他带领手下最可靠的四千名淮军，步、骑、炮兵全都装备精良，开始秘密地向北京急行军。八十英里路程三十六小时便走完了，他计划午夜到达，结果准时到达。李鸿章和他的精良部队进入城门，在一片死寂中，进了紫禁城，人衔枚，马勒口。进紫禁城之后，各城门的八旗守军就被李鸿章的淮军兵勇所接替了。

李鸿章像

慈禧太后这时已派出太监指认了宫中有反叛之嫌的和公开支持叛逆分子的禁卫军，这些人便被解除了武装，绑起来送进了监狱。炮兵奉命把守紫禁城城门，骑兵在城中巡逻，步兵则缉拿零星的叛逆分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分遣队被布置在慈禧太后和她挑选的嗣君四周。当紫禁城中朝阳升起，晨光大亮之时，一觉起来的叛军惊讶达到了顶点。

剩下的那些，有的被投入了监狱，有的被永远流放到了满洲原先的荒野里。当慈禧太后宣布她儿子同治死亡的消息时，也宣告由她妹妹的儿子载湉入继大统，并在其未成年期间由她和东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安排好之后，李鸿章跟阿拉伯人一样卷起了帐篷，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慈禧太后的智慧和过人之处就体现在这里。京城和外省所有的杰出政治家都聚集在她龙座的周围。李鸿章从平定太平军叛乱时起就开始平步青云，在太平军全部平定之后被授予伯爵之衔。从这时起，她便授予李鸿章显赫的官职与权力，将他布置在京城附近，以便调用。二十四年来，他连着担任直隶总督，统领中国规模最大，操练最精良的部队。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他被紧密注视着，不能有半点反叛的迹象，而他的外甥在京城做人质，以确保他谨慎行事。一旦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或者被外国当权者招待得忘乎所以时，他就会被温和而坚定地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以提醒他依附于京城里的那个权力中心。

李鸿章功劳大，树敌多，他的敌人包括那些败在他手下的人，没能得到他帮助的人，他处罚过或罢免过的官员和仅仅是出于嫉妒而成为对头的人。当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派张荫桓去签订条约，而日方拒绝接见他，而且除非“李鸿章因其在政府中的巨大影响力和人民的爱戴，而作为特使”，否则不考虑订立条约之事。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去了，还被一个日方狂热分子照脸射了一颗子弹，子弹一直嵌在他左眼下方，到死的时候都没取出。我们都知道他是如何从创伤中恢复的，如何因为这番折磨而达成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款。然后他回到了祖国，“只是由于太后本人的友谊和他自己的不幸遭遇才挽救了他的性命”。——用丹比上校的话说。因为该项新条约遭到了中国“苛刻的批评家们”的强烈谴责，这些人就是不被日本人承认为特使的人。

1896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参加俄国沙皇的加冕仪式，接着进行环球旅行。他所到每个国家，都受到了无与伦比的热情接待，这等礼遇在中国政治家的历史可谓是空前绝后。当他启程的时候，我应要求请人给他的团扇上作了画，一面扇面是东半球，一面是西半球，上面清楚标记了所有轮船和铁路的路线，还有他要停留的所有港口和城市。他与格莱斯顿(2)合影，被称为“东方俾斯麦”(3)，但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仅仅因为人们出于嫉妒，就把他当做死火山一样对待。慈禧太后邀请他去颐和园里游玩，由太监带着他四处逛，给他喝茶抽水烟，领他去了只有太后才能进去的亭台楼阁，然后就把他下放到与人人都与他作对的刑部。现在，这位受了无数王公贵族优待的，就连我国政府也花费了三万美元来招待的大学士，又再一次地被褫夺了黄马甲和顶戴花翎，被罚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个月的薪水，有趣的是，数目仅为四十五两银子，约合三十五美元。在北京，人们传言说只是因为慈禧太后的干预才免去他的牢狱之灾和进一步的羞辱。

慈禧太后在位时，任过总理大臣之职的只有两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多次遭贬，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则“在滚木上稳坐三十年”，所受荣誉全都得以保全。

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首辅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一直让他们担任要职，从未遭到贬黜。有必要问原因吗？答案很简单。

他们都是进步派官员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地位还不足以威胁她的统治，故此并不用提醒他们，他们头上有位强权人物，只要她大笔一挥，就能把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不过，对袁世凯并不如此。关于他我会在另一章里讲到。

我迄今提到的这些大官都属于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他们都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人物，身居高位，为她效力，推进改革和进步。但是欧洲作家却在提到慈禧太后的时候总是认为她是反动派。正如我们所见，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荒谬的了。不过，慈禧仍让一些保守派官员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如总督或大学士之类，以便遇到重要问题的时候能听取双方的不同意见。

荣禄像

在这些保守派官员中，有一位叫荣禄的，是摄政王载沣的岳父。慈禧任命袁世凯为北洋新军的统领之时，也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一个是进步派官员，一个是保守派官员。一方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必须让另一方知晓，得到另一方的同意才行。

我们并不知道是慈禧太后是否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她为这危险采取了预防措施。我指的是1898年发生的那件事。皇帝命令袁世凯带兵进京，将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并在改革中保护皇帝。这个故事会在另一章中详细讲到，但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慈禧太后是如何利用一个官员制衡另一个，用一派制衡另一派，以避免发生此类危险和突发事件的。袁世凯带兵进京，不论是为何目的，都不可能不通知他的上司荣禄，除非他杀了荣禄，更别说是软禁老佛爷这桩差事了。他和荣禄的官位可都是来自太后的恩德。

慈禧太后用一派对付另一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派端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当端王之子被选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显然慈禧太后认为为了端王的培养和发展，他应该多和外国人接触。许多外国人反对这项任命，因为端王有排外的倾向。

“然而在我看来，”罗伯特·哈特说道，“这么做是好的。慈禧太后也许对端王爷说，‘现在你和你们那派往这边拉，庆亲王他们往那边拉——我夹在你们中间怎么办才好？你毕竟是未来皇帝的父亲，得为了孩子着想。你也是义和团统领和九门提督，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让你去衙门任职，你自己觉得怎么做合适，就怎么做。小心别让老祖宗传到你儿子的宝座受到玷污，也别让祖宗的实力受到削弱。权力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主要利益也是你的！’我能想象慈禧太后对端王这么说。而且，之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的各种各样的排外官员，后来也改变了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智。我认为这种责任和与外国人的实际接触对端王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和有益的教育，最后他会成为支持改革进步和中外友好关系的最坚定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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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乾二帝共在位一百二十一年。

(2)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度担任英国首相。

(3)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以战争击败法、奥，统一德意志，有“铁血宰相”之称。

第四章　慈禧太后——反动派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来到现在，中国最有趣的人物是我们称之为慈禧太后的那位夫人。

慈禧太后在垂帘听政期间处于每一个带有改革性质的运动的前列，她统治的性质只能从这一时期的性质加以判断。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动机和感觉中心，外交方面是失败的。它的杠杆找不到支点。于是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永远只能依靠武力。与太后这么一个女人打交道真的不大可能吗？

——《布莱克伍德氏杂志》

在1897年11月1日至1898年4月16日之间，德、俄、法、英从光绪皇帝无力的手中攫取了中华帝国四个最好的港口，导致中国连集结一个舰队的地方也没有。整个国家群情激愤，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学校里，每篇文章、每场演说、每次对话或辩论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如何改革中华，振兴国力。”学生们、青年改革者们和外国人都认为光绪的路走对了。但中国的重要官员们却疑虑重重。也正是因为他们——进步的和守旧的都一样的疑虑，慈禧太后才被请出来重新训政。

慈禧太后的敌人不妨问问他们自己看，如果是他们自己当政，在遭到列强的割据之后，他们会怎么做呢？你们说她排外，但是在那种的情形下，你们会对德、俄、法、英诸国有什么好感？必须坦白地承认，她将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握之中，并与迷信的拳民结盟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但如果是你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在溺水的边缘挣扎，爱国的拳民正好递过来一根原木（当然排除完全理智的情况），你又会怎么做呢？

“一般认为，”慈禧太后的一位批评者说道，“康有为向皇帝提出，要想保全皇位，就必须让太后引退，将荣禄斩首。”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认为当时情况必定十分危急，以至于改革派不得不对他们的反对者中为首者大开杀戒，还要把提携他们的慈禧太后监禁起来。虽然两方都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你没发现，我们是多么愿意原谅站在我们这边的人，而如果我们的对手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必定要进行强烈的谴责？

谴责慈禧太后处死六位年轻的改革者的人，却很乐意原谅光绪下令斩首荣禄，囚禁自己的养母。

北京有两个势力强大的派别：以庆亲王为首的改革派，和以荣禄为首的保守派。慈禧太后也许是这么想的：“进步派和改革派都有过全盛时期。他们已经试了各种方案，但最后都失败了。达到的最后结果就是和解，却以割让国土为代价。从现在起，我要试另一种方案。我将不再割让港口，至死抵抗侵略。”

于是她对因谋杀德国传教士之案而遭到革职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因为后者表示将誓死抵抗外国侵略，而与此同时，荣禄则作为直隶省和北洋三军的统帅留在北京。

李秉衡像

随后慈禧又任命了一位和李秉衡一样排外的保守派官员刚毅巡视全国的防守情况，并为枯竭的国库筹集巨款。在巡视南方诸省之时，刚毅筹集到了两百多万两白银，显然都用在了购买枪支弹药和备战上面。慈禧任命另一个保守派满族官员毓贤为李秉衡的继任，正是他一手造成了后来的义和团起义。

当他在外国势力的反复要求下被从山东巡抚之位上撤下之时，慈禧还在北京接见了他，赏赐给他额外的荣誉，还任命他为北京邻省山西的巡抚。后来的拳民之乱，几乎全都是那时，在他的管辖之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毓贤就是义和拳运动，因为这场运动就是他赶走外国侵略者的方法。

但是在与保守派结盟的同时，慈禧太后并未切断与进步派的全部联系。她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袁世凯为山东巡抚，端方为陕西巡抚，而刘坤一、张之洞、奎俊也都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所以这两派当中的精英人士又一次全都为她效力了。接着她开始发出谕旨，收回那些光绪帝早先所发改革诏书。在1898年9月26日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下面这道诏书，还有比它更最为措辞得体、更能体贴皇上的情绪的吗：

“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本意。

“所有现行诸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转多摭饰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裁撤。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

请读者研究一下，如果还不明白就抄写一遍，看看改革的精髓是否真让慈禧太后给抹杀了，即：“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要是不幸的传教士、遭黜贬的官员以及可以“自便”的民众意识到这一点，可以省去多少是非！

上面那道谕旨颁发三天之后，9月29号那天，她又颁发了一道诏书，责令惩治康有为及其同党。如果康有为无缘无故地进言光绪帝斩首荣禄，软禁慈禧之事是真的话，那么站在她的位置上，你会拿康有为怎么办？诏书上说道：

“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这件事和对其他一两名官员的处决是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确实，罪过不小，但跟“好女王贝丝”(1)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

现在来说说据说是慈禧发给督抚、将军和提督的一封密诏，密诏发布的时期为1899年11月21日。我认为这件事是这位伟大女性做过的最英勇、最伟大的事之一。

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之后，意大利步其他列强后尘，向中国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然而，如今的慈禧不是以前的慈禧了，让意方和所有人大感惊讶的是，中国态度强硬地拒绝了意方要求。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准备抵制这种要求。很快意大利就开始明白，如果想要得到三门湾，必须通过战争。但意大利并不敢发动战争，只好悻悻撤回要求。这件事能让我们更好理解11月21日发布的那道密诏。

“现在时事艰难，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目下中国财力兵力而论，断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负情形非可逆料。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往往预存一和字于胸，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特严行申斥。

“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忱，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

一位反对慈禧太后的人指着上道诏书的最后一句话问道：“难道这不是挑战吗？”是的，是挑战。北美十三州不是为了更小的事就向英国发出挑战吗？日本不是为了更小的事就向俄国发出挑战吗？慈禧太后是为了保卫祖宗社稷，先人陵墓免遭荼害才发出挑战。她不惜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自保；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家园；不惧邻居的嘲笑，去与列强抗争。她的不明智之处在于和义和团这帮迷信的乌合之众结盟，相信那“数百万”无组织、无纪律的“壮丁”可以抵抗数千数万名指挥有方、训练有素的西方士兵。

慈禧太后积极备战，而非软弱地屈从欧洲列强的意志，割让领土，更体现在下面总理衙门颁布给总督和巡抚的这道诏书上：

“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她派了两名特使去日本，希望能够和日本人秘密结盟，抵制西方的“白祸”。但这次她却千虑一失，选错了人。这两位使臣和我们了解的东方人不同，过多地泄露了他们的意图，结果被不体面地召回，而条约也就不了了之了。

1902年法国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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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女王贝丝，指英国都铎王朝的女王伊丽沙白一世（1533—1603），在位时期厉行专制统治，初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第五章　慈禧太后——改革家

慈禧太后在吸取了她以性命和龙座为赌注的保守风格统治后，开始转向进步政策。事实上，她的革新教其外甥尤甚。“千秋万岁！”“一统万年！”在她的有生之年，她是可以将她如此热忱支持的事业进行下去的。她知道他可以依靠她的督抚们——他们是她亲自任命的。她也知道改革思想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人民的心是向着她的。

W．A．P．马丁《中国的觉醒》

1902年6月慈禧从西安回銮后，便向驻华各使馆的外交官太太们发出了去宫里觐见和赴宴的邀请，以便请教。这种接见是不寻常的。许多出席者的动机和普通观光客旅游的心态差不多。除了一两位之前进过宫的太太，其他太太均未觐见过太后。太太们中有几个人经过了1900年义和团之乱，见证了从紫禁城墙发射出的枪林弹雨倾泻到了英国使馆墙上，而她们困在屋内，度过了从6月到8月的难熬的八个星期，终于渡过难关后，心里充满了怨恨。

其中有一位夫人得到了本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勋章，以嘉奖她的勇敢。当时，她陪着她丈夫躲在防御工事里，建筑逐渐倒塌，她的丈夫被埋在地雷掀起的尘土下面，然后在第二次爆炸时被弹出来，毫发无损。还有几位太太是新近来京的，没经历过这些灾难，但听说过慈禧太后，非常急于见见这位“雌龙”。

会议主持者在北京呆得最久，是外交官夫人中的元老了。她是会议的主持。第一个要决定的问题是坐什么交通工具去紫禁城。大家稍加探讨，便决定坐轿子，因为这样显得最尊贵，在中国只有贵妇人才乘轿。主席接着提出了觐见礼仪的形式方面的意见。一为太太提出不要搞什么仪式，到时候大家一起上前，不分先后，这样大家有平等的机会满足她们的好奇心，可以随意观察这条“雌龙”。另一位太太说道：“到时候是六月的大热天，离她远远的，有很多卫兵保卫着我们才好，不然我们不但要被太阳烤，还要被她烤呢。”主席太太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但还是保持着尊严和冷静。这时候，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提出所有觐见的客人都要行屈膝礼，这是规矩。“屈膝礼！”一个愤怒的声音说道，“要我们向她行屈膝礼，还不如让她跪拜在我们面前，求我们原谅她想开枪打死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宫中接见公使的形式办。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第一次觐见的时候大家心里普遍存在的情绪是什么。

“几天后，我们跟着那些服饰华丽的格格福晋们走进朝会大厅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当我们望见慈禧太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皇帝坐在她的左手边，军机大臣跪在她的一侧，仪态万方的格格福晋们都屈身行礼，膝盖碰到了地面，我们心中的会议上的那些愤懑不满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出于对太后帝王般威严的敬畏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觉弯下身去，按规矩行了三次礼。她手中掌握着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人民的生死祸福。我们不禁感到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女人真是骨子里都是个女皇。她明亮的黑眼睛似乎洞察了我们的心思。她的确应为能一眼就看穿眼前每个人的心思而自豪。

慈禧与外国使节夫人

太太们就座后，带队的夫人就向太后表达了美好的祝愿，而太后也以和蔼的言语回答了她。正式引见时，每个太太的名字被一一唱出，她走上前行屈膝礼，而太后则走下龙座，扶着她的手命她起身，然后她走到左边，以同样方式被介绍给皇上。

慈禧太后就是这样对宫中规矩进行改革。在这之前，她都坐在帘子后面，只能在人看不见的地方行使统治权。外界看不见她，她也无法了解人民的需要。在她执政之前，她的人民还是陈规陋习的奴隶，而她的人格魅力使得礼仪成为人民的仆人。照诗人的说法，她似乎感到，“规则是好东西，但别永远不敢拆散他人的脚手架；它不是搭来让你攀的，虽然它也许对你有用”。

光绪帝引进铁路、电报、电话、新式教育制度和进行的其他革新固然有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是慈禧的人格魅力、权力和政治才能才使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另一章提及的女子教育的改革运动，必须归功于慈禧。自从她走出幕后，让画家为她画像的时候，妇女的自由就确立了。

一天我去美国使馆时，他们给我看了两帧太后的大幅照片。一帧约三英尺见方，准备送去给罗斯福(1)总统，另一帧是给康格少校的礼物。同样的照片也送给了每个国家的驻京公使和该国的当政者。我对自己说：“慈禧太后真精明。她知道自己已被歪曲地描绘了，她知道自己的肖像画得远不如相片真实，所以就想让所有的文明政府都保存着她真正的形象。”这精明不一定生而有之，是那些劝她让外国人替自己画像的人促成她这么做的。

几年之前慈禧太后有一个梦想，梦想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制度。这就像她所有的行动一样，比她那位聪明的外甥伟大得多。当然，政府是满族人的，真的要给也得由满族人给，任何激进的改革都得由当政者实施。不过慈禧太后想自己享有这一荣誉，希望它能在她的有生之年成功实施。这遭到了不少阻力，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她推翻光绪时自己所在的保守派。保守派把这看成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冒险，竭力来制止这一改革。但慈禧太后召来了满人中最杰出、最进步的端方，派他带领代表团周游世界，去仔细考察各种各样的政府，以便回来对在中国实施宪政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向她提供建议。

一列专列拨了出来，就停靠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准备将代表团从北京送到天津。代表团已经进了车厢，旁边狭长的过道上挤满了来送行的人群。这时“嘭”的一声，发生了爆炸。车厢炸开了，有几个人受了伤，其中包括某些受了轻伤的代表团成员，而那个拿炸药包的人则被炸得面目全非。有好几天城里是一片混乱，所有的城门上都派了卫兵，尤其那些通往宫里的城门更是戒备森严。那个恐怖分子的身份也在被想方设法予以查证。但一切努力都未收效，没有再发生任何事可以显示他是有同伙的。于是代表团分散开来，独自悄悄地出发，到天津会合后再踏上出国考察的旅程。

正阳门火车站

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经过的国家都尽量为他们提供了考察该国宪政的便利。回到北京之后，这次行程的报告以120卷的篇幅发表了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以日本宪政为蓝本，准备尽快在中国实行宪政。

率领这一代表团的是端方阁下，他是当今满人中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像袁世凯一样，在拳民运动期间保护了他所辖境内所有外国人。他感激美国人在促进中国开放中所做的工作，这一点很明显地见之于1906年2月他在华道夫大酒店的讲话中，他说道：

端方像

“今晚吾人在此荣幸地见证美国教士推进中国人进步之功。彼等将西方文明之火光带进中国每一角落。彼等以中文翻译泰西宗教、科学著作，殚精竭虑，功德无量。彼等建医院、办学从校，助吾人拯苦济贫。现今我国的觉醒隐隐在望，实与彼教士启导之功关系甚大。对此我国铭感无已。”

一些人或许以为这只不过是在这一特殊场合发表的观点，因为他周围当时正巧全是秘书和其他对这一事业感兴趣的人。但此后他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参加了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更进一步地表明了事情并非如此。其中的一次他对学生们是这么致辞的：

“这是兄弟我第二次参加你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了。这里的良好秩序叫兄弟佩服。见到你们礼仪精熟，学问湛深，操守优秀，甚为欣慰。总教习及列位师长对我们的学生关爱有加，令兄弟万分感激。处处可以见到这种关照。兄弟希望这些学生将来出仕，不可忘记师长之爱，处处力行此种美德。无论东西方，良师之道在于仁爱，列位毕业后当老师总以身体力行为要。如此，则你们的知识就切实可行，才能就有用了。”

我引了以上这些，是用来证明这样一位皇太后挑选来带领代表团的人是多么宽容开明。代表团中另一名重要的成员是贵族载泽。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娶了皇后叶赫那拉氏的一个妹妹，因而是慈禧太后的外甥女婿。太后与端方的君臣关系决定了他无法像一个亲戚那样把旅行的细节一五一十地详细告诉她，而要日理万机的太后把他们回来后出版的那份120卷的报告从头至尾看上一遍也同样不可能。但是，如果太后将这位外甥女婿叫到跟前，让他详尽地将一路所见说上一说，那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她急于在她的有生之年把宪政交到百姓手中，可是没法做到。这宪政制度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实行还是个未知数。

慈禧太后发起的第二个伟大改革是抵制鸦片。只有在考虑了这种毒品在中国是如何的泛滥成灾之后，才能对这一改革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中国人告诉我们，吸鸦片成瘾的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有一天，我在北京的街头散步，走过一个大门，里面冲出一股不但难闻而且令人恶心的气味。我又往前走了几步，进了这城里最好的一家古董店，发现街上那种气味增强了十倍，因为店里的一个伙计刚抽完烟。我离开了这家，又来到另一家店里，那里的店主已经吸鸦片吸得把生意全给败光了。差不多就在这期间慈禧太后颁布了以下的诏书：

鸦片烟馆

“鸦片烟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且令神州故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近来官绅士庶，多知悔悟，争相结社劝诫，即素嗜鸦片者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自怨自艾。各国善士尚多倡设公会，劝禁栽卖，广施方药，每以中国鸦片不除引为深憾，则身受其害者应如何淬厉奋发，力拔根株。

慈禧乘舆

“前经降旨，颁布禁烟章程，期以十年，使洋药与土药同时禁绝。着民政部度支部迅即会订稽核章程，严定考成，请旨颁行。”

民政部立即制订了一些执行这个诏书的细则，其中有：

所有吸食鸦片的人都必须登记，并申领执照。

吸食鸦片的官员被分成两类。年轻的必须在六个月之内戒断，而对老人则没有规定期限。但这两类人在戒鸦片期间都必须自己掏钱雇合适的人来代替他们执行公务。

所有的烟馆都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关闭，这之后无论烟枪还是烟灯都一概不准再制造、销售。不过卖鸦片的店仍能再继续营业十年，这是鸦片买卖可以存在的最长期限。

政府允诺为戒鸦片提供药品，并鼓励成立禁烟会，不过不允许这些禁烟会讨论其他政治事件。

除中国之外，最受这场改革运动影响的是英国。在这份诏书颁布时，英国每年要运送五万箱鸦片到中国市场，但它立即同意道，如果中国真心改革，并把自己国内的产量以每年百分之十递减的话，英国也将以同样的速度削减它的贸易。可惜慈禧太后没等到这场改革胜利结束就死了。但不管这场运动的结果会怎样，她的创始之功总是抹杀不了的。

这是慈禧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但除此之外，她还得负责实现光绪皇帝建立铁路局、矿务局以及采用西方教学制度的学校的努力。她不仅废除了旧的考试制度，而且引进了一套新的运作方式，这样所有从欧美大专院校毕业的人通过相应的考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根据他们所持的文凭——都可以获得中国的学位，可以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这样的考试已经举行过，一大批西方学校的毕业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得到了举人或者翰林的学位。

开平矿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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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斯福总统，指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

第六章　慈禧太后——艺术家

中国画家尝试过的风格几乎覆盖任何体裁。他们涉及的题材包括几乎所有的神话、宗教、历史题材，内容从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到以诗歌和传奇故事中为灵感创作的场景。他们画静物，风景，人物肖像。其中最高的成就应该就是风景画了，那些风景画透着对自然的热爱，雅致的美感，以及自然带来的真切生动的诗般感受。中国画家也非常擅于描绘走兽与禽类，于鸟类和花间飞舞的昆虫的表现尤其出色。

——S．W．布舍尔《中国的艺术》

一天，顺王福晋府上的一位总管太监拜访我家，请我太太给福晋看病。他坐在书房里，看着墙上挂的画，其中两幅都是太后的亲笔，便说道：

“您喜欢中国艺术？”

“我的确非常喜欢。”我答道。

“我看您这儿有些老佛爷的手笔，”他用京城里人尽皆知的称号来称呼慈禧太后。

“是的，我这儿有七幅她老人家的画呢。”我答道。

“您有供奉缪先生的画没有？”他问道。

“很遗憾，我没有。”我答道，“我很想要一幅，但至今还没得到。”

“这些商店里可没卖的，她的画不卖。”他解释说。

“我很遗憾，”我继续说，“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一幅她的画。我听说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画家。”

“是的，她画得是非常好。”他漫不经心地说。“她的寓所离我们家非常近。我们有她好多幅画，不难弄到。”

“你们府上是不难弄到，”我说，“但是对我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

“如果您想要，”他主动道，“我可以弄些送您。”

“那真是太好了，”我回答说。“但您怎么弄到呢？”

“哦，我就给您偷几幅就行了。”

不用说，我告诉他不能偷缪先生的画。但是，他一定是告诉了福晋我的愿望，因为下次我太太去福晋府上的时候，福晋向我太太展示了缪先生的几幅画和一些太后的画。

我太太用升调问道：“这些画真的出自太后的亲笔吗？”

“是真的。”福晋回答说。“我亲自看见她作画来着。这些是真迹。”

过了几周，我太太又被邀请去看望这位福晋，令她感到惊讶的是，缪先生也在。我太太与福晋、缪先生一起呆了一两个小时，相谈甚欢。当她起身准备告辞的时候，顺王福晋——即叶赫那拉皇太后的最小的妹妹——取出一幅雄鸡啄虫图，说是特意请缪先生画的，请我太太收下，作为她和缪先生送我太太的礼物。

在她们刚才谈话的时候，我太太提到说，慈禧太后肯定很早就开始学画画了。

“的确是的。”缪先生说，“她初学的时候我们年纪都很轻。她进宫不久就开始读书。当时，半是为了消遣，半是因为喜欢，太后开始拿起了画笔，临摹了画册上和宫中收藏的许多过去大师的作品，表现出了异常的禀赋。当时我还是个少妇，我哥哥们是画家，当我丈夫过世的时候，上面就命令我进宫陪太后学画。”

“您是汉人吧，缪先生？”

“是的。”她回答说，“本朝汉族妇女进宫是少数，我放了脚，梳起了满族式样的发式，还穿了旗袍。”

“您当时每天都进宫吗？”

“年轻的时候是的。万岁（慈禧太后的另一个称呼）非常热衷于画画，经常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画画，或者学习画史，临摹范本和画廊里历代大师的旧作。她最喜欢送给朋友们的礼物就是她自己的画作，盖有她的玉印，并有日期与如意馆的画师所作题诗一首。接受赠画的人在太后赏赐的礼物中，最看重的也是太后的画。”

我见过几个亲王的府上都挂有太后的画装点，还有一些官员朋友的家中也有她老人家的画。其中有几幅确为精品，画得非常好。画作的主人们对画的评价也非常高，但我很想知道缪先生对太后画功的评价。于是我便问道：

“您觉得太后的画怎么样？”

“太后是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她回答道。“当然她画画只是兴趣，不比专业的画师。若她有时间钻研画艺，定会成为最好的画家之一。太后之运笔精准有力，只有天分与苦练兼备者才能做到如此。太后眼光非常好，可惜没有人替她分担国事，让她好有时间来施展绘画的天才。”

太后有十八位宫廷画师，都是从全国最好的画师中挑选，由太后亲自任命的。画师的职责是位太后作画。他们分为三组，每组由六个人，每人每月当十天班。我出于对中国画的浓厚兴趣，很快与大部分宫廷画师相交甚熟，了解了他们各自的绘画风格。画师的头是关先生。

一天，我去拜访关先生。我知道他由于体弱，不能在宫内当值，但在他家里，我却发现他在勤奋地作画。就像有些小男孩儿告诉妈妈说他不舒服，不能去学校，但也不至于病得要上床躺着休息，关先生告诉我他的健康问题也并不妨碍他的工作，只是去宫中当值不大方便。我还意外得知，太监们的压榨弄得他荷包瘪瘪，也是加重他病情的原因之一。

“当太后恩准我可以不必到宫里当差时，”他解释道，“她命我每年至少为她画六十幅画，每逢重要节庆日的时候送到宫里。这些画加盖太后的玉印，并由宫廷画师们作好相应的题诗写上，由太后在节庆的时候当作自己的画送出去。”关先生和我交往甚密，后来他将他的三幅作品送我收藏。

有一天，另外一个画师来拜访我，谈话间告诉我他在画一幅慈禧太后扮观音的像。我那时还不习惯于把太后想象为观音菩萨，但他告诉我，太后不但经常手抄《观世音经》，还喜欢令人把自己描摹为观世音的样子，作为册页，用黄色丝缎包好，当作礼物赏赐给最受赏识的大臣。当然，我想到了我的绘画收藏，便问道：

“我是多么的希望自己也能有一幅太后扮观音像啊！”

“我给你画一幅。”他说。

我不一会儿就发现，这些客套话只不过是一些拐弯抹角的开场白，他来找我的真正意图是因为前几日在宫中赴宴，他不小心咽下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他说道，太医给了他一些药说是可以化鱼刺，但却没有用。于是，他想知道我国是否有医生能取出鱼刺。

我带他来到附近住的霍普金斯大夫那里，说明了情况。霍普金斯大夫让这位画师坐在窗前，张开嘴，检查了一下他的喉咙，发现那里有一个小红点，便拿起镊子，夹出了鱼刺。多亏了霍普金斯大夫的功劳，不然我怀疑我永远也得不到他许诺要送我的画，因为他对作为宫廷画师而把老佛爷的画像随便送给朋友这一举动是否妥当而颇为踟蹰，但由于后来他发现经常需要请我太太给他的太太和孩子看病，他便决定这个举动是妥当的。后来有一天，他把画拿给了我。

慈禧扮观音大士

慈禧太后不但喜欢被画成观音菩萨，还喜欢穿上观音的衣服，命周围宫女打扮为龙女的样子，太监总管李莲英打扮为韦驮。她命令宫廷画师画出合适的前后景，然后让当时的宫廷摄影师裕勋龄按下快门，让宇宙间最伟大的画家——太阳以光线为画笔忠实记录下她的模样。

一天，当我逛琉璃厂一家古玩店的时候，店主向我推荐了慈禧太后画的四小幅水墨桃花。这几幅画原来是挂在颐和园太后房间两个隔板上的，我能得到它们真是感到幸运。

“您瞧，”他说道，“这几根枝条每部分都是一笔画成的。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先要蘸上恰好量的墨汁，能清楚地勾勒出枝条的轮廓，同时又要浓淡适宜。如果轮廓勾勒时出了差错，也不能涂改；如果用墨太深或太淡，也不能加减，不然书法上来说就有问题了。一旦下笔，就不能改。这种技巧在中国艺术里面来讲是非常高深的。”

我得到了这些画之后，给京城当时最有名的一些画家都看了，他们一致认为是水墨花卉的杰作。他们也同意缪先生关于慈禧太后如果投入全部时间精力，就会成为本朝最有名的画家的说法。

有天，一位宫廷画师来拜访我，我给他展示了这些画。他也赞同其他画家关于笔法的说法，但向我指出了画面中，有一处交错呈菱形的枝条。

“看这个，”他说，“这就能确定是太后的亲笔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一个专业的画家从来不会画那样交错的枝条。”

“为什么呢？”

“那样构图不够艺术，画家是不会那么画的。”

“那为什么她的朋友们不向她指出这点呢？”我问。

“谁会这么做？”他反问道。

慈禧72岁所绘图

第七章　慈禧太后——女人

慈禧太后首次接见外国公使团的七位大使夫人是外国公使们努力和催促的结果。当1900年的动乱之后，宫廷回到北京，慈禧太后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她主动发出了许多邀请，都被接受了。

随后，我请宫里的贵妇们用午餐，她们也还请我。由此宫中贵妇们与大使夫人们开始相互往来。许多来往是何德兰夫人安排的。她是许多中国上流家庭认可的医生和亲切的朋友。她头脑机敏开阔，也乐于成人之美，由此我得以和许多中国贵妇人们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E．H．康格夫人《中国来信》

虽然慈禧太后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如果能像和她在公私场合都有接触的那些人，以她作为一位女性的身份来看待慈禧太后的生活和人格，应该还是一件有趣的事。为了向读者说明她吸收外国风俗多么快，我想给出一个我夫人讲到的关于她餐桌装饰的变化的细节。

“前几次觐见的时候，我们在被介绍给太后和皇上之后，和宫廷贵妇们一起退到宴会厅。接着我们落座，每个大使夫人旁边坐一个朝廷贵妇。然后慈禧出现了，我们起身，看着她落座，皇上侍立于她身后。她坐下后，命我们也坐下，但是贵妇们和皇上仍然站着，因为他们在太后面前坐下是不合礼数的。穿着长袍的太监出现了，摆上了丰盛的中式筵席，他们给太后上菜的时候，总是跪着。”

“当我们吃了一小会儿的时候，一位资历最深的大使夫人问她们是否可以坐下。太后先转头对皇上说：‘皇上请坐下吧。’；然后转向宫廷贵妇们，挥了下手，让她们坐下。她们小心翼翼地用一种极不舒服地方式坐在椅子边上，也不敢碰一下食物。”

“谈话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还谈到了拳民问题。其中一位大使夫人戴了枚荣誉勋章。太后看见了，便问这个勋章代表什么。”

“‘回太后的话，’大使夫人答道，‘这是我们皇帝颁发的，因为我在拳民暴乱中受伤了。’”

“太后两手握住这位夫人的手，满含泪水，说道：‘那些日子，真是让你们受苦了。那时候有阵拳民把朝廷都给压下去了，还把枪都架在宫墙上。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桌上铺着色彩艳丽的油布，但是没有像样的可以称之为桌布或者餐巾的东西。我们用一块头巾大小的印花布当作餐巾。”

“桌上没有鲜花，唯一的摆设就是大块蛋糕和水果。我说这个是因为第二次这一切全变了。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漂亮的鲜花。贵妇们到了美国使馆康格夫人家里参加了午宴以后，情况尤其是这样。中国贵妇们吸收新事物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即使是餐桌布置这些小细节。以后，筵席上就轮流上中外两种菜系。”

“以后，慈禧太后再也不和客人在同一张桌上用餐，只有一次例外。在正式接见结束后，她会从龙椅上下来，和接见的夫人们亲切交谈，并请她们去宴会厅和其他宫廷贵妇们一起用餐，因为在中国，贵妇们在慈禧面前是不能说话和吃东西的。但是用餐结束后，太后会出现，与大家亲切交谈。”

“她不一起用餐可能还与以下一件事有关：又一次，一位重要的客人，无疑是非常想得到一件独特的古玩，便请慈禧太后把太后吃饭的碗送给她。这只碗的确与其他客人的碗不同，就如太后的饭食也从不和同桌客人的相同。”

“她犹豫了一下，转身对太监道：‘不能只给她一个碗（中国习俗里送东西都要送一双的），给她准备两个。’”

“接着，她转身向客人们抱歉地说：‘我很希望能都给你们每人一双碗，但外务部要求我这次接见的时候不能送礼物。’太后习惯于亲手送客人一些小礼物，以后再让太监去客人家里送正式的礼物。”

“有一次，那位要碗的夫人又从橱柜里取出一件摆设，想拿走。负责的人请求她把摆件放回去，说他负责看管屋里的一切东西，如果有东西不见了，他就会受罚的。”

以上并非孤立事件。中国食物经常不对外国人的口味，有些欧洲的大使夫人们当着宫廷女官的面就会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她们以为中国人听不懂，其实太后的桌边一直都有翻译官。有时候，这些夫人们让人觉得，她们想看到一切，感受一切的同时，却忘了她们对中国宫廷应有的礼仪，忘了代表国家应该具有的风度。

中国的宫廷礼仪非常严格，中国的大臣必须在礼部学一周到六个月的礼仪课程，才能在太后面前露面。这么看，这些外交官夫人的失礼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太后和中国贵妇人们也许可以容忍这一点，也只是出于相信外国人都是野蛮人的原因。

当然不是所有被接见的大使夫人都是这样。有一些人充分认识到了这些接触对于中国的开放有着重要意义，这位伟大女性的外交手腕、人格魅力和女人魅力只有在私下接见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她会拉着客人的手，十分亲热地嘘寒问暖，问我们来宫里一路是否劳累。她会担心点心不合我们的口味。她会语气真诚地告诉大家能走到一起真是太幸运了。作为主人，她会单独关照每个人，使所有客人为她的魅力倾倒，即使是之前对她有偏见的人。

当有机会的时候，她总是会很急切地问起西洋制度和做法。有次看戏时，她把我叫到她身边，给我赐了座，然后开始详细地询问美国女子教育制度。

“我听说，”她说，“贵国女孩全都读书。”

“确实如此，太后。”

“她们学习的内容和男孩子一样吗？”

“在公立学校里是一样的。”

“我甚希望中国的女孩也能接受教育，但人民连教育男孩子都已不易。”

接着我向她解释了公立学校制度，她听后说道：

“眼下中国赋税繁重，恐不可能再负担此类开支。”

“但没过多久，一道奖励女学的诏书就颁发下来，目前已经有几百座私立女子学校在京城和中国各地成立。”

还有一次，在和大使夫人们吃点心的时候，太后命我去她的私人房间里，我们二人单独在一起，身边只有一个掌扇的太监。她向我询问教堂的问题。显然，在刚开始谈话的时候她并不清楚还有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一概称之为“教”。我向她解释了教会是为了启发人民心智，有道德教化和心灵成长的作用，让人民成为更好的子民和国家更好的公民。

“很少有人像慈禧太后那么迷信。她的全部一生都被她命运，符咒，神灵恶鬼方面的信仰所左右。”

“当她第一次听人提议说给她画肖像并拿到圣路易斯展会上展览的时候，她惊讶得目瞪口呆。在一次长谈之后，康格夫人向她解释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统治者都会送他们的肖像去展会，包括维多利亚女王，而且，这一幅肖像有助于抵制假的太后像在欧洲的流传。她听了后说要征求庆亲王的意见。这件事看着好像就被搁置起来了。然而，不久之后，她就传话给康格夫人说，请卡尔小姐到京城来给她画像。”

我们都知道，画肖像这件事要择吉日开工。太后一定要为此修一条通往外务府的铁路，把肖像运过去，而不是像让人扛肩上像扛死人像一样扛过去。她六十九岁的时候庆祝七十大寿，以挫败神灵，免得他们像她六十大寿的时候一样降来灾祸，甲午战争搅了她的生日。在礼服上，绣有“福”“寿”字样，她送的礼物都是具有吉祥意义的。她的宫殿摆着大盘大盘苹果，取其“平安”之意。还有大盘大盘的寿桃，象征长寿。她身上佩戴符咒，还在康格夫人离开中国的时候摘下脖子上的一枚符咒给她戴上，说希望能在她渡过太平洋的时候保她平安，因为这枚符咒在庚子年的逃难的时候就保护了她。她也不许任何佩戴哀丧标志的人靠近她。

“大家都知道，满族女人是不缠脚的，慈禧太后也非常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她不允许臣民要求她去干涉汉族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有位夫人就提过类似的建议。这位夫人是驻外公使的妻子，自己和女儿的穿着打扮都是比欧洲人还欧洲。她有一次向太后建议说，中国妇女的缠足成为世界人民的笑柄。”

“‘我听说，’太后回答说，‘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也并非无可挑剔，既然现在没有外人，我倒是想瞧瞧外国女人的束腰。’”

“这位夫人非常丰满，跟个沙漏似的。她转向她高大苗条的年轻女儿说：‘闺女，给太后瞧瞧。’”

“这位年轻小姐不好意思，终于太后发话了：‘你不明白我的请求就是命令吗？’”

“在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太后派人去首辅，命务必给这位小姐定制好一套合适的满族服装，他说道：‘外国女人还要受这等洋罪，真是可怜。她们身子上绑着铁条，都不能呼吸了。可怜！可怜！’”

“第二天，这位小姐没有在宫里出现，太后问她母亲原因。‘她病了，’母亲回答说。”

“‘哦，我并不惊讶，’太后说，‘卸掉了那副枷锁后，得要些日子才能重新挤进去同样尺寸的衣服。’太后这么说是以为外国女人睡觉都戴着那副束腰，就和中国女人睡觉的时候也缠着脚一样。”

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在二十年之前，那时京城里颇不平静。太后摄政的时间应该结束了。我已经解释过阿哥不能和格格结婚，因为他俩是亲戚，同样，平民的表兄妹之间也不能结婚。这是规定。但是规定制定了就是要被打破的，当光绪大婚的时候，太后决定把她姐姐的女儿嫁给她的儿子。至于光绪喜欢另一个女人，反对这桩婚事并不起实际作用。太后一心要促成这桩婚事，不能允许计划受到阻挠。于是她发布了一道诏令，某天晚上，人们必须呆在屋里，因为抬新娘去宫里的红轿子要经过。在这件事和其他一切事上，太后的意志就是法律。

慈禧太后盛装图

太后的身高中等稍矮，但她穿的鞋鞋底正中有六寸的跟，再加上她从肩上垂下来的满族服饰，使她看起来十分庄严，骨子里是个皇太后。她的身材堪称完美，举止敏捷优雅，在外表上是个完美的女人和统治者。她的面容与其说十分美丽，更多的是生动悦人，她的皮肤稍带橄榄色，深藏在浓密睫毛后的双眸时嗔时喜，照亮了她的面庞。

当坐在宝座上时，太后就是庄严的化身。但当她从宝座上走下来，握住你的双手，用亲切的微笑跟你说：“你又来看我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命运。希望你长途跋涉别累着了。”这时候，你觉得她首先是个女人，是个朋友，尽管她在每个场合扮演的都是女主人的角色，不论是外交，公务，还是社交场合。

我但愿她精神上的特点能完全通过日本摄影师和其他摄影师给她拍的照片表现出来。但正是因为这样，她才显得迷人。仅仅从她人生中的几件事上就能揭示她的爱国主义，政治才能，高贵的意志和雄心，扭转了她国家和王朝重建与传承命运的雄心。我们见证了敌人仆倒在她剑下，威胁统治的大臣仆倒在她的笔下，即使幸而起身，也是被褫夺了全部权力。她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不论是用外交手段还是用武力。

慈禧太后朝服像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她不仅在近半个世纪里引导着国家这艘航船，还引导得很好，将以前中国统治者从未想象到的改革一一付诸实施。与她的人民比起来，她的身高远远高于蒙古种女性。那么和其他民族的伟大女性相比呢？在人格力量和能力上面来说，她不输于任何人。我们不能不仰慕起那个之前给妈妈跑腿儿的小女孩，后被选入后宫，然后又成为皇帝的母亲，妻子，立了一位皇帝，又废了一位皇帝，是中国近五十年的主宰者——在这片女人没有地位的国家里。这么看来，即使将她说成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也不过分。

第八章　光绪帝的自我发展

光绪皇帝身材瘦小，弱不禁风。相貌看着去像个孩子，面色呈橄榄色，眼睛大大的，目光忧郁。他的表情温和，更像是个梦想家而不是能把这些梦想付诸实践的实干家。东方人能有如此空灵的表情实在奇怪，光绪皇帝简直可以为一幅东方圣人肖像当模特了，一个不幸身居最高位的圣人。

——查尔斯·约翰斯顿《中国的危机》

当慈禧太后的儿子“龙驾升天”的那个夜晚，两乘轿子从紫禁城的西门抬了出来，穿过皇城来到了元故都的西部，两乘轿子里一乘坐着西太后，一乘坐着东太后。街上灯影朦胧，但两乘轿子都分别由四名轿夫抬着，前后都有打着大的丝绸灯笼卫兵护卫，一辆沉重的马车殿后，上面坐着替换的轿夫。她们要去完成一件重大的任务：立一位新皇上。同治帝驾崩后，清朝第一次出现了没有皇位继承人的情况。她们的目的地是七王爷府，同治帝的弟弟，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太后把妹妹嫁给了他，现在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儿子。

慈禧太后把大儿子从舒服的床上拉了起来，要立他做皇帝。这是一个身体不太结实的三岁男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睡眼矇眬地哭闹着说：“我不要做皇帝。我要睡觉。”然而慈禧把小光绪用柔软的被子包了起来，把他从幸福的家里带走了，从爱他的爸爸妈妈身边，可爱的小弟弟身边带走了，从此他告别了那片他来去自由的天地，在那里有玩具可玩，有小伙伴和他做游戏，有富贵之家的孩子喜欢的一切。这是为了什么？她把她搂在怀中，收她做了养子，把他带到了紫禁城中，无疑，对他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禁城。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一平方英里的范围，没有自由，光秃秃的城墙里没有小伙伴，他是这里被数千太监宫女后妃簇拥着的唯一男性。第二天早上，当皇族齐聚，向她的丧子之痛表示哀悼的时候，她抱着小光绪，向他们宣布：“这是你们的新皇上。”

当时北京没有对外开放贸易，东交民巷那里有两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开设的两家外国商铺。因为店铺很小，又离使馆很近，店里的货物大多数是些入不了外交官们眼的小玩意，这些小玩意却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一家店铺是个丹麦人开的，贩卖外国玩具、小商品、蔬果干货等，面向的顾客是中国人和少部分欧洲人。

凑巧，满城转着找什么东西来讨好小载湉的太监们，正好走进了这家东交民巷的商铺，买了一些外国玩具给他们的小皇帝。

他们已经搜遍了全城。他们访遍了所有集市，所有玩具店，找遍了所有私人交易商，花了高价买了他们最好的为皇帝定制的玩具。有会打鸣的公鸡和会咯咯叫的母鸡，有汪汪叫的小狗和会哇哇哭的小孩，有八音球和八音车、螺号、小鼓、空竹和帐篷；有布缝制的猫狗、骆驼和老虎，还有不以数计的其他各种玩具。可是却没有孩子和他玩这些。这些玩具都不得他的心，因为他们缺少了能启发那孩子天才的那种微妙的东西。

在这些外国玩具中，有的是安了隐蔽发条的，似乎给这些静物带来了生命。给它们上了发条，它们就能自己动了。这就是这个小男孩需要的，——一种能吸引这个天生喜爱机械装置的东西，即使是布吉和托蒂(1)也不会比小载湉对知道“什么东西能使轮子转动”更好奇了。他拿着这些玩具玩，直到好奇心促使他像许多别的孩子那样把玩具拆开，一探究竟，于是发现了藏在里面的发条。这不仅让孩子开了眼，也让太监开了眼，他们于是买了更多机关更复杂的玩具，于是没过多久，在那个富有生意头脑的丹麦人的请求下，欧洲的玩具厂商开始生产专门为这位住在黄琉璃瓦宫殿的杏核眼小皇帝设计的玩具。

随着孩子长大，丹麦老板的生意也发展了。他的库存商品种类更多，数量更大，而载湉仍然是他有利可图的主顾。有八音盒，八音车——真正的八音车，不是中国商店里卖的那种，——火车，轮船，报时钟和瑞士手表，拨动发条就能每隔半小时一小时报时。当小皇帝长成大男孩，丹麦商人也从他不竭的库存里提供适应他年纪的玩具，直到欧洲所有机关精巧的玩具都被光绪玩遍了。——“光绪”的意思是“持续聪颖”，他似乎与这个名称非常相称。

我并不是让大家以为光绪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他并非如此。如果当时的报道为真的话，他还是挺有自己的脾气的。如果他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他就躺在脏地上打滚，腿在空中乱踢，嘴里大嚷大叫，闹得真可谓是“甚嚣尘上”，直到他遂了心意。我太太经常告诉我，她去中国客人家里拜访的时候，看到客人摆上了她特别喜爱的食物，她便开怀大吃，边吃边夸自己胃口特别好，这时女主人就会善意地回答说：“我们要像太监求皇上那样跪在地下磕头求您不要吃得太多，免得吃坏了肚子吗？”光绪皇帝没有父母的约束，受着太监宫女的奉承，被惯坏自然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他没有被惯得更坏。

光绪帝

1901年，朝廷西迁至西安，紫禁城的正门由我国海军把守，我弄到了一张通行证，进去参观了一下。皇帝的房间是一排中式平房，窗子边糊着纸，中间嵌着玻璃。房屋瓦顶砖地，东厢房是起居室，大约20×25英尺见方。南面全是窗户，从一头到另一头全摆的是各式各样的钟。从法国景泰蓝钟到最为复杂的、有鸟儿跳出来报时的布谷鸟报时钟。每只钟都各自滴答响着。房中到处摆着桌子，每张桌上都有一两只钟。墙上挂着式样独特精巧的瑞士钟。两张沙发背靠背摆在屋子中央，一张精致的镀金小桌，上面摆满了他收藏的钟表中的精品，还有几把套着毛绒和丝绒椅套的欧洲式样的大椅子，便是这屋里的所有家具。由于当时是夏天，烈日炎炎，我便坐在一把椅子上小憩，结果立刻从我身下椅垫里藏的一只小盒子里传来了甜美的乐声。

这不但出其不意，还让人觉得十分舒适放松。如果有一只电扇来扇着我入睡我都不会感到惊讶。这间屋子真是东方童话一般。

光绪长成少年的时候，他听说仅在幼儿时代见过的外面的这个世界里有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能在眨眼的工夫间完成遥远省市之间的信息传递。他和他几千年来的老祖宗送信都是靠信使和驿马来传递圣旨和邸报，闪电传递信息的方法令他很感兴趣。他相信实干，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他做事总想越快越好。于是，他下令给他搞套发射电报的设备，接着他就拿着这套设备开始摆弄，就像小时候和那些机关精巧的玩具玩一样。于是，很快全国各地就建立了收发电报的地方，为朝廷使用。

一天，几位官员来到北京大学拜访我们，谈话间，他们说道：

“皇上听说外国有一种话匣子。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们答道，“我们学校物理实验室就有一个，你们可以看看。”

我们有一台老式的脚踏式爱迪生留声机，样子像个缝纫机，我们把这些官员领到了实验室，让一位官员对着他讲话，然后让机器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些官员非常高兴，没多久他们又来了，坚持要买这台留声机送给皇帝，因为这件礼物是他们加官晋爵的捷径。

皇上又听说，外国人发明了一种“火轮车”，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听说了，外国人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曾建造了一条铁路，结果被中国人买下，把它拆了丢进河里。外面官吏和老百姓做的事很多都从来没有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去过。可是不管怎样，当光绪听说了铁路和用火力发动的车之后，就想要一个，直到紫禁城内的荷花池西岸上建成了一条窄轨铁道他才满意。欧洲的工厂造了两节小车厢和一节机车，供皇帝他带领宫里的夫人们乘坐这不同寻常的旋转木马游玩。1901年我去紫禁城时，铁道、车厢和机车还在，但没等到朝廷回銮，联军中的一些人就把它们当作宝贵的战利品运到欧洲去了。

他听说铁道之后不久，又有人告诉他外国人还有“火轮船”。当然他又想要一艘。当我越过横跨荷花池的美丽的白石桥时，就看见附近停泊着三艘小汽艇，看着在那里已经有些时日了。我在颐和园的湖中见过与此相似的汽艇。有人告诉我光绪未成年时，常让人把这些汽艇拴在龙舟上，带了宫中女子在凉爽的夏天傍晚去湖上游览，就像后来慈禧太后招待外国客人一样。

火车图

光绪皇帝在那时候注意着外国机械方面的一切东西。他对一切发明都感兴趣。在这方面，他跟所有中国人的性格都截然相反。中国人的脸永远是朝着后面看的，他们最高的愿望是能达到古时候黄金时代的那种海晏清平，能有他们祖先那样高尚的品德。这种往后看的情感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在光绪帝即位前一百年的乾隆帝，在统治满一个甲子之后，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免自己的在位时间比祖父康熙帝在位时间长。所以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他主要的目标是拥有和掌握那让洋人在他的人民面前耀武扬威的技术的每一个方面。

当他听说外国人有种跟十里、二十里、五十甚至五百里之外的人进行交谈的方法时，他没有像传说中的那位老农民那样说“不能吧，俺那小子阿三嗓子是这一带最响的，可他也不能叫两英里外的人听到啊”一类的话。光绪相信了，他立刻下令给他弄部电话来。

1894年，在中国的女基督教教众决定来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送她一部《新约》。全新的字模准备好了，最精美的洋纸搞到了，印刷厂以最好的印本为模本，书的侧边全部烫金，用银线装订，银质书皮上压印着竹子的图案，银盒包装。这个银盒子又装在一个红毛绒盒子里——红色象征着幸福——而这红毛绒的盒子又装在一个雕刻精美的柚木盒子里，柚木盒子外面还套上一个普通的盒子。英美公使把这部书送到外务部去，请他们转呈太后。

第二天，光绪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几本《新约》和《旧约》，就是卖给百姓的那种普通版本。几天之后，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每天带着花和蔬菜去宫里的园艺师和花匠——像是知道了什么重大秘密似的秘密来见我，说道：

“宫里出了大事了。”

“是吗？”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以前我去宫里，”他说道，“太监们都对我很冷淡。昨天他们忽然坐下来很亲热地跟我说话，问我有关基督教的一切问题。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们，他们一直跟我谈着，直至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最后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站起来想回家。他们一再挽留我，送进来一桌饭菜，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就这样一直把我留到晚上。他们中有一个人告诉我皇上正在学习《路德福音》。”

“他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也是这么问他的。”他答道，“他告诉我他是皇上的贴身侍从，皇上每天都要叫人把一部分路加福音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然后坐在桌前，把抄好了福音的摊在面前学习。这个太监就站在他椅子后面，看得见纸上的字。”

详细询问后，我发现那太监除了在他说的那种情形下，也不可能知道福音这回事。这人接连几天都被邀请去和太监们一起吃饭，直到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全部给他们讲了。这之后他们请他把他所属教堂的教区牧师带去和他们一起吃饭，给他们讲更多关于福音的内容。那教区牧师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不太愿意接受这一邀请，但经不住一天连着一天的请，最后也就陪着园艺师去了宫里。

吃饭时太监给牧师敬酒，他谢绝了，于是那太监说道：“哦，对了，我听说你们基督徒是不喝酒的。”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将酒放到了一边，席上众人也不再喝酒了。下午他们带客人去参观了宫中一些建筑，借了三百元的给园艺学家扩大他的种植，还送给教区牧师许多种礼物。

不过，并不是说皇帝正在变成基督徒，事实远非如此。然而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促使北京和许多外省的人也开始学习它，这从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量可以看出来。早在1891年，他就颁布了一道强有力的谕旨，其中说道：“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即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中国人说他有时候对太监进行考试，让他们按班站成一排排，提问他们就读过的书上的内容。

有天，三位太监跟着那位园艺师来到我家，无非是想见识见识外国人，看看外国人家里是什么样的。其中一位太监比另外两位年纪小许多，智力水平也在他们那个阶级人之上。几天之后，园艺师告诉了我一件能够说明皇帝性格另外一面的一件小事。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皇帝性格冲动，难以控制。有次他命令一队太监到他那去，结果大家因为都有事，只有那名小太监一个人去了。当小太监跪下磕头的时候，光绪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嘴上，不仅把他的嘴唇踢烂了，还造成了别的伤害。这位园艺师接着说：

“服从命令还要受罚，这种人还怎么治国啊？”当时的确有许多中国人觉得慈禧太后该像良母责罚劣子一样责罚皇上，虽说从他所做的其他事来看，他这种由遗传继承，又变本加厉的脾气，更多的应该受到同情而不是谴责。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开始学习英语。他找了两名教师，和以前教师给他上课的时候只能跪着不同，他特许他们教课的时候可以坐着。这两位教师蒙召的时候，我正在和其中的一位的孙子互教中英文，从他那儿对光绪的进展了解了不少。皇帝非常急着学英文，以至于来不及去美国或者英国买书了，于是官员们找了许多家学校和教会，寻找初学者用的初级课本。当他们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彻底搜寻了一遍，终于马库斯·L．塔夫特博士找到了一本插图精美的初级课本，是他带到中国给小女儿弗朗西斯用的。于是就给光绪送去了。

一天，有个太监前来拜访我，说皇上听说各种各样的学习机构、教育协会等团体用从欧洲语言翻译出版了一些中文书籍。我当时是两三个这类协会的监管人，手里有许多种中文书籍。于是我就把当时我在学校教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科学书籍叫他转送给光绪帝。

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带了一个苦力替他提著御膳房做的火腿以及几盒糕和水果送给我。我向他道了谢，赏了苦力几个钱。由于我本身食量不大，等到他走之后，就把这些转送给了我的仆人们。他们告诉我说宫里的肉确实非常好吃。连着六个星期，这太监天天上我这里来，我不给皇上找本新书出来他就不走。这些书也许是文学方面的，也许是科学方面的，也许是宗教方面的。他对任何派别或机构出的书都一视同仁，一样积极地加以搜寻。有时候我被弄得只剩一本小册子，最后不得不从我妻子的私人藏书室取出她的中文医学书让他给皇上送去。我知道别的太监也在访问其他藏书多的人，寻访别的书。当时所有译自任何欧洲语言的中文书籍都被光绪买了去。

有一天，这个太监看见了我妻子停在走廊上的自行车，问道：

“这是种什么车？”

“这是一种能自己走的车。”我答道。

“您怎么乘坐呢？”他问道。

我把自行车从走廊上推下来，在院子里骑了两圈。他在旁边目瞪口呆地看着，等到我停下时，脱口而出道：

“这真奇了。它怎么不会倒呢？”

“当一个东西在动的时候，”我回答说，“它是不会倒的。”这句话不光是说自行车。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说道：

“皇上想要自行车。”于是我太太同意他把自行车带给光绪。不久后，听说皇帝试着骑自行车，结果辫子缠在了车后轮里，颇为狼狈地摔了一跤，于是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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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吉和托蒂，均为丁·哈勃顿的小说《海伦的孩子》中汤姆·劳伦斯上校的孩子。

第九章　光绪帝——皇帝和改革家

1891年，光绪皇帝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查尔斯·丹比《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男人来说，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谁比光绪皇帝更令人感兴趣。他和大多数天才一样，总是心血来潮，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他可以像恺撒那样豪迈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得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就像鬼在后面追着他似的。

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低能儿，有人说他是傻瓜。就假设他并不聪明吧。就假设他是低能儿，那么如何解释一个低能儿让人给他带回所有巧妙的玩具，所有除了X光和液态气体之外的近二三十年来所有的新发明？如何解释一个低能儿会买回中文翻译的有关外国知识的所有书籍，直到他被废黜？如何解释要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还颁发了一系列一个东方君主在如此之短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目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

我认为没有哪位中国皇帝对年轻人的思想的影响，能像1895至1898年的光绪一样那样深远。这一影响已经在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间酝酿了二三十年。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大批年轻毕业生遍布了商界和政界的所有部门，向民众和官员们展示了西式教育的力量。海关所设的一所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官学，专门培养外交和其他方面的人才，涌现出了一批领事和公使，代表中国政府出使欧洲和美国。

阅读光绪帝所阅读的书籍成为一股汹涌热潮，港口城市供应书籍的能力达到了极限，许多印刷协会的负责人担心对这种新情况他们毫无准备。阿伦，马蒂厄，马丁，威廉，莱奇诸博士的著作在上海的书店出现了盗版，售价仅为正版的十分之一。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著者们不得不迫使盗版商交出他们所制的铅板，不然他们就要告官。可是在皇上研读外国书籍的这三年中，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青年学者也都在研读西学，为皇上学习之后可能会提出的改革的急迫形式作准备。

早春的一天，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来找我，问我要一份英美主要报刊的清单。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

“北京的青年改革家成立了保国会。我们中有人懂英文，有人懂法文，有人懂德文，有人懂俄文，我们要找到这些国家的主要期刊研读学习。我们租了一所房子，准备好了几间屋子，有空的时候随时在那里聚会、谈天、讨论、读书、演讲或者做任何对我们的目的有利的事。”

“什么目的？”我问。

“在中国成立一种新政体，”他说，“最近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让我们意识到，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我们在亚洲就要永远落后。”

“这在北京是一项新运动，是吗？”

“在北京新，”他说，“但是在全国可不新。各大城市和省会都成立了保国会。在西安，从省里的巡抚到小小的秀才都买书，有的贵族还办了学堂，请洋人来教课。”

“除了几个顽固的老学究，我们每个人都在摒弃儒家思想，顺应现今大势，寻求解决现实问题之道。”

康有为

这个改革派的领导人名叫康有为，是个广东籍年轻人。他将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将它们的历史写成了两卷书，进言皇上。他在家乡有现代圣人和改革家之名，被尊为“康圣人”。他的职位是工部主事，因为皇上和他的研究范围相同，于是他便通过珍妃之兄的影响，被引进给了光绪帝。他在总理衙门与皇上进行了长达三个时辰的促膝长谈，其间一再力劝光绪效法日本，以受西方观念影响的年轻人取代年老守旧的军机大臣和督抚，以便每日和皇帝切磋改革事宜。

这次会面由庆亲王和荣禄向光绪汇报。两人都年事已高，其中一人还是最大的保守派，他们当然无法同意康有为的观点，但他们却让康有为将他的建议写成奏折，呈给皇上，接着又召他进宫，协助皇帝进行这场已经开始的改革运动。如果康有为作为一个政治家也能像他作为改革家一样杰出的话，也许光绪后来也不会被废黜。

危机是1898年夏天到来的。我带着我的家庭去海边度假消暑。一位在书院学习了几年，当时正在和我一起翻译一本心理学著作的年轻中国学者，就是翰林，和我一起去度假了。他订了邸报，每天看，还时不时发发感想。到了6月23号那天，一道诏令颁布了，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代以新科学的多个科目的考试。“此次特降谕旨，”诏书说道，“时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虚之习。”

“你怎么看？”我问那位翰林。

“这是迄今为止迈出的最大一步。”他答道。

那位翰林并非是激进的改革家，只不过是力图保全自己历经几世纪风雨的国家。亚述，巴比伦，米迪亚(1)，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在这些风雨中倾覆了，而中国虽然进步很小，却还屹立不倒。这位翰林是在中国永远属于极少数的进步派。

邸报仍然天天来，报道了最近三个月的时间中颁布下来的二十七的诏书。我给出下面列出这些诏书的梗概，以使读者可以借此清楚地看出光绪帝着手做了些什么。它们大致是：

1．设立京师大学堂。

2．分遣宗亲去外洋考察欧美的政府状况。

3．奖励艺术、科学以及现代农业。

4．皇上表示愿意倾听守旧派对进步和改革的异议。

5．废除科举考试中作为主要项目的八股文。

6．谴责那些希图拖延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7．催促尽快修筑芦汉铁路。

8．倡导所有的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和操练。

9．下令在各省设立农业学校，教会农民改进耕作方式。

10．下令引进专利和版权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务部就武举改制作出报告。

12．对发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别奖励。

13．下令官员们鼓励商业，帮助商人。

14．下令全国的每个城市都设立中小学堂。

15．成立铁路矿物总局。

16．鼓励记者对政治发表议论。

17．要求水师增添学额，购置战船。

18．号召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协助——不，请求他们尽量理解——他在改革的努力当中所要做的事。

19．下令所有的驻外使馆建立学校，以便于当地的华人儿童学习。

20．为了鼓励商业，下令在上海设立商务局。

21．裁撤北京六个无用的部院。

22．准许一切人上书言事。

23．礼部的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因为阻隔上书言事而被革职。

24．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冗费而被裁撤。

25．下令成立学校教授丝茶加工方法。

26．举办邮政，裁撤驿站。

27．同意建立西方国家式的预算制度。

诏书一道接着一道出来，突然我的翰林朋友不禁警觉起来。皇帝谴责了那些试图拖延京师大学堂建设的官员之后，他有天找我来说道：

“我必须回北京去了。”

“为什么要这么早回去？”我问道。

“皇上改革的步子这么急，我怕出乱子。”他答道。

这位年轻学者是皇帝在颁布二十七道诏书中的第六道的时候才有所警觉的。如果皇帝的心腹谋士都预先察觉如此冒失的最后结果，他们会不会劝皇帝三思而行？

当人们想到中国是如何被日本打扮，如何从东方诸国的一家之长，从一位可靠的盟友或可畏的敌人到如今威望扫地，脸面尽失，变成一个被剥夺了力量的参孙，那么这位二十七岁年轻人如此急切地恢复原来的荣耀的心情就容易理解了。

他行动仓促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列强对祖国土地的侵占。改革开展两个月之前，两名德国传教士被山东的一伙暴徒不负责任地杀害了。德国因此寻衅，在该省的胶州湾登陆，占领了胶州及其周围五十英里的土地。好像还嫌不够似的，德国还要求得到在山东的修建铁路和开矿的权力，并勒令中国政府向被害人家属赔款，并重建被暴民摧毁的教堂和房屋。中国向曾答应保护它免受一切侵略的俄国求救，结果俄国不但不帮忙，还要求中国割让它两年前反对日本让占有的旅顺港、大连湾和周边区域。法国唯恐落后，要求中国割让广州湾一带，并得逞。

英国发现要防御对面港岸上的俄国熊，他们需要威海卫作为老巢，于是他们要求割让威海卫，但让光绪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同样要求割让香港周围四百英里的土地和水域。

以上列出了这些诏书的梗概，这样所有关注中国这场改革运动性质的人士就可以就这位年轻皇帝的学习对他的影响有些了解了。诚然，这些诏书一个个出来得过急，但对它们的仔细研究一番之后，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倘若它们得以施行的话，其中每一项都会给国家带来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光绪皇帝得以放手去做，使这些措施像京师大学堂那样得以一一落实，倘若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响应他的号召，费些心思来体察他的用心，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中国在效法西方方面，也许就会和日本不相上下了。

当慈禧太后将政府交给她外甥的时候，她很像一位教孩子驾驶一辆重要的马车奔驰在危险的道路上而将缰绳递在孩子手里的父亲——她坐在他后面，手中的缰绳仍然没有放松。那些没有被革掉的规矩里，有一条是他必须每隔五天给她请安，不论她是在北京城里还是在颐和园。她还留下了一些规章，使所有的朝中大员除去皇上那里请安外，也必须同时向她请安。这些职责对于十八岁的光绪来说也许还没什么，但到了他二十七岁时还这样就变得讨厌了，于是他要求自主地处理朝政。慈禧太后也答应了。

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如何运用他的自主权去处理朝政的，——作为一名改革家似乎运用的并不明智，但中国的改革创始之功不能不归功于光绪。他和太后的夫婿咸丰帝非常不一样。据说咸丰死之前，“朝廷全部落入军机大臣之手，而他自己则以一个与大国皇帝的身份极为不相称的方式打发着时光”。不管光绪有什么值得诟病的地方，我们都不能说他懒散、奢侈，对人民和国家的福祉置于不顾。

鉴于让他的反对者也能表达意见以达上听比较困难，他难以同时听取两方面意见，于是他的第四道诏书命令保守派把他们对改革的步骤进度等的反对意见也写成奏折。接着，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听取人民意见，他将上海的一份进步杂志《时务报》收入官制。这还嫌不够，他的第二十二道诏书给予所有官员上书言事的权力。

这时，有一位名叫王照的礼部主事上了一个条陈，主张：

1．废除发辫。

2．中国服装全部改为西式。

3．将基督教立为国教。

4．设立国会。

5．皇帝和太后游历日本。

礼部拆开这封条陈读了，对它的大胆感到惊讶，于是把这位主事召来，让他收回条陈。他拒绝这么做，于是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就随条陈附上了一条反对意见，说他狂妄悖谬，竟然给皇帝如此建议。可能是因为他们擅自拆开上书读了，可能是因为他们试图阻止言论自由，光绪皇帝颁发了另一道诏书，解释道为什么他要求上书都要加封，告诉那些尚书侍郎们谁才是狂妄悖谬，好像皇帝自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似的。然后，他把他们全部移交吏部处理，让他们决定什么样的处罚合适，并告诉他们，如果处罚得太轻，那么他们也要一并受罚。吏部决定将这些人降三级调用，但皇帝改变了处罚，把他们全部革职。这就是光绪倒台的开始。

慈禧太后当时一直在颐和园消暑，这两个多月来，对于对皇帝改革的探索，对他所行之事，她并没有给予言语或行为上的半点反对。然而，我认为她的所有行为从那时起到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都不能说是反对改革的理论和做法的。

只要光绪帝把精力用在积极创造新岗位上，他就不会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而改革派们也会全力支持他。这一运动的范围是难以估量的。它促使强烈排外的湖北开放，把它变成了一个铁路遍布、贯通南北的省。它促使了山西这个矿业大省和巨大的原木产区满洲里的开放。它开始了铁路的建设，建设了遍布帝国的商业线。

当光绪颁布第五道诏令，下令用西方科学考试代替八股取士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信函和电报如雪片般飞到北京大学，请我们给他们在学校里留个位子，随信还附了学费。这些写信发电报的人有皇帝教师的孙子，各种学位的毕业生，有地位的人和富贵人家还未取得学位的公子。许多人邀请我们的毕业生去他们家里教课，有个学生受聘去教李鸿章的孙子，另一位受聘去教一位皇亲家的公子。

然而，当改革进行到皇帝必须为了节省开支，裁汰繁冗部门，革职不听话的官员的时候，就像第二十一、二十四和第二十六道诏书颁布的那样，一声哀号传遍了帝国。第二十三道诏书将礼部六名尚书和侍郎革职，他们和一些同情他们的人就去颐和园慈禧太后那里求情，告诉她这个小伙子正在把国家引向灭亡，求她出来主持朝政。慈禧以她著名的全神贯注和尊重的态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并无任何表态地让他们走了。

当皇帝得知了他们的做法之后，他火速派了一名信使，召袁世凯进宫。袁世凯面见皇上的时候，他要他回到天津，除掉上司荣禄，然后带手下12500人的军队进京，包围夏宫，不准任何人进出，囚禁慈禧太后，他好继续进行他的改革。

袁世凯像

在此我们就能看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领导风格的不同。当慈禧任命这两人——一个进步派掌管军队，一个保守派当他的上司——的时候，两个人中一个要采取什么行动不能不通知另外一个，这样皇帝的这道圣旨就不起作用了。要听小皇帝的话，袁世凯就要犯下两桩滔天罪行：谋杀和背叛。谋杀他的上司，背叛他仰仗她才得到官位的、执政三十七年的慈禧太后。这两桩罪行足以让他在人民之中无地自容，在历史上让他遗臭万年。不仅如此，如果他执行了这道圣旨，保守派就会起来反抗，集结兵马，兵力十倍于他的军队，将他和他那12500人马以叛逆的借口置于死地。

于是袁世凯做了他唯一可能做的明智的事。他来到顶头上司荣禄那里，给他看了那道密诏，然后问他该如何是好。荣禄告诉他没有他的命令不许行动，等袁世凯一走，他就火速乘火车赶到北京，叫来庆亲王，然后同他去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请她回到京城，教教皇上该怎么治国。

慈禧太后在整个夏天表现得都非常谨慎，让皇帝放手统治，表现他的统治才能，所有我们很难责怪她为什么不愿意无缘无故就被软禁在颐和园里。当这两位国家最重要的大臣再次请求她接管朝政的时候，她叫了轿子，上了去京城的路。她没有带军队，但是身边跟着一队可以完全信任的太监，一旦出什么乱子，也足以对付皇帝那边的太监了。从她重新训政后处死了皇帝身边的一些亲信太监来看，带着这些人并非毫无理由。

皇上听见她要来了，就派人送信给康有为，让他逃走，并想办法挽救时局。然后他向外国使馆寻求庇护，却失败了。太后抓住了他，于是他作为国家统治者的日子结束了，开始了囚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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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迪亚，伊朗西北部的古王国，约建国于公元前八世纪。

第十章　光绪帝——囚徒生涯

历史应该给光绪这位一流叛逆者留一个位置。他宣布一个人能不能用，并不是取决于他吟诗作赋的能力，这让那些文人们不寒而栗。这真的是太过分了。文人们说，光绪皇帝这么搞下去，恐怕连筷子都要不用了，辫子都要剪了。

——劳恩斯维尔·魏德迈《中国的门户开放》

光绪登基之时，北京发生了一场大灾难。天坛——最大的皇家寺庙，皇上登基、忏悔、祈祷上苍和感谢丰收的地方，被雷电击中。当皇帝代表他的臣民来这里敬拜的时候，他是国家的大祭司，他的祷告是为他的子民而作的，而不是为他自己。这座寺庙里没有偶像，他的祷告直达上天。当天子祷告，而上苍不是降下甘霖而是用闪电击毁天坛的时候，人民惊慌失措了。

妇女们苍白的脸，男人们惴惴地点头，私塾教师们谈论此事时嗫喏的声音，都表明了他们的不安。一个孩子被一个女人扶上了王位，死去的皇帝和他同辈，他不能像祭拜祖先那样祭拜他。这对皇帝和国家来说都是凶兆，于是小皇帝就在一片凶兆中开始了他的统治。

在光绪皇帝名义上亲政的九年里，一系列灾难降到了这个国家。灾旱导致了饥荒，黄河溢出引发了水灾，和日本的战争，欧洲列强侵吞国土，各港口的中文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中国的哪个港口又被列强瓜分了。光绪无子嗣，并无给皇位提供继承人的希望。

在中国，时间和季节都有特定的含义。在元旦那天发生任何不吉利的事，都预示着灾祸。我的一个朋友陈先生，违背他母亲的意愿信了基督教。他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是元旦那天，是个女孩。他母亲摇着头，看起来很不安的样子，说以后就只有灾祸上他家的门了。他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但老太太摇着头叹着气说，他在元旦头胎生了个女孩，单靠生一个儿子远远不够消灾的。直到他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她才不说话了。

1898年元旦那天，发生了一次日食，预示着皇上有灾祸。那年夏天他开始了浩大的革新变法，到九月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将光绪帝囚禁了起来，从此他再未重登宝座。他的囚所是他的冬宫，一连数月，他就像一只被关在镀金鸟笼中的金丝雀被囚禁在那里的一个小岛上，由太监看守。看守每天都换，以免他们对皇帝的不幸产生同情，帮他逃跑。

小岛和外界唯一的连接——一座吊桥——也被拆掉了，皇帝只能在他宫殿／监狱的前院溜达，或者坐在荷花池上的南台翘首等待，也许还在期盼，他对康有为的最后呼救：“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教，不可迟延。”——会有什么结果。

不知道是否是这次监禁妨碍了皇帝的健康，但他从那时起就对外以病人的身份亮相。随着邸报上说他健康恶化，外国人不禁开始担心慈禧会除掉光绪，于是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不得不同意由法国大使馆所属医生给皇帝去检查身体。医生说皇上的龙体并无大碍，只要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锻炼锻炼身体就好了，向中国方面保证并不需要担心。于是从那时起就没有关于皇帝健康恶化的报道了。

囚禁光绪的瀛台

政变之后没多久的一天，一名太监冲进我家院子，他脸上划破了，流着血，跪在我面前，磕头如捣蒜般求我救他一命。

“怎么回事？”我问道。

“唉！请您让我入教吧！”

“你加入教会做什么？”我问。

“为了活命，”他说。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您知道那次找您来买书的那个太监吧，”他说。

我说我确实认识那个太监。

“唉，”他接着说，“我俩是好兄弟。太后把他流放了，把给皇帝买的书都烧了，我怕是要掉脑袋了。让我入教吧，这样就能保住我这条命了。”

我所能做的只是告诉他这件事和教会没关系。再谈了一会儿，他就走了，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皇帝呆在那座孤独的小岛上，日复一日地看到邸报上说他的维新大计在他那威严的姨母笔下一点点化为泡影。不仅如此，这些废除变法的诏书是以他的名义颁布的。到新年的时候，他被带到朝廷里去接见外国公使，发现除了京师大学堂和各省的学校外，改革的那些措施一项都没留下。不难理解，他变得沉默和沮丧。即使他得到的这点自由，也不知道是需要做什么关于好好表现之类的保证才换来的。

以前，除了普鲁士的亨利亲王之外，慈禧太后再也没有接见过外国人，但这次以后她决定接见外国公使夫人。她最初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能是想摸清楚外国政府对待她这个不动声色就废黜了他们的“伟大的皇帝好朋友”——使节是向他派出的，可能也是因为她希望通过这一外交手腕得到他们对她作为政府首脑的认可。至少她可以知道他们对她有什么看法。

接见非常成功。几名公使夫人为太后的优雅仪态所倾倒。太后抿了一口茶，对她们说道，“咱们都是一家子”。而太后一向说话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直到戊戌政变那次，马丁博士说，“她一向是以进步思想著称。”

丹比上校说道，他第一卷里所记载的“改革与进步”，“主要是得力于摄政太后的意志和能力”。直到那时，“在她的全部政治生涯中，她对她的人民都是仁慈与善良的，对外国人是公正的。”从1900年朝廷逃难回来之后直到太后驾崩，她一直都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从情感的层面说，人们不禁盼望能忽略她在1898至1900年间所做的事，但为了尊重事实，又不能不正视。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她是被掠夺她国土的外国侵略者逼迫至此，又被迷信的拳民所惑，以为他们真能保全这个国家。

她囚禁光绪之后做的第一件是就是重金悬赏皇帝的谋士康有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是康有为没抓到，“她便逮捕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和其他五名爱国青年，都是青年才俊，前途似锦。他们在9月28日被处死，临刑前，他们慷慨疾呼，说杀了他们几个，千千万万个志士会站起来”。我的一位年轻中国朋友看到了奔赴刑场前游街的壮士，告诉我说：

“那场景真是难以描述。五个年轻的维新志士，”在转述了史密斯博士的话后，“他们痛骂慈禧太后和保守派，骂得直叫人胆战心惊。”

谭嗣同 | 康广仁

我之前说起过上条陈而导致礼部六名尚书侍郎革职，间接导致皇帝倒台的礼部主事王照。写这份条陈之前，他来我家找过我，请求何德兰太太去医治他生病的老母。当他母亲身体康复，他把她送到上海，戊戌政变之时，他没能逃出城去，于是便躲了起来。过了几天，一辆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来到我们家门口，王照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们看见他还在北京，感到十分惊讶，问道：

“慈禧太后停止破坏你们这些年轻的改革家了吗？”

“还没呢。”他答道。

“那她在做什么？”我们问。

“杀了一些，把一些充了军，把许多人驱逐出京城，还有一些人开始自我流放。”

“皇帝知道这些吗？”我们问。

“无疑知道，”他说，“所有人都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

“这样他在幽禁中就更难过了。”我们暗示道。

“的确是这样。”他答道。

“京城里人心惶惶，怕把皇上也给杀了。你觉得会吗？”

珍妃

“谁知道啊！皇上在宫里除了珍妃没有其他亲近的人，而且我听说珍妃也被关起来了。皇后和慈禧太后是一条心，太监也都是她的爪牙。上朝的大臣全都是保守派，反对皇上，估计他们在朝上也没见过皇上。”

“你说他见过那些以他的名义发下去的诏书吗？”

“根本没见过。诏书都是慈禧太后和保守派官员拟的，皇帝根本不知道。”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们问道。

“我会等时机一安全，就动身去上海。”他说。

这一年还没过去，慈禧太后不知道是被人说动了心，还是被逼无奈，立了一位新皇帝。我们相信她这么做并非出于本心，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这个孩子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大保守派，我们只能认为慈禧太后把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控之中，而选的这个孩子也是他们而非她的意思。第二，对她来说，当她发现她自己为了清朝的延续而挑选的外甥由于和她死去的儿子同辈，所有不能把他当做祖先来祭拜，于是也不能合法地占有皇位的时候，肯定感到屈辱。虽然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

但是，如果说慈禧觉得很屈辱的话，光绪的屈辱更甚。他不得不眼看着一道假借他名义的诏书说，由于自己无望有嗣，故请太后挑选了一名合适的人选，继承同治的帝位。这样，他自己被排除在了皇帝的世系之外。又有证据证明着完全不是慈禧太后的主意，因为当她刚一重获权力，就在自己周围安排了进步的官员，把除荣禄外的其他保守官员全都赶走，还驱逐了端王的大阿哥溥俊，在她临死前，选了她妹妹的孙子，宣布他为同治光绪的继承人：

“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1899年，随着光绪帝下台，许多诏令都暗示他要被端王的大阿哥取而代之。外国公使们的神色再次凝重起来。他们公开地谈论光绪帝可能不久于人世，一再要求在元旦觐见光绪帝。于是囚徒光绪又被拉出来坐在宝座上，接见他们。但外交官夫人们觐见的请求就被拒绝了，因为太后忙于国事，无暇接见。她正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把宝押在义和团身上，把洋人洋货全都扔到东海里去。

有一位福晋告诉我太太，当太后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她把铁帽子亲王们全都叫进宫里，问他们有何高见。她面对面地接见了他们所有人，皇帝和端王就站在龙座旁边。她向他们解释了外国人的侵略，他们是如何一块又一块侵吞中国国土的。

“如今咱们有了这些忠义之民，”她接着道，“说是刀枪不入的。咱们该怎么办呢？咱们该不该与义和拳民同仇敌忾，一起把所有洋人赶出中华？”

迷信，没有文化，对洋务一无所知的端王，作为大阿哥的生父，接着发言。他说：

“我曾见过义和团操练，听过他们念咒，我相信他们准能办成这事。他们要么把洋人全杀了，要么把他们全都赶出中国，从此不敢再来。这一来，咱们就能把洋人赶尽杀绝了。”

铁帽子亲王们接着发表意见。他们大多人都对外国和洋人知之甚少，既然大阿哥的父亲端王都如此斩钉截铁地表了态，他们也不敢对着他干。但是肃王爷是个性格强势的人，对洋务又非常熟悉，不喜欢人云亦云，于是他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这些拳民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头目是谁？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怎么能打败洋人的军队呢？”

端王回答说：“他们念动咒语就能呼唤天兵天将。”

肃王将这种迷信斥之为儿戏。他跟端王又争论了一通之后，慈禧太后告诉他她曾将他们召到宫里来过，目睹过他们的神技，他便再也不言语了。

看到肃王如此，亲王们或是同意，或是持保留意见。最后，太后问庆亲王的意见。他可比那些年轻的亲王们老练多了，他说：

“臣以为这个事儿十分危险，不敢赞同。不过太后要一定主张招抚拳民，臣愿意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一位主持了总理衙门二十五年之久的老臣尚不敢对这桩事评头论足，慈禧太后就这么被弄得搞起了拳民运动，也不足为怪了。

“那次太后没让皇上说话，”那位福晋说，“但是他看见拳民得了势，眼泪就忍不住了，离开了房间。”

类似的会议还在宫里举行过两次。皇上请求不要和所有侵略国一同开战，说道：“洋人无论财力兵力都强于咱们，士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开战必败，败了连讲和也不能，国家就给瓜分了。”然而，没有人听他意见，这些会议一结束，他就得回到他的小岛上去，连着八个星期，他不得不坐在那里听着外面砰砰的枪炮声，乒乒乓乓的鞭炮声乱响一气，好像义和团要用噪音来打败洋人。他读过那些书，肯定知道这只能给他的人民带来灾难。

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皇帝被提出囚禁之所，被迫跟着朝廷一道流亡。

“现在你觉得你那些刀枪不入的拳民怎么样？”我们能想象他对慈禧这么说。他那威严的姨母现在不得不剪去长指甲，穿上蓝布衫，打扮成老妈子样，钻进普通马车里。“当初要是肯听我和许景澄、袁昶的话该多好，倒反把忠心为国的人给处死了。你那些个守旧派朋友们又怎么样呢？能把他们当作国家栋梁依靠吗？”或者别的“我早说过”之类的话。

朝廷流亡西安其间，慈禧还在借光绪的名义颁发诏书。不过事端逐渐有了转机。随着联军坚决要求废除端王和大阿哥，将端王永久流放，看起来皇帝很有恢复王位的希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条约的签订者仅仅满足于“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皇帝礼节亦应一律更改”这样的条款，结果1902年朝廷回銮之后光绪皇帝仍然是一个囚徒。

所有人在写关于慈禧太后接见他们的文字的时候都说“皇帝坐在她近旁稍低的位置”，但他们并不解释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不能让人们知道他是宫里的囚徒。皇帝必须被看见坐在龙椅旁边，但他们却不能和皇帝说话。公使们的致辞由跪着的朝臣转述，再由他们作答。没人注意皇上，虽然他看上去气色很好。太后也免了他处理朝政的重务，继续由她来“教他如何治国”。

慈禧回銮图

“我见过皇上很多次”，我太太跟我说，“很多时间皇上都在场，每次我们在宫里的时候，皇上都陪着太后。不是在她旁边，而是在离她身后几步的地方。当他坐着的时候，他在后面一点的地方站着，只要她不问他话，他从来都不敢擅自开口。皇上很孤独，面容清秀高贵，穿着深色的长袍，站在阿谀奉承的太监、光艳夺目的嫔妃、珠光宝气的太后中间，显得毫不起眼。廷臣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跪地磕头，压低声音，工于谄媚的太监也从来不向他下跪，不但如此，我经常看见这些在太后面前卑躬屈膝的奴才把他们挤得靠在墙边上。

“有天，我们在宫里的时候，一个高傲的太监走进来，把皇上完全挡住了。我看见光绪皇帝伸手搭在这个人高马大的太监的肩膀上，把他扳过身来，让他看见他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他抬起脸看着这个高大的仆人，脸上并没有愠怒的神色，只有一抹温和、无力的微笑。我以为太监看见皇帝会跪下，没想到他只是往旁边挪了挪，仍然挡在皇上前面。除了几个面见他或向他告别的外国人，我在宫里从没看见谁给皇上屈膝。当大臣和太监们在向太后说话时都下跪的时候，这种对比就更明显了。

“我第一次见过光绪皇帝之后，他那悲哀，充满渴望的双眸在我眼前久久挥之不去。我无法忘记那双眸子，于是决定只要我有机会，就告诉他，外界仍然希望他的伟大改革能继续进行下去。但他被看守得如此紧密，以至我并没有半点机会能和他说上话。我在宫中呆着的时间里，他也从来未对客人、嫔妃、太后或侍从说过话。

“有位公使告诉我，一次接见之后，太后和皇帝从宝座上走下来，太后正和另一位公使说话，他看见皇帝站在旁边，就和皇帝说了几句话。太后连忙停止了和另一人的谈话，转过脸来，替皇上答了话。

“有一次，宫里只有我们四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坐着，皇帝站在太后旁边。太后开始说起义和团运动的事，抱怨自己丢了长指甲和几个心爱的吉祥葫芦。皇帝可能是突然厌倦了这场没有他份的谈话，就悄悄溜出去，到了戏楼。当时戏楼正唱着戏。太后一开始没注意到皇上不在了，但是当她突然发现皇上不在旁边的时候，立刻露出了焦急的神色，并转头用严厉的声调问道总管太监李莲英说：“皇上去哪了？”立刻有一队太监小跑过来，分头去找皇上。不一会儿，他们就报告说皇上在戏楼里。焦急的神色才像拔云见日一般从她的脸上消散了。几个太监于是就留在了戏楼那里。

“我听说太后有时候叫皇上一起吃饭。这时候皇上只能跪在餐桌前，只能吃太后拨给他的东西。他并不乞求这种荣誉，但也不敢拒绝，怕惹太后不悦。”

第十一章　摄政的醇亲王

今天，大清国摄政醇亲王在紫禁城大摆筵席，招待参加已故皇帝光绪葬礼的大臣们。菜肴全部为西式，中方出席人员有前任总理大臣，现任海军衙门事务大臣庆亲王，庆亲王长子，一度为商部尚书载振贝王，海军大臣肃亲王，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宴后，特使们表示，这位摄政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每日新闻》

新皇帝溥仪还未成年时，以他的生父醇亲王摄政看起来是应付目前时局的明智选择。首先，他是已故光绪帝的弟弟，支持光绪在1898年的改革。光绪并无子嗣，如果他要选择一位继承人，那也无疑是溥仪了。由醇亲王摄政，因为众亲王中，能将他的改革措施成功实施的也只有醇亲王一人了，光绪这位与他同声相应的弟弟比别人更可能延续他的政策。

其次，不管诏书以什么名义颁发，醇亲王是太后亲自挑选的，也有太后为首的那一派人的信任。太后那一派并不是之前的保守派，甚至，那些人并不全是一帮保守派官员。中国有保守派也有改革派，但是也有一些智慧而杰出的官员，既不是极端的保守派，也不是激进的改革派。1900年拳民之乱后，太后就和这些官员结盟。

这些官员包括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庆亲王等人。他们与太后共同联手，以娴熟的政治手腕将光绪和他那些鲁莽的年轻谋士们企图在十个星期内在全国推行的改革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任摄政醇亲王能得到改革派之中最明智的那部分人士的支持，也能得到所有在帮助中国度过近十年难关的杰出人士的支持。极端守旧派在最近势力大为削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故此，综合较量，我们认为由溥仪做皇帝，醇亲王摄政，不管这是太后还是光绪的想法，都是一个最佳选择。

宣统皇帝与摄政王

醇亲王是七王爷的儿子，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侄子，道光皇帝的孙子。他的相貌清秀，目光清澈，嘴唇坚毅，缄默少语。他身板挺拔，虽然不及中等身材，却周身透着王者的尊严。他高贵、智慧，话虽不多，和人交谈的时候却从不缺少话题。他不喜欢闲聊，但当身处和自己平级的人当中，也会毫不犹豫地幽默一番。

在已故驻华公使康格少校举行的晚宴上，有一幕有趣的场景，表现了醇亲王幽默的特点。康格少校和他夫人在北京的社交场上引进了许多创新之举，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举行晚宴和午宴招待高官、王爷和宫里嫔妃。1904年的一天，我受邀参加康格少校的晚宴，帮他招待醇亲王、溥伦贝子、庆亲王、胡巡抚、那桐及其他一些王公大臣。我坐在醇亲王和胡巡抚旁边。我之前在一些正式场合见过这两人，和他们并不陌生，并且这两个人虽然一人是满族王爷，一人是汉族官员，却也非常熟悉，所有交谈都非常轻松自然。

我们用汉语交谈，讨论修建铁路给国家带来的进步和好处。因为胡巡抚身兼关内外铁路会办一职。我们便谈起陆路旅行舒服还是海路旅行舒服。因为醇亲王已经周游了半个世界，刚返回中国。我们听到美国公使提议为中国年轻的新皇帝、他的王公大臣、他的人民干杯。庆亲王便接着以尊贵、豪迈的语言，提议为美国的年轻总统、他的官员、美国人民干杯。然后桌子周围响起了嗡嗡的交谈声，可能是因为提到了年轻皇帝和年轻总统的缘故。我转身对留着白须如雪垂在腰间的胡巡抚说：

德国公使克林德

“敢问阁下高寿？”

“老朽过完七十岁生日了。”他说。

“他还和我们年轻人一样结实呢。”我对醇亲王说。

“啊，是啊，”亲王说，“他还能活十年，那时候他的长胡子都能当围裙了。”

谚语说，“天下事有利也有弊”，这在克林德(1)男爵之死一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悲剧事件，醇亲王也不会代表中国政府赴德致歉，也根本不会有游历欧洲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世人又会看到了一位除了首都方圆一百公里的范围哪里也没有去过的摄政王。

醇亲王带着只有中国政府才能提供的浩荡随行队伍出发了。随行人员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医生、翻译。他还像杰出的总督李鸿章那样带了一柄团扇，一面绘着东半球，另一面绘着西半球，清楚标记着他的旅行路线和停留的地点、经过的城市。他非常聪明，能注意到所经港口一切值得注意之事。听他讲述旅途见闻，评论所见民族是一大快事。

“殿下以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格如何？”在宴会上我问道。

“我在柏林见的人们，”他说，“早上起得非常早去办事。巴黎人晚上才起，然后去看戏。”

这话也许有点儿夸张，却能显示醇亲王并不是像许多第一次出门的人一样，只管开怀大吃，却不顾观察风土人情。

亲王回到北京之后，和许多经历过拳民之乱的大官一样，买了一辆布鲁厄姆(2)，驾着他到处来去。他从那时起到现在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就如弱草能表明风向，这些小事也能显示醇亲王并不是一个有损于他政府的保守派，也不是中国进步路上的绊脚石。

还有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是，慈禧太后除了其他的许多责任外，还负责为所有的她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们安排婚事。她最亲近的一位满族官员荣禄，虽然是一位大保守派，也不怎么与外国人打交道，却是清朝近年来最伟大的朝臣之一。由于醇亲王的未婚妻在拳民之乱中不幸丧生，慈禧太后便着手为他安排婚事，将荣禄原配死后扶正的偏房夫人所生之女许配给了醇亲王。

何德兰太太说：“这位荣夫人年纪在四十左右，非常美丽、健谈、活泼。她非常自豪地告诉了我她儿子和庆亲王六格格订婚的事。她又兴致勃勃地告诉了我她女儿和醇亲王结婚的事。‘这样我们家就和两家最有权有势的人家攀上亲了。’”

“我在好几个场合都见过醇亲王妃。在康格夫人的午宴上，在大公主的筵席上，在载振福晋那儿用茶的时候，还在许多格格福晋的府上都见过。她非常安静，身材娇小，眼睛又黑又大，看你的时候你不禁会觉得她还是个孩子。她一言一行都非常谨慎，有这样的父母，想来该是非常聪明。在出席公共场合的时候，她自然表现得尊贵沉稳，因为只有她家和大公主家是道光皇帝的后代，因此和太后关系非常密切。她虽然身材娇小，但是却非常漂亮，而且如我前番所述，话不多，很安静。她爱自己的父亲，自然也爱太后，因为是太后把她许配给醇亲王的，并在结婚的时候向亲王许诺由他的儿子继承皇位。荣禄死后，她在服孝以前，有次被太后召进宫。她穿着一双青色的鞋去就去了，青色是次一等丧服的颜色。”

“‘你穿青色的鞋干吗？’太后问。”

“‘给奴才的阿玛服丧。’福晋回答说。”

“‘你给你死了的阿玛服丧，就不能在你活着的主子面前高高兴兴的吗？’太后说。”

“不用说，福晋就将青色的鞋子换成红色的鞋子了。太后对她应得的礼数一向不马虎。”

慈禧太后既然答应了让醇亲王摄政，显然就会尽力支持他，在他的权力范围内最大范围地行使职权，也希望他能延续她近十年来一贯的政策。无论何时，只要是需要由一位王公来代表政府，处理涉外事务的场合，她就派醇亲王去。在德国公使柯林德男爵被谋害之时，醇亲王有了机会来游历世界。这里不妨再提一句，从广东传出去的谋杀克林德一事的材料在克林德遇害三天前的纽约一家报纸上刊登了。这说明克林德遇害一案很可能就是某高官指使所为，因为当时德国占领了胶州湾，迫使中国政府答应对德开放山东境内所有的矿藏开采权和铁路修建权。

拳民之乱平息之后，德国人用中国政府的赔款，在克林德遇害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纪念拱门。奠基仪式上，驻北京的所有外交使团人员都出席了（包括外交官夫人和子女），还来了一批京城政府方面的官员，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而醇亲王被推选为纪念拱门奠酒。他行使仪式的举止非常有威严，虽然他可能内心里并不情愿这么做。他这次使用的是祭祀时使用的古代三足酒杯，双手捧着让外务部尚书那桐将酒从一个造型优美独特的酒器中倒入三脚酒樽。这似乎是我唯一一次目睹醇亲王做他并不喜欢做的事。我还听说，中国百姓还以为这个拱门是中国政府为了纪念刺杀克林德男爵的英雄所建立的！

众所周知，义和拳民摧毁了所有西式建筑，不管那建筑的所有权究竟是属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是属于使馆，或是商人，还是教会。在重建北京的使馆，教堂和教育机构的时候，自然会有非常多的奠基仪式。许多中国官员都在这些仪式中出席了，但我这里只说我遇见醇亲王的两次。慈禧太后让醇亲王担任摄政王，有意让他参加北京的各种各种涉外活动，以方便地学习和洋人打交道。

汇理公会教会多年来试着从美国方面筹集基金，建立医院和医学院。但是他们一直没能成功，后来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负责此项工程的N．S．霍普金斯博士与他的兄长与姐夫商量了一番，捐了一笔款，将学校和医院建好了。中国政府非常感谢霍普金斯博士和朋友们这项善意慷慨的举动，当建筑落成的时候，许多中国官员都来参加奠基仪式，其中就有醇亲王和皇贝子溥伦。美国大使康格少校、摩尔主教、那桐、胡巡抚、蒋将军和一些前辈代表都致了辞，表达了他们对霍普金斯博士的慷慨善意的感谢。感谢他不但自己献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舍身救治穷人，还把财产也捐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我这里加一句，霍普金斯博士当时是北京许多王公大臣们的私人医生。

在重建的这段时间里，华北的一些学校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联合教育机构。这项计划的一部分是坐落在哈达门大街旁边的协和医学堂，离克林德纪念碑仅不足一百码。在建立协和医学堂的时候，北京的官员们纷纷慷慨捐款，慈禧太后派人送去了11000两银子（约合9000美元），并命醇亲王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其落成典礼。这次典礼上，罗伯特·哈特爵士代表外方人员发表致辞，那桐代表中方政府发表致辞。虽然醇亲王在这些活动中并不公开发言，但他私下里表达了目睹在京城能建成如此新式的医学院，他心里非常高兴。

我记载在醇亲王身上发生的这两件事是为了说明他在了解外面的这个世界方面，比中国其他所有的摄政王和皇帝都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他也很好地运用了这些条件。他与各使馆的外交生活联系紧密，从而得到了获取外交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他与外国政府打交道，正是通过这些公使。

通过接触，他对外国传教团体的工作内容、基本思想、和工作人员的特点都有所了解。如果他愿意，周游过世界的皇贝子溥伦可以做他的顾问。溥伦去过日本、美国、大不列颠、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诸国，还与许多外交官和外国人有很密切接触，比醇亲王还密切。我和我太太与他和几位王爷在美国大使馆和他自己的宫里都一起进过餐。当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夫妇乘着布鲁厄姆来向我道别。这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门是多么的开放。

总之，醇亲王在摄政之始与外国的关系比之前任何一位中国君主都有更加光明的前景。那他对内的关系如何？作为光绪的弟弟和一个年轻的进步派分子，他能得到改革派的支持；他是慈禧太后亲自选定的摄政王，也会得到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光绪被废这十年间，致力于中国改革进步事业的杰出官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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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林德，当时的德国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处于高潮时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途中被杀。

(2) 布鲁厄姆，一种一匹马拉的四轮轻便马车，驭夫坐在车厢外面。

第十二章　宫廷重地——紫禁城

最里面的是紫禁城，包括皇宫和其周边建筑。紫禁城的围墙不及外城城墙高和坚固，墙上覆盖着明黄色瓦片，四周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环绕。通过东、西两道门可以进入这一皇帝的居所和禁卫军的驻地。

——S．韦尔斯·威廉斯《中国》

在过去的十年里，自从光绪帝被废黜，就经常有来北京的欧洲朋友问我：

“如果皇帝死了会怎么样？”

“他们会立一个新皇帝。”我总是这样回答说。通常他们会接着问下一个问题。

“如果慈禧太后死了会怎么样？”

“那么皇帝肯定会重新继位，”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这么回答。但是在这十年里，没有一个朋友，连我自己也不会想到问这个问题。

“如果皇帝和太后同时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

要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承认我将会不知如何回答为好。除了住在那神秘的紫禁城的人，和那些同样神秘的、在破晓前穿过紫禁城那半开半闭的宫门的大臣们，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过这个问题。宫里和朝廷上有三派人，每天不停地在想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和其解决的方案。

在太后和皇帝的死讯同时宣告之后，有消息称日本人怀疑这里面有什么猫腻。但是他们也只是怀疑而已，没有一个人出面调查此事，解开这个谜团。当然，这件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要深入到那世界上最为神秘的皇宫禁城里去探寻答案。白人除了接到皇帝或太后的邀请才能进去，但有一次例外。

1901年，联军进入北京，朝廷逃往西安的时候，紫禁城西面的一部分是对公众开放的。只要有一个通行证，向守卫午门，也就是前门的美国大兵出示一下即可。我很幸运地得到了通行证。

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找了一个中国摄影师，是北京城里最好的。然后我请他和我同去，拍摄我想拍或者他想拍的一切东西。

北京城的布局十分规整。在南边，是明故城，周长为十五英里；在北面，是一个广场，每边长四英里，共计十六平方公里。广场的中心就是紫禁城，四面有城墙围住。城墙底部厚三十英尺，顶部厚二十英尺，高二十五英尺，有美丽的雉堞。墙四周流淌着护城河，宽一百英尺，占地不到半平方英里。在城里，男性居民只有一位，就是皇帝，被称为“孤家寡人”。

紫禁城四面各有一扇大门。南面的是午门，也就是前门，只有皇帝才可以从这里出入。后门由日本军队把守，是慈禧太后和宫廷贵妇出入的门。东西侧门是给需要进出宫廷的官员、商人和其他各色人等出入用的。

南北方向贯穿紫禁城的是条宽约三百英尺的道路。在这条路两侧，每隔两百码就有一座大的建筑物，如用作殿试的大殿、皇帝结婚时的大殿、皇家藏书阁、御厨房等等诸如此类的建筑。这些建筑全都覆盖着黄色琉璃瓦，游客从元故城的城墙上就能看到并认出它们是皇家宫殿。但是，皇帝的家庭并不在这里居住。它们是过去五百年来，在深夜和凌晨的时光里，中国皇帝和他们的高官行使政治手腕，或者策划阴谋的地方。

如果你跟我一道在午夜穿越从元故城前往明故城的大门——前门，那么你将会听到大门呜咽一声打开，没多会儿，你就会听见马车碾过地面的声音和骡子的蹄子落在石板路上的哒哒声，这些车马是载着大臣们上朝的。如果你和我一起在那儿停留片刻，那么在天亮前你就会看见这些大臣们，他们像无声的幽灵，盘腿坐在未装弹簧的马车后座上往家走。但是如果你问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却不会回答你。“他们爱黑暗胜过光明。”也许并非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而是因为这是这个国家古老的风俗习惯。

故宫（紫禁城）全景

这排宫殿的紧北边，北门刚一出去，是一座叫做煤山的假山，是用挖荷花池挖出的土堆成的。据说煤山底下埋着许多煤，可以保证北京城被围困的时候的供给。不过造这座假山的本意不在于此，其本意要神秘得多。万物皆有灵，在空中，每棵树上，每口井里，每条溪流里都有鬼和灵。所以中国人会去造一幢房子，一座城，甚至一座山来辟邪。煤山就是建在宫殿的北边，用来抵挡寒冷凄凉的北边的凶鬼恶灵。

一进北门是个漂亮的花园，假山树木林立，鲜花盛开，人工造的溪流清澈见底，汩汩流淌在同样是人工铺就的鹅卵石上，看上去赏心悦目，给炎炎夏日带来一抹清凉。在这座花园的东边是一个小寺庙，四面各开着一扇门。门前各有一棵粗大的古柏，有些已经五百多岁了，都是从根部到七八英尺高的地方把树劈成两半，然后把两半各自种下，相距约三英尺，形成一个拱门，进寺庙拜谒的人必须从这个拱门穿过去。花园北面后门东边是一座非常美丽的佛堂，只有皇族成员才能进入其中参拜。在佛堂的正前方也有一座和上面说到的类似的拱门——这种拱门在颐和园里的皇家寺庙里也有。这是我在中国的寺庙中发现的最为特别的一点，问了许多人都不能给出什么解释。

现在，如果你和我一同来到煤山顶上来，我会指给你看皇上和太后居住的地方。紫禁城西北角上，是六排平行朝南的宫殿，一排挨着一排，仰仗着煤山（景山）上的舍利塔的庇护。也许你想跟我到皇上和太后住的地方的里面去。鉴于女人的居所总比男人的有趣，我还是带你先去这位中国最伟大女性的私人住所里去吧。慈禧太后的住所占这六排建筑中的三排。第一排是起居室和书房，第二排是餐厅和寝宫，第三排是御厨房。

眼前所见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这些房子并没有华丽的东方色调的铺陈，却有一种独特的美，穿透人心，还有一种家一样的温馨。

没有一支笔能把它描述得恰如其分。只有当你看到并理解那些墙上挂着的五百年前的大师的画作，那些摆在精雕细刻的中式桌子和托架上，与屋内环境浑然一体，相映成趣的康乾年间最精致的贡品瓷器，那些悬于门楣之上的华美的丝绸刺绣门帘，那些只有中国人才能绣出来的，为他们的君王所绣的举世无双的织锦，你才能明白太后住处的那种美丽，奢华，精致，典雅。我去了太后的寝宫。也有别人去了那儿，坐在她的睡榻上，让朋友给他们照相。我却无法做出那样的举动。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脱下帽子，惊讶地欣赏着这张床。富丽堂皇的绣花帘幕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上，黄缎床垫长十英尺，枕头是圆形的，很大很硬。精致的丝质床单在一边卷起，似乎是为了迎接太后的归来。在房间的对面是一个砖炕，和中国北方家庭里常见的那种一样，太后的侍女睡在这里，或者像一个鬼魂似的坐着，看着太后入睡。家具奢华却简洁。没有植物，没有容易落灰的繁复雕刻，只有两张床，一个小桌子，墙上有几件简单的却很温馨的壁挂，还有一架大钟滴答作响地唱着催眠曲，送她入眠。

如果莎士比亚“戴王冠的头不会安宁”这句话说的是英国国君，我们也许应该说这句话形容慈禧太后更为贴切。四十年间，她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寒冬酷暑一无例外，来到黑暗、阴森、寒冷的大殿里，只有蜡烛照明，黄铜炭火盆取暖，坐在屏风后面，听着上朝的大臣们奏事。她谁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她。接着，她要和这些大臣们一起拟定诏书，然后送往邸报（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寒酸的报纸），诏书在邸报社被雕刻在木板上然后印刷出来，然后由信使送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她统治的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所以必须时刻提防不服从和叛乱的苗头；作为一个穷人的女儿，起步时仅仅是皇帝的嫔妃，而这个皇帝又昏庸无能，慈禧太后必须时刻提防与皇位稍有瓜葛的亲王中的不满迹象。她必须紧盯着边远省份的巡抚和掌控着大批军队的总督们，以防他们不是捍卫皇帝，而是起兵造反。

当慈禧的丈夫死在距皇宫两百英里的逃亡路上的时候，她必须保证她三岁的儿子接过王位，由她亲自辅佐。他死的时候，她还必须准备好了一个继任者，这样她就可以接着掌管朝政。当这个继任者成年的时候，她必须守护，监督着他，免得他毁坏了她亲手缔造的江山社稷。不仅如此，当她必须要废黜他，并以他之名继续行使权能，驱逐他的朋友，安抚他的敌人，把他囚禁在冬宫的时候，这一切都需要过人的胆识。但她毫不畏缩。但是我们猜那些穷得只能枕着砖头睡的臣民们过得都比她踏实。

她还有无数别的职责要履行。她是皇上、皇后、六十多名嫔妃、两千个太监、和为数众多的宫廷女官和宫女们组成的这个庞大的皇族家庭里的总管。宫中开支浩大，她丝毫马虎不得。他们所吃的食物和普通中国人吃的都差不多。我知道这些是因为碰巧宫里有个太监经常来看我，向我请教皇上派他做的一件事，同时带给我许多肉食和其他御膳房做的精致点心。

我想带你去参观一下这座美丽皇宫之中的三处寺庙。第一处是位于那漂亮的荷花池最前面的高大的三层建筑，里面有个千手观音的立像。它站在底楼，头几乎顶到了天花板。雕像的身子、脸和胳膊洁白如雪。这幢建筑除了这个雕像没有其他东西，只有这尊神态温和的神祇供那位长着黑眼睛、聪明过人的皇帝礼拜。

养心殿东暖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处

旁边有一座比它美丽得多的建筑。这座建筑浑身贴满了琉璃砖，每块砖头都是在一千英里之外的窑洞里专门为它烧制的。每块砖都与墙面贴合得天衣无缝，向美国建筑师们展示了中国建筑的成就。

第二座寺庙在煤山西面，位于皇上和太后住处的紧北边。一天，我正穿过紫禁城的时候，我来到了这座寺庙的后门。它的建筑中有一幢的穹顶是一个直径为十英尺左右，雕着双龙戏珠的镀金圆顶。旱灾的时候，皇帝来到这里谢罪，面对上苍承认这旱情都是他的过错所致，并祈求上天原谅，并祈祷雨露降临，滋润干渴的土地。紫禁城城墙墙角上的塔楼与这寺庙前庭中的亭子建筑风格是一致的。

时值春暖之际，花朵含苞待放，桑树顶端的枝条开始伸展，你愿不愿意和慈禧太后或皇上一同来到在煤山和荷花池之间的景山上的一座寺庙呢？那是他们用来祭祀蚕桑之神，祈祷蚕丝丰收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奇丑无比的青铜神像，是一个裸身的男神，供在一个美丽的小神龛里，神龛的每片瓦片都是如来佛头像的形状。在占领期间，游客们可以随意游览这个地方，他们的好奇心战胜了谨慎，以至于他们把佛头从瓦片上敲了下来。等到这里关闭时，每片瓦片都残缺不全了。

紫禁城还有一座建筑物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画廊。中国人是东方艺术之鼻祖，这是一个并非广为人知的事实。我们了解日本艺术，却对中国艺术知之甚少，却不知最好的日本书画家的终极愿望就是能望其中国老师之项背。这个地方收藏了十个多世纪以来历代大师的作品，还有所有有名的皇帝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有两幅是慈禧太后的画像，其中一幅是卡尔小姐画的，另一幅是著名的美国肖像画家佛斯先生的作品。

慈禧像

第十三章　满族宫廷贵妇

我喜欢和我的朋友们谈论慈禧太后、格格、福晋和汉族的贵妇们，因为我见过她们，也认识她们。您的友谊我将永远铭记。我的心中永远记挂着您的姐姐皇后陛下。请向大公主转告我诚挚的致意，向其他公主格格献上我美好的祝愿。

——E．H．康格夫人《致顺王福晋的一封信》

宫中贵妇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叶赫那拉氏，已故的光绪皇帝的妻子。她过去一直是被称作皇后，但现在是太后了。慈禧太后成为咸丰皇帝的妃子之后，她便成功地安排了她妹妹和她的小叔子——也就是七王爷的婚事。

人们都知道，慈禧太后为了让皇位的继承人保留在自己家族内，便在同治皇帝驾崩之后从她妹妹那里领养了光绪皇帝，当他三岁才出头的时候就立他为帝。

当光绪帝到了婚龄，慈禧便安排光绪和自己的堂姐叶赫那拉氏与她最喜爱的弟弟桂公爷的女儿结婚。光绪并不愿这样，因为他的感情全部贯注在了另一个人身上。然而，慈禧太后坚持这么安排，最终光绪终于娶了叶赫那拉氏为皇后。为了让光绪皇帝满意——或者说是为了安抚他——慈禧允许他把原本想娶作皇后的那位小姐立为贵妃。朝廷上下都知道，每次皇后走近皇上的时候，他经常对着她把自己的鞋子踢出去。这种做法倒是十分符合光绪早年那暴脾气的。这也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在慈禧太后罢黜了她的丈夫之后，在1898年至1900年那两年动荡的光阴里，隆裕皇后仍然坚定地站在她姑母这一边。

我妻子告诉我：“叶赫那拉氏一点也不漂亮，虽然她的面孔忧郁、温和。她身材佝偻，非常瘦弱，脸长长的，面色蜡黄，牙齿蛀得非常厉害。她性格很温和，没有一点主见，客人向她打招呼的话她会还礼，但从来不敢说一句话。接见女宾时她通常在场，但并不站在离慈禧太后或者皇帝附近。她有时候也去他们所在的大殿，但只是静静地站在后面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只要没人注意，她就带着侍女退到别的房间去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她带着几个侍女在宫里漫无目的地散步。她看上去温顺、安静、善良，总是怕打扰了别人，什么事都没有她的份。现在她竟然成了太后！这似乎是对这么一个温柔善良的人儿语言的一种歪曲，和对已故的慈禧太后的称呼竟然是一样的。”

隆裕皇后

我妻子告诉我说：“好几年前，我记得去为长叙夫人看病，她因为担心而失眠，导致神经衰弱。我问话之下发现，原来是她的两个女儿进宫做了光绪皇帝的妃子。她的朋友们怕她这样下去会精神崩溃，就请求我尽力治好她。她抓着我的手，拉着我在她的炕沿上坐下，用一种悲苦的语气向我讲述她的两个女儿是如何在一天之内就全被带离了她身边。

“她们是进了宫啊！”，我试着安慰她说，“我听说皇上特别喜欢您的大女儿，打算立她当皇后呢。”

“这倒不假，”她回答说，“但这能有什么安慰呢？她们只是妃子，只要一进了宫，对于我来说就和死了差不多。不管她们受了什么苦，我都不知道，也没法安慰她们。我怕宫里的那些阴谋诡计，她们只是两个孩子啊，根本不懂宫中那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我替她们担心啊。”她说着，在炕上前后晃动着。

“愈合一切创伤的时间，再加上一些同情，一些药物，让她迅速地恢复了健康。虽然最后事实表明，她的担心全都应验了。”

1897年，珍妃的兄长在南方遇到了康有为，成为了他的弟子。他回到北京后，知道光绪帝渴望改革，又对他妹妹一往情深，就通过他妹妹把康有为举荐给了皇上。

政变的时候，皇帝被囚禁起来，珍妃因为向皇帝介绍了康有为，干预朝政，遭到贬黜，也被监禁起来。她从那时起到朝廷西逃的时候就一直处在单独幽禁之中，当联军到来的时候，宫里人忙着逃难，忘了她，把她留在了宫里。当她发现自己和随从太监被单独剩下之后，怕被外国士兵玷污，就投了井。1902年朝廷回銮的时候，太后为表彰她宁死不辱的行为，追封了她的荣誉。

珍妃井

她的姐姐当时也被忽略了，带着一名太监步行尾随已逃远了的朝廷。那个难忘的八月早晨的混乱，庆亲王和庄亲王去宫里通知皇上和太后联军已经占据了城池，回来的路上他的轿子正巧遇上了她。庄亲王下轿招呼后，她请他给她找辆车，以便跟上朝廷大队人马。正巧有个老头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经过。庄亲王让老头驾车载着皇后的姐姐，去了庄亲王府，在那里弄到了一辆像样的马车，这样她就在南口关那里赶上了朝廷大队人员。

接待宾客的时候，这位皇妃总是和叶赫那拉氏站在一起，她总是站在皇后左边。然而皇后却没有她姐姐的那份聪明和美貌。

宫廷贵妇中，一直和慈禧太后保持紧密联系，充当她的侍从女官的是大公主，已故恭亲王的女儿。出于和恭亲王的友谊，慈禧将大公主收为义女，赋予她只有一个皇帝的女儿才能享有的荣誉和特权。大公主是全国除了太后和皇上、皇后以外唯一一个可以乘坐黄色轿子的人。亲王们，——不管地位多么高，就算是庆亲王——见到她的时候也要下轿请安。但她在宫里时，不管身子多么的不舒服，都不敢在太后面前坐下。“有一天我们在宫里的时候，”我太太说道，“大公主的腰突然非常疼，站都站不直了。我建议她退到屋子后面去，躲在柱子后面稍稍休息一下。”

“我不敢这么做，”她回答说，“中国没有这样的礼数。”

她态度严肃，相貌平平，举止威严有礼。年纪约六十五岁，以擅于调教宫中妇女的优雅举止而闻名。

义和团动乱，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大公主的府邸也遭到洗劫，她穿着袜子从侧门逃了出来。在此之后第一次她在家里举行午宴的时候，她为府邸荒凉的样子向我们道歉，说都是拳民抢得，虽然我们都知道是联军抢得。在后来的午宴上，她弄到了一些摆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府邸的美丽和气派，虽然这些被抢劫一空的府邸们在其后的许多年里都没有恢复它们原先的辉煌。

大公主之下是叶赫那拉氏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位嫁给了带领代表团出洋考察政治，探求中国改革创新采取哪种政体最为合适的载泽。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位王爷正是因为娶了慈禧太后的外甥女才得以带领这个代表团。在他们考察归来后，提出了采用君主立宪制的提议。另一个妹妹是顺王福晋，她和皇后正好相反，身材十分丰满，面孔却很漂亮。她一向受宠于太后，每次活动的时候都在场。虽然各国外交官夫人去宫内觐见时她在她们面前显得很庄重，但中国人告诉我，当皇室成员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是她们当中的活跃分子。她甚至会站在慈禧太后的龙椅后面扮鬼脸，惹得别人忍俊不禁。她是姊妹中年纪最小的，因为性格活泼，中国人管她叫“小姑娘”。仨姊妹都没有子女。

顺王福晋跟庆亲王的唯一儿媳——载振福晋，一位总督的女儿——非常投缘，是宫廷圈子里所有人当中最亲密的一对朋友。载振福晋聪明、敏捷，处世老练，举止优雅。在宫廷贵妇里面，她是最机智的，而顺王福晋是最幽默的。这两位夫人的在场总是让招待贵妇这项工作变得轻松，因为她们非常热心，总是想帮着把事情做好。她俩都觉得让觐见和午宴这种社交活动成功是自己的责任所在。

元大奶奶是在宫中陪伴慈禧太后的两位宫廷贵妇之一。她是太后的外甥媳妇，不过实际上没有结过婚。和她订了婚的太后外甥还没等到结婚就死了，她根本没有见过他的面。他死之后，她换上了寡妇的装束，坐上披白麻布的轿子赶在出殡之前来到了他家，履行了一个寡妇所该履行的仪式。这样，她就取得了他妻子的地位。这种行为在中国人眼里是很值得称赏的，那些守贞的女子能得到其他女子无法比拟的荣誉。

另外一位随慈禧太后呆在宫中的贵妇是庆亲王的四格格。她嫁给了一位总督的公子，婚后生活只持续了四个月。她被带到宫里，作为一个寡妇，她既不着华服美袍，也不涂脂抹粉。她学问很好，又十分虔诚，许多时间都花在研习佛经上。大家都认为宫中贵妇数她最为美丽。

太后对她所有亲戚的大多数家务事都要管，把年轻守寡的接到宫里作为宫廷女官与她往来。不过，时常叫来陪伴她的只是那些她提拔到高位的官员之女，还有她自己家里的人。朝政的繁忙也从不耽误她解决家庭矛盾。

宫廷贵妇中有一位嫁给了某位贝子，她丈夫还活着，但因为他们婚后生活不睦，慈禧太后就来充当那位福晋的养母，把她丈夫流放到了蒙古。这件事向我们揭示了太后的另一面——对付那些坏脾气的丈夫的那一面。

第十四章　格格福晋和她们的学校(1)

中国社会里，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仅限于家庭内部，如同其他东方国家里一样，女性没有那种在西方社会里妇女享有的令人惊讶的自由。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妇女遭受的待遇就比其他地方差，但人们总是随心所欲地想象她们的生活状况。由于很少有人进入中国家庭，所以他们爱怎么想象就怎么想象。但事实上，他们说的那些事情，相反情况下也成立。中国家庭的幸福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家庭一样，是随机的，就像六合彩。中国子女的家长为儿子女儿挑选结婚对象，有时候，他们也会犯错误，就和子女自由选择时也会犯的错误一样大。

——哈罗德·E．格斯特《中国》

一天，我去肃亲王福晋那里出诊时，我们交谈的话题转移到了中国女性的教育问题上面。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也知道肃亲王为他的格格们和府中其他女眷办了一所学校，自然，当福晋问到我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高兴：

“您想不想在我们学校上课的时候看一眼吗？”

“乐意之至。”我回答说。“什么时候呢？”

“明天早上怎么样？”她问。

“好啊，几点呢？”

“我让我的车来接您。”

清代马拉轿车

第二天早上，福晋的车到了我家门口。这辆车用皮毛装饰，套着绸缎，摆着椅垫，还围着一条红色布条，以示主人的身份。一位德高望重的太监总管作为护卫走在前面，扶我上下车，车夫戴着红缨帽，毕恭毕敬地走在一旁。

学校占了府里整个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里有一栋二层的小洋房，是受西方影响修盖的，肃王在里面接待客人。肃亲王是第一个修盖西式会客厅的人，其他大臣、亲王也跟着他这么学，甚至慈禧太后也仿效他。

“这个院子和我们国家的一样，”我随着福晋进了院子，一边说道。

“可不是嘛，”她回答道，“王爷不喜欢在院子里铺石板，就喜欢在里面铺上草皮，种些花花草草。”

学校显然是专为教学目的设计的，南面完全开成窗户，糊上白白的薄纸，这样通风好，又明亮，白纸让光线变得柔和安详，把耀眼的强光挡住了外面。地上铺着厚厚的席子，墙上挂着各种动植物图片和其他图表。除了设施完好的教室之外，里面还有一个外国炉子给屋子供暖，有玻璃盒子盛着她们刺绣和画画的材料，还有一架美国进口的风琴，用来给姑娘们唱歌、跳舞和做健美操的时候指挥伴奏。

我到的时候正赶上课间休息。福晋带我去教师休息室，那里有一扇雕刻精美的屏风，把这间屋子从大房子里隔出来。在这里福晋向我介绍认识他们学校的日本女教师，并招待我喝茶。这名教师不会说英语，汉语也很勉强，幸亏上课铃声响了，免去了我们交流不畅的尴尬。学生们鱼贯而入，在教室里坐下，她们包括肃亲王的侧福晋、格格、王爷的儿媳，还有原来和他住在一起的亡兄的妻室。老师进教室的时候，全班起立，直到老师在讲台前站好，鞠了一深躬之后才一起还礼坐下。我拜访过的中国学校都是这样。即使校长是中国人，她们也在每次背课文之前和之后像日本人一样鞠躬行礼。

“这个学校开了有多久了？”我问福晋说。

“三个半月。”福晋回答说。

“这么短的时间里她们就绣了这么多刺绣，画了这么多画？”

“没错，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学习西学。”她回答说。

在算术课上，老师在黑板上演算例题，学生们在石板上跟着练习，接着老师挨个叫学生用日语解释题目。当课堂上正在朗诵的时候，亲王进来了，问我们是不是来做做健美操。他显然是觉得我比起数学应该更喜欢健美操。看见满族女孩子们站在那里，跟着外国风琴演奏的欢快进行曲进行形体训练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日本人非常擅长体育训练，在学校里我看到的日本教师们都在端庄、宁静下面蕴含着力与美，令我十分欣赏。看到口令下达后学生们精确又高度一致地做动作，我感到很惊讶，又很欣喜。这所学校一切都很好，除了唱歌方面。中国人的嗓音天生清澈甜美，有小调的音色，如果训练得法，应该会被很好地开发。但是日本教师拖着长长的鼻音，学生们也学着她这么唱，以为西洋歌曲就是这么个唱法。我看到年轻的学生们和着亲王大女儿在风琴上弹出的民歌“我们要不要去河上”跳一段庄重的舞蹈或整齐地踏步行进的时候，不禁感到忍俊不禁。

“这些年轻小姐们不梳满族发式。”我向肃王福晋说道。

“不梳，”她回答说，“我们觉得梳着也不怎么好，不方便。所以您瞧，我让她们每人在头顶上盘了这么一个辫子。我们规定她们头上不许戴花，不许涂脂抹粉，不许穿高跟鞋。这样我们想让她们尽可能的方便舒适。”

她们都为自己的刺绣和编织作品颇感自豪，每件作品上都绣了作者名字和完成日期。许多作品用的是漂亮的丝线，花式极其复杂，虽然我更欣赏她们的绘画作品。

“她们都学些什么课程呢？”我问肃王福晋。

肃王福晋走到墙那边，取下一个镀金的镜框，镜框里裱着课程表，然后她叫大女儿替我把课表抄下来。她们每天上五节课，每周上六天课，周日放假。她们每天先学算术，再学日语，然后是女红、音乐、健美操、然后是中文、绘画、中国历史。中国历史课本是用满文写成的，是所有课程里最难学的。学生们举止端庄，尊敬老师，学习认真，看着极为喜人。她们从学校里学到了纪律、自尊，学习能力以及自我约束力比她们学到的知识更宝贵，即使学到的知识也是非常有用的。

肃王福晋的五妹喀喇沁嫁给了蒙古大公卡拉(2)。满族有一条规矩，亲王不可以娶亲戚中的格格，而是要像皇上一样从没有爵位的人中娶妻。女人和他们结婚后，就上升到丈夫的位置。然而满族的格格不能和满族贵族结亲，而她们和平民结婚后，他们的孩子却不能继承母亲的贵族头衔。这样，很多格格就愿意和蒙古王公结婚，这样他们的后代也会是贵族了。

当然这样的婚姻会改变一位格格的生活。之前，她住在京师的宫殿里，吃的是中国食物，不习惯艰苦的环境。当她嫁给了一位蒙古王公，她就被带往蒙古的草原上，经常住在蒙古包里，吃的是牛奶、肉、干酪和黄油，而中国人很讨厌吃这些食物。她们尤其讨厌黄油和奶酪，还经常说外国人身上的气味像蒙古人——她们说这些味道都是因为吃黄油和奶酪导致的。

肃亲王的五妹幸运地嫁给了一位并不过游牧生活的蒙古王公。他把自己的领地改造成了一个乡村都市类的东西，其中最显著的建筑物是他的王宫。他在这里过夏天，冬天也住一段时间。不过他每三年来北京向皇上请安，每次必须住三个月或以上。

就在一次这样的访问时，这位格格派人来请我去她府上。我还以为她病了，就带了医疗箱，结果她招呼我的第一句话是：

“我没病，我家里也没人病。我就是想请您过来谈谈外国。”

她准备了精美的点心，我们坐下来吃点心的时候，她把话题引向了开矿和矿产上。接着，她说道：

“我丈夫，就是蒙古大公，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他总认为他封地上有很多矿藏。”

“这真的是很有意思。”我回答说。

“你知道吧，这是规矩，”她接着说，“亲王没有皇帝的特许，是不能到离京城几里外的地方去的。”

“这个规矩我还真不清楚。”

她接着说，她丈夫很想去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并在美国学习采矿科目，可是只要这些障碍不消除，他就没法这么做。接着她又说：

“我对贵国的教育制度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女子学校的办学方法。”

“您愿意来我们女子高中来看一眼吗？”我问道。

“那敢情可好。”她回答道。

接着她来学校看了看，并在离开北京之前请了一位日本女教师，带回了蒙古，为那里的女孩子们创建了一所学校。

教会学校的女孩子们

她为这所学校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与蒙古人散漫的生活方式不符，她说大公为了保证女孩子们九点钟准时上课，常常必须亲自跑来跑去叫她们起床。这听上去真是太好笑了。

下次她来北京的时候，带来了十七位最聪明伶俐的学生，参观北京城和一些教会和非教会女子学校。对于她们来说，一切都很新奇，我带她们参观我家和我们学校的时候她们常常发出有趣的感慨。当格格回蒙古时，带了一位文学造诣过人的年轻汉族女子去学校里教中文典籍。

据我所知，这所学校是唯一一所由满族格格建立、学生为蒙古族女孩、教师为汉族和日本老师的学校。那位年轻女子的父亲是一位礼部尚书，全中国文学学位的总考官，曾经的状元。在走之前，这位女子还是缠着足的，到了蒙古没多久就放了脚，每天早上穿着轻便的衣装和格格、日本女教师在草原上骑马驰骋。通常，这是汉族女子从来不会去做的事情。这所学校的规模还在增长，作用也越来越大。

肃亲王的三妹嫁给了平民，但是她的格格称号还保留着，人们都像她出嫁前那样称她为三格格。

“您是怎样接受教育的呢？”我有一次问她说。

“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女孩读书。但是像其他大户人家一样，她会找些老公公到府上来给我们读一些故事和诗歌。我经常央求这些老公公带我出去，给我买他们给我们读的书，然后塞给太监一些钱，让太监叫我识字。这样我就学会了识字。”

和她姐姐一样，她对女孩子中开展的新式教育运动非常感兴趣。当她对西式教育发生兴趣的时候，她就开设了一所学校，从社会各阶层里招收了八十多名学生。她和她的朋友们除了招聘教师，提供校舍之外，还致力于教授中国典籍，而一位日本女教师教授体操和西洋算法入门。

她具有强烈的亲外倾向，愿意做任何事来促进新式教育运动的成功和妇女的自由权。有一次，北京的中国人准备筹建一笔赈灾款，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公益集会，来参加的人有男性也有女性，在北京类似性质的聚会是第一次。这种场合在拳民之乱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格格答应帮忙准备节目，带来了一些她学校里的女孩子，让她们在一个高台上做健美操表演给观众看。还有一次，她带了她所有的女学生去了一个马戏团里的私人包厢，看男女杂技演员和马术表演者在马戏场上表演，类似于我们的马术表演。在马戏场上，那些小脚女人和我们的杂技女演员一样骑在马背上，还有一个小脚女人仰面躺在地上，有一个至少一百磅的车轮在她的脚上运转如飞，车轮停下来的时候她仍然用脚举着它，然后有两个女人和一个小孩爬到了车轮上面。这位格格决心让她的女学生们享受到城市所能提供的一切便利。

在这位三位格格的学校里，我有一次出席了一个独特的纪念仪式。杭州有位女士，当她发现她已经无法用常规的手段来筹得足够的款项，来维持她创建的学校，就照着自己的手臂深深地砍了一刀，然后在赶集的日子里坐到寺庙的庭院里，旁边摆块木板，说明她此举的原因。这样子她筹集到了约三百盎司的银子，足够维持她学校运转一年的费用。等到这笔款子耗尽的时候，她再也筹集不到钱了，就写信给她省里的官员们请求拨款。她强调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说她愿意为此付出生命。官员对她的来信置之不理，她于是又写了一些信请求援助，然后自杀了。这些信被发了出去，最后一封信刊登在了当地和全国的报纸上。于是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纪念仪式，这些仪式上不仅为她的学校，也为在各省内全面创建其他学校进行了捐款。

作为这场仪式的东道主的三格格的学校进行了不少布置，大门二门的上方都飘扬着中国国旗，教室上挂着书法卷轴，说明了为什么要举行这场纪念仪式，并称颂那位女士的美德。第二个入口处放着一张桌子，有名书记坐在那里，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地址，发给我们一份仪式安排书。这时，三格格迎了上来，把我们带进主会场。我们的对面挂了那位女士的画像，是一位中国画家画的，画像四周围绕着假花。画像前面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盘芳香的榅桲、蜡烛和燃香，令它看上去有点像神龛。房间里摆放着一盆盆花，异常洁净美丽。中国客人们进门来先对着画像鞠上三躬，我认为这个礼仪非常好。

学校里的女孩子大约有六十人，穿着蓝色的制服走来向客人们行屈膝礼。北京的其他十六所女子学校都派了教师或学生代表，或者同时派了教师和学生代表。有一所男校的全体学生都出席了，一律穿着军服，由一支管乐队和一名腰间佩着军刀的教官前导。发言的人士中男性女性都有，其中最主要的发言人是三格格和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妇女日报——《女报》的主编，她们都强调了为全国女孩子的教育创建和捐赠学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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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何德兰太太的笔记。

(2) 卡拉，音译。

第十五章　汉族贵妇人(1)

夫富贵，莫奢侈；食与用，俱有度。丈夫穷，莫生瞋，须勤俭，莫怪人。

——何德兰译《女儿初阶》

满族贵妇人理想中的美是端庄，因此她们的举止行动和穿衣打扮几乎相等重要。她们满缀花朵、用镶珠宝的银发或玉发卡夹着的头发又厚又重，如果不是行动特别稳重，很容易向这一边或那一边倾斜。她们从肩膀一直垂到地板的长衣使他们高高的身材显得更高。她们精美的绣花鞋鞋底中间四至六英寸的高底使她们不得不站得笔直，行走缓慢而庄严。她们不大笑也很少打趣，做什么事都保持着严肃的态度。

而汉族贵妇人恰巧相反，很想显得情切动人，娇小无力。她们常常笑，很爱打趣，总是很开朗，喜欢聊天。

“既含涕兮又宜笑。”关于她们的诗歌有成千上万首，李白这一句诗描写了她们的不同侧面。

“含羞地，眼泪汪汪地，恳求地，嘲笑地，诱惑地，慵懒地，惹人怜爱地，含笑地，魅惑地，顽皮地，调笑地，淘气地，任性地，固执地，感人地，高傲地，杨贵妃的目光闪烁着。”

“她的嘴唇如红宝石，脸颊如桃花，红如玫瑰，如果她吻了一个人，另一个人也会羞红着脸说，也吻吻我吧。”

汉族贵妇人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整洁的发髻，插的花不多，但她们喜爱用大量珍珠装饰。她们的上衣长度仅到膝盖，下面穿的是百褶裙，走路的时候金莲一步三摇，尖尖的足尖从裙摆下露出，而中国诗人将女人走路的样子比作弱柳扶风，女人的细腰是“柳腰”，她的脚，“金莲”，长不过两三英寸，以至于走路的时候常常需要一两个仆人搀着才能走路。虽然她可能不需要人扶，她也要装作娇弱无力的样子，让他们来搀扶。

清末妇女

直到最近的时候，满族人都不鼓励女子受教育。许多公主格格连最浅显的书都读不了，也不会给朋友写信，只能靠受过教育的太监为她们做这些事。汉族贵妇人却相反，她们一般都能轻松读写，有的人的学问可以和翰林媲美。

在社交场合上，这两类贵妇人从来不见面。她们的丈夫可能官职相当，在官场上彼此熟悉，但她们的妻子却从无意愿相互打个照面。有一天，一位汉族大学士的孙女来拜访我的时候，仆人报告说庆亲王和肃亲王的妹妹来了。她们进了屋后，我给双方做了介绍。两位格格的神态十分矜持，我不由担心冷场。我向她们解释了这位我的这位女性朋友是谁，她们十分严肃地回答说，“外头老爷们认得，里头我们可不认得。”谈话的气氛一点也没有变轻松。有好一阵儿，我费了好大劲帮她们找共同语言，但就像把油混进水里一样。我都差点绝望放弃了，我的汉族朋友看出了我的窘况，和我是如何努力地救场，便极为活跃地投入了交谈，她提起的话头让格格们非常感兴趣，以至于她们放下了架子，没过一会儿，她们就非常亲切地说起话儿来了。

两位格格中有一位说起她最近掉头发，头都快秃了，让她十分苦恼。“哦，”我的汉族朋友说道，“我前一阵得了一场大病，头发全掉光了，幸亏有姐妹给了我一个偏方，现在头发全长回来了，你看看这效果，”她来回转着头，让别人看她满头乌黑发亮的发髻说，“你要用得着我会很高兴。”两位格格最后站起来道别，她们对我的汉族朋友也像对我一样的亲热，因为我的朋友是这样的讨人喜欢，对此我终身感激。

她们走后，我问道：“满族贵妇人和汉族贵妇人为什么在社交场合上从不往来呢？”

“说起来要追溯到清朝建国的时候了。”她回答道。

“汉族男子要剔发留辫，改满族装束时，规定对女子服饰不可干涉，还有不可将汉人送入宫中给皇帝做妃子或宫女。于是我们一向对满族人敬而远之。我们的男人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结果就是，汉族贵妇从来不进宫，除了太后的书画供奉缪先生，在她进宫之前，也不得不放了脚，穿上了旗袍，取了一个满族名字。”

“太后不是十分反对缠足吗？她为什么不下令禁止呢？”

“她下诏书劝止过，但是说到禁止，她就没这个权力了。这样就变成了干涉汉族女子的装束了。”

“满人是认为他们比汉族人高等吗？”

“事情总有两面。你没注意到皇上在诏书里称满臣为奴才，而把汉臣称为臣子吗？”

我的女性朋友中，有一个人，她的父亲在她孩提时代就过世了。她祖父是位总督，她是在祖父家长大的，从小习惯了奢侈的生活，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珍珠宝石，还有成群的仆妇丫鬟服侍她，她心血来潮的不论什么愿望都能得到满足。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拳民之乱，她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

“若干年前，”她说道，“我管家带给我一个丫头，是他在街上从她父亲手里买来的。她是个聪明听话的小姑娘，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她。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奶奶是基督徒，她自己受过洗礼，上过教会学校。她爸爸是个烟鬼，把家里东西全当光了，于是趁她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把她带出去卖了，去换钱买鸦片。她问我能不能给她奶奶带个信，告诉奶奶她现在在好人家家里。”

“我很乐意帮助她，因为如果孩子要是卖到窑子里，或者遇上了个凶主子，老太太会担心死的。不巧的是，派的人连奶奶的影子也没寻着，街坊告诉他说女孩子不见后不久奶奶也离开了。”

“好几年过去了，这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她非常能干，心地善良，又非常体贴别人的心思，我在很多事上都离不了她。她对我非常忠诚，还变着法地讨我高兴。她经常说自己是基督徒，不肯拜我们的神佛。当拳民之乱开始的时候，我带着家里的仆人到了爷爷家，心想义和团的人总不至于敢到总督这么大的官的府邸来寻食。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他们对有进步倾向的人全都没有半点尊敬之意。

“有一天，义和团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说让人们把基督徒都交给他们，私藏基督徒者将处死。我奶奶来到我的房间，让我把我的侍女交出去。我们就此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我坚决不同意。当义和团用这个方法再也抓不到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只要发现谁家有私藏基督徒的，满门抄斩。”

“但是他们怎么会认出来你家侍女是不是基督徒呢？”我问。

“你没听说吗，”她说道，“拳民说，只要他们一念咒语，就能看见受洗的人额头上有个十字架？”

“你信吗？”

当时我信，现在不信了。当时没人不信的。我奶奶跟我说，严禁我把仆人藏在她家里。她走之后，我的侍女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她。她对我这么好，这么忠心耿耿，我怎么忍心送她去死呢？我决定和她一起逃到一个伯伯家里去，他家离北京有一百多里地，我想在那里义和团不至于像在京城一样嚣张。

我伯伯是这个省里的布政使，一向很疼我，我知道如果我能联系上他，他会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的。但是怎样才能联系上他呢？所有行人都会遭到嫌疑，都会受到盘查和搜身。我们两个姑娘家独自出远门，全国上下又这么乱，不可能不受到他们怀疑。要是我们让人给搜查了，额头上的十字迟早会被看出来，那样义和团就会百般虐待我们了。

我前想后想，逃脱的唯一方法就是打扮成叫花子。你要知道，沿路都会有很多女叫花子，没人会怀疑她们。在大夏天里，女叫花子把头和前额蒙住遮挡太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样一来，我想就可以把前额的那个十字架挡住，这样如果被义和团撞见，也不会怀疑我们了。我们给几个信得过的仆妇透露了我们的计划，要她们给我们弄些叫花子穿的衣裳来。她们弄来了，哎呀，那就是些破烂布片，脏得不行了。仆人们脱下我的丝绸衣裳为我穿上叫花子的衣服的时候，哭得都不行了。

“可你皮肤这么白嫩，完全不像在日头下暴晒久的了女人；你的头发也乌黑发亮，和女叫花子又脏又粗糙的头发完全不同。”我说道。

“这个好办。我们把脸蛋、脖子、手和手臂都抹脏，把头发解开，在下人从街上挖来的泥土里搅和搅和。哎哟，那可真够恶心的！一股子气味！要不是为了救我的忠仆一命，我才不会这么做。我还得把自己的鞋脱下来，用叫花子裹的那种破布条把脚裹起来。我们只能带一点点铜钱，因为如果随时带着金银会被人怀疑，银票那时候也没用。

“一大早还没人起床的时候，我们就从后门溜了出去。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走路。以前我都是习惯坐在严实的马车车厢里，外面有保镖和仆人跟随。我的侍女比我还胆小，所以我事事都得自己干。我从小时起就经常从马车的车窗里看外面街上的叫花子，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万事开头难。不过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装，回想起来，真是噩梦一场。我们沿着城门行进，从那里离开了京城，来到了通往目的地的大路上。

“我们第一回遇上一队义和团的时候，我吓得膝盖都发抖，怕他们认出我们。不过他们经过我们的时候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那之后我们经常碰见义和团的队伍，还没到我伯伯家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他们关于能看见基督徒额头上的十字架的说法了。

“我们在路边的窝棚里吃饭，睡在人家门口或露天的墙边。走了几天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伯伯的衙门那儿。但是我们不敢进去说明自己的身份，怕牵连他们，因为义和团在哪里都很有势力，连做官的都害怕他们。我们在衙门附近徘徊着，但是装得很像讨饭的，不至于引起怀疑。一直到有一个多年的老家人来到街上。我和他熟悉，就一边跟着他一边讨饭，直到没人能听见我们说话了，我才用叫花子那种悲悲戚戚，念经似的声音告诉他我是谁，来这里是为什么，要他通报我伯伯，让他们在傍晚的时候打开小门，好让我们在没人能看到的时候偷偷溜进去。

“一开始他无法相信这是我，因为我们看上去实在是太像叫花子了。最后他终于相信了，向我保证会告诉我伯伯的。夜晚降临的时候，他打开小门，让我们从后院进到了我伯母的厢房里，我伯伯伯母都在那里等着我。他们一看见我的处境都落下泪来。两个在伯伯府上侍候多年的老仆妇帮我们换了衣服，帮我们换衣服，洗澡，拿吃的。我的脚最遭罪了，全都肿起来，化脓了，破布烂条和尘土粘在伤口上，一塌糊涂。我们洗了很多次澡才洗干净，而我的脚过了好几个星期才好。

“我们就一直呆在我伯伯那里，直到义和团的事情平息了，我爷爷和西迁的朝廷一起回京了，我们才回到北京。”

“你奶奶听说了你经历过的艰辛，一定会很惭愧。”我说。

“我们一起说话的时候绝不会提这件事。那时候人人都只能够自己顾着自己了。死亡离我们是如此之近。

“你的丫鬟现在在哪里？我很想见见她。”我说。

“这场乱子平息之后，我把她嫁给了我伯伯家里的一个年轻人家。我派人去接她过来，让她见你。”

她把丫鬟接过来了。我发现那个丫鬟已经忘记了基督教的大部分教义，但却还记得只有上帝一个真神，耶稣基督是神子，只能拜耶稣基督。她还记得当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受过洗礼，在教会学校里，她学过“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这些就是她记得的全部福音了，而她美丽的小主人曾被此所打动，救了她的性命。

汉族贵妇人来拜访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丈夫在书院里除了教别的课以外，还教天文学。他有一架小型望远镜，常和他的学生用它来观察行星，他们尤其喜欢观察木星及其卫星。有天傍晚，我的那位朋友一反常态，晚上来访，那时候学生们刚好观察完木星和它的卫星。因为那天它们特别清晰，我丈夫就邀请我们去观察。

她看了一会儿之后，我丈夫开始关上望远镜。这时她兴奋地说：“这就是我爷爷当总督的时候一些洋人送的那种东西，但是比这个大。”

“他用吗？”我丈夫问。

“不，我们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再说我爷爷公务忙，也没时间去弄它。”

“不知道，”她回答说。“下人以为那是个水泵，想拿来抽水，结果又抽不了。现在也许是扔在哪个堆杂物的屋子里吧。”

“不知道我们还找得到不了，把它装配起来。”我丈夫还是不肯罢休。

“怕是不行了，”她说，“我最后一次看见的时候，下人正想把小的那头的玻璃拆下来，用来看床上的虫子呢。”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来访。我对她说：“好久不见，你出城去了吗？”

“是啊，我在我公公那里呆了几个月，他是两广总督。我婆婆过世了，我回北京来给他找个妾。”

“你公公多大年纪了？”我问。

“七十二岁。”她答。

“你怎么去为这么老的人找到妾呢？”

“也许买一个吧。”

几星期后她再次来访，还带了个十七岁左右年纪，年轻美貌的女子，头发梳得漂漂亮亮，脸上涂脂抹粉，身上穿着鲜艳的绸缎衣服。她介绍说，这就是她给她公公找的妾，是从一个农村的贫苦人家里花三百五十盎司(2)银子买下的。

“你不觉得父母像这样卖掉自己的女儿是很残酷的吗？”我问。

“也许是吧。”她答道。“可他们卖她的钱可以买足够的地，一辈子就不愁吃穿了。她从此也会锦衣玉食，舒舒服服，除了享乐，什么事也不用做。可要是她留在家里，就得嫁给一个穷人，给他当牛做马，那人还说不定对她好不好。现在她除了给家里带来那些好处，还什么事也不用做，尽享福，就是担着个奴才的名罢了。”

我们喝茶时，她说要见何德兰先生。我的许多朋友都想见见我的先生。我就请他进来。他进餐厅时，这位年轻女子走出房间，到了门厅里。

我的朋友招呼了我丈夫之后，把头往年轻女子的方向神秘地一点，说：“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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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何德兰太太的笔记。

(2) 1盎司≈28.35克≈1两。

第十六章　中国妇女的社交生活

中国的风俗习惯、社会特性，已经有了许多书面和口头的讨论，还将继续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为社会学、宗教、哲学、文化学等诸领域的学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话题。但是由于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些研究却很少触及实际，至少迄今为止很少——这个领域太庞大，资料无穷无尽，以至于令研究者不知从何下手，而不是帮助研究者做出可靠的结论。

——A．R．科尔秋汗《转型时期的中国》

在各个国家中，家庭生活都是神圣的，只有朋友们才能去了解。对于陌生人家的大门是紧闭的，对敌人是紧锁的，只有对我们的同类，与我们和谐共处，理解关心我们的人们才会敞开。那么当其他人来请求进入我们的家门，会发生什么？他们必须带来一些能够证明自己的社会特征：介绍信啦，或者具有某种能在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出手相救的能力啦之类。

对于像中国人这样封闭的群体来说，事情尤为如此。所以，除了一两名女医生和我们一位外交官的夫人之外，从来没有人进入过中国上层社会家庭中妇女的房间里，不管是出于公事还是私事。

中国人的家和我们的不同，是由许多间围绕着一个露天庭院的平房组成的，这些平房一间挨着一间，有时候占地可达数亩。这些房子分为外院和内院。男人们在外院接待客人，女人们同样在内院里接待客人，把他们从偏门迎进来，那通常都在住宅的后面。富人除妻子外，通常有一到多个偏房，每个偏房有一间独立的厢房，供她和她的孩子居住——然而，偏房的孩子们都会被认为是正室的孩子。

我听罗伯特·哈特爵士讲了一桩发生在北京的有趣的逸闻。他说一位派驻英国宫廷的使臣在启程之前拜访他。他们交谈了一会儿，使臣说道：“可否见见哈特夫人。我以为，在拜访一位外国绅士的时候，要求见他的夫人是西方礼仪，是不是这样？”

“的确如此，”罗伯特爵士说，“我也很愿意让您见见敝夫人，可是哈特夫人她在英国和孩子们在一起，二十年来她都不在这里。”

“啊，这样啊，那我见见如夫人吧。”

“我要是有的话，您当然可以见了。可是我们国家的习俗是不能娶第二个妻子。真的，如果我们有两个妻子，我们就会被关进监狱的。”

“多么奇特的习俗啊！”这位官员点头说道。“这样您就不理解我们国家的习俗之妙了。”

无疑，这种习俗在中国人看来的确有其妙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里面也有不妙的地方。我妻子是北京一位重要亲王的家庭医生。有一天，这位亲王府上的总管跑来要我妻子给他家的什么妇女还是孩子看病。适逢春节，当然下人们住的院子里也有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我对他说：

“王爷有很多孩子吧？”

“二十三个。”他答道。

“那他有多少个妾呢？”我问。

“三个。”他回答说。“但是他过完节还要娶两个。”

“那在家里面一个男人有这么多女人，不会出麻烦吗？我想这些女人之间会互相嫉妒吧。”

“唉，”他摆摆手，摇摇头，说道，“这是个棘手问题。自然，一个女的看见他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就要吃醋的。”

“吃醋”是肯定的，但如果女人想要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就不能吃醋吃得太厉害。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管理家庭简直就像管理一个政府。

除了妻子和侧室，每个儿子还要在结婚的时候把媳妇接进家里住，这些媳妇们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她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的一群仆人。

中国的年轻人结婚都是由父母做主，他们自己并不知情，也没有否决权。在过去，这种做法令年轻人非常不满。现在在新体制下，情况有所好转。有一天，我的学生和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说道：

“我们娶妻的方法比中国旧法和你们的洋法子都要好。”

“哦，愿闻其详。”我说道。

“嗯，”他说，“在过去，中国旧习俗规定一个男人在结婚前不能见到自己的老婆，直到媳妇进家门的时候才能看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合看到女孩子。我们在女子学校里有上学的姊妹，女孩子们也有在学校里上学的哥哥弟弟。到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对彼此了解得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觉得这种方法比我们的方法优越？”我追问说。

“你看啊，你们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时候，就自己去求婚，而我们有媒人替我们去做这件事。”

我仍然坚持说我觉得我们的方法可以更好地了解女方。

“是这样的，”他说，“你说得没错。但是如果你去求婚，对方却拒绝了，你不得气疯了？”的确，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而不危及自己是不可能的。

通过给年轻女子一个拒绝的机会，旧体制的苛刻性得到了明显改善。婚礼前约十天，年轻男子的母亲挑选两名妇女将一种由乌木和玉、或单单用玉或者用红漆器做的特殊摆设送到未来的新娘家。如果那姑娘伸出手来接受了它，就说明她愿意成为男方的新娘。如果她不肯收，那就不会再谈下去了。但是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位姑娘会拒收如意。(1)

不熟悉中国上层社会妇女生活的人会对她们的生活和日常活动有着非常严重的误解。中国妇女通常被认为是比与世隔绝的奴隶强不了多少的，她们把沉闷的时光消遣在绣花绷架上，她们用针绣出精巧复杂的图案，并因此为世界所知。事实上，中国上层社会的妇女很少有时间做这些事，她们的生活之中排满了要求很高的社交职责。在华盛顿或纽约忙忙碌碌的美国贵妇人没几个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交活动要参加，也没几个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交职责要履行。晚上我在的时候，常会有总管太监交给主妇（中国家庭的主人是妇女，不是男人）一块上面用朱墨写着福晋格格们第二天应参加的社交活动的乌木牌子。

主妇会挑选几个活动，由她和她未嫁的闺女一起参加——女儿总是和妈妈一起出现，而不是和嫂嫂——然后她把剩下的一些活动分给儿媳，让她们代表她参加。

生活在北京的中国贵妇人睡在炕上，她的一半房间都砌得离地一英尺半高。冬天炕下生着火，这样她炕上的热砖就不是一块，而是一百块了。她八点左右起床，有大群的仆妇和几个贴身丫鬟伺候她。如果是王爷家庭，她还会有一些太监，这些太监在家里干些粗使活计。每个仆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如果让他们干别人份内的活，他们会不高兴。当主妇醒来的时候，一个仆人会递给她一杯热茶，一块点心。吃了这些之后，贴身丫鬟会递给她一种带长长烟嘴的小烟管让她吸几口。接着又有两名仆人拿着一个盛着热水的锃亮的大铜盆，还有毛巾，肥皂和用来搽刚洗完的手和脸的蜂蜜制剂。

洗完之后，她们拿走这些东西，退下去，然后另外两名仆妇会拿着一个小托盘，上面放着梳子、刷子、头油以及其他用来盘头和装饰头发的各种用品。接下来是枯燥的，可长达两小时的一个程序。最后头发梳完，可以佩戴花朵和珠宝首饰了，而这又由另一名仆妇放在一个大托盘里送上。女主人拣几件喜欢的，亲自插戴在头发上。

这些花朵中有的十分精致。中国人在制作假花方面是行家，每个细节都惟妙惟肖。画师常用纤细的弹簧拴着一只美丽的蝴蝶，神态自然，人还以为它是有生命的。茉莉花开的时候，小小的花朵被串在细金属丝上，做成蝴蝶或其他形状，非常美丽。除了茉莉花，其他戴在头上的花都是假花，但是随时令变化也会戴鲜花：夏天戴玫瑰花和兰花，秋天戴菊花。

中国女人对外国女人有个普遍的印象，就是她们不梳头。我常常听见我的朋友对她们第一次带来看我，想让我给她们留个好印象的贵妇人道歉说：

“您可别介意她的头发。她是忙得没工夫梳，全把时间花在做善事上了。”

慈禧太后第一次接见外交官夫人的时候，她送给每人两盒梳子。装梳子的盒子一个是象牙嵌金的，另一个盒子是普通硬木的，里面的梳子非常齐全，就连篦子都有。不知是否是她老人家也听说了外国女人头发不干净，而将此归咎于她们的梳子不好。

头发梳好，头饰戴好之后，她们又将白白红红的粉扑在脸上和脖子上。满族妇女用起粉来是越多越好，而汉族妇女用得就不是那么多了。除非一个女人是寡妇或者已经六旬开外，否则脸上不涂上厚厚一层粉是不能在家人前露面的。有次，一位夫人向我抱怨她的眼皮抬不起来，问我是怎么回事儿。

“也许是您的化妆品里含有铅，导致眼皮局部麻痹。”我说，“洗掉这些脂粉，看看神经是不是能恢复。”

“可是，”她说道，“不搽粉我就不能在我的丈夫和家人前露面，那不合适。”

面部的最后一笔装饰是下唇的绛红色一点。接下来是更衣。那些衣服真是美极了！柔软的丝缎，夏天上面罩着极轻极薄的绣花的纱罗，冬天上面罩着昂贵的皮毛衬里的艳丽的缎子，各个时节都有其相应的数量和品种。这之后她开始戴首饰：戒指、耳环、手镯、挂珠、挂件、装槟榔的绣花荷包、装在饰有丝缎流苏的绣花袋中的小镜子。这些东西在纽扣上挂好之后，行头就齐全了，这时从榻上站起，从那油光水滑，根根头发都梳得妥妥帖帖的头发，到小小的绣花鞋的鞋尖，从头到脚都光彩照人。不过所有这些花去了六个佣人三个小时的时间。

对习惯了满汉服饰的人来看，她的确是非常美丽。丰富的色彩，绣花的长袍，明艳的发式，这些一起组成了一幅动人的图画。这些贵妇人到家里或宫里的廊上来迎接我的时候，我们色彩黯淡，质地朴实的服装对比之下相形见绌，难怪这些贵妇人们对我们的服装多少都有点看不起。

这时已过十一点，她的早饭在另一间屋子里摆好了。女主人即将出门的消息带给了各个厢房，女儿、儿媳、孙女们都急急忙忙地赶着梳妆完毕，等着在她由两名太监（如果她是位福晋的话）或两名壮实的仆妇（如果她是汉人）的搀扶之下走出来的时候等着迎接她。

按照她的品阶，每个人都走上一步对她行屈膝礼，左膝要碰到地板上。即使小孩子也要这样行礼。所有人都衣着光鲜，头发上的装饰和脸上的妆容都和她一样。她只是稍稍点了点头。这些人是她的家庭成员——她小王国的成员。当她婆婆在世的时候，她处于同样严厉的统治之下。

中国家庭中妇女数量如此之多，很有必要由一位具有绝对权威和专制手腕的人来统治，这个人就是婆婆。当婆婆过世后，正妻接替她成为一家之主。偏房也许会受到丈夫的宠爱，他也许会给她很好的房子住，给她许多仆人供她使唤，给她各种荣华富贵，但是他管不了其他的了。正妻才是一家之主，是这些偏房的孩子们的合法母亲。这些孩子都管她叫母亲，偏房也要承认她是女主人。她和她的女儿儿媳们参加社交活动，接待朋友，招待客人。但是偏房与这些活动无关，除非正妻允许她参加。偏房的儿子该娶媳妇的时候，正妻负责为他挑选新娘，正妻虽然可能没有亲生孩子。这些儿子把新娘带到她这里，全部的敬意也奉献给她。在极少情况下，皇帝的妃子或者亲王的侧福晋运气特别好，生的儿子会继承皇位或者爵位，这样她自己就会晋升到皇后或福晋的位置。但是这些例子非常鲜有，即使有，当事人也通常会遭到忌恨。人们从来不会把她当做真正的正室看待。

一天，我被请到某王府里为一位侧福晋看病。这种情况下，我总是直接去见福晋，由她带我去看病人。我们进屋时，有个奶妈在那里，怀里抱了个孩子。福晋要我看孩子脸上的一块印记。

“这印子能不能去掉？”她问。

我看了一下那个印记，看到只需动个小手术就没问题了，就对她说可以。

就在我们看病人的时候，那个奶妈怕孩子会受到伤害，就抱着孩子走了。另一个奶妈抱着另一个孩子进来了。

“现在，”福晋在我看完病人的时候说道，“我们来看看孩子吧。”然后她让奶妈过来。

“不是这个孩子。”奶妈说。

“哎呀，”福晋说，“看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得了。”

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们那位正在接受全家人请安的贵妇人吧。待她们请安完毕，她就让她们退回到自己房里。于是每个母亲与自己的孩子一起坐下来吃早饭，由自己的仆人在旁边伺候着。如果有没出阁的女儿，她们会留在她们母亲那儿。如果没有，她们就独自用餐。

北京的纬度与费城相同，所以我们这位贵妇人也吃同样的水果——苹果、梨、桃子、杏子、最可口的葡萄和最大个的番茄。中国人把番茄叫做西红柿。她还吃来自蒙古的羊肉（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羊肉）、牛肉、猪肉；鸡肉、鸭肉和鹅肉；野兔、野鸡、野鹿，或者各种鱼肉。当然，这些食物是按照中式方法进行烹调的。我们的孩子只要有机会总离开我们的餐桌跑去吃中国菜，中国菜的美味由此可见一斑。

饭后，她并未立即起身，而是用了几分钟时间喝茶吸烟。这时她的马车或是轿子已经备好。她的护卫站在自己的马旁等待着。伺候她的太监、仆妇和丫鬟穿上应该穿的衣服，备齐了当天各种场合下要用的替换衣服。一个人手捧面盆和毛巾，另一个人手捧脂粉盒，还有一个人手上拿着烟管和绣花的烟荷包，就连银痰盂也未被忘记——所有这些都会派上用场。她吃东西时，一名仆人会给她块餐巾，让她铺在袍子上。吃完之后，又一名仆人端来一盆热水，她拿着这水中绞起的毛巾轻轻地擦了擦嘴唇和手。另一名仆人拿来脂粉盒和小镜子，让她坐在桌前，补一下粉，如果嘴上的胭脂给吃了，还要再涂下胭脂。

到了准备好出发的时候，她的车轿就被拉到尽量靠近内院的门边。她上车时，太监们扯起高六英尺、长十八或二十英尺的蓝色丝绸帘幕（固定在两根木条上）为她遮挡——轿子是只有格格福晋和总督、军机大臣的夫人才能用的。但不论是车是轿，厢内的衬里和垫子在夏天都是猩红色的缎子，在冬天的时候都是毛皮的。要姿态优雅地进入马车并非易事，但她凭借多年的练习做到了这一点，当她像打坐一样盘腿坐好时，车帘就放下了。她的侍从盘起腿坐在前面。几名男仆跑过来，抓住车的辕杆，驾上骡子，扣上搭扣（这使人想起救火队），车夫坐到了缰绳的位置上，另有两名男仆抓住骡子笼头的两边，于是一切就绪，准备出发。女仆和丫鬟挤进别的马车里，护卫骑上他们的马，马队跟在女主人身后。他们在路上走着，引来行人三三两两的议论。当快到目的地不远的时候，一个报信的催动坐骑，往前狂奔，然后翻身下马，向门上通报福晋马上就到。这消息立即传给了内院的仆人，那里某个太监记下了名字，报给这家的女主人。

这时候，拜客的人到了。骡子卸了下来，车拉到了门口，帘幕掀了起来，仆人从前面下了车，福晋由几名太监扶着走过一条有屋顶覆盖的长长的走道来到内院，这家的女眷们在廊上等着迎接她。当她进入院门之后，女主人慢慢地从台阶上走下来，其他人在后面跟着，她们在院子中间会合。双方互相行很深的屈膝礼，并互相问候彼此的健康。客人在主人之前上台阶时，有一个小小停顿和一番固定的程式。进了会客厅和在尊位上就坐的时候也是这样。作为女主人的外国人有时候竟然听任客人谦虚，屈就下座，这是严重的失礼，若不是看对方只是教化之外的野蛮人，不懂文明社会的礼仪，断不会原谅她的。

客人坐下，茶奉上之后，仆人就端上盛着蜜饯、水果、干果、瓜子、果脯和糕饼的盘子。其中有种干果很特别。它是一种“胡桃”，剥掉外皮之后，里面的壳就自己碎了，向后翻着，露出果仁。当品尝着这些美味的时候，来访目的也说出来了，原来是她的儿子某天要结婚了。当然正式的请柬以后会送来的，她在此之上想问问女主人是否愿意作为代表之一去把如意送到那位年轻姑娘的家里去。

主宾谈论了一会儿近期官员的任免，一些朝廷上的闲话，还有最新的服装装饰式样，还有报纸上报道的国内外新闻——北京中国的报纸有十来份，其中包括全世界第一份妇女日报——接着主人邀请她的客人去参观花园。她们走过一道门，来到一个院子里，只见里面有大树、灌木、游廊、漂亮的假山、横跨鱼塘的石桥、满缀着花的紫藤，还有温室、盆栽以及各式各样的花朵——就像一个美好的梦一样。回到屋子之后，又上了一道茶之后，客人起身告辞。临走之前，仆人送上一包衣服，她就当着女主人的面把外面的袍子换成了一件更为正式的装束。

接下来，她要为一位京城要员的母亲贺寿，当她到达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她并不是从前门进来，而是由一个隐蔽的门直接进入内院。前院搭了个戏棚，变成了戏院，许多客人（全是男宾）都聚集在这里。庭院旁的屋子比庭院高几英尺，用来接待女客，屋子前脸的窗户一律拆掉了。临时建筑的墙上挂着红色的缎子和丝绸的锦旗，上面钉着金箔或黑丝绒剪成的祝词，表达延年益寿的美好愿望。皇上想表彰那位要员，通知他说在他母亲诞辰那天将会给她送来御赐的礼物，这比直接赏赐那位大臣本人是更大的荣耀。

这是一个欢庆的场面，每分钟都有新的宾客到来。在别的客人到来的时候，女士们优雅端庄地行着屈膝礼，而男人们则拱手长揖来迎接朋友。男人的服装虽然色调不及女人们的鲜明，但纹理之丰富却更胜一筹。厚重的丝缎上用金线绣着龙纹，显示此人是皇室成员。别的男宾的衣服也同样华丽，绣着他们品级的标志。所有人都戴着装饰有红帽缨、孔雀翎子和标志他们品级的顶戴的帽子，因为若在主人面前除去帽子是失礼的举动。

男宾如若抬眼去看女客坐的地方，是不雅之举，而女士的目光必须越过男宾的头直接对准戏台，不能让人看到谁的目光落在了哪个人身上。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小小的淑女们保留着她们的好奇心，也有办法在这一院子的身着蟒袍的国家栋梁里发现谁是谁。当我想了解哪个英俊的或气度不凡的客人的身份的时候，没有不得到立即回答的。

戏台上的表演无休止地进行着。像我们的那位贵妇人一样，他们会换衣服和布景，就当着观众的面。这些戏大部分是历史题材，戏中女子的角色也是由男人扮演，因为女人不能上台。有一个大胆的戏班子效法国外做法，让一个女人演了一个角色。结果总督下令，全班子停演，还把领头的关进了监狱。

客人们不必安安静静坐着看戏，尽可走来走去彼此招呼、闲聊。下人们送上茶和蜜饯，最后是筵席。筵席即将结束的时候，皇帝的礼物到了，这一家人便离席。传递这份礼物的队伍走到街道上来的时候，低沉的鼓点和尖利的喇叭清晰可闻，接着，穿着宫廷装束的三十六名轿夫抬着御轿向我们缓缓走来。这家人的男性成员已经走出来在道路两侧跪好了，对着走过的御轿叩头。大门洞开，这家的女眷跪在门口，在御轿经过的时候跪着磕头。

礼物被送到了专门用来迎接的房间。宫中太监将礼物放好，深深地行了个礼，就离去了。他得到了几百盎司银子的赏钱。男宾被首先邀请去瞻仰这些皇上的礼物，他们按照品级次序先后入内伏地磕头。接着女宾进入房间，所有的中国人全都跪下磕头。那么，使这些身家高贵的男男女女倒地跪拜的礼物倒地是什么呢？

原来是两张十八英寸见方，印着龙的轮廓的红纸，上书“福”“寿”字样，还有一只小黄缎盒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金佛像，不足一英寸高。人们赞颂它，并不是因为礼物本身的价值，而是它蕴含的意义。

我们还要不要跟这位娇小而忙碌的贵妇人去别的喜庆场合呢？我又遇上她了，这次是在全国最可爱的一位娇小的福晋的姐姐家。她孩子满月了，她在办他们所谓的满月酒。不过这位母亲生下孩子之后濒死多日，她没有像通常那样设宴和请戏班子唱戏，而是邀请朋友来用斋，感谢神明饶她一命。

虽然孩子已经一个月了，那母亲还是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不得不缠绵病榻。但她仍穿上了喜庆的衣服，对客人说了许多亲切的话，还不停道歉。当然，只有女宾在场。院子里搭了顶棚，变成了一间大佛堂。人们可以想象，眼前出现了一座寺庙的大雄宝殿，只不过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那样的洁净和美丽。这佛堂中央一尊观音大士的像，心满意足地看着她面前摆的水果、干果、蜜饯和糕点等等。两侧点着许多蜡烛，在高高的烛台上燃烧。她面前是个青铜的大香炉，里面有许多根燃香，向空中散发着香气。每位客人走过这院子的时候，都从一大堆香里捻出一根点着了，许个愿，把它插在香炉里。

客人全都到齐之后，福晋——女主人的妹妹——由两名主要的客人陪着走进铺着石板的院子，在供桌前站好。小沙弥敲着钟，发出低沉的声响，这些小沙弥剃着头，身披袈裟，他们是在这个寺庙的院子里长大的。这位福晋双手拿了一大把香，她的一名随从用一个专用的火把为她把香点着，她俯伏在观音前，火和烟在深沉的钟声中向上升腾。她站在那里，将那把点燃了的香高高举过头顶时，她自己看上去也像一位美丽的仙子。她按照仪式要求，三跪九叩。

仪式结束后，女客们受邀享用一席纯用素菜和素油烹制的筵席。烹制这样的筵席所需的技术水平要比平时那种荤菜酒席所需的技术高很多。这食物提供了有趣的话题。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由各个寺庙烹制，因为这些寺庙各有拿手菜肴，所以专门让他们为这个场合各出了一个拿手菜。

中国妇女常为了要使自己的父母、丈夫或孩子恢复健康而向神佛许愿在每个月的某几天吃素。不管赴什么宴，只要向女主人提出自己当天吃素，她就会被尊为主客，招呼其他人，自己什么都不吃。满月宴后，大家看了孩子，夸赞了一番孩子的相貌，接着再吃最后一杯茶，道了别，便各自告辞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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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章其余部分摘自何德兰太太的笔记。

第十七章　中国贵妇人和她们的疾病(1)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乡村事事幽。
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复何求？

——杜甫

一天，一个太监冲进我们四合院的后门，一直骑到书房的门口才下马，然后将一个红信封交到下到台阶上来迎他的仆人手里。

“什么事儿？”我的仆人问道。

“福晋病了。”太监答道。

“哪位福晋？”我的仆人继续问。

“我们福晋。”回答说。

“哦，您是西门那边府上的吧？”

“是的。”于是仆人和太监继续交谈，知道我的仆人了解了信中的全部内容，然后来给我带信。

我打开信封，只见一封汉字写成的书信。接着我叫送信的仆人过来。

“福晋病得厉害吗？”我问。

“不是特别厉害，”他回答说。“但是她身子不适已经好几天了。”

“她想让我什么时候过去？”我问。因为我前不久发现，寥寥几个问题就能带来不少有趣又很有价值的信息。

“立刻就过去。”他回答道。“过几分钟就有马车来接您。”

当我准备好医药箱的时候，马车来了。这种马车看上去很像两轮的萨拉托加大皮箱。它没有座位，没有弹簧，车厢里面铺着厚厚的垫子，自从我学会盘膝而坐以后，这种马车坐着也不是那么的不舒服了。这种车夏天有纱帘，冬天挂着丝绸被子或毛皮，算是一种舒适的交通工具。

当我到达福晋府上的时候，大太监出来迎接我，立刻把我带进福晋的厢房。她的待客室装饰得非常豪华，满族式样的柚木雕花家具，一两把外国制造的舒适的皮安乐椅。桌上和窗台上摆着西洋座钟，墙上挂着瑞士钟表和一张慈禧太后的画像，屋里到处摆设着美丽的玉器和其他精美的中国装饰品，显得趣味高雅。

“我头发没梳好，请见谅，”她一边说着，一边握住了我的手。这是满族贵妇迎接外国女客人的规矩，连慈禧太后也这么做。“欢迎在暑假后回到北京来。”

我们照例寒暄了一番，接着她告诉了我她哪里不舒服。我给她开了对症的药，并详细指导她该如何服用，给服侍她的女人也讲了一遍。

“我这个病啊，”她解释说，“是累着了。八月初八那天我必须进宫请安，站了一天，累都累死了。”

“您不能坐下歇歇吗？”

“在老佛爷面前可不敢。”她回答说。

“当然，我知道你们不能在太后面前坐下。但是就不能退下去，歇上一歇吗？”

“那天可不行。那天我们所有人都又忙又累。”她答道。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少福晋，也就是福晋的儿媳妇，过来用一种既正式又亲切的方式给福晋请安，然后把她的手伸给我，就像福晋刚才做的一样。她在屋里的时候一直是站着的，四个侧福晋也一直站着。她们的衣着都十分华丽，但是身份比福晋低，所以在她面前就只能站着。如果王爷的母亲来了，就比如上回我在的时候她就来了，那福晋也只能站着侍候她了。所有的满族家庭在这点上都非常讲究。

“我们进宫请安时有一件事，您准爱听。”她对我说。

接着她转向侍候她的一个女人说：“把那两双鞋拿过来。”

“这两双鞋，”她说，“跟我和我婆婆做的，进贡给太后的一样。八月初八那天宫里摆了筵席，皇族女眷都要应诏进宫，每人照老规矩要给太后进奉一双鞋。”

这两双鞋绣得十分精致，虽然没有我见过太后脚上穿的那些漂亮。太后有的鞋子上镶着珍珠，缀满了宝石。

“太后脚小，她自己为此颇为得意。但是，”福晋一边说道，一边翘起她套在美丽的浅蓝缎子拖鞋里的小脚。“她没有我的脚小。”

听着这位娇小柔弱的福晋讲着这样的话会觉得特别有人情味儿。当然，她和太后都是天足。

这之后过了几个月，一天下午，时间已经不早了，突然有人来请我去瞧病。

报信的仆人进门告诉我一个人想请我去看看他的妻子，他们住在哈达门外的南城。我的规矩一向是不论贫富，谁来请我看病都不拒绝。于是我让仆人叫了一辆车。

时值隆冬，夜里非常寒冷，病人家里却没有生火，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在炕上来回地蹒跚走路，身上仅仅穿了一件长袍。

“你们应该给孩子穿上裤子。”我说。“不然孩子会感冒的，你们又得来找我看病了。”

“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会给他穿上裤子的。”

“最好现在就穿上。”我说。

“是的，”他们接着说，“我们会给他穿上裤子的。”

在给那人妻子看完病的时候，我又催促他们给孩子穿上裤子。然后我裹紧了我温暖的斗篷，启程回家。但是我忘不了那个孩子。

“夜里这么冷。”车夫启程送我回家时，我对他这么说道。

“可不是嘛。”他回答道。“今天晚上城里有些人会不好过的。”

“我们刚才去的那家，”我接着说，因为那个孩子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家那个小孩子在床上玩儿，也不穿裤子。”

“是啊，”他说道。“他们为了付我车钱，让我拉您来给他家女人看病，就把孩子的裤子给当了。”

“付你钱！”我愤怒地说道，但是却为来请我看病的那家人的品格所打动。“付你钱！你马上赶车回去，把钱还给他们，告诉他们把裤子当回来，给孩子穿上！”

“如果我现在回去，城门就关了。我们就回不去了。”他说。

“我不管，”我坚持说。“回去，把钱还给他们。”

他嘟嘟囔囔着回去了，打了骡子几鞭，以最快速度赶回去，还了他们钱，然后又冲向城门。路面坑坑洼洼的，坐在没有弹簧的车上非常不舒服，但当我自己掏钱付了车费之后，我的家似乎更温暖了，我的床似乎也更柔软了。

我的朋友和病人中，没有谁比许氏姊妹更有意思了。她们天资聪颖，当我们熟悉了之后，有天我问她们说：

“你们怎么会看了这么多书呢？”

“您知道吧，我们的父亲是位状元。”

我问她们状元是什么意思。原来中国科举制度里，许多学生都会参加考试，得到学位的叫做秀才；过一两年全国又举行考试，秀才考上这个学位了就成了举人；举人再考试，考上的叫做进士，就可以做官了。他们要接着学习，并且可以进宫参加殿试，由皇上给他们出题，通过殿试的优异者进翰林院。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第一名的会得到状元的称号。

每隔三年，四亿中国人里只有一个人才能得到此称号。

“你们的父亲一定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我说道。

“家父治学一向勤谨。”她们谦虚地回答说。

“你们的父亲叫什么啊？”有一天我这么问道。

“您能给我支笔吗，我给您写下来。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说父亲的名字。”大女儿说着，拿起一支笔把名字下了下来。

“你们家中有姊妹几个，——是八个吧？”

“是的。你知道，五妹六岁的时候和李鸿章总督的六少爷订婚了。”

“我不知道。他们结婚了吗？”

“没有。李家公子在还没到结婚的年纪的时候就夭折了，当我妹妹听到他的死讯的时候，虽然她当时还是个孩子，就走到我母亲面前说，不能把她再许配给别人，她立志为这个孩子守节。”

“她去了李鸿章的家里吗？”

“没有，老总督很想让她去他家，还为她造了几间房子，要把她当亲儿媳看待。但是我父母婉拒了，因为孩子年纪太小了。”老总督非常喜爱她，每当说起她和他死去的公子，老总督就眼泪汪汪的。当老总督去世的时候，她想去参加葬礼，给他老人家磕几个头，李家上下都很想让她去，因为这样子也就算是一家人了。可是李家的大儿子不答应，虽然老总督夫人用头撞棺材，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不肯答应，怕她分财产。

“那你妹妹后来怎么样了呢？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她呢？”

“她隐居到一个小院子里，和侍候她的女仆生活在一起，从来不见我的父亲和兄弟们，也不让男仆人走近她。在她面前绝不许别人提起一个‘李’字。”

“那她平时都做什么呢？”我问。“她平时怎么过的？”

“读书写字，画画刺绣。李家少爷不让她来参加葬礼，她自尊心受了伤害，剪断了头发，还要寻死。她经常一个星期都不吃饭，好几次都想自杀。”

我问他们是否害怕她会最终自杀成功。

“是的，我们常常为此担心。但是，就算她自杀了又怎样？只能更加说明她的气节。”

过了几个月，这两位姊妹再次来访，说她们开始学习英语，希望我能帮助她们。

“你们的那个妹妹怎么样了？”我问道，因为这个年轻姑娘的悲惨命运常常使我心情沉重。

“夏初的时候，她斋戒的日子比以往都长了，但是每天都沐浴更衣，穿上她最漂亮的衣服。她有一阵子睡眠非常不好，有天，她命令仆人离开屋子，她不叫她们，她们不准过来。她们便一直呆在外面，直到一位嫁了人的姊姊和李鸿章大人的一位外甥女过来看她。我们到了屋里一看，发现门锁上了，我们敲门，但是没人答应。我们后来把窗户纸捅破了一个窟窿，看见她坐在炕上，头枕在垫子上，眼睛闭着。我们还以为她睡着了，但是把门撞开以后，才发现她已经和她的小丈夫一起去了，可怜她容貌还和活人一样。”

“你们确定她不是晕过去了吗？”

“她这个样子过了二十二个小时，还是没有脉搏和心跳，我们才给她入殓。”

我当时不在北京，无法帮她们确定她们的妹妹的生命是不是真的终止了，这真是令人悲伤。但是这些姑娘看上去对拥有一个德行如此崇高的妹妹感到十分自豪。李家和她们家的朋友们送来了无数的锦缎卷轴和题字，颂扬她的品德，而且皇上也将会给她建立一座功德牌坊。

还有一次，有位亲王来请我去他们府上。他们家的四格格——年龄才五岁，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得了白喉，然而我到了他们府上她母亲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想死我了”。这个孩子已经病了好几天，我立刻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我尽我所能来医治她，并在此期间将我的孩子与我隔离，避免传染。第一次使用抗毒素治疗之后，她似乎病情好转，喉咙也变清了，但是我很快发现病毒已经渗透到她整个身体系统，于是便日夜守在她身边。

我发现这个孩子是从一个同岁的丫鬟兼玩伴那里感染的此病。中国富裕家庭的习惯是给每个女儿都买一个小女孩，儿童时期做玩伴，姑娘时期做陪伴，出嫁的时候当贴身丫鬟带着。这些丫鬟所受的待遇通常非常好，四格格的这个丫鬟病了之后，王爷他们家人就总是来看她，给她带各种好吃的。于是我不得不给这家里八个年纪较小的成员都注射抗毒素，中国家庭在预防传染病的方面非常大意，事实上，他们对于要把患传染病的病人隔离开来的做法一无所知。

我在中国的女性朋友和病人中最有魅力的一位当属李鸿章的侄女，其兄李翰章（也是一位总督）之女。我为她治病已经十八年多了，和她的关系非常近。她经常来我家里看我，我认识这么多女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但是她是她们之中最有学养，举止最高雅的一位。这么说可能有些奇怪，但是她在不同的场合都显得娴静淑雅，风姿绰约，很少有人能与她相比。我踏进她的客厅时，感受到环绕着她的那优雅气氛是从来没有过的。

毫无疑问，中国人对外国医学十分宽容，但是有时候看看他们用祖传的那套方法治病，还是觉得挺好笑的。

一天，我丈夫带回家一张真人大小的生理学图表，上面布满了小黑点。我问他那些黑点是做什么用的，他答道：

“我也问卖我这幅图的那人这是什么，他说这些地方表示针灸疗法里针可以扎的不会弄死人的地方。”

一个中国人生病的时候，中医认为治愈的唯一方法是在他身上扎几根长长的针，从而将疼痛引出来，或者建立反刺激。如果病人因此死去，这就说明针扎错了地方。这幅图表是两三千年来，经过上百万次的实验得出的结果。有的病人死了，有的康复了。

有一名被送进医院的女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这名女子膝盖疼痛，便请了一位中医，为她施行针灸疗法。医生不幸错将针刺穿了滑囊，导致发炎，最后该关节完全丧失了功能。这类病例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成人和儿童中间都不少见。

一天，有人请我去看一位急需手术治疗的太太。这位太太有三个儿子，都是朝廷高官，如果他们的母亲死了，他们就必须引退官场，服丧三年。三年过后，那些从这些被迫辞职的手里接过官位的人可并不愿意将官位拱手奉还。于是他们便非常焦急地想让母亲的病好起来。他们请了各种中医，最后他们找到了我。

我向他们解释了需要进行的手术的性质，并向他们保证术后将会迅速康复，而如果不进行手术，她必死无疑。他们便同意了。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她接下来几天恢复得非常迅速，我认为她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有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全身是汗，因恐惧而抖个不停，不停地哭泣，十分沮丧。她的伤口恢复得很好，我不明白她有什么想不开的。我设法逗她开心，和她说说笑笑，又喂了她几样她想吃的食物，我走的时候，她心情变得很好。第二天我发现她又陷入了同样的神经质状态。

“你母亲有些地方不对劲，你们瞒着我。”我向她儿子说。

“在我们请你之前，”他说，“我们还请了一个大仙。他神鬼附体，说他到了阴曹地府，看见小鬼们在打造一口棺材，本月十五日的时候，我母亲就要进这口棺材。因为日子一天天近了，她就变得很害怕。”

我告诉这位太太，她的伤口正在痊愈，鼓励她在十五日之前都保持心情放松。在那里，我一整天都陪着她，那天之后，她立刻变得一天比一天有力气，病很快就好了。

还有一次，刑部尚书请我为他夫人看病。我检查之后，发现必须做手术。第二天，我发现病人发了高烧，神志不清，便问她丈夫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指导进行护理。

“我向您保证，我遵照了您的嘱咐。”他回答说。“但是发烧的原因在此：前一天晚上，下人们去吃晚饭，留她一个人单独呆了一小会儿。他们不在的时候，她住在这条街上不远地方的姐姐自杀了。当下人发现的时候，她冲进我内人的房间，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我内人便抖个不停，浑身发冷，接着就神志不清了。我怀疑是她姐姐的灵魂附在了那个下人的身上，然后又附上了我内人。”

尽管他这么说，我还是清洗并包扎了伤口，让她感到舒服。第二天早上，她看上去好些了，不发烧了，神志也清醒了。

“她晚上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丈夫。

“哦，非常的好。”他回答说。“我把鬼魂从她身上逐走了。”

“你怎么逐走的？”我问。

“昨天晚上你离开不久后，我便穿上了我的官服，到了我内人的房间，让那个鬼魂跟我去衙门走一趟。我说有些个不同寻常的案子要判。这时一阵奇怪的感觉袭来，我便知道鬼魂上身了。我跳进马车，直奔进我小姨子的家，来到停放尸体的地方，对着鬼魂说道，刑部有女人进来会紊乱纲纪。接着我厉声说道：‘你就该在这儿，从我身上出来，老实呆在这里。’然后我感到鬼魂离开了我的身体，我的手指变得僵直，感到一阵眩晕。到了刑部没多久，就有下人来报信说内人安静了，正睡觉。我晚上回家一看，她烧退了，人也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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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何德兰太太的笔记。

第十八章　一位太福晋的丧礼(1)

服丧有五等：为父母服；为祖父母，高、曾祖父母服；为兄弟姐妹服；为叔伯父母服；为远亲服。第一等里，丧服是用不缉边的麻布制成；二等里丧服是用缉边的麻布制成；三四五等里是一般服饰上饰以麻布。当三七一过，麻布衣破烂之后，服丧者可将麻布衣脱下，换上素色服装，如白色、灰色、黑色及蓝色。为父母服丧者，名义丧期是三年，而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不得穿丝质衣服；在服丧期间，官员必须辞去官职，从公众生活中隐退。

——戴厄·波尔《中国事物》

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张白纸，上面用汉字写着肃亲王太福晋的讣告，并邀请我去参加“起三”。我不明白“起三”真正的含义，但我知道受邀的客人会带去诸如水果、糕点或成篮的纸花、香烛、纸扎的金银元宝或者成卷的纸丝绸，都是供死者的亡灵享用的。这些纸做的礼物都会在第三天晚上火化，而死者的亡灵会享用水果和糕点的香味。

我觉得送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太合适，就定了一个漂亮的白色菊花花圈送了过去。虽然我很感谢他们邀请我，但我以为送请柬只是走个形式，他们也不会真的期待我会来。所以我就打发我的中国侍女把花圈送过去了，跟他们说，我不懂中国习俗，所以就不去了。过一会儿，侍女就回来了，说他们非常盼望我能去，我一定不能拒绝，因为他们很想让我看看中国的丧仪。肃王福晋专门派她的马车来接我，我依照中国礼俗让我的侍女坐在马车前面，然后向肃亲王府出发了。我们快到的时候，遇到了许多亲王的马车和轿子，都是赶来参加太福晋的葬礼的。大道旁的街道上满是车轿、家人和护卫，虽然人多但是秩序井然。那儿还有几十个士兵和特警，特警穿的是灰色的长衣和一件白色的短上衣，胸口有黑色的号码。这些灰白色的衣服是丧服色，是肃亲王给的。

我们一进门，就发现到处都是穿着白袍的仆人，各个神情肃穆，举止庄重，等待听候差遣。我的名字通报了之后，两个仆人从队里站了出来，他们从头到脚都披着白麻，一个伸出手臂搀着我穿过院子，好像我是小脚女人似的，另一个仆人走在前面带路。他领我们绕了路，穿过了数不清的院子和甬道，因为前院是用来接待男性吊客的，最终我们被领进了一间全都是白袍女仆人的房间，她们一齐深深地屈膝行礼。

在那里有大格格和三格格来迎接我们，她们都是已故太福晋的女儿。她们全身着白，头发按满族样式梳起。她们头上缠着一道又一道的白麻布条，而不是戴着珠宝首饰和鲜艳的花朵。由于这两位格格都已经出嫁，她们的白麻布就没有住在府上的儿媳和孙女儿那么粗糙。她们负责迎接客人，带客人去死者家属正跪在那里的房间里。

白色的门帘掀起时，我看见两排穿白袍的人跪在地上，我进去的时候，她们正在磕头，并发出一声低低的悲泣。我并不了解他们的风俗，于是我鞠了一躬，先和肃王福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再向女眷们致以悼念。我接着看着其他女客，发现她们都把右手举起来放在头边，向福晋、福晋的儿媳和大女儿请安，好像士兵敬礼似的。接着他们走到一面小桌子前面，桌子上摆着一套银质的祭器。祭器由一只酒壶，一只大碗，几个很小的，容量仅几汤匙的小杯子组成。她们拿起带托盘的小杯子，对着太福晋的带华盖的灵柩行礼。她们把小杯子高举至头，拜了三拜，每次都把酒倒掉，然后再满上。每次给杯子里斟酒的时候，死者家属都伏倒在地，发出低低的哀号声。这之后客人起身，来到我们所在的地方，仪式便结束了。

已故太福晋的三女儿似乎把我当成了特殊的朋友和客人，一定要我到把我们和男宾视线隔开的白色帷幔那里去。在那里我能看到王爷和官员们也在进行着同样的仪式。不过他们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他们从搭帐篷的大院里进来之后是由穿白袍的下人直接领到供桌前的，他们在那儿下跪，向亡灵致敬，这之后才进入肃亲王和太福晋的男性后代在那里跪拜的屋子。

通往祭奠大殿的门上挂着厚重的黄色帷幕，当门外的仆人高声通报一名吊客的到来的时候，帷幕就会拉开，随着客人进来，光芒涌入，死者家属开始哀号痛哭，直到离去。这些客人只待片刻，而留在那里的女性亲属都是近亲，要么全身披麻，要么部分服饰采用麻布。

这些女眷们跪着的那间屋子里到处都是白色，垫子上也全铺成白色，所有瓷器等摆设一律被拿走了。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席子，女眷们跪在席子上，肃王福晋例外——有一个深蓝色的小毡垫是专门为她准备的。肃王福晋跪在房间西北角上，正对着将她们与祭祀大殿隔开的帷幕。有几个关系极近的男性亲属会进到房间里向肃王福晋、她的儿媳和她的大女儿行满族大礼，但并不理会其他女眷。我注意到，他们一行完礼就立刻离开了，眼皮也不抬一下。

在男性亲属所在的房间里，肃亲王和他的儿子及死者其他家属都身着白色的皮毛衣服，站在祭奠大殿里和通往大殿的那条路上的仆人也都穿着白色的毛皮衣服，而不是像女眷那样穿麻布。

肃王福晋左边一溜跪着肃王的所有侧福晋。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一共有五位。肃王福晋身后跪着她的儿媳——未来的肃王福晋，肃王的女儿和孙女依次跪在她的左边。肃王福晋和侧福晋头上缠着麻布条，头发编成长辫垂在背后。我一向只见她们穿着有着刺绣的绫罗绸缎，头发盘成复杂的样式，上面插满鲜花和珠宝，脸上以标准的满族方式涂了脂粉、化了妆。现在她们全都穿着白袍，黄着脸，披散着头发，要认出她们是有点儿困难。

孙子媳妇和孙女的头发是梳着的，但她们长长的发簪不是金或玉的，而是银的。她们头上没扎红头绳，没戴珠宝花朵，而是缠了一道道宽有一英寸半的折起来的麻布。这么打扮很整洁显眼，以西方人的眼光看来，黑发和白布相映成趣，很漂亮，虽然中国人很可能并不这么认为。

我看了一会儿之后，对陪着我的那位格格说道：

“我不能再打扰你们了。你们让我看了这么多有趣的礼俗，真是太客气了。”

“可您现在还不能走，”她坚持说，“您得留在这儿看法师到来，在大街上烧纸房子、纸人、纸家具什么的。我想让您看到所有的习俗。今天是葬礼最热闹的一天。”

我坚决表示现在不能打扰她们。

“哪儿啊。”她说，“您可别这么说。没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您一定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我还是坚持要走，于是她说如果我现在走了她们会觉得我不喜欢她们，她一再坚持，我便同意留下来了，但是请她们把我的侍女送回家照顾孩子。她们立刻照办了。

在等男客到来的间隙之中，两位格格带我来到外面一个搭着天棚的大院里看陈设布置，又将我领进祭奠大殿。这些仪式都在太福晋生前居住的房屋和院子里进行。过去她要感谢我治好了她的子女和孙子女的病的时候，常常在那里接待我。

我们经过大门时，我注意到这院子顶上盖了席棚，形成一个一百五十英尺见方的大厅。光线透过席棚上方的方形玻璃照射进来，里面装饰着华美的织锦或是缎子的挽联，颜色是素净的蓝、灰或白色，上面写着些赞颂太福晋及其家人之德的文字。这都是朋友们送的，他们已经到过这里来了，接下来几天或几周内还要一直来。

进入北门是一条横跨整个院子的长廊，用专门的帷幔分隔成了几间，里面陈设的许多精美的锦旗和摆设使它显得格外耀眼。法师到来以后，就在这里诵经，日日夜夜不停歇，直到丧礼仪式结束。

长廊内的棺柩正前方有张桌子，后来我看见法师们将一个银盂放了上去。领头的法师将这个银盂托在手里，而其他人对这个银盂毕恭毕敬。

从大门口到祭奠大殿，院子里的这段路被垫得与房门和大门的门槛一样高，高约五英尺，宽四十英尺，铺着与房间里一样的席子。屋檐下的游廊上是一摞摞钱、香、糕点和水果，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新颖的奇观。它们高约十或十二英尺，非常漂亮，不仔细看不会看出是用糕点和水果垒成的。我实在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把这些像这样一层层叠上去而被碰时不会倒塌，真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奥妙。

一进祭奠大殿的大门，只见一口巨大的棺柩，披着金布，高于一切之上，而前面就是一摞摞这种作为供品的糕点。这附近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点着方形的白色大蜡烛，直径五英寸，四面装饰着神仙画像。这张桌上还有盛着各种各样美味食品的盘子，同糕点水果一起供死者享用。在这张桌子前面也有一张高约一英尺的小桌子，上面摆放着祭祀用的酒壶，客人们在这张桌前跪拜。我进来的时候，男客们在左边跪着，女客们跪在右边，他们中间有一道白色的帘子，将他们隔开。

看了外间屋子的各种风俗之后，我被带进餐厅，在那里和少福晋和她的两位姑姑（也就是太福晋的女儿）一同坐下。她们非常和蔼有礼，竭力使我摆脱拘束。伺候我们的是穿白袍的太监，他们和福晋说话的时候都是跪着的。太监的数目非常多。

“你们一般用多少仆人？”我问大格格。

“大概有四百吧。”她答道。

我想了一下在四十八小时内给四百名仆人穿上崭新的白麻布孝服，和布置我看到的这一切事物。就连平时点红点子的馒头现在也得点上黑点子！

我们快吃完晚饭的时候，听到法师的喇叭声，便去看他们的到来。肃亲王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员出门迎接他们，而我们女士留在里面。他们先去长廊，接着大法师去了祭奠大殿，在灵柩前匍匐拜了九次，但是却没有敬祭酒。他每拜三次的时候就站起身来，双手合十举至眉心。接着他们开始奏起怪异的音乐。他们所站的位置是大门至房屋之间那道垫起的高台两侧，这样就留出一条通道让客人们从他们之间走过去。

肃王福晋告诉我他们待会儿会排成一队去大街上游行。我便先走一步，以便抢在他们前头观察队伍的到达和焚烧祭给亡灵的礼物。

当我到了大街上的时候，我在那里看到有辆纸车和几匹纸马，是准备用来载着亡灵上西天用的。还有一顶轿子，供她到达后使用，还有无数的仆人、纸钱、丝绸，以及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房子，供她死后居住，这些东西全都是用纸扎的。我没等多久，队伍就来了，领头的是打着鼓吹着唢呐的法师，后面跟着死者家属和朋友。当他们到达焚烧祭品的地点时，死者家属就面对着纸家具，匍匐在铺着白色毯子的地上。乐器奏出凄厉的声响，雇来的哭丧者高声哀号，法师们念动经文，呼吁众鬼魂在死者灵魂西去的路上协助她。

在此期间，那堆纸糊的祭品被点着了，顷刻之间，一团大火冲向天空，方圆几英里都能看见。还不到说句话的工夫，那些祭品就被烧成了一堆灰。哀悼者离去了，只有些在街上玩耍的小孩儿，用长棍子拨动着灰烬玩儿。

死后三天内，亡灵应该访问不同的庙宇，就好像去一个个衙门那里接受审判一样，并带回评定生前作为的功德卡或过失卡。到了第三天，它过来向家人告别，然后迈上漫漫旅途，那些纸家具都是预先烧好备用的。

他们连念四十九天经，和尚念三天，喇嘛念三天，接着道士又念三天，然后又开始是和尚念。一切别的事和我描述的差不多。家人，仆人，每一个人都在哀悼，所有别的事都得给哀悼仪式让路。哀悼啊哀悼，他们其实应该高兴才对，因为可怜的老福晋瘫痪多年，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倒是件好事。

这些天来福晋经常派她的车来接我。有次我穿过院子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准备烧给死者的东西，都是用纸扎的，但有些东西是如此逼真，都无法把它们和真的分开。尤其太福晋屋里的纸家具和纸花。有带奇特纹理的大理石座的乌木椅子，有橱柜和其他她用得着的家具。我注意到其中还有一副牌和一套骰子，都是老福晋生前非常喜爱的东西，还有一张椅子，和过去太监抬着瘫痪的老福晋在院子里四处逛的一样。我问旁边的少福晋说：

“你是不是也不信你奶奶死后真的会用着这些东西吧？”

“也许是用不着”，她回答说，“但她很喜欢牌和骰子，椅子也是少不了的，不管用得着用不着，我们把她喜欢的东西全部烧给她，我们也心安了，也稍稍好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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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何德兰太太的笔记。

第十九章　中国的王公大臣

在中国，在衡量领导和控制舆论方面，从农舍中的农民到庙堂之上的官员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对文人——即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必须给予充分重视。中国的文人数目庞大，随着科举考试每年递增。他们在社会阶层中占据首要位置。中国的文官全部来自这一群体。他们组成了一个复杂而制衡机制完备的行政系统的基础。这一系统假如加以调整，适应并引入现代生活，就会轻易地博得全世界的艳羡。

——切斯特·霍尔科姆《中国的真正问题》

一天，北京某位亲王府上的太监总管在我书房里坐的时候问道，“快到新年了。贵国也庆祝新年吗？”

“是的，”我答道，“但是和中国的庆祝方式不太一样。”

“你们放爆竹吗？”

“嗯，放。在这点上我们一样。”

“你们在年终算账，还债或者讨债吗？”

“恐怕不。我们新年的庆祝仪式不包括这个。”

“我们王爷今年元旦要讨两房小。”他主动说道。

“哦，是吗。他不是已经有三位侧福晋了吗。”

“是的，但他可以娶五个。”

“我想，一个男人娶这么多妻子，家里是不是也会出麻烦的。”我试探着说道。

他一面用中国人说“别提了”的方式摇摇手，一面说道：

“这事儿说起来就麻烦了。当然，要是这一房看见老爷和另一房说话，就吃醋。”这也许透露了中国上等社会的家庭烦恼。然而，有一点要记住的是，满族亲王除非有五个妾，而且每个妾都生有儿子，不然他就得不到全部俸禄。

庆亲王奕劻像

新朝廷的主要掌权人物包括：庆亲王，肃亲王和溥伦。庆亲王自从恭亲王失势后就是满族势力的领导者，几乎担任所有慈禧太后有权给予的官位，“虽然皇帝并不喜欢他”。他在1884年任总理衙门大臣，自那以后直到目前，从未受到贬黜或失宠。他个子矮小，毫不具备李鸿章、张之洞、恭亲王那几位伟大人物的风度，但是为人却十分世故，使他成为慈禧身边最有用的官员之一。1900年义和拳民围困北京城时，外国公使馆正是因为他才得以保全。

肃亲王像

肃亲王是八大铁帽子亲王中唯一一个因职务关系而与外国人关系密切的。在拳民之乱时，他把他的亲王府让给了当地基督徒使用，在暴乱结束之时他被任命为崇文门税关总监。担任过这一职位的人上缴税款的比例从来没有像他那样高。他的举动招来了别的官员的忌恨，他们商量道：“要是让肃亲王再呆在这个位子上，其他人就别想再捞到点什么了。”于是，他们就找他的茬子，果真也找到了。因为在保守派看来，他的种种举动——坐西式马车，住西式小洋楼，用西洋家具，请英国人教阿哥英语，还设立女子学校，让家中女孩子去上学——就是罪状。于是他失去了官位，不过由于新的摄政王醇亲王拥护改革，肃亲王便担任了海军大臣一职，而庆亲王只是海军衙门的一名会办。

与新政权有关的王公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他生于河南省，就是那个黄河南部年年受黄河泛滥成灾之苦的省份。袁世凯少年时期，敏而好学，遍读中国典籍和各种翻译过来的外国书籍，但并没有学过外语，也没出过国。

这里就体现出了他的伟大之处——他既不通外语，也不谙外国法律、文学、政府管理或文明发展，却能在帝国至关重要的职位上盘踞，驾驶着国家这艘航船在一边是保守主义，一边是激进改革的两侧险滩上笔直地航行，直到它抵达一个安全的港湾。

他一直是李鸿章的徒弟，也许是从李鸿章那里，他学会了管理国家之道。而且他平步青云，升迁之快令其他官员无法与之同日而语，最初多多少少也是受惠于李鸿章的提携。

他从朝鲜回来的时候，成为道员，然后又受命统率直隶省的军队。在德国官员的协助之下，他成功地使用欧洲方法训练了一支12500人的军队。

差不多与其同时，皇帝推行了一场史上最为惊人的改革计划，在数月的短期时间内改变四亿民众四千年来固守的旧习。

如何让四亿连钉子都不会造的民众去修一条铁路？

如何让连犁地也不敢犁深，怕搅扰当地神明的民众去开矿，采集金银煤铁？

如何让四千年来没有发展出像样中学的民众，在各省省会开设大学？

与这三个问题同样棘手的问题有二十来个，皇上就在双倍于这个数字的天数里着手解决。为了解决这些个问题，冲动的激进青年学者们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这些人后来没有一个成为政治家。他们许多人都是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但在改革中丧失了理智，忘记了掌握他们他们政府的保守势力和四千年来的那些保守派们并无差别。

前面已经说过，这些改革者将康有为引见给皇上当私人顾问，而康有为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个人可能遇到的最大机会：成为这场改革的领导人。他被称为“康圣人”，但他的盛名却甚为短暂，因为他并不具备任何政治才能，竟至于听任年轻的皇帝在短短二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连发二十七道诏书，解决二十七个类似于上面说过的棘手问题。而就是这位头脑冲动、不具备政治家才能的年轻“圣人”指责袁世凯为投机分子、叛徒，就是因为袁世凯没有上他的圈套。

皇上在罢免了某部两位守旧的侍郎，两个省的巡抚，以及其他五六个一无是处的守旧派领导后，他们便密谋推翻他，唤起太后的政治野心，废黜皇上，重掌大权。他们说皇帝只不过是太后的养子，是太后将他扶立为皇帝，自然也要对他犯下的过错负责。他们奉承她说，她三十多年来垂帘听政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政治才能。她贪婪地听取着这些溢美之词，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个时候，皇帝和他的康圣人闲着了吗？当然没有。他们想好了一个对策，决定用武力达成用政治手腕和道德劝化达不到的事。于是他们命令统率帝国最尖锐部队12500名精兵的袁世凯火速抵京，将太后软禁于颐和园，以免她干预国事，并在改革施行过程中对皇帝进行保护。皇帝知道，没有对军队的指挥权什么事都办不成。军队大部分是现任摄政王的岳父，慈禧太后的亲密朋友，大守旧派荣禄控制。

袁世凯统领着一个12500人的军队，但是如果没有通知顶头上司荣禄，即使他有皇帝的谕旨，也不敢贸然将它带出，否则即意味着他脑袋搬家。所以袁世凯首要该做的事是带着谕旨去见荣禄。袁世凯是个改革派，但他并不同意皇上的作为。荣禄火速赶到庆亲王那里，然后他们俩一齐赶去颐和园面见太后，将整个事件告知于她。太后急忙回到京城，当面激烈地斥责了皇上，褫夺了他的国玺，将他软禁在紫禁城。康有为这位“圣人”逃走了，但慈禧太后抓到了他的弟弟和另外五个年轻的爱国改革家，下令将他们在北京的法场斩首示众。

慈禧太后自然极为赏识袁世凯这种“明智，有政治家风范”的做法，使她免于监禁，重掌朝政。于是她封他为工部侍郎。阿瑟·H．史密斯说道，袁世凯和上一任侍郎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如果他可以放开手脚去做的话，整个义和团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剿除干净。但他被宫廷里来的‘密诏’所掣肘，除了发布一些辞藻华丽的公告，和斥责属下办事不力之外，也不能有什么别的作为了。”

当袁世凯成为山东巡抚时，几位拳民领袖前去拜访他，以为他和上任巡抚一样，是拳民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告诉袁世凯，他们神通广大，刀枪不入。袁世凯非常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叙述，并邀请他们几天后来府上晚宴。在晚宴的时候，袁世凯把话头转向了拳民运动领袖，让他们再次谈起他们的刀枪不入之神功，并让他们向诸位官员展示一番。这些拳民领袖天花乱坠地吹嘘了一番之后，不能不这么做。然后袁世凯将他们排成一行，招来几个他最好的射手，顺势将这场秀作了下去。慈禧太后的那次亲王会议因为相信拳民的神力，而讨论加入他们的可能性。不用说，倘若袁世凯当时也在场，她或许就不会受到1900年的那场屈辱了。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袁世凯对待慈禧太后的那些密旨并不比皇上的命令更在乎。他唯一的职责就是治理，保护好他那个省的百姓，多亏他强硬的个性和聪明的政治手腕，在1900年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和别的地方相比，他管理的省遭受的苦难要少得多。

张之洞像 | 刘坤一像

现在我们来说另一个可以说明袁世凯和另外两名大总督——大学士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性格的一则故事。众所周知，拳民叛乱其间，他们把外国人全部赶出中国的承诺深深打动了慈禧太后，竟使她颁布了一些不明智的诏书，要求各省对外国人进行大屠杀。袁世凯和他的两位同事私底下规定，只要外国军舰远离各自辖下省内的港湾，他们就会保护外国人的安全，不管慈禧下达什么屠杀令。

所以，当朝廷颁发屠杀外国人的密诏时，为了拖时间，他们假装不相信朝廷会下达如此命令，密诏是义和团的伪造。然后他们便派遣信使赶到京城，从慈禧太后那里亲自得到诏书，然后再带回来。信使又接到他们的秘密嘱咐，如果密诏的内容真的与几位督抚的意愿相反，那么信使就尽量在路上拖延，直到省内拳民之乱平息他们才回来。就是三位汉族总督和一位满族总督的这一类做法使中国在1900年幸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慈禧太后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对他们加以赏赐。

1900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而朝廷被迫逃往西安。就在朝廷流亡西安其间发生了一件事，充分说明了慈禧太后和中国社会风俗的弹性。袁世凯母亲去世，在这种情况下，风俗习惯和孝道都要求袁世凯辞去一切官职，为母守孝三年。袁世凯于是向太后递交了辞呈，“泣血以闻”。

国家正处在危难关头，如果一位要员辞职守孝三年，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承担的。虽然袁世凯仕途伊始，前程似锦，他要放弃也非常可惜，但却必须要放弃。于是，让他惊讶的是，慈禧太后颁布了一条谕旨安慰他，称赞他母亲生出了这么一位聪明杰出的儿子，不过又说不能接受他的辞职，因为这个时候他对国家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但她会派人代他守制，这个再加上他母亲知道自己儿子对朝廷和国家的安危有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足以安慰袁母的在天之灵。袁世凯不得不留在他一省巡抚的位置上，守制一天也不能。在慈禧太后这样的大师手里，经久不变的东方法律和习俗就是这样富有弹性。

人们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对袁世凯在无意中使她得以重登宝座的这件事有多满意，皇帝就对自己因此被废黜的根源而对之有多么愤恨。不过这也并非单单针对袁世凯一个人，对现今摄政王的岳父甚至庆亲王也是一样。从1898年直到他死，整整十年间，光绪皇帝在被囚禁其间都对造成他失势的人心中满怀仇恨。

直到1900年的拳民之乱结束，袁世凯因为巧妙地无视了太后的诏令，从而保护了山东省内外国人的安全，保持了安宁，于是他开始接连不断地得到荣誉。下面要说到的，也并非没有其道理。

1901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受太子少保衔。1902年，他得到黄马褂，被任命为接受关内外铁路督办以及参预政务大臣。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对管理一个市和管理一个省乃至一国都一样上心。尽管他从未接受过外国教育，却开始在自己的省份之内建立起一套公共学校系统，这在全中国都属独一无二。我们要记住，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头上还一直高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不过我们稍后再对此作解释，因为这是这场戏的最后一幕了。

袁世凯到天津任总督时，在那里找到了天津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博士。天津大学堂是李鸿章在十几年前创建的，课程设立优良，造就了大批优秀的年轻毕业生。这些人本应有比在天津和其他各个城市的商业事务所当翻译更好的前程。于是他将丁家立博士叫来，特意询问整个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

“本省有什么是推行这一系统的阻力？”袁世凯问道。

“没有”，丁家立博士答道，“只是要那样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条件。”

“什么条件？”袁世凯问道。

“条件是在每个主要的市镇开办一所学校，在里面安排受过良好教育，精明能干的教师。支付给他们的薪水要同他们进入企业所能得到的不相上下。”

“敢问您愿不愿意承担创建这一套制度的重任？”他又问。

“有个条件。”丁家立博士回答说。

“什么条件呢？”

“您要答应我，我认为在哪里办学校合适就在哪里办。我自己挑选教师，自己订立薪水标准，完事后把账单送给阁下您，您必须毫无疑问地付清。”

袁世凯和丁家立相交多年，对他的能力和忠诚都一向绝对信任，所以减轻了他在天津和保定府大学堂的事务，委托他建立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公共学校系统。单凭这一点，即使他从未做过任何其他事，即使他“现患足疾”，一位明智的摄政王就没有罢免他的理由。不过摄政王这么做也许有他情有可原的地方，这我们以后会谈到。

拳民之乱有一个方面任何书报杂志都没有好好报道过。我们都知道欧洲各国政府的公使和他们的妻儿，以及海关官员、传教士、商人和当时正在北京的游客，再加上中国的基督教徒，都一起被困在了英国使馆和肃王府里面；我们都知道他们如何修筑防御工事；我们都知道他们连着六星期遭到拳民领袖和董福祥带领的保守派队伍的日夜攻击；但我们不知道、或至少对此谈论得不够的，是庆亲王等人所领导下的自由进步派为了挫败慈禧太后与拳民领袖、保守派和他们的军队，保护这批显赫的囚徒，策划了一出极为有趣的密谋。该密谋是这样的：

当庆亲王和他在北京的进步派同仁发现已无法用表决来压倒附和拳民的王公时，他们不敢公然反对，便私底下决定一定不可以让列强的代表遭到屠杀，要不中国的厄运就难以挽回了。当他们知道袁世凯和其他的大总督已决定冒着抗旨不遵的风险以抗拒拳民时，为了保护使馆和保存这个国家，便决定也这么干。他们给处在围困中的人秘密运送食品，而这些人却不敢食用，担心其中投了毒。还有，庆王他们在北京以卫队的形式保持着自己的军队，万一使馆有被攻克的危险时就用作最后的手段。事实上，庆亲王和他的同事的军队同拳民领袖和董福祥的军队之间常有激战。一旦拳民获胜，袁世凯、庆亲王和他们的同事势必头颅难保，而现在既以拳民失败告终，当然这些拳民也就难逃法场一刀了。

袁世凯处于两股火力的夹击之中。他违背了皇上的旨意，未来北京，因而导致了他的失势，招致了他的怨恨；又违抗了慈禧太后的旨意，未将他那个省内的外国人处死。如果拳民得胜，他肯定会为此掉脑袋。但拳民没有得胜，而因为他的抗旨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只要慈禧太后还掌权，袁世凯就是安全的。

可是算账的一天迟早会来的。慈禧太后已经年迈，皇上春秋正盛，按照各种可能性来说，她总会先死，而袁世凯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她活得比发誓要向所有导致自己被监禁的人复仇的皇上长久。

我在北京有个朋友，他也是一位大官的朋友。这位大官在过去十几年来每天都去宫里，知晓这段时期里这一与世隔绝的巢穴中策划的所有阴谋，却没有牵扯到任何一桩里去。他高踞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职位，从未遭到过贬黜。有一天，他在宫里时，皇上向他吐露了心声，以为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绝不会传到敌人的耳朵里。

“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受的是什么苦。”皇上说。

“是吗？”这位高官只是这么回答了一句。

“是的，”皇上接着说，“我不能和外面来的任何人说话。我没了权力，没了伙伴，连这些太监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宫里最低贱的奴才也比我活得自在。”接着，他压低了声音说，“但是算账的一天迟早会到来的。慈禧太后不能一直活着，如果我重新坐上龙椅，我保证，那些让我遭罪的人也要遭我受的这份罪。”

皇上的这些话传到袁世凯耳朵里并非没有可能。在中国总是隔墙有耳。一切东西都会听，一切东西都会揭露秘密。如果这样，皇帝一生的最后一幕，袁世凯一生的倒数第二幕，就这样揭开了。

问题是如何操纵自然法则，让皇帝死在慈禧太后前面，同时又不能让外人看出来有操纵的痕迹。他一定得是自然死亡，死得让人不起疑心。他不能在慈禧太后死的第二天接着死，不然会招来物议。死亡的导火索燃起来要比我们想象中长久得多——有一位英国国王曾说道，“先生们，恐怕我死的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它又比计划中燃烧得快。北京紫禁城里有两根导火索在同时燃烧。慈禧太后中了风，她的死无疑是出于自然原因。但袁世凯的敌人告诉世人说，皇帝有位中医，袁世凯花了三万三千美元收买了他。他们说慈禧太后实际上是比光绪皇帝先死，虽然皇帝的死讯是先公布的，太后的死讯则第二天才公布。

我们能从中推测出什么？皇帝是被毒死的？就算是这样吧。日本人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是谁这么干的呢？肯定不是一个人。人们可以为他请个中国医生，但袁世凯的医生是皇上最不可能接受的。你我生病之后会允许让我们吃尽苦头的人为我们选择医生吗？即使他的医生真是袁世凯请来的，但他的死是慢性中毒的结果，袁世凯还能让庆亲王、摄政王（他是已故皇上的弟弟）、宫内嫔妃和那数千名太监全都在他慢慢地毒死皇上之前对慈禧太后的死保持沉默？不！如果皇上真是被毒死的——世人也都相信是这样——那么涉及此事的绝不会仅仅是袁世凯一个人，要不回到老家的他也不会只是“患足疾”，早该是一具无头尸体了。

那么这件事怎么解释呢？也许是这样：整个宫廷和官场都觉得让皇上重登宝座不安全，与其乱了整个体制，还不如死一个人。他们甚至拒绝允许外国医生去看他，说他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又喜欢让中国人看病了。所有这些都表明，那绝不是任何一个人就能实行的阴谋。

那为什么袁世凯会成为宫廷和大臣们的替罪羊，在全世界面前被称作杀人犯呢？这可能又是一个阴谋。激进的改革派，那些康有为的追随者，他们在皇上和太后死后将此事大做文章，宣扬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他们说袁世凯背叛了改革事业，他不仅在1898年卖主求荣，而且现在害死了皇上。

为了安抚这些敌人，摄政王也许觉得暂且将袁世凯罢免一段时期是最好的办法。他说明所以要这么做的鸡毛蒜皮的理由也支持这种看法——“现患足疾”，而后面又加上“以示体恤之至意”——一句也许是严厉，也许是毫无意义的句子。等到暴风雨过后、天气再次晴朗时，袁世凯有可能也会像以前李鸿章和其他人那样又被推到第一线。这个结局，我想是再好不过了。

第二十章　帝王之都——北京城

眼下首都北京的处境耐人寻味，因为当前各种各样活动着的中国的友好或敌对势力，全部是起自北京或者汇聚于北京。那里作为臣民的父和神的不幸而软弱的皇帝的旁边，确切地说是在上面，在龙椅上坐着的，是那位精明、警醒的女人，她的话就是律法，对皇帝、对大臣、对农民都是一样。那里集中了政府各部的长官，满洲贵族的首领，主要政党的代表人，诏令和新宪法的起草人以及精通如何与欧洲对手玩国际游戏的聪明伶俐的外交官。

——R．F．约翰斯顿《从北京到曼德勒》

北京城的前身是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公元前5世纪，这里曾是一座小国的首都，不久后即被万里长城的建造者所摧毁。然而，很快它便重建起来，并一直屹立至今，随着历史风云变幻，交替承担着都城、省会与朝廷所在地的命运。

即便算不上世界上最宏伟，保存最完好的带城墙的都城，这里也是帝国之最了。元故城周长16公里，有城墙包围，城墙底部最厚处达60英尺，顶部厚达55英尺，高40英尺，外有60英尺高的护墙，建有美观的雉堞与枪眼，保存状况良好。街道有60英尺宽——有时候会更宽——全部碎石铺就，有电灯照明。主要交通方式为黄包车，旅馆附近的各个马厩也提供马车租赁服务，可以周租、日租或按小时租。旅馆装修良好，为其他各个东方城市的来客提供了便利的居留之所。

元故城的中心是皇城，周长8公里，有城墙围绕，墙厚6英尺，高15英尺，四角有四座城门，皇城的中心是紫禁城，所占面积不到半平方英里，这便是朝廷的所在。

每月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同的庙里会举办不同的庙会，日期如此安排，以至于每隔一天就有一场庙会。人们以为古代中国都城里的妇女从不抛头露面，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你随时都会在大街上看到妇女们，逢上庙会，若是天气好，庙里和附近的街上便挤满了妇女与年轻姑娘，打扮得花红柳绿，头上花枝招展，还有穿得漂漂亮亮的小男孩小女孩随行。他们在这里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玩具、古玩、日常用品，从陀螺到扫帚，从一块块玉到其他宝石，从整块石英石镂空雕成的鼻烟壶到苇草编成的菜篮子和簸箕。

晚清老百姓图

北京作为朝廷重地，又是许多高官云集之地，容纳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和最伟大的非基督教国家最好的产品。中国在瓷器的制造方面轻松领先世界，最好的瓷器一向是进贡到宫中，用作御用，所以历代以来到康熙年间至慈禧时期出产的最好瓷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中国的青铜，黄铜焚香炉和雕塑，木质和象牙的雕刻品，漂亮的刺绣工艺品和精美的挂毯，六百至八百年前的大师的绘画作品。这里有最美的东方地毯，保存完好，带着时光才能赋予的色泽，制作的年代早在华盛顿的时代之前。

没有哪个地方比皇城对精美的绣品、官服，和那些中国人擅长的用针线与丝绸做成的织绣精品的需求更甚。城中居民多为大官及其家属，他们扔掉的旧衣服，虽然有了使用的痕迹，但却没有污点或瑕疵，会被商人拿来倒卖。精美的皮毛——海豹皮，水獭皮，松鼠皮，貂皮，鼬皮——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满洲国和其他地方，价格不到美国的一半。中国贵妇和宫廷都喜爱珍珠胜过钻石。各种集市上的珍珠琳琅满目，从游客购买的方式来看，也应该比其他地方价廉物美。

中国不喜欢钻石。有一次，有人要卖给我一枚漂亮的戒指，这个戒指由一大颗蓝宝石和四周二十颗钻石镶嵌而成。我试着压价的时候，这个商人说：“不行，与其这个价卖了，还不如把戒指拆了把钻石卖给补瓷器活的呢。那样肯定卖的钱多一些，我是不想糟蹋了这枚好戒指。”

慈禧太后在晚年的时候，还有一些较为开明的人士都装作或者真的是喜欢上了钻石饰品，尤其是钻石戒指。虽然其他有色宝石，抛光了但未切割的那种更受中国人的欢迎。绿松石，翡翠，红蓝宝石和其他有色宝石装点着京师的集市，而钻石在不久之前只是补碗匠的工具。

还有一种方法能把一些古老的手工艺品弄到北京。一家总部设在客栈里的商行，名叫鑫隆店，向全国各地派出代理人，收购古董，不管是瓷器、画、刺绣、陶器，还是一片古瓦、一方砚台，然后再当众拍卖给古董商。每天中午举行拍卖。我第一次去是和来自爱荷华，很想买到几件独特瓷器的朋友一起去的。拍卖商并不“叫卖”，买卖双方全都不发一言，没人知道别人出价多少。物品被从一扇高窗里传递出来，这时来参加拍卖的人可以看上一眼，每个想要那个东西的人都争着第一个与拍卖者藏在长袖中的手对上，通过捏对方的手指，可以知道对方出多少钱。这是我唯一一次见识过的“袖管对话”，只要一个人出的价有利可图，那么东西就卖给他了。虽然说让买主彼此竞价的话拍卖商得到的会多很多。

慈禧乘船游玩

北京最迷人的景点之一是皇帝祭祀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中建筑最漂亮，设计最宏伟，规模最恢宏的就是天坛了。

设想一下，六百四十英亩值钱的城市地段被用作建造一座寺庙。相比之下，我们的教堂被挤在城市几乎不到六百四十平方英尺的小块地里，处于价高一百倍的大商业楼的阴影之下。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座寺庙的布局有多么的宏大。寺庙的空地里很大一部分栽种了许多柏树，许多树都有五百多岁了。另一部分是用来放牧黑牛的，用来燔祭的牺牲即从这群牛中选择。这里的地皮并不像我们的公园和教堂那样保养得很好，但如此气度恢弘的庙宇不愧为这个伟大民族的构想。

在这所寺庙里的祭祀是帝国宗教仪式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一神崇拜的极为有趣的遗留物。祭祀仪式极为繁复，进行起来一丝不苟。主要的一次祭祀是在冬至日那天举行。12月21日那天，皇帝会乘着三十二人抬着的黄缎大轿来到这里。一队乐师走在前面，一大群王公大臣骑着马，浩浩荡荡地跟在后面。皇帝首先去宗庙里三跪九叩，向上天和先祖进香。接着，皇帝来到大祭坛检查贡品，这之后他来到斋宫，在斋戒和祈祷中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5点45分，他起来穿上祭服，走向露天祭坛，跪下进香，向上天祈祷，然后再给牌位放置在祭坛东北和西北角的祖先上香。

这庙中有两个祭坛，一个是露天的，另一个在室内，相隔四分之一公里。露天的那个祭坛代表了人类思想中一个极为宏大的宗教概念。它是汉白玉筑成的三重圆平台，底层宽210英尺，中间一层宽150英尺，最上面一层宽90英尺。每一层四面均有九级台阶。最上一层的中央有块圆石，团团围绕着它的，第一圈是九根石柱，第二圈是18根石柱，第三圈是27根石柱，直至第九圈也就是最后一圈的81根石柱。皇上跪在圆石上，先是被层层石柱所包围，然后是被一圈圈平台所包围，最后是被地平线所包围。于是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就像是处在宇宙的中心了，他唯一的墙，就是天空，唯一的屋顶，就是璀璨的苍穹。

这座寺庙里没有任何偶像，唯一的祭品是一头公牛，各种谷物，以及以前象征着皇权的一块长约一英尺的玉柱。献给上天的布是12匹，献给每位先皇的则只有一匹，然后向日月各献一匹。牛犊必须两岁，是那群牛中最好的一头，身上没有疵点。以前是皇帝亲手宰牛，现在则是由专门负责的官员代劳了。

而那个室内的祭坛，我认为是中国最美的建筑。它没有刚才说的那个露天祭坛那么大，但覆盖它的是一幢带三重圆顶的高大的庙，九十九英尺高，顶上是蓝色琉璃瓦。屋檐的瓦当上用罩着金属丝网防鸟，颜色鲜艳夺目。室内中央，在祭坛前面，与之贴的很近的是一块圆石，跟在露天祭坛当中一样。天花板上满是高高凸起的鎏金的龙，全由巨大的柱子支撑着。1890年就是这幢建筑被雷电击中了，不过以后十年间又经过了重建。1900年的占领期间，英国人用它作了兵营，它受到了古董搜罗者的损害，不过不是特别严重。这一时期死亡的锡克教士兵被放在附属于露天祭坛的锅炉中焚化。

三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农业民族，这一特征体现在天坛对面占地不下于三百二十英亩的先农坛中。它有四个大祭坛和附属建筑，用来祭祀天、地、太岁和先农神农。它1900年被美国士兵用作军营，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一次，几个士兵推倒了一口缸，此事被报告给指挥官之后，他把全连士兵都叫了出来，将这口缸重新安好，然后告诉他们不要损害庙里的任何财产。

天坛里有几块大块的田地，其中一块是给皇上耕种，另一块标着“京兆尹”，还有另一块标着“州县”，在这些地上播撒五谷。看着这些皇家庙宇，我不能不对如此气度恢宏和伟大的民族感到折服。但我也同时感到，这些庙宇和启发与支持这些庙宇的东方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它们的目的本应该是教育人民，促进人民发展，但现在很难说它们完成了这一使命。尤其是考虑这个民族在科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不足。今天的科学完全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

此外还有三座皇家庙宇与前面说起过的那些规模一样大，即城东的日坛，城西的月坛，城北的地坛。不过不得不承认，这些庙宇里的祭祀已经渐渐式微了。元故城里又有两座别的庙，就是喇嘛庙与文庙。喇嘛庙里有座七十五英尺高的如来佛塑像，每天有1300至1500名和尚在如来佛像的神龛前礼拜。如来的塑像由涂在一个骨架上的灰泥制成，并不像有些人甚至连导游都告诉我们的那样，是木头做的。走上几层楼梯之后，来到一个与佛像的头部处于一个高度的位置，那里在皇上来的时候点着灯。这幢建筑的东侧是一个转法轮，高达几层楼，皇上来的时候它就会不停转动。

东面的建筑里有一些有趣虽然有点令人恶心的塑像，例如那些描述创世的塑像。但是近年来这些塑像上披上了装饰布，看起来稍微雅观了一些。

喇嘛庙的气度十分恢宏。进口处有两个黄色琉璃瓦的牌坊，石板地铺就的宽阔庭院一直延伸到正门，庭院两旁是喇嘛或者蒙古和尚的居室。九点的时刻开始诵经，可以看到他们身着黄色僧袍，成群结队地走进各个佛堂，吟诵佛经。

而距离此地仅四分之一公里的文庙就与此大相径庭。这里既没有和尚，也没有塑像——只有一块小小的木头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两块孔子最忠诚、最高尚的两位弟子的牌位。庭院旁边是两排房子——东边的里面是七十八位贤德之人，西边的房子里是五十五位博学之人，他们中有八十六位是孔子的学生，其他人则是他的私淑弟子。不管是多么有学问的道教学者，多么高尚的佛教徒，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他们不是孔子的弟子，在这里都不会有一席之地。这里只是供奉儒家名人的地方。

孔子像

文庙

我去文庙的时候，孔子牌位前的一张桌子上供奉着一头已经去除了内脏和皮的全牛，而他两个弟子的牌位前也以相同方式分别供奉着一头猪和一头羊。

中国境内的道教流行了二十四个世纪，对孔子的崇拜持续了二十三个世纪，佛教的历史长达十八个世纪，伊斯兰教的历史有十二个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按她自己人民的话来说，中国都在酣睡。正因为如此，随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中国和《圣经》在其境内自由流通还不满一个世纪，她就向全世界开放了她的宫廷，开始采矿，建铁路，成立学校，用上了电报电话，采纳了西方世界先进国家的工业生产方式。这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新式教育

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

——张之洞《劝学篇》

朝廷对新式教育体系的态度以许多伟大改革惯有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开始转变。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太监为幼年的光绪皇帝购买机械玩具，除了这些玩具，还有精巧的钟表。我们看到光绪是怎样对电报、电话、蒸汽机车、轮船、电灯、暖气感兴趣，还把这些东西引进宫廷，并在全国推广。我们看到他对录音机、留声机、电影、自行车是如何的感兴趣，将各式各样的现代发明成果全部引进宫中，供他娱乐。

接着他开始学英语。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一本《新约》作为礼物，于是光绪立刻为自己从美国圣经学会那里取得了一本全本的《圣经》。他开始学《路德福音》。他由此开始欣赏外国文学，并派他的太监们去各种书库里找各种翻译过来的外国书。他潜心攻读，很快，皇帝学习外国书，倾慕基督教信仰的名声就远扬海外。从1894到1898年四年间里，数万中国年轻人效法皇帝，研读西学。张之洞将其划时代巨著《劝学篇》呈给光绪，促使其开始了一场全面改革，改革最突出的一项便是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

现在让我们转向光绪帝的热情。人们不吝其辞地赞许他的西化倾向，但事实上这不就是一个青年人为富国强民，抵御外辱所做的各种努力的一个表现吗？德国占领了胶州湾，俄国占领了亚瑟湾，日本占领了台湾，英国占领了威海卫，法国占领了广州湾，连意大利都急着在中国的领土割让中分得一杯羹，所有的英文报纸都在报道中国各个港口已被列强瓜分殆尽。正是这些事促使光绪进行他的伟大改革。

于是在1898年夏天，他颁布了一道谕旨，大意是这样的：

“今日中国学者所致之学空疏而不切实，工匠缺少科学的指导，与海外诸国相较，中国之孱弱可见一斑。还有人会认为我们的军队和外国的军队一样训练精良，统帅有方？我们的兵力可以抵御他们还持有胜算？为顺应时代，必须做出变革。……以圣贤之道为本，在其上建立更新更好的体系。我们必须以现代武备和西式政体代替旧的体制，按照西方军事教育方法遴选军官，必须效西方之法，建立小学、中学、学院、大学；必须废除时文八股，学习古今世界史，明晓时事，尤其是五大洲国家的政治和宪法方面，我们必须懂得他们的科学和艺术。”

这道诏令使许多热心功名的年轻人放下了四书五经，在许多省会，开放口岸，县城里组建了保国会。图书仓库开放了，卖起了皇上正在学的那一类书；报纸杂志纷纷出版，大规模发行；各处都有讲座，图书馆在各处拔地而起，学生们蜂拥加入教会学校，只要教什么就学什么，不管是文学、科学，还是宗教。太监甚至邀请基督教徒和牧师进宫与他们一同进餐，进行指导。但让皇上最为关心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强大起来？怎样才能抵制来自欧洲的白祸？

在光绪颁布的一系列重要诏书中，1898年1月11日颁布的一道诏书这样写道：“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经费由政府负责。另外他还说：“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京师大学堂校牌

这些年轻人并不是为智慧而追求智慧，他们要追求的是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而这些知识能挽救中国灭亡的命运。

同月的26号，光绪申斥了迟迟不就这一诏书进行报告的王公大臣，并命令他们立即报告。没过多久，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告就提交上去了，中国历史第一次有了政府创办一所规格庞大的大学，令人希望它能将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的抱负付诸实现。

光绪知道，单单靠一所大学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7月10日，他下令“惟各省中小学尚未一律开办，综计各省会暨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着各督抚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所费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要求“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他还进一步下令将各省民间修建的，不属于正规祭祀范围的祠庙改为普及西方实用学问的学堂，这与张之洞的主张一致。而举办这些学校，进行这些工作所需要的费用由则由上海招商局，电报局及广东闱姓规承担。

8月4日，他命令在北京建立许多预备学校，专门为京师大学堂输送生源。9日，任命丁韪良为总教习，并批准了管理大学堂的大臣孙家鼐提出的大学堂设立的处所。在16日，他下令为“应需功课，书籍尤宜速行编译，以便肄习”而成立译书局。19日他废止了翰林的殿试，因其无用、肤浅且过时，切断了旧体制的最后一丝束缚。

人们说，光绪下达这些诏令的做法和慈禧太后的反动政策是截然相反的。那么，为什么慈禧太后不伸手阻拦他呢？她在颐和园消暑，离北京城15里远，对光绪的做法既不劝阻，也不反对，更不阻挠，直至两拨王公大臣出现在她面前，求她来控制局面，使他们免遭驱逐或斩首之灾，她自己免遭囚禁之苦的时候，她才同意出面。这样她重登宝座之后，实际上就是把她放在了保守派的掌控之中，皇上所有的改革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会的学校外，当时全被取消了，而拳民也被允许和联军军队一试高低。

慈禧太后度过的那两年悲惨岁月——这两年我们在另一章里已经谈到过——之后，我们发现她朝廷回銮北京之后，又发布了一系列与光绪风格相同的诏书。1901年8月29日，她下令“废除科举考试中的时文，而代以论时务，西方法律或政治经济的文章，并以此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

请注意这份诏书的另一个方面：“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设法变通，力求实用。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着即一律永远停止。”她和光绪一样，试图改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增加军队的力量。这样，如果需要的话，她拒绝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列强无理掠夺先祖留下来土地的时候就可以用军舰和大炮说话了。

新建陆军训练

1901年9月12日，她颁布了另一道诏书，命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县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除仅限于学校而未提及征用祠庙外，这分明就像是遭罢黜的光绪帝之前颁发的诏书。1901年9月17日，她下令：“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于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学成领有凭照回华。”慈禧和光绪就是这样推行新教育系统的，为的是将古老的中国变成一个年轻、强壮的中国。那么这些努力究竟成效如何呢？

山西的大学堂开放的时候，学生的人数是三百，都已经取得了秀才头衔。学堂既有中国学科，也有西方学科，当学生完成第一阶段的学习的时候，便可开始第二阶段的学习。在第二阶段，有六位持有外国大学学位的外国教授和六位由一名外国人负责、将外国大学教科书翻译成中文的翻译员。在1901到1902年之间，十个省在慈禧太后的英明领导下，开办了大学堂，为此筹集了款项不下四十万美元。

下是一些南方六省连续这两年的期末考试的内容：

1．“中西律法迥异，西人不服我管辖，欲使我在内不失其自主职权，计将安出？”

2．“泰西诸国经济繁荣，其根源何在？我国积贫，有何补救之策？”

3．“据万国公法，外国之国内事务是否人人均可干涉？”

4．“举山东建造铁路之变而言之。”

5．“学习化学于农业人员，有何紧要之处？”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劝说赫义斯博士辞去登州府长老会学校总教习一职，到山东省省会济南府的省立高等学堂担任总教习。赫义斯博士为即将进入这所高等学堂的来自于山东省的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们订立了一个学习语法的计划，得到了袁世凯的批准，并在一封奏折中提及此事。慈禧太后将此奏折抄送各省督抚，立为规定，而且下旨命“各督抚学政一体遵行”。

然而袁世凯不久就和赫斯义博士闹翻了。原因袁世凯想推行一条校规，即：“中国教习于每月朔望二日例须带班祭奠大成至仁先师及乡先贤。”赫义斯博士和他的基督徒朋友们纷纷离开。不久后，这一仪式就没再要求那些自称基督徒的教师们参加。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基督徒医生则由于卫生和方便的关系，被允许剪发辫，着洋装。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请丁家立博士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方案在直隶省推广。这次的规模要大许多，截至目前（1909年）“仅直隶省就有学校九千所，都是致力于西式教育的，而全国学校，学院，大学的数目总共算起来不下四万”，这代表了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阶段。

新式教育在女性中带来的改变看来是比在男性中带来的改变更要彻底。在1877年的时候，马丁博士说过：“一万个妇女中没有一个识字的。”1893年，我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马上就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中国人如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问到这个问题，也许会同意马丁博士的说法。但我发现世界上第一本女子教学课本就是由一名中国女性写成的之后，又发现在中国旧制下，许多女孩子都学女子四书，而且发行量很大，上层社会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阅读。在1894年到1900年间来拜访我妻子的中国妇女中，每次来的客人里至少有一个人读过这些书。而慈禧太后自己就是在旧体制下中国妇女能达到何等成就的明证。在这里，妇女受教育的渴望是如此之热烈，以至于刚一有可能，立刻就有世界上第一份女报得以创办，主编也是一位女性。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可以相信，旧体制下识字的妇女肯定不止万分之一。那么在新体制下，在妇女们宁可献出生命也不愿她们创建的学校失败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

第二十二章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

谁知道慈禧太后是否会在她斥巨资修建的豪华陵墓之内永远安睡？是否会有一个新的朝代崛起，窃取她的宝藏为自己装饰？慈禧越来越年迈！根据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她的身体即将支撑不住，她的钢铁意志也会变得软弱，她深远的目光也会朦胧，当她不在时，谁又会接替她抵抗外国侵略的狂潮和内乱的激流呢？

——苏珊·唐莉夫人《我的中国笔记本》

1908年11月中旬，北京的紫禁城是一个大幕尚未揭开的舞台，世人都作为观众坐在它前面，关注事态的发展。人们并不用等太久，因为到了第15、16日大家就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相隔不到24小时内相继离世。世界惊呆了。人们以为即使不会发生战争，也至少会有一次示威游行，但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而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难的外交问题被年迈的慈禧太后和她的大臣们以虽然不是正大光明的，却不动声色的方式解决了。于是中国的宝座上又有了一位皇帝，尽管乳臭未干，继承权却不成问题。所有这些引起的混乱还不及纽约或芝加哥的市长选举，这是不是一个专制君主比民主政府优越的地方呢？

清东陵慈禧太后陵墓

全世界对11月上半个月北京紫禁城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颇多猜测。好奇的人们会知道实情吗？他们会不会知道只有日后才能知晓。不过我们有发给北京外国公使馆的诏书，目前也只能以此为满足了。从这些诏书看来，任命醇亲王为摄政王的是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绪，而且这项任命还是在皇帝去世之前24小时作出——或者至少说是宣布的。

11月13日外国使节们从以庆亲王为首的外务部这一正常渠道收到慈禧太后的以下诏书：

朕钦奉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以上诏书到达不久后，就有另一封跟着来了，内容如下：

上不豫。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14日上午，从皇帝本人那里发来了如下诏书：

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锺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雍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焦急。着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特此通谕知之。

光绪帝送葬图

同一天又有以下的诏书来到：

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第二天也就是15日，外交使团和全世界又接到一道名义上是由小溥仪而实际上是由庆亲王转达的谕旨：

本月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懿旨。入承大统。抢地呼天。攀号莫及。伏念大行皇帝御宇三十有四年。只承家法。上秉慈谟。惕厉忧勤。无日不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念。简任亲贤。变法图强。维新政治。中外望风。凡有血气者。罔不悲哀感恋。出于至诚。朕之泣血椎心。尚忍言乎。惟思付托至重。责任藐躬。尚赖内外文武大小臣工。共矢公忠。弼予郅治。各直省督抚。务当抚辑斯民。整顿吏治。以仰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朕实有厚望焉。至丧服之制。钦奉大行皇帝遗诏。令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朕心实有不忍。仍当恪遵古制。敬行三年之丧。庶几稍尽哀慕之忱。至于郊庙祭祀大典。自不应因大丧而稍略其礼。其应如何遣官恭代。及亲诣行礼之处。着各该衙门查照向例。集议以闻。其天下臣民。应持服制。仍照定例行。将此通谕知之。现月。

11月6日，即慈禧太后任命摄政王的三天之后，将溥仪做了两天的安排之后，大使们又从庆亲王那里接到了以下文件：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

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柱，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遐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至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叠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力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些重要的文件中还有一件不能不提，那是11月17日送到各国使馆的，内容如下：

贵公使，二十二日本部恭奉上谕：

朕以冲龄，仰蒙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顾复恩慈，情深罔极，特命入承大统，深冀慈躬康健，克享期颐，俾朕奉养承欢，恭聆训诲，以成郅治而固邦基，乃宵肝忧劳，渐致违和，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不意因二十一日大行皇帝龙驾上宾，哀戚过甚，病势陡重，遂至大渐，遽于本月二十二日未时仙驾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

钦奉哀诏，丧服二十七日而除，朕心实所难安，仍穿孝百日，并素服满二十七日，稍申哀悃。至谕以勉节哀思，一以国事为重，敢不敬遵遗命，强加抑节，以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